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義偉在下台前夕，趕到華府參加「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一心希望為內閣留下政治「遺產」，但拜登又組了AUKUS，未包括日本，並為東亞帶來許多危機，看來他對Quad的如意算盤未必能實現。

9月23日，已宣布不連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卸任(9月29日)前一周，也是自民黨總裁選戰白熱化之際，前往美國華府，參加24日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在日本，馬上要離任的首相外訪、參與國際會議非常罕見，因此，遭在野黨諷刺為「畢業旅行」。不過，對菅義偉來說，他當然希望為自己單薄的政績加些柴火，以樹立歷史定位。

Quad是遏制中國的工具

這次坐在Quad峰會主座位的有美國總統統拜登、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及相當於外長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個人，拜登如此安排，不知另三國領袖作何感想？今年3月，美、日、印、澳四國領袖已舉行過一次線上峰會，那時拜登就說年內要面對面會談，而他8月中才經歷阿富汗倉促徹軍的挫敗，亟須重塑信譽和威權，日、印、澳自然須配合演出。

Quad是美國策畫印太戰略的平台，遏制、圍堵中國的主要工具；四國中，日本、印度位在中國東、西兩側，澳洲在南邊，頗有三方包夾態勢，美國則在太平洋的另一邊主控；除美國為龍頭老大外，印度因其地理位置、人口、幅員，尤其是其他三國拉攏的「重點」，日、澳則為支點，四者互為聯盟與夥伴、經濟合作和軍事的支柱。

印太戰略最初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第一任時提出的，後被美國拿來用，從歐巴馬到拜登，歷經三任總統推動，現在總算建構好且提升到元首層級了。為向安倍表忠，菅義偉豈有不來捧場的道理？何況他出發前一天，美國突然送大禮，宣布全面取消對福島農產品及牛肉的進口限制。

只是，去年菅義偉訪問印尼、與佐科威總統會談時，還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不以特定國家為對象，日本完全沒有考慮要建立「亞洲版北約」。但如今，Quad越來越像是北約的雛型。菅義偉日前甚至表示，中國軍力增強已「威脅到日本的和平與繁榮」，要「持續關注中國大陸與台灣軍事平衡的變化」。

媒體都說Quad針對中國

耐人尋味的是，事前日本媒體、美國媒體與智庫都評論，Quad會提及中國、台灣及台海安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事先警告：任何地區的合作機制都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閉、排他、針對他國的小圈子，注定不會得逞。而美方也有官員稱峰會是「非官方的」，Quad不是區域性的安全組織，試圖淡化它在安全方面的色彩。

在Quad正式會議中，四國領袖的致詞皆老調重彈，強調透過自由民主國家的合作，打造有利於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和世界。四人聯合聲明也表示，要加強印太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安全與繁榮；支持法治、航行與飛行自由、和平解決爭端、民主價值觀與國家領土完整，各國同意在新冠疫情、疫苗、氣候變遷、5G、供應鏈、網路威脅、清潔能源及太空領域等議題上合作。與會者似乎很有默契，在所有公開場合的致詞及聲明裡都未提及中國，僅菅義偉說了台海和平穩定很重要，但媒體在評論時，都說該會議是「針對中國」，《華盛頓郵報》更形容，中國其實是這次Quad的「背景音樂」。

菅義偉強調希望四國領導人每年見一次面，顯然是想讓Quad機制長久保留下來，成為其內閣的政治「業績」。菅義偉也乘機趕場與莫迪、拜登單獨會談。菅、莫會面時，雙方均強烈反對有國家「經濟脅迫」及「單方面改變東海和南海等海上現狀的企圖」，日媒照例解釋「兩人是暗指中國」；在菅、拜會面前，美國官員說他們會討論中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事，但實際會面僅短短10分鐘，菅義偉只能略為表達兩人有信賴關係、美日同盟不變等等，整個對話像是在辭行寒暄，畢竟他返日後就等著下台，拜登絕不會在這時候跟他深談CPTPP。

Quad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有一值得深思的插曲。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被問到在Quad峰會上是否提到美英澳組成的AUKUS聯盟一事，他回應「菅義偉首相樂見三國建立安全夥伴關係的行動，這將對印太區域和平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此話聽來是典型的外交辭令。首先，美國新組軍事聯盟小圈圈AUKUS，日本沒被邀請入夥，心裡未必舒服；其次，2014年澳洲在招標購買潛艦時，日本安倍政府剛好廢除武器出口禁令，曾卯足全力參與投標，拚戰至2016年才敗給法國，這次對澳洲撕毀與法國的合約，改由美、英協助澳洲建核動力潛艦，肯定五味雜陳；再者，AUKUS涉及核動力擴散，可能會掀起東亞軍備競賽，日本不擔心嗎？

印度前海軍司令普拉卡什(Arun Prakash)日前在印媒撰文說，AUKUS給了印度一個教訓，多年來，美國一直告訴印度，法律不允許任何國家(包括盟友)分享核技術，但現在美國卻要給澳洲核潛艦。連印度都能看穿這點，日本真能裝聾作啞？從此事亦可知，Quad四國各有盤算，能撐多久，仍存在不確定性，菅義偉的如意算盤未必能實現。

8月17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時，提出「共同富裕」，並設定此為第二個百年（2049）的具體目標；另一方面發起整頓演藝圈。這兩件事看似無關，卻可能是中國大陸從1979年鄧小平南巡以來，進行的另一次｢典範移轉」，這項工作成敗難以預測，但勢必對中國大陸產生重大影響。

評論家石齊平針對1979年以來鄧小平的理論，提出三個觀點：(一)就經濟發展而言，是「發展是硬道理」；(二)就政治發展而言，是「穩定壓倒一切」；(三)就社會發展而言，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但40多年後的今天，要考量的新思路必須轉為：(一)「發展是硬道理，可持續的發展更是硬道理」；(二)「穩定壓倒一切，有和諧的穩定才是真正的穩定」；(三)「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現在則是到了該『共同富裕』的時候了」。

全世界都遭遇經濟變局

其實，中國大陸當前面對的問題不是大陸所特有的，而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網路虛擬經濟發展到今天，世界各國都在面對的問題。以美國為例，2013年民間發起的｢占領華爾街：1% vs.99%的對話」，就是針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檢討聲浪；而2016年川普競選期間提出｢美國製造」口號，也是想讓製造業重新回到美國，而非過度依賴虛擬經濟。所不同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已超過百年，期間歷經多次經濟危機，已經適應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波動，也有解決問題的歷史經驗；然而大陸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歷經40年，但還是處於實驗階段，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國大陸從無因應這種經濟變局的經驗。

東西方處理方式不同

西方國家遭遇這種變局與挑戰，可以透過租稅手段或財政政策來處理，加上美國挾著經濟軍事外交優勢，以及獨有的「無限制美元貨幣發行權」，透過不斷的「量化寬鬆(QE)」、軍事外交壓力，強迫外國便宜商品出口到美國，同時要求世界重要製造業廠商到美國投資設廠，解決它內部的貧富差距與製造業失衡的問題。然而，中國大陸雖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畢竟國力不如美國，政治體制也不同於西方國家，且人口眾多，採取的手段當然也跟美國與西方國家不同。

對大陸或世界而言，這種常識是一種「典範」的移轉，是透過社會主義解決市場經濟的嘗試，成功與失敗難以逆料，但對大陸而言，是艱難但必要的選擇。

過去西方國家遭遇過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及1970年代「停滯性膨脹」，當時經濟規模沒有現代社會龐大，因此透過美國為首的凱恩斯總體經濟革命與雷根經濟學，慢慢渡過了資本主義的危機。但現在中國大陸面臨的是14.7兆美元的GDP及14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經濟改革開放也僅僅40餘年，同時又要應付世界首強美國的打壓，沒有時間依循過去資本主義的經驗慢慢調整，確實有必要改變戰略，尋找新的改革典範，「共同富裕」這個用社會主義手段解決市場經濟問題的策略就此應運而生。

共同富裕有三個面向

據筆者觀察，「共同富裕」理念正朝「三個面向、六項作法」逐步體現。

一、經濟面：主要推動兩項政策：縮小貧富差距及引導資本流向。其實西方國家也遭遇到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他們的企業界與學界自發性地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希望企業協助弱勢，扶助中小企業，而大陸的共同富裕政策則是透過對IPO的監督及大股東的限制，調整貧富差距。其次，為了將資源引導到商品生產，進行資源合理分配，共同富裕政策包括強化基礎公共建設、完備醫療與養老體系、平衡區域發展、協調各行業發展、支持中小企業，同時限制與控管遊戲產業、補教業，希望減少學生的壓力，投入實質生產面。

二、社會面：進行打擊奢靡風氣，並進行財富三次分配。打擊劣跡藝人、取締陰陽合約、整頓「飯圈、娘炮」，是希望透過社會政策與監督，整頓娛樂圈的亂象，更要斬斷背後的資本鏈。另一方面則是引導富人自願捐獻，具體方式是採取非租稅措施，透過「第三次分配」，鼓勵高收入者、企業主動回饋社會。

三、政治法律面：一方面打擊貪腐集團，減少政商勾結，另一方面取締非法及不合理收入，同時調整外資介入，減少外資的影響。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反貪和滅貧是兩大目標，如今9年過去，反貪仍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工作。同時強化取締非法及不合理收入，因此除了鼓勵富人回饋社會外，在法律面還要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道，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同時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據悉，最近大陸將會推動贈與稅與遺產稅的相關法令。

結語

如前所述，透過社會主義手段解決市場經濟問題，是大陸現階段不得不進行的新嘗試，但由於歷史上沒有類似的經驗，成敗與否難以預料。筆者認為，這樣的嘗試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共同富裕的界線不斷下降，是否會動搖中產人士的信心？有能力者「走資」的速度將會更快，即使官方會有因應策略，但未來資本家也可能找出應對之策。另外，可能會影響已到達某個水平的商界人士的投資意願，這將波及科技和制度創新。

這項挑戰的結果難料，但對中國大陸而言，這樣的嘗試只能成功，不許失敗。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占據的席位驅逐出去。

1945年聯合國籌建之初，為了表揚中國對二戰的貢獻，中華民國取得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榮譽；《聯合國憲章》第23條亦明載，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人間正道是滄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1950年開始，蘇聯等國即在歷次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代表權問題」，認為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的席次。之後，社會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曾多次提案，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但由於親美國家占多數，提案始終未通過。

1961至1971年間，由於亞、非洲新獨立國家大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乃改提「重要問題」議案，先確認「中國代表權問題」為重要問題，得過半數同意，其後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的議案，均需三分之二多數方能通過，保住了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席次。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國安顧問季辛吉，為實現尼克森訪華和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布建聯華制蘇的戰略目標，並從越戰脫身，去中國秘密訪問。在周恩來總理會見季辛吉時，季氏承諾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的軍事力量；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美國會在聯合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保證通過談判解決越戰。隨後雙方發表公報，宣布尼克森將於1972年5月之前訪問中國。季辛吉的秘密訪華及其達成的協議，令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博弈丕變。

1971年10月25日，在表決美、日等22國提出的「重要問題」案時，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該案被否決。時任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的老布希連同日本等19國，接著提出臨時動議，主張將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決議草案」(A/L.630)及附加檔1、2號決議草案分段表決，其中「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占據的席位驅逐出去」作為另一項議案，如果能獲足夠贊成票，就有機會促成「雙重代表案」，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分參與聯合國，中華民國保持其聯合國普通會員國的席位。這個提案獲得蔣介石認可，但周恩來堅決反對且明言：只要蔣介石集團仍占據中國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願重返聯合國。因此，這個臨時動議在表決時以61票反對、51票贊成、16票棄權未獲通過，換言之，當時中華民國有65個友邦在表決時倒戈。最終，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的2758案。

2758號決議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後，與會的許多代表熱烈鼓掌、握手、擁抱，「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的歡呼聲經久不息。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情不自禁地在大會堂跳起舞來（美國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因此1981年時任坦桑尼亞外交部長的薩利姆，在參選聯合國秘書長時，遭到美國連續16次否決而敗北）。毛澤東曾經非常形象地說：「新中國恢復合法席位是靠廣大的亞非拉，尤其是非洲兄弟抬進聯合國的」，幾十年後習近平說「中國這一票永遠是發展中國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增強了聯合國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正如時任秘書長的吳丹（緬甸人）所言，「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絕不會成為真正的聯合國」。

五十年來的演變歷程

時至今日，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已屆滿50年，依筆者之見，中國在聯合國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學習觀望。在恢復席位初期，中國對聯合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它無法解決實際問題，而只是一個「磨嘴皮」的論壇。因此，中國的參與並不積極，表決時只要與中國沒有直接關係的，就基本上不參加投票。中國雖是安理會理事國之一，但各國並不打心裡尊重中國，很多事情未與中國磋商，中國也未積極參與。

第二階段－跟跑適應。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步加強對聯合國事務的參與度。中國在聯合國繳納會費的比重一開始定得非常高，後來根據人均收入等資料確立的會費分攤表來算，中國的會費由原先的4%降到不足1%。此外，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接受了聯合國的多邊援助，每年合計大約有5千萬美元；雖然現在看來援助金額並不太大，但對當時的中國卻是一筆不小的幫助。

第三階段－主動有為。1990年代開始，中國對聯合國事務的參與更加積極，經常會主動與各國磋商，更在許多問題上表明自己的立場，並提交公眾文件或決議草案。1989年中國開始派遣軍事觀察員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1990年以來，中國在聯合國框架下參與事項逐步擴大到和平與安全、經濟社會發展、人權等各個方面，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和地位不斷提高。

第四階段－積極引領。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以更積極的態度和行動，扮演國際體系的參與者、維護者和建設者。2015年9月，習近平應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之邀，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9月28日，習近平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並發表「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講話，宣布中國決定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建設一支8,000人規模的維和待命部隊；並將向非盟提供總額為1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

中國對聯合國的影響大增

聯合國的經費大多來自各會員國所繳納的會費；預算主要有兩項，一是經常預算，另一項是維和預算。2018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2019-2021年會費及維和攤款比率額決議，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承擔的會費增至12%、維和攤款增至15.2%，僅次於美國。儘管中國承擔的會費大幅提升，但每年都準時全額繳清，從不拖欠。而美國至今欠繳會費高達10.9億美元，造成聯合國的財政危機。

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中國派出的維和人員比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的總和還多。30年來，中國先後參加了近30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官兵5萬餘人次，同時還建立了一支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聯合國多次將維和勳章授予表現突出的中國軍人和維和員警。

中國在聯合國系統內廣結善緣、得道多助，這可從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有4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由中國人擔任總幹事，而美、英、法均只分別領導世界銀行(WB)、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可見一斑。以下以2019年FAO總幹事選舉為例，說明中國如何取得這個優勢。

FAO共有194個成員國，在全球130多個國家開展工作，共有11,500名工作人員，是引領國際社會消除饑餓的專責機構。2019年6月23日，FAO以108票的高票選出首位中國籍的總幹事、中國農業農村部前副部長屈冬玉。

早在2019年1月，美國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莫雷(Kevin Moley)就揚言，要「盡一切手段打敗中國籍候選人」，並將此「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6月18日，FAO投票前5天，美國國務院向各國發出外交照會，鼓勵各國投票給格魯吉亞前農業部長基爾瓦利澤或法國前農業及糧食部長拉奈爾，就是別投給中國參選人。投票前夕，國務院還特別舉辦盛大酒會為基爾瓦利澤拉票。屈冬玉的脫穎而出，象徵著美國在國際組織中「前所未有的慘敗」。

中國的勝出有兩個因素，一是候選人本身的資歷強。屈冬玉出身農民家庭，又有完整經歷。二是中國解決了14億人口的溫飽問題，而且是最早參與FAO框架下南南合作的國家之一。自1998年以來，中國農業部參與了21項南南合作專案，向非洲、亞洲、南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地區的24個國家，派遣了1,008名農業專家和技術員，對促進這些地區的國家農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對香港、新疆的攻擊遭挫

此外，最近美英等西方國家就香港及新疆問題對中國發起抹黑、攻擊行動，卻一一遭到挫敗，也印證中國在聯合國系統內得道多助。

今年3月12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 HRC)第46屆會議上，美國夥同G7和歐盟成員國提出聲明，抹黑港版國安法是壓制香港的民主自由，又攻擊新疆的職業培訓為集中營。西方不顧事實、妄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倒行逆施，激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群起反擊。白俄羅斯、古巴等國在會議上做了共同發言，反對西方在反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上持有雙重標準。中國不僅頂住了西方的誣衊，會議還通過了中國提交的「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決議。美國不甘失敗，在6月22日HRC第47屆會議上，再度提出類似聲明，結果又再度遭到多國否決，會議上還通過了中國提交的「發展對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決議。

2006年3月15日聯合國第60屆大會通過設置HRC，由5個地區的47國組成。當時小布希總統派駐聯合國的代表、日後成為川普國安顧問的波頓投了反對票。之後，美國抵制HRC長達3年，直到2009年歐巴馬時代美國才因紐西蘭禮讓，當上HRC的理事。2016年美國第三度當選為理事，但2018年6月美國因以色列問題退出HRC。反觀中國，自2006年HRC成立時即當選為理事，之後更四度當選，中國也是HRC報告員5人小組的成員。

應加強培養國際組織人才

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及全球影響力日益提升，中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的話語權也與日俱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一帶一路」多次被納入聯合國文件和決議中。截至2020年11月，已有138個國家、31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1份共建「一帶一路」的文件。中國與聯合國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的主要路徑，包括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利用南南合作的機制平台推進共建「一帶一路」。

不過，依筆者之見，中國在聯合國尚有一些待努力之處，其中中國籍雇員偏少的問題最值得關注。根據2017年的統計，聯合國體系美國籍雇員有5,274名，而中國籍只有1,114名。截至2018年底，聯合國秘書處D-1以上的高級別職員中，美國有42位，英國21位，德國16位，中國13位，印度有12位。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名額分配會參考會費比例，中國目前繳納12%的會費，但中國籍雇員的比例不到2%，列第11位，還在菲律賓、印度、俄羅斯等國之後。這缺失不僅會制約中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的影響力，還會影響世界對中國的認識。

習近平曾就國際組織與全球治理人才培養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筆者進一步建議，中國教育部和各大學應認真培養國際組織人才，鼓勵各大學院校有針對性地聯繫國際組織，建立長期聯繫，完善合作機制，即時採集並發布國際組織的招聘資訊。如能持之以恆，應可彌補中國目前向各國際組織輸送人才不足的缺憾。

(作者係聯合國退休人員、評論員)

主動脈剝離破裂是一種罕見疾病，多發生於60-70歲以上長者，男多於女，致死率達九成。發生率大約每10萬人一人，台北榮總每年約10個案例。該病未發病前一切正常，發作後診斷不易，要靠電腦斷層才能檢查出來。高端疫苗8月23日開打，兩天內就有4人在接種後猝死，事後解剖2人發現他們均死於主動脈剝離，政府還能說高端疫苗安全嗎？

不少名人曾罹患此病

周書楷先生，湖北人氏，為政府播遷來台第五任的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前有戴愧生、葉公超、鄭彥芬、陳清文。在任兩年半(1960.6-1962.12)期間，適逢印尼政府施行排華政策，30萬難民無家可歸，先後被迫返台者數千戶，先生安頓、協助歸僑的工作極為成功。1965年周書楷出任駐美大使，曾安排經國先生赴美訪問。1971年任外交部長，即面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奪戰，10月25日被迫退出聯合國。隔年行政院內閣改組，轉任政務委員，經常陪同經國先生走訪各地、探訪民情。1978年出任駐教廷大使，長達13年，迄1991年卸任返國。

周書楷畢生奉獻外交事務，經歷國家種種艱困環境，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見證人之一，回台後積極從事整理口述外交史工作，不幸才開始半年，1992年7月31日早上突覺胸口劇痛、呼吸困難，就近赴仁愛醫院急診，在做過電腦斷層掃描後，確診為主動脈剝離，還來不及安排外科手術室開刀，就病逝於放射科診斷台上，享年79歲。

楊森將軍在抗日戰爭期間原為四川軍閥，一生娶過12位妻妾，子女數多達43人。1977年亦患主動脈剝離症，病逝在手術台上。享年93歲。

蔣緯國將軍比較幸運，患的是遠端主動脈剝離，所謂的胸腹主動脈剝離症，癒後較佳，在台北榮總經兩次開刀都順利過關。

飛行中駕駛猝死案例

1994年4月26日，華航名古屋空難發生後，華航全體駕駛員實施技術考核淘汰，造成組員間極大的心理壓力。5月17日，一架華航CI-101波音747班機，由東京飛返中正國際機場下降前，因風切因素，航管人員臨時要求改變落地跑道，此時副駕駛李長安突發胸口悶、呼吸困難、隨後昏迷、休克，飛機由機長操控安全落地後，送醫急救無效死亡。事後經法醫解剖，證實為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填塞致死。實際上，國際新聞常見機師飛行中猝死案件。同年5月26日，英航一位正機師從倫敦飛往東京的途中，亦因心臟病發猝死，經由副駕駛接手，安全完成飛行任務。

李長安44歲，入民航四年，不抽菸，無高血壓、高血糖病史，每半年體檢一次，一年一次胸部Ｘ光片，每年兩次心電圖檢查皆正常，前後履帶運動心電圖檢查過4次、二階梯心電圖檢查3次，唯血中膽固醇高。主動脈剝離的主因為飛機落地時因天候強烈側風的壓力，外加飛行技能考核潛在的隱憂，雙重壓力所致。經此事件後，時任交通部部長的劉兆玄明確裁示，機場旅客的醫療服務應由中正機場航空站負責。

2000年5月8日，華航CI-681空中巴士A300班機從桃園飛往胡志明市，起飛後不到半小時，副駕駛察覺45歲的機長失去意識，當下折返中正機場，降落後經搶救仍宣告不治。醫師確認死因是急性冠心動脈狹窄，引發惡性心律不整。

2018年3月28日，華信航空AE-1858機，由華航機組人員執行飛航任務，由越南胡志明市飛往台中，不料旅客登機後，飛機尚未後推，傳出35歲劉姓機長突然昏迷，緊急送醫後不治。此案例最可能是腦基底動脈血管瘤破裂所致，因此，遺體解剖對真相的澄清至為重要。

高端疫苗注射後多人猝死

此次國產高端疫苗，緊急授權的過程中爭議頗多，但在疫苗空窗期間，民眾沒有選擇、莫不寄予厚望，高端被戲稱為「愛國疫苗」。

8月23日剛開打，兩天之內發生4死案例。迄8月31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總共648,678人完成高端注射，發生6位死亡案例。其中僅24日，1天內就發生2死案例，事後解剖皆為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膜填塞。其中55歲陸姓專欄作家，注射後次日猝死。41歲王女，接種後當晚死於急診室診間。44歲溫姓男子，體重90餘公斤，有糖尿病史，注射後隔日死亡，經解剖後發現心動脈血管硬化合併心肌梗塞致死。另一40歲新莊女子，注射後4日亡，司法相驗為心因性死亡。至於39歲彭男，有吸毒史、注射後次日死，家屬放棄解剖，疑與心因性有關。最後一位47歲男，胰臟癌患者，注射後隔日死亡，解剖與否未定。

截至8月30日，AZ疫苗共完成6,556,653人次注射，550人亡，接種莫德納疫苗3,723,389人次，129人死。至於高端疫苗僅648,678人注射，死6人。每10萬人死亡率，AZ疫苗為8.4、莫德納為3.5、高端為1。AZ疫苗的高死亡率，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並未釋疑，但指揮中心對85歲以上長者安排失當，無法卸責。

高端因屬次蛋白疫苗，比較安全，況且接種的的對象皆為中壯年，致死率理應極低才對。但截至 9月 13日數據顯示，接種僅 69,223 人，卻又死了 6人，每10萬人死亡率高達 8.7。這較 AZ、莫德納疫苗都高，實屬反常。近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承認在8月23至29日間接種高端疫苗者有13人死亡，與批號無關，故無品管問題；殊不知，這所反映的是更嚴重的疫苗品質與安全問題。

由於高端一開始就免疫橋接，二期實驗不到4,000人，三期實驗未做，就緊急授權施打，如今政府竟考慮將高端與 AZ、莫德納混打，實屬膽大妄為，草菅人命如斯！

整體而言，高端所有死亡個案都在極短期間，接種當天至接種後4天內發生。且有聚集效應，幾乎都與心血管疾病有關。況且，主動脈剝離本極罕見，少發於女性、中壯年。由此顯見高端疫苗難辭其咎，其保護性未明，但安全性實在令人堪憂。

法醫研究所針對疫苗注射死亡的156個案例中，主動脈剝離共有5案，打AZ的兩例，包括作家九把刀的岳母，57歲，高膽固醇，注射4天後死亡；66歲男子，注射後65天死亡。注射莫德納56歲男子，33天後死亡。AZ疫苗導致主動脈剝離每10萬人總死亡率為0.03，莫德納為0.027，高端則為0.308。以主動脈剝離發生率為指標，高端疫苗高出國際疫苗10倍之多，且發作快速，應該詳加評估。

高端疫苗問題的關鍵所在

中央疫情指揮官強調稱，注射高端的爽約率由一成升到兩成。事實上，民間診所則高達六成。據媒體9月1日揭露，國產高端疫苗自8月23日開打，民進黨政府力推高端疫苗，蔡英文及賴清德均親自帶頭接種，但官方指標的第二類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27萬人中僅904人第一劑施打高端，施打率僅0.32%，而其他類施打率達13.36%，民進黨政府官員因此遭質疑「以身作則」比率，顯然不如支持者。政府官員自己不想打的，卻鼓吹青壯世代打，實屬可議！高端疫苗再度印證了身體的誠實！

高端在一、二期實驗送審樣本時的反應槽為2公升，為了要工業化量產，委託藥廠生產製程時，反應槽擴大到50、200公升規格，放大達百倍之巨，以致批批標準不同，先是82%失敗率，改進後還有4成不合格，實證又可發現沒有連續的批號，品管出問題，供應斷貨。原本財團法人藥品檢驗中心(CDE)要求，實驗與生產要同一規格，高端未合標準本應淘汰，現在反應槽放大百倍，所加佐劑CpG1018的安全性存疑；政府一味護航反害人害己。　

在職業醫學領域，對長期慢性的環境職業病或職業性癌症，只要有「聚集效應」(cluster effect)，即表示兩者呈相關性或因果關係。法醫研究所156例報告中，只說明了逝者既存的疾病與死因，並未釐清與疫苗注射的關係。如能加做病灶組織抗原抗體原位檢驗，應該會對查明原因大有助益。查出來，表示因果關係存在；查不出來，不表示因果關係不存在；因流行病學的聚集效應已說明一切！

(作者係醫學院退休教授)

白宮8月11日宣布，美國總統拜登將於今年12月透過視訊方式召開首屆「全球民主峰會」，旨在「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商對抗威權、打擊腐敗和促進尊重人權三大主題。然而，僅僅幾天後，神學士大搖大擺進軍喀布爾，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民選政府土崩瓦解，持續近20年的西式民主實驗終以失敗收場。如何擺脫西式民主的傲慢與偏見，更加客觀地看待其他國家自主選擇的政治發展道路？如何避免西式民主，以人權之名迫害人權？這些才是拜登的民主峰會最該反思的內容。

不是治國理政的標準答案

人類社會多姿多彩，治理體系千差萬別，不應該也不可能由某種特定制度一統江山。西式民主自詡為普世價值，高人一等，將非我族類一律貶斥為專制或威權，美國還曾試圖用武力強行推廣民主。不過，阿富汗神學士在美國宣布撤軍後，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甘尼政府，非民主的「伊斯蘭酋長國」在20年後捲土重來，足以證明西式民主在阿富汗水土不服。阿富汗人如何治國理政，終究只能由阿富汗人自己探索和決定，西方一廂情願強加的民主只能是空中樓閣。

即使在百花齊放的民主政體中，西式民主也無法定於一尊。正如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指出的，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

以中國大陸為例，不同於西式民主將選舉玩得風生水起，政客騙到選票後就翻臉不認人，中式民主強調的是「全過程民主」，即將民主貫穿於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等各個環節，確保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例如，2020年大陸在編制「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時，史無前例地通過網路向全社會徵求意見，累計收到線民建言超過101.8萬條，其中不少為當局所採納。又如，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向被西方譏諷為一黨制的遮羞布，卻能夠為中共治國理政建言獻策，避免重大決策失誤，同時杜絕了西式民主中屢見不鮮的惡性黨爭與社會撕裂，的確不失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等西方權威機構的民調顯示，大陸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和支持率連年高達95%以上。2020年新加坡一家獨立民調機構的調查也表明，在全球23個經濟體中，大陸民眾對政府抗疫的滿意度最高。這些亮眼的資料，足以讓那些所謂的民主國家相形見絀。

因此，無論美國等西方國家如何給大陸貼上「威權專制獨裁」的標籤，大陸官民都嗤之以鼻。反倒是西式國家應該反思，唯我獨民主的意識形態是否過於狹隘。

不是遏制腐敗的靈丹妙藥

在一些人看來，由於缺乏競爭性選舉、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等西式民主的核心要素，「威權」政體幾乎天然就是腐敗的溫床，換言之，西式民主是遏制腐敗的靈丹妙藥。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以美國一手打造的阿富汗「民主體制」為例，從中央到地方，從立法、行政、司法到軍隊，整個國家早已深陷系統性腐敗的泥潭。美國國會的報告曾披露，美國的軍事援助有四成，最終落入腐敗的阿富汗官員和犯罪分子手中。美國媒體還曾援引退役美軍上校的證言，痛批「整個阿富汗政府都充斥著竊賊，喀布爾的統治重點不是建立善政，而是維持這種竊賊統治」。賣官鬻爵、敲詐勒索、吃裡扒外、裙帶主義…，這些令人觸目驚心的貪腐行為，在阿富汗人的生活中簡直是司空見慣。

前總統甘尼8月匆忙逃離喀布爾時，被外媒爆料帶走大量現金，甚至多到4輛汽車及一架直升機都裝不下。日前又有影片釋出塔利班成員進入也已逃亡的前副總統沙雷的豪宅，除內部金碧輝煌外，又發現了650萬美元和18塊金磚。

所謂民主選舉，無非就是買賣選票的偽裝。根據2020年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名，阿富汗在所有179個國家中排名第165位。阿富汗前政府喪盡民心，神學士所向披靡，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說阿富汗民主根基尚淺，那麼不妨看一下建立西式民主政體逾70年，號稱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從理論上講，在西式民主體制下，公民用選票對腐敗官員說「不」，可以有效遏制腐敗蔓延。該理論成立的前提是，所有公民都對腐敗義憤填膺，都熱衷於當家作主，並擁有通達的資訊管道與理性的判斷能力。然而，在現實的印度社會中並不存在上述所有條件，印度同樣以腐敗橫行而聞名於世。例如，一些腐敗官員大開競選支票，部分選民就對其斑斑劣跡眼睜眼閉。有的選民甚至將腐敗僅僅視作個別政治人物的道德瑕疵，對他們所屬的政黨仍然趨之若鶩。

但西式民主下的腐敗，絕非個別官員有失操守這麼簡單，歸根到底是暴露了西式民主的制度缺陷。印度的民主之所以對遏制腐敗望洋興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黨競選需要籌集大量資金，其中幾乎不可避免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輸送和交換，腐敗因此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在自詡是西式民主典範的美國更加根深蒂固。

無論川普還是拜登，勝選背後都有利益集團的海量資金支持，因此美國總統本質上是利益集團的代理人，而非美國人民的代言人。美國總統上任後，無論在人事還是政策方面，都會大力回報支援自己的「金主」，這已成為一種見怪不怪的、合法的政治腐敗。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名中，被西方視為「威權」的新加坡常常名列前茅，美國的評分則連續三年下降。因此，「西式民主是不是遏制腐敗的靈丹妙藥」，值得嚴肅反思。

不是保障人權的不二法門

在西式民主的話語體系中，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美好的辭彙比比皆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總是以「人權衛士」自居，透過「人權外交」頻頻干涉他國內政。然而，西式民主並非保障人權的不二法門，相反的，西方國家內部的人權保護往往令人難以恭維，對外輸出民主，更導致人權災難。

以美國為例，這個號稱擁有世界上最豐富醫療資源、醫療護理能力的超級大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陣腳大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其中弱勢群體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在《華盛頓郵報》看來，美國的抗疫行動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的人民，成了「一場國家批准的屠殺」。一言以蔽之，美國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受到嚴重侵犯。

究其原因，川普政府抗疫不是秉持「人民至上」，而是出於一黨一己之私。美國疫情爆發前，川普諱疾忌醫，不僅對專家和下屬的警告置之不理，而且將新冠病毒輕描淡寫為「大號流感」，誤導公眾放鬆警惕，致使美國錯失防控疫情的最佳視窗期。美國疫情爆發後，川普無所作為，坐視疫情迅速擴散。當發現疫情可能衝擊選情時，川普又慌不擇路，不顧疫情已經蔓延的現實，盲目重啟經濟，挽救支持率。儘管川普政府領導抗疫漏洞百出，美國民眾怨聲載道，但競爭連任的川普卻死不認賬，還不斷文過飾非，推卸責任。顯然，西式民主雖言必稱「人權」，卻根本做不到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

至於美國在輸出民主的過程中，對他國人權的侵犯更是罄竹難書。在剛剛結束的阿富汗戰爭中，拜登痛心疾首於2,461名美軍喪生，卻絕口不提這場美國發動的戰爭累計造成3萬多阿富汗平民死亡，導致阿富汗三分之一人口淪為難民。就在美軍完成撤離任務前48小時，駐阿美軍又欠下一筆血債—為報復恐怖分子在喀布爾機場造成美軍重大傷亡，出動無人機，空襲位於喀布爾的恐怖組織目標，結果當地10名平民被美軍誤炸身亡，其中包括6名兒童，最小的年僅2歲。

對於同樣秉持「美國優先」的拜登政府而言，這些不幸的阿富汗人，並非應當享有人權的鮮活生命，只是幾個冰冷的數字而已。「人權衛士」竟然變身「人權殺手」，西式民主是該反思了。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美台升溫，加上華府不時似有跳出一中政策框架的動作催化，戰略清晰似乎成了台北津津樂道的焦點，游錫堃甚至提出天馬行空的「新一中政策」。這種過度美化外部環境的態度令人擔憂，也可能會為誤判國際局勢而付出代價。其實，華府這幾年所謂的「友台」行動，始終沒有跨過清晰的坎，充其量只是「模糊中的清晰」。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與研究員薩克斯(David Sacks)去年9月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就撰文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呼籲，華盛頓要轉向戰略清晰，引起激烈辯論。儘管哈斯提出一些有力的論點，但筆者還是懷疑華府會在這個時候進入戰略清晰。理由如下。

第一，台灣並沒有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沒有證據顯示，共軍處於入侵台灣的戰爭邊緣。而當威脅還在假設階段時，美國不應該承受安全保證的巨大成本。哈斯承認這個事實，但也認為這種可能性不該被排除，現在正是採取行動防止意外發生的時候；等北京對台灣的攻擊迫在眉睫時，戰略清晰就無助於加強威懾。

哈斯擔心的是，美中在軍事對峙下可能產生誤判。這就有賴雙方的互信溝通與危機管制。但戰略清晰可能會引起北京出於示威的挑釁，導致意外甚至誤判發生。再者，共軍對台的軍事行動想定早就以美軍介入為前提，華府此刻宣布戰略清晰，只會使北京更強硬回應與譴責，不會產生多大的嚇阻效果。

不過，戰略清晰在危機發生時確實起不了作用。1930年代末，日本即使認清會輸掉戰爭的事實，還是偷襲了珍珠港，因為它別無選擇。歷史上發生過眾多如日本一樣被迫採取行動的情況。如果北京的統一行動勢在必行，那戰略清晰可能只會成為明確的戰爭信號。這樣看來，戰略清晰在任何情況下都難左右逢源。相反的，在戰爭尚能避免時，維持模糊能給美國人更大的能動性、靈活性。

第二，會影響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認為，在嚴正挑釁北京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可能會捲入衝突、備受威脅，尤其在沒有必要發布戰略清晰的情況下，可能會影響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多邊合作可能會削弱。對此，哈斯反駁，戰略清晰不代表美國要承擔新義務，而是要美國承認這一義務的存在，並提供台灣資源，讓美國的盟友都相信美國會致力保護台灣。

美國最堅定的盟友─東京與坎培拉可能不會擔心，但不能保證首爾、馬尼拉、曼谷這些希望避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盟友不會有此擔心，那QUAD中的印度和東協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

第三，有了老大哥撐起的保護傘，台灣當局可能會變得更莽撞，甚至主動挑釁北京。哈斯對此保證，台灣當局已經明瞭追求獨立與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美國也需透過各種管道私下提醒台灣：美國不歡迎台獨。美國所有的夥伴都應該明白自身的受益與義務，台灣當然也一樣。

蔡英文目前確實相當小心，但不能保證2024年後的領導人也這麼謹慎，如果繼任人是自稱「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或甚至「激進的台獨工作者」，華府更不可能為這些與美國利益相反的政策亮綠燈。美中台三角都不可能再有空間，容忍台北出現下一個愛搗蛋的陳水扁。

第四，哈斯提到「戰略模糊不太可能嚇阻軍事力量更強，且更有信心的中國」。威懾的成功取決於意願和能力，如果美國表態，只顯示它有堅定的意願，但卻沒有明確保台的能力，那又有何威懾力？五角大廈的兵棋推演顯示，美國軍事干預的效果一直都不太好。

實際權力(Actual power)主要還是由軍事力量所構成，而如美國公布的《臨時國家戰略指導》所言，拜登6月已宣布要大砍美國海軍的造艦計畫，這將使美國海軍在2025-2050年內可用的作戰艦艇瞬間蒸發三成。這正好與共軍2027的建軍百年交卷日撞期。

拜登打算以更先進的科技代替砍艦造成的戰力真空。7月美軍伯克級驅逐艦史托克戴爾號(USS Stockdale DDG-106)安裝了一種新型的雷射武器：「光學炫目攔截器」(ODIN: Optical Dazzling Interceptor Navy)。儘管如此，新型武器的服役速度可能趕不上軍艦退役的速度，戰力空缺會讓美軍維繫全球霸權的能力大幅下降。這樣無論採戰略清晰或模糊，五角大廈都可能難以做到有效嚇阻。

第五，哈斯引用《反分裂國家法》表示，北京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規定限於島內的分裂勢力，而未提及美國。此外，2001年4月當北京質疑華盛頓是否會協防台灣時，小布希明白回覆：美國會不計一切代價協助台灣自衛，當時非但沒有引發戰爭，反而增強威懾。

《反分裂國家法》的對台動武「三紅線」，的確只提及台灣的分裂勢力，但2019年的「習五點」說：「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這裡明白講到外部勢力也是動武的根據。

前參議員陶德(Chris Dodd)今年4月訪台時說「現在是美台關係有史以來最強健牢固的時刻」、「支持台灣自我防衛」。共軍並沒有因此停止威懾性言論。主要是大環境已截然不同，美國因反恐戰爭傷了元氣，而中國也早已不是20年前的中國。

意圖展現能力，能力支持意圖。美國維持現有政策、提高應付大陸的軍事能力，最後維持與北京私下交流的管道，以傳達美國明確的決心，應該比公開的威脅聲明來得更明智。而台灣當局與其總是期待著美國人會怎麼「友台」，是否會為台灣做出代價高昂的軍事承諾，不如思考美國決斷的基礎與目標為何，客觀分析台灣所處的現實環境，了解美國人想要什麼或不支持什麼，來得更為實際，也才不會做出誤判。

哈斯在提倡戰略清晰時同時強調：「美國要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避免採取象徵性提升台灣地位的舉動。」無庸置疑這是美國的共識，華府表達得很清楚。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今年3月，楊潔篪在中美阿拉斯加2+2會談上，對布林肯與蘇利文説了一句：「中國不吃這一套」，成為流傳的金句。筆者以爲，這句話不僅僅是回嗆美國人的蠻橫與無禮，不接受美國以實力地位跟中國説話，而且很可説明，北京與華府關係惡化的癥結所在。

唯有中國敢不吃美國一套

美國於二戰結束後，憑其實力，布局戰後世界，幾乎沒有國家可以不吃它的一套，它的一套就是不能冒犯任何美國的利益，也就是川普即興說出的「美國第一」。

蘇聯不吃美國這一套，美國發動冷戰，並改變懲罰日本的初衷，反而輔助日本復興，蘇聯在冷戰多年之後也終於解體。但當日本經濟快速成長，有日本第一的聲勢之際，即加以遏制與打壓，日本事實上仍在美軍占領之下，毫無說「不」的餘地，不得不吃美國這一套，導致日本20年的經濟發展停滯。歐洲列國名為盟邦，其實都是不得不吃美國這一套的小弟。伊拉克與利比亞不吃美國這一套，就有滅國之禍，北韓與伊朗不吃美國這一套，即遭嚴厲的經濟制裁。在美國執政者的心眼裡，哪有不吃美國這一套之理？

楊潔篪說，20年前，中國就不吃美國這一套；其實，70年前中國就不吃美國這一套了。應記得，當年意氣風發的麥帥率領聯軍直驅鴨綠江，並揚言中共的農民軍如果干預，將是一場大屠殺；結果中國不吃這一套，把美軍打回38度線。美國因而封鎖中國大陸20年，但並沒有達到搞垮中共的預期，最後解鈴的還是繫鈴人。當年的「農民軍」 只有落後的裝備，既無空軍，更無海軍，尚不吃美國這一套，如今北京三軍齊全，還會吃這一套嗎？

川普「甩鍋」中國輸掉連任

然而，華府積習難改而又健忘，政治素人川普當上總統更是信心滿滿，喊出「美國第一」，認為北京必會吃他的一套。他帶著美女老婆，風光訪華，又在佛州豪華別墅盛情招待習近平夫婦，命孫女唱「茉莉花」以示好，顯然認為北京會接受美國的要求，而享中美之間的友誼。什麼要求呢？第一、大幅減少貿易赤字；第二、中國不可搞高科技，只能發展中低製造；第三、承認南海仲裁案，第四、放棄對台動武。習近平能吃這一套嗎？

川普的天真使他自己惱羞成怒，於是發動貿易戰、打擊中國高科技，華為公司首當其衝，公然綁架其執行長孟晚舟女士、以「自由航行」為名，闖進南海、玩台灣牌，打擦邊球。但出乎華府意料之外的是：貿易戰損人不利己，高關稅多由美國消費者買單，連其財政部長葉倫(Janet Louise Yellen)也不諱言。打壓高科技，結果眼看中國登陸「月球的背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登上火星、完成北斗導航系統。美艦在南海自由航行，騷擾有餘，撼動不了島礁的穩固，又給了中國軍艦臨近阿拉斯加海岸巡航的理由。玩台灣牌，也只能製造危機，始終跨不過「一中」的紅線。

今年是聯合國1971年通過2758號決議屆滿50周年，這個決議確定了中國的代表權問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由北京代表，不再由台北代表。這就是「一中原則」無法動搖的基礎，現在美國媒體常說「中共沒有一日統治過台灣」，這又如何？台灣為中國所有，曾經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統治著台灣，自代表權易手後，台灣的主權自然由其代表者所有，並無兩個中國的餘地。跳不出「一中」的紅線，有點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奈何？

川普初見武漢爆發新冠疫情，有點喜形於色，言語之間有點像貓哭老鼠，以為中國將因疫情而倒大楣，孰知這把大火燒到美營，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川普尷尬之餘，猛打中國、「甩鍋」中國，最後輸掉連任。反彈如此之重，他應羞愧！他自難言！

拜登內外交困、信譽受損

很多人以為拜登當上美國總統，會改弦易轍，又寄望他豐富的外交經驗，有所作為，但都忽略了有經驗不一定有能力。翻閱美國歷史，第一流人才多在企業界、學界，政界以庸才居多，能帶領風潮的大有為總統，寥寥可數，國會裡面幾無傑士。

拜登總統老態龍鍾，一臉苦相，早知他難有作為。果然不僅不能領導民意，反而被民意牽著鼻子走，他只能在被川普煽動的反中、仇中民意上，更變本加厲，以為拉攏盟邦可以做到川普之力所未及，渾然忘了老美的國力已今非昔比，而盟邦更各有其國家利益的考慮，拜登雖一呼可以百應，卻全不給力。

更未料到的是，阿富汗撤退的荒腔走板，徹底暴露了拜登的無能。我懷疑美國原是想放棄阿富汗，用爛攤子來威脅中國，讓穆斯林恐怖分子去擾亂新疆，孰知「塔利班」的發言人穆賈希德(Zabiullah Mujahid)，不斷向北京遞送橄欖枝，視中國為最重要、最特殊的夥伴，冀望北京提供資源重建阿富汗，更想搭上歐亞班列，為此保證會驅除「東伊運」恐怖分子出境。若然，美國豈非又事與願違？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艾達風災造成洪水泛濫，災民苦不堪言，在CNN頻道上看到拜登被災民痛罵的情景，真是情何以堪？

拜登內外交困，國外阿富汗潰敗，信譽硬傷，國內通膨壓力日增，仍不敢降低關稅，顯然是騎虎難下，唯有反中、仇中到底。於是出現毫無理性的情緒反應。於「涉疆」、「涉藏」、「涉港」、「涉台」諸問題上，倒果為因，凡事採「雙標」，極盡渲染詆毀之能事，視干涉中國內政為道德高度，俄羅斯干涉美國選舉則為罪大惡極。

美國可以追殺恐怖分子，趕盡殺絕，嚴刑逼供，慘絕人寰，而不許新疆用職教的方式，來處理恐怖事件，豈非有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新疆維吾爾族的人口日增、日趨富裕，卻悍然指責新疆「種族滅絕」，居然三人言成虎，從國務卿到媒體人，都「狂」言不慚，殊不知「種族滅絕」，乃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產物，在澳洲、在非洲血跡斑斑，在北美印第安土著慘遭清洗，尤其觸目驚心，人口從幾千萬到如今的幾十萬，華府對印第安人採取「追殺」(search and destroy)政策，白紙黑字，載諸史冊，不容抵賴。

美對華政策將重蹈覆轍？

日本走西方帝國主義之路，殘殺台灣士族及原住民，南京屠城，罄竹難書。日本戰敗投降，仍不悔悟所造之禍，更不認侵略之罪，固然可恥，更難以置信的是：竟有被殖民者如台灣，無知地哈日，鸚鵡學舌不已。

美國及其盟友經常把人權當作攻擊中國的「提款機」，顯得十分蠻橫無理。更可悲的是，以民主、自由、多元為傲的美國，幾乎成為仇中的一言堂，連《紐約時報》著名記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檢討美國的中國政策時，也說：「與中國打交道時，說話一定要溫柔，但手裡始終要有大額關稅，加上航空母艦」。令人驚訝地在呼應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著名的帝國主義金句：「溫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but carry a big stick)。

拜登在「極右派」輿論的籠罩下，明知中國不吃這一套，但身不由己。美國今日懊悔阿富汗20年的潰敗，如果對華政策一路走到黑，20年後能不重蹈覆轍？大唐詩人杜牧不云乎：「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馬凱碩有膽識、有見解

世界上畢竟還有明理公正之士，新加坡的印度裔學者外交家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就有膽識向西方世界直言：美國無法阻擋中國崛起，想要遏制，必然徒勞無功。他在〈美國應該對中國謙虛一點〉(The U.S. Must Approach China with Humility)文章中說：中國已存在5,000年，而美國只有250年，年輕的美利堅與有智慧的文明古國打交道會有困難，並不令人奇怪，美國對付中國有麻煩也完全可以理解，但美國不能看不到較為長遠的人類歷史。

他引用英國史學家馬迪生(Angus Maddison)的話說：如果你看2,000年的歷史，世界兩大經濟體一直是中國與印度，西方崛起只不過是近200年的事，就是19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的北美。過去的200年是世界史一時的偏離常規，所有的偏離都會回到正軌。人類歷史的進程不可能被遏制，今日中國與明日印度的回歸，也是很自然的發展。固然，美國自1919年取代英國，成為世界老大，已長達百年之久，積習難改，感覺世界第一的皇冠應該永遠屬於自己。

他遺憾華府缺乏對華完整的長期戰略，而應對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尤其需要。他說此一見解來自季辛吉博士。他又說中國並沒有威脅到美國，絕無可能以軍事攻打美國，也沒把軍隊派到美國的邊境，也無戰艦、飛機經常臨近美國偵察。更重要的是：美國應知中國更不會威脅美國的富裕，因為中國經濟的成長是美國中產階級富足的主要發動機，如果中國摧毀美國中產階級的富裕，豈非自毀經濟成長的主要發動機？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絕不愚蠢。

他說應該理解到：美國的富裕是給世界的禮物，也是給中國的禮物。在這個新興的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建立了以聯合國系統為基礎的世界秩序，而他曾擔任新加坡駐聯合國代表10年，深知中國不僅要保存此一秩序，而且還要維護它；美國反中，而中國反而在擁抱美國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馬凱碩的文章登在《新聞週刊》(The Newsweek)，因讀者主要是美國人，故不免有委婉勸導之意。他不好意思說：美國常搞「單邊主義」，破壞世界秩序的往往是美國自己。美國向全世界說「美國優先」，霸權心態難以更改，往往倒果為因，如倒「戰狼」之果為「惡狼」犯華之因。美國想要領導世界，解決問題，自己卻經常是問題的製造者。

馬凱碩辯才無礙，能在西方主流媒體發言，但他的言論畢竟不屬政治正確，所以《新聞週刊》特別注明，馬文不代表本刊言論云云，執政者更聽不進去。

中美在比底氣與定力

中美關係緊張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忌憚中國的快速崛起，不惜全方位打壓，卻將交惡的責任推給中國的不吃它那一套。但形勢比人強，川普單幹，撼動不了中國；拜登聯合盟友圍堵中國，又不給力。

阿富汗潰敗後，國際信譽大傷，恐怖主義的美國噩夢又起；國內通膨的壓力迫在眉睫，才又發現中美是舉世最重要的關係，於是不斷主動要求通話與訪華，以免起衝突，就在9月10日，9.11屆滿20周年的前一天，拜登再也忍不住跟習近平通了電話。誰有底氣？誰有定力？不言而喻。至於華府是否真能改弦更張，還是已經撲不滅川普點燃的熊熊大火？尚有待觀察。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胡為真，原籍浙江孝豐，1947年出生於南京，陸軍一級上將胡宗南之子。1965年師大附中畢業保送政治大學外交系，1969年服役，1971年赴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研究所深造，1972年底畢業後返台進入外交部工作，1989年取得南非斐京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

歷任外交部科員、部長機要秘書(1976-1979)、駐美代表處國會組組長(1983-1986)、駐南非約翰尼斯堡總領事(1986-1989)、禮賓司長(1991-1993)、國家安全局副局長(1993-1999)、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1999-2001)、駐德代表(2001-2005)、駐星代表(2005-2007)、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2010-2012)、總統府資政(2012-2016)；並曾任政大兼任副教授、中原大學兼任講座教授、中美文經協會理事長。現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一江山戰役協會理事長、中華渡海興台會理事長、中華軍史學會理事。

出版品有《從莫斯科華語廣播看蘇聯對華政策》(1978)、《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2001)、《胡宗南上將年譜》(2014)、《胡宗南先生文存》(2016)、《國運與天涯：我與父親胡宗南、母親葉霞翟的生命紀事》(2018)、《疾風勁草：胡宗南與國軍在大陸的最後戰役1949-1950》(2020)等書。

問：您是北伐、抗戰名將胡宗南將軍之子，請談談您對令尊行誼的了解及其在軍人武德上所樹立的典範？

答：家父是高等學堂史地教員出身。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參與過東征、北伐、抗戰、戡亂、保台等戰役，1947年3月曾成功率領國軍攻入延安，是老總統最倚重的戰將之一。

可是，中外各界在討論1949年中國西南戰局時常對家父產生誤會。例如《李宗仁回憶錄》裡寫「胡宗南部此時(11月)尚有精兵四十餘萬人…全軍悉係最精良的美式配備。此次蔣先生調其入川保衛成都，全軍可說一槍未發，便土崩瓦解。…率殘部退往雅安。該處未幾亦為共軍侵入，胡宗南隻身逃出，川康遂陷」，這段陳述完全錯誤，李宗仁怎會不知實情？不可想像。近年我運用了家父的日記、文書和信函、電文、老總統及王叔銘的日記、家父眾多部將及其眷屬的證言，乃至大陸官方的出版品、相關人士回憶錄等，已能清楚還原當時的實情。

1949年後半，國軍主力部隊已在遼瀋戰役、徐蚌會戰、平津戰役被共軍打敗，共軍席捲江南，只剩下西南地區和台灣，國府的戰略是想鞏固四川，布局雲南、從西康再反攻。家父接命由漢中南下保衛四川，但受四川軍閥阻礙，蔣公及張群都被欺騙，父親只得聽命，以致延宕半年才得以進入，當然為時已晚，來不及部署川西、成都。

劉伯承、鄧小平帶領的共軍二野攻入川東，撲向重慶，林彪四野部隊攻下廣東、廣西後，也從貴州北上包圍重慶，賀龍的一野從北方攻來，家父的16萬部隊（毛澤東的研判亦是如此；外界說40萬只是當時中央為穩定軍心的宣傳）趕到成都只有6萬，是共軍的十分之一，勉強掩護國府遷往台灣，老總統亦可由重慶轉到成都再至台灣，以致家父最精銳的部隊在重慶和成都郊外犧牲殆盡，但政府及蔣公均能因此安全轉移台灣實施憲政。四川失陷後，家父繼續奉命在如孤島般的據點西昌積極經營，惟彈盡援絕，無力回天。

1950年3月，老總統深知西昌無法久持，而且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遂派機至西昌接家父脫離戰場，家父在羅列等部將力勸及我母親以死威脅下，最後才同意登機來台。後來部分不知情的監委以西昌失守完全不符事實的理由提案彈劾家父，但很快即被國防部調查後否決。

家父到台灣後無時無刻不想反攻大陸。1951年韓戰期間，為牽制共軍，家父親赴浙江外海的一江山、大陳等小島訓練游擊隊、打游擊戰，多次打進浙江沿海島嶼，直到韓戰結束，政府改變在大陳的目標，轉攻為守，家父才奉命退回台灣。他是最後一位離開大陸，又是最先反攻大陸的高級將領。

2018年5月，郝柏村上將（黃埔12期）在《國運與天涯》新書發表會上時，用了三句話形容家父，一、臨陣當先；家父一向身先士卒，入伍時就跟同學說，為救國救民，他已準備好要死在戰場上。二、臨危受命：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時，家父明知局勢對我方極為不利，仍不放棄努力，挺身赴四川部署。三、臨難不苟：在危急存亡之際，家父仍掛心要照顧在前線作戰各將領的家人，請台灣省主席陳誠在台北一江街蓋了五十間眷舍安頓他們。家父一向照顧部屬，所以他過世後，部屬、學生每年集會悼念他，50多年不輟。

1962年老總統在軍事會議上說：「胡宗南同志是本黨一個忠貞自勵，尚氣節，負責任，打硬仗，不避勞苦，不計毀譽，革命軍人的模範」。我想這是對家父一生行誼的註腳。

問：胡將軍顯然備受委屈和誤解，為什麼他自己沒多做說明？

答：我想這主要跟家父的個性有關。他從不替自己辯護，曾對建請他講出實情的部屬說「大丈夫俯仰無愧，何必求人諒解」，而且他唯恐多講一句，就對老總統多一分傷害。

其次，家父不太信任記者，《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曾訪問過他，答應不見報，但後來竟大登特登，還寫成書。家父在1962年去世前，不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或許這讓他也失去了很多為自己澄清的機會。

再者，家父是黃埔體系晉升最快的將領，難免遭人忌妒，還有他是日軍和共軍的大敵，自然會有一些不利家父的流言蜚語。

最後，來台後老總統曾數次請家父擔任要職，包括參軍長、參謀總長等職位，但都被他以身體不好婉拒了。這或許造成外人誤會老總統不信任家父。所幸現在相關史料浮出，已足可還原真相。

問：美國曾多次拋棄國府，日前又從阿富汗倉促撤軍，您與美方打交道多年，請問從您的角度看，我們可不可以信賴美國？

答：美國曾在國共內戰、退出聯合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三件事上背棄我方。美國跟我方斷交時，我是外交部長的機要秘書，也是中美談判代表團的一員。沈昌煥部長事先將「中美關係發生變化時的因應措施」10條指示我記下，1978年12月16日凌晨接到通知，我隨同沈部長趕到經國先生的官邸，聽到行政院長、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國民黨秘書長等人齊聚開會的經過。

12月27日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談判，我是紀錄之一。當時外交部同仁算過，從季辛吉訪問大陸開始，美方各級官員曾向我方保證「關係不會改變」超過70次，但最終還是說斷就斷。這就是「國際現實」。所以，對於美國不信守承諾、違背道義，我有刻骨銘心的體驗。

問：您派駐海外次數多、時間長，請問您有哪些特別難忘的經歷？

答：印象最深的是，我擔任駐德國特派代表時，2003年歐盟和波蘭、捷克、愛沙尼亞等十國簽署了《2003歐盟入盟條約》，該約要在2004年5月1日生效，而我就在4月30日參加一個外交團，到達德國東部與波蘭、捷克緊鄰的城市齊陶(Zittau)，看到三國當地的居民都非常興奮。波蘭、捷克申請加入歐盟等了10年之久，而且為配合入盟要求做了很多妥協，但兩國人民知道加入歐盟這個「大家庭」，會得到很大的好處，所以歡欣鼓舞。

我當時想，不同國家的人都知道團結的重要性，都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且本來是世仇的德國與法國都能化敵為友，並肩合作，成為領著歐盟前進的兩個火車頭。兩岸都是同胞，有什麼解不開的仇呢？

問：2007年您駐新加坡離任前，在回答記者問題時表示不認同陳水扁政府的「去中國化」、「去蔣化」舉措，引起波瀾，請問您當時的想法？

答：新加坡《聯合早報》在我離任前一天專訪我，談的都是台灣與新加坡的經貿關係，但記者最後忽然問我民進黨政府「去中國化」的政策對我的工作有沒有影響，我自然表達不以為然的立場，第二天報紙大幅報導，我回台後就退休了。

坦白說，1994年3月李登輝在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說台灣是無主之島，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我就十分詫異，很覺不妥，難道他不知道國民黨對台灣人民的偉大貢獻嗎？

兩岸都是中國人，我對現在台灣新生代許多人被「去中國化」教育塑造成「天然獨」、「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極為痛心，因為這不僅違背歷史及法理事實，而且有極不道德的危險用心。 

問：您出任國安會秘書長期間，兩岸關係有極大的突破。您覺得馬英九在兩岸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是否有不足之處？

答：2008馬英九上任後，憑著「九二共識」、根據憲法的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兩岸很快就恢復了協商，至2015年共簽署了23項協議，其中包括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地震監測合作等等，如今看起來都非常實用，如果實施，對大家都有利。2010年6月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尤其重要，若能持續落實，將對台灣經濟大有助益。

其實，簽署ECFA還有另一層鮮為人知的作用。2012年9月，為了抗議日本片面將釣魚台「國有化」，宜蘭的「釣魚台護魚委員會」發起保釣行動，集結了近60艘漁船、約300位漁民，還有海巡署十餘艘艦艇護航，到釣魚台附近約2浬海域，日本也派出海保廳20多艘艦艇，雙方對峙，海巡署與海上保安廳的船艦還一度互噴水柱以驅趕對方，但日方不敢採取更大的動作。我認為就是因為兩岸簽了ECFA，日本顧慮如做得太過火，會把台灣推向大陸。同理，翌(2013)年4月，日本迅速與我方簽署了《台日漁業協議》，解決了台日之間拖延了17年的漁業問題，也是因為兩岸之間有互信。

有關釣魚台主權問題，大陸方面希望兩岸能聯手保釣，我方雖然未這麼做，不過，雙方已從互信產生了「默契」。南海問題也一樣，端看我方怎麼運用。總之，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確實做到了「和陸、親美、友日」，我方也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了世界衛生組織年會、國際民航組織會議。

說到不足部分，我個人以為可惜之一是有些黨政部門未任用最合適的人；之二是未強勢推動服貿、貨貿協議，讓立法院一些人阻止了我方的良法美意；之三是未能強力改善教育和宣傳，以致未匡正「去中國化」的趨勢。我知道馬先生很努力想修正中學歷史課綱，可惜啟動太晚，未能強力推動，才會功敗垂成。

問：您對兩岸關係的前景有何期待？

答：我向來秉持中華民族優先的信念，而且兩岸現行憲法都是一中憲法，所以我主張兩岸要統一在三民主義的精神下。問題是如何具體實現統一。我很贊成國家統一的前提必須是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所以兩岸首先必須遏止當前一些無知的、互相仇視的民粹現象，那些實在太令人擔心了。

另外，大陸近年的變化和發展極快。我希望未來能再到大陸各地走走看看，對大陸有更全面的了解。

9月11日，英國《金融時報》揭露：美國拜登政府在慎重考慮台北當局請求將駐美「台北經濟和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TECRO)，改為「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TRO)。

消息在拜登、習近平通電話的隔天傳出，綠營很振奮，藍營則說更名首選應該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實即中國，但在1949之後，中央政府失去大陸的治權。如認真檢視：1949年國共內戰已趨尾聲，中央政府退居廣州，國家元首是「代總統」李宗仁。彼時蔣介石已是職涯第三次下野避責，其身分僅是「一介平民」（李宗仁痛斥老蔣之用語），因此，1950年3月1日，蔣總裁在台北自行宣布「復行視事」總統職權，中央政府於島上另起爐灶，未必有合憲的法統正當性，只能說是政治現實。

尋覓中國歷史的類比：1644年李自成黑衫軍入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明朝宗室相繼自立承繼法統，轉戰江南，被清兵一一擊破，永曆帝於1662年被俘殉難，接著1683年在台島奉大明正朔的鄭氏降清。但後世史家咸認，明亡於1644年甲申之變，而後二者最多被視為明朝遺絮。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第1976次全體會議，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迄今剛好50周年。該決議文包括了幾個關鍵字：一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這闡明多數國家在1971年即達成共識：中華民國政府不能代表中國，而且也不被允許以台灣之名，偷渡自外於中國的獨立主權。

從此聯合國以下所有需要以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我們都不是會員國，也只能在其他會員國的同意下，被賦予一個特殊身分與會，例如奧運是根據1981年，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簽署的《洛桑協議》，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參賽。

1971年國府稱此決議案為「排我納匪案」，後來則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稱之。馬政府執政後期，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在立院質詢時說，2758號決議是一項「取代案」。事實確是如此，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資格。且此案通過的殺傷力極大，聯合國網站表列會員國入會日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日期被註明為1945年聯合國創始日，可見「取代」不僅是恢復且可溯及既往，而之前的中華民國反而被視為是竊占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長達20多年。

台灣當局經常抱怨自己駐外機構或國際組織的名稱無法正確顯示中華民國或台灣，其實這是因為台灣始終不願與大陸化解政治分歧，而只想協商經貿文化交流的枝節。

綠營的「維持現狀」與藍營的「一中各表」，均為緩兵拖延的和稀泥之計，也使得兩岸兵兇戰危的陰影難以擺脫。冀望台灣未來能有政治家敢進入兩岸關係深水區，及早開啟政治對話，逐步化解兩岸政治分歧。

（作者係作家、大學退休教授）

當前世界局勢發生重大深遠的變化，變局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但也同時為明智抉擇者提供了百年難逢的最佳機會。台灣雖小，卻是當前唯一有能力扮演「扭轉大局」的一方。台灣人民如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不僅能自救，還能助中華民族復興一臂之力，更可為世界帶來和平共處的新希望。

近年來有兩個因素造成世界新格局。一是中國的崛起，引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警覺與憂慮；美國開始對中國全面壓制，以確保自身的利益與地位。二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且持續蔓延，帶給世界經濟和全人類安全環境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中美防疫的強烈對比更加速了中美對弈，進而提升了中美爆發嚴重衝突的可能性。台灣一向是中美糾葛的核心，一瞬間成了「全球最危險的地方」，意味著戰爭隨時可能爆發，而台灣能躲過這場災難的機會幾近於零。

面對這樣一個不利的新局勢，照理說，台灣夾在兩強之間應該感到進退維谷，途窮路盡。但台灣其實是中美台三方中唯一擁有王牌的當事者，若把這張王牌打得好，可以解決台灣本身、全中國，以至於全世界的根本問題。　這張專屬於台灣的王牌是，台灣有權決定不再繼續作美國的魁儡，不聽它的指令，不買它的軍備，不當它的急先鋒，不作它的炮灰，不再與本是同根生的家人過不去。

今日中國已非往昔中國

當代中國已完全不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堅決反共時期的中國。1970年代末至今的50餘年間，中國共產黨埋頭苦幹，成功消除了貧窮與文盲，徹底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全面建設了現代化中國。特別令人欣慰的是，大陸治理國事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本，以發展國民經濟為重，而非個人經濟；以養民為目的，而非賺錢；採取合理干涉與依法辦理，而非放任自由。

今天的中國不僅不再是「東亞病夫」，它已強盛到有能力保衛自己的主權、人民和領土，甚至後來居上，在多種強國指標如經濟成長、基礎設施、科技發展等方面都已超越美國。其輝煌偉大的成就，讓全世界刮目相看，驚嘆不已。我們身在海外，對中國的進步沒有做出多少貢獻，卻分享了中國復興的尊嚴與光榮。

而在台灣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雖然把民主與自由的口號喊得響亮，但不論其居心或政策方向、實行效率等方面，都遠遠無法與大陸當局同日而語。

美國的承諾能信嗎？

1978年12月，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在建交公報上闡述了立場：「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政府認知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份中美聯合公報是兩國之間的正式條約，雙方都有法定義務遵行，但美國卻立即在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表面上與台灣保持所謂非正式的文化和商務往來，而實際上支持台灣抗中，長年出售武器給台灣就是證明。近年來，由於中美脫鉤，美國變本加厲地公開支持台獨，把台灣當作一個抗中的棋子耍，並且還邀請日、韓、澳洲、菲律賓、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加入反中陣營，一起圍堵打壓中國。中國已經著實領教了美國是一個背信棄義、出爾反爾、不值得信任的霸權，台灣能信得過它嗎？

二戰以來，美國干預他國內政共有76次之多，在他國的領土上拉一派打另一派。美軍本身的死傷並不嚴重，國內的軍事工業財團因供應武器與軍備又狂賺天文數字的橫財。但是，被美國侵略的國家不僅國土家園被炸成廢墟，戰後幾十年都難恢復，更有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百姓淪落為難民，流浪他國至今。

美國從來不是為了幫助他國或什麼崇高理想而戰，而是為了鞏固它自身的權勢與利益。一旦情勢轉變，它所能得到的權勢與利益減少或不存在了，它就隨時翻臉不認人，而被幫助者所有為這些戰事所做的犧牲到頭來全是白費。近日美軍匆匆撤離阿富汗就是最佳見證。台灣竟然還有人窩在井底做美夢，夢想如果台灣作個聽話的好狗，美國就不會遺棄台灣。不必追根究柢，只要好好地讀一讀美國近代戰爭史，這個美夢一定就會徹底破碎。

兩岸和平統一是最佳選擇

明白以上兩點後，台灣民眾應該不難知道，兩岸和平統一是台灣人民最明智的選擇。但知道了，還得懂得如何善用之。

首先，台灣人民要盡快向中國大陸亮出這張王牌。也就是說，為了保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利益，台灣要向大陸伸出親情之手，讓大陸當局知道台灣民眾已經把世界大局看清楚了，並且已決定不再甘於被美國操縱玩弄。台灣這個認親的表態，必將使大陸當局歡欣感動，從而主動開啟和平統一的對話。如果台灣願意不再受美國的控制，坦誠地與大陸商議和平統一，相信雙方一定能迅速且成功地達成協議。從此，台灣就不再會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統一後，台灣不僅會受到強大中國大陸的保護，也能在「一國兩制」下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中國大陸解決了內憂問題，就可以專心全力對付外患。台灣若打出這張王牌，將使得美國及其同盟國無機可乘，也再無藉口在亞洲開戰。

台灣手中的王牌有時效性

不過，在當前中美對抗情況急速惡化的緊要關頭，台灣應盡快使用手中這張王牌，因為在兩種情況下這張王牌會完全失去價值。一是美國若在亞洲某處因某種原因甚至藉口而向中國宣戰，台灣的王牌就將作廢，因為戰爭既已不可避免，大陸大概只好被迫「武統」台灣，屆時兩岸還有什麼可談的呢？二是如果美國突然變聰明了，決定不再與中國作對，那台灣這張王牌恐怕也不值錢了。

對台灣人民而言，和平統一是上上策。當然首要目標是得讓民進黨政府下台，讓手中的這張無價王牌能及時出手。只有這樣，台灣才不會被糟塌成第二個阿富汗，也可為防止戰爭、爭取世界和平做出一番貢獻！

(作者係旅美歷史學者、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