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大陸當局擬對台灣同胞推動類同國民待遇的措施，可以說是一項爭取台灣民心的惠台政策，也可望透過台灣支持此項措施的民眾對蔡英文政府的兩岸政策施壓，要求她必須儘速填完未完成答卷，回到「九二共識」的正常軌道。

大陸當局先前召開對台工作會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指出，2017年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更加複雜嚴峻，表達「堅決貫徹黨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會議也提到：「研究出台便利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陸更好發展，依法維護台胞權益。」大陸當局擬推出類似「國民待遇」的政策措施，這究竟是糖衣毒藥？還是苦口良藥？

應對國民待遇持正面態度

2月8日，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有關政策措施涉及台灣民眾在大陸的就業執業、社會保障、生活便利等方面，大陸有關部門正在按照會議精神進行研究，成熟後將公布實施。台灣陸委會則回應表示：對於陸方給予台商國民待遇，「只要對台商經營投資發展有利，且未違反我方法令或損及國家尊嚴，政府持正面態度。」足見，台灣當局對陸方提出「國民待遇」措施持樂見其成的態度，並未嗤之以鼻為統戰。

習近平曾提兩岸應「心靈契合」，建立「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意識。這符合「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指導原則，在實際政策作為上，則轉向偏重傳統「國家中心論」的政治領域衝突，例如主權、領土、政治定位、軍事國防外交。在推展「社會中心論」方面，將兩岸公民社會與人民，皆納入兩岸政策論述的核心內涵、主體與政策實施標的對象，積極主動解決兩岸民眾在具體互動中衍生的經社文等功能性、事務性議題。

國民待遇引發適用性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界定所謂「國民待遇」的原則，係指在民事權利方面，一個國家給予在其國境內的外國公民和企業與其國內公民、企業同等待遇，但此並無涉及政治方面的待遇。大陸當局對台政策提出「國民待遇」原則，顯示其高度自信；不僅給予台商企業在經濟領域的「國民待遇」，更擴及至政治社會領域。

通常，「國民待遇」措施係屬國際法上國與國之間的政策安排。在分裂國家交流的經驗中，兩德未統一前，西德基於對自身制度的信心，只要是東德貨品或人員進出西德，皆享有所謂國民待遇優惠，雙方無需制定雙邊協議，單方片面即可實施。有論者以為，大陸當局若使用「國民待遇」概念，恰恰凸顯兩岸是分裂國家，這與大陸堅持自1949年以來，兩岸在國家領土與主權從未分裂的論述相衝突，因此，大陸應謹慎使用此概念；且落實國民待遇措施不應流於形式，而應落實於實質意義的權利促進。

或有論者以為，與其使用「國民待遇」不如使用「居民待遇」一詞，這比「國民待遇」更貼近大陸的對台政策。但此需要將8位數號碼的台胞證改為18位號碼的大陸身分證，以滿足台灣民眾在就業、創業與生活的需要。藉此，不僅台灣民眾能夠在大陸體制內獲得發展，也利於大陸當局深入台灣基層，贏取台灣民眾的認同與支持，也可從強化中國人認同，進而引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的向心力。

兩岸互動良窳取決於雙方善意及積極主動的政策作為。兩岸當局與其在政治主權、兩岸定位等高度爭議性問題纏鬥，導致兩岸關係擺盪在「冷和平」與「新對抗」、甚至「熱對抗」中，或刺激中華民族與台灣主體意識衝撞，倒不如主動釋放政策善意，先行讓步處理，給予各自管轄區域民眾類同「國民待遇」的措施，以建立雙方的友善關係。台灣方面給予陸生納入全民健保，不經雙方協議單方即可為之，適足以彰顯友陸的善意。

台灣也應營造友善環境

大陸當局正草擬相關政策措施，例如取消台灣民眾到大陸須入住「涉外旅館」規定；卡式台胞證可購買火車票並刷卡進站；台生亦可比照陸生申請獎學金等。觀之德國統一前，西德對自身制度優勢及民主深具信心，提出積極主動的政策作為，拓展制度示範效應，獲取東德民眾的支持與認同，為兩德統合奠立了涓滴細微的政治基礎工程。西德除給予來自東德的人「國民待遇」、發放身分證；同時制訂兩德內部貿易法，主動給予東德貿易免關稅。兩德並未展開協商就給予貨品免稅，若大陸當局願在兩岸服務貿易、貨物貿易、觀光上讓利，並非不能單方片面決定處理，這樣「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戰略更能奏效。

當大陸當局給予台灣民眾「居民待遇」或「國民待遇」之際，台灣當局也應該釋放善意，營造對陸生、陸配及陸客的友善環境，保障與促進大陸民眾在台灣的權益。換言之，兩岸當局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及照顧彼此管轄區的民眾，創造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今年1月，大陸教育部發布教材函件，希望各級中小學教材落實「14年抗戰概念」，強調「九一八事變」後的14年抗戰歷史是前後貫通的整體，在課程教材中應予以系統、準確體現，只是沒想到此舉居然在台灣引起風波。

得知大陸把對日抗戰時間定調為14年後，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表示，「即使把時間推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抗戰也仍然不是共產黨所領導。」郝院長還說：「『抗日活動』與『抗戰』是兩回事，不是有抗日活動就可納入抗戰範圍。且九一八事變後到七七事變之間，中日雙方爆發過上海一二八事變，以及長城古北口、喜峰口戰役，但這些衝突後來都正式簽署停戰，不符合戰爭的定義，不應該算進抗戰的時間範圍裡。」他又說「如果就抗日活動來說，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曾有多次民眾起事抗日，應該也可以放進去，霧社事件就比九一八事變還早了一年，為何不將其作為抗戰的起點？」這番話讓人覺得抗戰14年似乎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

國府抗戰就是14年

究竟何時才算抗戰的開端，這個問題根本沒有什麼好爭的，因為如果七七事變才算抗戰的開端，那不間接證實從九一八到七七間的6年間，國民黨根本沒在抗日，這豈不坐實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說法嗎？其實郝柏村的抗戰論述，連國府自己都不會同意。因為對國民政府來說，抗戰就是14年，沒有什麼七七之後才算抗戰的說法，真相就收錄在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裡。

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篇戰後中國〉裡的「對日政策與簽訂和約」，詳細記載了《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簡稱《中日和約》）簽訂前的討論過程，其中我方代表與日方代表意見最分歧的一點，就是九一八是否為抗戰的開始日期。

我方全權代表葉公超與副代表胡慶育，不斷要求日方（全權代表河田烈與首席團員木村四郎七）將九一八寫入條約的內文，國府強調「中日兩國間之武裝衝突，早自中華民國20年(1931)9月18日即已開始」，「對中華民國而言，應以中華民國20年(1931)9月18日之日期替代金山和約所提及之公元1941年即中華民國30年12月7日之日期，並以中華民國20年(1931)9月17日戰事爆發前一日，替代1941年即中華民國30年12月6日之日期。」從上述記載可知，在國府的認知當中，抗戰就是從九一八起算的，而日本方面則堅持，應以宣戰日為戰爭開端的時間點，雙方為此爭執不下。

日方大吃國府豆腐

我方代表葉公超在談判過程中說：「對九一八日期問題，我方一再讓步，自約文退至議定書，再退至換文」，顯示國府為求和約簽訂而一再妥協，而副代表胡慶育對日方強硬態度很不以為然，胡說：「目前要求貴方者（日方），僅『形式』問題之讓步，在實質上我方之讓步不知凡幾！我如在形式、實質兩者俱遷就貴方，實有未平」，顯見國府為了簽和約是如何的委曲求全。

只是，日本政府的態度非常強硬，河田烈甚至說「貴方（國府）過於重視形式，而忽略實際之解決，似非所宜。」日本之所以能夠吃定國府，關鍵在於當時國府已退守台灣，日方對於是否要與國府簽訂和約持保留態度，但美國已經與部分盟國片面和日本簽定了《舊金山和約》，為了維繫反共陣營的面子，才施壓日本必須與國府簽約。由於《舊金山和約》有生效日的壓力，國府又希望盡快獲得日本的正式承認，因此被日方吃定不斷退讓，最後被迫就範，放棄了所有有關抗戰開始日為九一八的文字記錄，只剩當時的會議記錄還提及此事，可供後人憑弔。

民族大義應超越黨派之私

從中日談判的過程，我們應該有所反思。首先，抗戰14年就是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共識，從1931年的九一八開始，前6年是局部抗戰，後8年是全面抗戰。未來任何人否定14年抗戰，就等於否定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也等於為「進出中國」的謊言背書。此外，兩岸應該捐棄成見攜手合作，不再讓他國利用兩岸分裂情勢，藉機混水摸魚顛倒史實，這才是我輩中華兒女，對民族、對歷史負責任的應有態度。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蔡英文2月5日出席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會時重申，希望以新的思維及作法，共同擘畫兩岸互動新模式，而且還預示下半年會有新的兩岸政策推出。

由於2004年蔡英文任陸委會主委時，就曾為陳水扁撰擬「兩岸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令人不免猜測她是否想重施舊技，以「和平原則」排除「一中原則」。不過，2月9日川普在與習近平通話時，鄭重其事地表示尊重「一中政策」，適時地提醒了蔡英文，迴避「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中」，兩岸當局根本無法互動。

或有人說，美國去年底通過《國防授權法》將提升美台軍事交流層次，在川習電話後，又傳出AIT台北辦事處要派駐陸戰隊、美軍計畫對台出售薩德系統等傳聞，可見美國仍是台灣最堅定的盟友、台灣人「拒統」的最大靠山。

誠然，美國為固守其世界獨霸地位，會使用一切可使用的籌碼，遏制全方位崛起的中國大陸，但歷史一再證實，美國的外交政策說變就變，台灣可得小心謹慎，以免沒撈到任何實質好處，反而陷自己於更大險境。

即令未來AIT新址真有陸戰隊駐守，他們也只負責代表處的安全，與「在台駐軍」有很大的區別，而台灣設置薩德更只是一個捕風捉影的猜測性報導，但這些傳聞，讓堅持外部勢力不得插手台海問題的大陸當局極為不滿，也讓停滯的兩岸關係再次添油加火。可想見，如任何一項成真，都可能導致大陸學者所謂的「陷台灣於萬劫不復」。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大陸近年來除以「命運共同體」、「兩岸一家親」、「兩岸社會經濟融合發展」等論述，對台灣民眾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外，也在具體行動上把台灣同胞「國民待遇化」。例如，2015年實施卡式台胞證、大陸法院承認並執行台灣法院的民事判決，2016年大陸駐紐西蘭使館將三名台僑撤離地震災區、墨西哥使館協助在當地遇害的台商家屬處理後事。尤其，涉及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到大陸學習、就業創業、實習、生活便利的相關政策，今年即將出台。對於大陸當局主動、直接向台灣民眾，特別是台灣青年，釋出的善意及推出的便民措施，「愛台灣」的民進黨當局，豈能視而不見？或僅用「統戰」二字以對？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兩岸僵局開始轉向不耐，迫切期待蔡政府推動兩岸協商；被問及如須接受「兩岸同屬一中」才能進行談判，仍有36.2%的人贊成，而泛綠支持者反對蔡英文與大陸談判的比例也未過半。

蔡政府當然可以提出新的互動模式，也可以有自己的「兩岸新政」，但前提必須是接受「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中」。更重要的是，蔡政府不能再任由兩岸關係繼續「惡化」下去，而幻想下半年會完全翻轉。時不我予，世界衛生大會(WHA)將在3月左右寄發邀請函，蔡政府必須立即動起來。

今年是留法畫家常玉逝世51周年，全世界珍藏最多常玉作品的美術館─台灣歷史博物館，自3月起至7月2日盛大推出「相思巴黎─館藏常玉展｣，展出常玉52件畫作，市價逾50億元。

常玉的畫作極具識別度，他運用水墨寫意又流暢的書法線條，勾勒簡潔有力的造型輪廓，如他精於的裸女畫，概念簡單，筆力率意，然而色彩、結構完整，一看即知是常玉作品。藝術學教授李明明這樣形容常玉的藝術魅力，「造型簡單，用色大膽，就像小孩子作畫般天真。」

常玉作品也是收藏家的至愛，拍賣價動輒億元起跳，例如《五裸女》在2011 年以4.7億台幣成交，平均一個女人一億，一度是華人圈中最高價的油畫。

其人其畫均與眾不同

1901年生於四川的常玉，幼時跟隨書法名家趙熙學習詩文與書畫，1921年，常玉前往巴黎習畫，與同時代的徐悲鴻、林風眠和潘玉良等人，成為中國最早期的留法學生之一。

常玉和其他藝術家不同，到法國並未進入正規的美術學院受教育，而是在充滿自由氛圍的大茅屋藝術學院隨性地習畫，不拿畫筆的時候則在咖啡廳流連，可見其人的瀟灑不羈。直到1929年因為結識收藏家侯謝，在其經營下開始受到法國畫壇的關注，獲得到國外展出的機會。

常玉的繪畫風格深受幼年學習書法和水墨畫的影響，他利用毛筆，一筆一筆畫出他眼中的現代裸女，寥寥數筆，既有東方書畫講究的留白，又融合西方野獸派的簡潔強烈特質，創造出獨特的個人風格，徐志摩便曾形容常玉的裸女畫總是有一雙「宇宙大腿」。

常玉也畫靜物及動物。他常以荷花、菊、竹作為靜物畫的題材，而他畫的長頸鹿、馬、貓、狗、蛇、鳥，模樣十分可愛。在常玉畫作中還可見到傳統工藝繽紛的裝飾元素，例如他大量使用代表招財進寶的金錢紋、壽字紋，並以黃色配金色，烘托出熱鬧的節慶意象。

館藏常玉畫緣於邀展

1964年，常玉接到史博館邀請來台北辦個展後，即先將49件油畫運到台灣，可惜後來因故未能成行，導致台北畫展落空，更遺憾的是不到兩年後，常玉即因瓦斯中毒在巴黎過世。史博館副館長高玉珍表示，當時常玉為了來台展覽，畫了很多大尺寸的作品，如兩個裸女的《雙人像》，《人約黃昏後》，所有油彩作品都畫在纖維板上，只有兩件《小魚》是畫在厚紙板上，可見他為來台展覽盡了很大的努力。由於常玉沒有任何遺屬，這批已運來台灣的畫作就由教育部撥交史博館收藏，去年常玉逝世滿50年，作品著作權已過50周年保障年限，成為公共財產。

史博館是收藏常玉作品最齊全的美術館，除了油畫49件，另向私人藏家購買常玉素描3件，完整囊括了常玉晚期繪畫的人體、靜物及動物與風景三大題材，是來源最可信的常玉收藏。

為了配合大展，史博館特別以藝術家為主題，開設「常玉咖啡館」，期盼藉由它與中式典雅的博物館相結合，展現常玉融合中西的畫風，以及他一生客居巴黎異鄉的特色。又因為早期畫作存放條件不理想，史博館申請文化部補助，為49件畫作進行檢測、修復、框裱作業，又拍攝了修復畫作的紀錄片，讓大眾對於維護文物有更深入的認識。

常玉，這位始終未能親自到訪台灣的旅法畫家，卻有許多美好的作品留在台灣。高玉珍表示，這次展覽可能是常玉作品有史以來最大型的藝術展，除了完整呈現典藏，還展出常玉生平照片與相關友人的作品。因為展覽難能可貴，已吸引不少外國博物館專家專程來台看展。

今年春節過後，桃園當局啟動為期一個月的桃園機場捷運試乘，以帶動當地觀光熱潮。筆者發現，機場捷運所經過的景點不輸國外機場捷運的勝景，值得當局重視。

2017年3月2日開通的桃園機場捷運（以下簡稱機捷），為了讓民眾體會機捷高速行駛及藉此轉搭飛機出國的便利性，當局在春節過後的2月2日，啟動為期一個月的試營運方案。自由試乘的民眾無需預約，只要至全線21個捷運站現場排隊抽取當日試乘號碼牌，憑號碼牌即可免費進出各站自由搭乘，且直達車和普通車皆可試乘。到了228連假最後一天，同時也是機場捷運免費試乘倒數第二天，不少民眾一早來排隊，人潮爆量。光是要從A1的台北車站搭車就得等一小時。為了避開人潮，筆者選在試乘的最後一天體驗。

過林口後不輸國外的風景

筆者在近午搭乘台北捷運中和新蘆線到三重站後，搭乘電扶梯上樓抵達機捷三重A1站的售票處和進站閘門。到月台後，發現直達車自台北車站行駛至桃園國際機場，途中僅停靠5個主要車站，行駛時間約35分鐘；普通車則全線各站（21個）皆停靠，由台北車站至桃園國際機場約需50分鐘車程。因桃園機場捷運設計的功能，除了服務機場和市區的交通運輸需求外，還有提供林口新市鎮通勤的用途，也造福桃園南崁（桃園市蘆竹區）等沿路鄉鎮。

筆者搭乘的該非假日時段也吸引不少民眾搶搭乘，其中不少人是瞄準沿線百貨商場，但沿途風景也成為誘因，因機場捷運從台北車站出發，過了淡水河之後不久，在三重A1站出土，自此幾乎變成高架軌道直到中壢的終點站為止。用眼睛往窗外看，也算高空俯瞰捷運版的看見台灣。機捷從三重A1站出發後，沿二重疏洪道行駛。轉台一線，行經A3新北產業園區（五股工業區）站不久，沿路新莊大平原上滿遍鐵皮屋，不論是工廠還是民眾自住，鐵皮建築加施工大廈一覽無疑；重點還有爬上林口台地前的滿山夜總會映入眼簾；A8長庚醫院站至林口區，遠方煙囪排出縷縷白煙，天空瞬間出現灰白兩色，沿路風景巧妙反應台灣經濟發展的縮影。

列車由林口台地往西下赤土崎後，來到南崁溪支流的坑子溪谷地，可看到綠色山林、水田、古厝等不輸國外機場捷運的風景。筆者搭到機捷的終點A21環北站後，搭乘返程的列車，沿途在A19桃園體育園區站及A18高鐵桃園站下站，除觀賞附近的桃園棒球場，也在百貨商場用餐。隨後，續搭回程列車選擇在南崁坑子溪谷地的A10山鼻站下車一遊當地名勝。

機捷沿線的抗日史蹟

按，機捷車站之命名原則，慣常採用所在地現有地名、舊有地名、街道、名勝、古蹟、地標、建物及特殊意義者，也歡迎有創意的名稱。Ａ11坑口站取的是在蘆竹區坑口里附近；Ａ10山鼻站則是其在蘆竹區南山路山鼻橋（跨越坑子溪）南側。

這些地名對筆者來說並不陌生，因筆者研究1895年乙未抗日史蹟時，曾在近十年前造訪當時身為全台義軍統領的進士丘逢甲在南崁駐守的地方。當時，其大本營就駐守在南崁元帥廟（現為全台最古老的財神廟─五福宮）。而其手下有大園（今桃園國際機場所在）出身的進士陳登元率良字2營；及抗日三秀才之一的姜紹祖及其代募兵勇五百，成立的「敢字前營」等。當時，姜紹祖的軍隊，駐防南崁港囗的後壁厝，聘內地軍事老手旗牌十名，日施訓練。

丘逢甲在澎湖於1895年3月下旬淪陷於日軍後，給台灣巡撫唐景崧的信裡提到：「倭寇在北，每佔一處，必養息十數日，始再出。今踞澎湖已旬日，計初十（陽歷4月4日）後該必有戰事。基（基隆）、滬（淡水）有重兵，當不敢來，若窺台北，非南崁必後壠（今苗栗縣後龍鎮)耳。…南崁防地應分紮處所，已得大致。此處山谷甚叢雜，一曰獅頭山、山鼻子，兩山之間曰坑子口（今坑口），最寬闊，直對南崁港，上太平頂（又稱大坪頂，今林口區）尤近，無山遮攔。南崁港（今竹圍漁港）往台北之孔道也，…由此上赤土崎，則可趨太平頂。」當時，丘逢甲的部分軍隊就據守在坑口和山鼻子等軍事要地，以防日軍在南崁海濱登陸後直窺台北。   

筆者藉著山鼻站外的Ubike，騎去坑子溪谷地的坑子社區逛逛。由於此處位於林口特定區都市計畫的保護區內，倖免於工業污染的浩劫，許多閩南傳統建築的古厝得以保存下來，加上這兒優美的水田景觀，每每與保持良好的山林，形成一幅圖畫般的優美景致。農民利用潺潺不間斷的溪水灌溉農地，特殊的是此處仍使用傳統工法引水灌溉，農民沿著山邊築起小土堤，將溪水分流到其中，形成所謂的水路。

而位於山鼻站三公里外的頂社林家祖厝「德門居」，更是不可忽視的亮點。

頂社林家祖厝歷史悠久

頂社林家祖厝「德門居」位屬坑子里第一鄰，與外社里相鄰，東接坪頂（林口台地）大山陵，西連桃園大平原，東、南、北邊，群山環抱，茂林修竹，取坐南朝北向，前溪曲水東源西注，宛宛環繞而流，冬暖夏涼四季和照，佔盡地利之優。磚牆瓦頂富麗堂皇，大廳正門門楣之上刻「德門居」。對聯寫著：「德行有何奇只在父慈子孝（右聯），門庭無別玩當盡兄友弟恭（左聯）。」橫批寫：「福祿壽三星拱照」。

300年前，祖籍福建晉江海尾鄉的德門居主人林天賜自蘆竹區坑子里貓尾崎遷徙至今蘆竹區外社里興化厝後，耕作林本源家水田。於清道光23年(1843)轉遷至今坑子里林家祖厝現址。隔年，林本源家5子林國芳（板橋林家花園主人）赴大園竹圍，途遇盜匪攔劫，林天賜聽聞，立即號召眾人馳援，始獲解危。自此，每遇林本源家族赴大園收租，均承林天賜護其安全。

同治12年(1873)，林天賜同餘四兄興建了德門居建築。林天賜之第五子林為恩曾為台省名列前茅之邑庠生，才華橫溢，經研漢學，詩文書法皆所擅長。光緒19年(1893)，復在其領導下，增建頂社祖厝門樓、東廂第一棟、西廂第一棟、圍牆、茶寮，並於祖厝西廂興建家族學堂「茂林齋」書房。茂林齋平日除教育家族子弟外，凡坑子、外社、山腳地區有志向學者，率皆前來，受教於門下。故世稱其為林學院（又稱林老師）。

光緒21年(1895)，台灣被割讓於日本。林為恩基於民族大義，與堂侄林維給及鄉人陳潤芳、黃勝、黃阿坤等人，連同觀音山、大嵙崁、錫口等義軍密謀抗日。林五大房派下子孫均紛紛集中頂社祖厝的抗日大本營，進則攻戰，退則避難。並在茂林齋的西山建築瞭望台，為觀察日軍動靜之用。當日軍沿著今日北二高沿線鄉鎮南下，占領新竹的新埔，並往九芎林（今新竹芎林）進擊時，林為恩所率的棟字（另一說是敢字）副營在水尾庄，也就是今天的月桃窩古道，狙擊山根支隊的先頭部隊。兩軍激戰後，日軍隨軍記者發現十名的義軍死者中，有一名有著武裝之艷麗的屍體倒在血泊中。仔細檢視之下，竟是著男裝的女兵，胸間尚有不少的彈藥攜帶。依其判斷，尚有其他紅裙者參軍。隨後，林為恩等退守水仙崙（北二高寶山休息站附近），遂不敵回林家祖厝。隔年，日軍攻入坑子村，並占駐林家「德門居」，林為恩等遇害。日軍燒毀茂林齋，從此「茂林齋」遺址，僅能供人憑弔這可歌可泣的歷史。林為恩抗日的事蹟，在日據時期的《蘆竹庄誌》〈林為恩〉僅以「當地領台後，人心洶洶之際，遇到不意之災難，急死。」隱諱過去。

台灣光復以後，政府明令林為恩、林維給等入祀桃園忠烈祠，並將這段抗日史實列入《桃園縣志》，以供後世景仰。林氏子孫產業分布各地，在桃園市又以蘆竹區最盛，並曾榮任前鄉長，昔時人稱蘆竹鄉公所曰「林公所」，家業之盛可見一斑。 

應以歷史遺跡做為亮點

桃園當局有意以機場捷運通車帶動觀光，有專家提出須加強沿線景點。就國民旅遊的角度來講，這會有一定的效益，但若從國際觀光的角度來說，機場捷運目前周邊的這些站點都不足以吸引國際觀光客。基於歐美國家皆以歷史遺跡和古戰場做為招攬觀光客的賣點，筆者建議，除了上述介紹的亮點，也可將廢止多年的桃林鐵路復駛，並改名為紀念丘逢甲（晚號倉海）曾在南崁守護北台灣的倉海鐵路，以開發更多的觀光景點。詳細內容可參照筆者的粉絲專頁http://ppt.cc/9G3e 。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一位經常以下跪博得同情，也博得版面的前彰化彰安國中教師、台灣教師聯盟常務理事吳麗慧，以退休老師身分在教育部前下跪，強烈譴責教育部放任「學校變賭場」，是學校道德的大淪喪。雲林縣蘇治芬前縣長曾為爭取治水預算，公然在行政院門口下跪，嘉義縣長張花冠亦緊追在後，如法炮製，當眾向前行政院江宜樺院長下跪，要求治水經費，吾人不禁懷疑，下跪是民主文化的提昇或沈淪？可不可取？值不值得鼓勵效尤？

回想1994年1月全台舉辦縣市議員選舉，彰化縣民進黨龍頭、前立委翁金珠在選舉活動最後一天，打出「跪祈彰化民主」口號，由她陪同所屬「蕃薯心連線」的子弟兵候選人跪成一排，頭綁「告急」頭巾，在宣傳車上，一路呼天搶地，如喪考妣，跪求選票，結果該派系所推出的候選人，包括魏明谷在內紛紛高票當選，幾乎席捲了在野當選席次。

選舉下跪求票，與作票、買票是台灣選舉文化中共同的特色，只是隨著選民程度的提高，早已漸漸被捨棄不用，不料被政客們一再「重新拷貝」，有時果然「非同凡響」。

究竟選舉時採用哀兵姿態的下跪可不可取？選後成為市井間茶餘飯後的談資，有人認為偶而行之，妙用無窮，如當年盧修一為蘇貞昌選台北縣長那神來一跪很有用；也有人對此表示鄙夷，像已故高雄市前立委朱星羽就屢試不爽，到處尋找喪家跪路頭，無論識與不識、親疏與否，果然一再當選，然而，用金錢騙取選票與雙腿乞求選票，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其污染、敗壞選風如出一轍。

官場盛行下跪風氣，始自當年蔣介石總統去世後，停柩在國父紀念館，國民黨文武百官爭先恐後向蔣的遺體行跪拜禮，其中跪得最久，哭得最大聲，而且一進大門就邊跪邊哭的邱創煥，果然一「跪」登天，從此官運亨通，扶搖直上，但也換來李敖罵他「台灣第一不要臉！」。這一路祭巷哭已傳承給北韓當局，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孫中山先生說：「權利是爭取來的，不是由天而降的」。民主要靠雙手去力爭去打拼，不可以雙腿去跪求，去乞求。爭民主要理直氣壯，不可屈膝，要選票更需伸展抱負，爭取認同，擔任公職是責任的加重，不該是利益的追逐。下跪不但不能爭取尊榮，反而作賤自己，自取其辱，絕對是得不償失，弊多於利。

台灣的選舉文化歷經六、七十年，應該早日走出作票、買票、跪票的劣質風氣，否則政風日益惡質化，將使全民付出重大代價，丟盡台灣人的顏面，喪盡台灣人的風骨，寄語政壇人士及參加公職選舉的女士先生們，要理直氣壯爭民主，而非卑躬屈膝跪求選票，否則根本不可能建立台灣新的選舉文化。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中國歷代的科舉體制涉及面廣大，很難一概而論。囿於時代的局限性，當然不能過於美化。然而在舊時代做個中西橫向對比，我們實不必妄自菲薄，更不應一概否定。

中國社會從古至今，一家子胼手胝足，供給一個最優秀的子弟進修求學，這是一種最便捷改善社會處境的作法。這種狀況，西方社會於17世紀啟蒙時代之前實屬罕見；而在中國，1500年以來，就少有任何變動。

科舉與政論

百多年以來大家習於批倒批臭，把科舉評為「花拳繡腿，一無是處」。其實，問策（政論）在大多時候都是重點會考題目。隋煬帝設十科之前曾長期只考問策。煬帝開始偏重文采，原因之一是他本人詩文俱佳。

許多時代的考科固然不設問策，但最後的殿試都必須通過問策，而且還是由皇帝親自主持；或由掌管任免、升降、調動的吏部負責監考政論工作；即便於明清時代講究八股形式的試題裡，也含有大量政論內容。於是乎，「讓一些搖頭晃腦、風花雪月、不知天下事的騷人墨客接管國家大事」，是極為例外現象。我們祖先的智慧應當不只是這麼多。大陸出了幾本「歷代科舉考題彙編」，有時間翻翻，從中大概可以知道整體的側重範圍。

一般而言，明清的八股文最受詬病。崇禎帝也死得極為悲慘，儘管如此，他在國家危機時也曾親自擬過一道問策試題：「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 如今士風不正，欲求無邊而見識淺。想要正士風以復古道，用什麼辦法可以做到？」這道題，用今天的話語，就是如何解決貪腐與尸位素餐問題？

中國的科舉隨著時代變遷與需要的不同，不斷修正，而且時興時衰。別說是每個朝代不同，即便同一朝代，也不斷進行更改。以下，提供清朝最後一場科舉部分試題以作為參考：

第二場考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

(一)「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二)「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三)「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四)「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五)「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從第二場有關國際政治的一系列刁鑽問題，就知道古時候「學而優則仕」得來多麼不易。

官僚不嫌寡，而嫌多

許多人認為「參加科舉是舊時中國士農工商（若干朝代禁止商人子弟參加會考）階層人士，唯一能晉升官場的途徑，也就是人們想要「得道」必須走過的獨木橋，而且每年能在科舉考試中『中彩』而入朝為官的人數來說鳳毛麟角…。」這種詮釋很難辨別那到底是出於曲解還是誤解。

首先，「科舉考試」不是許多人所誤解的「考八股」，而是分科舉試、鄉舉裡選（地方舉薦賢達）、會考（筆試考才學，口試、問策考才幹），與在職試用，四個性質不同的程序。

至於「鳳毛麟角」一說，早在漢武帝設太學時，考舉制度已開始打破門第觀念，廣泛向地方招募學生（武帝後，太學學生多時超過萬人），而後經過考試選拔其佼佼者，分發各階層行政機構充當「政務官」。如此還嫌不足，更由地方當局舉薦賢達、能人志士，送往中央參加考試，並於試用後或留用中央或下放為地方官。武帝之後，除了短暫的武人專權時期、蒙人統治或戰亂時期，歷代各級政府均為文人政府。中國的科舉弊端絕非造成行政人員不足，而是招賢納士過多，使得官僚體制龐大臃腫。套句錢穆的「讖」，就是容易使文人變成「政治脂肪」。

何謂「八股」？

就「八股」而言，那八個規定其實只是對考生行文程序的一些固定要求。譬如，答卷結語必須承接序言的主旨。這其實也是美國大學對大學生撰寫學術論文的起碼要求。百年來中國的文化鬥士，為何唯獨對中國的考試要求進行鞭撻？

除此之外，史學界一般著重介紹唐朝科舉，不過是因為此時開始執行考生不用地方官舉薦的「自己報名」制度，由是對士、農、工子弟全面開放。

選賢舉能，早在戰國末期就有廣泛建議，原因是當時土地逐步私有化，以家庭單元（獨立農民）形成的社會基礎，取代了佃農階級。分封制一旦瓦解，選賢與能便成為打破世襲官僚階級壟斷教育的最佳選擇。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觀察，土地私有化、家庭單元的形成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而不是 「專制所促成」，或靠專制獲得延續。反觀歐洲，官僚世襲制一直延續到18、19世紀。鑑於此，中、西體制孰優孰劣自是一目了然。

中國怎麼落後了？

談及教育普及化的「全民教育」，1920年左右日本義務教育普及面已達到95%以上，而中國不過占學齡人口的3%。其原因是，日本用了部分甲午戰爭的賠款建立了義務教育，而中國當時則是捉襟見肘。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如果能夠及早在固有學堂的基礎上增加現代課程，並取消對商人階層的歧視，應當不難趕上現代化列車。義務教育是個花大錢的政策，放眼望去，大多數國家都在二戰結束後才開始實施。

儘管從明末開始，西方的學術取得長足發展，但憑藉其武裝力量卻無法征服任何傳統大國。以台灣為例，17世紀中葉荷蘭人還被鄭成功打得狼狽而逃。甚至到了同一世紀末年，整個歐洲還差點讓突厥奧斯曼帝國給滅了。然而，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西方掌握機械動力技術之後，無論在現代知識、生產或軍事領域各個方面突然占盡一切優勢；而同期間，包括中國的一系列老帝國便開始一敗塗地，並淪為第三世界。西方，尤其是英國，在何種條件下發明了蒸汽機，而首先走上工業革命，始終是史學界爭議不休的問題，許多人一口咬定其進步是因為實施「民主」，我也姑且聽之。

不過，得強調的是，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發達的基本設施基礎（包括能源、交通、資訊、教育等）上，而積累原始資本、取得基本設施的最快方式就是掠奪與擴張。日本，以至於絕大多數的西方發達國家，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強大與進步起來。此外，二戰結束後經濟起飛的國家，不見有哪個國家是「先民主，後經濟」。中國於滿清末年未必不想現代化，而來搗蛋的恰好就是日本、俄羅斯與西方一系列「民主」國家。這些因素不幸成為壓垮科舉制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再說，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最原始的衝動就是推動世俗化、政教分離和打破教會專斷，而教會專斷的最大禍害就是貶低人權、壟斷教育與文化。基督教會擺脫羅馬帝國的壓迫後，為建立其自己的宗教文化，第一個任務就是消滅古典文化、關閉柏拉圖學院。西方史學界稱呼這個時期為「黑暗時期」絕非空穴來風。若非如此，文藝復興究竟要恢復什麼古典文化？啟蒙主義又是啟什麼蒙？

中國文化其實2,500年來大體一脈相承，西方則是曲曲折折。然而鴉片戰爭失利之後，在許多「文化激進分子」的鼓噪下，竟把中國與西方的歷史發展給顛倒了過來，說成是「西方基督教社會先步入世俗化與自由經濟，而中國則是遲遲跟進」。

大學與資本主義時代需要

歐洲所謂的大學始於11世紀，其主要功能為替貴族階層培養繼承人和國家官僚體系的管理人才，因此一直用極少數人能懂的拉丁文、古希臘文進行教學。此期間，甚至聖經都是拉丁文印製，意味著聖經的解釋權，甚至閱讀權都掌握在權貴手中。據調查，同期間，即歐洲中古時期，中國社會的識字率高達50%以上，而歐洲至多是3%。

及至14世紀文藝復興，歐洲若干地區開始發展地方語文，其第一個目標就是以地方語文翻譯聖經，以使宗教大眾化，來打破教會壟斷，嗣後才引申出人治觀念與人權政治。如今回顧，用這種迂回曲折的方式（發展鄉土文化）對抗教會與神權，的確是一段非常有趣的過程。

歐洲各地的大學改革時刻不一。一般說來，19世紀工業革命起，大學才真正對所有階級的子弟開放。原因不外是，此時傳統貴族大學培養的人才、人數不敷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需要；而且從此之後，知識分子的培訓主要是替資本主義生產服務，因此不只是趨向於大規模生產專業人員，還促成了男女學生教育方式與個性塑造的趨同化。

歐洲19世紀徹底改革前的大學，與漢武帝時代的太學毫無二致。然而，這種由「世襲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早在6、7世紀之交隋煬帝時代就揚棄了。

拿歐洲11世紀以來興辦的封建大學，與中國的科舉做對比並不恰當。所謂大學，即歐洲最早於中古時期特地為貴族子弟提供的教育機制，中國早在商周時代就有。中國當時的「大學」就是為教育貴族子弟而設，至於當時的「小學」，則主要是提供給自由公民的子弟（奴隸、佃農子弟則無緣）。該情況與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大同小異（歐洲甚至還沒有中國式的「小學」）。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開始廣泛開辦私學，形成官學與私學並立的狀態，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相當進步。

歐洲社會直到17、18世紀啟蒙世代才開始逐步仿效中國，並因此廢除官僚世襲制，以文官制取而代之，而這種文官制，中國早於隋唐時代就已開始實施。因此，就教育制度而言，無論大學或科舉，或樹立文官制方面，中國都長期遙遙領先。

民主的條件與短板

據歐洲社會調查，每個社會都至少有15%的潛在排外、懼外人口。冷戰期間，兩陣營相對峙，不約而同地爭取少數、弱勢群體，促進社會福利，因此沒有任何社會力量敢像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的民粹主義那樣，拿「排外」當作競選議題或政綱。冷戰結束後，西方陣營保守派不時以「加強競爭力」為藉口，大幅裁員、裁薪、削減社會福利，而且為了迴避責任，把所有責任推給外籍勞工、移民、難民與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此際，民粹主義政黨乘勢崛起，除了調動15%的仇外人口，加上被邊緣化且不明就裡的失業人口、抗議群體，往往便能爭取到三成以上的選票，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這說明，即便在21世紀的發達國家，民眾受愚弄擺布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有人強調民主是學習過程，其出發點在於：民眾是個理性動物，願意學習，有能力吸取教訓。據我的觀察，這是種未經證實的理想主義，靠一再的失敗失誤而吸取經驗教訓，其社會成本並非每一個社會所能承擔。比較之下，美國與中西歐在政治文化上就有很大的差距。台灣政客之喜歡作秀，媒體之興風作浪、窮極無聊，也曝露了社會存在著把政治當兒戲、極其幼稚的一面。

中國的選賢與能出發點在於「賢能者對社會大眾有利」。中國的一貫文化價值是，與其盲目推動政黨政治，不如朝選賢與能推進，以迎合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至於民眾，當然可以通過教育與提供質詢、監督的機會，逐步提高其問政、參政能力。

中國自秦漢廢除分封、設郡縣以來，便一直設法以選賢舉能取代官僚的世襲制。因此漢武帝時設了太學，隋、唐時期則正式制定科舉辦法。從此之後，選賢舉能就一直成為官僚制度形成的正軌。當然，在漫長的兩千年中，此制度也經常受到扭曲、濫用，我們不能一概美化。不過，得重複強調的是，古時長期設立一道「問策」（時事評論）考試，考生除經、史之外，也必須熟悉國家、國際大事，甚至提出具體政見。鑒於此，歷代不少舉人、進士，不只是當時代的大學問家，甚至是非常優秀的戰略家。

學而優則仕最為公平

至於世襲與產生昏君、暴君的例子，歷史上的確時有發生。皇帝世襲是大帝國時代無法避免的措施。古希臘的領袖固然由貴族與奴隸主互相推選（號稱民主制）而產生，實際上，這也只能夠在人口不多的小城邦才可能實施。如果中國古時候不採取世襲辦法，很難凝聚全國人民的向心力。我本人在歐洲每年至少要投一次票。老實說，候選人名單上的數十位地區候選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因此也只能放棄選人，而選黨。慮及古時候的封閉與割據，老百姓恐怕連見到「候選人名單」的機會都不可能有。因此，科舉制固非完美制度，但卻曾是舉世最優越的制度。

有人把入黨、升遷程序比擬為選賢與能，這與傳統社會的選賢與能稍有差別，卻可能是目前當局不斷提高國考門檻的一大原因。往後，一旦所有事務官員必須預先通過嚴格的考試選拔，同時最高部會領導人（政務官）又由各個相應的專業精英互相推舉而產生。我想，政黨的性質與存在需要便會發生激烈改變。那時後，大家會把注意力從找組織，轉移到效力於超然的國家；從迎合組織需要，轉移至國家大事與世界大事。

統而言之，為避免當前甚為普遍的民主暴力、鋪張浪費、裙帶關係、惡性賄選與民粹主義的愚民政治，我認為中國的學而優則仕、選賢與能的傳統是最公平的社會建制理念。如果各階層、各領域領導崗位均由學術界推選產生及罷免，可避免上述弊病，同時又培養社會倫理及向學精神。一個具有學術地位、憑本事而領導的學問家，至少具有扎實的專業訓練與敬業精神，因此在相應的崗位上錯不到哪去，也壞不到哪去。確切地說，這是種既傳承了固有文化，又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精英治國模式。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台灣和國民黨的危機根源是反共，現在反共卻沒有合理性，國民黨應該帶頭改變反共思維，既消解本身的危機，也消解台灣的危機。

國民黨因與共產黨從在大陸內戰到台海對峙好幾十年，長期極力反共，即使近十幾年，國共關係緩和，雙方高層有不少交流，國民黨也不曾宣布不再反共，而多數國民黨支持者仍存有反共成見。另一方面，民進黨為了追求台獨，自然要反中，反中需要找理由，反共成為反中的現成理由，因此民進黨也大力反共。兩大政黨都鼓吹反共，台灣幾乎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地方。

反共助長反中和台獨

台灣多數人反共，中共治理中國大陸卻越來越好，使中共和中國成為一體，很多台灣人於是從反共轉為反中，再從反中變成台獨，簡單說，長期的反共思想助長了反中和台獨思想。綠營和蔡英文政府為了不激怒中共，不太公開宣稱反共，但看看多年來台灣出版的大量台獨和反共書籍就很清楚，反共已成為反中和台獨的主要理由，也是台獨支持者的宣傳主調。

大陸面對台灣有兩個思維，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就民族主義來說，台灣是中國神聖而不可分割的領土，遲早必須回歸中國；另一方面，台灣的地理位置重要，為了國家安全，中國也需統一台灣，而在統一之前，至少不能讓台灣落入美、日等敵對勢力的控制，威脅到大陸的沿海精華區。中國龐大，又仍在逐步崛起之中，因此過去僅強調反對台獨，並未急於統一台灣，蔡政府為了台獨和反中，不承認「九二共識」，又明顯倒向美、日，使大陸的危機感大增，兩岸關係於是陷入震盪和緊張，若大陸因此改變態度，急於實現統一，將是台灣的重大危機。台獨和反中會導致台灣的大危機，而反共思想助長了反中和台獨，因此可以說，台灣危機的根源是普遍的反共思想。

反共不再具合理性

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主要差異在於兩岸政策，馬英九政府致力於改善兩岸關係，讓兩岸空前和平友好及對岸讓利台灣，為什麼多數台灣民眾不喝彩支持，反而造成國民黨兩次選舉大敗、立法院只剩不到三分之一席次？原因不難了解，台灣民眾大多有反共思想，甚至視中共政權為魔鬼，國民黨與魔鬼交往，何來正當性？即使為台灣爭取到一些好處，也被視為與虎謀皮，不足取也。國民黨的反共立場與其兩岸政策彼此矛盾，不解決，是無法服眾的。此外，反共思想助長了反中和台獨，使綠營的板塊越來越大，國民黨焉能不敗？因此，反共是國民黨危機的根源。

國民黨在孫中山時代並不反共，還「聯俄容共」，自1927年蔣介石「清黨」，國民黨開始全面反共，但那已經是90年前的往事，時空環境早已改變，有必要繼續反共？

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現在世界上真正實行共產主義的大概只有北韓。反對共產主義其實是要反對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共現在沒實行共產主義，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共？只因為中共書面上仍奉行共產主義嗎？書面上中華民國奉行三民主義，實質上也沒實行三民主義，書面不容易改，實質才重要，只因為中共書面上仍奉行共產主義，就反對中共，說不過去吧！

從實際面來看，中共領導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大陸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越來越好，大陸觀光客充斥全世界，世界各國都想與中國合作共同發展，中國無疑是發展中大國裡的唯一領先者。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多年的調查，大陸人民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程度一直高於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模式成為西方民主制度的強力挑戰者。中共有這樣的優異表現，國民黨和台灣有什麼理由反對中共？只因為歷史怨恨嗎？國共有歷史怨恨，台灣和中共可沒有歷史怨恨，國民黨難道要獨自糾纏於幾十年前的往事？

國民黨應率先放棄反共

近年國民黨已經較少宣揚反共，但是這樣還不夠，國民黨黨章裡至今還書明「反對共產主義」，國民黨應該修改黨章，公開發表聲明不再反共，並肯定中共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貢獻，這樣才能逐漸矯正台灣人反共的成見，既有益於台灣人正確的中國觀和世界觀，也有利於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使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有正當性和號召力。

國民黨要改變反共立場，內部難免會有不同的意見，最可能的顧慮大概是兩位前蔣總統的歷史地位問題。不過，兩蔣在大陸發生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反共，凸顯了他們反共保台和建設台灣的貢獻，現在不再反共則是肯定，在兩蔣逝世之後，中共「改革開放」的成就，兩者時空不同、並不衝突。

國民黨從反共轉變為不反共，並不表示全面倒向中共，而是以中性、不偏不倚的態度面對中國大陸，國民黨甚至可以重申「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民黨尊重台灣人對統獨的抉擇」，這樣應該不會嚇跑中間選民。不反共是正常健康的中國觀，會長期默默地消解反中和台獨思想，對藍營和台灣都是絕對有益的。

突破性的思維和理論似乎是國民黨一向較缺乏的，但願多位主席參選人把本文的建議列入考慮，或許能對國民黨和台灣都大有裨益，筆者不屬國民黨，卻誠心為國民黨和台灣好。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雞年春節期間，民進黨立委高志鵬表示，看膩了新台幣上的孫中山與蔣介石，將會推動新台幣的換版，一時之間引爆網友熱議，有人贊同，但更多人表示與其做這些沒用的事，不如專心拚經濟，讓民眾口袋裡的鈔票增加。

鈔票的設計變動本來無可厚非，但結合其表述理由，再加上自從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推行的一系列措施來看，容易被解讀為「去中國化」行為。筆者希望藉由梳理台灣自光復後，所使用的歷版鈔票設計，結合政府的政策及社會的氛圍，淺論台灣這幾十年的變化。

舊台幣的設計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隔年的6月15日台灣銀行發行台幣為法定貨幣，這時的台幣被定位為一種過渡性質的貨幣，共有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壹佰圓及伍佰圓券等六種，而其設計都是同樣的：正面是台灣銀行大樓、台灣地圖及孫中山的肖像；背面是鄭成功抗擊荷蘭人的海戰圖。後期由於通貨膨脹增發了壹仟圓、壹萬圓券，但圖案也都是一樣的。由於通貨膨脹及國民政府失利遷台，1949年政府宣布發行新台幣。

早期新台幣的設計

最早的的新台幣共有壹分、伍分、壹角、伍角、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及壹佰圓券，共八種。此時的設計也與舊台幣相似，只是從橫版改為豎版，也都是由孫中山肖像、台灣銀行大樓及台灣地圖所組成。

1960年新台幣改為橫版，且相較於之前的設計有了變化，這一套新台幣小面額（壹、伍、拾圓券)正面左方依舊都是孫中山肖像，而右側是台灣的基礎設施，背面皆為總統府。其中壹圓券的風景為清水斷崖的象鼻隧道（1953年的台灣八景）、伍元券為鵝鑾鼻燈塔、拾圓券為西螺大橋。而大面額的伍拾元券及佰元券皆為正面孫中山肖像，背面為總統府。

1966年設計了新的伍圓及拾圓券，正面為孫中山肖像，背面是1966年為紀念孫中山誕辰百年所興建的陽明山中山樓。從此之後，新台幣的設計建築物邁入了中山樓與總統府的時代。

1976年新台幣發行新版鈔票，一年前逝世的蔣中正首次登上了台灣鈔票，出現在當時最大面額的伍佰及壹仟元券上。

直到1999年，台灣的鈔票設計出現了耳目一新的思路，該年台灣銀行發行了面額為伍拾圓的《新台幣發行50週年紀念鈔》。正面是1949年發行的第一張新台幣及當時最新使用的壹佰元券，背景配有西螺大橋及台灣鐵路。而背面為中央銀行國庫局大樓、台北捷運與手持麥穗的農婦，這些圖案都象徵台灣經濟起飛。

現行的新台幣是在1999年到2004年之間設計完成的（其中經歷了首次政黨輪替），而新台幣的發行機構也改成了中央銀行。可以說，現行的新台幣設計以本土化為主、傳統文化為輔，但相較於早期的設計，這版新台幣的設計有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本套新台幣由壹佰圓、貳佰圓、伍佰圓、壹仟元及貳仟圓券所組成。

壹佰圓券的設計在2000年完成，主圖是身穿馬褂的孫中山肖像，背景輔以孫中山手書的禮運大同篇及浮雕「如抱赤子」所組成，背面為中山樓與梅花。

貳佰圓券在2001年設計完成，主圖是身著中山裝的蔣中正像，背景輔以象徵義務教育的學童及象徵土地改革的農村景象。背面為總統府與蘭花。伍佰圓券在2000年設計完成，正面為棒球隊，背面由大霸尖山、梅花鹿與竹子組成。壹仟元券在1999年設計完成，正面為象徵教育事業的小學生，背面是玉山、台灣帝雉及菊花。貳仟圓券在2001年設計完成，正面為象徵科技的衛星接收器與福爾摩沙一號火箭，背面是南湖山、櫻花鉤吻鮭與松樹。

比較台幣歷來設計內涵

從歷來台灣所使用的紙幣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實，以舊台幣的設計來說，孫中山出現在鈔票上雖是自北伐成功之後普遍出現的事，但出現在台幣上尚屬首次，其肖像與台灣地圖相結合蘊含著國民政府宣示要在台灣貫徹三民主義理念，而背面的鄭成功海戰圖也有著提醒台灣人民的涵義，即「台灣本為中國的領土，國民政府的光復就如同鄭成功收復台灣一樣，是將台灣人民從異族的統治中解救出來。」

豎版的新台幣設計體現了一個意象，當時台灣人民剛剛經歷了4萬元換1元的通脹噩夢，新出現的台灣銀行大樓，就像政府向百姓說「政府從大陸帶來了黃金穩定台灣貨幣，台灣銀行現在發行的貨幣是可以被信任的。」

1960年橫版的新台幣則在沉悶的設計中有了一點點新意，小面額的加入了蘇花公路的象鼻隧道、鵝鑾鼻燈塔及西螺大橋，顯示當時政府要將台灣建設成為「復興基地」、「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決心。

從1966年以來長期出現在新台幣上的中山樓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圖騰，是自政府遷台後國民大會及歷屆國民黨全代會的開會場所。而中山樓的出現，宣示了中國的法統位於台北的政治意涵。

1976年的改版出現較大的變化，剛逝世的蔣中正登上伍佰及壹仟元券，這是當時政府在塑造整體社會「緬懷領袖」的背景下完成的。

現行台幣體現的政治氛圍

現行新台幣的設計具有一定的過渡性質（從單調的政治性質設計轉向多元的社會性質設計），且設計者有意淡化在新台幣上的「中華文化」，但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中華文化的影響，例如：在每張鈔票的背面右上角，分別有著象徵中華文化的植物。值得注意的是，在鈔票的設計上可以看出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去中國化」的痕跡。例如：2004年時伍佰圓因要進行防偽升級，而將原來正面一名穿著「中華」棒球隊服的選手去除。這是民進黨在掌權後對新台幣的首次「手術」。

而現今民進黨再度執政，在民進黨一系列「柔性台獨」、「文化台獨」的措施下，若此時真的進行「新國幣運動」，很可能會設計出一批「本土」、「去中國化」的鈔票。

鈔票被視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名片，其中的圖案蘊含著當地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政治氛圍，如果民進黨硬要將孫中山與蔣中正「請下」鈔票的話，必將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騷動，也會使兩岸關係更加惡化。

(作者係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所的台生)

1957年「劉自然事件」引爆的反美示威，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最浩大的政治危機，與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等量齊觀。在長期戒嚴及冷戰的格局下，反美已淪為儀式，乃至徒有口號，堅持理念與尊嚴者反遭到監禁與思想監控。

1957年是什麼樣的概念？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定的第三年，金門「八二三炮戰」的前一年，也是美國阿肯色州小岩城動用第101空降師沿街保護黑人學生就學的年代；對岸則祭出「反右運動」，凡切不斷台屬關係者一律勞改整肅。人權平等這四個字，在全球還只是憲法虛文。

抗議美軍殺人無罪

3月20日深夜11時50分，台北陽明山中正公園一樁看似單純的命案，引爆美軍法庭審理不公的怒火。服務於美軍顧問團陸軍組醫務部的43歲黑人軍士長雷諾(M/Sgt. Robert G. Reynolds)，在美軍招待所B字1號住所外，連開兩槍擊斃劉自然（33歲，江蘇無錫人）的連鎖風暴，幾乎撼動了中美邦誼。

韓戰爆發後，美軍顧問團來台前的1951年2月9日，台美簽訂「中美關於美軍援顧問團來華換文」，顧問團成為大使館的一部分；次年11月1日「中美關於美軍顧問團人員應享待遇換文」，美軍眷屬也適用豁免司法管轄特權。1965年6月美國停止經援，8月31日與日韓同步簽訂「美軍在華地位協定」。

依據協定，嫌犯雷諾交由美軍法庭審理，5月23日正式宣判：雷諾無罪當庭開釋，一家三口立即取道菲律賓飛返加州。劉氏遺孀雖未到庭聆判，三位女記者當場悲憤落淚，但美軍人員眷屬卻爆出歡呼。

劉自然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打字員，省立成功中學由教官帶隊前往抗議，使得全案自始敏感。

美使館衝突一觸即發

23日當天衝突現場有二：一為位於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另一處為中山堂廣場前的美國新聞處。前者由軍警解危，後者於傍晚群聚近三萬之眾攻進市警局，經一再警告被迫開槍造成1死。中央社紐約特派員湯德臣指出：自1949年8月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後，自谷底回升的邦誼，幾在5小時內全毀。

24日早晨，北市中正路1842號美國大使館外牆已被噴上CIA Get Out。使館緊閉的黑色大鐵門前，一位白衣女子舉著白紙牌上書黑筆大字：「抗議殺害劉自然的兇手美軍被判無罪！」

中廣記者夏龢上前採訪，奧特華懷抱16個月大孤女劉瑪琦答道：「我是劉自然的太太，我要向美國大使館抗議，為什麼我的丈夫無辜被槍殺，兇手居然宣判無罪？｣」

激動民眾衝進使館翻車，搗毀物品，打開保險櫃，將文件撒落一地，星條旗被扯下，換上中華民國國旗。白床單自二樓垂掛寫著：「朋友不殺人，殺人償命。美國不能學俄帝。」

美方要求嚴懲暴徒，但張群等相關政要認定：本案「政治性重於法律性，目前所急要者，為對內化除民間之不平情緒，對外為彌補中美間之裂痕，全案量刑愈輕，則於此兩者愈為有利。」故力主輕判犯案民眾，建議刑度勿超過一年。於是，撕毀美旗被指認者：盧伯臣、劉英傑、王烈、吳南方、楊水發、童清谷、劉福藩、廖勝美等，僅處易科罰金。失職官員則遭重懲：台北衛戍司令黃珍吾、憲兵司令劉煒及省警務處長樂幹，均遭免職。我駐美大使董顯光一再代表政府道歉，賠償美方損失新台幣2,100萬元。

台北衛戌司令部軍事法庭於1957年6月26日宣判：40名肇事被告，28人處刑，10人免刑，兩人無罪。有期徒刑者7人，最重1年，最輕6個月。審判長宣稱：不幸事件是無組織、無計畫，無所謂首領之「偶發事件」。

上海新專校友遭捕連坐

當局懷疑以林振霆為「主謀｣的孫毅、戴獨行、李望、朱傳譽、陸靜珍、朱兆麟、郁樹銓、莊晴勳、楊代琇、江其才、傅維鈞、夏龢、席淡霞等私立上海中國新聞專校畢業生，都是潛伏共諜，奉命等候解放接收報紙。

當局表面上輕判肇事者，但又另案羅織「共同著手顛覆政府」罪嫌，將《民眾日報》編輯林振霆以「匪嫌」判處死刑，其後減為無期徒刑，坐監27年，於1984年1月假釋，2009年10月病逝於高雄燕巢榮家。

刑度居次的戴獨行，曾任《經濟時報》駐基隆記者，1962年6月5年刑滿出獄，擔任《聯合報》改稿編輯，撰寫《白色角落》一書力爭平反。他笑稱：當時大家只是一群窮學生，豈有通天本領接收報紙？政府開放探親後，與被控「吸收主謀林振霆」的孫毅，笑談人間滄桑，因為孫也在大陸蹲過苦牢。

上海中國新專創立於1945年10月，校址在陝西南路410號（原法租界）。董事長張繼要「各位同學都能養成為三民主義的新聞記者」。

林振霆與朱傳譽最早來台，李望與陸靜珍居次，都暫住林良、齊鐵恨主持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日式平房。林振霆廣東南海人，身材魁梧，一口標準北京話，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從軍，但一槍未打就還鄉了。正因這段「青年軍」背景，由「國家冤獄賠償委員會」核給新台幣580萬元，在高雄燕巢「岡山榮民之家」度過殘年。

如果劉案是「主震」，那麼中國新專校友連坐的憾事，則為悲情的「餘震」。

新專校友來台，正逢新聞界人手奇缺而活躍於第一線，卻遭疑為策劃暴亂集團，極可能與林振霆、朱傳譽、戴獨行、李望、陸靜珍等曾先後擠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日式平房打地鋪有關。

席淡霞至今珍藏著「正式結業證書」與「補發結業證明」。來台先在高雄旗尾糖廠子弟小學任教，再調北市「國語實驗小學」。事件平息後，隨夫婿蔣君宏教授移居英國。

「劉自然事件」60年後

台北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早就改建為商業大樓，60年前反美激情看似船過無痕，但情治單位到1969年5月，還在呈報劉氏妻女動態。新專校友捲入反美狂潮是職場宿命，還是「莫須有」的罪罰，恐怕還是難解的迷霧。畢竟國共並肩抗戰八年，幾乎誰家都躲了心向延安的「地下黨」，只要是知識分子，誰都會認得幾個左傾的熱血青年。

如今綠營再度執政，鼓吹親美媚日，反美促統者必視同「賣台」，獨派打著轉型正義名號，以清算政敵更毫不手軟；如再量身推出捕諜戲碼，能不令人浩歎而憂心！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