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今天的歷史」，透過研習歷史，不僅可以開闊視野、啟發思考；而且能汲取經驗和教訓，為以後的政治實踐和社會建設提供有益借鑒。正所謂：以史正人明得失，以史化風濁清揚，以史為鑒知興替。對正在進行中的俄烏戰爭，可在古今中外史冊上找到無數類似的戰役，但筆者認為最相似的莫過於十六國時期的淝水之戰。

二者俱是民族入侵

兩者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同是一場民族入侵之戰。西元4世紀，苻堅任用「捫虱談天下」的王猛，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綜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百揆時敘，快速國富兵強起來，正是「關隴清晏，百姓豐樂」。他北併拓跋氏之代國，西吞前涼，東滅慕容儁的前燕，遠征西域，一統北方。由於前秦國力遠勝東晉，兵強馬壯，王猛去世後八年，開始大舉伐晉。先秦作為氐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包括君主苻堅在內的統治階層雖然漢化程度很深，亦難以消除胡漢之間的民族隔閡和夷夏之防，從來都不是中原士大夫及漢人所認同的正朔，他們雖竊據中原，猶是漢人眼中的夷。

從夷夏觀來看，淝水之戰是五胡亂華的延續，是北方少數民族對漢族政權的民族侵略。中國歷史學家田余慶在《東晉門閥政治》就坦誠：苻堅的統治並「不能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間的隔閡，從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權與北方政權之間的民族隔閡」，充其量只是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閡，被他民族政策的成就暫時掩蓋起來。

對照俄烏戰爭，俄烏雙方雖然同宗同源，但烏克蘭自蘇聯解體以後，已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其領土和主權完整理應受到各成員國與國際法的尊重和保護。俄羅斯以烏克蘭加入北約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師出有名」地發動「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的「特別軍事行動」。可惜該名義禁不起檢驗。因為國際關係是基於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原則之上的。「特別軍事行動」本質上是對烏克蘭主權的嚴重侵犯，是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踐踏，遭到包括西方在內國際社會的譴責、制裁和孤立。

對戰爭形勢嚴重誤判

其次，根據《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記載：晉太元7年（西元382年）10月，苻堅會群臣於太極殿，廷議南侵事宜。「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萬，…以吾之眾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陽平公苻融、左僕射權翼、太子苻宏、中山公苻詵、高僧釋道安和寵妃張夫人都以東晉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東俊傑；長江天塹，易守難攻；東晉占據天時地利人和，難以征服，屢次勸諫。苻堅不納忠言、驕傲自大，認為伐晉如疾風掃秋葉，易如反掌。

歷史學家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史》一針見血地指出：「堅知晉終為秦患，命將出師之不足以晉，而未知躬自入犯之更招大禍，仍是失之於疏；而其疏，亦仍是失之於驕耳。」結果淝水一戰，秦軍遭謝玄、劉牢之率領的北府兵痛擊，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一路風聲鶴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五）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就此慷慨賦詩道：「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在這一點上，普丁也和苻堅一樣犯了兵家大忌，對形勢出現嚴重誤判，以為西方會像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一樣，止於口頭抗議和軍演。之後的明斯克協議又變相默認了克里米亞現狀。應該說，俄國已拿到了它想要的一切，除了名義上的主權。由此，普丁滋生了輕敵心理，以為烏軍在俄軍面前不堪一擊，烏克蘭人會簞食壺漿喜迎俄軍，輕易迫使澤連斯基簽署城下之盟。結果，烏軍在西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下節節反攻，在一些地方甚至反客為主，打得俄軍潰不成軍。俄軍閃電戰破產，不僅沒有占領基輔，實現政權更迭，成立親俄政府的目標；反而在烏克蘭陷入泥沼，戰爭已打了一年多，尚無結束跡象。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也認為，俄烏戰爭可能持續十年之久。

內部權力結構分裂

最後，苻堅南侵卻忽略了國內政治形勢，鮮卑、羌和羯等潛在分裂勢力猶存，北方統治秩序遠未穩定下來。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稱苻堅是一代賢主，筆者則認為苻堅的認識比不上王猛，甚至也不如其弟苻融。王猛死前曾警告苻堅不可伐晉，苻融也認為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是國賊，是氐族的仇人。但苻堅認為這些話不過是杞人憂天。結果淝水一敗，慕容垂、姚萇等趁亂崛起，迅速肢解了前秦統治，苻堅本人也落得國破家亡的下場，諾大個前秦帝國曇花一現。歷史學家陳寅恪總結：「淝水之戰，苻堅的本族氐兵，梁成之軍，苻融之軍，損失大半，姚萇之羌兵，慕容垂之鮮卑兵卻無損傷。」一言以蔽之，苻堅敗在民族的組織和再分配，敗在內部權力結構的分裂和不團結。

普丁這次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意孤行出兵烏克蘭，造成國內反戰情緒高昂，等到實施強制動員令時更有不少俄國人連夜跑路到鄰國，機票也一票難求，甚至有一些專業人才外逃，導致人力成本上揚，加劇俄羅斯的通貨膨脹。一旦戰爭失敗，俄羅斯解體的可能性恐怕會越來越高。

結語

《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俄烏戰爭是普丁的政治賭博，筆者希望他不要步苻堅的後塵，其他國家和民族也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堅定地走和平發展、民主、法治的人間正道。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

中國史學不僅重於史論，也重於敍事，更重於文采，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鄭樵的《通志》、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都是良史。

班彪父子推崇太史公的文采說，司馬遷敘述事情條理分明，據實指出是非對錯，行文典雅，不流於粗俗（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曄也推崇班固的文采說，敘述事情，不褒貶毀譽，不刪減誇張，有遠視而不迷亂，詳細而得體，令讀者愛不釋卷（他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劉知幾在《史通》中特別強調，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就是中國史學工於敘事，文史一家的典範。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發揮劉知幾的觀點，良史莫不工文，因為史實的記載，必須靠文學性語言傳播，以優美文辭寫成的史書，易於流傳久遠。《史記》、《資治通鑒》就是最佳例子。

在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第八章第三節歷史文學中，引述項羽「鉅鹿之戰」的描述，以資佐證：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斧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這段記述生動地寫下項羽在戰場上視死如歸，英勇蓋世的霸王氣概。這就是大史家展現的文采，也即是史家莫不工文的意思。

對史學方法有深入研究的杜維運，對中國史家的敘事藝術備極推崇，認為已達到一極高的境界，審慎遣詞用字，不以文而失真，不以真而失義，文約而事豐，褒貶適中。司馬遷、司馬光樹立史家敘事之典範，劉知幾、章學誠歸納為通識、批判、懷疑、進化史觀的理論，中國史學在史論的主導下，其敘事藝術傲視世界史壇。西方史家，例如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對此也讚譽備至。

但當中國史學，在科學化的歐風美雨盛吹下，被列入社會科學後，上述中國史學優良的傳統文學性開始大為削弱，轉而強調敘事的分析性和邏輯性。未來的中國史學，如何在史學的文學性和科學性的夾縫中，找到適當的位置，是個嚴峻的挑戰。

相較於重文采的中國史學傳統，歐美傳統史學則重視一個良史，除了盡量收集充分的史料之外，不在於敘事的工與不工，有無文采，而在於敘事是否真實，以及其對史事背後的意義和教訓的解讀，例如1838年，《波士頓評論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一位作者認為：歷史學家，像是一位站在瞭望塔上的觀察者，安詳地凝視著道德的蒼穹，解讀在道德的天空中發出時而光明，時而黑暗的人世現象，解答所看到的問題，解釋先知的預言，打開歷史中記載的，或源自人世經驗的寓言。

所以，西方的史學重在唐太宗所說的歷史功用：「明得失，知興衰」，沒有中國《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這樣的史書，既真實客觀，又文采斐然。到了19世紀晚期，由於受到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西方史學更強調歷史的客觀性，盡量不要參雜個人的立場和主觀的判斷，當然更顧不上文采了，史書讀起來就更加索然無味了。加上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通篇教條式術語的堆砌，令人無法卒讀。

有鑒於此，中國史學恢復史學文采的優良傳統，兼顧史學的客觀性和文學性，已成為當代中國史家努力的目標。依筆者見，中國近代評論家、報告文學家徐遲(1914-1996)，於1978年1月在《人民文學》第1期發表的，記述中國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可視為一篇傳記體的史學著作，既有史學的客觀性，又有文學的可讀性，是一篇融史學與文學為一體的佳作。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烏克蘭第聶伯河水壩遭不明人士破壞，引發洪水氾濫成災，俄烏雙方互相指控對方破壞水壩。其實，戰爭期間製造洪水，在中國八年抗日戰爭中就曾發生過。1938年6月，國民政府決定將黃河決堤，想藉著洪水氾濫成災，拖延日軍進攻，但這場洪災造成數十萬無辜民眾傷亡，當時國府指控是日軍所為，一直到戰後才真相大白，的確是國府所為。

蔣介石生前所留下的相關文獻與檔案，未提及85年前的黃河決堤是何人所為，僅有一些當時如何賑濟災民的紀錄。根據戰後日本官方編修的侵華戰史，黃河決堤非日軍所為，日軍有兩個陸軍師團因黃河決堤受到水災圍困，攻擊前進的力道頓挫。

日方資料顯示非日軍所為

根據日本防衛廳在1976年編修的侵華戰史所記，1938年6月12日，中牟西北邊的三劉砦與鄭州北方的京水鎮一帶，黃河南岸堤防決堤，黃河水朝東南方奔流，從中牟到朱仙鎮、尉氏、太康，甚至遠到蚌埠，都受到影響。13日，日本陸軍14師團因洪水圍困，第二軍調遣第5師團、10師團、114師團所轄工兵部隊，集中起來運用這些工兵，協助14師團自災區撤退。15日尉氏周邊16師團也受水災影響，工兵再度轉往16師團所在災區，協助部隊撤退。

7月7日16師團脫離洪水氾濫地區，14師團6月23日集結開封，駐防開封與蘭封一帶，協助黃河治水的警備任務。日本陸軍部隊遭水災圍困動彈不得，從6月16日到24日期間，還需要日本陸軍航空隊出動大量飛機，協助空投補給軍需與醫療物資，提供遭洪水圍困的兩個陸軍師團共61.5噸物資。

除了人為的黃河決堤氾濫成災外，當時華北的氣候變化，也造成河水嚴重氾濫。根據日軍戰史記載，黃河決堤之前的5月30日，山西南部與河南方面豪雨成災，平漢鐵路經過漳河、淇河的鐵橋被巨大的洪水沖走流失，同蒲鐵路也受到很大的損害，造成日軍補給困難，當時日軍部隊遭遇到斷糧的慘況，只能吃野狗、野貓與野草充飢。

由日軍戰史可知，黃河決堤帶來的水災對日軍攻勢影響很大，甚至造成部隊動彈不得，需要工兵救援。當時國府宣傳日軍炸毀黃河堤防，明顯不符合軍事常識。

決堤決策過程真相難辨

從蔣介石生前所留下的各種個人文獻，不容易查到究竟是誰決定以黃河決堤，拖延日軍進攻。有一說法是戰前德國軍事顧問向國府提供的軍事意見，俄國學者潘佐夫最近出版的《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引用曾經來台講抗戰史的歷史學者拉莉(Diana Lary)的論點，黃河決堤是因國府迫於情勢，不得不為的決定。

或許是因洪水當時造成極大傷害，很難在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或他個人日記中，找到黃河決堤的決策細節，但蔣於1938年6月6日寫下：8月以前雨季水漲，敵或不敢急攻武漢，故我應及時整理內部，增強實力，待時乘機，再圖反攻。6月10日，電楊森，安慶機場應速根本破壞，最好灌水成湖，使其不能作用，安慶東西各區堤防壩，凡於我軍事有利者，從速準備掘堤放水，以阻止敵軍前進，12日又電楊森，限三日內負責掘毀，使成為沼澤。

從蔣介石給楊森的電報可大致推敲，利用河水氾濫的確是國府有意採取拖延日軍前進的戰術之一，但安慶是長江一帶，與黃河決堤不同。

1938年6月14日，程潛以電報報告蔣介石，黃河決口，水流已到白沙河北，距隴海線僅10餘里，民眾流離，日來西遷不絕，除電豫省府轉示設法收容外，擬懇轉電行政院速辦賑濟為禱。這是程潛希望政府趕快解決災民問題，多日後的26日，蔣介石收到有關災情與水勢的報告，27日會議商決安撫賑濟事宜，詳情另報，黃水據22日查報，扶溝境深約八九尺，寬五六十里，西華境深約三四尺，寬二三十里，難民多未遠離，安撫、收容、疏散當同時並進。

代價大但可拖延敵人進攻

黃河決堤發生在武漢會戰之前，雖然造成數省民眾的嚴重災情，但在軍事上產生相當大的效果，拖延了日軍一段攻擊時間，但代價慘重，直到抗戰勝利後，才開始修復破損的堤防。

第聶伯河水壩最近遭到破壞，受到影響較大的是俄羅斯軍隊與俄羅斯占領區，但同一時間也是烏克蘭軍隊積極籌備轉守為攻的階段，若從中日抗戰的戰史來看，攻防雙方，防守方面製造地理條件的困難，拖延敵軍進攻的力道與速度，是比較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個破壞聶伯河水壩的攻擊行動，究竟是俄羅斯或烏克蘭所為，其實不難判斷。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當紀欣傳告我，我們共同的好友李雅明6月5日在美逝世的訊息，我的心頭怦然一震，剎時間，雅明兄那頎長灑脫的姿影，溫良沉穩的神情，尤其在品茗深談時所說那些平實懇摯、但卻深蘊智慧的話語，生動而鮮明地迴映在心田。於是，我切切實實地感知到：曾經撼動無數華裔知識人的保釣運動又凋零了一位英杰，而我個人也痛失了一位衷心尊敬的、才識淵深的良師益友。

用筆記錄了保釣運動

李雅明是保釣健將之一，當年釣運在美國風起雲湧之初，他是華府一帶發動及聯絡的中心。轟轟烈烈的時刻過去後，釣運因左、右路線之爭而分裂，一向理性溫和、但始終堅持原則與理想的雅明兄，顯然深受煎熬。

李雅明經過沉思回味，後以文學筆法寫下長篇小說《惑》，與同一時期另一位保釣健將張系國所寫的《昨日之怒》，併為以保釣反思為主題的著名文學篇章。2021年台灣各界舉辦紀念保釣50周年的諸般活動，雅明兄更用足心神夙興夜寐，出版了《保釣風雲半世紀：保釣運動領軍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為保釣留下一頁頁生動而翔實的紀錄。

保釣是五四運動之後，華裔知識分子及廣大學生面對國族危難、時代挑戰，而奮起發出救亡吶喊，進而期望能有實際行動的首次浩大愛國運動。發起及參與保釣的積極人物中，甚多是出身科技學界的菁英人物、或正在攻讀科技學位的碩博士生；經過釣運的啟蒙及分裂的衝擊，他們後來返國致力於實際的保台行動，諸如沈君山、劉源俊等投身教育，林孝信從事科普、張系國和陳介中以文學著述和科技教學雙管齊下。其中，李雅明的專業表現和人文墾拓，尤其令人耳目一新。

撰寫一系列開拓性著作

李雅明出身台大物理系，獲美國馬里蘭大學物理學博士，專精固態物理學與電子學，發表論文無數，而且因緣際會，成為最先深研半導體專業的先驅學者之一。他明知半導體在現代IC產業中的關鍵地位，更深知若投入半導體的商業營運所能獲致的現實利益，但他於卅年前出版綜覽半導體產業的系統性專書後即毅然轉身，走向他年輕時因研修科技專業而忍痛擱置的人文關懷。他毅然投入歷史、宗教、倫理學、中西文明比較研究等，與科技專業無關的人文哲學思想領域，並寫出一系列具前瞻性和開拓性的著述。

雅明兄這種大開大闔的行徑，這種狷介篤實的風格，在當代知識界委實可謂是一「異數」。事實上，在華文世界，他是第一位有系統地引介西方學界對基督教史的批判研究成果，並做出自己的初步辯證結論的學者。

20世紀初、中、末葉，歐美的考古、史學、聖經研究等領域，先後掀起過三波撼動視聽的耶穌研究熱潮，但兩岸宗教界、史學界對此皆視若無睹，或存而不論；究其原因，除了學術上的隔膜之外，恐也不無現實的顧忌。雅明兄所著《科學與宗教》、《歷史上真實的耶穌》、《基督教的真相》、《出埃及》等論著，態度誠正，行文嚴謹，乍看似對基督教批判甚力，實則在表述當今西方「人文宗教」、「批判性宗教」的精神與理念之時，筆下尚保留了諸多溫情與體諒。不過，教條主義者或狹義宣教者或會難以卒讀。

這一系列著述，使得台灣人文、歷史學界對基督教的認知與研究，增添了一個新的批判性向度。我曾向雅明兄深談他戮力撰作這系列論著的動機，他承認除了實事求是以還原歷史真貌外，主要是憂心西方對華人世界，除了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敵視心態外，由於對基督教義的狹隘宣教，而致許多人視非西方世界為「異教徒」，既不得入天堂之門，且與基督教國家「終將一戰」。雅明兄甚至認為，當今中美對抗愈來愈危險，與美國這種居高臨下的敵視心態頗有關係。

由此，我便理解了雅明兄近年的另一研究和撰述主軸，何以是針對中國哲學裡的「人性論」而作。我曾向他提到：你是否擔心西方激進種族主義、尤其是美國右翼福音派動輒展現的「神佑的傲慢」，與中華文化中儒家心性論的性善學說、尤其宋明理學中的陸王心學可能展示的「良知的傲慢」，互相挑激，而致淹沒了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人道理性傳統和中國的溫良恭儉美德，以致在地緣政治衝突的危機時刻，東西方知識分子非但不能發揮弭兵止戰的功能，反而以傲慢對傲慢，火上加油？

雅明兄對於我能理解他花大力氣出版《演化與人性：演化倫理學與儒家思想的創新》，重新詮釋儒家人性論，疏理孟子以降的「性善論」和荀子以降的「性惡論」，並將善惡並呈的人性論與美國1960年代以後發展的「新達爾文主義」及「演化倫理學」加以比較、調和、發揮，乃是一種苦心孤詣、且另闢蹊徑的作為，頗有知己之感。他同意我的說法，並稱，如果經過重新詮釋的儒家心性論，能與西方基督教義互相補充，也互相攻錯，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為保釣人文思想留下果實

雅明兄從受到學界普遍肯定與稱道的科技專業華麗轉身，孜孜從事於宗教、人文、歷史與哲學的研究和論述，其辛苦與寂寞恐怕不足為外人道。因為，儘管台灣多的是號稱學術機構或研究重鎮，也多的是以大師、學者自居，並受到門生弟子不斷吹捧的學界人物，但他所致力的那幾個攸關重大的人文專題，其實根本沒有相關的學術資源可以汲取，必須自行一步一腳印地披荊斬棘。可是，功不唐捐，他畢竟在科技專業外，還獨力為人文研究、人文思想留下了偌多果實。

參與保釣的英杰之士如李雅明兄，既始終心懷家國與民族，又常會經歷科技與人文的辯證，更不免受到現實政治的擠壓。保釣就像一番直指身心的烈火熬煉，熬煉後，有些人沉默了，但有些人自此更加成熟，也更加勇銳，永不改變其終極關懷，並在各自關心的領域做出極重要的貢獻。恰像歷經挫磨的沉香木，徐徐結出了恆久濃郁的沉香。

李雅明兄就是如此，他以學術論述，為保釣精神留下了恆久濃郁的沉香。

(作者係風雲時代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李雅明是本刊的作者及支持者，本刊在獲知噩耗後，立邀陳曉林為文追思，並特別刊出李雅明的大學前後期同學，又同為保釣人士的劉源俊、胡承渝、胡卜凱三人敬輓於下。

胡卜凱敬輓：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乃書生本色；

大新、大風、大釣運，處處是膽，為小弟明燈。

註：大新指台大大學新聞社，大風指大風雜誌社。

劉源俊敬輓：

探究問題 辨思深入 著作涵蓋哲學與科普

觀參保釣 持志超然 論交不拘固執或開明

胡承渝敬輓：

左手宗教 右手科學 更論政治經濟

東居異鄉 西居寶島 但懷故國中華

2023年6月初，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講到「第二個結合」，這是中共繼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一個結合」）後，再次宣示要將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習近平看來，「兩個結合」是中共能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其中「第二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新時代的重大創新。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就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但並非食洋不化的教條主義者，而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不同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然而，在處理外來的意識形態與本土的歷史文化的關係上，中共曾經走過一段彎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伊始，官方號召「破四舊」，大量古籍字畫被焚毀，包括孔廟在內的許多名勝古蹟遭破壞，中華文化歷經浩劫，至今令人扼腕。

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後，中共大力撥亂反正，中華文化不僅重見天日，而且日益得到重視。1990年代至本世紀初，民間一度出現以「國學熱」的復興傳統文化熱潮。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他提出「文化自信」，不僅要結合新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且要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2021年習近平在中共建黨百年大會上首次提出「兩個結合」，隨後被寫入《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二十大報告和修改後的黨章。

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多次警示：「對中華傳統文化不能一概否定，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繼承和弘揚其中的優秀成分」。2014年9月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鄭重宣告「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習近平更不吝讚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滲透到中國人的骨髓裡，是文化的DNA」。

在最近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首次揭示中共在新時代的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被官方定位為不僅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契合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習近平不僅從宏觀上闡述「第二個結合」原理，也帶頭講解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的實例。例如，2016年1月，習近平在一次研討班上將馬恩提出的「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理念，與中國先哲的思想結合起來。「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具體而生動地描繪了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的狀態。」 中共二十大報告系統性地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

除了習近平親自講授的案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之間還能擦出許多「火花」。 例如，馬克思主義致力於實現人類的解放，中華傳統文化也講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馬克思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張從實踐的角度、從人的主體地位去「人化自然」。這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存在內在的一致性。中國人秉持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宇宙觀」，使中華文化自古就有樸素的唯物主義色彩。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以民為本、為民謀福，同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如「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等。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將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信念與中華民族千年理想有機結合，宣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禮樂文明有機結合，宣導「禮序乾坤、樂和天地」；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與民本思想有機結合，宣導「民為邦本、為政以德」；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民族傳統價值取向有機結合，宣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宣導「文以載道、以文化人」；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協和萬邦的和合智慧有機結合，宣導「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

兩岸應共同傳承中華文化

台灣曾經全力推動中華傳統文化復興，如今隨著中共宣示「第二個結合」，大陸成為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旗手，台灣則陷入「去中國化」的泥潭。然而，兩岸都是中國人，應共用中華文化。在2019年1月《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習近平指出：「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022年8月涉台第三份白皮書指出，「兩岸同胞共同傳承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台灣地域文化在中華文化根脈的滋養中更加枝繁葉茂、煥發光彩」。政治的分歧是一時的，文明的延續是永久的，願兩岸同胞共同努力，讓中華文化代代相傳，中華文明永放光芒！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新冠疫情肆虐，深居簡出三載有餘。今年驛馬心動，於已經冷清的五四節日，搭華航班機飛往大陸，留居一個多月，謹將所見、所聞、所感略記於後，聊供參覽。

疫未盡除，榮景已見

三年前，我曾應山東大學儒學高等學院之邀訪問一年，半年後疫情突發，不能返校，留下不少衣物與書籍有待取回。從台北到濟南的班機未通，只有繞道北京。搭高鐵南下，不僅座位靠背舒適，一等座的舒適，較台灣的商務艙有過之而無不及。時速300公里，不到兩小時就到濟南西站。山東大學劉曉藝教授等人來接，入住山大學人大廈。適時參加了儒學院5月7日舉辦的紀念顧頡剛的學術會議，我做了《左傳》真偽爭議的報告。

舊友山東畫家荊賓曾要為我畫像，今始取得，神似非照相可及（見圖1）。荊家賢伉儷又邀遊大明湖（見圖2），日落西山後觀覽夜景，燈光燦爛，水波蕩漾，並於湖畔亮麗的餐廳共進晚餐。憶及劉鶚在《老殘遊記》裡說到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景色依舊，只是多了四周的高樓大廈！

中國人民大學學院

5月9日回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梁濤與湯元宋兩教授知我此行，已預約一個月的訪問，做三次學術報告。第一講是「流寓台灣的國學兩師：子老與毓老」（見圖3），講的是我的業師徐子明先生與前清皇族愛新覺羅毓鑫。後兩講分別是「中西史學的比較」、「章太炎齊物論釋發微」。

民初清華大學原有國學院，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師，然而五四之後，西化之餘，國學不再，百年之後，因改革開放後民族文化要復興，國學又受到重視。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學院自成格局，本科之外，收博、碩士研究生，我得與師生多人相識。人大教授宋洪兵主持我的一場報告，會後邀宴，談及他是王曉波的至交，無不嘆息曉波之早逝。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附近的友誼賓館三號樓住下，此一賓館實際上是一大林園，園中高樓叢立，樹木鬱鬱葱葱，我停留的那一個月天天藍天白雲，中午較熱，早晚清涼，偶有微雨，瞬間轉晴。各樓都有餐廳，早餐自助應有盡有，中午晚上有粵菜館、俄羅斯餐廳。樓外別有美式咖啡廳，出售漢堡與各類簡餐。北京市內的大餐廳包間之多屈指難數，皆座無虛席，裝飾豪華。沿街小吃館也人滿為患，消費高潮似又再起。

我除與學界朋友接觸外，也因學界朋友付帥兄的引介，認識了一些私企人物，如複製著名古今字畫的藏暉閣，邀我前往參觀，琳琅滿目，質量都不遜於榮寶齋，成品堆滿室內，可見生意興隆（見圖4）。又如年方不惑的營造商腰纏萬貫，幼妹開車到天津上大學，周末返家。再如做假髮的師傅，一次精細手工，價值約六千人民幣，禿頭者多，收入自也可觀。

十人九陽，我也陽了

我到北京後，友人都說陽過，有的還是二陽，說是十人九陽，似已流感化。我不曾陽過，雖小心翼翼，常戴口罩不誤，仍於5月18日遊覽處處人潮的圓明園，在一講堂講圓明園歷史時（見圖5）忽然咳嗽，晚間即感喉嚨癢，翌日就疼痛難忍，前往中關村的醫院就診，經CT檢查，肺上有陰影，醫囑住院。第二天已經好轉，體溫一直維持36.5，但仍需住滿一周，天天打點滴，吸氧氣，量血壓，測血糖，照顧得無微不至，七日後再照CT後出院。

未料首次住院竟在北京，也體會到此一地區醫院運作順暢有序，醫師團隊查房時，一眼望去，似乎全是女醫師，我開玩笑說：毛澤東主席說女子要撐起半邊天，貴院女醫生撐起了整個天。我的主治醫師黃雪大夫舉止瀟灑，時來查詢，親切可感，既專業又敬業。護士定時進進出出，按部操作熟練，每室三人就派有護工一人24小時照料，夜間睡帆布小床，有事隨時召喚。我原以為七天下來所費不貲，結果總共13,000人民幣。唯三餐自理，由手機向醫院食堂訂餐，每餐僅30元左右，也由手機錢包支付。

出院後，我也學會在餐廳用手機支付，甚是便捷，用手機叫計程車，很快就到，且可從手機看到來車到達的時間。如不用手機，在街頭很難攔到車。相傳大陸人手一機通行無阻，沒有手機舉步維艱，果然名不虛傳！

慕美的公知何其多

久聞公知之名，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之謂。按美西方富強數百年，亞非拉等地崇洋媚外之徒所在多見，不足為異，國人自亦難免，所謂「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笑話具見之矣！及中國崛起，民族自尊增強，但「戀外癖」終難根治，對美國尤其傾心仰慕，從美國領事館門前的簽證長隊可以知秋。即使美國要遏制中國崛起，毫不掩飾，打壓無所不用其極，國人仍然有無感者。當美國國內無端仇華，旅美華人受到各類迫害，導致數千華裔科學家的回國潮，是知尊美等於辱華！美國的傲慢自大，臥塌之旁不容他人酣睡，已昭然若揭，豈有視若無睹之理？

我有機會問一著名教授，至今尚有慕美的公知乎？不問則已，一問嚇一跳，他說還有近乎一半之多。難怪不少年輕人仰慕最親美的胡適之，更有名氣的某政論家居然主張中國毀棄核子武器，以博美國的信任，此公之愚昧無知匪夷所思，無以復加，既不知老美曾屢以核子要挾中國，更不知他有你沒有，他說西，你能說東嗎？天真得無異要將靈魂賣給魔鬼，以討魔鬼的歡心！

武統非不能也乃不願也

台灣被美國搞得兵凶戰危，好像解放軍武統有期。我所接觸到的大陸朋友，所說與官方所說相當一致：統一是必然的，但武統是不得已的下策，因不願同胞骨肉相殘也。他們不要毀台，更不要滅台，而是要收復台灣，收回一個完整的台灣。不可能嗎？俄國總統普丁已透露先機，說是無需武攻，只須包圍。

解放軍於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之際發動圍島軍演，充分證明有封鎖全島的能力。老美極不樂見中國統一，但也極不樂見與中國直接爆發軍事衝突。華府不敢與莫斯科直接交戰，豈敢與北京交戰？因為後果同樣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國政客僅以虛聲恫嚇，阻止北京武統，反見其底氣不足。北京明言維護領土完整，不惜任何代價，華府的執政者能嗎？盼美軍保台，只是萌鴻鵠將至之心耳。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黃埔陸軍官校是台灣軍事人才的搖籃，過去備受矚目，如今卻淪落至聊備一格，今年校慶三黨候選人僅侯友宜一人出席相關活動。而目前兩岸的兵凶戰危，更急得老黃埔人跳出來呼籲，切勿讓台灣作烏克蘭第二。

今年6月16日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建校99周年校慶，近百年來黃埔軍校與中國的命運，及兩岸的軍事發展、沿革息息相關。加上當前台海情勢複雜，國際勢力在此交鋒，被視為全球最危險的地區，而台灣此時還面臨著大選，因此，陸官校慶突然間成了一面鏡子，映射出不同立場的各種反應。

蔡英文未出席黃埔99校慶

1949年，黃埔軍校隨國府遷至台灣，繼續沿用其在大陸的校名「陸軍軍官學校」，並於1950年10月復校，成立第24期學生總隊，接續大陸地區最後一期的第23期。之後，兩岸先後創建黃埔校友會組織，北京於1984年6月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而台北於1991年初成立「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等。過去數年，台灣地區的黃埔畢業生經常出席大陸的紀念活動，今年3月也傳出台灣退伍軍人社團將號召500名黃埔校友赴大陸，參加黃埔軍校99周年活動。由於接近2024年大選的敏感時刻，國民黨擔心被抹紅，文傳會特別出面籲請退伍軍人不宜接受對岸接待，參與黃埔紀念活動。不過，在民進黨的嚇阻下，後來只去了200多人。

蔡英文自上任以來僅2016年出席過一次官校校慶，今年再度缺席，而是由國防部長邱國正赴高雄鳳山陸官營區，校閱地面部隊等續辦很傳統、制式的活動。儘管邱在致詞中提到孫中山建校的緣由、意義與目的，及蔣介石所提的「親愛精誠」校訓；在分列式隊伍中，像是在呼應美國要台灣加重備役軍人角色似的，由陸官退伍校友組成的老學長打頭陣；又有官校「黃埔、南京、成都及鳳山」等四個時期的服飾車隊，但都難掩蔡政府長期非常冷淡對待軍人的印象。

大陸的黃埔活動是由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辛亥革命紀念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等幾個單位共同主辦，「九十九載櫛風沐雨 砥礪前行共赴榮光」活動，回顧黃埔的光輝歷程，培育時代新人，賡續精神血脈。近幾年，軍校舊址紀念館加大了黃埔軍校的相關文物收藏品；已完成的藏品徵集有「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學』字出入證」、「1926年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印《廖黨代表演講集》」等，反映了黃埔軍校在廣州時期使用的徽章及相關文獻。這次校慶又獲得了《黃埔日刊》、《北伐畫史》、1926-1927年出版的《東方雜誌》、《周恩來給雲屏信劄》等文獻捐贈。活動現場還首次發表了建校99周年主題宣傳片《銘記》。

三黨候選人僅侯關心黃埔

值此陸軍官校校慶期間，台灣三黨的三位總統候選人中，民進黨的賴清德及民眾黨的柯文哲，對校慶不聞不問，兀自跑自己的競選行程。倒是國民黨的侯友宜，6月16日在張善政的陪同下，出席了桃園中壢陸官校友所舉辦的黃埔建校99周年活動，宣示明年要以總統身分到鳳山陸軍官校參加黃埔建校百年校慶。6月18日，侯友宜再出席了在台北市府廣場的「黃埔建軍建校迎百年」啟幕式，且表示會維持兩岸和平交流，秉持黃埔精神，愛國家、愛人民、不怕死、不怕難，讓中華民國永續繁榮，堅定向前走；他批評民進黨說「軍公教是米蟲」，是「軍公教警消人員無法忍受的」。

時至今日，蔡政府一味聽信美國的指導棋，搞到兩岸嚴重對立，看在老一輩黃埔人眼裡，尤其憂心忡忡。93歲的前陸軍總司令陳廷寵，過去常與大陸的退將交流，建立了不錯的情誼，也因此被蔡政府扣上「通匪」的帽子，如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趕去北京會談，為見習近平一面煞費苦心；蔡政府頓時更進退失據。陳廷寵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就聲明，他反對台獨，主張軍隊不要為台獨而戰。

老驥伏櫪志在兩岸和平

趁著陸官校慶，陳廷寵6月18日特別召開了「陸軍官校在台復校第一屆畢業生畢業70周年聯誼會」，宴請了同期的畢業生。他在會上表示，「我們是繼承黃埔序統的第24期，不是台灣軍校的第一期」；歷史不能改變，我們都是炎黃子孫，要珍惜現在，只要一息尚存，都要信仰、實踐三民主義。他再三強調，黃埔子弟皆應「維護海峽兩岸和平交流，不作戰爭的代理人，不要讓台灣作第二個烏克蘭」、「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是真正的中國人，不是無國籍的台灣人」。誠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

黃埔陸官99周年紀念，既是為100周年暖身，更是爭取2024年各路人馬、各種意識的一面透視鏡。

2023年6月16日，黃埔陸軍官校舉行99周年校慶，國防部長邱國正親臨主持校慶典禮，部隊正步連公開示範踢正步，共1,400多名官兵演練展現「三軍一體，同根同源」與「踵武前賢、世代相承」的黃埔精神。

大會後，邱國正領頭宣讀軍人讀訓，該陸海空軍軍人讀訓是1936年在南京中央軍校完成的，字字句句都在啟發我們中華民族的大義。

聽著邱國正領頭朗讀軍人讀訓，心潮澎湃，讀訓曰：「我中華民族，雄踞東亞，建國至今，已歷五千年。以四萬萬和平優秀之民族，聚居於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之土地，…。」身為軍人，看到兩岸分裂，民進黨被美日外族利用，有兩岸同胞骨肉相殘之危，痛心疾首。我認為：「反獨促統」就是踐行黃埔精神。當今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制定了「印太戰略」，阻撓中華民族崛起是陽謀，打「台灣牌」便是其中的一步棋。保家衛國是軍人的光榮使命，而我們的國家既包括台灣，也包括大陸，祖先用鮮血開疆闢土換來的土地，不容分裂。

讀訓說，「俾得發揚奮勵無前之士氣，造成精粹勁練之國軍，共同擔負救國家救民族之重大責任」，我深以為然。維護國家統一本是黃埔首要的任務，也是先總理中山先生之願。黃埔精神與台獨水火不容，民進黨想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必遭全體黃埔軍人反對。同為黃埔軍人，我希望邱國正上將能夠率先垂範，作「反獨促統」的將軍，率領黃埔子弟，為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盡心竭力。

讀訓有三問：「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祖先遺留之廣大土地？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後代之子孫？如何而後可以保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國權？」這三問如醍醐灌頂，澆醒黃埔的軍魂。讀訓也提醒我們：「凡此皆為我全體將士無可旁貸之職責，而一時一刻不可或忘者。蓋我國家民族永續無窮之生命，實惟我全體將士是賴也」。邱國正讀此訓不知作何感想？

軍人雖以服從為天職，但長官下達的命令必須符合保家衛國的規範，必須有利於人民的利益。台獨分子是違反國家利益的集團，他們的命令當然可以不執行。支持統一才是愛台灣的表現。

希望邱上將能挺身領導我們，為國家和民族出力，推翻民進黨把持的台獨政府，讓兩岸由兵凶戰危回到和平之路。黃埔精神萬歲、萬萬歲！

(作者係陸軍退役中將)

6月木棉花開，驪歌響起，本來是一個歡喜畢業的季節，然而對雲林縣環球科技大學來說，卻帶著傷感。該校已被教育部宣布，將於2023學年度停招並於當學年度結束時（2024年7月31日）停辦，創辦人許文志先生在畢業典禮上沉痛地表示，「感謝教育部，毀掉了環球，毀掉了台灣的明天。

近年來屢有大專院校停招、停辦、合併的報導，截至目前為止，全台已有10幾所大專院校停招、停辦。

位於屏東縣的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於2014年2月宣布報請教育部核准停辦，是台灣「第一間停辦」的大專院校，後來屏東縣永達技術學院、高雄市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苗栗縣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台南市南榮科技大學、花蓮縣台灣觀光學院、嘉義縣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宜蘭縣蘭陽技術學院等校也紛紛停招、停辦。

另外，高雄縣和春技術學院於今年5月退場、台南市台灣首府大學在今年6月舉辦最後一屆畢業典禮，而嘉義市大同技術學院與彰化縣明道大學、中州技術學院則與環球科大命運相同，也被教育部宣布，必須在2023學年度停招，並於當學年結束時停辦（見表1）。

少子化衝擊大學招生數

一間學校要退場收掉的主客觀原因很多，然而台灣高教環境為何有這麼多私校說掰掰，約可歸因為三大要素。

一、學校財務不佳影響辦學品質。根據行政院《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明文規範相關學校一旦發生財務惡化、積欠教師薪資超過3個月等，將列入預警學校，未能限期改善則列入專案輔導學校，被列專輔的學校，若再未改善，將下令停招、停辦。

因此針對環球科大創辦人的發言，教育部很快發出聲明回應，係因環球科大財務不佳被列專輔，且狀況持續惡化無法改善，嚴重影響學校正常營運，教育部才依據退場條例提出退場審議會審議，經退場審議會決議，才裁定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停辦，相關作為皆依規定辦理。

二、少子化衝擊招生數。1983年以前，台灣每年新生兒超過40萬人，之後出生人口每年30幾萬人，2000年一度來到307,200人的高峰，後來開始下滑，2008年首度跌破20萬人大關；2010年農曆虎年166,473人，2015年回升到213,093人，但之後又逐年下降。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數據，2022年因農曆虎年僅有138,986出生人口，創統計以來新低，慘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有任何可能提高生育率的跡象（見表2）。

少子化影響學生來源，導致很多學校面臨經營困境。教育部預計自2025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20萬人，而且未來大學新生數平均每年將減少近3,000人，意味著註冊率會愈來愈低、甚至有招生掛蛋的情形發生。

廣設大學卻招不到學生

三、廣設大學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當學生數減少，學校過剩的情況就會浮現，一般家長及考生選校都會「先公後私」，私立高教要承擔的退場壓力比公立大學大。

民進黨2024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日前表示，為縮減公私立大學的學雜費差距，政府自明年2月起要提供私立大學學生每年2.5萬元補助，這被人稱為「選前大撒幣」的政策，是否能改善私校招生的情況，尚不可知。

台灣廣設大學的現象要追溯至1994年的「410教改」。當時很多人「為下一代而走」，要求人人都能讀大學，而學者和民間團體也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等訴求。之後專科升格為技術學院，再改制為科技大學，使大學和學院的總數一度高達160多所。

廣設大學容易，但台灣從2000年開始出生人口就開始下降，卻沒有人嚴肅看待此後續效應。後來果然因出生率降低，讓大學招不到學生，有的學校為了招生，只好降低錄取分數，一度出現「7分就能上大學」事件。

整起事件係因台南市立德管理學院於2008年升格為立德大學，沒想到當年指考竟有考生以國文、英文、數甲、物理、化學五科成績，並在三科加權二倍的計分標準下，最終以7.69分錄取，平均每科考不到1分，讓「7分上大學」成為當年教育界熱門話題，還有人把極低分就能錄取的稻江、立德、興國、真理、致遠等五個大學戲稱為「到德國真遠」。

雖然幾年前台灣高教曾「寄希望於海外學生」，希望能爭取海外學生，特別是陸生來台，彌補入學人數的缺口，然而蔡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惡化，加上新冠疫情打擊，陸生人數直線下滑，東南亞來台就學人數也大幅減少。

私校退場的影響不容小覷

私校退場潮對整體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輕忽。首先，對學生而言，雖然繼續就學的權益被保障，然而心理層面受到的傷害與惶恐卻被疏忽了。學校停辦時在校學生會被分發到其他學校就讀，教育部也會補助學生因轉學增加的支出。就像台灣首府大學今年7月底退場，但還有80幾名大二、大三學生，依據教育部善後措施，已協調分發至正修、長榮、南台、台南應用等十幾所大學。

不過，學生雖得到繼續就學的保障，但其心理感受誰來關懷？要知道學生轉到新學校，涉及層面相當廣，例如往來交通方不方便、食宿會不會增加開銷、打工機會多不多，除了得適應新校風新老師，還要交新朋友，豈是教育部一紙公文就能解決？像去年台灣首府大學才傳出校方擬申請停辦，學生便焦急地組自救會，拉起布條高喊「捍衛受教權！堅持原校畢業！」有學生難過地說，大四畢製需要與同學合作製作大型專題，但轉學後和同學不熟，可能找不到人合作，或默契不夠，不知如何是好？

其次，退場潮將影響教育品質。不少私校本來就在苦撐，有教授一人兼任多系主任，又得肩負起招生的責任，苦不堪言。學校一旦退場，他們就面臨失業，所以每天煩惱接下來該何去何從，難免不會影響日常的教學品質。

再者，學校退場連帶衝擊學校周邊的租屋市場及餐飲業、電腦業、印刷業、服飾業，影響整體社會至。

「拒學」風暴席捲校園

6月14日，大學申請入學統一分發結果公告，2023學年度，76,112人報名，38,953人獲分發，報名分發率51.18%，是近9年新低，缺額逾1.6萬個則創歷年新高。

另外，根據教育部最近公布的「2022-2038學年度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預計自2023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20萬，未來16個學年，大學一年級學生平均年減 三、四千人或 1.9%。已有專家評估，未來8年將有超過40所大專校院將退場。

更令人堪憂的是，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字，台灣高中職學生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拒學風暴。高中職休學人數從2011學年度的11,000多人，到2020學年已增加為12,000多人，退學人數從2011學年度的8,000多人，到2020學年已增加到1萬多人，總計2020學年度休退學人數已超過2萬人，其中「志趣不合」占休學人數的五成。

大學及高中職的休退學人數，為什麼在近年內持續增加？是否與大學不夠多元，以及不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或者與升學壓力、師生霸凌、僵化學習方式等有關？值得教育機關深入研究。

結語

高教退場潮、在學人數下降、年輕人拒學，遲早會成為國安危機。以台灣引以為傲、揚名海內外的高科技產業為例，未來可能面臨高階與技術性人力缺口的窘境，而各行各業搶工的情況也會更加惡化，連帶影響經濟發展，以致消費人口減少，食、衣、住、行產業緊縮，GDP成長停滯。面對此問題，台灣當局應思考如何改善辦學環境，幫助學校轉型等因應之道。。

今年5月底，台版的#MeToo事件，從執政的民進黨連續爆發多起性騷擾案開始，隨即延燒至學術界、媒體圈、演藝圈，愈燒愈烈，震驚整個台灣社會。有學者稱，這些仇女、厭女行徑是「女性主義反挫勢力的逆襲」，筆者卻認為這反映的是女性主義的缺席，而非反撲，我們的社會仍處於前女性主義時期。

台灣有性平卻無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逆襲」應是以女性主義為對象，進行反駁或攻擊，提出反對意見或不同主張。逆襲通常發生在婦運的高峰時期，例如20世紀初期美國婦運大舉爭取投票權，旗鼓相當的反女性投票運動應運而生，形成反挫。仔細檢視當前台灣社會的厭女言論和行為，例如台大學生會會長選舉，居然以「制裁台女，終結噁男」、「Ａ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二學分」等作為競選政見，讓台灣仿佛回到女性主義尚未出現的年代。

台灣呈現的種種現象令人困惑。2017年全球反性騷擾運動(#MeToo)進行得如火如荼，台灣卻相對沉寂，似乎置身事外。政府常常舉統計數字宣稱台灣是亞洲性別平等第一名，難道台灣女人真的超越父權統治了嗎？

的確，台灣的性平政策是全球最積極、投入資源最多的政策，性平法律和規範在數量上超越世界各國，除了引進聯合國的消除歧視公約和性別主流化，並自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在法律方面，防治和處理性騷擾的就有三種，俗稱性騷三法（或性平三法），加上各種施行細則、防治準則，案件處理的操作手冊、處理流程等，不可謂不完備，甚至疊床架屋。推動聯合國倡導的性別主流化，也跑在全球前面：(1)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設立婦權會，其下各級政府設性平專案小組、訂立各項工作指標、定期開會、定期填寫各種表格呈報成果、自訂執行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接受中央和國際委員考核；(2)設立專責機構（中央性平處、地方性平辦），任用專職人員，數量全球最大；(3)全台所有公務員每年強制上性平課程。

公務員為何、為誰而戰？

可惜表格和會議雖多如牛毛、考核的分數精算到小數點，卻未能落實婦運精髓的女性主義及其基本原則平等、尊重、誠實。公務員焚膏繼晷，究竟為何而戰？更重要的是，為誰而戰？

性平會曾設定了一個具體目標：「確保台灣在國際性別評比中，居於亞洲各國領先地位。」每個人參與婦運的動機和誘因不同，對某些人而言，推動性別主流化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重要手段。性別專家陳瑤華主張：「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那麼，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至少還可以塑造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

政治學家石之瑜也指出，「台灣在國際上突破封鎖的利器之一，就是在性別議題上一馬當先。因為這足以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又讓台灣與大陸從最根本身體文化上區隔。」性別政治在平時讓位給國際政治和兩岸政治，選舉時讓位給政黨政治，在黨內讓位給威權政治，永遠有大局要顧全，致使台灣性別平等流於空洞化，甚至淪為政治正確的口號。

台灣的性別主流化推動速度極快，在實施計畫通過之前即已全面展開，短期內創造了政府對外部性別專家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似乎也沒有意願）查核專家意見的良窳，只得任其擺布。不少專家對於被操作得越來越複雜的性別也不求甚解，而選擇了最直接的宣示個人專業權威的方法，就是緊握多元性別這把上方寶劍，在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就當面喝止：「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有如《動物農莊》裡的動物們朗朗上口：「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但性別、多元性別、性別平等究竟是何意，卻從未經法律或官方正式定義，檢視各項法律、公文中使用的「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所指涉的性別內涵並不全然相同，更與聯合國、歐盟、或瑞典等國在訂立法規時，必先定義重要名詞的作法截然不同。

處置性騷擾的經典案例

台灣#MeToo最早從民進黨婦女部（今年2月改名為性平部）爆發。姑且不論民進黨成立之初以性別平等為號召，理應比其他政黨更尊重女性，婦女部的橫空出世無疑是婦運的重大成果，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及實質意義，而婦女部本身更是性別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當婦女部同仁遇到典型的職場權勢性騷擾，向主管申訴時，依法需負責防治性騷擾及糾正補救的主管，竟反過來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事後並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甚至質問受害者在被騷擾時，為何不當場跳車。

離譜的言行不僅點燃了台灣遲來的#MeToo怒火，也曝光了被掏空的性平。原來政黨婦女部的存在可能更便於打壓女性，反成了危害女性身心的工作場所。本案的主管事後還晉升民進黨副秘書長，成為視性騷法為無物的經典案例。

另外的作法則是藉處理性騷擾之名，行騷擾和霸凌之實。1997年，行政院在婦運團體的敦促下，成立了「婦女權利促進會」，推動體制內婦運。2012年起，在少數性別專家的操作下，藉著與國際接軌為名，將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為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2011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同時也發明了「多元性別」一詞，取代二元的男女，成為性平的指標。然而，由於規避了性別平等的定義，導致認知紛歧，也助長了學術界的權力爭奪。有些人握有生殺大權，操控性平專家名單，決定誰有權授課，誰必須出局。

《性別平等教育法》也創造了一批噤若寒蟬的苦主，例如該法第29條規定，如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學校可以不受理調查申請，但教育部仍接受匿名檢舉，要求某大學以性騷擾為名鉅細靡遺逐字調查授課內容，長達數年，形同文字獄。也有教授在被指控後身心受創，過世或失去教職，即使事後平反也難以彌補。

底層的覺醒與性別主流化

#MeToo最令人感動的是，數十年婦運累積的能量終於釋放出些許被壓抑的聲音，揭開了黑暗的布幕，觸動了大眾的心靈。台灣改變的時候到了，雖然遲了一點。

回想1984年，《婦女新知》雜誌即已發現大台北地區的女性有近九成曾經遭受性騷擾，九成以上的人主張強暴應改為公訴罪。但當時社會普遍以保護婦女名節為由，協助掩蓋犯罪事實，甚至安排強姦受害者（如鄧如雯）嫁給施暴者。工作場所男性吃女性豆腐更是家常便飯，似乎成了女性進入職場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反而譴責女性主義者大驚小怪、興風作浪，破壞社會和諧。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直到1997年才通過，《性騷擾防治法》則拖到2005年。

今年台灣爆發的#MeToo不像美國、韓國，有好萊塢的大明星、高階檢察官打頭陣，也沒有婦運團體介入，或組織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抗議，而是個別的、年輕的、基層的男女，一個接一個，面對加害者（和組織）的恐嚇及不可知的未來，仍選擇訴說她/他們自己的遭遇，而獲得社會共鳴。筆者希望這股勇敢的、正向的能量，足以形成改變台灣社會的力量。

她/他們使我想起婦運初期，主動爭取工作權和反抗性騷擾的勇敢女性：台南第四信用合作社的曾麗蓉、台北十信的楊麗君、新埔製衣廠的彭菊英、竹東市府合作社的陳瑞貞，她們以親身痛苦經歷的職場歧視和壓迫，驗證了女性主義的父權理論，喚醒更多婦女投入抗爭和修法的集體行動，而終於催生了《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改名《性別工作平等法》）。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更不足以矯正文化偏差，法律的有效執行有賴立法精神的體現，不僅需要執法人員堅守原則，也需要社會建立共識、給予支持。

性別主流化是國際婦運的果實，但各國執政當局有不同的理解和運用，也反映出各國婦運處於不同階段。台灣避談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即便擁有龐大的行政架構、複雜的工具，只會落得徒具形式、徒喊口號，甚至反而被主流淹沒或利用。此外，性平機制為女性開了一扇門，有些人得以參與權力遊戲、晉升高位，卻未必保證她們一定會為女性群體掃除工作和生存的障礙。當下婦運團體的目標不應是加入主流，成為受歡迎的一分子，而是不畏困難、逆流而上，體現平等和尊重，去改變主流。

古典政治學家佩特曼(Carole Pateman, 1940- )對有志從政的女性提出了挑戰：在女性主義改變社會結構之前，世界仍是男人的天下，想為女人謀求改變的女性有機會做領導人嗎？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有機會當領導人的女性，將如何推動社會結構性的改變？

應參考非洲女性主義憲章

女性主義的出發點是批判父權，進而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其目標從18世紀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個人獨立自主，演進到20世紀末（生態女性主義）的與萬物共生，但不論何種流派，均以平等、尊重、包容為核心價值。在這樣的承傳下，非洲女性主義者的自我反省、自我勵進，值得我們注意和借鏡。

2006年，100多位非洲女性主義者簽署了《非洲女性主義憲章》，主張自己的任務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了解父權體系，在政治層面終結所有形式的父權壓迫和剝削。憲章只有5章，其中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就占了2章。在個人倫理方面，除了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權、主體性外，非洲女性主義者非常看重相互的尊重與支持、並要求坦誠討論彼此的差異。機構倫理方面，她們要求公開透明、重視專業、效率、紀律及承擔責任，以尊重和負責的態度管理、培養女性領導力，跨世代分享權力，並公平處理爭議和投訴，以理論分析為行動基礎，以實際行動連結理論，對批評保持開放態度。

這方面正是當下台灣婦運所缺乏的，由於不夠重視價值和倫理，雖然有法律、制度、訓練來防治性騷擾，但到了執行層面，卻可能被用來打壓異己、鞏固權勢或迫害無辜，而未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文化。

結語

6月9日，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立法院下個會期一開議，就會把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送至立院。其實，性別平等早已是台灣重要政策，政府為之投入龐大人力、物力，然而在性平機制的組織架構和行政工具之外，需要積極補強主責官員們的女性主義知識和倫理，方能維護決策的品質、驗證文獻的真偽，而不至於盲目聽從外部權威，被錯誤資訊引導，誤做判斷。

台灣婦運累積了半世紀以來無數女性的血淚付出，好不容易鬆動了父權，我們應珍惜此次#MeToo難得的契機，相信並貫徹女性主義的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克服障礙，落實平等、尊重、誠實、公平等基本價值，真正改造台灣的父權文化。

(作者係前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勞動部性平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