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股今年以來有如神助，一舉創下1990年7月至今的新高紀錄。正透露著日本消費在解封、開放觀光後大步成長，日圓貶值加速了企業海外獲利並帶動實質薪資及經濟成長。看來，日本經濟正如旭日東昇。

失落逾30年的日本經濟正要旭日東昇，有道是數據會說話。首先，日經225指數於5月17日攻上3萬點整數大關，創下自2021年9月以來收盤新高水準。6月15日，日經225指數收在33,502.42點，再創下1990年7月以來的新高點，東證股價指數(TOPIX)亦同步創下自1990年8月以來的33年收盤新高紀錄，意義非凡。其次，日本經濟連二季成長，在全球經濟前景暗淡不明之際能有如此表現自然備受矚目。

股神加持全球資金跟進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日股曾於1989年創下38,000點歷史高點，然泡沫後一蹶不振。即使日本央行長期的量化貨幣寬鬆政策(QE)，也難以讓日股再創高峰。不過，股神巴菲特所執掌的波克夏海瑟威今年增持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及丸紅商社等五大商社股份，這登高一呼引發不少資金跟進。日本財務省於5月11日所公布的統計資料指出，2023年4月份外資在日本股市買超逼近5兆日圓，為2005年1月以來單月買超紀錄的歷史新高。

日經225指數自年初迄6月15日止，漲幅逾28%；而東證股價指數同期漲幅也高達21%，成為今年全球表現最好的市場之一。在經歷公司治理改革及轉型，以及經濟溫和復甦後，日本企業獲利率長期趨勢向上。再者，日股平均的股價淨值比僅1.3倍，估值遠低於其他市場，更有逾50%公司股價淨值比小於1倍，的確有機會迎來「十年一遇的牛市」。

日本經濟正溫和復甦

如附表所列，但今年公布的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經調整後的年增為2.7%，增幅高於市場預期，更優於前二季，顯示經濟保有韌性，今年預期樂觀。進一步分析，日本於1990年代初因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導致10年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及1%，失業率則高達4%，被戲稱為「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進入2000年後，日本經濟仍無起色，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到2010年三年平均成長率為負1.17%，顯示其經濟欲振乏力。消費者物價持續下跌、日圓升值、貿易出超轉為貿易入超、政局不穩、經濟持續無感，稱之為日本「經濟迷失的20年」。2012年12月，安倍回鍋擔任日本首相後，誓言要振興日本經濟、再造往日榮景。為擺脫日本的經濟通縮，推行寬鬆貨幣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學」。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安倍讓日本經濟較上任時更強大。遺憾的是，日本在2020年隨著新冠疫情衝擊而再度陷入衰退，繼任的菅義偉繼續奉行「安倍經濟學」，無奈經濟成績不佳，黯然下台。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於2021年10月上任一年半後，終於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今年實質GDP成長率上看1.5%。

日本央行維持貨幣寬鬆

日本央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實施至今已近10年，央行龐大的購債措施，不僅造成日本公債流動性低落，也在當今高利率的環境下，擴大與美國及歐洲的利差，造成日圓貶值與資金外流。但新任總裁植田和男上任之初即表示，貨幣寬鬆政策「利大於弊」，目前沒有改變2%通膨目標的打算，會繼續觀察10年期公債殖利率區間放寬至正負0.5%的影響。

2016年日本央行於當年開始實施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 YCC)，並於去年的12月20日將10年期債券殖利率範圍從0.25%上調至0.5%。而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全球資產定價之錨，也是日本國內借貸成本的關鍵指標，只要利率超過該區間，央行會介入國債購買操作，直至收益率再度符合控制目標。此政策的優點是，讓購債計畫保持彈性，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安倍晉三於2012年底上任後，即任命黑田東彥作為日本央行總裁，推出了史無前例的QQE（量化質化寬鬆），宣布每年購買日本國債規模60至70兆日圓，在量化寬鬆的基礎上加上質化寬鬆，激進的貨幣寬鬆手段讓日圓在半年內相對美元走貶20%。去年，全球主要國家央行進行升息循環，日本卻仍堅持實施QQE及殖利率曲線控制，成了日圓近10來易貶難升的重要原因。

製造業及觀光業轉好

在日圓貶值及疫情解封下，一則帶動日本觀光業的復甦，刺激消費。再則增加企業海外獲利，進而提高實質薪資水準。根據日本觀光局統計，今年3月造訪日本的外國旅客人數，已恢復到疫情前2019年同月的65%。《經濟學人》報導，1990至2019年的近30年間，日本名目工資只成長4%，幾乎凍漲，長期通縮實其來有自。然而，已有不少大企業自今年起帶頭加薪，如汽車巨頭豐田、本田、快時尚巨頭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遊戲公司任天堂等紛紛宣布調薪。日本的2023年工資動向調查顯示，包括定期加薪、提高基本工資等，平均加薪幅度為3.89%，相較去年提高1.54%，創下31年來的最高水準。而面對工會提高基本工資的要求，日本企業的實施率接近9成。薪資上漲代表更有消費能力，加上旅遊解封後各產業復甦，商業活動蓬勃發展，無疑是日本擺脫數十年來通貨緊縮的重要功臣。

日本官方4月21日公布，因企業持續將上漲成本轉嫁給家庭消費者，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升3.1%，4月CPI年增3.5%，連續13個月超過日本央行2%的目標。4月核心CPI達4.1%，不僅是1981年9月來最大年升幅，也是連8個月達3%以上水準。尤其，5月份東京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3.9%，創下自1982年日本資產膨脹泡沫化以來的最快漲幅，顯見薪資提高對消費及物價都有影響。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每人每天攝取額外添加在食品當中的糖，不宜超過22.5公克，以市售700毫升的一杯珍珠奶茶為例，每杯的含糖量就大約是61.6公克。為維護國人健康，建議政府應針對含糖飲料(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SB)開徵糖稅。

消費含糖飲料(SSB)排名

截至目前為止，阿根廷的SSB消費量居全球第一，平均每年人均消費155升。排名第二的是美國，每年人均消費154升，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每天至少喝一杯SSB，導致美國罹患心血管疾病、肥胖和牙齒問題的人數一直飆升。智利的SSB消費量位居第三，每年人均消費141升，最受歡迎的SSB是可口可樂，智利民眾的健康指數也因此在下降。SSB消費量位居全球第四位的是墨西哥，每年人均消費137升，近年來已出現因消費SSB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報告。

按含糖比例課徵糖稅

糖稅又稱SSB稅，其主要用意在於藉由對含糖飲料的課稅，導正不良飲食習慣，減少肥胖、糖尿病及蛀牙，或對含糖飲料製造業課稅，以導正其降低飲料中含糖的成分，目前課徵糖稅的有英國、愛爾蘭、南非、馬來西亞、阿曼、挪威、泰國、巴拿馬、墨西哥、匈牙利與智利等50多個國家。

各國對糖稅的徵收大致可分兩種方式：一種是按比例課稅，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含糖飲料課徵50%、能量飲料課徵100%的糖稅。墨西哥亦針對飲料的含糖量課徵10%的糖稅，在維護民眾健康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其中低收入族群對於含糖飲料消費量減少了17％，高收入族群對含糖飲料消費量減少了5%，墨國每年增加約232億披索的糖稅收入。

按飲料容量課徵糖稅

第二種方式是按每毫升或盎司課徵糖稅。英國目前開徵SSB稅採兩級制，根據飲料含糖量比重向生產者課稅，不同含糖量的稅率不同，例如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8克的飲料，按每升0.24英鎊徵稅；每毫升含糖量5至8克的飲料，按每升0.18英鎊徵稅，結果其中含糖量超過8克/100毫升的飲料，平均價格上漲了0.075英鎊/升，含糖量低於8克/100毫升的飲料售價則未上漲，分級課徵糖稅導致生產商改變了配方，以降低含糖飲料的糖份比重，例如：可口可樂調整旗下飲料的含糖量，其中雪碧的含糖量從6.6克降至3.3克、七喜從10克降至7克、芬達從6.9克降至4.6克。結果，英國民眾每年從攝取的軟性飲料中，減少了約4,500萬公斤的糖分，其中標榜無糖的「可口可樂Zero」，在糖稅實施後，整體銷售額提高了18.5%。此外，市面上出售的高糖飲料比例下降了，例如超市裡所販售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5克的飲料，所占比例從49%下降到15%。

葡萄牙對含糖量每升低於80克和每升高於80克的飲料，也實施了兩級制SSB稅，導致含糖飲料平均價格，分別上漲了0.8歐元/升和0.16歐元/升。結果含糖飲料的銷售額減少了7%，尤其製造商降低了飲料配方中的含糖成分，使消費者的SSB攝入總量減少了11%。

美國也在特定地區或城市引入SSB稅。加州推出了每盎司1分的SSB稅，導致每盎司平均價格上漲了0.83美分，含糖飲料的消費量下降了21%。費城對含糖飲料（包括無糖軟飲料，但不包括果汁和牛奶飲料）課徵每盎司1.5分的稅，生產商轉嫁給消費者，導致含糖飲料的售價上漲了21%，費城超市減少了含糖飲料的庫存，增加了礦泉水的庫存。

南非政府自2018年開始對含糖飲料（天然果汁除外）徵收10%的健康促進稅，另對於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4克的飲料，每克徵收0.021的糖稅，課徵糖稅後，含糖飲料的價格平均每升上漲了1.006南非蘭特，南非家庭的SSB購買量平均下降29%，這些飲料中的糖消費量也下降了51%。

綜合以上可知，徵收糖稅可讓SSB生產商降低含糖成分，消費者購買含糖飲料的總量也減少了，顯示課徵糖稅能有效導正消費者的飲食習慣與廠商的生產行為。

台灣可以徵收地方特別稅

依據2002年通過的《地方稅法通則》，台灣特別稅與臨時稅屬於地方稅，是由中央立法賦予各地方政府有權利課徵。地方政府在開徵新稅前，必須先提交地方議會完成法定程序，再報請財政部備查。特別稅與臨時稅的差別在於課徵期限與稅款用途，其中特別稅的課徵年限最長為四年，臨時稅課徵最多是二年，特別稅可作為地方政府的自籌財源，臨時稅則只能專款專用。不管是特別稅或臨時稅，課徵年限屆滿仍須課徵者，均須按照地方稅法通則規定重新辦理。

筆者建議，台灣地方政府可以考慮課徵糖稅作為地方特別稅，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有財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降低消費者對含糖飲料的過量攝取，減少政府的健保給付支出。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今年無論是總合經濟量體，或是經濟發展成長速度，亞洲經濟都跑贏了西方經濟，這意謂西方要像過去一百多年來一樣，率意薅亞洲國家的羊毛，乃至制裁或遏制亞洲區域國家經濟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亞太全球最具經濟活力

5月11日，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3年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率，將從2022年的3.8%勁升至4.6%，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更將超過70%，而中國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也將高達34.9%，這一預估數值遠遠高過既往幾十年的水準。而亞太地區之所以能成為2023年全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主要推動力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復甦，以及印度經濟成長保持韌性。尤其，2023年中國經濟成長有望超過6.5%，繼續扮演亞太及全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

當前全球需求走弱，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西方稱霸全球的G7經濟實力已漸趨疲軟，手握西方貨幣的歐美銀行業驟趨崩解，正給全世界的經濟態勢注入了不確定性的因素。

根據IMF估算，進入21世紀以來的通常情況，中國經濟的GDP成長率每提高1%，就會帶動整個亞洲其他所有經濟體平均提高0.3%；而且與過去經驗主要是由投資需求帶出的「投資溢出效應」不同的是，今年溢出效應將更多體現於中國在消費和服務業的需求增加，而且比過去的勁道更具體堅實強烈。

中國經濟復甦正在增強

另外，根據歐洲瑞銀最新的預計，受到若干因素的驅動，2023年下半年亞洲區域經濟發展成長，應該可以超過西方先進市場經濟至少5%以上。首先是中國經濟的逐步復甦。在國民消費的強勁帶動下，今年第一季GDP成長率已達4.5%，大大超出原本的市場預期；隨著信貸需求增加，第二季GDP成長可以提升至8%，為全年成長至少6%以上提供條件。尤其令人鼓舞的是，2020年以來處境艱難的房地產市場也正在趨於回穩，3月全國住房銷售額年成長率已站上6.3%。

儘管備受地緣政治持續加劇的挑戰，但大陸整體宏觀經濟的前景持續改善，仍然吸引世人注目，尤其今年5月公布的第一季企業經濟財報頗為亮眼，而股票不到10倍的本益比估值，也對投資人頗具吸引力。截至5月中旬為止，歐洲奢侈品股和澳門博彩股等受益於大陸重新開放市場，已出現反彈。隨著中國經濟復甦的穩步推進，預計在MSCI中國成份股中的消費品、交通運輸、資本財和工業材料等市場板塊，也應該會迎頭趕上。

G7主導地位已成歷史

5月19-21日的G7峰會於日本廣島落幕，20日發布的聯合聲明表示：「我們的政策方針並非針對中國，也不是為了阻撓中國經濟成長與發展。」在會中七國領袖認知到：今天要維護西方經濟的韌性，應該採取降低風險及多元化，並減少對主要供應鏈的過度依賴程度；亦即是將以「去風險」，取代2021年拜登接續川普的「脫鉤」戰略。

就在G7峰會期間，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沃爾夫(Martin Wolf)想點醒西方國家社會，必須接受當前的新現實：「美國的單極時刻」和「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都已成為歷史；中國現在是一個全世球性的經濟大國，G7集團各方國家都必須認清現實，再次找到「通往合作」的道路。

G7國力和經濟實力遞衰

1975年，世界已開發國家集團召開了首次領導人峰會，宣告成立G7，全球人口的占比曾達15%左右，而2019年伴隨著少子化、老年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G7的全球人口占比逐年下降。今年G7合計人口數僅占世界人口的一成，GDP約占三成，未來還會降至更低水準。

G7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占比，40年前曾直逼七成，截至今年3月底，僅有四成不到的水準，已比金磚五國低了；相較金磚擴充至20國之後的BRICS+，G7不過僅及其半數而已。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GDP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2022年中國的GDP占美國GDP的72%，2023年中國的GDP更上升為美國GDP總額25.006兆美元的77%，直逼21兆美元。

G7已喪失霸權領導力

中國大陸、印度與巴西等開發中國家崛起後，包括中俄在內的20國集團（G20）框架，也都未能在俄烏戰爭後發揮太大的緩衝作用，更遑論G7集團經濟體。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原有的國際秩序發生巨大動搖分化，更引發外界質疑代表西方威勢霸權的G7，已喪失領導世界經濟的主導作用了。

換言之，以G7集團為核心的西方國家社會已無法再拱著美國霸權，繼續以實力地位肆意主宰全世界政經外交格局的秩序了，而且更不可能擅用美國單極霸權或G7+1的總合實力地位恣意妄為，到處製造「地緣不確定性」。

當亞洲經濟跑贏了西方經濟後，美國在全球經濟社會的「孤島化落寞」，將會成為2030年代的世界經濟社會中一道孤苦的風景。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歷經台美一年的談判，在5月19日達成首批協定，美東時間6月1日雙方完成簽署。但橫跨15個國家包括22億人口、生產總額26兆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量三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從去年1月1日在6個東協成員締約方和4個非屬東協成員締約方完成手續開始上路，今年6月2日對菲律賓正式生效後，15個國家已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

依據中國商務部研究院所完成的「RCEP實施周年評估」報告顯示，2022年日本、紐西蘭、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成員，對RCEP區域內部的中間品貿易均較2021年同期成長超過10%。若按RCEP規範，區域內部90%以上的貨物貿易最終將會從低關稅實現為零關稅，形塑區域整合市場。再者，之前許多學者專家評估，RCEP在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下，將振興因中美貿易衝突與疫情干擾，而重挫的亞太區域經濟，同時將首度達到東北亞中日韓與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整合時代。

輕忽RCEP對台經濟衝擊

面對RCEP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的壓力下，此前政府認為，台灣對RCEP成員出口的70%，是加入資訊科技協定(ITA)的相關產品，因享受免除關稅，故RCEP對台灣產業的衝擊有限；但台灣產業各界則頗為憂慮地指出，RCEP並非僅有關稅減讓，它同時包括投資、服務貿易、電子商務、中小企業、貿易便捷化、原產地規則、貿易救濟、智慧財產、標準、技術法規等非屬關稅壁壘的排除，其後續發展對台灣經濟的衝擊不容小覷。

儘管RCEP對自由化的要求「層次」不如CPTPP嚴格，卻又難以輕忽其自由化所聚焦的傳統製造業產品關稅排除比重高達九成以上，未來面對日、韓激烈的競爭，台灣傳統製造業產品對中國大陸、東協國家等出口市場的拓展，會呈現極為不利地位。此外，RCEP涉及服務業市場准入，此對內需規模不足，迫切需要透過外需尋求發展的台灣服務業，勢必得面對更嚴苛的挑戰。其實，從去年以來，台灣金融對新南向市場的授信，或對新南向據點增設的持續就開始放緩，可發現其端倪。

應正視大陸主導RCEP

不過，更無法輕忽的是，RCEP在中國大陸的積極主導運作下，未來除了透過技術標準規格、電子商務規範，將會衝擊台灣對RCEP成員的出口外，大陸勢必亦會利用RCEP管道，栓緊東協及日韓供應鏈。誠如去年9月17日大陸在RCEP上路後首次的部長層級會議上表示，RCEP在統一貿易及投資規範下，將有助於形塑區域經濟整合，甚至更進一步促進中國與東協、日韓之間產業體系的連結，重新打造供應鏈。

其實，「東協與中日韓三國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於2022年報告中就指出，RCEP將會加強區域供應鏈，以作為促進成員經濟成長的來源。AMRO認為，在極低的關稅水準、統一規範下，配合較為寬鬆原產地要求，協助成員跨國企業可利用不同經濟體的比較利益，降低生產成本。亦即RCEP要求若區域內部價值含量超過40%，就可以被歸類為原產地，同時享有優惠待遇，希望在如此偏低的標準下，重新打造區域供應鏈。

AMRO更進一步分析，RCEP不僅是中日首次達成自由貿易協定(FTA)，同時也是日韓首次達成FTA。因此，RCEP在全面實施相互關稅減讓下，除將使中日韓三個經濟體受惠外，東協經濟體也可從RCEP貿易和關稅綜合規範中獲致效率，透過區域供應鏈延伸所帶來的投資流量，得到更多利益。例如，東協的低成本製造，未來能利用來自日韓兩國的高附加價值投入（例如半導體），在運作上可先行免除關稅進口，再透過中國加工製成產品。

應調整策略突破限制

長期以來的兩岸關係糾葛，始終是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障礙。不過，這並非沒有突破空間，而是需要借力使力、調整策略。觀察過去全球供應鏈的網絡軌跡可以發現，其成長發展條件是能力及效率，並非需要透過FTA。中國大陸迄今簽署的FTA，占其出口貿易的比重並不高，但已建立了讓國際社會頗感威脅的供應鏈。

此意味著，未來台灣若能利用累積的經濟實力，有效整合各地台商的生產網絡，同時透過信任、安全條件，加強與全球重要供應網絡連結，產生的效果並不會亞於簽署FTA，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因此，台灣在面對RCEP全面實施所帶來的衝擊，卻又始終跳脫不開意識形態的糾葛，甚至過度樂觀地認為，RCEP對台灣經濟「不致造成太大影響」，這才是台灣經濟的真正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5月31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史蒂芬維特(Stephen Walt)的文章《停止擔心中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美國的懼中心態是不理智的，更可能自己使預言成真》(Stop Worrying About Chinese Hegemony in Asia-U.S fears are not only irrational-they’re a potential self-fulfilling)。該文反應出目前美國對中政策的幾個盲點。

第一是不了解中國的反霸思維，第二是中國崛起並沒有走霸權主義，第三美國的衰退是自造的，而非中國所造成的。也因此，維特教授做了一個錯誤和危險的結論。他以明朝為例，認為中國是霸權國家，當時對外定下了霸權規則，他並用了中國在南海的外交作例證。事實上，明朝時中國根本不是霸權主義國家，否則也不會取消鄭和大艦隊繼續遠洋探險，最後是歐洲發展出殖民行為。中國努力推動南海行為準則，更是反霸權的策略。

維特認為，中國要想成為亞洲的霸權，對他國甚至對自己都不利，而且不易成功，美國也應當不要讓中國自覺它應該走霸權之路。筆者也認為，可以用歷史和經濟理論分析，霸權最終都會失敗，但反霸權則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美國在全球各地設有軍事基地，並且與諸多國家建立軍事同盟，才造成經濟上愈來愈無法負荷，中國所做的只是在自衛，並且與鄰和睦共榮，其反霸權的成功是可期待的。換言之，維特的假設和理論不對，但他建議美國不要用霸權行動讓中國不得不反霸權倒是正確的。

維特在文中解釋了霸權主義對美國的利益和誘惑，並舉了美國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行動為例。他認為中國想稱霸，是因想避免美國打壓，也想藉霸主之利防止被圍堵，也有利於外貿。他因此建議，美國應當放緩霸權行徑，以免刺激中國。

維特本質上認為，地域霸權理論上可以，歷史則證明不會成功，法國的拿破倫失敗，德國兩次世界大戰都敗，日本帝國主義二戰大敗，僅有美國成功，那也不過是四分之一的機會。美國僥倖稱霸至今，就應懸崖勒馬。

維特認為，中國在亞太稱霸的條件不如美國，第一是鄰邦有工業強國，第二是已被美國盯上。印度、日本、韓國及亞洲國家主義皆不利於中國稱霸。他問美中到底在爭什麼？他認為美國結盟沒有錯，但應當放送正確的信息，以免中國誤判，走上德、日前車之路。

筆者認為，美國應該正確了解中國的反霸權策略，與中國發展共榮共利的合作關係，使地球上只有反霸權，而沒有霸權主義。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2023年5月27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迎來百歲誕辰。季辛吉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有人認為他學富五車，是傑出的外交家和地緣政治家；有些人則認為他是冷酷無情的戰爭罪犯。不論外界評價如何，他絕對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又是一位長袖善舞的國際政治家。

作為學者，季辛吉是哈佛大學教授，著有21本書；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和福特的國務卿，他頻繁穿梭於中南海、克里姆林宮等地緣政治中心，以及中東、拉美、非洲等熱點地區，被認為是參與冷戰以來，全球權力格局為數不多的奠基者之一，是國際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1971密訪中國震撼世界    

在季辛吉眾多的事蹟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也是對世界地緣政治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他1971年7月9日秘訪北京，並安排了尼克森次年2月21日訪華，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現了震撼世界的「跨太平洋的握手」，成就了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最耀眼的篇章。

中美關係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是當時兩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森、季辛吉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對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的戰略思維不斷趨近的結果。在川普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並導致中美關係急劇下墜前，兩國關係歷經50餘年風雨不斷向前發展，其根本動力就在於歷屆領導人能順應歷史規律與時代潮流，始終通過戰略溝通增進相互理解，通過互利合作強化利益紐帶，不斷拉近對國際事務和兩國關係的認知，凝聚共同發展的信念和願景，在求同存異中尋找方向。

季辛吉曾表示，1971年秘密訪華是本著「打破僵局」、「要和平而非衝突」、「從接觸中受益」的精神，希望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增進相互瞭解。「50年後的今天，美中兩國間的合作需求並沒有減少，兩國關係仍然至關重要」，這是包括季辛吉在內的兩國有識之士對中美關係的判斷。然而，中美關係正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方向面臨被引向歧途的危險。

這些挑戰首先來自於近年來美國對華認知的重大轉變。不久前，拜登政府宣稱，「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不斷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實現這種意圖的國家。」基於這樣的認知，美國鼓吹「對華接觸失敗論」，渲染所謂「民主與專制之爭」，大搞民主國家聯盟，試圖用大國競爭甚至對抗來定義中美關係。在季辛吉看來，「拜登的對華政策，並沒有比川普好，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的，我們的政策是宣布中國為對手，然後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季辛吉認為中美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現在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進行對話，雙方都同意將以減少爆發軍事衝突的方式來執行自己的政策。

季辛吉一直盡力為華盛頓與北京調停，在每一個危急關頭，他都提出一些戰略觀念，以度過衝突與恐懼的歷史階段。無論是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還是尼克森與福特的國務卿，抑或自1977年作為私人性質的特別居間人，季辛吉一直致力於消除中國因美國干涉其內政，而產生的那種憤慨，以及美國因中國對民族、宗教與政治異見者的舉措而產生的反感。

《論中國》是必讀之作

2011年，88歲的季辛吉出版了《論中國》(On China)，成為專家學者要瞭解中國必讀的大作。《論中國》全書結構清晰。第一章總論「中國的獨特性」，他從地理、文化、歷史等幾個方面來概括中國的特點，這些特點會從各個方面影響中國的外交決策，有關具體的影響之處和方式，在接下來的各章中分別體現。第二章開始，他按時間順序論述中國的外交進程，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千禧年結束，他介紹了每個歷史事件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博弈與變革；包括鴉片戰爭、社會主義革命、朝鮮戰爭、冷戰、中美建交、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印戰爭、改革開放。季辛吉更親歷了毛、鄧、江、胡四代領導人，他對他們的印象和評價也在書中有扼要總結。

本書有兩個突出的優點：第一個優點是，季辛吉作為中美外交破冰的歷史見證人，他擁有第一手的歷史體驗與記憶，所以其表述很有親臨其境的場景和參與感；第二個優點是，季辛吉站在國安顧問、國務卿的視角，來解讀中國外交政策，並試圖從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等多角度解構這些外交政策，他提供的這種「局外人」的視角，能看到他人無法看到的很多死角。

對於毛、周、鄧三位領導人，季辛吉給予很高的評價：季辛吉認為毛澤東的滿腔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智慧以理服人或以智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說話鞭辟入裡；毛澤東將自己視為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於加快歷史前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審時度勢。鄧小平言語辛辣、單刀直入，偶爾犀利反諷的插話，不喜歡空談理論而著眼於實際問題。

季辛吉在《論中國》中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是一種民族文化的獨特存在，其繁榮和發展不僅增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中美關係發展需要尊重對方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避免惡性競爭和對抗。季辛吉稱「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國對著幹」。

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季辛吉提出了理性的思考。他認為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和溝通，促進協調與合作；推動高級別接觸，增進理解與互信。其次，雙方應該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經貿合作和互利互惠的發展，建立公正透明的監管機制和合作平台，以確保合作的公平和可持續。最後雙方應樹立共同責任的意識，推動全球治理和建設。在應對疫情、氣候變化、反恐等全球性問題方面，中美兩國應加強溝通和協調，共同擔負起全球責任。季辛吉堅持認為，兩個大國的共同利益應該有可能「共同進化(co-evolution)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框架」。他展望，英明的領導人建立一個「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類似於美國與歐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體。所有亞洲國家都可以加入這一體系，該體系應當被視為聯合的事業，而非中美兩大集團競爭的場域。而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有責任去「建立磋商與相互尊重的傳統」，從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體現各國的抱負」。季辛吉以此作為《論中國》的結尾。

《世界秩序》期待建立新秩序

在《論中國》出版三年後，筆耕不輟的季辛吉2015年又出版了自己91歲人生的第17部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在書中，季辛吉指出，當今的世界秩序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歷史上看，世界不同區域曾有各自的秩序規則—歐洲的均勢秩序觀、中東的伊斯蘭教觀，中國的天下觀，印度的歷史輪迴觀及美國的普世觀。在全球事務上，每個區域各行其道，結果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和衝突，因此世界秩序從未存在。

季辛吉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中美兩國國際秩序觀存在差異，但同時又具有共同點，堪稱「殊途同歸」。他在書中列舉了中美雙方的異同，但二者對國際體系都懷有愛恨兼具的心態，對此體系設計的判斷不同，卻又承擔著各自的義務。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大國，在21世紀世界體系中將發揮空前的作用，但在這方面缺乏經驗；美國在如何與這樣一個大國保持長久關係方面也缺乏經驗。中美有著相仿的幅員、影響力、經濟規模，卻有著不同的國內秩序模式。中美兩國的文化與政治背景有著重大的差別，美國的政治哲學是實用主義，中國則是從理念出發。美國從未有過強大的鄰國威脅，而中國邊界始終存在強敵。美國認為每個問題都應有解決的辦法，中國人認為每個老問題的解決都是新問題的開始。美國人追求對當前環境的直接反應和結果，中國人則集中關注於漸進式變革。美國人習於對可運作的專案制定具體議程以解決問題，中國人習於提出總原則和引導問題進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共產主義理想和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結合，而美國人對這二者均很陌生。

季辛吉認為，歷史上相互隔離的中國與美國，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進入一個共同的國際體系。中國認為中國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這個體系中受到遏制。美國也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這個體系中傳播其價值觀。這兩個大國不論是敵手或是新型夥伴，都對21世紀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由於中國迅速崛起，國際輿論常常把21世紀初的中國，比擬成20世紀初的德國，懷疑美中能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季辛吉作為來自德國的移民，對此問題尤為關注。他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雙方可能都是出於策略考慮，但這是避免歷史重演的唯一出路。其要點一是中美雙方都應吸取一戰前的歷史教訓，防止由於不斷增長的懷疑氣氛和偶發事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中美雙方的戰略家們都在援引歷史經驗和行為模式，來避免不可避免的未來衝突，他們已經認識到當時歐洲領導人無法區別策略與戰略，在軍事計畫誘導下走向安全陷阱。二是中美領導人都公開承認，雙方具有共同利益，並在太平洋地區構建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保持力量平衡、減少軍事威脅的一種方式。三是中美都在致力於構建一個建設性的世界秩序，關鍵在於雙方都不可能取得獨一無二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如同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所擁有的那種單極地位。

季辛吉所理解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大國均勢和夥伴關係的結合，夥伴關係理念應成為亞洲均勢的核心要素，並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與中國所提出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不盡相同，但他對這個全新概念的思考確實具有戰略價值，有可能改變過分依賴美國同盟體系的舊思維。

季辛吉援引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前國防計畫助理部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註定一戰：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新興大國與現有霸主競爭的16件歷史實例中，有12件最後以戰爭告終，艾利森稱此為「修昔底德陷阱」。要避免這種歷史慣性，必須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礙。例如：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甚至深深懷疑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把許多美國行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國的崛起，試圖把中國永遠置於二流國家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將系統地削弱美國的主導優勢和國家安全。又例如：選擇軍事力量來追逐核心國家利益，幾乎是所有大國戰略的必備部分。雙方都由於另一方的軍事防禦而加深戰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維護國家利益也會被歸入最壞的可能性，雙方都為防止單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軍備競賽，還會由於地區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戰而捲入更嚴重的危機，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日對抗、南海爭端等等。

季辛吉指出，純軍事方式的東亞平衡，很可能導致比一戰前更強硬的盟國集團對抗。軍事因素不應被當作是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義者。在冷戰時期，雙方分界線由軍方劃定；在當代，這種分界線不應主要由軍事部署來決定。如果美國堅持在亞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也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季辛吉建議，美國應在戰略考慮中調整人權問題的優先順序，儘管不可能完全將它放棄。即使兩種觀點難以妥協，雙方領導人也有義務防止這種分歧滑向戰略對抗。

季辛吉更具體的設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決於各自在實現目標的克制程度，並有能力將競爭限定在政治外交領域，這是「不對抗不衝突」底線思維的另一種表述。類似觀點還有許多：例如他提出國際秩序觀多樣性回應中國提出的多極化世界；他提出國際體系調整回應中國提出的改革國際舊秩序；他提出國家作為國際秩序基石回應中國提出的不干涉內政和國家主權完整；他提出降低價值觀戰略內涵回應中國提出的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等等。如果中美之間就國際秩序觀達成更多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可以獲得穩定的框架結構，進而為構建中美利益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

季辛吉在書中總結道，「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亞洲的秩序必須把均衡與夥伴關係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純軍事手段來維持均勢將一步步引發對抗，靠施加心理壓力來營造夥伴關係，則將引發別國對霸權的擔心。美中兩國必須運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來找到兩者間的平衡。假如這一平衡無法實現，遲早會引發大禍。」

中美應和平共處合作雙贏

綜合《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網站報導，季辛吉在百歲生日前夕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分享了他對國際局勢的最新看法。他認為，今天的世界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要適應因中美競爭而分裂的世界。季辛吉指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始終「自詡正義」，別的國家未必認同，而中國尋求的是安全而非統治世界；美國應做的不是盲目對抗，而是尋求對話。

季辛吉說：「我們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典局勢中，雙方都沒有多少政治讓步的餘地，任何對平衡的干擾都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雙方相信對方代表戰略危險，我們正走在大國對抗的路上」。他認為「現在對和平的兩個最大威脅是美國和中國，我們有能力毀滅人類」；人類的命運取決於美中兩國能否和睦相處，而防止毀滅性衝突的唯一途徑就是不感情用事的外交，而是共同價值觀得到鞏固的「冷靜外交」。

季辛吉表明「我覺得對於世界發展來說，沒有比美中關係更重要的了，所以我經常去中國，希望為和平的世界格局盡點力。我希望中國繼續成功發展，人民生活在和平繁榮中」。他也表示，「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中美關係發展至今，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兩國不能做聽天由命的選擇題，而應做勇於擔當的必答題；現在是時候共同構建和平共處、合作雙贏的「外交新哲學」了，這既是兩國人民之福，也是國際社會所願。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韓國總統尹錫悅上台後，外交政策明顯轉向親美、親日，因此，31年來的中、韓關係受到嚴重衝擊。目前看來，中、韓都找不到及時恢復關係的跡象，只能每況愈下。

去年(2022)尹錫悅在競選總統時，就提出親美、親日的外交政策。當選後，先後派團訪問美國與日本，轉達尹錫悅有意加強雙邊關係，讓美、日政府極為高興，尹錫悅一心想從文在寅前政府的兩韓統一夢跳出來，展開新的外交關係。

尹錫悅親美、親日

上任一年期間，尹錫悅透過與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間的互訪，累積了一些外交成果。尤其，尹錫悅在對抗北韓的安保方面表現明顯，5月25日，第三次發射「Nuri號」衛星成功，尹錫悅的民調支持率，也隨之突破了40%。相形之下，尹錫悅的「敵人」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則顯得洩氣，5月31日北韓發射了偵查美國軍事動態的衛星，讓日本和韓國發出緊急警報，結果發射以失敗收場，日本和南韓白忙一場。

對於韓國靠向美、日，尹錫悅的說詞是，中國大陸一直以來無法管好北韓，因此，韓國也就無法持續「依靠」大陸。甚至，過去常說的「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主張也不復存在。

中駐韓大使「冒犯」韓國

2022年8月8日「王毅．朴振外長會談」、同年11月15日「習近平．尹錫悅高峰會談」等，雙方只是各說各話，雖有形式上的外交辭令，卻無坦誠的交集。6月8日，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明在首爾官邸，邀宴韓國最大黨民主黨代表李在明時，說了一段話，成了中韓關係的引爆點。

「冒犯」或「觸怒」韓國的談話內容，大致有以下三項：第一、中韓關係惡化的責任不在中國。第二、中韓貿易方面，韓國呈現赤字，主要原因是「脫中國」。第三、雙軌倂行和雙中斷，建議朝鮮半島廢核化與和平協定同時進行、同時中斷北韓核試和美韓聯合軍演。

韓國外交部見到輿論沸沸揚揚，6月9日外交部次長張虎鎮召見邢海明，表達遺憾並予以嚴重警告。執政黨代表金起炫也加入戰局，批評李在明跑去官邸吃飯，並扮演邢海明的伴舞角色十分不妥。

當事人李在明對於韓國記者的逼問，態度卻很淡然，僅略稱：兩人談及經濟與安全問題，並說到日本政府預定7月將福島核污水排放入海一事，中韓應當合作提防。針對這一點，韓國民間，尤其是漁民，確實爆發了反對日本政府排放核廢水的行動。

民主黨人士也提出，尹錫悅可以親美、親日，但不能忽略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尤其要加強經貿領域的密切合作。該黨12名國會議員應中國外交部之邀，於6月分成兩個團訪問北京與新疆，加強兩國貿易，根本無視韓國外交部等的反對壓力。

中國爭取在野黨的支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提出反駁：邢大使發言係基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盡外交官的責任，並無不妥；針對尹錫悅要求妥善處理「無意增進中韓友好關係的邢海明」，中國無意跟進。外交部也指示，駐韓外交人員暫停與韓國官員來往，加強與在野黨的聯繫。

這一連串事件始自中美爭霸 中的「台灣因素」。韓國不否認，4月尹錫悅在美國與拜登簽署的《華盛頓宣言》，提及「反對以武力侵台」，是受到美國的壓力。中國對此表達非常不滿。

朝小野大讓尹錫悅頭大

尹錫悅認為，韓美、韓日外交和軍事鞏固，南韓如同左右長了兩個翅膀，可以跨步走上世界舞台。但依據美、韓的情資顯示，金正恩不會保持安靜，已準備好隨時發射飛彈。

兩韓問題還是在北韓。自尹錫悅上任以來，以「核傘」對「核武」來對抗北韓，近日南韓首次就北韓炸毀南北聯合辦事處大樓，要求賠賞447億韓元，但由於南韓的司法判決根本不及於北韓，金正恩恐怕只會哈哈大笑。

此外，李在明和民主黨國會議員多人面臨檢方的偵辦，但執政黨的民意支持度只有36.8%，民主黨則為44.2%。倘若明年4月國會議員選舉結果，國會還是「朝小野大」，往後3年，尹錫悅將如自己所說的，成為「植物總統」，無法順利推動施政。目前尹錫悅全力推動的三大改革：勞動、教育、年金政策，在國會都沒有得到支持，尤其，連續數個月來，勞工團體走向街頭示威抗議，這將會影響明年的選舉結果。

當韓、日關係惡化時，美國總會出面向南韓施壓，要求他們握手言歡。現在，中韓關係面臨危機，美國卻置之不理。中韓關係是否能改善，要看明年的選舉結果。同時，中國只要抓緊南韓的經濟命脈，南韓遲早要低頭的。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日本政府經過多年的國內外激辯，以及數位首相上台下台，仍計畫在今夏排放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儲存超過130萬噸的核廢水入太平洋，引發全球關注及亞洲鄰國緊張。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起大規模核廢水排放，爭議甚巨，其中包含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質影響人體健康等議題，在亞洲引起激辯。日本鄰國及全球環保人士憂心，將含有放射性同位素「氚」(Tritium)的核廢水排入海洋，會對全球人體健康和海洋生態造成極大的風險。

常駐日本的法國國家研究院「福島災後」計畫主持人Cécile Asanuma-Brice博士接受BBC訪談時說，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福島當地居民，特別是漁民，「對他們來說，這個決定是災難性的，也對他們的工作造成傷害。」她說儘管東京實施了積極的宣傳政策，但日本民眾仍有大約一半持反對意見。她認為，更明智的方案是繼續儲存核廢水，直到氚的放射性自然降低；「核電站周圍和其範圍之外仍有空地，可以建造新的儲存槽。」

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也強調，核廢水如何處理會對人類和地球產生深遠影響，也關乎日本漁民的生計及其他國家民眾的人權。不過，日本政府強調，已在福島核電站緊鄰的海邊，修建了一個處理及排放廢水的水道，竣工後將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檢查和確認後才會開始排放。即便如此，距離排放福島核廢水現僅一步之遙。

6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批評，日本污染海洋、損害人類共同利益，是「極其自私和不負責任」。韓國政府啟動了「國民安心」計畫，希望消除國民的顧慮，但韓國民間的反對聲音仍然很大，反對黨甚至組團赴福島核電廠考察。面對反對黨抨擊，韓國總理韓洙表態，願意親自飲用福島廠過濾後的水。港媒《南華早報》則報導，韓國民調顯示，超過85％的受訪者反對日本排放廢水；七成受訪者表示若繼續排放廢水，他們會減少食用海鮮。

台灣民進黨當局對日本排放核廢水未表示異議，原子能委員會僅強調福島核廢水會隨北太平洋洋流往東太平洋及美國方面移動，只有小部分一兩年後才會流向台灣。不過，台灣關心此事的民間政團有200多人，在日本一宣布要排放廢水後，即於6月13日上午，聚集在日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門口，召開「抗議日本排放核廢水入海 危害食安環境記者會」，呼籲日本政府應懸崖勒馬，也譴責民進黨當局不顧人民權益，媚日噤聲，可恥之至。

七大工業國家(G7)於5月19至21日在日本廣島舉行高峰會。討論的議題包括俄烏戰爭、台海情勢、北韓核武威脅、綠能發展、經濟安全保障。峰會除了7國領袖，還邀請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韓國總統尹錫悅及巴西總統魯拉參加。會後提出「去風險」及「不脫鉤」主張。種種作為背後的算計都值得推敲探究。

美國操弄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表面上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之間的爭戰，背後卻明顯可看到美國的身影。戰爭雖由俄國發動，但烏克蘭若是真心想要避戰，一定能找到避戰的方法，可是當俄國軍隊在邊境集結時，烏克蘭執意應戰，終使戰火點燃。而美國在背後支持烏克蘭，也成為引爆戰爭的重要導火線。

戰爭爆發後，美國聯合歐洲國家對烏克蘭提供大量軍援，目的顯然是想要協助烏克蘭擊退俄軍。但俄軍實力強大，烏克蘭僅有美歐提供的有限武器裝備，始終未能扭轉戰局。戰事持續超過一年，使得世界秩序受到重大影響，尤其是歐洲國家深受其害，法國及德國曾多次出面調停謀和止戰，可是徒勞無功。

當眾人無計可施時，便想請中國大陸出面調停。因為一來中國大陸自俄烏開戰以來一直保持中立；二來中國大陸與俄烏兩國關係一向友好，能夠得到兩國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在國際政治，或是國際經濟方面都舉足輕重。大家相信中國大陸具有影響俄烏兩國意志的政治及經濟實力。

中國在今年3月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震驚世界，也充分展現中國對國際政治已經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在眾人期盼之下，大陸在2月24日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習近平於3月20至22日赴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4月26日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並且派出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擔任特使，於5月15日出訪烏克蘭、波蘭、法國、德國、歐盟總部和俄國進行實質斡旋。

李輝在訪問結束後表示，俄方表達俄羅斯從不反對和談，烏克蘭方面也表達珍視和渴望和平，雙方並沒有關起和談的大門。中方認為，如果真想要讓戰爭停下來，挽救生命，實現和平，就應該停止向戰場輸送武器，否則只會不斷推高緊張局勢。此一主張也獲得普丁的認同。

然而，在中國大陸展開實質調停之際，美國主導的G7峰會刻意邀請澤倫斯基與會，強調美歐國家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並持續提供軍援。此舉明顯與普丁及李輝所言背道而馳，完全沒有為俄烏和談創造條件。G7國家持續增強澤倫斯基對抗俄國的底氣，目的不外乎逼迫俄國知難而退，無條件撤軍。此項如意算盤能否實現，有待驗證。

拉攏巴西、分化金磚五國

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合稱金磚五國，是美歐日以外的新興勢力。金磚五國最大的特點是，雖然與美歐日等國往來，卻不以美國馬首是瞻，甚至往往採取與美國相對的立場。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率先譴責俄國，並發動制裁。但是金磚五國相應不理，甚至與俄國暗通款曲，使美國甚感困擾。

巴西總統魯拉今年4月赴中國大陸訪問，受到高度歡迎。魯拉在上海出席巴西前總統羅賽芙宣誓就任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時，高聲質問：「為什麼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作結算貨幣？為什麼不是用人民幣或本國貨幣作為兌換的貨幣？」公開展現了「去美元化」的立場。魯拉的言論顯示，二戰後美國的霸權正受到挑戰，以金磚五國為首的新國際趨勢正在形成。

蘇聯解體後，冷戰結束，但世界並沒有走向多邊合作、共享經濟，而是形成美國獨霸全球，藉著石油美元及軍事優勢在世界各地進行長臂管轄的局面。在歐洲利用北約主導當地的戰略安全；在中東以軍事手段直接干預區域政治；在亞洲聯合日本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在中南美洲以經濟援助掌控各國政治發展。       

開發中國家逐步興起後，開始對美國的強勢作為產生質疑，尤其是美國在若干地區直接介入當地國家的內政，顯現美國有自私的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考量。而美國在中東、亞西地區多年的征戰，也嚴重耗損國力，再加上國內族群衝突嚴重、社會對立動盪不安，嚴重損害美國在國際間的威信。

美國一向將拉丁美洲視為後院。但大陸在當地的經營已使諸多國家喪失對美國的向心力。巴拿馬、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先後與台斷交，與大陸建交。尤其宏都拉斯不顧美國勸阻，執意與中共建交，顯示大陸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吸引力已大幅超越美國。

巴西與大陸強化雙邊關係，顯示中國大陸正在逐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新目標。美國藉著此次G7峰會刻意拉攏與美國有地緣關係的巴西，目的顯然是想要遏止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拓展影響力。但巴西必然有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很可能一方面與G7國家友好往來，另一方面仍積極在金磚五國體制內強化與大陸的盟友關係。

美打抗中又和中如意算盤

G7國家在此次廣島峰會提出「去風險」與「不脫鉤」政策。這項聲明顯然是針對中國大陸而發。所謂「去風險」是指美歐各國與中國大陸往來時，不要過度依賴大陸，尤其是戰略物資，例如稀土及高科技產品各類晶片的供應鏈等。以避免大陸利用這些產品作為脅迫美歐日國家的工具。此種概念放諸四海而皆準，世界各國都應該盡力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自主性，避免受制於其他國家。

如果美歐日國家希望完全不受中國大陸箝制，最好的辦法是與大陸「脫鉤」，斷絕彼此往來。然而，由於中國大陸各項建設突飛猛進，廣大市場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使世界各國趨之若鶩。多年來美歐國家與中國大陸的往來交流已經錯綜交織，即使現在心生警惕，也不可能驟然一刀兩斷。舉例而言，根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的資料，2022年歐盟27國對中國貿易額為8,563億歐元，較2021年增長了22.8%。大陸現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場。另一方面，截至2022年底，中歐雙向投資已逾2,300億美元。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22年美中貨物貿易總額達6,90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占美國商品進口額近兩成。面對如此的情境，美歐國家根本無法與大陸脫鉤。於是推出「去風險」，又「不脫鉤」兩全其美的構想。近年來美國除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也利用政治制度的差異，鼓動歐洲及日本對中國的民主自由及人權大加撻伐。

美歐國家一方面在政治上杯葛中國，在戰略物資上擺脫其箝制，另一方面卻不放棄在大陸市場賺取利潤。中國大陸並非昔日積弱不振的滿清王朝，不會聽任西方列強為所欲為。

6月2日，第20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在新加坡舉行。中國拒絕安排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場邊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舉行雙邊會談，理由是美國不能對大陸官員一邊制裁，一邊對話。此話也同樣適用於美歐國家與大陸的政治及經貿關係。

G7國家意圖一方面對抗中國大陸，阻擾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計畫，指稱中國大陸進行經濟脅迫，另一方面卻繼續享受大陸市場提供的紅利。如此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也有待時間驗證。

(作者係退休大使)

6月18日下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中美外交對話正式開始。美方將這次訪問定位為「去風險」(De-risking）而非「脫鉤」。美媒稱布林肯訪華的目標是「在經濟和安全兩個方向進行努力」，包括「合作維護全球宏觀經濟良性發展，建立軍方緊急溝通管道」等。

美國之前的一些小動作引人注目。一是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羅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6月5日至10日訪台，與台灣三位2024大選參選人會面，強調「美國期待與任何台灣民選出來的領導人合作」。二是6月11日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率領「保衛民主基金會」(FDD)訪台6天，團員包括以色列前國安顧問納格(Jacob Nagel)等，進行了美、台、以色列「三邊合作交流」。三是6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訪問日、韓。

拜登想緩和美中關係

當前大國關係激烈動盪、全球化衰退、區域經濟合作興起，尤其是美國在應對2024大選，存在將「中國威脅」操縱為「大辯論」的特殊需求。考慮到這些背景，對中美對話的期待值不能過高。例如布林肯離華不久即出現，拜登在募款會上抨擊中國為「專制獨裁者國家」的講話，就是例證。這說明拜登政府在中美關係是否緩和的問題上，開始借用國內「輿論界代表人物的意見」，為民主黨大選策略「添磚加瓦」，也借著挑起的「輿論戰」，為拜登在重新調整中美關係的開始階段，不會在「某些政策界限方面進行超越」。這是美國政治中常見的所謂戰術平衡。但這不應妨礙布林肯訪華所顯示的，拜登政府開始希望中美關係緩和，對台政策出現「鼓勵」兩岸對話的傾向。

六年來，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目標在於拉攏台灣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一環，縱容「台獨」勢力挑釁台海和平與穩定，成為共和與民主兩黨的共識。出於對亞太戰略的需求，拜登政府不僅繼承了川普政府的對台政策，還以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的發展，已經威脅到印太地區的戰略平衡為藉口，對美台關係加以「提升」，組建「印太聯盟」，拉台灣加入維護「印太地區秩序」的「佇列」。

拜登本人及布林肯都發表了不少渲染「中國威脅」的言論。一手促成民進黨的「親美抗中」路線，兩岸關係陷入困局。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美國導彈將中國氣球飛艇擊落，中美關係進入冰點。

美國鼓勵兩岸開啟對話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大選臨近，美國如何處理這個高度敏感的問題？一個信號是，布林肯訪華之前，拜登發表了「北京最高當局可能不知道氣球飛艇進入美國領空」的講話；另一個信號是，羅森柏格會見台灣三位2024大選參選人，在「肯定台灣民主體制」，強調「對美國利益而言誰當選都一樣」的同時，並公開表示，美國「鼓勵兩岸對話」。這是傳遞拜登政府將回到長期執行美國界定的「一中政策」，同時傳遞美國重視其作為中間人的立場。AIT表面上是民間組織，實際功能則是代理美台關係。AIT釋放的信號，意味著美國對台政策可能出現一個不小的調整。

兩岸關係的發展不完全取決於美國，但美國的上述表態，與川普政府曾用「六項保證」挑釁中國，形成了區隔。對兩岸關係朝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有正面影響。但是，面對美國大選年，民主黨需要在「中國威脅」的問題上進行「大辯論」，所以美國發出的信號會是多重、複雜的。不過，仍可預測會產生以下幾個效應。

兩岸關係將更加開放

其一，拜登政府挑釁、教唆民進黨製造地區緊張的勢頭可能減緩。兩岸對話是信號，是對島內「去中國化」勢頭的打擊。民進黨的「台灣化」進程，有可能進一步減緩；「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調門也將受到影響。

其二，島內政治格局可能重新盤整。批評國民黨與大陸和解的政治壓力可能減少。反對「台獨」、主張維持現狀及兩岸商談和平協議的呼聲，有可能進一步高漲。對由美國構建完全依持美國的「台灣安全」，台灣民眾越來越不放心。這將使得民進黨陷於戰略被動。

其三，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從「高調進攻」，向低調衝突轉化。目前，拜登需要在2024選戰中凸出他作為現任總統尋求連任，作為對外政策最重要參與者，以及決策者，有能力運用對華政策的策略調整，實現民主黨的政治目標。

結語

布林肯訪華是拜登政府力圖緩和美中關係，而拜登在其後發表攻擊中國的言論是為他自己「助選」，企圖強調他有能力在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以及美國國家戰略目標之間實現平衡。因此，這不是簡單的出爾反爾。

中美關係中最突出的仍是台灣問題，但亞太地區格局變化越來越不以美國的意志為轉移。美國對華的激烈外交，將繼續伴以軍事衝突和經濟交鋒。與此同時，兩岸關係的發展將越來越開放，兩岸有能力將發展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