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雖然為中歐小國，但在整個歐洲地區卻是少數擁有航太工業的國家，冷戰期間為整個華沙組織重要的軍火來源之一，教練機的發展更受到各方肯定。隨著時代變革，各國空軍對於新一代教練機需求甚殷，Aero Vodochody（沃多喬迪）航空公司特地研發出L-39系列高教機，供該國及國外客戶使用，最新的改良型號則為L-39NG（Next Generation）天狐（Sky Fox）高教機。

研發背景/型號

1960年代，捷克率先開啟L-39信天翁（Albatros）高教機的研發之路，該款飛機由早期的L-29海豚噴射教練機衍生而來，並於1968年進行首度試飛。她是首架配備渦輪風扇動力的飛機，總生產數量約2,800架，客戶遍即東歐、中亞、北非、東南亞等地區的空軍部隊，L-39高教機的生產線最終於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關閉。進入21世紀後，該公司為延續該機種的生產線，以及利於國際市場的競爭，最新改良版為L-39NG高教機，與美國T-7A紅鷹、義大利M-346、南韓T-50、中國L-15同為第五代高教機，目前也正逐步打開國際教練機的市場。

L-39高教機最大特徵為兩個進氣口位於駕駛艙後方，大幅降低發動機吸收跑道上的異物而造成損壞，這種設計與早年義大利空軍的MB-339高教機類似，由於起初的設計為訓練用途，故後座教官的座椅比前座高，利於目視前方學員操作/學習的狀況。

起初教練版的L-39並未配置任何武裝，但其機翼下方能配置副油箱與訓練用的武裝，若為攻擊版本，機翼與機腹下方配備四個武器掛點，能攜帶傳統炸彈、火箭彈與機砲對地進行打擊。

改版後的L-39NG

2014年該公司正式推動L-39NG高教機的開發計畫，2018年12月首架試飛成功，成為冷戰時期L-39信天翁高教機的繼任者。據原廠設計，L-39NG同時產生兩種版本供客戶選擇，「第一階段」（Stage 1）的版本為針對舊款的L-39高教機進行發動機與航電系統的換裝；「第二階段」（Stage 2）的版本則為全機重新打造，並取消原有翼尖油箱的設計，多數的買家傾向直接購買新機。新版的L-39NG高教機除具備訓練用途外，因機體設計的複雜度低，操作成本相對低廉，故能擔負訓練、偵查、對地攻擊等任務，吸引到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趣。

2020年L-39NG開啟所有的測試，包括靜態疲勞測驗，主要的目的在於檢驗該機種在不同環境下機身的反應，包括對溫度、酸鹼度的抗耐測試；因發動機效率的改善，在不攜帶外掛油箱的條件下，可使得L-39NG的最大航程來到1900公里，超越老一代的L-39。

外觀上，L-39NG高教機與原本L-39的差異不大，由兩名飛官操作，採取「縱列」座位，若為「訓練模式」，學員乘坐前座，教官乘坐後座，前後座艙皆配備馬丁貝克公司的CZ16H型彈射座椅。機身長度為12.03公尺，翼展長度為9.56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為5,800公斤，配備一具「威廉斯國際公司」（Williams International）生產的FJ44-4M渦輪發動機，推力為3,800磅，在6,000公尺高空的最大速度為每小時900公里，內載油料能使該機飛行約1,900公里，續航力達3.45小時，若是攜帶外部兩個重為1,250磅的副油箱，續行距離約2,590公里，最大實用升限11,500公尺，機翼與機腹共有5個硬點（hardpoints）掛載武器，能攜帶火箭彈、炸彈、機槍莢艙、空對空飛彈等。

在機艙的內部設計中，前座配備捷克SPELL Praha公司的HUD-39抬頭顯示器，同時採用GENEYS公司的兩個IDU-680大型彩色螢幕，加上其他電子儀表系統，利於學官與教官操作使用。

根據該公司所透露的資料顯示，L-39NG仍是一架低單翼的飛機，堅固耐用是它的最大特色，飛行壽命時間為15,000小時，能在負4G至正8G的環境下操作，大幅增進學員於高階機種轉換前的訓練。

海外用戶

雖然早期的L-39高教機生產架數及用戶遍及全球，相形之下新款的L-39NG仍有發展潛力。越南空軍為首個海外用戶，於2021年正式向捷克採購12架L-39NG，並於2023年底接收首批6架L-39NG，2025年3月接收最後一架。匈牙利空軍為第二個海外用戶，該國空軍2022年向捷克採購12架L-39NG，其中8架為教練機型，4架為偵查機型，目前已交機3架，預計於2028年全數交機。非洲的迦納空軍向捷克採購6架L-39NG，主要是用於偵查、對地攻擊。法國空軍則是將原先的L-39升級至L-39NG，並未採購新機。

全球高教機的市場仍有3,000架的需求，縱然L-39NG是一款相對年輕的機種，所面臨的競爭對手包括美國、義大利與南韓等，但不能否認的是，捷克身為歐洲小國，在航太工業的發展上卻早有全球競爭力，後續表現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1980年代初期，我及洛杉磯的朋友接待過許多黨外朋友及文化人，其中包括南方朔。他雖自稱不擅言詞，但他有興趣的領域很廣，講起話來帶有一種「王氏幽默」，令人印象深刻。不論我們帶他去UCLA校園，或去海邊，或去舊書店走走，或吃墨西哥快餐，他都表現得興趣盎然。回台後，他曾來信感謝LA朋友們的接待，並表示願意介紹朋友到《中國時報》美洲版工作；1984年11月中時美洲版關閉後，他又立即來信表示朋友若願回台工作，他可介紹到台北《中國時報》上班。由此小事可見，南方朔是一位對事有理有節，對人有禮的中國知識分子。

1988年我回台定居後，經常拜讀南方朔在各報刊雜誌的文章，雖未必同意他的觀點，但他始終不媚俗、不附勢，加上文筆犀利，總令我佩服。《新新聞》我每期拜讀，儘管不見得同意每篇評論、報導的立場或角度，我始終認為那是一本極好看的雜誌，也為《新新聞》紙本雜誌前幾年關掉感到惋惜。

我很早就認得陳曉林，因為他是王曉波的老朋友，偶而會來《海峽評論》的餐會。2022年8月21日，曉林參加了統盟在台大校友會館為王曉波、毛鑄倫舉辦的追思會，未發一言。會後卻急忙抓著我去請宋元、魏麗貞兩位未亡人，到蘇杭小館吃晚飯。大家在餐廳的包廂內搶著、哭著、笑著講訴王、毛二人的趣事，度過了一個溫馨的晚上。

過了足足一個月，曉林傳來對曉波的追思文，首段寫著：曉波逝世，不少朋友問起我的感受，我都答以「大悲無言」。他之後多次向我表示，未來要好好寫一篇他和王曉波、馬英九、南方朔相識相交，之後發生意見相左，他在其中企圖撮合的故事。相信未能完成該文，也是曉林眾多的遺憾之一吧！

另外，六、七年前曉林和我分別認識了老保釣李雅明。每年春天當雅明從LA回台住一陣子時，我們經常約在一起吃飯聊天，討論或爭辯中西哲學、文化、宗教觀的異同，他們二人也成為我在晚年的摯友。李雅明2023年6月忽然過世，當我告訴曉林這消息時，他極為傷痛，隨即寫下3千字追悼文，充分表達了他「痛失良師益友」的心情。

近日仔細拜讀了四年多前，曉林特別送我的《吟罷江山》（2015，風雲出版社），我更加了解曉林為何會對台灣社會興起「萬千種話一燈青」的蒼涼孤寂之感。在短短三年中，先後失去王曉波、毛鑄倫、李雅明、龔忠武、魏宏利、陳贊煌、陳曉林、林正杰、南方朔等朋友，我也終於懂了何謂「大悲無言」！

民進黨三度執政以來，從教育、文化到媒體宣傳實施「去中國化」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近日賴清德從刪除漢人表述，強調二戰歐洲勝利，以及公然宣布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均可看見該黨構建「新台灣史」的論述逐漸升級。從當年李登輝宣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到現今中小學教科書盛讚日據時期的行政官員與各種建設，這種「抑漢揚日」論調的目的昭然若揭。

1949年國府撤台後仍以中華正統自居，1952年修訂國小和中學課程標準，明訂歷史科的目標是：明瞭中華民族演進及各宗族間融洽與相互依存關係，以及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等趨向，特別注重光榮史實，以啟示復興民族的途徑。這個課程標準之後雖經三次修訂，但教學目標仍是培育青年學子的中華民族史觀，認同中華民族文化，以維繫兩岸同屬一中的憲法基礎。

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在中學推行《認識台灣》社會科教材，民進黨執政後杜正勝以「同心圓」理論，全面更改歷史教科書內容，迄今台灣小學社會科課本已無中國史，只學台灣史，而初中歷史三年分別上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中國史內容簡略且以旁觀的立場敘述，台灣史排除歷代兩岸之間的往來，以「本土」立場為核心進行論述，成功顛覆了年輕一代的史觀。

綠營推動「文化台獨」工作，經數十年發酵，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2024年政治大學的問卷統計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占64.3%，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30.4%，認為自己是純正中國人的僅剩2.2%，可見大學生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益發嚴重。

獨派早就知道要在台灣搞分離主義不容易，畢竟兩岸之間血緣與文化的紐帶難以切割，因此，1948年黃紀男、廖文毅呈送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就提出「台灣民族」說，讓民眾從血脈和文化上感受與中國區隔，再加上同時期美國外交官員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形成台獨理論的核心。兩岸統一後，教育政策須做較大變革。

筆者對未來歷史教育有以下幾點建議。（一）歷史教育本身伴隨著施政屬性，無可避免。台灣過去曾以「三民主義」實施思想教育，但取消已有很長時間。台灣的教育強調多元，課程內涵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相對隱晦，未來如何撥亂反正歷史課綱內容，須進一步探討，也須逐步緩行。

（二）在確保國家民族的立場下放寬歷史研究的尺度。民進黨執政期間在中研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成為新的史學龍頭；國史館派任獨派學者張炎憲主持，史觀頓時改變；2016年後該館檔案更明令限制中港澳學者申請閱覽。未來如何建立合乎歷史事實的中國近代史論述，需謹慎為之，且不能操之過急。

（三）在確保學生不踰矩的前提下調整高校管理。由於台灣廣設大學，加上少子化，學生只要不追求名校，升學的壓力不大，因此缺乏對學校規範及老師的敬畏。這種情況當然應全面整頓，但必須提出全盤規劃，以免造成教育環境洗牌，引起社會恐慌。

不管兩岸及國際局勢如何變化，兩岸終將統一的歷史大勢難以改變，吾人應預做準備，嚴肅對待台灣青年的史觀與國家認同問題。

（作者係湖北漢江師院台籍講師）

當前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由於大氣候（美國「台灣牌」）與小氣候（賴清德執政）雙重影響，「支持統一」與「中國人」認同度呈現雙重低谷的現象，連「九二共識」都成為政治人物眼中的票房毒藥，更遑論「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不過，筆者認為台灣社會民意已進入鬆動期，「終局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nd game）已然浮現，特別表現在「疑美論」的攀升，以及針對解放軍武器尖端科技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如此微妙的心理變化，與香港1997年正式回歸前有著類似的脈動。儘管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本質不同，前者乃國共內戰遺留之歷史問題，後者則為殖民統治結束、回歸祖國。但從史料可以發現，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見，香港前途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後，香港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提出了「維持現狀論」，並受到多數香港民意的支持。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意味著香港回歸祖國大勢底定，香港社會的「維持現狀論」開始動搖，進入「回歸過渡期」。而以知識界、媒體界、大學生為主要代表的「香港前途討論」，在客觀現實的作用下，自然由此展開。例如曾任民建聯主席的馬力及其團隊，以「辛維思」為筆名，撰寫了大量涉及政制改革，以及針對《基本法》（草案稿）的討論。《辛維思政論集》收錄了當時香港針對未來政制構想的12種方案，分別就「一國原則」、「兩制原則」與「港人治港原則」，圍繞在日後「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立法機關選舉方式」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關係」三方面提出各自的主張。這說明香港社會在確定「回歸」後，在輿論場出現了對「一國兩制香港方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積極議倫。更令人訝異的是，當時「香港回歸運動」的主體，竟是「香港兩大」（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

進一步探究，「香港回歸運動」絕非僅有單純的民族主義，還帶有積極進步價值的一面，「民主回歸」論即為其中的中流砥柱。「民主回歸」論者還關注到香港問題的解決，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具有示範意義，「台灣問題必定要一併解決」。

「民主回歸」論的核心要旨，莫過於倡議回歸是在面對殖民統治與穩態社會結構中，進行本土社會改革的契機。論者已看到當時港英政府「諮詢式民主」的虛偽性，從而強化了主張民主化的決心，也為結束殖民統治，開啟民主改革提供一扇窗。當《香港基本法》草案陸續通過，於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前，香港回歸的準備工作已有序開展，包括公務員平穩過渡，臨時立法會秘書處在深圳工作，以及香港新華社轉型為香港中聯辦等。

綜上所述，1982-1997年這段「香港回歸前史」，能看到台灣社會今天民心動盪與各種思潮、政治勢力拉扯的「既視感」。不同的是，美國因素的高度介入，使台灣問題解決的前景討論，被推到傾向「戰爭」的一端，使得台灣內部討論空間更加窄化。無論如何，「香港回歸前史」中的香港前途討論，是「兩制台灣方案」啟動的重要借鏡。簡言之，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場又一場的「兵推」，而是在「終局意識」下的前景大辯論。

（作者係時評作家）

台灣地方小，又有被日本殖民統治、國府遷台後高度仰賴美援的特殊歷史經驗；因此，在選擇未來歸屬的方向時，既容易出現外力介入，島內各主要政黨亦長期習於引入外力、借外國壯聲勢，也因此長期抗拒、汙衊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

民進黨三度執政有意篩選、改寫台灣的歷史論述，啟動「認知戰」，一邊「去中國化」，竭力否定歷史上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對開發台灣的正面意義，一邊用日本殖民的「功績」、「建設」取代、掩蓋傳統中華文化，以台獨海洋史觀擁抱西方及日本殖民，頌揚日本殖民所帶來的現代化，導致台灣民眾，特別是新生代，完全不知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1896年日軍掃蕩台灣之際，多次在《時事新報》撰文，羞辱台灣人為「醜類」，他建議應「殲滅醜類，使其一人無存」，主張日本割台要的是台灣的土地，不是土地上的人。

台灣民眾也不太了解日本總督的殖民統治是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身的極權統治，根本不把台灣人當成國民。整個日據時代，台灣人與日本人做同樣的工作，薪水僅有日本人的六成；而且台灣人還得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大陸、南洋而犧牲奉獻。然而，現在台灣校園卻孕育出不少崇拜後藤新平、八田與一等殖民官員的學生。數十年來，全台許多日據時代留下的日式建築，包括神社，都被重建維護保存下來。民眾對日觀感普遍正面，這些無形中都推升了台灣人抗拒「一國兩制」的心理。

雖然日、台沒有外交關係，但雙方存在緊密的經貿來往，且日本三番兩次在國際場合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日本非常在乎台海兩岸之間的動向，原因出在從南海到台灣海峽或台灣東邊海域，是日本經濟與能源的航運命脈、經貿交通線，日本始終憂懼兩岸統一，其命脈、交通線可能會被切斷。再者，日本與美國是有安保合作的盟國，東京因應地緣政治的變化很大程度受到美國的驅策節制。

從李登輝、陳水扁到蔡英文，日本一直在台灣延伸觸角，而自民黨右派特別屬意「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時任副總統的賴清德是台灣唯一以「安倍親友」身分、獲外務省通融赴日參與家祭者。2023年台灣大選期間，賴清德因副總統身分不方便前往，自民黨大老麻生太郎還專程來台為賴清德加持。賴上任後，行政院先後聘請定居台南的前東京都區議員野崎孝男、日本自衛隊前統合幕僚長岩崎茂為政務顧問，在台灣行政中樞提供對大陸高層、軍力的分析。

鑒於日本勢力已滲透台灣內部，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日本確實是個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其潛在影響力絕不亞於美國。兩岸有識之士務必要及早布局、部署，技巧縝密地排除或至少降低「日本因素」，而且要在台灣教育、媒體系統快速重塑以中國為主軸的歷史觀、地理觀。大陸尤應加強中日溝通，明確闡述「一國兩制」對東亞地區和平安全的意義，以爭取日本理解；並通過加強中日經濟合作，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減少日本干預台海的動機。另一方面，也要對日本可能的干涉行徑保持高度警戒，做好各種準備。。

美國總統川普在許多公開場合不斷宣稱：「關稅」是在我字典中最美的詞彙，是達成「美國優先」的政策工具，不僅可以促進外國企業移轉美國投資，增加民眾就業機會，而且能透過復興美國製造，削減對外貿易逆差。川普儘管知道關稅政策可能使經濟受到波及，或導致通貨膨脹再度升溫，卻認為可以讓失去的企業回流，讓貧困的社會轉為富有。

回顧這場「復興製造」運動，並非始於川普政府，而是源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歐巴馬政府提出「再工業化」政策，積極倡議「先進製造夥伴」計畫，利用高端科技製造促進產業升級；歷經川普第一任期主張透過減稅措施，配合關稅政策，脅迫製造回流投資；以及拜登政府宣誓「重建美國」，訂定《晶片法案》、《降低通膨法案》，提供高額經費補貼措施；至川普重返白宮堅持「以關稅促回流」來復興製造，重返製造「黃金時代」的憧憬，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願景。

美國製造實力非弱不禁風

無庸置疑，二戰後全球製造業在「比較利益」下呈現高度專業分工，同時隨著製造供應鏈全球化不斷發展，跨國組裝為製造業廠商的常態營運模式。此一現象，使得美國許多廠商在調整成本或布局市場考量下加速外移，讓美國GDP的製造業產出占比，從1950年代的接近三成逐年下滑，2008年僅剩12.1%，至2024年不及一成的9.9%。

在此若要認為美國製造業已「弱不禁風」，或許言過其實。也就是說，以產出的份額比較，美國仍然是全球僅次於中國的第二製造大國，領先第三的日本與第四的德國。因此，近年來美國會推動「復興製造」作為其重要政策，其背後目的乃是希望增加美國本土製造業的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削減對外貿易逆差，進而建立美國的產業自主。

復興製造是理想主義實驗

不過，在美國歷任總統的努力下，復興製造其實淪為與實際狀況嚴重脫節的「理想主義」實驗，未必能讓美國重返製造的「黃金時代」。

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美國製造業並未衰落，而是其就業正在減少，加上美國政府推動再工業化政策，或促進製造回流本土策略，似乎忽略了內部頗嚴重的缺陷。也就是說，美國試圖透過關稅脅迫企業重建本土供應體系，卻又未能掌握復興製造所需要配合的條件，反而可能導致生產成本飆升，甚至削弱整體利益。

美國勞動條件與土地成本超過新興國家，雖透過關稅提高了進口壁壘，或採補貼增加投資誘因，卻忽略了關稅政策的頻繁調整，以及無視補貼措施的常態限制，在無形中，讓營運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增加，生產商更難以進行長期投資規劃。

此外，高關稅極易引發物價上漲，造成市場需求受抑，高補貼則會造成財政負擔，導致經濟成長受阻。

此意味著，近年來美國政府所推動的復興製造運動，其實是陷入一種浪漫的「懷舊情境」，透過有色眼鏡眷戀過去時代的景象，沒有反映全球產業正朝向自動化、高科技發展。此一現象，與中國1980年代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促進製造崛起的過程中，未透過關稅壁壘保護，而採取「以開放促發展」，可看出其產業政策的差異。

應師法中國製造發展經驗

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後，採取積極引進外資，配合經費補貼、優惠稅收、廉價土地等多元措施，藉此促進外資技術移轉，落實產業供應鏈在地化。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透過長期、穩定的產業發展政策，例如：從歷次「五年發展規劃」至「中國製造2025計畫」，無不提供清晰的發展藍圖，降低企業投資的風險。這些可以持續與預期的政策，卻又是近年來美國政府推動復興製造政策最缺陷的關鍵因素。

很顯然地，美國必須捨棄製造業的「懷舊情境」，同時掌握製造業面對全球化及科技化風起雲湧的背景下，未來競爭將會是朝向資本、科技密集、自動化與智慧化潮流的發展。此外，無法忽略的是，美國民間的創新活力雖然領先全球，但聯邦政府卻逐年削減研究發展方面的支出，此與中國政府大幅增加研發投入，呈現頗鮮明的對比。美國此一發展格局，讓美國在電動車、機器人、新綠能、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先進材料等領域，失去了領先優勢。

畢竟，美國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若要落實復興製造業，不應該僅僅採取以「美國優先」的關稅政策，或貿易制裁措施，試圖脅迫外國企業將生產基地移轉至美國，而應該透過「系統性」、「鏈結性」的發展，配合增加科技研發的投入，同時刺激本土需求，利用國內市場普及，形塑良性循環，來建立壯大製造業基礎的競爭環境。只有如此，美國才能推動製造業回流，達成製造業在美國生根發展的願景。這些挑戰將考驗著美國川普政府的智慧與選擇。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中國大陸製造業正面臨產能過剩的挑戰，從2010年代的鐵鋼、石炭等重工業擴展至當前的電動車（EV）、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等綠色和高科技產業。產能過剩不僅引發國際批評，更對大陸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然而，在激烈競爭中，部分企業憑藉技術創新與市場開拓脫穎而出，顯示大陸製造業在危機中尋求突破的潛力。

產能過剩的結構性根源

大陸製造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並非單純的市場失衡，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交織的結果。首先，供給面受到財政與金融政策的深遠影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大陸政府推出4兆元的經濟刺激計畫，資金大量流入基礎建設與房地產，間接推高製造業投資。2010-2020年間，一般公共預算成長率從20%降至約5%，但政府性基金預算保持10%以上的年均成長，2020年財政支出總額成長率高達15%，遠超名目GDP的5%。低實質利率環境進一步刺激企業過度投資，設備稼動率從2014年的78%，下降至2022年的70%。

其次，企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加劇了供給過剩。2010年代初，鐵鋼業中小企業數量激增，從2000年的約5千家增至2015年的近1萬家，導致粗製濫造的「地條鋼」問題嚴重。類似的現象在電動車產業重演，2023年的統計顯示，大陸電動車企業數量超過200家，遠超市場需求，部分企業因技術或資金不足面臨淘汰。

再者，在土地公有制下，地方政府以低價提供工業用地，吸引企業投資。2010-2020年間，商業與住宅用地價格分別上漲約300%與200%，而工業用地價格幾乎未變。此外，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成長與就業，傾向補貼虧損的國有企業。2010至2015年間，國有企業稅前利潤率從6%降至3%，但補貼使其延緩退出市場，導致不採算企業長期存續，進一步惡化產能過剩。

最後，需求面的疲軟則加劇了問題。2021年起，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期，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在三線城市下跌幅度達10%，一線城市勉強持平。逆資產效應重創消費者信心，2023年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家戶傾向增加儲蓄，選擇消費的比例僅約10%，消費意願低迷持續抑制內需。

新興產業的崛起與挑戰

儘管產能過剩的問題嚴峻，大陸新興產業在全球市場中仍展現出強勁競爭力。電動車、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等產業快速發展，部分企業成為行業龍頭。2019-2023年間，製造業整體研發費用年均成長率達45%，遠超銷售成長的20%。大陸的研發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2022年製造業研發費用（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達1500億美元，超越美國的1200億美元，日本與德國則分別為500億與400億美元。GDP占比方面，大陸製造業研發費用從2010年的1.5%增至2023年的2.25%，已略高於美國的2.0%，並逐漸縮小與日本（2.5%）的差距。

技術進步也反映在專利申請上。2022年，大陸在外國的專利申請數達19.8萬件，雖低於美國的25萬件，但已超越德國的15萬件，接近日本的20萬件。電動車領域的比亞迪（BYD）與寧德時代（CATL）等企業，憑藉著電池技術與成本優勢，2024年全球市占率分別達到20%與15%。然而，價格戰導致企業利潤承壓，2019-2024年製造業的整體經常利益幾乎無成長，部分業種利潤率從5%降至2%，顯示過度競爭的負面效應。

國際壓力與政策困境

大陸的產能過剩問題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美國前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與現任部長貝森特（Dominic Bessent）批評大陸以低價出口產品，引發全球通縮風險與不公平競爭。2023年大陸出口價格指數下跌5%，數量指數卻成長10%，顯示低價策略的普遍應用。與2010年代不同，對於綠色與高科技產業的過剩問題，大陸政府認為只是暫時的現象，未來需求將吸收過剩產能。

然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加劇挑戰。美國的「川普關稅」政策使大陸出口面臨更高壁壘，2024年對美出口額下降15%，占總出口比重從20%降至17%。若外需持續萎縮，內需又未能有效提振，產能過剩的壓力將進一步加劇。2025年調查顯示，國內經濟學家認為政府主導的企業重組難度較2010年代高，部分原因是綠色產業受到環境的影響較小，難以環境問題為由推動產能削減。

未來從內捲到健康競爭

大陸政府近年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聚焦人型機器人、人工智慧、氫能與電動垂直離着陸機等未來產業。2023年，工業信息部明確將6G、量子信息與先進半導體列為重點發展領域，但這些產業同樣面臨生產過剩風險。例如，2024年太陽能電池產能達500吉瓦，遠超全球需求的200吉瓦。過度投資與企業蜂擁進入可能重蹈鐵鋼業的覆轍。

2025年2月，習近平主席與民營企業領袖的座談會顯示政府對民營企業的重視，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與習近平的互動被視為政策轉向的信號。過去「國進民退」的傾向可能改變，民營企業的活力有望促進市場的新陳代謝。若能避免「內捲」式價格戰，建立健康的競爭環境，大陸製造業就有望孕育出更多具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反之，若過剩問題持續，企業利潤萎縮與GDP通縮指數連續兩年下跌（2023-2024年分別為-2%與-1%），則可能導致大陸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大陸的製造業在產能過剩的結構性困境中，展現出新興產業的強大潛力，研發投入與技術進步更為產業注入了活力。未來，大陸政府需在政策支持與市場調節之間取得平衡，促進民營企業發展，避免內捲競爭，方能實現可持續的成長。這不僅關乎大陸經濟的未來，也對全球產業鏈與日本企業的策略制定具有深遠影響。透過結構性改革與國際合作，大陸製造業有望在危機中找到新生的契機，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美國眾議院於今年5月通過川普主導的《大而美法案》，涵蓋減稅、基建與國安措施。除了第899條款對外資課稅引發疑慮外，該法案恐加劇美國赤字、資本外流與美元資產拋售，對全球市場穩定構成威脅，反變成「大而危」。

5月22日，美國眾議院以215票對214票的微弱優勢通過「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OBBB），這是川普政府以全面稅改、基礎設施建設、勞工及家庭支持、國安與執法強化為核心，建構「美國優先」的發展藍圖。儘管名稱頗具政治宣傳意味，但法案內容則潛藏著風險，尤其是該法案第899條對外資課徵不確定的額外稅負，引發華爾街與國際資本市場廣泛關注。根據摩根士丹利最新的研究，該法案的短期刺激效果有限，卻可能在中期引爆債務危機、資本流出與美元資產遭拋售的後果，對美國財政穩定與全球資本市場均構成潛在威脅。

「大而美法案」的虛與實

首先，「大而美法案」標榜個人所得稅減免延長，其實是延長川普於2017年提出的「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中的個人稅級調降措施，包括標準扣除額提高與部分稅率下修。這些原本於今年底到期的減稅條款，法案提議延長至2030年前後。其次，保留企業稅率由35%降至21%的架構，對長資本設備一次性折舊扣除政策，鼓勵企業投資。

再者，擴大州稅與地方稅（SALT）的扣除上限，以吸引高稅州的居民支持。該措施原在TCJA中被限制，引起紐約、新澤西等高稅州反彈，此次為平衡地方利益而不得不做出調整。

「大而美法案」的最大爭議之一是對聯邦赤字的劇烈擴張。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估，該法案將在未來10年間新增2.8兆美元的赤字，約三分之二的新增赤字將集中在2025-2029年間釋放。2025年美國聯邦政府預測赤字為1.9 兆，占 GDP 約 6.2 %；預期在進入2030年前，利息支出與社安、醫療等開支占比將持續提升，持續拉高赤字水準，而在2030年突破2.1 兆美元。之後，預測赤字將維持在2.2至2.8兆的高位運行，在2034年突破2.8兆，2025-2034年的總累積赤字將逾22兆。

雖然該法案涵蓋擴大個人與企業稅的減免，如提高州與地方稅扣除上限，以及延長設備投資的加速折舊優惠，但其經濟乘數效應卻被評估為僅能短暫提升GDP增長率0.2%，且效果僅限於2026年。

到了2028年，政策反而會拖累總體經濟。此意謂，「大而美法案」其實只是名義上的美化包裝，實質效果卻恐怕會造成財政與經濟基本面的雙重傷害，弊大於利。

第899條款打擊外資信心

「大而美法案」的第899條款爭議頗大。根據眾議院的版本，第899條對外資課稅適用於以下內容：

（1）美國來源的被動收入（FDAPI），包括來自美國的股息、利息、租金和特許權使用費，當前預扣稅率為30%。

（2）美國房地產投資 （FIRPTA）：出售美國房地產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和合夥企業分配所獲得的收入，當前預扣稅率為15%。

（3）非美國公司的美國營業收入（ECI）：非美國公司在美國賺取的商業利潤。

（4）美國分公司利得稅：從美國分公司匯回非美國母公司的利潤。

（5）私人基金會投資收入（Private Foundation Investment Income）：非美國私人基金會賺取的投資收入。條文雖尚未明確界定適用於哪些金融資產，然這種歧視性稅收，不僅會引發外資合規的壓力，更增加未來的潛在成本，使得投資美國市場變得不確定。

再者，該條款雖有效地將貿易戰轉變為資本戰，然市場可能面臨美債殖利率曲線陡化、美元走弱及信用利差擴大的多重衝擊。另一方面，第899條款象徵全球稅務主權競逐進一步升高。美國藉由祭出稅收懲罰與報復機制，搶奪對跨國企業課稅規則的主導地位。對企業而言，此舉不僅迫使其重新評估原有稅務架構與資金配置，也將大幅提升其跨境經營的合規成本，進而可能加劇美元、美股與美債市場的波動。

坦然言之，此稅收政策反映出，川普政府對外經濟政策已從貿易戰擴張至貨幣戰，並進一步升高至資本戰的層次，未來恐將重創外資對美國投資環境的信賴。

拋售美元資產恐持續

平心而論，在資本流入減弱與財政赤字惡化的雙重壓力下，加上川普推動第899條款與單邊稅收懲罰政策，「拋售美元資產」已成全球市場的隱憂。最終將使美元面臨更大幅度的貶值風險，因為：

（一）外資購債意願下滑：新增稅負與合規風險削弱外國機構對美債的信任，使得美元資產面臨需求萎縮，公債價格承壓，利率與殖利率上升。

（二）儲備組合重構風險：若主權基金與各國央行對美元資產信心轉弱，可能開始減持美債與美元外匯儲備，並轉向黃金、歐元資產或其他替代品種。這不僅會削弱美元儲備貨幣的地位，也將擾動全球金融穩定甚至造成全球債市危機。

從「大而美」走向「大而危」

「大而美法案」代表川普將財政政策工具化及武器化，即便在短期內，美國或許仍能仰賴其全球資產地位維持資金流入與匯率穩定；然而，一旦信心出現裂痕，債務滾雪球式的擴張、資金抽離、美債價格波動，與美元的走貶將互為因果，交織出一場資產重估的全球風暴。

綜合言之，川普推動的「大而美法案」原意或許是為打造新一輪減稅與投資熱潮，但後續將引發巨額債務壓力、外資退潮與美元信心動搖。當一個全球資本依賴美國安全資產的架構，失去穩定的預期與政策可預測性，其所引發的不確定性，將遠遠超越法案的預期經濟效益。這樣看來，「大而美法案」很可能會成為「大而危法案」的前奏。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在現代健康飲食風潮中，許多人努力挑選被冠上「健康」標籤的食物，希望藉此改善體質、預防疾病，但真正健康的飲食不僅取決於「吃什麼」，更關鍵的往往是「吃多少」。引用美國廣播電視新聞網（ABC News）的報導，即使是標榜健康的食物也需控制分量，否則反而會造成反效果，點出的六類常見健康食物包含紅酒、酪梨、堅果、果乾、黑巧克力、市售的無麩質食品。

吃再好也要「適量」

許多人誤以為，只要是健康食物，就可以放心大吃，例如地瓜、薏仁等常被推薦的全榖類食材，若不控制攝取分量，仍然會因碳水化合物攝取過多而導致熱量超標。薏仁、地瓜等雖富含纖維，但本質仍是澱粉類，攝取過量同樣會造成肥胖與血糖波動。均衡攝取與熱量總量的觀念，與單一食物的「好壞」一樣重要。

紅酒絕非健康聖品

早年研究曾提到紅酒中的白藜蘆醇有益健康，但隨著研究進展，現代醫學已不再將紅酒歸為「健康食物」。紅酒畢竟是酒精性飲品，長期攝取仍會對肝臟、心血管造成負擔。紅酒中的抗氧化成分，並非酒精本身的功勞。酒精與健康難以畫上等號，現行醫學強調的是「限酒」。用酒助眠是錯誤的觀念，不應拿來當作改善睡眠的方式。

果乾是濃縮的甜蜜陷阱

果乾看似方便、營養密度高，但實際上含糖量驚人。與原型水果相比，果乾去水後的糖分與熱量更高，若無節制，對血糖控制與體重管理極為不利。果乾雖天然，仍為高糖食物，容易引發血糖波動。即便無額外加糖，濃縮果糖依然超高。建議每日控制在1-2小顆為限，優先選擇新鮮水果。

堅果與酪梨的雙面刃

堅果與酪梨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與膳食纖維，對心血管保健有幫助，是眾多飲食建議中的明星食物。但它們也屬於高脂肪、高熱量的食材，過量容易導致肥胖。每天堅果攝取建議約一湯匙（10-15顆左右）。酪梨富含油脂，半顆就足以作為健康油脂的來源。食用這類食物時應納入總熱量計算，不能「超標」。

黑巧克力有益也有限度

高純度的黑巧克力富含可可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但其本質仍含脂肪與些微糖分。研究顯示，黑巧克力攝取與心血管保健可能有關聯，但攝取過量同樣無益。建議選擇70%以上純度的黑巧克力，100%更好。勿選添加過多糖、奶等成分巧克力。千萬不要因為它是「好巧克力」而一次吃掉一整條，每日適量小塊為宜。

無麩質食品非必要選項

無麩質食品近年來在健康飲食圈廣受關注，不少人將它視為「吃得更健康」的象徵。然而，這類產品原本的設計初衷，其實是針對特定族群，像是患有乳糜瀉（Celiac disease）或麩質過敏者，他們一旦攝入含麩質的食物，會引發嚴重腸胃不適甚至影響免疫系統，因此必須嚴格避開麩質。由於市場行銷與社群媒體上的過度宣傳，讓許多非過敏體質的一般人也誤以為「無麩質」就等於「更健康」，進而投入大量金錢選購這類商品。實際上，這並非必要，也不一定更營養，以下提供常見的迷思與警訊。

一、 你真的需要避開麩質嗎？根據醫學研究顯示，真正對麩質有過敏或不耐症的人並不多。若沒有診斷出這類問題，刻意避麩不僅無益，還可能讓人錯過全穀類原本提供的營養，如膳食纖維、B群維生素、鐵與鋅等。

二、無麩質≠低加工、低負擔。很多市售無麩質食品為了模擬麵包、餅乾的口感，會額外添加大量精緻澱粉、糖分、油脂甚至人工增稠劑，因此變成一種「高加工、高熱量」的飲食陷阱。例如一些無麩質餅乾，成分表可能比一般餅乾還要長、添加物更多。

三、價格高、不等於品質好。無麩質產品往往價格偏高，有些品牌甚至藉此包裝為高端或「特別適合養生」的選擇，導致消費者在沒有實際需要的情況下仍大量採購，增加不必要的開銷。

四、要區分「加工無麩質食品」與「天然無麩質食物」。許多天然食材如地瓜、南瓜、糙米、蔬果、豆類本就不含麩質，這些食材本身才是我們應該優先選擇的「無麩質飲食」。相較之下，市售加工類「無麩質麵包」或「無麩質餅乾」則應謹慎對待。

如果你不是麩質過敏者，實在沒必要特別吃無麩質產品。買了，不但多花錢，還可能吃進更多精緻加工成分，得不償失，若真的懷疑自己有乳糜瀉或麩質過敏者情形，最正確的做法是透過醫師檢查與診斷，而非自我臆測或盲目排除。

健康食物也要有健康吃法

健康飲食從來不只是「挑對食物」，也要「挑對方法」。再好的食材，過量都可能變成身體的負擔，「分量控制」也是飲食健康不可或缺的核心原則。與其盲目追逐熱門健康食品，不如回歸最基本的飲食原則： 原型食物、均衡營養、定時定量。這樣才能真正吃出健康喔！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6月3日，立法院表決通過藍白共同提出的「2028無煤中火案」，要求台中發電廠（下稱中火）逐年提出並落實減煤計畫，並於2028年實現無煤發電目標；即台中電廠10部機組應提早在6年內全數除役。

對此，台電董事長曾文生反擊，台中市已連續6年名列全國用電之冠，2028年用電上看400億度，若提前無煤，預估200億度電力缺口只能由外縣市電廠支援，不利全台電力穩定，他更強調「不能凡事只想到自己」。民進黨立委也拿「癱瘓台灣、出賣國家」標語抗議。事實上，中火擴大燃煤的9、10機組是在陳水扁執政時期興建的；而盧市長上任後大量減少燃煤數百萬公噸，對燃氣置換燃煤功不可沒。反而是台電汰舊燃煤緩慢，或無法保證燃煤機組拆卸不再啟用，導致燃氣核定的延遲。

無煤中火提案有兩大意義

其實，無煤中火案有兩大意義，一是承認現在缺電，至2028年前之燒煤應經核照管控，藉以逐年減煤；二是希望2028年達到無煤中火，若無煤會面臨電力癱瘓，經濟部要誠實公布全台電力供需報告，並修正能源政策，明定時程加速興建燃氣廠、推動增氣減煤。

台中市長盧秀燕強調，只要政府有決心，2028年當然可以做到！除了新增3部燃氣機組取代燃煤發電量，2028年全面燃氣化是絕對可行的目標。當然也要思考加快重啟核二、核三的腳步，甚至重建安全核能。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在「無煤中火」通過時裁示，為改善空氣品質，守護國人健康，台中發電廠應逐年提出並落實減煤計畫，並在2028年完成無煤中火的減碳目標。

然而，就在立院通過2028無煤中火，台電中火5機組遭踢爆「無照燒煤」。台電中火5部燃煤機組，連續多日無照運轉燒煤發電；台電董事長竟回擊，是台中市政府延遲審查，台電依據空汙法規定，地方政府未做審查，視同原照展延。對此台中市環保局強調，嚴格審查中火操作許可證，惟目前台電未依規定公告今年至2029年5年內的預定減煤量、空汙改善數據，無從查對！

台電明知台中電廠裝置容量是550萬瓩，占目前整體供電系統超過15%，台電即使承諾只發9部機組，以500萬瓩計算，發電占比也將近14%。台電不對未來總體發展做正確評估與政策應變，還威脅2028年無煤將癱瘓台灣，這是愧對先賢政治家孫運璿。

五一勞動節百餘位台電員工，曾以「錯誤的電力政策卻讓全民買單」到經濟部抗議，原因是賴政府只會一再提出撥補台電1000億元，掩蓋能源政策的錯誤。三年來台電實質虧損超過5,500億元，平均一分鐘賠32萬。台電目前負債2.6兆，負債比已超過九成；每年僅利息支出就高達321億元。 沒想到，經濟部長郭智輝回應台電員工「看不下去可以離開啊！」經濟部長充其量只是委任的CEO，這樣掏空國營資產的無能經營者才該滾蛋！

台中火力電廠10部燃煤汽力機組，是台中市最大污染源；若火力全開，將造成更嚴重的污染，持續影響中部居民的健康。根據「WTO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的資料顯示，PM2.5濃度每增5微克/立方米，染癌風險就增加55%，足見空氣污染是恐怖的隱形殺手。2018年十大公投，當時盧秀燕就提出「反空污公投-逐年降低占比」，成為台中人一次重大的「環境革命」；而這幾年防制空污績效卓著，大大減少中火燃煤。沒想到無核後，中央政府與台電再度傷害中部居民與勞工的工作環境！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保護勞工

另外，台中市政府還可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採取必要措施。依據該法第6條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如防止燃煤機械、設備引起之危害；防止發火性、高熱性物質引起之危害；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防止氣體、粉塵、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防止廢氣引起之危害等。

又依該法第 15 條規定，使用危害性之化學品數量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量以上；事業單位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定期實施製程安全評估；但具有危險性之設備，非經勞動檢查機構合格，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

再者，該法第18條規定「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至少在中火高溫場所工作之勞工，雇主不得使其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六小時，更是19條明示。而第 21條則規定火力全開的條件下，勞工得參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台中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還可依據該法第 36 條，對於各事業單位勞動場所得實施檢查。有不合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已發生職業災害，或有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勞工於停工期間應由雇主照給工資。該法第41條規定違反勞動檢查機構所發停工通知，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的罰金。

無照燒煤還用老舊機組火力全開，顯然會傷害中南部民眾的健康，因此台中市民應拒絕用肺發電，也該要求政府提高或加強無煤中火的防制策略。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副理事長/國政基金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