金門文學的優勢是有繁富、悠久的歷史淵源、離亂的歷史圖景，而金門文學的困境居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筆者以此作為中軸線，試著解讀這種在邏輯上不可證偽的悖論，或說詭局。

金門文風鼎盛開化較早

根據清代《金門志》記載，晉代共有蘇、陳、吳、蔡、呂、顏6姓家族因躲避戰禍移居金門。唐代朝廷在泉州設置5個牧馬場，浯洲（金門）為其中之一，蔡、許、翁、李、張、黃、王、 呂、劉、洪、林、蕭12姓隨陳淵入島開墾。金門黃姓宗族是從河南固始南遷泉州，再到同安，再渡海到金門。

金門各姓氏日後再播遷各地，包括台灣或南洋，如康熙年間王世傑到竹塹開墾，乾隆年間鄭用錫父親鄭崇和到苗栗，生下鄭用錫，又搬到新竹竹塹。清道光年間開澎進士蔡廷蘭到澎湖。台灣在清代的幾個著名書院的主講人是金門人，如淡水廳的明志書院是鄭用錫，澎湖文石書院山漲是金門清代舉人林豪，還有幾處地方誌的主撰者也是金門人。文風鼎盛、開化較早的金門稱得上是台灣文化之母。

試舉兩個歷史淵源、離亂的歷史圖景，足以作為金門文學的背景、素材的優勢或說靈感者：(1)遷界（海）令：清政府為打壓明鄭王朝，斷絕大陸沿海居民對其接濟。要求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遷入內地30或50里，並以修築工事、派駐兵員等手段監督之。順治開始，主要是在康熙年間，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田園、產業（如鹽業）荒蕪、人民流離。(2)移民潮：近代有4次大移民潮：一是清鴨片戰爭，二是民初軍閥割據，三是對日抗戰，四是國共內戰。

金門約四分之一的家庭有人出洋：(1)赴南洋東南亞：金門海外僑鄉文學（如金門海外僑鄉作家代表黃東平的百萬字血淚著作《僑歌三部曲》、東瑞《落番長歌》、陳長慶的《烏番叔》）。(2)赴東北亞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陳國樑叔父陳達明與來自福建、金門等地的商人在長崎合資設立泰昌號。朱德蘭著《長崎華商：泰昌號、泰益號貿易史（1862-1940）》（廈門大學出版社，2016）。

梁有道和陳國樑同一年也到了長崎，隻身奮鬥近20年後，在新地八番地創設和昌號，經營客棧和海產貿易業務。之後交棒給第二代的梁肇三。梁肇三曾為福建會館副總理，辭世時葬禮在閩南幫蓋的福濟寺舉行，該寺有四分之一的牌位屬於金門籍。

最後一波移民潮是國共內戰，造就了《薪傳：金門當代文學大歷史》（下稱《薪傳》）收錄的作家作品。

金門是個重史的宗族社會

金門是個重史的宗族社會，前20姓氏共有宗祠174座。2014年12月金門文化局出版的《金門戰地紅磚文化系列遺產申請世界遺產文本》書中，矑列的圖書類史學書有101本，文學書才12本，顯示文史比例失衡。

歷史是文學的背景及滋養，但反過來卻可能對文學生命帶來弊害。尼采在《歷史對生命的利與弊》提出「歷史」、「非歷史」兩個概念：獸類得以悠閒地活著，這正是因為它們忘卻之前的一切，他們是非歷史地活著的；人類做不到這一點，是歷史地活著的。我們固然無法完全拋棄歷史，但拋棄一定的歷史記憶仍然是可能的。尼采又說，記憶和遺忘對生命同等重要，有時我們要記憶，有時候要遺忘，以一切服務生命為前提。

尼采又提出三種歷史觀：一是紀念式：這種歷史觀是把所有的歷史素材用來重構一段偉大的歷史。它的目標集中在效力而非真實性上，因而以一種巧妙地方式偽裝成為「歷史必然性」，篡奪了真理的位置。二是懷古式：它能生育出一種樸素的民族感情。然而，它可能使得民族的判斷力就此僵化。三是批判式：這種歷史不在乎傳統與否、真假與否，它是著眼於新的正義：使人們更好生活下去的正義，一切判斷皆要以此作為準則。

金門當代文學發展的困境是欠缺對歷史的洞察、反省與批判力，欠缺想像及創造力。毫無節制的歷史感會毀掉未來。                      

金門文學與離散概念  

《薪傳》一書包含三大區塊：金門海外僑鄉文學、金門軍旅文學、金門本土文學，32位作家與論述學者遍及台金、大陸（含香港）、美國、新加坡、印尼等各華語文系地區。此三大區塊牽涉到離散議題，或說由「離散」塑造而來的。

離散Diaspora這個詞源自希臘語Diasperien，有跨越、散播之意。在台灣，作為文學主題研究的離散多被翻譯為流散。這個詞最初被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用於被雅典人從希臘伊琴納島流放出的島民，後來又用於形容離開故土的猶太人，但猶太人的離散有特定的宗教意義，而華人的離與聚是宗族（師大江柏煒教授2019年曾在涉及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的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用「離而不散」來描述金門這概念）。 

美國加州大學史書美近年寫了一本《反離散》，亟思用「華語語系」來取代離散思維，認為「華語語系」概念更能精準詮釋海外用中文（華語）的書寫。史書美的觀察視角是全世界的、跨界的，但局限於某一時空領域的地方文學，或稱「地緣文學」，仍然可以用離散這一議題來解釋、釐清；離散是果也是因，是現象也是本質，既包容又具生產性的概念及實踐。離散在金門的地緣文學中可以綰結過去、現在、未來，拋顯出某種獨特的精神文化主體性。

金門人有兩大內在情態及性格，一是固守的大陸性格，一是進取的海洋性格。以文學來說，鄉土文學是大陸性格的表現，已累積不少成果；而海洋性格的文學創作是對存在基礎的反叛，也就是自我主體張揚的現代派文學，如魔幻鄉土寫實文學，駱以軍《西夏旅館》或張貴興《鱷眼晨曦》這類的文本，而金門作家還欠缺這樣的書寫能力，有待努力，應急起直追。換言之，金門作家必須對歷史有洞察、反省和批判力，以激發想像及創造的文學藝術能力。

（作者係金門作家）

春秋戰國時，魏文王問扁鵲：「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通醫術，誰的醫術最好？」扁鵲說：「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是三人中最差勁的一個；大哥治病是在病情發作之前，那時候病人根本不覺得自己有病，大哥就能洞察機先，防範疾病於未然。二哥治病是在大病初起時，病人雖覺得痛苦但都能治好，鄉里間遂傳二哥治小病頗靈，故小有名氣。而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嚴重時，此時只要我治好其中寥寥數人，就被說成是活菩薩，但其實預防疾病才是王道。」魏文王這才恍然大悟，求教預防之道。以下是現代預防疾病的五大招數。

第一招：喝最乾淨的水

身體的構造有70%是水，我們每天要喝入大約2000cc的水，所以避免喝到遭污染的水最重要，方法是：(1)若經濟狀況許可，可以在家中自來水加裝濾水器，並注意定期更換濾心。如有水塔，須定時清洗，並加鎖加蓋。(2)自來水煮滾後，掀蓋再續煮幾分鐘，能讓三鹵甲烷揮發掉，也可以讓水中的總三鹵甲烷濃度降到最低。(3)不喝、不買瓶裝水，因裡面有超級多的塑膠微粒。(4)外出時自備不鏽鋼水壺，環保又健康。

第二招：降低空氣污染

人只喝水大概能活30天左右，但如果不呼吸幾分鐘後就會死亡。一天吸入的空氣大約10立方公尺，相當於30個浴缸大小的量。污染的空氣會導致過敏性疾病、呼吸道疾病、心臟血管疾病及癌症等。呼吸新鮮空氣的方法有：(1)隨時關注空氣品質指標(AQI)，可在環境部的空氣品質監測網(https://airtw.epa.gov.tw/)或手機下載的APP 查詢到。(2)室外空氣品質比較差的時候，居家要門窗緊閉，使用空氣清淨機，避免外出活動，若必須出門要配戴口罩。(3)炒菜前就先打開抽油煙機運轉，做完飯後再繼續運轉幾分鐘。(4)減少焚香、燒紙錢和烤肉，避免使用蚊香。(5)裝潢及建築須認明綠建材標章，減少室內的揮發性化學氣體(如甲醛、甲苯、苯、烷類）。(6)不使用噴霧式的防曬品、化妝品和清潔劑，以免噴霧中的微小顆粒傷肺。

第三招：降低電磁波影響

電磁波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沒有任何氣味，但真實存在於生活周遭。使用電器時就會釋放電磁波，手機、電腦、網路設備、微波爐等都會釋放出電磁波。雖尚未確定會致癌，但北美和歐洲已有所謂的「電磁波過敏症」，以下方法可有效減少電磁波的影響:(1)與電器用品保持50公分以上距離，減少使用頻率，就可以有效減少暴露。(2)養成拔插頭的習慣，既可防止電磁波產生，也可節省用電。(3)縮短使用電器的時間，會降低對身體的累積量。(4)睡覺時遠離電磁波，臥室最好不要有電器產品，不要在床頭充電。(5)同種電器選用小型的較好，其電磁波跟耗電量都比較小。(6)孕婦及幼童更要注意，因其細胞分裂旺盛易受電磁波干擾。(7)不要站在電器產品的正後方及兩側，據研究電視機、電腦後方及兩側的電磁波最強，電腦改用液晶螢幕，或不用時關閉螢幕。

使用手機時應注意以下幾點，可有效降低電磁波的暴露：(1)用有線耳機，左右耳交替使用，藍芽耳機的電磁波比有線耳機高好幾十倍，要避免長時間配戴 。(2)多用簡訊，不用手機聊天，寫簡訊時手機跟身體的距離比較遠，使用時間也會比聊天來得短。(3)手機不要放在胸前或褲子口袋，避免跟身體太近。(4)睡覺前將手機關機或放在客廳充電。

第四招：避免吃進農藥

我們經常會挑選漂亮翠綠的蔬菜及光滑無斑的水果，但「以貌取物」恰恰給了農藥濫用的機會。全世界每公頃農田的農藥使用量，台灣排名第二。針對2-5歲兒童的研究顯示，長時間接觸低劑量的農藥，與生活在遠離農藥地區的孩子相比，學習能力較低，短期記憶能力也較差。另外，實驗證明長期接觸農藥會使男性的精子數量減少，活性降低，導致不育。農藥在尿液中的濃度也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有關。由於農藥在體內的代謝速度很快，只要幾天不吃農藥，就能完全排出體外，但國人體內卻持續檢測到農藥，顯示國人一直在吃進農藥而不自知。

以下幾個方法可避免將農藥吃進肚子裡:(1)蔬果要用清水洗乾淨，無需用清潔劑、鹽水、蘇打水、醋等清洗。(2)只吃當季盛產及最便宜的蔬果，他們的病蟲害最少，使用的農藥也最少。(3)少吃搶收及不當季的蔬菜。颱風及大雨前後，宜多食用根莖類蔬菜或冷藏蔬菜。(4)使用軟毛刷清洗凹凸不平的蔬果表面，切削凹陷的蒂頭及葉菜類接近根部的莖。(5)蔬菜在調理烹飪過程會使農藥再度分解及揮發，生菜不僅可能殘留農藥，也容易受病毒細菌及寄生蟲污染。(6)需要剝皮的水果如香蕉、橘子、荔枝等，一定要先洗過，以免手被污染，容易吃下農藥。

第五招：避免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指的是會干擾內分泌作用的化學物質，一般不易分解，會在環境中長期累積，影響人類健康及生態環境。鄰苯二甲酸酯類的化學物質經常使用在塑膠、化妝品及家用清潔劑中，就是常見的環境荷爾蒙。2011 年台灣發生震驚全世界的塑化劑事件，就是把鄰苯二甲酸酯類用來當作起雲劑，污染了食品與飲料。

以下幾點可以避開塑化劑毒害： (1)注意塑膠製品的使用方式和高溫耐受範圍，最好自備玻璃、陶瓷或不銹鋼容器，從源頭減少使用塑膠製品。(2)多喝水可以使腎臟的代謝能力發揮最大功效，多吃高纖食物可使糞便的毒素不殘留在身體。大多數塑化劑可在2-3天內排除乾淨。(3)多吃天然食物，少吃加工食品。美國國家環境醫學研究顯示，連續吃包裝加工食品一周後改吃天然食物，結果尿中的塑化劑濃度可下降56％，雙酚A也下降60％。(4)各色蔬果所含的植化素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幫助緩解塑化劑的毒性。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資訊科學家及地理資訊系統專家德里克泰勒（Derek Taylor），最近在The Pudding發表一篇世界氣候變異分布報告認為，全球重要的70個大城市的氣候區域到2070年將有所改變，如原屬溫帶的洛杉磯因增溫3 C之故變成為乾旱的沙漠地域；原屬於寒冷地區的北歐國家會轉變成溫帶地區；莫斯科則是唯一仍屬寒冷地帶的城市。

全球氣候變遷現況

過去一年的全球氣溫打破歷史記錄，溫度上升的幅度超出上升發展的趨勢，也超出氣候學者的預測結果。2023年全球地表平均氣溫為14.98 C，比上一高峰2016年的氣溫高出0.17C。氣溫上升歸因於雲量神秘地減少，以及聖嬰現象（El Nino）。氣候專家預測聖嬰現象於2024年6月會有所衰減，氣溫會因而下降，但事實卻是「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所測得的15.28 C，比1901-2000百年間的均溫高出1.28 C，也比去年高0.11 C。台灣2024年的年均溫是24.97，比1901-2000年的均溫高出了1.72 C，是自1897年以來最高的年均溫記錄。

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現象，比許多學者臆測溫度增加的速度更快。根據《自然》(Nature)2025年1月的報導，全球氣溫已超過巴黎協定所定下的1.5 C（評估基準為1850-1900年的均溫）。

國際重視氣候變遷情況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是「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 )的最高決策機構，COP 28去年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舉辦，會議結果並不如人意，主要是已開發國家的捐款達不到開發中國家及貧窮國家所需要的金額，亦即已開發國家不願承擔他們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在COP 28召開前，「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在沙烏地阿拉伯召開的第16屆峰會，也未達成任何協議，因為非洲國家希望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抗旱框架，而美國及歐盟則認為不必制定繁瑣的規範，因此相關討論必須延至2026年在蒙古召開的下一次會議。

「政府間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科學政策平台」（IPBES），是聯合國於2012年正式在巴拿馬成立的，總部設於德國波昂，其功能類似於「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主要訴求是面對並解決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及生態服務功能的衰退，關切的對象包括生物多樣性、水資源、糧食、健康及氣候變遷等五項關鍵領域，它們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前四項的盛衰直接與氣候變遷有關，而人為因素是氣候變遷的主要肇因，因此擬減緩或恢復全球氣候於工業革命前的情況，主要需靠各國政府通力合作。

解決氣候變遷的途徑

解決氣候變遷人人有責，但世界各國似乎都是一副慢條斯理、事不關己的樣子，凡事都只知斤斤計較，每次開會做成的決議幾乎都無法如期兌現，例如197國承諾的「巴黎協議」，到2024年已接近破產；川普2019年就宣稱退出「巴黎協議」，並於2020年11月4日生效；全球須於2030年減少以2019年為基準的43%溫室氣體數量，才有可能限制溫度不會超過1.5 C，否則熱浪、暴雨、旱災等天然災害必將接踵而至。如今川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事先又已傳出將再次退出COP組織，已令許多國家不安，因為美國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

溫室氣體增加的主要來源是燃煤及工業發展，電力主要是靠燃煤的火力發電，煤炭於2023年的消耗量為85億多噸，原以為因為各地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性增加，因此2024年煤炭的消耗量會減少，但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的報告，2024年的煤炭消耗量居然高達87.7億噸；因火力發電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於是各國又興起發展綠色能源，即利用風力、水力、太陽能等，但這些自然能量受限於國境條件，例如台灣人口密集、農耕養殖面積有限，因此就不宜強勢推廣光電，否則必定會破壞有限的生態生產環境。

美國在COP28上帶頭呼籲，全球到2050年應增加三倍核能發電量，加拿大、英國、芬蘭、法國及南韓等20餘國立即響應，同時美國氣候特使凱瑞（John Kerry）還發起核融合計畫。目前國際間都已將核能發電歸納為綠電，唯獨台灣民進黨政府死不認賬，結果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民生用電費用增加，甚至使經濟衰退。

前年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附屬的「永續發展解決網絡」推出「大學校園浄零計畫」，至去年底就有50餘國的1700所大學及研究單位響應，此事雖經報導及鼓吹，但奇怪的是，台灣至今未見任何一所大學參與並推動。該項活動不僅能激發大學的研發動力、凸顯大學教育具學以致用的功能，也可彰顯大學的社會責任，這麼有意義的國際活動都引不起台灣各大學的參與興趣，究竟是怯於參與國際活動，還是根本輕忽氣候變遷呢？

結語

能帶領並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國家是大國強國；能響應強國號召並起而行的國家是一般國家；對強國的呼籲無動於衷、不理不睬、固步自封、甚至反其道而行的國家，一定是懦弱無能、腐朽不堪的國家。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2025年8月15日將是尼邦（ 日本自稱是尼邦，即Nippon或 Nihon） 向中國與盟國無條件投降的80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是不能忘記的。日本已投降80年了，一向愛好和平，講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國人，無需記恨日本，但日本到現在還沒有勇氣承認、悔改其二戰時的犯罪行為。曾為二戰時的罪行道歉的德國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說，一個不為其罪行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百廢待舉，但仍忝為二戰戰勝國五強之一，可見列強對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卻不屈不撓、抵禦外侮精神多麼敬重。日本無條件投降的8月15日是中國的勝利日，但也是國恥日，全體中國人都應記住這個日子。記住國恥是國家力爭上游的重要推力，它不僅是國家富強不可或缺的底色，更是普世價值。例如當今的美國、歐盟、中國等國之所以是文化、經濟和軍事大國，與其國民自傲「我是某國人」有著密切關係。

劉德華在台北唱「我是中國人」，唱出了全體中國及全球各地華人華僑的心聲。無論從種族、文化、歷史、法律哪個領域看，台海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而「我是中國人」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不二橋樑。劉家昌始終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台灣梅派傳人魏海敏與大陸京劇界經常交流，最近一次是2024年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京劇演出。而抗日戰爭是中國現代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中國人民頑強抵抗日寇侵略，浴血抗戰14年贏得勝利，讓日本俯首稱臣，向中國無條件投降。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約有500萬英勇將士為國捐軀，超過3000萬無辜人民流血犧牲，大量財產與文物被日本搶奪、破壞。日本戰後又非法占有了沖繩群島。

日本於竊據台灣時期，對台灣各種資源的掠奪與破壞為害至今，日本投降後又有為數不少的日本人改了漢姓留在台灣，並保留了所搜刮到的台灣财產，七八十年下來，這些人想必不少。

另外，日本在韓戰、越戰期間提供美國軍需與器材，又成為美國大兵休憩所在地，使日本累積了鉅額資本。當然日本人很勤勞，這些都讓日本在戰後的經濟與外貿得到快速成長，一度是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因它一度對在日本駐守軍隊的美國說NO ，結果被一紙「廣場協議」打得外貿大幅度下滑，使其經濟成長幾乎停頓，長期陷落在所謂「失落的數十年」裡無以自拔，說此乃「天網恢恢」亦不為過。

日本投降後，由美國大軍進駐把守，美國如今在日本的主要軍事基地與軍港超過200個，日本因而成為一個附庸國家，至今猶未能得翻身，可謂咎由自取。

中國古語說 「天作孽猶可存，自作孽不可活」，西方古語也謂「上帝要消滅一個國家民族，會先讓它瘋狂」，如今日本又要狐假虎威，重整軍備，妄想在亞洲四處挑釁，難道它是忘了歷史教訓了嗎？ 這怎不令人為日本人民捏把冷汗。

（作者係旅美航天工程師）

台灣光復已近80年，台灣史學界從無到有，經歷了1950年代學術封閉與文化沙漠時代，60年代島內要求開放的呼聲，帶動了學術文化逐漸解嚴；先是開放1949年前大陸學者的著作，接著是西方與日本新史學的輸入。隨者1987年解嚴，大陸學者的著作大量湧入，台灣史學界與世界史學潮流接軌。尤其年鑑學派運用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典範，頗影響台灣明史研究的走向。

光復初期台灣在戰火劫餘之初百廢待舉。由於日據時期台灣唯一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的史學科不收台灣人，史學界除少數日本教授外並無台灣學者。台灣的史學教研全靠大陸來台的歷史學者如夏德儀、沈剛伯、劉崇鋐、徐子明、郭廷以、李宗侗、姚從吾、方豪、張貴永等，加上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本土學者楊雲萍、陳荊和等，從零做起。首先成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後來陸續成立的台灣師大、政治大學、成功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暨南大學等大學的歷史系，都是請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協助創辦。台灣史學界的另一源頭是隨國府遷台，座落在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至於史學界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則是1950年代初台大創辦的《文史哲學報》及史語所復刊的《史語所集刊》，但這二學報基本上只收內稿，一般學者發表的學術期刊，則是《大陸雜誌》，因它園地公開，又是半月刊，作者與讀者較多，影響較大。

封閉的1950年代

1950年代國府遷台初期風雨飄搖，在恐共的氛圍中，對文化思想學術採高壓與封閉政策，將未隨國府來台學者的著作，尤其是批判社會的三十年代文學一律禁錮，不得持有與閱讀，否則就有牢獄之災。在明史論著方面，1949年以前批判明代黑暗面的史著，如吳晗的《朱元璋傳》、李文治的《晚明民變》、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等均不再流通。當時台灣文史界幾乎無書可讀，人稱為「文化沙漠」。

大學上明史課，只能用孟森在北京大學用的老講義《明代史》，教學與研究範圍只限於政治史與史料考證。由於史料考證不涉思想與政治，比較安全而大為盛行，頗有清代文字獄威脅下的考證學風，意外地促成台灣史學界注重考證的篤實傳統。

1960-70年代逐漸解禁

1960年代中期，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出入境的人流、物流量加大，封閉的局面勢必無法維持。歐美日留學生回國漸多，尤其美國留學歸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帶回美國流行的理論與治學方法，對台灣學術文化界來說好似荒漠甘泉，人人搶讀，影響很大。當時美國史學界正流行史學社會科學化，這些歸國學者創辦的《思與言》與《食貨月刊》，介紹西方流行的史學及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為史學工作者所必讀。從此台灣史學界開始打破封閉局面，而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史學傳統接軌。

一、書刊解禁：文史界內部要求解禁的呼聲愈來愈強，最初有些出版社選擇一些較無忌諱的書刊，將作者姓名隱藏，改用本局編輯部發行。1965年李敖策劃出版《文星集刊》，有系統地刊印1949年前的大陸書籍，大為轟動，供不應求；於是其他出版社相繼跟進，如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人人文庫》，將1949年前大陸書刊，將作者改名發行，如陳寅恪改為「陳恪」，周予同改為「周大同」。1972年，連受忌諱甚深的吳晗《朱元璋傳》也以春晗之名，在坊間書肆祕密流通；甚至禁書丁易《明代特務政治》也因影射國民黨特務統治，而大受異議分子喜愛，而冒險印製在地下流通。當時學者與一般讀者求知若渴，市場需求殷切，在民間不斷挑戰下，禁書的高牆逐漸倒下；後來連讓人會有支持中共聯想的李自成、張獻忠研究―李文治《晚明民變》，也由食貨月刊社出版，至此1949年大陸出版書刊完全開禁。

同時，1960年代的美國，為適應中共崛起的東亞新局面，需要培養「中國通」，而於各大學成立東亞研究系所，大學圖書館也添置大量中國文史書刊。台灣出版社競相影印古書及1949年前大陸出版的學術期刊，外銷美國，賺取外匯。1950年代封閉的局面逐漸打開，台灣史學界從此與1949年切斷的中國學術傳統接軌。

二、日本史學的影響：離台灣最近的日本，由於日據台灣的後殖民地經驗情結，是台灣學生留學的另一重要求學地區。日本留學生回國，除帶回日本學者的篤實學風外，也帶回日本學者關心中國史的論題及論述的方式，影響台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向。為研讀日本學者的作品，日文幾乎成為所有史研所研究生的必修外國語文。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主流的社會史與經濟史研究，從農業、手工業、商業到鄉紳、地域社會及農民暴動相關論題，深深影響台灣的明史學界，甚至連論著題目的訂定風格也大受影響。

戰前日本史學界為吸取外來政權統治中原的歷史教訓，對「異民族」統治中國的「征服王朝」的歷史較為關注，對漢民族建立的明朝歷史較不注意。但戰後日本學界深切檢討，主張不能再以停滯論看待中國歷史。戰後，西嶋定生對江南棉紡織業的研究就發掘出其先進的一面，開啟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他們注重工商業中的手工工廠與批發商制及商業資本的研究，其論題與論點幾乎與大陸學者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完全同調；於是中日兩地學者有了對話的著力點。日本學者常引用大陸學者的論著，台灣學者則透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得以間接接觸大陸學者的著作。

三、中國大陸史學的傳入：大陸學者關於明清史的論著，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相關論著，開始經由出國或外國朋友以夾帶的方式攜回，私下在學者間流傳。也因為物以稀為貴，當時閱讀這些珍貴的「禁書」，幾乎是「頂禮膜拜」，毫無批判地接受。

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政府專力於經濟建設，在文化方面的控制逐漸鬆動；戒嚴時期的學術文化監控政策也就逐漸非正式地開放。1980年代中期，大陸學者的著作或從香港流入，或為台灣出版社盜印，以繁體字重新排版在坊間書攤出售，甚至大學校園附近地攤開始出售大陸出版品。尤其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兩岸學術交流之門漸開，不僅坊間出現專賣大陸書刊的書店，而且大學圖書館也開始以「限制閱讀」的方式典藏大陸書籍。但實際上被「限制閱讀」的書籍並未以專櫃典藏，而與一般書籍並列於書架上；「限制」的規定如同虛設。

1999年教育部更撥專款給各大學添購大陸期刊，圖書館開始全面大量添置大陸書刊，大陸學者的文史論著日愈流行。而1990年代後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與電子資料庫《中國期刊網》的引進，更方便學者參考，過去最難取得的學術期刊論文也可在網上檢索免費下載；遂使得大陸學者論著成為台灣文史界參考書的主流。大陸書刊易於取得，促使台灣學者對大陸史學論著得以平常心視之，而能持較客觀態度，甚至以批判態度對待；從此兩岸學術交流漸漸走上正常軌道。

兩岸明史學界互動交流

最初經由香港或美國、日本，兩岸學者進行交流，尤其1985年香港大學趙令揚教授主辦的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大規模交流的開始，許多明史研究同道從此建立長期友好關係。解嚴後，台灣學者除受邀參加大陸舉辦的學術會議外，「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也經常組團參加大陸明史研究會舉辦的研討會。1992年起，台灣開始邀請大陸學者來台參加明代研究的學術會議，明代研究會於1996年舉辦第一屆兩岸明史研討會，主題為政治學術史與社會經濟史的結合，以及地域社會研究的社會經濟史新取徑。1998年舉辦第二屆，主題為「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第三屆於2007年召開，主題為「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大陸學者到各大學歷史系教書、講學，如韋慶遠、馮爾康、張德信、陳支平、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范金民、夏維中、常建華、鈔曉鴻、錢茂偉、曹樹基、方志遠、張建民、陳鋒、卞利、陳寶良、莊國土等，其他來台短期訪問與參加學術會議的大陸學者更多。大陸各大學也邀請台灣明史學者去講學，或做演講或任客座教授，甚至任專任教授，如徐泓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邱澎生在上海交通大學、邱仲麟在山西大學、吳大昕在東北師大、陳啟鐘在閩南師大和龍岩學院、尤淑君在浙江大學、許富翔在吉林師大、劉伊芳在閩南師大、林秀姿在集美大學、吳彥儒在廣州華南商學院文學院等。

各大學紛紛選送研究生赴大陸接受專家指導、參加學術會議、收集資料或田野調查，對其論文寫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大陸學者不少專書如傅衣凌、楊國楨、陳支平的《明史新編》就由雲龍出版社出版，不少學校採用為明史課程教科書。又如文津出版社的《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謝貴安《明實錄研究》）等。近年來台灣學者的專著與論文在大陸發表的也愈來愈多，有的收錄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有的在大學出版社和著名出版社出版，如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撰水平〉、《清代台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含明代）》、《明清社會史論集》和徐泓譯注，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 ：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 》；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和《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邱仲麟與大陸學者安介生合編《邊界、邊地與邊民―明清時期北方邊塞地區部族分布與地理生態基礎研究》；邱澎生《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社會變遷》等。 

兩岸明史學者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1979年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又經歷1980年代的文化熱，開放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出國講學交流及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引進外國學術著作。尤其1990年代後積極開放，大陸史學工作者的關心論題及解釋理論也大受境外影響，其論述方式日益接近世界其他地區學者。於是台灣的史學工作者不再只是參考大陸學者的著作，而是開展正常交流，並在論著中與大陸學者對話。近年來，兩岸明代研究學者發表的論文與專書，顯現許多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如閩南歷史文化、資本主義萌芽到大分岔、江南市鎮、華南宗族、明初大移民、城市生活與文化、消費文化、法制等。陳支平與徐泓合編《閩南文化叢書》14種，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灣明代史學界盛況

近20多年來，各大學歷史系與中研院引進青年學者投入明清史教學，除政治、經濟史外，近年又轉向社會與文化，各校增設地域社會、社會文化史方面的課程，而過去史學工作者較不注意的文人生活涉及的小說、文集史料及民間文獻、審判資料，卻成為學者研讀史料的主流。中研院也聘用許多優秀學者，並以研究助理與博士後的機制培養青年學子，組織跨機構的研究群，如「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和「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大力推動明清史研究；並與各大學合作利用電腦科技，建置資料庫與教學研究平台。

推動明代研究的學術團體，主要是「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和中研院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前者定期舉辦讀書會、演講會及新秀論文發表會，編印《明代研究》半年刊，至今已出版41期，是THCI核心期刊。該刊發表的明代研究論文頗能顯示明代研究的主流趨勢，最近還舉辦兩次反思明代研究發展方向的會議，也定期報導台灣明代研究學位文與研究論者，是瞭解台灣明代研究現況的最好途徑。後者於2009年成立，具備人力、物力與圖書設備的優勢，整合院內史語所、近史所、台史所和社科中心的研究人才和資源，進行跨學科的對話，產出許多優秀論著，並定期舉辦國內外學者的演講，定期編印《明清研究通訊》電子期刊，報導島內為主的明代研究動態，至今已出版105期。

台灣的明代研究盛況亦可從國科會獎助的專題研究計畫知之，明清方面的項目約占人文處全部獎助的四成。而近年來獎助明代研究的計畫，多屬社會史、文化史、城市生活史與醫療史的範圍，以2018年為例，獲得科技部（國科會）資助的明代研究項目共28項：文學15項，史學9項，哲學3項，藝術1項，研究項目多樣化，以歷史學而論，社會史、思想文化史、航海史、宗教史和生活史均有。文學和哲學部分除文學史、思想史外，也有討論園林、出版和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化認同，頗與近年世界史學潮流相合。

台灣明代史學界面臨挑戰

但在光鮮的成就中，近年來台灣明代研究實則隱含危機。自從2018年政府大砍軍公教退休人員退休金，本是書市消費主力的軍公教人員不再買書，書市蕭條，出版社不願出版曲高和寡的專書，學術性著作大為減少。以2018年為例，出版明代研究學者專書只有15本，其中首次出版的明史論著只有三種。學術期刊比較不受市場制約，出版的論文數量差強人意，但也反映文學、史學、哲學、藝術文物學在學界發展也瀕臨危機。

在少子化和經濟窘困的影響下，公私立大學均大量裁減文史哲課時與教師，尤其中國通史和中國現代史由必選改為選修，進而只占通識課程的一小部分，導致歷史教師大量裁減。如當年明清史教師隊伍最強大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全系教師由16人減至10人，有明清史專長的任學教師也由4人減至1人，教學與研究發展大受打擊。

在台灣攻讀學位要求較嚴格，取得碩士學程至少4年，延長到6年的大有人在；博士費時更久。加上近年來台灣經濟情況不佳，政府投入文教經費大減，而且分配不均，大部分院校尤其是私立院校經費緊縮，裁減教師員額，遂使得研究所畢業的博、碩士生出路受阻，畢業等於失業。許多文史哲研究所瀕臨停止招生的地步，還能招生的院校報到人數也在驟減中。

每年產出的明代研究的博碩士論文數量也大為減少。2018年全台中國文學研究所產出了45篇碩士論文中，明代飲食文化2篇、性別和家庭史4篇、生活史2篇，與傳統制度史或人物史相關的3篇。

尤其，近年來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氛圍大變，各方面都在「去中國化」，不但中學歷史課綱大幅減少中國史的份量，連課名也由中國史改為東亞史。而大學歷史系也開始跟進，已有某國立大學歷史系將必修的基礎課中國通史取消，改授東亞史。如此一來，學生的中國史基礎知識大為薄弱，不但大學本科生進階的明代史教學困難重重，研究生的培養也會更加困難。而且在「去中國化」氛圍中，中國史教研相關的學術活動，爭取資源的機會渺茫，明代學會舉辦《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近30位境外學者，教育部竟然分文不給補助，同時對只邀請一位國外學者的台灣史會議300萬元。最近暨大舉辦兩天的《明清研究的厚植與反思研討會》，也只取得區區7萬元的補助。

今天台灣的明代研究與教學困難如此之大，前途實在堪憂。我們只能自求多福，號召現在崗位上的同道師生艱苦奮鬥，在研究與教學上更加努力，以優良教研成果，爭取更多支持。此外，只能祈求外在環境改變，當政者幡然覺悟改變「去中國化」政策，重新走回復興中華的道路上了。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史籍文獻不乏關於五帝夏商周歷史的敘述，但晚清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對那段歷史的質疑論頗盛行。甲骨文的出土明確了商代的史證，近年來夏代時期的考古工作也成果豐碩，展示在位於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中。

文獻上的夏代

史書對夏代歷史敘述如下：

1.大禹治水，劃定九州，九州（即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的領域和山川形勢，在《史記－夏本紀》中有詳細的敘述。

2.禹都陽城：《史記－夏本紀》記載，「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是說舜要禪讓給禹，禹意讓予舜的兒子商均，而避居陽城，但諸侯歸心禹，禹遂即位，國號「夏后」，姓姒氏。

3.禹會塗山：《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為國。」玉、帛是先秦禮制中敬獻給神靈和尊崇者的禮物。

4.禹征三苗：《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5.鈞台之享：《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夏啟有鈞台之享」，說是禹在會稽去世後，他的兒子啟自取王位，改禪讓為世襲，並在陽翟（今河南禹州市）築鈞台以會諸侯，從而確立了他的天下共主地位。鈞台之享標誌夏朝的開始。

6.后羿代夏：《左傳－襄公四年》記載，「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離騷》也提及太康盤於游田，不恤民事，導致國家衰弱。東夷有窮氏后羿原居於鉏（今河南滑縣），後來西遷於窮石（今洛陽），並且進入到夏的統治階層，贏得太康的信任，最終太康政權旁落，被后羿逐出朝廷，不得返國。

7.夏商更迭：《史記－殷本紀》的記載，「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有夏一代，歷14世17王，400多年。夏自孔甲開始衰落。夏的興衰，和東夷族密切相關，既有會盟通婚之好，也有殺伐之惡。夏的命運繫於夷人進退東西之勢，期間幾度遷都、興衰都和東夷密切相關。商湯也因與東夷結下景亳之盟，最終在鳴條之戰，打敗夏桀，代夏為商。

二里頭遺址發現

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前往豫西晉南，調查夏墟，發現並考察了王城崗、石羊關、谷水河、閻砦、二里頭等主要遺址。徐旭生認為「在當時，二里頭遺址實為一大都會」。這一觀點決定了此後20年夏文化的探索方向，並開啟了二里頭、王城崗等遺址的發掘。

1962年，徐旭生等專家認為，二里頭晚期文化層相當於商湯建都的階段，是夏代晚期的遺存。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逐步清晰起來。徐旭生是通過田野考古來探索夏文化的首創者。

考古上的夏代

與文獻上的夏代的相當時期，距今4000年前，有長江流域的後石家河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禹會村遺址，黃河流域的王城崗、瓦店、古城寨，新砦、二裡頭和屍鄉溝等遺址。青海柳灣、長寧遺址等地發現的洪水遺跡，說明當時的洪水不僅存在於二里頭周圍，且波及至整個黃河流域。

2002-2005年間，登封市告城鎮八方村東側的王城崗發現三座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面積達34.8萬平方米。城址東側發現有戰國時期的陽城遺址，帶有「陽城」戳記的陶器。王城崗城址被認定就是禹都陽城。

地處江漢平原的三苗集團都邑性遺址的石家河古城衰落後，繼之而起的後石家河文化面貌產生突變，應是與南漸的中原王灣三期文化交融的結果。這個變化應是「禹征三苗」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體表現。江漢地區的文化也隨之進入中原，為二里頭文化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經1983年以來的發掘證實，偃師商城是一座商代早期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址，史稱「西亳」，始建年代約西元前1600-1550年間。偃師商城距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其崛起時間與二里頭遺址第四期晚段年代相當，兩座都城的興廢標誌著夏商文化的分界，見證了夏商更替的史實。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禮器和儀仗類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鉞、刀、柄形和鈴舌等，裝飾品類的圓箍形器、環、墜飾、尖狀飾、管和月牙形器等，顯示王權的儀仗用器，特別是銅、玉禮器尤為凸顯，這些和宮城、大型宮殿建築群的出現大抵同步。這些說明來自東方大汶口的龍山文化、南方後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在二里頭遺址完成整合。

夏商周的斷代工程

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上有多種刻紋，只是未見到可識別的文字。有鑒於中國古史有確切年代記載只能上溯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始年，即西周的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國家在1990年代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證實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具體年代，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目前，可確定的時間是夏約西元前2070至前1600年、商前期至盤庚遷殷前約前1600至前1300年，商後期至紂前1300至前1046年，西周前1046至前771年。

出土的甲骨文顯示，商王世代和《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高度一致，可證明《史記》所述的夏商前的歷史應有其本。近年河姆渡、良渚、陶寺、石峁、三星堆的重大考古成果，正揭示出中華早期多元一體文明的起源。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1977年暑假，筆者首次到北京，就應邀在文化部大禮堂做有關台灣問題的報告，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兩岸能否統一、何時統一。筆者當時回答說，祖國統一是必然的，但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社會民生問題。

當時中國的個體經營還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必須予以割除，但台灣有成千上萬的攤販，如果予以割除，就會危及其生計，必然會遭到頑強的抵抗，因此必須表明，統一後，台灣的經濟體制將會保留。另外，台灣實行地方自治，有各種各樣的地方選舉，也必須予以保留。

1981年「葉九條」發表前，筆者受國務院邀請回國，在北京鐵獅子胡同孫中山先生的故居，與日後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骨幹，進行了一個星期的交流討論。當時筆者提出了幾點看法：(1)與國民黨對等談判，理由是國民黨是執政黨，同時其黨員85%為台籍；(2)統一後，台灣應改為特別行政區，給予台灣高度自治，大陸不派官員到台灣，一切由台灣同胞自己拿主意。

同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簡稱「 葉九條」）的劃時代文件。之後在這個基礎上，鄧小平總結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葉九條」 中的第6條言「台灣地方財政遇困難時，可以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治台《一綱四目》中的一條，原本是一番好意，卻遭到台灣當局諷刺「大陸那麼窮，哪有可能做到？」

「一國兩制」 本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但始終被台灣當局汙名化，因此在台灣鮮少有人就此議題公開討論。但在香港、澳門，尤其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煥發了極大活力，取得了輝煌成果。為此，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鄭重倡議「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並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習近平的倡議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指明了道路。筆者認為，應盡快創造條件，召開兩岸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1949年成立前，曾召開各政黨的政治協商會議。台灣應盡快凝聚社會共識，讓「國家統一委員會」重新運作，恢復《國統綱領》、矯正錯誤的歷史課綱、停止「去中國化」的政策措施；大陸方面則可停止軍事演習威懾「台獨」。

大陸應積極推薦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事務，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可考慮任用台灣人士，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可考慮聘請台灣人士擔任顧問，台籍人士更應該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擔任代表及委員。

習近平表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雙方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達成國家統一願景，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

（作者係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名譽會長）

筆者曾提出將中央－地方單一制、社會主義民族自治制度、港澳一國兩制及台灣統一方案四者，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多體制的「四重聯盟」。

近年來國際形勢快速變異發展，民主制度面對由內而外的各種新挑戰，包括民粹主義對美國與歐洲大陸的衝擊，導致川普重新上台；歐盟各國領導人也不斷換血、迎接新挑戰；新興民主國家內部也出現「非自由民主」、「民選的獨裁」與「民選式威權」等特殊的制度變貌。台灣2024年5月後的治理型態則是「雙重少數執政」與「行政權-立法權零和對抗」，造成政治對立與行政怠惰。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重新反思中國統一與兩岸統合方案，應思考以下各項課題。

第一、中國統一方案必須衡量歷史傳承、兩岸情勢與中國自身的發展條件與文化底蘊，選擇一套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建構。此外，當前許多經歷民主改革與政治轉型的非西方國家，在憲政體制的變革過程中，承受著不斷挫敗的沈痛教訓，也應引以為鑑。

第二、民主與民粹乃一線之隔，美國目前正陷入民粹主義與反智陷阱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建制風潮」，甚至否定過去的民主論述，改由領導人憑個人直覺與隨機智慧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台灣同樣因民粹與反智而陷入空前的困境，憲政主義、分權制衡的自由民主機制備受挑戰，而制度主義的韌性也面臨艱鉅考驗。

第三、在制度選擇上，學術界與實務界已有例證認定，美國式的「總統制」對民主與法治不利。同樣的，在實施「半總統制」的經驗中，無論是法國的「左右共治」、烏克蘭的「府會對立」，乃至台灣的「少數全拿」，都對民主穩定、權責相符、治理績效造成負面影響。基於此，在憲政體制的規劃與改革任務上，必須依據自身條件與實踐經驗做細緻的檢討，進而尋思最符合當前需要的政治制度。

第四、在反腐倡廉與改善吏治方面，兩岸發展的方向逐漸趨同。大陸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與台灣的監察院任務相符、職權相當，但二者實施成效卻有落差。台灣政黨酬庸風氣濃厚，過度重視「政治正確」，用人唯親，而非選用賢能，結果朋黨之治與裙帶關係取代了賢能政治的考量。美式民主體制經常出現的分贓制至今仍然猖獗。兩岸應以此為戒，整肅貪瀆，重建廉能之治。

第五、在各國統合的經驗上，無論是南北越、東西德、加拿大魁北克、芬蘭歐蘭群島或丹麥格陵蘭島等，在邁向統一的道路中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背景、制度安排與適應過程，值得參考反思。但對兩岸而言，以下基本原則必須重視：

（一）應堅持單一制原則，而非採取聯邦制或邦聯制。1995年依據「代頓協議」（Dayton Agreement）建立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就是「協商民主體制」失敗的例證。

（二）應保留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度。此制度已實施近一個世紀之久，有其客觀的實踐價值與象徵意義。

（三）新台幣、軍隊、對外關係等制度安排應透過兩岸民主協商擬定方案，逐步予以落實。

（四）在兩岸政治協商過程中，應廣納各界民意代表、政黨與社團參與，但不應有國際勢力與外國人士介入。這不僅牽涉國格問題，也是兩岸統合的基本原則。

（作者係中流基金會董事長）

兩岸關係隨著中美博弈激化，尤其是川普政府上台後不可預測性大增，更顯得撲朔迷離。加上民進黨無法接受「兩岸一中」，繼續拉高「抗中保台」基調，導致台海緊張風險疊加。

不過，中國大陸迄今未放棄「和平統一」的主軸，對於和統下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存有希望，因此台灣民眾不必用有色眼光看待「兩制」台灣方案，而應改用盤活「兩岸」存量、培育「兩制」增量、提升「統一」質量，來看待「兩制」台灣方案，思考台灣前途、尋求台灣最大利益。

台灣方案的「盤活兩岸存量」就是強化「五個充分」，也就是「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培育兩制增量」是和平統一後，台灣經濟將以大陸市場為廣闊腹地，發展空間更大，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而且台灣永保太平，民眾安居樂業；有台灣與大陸合作為依靠，台灣民眾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台灣不需增加國防預算高達GDP的10％，繳交幾乎等於現有總預算額度的保護費，看著「護國神山」高科技產業被搬離台灣，而且委曲地將自己推到中美衝突的前線。

至於「提升統一質量」，可從大陸現階段希望爭取台灣民心的「兩岸融合發展」談起，因為融合發展就是「一加一大於二」，兩岸統一的價值也是如此。大陸主張兩岸融合發展既要著眼大局大勢，又要注重落實落細；要加強兩岸交流合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廣大台灣民眾的心裡，增進台灣民眾對民族、對國家的認知和感情。

同時，兩岸融合發展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對於台灣民眾一視同仁，像為大陸百姓服務那樣造福台灣民眾；要把這些措施落實到位，還要聽取台灣民眾的呼聲，研究還可以推出哪些惠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只要能做到的，都要盡力去做。這些正是提升兩岸統一品質與數量的作法，體現中國人幫助中國人的真諦。

若想讓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制度化安排的下一步進程，可探索在一個國家尋求統一的前提下，借鑒「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後功能主義」（Post-Functionalism）的理論思維，從經濟到政治層面，逐漸消弭阻礙，有序地進行整合，積累社會精英與普羅大眾在推進過程中的獲益。換言之，在凝聚愈來愈大的支持與認同進程中，可從「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政治同盟」（Political Union），到達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及文化等統一，亦即兩岸完全統一，共創兩岸人民的美好生活。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24年9月29日，我在訪問抗戰老兵唐藩松時意外得知，他自17歲離家後一直未曾回過故鄉，心頭有萬千思緒揮之不去。於是決定幫他完成這個82年的心願。一個月的時間裡，辦好所有返鄉手續，踏上全程陪同其六天五夜「百歲老兵尋根祭祖」行程。

唐藩松返鄉消息轟動了湖南瀏陽，包括湖南衛視、瀏陽電視台等近30家大陸媒體，都報導了「台灣百歲老兵尋根祭祖」活動。

漫長人生，遙望家鄉青山

唐藩松1925年4月生於瀏陽縣北星橋唐家灣，兄弟姐妹共12人，他排行第11。其祖父唐能悠創立私塾，設館課徒，讓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1942年，17歲的唐藩松投筆從戎，編入國民革命軍37軍60師179 團，這個團前身是上海抗日勁旅19路軍改編，後一直在湖南與日軍周旋。

1944年秋天日軍南侵，爆發了「長衡會戰」，唐藩松隨隊參加常寧狙擊戰，與日軍奮戰一個月之久，後涉河突圍脫險。1945年10月部隊改隸為第99軍60師；次年7月又整編為第69師60旅，12月在蘇北宿遷縣峰山等地區被共產黨軍隊打敗，師長戴之奇自戕，唐藩松在突圍時褲管被打兩個洞，幸未傷及皮肉。1947年5月第60旅整編第75師，12月又整編第51師41旅。1948年8月1日，唐藩松奉調師部直屬工兵營，擔任中尉書記。次年4月，工兵營被撤銷，與部隊失去聯絡，遂與幾位同袍輾轉逃到衡陽，剛好99軍在衡陽招收失散官兵，唐藩松拿著經歷證件前往報到，被編入該92師275團2營擔任中尉書記。隨後跟著部隊到台灣。

1951年7月1日，政幹班改制為「政工幹部學校」，唐藩松任該校第一大隊書記，同年8月1日奉調陸軍供應司令部經理署人事室少校參謀；1961年奉調司令部人事編訓處；1964年調兵工署任中校行政參謀官；1965年又調回經理署任中校人事參謀官。1972年6月1日以中校軍階自願退伍，一個月後受雇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一研究所，1988年12月該所改制為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1990年65歲屆齡退休，因無兒無女，居住在軍人退伍宿舍。

尋親啟事引發熱心回應

1980年代，唐藩松與家鄉侄子有過短暫的書信往來，寄回幾筆錢讓侄兒修繕祖父祖母及父母墳墓。後來搬家時將家鄉通信地址弄丟了，對親人的樣貌和對故土的懷念，只能埋在心裡。漫長的82年中，他對「回家」二字心中滿是忐忑。

我問他想不想回家時，他慌張地搖手：「算了，當個野鬼算了。」為了不讓老人留有遺憾，我在微信朋友圈裡發出「百歲老兵唐藩松先生尋根祭祖」啟事，詳細介紹了他的名字（字華曜）、出生年月、籍貫、家族成員等資訊，迅速引起眾多熱心朋友的回應和轉發，很快就幫他找到大陸的親侄孫。通過查對族譜、確定身分，唐老先生與其兄唐茂松(字華旦)的孫子唐立新進行視頻對話，唐氏晚輩們表示非常歡迎老人回家看看。確認老人的身體狀況後，我著手申請辦理護照、台胞證，訂購機票。2024年10月30日，我開啟了陪同湘籍百歲老兵的返鄉之旅。

當晚7時45分飛機抵達長沙黃花機場，唐茂松的孫女唐放芝、孫子唐立新姐弟倆，以及唐家其他親人手捧鮮花前來迎接。9點40分親人們將老人迎回家鄉鎮頭鎮，酒店扯出「熱烈歡迎唐藩松爺爺回家探親」的橫幅，好幾束瀏陽煙花在前坪如箭一樣衝向空中，如火樹銀花喜迎親人歸來。

唐氏嫡親兄弟姊妹後代百多位後人從四面八方趕來，輪番和老人握手認親。「回家了，真的很高興」，嘴上一直念叨著的唐老先生臉上滿是喜悅。在外省工作的侄外孫女施克容特意請假，驅車近千公里趕回家。她說：「老人家一百歲了還能從台灣回來，我在深圳有什麼理由不回？」白髮老奶奶楊耀蓮（唐藩松四姐唐玉珍的女兒）精神煥發，大笑著說：「誰能想到我80多歲了還能有舅舅？」

遊子歸鄉，祭拜祖先

次日清晨，唐老先生從酒店出發，前往父母和爺爺奶奶墓前祭拜。早在入伍前，他的父母已離世。祭文道：「爸爸！自您於1941年辭世至今已近83年。臨終之日兒外出廣西，未能隨侍在側，親視含殮，撫棺致哀，不孝至極，終生莫贖…」。不顧年事已高，他在父母墳前來了一個顫顫巍巍的跪拜，並放聲大哭，惹得旁人紛紛側身掩淚。

當日中午從路口通往唐立新家的小路兩旁張燈結綵，高高拱門上掛著「熱烈歡迎唐藩松爺爺回家」，寫滿祝福語的氣球將氛圍烘托到了極點。在鞭炮聲中，親人們隆重迎回了這位離家82年的遊子。午餐過後，唐老先生特意去看望久病臥床的94歲堂弟唐蒼松(字華晤)。分別那年他17歲，堂弟12歲，相似的容顏，血濃於水的親情讓兩兄弟緊握的手久久不願鬆開。

11月1日上午，家族宗親將唐老先生帶到小時候的老屋。老屋雖已拆除，但房子周圍原先有幾口池塘、水井在什麼地方，他都能清晰地指認。午時回到唐立新家，路口拱門上的字換成了「熱烈慶祝唐藩松爺爺百歲壽誕」，數十條祝福彩幅在風中飄揚，晚輩們特意為他提早準備了壽宴，施克容還為他買了一套喜慶唐裝。院子裡擺著一個十層高的大蛋糕，最上層是個百歲壽桃。滿桌的瀏陽蒸菜一道又一道被夾到他的碗中，吃的還是從前那個味。

為了歡迎唐老先生回鄉尋親祭祖，當地紀念館館長、民革瀏陽市工委代表送上一條繡有老人名字的夏布圍巾作為禮物，並送他一本《走進瀏陽抗戰老兵》。我的老朋友瀏陽菊花石雕傳承人周賢耀特意雕刻了一方菊花石硯台，贈送給老人作為生日禮物。六世同堂、把酒言歡的盛景，定格在一張張以唐老先生為中心的全家福照片中。

唐人萬壽園給老戰友獻花

11月2日，陪同唐老先生來到「長沙唐人萬壽園」抗戰主題陵園，祭奠抗戰英烈。陵園內安葬了200餘位抗戰老兵及其家屬，唐老親筆題寫花籃綬帶：「忠義長存」。這兒有與他同為第37軍的兩位先烈林雲德、吳介凡，唐老先生到他們的墓前敬禮、獻花籃，嘴上說：「親愛的老戰友，我來看你們了，你們的付出大家不會忘記。」他希望自己將來也可以在抗戰主題陵園「歸隊」，他的五哥唐中勝犧牲在江西抗日戰場，「希望哥哥的遺骸也能葬到這裡，以後永遠在一起。」

11月3日上午9時，我陪唐老先生來到「抗戰老兵遺物博物館(籌)」參觀，創辦人孫春龍向他講解：一封家書、一顆彈頭、一枚勳章、兩塊銀元、一件血衣、一支鋼筆，這兒通過收集和展示抗戰老兵們的紀念物，記錄抗戰歷史，傳承抗戰精神。

當天上午11時，我陪唐老先生看望在長沙37軍60師的老戰友羅華松。他們共同回憶了當年的軍營生活，當回憶到長沙「文夕大火」時，他倆背誦了當時流傳的一副對聯：「治績云何，兩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個人頭萬古冤」，橫批是「張惶失措」。這副藏頭聯宣洩了輿論對張治中推卸「文夕大火」責任和對大火案審結的不滿。兩位抗戰老兵緊緊握住對方的雙手，讓見證這一場景的志願者非常動容。

下午，唐老先生參觀了「杜甫江閣」和「天心閣」。抗日戰爭圖書館、抗日戰爭紀念網和長沙市抗戰文化研究會，向唐藩松贈送了抗戰勝利純銀紀念幣，並為他製作手模和採集手印。「湖南老兵之家」唐梅清代表湖南唐氏宗親，贈送他一套《中華唐氏通譜•湖南卷》。

離開長沙前夜，唐老先生寫下「探親感言」，書寫工謹，家國胸懷與民族氣節皆躍於字裡行間。

11月4日清晨，長沙黃花機場內(登機前)，唐放芝為唐老先生點了一碗「長沙米粉」，細心地服侍著老人吃下，貼在老人耳邊說「明年您一定還要回來！」當老人坐上輪椅，被空服小姐推進安檢的那一刻，唐放芝放聲大哭。唐老先生揮手告別時說了「後會有期」，想必心中充滿無盡的酸楚，這一走將「君問歸期未有期」。當天下午4:30，我們平安抵達桃園機場，晚上7點我把老人平安送到家。

（作者係《湖南文獻》秘書兼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