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台北健兒寫奧運最佳成績

8月1日，中華代表團在東奧進帳三面獎牌：羽球戴資穎摘銀，體操李智凱銀牌、高球潘政琮銅牌。4日黃筱雯在女子拳擊51公斤級奪銅；5日文姿云拿下女子空手道銅牌。8日東奧閉幕，中華台北健兒共拿下2金、4銀、6銅。

古莫請辭侯可接手 紐約州首見女州長

8月10日，紐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因深陷性騷擾醜聞，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宣布辭職。副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在14天內接手，成為紐約州233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長，其任期至2022年12月為止。

塔利班奪下阿富汗總統府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拿下首都喀布爾，阿富汗政府垮台，總統甘尼搭機逃亡。16日美國總統拜登召開記者會表示，他仍堅決支持撤軍計劃。19日，塔利班正式宣布重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保證將為公民和外交團體提供安全保障。

聯亞COVID-19疫苗未通過EUA

8月16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聯亞生技的COVID-19疫苗因中和抗體效價偏低，經專家審查認為未達緊急使用授權(EUA)的標準，無法取得EUA。17日，聯亞表示要向食藥署提出申訴。

國民黨主席選舉有四人登記參選

8月17日，國民黨主席參選登記截止，共有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現任主席江啟臣、彰化縣前縣長卓伯源、孫文學校校長張亞中等四人登記。19日，國民黨舉行候選人號次抽籤：江1號、卓2號、張3號、朱4號。

北京回應拜登挺台：台灣屬於中國

8月18日，拜登接受專訪時表示，若任何人侵略北約，美國會做出回應，對日本、南韓、台灣亦然。20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阿富汗是主權國家，台灣則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中原則是任何國家都絕不可逾越的紅線。

蔡英文接種高端疫苗 三人打完後猝死

8月23日上午7點半，蔡英文前往台大醫學院體育館，施打台灣第一劑國產高端疫苗，並在當晚表示健康情況良好。25日中央防疫局報告，全台兩天來共有約30萬人施打高端疫苗，各地發生多起接種後不良事件，其中有三人猝死。

美維持撤軍截止日  G7懷疑塔利班誠信

8月24日，七國集團（G7）領導人舉行視訊會議，希望塔利班保證其國民在8月31日之後仍能離開阿富汗；拜登表示美國將按計劃完成撤離工作；塔利班則強調所有外國人員撤離工作須在8月31日前完成，但「我們保證他們的安全」。

隨著國民黨主席選戰正式開打，兩岸路線成為四位參選人的重要話題。除均表態支持「九二共識」外，朱立倫強調兩岸之間不僅要「求同存異」，還要「求同尊異」，並擬邀請馬英九在兩岸政策上扮演關鍵角色，重新恢復兩岸交流平台；江啟臣主張重建「憲法九二」的互信，提出「五大主張」，其中包括邀請馬英九作為領袖級特使代表，全面推動兩岸交流。

兩岸政策本是國民黨最重要的歷史資產，候選人為爭取黨員支持，回歸國民黨傳統路線自不意外，但從朱、江均「尊馬」、強調「一中各表」、「一中是中華民國」等論述看來，國民黨核心分子，在大陸解決台灣問題展現出空前的決心、意志與能力之際，仍冀望北京承認「各表」，這與民進黨自稱「中華民國台灣」有多大差異？國民黨又有什麼與對岸交流的優勢？

不可否認，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開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但八年的「不統不獨不武」、「只經不政」，不僅未扭轉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也因未開啟政治對話，致使兩岸政治分歧始終未能逐步化解。一向講求記取歷史教訓，誓言不讓政治分歧「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大陸當局，在恢復國共「黨對黨」對話時，勢必會要求國民黨接受「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也會堅持「聚同化異」，而非「求同尊異」。 

2015年5月4日，朱立倫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到北京見習近平總書記時，習所提的「五點主張」第四點就是：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著眼大局，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對兩岸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難題，國共兩黨都要勇於面對，積極探索解決之道。雙方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關鍵是要「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由於這是習近平第一次在兩岸關係上引用「聚同化異」四字，當時引起廣泛討論。

六年前的朱立倫，在聽了這番話後，並未當下宣布參選2016總統，後來因「換柱」又不得不披掛上陣，結果大輸蔡英文300多萬票。這段歷史令任何人都難以忘懷。六年後，朱立倫再出馬參選黨魁，又提出「求同尊異」的老調，這似乎顯示他個人對兩岸的企圖心仍在原地踏步，那又怎麼能帶領國民黨及台灣人民向前邁進？

其實，在兩岸之間，既有一中之同，就必須化解政治分歧之異；反之，兩岸之異若長期不化解，兩岸之同也難以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正是台灣今天的寫照。民進黨當局為其個人及政黨利益、台獨人士為其「正名」美夢「倚美謀獨」，無辜的是老百姓只能任由他人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也就難怪近日來台灣人為了阿富汗變天，搞得人心惶惶、鎮日難安。

國民黨要想重返執政，就須以行動證明自己有決心、有能力，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開啟兩岸平等協商，逐步化解政治分歧，為台灣人民爭取合情合理的安排，使台海得以持久和平、台灣長治久安。

近期公視播出以1867年羅發號（或稱羅妹號、The Rover)事件為歷史背景的電視劇─《斯卡羅》(SEQALU．FORMOSA 1867)。劇中內容與史實落差很大，並刻意呈現出「台美關係」早於「中美關係」、「台灣不屬於中國」等錯誤的想像，易誤導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

每個周末晚上在公視播出的12集電視劇《斯卡羅》，至今已熱播了一個多月，獲得不少迴響和好評，並很快就募資到創立相關的線上遊戲。劇中所說的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就像是觸發了台灣史的一連串蝴蝶效應，之後不僅發生1874年日本出兵來台的牡丹社事件，還引發了1875年清廷的開山撫番，以及後續為時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

台灣過去幾部影片，如《1895乙未》、《賽德克巴萊》、《KANO》等，都是在親日的台獨史觀下拍攝的，曾造成台灣國族認同的錯亂。特別是以羅發號事件為引線，延伸至150年後的今天，當代的恆春半島所留下的南國記憶，竟先後由《海角七號》(2008)、《斯卡羅》(2021)來詮釋，豈不可悲？

斯卡羅非化外之地

《斯卡羅》之意為清代時在今屏東縣恆春半島的楓港以南，沒有政府組織、沒有國王，稱為斯卡羅的排灣族部落聯盟。300多年前，隨著明鄭軍事力量投入與斯卡羅諸社的戰鬥並降服，鄭氏派兵在車城附近的射寮港登陸後，便在鄰近的平地屯田，命名為統領埔（今之車城鄉統埔村），自此開始有漢人大批移入。而來此墾地的居民以牛車圍城防禦原住民的突擊，形成了「車城」的漢人聚落。

台灣版圖入清後採用的原住民自治政策，對原住民秋毫無犯。為讓原住民保有土地的所有權，令漢人以租賃原住民土地(稱地主為番頭家)，繳納租金的方式保障原住民的生計，這在清代邊疆治理相當普遍。到了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的開山撫番，清廷便透過和原住民買賣土地的方式，興建鵝鑾鼻燈塔，之後改善了原住民的生活條件和當地的建設，免於被外國侵略，這是恆春半島的真實歷史。

《斯卡羅》有1.55億的預算製作，故在營造台灣府城(今台南市區)、安平港的街道、恆春半島特有的板輪牛車、過河(保力溪和四重溪)的竹橋、茅草屋等場景方面，都有水準之上的效果。它甚至把今日墾丁國家公園的地標─大尖石山附近恢復成原始模樣(無核三廠)，劇中並出現位於保力溪的出海口，與澎湖、泉州及台灣府互通有無的射寮港口等。

可惜，該劇號稱是史詩劇，但呈現出的歷史與真實歷史有不少落差。例如，《斯卡羅》曲解斯卡羅原住民不屬於清朝統治，暗示中國對「番界」沒有主權；加上編劇刻意製造斯卡羅內部不同派社的爭權奪位，和強化閩南人、客家和平埔族三者之間的矛盾。另外，有關以上族群為了爭奪統領埔土地游移在斯卡羅及清廷兩邊，更不符實情。

錯誤的去中國化史觀

《斯卡羅》藉由原住民作為敘事的主要族群，恢復日據時期所改變的恆春半島原住民部落地名，讓民眾認識排灣族語，不失為一個認識原住名文化的鄉土教材。例如，蚊率埔(今滿州鄉滿州村)，是早期原住民將吃剩的獵物丟棄此處，到處都有腐屍的味道，於是稱此地為蚊率，是臭的發音。

但諷刺的是，《斯卡羅》的羅發號事件關鍵人物─台灣總兵劉明燈，在未聽聞其插手洋務的史料記載中，卻被安排成滿嘴英文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W. Le Gendre)溝通，好像他的母語湘西湖南片子，與同為中原漢人八大語系的閩南語或客家語全然無關，如此把劉總兵塑造成一個「外來政權」派來的「外國人」形象，加上又過於美化李仙得等侵略者的形象，讓人不禁懷疑《斯卡羅》有去中國化、扭曲歷史的動機。

這樣的觀點也表現在公視於2007年播出，以1895年乙未抗日為背景的大戲《亂世豪門》。該劇安排清、日雙方在馬關和談時，清廷代表李鴻章形容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這是毫無史料根據的荒謬台詞。

《斯卡羅》原著作者陳耀昌認為，台灣歷史應該建立在以島嶼DNA為主軸的史觀。陳指出，劉明燈擅長書法，也在台灣各處設立石碑，但福安宮的石碑其實有點吹牛；羅發號事件發生後，劉明燈接見李仙得，但李仙得不理他，跑去跟原住民族頭目卓杞篤(Tooke-tok)談和，在現今恆春城東門外的「出火」，達成所謂的南岬協議，導致劉明燈領兵下來，卻無戰功，他只好在車城福安宮門口立個誇大石碑。

按，劉明燈出身湖南省張家界的土家族，系出湘軍左宗棠將軍系統。他在台任總兵3年(1866-1868)，政績卓著，頗有口碑。例如，1867（清同治6年）年冬，他率軍整建台北至宜蘭間的淡蘭古道，行經三貂嶺，有感於當地地勢高聳、險峻難行，便在一面聳立的大岩壁題下詩句，除描述三貂嶺上極目遠眺所見的基隆海上景色，其中有「海上鯨鯢今息浪，勤修武備拔良才」之句。其中「鯨鯢」便是一兩個月前結束的羅發號事件，留下金字碑石刻表示不忘國恥。後來，他返回左宗棠湘軍序列，跨越萬里國土，收復失陷十餘年的新疆，也不失為民族英雄。

另外，清廷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在恆春半島上建縣，選任的官吏可謂萬中取一，良吏輩出。像恆春縣第三任知縣黃延昭，看到恆春「治無水利」，便將縣城西至龍鑾潭的尾閭（歸聚之處）─射寮港，築壩蓄水，期望達到「以通運道而灌民田」之效；而恆春縣第一任知縣周有基，從大陸引進茶種，在恆春縣城東門外種植，成為現今恆春半島三寶之一的港口茶。這些都可見清廷開山撫番對當地的影響，豈是區區島嶼DNA為主軸的台灣史觀可及。

戲劇應為真實歷史服務

陳耀昌出身台灣府城大家族，參與了陳氏家廟(陳德聚堂)的廟務。他曾到筆者住所附近的台灣圖書館講述《斯卡羅》原著小說，並標榜這是以台灣史觀中最欠缺的「原住民視角」所撰寫的。但針對筆者所提出其故鄉在1895乙未年，劉永福的「台灣民主國」在抗日期間，曾將籌措軍費的籌防局設在陳氏家廟，他對這段歷史卻一無所知，可見其對台灣史的侷限性。

而台灣民主國所留下的郵票，除了對民主國的財政有很大貢獻，也呈現了台民自發性波瀾壯闊、可歌可泣的浴血抗戰。可惜它極可能會從歷史課本上消失。筆者呼籲兩岸教育界、影視界應重視這段歷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教師人權促進會創辦於1987年8月23日。創始人是李勤岸、盧思岳和我三人。當時我們都有工作權被剝奪之虞，也就是教職即將不保，其中我是遭私立立人高中校長威脅下學期不發給聘書，李勤岸講師是未獲中山大學外文系續聘，前明道中學老師盧思岳則是因前一年推動反杜邦運動而遭解聘。

我當時經常以筆名史為鑑在黨外政論雜誌寫稿，與政論界關係不錯，消息傳出，有不少人挺身為我打抱不平，在各自的雜誌刊登消息，以示聲援和關切。

緊接著《自立晚報》以社會版頭條披露這個涉及教師人權的新聞，隔天又在第二版以半版刊出專訪，並附照片和漫畫，我所提出的籌組教師工會構想，立刻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我曾加入夏潮聯誼會，該會不久之後在台北吉林國小大禮堂舉辦「教育人權座談會」，曾提出「也應有教育人權宣言」的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也出席了該會聲援我。林教授是我在師大進修時的老師，當天偌大的禮堂居然擠得水洩不通，我再度提出成立教師工會的主張，立刻引起巨大迴響。

在高雄宣布要組教權會

6月23日，我和盧思岳一起去高雄聲援李勤岸老師，在中山大學畢業典禮當天，我們和30幾名支持李勤岸的朋友、學生，到學校大門口高舉布條「還我教師人權」、「特權退出校園」，遭到校警攔阻，然而新聞不逕而走，高雄的《台灣時報》和《民眾日報》隔天都以頭版頭巨幅報導，台北的《自立晚報》也不遑多讓！

離開中山大學之後，我們三人應民進黨立委王義雄之邀，前往他的服務處召開記者會，三人正式宣布近期內將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以保障教師的人格尊嚴和基本權益。

至於為何不組教師工會而組教權會，實因當時《工會法》明文規定教育工作者不得組工會，經商量後，我們決定先組教權會，為爭取完整的勞動三權教師工會而奮鬥。自此，台灣第一個自主性的教師團體即將誕生，有別於被戲稱為「校長聯誼會」的「全國教育會」，從此兩會互別苗頭，教權會來勢洶洶，彼消此漲已成不可逆的趨勢！

我們在王義雄服務處記者會上宣布成立的，其實只是教權會的籌備處，因為當時還未召開會員大會，然而媒體不斷報導，立刻有人捐款贊助，也有人提出申訴案件，於是我就在台中自宅成立了教師人權促進會籌備處，及時伸出援手急難救助，居然業務興隆，忙不過來！

於是三人再度在台北相聚，一同去拜會林玉体教授，請他出來領導，因當時三人都不到40歲，且林教授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素有社會清望，又在師大教育系任教，由他領導自屬不二人選。

曾召開兩次籌備會議

接下來要召開兩次籌備會議，於是三人絞盡腦汁，羅列了30位孚眾望的大學教授、社會賢達，並想邀約幾位人權律師擔任法律顧問。而30名籌備委員的政治光譜，我們安排了10位獨派、10位統派、10位中間派，用心良苦啊。

第一次籌備會假林玉体教授的研究室召開，因為沒有經費，連晚餐都省了。邀約的對象絕大部分均出席，統派獨派共聚一堂，不分彼此，我戲稱像極了民初的「少年中國學會」，大家和樂融融、相敬如賓。然而第二次籌備會召開時，就有人刻意缺席，大概是不習慣與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一同開會吧。

兩次籌備會大家集思廣益，討論「教師人權宣言」應包含哪些內容，以及未來的工作計畫與目標。之後決定由林教授起草宣言，再由大家討論，最後由預計擔任秘書處工作的我，集眾人意見，協商定稿。

「教師人權宣言」除籌備委員簽署外，我們還邀請社會各界連署，有的人二話不說立即就簽，有的聽完電話立即表示答應。我們有一個默契，就是暫時不邀請政界名人聯署，以免政黨色彩太濃。猶記得台大數學系教授史國英（史英）一再猶豫，一再斟酌，最後不了了之！而後來出任教育部長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村，則在聽完電話讀稿後，立刻表示要連署。

教權會在台北正式成立

1987年8月23日（星期日），台灣第一個教師自主團體－社團法人教師人權促進會，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辦會員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其宗旨是「推動教育改革、保障教師權益，維護教師尊嚴，尊重學術自由」，也發布了「教師人權宣言」。林玉体被推選為會長。

教權會成立短短四年間，我們除發布《教師人權宣言》，也捍衛了教師人權，包括人格尊嚴和工作權、生存權，推動教育改革，維護學生人權，完成《工會法》修訂，開放教師組工會，爭取勞動三權，促成《教師法》立法，撤廢學校安維秘書，為私立學校教師請命，票決年度十大教育新聞等，可以說完成了40年未完成的教育改革任務。

之後隨著教師工會順利成立，教權會的歷史任務圓滿達成，功成身退，交出歷史巨棒！

(作者係教權會第一及第二屆秘書長)

今年的台灣電視劇《斯卡羅》以清代總兵劉明燈與學政吳大廷的奏摺為基礎，搭配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的故事，演繹出不同視角的台灣傳說，相當受到重視及歡迎。但以內容來看，仍不脫民進黨一貫的「去中國化」，以及美化美國行為的意識形態。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台灣由於戰略位置突出，多次受列強覬覦，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國都曾實質侵占，一直懷抱擴張野心的美國自然也抱此念。

清代後期美支持日本侵中

1789年，美國注意到台灣，廣州領事Samuel Shaw呈報該島產米豐富。1830年，傳教士Elijah C. Bridgman發行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華叢報》），介紹台灣物產豐富，但民富而難治。1833年，教士Charles Gutzlaff在紐約出版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文中詳細介紹台、澎，稱中國在該地駐軍甚多。

美國人提出掠取台灣最早在1833年；伍德在《中華快報與廣州新聞》發表〈台灣〉一文，提出奪取並殖民台灣。1836年，兵艦「孔雀號」的醫官W. S. W. Ruschenberger主張占領台灣作為對華商務的海島基地。1848年，美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Thomas Buttler King建議開闢自美國達上海，再延長至廣州的輪船航線，擴大中美商務關係。

1854年，美國首任駐日公使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呈報國務卿馬西(William L. Marcy)，主張從清廷手中取得台灣，會帶給美國不可限量的價值，因為該島已成為美洲西岸對中貿易必經的門戶。他建議威逼中國割台，並誘使島民樂於接受美國統治。同年，率領東印度艦隊的培理(Matthew C. Perry)也對台灣產生興趣，力主美國單獨對台採取行動，建立殖民地作為發展東方商務的中心。但皮爾斯總統(Franklin Pierce)不接納。1856-57年，駐華專使派克(Peter Parker)再次建議占領台灣，也未獲新任總統布卡南(James Buchanan)同意。

當時美國還不夠強大，國力難與老牌列強相抗；想爭食中國這塊大餅，自身又屬後來者，除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保障基本權利外，乾脆支持地理位置相近的日本牽制列強壟斷在華利益。

1861年起，Charles W. Le Gendre(李讓禮)任廈門領事，他幾度深入原住民領地，與當地酋長相熟，洞悉清政府官員對台灣東部山區各項事務不願介入太深。1872年，他改中文姓名為李仙得，轉任日本政府的外務顧問，隔年便隨該國特使到天津。自此，美國駐日與駐華使節配合，雖宣告「中立」，卻為日本謀劃，成功地租賃美國輪船載運日本軍隊及糧食，主導侵台，發動「牡丹社事件」，清廷措手不及，致使失去琉球群島。

二戰期間美即想接管台灣

1937年，美國派遣George Kerr(自取中文名字葛超智)先抵日本，再轉入台灣，以英語教師之名在高校任職，期間大量收集情報。葛出身英國望族，但與之來往密切的黃紀男明言其為中情局間諜，台灣學者陳翠蓮也以他提供接管台灣計畫備忘錄給情報局斐提格上校，作為曾服務於情治單位的證據。他在夏威夷大學的同事鄭良偉更明言，葛超智自述學生時期已是情報員：

George Kerr曾對我說，他的公寓所看到(夏威夷)的珍珠港，時常會讓他聯想起他一生的公職及研究生活。他會想起研究生時代，滿腹的公義心及愛國心，讓他無視任何危險，前往敵國國境的台灣，一方面敎英文，一方面進行秘密的田野工作，收集情報。…他秘密的身分是美國海軍的情報員。每有假期他就與學生到台灣各地遊覽，調查台灣的自然地勢、民間機構、人口民情、工農業情形、軍事設備及動態等。

日本發動珍珠港突襲後，美國宣布參戰。1943年，美國國防部成立遠東戰略小組，利用在台搜集的資料，制定「X島」專案，決定攻占台灣。1944年開始，該國情報機構在哥倫比亞大學迅速完成台灣島戰略測量圖，且翻譯整理《台灣財富摘要》，及一系列的《台灣民事業務手冊》等相關資料。

當時為了占領台灣後能順利統治，預定屯駐的海軍及隨同登陸的行政軍官、翻譯等共約2千多人，計畫陸續到設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台灣調查班」(Formosan Unit)做完整訓練。甚至打算在登陸前與蔣介石談判，由美國單獨軍政管理台灣。

但隨後先有《開羅宣言》，美國海軍的計畫又與陸軍上將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衝突，最後羅斯福總統裁決採用陸軍主張，攻占琉球。原本準備接管台灣的訓練計畫只能取消，讓已投入大量時間、人力與物資的海軍相當不滿。

戰後，美國軍事占領日本，實質控制南韓與菲律賓，若再拿下台灣，便可掌握完整的第一島鏈，限制主要對手蘇聯無法擴張勢力至太平洋，因此部分鷹派將取得台灣視為重要目標。

光復初期美鷹派動作頻繁

一、戰略情報處與葛超智

依照《開羅宣言》的承諾，美軍協運國府人員及部隊接收台灣，並派聯絡組同行，協助遣返日僑。其實戰略情報處的「金絲雀(Canary)任務小組」已搶先抵達，他們要求總督安藤利吉為美國收集特定檔案。安藤答應，讓日本官吏打扮成平民，完成整個行動。

1945年10月1日，金絲雀小組在報告中將中國的接收視為「入侵」，打算利用台灣情報作「終戰後」運用。他們擔心戴笠的人馬搶奪情報，決定儘快離開。被國府任命為行政長官的陳儀，發現美、日情報人員合作的狀況後，下令解散日本在台的情報組織。但在戰略情報處主任克拉克(Leonnard Clark)的主導下，這些情報人員轉入地下，繼續為該單位服務。安藤總督對此「完全配合」。

此外，他們針對台籍菁英進行調查，詢問關於台灣將來、對國民政府及中共的印象等問題。曾接受戰略情報處訪問的至少包括林獻堂、許丙、林茂生、廖文毅、陳炘等十餘人，他們多表示台灣人樂於回歸中國，但希望台人治台，而非由大陸殖民統治；也不希望由美、英等國統治，因為不同文不同種，風俗習慣差異太大；而限於地理條件，不宜成為獨立國家，否則在國際上難有發言權。蘇新、楊克煌等台共的回憶錄中也提到被訪問，並稱體認到美國對台的野心。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有篇訪談報告，由葛超智詢問曾任貴族院議員的許丙：台灣是否可能獨立？或者能否接受如菲律賓一樣由美國託管保護的地位？許表示︰「以台灣如此侷限的經濟而言，獨立是不可能的事」、「雖則﹙被美國保護後﹚島民的生活水準與一般經濟條件也許會提高，但（因）民眾與華南建立血緣關係的願望更強，不容許這種保護關係持續。」

但美國鷹派的意願未改，戰略情報處台灣站站長摩根(William Morgan)認為，台灣的重要性等於整個非洲，可成為美國重要軍事基地，向國務院提出擺脫開羅宣言的建議。但國務院未接受其要求，他說︰「國務院禮貌回覆我們的懇求，要我們只做好份內的情報工作，將外交政策留給他們。」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勢力已急遽擴張，不願被批評為發展帝國主義，因此在多份公文中明示台灣已歸還中國。

葛超智1945年10月24日與陳儀同機抵台，旋即奉命擔任駐台北副領事。他對台灣的歸屬及主權十分在意，同年11月，葛超智的報告針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提出四點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長官公署已經去除「臨時」二字，「自認擁有此島嶼的主權」。這與戰略情報處駐台人員的立場一致，他們不斷向美國政府提供類似的訊息，包括「日本人對傳言台灣將成為美國託管的領土非常高興」、「台灣人反對陳儀政府，並想完全排除它」等，希望國務院重新考慮台灣主權的歸屬。

二、台灣青年同盟與台灣再解放聯盟

黃紀男在日據時期擔任總督府文職人員，二戰期間曾被派到菲律賓參戰，1946年認識葛超智。後因台獨案被逮捕，供稱在葛等人的支持下成立「台灣青年同盟」：

民國36(1947)年1月，我認識台灣美國新聞部長卡托（Robert Catto）、美國副領事卡爾（即葛超智），並得其等支持，與莊要傳、鄭瓜瓞等組織台灣青年同盟，開始從事地方自治之政治活動。

莊要傳等人1949年撰〈台灣獨立運動與美國〉一文送交美國國務院，即被以最機密等級收錄，內文也表示該組織由葛超智及卡托扶植。

該盟主要成員黃紀男、莊要傳等都是台籍菁英：日本治台期間黃任職總督府，莊是僅有的三位通過外交高等文官筆試的台人之一。他們在日本威權統治下仍能取得相當成就，自然引以為傲，瞧不起空降的國府官員。黃本人擔任「台灣青年同盟」主席，初期僅是周末相聚暢談時政，表達對陳儀政府的不滿，後來在葛超智示意下開始推動台灣託管運動，二二八事件後，該組織併入同樣與美國鷹派關係密切的「台灣再解放聯盟」。

莊表示，早期他們活動目的並不是台灣獨立，而是由聯合國託管。因為甫成立的「託管委員會」相關制度讓某些人充滿期待。據傳美國企圖藉此方式，託管太平洋上所有主權不明確的島嶼及國家，而不僅止於台灣，以形成對蘇聯的完整防線。

1947年1月馬歇爾承認調處國共和談失敗，使美國對華政策面臨轉變；葛超智、卡托等人趁機開始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鼓勵台人趕走「中國人」。並承諾倘能發動相關運動，美國會給予「強大援助」。但同年1月15日，韓國臨時立法院決議反對被託管，民眾並上街抗議。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由美國託管日本舊屬島嶼。這種藉由託管名義擴張勢力範圍的方式，立即受到蘇聯、英國等國家反對，韓國也不接受。這些輿論影響到台灣，「託管論」便不再受到支持。

1947年2月底發生二二八事件，該事件的發生對葛超智來說是絕好機會，他在提交大使館的報告中製造「達姆彈事件」，並改寫黃紀男的請願書，偽稱有大量台灣仕紳向國務院求救，創造讓美國介入台灣主權問題的機會；美新處全力配合其行動，竭力誇大該事件的規模，在軍隊尚未奉命出發的3月2日便謊稱有數千人罹難。但葛超智謀劃並未成功，反因自作主張被調離台灣，更遭剝奪公務員資格，輾轉到夏威夷大學任教終老。葛超智被遣返後，卡托繼續負責台灣工作，直到因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被立法院長孫科點名批判後，而被美國政府撤換。

卡托被調離後，「台灣再解放聯盟」的策略改為訴求獨立。由檔案內容來看，該組織與美國政府並無隸屬關係，但多位鷹派人士努力為其搭橋鋪路，以駐香港副領事謝偉思最熱心，而東京盟總亦處處給予方便。隨著國共內戰勝負逐漸明朗，美國調整對台政策，一度考慮扶持「台灣再解放聯盟」為傀儡政權取代國民黨，但考察後發現該組織毫無實力，隨即放棄。到韓戰爆發後才下決心經援國府。

美國只顧自己的國家利益

《斯卡羅》劇中無視美國利益，而以浪漫的筆觸美化其行為，殊不知美國能成為世界霸主，一直以來靠的就是在各地扶植反對勢力，並靈活操弄民族及宗教問題，製造對手內部分化。時至今日，台灣當局已幾乎淪為美國的傀儡，在各方面成為反中的馬前卒，不僅主動惡意挑釁對岸，更捏造不實信息離間兩岸同胞的情感。美國拋棄阿富汗政府的作為就在眼前，即使台灣再怎麼卑躬屈膝，將來真成為火藥桶，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就不可能獲得任何支持。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台籍教師)

剛剛過世的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各方讚譽有加，但從他某些論著看來，不能排除他帶著成見治史。在《重尋胡適歷程》書中，余英時吹捧駐美大使胡適是促成二戰美日開戰的角色，他說「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美日關係的一大威脅。可以想像，胡適平時與羅斯福和國務院高層領導人物之間的交談，也必然強調與日本談判並不可持，因為它絕不講信義，這是他一貫堅持的看法。無論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後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是有關係的。」余這段說法與實際情況完全不同，胡適自己發回重慶的電報並沒有余英時所謂的「強烈爭持」。

余英時很可能對於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帶有濃厚偏見，才會把美日開戰的歷史功勞全記在駐美大使胡適的頭上，故意忽略蔣的角色，並且抹去所有與蔣有關人士提出的證據，毫無根據地片面吹捧胡適促成美日開戰。畢竟胡適留美，是西方教育下的產物，肯定胡適亦有褒貶東西方高低差別的暗示。余英時生前論胡適，不經意地洩漏了他的偏見。

若從各種現存的公開檔案查考，胡適駐美期間的表現，絕非余英時吹捧的那麼厲害，胡適或許能夠發表演說，鼓動人心，但胡適對羅斯福有關日本態度的影響極為有限。

羅胡會談後日偷襲珍珠港

今年12月8日，恰好是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太平洋艦隊80周年，根據羅斯福總統生前每日行程表與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在美日進入戰爭狀態前，羅斯福唯一的公開行程，就是與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白宮會面，羅斯福告訴胡適，日本可能在48小時內對美開戰，萬一美日戰禍發生，請中國朝野務必有哀矜勿喜的態度。胡適剛離開白宮，日本海軍的炸彈與魚雷就打沉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軍戰艦。

在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與羅斯福所留生前每日行程表都可以查到，開戰前一刻，胡適面見羅斯福的記錄。1941年美東時間12月7日中午，胡適前往白宮會見羅斯福，羅斯福將12月6日寫給日本天皇的信函內容，親口告知胡適，向胡適說明美國做了最後的努力，但日軍恐怕會在48小時內開戰。羅斯福認為，美日開戰將是人類一大悲劇，但為中國計，也許是最大轉機，羅斯福希望胡適轉告中國政府，萬一美日戰禍發生，中國朝野不可有慶祝之舉，務宜哀矜勿喜的態度。

羅斯福給日皇裕仁的信，日本駐美大使館在東京時間12月7日收到，傍晚完成譯電，而美國駐日大使葛魯12月8日凌晨零時15分急赴日本外務省，請求安排面見裕仁，當面陳遞羅斯福信函，就在葛魯與外務省交涉的同時，日本海軍已在夏威夷外海虎視眈眈，美方的外交努力徒然無功。

根據羅斯福每日行程表記載，胡適是12月7日中午12時30分進入白宮，下午1時後離開白宮。胡適給蔣介石電報稱，他吃完午餐後，羅斯福親自電話告知，日軍開始轟炸夏威夷及馬尼拉。羅斯福判斷48小時開戰，結果與胡適談完一小時，日軍炸彈就扔到珍珠港了。

日本海軍在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清晨偷襲珍珠港，當時約為美東時間下午2時，胡適因此成了美日進入戰爭狀態前，最後一位與羅斯福會談的外國使節。而美日雙方交涉的同時，日本海軍早已秘密集結最精銳的六艘航空母艦，先在單冠灣集合，經北太平洋，朝珍珠港前進。

余吹捧胡毫無歷史根據

余英時誇大胡適對美交涉的外交表現，他說1941年11月26日美日談判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強烈爭辯有關係。但實情並非如此。

從美國國務院的檔案與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都可以看到，胡適與美國政府協商時的表現。當時也在華府參與外交協商的宋子文，11月28日以電報報告蔣介石美日談判過程，其中提到「適之不思探本追源，僅集中力量於過渡辦法之修改」。宋子文提到的過渡方案，或可稱為妥協方案(modus vivendi)，起因於日本軍事侵略亞洲，引起美國不滿，對日本展開許多經濟制裁，日本一方面透過外交交涉，爭取空間，一方面又集合兵力準備攻擊珍珠港，以及對東南亞發動全面軍事侵略，但從事後觀察，日本從一開始以外交交涉，可能就是要迷惑白宮當局，實際上仍以發動戰爭為真正目標。

11月20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與特使來栖三郎，二人代表日本向美國國務卿赫爾遞交妥協方案，希望爭取雙方談判的空間。在遞出外交交涉條件的同時，日方卻從中國戰場調集部隊往東南亞移動，日本海軍也秘密朝珍珠港前進，外交交涉與軍事行動同時進行，美方感受到戰爭迫在眉睫，國務卿赫爾分別在11月22日、24日，兩度邀集中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等與亞洲局勢息息相關國家的大使，討論如何因應日本提出的方案，美國有意緩和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以爭取準備戰爭的時間。會後，胡適打電報回國府，蔣介石聞訊，非常憤怒美方居然想對日本採取妥協立場，蔣的強烈不滿令美方頗感意外。

宋子文批評胡適交涉不力

宋子文11月28日電文提到，「若無鈞座有電，並迅速轉達各方表示堅定正當立場，則此過渡辦法即預備25日或26日正式提交來栖。羅總統尚欲試探，故於26日午後召見文與適之三人密談。羅總統見文等後，即召見赫爾，決定放棄過渡辦法。」宋26日另有電報稱，「適之誤信國務院，不願在原則上力爭，僅齗齗於駐越北日軍多寡之問題，捨本逐末，何濟於事。適之對於美權要，素少接洽，僅與英澳各使約略商談，真相不明，幾致貽誤事機」。

宋子文對胡適表現的批評，可以從國務院檔案中找到佐證。根據國務院檔案，胡適與赫爾討論時，只把問題焦點放在是否允許日軍駐守印度支那的人數不要超過5,000人，不認同美方允許的25,000人。對於日本軍事侵略的本質，胡適沒有任何論爭與主張，胡適的表現被宋子文稱為不思探本追源。胡適畢竟是文人，軍事戰略素養不足，胡適不懂5,000人日軍留在印度支那，若日軍自印度支那以外的地方，對當時輸運中國抗日戰爭物資命脈的滇緬公路，發動攻擊，這些駐防印度支那的幾千人日軍，仍然可以支援攻擊行動，如果有空軍飛行員駐防，更可能對雲南產生威脅。

胡適11月24日與美英澳荷代表會談時，根本沒有余英時口中的「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實際情況與余幫胡吹噓的是180度的不同。24日會談結束後，胡適用電報向蔣報告會談情況，對於美方打算向日本軍事侵略亞洲妥協，胡適向蔣表達，「此舉似有其苦心，恐不易阻止，望速電示中央方針，以便遵行。」該電文稱不易阻止美方改變妥協態度，實情卻是蔣表達反對後，美國即改變妥協立場，胡的電報暴露了他毫無據理力爭的軟弱作為，也不知道如何為抗日戰爭取有利條件，只是一味站在美方立場說話，更沒有所謂對美方強烈爭持，使美方對日本改採強硬態度。

蔣堅定抗日促成美國轉變

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蔣收到胡適24日的電報後，因為胡適請求中央表示方針，蔣中正立刻請外交部長郭泰祺復電胡適要對美妥協表達堅決反對，隨後蔣又用以自己名義，再度去電胡適，請胡適轉告美國政府，必須宣布對日本不妥協的態度。

若說有些因素促成美國在11月26日放棄原先對日本妥協的立場，那絕對與胡適關係不大，胡適自己都說無法阻止，請中央提出方針，胡適電報完全不提他可以如何促成美國放棄對日本妥協，還認為美國有苦心，胡適身為駐美大使，維護中國的利益本是他的任務，但胡適與白宮及國務院交涉毫無方向，印證了宋子文批評的，胡適與美國權要素少接洽，幾致貽誤事機。

蔣電復美方他的抗日堅定立場，胡適這才根據國府外交部與蔣訓令，向美表達反對態度。另外，美國當時派給蔣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也透過羅斯福的助理居里，向羅具實傳達蔣對美國與日本妥協的強烈不滿，這才讓美方態度大轉變。白宮決心放棄與日本妥協，胡適從頭到尾都只是傳達中國政府的抗日立場與角色，余英時過高評價完全與史實不吻合，卻流露出余英時內心中隱藏不說的歧視與偏見。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回首過往滄桑，中華民族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引領下，用血和淚寫下交織著苦難與輝煌的歷史篇章，其中包括台灣同胞對日本殖民者進行不懈抗爭的英勇史跡。台灣早於1945年光復，但未經幾年又因國共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與大陸分隔至今逾70年。回顧台灣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應可激發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

辛亥革命與台灣光復

一、孫中山三次到台灣

孫中山第一次來台是他遭清廷通緝，在倫敦被捕脫險後，於1900年9月28日抵達基隆。在台42天期間，孫中山組織革命隊伍，策劃在惠州武裝起義，並在台設立臨時指揮中心。

第二次是在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化名「汪國權」經日本秘密來台，住在台北梅屋敷（今台北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他這次在台停留只有十多天，而且日本警衛森嚴，但仍見到一些革命黨人，從廖進平手中得到其父廖乾三向台灣士紳募集的6萬元經費，也留下「博愛」、「同仁」等墨寶。

第三次是在1918年6月上旬從汕頭抵達基隆，但日本殖民當局拒其入境，只好轉赴日本。

二、台灣抗日深受孫中山影響

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已將台灣作為重要活動基地，並廣收台籍人士參加革命組織。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向中外記者宣布「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上」。在開國大典後，他接見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台人羅福星時表示「台灣一定要收復」。

武昌起義成功後，台灣掀起新一波的武裝抗日起義，其中包括1912年劉乾領導的「林圯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羅福星更以「驅逐日人、光復台灣」作為起義號召。1922年1月，「北京台灣青年會」創立，提出「台灣者中國人之台灣」口號。

三、孫中山精神長存台人心中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傳來，《台灣民報》發表〈哭望天涯悼偉人〉。3月24日，台灣各界在港町文化講座舉行追悼大會。

1927年3月，蔣渭水主持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會，呼籲與會者莫忘中山先生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年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告中國同胞書》也疾呼，「台灣乃中國之台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

1929年6月，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台灣民眾黨指派謝春木、王忠麟赴南京參加大典，有黨員在台灣暗中聚集哀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宣讀受降書後，前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受降書上簽字，完成接收程序，台澎完全歸還中國。

2011兩岸同慶辛亥百年破局

70年來，每年10月10日兩岸都舉辦紀念活動。大陸強調辛亥革命是中國人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里程碑；共產黨人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合作者、繼承者；孫中山致力於振興中華、追求國家統一的精神，激勵兩岸同胞為之奮鬥。在台灣，歷任總統的雙十演講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氣氛。從蔣介石發誓要反攻大陸、重返南京，到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陳水扁的「一邊一國」、馬英九的「民主台灣」，再到蔡英文的「更好的台灣」，中華民國一步步與中國脫節。

一、2011倡議同慶辛亥百年

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不久，實現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邁入和平發展新局。2009年兩岸均有人倡議，兩岸當局或國共兩黨應在2011年同慶辛亥百年。

2009年10月，「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率團去北京訪問，在民革中央的辦公室提案，建議兩岸共同舉辦辛亥百年的紀念活動，以體現兩岸和解、中華民族團結向前看的精神，民革中央高層當場允諾將努力促成該案。

2010年3月，大陸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有十多位政協委員提出「國共兩黨聯合舉辦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案」。國台辦也表示兩岸同慶辛亥百年有利於團結兩岸同胞共同致力振興中華。

同年7月10日，「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廣州舉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開幕式上均表示，「中山先生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口號，至今激勵著我們為民族團結富強而奮鬥」云云，但閉幕時的兩黨決議並未包括合辦紀念辛亥百年活動。

同年11月，代表台灣出席APEC會議的連戰返台後透露，在「胡連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跟他表示，大陸會隆重舉辦紀念辛亥百年活動；連戰認為大家應該共同緬懷辛亥百年，但不可能一起舉辦。該話明顯透露，馬英九當局堅持「明年兩岸將各辦各的，不會合作」。

二、2011兩岸各辦各的

2011年10月9日，胡錦濤在「辛亥百年紀念會」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10月10日，馬英九在台北發表「百年奮鬥、民主台灣」談話：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希望雙方在正視現實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互助合作，建立制度化的和平關係。

馬英九在2012年連任後說「今後要追求歷史定位」，但他八年任內始終未恢復「國統會」、未恢復光復節為國定假日、未糾正中學歷史課綱中的錯誤史觀，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在他卸任時不升反降。2016年國民黨失去政權，也錯失了歷史賦予它結束兩岸政治對立的時機。

2021看兩岸關係前景

一、大陸統一的條件更強

一晃眼，十年過去了。在過去十年間，大陸的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更加強大，實現統一的決心及能力更為堅實。2016年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2019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說「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今年7月1日又在中共建黨百年大會上強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儘管2018年起，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先後打起關稅戰、科技戰、圍堵戰，更大打「台灣牌」，但中國不僅從未畏縮，還反嗆「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9月10日，拜登總統在阿富汗變天後、9.11事件屆滿20周年前夕，主動打了電話給習近平。這雖不表示中美之間從此將合作無間，但至少顯示美國開始學習「平視」中國，也不希望兩國從競爭走向衝突。

二、民進黨執政陷台灣於險境

在台灣，民進黨2016年完全執政五年多以來，始終不承認「九二共識」，全面「去中國化」，並甘為美國抗中的棋子、急先鋒，這不僅重創兩岸關係，也讓台灣成為「全球最危險的地方」。不過，因美國始終宣稱堅守「一中政策」，蔡英文不敢「法理台獨」，也自稱「中華民國台灣」，但其言行無一不在偷渡實質台獨，例如演講時把大陸說成「鄰國」，又派國安外交人員密訪美國，要求美國將駐美代表處改名為「台灣代表處」，踐踏中國大陸的紅線。

去年11月陸委會得知大陸今年要擴大辦理辛亥110周年紀念活動時，就嚴詞警告民眾、團體不要參加大陸的「統戰活動」。今年9月初公布的2021雙十設計，不僅不見國號、國旗，而且大辣辣寫著Taiwan National Day，坐實了民進黨的真實立場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三、中國國民黨應「聚同化異」

中國國民黨向來自稱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也曾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再度淪為在野黨後卻不認真檢討兩次敗選原因，反而怪罪「九二共識」。今年9月，國民黨主席競選活動開打後，四位參選人為了爭取黨員選票，天天把「九二共識」掛在嘴上，卻仍強調「各表」，甚至怪罪北京「漠視中華民國的定位」。這種說法無助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也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何況，李登輝早在2003年就公然稱「中華民國已不存在」，並發動「台灣正名大遊行」，蔡英文如今稱「中華民國台灣70年」，也掏空了中華民國與生俱來的中國性質，國民黨豈能說是「中共要消滅中華民國」？

9月25日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在這次選戰中，再度提出「求同存異」、「求同尊異」，自以為對大陸釋出了善意，卻忘了2015年5月4日他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與習近平見面時，習就提出：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著眼大局，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對兩岸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難題，國共兩黨都要勇於面對，積極探索解決之道。

事隔6年多，朱立倫有機會再領導國民黨，就應該引領台灣民意，努力「聚同化異」，以開啟政治對話，逐步化解政治分歧，最終結束政治對立，作為國民黨的兩岸主張，這樣才不愧為中國國民黨，也才有可能重返執政。

兩岸統一才能振興中華

平實而論，中國大陸過去70年已實踐了辛亥革命及中山先生的理想：(1)振興中華：反對外國干涉內政，維護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2)為人民謀福祉：實施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致力於平等分配、共同富裕；(3)國強不霸：謹守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精神，並提出各國合作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

最後，國家統一是中山先生平生最大的願望。百年前他就明確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兩岸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也讓台灣人民在百年後再次面臨抉擇，是要繼承愛國主義傳統，把促進國家完全統一、共謀民族復興作為自己無上光榮的事業，還是要作分裂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國家統一不只是大義所在，也勢在必行、不可迴避，至於用何種方式統一，則決之於台灣人民的選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對兩岸中國人來說，2021年雙十具有紀念及反省的意義。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結束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得以逐步落實孫中山三民主義裡的各種主張，彰顯進步與發展的時代價值，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的意義與實踐

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既要求國家獨立、政治民主、又期盼人民生活富裕。

一、民族主義：反抗壓迫、走向團結。辛亥革命是一場民族革命，推翻了一個由少數民族壓迫多數民族的政權，也推翻了皇權統治，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同時也鼓勵了很多亞洲殖民地紛紛走上反帝、反殖民的道路，當時的中國成為支援亞洲人民思想革命的先驅。

二、民權主義：走上自由民主共和的政治發展。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它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專制，開啟了中國民主共和的新時代，同時掀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開創新的民權時代。

國民政府一向以承襲孫中山思想，完成孫中山的建國理念，成為民主的國家為傲。大陸走了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體制，但也強調繼承了孫中山的人民民主，並將其發揚光大。

三、民生主義：奮發進取、開創經濟奇蹟。國民政府遷台後，實踐了孫中山的奮發進取精神，台灣民眾胼手胝足，一步一腳印，完成十大建設，也創造了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實施了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2010年即超日趕美，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辛亥革命對當代的啟示

辛亥革命不只對中國現代化具劃時代的意義，更對當代的我們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民本精神。辛亥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失去群眾支持的革命難以成功，所以革命必須來自人民的主動性。革命也離不開宣傳及心戰，辛亥革命是一場和平的、溫和的革命，沒有付出沉重的社會成本。

二、自由、民主、均富。辛亥革命旨在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而辛亥革命110年也正好是中共建黨百年、是十四五開局年，大陸不僅落實了實業計畫的諸多措施，也開啟了「一帶一路」。在台灣，紀念辛亥革命往往與國慶活動合起來辦，也較重視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兩邊所實行的制度雖然不同，但都實踐了民主的理想。

三、中華文化復興。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對於中國思想和中華文化復興具有極大的貢獻。期許台灣也能夠繼續發揮中華文化的價值，展現中華文明豐富的底蘊與歷史經驗。

兩岸對辛亥革命的詮釋有所不同，大陸側重在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和追求國家統一；台灣則側重於建立民國，走向自由民主；但兩者的目標並不衝突。辛亥110周年適逢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結構重新調整，兩岸均應發揚辛亥革命的精神，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努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從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

傳統的中國大致以「華」、「夷」來分境內民族和其他民族。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孫中山，採取了「驅逐韃虜」為其革命手段，要將少數民族的滿族所建立的政權趕走，進行一場民族革命。不論他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或在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其誓詞都主張「驅逐韃虜」，顯示孫中山為推翻腐敗、衰弱的滿清政府，選擇了一條以漢族為中心，與日本相同之單一民族形式，來建構國家。

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產生很大的變化。他看到美國本是歐洲諸民族的合體，可是建國後已融合成一個民族的國家。他因此呼籲「必要將滿、蒙、回、藏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之後他不再高喊「驅逐韃虜」，而是積極地擁護「五族共和」，強調國家是由五個族群的人民所構成，期待五族同心協力建設「中華民族」的國家，用以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進逼。

為顯示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等多民族國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採用了「五色旗」為國旗，後繼的袁世凱政權也同樣用這代表五個族群的「五色旗」(1912年6月8日至1928年11月2日)，持續認同「五族共和」的國家建構。

抗日強化了中國民族主義

由於日本自古以來就從中國傳入許多文化，日文裡有很多漢字，又都同是亞洲黃種人，因此，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始終抱持著期待。可是，日本卻一再背叛中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中國進一步侵略擴張，先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後又向中國提出苛刻的「二十一條」要求，激起中國人民的抗日情緒。

一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未能在「巴黎和會」爭回山東的權益，演變成學生反日的「五四運動」，進而出現「思想百家爭鳴，各出機杼」、「科學與民主追求」、「個人求解放，民族求獨立」、「弱勢族群受重視，知識分子走向民間」等面向。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人民更加認清了日本的侵華野心，從而造就了中國具有近代國家意識的國民運動。

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孫中山不以中國民族獨立自主自強為其終極目標，他還希望以中國固有的道德、和平為基礎，促成世界各國平等相待，共謀世界和平大計。

孫中山融入了中國農民起義者的樸素平等思想、西方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及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提出具有民權意識與平權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這個大同理想在一國範圍內，按照民有、民治、民享的要求，建立高度和諧的社會；在世界範圍內則是實現國家的消亡及世界各民族的完全融合與和平共處。

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受到國際關注。2017年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呼籲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也可以算是實現了中山先生百年前的理想。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研究員)

辛亥革命的爆發、「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台灣同胞特別關注辛亥革命，欣聞祖國大陸發生辛亥革命，他們心中歡呼大陸革命成功。一時間，「唐山(指祖國大陸)發生了革命，『漩桶』(宣統諧音)退了位，孫中山當了大總統。」這稱頌大陸革命的三句話成了台灣同胞的見面語。當時，歌頌革命的《新三字經》、《孫逸仙演義》、《辛亥革命演義》以及宣傳革命拉洋片、木偶戲等，很快輸入台灣。

對台灣同胞而言，中華民國的建立有著極其特別的意義。簽訂屈辱賣國的《馬關條約》、腐敗的清政府倒台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必定會、也必定能與日本交涉，把台灣要回來，讓台灣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讓台灣人重新成為中國人。應該說，台灣同胞有多少對日本殖民者的恨、對清政府的怨，就有多少對中華民國的期盼。他們期盼著：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會把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哪怕是與日本一戰，也會把台灣「帶回家」。

他們沒有等待，積極開始展示擺脫日本統治、回歸中國的意願和決心。他們當中，有人如連雅堂、林資鏗、林子瑾放棄了日本籍，重回中國籍，積極參加祖國的經濟、文化建設。

更有人在島內直接發動反抗、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不惜為此獻出生命。1895年，自日本殖民者登上台灣島開始，台灣同胞即展開激烈的武裝反抗，使得日本殖民者付出了遠遠超過其在甲午戰爭中傷亡人數的代價，才在台灣站住腳跟。在日軍殘酷的鎮壓下，至1903年，台灣的武裝反日運動逐漸沉寂下來。然而，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時隔數年，台灣的武裝反日起義再次興起，彼伏此起。從1912年到1915年較大規模的即有10次左右。其中，1912年劉幹領導的「林圯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皆震動全島，給日本殖民統治很大的打擊。

作為台灣「與辛亥革命關係最直接的一人」羅福星，在領導1913年「苗栗起義」中，以「驅逐日人」、「光復台灣」為號召；親自撰寫《大革命宣言書》，指出光復台灣活動是為「雪國家之恥」、「報同胞之仇」；在法庭上宣示自己的目的是「使本島復歸中國所有」。

這些起義，都是中山先生的思想引領乃至組織指導的結果。比起當時中國的一般政治人物，中山先生特別關注「恢復台灣」。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直接提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中山先生本人後來也一再重申「恢復台灣」。1912年，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他向中外鄭重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他曾先後於1900年9月、1913年8月、1918年6月三次赴台，前兩次對台灣同胞的影響很大，在精神上給了台灣同胞極大的鼓勵。

然而，台灣同胞在反抗日本的武裝起義鬥爭中，更希望能得到祖國大陸包括武器彈藥在內的物資支援。羅福星在籌備苗栗起義時，曾派吳頌賢和金星橋分赴廣州和福州，與廣東都督胡漢民、福建都督孫道仁聯絡謀求支持，閩、粵兩省表示「已有準備，願做台灣起義的堅強後盾」，然而，不久發生宋教仁被殺案，國內「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和革命派許多重要人物被迫流亡海外，國內革命形勢出現危機，羅福星等人所期待的大陸支援化為泡影，他們只能依靠島內力量發動起義。他們做好了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思想準備。

在沒有祖國大陸的支援下，這些起義都失敗了，起義者遭到大屠殺：劉幹起義失敗後，12人被捕下獄，其中被判死刑8人，無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3人；苗栗起義失敗，被捕者近千人，其中261人被起訴，羅福星等6人被判處死刑；噍吧哖起義失敗後，1957人被捕，余清芳、羅俊等866人被殺，他們兌現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此後，祖國大陸陷入連年軍閥混戰、內憂外患的困境，根本無力顧及台灣。因此，當台灣同胞得知中山先生病逝的消息，眼淚頓作傾盆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極度悲痛之中北向疾書輓聯：「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就讀北京大學的台灣籍學生以北大同學會的名義恭送輓聯：「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這些輓聯固然表達了對中山先生的崇敬、不捨和哀悼，但又何嘗沒有透露出對祖國大陸沒有強大起來、無力解救台灣同胞的失望和哀怨？

確實，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然而，在辛亥革命後，台灣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長期掌握執政權的國民黨是有責任的。時移世易，時至今日，已經退居台灣70餘年的國民黨偏安一隅，竟然在「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等事關中華民族大義的立場上猶豫、搖擺，讓人失望，也讓人直接質疑：國民黨難道忘記了當年催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初心和使命了嗎？面對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促成兩岸統一的歷史責任，國民黨要再一次不惜愧對歷史和中華民族而逃避嗎？

當然，面對台灣島內分裂勢力的叫囂，面對「台獨」勢力「挾洋拒統」、「倚美謀獨」的蠢動，中華兒女老神在在：「台獨」是死路、是絕路！外國勢力，不管是美國還是日本，不管是明的還是暗的，他們若是還想把台灣當成自己的殖民地，把台灣當成自己的禁臠，他們都不可能得逞，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不是腐敗的清政府，也不是軟弱無能、有心無力的國民黨，而是「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獨圖謀」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作者係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