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不只是成立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創校90週年，也是盧溝橋事變爆發77週年的日子。為向當年拋頭顱灑熱血的中國軍人們致敬，我利用回溫嶺老家的機會，拜訪了出身陸軍官校第16期、目前擔任浙江溫嶺黃埔同學會會長的季世華老先生，聆聽這位長者當年與侵略者戰鬥時的回憶。

方同仁藥店的名醫

身為隨國軍遷台的第三代大陳義民，這一次造訪溫嶺不僅是我首次踏上大陸的土地，也是我第一次返回這個位於浙江省台州市的老家，心情格外興奮。

5月13日，我抵達季世華爺爺任職的方同仁藥店，與這位已經高齡94歲，但仍然以卓越的醫術為地方民眾看病的老前輩會面。

方同仁藥店是一所創立於1861年的百年老店，已經有超過150年的歷史，也難怪我們在這家醫院的招牌上看到前西北軍名將馮玉祥的落款。

俗話說人不親土親，雖然我與季世華不曾有過一面之緣，但是當來自海峽對岸的我一踏進前輩的辦公室，我們兩位年齡相差64歲的溫嶺人，關係馬上就如同爺爺與孫女般地熱絡了起來。

為了抗日救亡而參軍

季世華1921年誕生於溫嶺的一個商人家庭。伴隨著民國的建立，現代化的教育體系被帶入了溫嶺，家境還算不錯的季世華因而進入了當時全縣品質最好的溫嶺中心小學就讀，他還記得自己接受了包括國語、數學、歷史與地理等各種不同的科目教育。

小學畢業後，季世華進入宗文中學繼續其初中與高中教育，他驕傲地告訴我那是當年溫嶺縣最好的中學，而作為其繼承者的溫嶺中學，在今天也同樣是全市最好的中學。

自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激烈反彈，迅速成為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季世華也就在這樣的思維影響下，投入了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與其他同學們一起透過走上街頭，或捐獻金錢的方式，表達對政府的支持。

提到當年那個熱血沸騰的自己，季世華指出，當時宗文中學的老師，不斷告誡他們這些高中生必須要以南宋宗澤與文天祥為榜樣，到戰場上去殺敵報國，因此即便父母親都嚴厲反對他從軍，季世華還是偷偷地跟著20多名同學一同離開故鄉，走了三天兩夜的路到金華，找尋陸軍軍官學校第2分校的招生站。

報考第2分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季世華說，當時一共有3000人參加軍校16期的考試，最後也只有將近300人，也就是1/10的人被錄取。季世華表示，考試的內容包括數學與理化，可見要求非常嚴苛。

受用無窮的軍校訓練

黃埔軍校第2分校的校址一開始位於湖北武昌，後來隨著武漢淪陷，又遷往湖南省武崗繼續運作，為國民革命軍培養新一代的軍事人才，以彌補中基層青年軍官在抗日戰場上的大規模傷亡。

在一般的情況下，黃埔軍校至少要花三年的時間來栽培一名軍官，然而由於戰況吃緊，於1938年3月入學的季世華在學校內只待了一年就完成訓練，足見當時國家所面臨的環境十分艱難。

儘管如此，在2分校8總隊步兵科的訓練，還是給季世華一輩子受用無窮的幫助，直到現在他還是抬頭挺胸，穿著西裝迎接我們，由此可見，一個軍人的靈魂是何等徹底地被植入了這位長者的軀殼之中。

季世華記憶清晰地娓娓道說，在軍校的時候，所有學生都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並接受服從《三民主義》的教育，不過他未見過當時校長蔣中正，而時任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的白崇禧則曾來過學校演講。

季世華1939年3月自第2分校畢業後，因成績優異而被留在學校繼續擔任區隊長，負責帶領第17期6總隊的學弟適應軍校生活，不過他始終不忘當年報考黃埔的目的，是為了上戰場殺日本鬼子，在他不斷的要求下，季世華爭取到被分發到國民革命軍第94軍121師3團1營1連，擔任少尉排長的機會。

從這個時候開始，季世華就在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軍長李及蘭與師長牟廷芳的指揮下，於湖北戰場上，開始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士生涯。

親身體會抗戰的艱苦

季世華剛離開軍校的1939年，正好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最艱苦的「戰略相持階段」，那個時候中國的海岸線幾乎全數落入日軍手中，國民政府再也無法像戰前那樣的由歐美列強手中購買到需要的武器與戰略物資，而從戰爭初期便開始大力援助中國抗日的蘇聯人，也逐漸將目光由遠東轉向歐洲。在這樣的情況下，季世華雖然跟隨著當時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但物資仍極度匱乏，且缺乏遠程火力的支援，同日軍的戰鬥非常辛苦。

季世華參加的第一場戰鬥是1941年秋季的宜昌戰役。當時國軍部隊針對日軍佔領下的宜昌縣城進行反攻，由於日本人有飛機與大砲的充分支援，導致許多同袍在還沒有看到敵人的情況下便犧牲了。

當時國軍與日軍的作戰，根據季世華的回憶，條件非常惡劣，必須具有堅忍的意志，而且將士們每天只能夠吃兩餐，除物資匱乏外，更重要的則是必須避免在白天生火引來日本飛機的炸射，所以只能夠在天還沒有亮的凌晨吃早餐，然後在夜間吃晚餐，中間沒有任何機會吃中飯。

既然無法以在早上遠距離火力擊敗日軍，那麼國軍唯一能夠攻擊日本人的方法，只能夠靠夜間以近距離戰鬥的方式，來造成敵人最大程度的消耗，季世華指出，他們取勝的關鍵因素還是在於勇氣。

回憶當時在戰場上與敵人殊死戰的往事，季世華告訴我：「我們嫡系部隊的規則是最後一顆子彈要留給自己，不只是軍校畢業的軍官被這樣要求，就連士兵們也接受了這樣的教育。」

也因為這因素，國軍在戰場上雖然不斷地遭遇慘重損失，卻從來沒遭敵人完全擊潰，且堅毅地留在戰場最前線與日軍搏鬥，並在一定程度上讓敵人付出痛苦的代價。

然而，每當國軍以數量上的優勢將日軍團團包圍的時候，季世華爺爺告訴我們，日軍往往會靠丟毒氣彈的方式來掩護部隊撤退，由於當時國軍缺乏防毒面具，他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用沾了水的毛巾捂住鼻子繼續前進。無論是1941年打宜昌的時候，還是1943年5月支援第18軍防守鄂西石牌要塞的時候，季世華都遭遇過日軍的毒氣彈攻擊，這些毒氣彈所釋放的絕大多數都是非致命性的催淚瓦斯，不過偶爾也會用能奪人性命的化學武器。

除日軍外，季世華指出，國軍在戰場上也會遭遇到隸屬於汪精衛政權的和平建國軍，也就是所謂的「偽軍」；雖然表面上和平軍與日軍站在同一陣線，但是這些軍人內心也都希望國家能夠統一強大，所以往往會在暗中助國軍一臂之力，而這也正是為什麼各方面都落後於日軍的中國軍隊，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另外一個原因。

見證抗日戰爭的勝利

1944年初，季世華在第97軍軍長李明中將的爭取下，進入該軍軍部從事參謀工作，隨後又進入166師496團第1營第1連，擔任上尉連長。

隨著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由守勢轉為攻勢，中國戰場上的國軍部隊也開始陸續接收到美軍提供的裝備，97軍作為中央軍的嫡系部隊，自然也取得包括M1鋼盔、105榴彈砲與M1湯普森機槍等武器，同時還開始接受陳納德將軍指揮的美國第14航空隊提供的空中支援，與抗戰中期的狀況不可同日而語。

1945年春季，97軍的將士在黃埔3期出生的軍長陳素農指揮下，參加了湘西會戰，防守地就是第2分校的所在地武崗。

到了抗戰末期，國軍與日軍戰鬥的情況有了根本性的逆轉，季世華指稱，當時他在戰場上，就親眼看到中美空軍混合團5大隊的P-51野馬式戰鬥機，與P-40戰鷹式戰鬥機，以燃燒彈襲擊日軍陣地的畫面，把日本人打的連頭都抬不起來。

親眼目睹日軍在戰場上因失去制空權而遭到痛擊，國軍的士氣旺盛起來，所以堅守在陣地上打了兩到三個月的戰鬥後，就瓦解了日本人在中國戰場上的最後一場大規模攻勢，自此開始進入最後的「戰略反攻階段」。

1945年6月，季世華所在的166師被納入李彌中將指揮的第8軍，並在湯恩伯將軍的第3方面軍指揮下，對衡陽與桂林等位於華中與華南的淪陷區重鎮，進行戰略反攻。雖然偶爾國軍也會與撤退中的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季世華述說，由於當時日本人的戰略目標是收縮防線，因此往往在國軍進入一個據點以前，就會主動讓出，雙方很有默契地不再交火。

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後，季世華以第3方面軍少校參謀的身分跟著部隊，負責接收上海與南通地區的工作，並且沿路上受到當「亡國奴」長達八年之久的淪陷區群眾歡迎，享受了身為一位戰勝國軍官所該有的榮譽。

藉由對日軍戰俘的觀察，季世華告訴我們，日本軍人的素質比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軍人來得高，畢竟當時中國的基層士兵至少有九成以上是來自於農村的文盲。所以，季世華雖對日軍犯下的各種殘忍暴行有著咬牙切齒的痛恨，更終生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不過他仍把日軍視為可敬的對手，並認為國軍能夠戰勝的關鍵原因，還是在於用血肉築成了長城。

晚年促進兩岸交流

季世華提起黃埔的老校長還是給予肯定，他指出：「抗日戰爭是蔣委員長領導的，而領導這樣雙方實力相差懸殊的戰爭是很艱苦的，因此他對我們這些嫡系部隊軍人的要求也很嚴格。」

不過，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季世華因為不想捲入中國人的「鬩牆戰爭」，而於1948年離開了擔任少校參謀的第17綏靖區，返回故鄉溫嶺學習中醫，希望為飽受戰亂與病痛之苦的同胞貢獻一己之力。

雖然季世華與大多數去了台灣、包括在軍校時跟他一起睡上下舖，後來出任國安局局長的宋心濂在內的同學們，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從而讓他們將近40年難以碰上一面，不過蔣經國於1987年宣布開放老兵探親政策，季世華終究還是等到了與老同學們團聚的機會。

從1987年開始，季世華就以中醫師身分，自掏腰包地為由台灣返鄉探親的同鄉及黃埔校友服務，協助他們找尋已故親人的墓地，同時還舉辦各項聯誼活動，來拉近雙方因政治隔閡所產生的距離。

1990年，時年68歲的季世華出任溫嶺市黃埔同學會會長，以官方的身分持續與台灣軍校同學維持感情，並且為當時仍在發展中的溫嶺，爭取到不少來自台商的投資。

雖然當年同季世華一同進軍校第2分校的16期同學，在馬英九放寬大陸人士來台限制時已所剩不多，然而珍惜校友關係的他，依舊在台北市溫嶺同鄉會的邀請下，於2009年4月首次造訪台灣，並且在台中與軍校第19期學弟，也就是藝人阮經天的爺爺阮傳誥見了一面。

提到那一次的台灣之行，季世華對台灣的人情味、各地方的建設讚美有加，並期許兩岸雙方能以各自的優點去彌補對方的缺點，創造屬於所有中國人所共同擁有的21世紀。

當最後被問及參加抗日戰爭的感想時，季世華給了我這樣的一個答案：「對於在戰場上打日本人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光榮，因為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這是所有中國軍人應該盡的本分。」

雖然已經高齡93歲，但是中醫的季世華依舊保持著健康的身體與良好的思緒，持續在《浙江月刊》、《台浙天地》與《鄉親鄉情》等雜誌發表文章與詩詞，對當年在抗日戰火中犧牲的同袍及戰友表達追念之情，同時也呼籲海峽兩岸早日走向和平統一之路。

(作者係民間文史工作者)

台灣多數民眾主張維持現狀，為什麼一定要統一？

統一對台灣民眾有什麼好處？

有關台灣的全部史料、事實和法律均可證明，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與大陸原本就是一個國家，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此亦予公認。只是由於1949年以後形成的兩岸政治對立，造成目前的狀態。台灣多數民眾主張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有著複雜、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其中包括諸多對統一的不實宣傳。

事實上，世上沒有任何現狀可以永遠維持不變，而維持所謂的「不統不獨」現狀，也會使台灣一直陷於政治紛爭之中。當台灣民眾能夠有機會探討、客觀瞭解統一後的處境時，相信會有更多人不再堅持維持現狀。

台灣的未來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獨立，但台灣沒有獨立的歷史根據、法理基礎和現實條件，也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而且會給台灣民眾及子孫後代造成無窮之害。台獨是一條絕對走不通的路。

二是兩岸統一。兩岸統一的必然性在於：首先，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兩岸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華夏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了強大的內在凝聚力，而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和崇尚統一、維護統一的民族觀念，也根植了國家必須統一的強烈民族情感，造成中國人普遍相信國家不統一，將愧對列祖列宗；誰把台灣分裂出去，誰就是民族罪人。和平統一也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

其次，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必然。兩岸一天不統一，中華民族就無法真正復興。兩岸一天不統一，政治對立就不會結束，也無法實現最大限度的整合，無法避免內耗（如台灣軍購浪費巨大資源，兩岸在涉外事務中繼續產生摩擦等），外部勢力就有可乘之機。兩岸一天不統一，中國就無法完全擺脫舊時代留下的創傷和羈絆，也就談不上是一個真正的強國。尤其，近年來中華民族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如今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最佳時機。

再者，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進步，現又正在進行全面深化改革，這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和保障，它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也決定了兩岸統一是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

兩岸和平統一是保障台灣永續發展與長久和平穩定的唯一出路，而台灣民眾將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最大受益者。統一後，兩岸人民可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可共同享有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的榮譽和尊嚴。

每年6月上旬，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大陸成為億萬家庭的大事。這種類似於科舉的考試，在目前大陸社會仍被當成「鯉魚躍龍門」的最佳機會。在高考成績決定未來命運的現實背景下，青少年學生自小就在嚴酷的競爭環境中成長，其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讀書，使個人在未來發展中變得更強大。

千萬人同擠的獨木橋

在20年多年前，「上大學」成為絕大多數家長訓導孩子的口頭禪。但在2000年前後大陸政府啟動「高校擴招」政策之後，「進名校」成為對孩子的新期望，而不再僅僅追求有機會讀大學的低端目標。儘管大陸每年都有數百萬考生希望通過高考來改變自身命運，但依據被納入「985」工程或「211」工程的大陸高校來看，眾多考生最青睞的，還是那僅有的100多所重點大學。為了能在高考中「一鳴驚人」，幾乎所有大陸學生都會在升入高中後，認真學習來面對三年後的考試，而學生家長則盡力提供全方位服務，來鼓勵孩子用功念書。經常有大陸學生提起「經歷一次高考就如同脫了層皮」，「沒有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此話確實是對大陸學生備戰高考的真實反映。

首先，爭分奪秒的高效學習。為爭取好成績，凡有志於考好大學的學生通常是不願意浪費每一分鐘的。從大陸高中學生的時間安排看，所有學生通常每天早上會在6點左右起床，緊接著是45分鐘的晨讀時間，然後是20分鐘的集體跑步等鍛煉活動，之後就是早餐時間。正式上課一般在早上8點，除了上午10點的課間體操鍛練時間（15分鐘左右）外，其餘都是正式上課時間。而下午和晚上基本都被緊湊的課程時間占用，直到晚上9點50左右，才能結束當天學習生活。如果住宿學校宿舍，則通常會在10點20分前要求學生洗漱完畢，並準時熄燈休息。日復一日的枯燥學習生活，使得絕大多數學生形成了你追我趕的學習勁頭。在課餘休息時間，為能夠充分理解某些知識點，學生之間往往會爭得面紅耳赤；在校園散步時，學生之間討論最多的還是如何消化數理等科目的知識點；甚至在夜間休息時間，也會聽英語聽力才能入睡。在這種近似機械化的學習過程中，學生不僅要和周邊同學競爭，更要與自身毅力比拼。

其次，准軍事化的封閉管理。在高中學習期間，校園是絕大多數學生最主要的活動場所。絕大多數高中採取寄宿制，通常以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為時間間隔，要求學生除放假外，24小時待在校園。即便有家長來探訪，也只能短暫會面。

為方便學生需求，學校內設有便利店、公共浴室、理髮店、醫療室等設施。另一方面，鑒於資訊諮詢的發達，學校要求學生盡可能地不使用手機，即便是使用也不能影響正常學習，更不允許課堂上用手機流覽網頁、閱讀電子書或者娛樂遊戲等活動，否則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學校暫時扣留手機。

再者，模擬實戰的定期考試。為使學生能在緊張的學習環境中不斷進步，高中階段存在著大大小小的無數次模擬考試。除正常的期中考和期末考外，還有月考，階段性檢測考試。在這些模擬考試中，除要求學生在知識上查缺補漏外，每次考試後的全校、全區（縣）甚至全市範圍內的成績排名，讓大陸學生壓力巨大。對於這種考試排名，不僅學校和任課老師高度重視，而且學生家長也以此為準，來評判其孩子的學習成績。結果，在分數重於一切的情況下，如何在考試中更好地掌握知識點和應試技巧，成為大陸學生最重要的學習任務。

應試教育的重要推手

多年來，大陸試圖將中小學生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即強調除學習能力外，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參與、動手和實踐等能力。但在高考指揮棒下，大陸的應試教育色彩仍相當明顯。無論是學生本人還是廣大家長，甚至整個社會都將提高學習成績，當成教育成功的最重要標誌。

從學生本人來看，只有考出好成績才有機會讀好大學，將來才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進而有助於實現人生的遠大理想。為此，很多莘莘學子在激烈競爭面前寧願犧牲娛樂時間，放棄休息時間，割捨個人愛好，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能夠在高考考場上脫穎而出。

從家長期望來看，「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家長對孩子的真誠訴求。很多家長都盡力將孩子的衣食住行安排妥當，甚至為此選擇高價購買或租賃「學區房」，希望讓孩子有機會進入重點中學。家長這種不計成本的作法，也加大了學生的壓力和動力。

從社會氛圍來看，只要學習成績優異，即便是那些來自偏遠山區或家境貧寒的工農子弟也能夠得到尊敬，除政府部門對貧寒學生設有獎助制度外，也有相當數量的社會熱心人士樂意資助。這種普遍重視教育的社會氛圍，也無形地促進了學生的學習勁頭。

事實上，素質教育和動手實踐的不足，可以在高等教育階段慢慢彌補；但知識儲備和基礎能力的不足，則很難由繼續深造中得到有效補充。因此，大陸學生將基礎知識學習作為備考的最重要任務來對待，這對他們具備紮實的知識基礎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相對最公平的制度

高考在絕大多數考生和家長心裡是極為神聖的，也是整個大陸社會認可度最高的一項制度。事實上，憑藉卷面成績，而非其他因素（包括關係、背景和財富等），來獲得各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這也是大陸年輕人展現自身素質和綜合能力的重要方式。埋首苦讀縱然辛苦，卻能夠為個人成長和能力提升起到推動作用。比如競爭意識的形成，持久耐力的培養，以及勤奮好學精神的傳承等等。與此同時，社會對那些所謂「好學校」培養出來的各科畢業生也持肯定的態度，薪金也會較優厚，導致考生更願意刻苦學習。因此，這種相互促進的激勵效應，既是推動大陸年輕人成長的動力，也是整個社會未來發展的希望所在。

近年來，高考制度在大陸也引起不少反思和質疑，尤其是在招生錄取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以及與戶籍制度直接掛鈎等負面效應。因此，為求更公平，就需要繼續深入改革這一制度。比如，在盡可能排除人為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將素質教育的基本內容納入高考環節，應當成為改革的重點所在。

總之，儘管大陸的高考制度遭到諸多非議，但卻普遍被認為這是一項相對最公平的制度，因此，它無疑將會在未來很長時間內持續存在。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泰國早在1932年就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但軍人、政治精英、民眾等經常僭越民主制度，使軍人政變、街頭政治成了泰國民主的代名詞。2013年12月，泰國再次發生大規模街頭政治和暴力衝突，最終為泰黨盈拉看守政府下台，但支持政府派和反政府派的對抗反而升級。面對國家秩序陷入混亂，2014年5月，陸軍總司令帕拉育發動軍事政變，泰國民主再次中斷。

民主化歷程和現狀

受西方議會制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影響，泰國（時稱暹羅，1949年改稱泰國）人民黨於1932年發動政變，建立軍政府，國王被迫接受君主立憲政體。1932年泰國《臨時憲法》規定：「國家最高的權力屬於人民；由國王、人民議會及其議員和法院執行國家政權。國王是國家的最高元首，人民議會有權制訂一切法律，經國王頒行後即生效力。如國王不承認，則議會審查後認為應頒布者，也可成為有效力的法律」等。從制度形式上看，泰國確立了西式民主制度，通常研究中也將1932年視為泰國民主化的開端。

但是，民主化開啟之後，泰國並沒有建立鞏固的民主政體，而是處在軍人和文人的交替統治。在軍人威權政體之下，總理由軍人擔任，人民議會議員也基本由軍方指定，即便偶爾出現文人統治，也是建立在傳統官僚政治而非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文人同樣普遍僭越泰國民主制度。

整體來看，1932年到1992年期間，泰國威權政體的統治能力在下降，泰國公民對軍人統治的認同也在降低，因此反抗越來越多。1988年軍隊失去了對總理職位的控制。軍隊通過1991年政變來恢復軍人統治的粗暴企圖，激起了人民的強烈反對，這迫使軍隊丟盡顏面地不得不在1992年做出退讓，這次大失敗打掉了軍隊指揮官晉升總理職位的階梯。從米猜‧雷初攀以無黨派身分代理泰國總理開始，泰國開始逐漸恢復文人統治。

1992年泰國加快選舉意義的民主化進程，但競爭性選舉民主並沒有給泰國帶來穩定和發展，反而加劇了動盪。由於泰國社會斷裂嚴重，代表不同階級階層的政黨也嚴重分裂，它們不遵守議會民主制度規則，而是頻繁地發動街頭政治。在國家秩序混亂之下，泰國軍人便趁機干政。2006年，頌提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文人總理戴克辛，解散了泰愛泰黨，造成泰國民主嚴重倒退。2008年以後，泰國恢復到文人統治，但是2014年5月，帕拉育又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文人政權，泰國民主再次中斷。

民主面臨困境

泰國民主面臨的困境是：泰國建立了西式民主制度，尤其是競爭性選舉民主，但是由於政治觀念、貧富差距等的差別，泰國社會嚴重斷裂，競爭性選舉民主催生了代表中上層階級的政黨和中下層階級的政黨，政黨政治進一步加劇泰國社會斷裂，輪番上演「紅衫軍」和「黃衫軍」街頭政治。街頭政治和暴力衝突使泰國陷入政治無序，經濟也發展停滯。在這種背景下，軍人借機干政，推翻文人政府，泰國民主被迫中斷。即便民主得以恢復，這種「惡性循環」很快再重演。泰國民主的困境具體表現為：

首先，軍人干預民主。有學者統計，1932年至1992年，泰國共發生16次軍事政變，頒布過14部憲法，舉行過15次大選，有18人當過總理，大約組成過50屆內閣。這期間，約五分之四的時間由軍人執政。1932年到1973年之間軍人干政最為嚴重，軍事政變頻頻發生，披耶帕鳳、鑾披汶‧頌堪（2次）、寬‧阿派旺（3次）、鑾探隆‧那瓦沙瓦、他儂‧吉滴卡宗（2次）都是軍人總理。

1992年泰國加快選舉意義的民主化後，基本確立了文人統治，但還是發生了兩次軍事政變。2006年泰國頌提‧汶耶拉卡林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戴克辛政府；2014年5月，帕拉育發動軍事政變，泰國再次陷入軍人統治。

其次，民主黨破壞民主制度規則。當今泰國主要有兩大政黨，即為泰黨和民主黨。前者是從泰國前總理戴克辛所創立的泰愛泰黨，經人民力量黨演變而來，主要代表中下層平民利益。後者歷史較長，主要代表中上層利益。由於泰國是發展中國家，中下層平民人數較多，所以為泰黨更能贏得議會多數而組閣，民主黨則很難通過議會內競選執政。因此，民主黨開始採用以下反民主的方式。

其一，民主黨在議會外向盈拉施壓。民主黨知道在為泰黨控制議會多數的情況下，不可能採用議會內倒閣，因此發動街頭政治向盈拉施壓。姑且忽略遊行、示威的暴力性，在盈拉承諾解散議會，重新舉行大選後，民主黨仍然不同意回歸到議會內競爭，而是抵制大選，要求盈拉辭職，將權力移交給人民（實際是民主黨）。面對盈拉的拒絕，民主黨為首的反對派提出另立「人民政府」。

其二，民主黨試圖推動軍方支持反對派。民主黨通過擴大衝突來迫使軍方表態或干預，以此向盈拉政府施壓。在民主政治中，無論是執政黨或是反對黨都應該反對軍人干政，而非為了本黨利益默許或者支持軍人干政。

其三，民主黨擴大街頭政治衝突。民主黨在盈拉政府提出解散議會和重新舉行大選之後，仍然繼續發動「黃衫軍」衝擊政府，迫使盈拉辭職。其實，民主黨如此，為泰黨在野時同樣如此，頻繁的街頭政治已經將泰國民主異化。

最後，公民踐踏法治和民主制度規則。當今泰國社會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宗教與世俗、貧窮與富有相互交織，分裂嚴重，導致各個階級階層的身分認同感極強，例如平民、中產階級、富人、宗教團體等，「黃衫軍」和「紅衫軍」最為典型地反映了基於貧富分化而形成的身分認同。由於觀念上未對民主形成高度信任甚至誤解民主，他們簡單地將民主視為爭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在政治精英的煽動下，不同身分認同的公民很容易走上街頭，加入反對派。加入反對派之後，公民並沒有較強的民主規則意識，無視民主本身要以法治為前提，他們的政治行為隨意地超出民主制度規則，屢屢演變為衝突和暴力，例如衝擊政府部門、打砸搶燒等。實質上，這些「民主」行為本身是反民主的，是以犧牲民主為代價的。

欠缺法治的脆弱民主

首先，泰國公民文化水準較低，缺乏民主共識，且對民主存在認知錯誤。泰國歷史上並沒有民主，1932年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後，公民才逐漸有民主意識，但大部分人並不理解民主的內涵，公民民主觀念的問題具體表現為：其一，泰國的傳統是官僚政治文化，在廣大農村地區，村民和臣民型的政治文化普遍存在，與支撐現代民主政治良好運行的公民文化相差甚遠。其二，泰國公民對民主存在認知錯誤，而這種錯誤因為政治精英的誤導而得到強化。泰國公民的民主觀主要是利益導向的，在他們看來，民主是用來爭取個人的利益，忽視了在爭取利益的同時，還需要遵守法律制度規則。泰國政治精英（通常是充當反對派時）並未有效地糾正這種偏差，而往往為了本黨利益而擴大這種偏差，煽動暴力衝突。

其次，泰國民主並未充分法治化。受西方民主化理論的影響，長期以來，民主被等同於競爭性選舉。以競爭性選舉為中心，為泰黨和民主黨展開競爭，泰國社會也因競選加劇分裂。一旦一方贏得選舉，另一方並不會依法接受選舉結果，而是進入抵制和街頭政治狀態。這種街頭政治被貼上「民主」的標籤，但其實質是在踐踏泰國民主。具有實質內涵的民主政治不光是競選、衝突，而且還需要尊重法治和達成妥協。這是競爭性選舉中心主義的西方民主化理論對歷史的選擇性歸納，讓很多落後國家和地區產生誤解。三波民主化及其回潮的歷史經驗已經表明，簡單輸出競爭性選舉民主，既不真實，也不負責。

最後，泰國民主面臨嚴重有效性不足的問題。倘若民主與治理無效並存，那麼必然會對民主本身的合法性產生衝擊，泰國即存在「無效民主」。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將有效性分為政治有效性和經濟有效性，以此分析泰國，可知：（一）泰國的民主政治有效性不足。杭廷頓提出「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政治參與的擴大需要政治制度化的提高，這樣才能出現有序有效的參與。1992年後，泰國公民參與積極性被大範圍調動起來，但是泰國政府沒有將公民參與行為制度化，結果導致頻繁的街頭政治，為軍人干政提供了藉口；（二）泰國民主的經濟有效性不足。2013年，泰國GDP總量僅3822億美元，人均約5939美元，屬於典型的開發中國家水準；尤其貧富差距非常大，2007年基尼係數達到0.42，貧富差距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斷裂，為暴力衝突埋下根源。泰國民主要擺脫困境，必須增強國家治理能力，提高治理績效，以有效性換取合法性。

嚴重社會斷裂之下，競爭性選舉並沒有給泰國帶來理想的民主，民主也並未給泰國帶來西方那般良好的治理績效，而更多的是政治失序、經濟無效、社會分裂甚至是國家失敗，泰國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從當下來看，泰國在民主的道路上還任重道遠，在缺乏同質性、妥協和共識的背景下，其前景令人擔憂。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外交無小事」是指辦外交，要謹小慎微，小事處理欠妥當，會釀成大事端。富有政治經驗的外交家都知道，大國關係非常敏感，它的脆弱性應小心呵護，需要兼顧方方面面，避免突發狀況，也不該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傷害彼此之間的情誼。希拉蕊於2009年首次以美國國務卿身分訪問大陸前，曾事先向大陸透露，她將強調中美雙方應在金融危機、氣候變遷、北韓、阿富汗等事務上合作，也會提及台灣、西藏與人權等敏感議題。

可是，最近美國軍方對北京都在表演「變臉」：一會兒扮白臉，一會兒扮黑臉；扮白臉時，邀請中國首度參加「環太平洋-2014」軍演，展示美國海軍軍威，也趁便刺探中國海軍戰力；扮黑臉時，在國際場合，突然咆哮恫嚇，盛氣凌人，以為聲音大就有理由，說夢話誆人。

5月30日至6月1日，美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在新加坡舉辦的第13屆「香格里拉對話」，與亞太國防高層齊聚討論安全議題時，遽然重話抨擊中國大陸在南海片面採取行動宣示主權，引發區域局勢不穩定，美國不會坐視國際秩序受到挑戰。他也表示，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大陸片面宣布劃設東海或南海防空識別區。

亞太地區緊張情勢原由

目前亞洲好像是19世紀的歐洲。愈來愈多人擔心越發自信的中國大陸，會因島嶼主權爭端與他國發生衝突，中國大陸又多次進出太平洋軍演，引起地區緊張。不過，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侵佔中國南沙群島的島嶼，並與外國石油公司繼續開採油氣，這就是哈格爾要維持的「國際秩序」嗎？中國在南海自己的島嶼上勘探開發油氣資源，居然被哈格爾指責是「片面採取行動宣示主權」，「引發區域局勢不穩定」，美國不會「坐視」，要動用暴力橫加制止。

哈格爾難道不知：造成今日亞太地區緊張情勢的原因，是美國重返亞太實施再平衡戰略，不斷與東亞、東南亞國家軍演的結果嗎？亞太軍演又為美國軍工企業推銷新式武器，帶來多少收益？翻了一倍半吧！哈格爾該多了解，否則未來退下來，怎能為軍火商企劃傾銷美國軍品的策略呢？

從日本島鏈到台灣，至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到越南，中國大陸已被海路所包圍，美國第七艦隊緊扼進出太平洋航道的咽喉，印度洋出海口又為印度所掌控，是否對中國構成威脅呢？第一、二島鏈，究竟誰在出資保衛誰？保衛的又是那一國的安全？美國強調維持海域開放與飛越領空自由的必要性；中國大陸海軍以前沒有遠洋能力，現在開始常態進出以保航道，不行嗎？中國大陸空軍以往沒有天空監控能力，現在仿效美國、日本，設置防空識別區，不可以嗎？為什麼日本可以劃設包括中國的領土釣魚台的防空識別區不算改變現狀，而中國劃設包括國土釣魚台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就被指責是改變現狀？

美國孤行「單邊主義」

美國學者抗斯基(Noam Chomsky)在《美國說了算》(What We Say Goes)一書中，指出「美國自居為世界主宰，所有國際組織、國際法或國際條約都是用來規範其他國家的，而必須臣服於美國，在當代術語中，這叫做單邊主義。」霸權素來橫行霸道，真的和相關國家商量過嗎？美國入侵阿富汗，把戰俘視為「恐怖分子」，不照戰爭法規給予戰俘待遇，囚禁、酷刑、凌辱，又長期不起訴或審判，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治、正義等普世價值何在？

歐巴馬及高官以視訊方式全程監控觀看，美軍擅自進入巴基斯坦國境，不依司法審判程序，獵殺賓拉登全家老少，毀屍滅跡，有和盟邦國家商量嗎？這豈不侵犯了當地國的領土主權、管轄權和人權，違反國際法與國際人道法？白宮口口聲聲說不和神學士恐怖集團作交易，為了現實利益，又把囚禁在關塔那摩監獄的「恐怖分子」當作「戰俘」，來交換美軍中士逃兵伯格達爾(Bowe Bergadhl)，美國有和友邦阿富汗政府事先商量過嗎？又豈能怪阿富汗政府不滿嗎？

美採不當手段「制中」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在接受日本媒體訪問時，指稱中國利用軍力在領土爭議上進行外交施壓，這種「脅迫與挑釁」讓太平洋區域局勢越來越不穩定，可能產生誤判、加深緊張。他說，美國對東海、南海領土爭議保持中立，但會對中國越來越具侵略性的戰術採取立場。希拉蕊也說，中國在西沙群島永興島上為駐守西沙群島的軍警部隊子女，以及當地適齡學童興建學校的行動「非常具有攻擊性」。

在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和海島主權爭議問題上，中國大陸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反對製造緊張和衝突。鄧普西和希拉蕊應該心知肚明，東海上的釣魚台列嶼和南海上的九段線、南沙諸島嶼都是中國的領土，現在卻被日本盤踞，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所侵佔、資源被掠奪開發，美國也是獲利的推手。美國對東海、南海島嶼爭議，表面上保持中立，暗地裡卻煽風點火，使用不正當手段，利用小國充當鷹犬，惹事生非，目的乃在牽制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

美國違反「門羅主義」

美國是南海地區的域外國家，中美間沒有島嶼主權爭端，美國為何違反「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精神，喧賓奪主地主導並推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美國和日本堅決反對爭端國之間的一對一談判，積極介入爭端國之間的糾紛，是何居心？

綜覽中外疆界條約關係史，主權國家之間所締結的雙邊疆界條約，通常都是由當事雙方談判達成協議的，哪有特邀外部勢力干預的？試問美國與各國簽訂的眾多雙邊疆界條約中，哪一個條約是由美國邀請非當事的域外國家參加、而通過多邊談判達成協議的？這非信而有徵，簡直是妄下雌黃。

全球華人和13億中國人都知道，東海上的釣魚台列嶼和南海上的九段線、南沙諸島嶼都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明智的國際事務決策者也該瞭解，一個與全球華人和13億中國人為敵的美國東海、南海政策是行不通的！

希拉蕊在其回憶錄《抉擇》(Hard Choice)中，明言要聯合南海周邊諸小國與中國進行多邊談判，削弱中國大陸的支配力量。她認為，美中關係正航行在未知海域，雙方各有盤算，雖不認同對方的政策，卻需要互相合作，而美方在一邊施壓過頭，可能破壞另一邊；同樣地，太過輕易妥協或讓步，也會讓對方更冒進，但千萬不能讓彼此的歧見變成衝突。

大國必須互相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平合作。美國是今日世界上唯一超強，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持續發展，就不該因其「次要利益」，支持南海周邊諸國衝撞北京的「核心利益」，惡化中美關係，驅使中國大陸進一步同俄羅斯結盟以對抗美日，這種作法絕非明智。

（作者係本刊主筆，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在2014年之前的十多年，俄國和中國大陸進行交往或合作時經常盡可能開出高價碼。例如俄國向中國大陸出口天然氣的談判拖延多年，期間俄國在輸氣管線的路線選擇上多次反覆，而且俄方時而擺出姿態要接受日本資金、和日本合作；而價格更是中俄雙方屢次談不攏的問題。又例如俄國不願意向中國大陸出售俄國最先進的武器，卻多次向印度、越南出售Su-30、K級潛艦等類似於向中國大陸出售的武器。話雖如此，中國大陸與俄國的雙邊關係近來出現重大的提升，而且更加密切協作。

美俄都不願在東亞缺席

21世紀開始迄今呈現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亞太經濟的重要性持續升高。到2013年底，APEC成員國家的GDP總和已經超過全世界GDP總和的一半，貿易總額占全世界貿易額的48%，而且吸收了全世界40%的外國直接投資。從國際戰略格局的角度來看，美國全球霸權能否成功的首要關鍵在於美國能否支配東亞，所以美國近幾年實施軍事力量向東亞「再平衡」。

擁有世界第二大軍力的俄國當然不願意在東亞缺席，坐等美國支配俄國在東亞及全球的地位和利益。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推斷，俄羅斯也不願意錯失這個發展的機會，何況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一向發展落後於俄國西部地區。這是俄羅斯近來必須調整其東亞政策的結構性原因。

俄國總統普丁2014年5月訪問中國大陸期間，雙方企業界簽訂多項協定，其中包括俄國對中國大陸出口天然氣的協議。出口到大陸的俄國天然氣價格，和俄國對西歐出口的相比只低了一點點。但是，俄國同意出資（相當於550億美元）建設俄國方面的輸氣管線、加壓站等設施，然而西歐國家必須自己出資建設在俄國的相關設施。所以中國大陸獲得進口俄國天然氣的條件比西歐更好。

促成俄國最終下定決心和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戰略靠攏的近因是，美國霸權在烏克蘭方面鬧事，暴露了美國企圖繼續削弱、打壓俄國。俄國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其他利益，於是和中國大陸建立沒有同盟形式和名稱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中國大陸與俄國金額高達4000億美元的天然氣出口協定，吸引了大量目光。因為雙方同意可以全面使用對方的本國貨幣進行貿易。此前，俄羅斯已經和伊朗進行本幣貿易和以物易物交易，再加上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本幣貿易，美元霸權的活動空間又小了一些。

中俄可以互補處多

中國大陸和俄國也將在航太、汽車、金融、農業等方面進行投資、合作研製與貿易。普丁也原則同意出售射程甚遠的長程S-400防空導彈等先進武器系統。俄國在某些方面的技術仍居世界第一梯隊，但缺少研發資金。中國大陸的資金相對充裕，但是在某些方面的技術還沒進入第一梯隊。尤其在美國主導經濟制裁俄國的國際環境中，俄國今年已有大量資金外流。

俄國有可能在數年內因為缺乏資金而陷入技術全面落後的敗局，同時中國大陸又還沒有全面追上來，於是美國可以保住技術優勢。但是中國大陸和俄國的資金與技術長短互補，對美國構成強大的競爭。例如中國大陸將會支付天然氣協定的250億美元預付款，這無疑多多少少可緩解俄羅斯的外匯美元流失。更廣泛地觀察，中國大陸與俄國互補的地方很多。

俄國遠東地區有大量沃土沒人耕種，現在有中國大陸農民在那邊種田。中國大陸民生消費輕工業產能很大，但是資源自給自足度較低；俄國民生輕工業產能小，但是天然資源幾乎全部自給自足。

中國大陸、俄國，以及受到俄國很大影響的白俄、中亞五國，合計人口、土地面積、資源儲量各約占世界五分之一，而且全都可以通過陸上交通線聯繫。這是英帝國建立海洋霸權，還有美帝國繼承海洋霸權以來，首次面對的反對海洋霸權最龐大的陸上領土相連集團。而且這個集團的面積、人口、資源稟賦和技術能力，都足以完成戰時節約條件下的經濟內循環，不受海運封鎖與否的影響。

英美陣營兩次大戰勝利的主因有二：切斷德國從海外獲取資源；陸上有夠大的盟國牽制與消耗德國——沙皇俄國、以俄國為主體的蘇聯。換句話說，工業革命以來，美、德、英，這排名前三的工業國家競爭霸權時，有俄羅斯同盟的那一邊總是獲勝。有見識的美國智囊現在應該已經認識到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戰略靠攏，有可能阻斷美國的霸權之夢，所以美國應會加緊出招奪取霸權。

中美博弈還會升高

2014年6月17日，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舉辦為期兩天的「當前戰略論壇」，其最大主題就是如何對付綜合實力正在上升的中國大陸，以維持美國總統歐巴馬所說的「美國必須繼續領導（支配）世界100年」。

美國會加強建設反華戰線，例如日本與澳洲正在洽談，由日本出口價值高達300億美元的潛艦給澳洲；南韓正在設法向越南移轉一些巡防艦；美國會鼓動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升高它們與中國大陸的領土紛爭，而且結夥對付中國大陸；美國也會更大力支持台灣某些勢力，尋求長期固化兩岸分裂。美國還會增加在兩岸各種媒體進行輿論戰、鼓吹各種分離主義、地區歧視和邪教論述，企圖增加中國大陸內部的動亂、分裂。根據香港媒體日前揭露，5月底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伍夫維茲在香港附近海面和香港反對派頭目之一的黎智英，在遊艇上密會5小時，這就是美國企圖干涉香港事務的實例。

總之，美國不會輕易站到第一線對中國大陸軍事作戰，但是美國在政治、經濟、心理範疇，一定會升高對中國大陸長年持續的博弈。

(作者係戰略評論家)

2014年6月20日至22日，戴耀廷等香港部分泛民主派人士發動了「電子公投」（以下簡稱「6‧22公投」），就普選特首的三個候選方案進行選擇性投票。為增強行動的合法性，戴耀廷等人對外宣稱此次投票為「電子公投」，讓人誤以為「6‧22公投」就是西方民主國家常用的公民投票。但事實上，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投票及電子公投相比，「6‧22公投」不僅有違憲制，而且不合法理。

不是真正的電子公投

泛民人士把其電子公投與公民投票連結在一起，其實是一種為提升「6‧22公投」檔次，而故意採用的表述。眾所周知，公民投票是落實主權在民的一種直接民主形式，然而，「6‧22公投」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投票或電子公投有著重大差異，具體表現在：

第一，憲制地位不同。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投票或電子公投均有法律依據，即首先在憲法或法律上確立這一制度，然後在憲政框架內來運作這一制度，以達到直接民主的目的和效果。在確立公民投票制度的國家或地區，一般由憲法或公民投票法來具體規定公民投票的條件、方式、效力等內容。隨著通訊、電子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出於節省成本、方便投票和提高效率的考量，西方民主國家近年來興起了電子公投這一種新的投票形式，並及時針對電子公投制訂相應的法律規範。然而，「6‧22公投」缺乏明確的憲制地位和法律依據。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泛民人士發動電子公投於法無據，屬於非法行為。

第二，政治基礎不同。電子公投是投票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新興制度，目前正處於剛剛興起的階段。電子公投在西方國家之所以被慎重使用，是因為其在短期內難以解決投票公平性及其技術問題。譬如，對於不擅長新技術的老人來說，採用電子公投就未必公平；並且發動公民投票是一項慎重的行動，電子投票有可能會因投票更容易，而引發投票不慎重的危險。客觀地說，電子公投僅僅是公民投票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但限於目前的科技和資訊條件，它尚未被大規模使用，僅限於個別國家對個別議題的表決。即便是舉行公民投票最為頻繁的瑞士，也只是偶爾使用此種形式。

香港泛民人士在缺乏公民投票政治基礎的背景下，直接逾越民主發展階段而進入「電子公投」，真可謂「三級跳躍」。可以說，西方國家的公民投票是瓜熟蒂落的結果，而香港泛民人士發動的電子公投卻是人工促成的早熟產品，難免發育畸形，也損害了香港民主政治的有序發展。

第三，根本用意不同。西方國家的公民投票及電子公投產生的動因是其公民對代議制民主不滿，為了完善和發展民主，便在代議制民主的基礎上創制出公民投票這一直接民主形式。然而，「6‧22公投」不是在憲政體制框架內生成的制度，而是反對或對抗現行政府及體制的工具，是民粹主義的產物；其產生的背景並非是香港民主已經高度發展，而是部分泛民人士企圖以此對抗特區政府和北京政府；其目的是要改變香港的既有體制框架。就這一點而言，泛民人士並非不清楚，只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通過以上的比較可看出，「6‧22公投」與西方國家的公民投票或電子公投具有顯著差異，泛民人士將其行動說成「電子公投」，無非是意欲借公投之名增強他們行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這並不意味著「6‧22公投」就是真正的電子公投。

不是公民抗命行為

為了給「電子公投」和「佔領中環」尋找合法性依據，香港泛民人士將自己的行動美其名為「公民抗命」。

所謂「公民抗命」即法學上的「公民不服從」，亦即政治學上的「政治不服從」，只是它們的稱謂略有不同。仔細研究就會明白，香港泛民人士發動「電子公投」和「佔領中環」，與真正意義的公民不服從格格不入。

眾所周知，所謂公民不服從是指一個國家的部分公民在承認國家的法律體系與政治秩序之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前提下，以各種非暴力的柔性手段，公開地反對政府制定的某項法律或政策的行為。公民不服從的目的在於喚起公共輿論，使行政當局或立法部門認識到某項法律或政策有損於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原則，從而迫使行政當局或立法部門撤銷或延遲該法律、政策的通過與執行，或者阻礙其實際貫徹實施。儘管公民不服從備受爭議，但整體來看，它是正向的、善意的和正義的行動。

香港泛民人士聲稱其行動是「公民抗命」，無非是想借其行為與真正的公民不服從行為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性，而故意將二者混同起來，以此給他們的非法行動披上正當、合法的外衣，進而爭取更多的香港民眾加入其行動。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香港的「公民抗命」與真正的公民不服從，在實質上迥然不同：

第一，在不服從的指向方面。西方國家的公民抗命所針對的僅僅是某項具體、非根本性的制度、法律或政策，並非針對憲法或憲制性法律檔這種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規範；其目的不是要推翻整個政治制度或改造整個社會，而是為了維護和促進社會的根本制度和法律。然而，香港「公民抗命」目的是反對香港特區的根本性、憲制性法律—《香港基本法》，根本不是真正的公民抗命。

第二，在不服從的手段方面。公民抗命需要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進行，最後達到改變社會不良制度的目的；凡是以軍事或暴力手段實施的政治反抗行動，均不被認定為「公民不服從」；公民抗命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法治秩序，是一種「最小破壞最大建設」的手段。然而，香港的「公民抗命」旨在「佔領中環」、「癱瘓香港」，是一種「最大破壞最小建設」的手段，其目的是製造社會秩序的混亂。

第三，在不服從的性質方面。在公民抗命中，凡是不被服從的法律或政策均具有明顯的、實質性的非正義性，通常屬於「惡法」的範疇；西方民眾抗議「惡法」是為了「去惡從善」，進而達到更完備的法治狀態。近代歷史上比較有影響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案例有：甘地在印度領導的反對殖民主義統治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權的運動等等。反觀香港泛民人士，其「不服從」的法律不是「惡法」，而是全國人大制定、並得到香港居民普遍認可的良法（即香港基本法）；他們的「公民抗命」，與這些正義的案例不可相提並論，不僅不具有正義性，反而具有反動性和非法性。

第四，在不服從的功能方面。公民不服從作為一種穩定憲法制度的手段，通過對非正義進行及時糾正，以維護和加強正義制度。正因如此，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均在法律上對公民不服從（即抵抗權），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然而，香港的「公民抗命」卻不是糾錯機制，而是衝擊或推翻機制，具有非法性和破壞性。

第五，在不服從的條件方面。西方民主國家鑒於公民抗命有其破壞性的一面，故對其制定了嚴格的實施條件和範圍限制。通常，人們只有在窮盡了憲政框架內所有的正常手段，仍達不到目的後，才會出於無奈而發動公民抗命；也就是說，公民抗命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最後手段。然而，香港的「公民抗命」所爭議的問題本來可以在憲政框架內通過，但泛民人士為向特區及北京政府施壓，跳過常規的政治協商，輕率地走向極端的街頭政治，是無視法治精神和憲政制度的表現。

由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儘管香港泛民人士將其行動美譽為「公民抗命」，但事實上與真正意義的公民抗命根本不是一回事，對此必須充分認清，並保持高度警覺。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於6月上旬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一國兩制」的內涵及原則後，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瞬即引起香港社會各界熱烈爭論，反政府力量更一連多日炮轟《白皮書》，乘機為「占領中環」運動造勢。不過，縱然眾聲喧鬧，爭議的核心始終只有一處，就是承認或不承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及憲制地位。這不是新問題，是老問題。換一個說法，《白皮書》並無新內容，也就沒有製造新爭議，它只是再次讓大家看到，香港仍然面對著「人心回歸」的問題而已。

先看看法理，依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中國已於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除國防及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管理外，香港享有「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權。這可謂香港最根本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國既擁有香港的完整主權，中央政府自然擁有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但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以及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央決定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實行「一國兩制」。

然而，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港人治港不等於中央完全撤手不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空洞的口號，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港人治港的要求、高度自治的界線，背後是有清晰實質內容的，且早已載入《基本法》之內。《白皮書》亦清楚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從中可見中央與香港是授權者與被授權者的關係，擁有權在中央；實行高度自治的前置條件是依循《基本法》，《基本法》賦予香港多少權力，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便有多少，不存在剩餘權力。

《基本法》列明了香港特區政府由香港人組成，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稅制，保持獨立關稅區地位，不用向國家繳稅。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外，其餘均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而非獨立的主權國家，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但遠較大陸其他省市為高，甚至亦超過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下的州和市所享有的自治權力。

同時，中央政府作為「一國兩制」的制訂者、香港主權和全面管治權的擁有者，亦肩負以下職責：任免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向行政長官發出與《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之指令、授權特區首長處理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宣布緊急狀態、審查香港立法會的立法是否有違《基本法》、解釋《基本法》、修改《基本法》等。

顯然可見，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已足夠主導其發展，維持港人原來的生活方式不變；而中央所肩負的角色則屬於主權性質，以體現其在「一國兩制」下的主權位置。

綜觀整本《白皮書》，旨在更清晰和透徹地闡述「一國兩制」，擺正中央與香港的位置，實際上其內容並不新鮮，完全符合中央的一貫表述，亦未脫離「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框架。如所有人皆尊重法理，承認中央的位置高於香港，很多所謂的爭議根本不存在討論空間。

偏偏人不一定是客觀理性，總有部分人對客觀的政治及憲制現實感到心裡不舒服，拒絕接受。難怪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早前來港出席論壇時也嘆息，香港已回歸17年，「領土完整回歸了，人心的全部回歸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的確，領土及法理上的回歸不難，但在一個經常發生「父不認子，子不認父」的世代，要求所有人心理上均接受政治及憲制現實，談何容易！

進一步看，香港至今仍然糾纏於最基本的政治定位問題，如何思考更高層次的發展路向？回歸以來，香港雖然背靠祖國，但並未能充分把握內地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競爭力每況愈下，又豈會無緣無故？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香港的政制發展，從總體上看，是一個由原先的殖民統治架構，逐步過渡到全面的民主體制。換言之，在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循序漸進地擴大民主，最終實現全面普選的歷程。

香港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區的代表。在1990年代中後期（香港回歸過渡期），各方面的工作千頭萬緒，而實現平穩過渡、順利交接，確保香港社會不因為回歸而出現大的波動，是當時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行政長官人選如何產生，選出什麼樣的人來擔任，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程序，也是「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落實的重要步驟。

香港《基本法》及相關附件，對於首任及2007年之間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制定了一個基本的法律規範，其主要內容包括﹕

(1)43-45條，規定行政長官同時要對要對中央和特區負責，行政長官在香港選舉後由中央任命。

(2)第44條規定行政長官的基本條件，必須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20年以上，沒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3)規定行政長官選舉方式，先是以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以後再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最終實現普選。

(4)規定2007年以後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如有修改，需要經過三個必要條件﹕一是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二是特首同意；三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上述選舉制度有三個特點，首先是民主選舉可以循序漸進地不斷擴大，由間接選舉逐步過渡到實現普選。自1841年至1997年英國對香港實行的殖民統治，150多年共經歷了28任港督，全部都是由英國女皇任命的，完全未經選舉，香港人也根本無權過問。而「一國兩制」通過《基本法》賦予由香港人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利，實現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這是歷史性的飛躍，體現出香港回歸後，港人終於擺脫了過去港英強加的殖民統治，在「一國」的大前提下，可以自行選舉特區的最高負責人。

二是從特首職責、產生過程及人選的條件看，也是「一國兩制」的體現。規定行政長官人選必須「無外國居留權」和「中國公民」，這是「一國」的體現；突出其居港年期和香港永久性居民，就是兼顧「兩制」的需要，要求特首是長期生活在香港，了解香港，受港人支持的人士。

三是要求香港政制有任何改變，必須先得到香港社會廣泛共識，反映出中央對港人的高度信任，以及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及誠意。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首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在1996年下半年順利進行，來自香港社會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勞工基層和宗教界、原政界人士、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代表，這四大屆別共400位推選委員會委員，經過兩輪投票，選出眾望所歸的董建華為首任行政長官，為1997年7月1日政權順利交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特首由間接選舉到普選

 從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隨著港人的民主意識不斷增強，港人民主權利也相應擴大，特首選舉競爭較為激烈，充分體現了「公平、公正、公開」的特點。

按照基本法附件一，負責選舉第二任至200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由原先推選委員會400人擴大到800人，選舉委員會委員雖然是以個人身分投票，但他們都是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代表人物，許多委員都經所在屆別或團體中選舉產生，有廣泛的代表性，反對派也在選委會中擁有相當的席位。選委會分別在2002年、2005年、2006年，順利選出董建華、曾蔭權為行政長官。

本來按照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可以進一步增加民主成分，香港特區政府也提出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等擴大民主的方案。不過，由於香港社會尚未達成共識，在立法會中掌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以中央未提出普選時間表等理由，捆綁投票反對，令當時的政改方案因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的支持而未通過，導致200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只能原地踏步，沿用了2002年的選舉方式，令人惋惜。

中央高度關注香港圍繞政制改革的爭論，針對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方法的修改，為了解決香港何時能夠實現普選的爭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29日做出決定，明確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的時間表，為香港政制發展點明了具體方向。

進入2013年，特區政府按照人大常委會關於2017年特首可以普選的決定，開展政制發展的諮詢工作，呼籲社會各界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式提供意見。

這將又是一個歷史性的飛躍，從1997年結束殖民統治，到2017年如果就能夠實現行政長官的普選，這個過程只用了20年，比起世界上其他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及地區都要快得多。

普選需要社會共同協商

香港特區政府展開的政制發展諮詢在今年5月初結束，共收到了13萬份意見書，反映出香港社會對此非常重視。從政府官員的透露及傳媒的報導來看，各方意見爭論的焦點有以下幾個﹕

一是行政長官是否應是愛國愛港人士；

二是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必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三是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委員會如何組成、如何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等問題。

香港社會有不少意見認為行政長官應該是愛國愛港人士，建議可參照目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模式，轉為提名委員會。由提名委員會經投票選出3-4位候選人，供全體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最後經中央任命。至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沿用能夠涵蓋香港社會方方面面的四大界別，具體組成名額可根據該界別的實際情況保持不變或略增到1600人之內。

不過，也有部分人士，尤其是反對派人士認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是「假普選」，他們組成了「真普選聯盟」，提出不要篩選，要由「公民提名」候選人的「真普選」。也有人提出「三軌提名」，即所謂提名委員會、公民、政黨三方面都可以提名，表面上尊重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但實質上是企圖取消其唯一提名機構的地位。也有些人提出先由公民提名，後由提名委員會確認等方案。這些意見均在不同程度上，背離了《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規定。有少數激進反對派甚至提出，如果中央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要發起「萬人和平占領中環」行動，企圖癱瘓香港社會，迫使中央讓步。

我的意見和香港社會的多數意見大致相同，要求所有意見的表達都得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建議各方面都應站在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共同推動「一國兩制」的香港政制方面持續成功的角度，去分析評估、調和協商。固然會有激烈的交鋒，也應不違反原則的妥協和讓步，儘量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議的基礎上，實現「共識政治」。比如，我個人建議可以適當採納反對派提出的在提名委員會組成中，擴大民主成分的合理意見。另外，我也認為可以研究吸納「公民提名」中的合理成分，讓一定數量的選民可以推薦參選人，再由提名委員會投票決定等等。

總之，我衷心期待，儘管過程山重水覆，但最終能夠柳暗花明，讓全體港人共圓2017年的特首普選夢﹗

（作者係香港律師、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台大醫師柯文哲獲得民進黨加持，成為在野大聯盟推出的台北市長參選人後，台北市藍綠對決的局勢大致底定。藍綠陣營的「母雞」既定，接下來是如何幫屬於「小雞」級的市議員們造勢，「小雞」又如何替「母雞」抬轎，彼此的互動也將牽動日後選情的發展。不過，由於連勝文和柯文哲都是政治素人，未來和市議員參選人的互動能否達到「魚幫水，水幫魚」的加成效果；或是自顧不暇，無力照應，只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輔選系統能否發揮功能，就顯得益發重要。

今年底的台北市議員選舉應選63席，其中包括山地原住和平地原住民各一席，目前國民黨提名34人，希望單獨贏得過半席次；同屬泛藍陣營的新黨和親民黨都強調不會缺席，新黨不但各選區至少提一人，在士林、北投選區更提了二人，除了知名度超高的潘懷宗，還多提了擔任獸醫師的楊靜宇；親民黨方面也表態至少一區一人，因此光是泛藍陣營就擠破頭。反觀綠營方面，民進黨相對採取保守戰術，只提名27人，對國民黨構成極大壓力。台聯陣營也在各區推出人選角逐；一向強調環保理念的綠黨也躍躍欲試，未來燃起熊熊戰火勢不可免。

一向就是激烈戰區的士林、北投選區，除了今年增加一席名額外，原屬國民黨籍的市議員賴素如因涉案未被提名，民進黨的老議員陳碧峰也因案喪失資格，再加上本屆拿下選區最高票的莊瑞雄，將爭取參加屏東縣立委潘孟安轉戰縣長後的立委補選，一下子就空出四席，因此自然吸引不少藍綠陣營的新人積極投入，像原本只提一人的新黨就增加提名為二人；民進黨內更有一位原本準備在松山、信義區參加初選的新人王威中，初選前臨時轉戰到士林、北投選區，希望提高自己出線的機率，結果也如願以償獲得提名。

過去被視為藍軍大票倉的大安、文山區，今年選情也出現不少變化。原本因為擔任四屆議員的林奕華轉任台北市教育局長，連任五屆議員的秦儷舫也轉任台北市漁產公司董事長，不但提供國民黨新生代出頭的機會，同時也紓緩泛藍陣營惡鬥的氛圍，像新黨提名爭取連任的陳彥伯雖受同為媒體出身，代表親民黨參選的何啟聖的強力挑戰，但因林奕華和秦儷舫不再參選，多少降低了泛藍內部激烈廝殺搶票的威脅。

不過，陳彥伯喘息稍定，日前卻又傳出也是新黨出身的謝啟大，因為不爽擔任台北市政府祕書處專門委員被逼退，決定參選本區議員，再加上曾任新黨市議員、親民黨立委的許淵國也將投入大安、文山的選舉，陳彥伯這次選戰可能將打得格外辛苦。

綠營在大安文山區的選情競爭相對單純。雖然有現任副議長周柏雅爭取連任，但有在民進黨蘇貞昌主席任內擔任發言人的王閔生等新人參選，由於新潮流系女戰將徐佳青可能轉戰不分區立委，決定改安排自己辦公室主任簡舒培，並以婦女保障名額擠上提名名單，因此未來民進黨在老將新人同台較勁的局面下，將朝坐四望五的目標挺進。

選情同樣激烈的松山、信義區，由於曾是新黨的王鴻薇重回國民黨，使得該區的國民黨議員增至七人，但因新黨也決定在此區提名新人參選，獲得媒體評鑑第一的王鴻薇雖然表現優異，但在票源上衝擊最大；再加上親民黨也積極物色適當人選出戰，以該區的泛藍選票估算，國民黨現任七席議員都未必能連任成功，再加上又有新黨和親民黨同室操戈，一般預料國民黨的七席很有可能失掉一席。民進黨過去在此區一向都提名五人，但這次採取保守戰術穩紮穩打改提四人，希望能達到四席全上的目標，突破過去的三席，打成藍六綠四的新局。

中山、大同區的選情則出現藍綠陣營都有的「家族政治」接棒大賽。藍營方面，有議會「活字典」稱號、連任六屆市議員的老將林晉章決定不再參選，改由侄女林亭君接棒；擔任四屆議員的王浩轉任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後，改由其妻王麗珠披掛上陣；也是五屆議員的陳玉梅轉任僑委會副委員長後，推派弟弟陳炳甫參選。由於本區的四位國民黨籍議員中竟然有三人不再爭取連任，讓葉林傳自嘲說自己才擔任一屆議員，卻已是該區國民黨「最資深」的議員。綠營方面則是有接棒母親藍美津擔任過市議員的黃向群，在本屆連任失利後，捲土重來繼續參選。此外，民進黨在本區也保守提名四人，擔任二屆議員的簡余晏也交棒給自己辦公室社主任顏若芳，意圖穩守民進黨內的婦女保障名額。

由於本區只有八席名額，在藍綠都各提四席情況下，嚴重擠壓親民黨、新黨和台聯的發展空間。親民黨現任市議員林國成亟思突破，日前還和綠營市議員共同舉辦「我們要柯P」記者會，顯示有意藉此爭取泛綠選民的支持。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