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我曾有一趟短暫的東京自由行。最大的收穫便是走訪了日本兩所頂尖的學府，那就是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我雖無緣就讀，卻衷心嚮往，此次偶然入內參訪，也算了卻我一番心願。

東大在日本首屈一指

東京大學共有5個校區，校本部位於東京都文京區本鄉，故又稱為本鄉校區。前身是幕末時期創辦的「東京開成學校」和「東京醫學校」。明治10年(1877）二校合併，成為文部省管轄的官立東京大學。初期僅設法、理、文、醫四學部及預備門。改制大學後開始使用現名，之後曾更名為「帝國大學」及「東京帝國大學」，簡稱「東京帝大」或「東帝大」。

昭和22年(1947)，二戰結束後再度更名為東京大學，二年後改制為新制國立大學，是日本第一所以現代學制成立的綜合大學。創校140年以來，一直執日本學術界牛耳地位，也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學府，在世界大學的排名榜上也名列前20大。因此，日本學生都以考上東京大學為奮鬥的目標，也以能出身「赤門」為無上的榮耀。

所謂赤門，是東京大學本鄉通側的一個大門，建於文政10年(1827)，原為加賀藩的御守殿門，因御守殿門皆漆為朱紅色，「赤門」即為御守殿門的俗稱。依日本習俗，御守殿門一旦受災損毀，便不能重建。東大的赤門是唯一留存的御守殿門，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曾被日本政府列為國寶，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因此赤門也成為東京大學的象徵。

進了赤門，沿著林蔭大道前行，便可看到文學院、醫學院、圖書總館、人文社會學院、安田講堂等典雅的建築。步行穿梭其間，使我感受到學術殿堂的恢宏氣息，也見證了過去我經由閱讀而熟悉的這些建築；其中又以「安田講堂」最為著名。

它是「安田財團」創辦人安田善次郎所捐贈，由建築名家內田祥三設計，於大正14年(1925)完工。1970年代爆發學運時曾被學生占領，史稱「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事件發生後長期荒廢，直到1994年修復完成後才再度啟用，二年後被日本政府登錄為有形文化財，與赤門同為東大的象徵。

東大還有一個私房景點「三四郎池」，取自夏目漱石著名的小說《三四郎》，是校園中一處幽僻靜謐的水池，學生課餘喜歡來此悠遊散步，享受大自然的野趣。此外，東京大學以銀杏作為校徽，秋天時銀杏大道滿遍黃葉，已成了校園內最著名的風景。

140多年來，東大為日本培養出最優秀的學者、作家乃至首相和大臣，包括16位總理大臣、9位諾貝爾獎得主，如川端康成、佐藤榮作、大江健三郎等人，成就廣受世人注目，也維繫了它在日本學術界崇高的地位。

早稻田是日本私校龍頭

早稻田大學是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學，與東京大學同樣蜚聲國際，校址位於東京都新宿區，二校相去不遠，只要換乘二趟地鐵就可到達。出了東大校門，我當然要順道前往一遊。

早大的創始人，是明治維新時期的開國元老、前內閣總理大臣大隈重信。他因發動政變而下台，與小野梓、矢野文雄等政界人士共同組成立憲改進黨，為了推動黨務，亟需培養領導人才，乃於明治15年(1882)在東京府下早稻田，創立東京專門學校。由於校務發展迅速，於明治35年(1902)經政府認可，升格改名為早稻田大學。

大正2年(1913)，大隈先生宣布「早稻田大學教旨」，以追求學術獨立、學術靈活應用、造就模範國民為建校的宗旨。之後15年，學校重大的建設次第展開，先後完成了大隈講堂、大隈庭園、坪內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而於昭和24年(1949)成為新制大學，奠定了百年發展的基業，在學術上取得私校龍頭的地位。

早大培養了眾多文學、藝術、政治、經濟領域的人才，小說家村上春樹、世界花式滑冰冠軍羽生結弦、演員藤木直人等等，都是早大畢業的。校友組織「稻門會」更是日本最具影響力的校友會。包括福田康夫及野田佳彥等7名日本首相，都是早大的畢業生。此外，民國初年的中國留學生宋教仁、張善與、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都是畢業於早大的校友。

大隈講堂矗立於早大正門口，以早大創校者大隈重信命名。尖塔的設計十分醒目，也使得大隈講堂成為早大的地標。大隈庭園位於講堂旁步，占地遼闊，綠蔭垂覆，除了學生社團會在此活動，也是遊客賞楓、賞櫻和野餐的好地方。

校舍巍峨，莘莘學子在課堂間川流不息，臉上流露著自信與青春的光輝，我悠遊其間，處處是書香味，百年精華盡在其中，當然令我流連忘返了。

(作者係作家)

自走砲向來是陸軍砲兵單位提供遠距火力支援的裝備，伴隨著大陸科技的進步，地面裝備日新月異，新式砲兵也成了矚目焦點，其中口徑155毫米自走砲，不但是當今世界砲兵的主流，更成為大陸軍方發展的核心目標。

PLZ-07自走砲

2009年大陸舉辦60周年閱兵時，新款地面裝備成為媒體的寵兒，解放軍陸軍第三代122毫米口徑自走砲，當時是砲兵家族中最新款的自走砲，整體砲車也都是大陸軍方自行研製的。隨著地面部隊對於火力的需要，大陸自行研製的自走榴彈砲性能遠超過國外的現役裝備，更帶動了大陸軍工複合體產業。

整體而言，PLZ-07自走砲的口徑為122毫米，其車深重達24.5噸，長超過6公尺，寬達3公尺，操作人數包括：一名砲長、一名瞄準手、一名駕駛與2名裝填手，最大射程遠達22公里，在公路上平均行走速度為每小時65公里，最大行駛距離超過500公里，配屬於一般的機械化步兵師單位，為步兵單位最佳的火力支援利器。雖然其口徑仍遜於155毫米榴彈砲，但對於基本的支援步兵單位已是綽綽有餘。

PLZ-45自走砲

1980年代後的大陸軍方，為維持國內整體的軍武發展能量，一方面是希望在砲兵發展上能完全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二方面是希望藉由國內自行生產壓低造價成本。在該主流政策的帶動下，由奧地利引進155毫米砲技術，再由國內軍火公司複製生產，成為當時的主流氣氛。整體計畫由中國大陸「北方工業集團」出資，努力打造新一代的45倍口徑155毫米自走砲，於是1990年代後PLZ-45 155毫米自走砲便應運而生，成為中國軍方19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主流裝備之一。

大體上，整輛自走砲車重33噸，長約10公尺，寬6公尺，若安裝「火箭助推彈」，最大射程可遠達39公里，射程不但已有世界水準，由於其造價便宜，受到不少第三世界或中東地區國家的青睞，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衣索比亞與巴基斯坦就是主要買主。

為保證PLZ-45自走砲車能於高溫環境下作戰，該型自走砲更安裝空調，讓車內乘員的舒適性與耐戰力大幅提高。一般而言，陸軍各型裝甲車為求「省油」與「後勤保養」便利，普遍不會於車內安裝空調，而PLZ-45為達世界一流水準，加上增加買家的意願，在車內安裝空調，不但有利於中國砲兵的作戰環境，更成為銷售上的亮點之一。

PLZ-05自走砲

為提高砲兵實力，PLZ-05 155毫米自走砲成了大陸軍方的主力之一，從2005年生產至今，已有近300門新式PLZ-05毫米自走砲正式服役，更是中國解放軍砲兵中最新的裝備。

PLZ-05自走砲大致上是透過複製「俄羅斯2S19」自走砲的經驗，大幅改善自走砲的發射時間/速度，原則上一分鐘能以3-5發的速度發射。為持續加強火力與射程，PLZ-05的火砲身管長度為其口徑的52倍，一般射程40公里，若加裝火箭助推彈則高達70公里，若安裝「WS-35」精確導引砲彈，射程更可遠達100公里，與火箭彈、飛彈的射程不相上下。

由於該款自走砲為大陸的最新砲兵裝備，車體與砲塔皆以「鋼裝甲」結構為主，對於基本的穿甲彈也有保護效果，車體內部亦有裝甲作為防護，能防禦核能、生物攻擊與化學攻擊，保護車內4名乘員的安全。

整體來說，大陸新一代的PLZ-05自走砲已能和世界主要的自走砲抗衡，性能亦達世界水準，舉例而言，德國的PzH2000、南韓的K-9、土耳其的T-155、伊朗的Raad-2、日本的99式、新加坡的SSPH 1等皆與該款自走砲車為同等級裝備，不但傲視國際，中國陸軍的地面砲兵在攻擊、防護更有長足進步，對於陸軍大國的中國大陸來說，無疑是一大鼓舞。

結語

由於各國陸軍普遍將自走砲的威力，界定在傳統火砲與火箭、飛彈之間，自然為步兵火力支援的單位，加上自走砲本身擁有強大的機動性能與砲彈裝載量，各國陸軍皆相當重視。基於兵種多樣性與任務屬性，大陸軍方亦十分重視自走砲的發展，無論從性能、造價的角度來說，陸軍強大的自走砲已成為步兵仰賴支援的裝備。

(作者係軍事評論員)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變82周年紀念。

美國《時代雜誌》1937年11月8日，報導了一件事，在可歌可泣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前，國軍與日軍就曾激烈對峙。日軍在經過軍政整合與密探上海之後，原本只願效忠天皇的海軍與陸軍，決定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國軍，並且以「大推進」戰術，進擊上海閘北地區。首先，日軍沿著蘇州河開向閘北，僅僅在大場鎮，就進行了將近一個月之久的轟炸。最後再以坦克等機械化部隊攻擊大場鎮，以便徹底瓦解國軍士氣。就在日軍占領大場後，清理戰場時，竟然發現有戰死的中國士兵，用手銬把自己和槍一起銬住，直至陣亡仍然堅守崗位。

《時代雜誌》又報導，在日軍占領上海後，1937年12月，日軍不顧美英等國勸阻，執意在上海進行勝利大遊行。就在日軍遊行當天，許多日本人公然飲酒慶賀，並威脅要把中國人推入水溝裡。日軍這種耀武揚威的行徑，招致中國愛國人士的全力反擊，於是有人向遊行的日軍投擲手榴彈。就在此時，於中外人士眾目睽睽下，有個中國人高呼：「國民黨萬歲」，接著從高樓一縱而亡。

中日在四行倉庫經過四晝夜的激戰結束後，剩下的377名壯士藉著國際社會的協調，快跑25碼，轉進英國租借地，最後壓陣出來的謝晉元團附，卻帶著滿臉的淚痕。這個場面讓英國准將斯馬萊特(Alexender Telfer-Smollett)感動地大喊：「我從未曾見過如此偉大的！」

就是因為這種偉大的同仇敵愾、反抗日本侵略，以求民族生存的精神，以至於當日本派軍機突襲南京火車站和貧民窟，炸死許多來不及逃生者和老弱殘病者，中國人卻在劫後餘生後紛紛衝到街上，握緊拳頭，指天咒罵日軍，並立即由工人修復道路、防空洞，準備和日軍決一死戰。

《時代》雜誌更報導，抗日戰爭初期曾有6架日本軍機試圖追擊蔣委員長的座機，經過280公里的驚險追逐，蔣的飛機才擺脫日軍的糾纏。

國民政府在重慶所領導的全中國人民抗戰的精神，又謂之「重慶精神」。它是以寡擊眾，化被動為主動，化不可能為可能，集中所有資源一致對抗強敵，以空間換取時間，奮戰到底的精神。

很不幸的，1945年中華民族經過8年浴血抗日，贏得對日戰爭的勝利後，國共爆發內戰，中國又再度陷入混戰。在七七抗戰屆滿82周年之際，吾人應當沈思，兩岸中國人應如何接續先賢們的腳步，繼續讓中華民族發光發熱。

(作者係中正大學副教授)

1949年7月，中共因一起交通事故，將美國駐上海副領事歐立夫關進拘留室，兩天後，歐立夫簽下道歉函被釋放。這起事件讓杜魯門政府打算與中共發展政治關係的如意算盤破滅，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倉皇撤出大陸。

1949年，共軍在國共內戰有如摧枯拉朽般，連戰皆捷，渡過長江後，順利攻占南京、上海等地。國府撤出南京時，僅少數大使館隨國府撤往廣州，美國大使館奉命留在南京，因為美國當時已對國府不抱希望，希望逐漸與中共建立關係。但由於美國政策搖擺，與中共當局的關係一直無法有具體進展，直到1969年尼克森就任總統後，雙方關係才開始破冰。

國府戰敗美外交官遭殃

從19世紀以來，上海就聚集了不少洋人。共軍進入上海後，努力保持市面平靜，但不允許西方外交人員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僅以一般洋人看待，因為上海的外交機構尚未承認中共當局。美國外交官不理解中共的態度，在上海仍經常開車違規闖禍，這在國民政府時期，外國人交通違規，就算沒有外交特權身分，也很少受到處罰，但以弱勢群眾代言人自居的中共，自然不允許洋人在上海橫行。

歐立夫拘留事件始末

有關美國駐上海副領事歐立夫(William Olive)被逮捕的過程，從美國國務院的公開檔案及大陸方面的文史資料，大致可以看到幾個版本。

根據當天與歐立夫一起被關在拘留室的印度人，對美國總領事館人員的陳述。這位義大利外交官雇用的印度人Boor Singh告訴美方，7月6日傍晚5時，歐立夫被帶到警察局。歐立夫與員警爭論，旁邊幾位員警跑來，其中一人抓住歐立夫的手，然後把他拉開，歐立夫抓著櫃檯，把一個信件箱推翻，墨水也被打翻，墨汁濺到他自己臉上與衣服上，一旁的員警也被潑到，歐立夫與員警雙方又踢又打，歐立夫被打倒在地上，上了手銬，然後員警繼續踢打他，歐立夫仍繼續反抗踢員警，有位員警掏出槍，威脅要開槍，歐立夫這時才求饒，被送進拘留室，與印度人及兩位中國人關在一起，歐立夫拒絕進入，仍被員警抓起來扔進去。歐立夫要求打電話，遭到員警拒絕，印度人6時15分釋放，當時歐立夫還在拘留室中。

美國上海總領事館從合眾社(UP)中國記者由警察局的警衛得來的消息。他說，歐立夫與員警衝突時，身體左側有三處受傷，他的罪名是他所駕駛的吉普車與其他幾輛汽車，阻擋了共軍遊行的路線，歐立夫是唯一被帶去警局的人，他對這種差別待遇強烈抗議，員警不接受他的抗議，要關他24小時，歐立夫要求以罰款取代入監，但被拒絕，然後就被帶走了，這時他因為想抓住桌子，卻把桌子翻倒，與警察局長發生衝突，一旁的員警也來幫忙局長，把歐立夫打得很慘，將他單獨拘禁，不得與他人接觸，員警不斷要求歐立夫寫道歉信，遭到歐立夫拒絕。

美方人員與上海匿名警方人士接觸的訊息。匿名消息來源稱，歐立夫抗拒喧鬧的態度讓事情更複雜，以致很難妥善處理。另一位員警部門首長說，若歐立夫仍堅持外交官與美國領事館成員的身分，事情就會沾上政治顏色，會變得更複雜。最好把他當一般民眾處理，不要讓總領事館涉入，以免員警當局放大處理這個事件。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依據各方消息，整理出的事件過程。歐立夫7月6日下午1時半離開總領事館，開車通過外白渡橋，沿著上海大廈前進，當員警指示他往旁邊的小街開去時，他沒有看到任何遊行，這時前面被兩輛推車擋住，歐立夫按喇叭，要他們把路空出來，他準備繼續往前開，附近配有武裝的共軍士兵，顯然對馬路上的苦力被迫將路讓給外國人走，感到非常憤怒，跑過來強迫歐立夫把車開回原來的大路上，歐立夫往回開，準備回總領事館，接近外白渡橋時，員警嚴厲地喝令他停車，剛剛那些士兵又出現了，把他留置兩小時，然後送去警察局。

歐立夫在警察局的時候，靠著抓著桌子邊緣，士兵推開桌子，使得他失去平衡，把墨水瓶與杯子打翻到地上，他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一隻手在跌倒時打到一旁的士兵，士兵被惹怒立刻包圍上來，用槍管打他，歐立夫為了自我防衛抗拒著，士兵拿槍指著他威脅。結果歐立夫被上手銬24小時，身體與腳都被毆打，被拖進設施簡陋的拘留室，裡面關著三個人，然後又被關到另一間牢房，裡面擠著15個中國貧民，這些中國人對歐立夫很好，還給他水喝。

第二天他們強迫歐立夫寫自白書，承認犯下攻擊與交通違規等罪刑，他寫了三份聲明，他們都不滿意，寫第四份時，幾乎是照著他們念的文字寫下來的。歐立夫被羞辱時，他們不斷對他拍照。

8日下午3時30分，他們的態度突然改變了，因為美方官員上午拜訪中共外事處後，他們給歐立夫外國香菸抽，請他寫信給妻子，讓他洗澡、刮鬍子、剪頭髮。歐立夫道歉時，一旁有攝影師拍照。9日中共釋放歐立夫，美方對歐立夫進行醫療檢查，發現沒有大礙。

大陸方面文史資料的說法。根據大陸軍事作家劉統在戰上海書中所述，遊行隊伍行經東長治路時，自溧陽路跑出一輛車號03116235的汽車，不聽崗警喝止，直衝遊行隊伍，崗警勒令後退停車，歐立夫不聽指揮，出言不遜，繼續強行通過，公安民警將他拉下車，押解到提籃橋公安分局，歐立夫到警局後態度更加蠻橫，拒絕說出自己的名字，拳打腳踢，將辦公桌文具砸毀，在場工作人員勸阻不聽，上前採取強制手段，他又將一人手錶踢壞，手腕踢傷，另一人的鋼筆也被踢壞。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下令，看管歐立夫必須由自己的人負責，不給原來國民黨政權留下的員警看管，不吃外邊送來的飯菜，不承認歐立夫的外交身分，沒有豁免權，依法處裡。

歐立夫簽下道歉函

歐立夫在道歉函中表示，他保證「不再重複這種錯誤和行為」、「今後將在中國做一個守法的外交官」，並「感謝人民政府，對我的事件所給予的考慮及對我的寬大及和善的待遇。」

從這幾個不同的故事看來，該事件的真相大概是，歐立夫7月6日遭上海警方拘留，因不滿未受到中共的尊重，與對方發生肢體衝突，最後迫於無奈發表公開道歉，9日獲釋。歐立夫雖有傷勢，但不是中方人員主動出手毆打，而是在雙方衝突中受傷。

美國放棄與中共發展關係

美國在抗戰後期曾不顧重慶當局反對，派出觀察團到延安，與中共建立關係，直到抗戰勝利後，中共認為美方支持國府，才與美方關係破裂，曾在延安工作的美國武官巴瑞特立場親共，國府在1949年敗退，在美方尚未全面撤出大陸前，中共當局曾下令監視掌握巴瑞特等人的動向。

由於發生歐立夫事件，加上洋人已無法享有過去國民政府所給予的禮遇，美國外交系統開始對美方人員的安全問題產生疑慮。司徒雷登原本希望到北京訪問，嘗試與中共中央展開接觸，但美國國務院沒有同意，反而建議司徒雷登到國民政府所在的廣州，司徒雷登左思右想後，決定保持平衡的立場，也不去廣州。

歐立夫獲釋後，在總領事館人員與家人的陪同下離開上海，隨即返抵美國舊金山，並到華府對整件事件提出報告。司徒雷登也向中共當局申請要離開大陸，但申請案遭到多次技術性的阻擾，直到8月2日，司徒雷登等才離開中國大陸，美國想要與中共建立關係的策略至此告終。

不過，比起中共只用了極短的時間拖延司徒雷登返美申請，大陸飛彈科學家錢學森從1950年想要離開美國，就遭到美國各種政治壓迫，甚至遭到拘留，整起爭議前後長達5年，直到1955年中美雙方才以換俘的方式，由中方釋放美方被俘人員，交換美方同意錢學森回到大陸。

比起錢學森在美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中共當局對司徒雷登的待遇好太多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50年前，2萬公尺，錶落雪地。您家人拾來還我。那錶永遠在我心中，滴答的走著。今天我拿隻錶來還願。」2015年9月5日，張立義到包頭董姓人家送了隻錶，謝謝他們在寒冷的早上給他開了門。6月12號早上，滴答聲停止了。

在一張機尾掉地的照片上，張立義寫著：「兴华老弟：从1965.1.10以后，我就开始新的人生，至今又过了五十年。」

1964年那天，他駕駛U-2偵察機飛往包頭，他只知道照相，不知道下面是什麼。突然一陣強光，飛機全黑，被薩姆飛彈擊中，他立刻彈射出去，掉落了20公里，然後傘開了，他震醒過來，抹了抹護鏡的冰屑，看到一輪明月，下面一片雪地。他看了看錶，停在9點鐘。

這隻軍用錶，是張立義在美國受訓時得到的，有兩隻，一隻給了妻子張家淇，這隻掉落在董家，大陸派來照顧他的空軍軍官葛棣拿來還他，張立義說誰撿到就送給誰吧，葛棣說要物歸原主。但錶壞了，張拿去北京錶店修，店家一看美軍錶，是敵貨，拒修，五年後到南京才得修好。

葛棣來包頭把他接到北京，叫他安心，說依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政策，會「善待俘虜。」葛棣說：「你沒罪，帳算在蔣介石身上。」他與張一起生活了三個月，同吃同睡。

葛棣後來升到高職、退休，2015年他知道張要來參加93抗戰勝利70年閱兵，很高興，帶著三位舊屬在軍事博物館旁迎接張，還激動地在後面抹淚。他們送了張一套當年被「監管放封」的照片，張一看到U-2機的照片就開懷笑。

他們說：「當時我們執行上面的政策，與國民黨這些空軍人員相處。真可謂相逢一笑泯恩仇，歷盡劫波兄弟在。大家本是一家人，就是內戰打成了敵我，但拋開那些政治爭議，我們還都做了好朋友。大家非常懷念、關心老友張立義，所以這次能再見到他十分高興。我們都老了。那段相處與友情是一生中的重要一章。特別是他這次應邀參加閱兵典禮，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不忘歷史，包容仇恨』，盼兩岸邁出和解大步，真正表達了一代老兵的心聲和風範。」

當天早上軍博館把飛機棚清場，讓張立義單獨看他的3512號機。這是四架U-2拼湊而成，分屬陳懷生、葉常棣、李南屏。李南屏開的那架飛機1964年7月7日在漳州被擊落，那天張立義剛到35中隊報到，聽到美國人員氣得摔杯子。

王錫爵是張立義的同隊，他出的第一趟任務就是偵照廣州白雲機場。1985年5月3日，王駕駛華航747貨機降落在這裡，打破了國府不接觸的堅持。

上次看到這架U-2機是50年前，當年這4架機骸展示在軍博的廣場上，張立義由人陪同，夾在群眾中，來看看自己的飛機。

他在北京住空軍招待所，生活優遇，有4個兵陪他，張還在天安門廣場教他們騎腳踏車，好讓他們「伴遊」。平時就打打乒乓球。

1970年，周恩來批示他回到南京老家的公社，見了27年前在重慶分開就未再見面的母親，陪她12年直到她過逝，這也算是因俘得福。

張立義的父親1937年回南京去看他家的店鋪，12月13日日軍進城，他父親就失蹤了。2015年看完閱兵，張立義來到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在牆上，找到父親的名字─張少峰。

張立義後來在農村、工廠工作，任勞任怨，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廠裡的領導還向工作散漫的知青誇他說：「你看張立義，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後來他被安排到「南京航空學院」，擔任教學副組長，一切都很好。但1981年被告知可以回台灣，他又到北京休息了三個月，唯一使他心情低落的是，葛棣告訴他「你妻子改嫁了」，然後葛棣一路送葉常棣和他到羅湖出境。

張立義在閱兵席上說：「我是中國人，抗戰勝利對我有很大的意義。我父親在南京大屠殺中犧牲。我來參加閱兵是應該的，中國人就是中國人，難得有這70年的大典。」

1990年9月，他終於和葉常棣拿到中華民國護照，兩人連袂回台。空軍幼校同學歡迎會上掛出「蹩起，我們擁抱你。」這是張在學校的綽號，形容他老是皺個眉，不講話。

張立義說他與葉常棣「死後」，碧潭空軍公墓給他們立了衣冠塚，後來他們活了，就把墓碑移去了。他們倆看了那坏黃土說：「這大概是要保留著給我們，做最終安息之所吧？」

7月1日，張立義的墓碑將在碧潭重立。

大陸空軍的人這樣說：「張立義這人忠厚誠實、富感情好。坦白說，撇開意識形態的對立不談，國民黨軍人確實本質都不差，真才實學，做什麼會什麼，水準都好。」

張立義那封還願的信最後寫著：「漢翔萬里，錦繡河山；故國雨露，存歿兩沐。」

(作者係歷史學者)

黃遵憲是一位較早提倡學習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立憲政制，改革中國的封建專制，建立民主法治的先進人物。他認爲歐美文明社會的基礎完全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之上。所謂國中事無大小，皆取決於議會。

即使一百年後的今天，黃遵憲對中國人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是有啟迪的，因為中國至今還在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國家而努力。

考察西方近代國家制度

作為外交家的黃遵憲，曾出任晚清駐外使館官員達14、15年之久，在自己職權範圍內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並且還非常注意考察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在任駐日使館參贊期間著手編纂的《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是近代中國人最全面、最系統地研究日本的巨著，對我們瞭解日本，瞭解日本的明治維新極有幫助，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就是通過這兩本書認識到日本人向西方國家學習有成效，從而提出中國的變法必須走明治維新道路的。

在英國使館參贊任內(1890-1891)，黃遵憲認真考察了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並且將它與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做比較。他觀察到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政府政令由上、下議院議決後施行，官員的任命按考試制度考選，雖上懸一君主，但對實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並不妨礙，社會秩序較之美國的共和制度要安定，社會發展採取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改良，不至於出現如美國總統選舉時發生的行賄受賄、嚷亂行刺等弊病。於是他認為，中國的國情適宜行君主立憲的政體，中國的改革應以英國的憲政為模式。通過對日本和歐美政體的考察，黃遵憲具備了較成熟的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和政治才能，成為中國較早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

投身變法維新運動

1894年底，黃遵憲被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以「籌防需人」為由，奏調返國。黃氏結束了為期3年的新加坡首任總領事一職，於12月初回到上海，旋即投身於變法維新的政治活動。

他參加了上海強學會，與梁啓超、汪康年一起創辦《時務報》，該報成為戊戌時期資產階級維新派鼓吹變法的喉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在1897年入湘贊助巡撫陳寶箴推行變法，提倡「地方自治」和「分官權於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議會制度；並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國家的員警制度而設立保衛局，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改革措施的推行。接著他又與學政江標、維新派士紳熊希齡等創設時務學堂。巡撫陳寶箴對黃遵憲主持開辦時務學堂頗表信任，並「劄委黃公度觀察為總理官」，負責學堂的草創工作。

黃遵憲親擬《湖南時務學堂緣起》，提出設立學堂的宗旨是為了開民智，「培植人材為自強本計」。旋又招邀梁啓超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練，使湖南的變法維新運動獲得長足的發展，成為全國最有朝氣的一個省。

1898年9月，戊戌政變事發，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窮逮維新黨人，黃遵憲亦受牽連，遭革職放歸故里。並於1905年在家鄉嘉應州（今梅縣）抑鬱而終。

一生志在變法、在民權

1905年2月23日，當流亡海外的梁啓超，聽到黃遵憲逝世的消息後，立即寫了一篇情深意切的悼文，內稱黃對自己惟教惟誨，亦師亦友，有「國中知我者無若君，知君者無若我」之語，正所謂「平生風誼兼師友」是也，足見黃梁交誼之深。

黃梁結為知交是因同抱維新變法、振興中華的理想，並將改革中國的政治積弊作為終生職志，以追求民主和法治作為自己的終極關懷。

用黃遵憲的話來說就是「一生志在變法，在民權」。這也是黃遵憲值得後人尊敬和紀念的原因。

(作者係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東亞海研究室主任)

今年7月13日是鄭學稼(1906-1987)逝世32周年的紀念日。我忝為他的門生之一，稱他為「老師」是理所當然，但我寧願稱他為「先生」，因為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典範，稱他「先生」，覺得親近且大氣，可以俯身、可以仰望。

1987年7月學稼先生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病逝，當時我在美國忙著撰寫博士論文，遠隔重洋，未能親自在病榻前為先生送終，自是平生最大遺憾，還好及時趕回來參加了在二殯景行廳先生的告別式。是年8月我在《文訊》第31期發表〈反共理論大師：鄭學稼先生對馬列主義的研究〉表示對先生的追悼。匆匆32年過去了，這是我第一次寫回憶先生的文章。 

鄭學稼與陳獨秀

先生與民國史以來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有交往，但他常對我談的有陳獨秀、胡適及張國燾。

1938年1月，先生因公去漢口，李麥麥邀他到武昌探訪陳獨秀，這時由於陳正和毛澤東政治談判與鬥爭，託病不見李鄭二人。5月初，先生受《時事新報》之託，送稿費給陳，陳當時住在漢口模範區一家成衣店樓上。先生說：「他給我深刻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以後二人經常來往。

陳獨秀於該年6月初入川，先生於6月28日抵宜昌，因康兆民的關係，先生馬上換船，在船上遇見陳獨秀和家屬在船頭打地舖，心中有一種特別的感受與同情。先生告訴我，陳獨秀創立中共黨時以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革命對象，他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在中國先要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但到重慶後寫的〈論資本主義〉，《時事新報》居然不予刊登。

先生還說，陳遷居江津後生活無依，靠朋友接濟，1941年3月25日陳突然寄一封信給鄭先生，內付5千元(國幣)支票及代轉張國燾的信，請先生面交張。先生隨即帶著信件與支票去見張國燾，陳給張的信內說「卻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後萬為我辭。」原來這是重慶層峰知道陳生活困難，透過朱家驊贈5千元，陳退還朱，又託張國燾轉寄陳，陳再堅退。先生說：「張國燾接信和支票後對我說『仲甫先生總是如此』」。此事後來先生告訴我「陳獨秀貧賤不能移」。

先生研究馬克思主義，對陳獨秀有較深的了解與特殊的同情，《陳獨秀傳》寫得真是深入，先生過世後才出版有點遺憾。

鄭學稼與胡適

1959年春天，中研院全漢昇突然到臨先生家，對先生說：「胡適先生見你在《祖國》上關於中共六中全會分析的論文，認為是有學問的人寫的。他問我：是否認得那作者？」全氏又說：「胡先生又問我：如此有學問的人，台大為何解聘他？」全氏最後說：「胡先生要來貴處看你。」先生認為就年齡與文化界的地位而言，胡是前輩，於是客氣地回答「應該我去看胡先生」。接著不久胡氏來電話「我久仰你」，並約2月20日在南港見面。

先生如約前往南港中研院胡氏公館。胡鄭兩人由下午4點談到晚上8點，胡適留先生吃晚餐。這次胡鄭「談話」有如下內容：(1)胡說在紐約就看過鄭的著作，既回台灣，便想和鄭見面晤談。(2)胡重複說中共批判他，並問：「你對那些批評有何意見？」鄭說：「有的地方頗有理。」胡說：「我未公開反馬列主義，中共所以批判我，由於我的『懷疑』。」鄭說：「一個人不受任何信仰支配，這個原則，我是無條件支持的。」(3)俞某在三十年代要胡改正三民主義，胡因此寫〈知難行亦不易〉，居然引起國民黨的反攻，就此不再改正。(4)談到陳獨秀，胡有嚴厲的評語，鄭阻止胡。胡改口說反對陳做共產黨，鄭說：「一個知識分子，為着信仰，犧牲兩個兒子和財產，死後無葬身之地，雖然幹共產黨是錯誤，應該原諒。有一種知識分子，人們給他錢，他連褲子也脫下來，那才該罵喲！」(5)胡談到胡風，說胡風的文藝主張與自己的相同，鄭說這是中共對胡風主張的歪曲，真正原因在於胡風與周揚爭文藝領導權。(6)兩人還談到大陸文藝與台灣文藝界的情況。胡說：「共產黨的文藝理論書，不易懂」。鄭建議：「讀讀普列漢諾夫的這類著作」。

晚餐後胡要派車送鄭回家，鄭堅辭，自己乘三輪車至南港，然後轉車回家。

鄭學稼與張國燾

我為了寫《張國燾與中國共產主義》，向先生請教。先生告訴我：張國燾北京大學出身，五四運動時期擔任北京學聯會主席，不但是中共創建人之一，也是「八一南昌起義」主要策劃人。張曾建立「川康蘇區」，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實力雄厚，在中共25,000里長征期間，為了「西行」與毛澤東「北走」發生分歧，張以「第二中央」與毛的「第一中央」抗衡。迫於新疆馬家軍的圍堵，紅四方面軍兵敗潰散，張率餘部轉往延安，到延安後，毛解除張國燾的兵權，可見張到延安後，已不是毛的對手。

1938年4月初，張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身分祭黃陵，祭後突然不回延安。張遠走武漢，中共派周恩來勸，請張顧全大局重返延安，張拒絕，並公開宣布脫離中共，隨即中共將張開除出黨，張脫離中共後由武漢前往重慶，蔣介石認為「張國燾事件」是國民黨對中共鬥爭一大勝利，但蔣並未重用張國燾。

1948年6月，張國燾在上海辦《創進》周刊，邀請先生擔任主編，直到上海時局逆轉，先生與張準備前來台灣，《創進》才告停刊。先生曾告訴我，張國燾來台後住在草山（陽明山），國民黨排斥他，還以權勢奪占張氏住宅，終於迫使張遷居香港，此時大陸完全變色：「老蔣突然想起張國燾，並要張成立第二中共，以便與毛共對抗。張回蔣說：『一切已晚』，給以回拒。」

我看完張的《我的回憶》，問先生此三大卷書寫得如何？先生答：如實撰述，有歷史知識性。

流落香港的張國燾於1968年移居加拿大，先生每次赴美探親都會轉往多倫多看望張國燾。張中風後身體癱瘓，生活起居不便，只好轉住養老院，1976年底先生最後一次去看望張，他一走進養老院，看到張坐著輪椅。張一看到鄭突然扭轉輪椅背朝著鄭離去，先生尾隨至病房，張躺在床上假寐不理他，臨別張的兒子甚至不送先生去機場。關於這次探訪，我曾問過先生：「難到張先生對老師您有所誤會？」先生答：「張身體癱瘓，英雄氣短，晚景堪憐，精神心理都有失常現象，他以為我是奉台北之命召他回台，真是大錯特錯。」

1979年冬天大雪紛飛之日，張國燾在病床上因被子掉落床下無力蓋回，在寒凍中離開人間。先生後來對我說：「你是在台灣唯一寫張國燾傳記的人，應該把張的末日寫上。」

鄭學稼與《中華雜誌》

《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更是鄭先生的老朋友，三十年代他們兩人便認識，他們都在日本留過學，而且上海發生「社會史論戰」時，胡先生是主要參與者，鄭先生也參加論戰。

八年抗戰時期，鄭胡二人先後去了重慶，也都用自己的筆墨盡一個知識分子對民族聖戰應盡的力量。之後，二位又先後來到台灣，鄭先生在台大經濟系任教，胡先生擔任立法委員，「中西文化論戰」後，胡先生辦《中華雜誌》，鄭先生經常為雜誌寫稿。

鄭先生在台大任教期間，因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被解聘。先生通印尼文，因此前往印尼，在雅加達擔任一華僑中學校長，並翻譯印尼蘇卡諾總統之《印尼建國五原理》，先生說：「我由這本書，知道蘇卡諾的思想，受三民主義的影響」。

先生有一次在新店胡先生寓所對我說：「國民黨政府可以用政治力免除我的教職，但沒有辦法奪去我手中的筆！」遠在海外的鄭先生經常在東南亞、香港華文報刊發表文章評析時論。

《中華雜誌》是鄭先生晚年發表文章時論的主要陣地，「鄉土文學論戰」二人攜手捍衛民族文學，抗擊「疾風集團」，二人不惜走上法院訴求正義。1986先生發現腸癌，1987辭世，胡先生痛失老友，輓聯有曰：「學問關興亡，赤事洞明少用處；患難識孤介，黃泉儻憶出庭時。」

鄭學稼與政大東亞所

蔣氏父子為培養黨政軍反共理論高級人才，設立了政大東亞研究所與政工幹校政治研究所。東亞所所長由當時「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兼任，幹校政研所則在王昇的領導下，由段家鋒將軍負責。這兩個教研單位都禮聘鄭先生到所任教。

先生在東亞所講授「馬列主義專題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在幹校政研所開授「共黨理論批判」，大師在講座上講自己最有心得的學術專題，其精彩可想而知。

1974年秋天，我進入東亞所「東亞問題研究班」進修，與碩士班的學生一起修先生開授的「馬列主義專題研究」。先生備有講課大綱，手拿粉筆，或站或立，不說廢話，直接進入專題講授。我還記得開學第一次上課，先生對同學們說：「馬列主義專題要研究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要區分這是三個主義，不是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主義，更不是史達林主義。」隨後在黑板上寫了三個英文字，以便讓同學了解他說的「區別」：Marxism、Leninism、Stalinism。

先生又指出：「馬列主義是史達林主義的代名詞，因為史達林自稱他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好學生』，他的思想理論自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故簡稱『馬列主義』，英文是Marxism-Leninism」。這使我生平第一次明瞭馬列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要加以區分。引導我進入哲學領域的是胡秋原，開啟我進入「馬克思學」（Marxology）堂奧的是鄭先生。

先生退休後東亞所才成立博士班，當時所長芮和蒸繼續禮聘先生在博士班開授「馬克思主義研究」，先生說年老，不想再教，向芮所長鄭重推薦：姜新立可以勝任這門課程。就這樣，我接下了東亞所博士班的專題講座。第二年我離台赴美留學，向先生辭行，他說他一生最缺的是哲學，研究馬克思更要哲學基礎，受到先生的感召、鼓勵與期許，我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哲學系就讀，畢業後，轉內布拉斯加大學專攻馬克思政治哲學。沒有鄭師的推薦、鼓勵與期許，我不可能到東亞所博士班任教，也不可能前往美國留學、八年後取得學位回台任教，繼續接下他的棒子，這是我這一生轉變的關鍵。

鄭學稼與「馬克思學」

先生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上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70餘種學術著作便是明證。此處只談他與「馬克思學」的關係。依我的認識及瞭解，在「馬克思學」的研究與造詣上，先生不但是台灣/兩岸的「馬克思學」權威學者，即使放在世界學術領域，他也是第一流的研究家，美國的史卡拉賓諾、德國的金德曼都與先生對談過，都肯定先生不僅是「中共問題」權威，而且對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與歐美「馬克思學」研究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30年代先生便譯出雷岱爾《社會主義思想史》，40年代寫《馬先爾的新古典派經濟學》，50年代寫《第三國際興亡史》、《列寧主義國家論之批判》，譯貝加也夫《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原》，60年代譯龐巴衛克《馬克思體系的完結》、考次基《論無產階級專政》，70年代寫《馬克思勞動價值說的爭論》，並在台灣首先介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寫《論馬克思的異化說》、80年代發表〈廣西元信對馬克思學說的新解〉、出版《論共產主義之異化》。先生晚年指出：有三個馬克思（青年、中年、老年）。一再對我說：「連馬克思都說『就我所知，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老弟你要深思這句話的意思。」

先生出版《南斯拉夫史》後到入院治病前，還想寫《盧卡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他要正在美國留學的我蒐購歐美研究盧卡奇的著作，我遵命照辦，第二年回台到醫院探望先生時，他趟在病床上正在閱讀我帶給他的書，罹病尚不棄於用功學問，令人感佩。

蔣介石政府敗於毛共，退守台灣後自然站在「反共」前哨，大家稱鄭先生為「反共理論大師」，可以理解，但不一定合乎先生的原意。先生曾自怨「不幹政治，而所研究的都是嚴重政治鬥爭的問題。這一錯誤的代價，是我欠了反共的債，使我精神不安，每天都感有索債者臨門。」

如果先生還健在，看到蘇東劇變，見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轉型，檢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先生應該會說他欠的反共債已經還完了，現在要觀察的是「後社會主義中國」如何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問題。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5月29日，美國特別檢察官穆勒首次公開談論他主持了22個月的「通俄門」調查。他短短十分鐘的談話，再次引起美國政壇的爭辯，也讓民主黨國會議員為了是否應啟動彈劾程序陷入兩難。

穆勒說，在調查後「如果我們確信總統沒有犯罪，我們就會那樣說。但是我們沒有確定總統是否確實犯了罪。」報告第二卷解釋說，「根據司法部一直以來的政策，總統在任期間不能被指控觸犯聯邦法律。這是違憲的。」特別檢察官辦公室是司法部的一部分，它受到司法部政策的約束。因此，「指控總統犯罪，不是我們可以考慮的選項。憲法規定對於現任總統的不法行為，有正式起訴之外的程序」。

根據上述說法，是不是可以解釋為：假使川普不是總統，他會被起訴？「正式起訴之外的程序」是不是意指國會有權力進行調查，並且根據所取得的證據，決定是否對總統進行彈劾？穆勒短短十分鐘的談話引發了兩個問題，掀動了美國政治暗潮。

彈劾川普呼聲再次響起

穆勒的講話讓民主黨人要求彈劾川普的呼聲再次響起。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Charles Schumer)在記者會上說，無論你在政治上是什麼立場，俄羅斯干預2016年大選顯然是一個警鐘，如果什麼也不做，那麼干預2020年大選會變得更嚴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麻州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發推文說，穆勒聲明再次表明其調查報告就是個彈劾意見書，「到國會行動的時候了，動手吧。」另一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加州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也表示，穆勒所說的話基本上就是彈劾意見書，現在是國會追究總統責任的時候了，我們必須開始彈劾的程序，這是我們的憲法義務。

在穆勒結束談話後的短短幾分鐘內，就有五、六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呼籲國會啟動彈劾程序。而唯一公開支持彈劾的共和黨眾議員阿瑪什(Justin Amash)在推特上寫道：「球已經落到國會這個半場了！」他最近宣布角逐黨內初選，挑戰川普。

佩洛西：川普不值得彈劾

眾議院民主黨議員中有59人要求彈劾川普，其中奧凱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以及首次進入國會的穆斯林女眾議員拉什達‧塔爾布(Rashida Tlaib)兩位女議員可謂是彈劾川普的急先鋒。但儘管民主黨內彈劾呼聲高漲，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仍按兵不動。       

佩洛西評價川普「不適合當美國總統」，他「道德上不合格，才智上不合格，求知欲上不合格」，但對黨內日益高漲的彈劾聲，佩洛西卻認為彈劾川普「不值得」，因為「彈劾將讓這個國家陷入嚴重分裂，因此，除非存在緊迫的、壓倒性的、兩黨都認可的某種理由，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走到那一步，因為那會導致美國分裂。為了他不值得。」

共和黨不配合彈劾過不了

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1條第2款，在眾議院中過半數就可以啟動彈劾程序，以民主黨在眾議院現擁有235席，只要全黨達成共識，發動彈劾程序不是問題。但憲法第1條第3款規定，需要三分之二的參議員同意才能讓總統彈劾下台。而僅僅掌握47席的民主黨要湊齊三分之二，還需要至少20位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

以目前共和黨還不想背棄川普的情勢看來，要達到這種跨黨的「壓倒性」幾乎不可能。如果彈劾失敗，川普將可以勝利者的姿態，鼓動其支持者團結起來。老謀深算的佩洛西當然不會打這種毫無把握，而且可能適得其反的政治仗。

對於堅持要彈劾川普的參眾議員來說，這種對票數的計較，無論基於什麼樣的考量，都誤解了彈劾的本質。他們認為，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啟動彈劾程序，和彈劾是否能成功，是兩個不能混為一談的問題，因為不論最終結果如何，美國都會從中受益。換言之，即使彈劾無法在參議院通過，但當總統有不遵守憲政秩序的行為時，發起彈劾本身就是對憲政秩序的保護。

彈劾涉及法律層面和政治層面，主張啟動彈劾的參眾議員強調的是，憲法賦予國會彈劾的權力，不能輕易放棄。佩洛西和她的同夥則認為，當前最大的目標是在2020年大選，保持對眾議院的控制，拿下參議院的多數席次，並由民主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才是最重要的，一切盤算必須以此為依歸。

主流民意認為應適可而止

根據哈佛大學與哈里斯中心新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在穆勒公開聲明之後，民眾認為對川普陣營的調查已讓他們厭倦，應適可而止，63%的選民認為這些調查正傷害著美國。多達68%的受訪者認為，民主黨和國會應接受穆勒對「通俄門」的調查報告，即川普陣營並沒有與俄羅斯共謀犯罪；65%的受訪者認為，民主黨應接受司法部長巴爾關於「妨礙司法」的結論，即川普的行為不構成妨礙司法罪。這項民調對主張啟動彈劾程序的民主黨眾議員，不啻是潑了一盆冷水。

民主黨內部主張調查和彈劾川普的要求日益升高，但一般民眾卻厭倦兩黨長期惡鬥，這讓佩洛西及其同夥陷入兩難。他們固然可以藉穆勒的聲明，加大向司法部施壓，並在此基礎上，透過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六大主要委員會，對川普及其陣營展開更深入、更廣泛的調查。這樣會使川普窮於應付，但也可能會掩蓋了民主黨在2020大選中的主要訴求。尤其，川普大打經濟牌，民主黨必須端出讓選民有感的「牛肉」，而不能只靠批判川普來博取選民的支持。

（作者係美國政治評論員）

最近美中貿易戰有逐漸擴大之勢，莫斯科成為美、中爭相拉攏的對象。5月13-14日，大陸外長王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先後飛抵南俄索赤，與俄外長拉夫諾夫進行會談，而習近平主席更親臨聖彼得堡，出席國際經濟論壇。

川普總統的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有關美國如對中國進行制裁，必將引起北京報復的預測不幸言中，不過，庫德洛表示，川普極有可能在日本舉行的G20峰會上與習近平進行會談。大陸媒體表示，北京一直願與華府對話，但基本原則絕不讓步，而且強調貿易戰各方絕無贏家，中國並不希望進行貿易戰，但也絕不畏戰。

東西方文明的衝突

香港《南華早報》指出，美中衝突不只是經濟原因，而且還包含地緣政治因素，主要是兩國在爭奪世界高科技的領導地位。甚至最近美國重提所謂「文明衝突」的問題，也就是主張美中貿易戰是由於兩種不同文化的衝突所致。這種說法由前白宮首席顧問班農(Steve Baron)所倡導，得到國務院政策主任史金娜(Kiron Skinner)的支持。史金娜指出，俄羅斯是西方文明的一分子。這種說法與1970年代相同，其目的是破壞蘇中同盟，但如今華府將對手換成北京，美國企圖與俄羅斯發展關係，共同對付日益崛起的中國。

俄羅斯科學院美加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員巴秋克表示，近年美國對俄、中的壓迫，已使兩國日益接近，因此，現在美國想用同是「西方文明」的論調來拉攏俄羅斯：「過去季辛吉、尼克森利用蘇中矛盾來破壞蘇中關係的伎倆，既高明又陰狠，但如今美國領袖離間俄中的手法，卻顯得非常笨拙，甚至可笑。」

美中貿易戰讓俄漁翁得利

美國華府的消息指出，最近國務卿蓬佩奧前往索赤，拜會普丁及拉夫諾夫外長，其目的就是希望在白宮與克宮之間找到一個新的接觸點，俾共同對抗中國。不過，這種想法恐怕徒勞無功，特別是俄中一再強調，兩國關係不受外界影響。

根據資料顯示，2018年俄中雙方貿易比前一年增加了24.5%，達到1,080億美元，超過普丁的目標。在俄中外長會議上，雙方均強調，俄中關係不受外界干擾和影響。不過，這可能是官方的論調，事實上，俄中經濟極其國際化，因此很難不受外來的影響。《南華早報》指出，50年前的俄中衝突一直延續至今，目前中國已成為俄羅斯主要的貿易夥伴，俄羅斯向中國出口3/4為天然氣資源，中國向俄出口則為高科技產品，俄羅斯幾已成為中國的能源庫，使俄方極為憂慮。

然而，美中貿易戰使此一不利的情勢徹底改觀。麻六甲海峽、亞丁灣對中國的交通運輸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的石油運輸在這幾處被切斷，俄羅斯將成為中國背後的供應國，因為俄羅斯可以直接將能源以陸運方式送達。

俄國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羅曼諾夫表示，過去美國致力說服中國購買美國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氣(LNG)，但在美中貿易戰爆發後，美國就很難再向中國出口LNG。此外，俄羅斯也取得向中國出售肉品、大豆、穀物和天然氣的機會。所以，美中衝突對俄羅斯而言，不失為一個有利的機會，但並非絕對因素，因為美中雙方或會找到一種妥協的方式。此外，中國從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一直是美中經濟合作的基礎，如果川普執意使美中經濟脫鉤，中國企業也很可能轉向俄國投資，而不受美國制約。

美俄關係障礙難以克服

川普上任以來，美俄關係發展極不穩定，兩國領袖除在國際會議場合相遇，或偶以電話寒暄外，並無任何交集可言。2018年7月在赫爾辛基峰會上，兩人見面更毫無笑容，使俄國政治菁英對美國新領導人大失所望。儘管普丁未來有可能與川普在國際場合見面，但美俄關係現狀不太可能轉變。

近年美俄對話的最大障礙，就是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不僅要面對各種國際問題，卻又無法確定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俄羅斯軍事、經濟新戰略和追求世界強國地位的努力，一直受到西方國家壓制，美國總統認為，俄羅斯威脅其所創立的世界秩序，挑戰其既有地位，因此華府以各種手段來遏制俄羅斯，成為其長期以來的戰略目標。

其實，美俄外交戰略衝突，始於2014年烏克蘭危機，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進入頓內茨地區，所以美國大選時的「通俄門」事件，只不過使美國人民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更加深一點而已。由拉夫諾夫與蓬佩奧的對話顯示，美俄潛在的合作領域，現已成為衝突的場所。美俄雙方雖針對烏克蘭危機簽署了明斯克協議，但毫無成效可言。

其次，北韓與俄羅斯互信雖高，但莫斯科的影響力不大，況且美、俄、日在此問題上的利益並不同。至於歐洲，現已成為美俄的戰場，北約東擴、美國對波羅的海國家和歐洲能源的影響力不斷加強，而俄羅斯與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的軍售和貿易增加，遂成了美俄合作的障礙。敘利亞內戰將結束，美俄必須協調敘國和中東的未來；美國取消軍備控制和中導條約極不切實際；美俄在北極的對抗情勢升高；種種矛盾使兩國關係難以改善。

今年美俄最重要的官方對話，就是最近蓬佩奧訪問索赤，並與拉夫諾夫外長對談，不過這次會晤充其量只發展出一種對話模式，避免直接衝突。過去美國對俄態度僵硬，俄羅斯便占領克里米亞、進入頓內茨地區，如今華府態度調整，俄美才會有索赤會談。因此，未來兩國應發展出一套機制，包括由專家工作小組、外交官大使等定期聯繫。

習近平訪俄的意義

6月5日習近平應邀前往莫斯科進行為期3天的國是訪問，除參加中俄建交70周年慶典活動外，並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這是美中貿易談判破裂後，中國領導人首次出訪，選擇俄羅斯，自然有其特殊意義。此行雙方共簽署30份有關能源和貿易合作協議，還達成「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兩項聯合聲明，承諾共同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6月7日，習近平出席聖彼得堡國際論壇發表演講，強烈指責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作法，主張中國願與國際社會共同打造開放、多元的世界經濟，建設普惠包容的幸福社會，並澄清「一帶一路」倡議絕非所謂「當代的馬歇爾計畫」或中國的殖民主義，因為中國從未有過殖民他國的歷史。王毅外長亦強調，習近平此行釋放的信息就是，中俄強化互信協作的共識牢不可破，為大國關係確立穩定性，為國際社會增加正能量。

此外，中國科技巨擘華為公司在中、俄兩國領導人的見證下，與當地MTS電信公司簽署協議，共同於今、明兩年在俄羅斯發展5G網路，突破美國的封鎖。

俄中放棄成見，擴大合作

美中貿易戰已由貿易、科技上升到文明衝突的層次，為抑制中國崛起，美國不僅祭起各種手段，甚至發動其盟友共同對中國展開全面圍堵。現在華府又企圖重施上世紀70年代季辛吉「聯中制蘇」的故技，不過拉攏對象由北京換成莫斯科而已。在「通俄門」事件甫終結，川普迫不及待地與普丁通電話，國務卿蓬佩奧亦在赫爾辛基「北極理事會」外長會議結束後，匆匆趕往索赤與俄國外長拉夫諾夫會晤。美國更不惜以與俄羅斯同為「西方文明」一分子的說詞來離間俄中關係，面對美中貿易戰情勢不斷升高，俄國學術界已有應攫取「漁翁之利」的主張，普丁日前在接受訪問時，更公開引用「隔山觀虎鬥」的中國成語，似乎反映出莫斯科在美中衝突中的真正意圖。

6月6日美、英、法等西方國家元首在紀念諾曼地登陸75周年之際，俄中兩國領導人卻在莫斯科討論全球戰略問題，顯然有與西方互別苗頭之意。在此次俄中聯合聲明中，雙方不僅強烈抨擊美國的貨幣訛詐和政治脅迫政策，俄中更共同反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和對委內瑞拉的干涉。

此外，習近平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致詞時，承諾願與各國分享包括五G技術在內的最新科技，與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的作法成為鮮明對比。普丁亦認為美國排擠華為，是數位時代的首場科技戰。莫斯科同意與北京進行5G網路的研發合作。毫無疑問地，在美國不斷打壓圍堵下，俄中已決定放棄彼此的矛盾，擴大合作。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5月下旬，在28個歐盟國家中，由4.27億選民選出751位歐洲議會議員，這是印度以外全球第二大選舉。歐盟雖被戲稱「經濟的巨人、政治的侏儒與軍事的小蟲」，但在科技、全球化、國際貿易及氣候變遷方面仍具國際影響力。

投票率普遍提高

歐洲議會是歐洲聯盟的下議院，也是唯一直選的議會機關，與由各國指派代表組成的歐盟理事會，共同負責歐盟的主要決策，歐盟三分之二的法律法規也由此兩機關共同制定。席次依照各國的人口分配，德國最多有96席，馬爾他最少只有6席。但與一般意義上的國會相比，歐洲議會創設之初擁有的職能較少，主要是為平衡各國首都和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之間的權力，其設計導致傳統立法和行政部門的效能不彰。

自1979年歐洲議會選舉以來，民眾的投票率一直不高，這主要是因為一般歐洲人民對於歐盟的感覺遙遠，而且繁文縟節，不易理解，同時在歐盟統合的過程中，民眾的權利不斷被剝奪，因而產生異化與疏離感。雖然如此，此次歐盟選舉的投票率從上屆2014年的43％提升到50.5％，主要是因為民粹政黨的勢力崛起，引起民眾不安所致，但東歐國家還是只有不到30％的投票率。此外，歐洲議會的選舉活動一般只進行幾周，不似一般國會議員的競選活動長達數個月，而候選人也多半是各國政壇的二軍或三軍。

建制派大多沒落

近年來，由於難民與恐攻等問題，導致民族主義抬頭，各國的建制派政黨皆遭打擊，這已是歐洲國家普遍的現象，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也不例外。原本歐洲議會最大的中右翼歐洲人民黨(EPP)，在此次選舉中從217席減少到180席，如果匈牙利的青年黨(Fidesz)離開該黨團，可能會再失去13席。

而第二大的社會黨和民主黨(S&D)，則從184位減到145位，失去了40年來兩大黨聯盟的多數席次，因而必須與更多的政黨結合才能在議會中過半，這意味著沒有新中間派團體的協助和參與，將無法產生可靠的親歐盟多數席位。相對的，幾個民粹主義、疑歐派和右翼政黨拿下超過150席，其中包括法國的極右民粹派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以及義大利反移民的聯盟黨(League)。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的中間派陣營落後極右派，勢必造成馬克宏總統任滿兩年以來的重大挫敗。英國因為脫歐政策歹戲拖棚，致使才剛成立，並以脫歐為主題的脫歐黨(Brexist Party)大獲全勝，其前身就是促成脫歐公投通過的獨立黨，而執政的保守黨大敗。只有德國總的大聯盟政黨還算不差，但也只有27%，比上次選舉下降了8%，但勝過極右派的AfD，稍微穩住陣腳。

極右翼勢力在比利時和斯洛伐克等國表現好，民族主義政黨在匈牙利和波蘭也獲勝。相對的，此次主張環保理念的綠黨卻大有斬獲，譬如德國綠黨拿到22%的得票率，已接近主流政黨，法國歐洲生態綠黨贏得13.2%選票。這類政黨的共同特徵是，標榜社會福利與環保，並主張以人道精神接納難民，在反建制派浪潮中得到支持。

歐盟面臨問題多

除了移民與恐攻問題外，目前歐盟還面臨經濟疲軟的困境，導致內部分歧極大，而新的歐洲議會將在未來5年扮演歐盟的關鍵角色。極右派要如何影響歐盟的移民與難民政策，以及歐盟將如何處理反歐盟民族主義政黨的挑戰，將是新議會的焦點。

此外，歐盟的東、南歐國家與西、北歐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過大，更是歐盟的一大難題。目前情況最壞的是南歐國家，譬如希臘與義大利，因此質疑歐盟的聲音漸大，民族主義政黨的得票數增加，亦顯示他們對歐盟決策核心國─德、法的不滿。義大利與希臘已經自闢蹊徑，歡迎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

從2012年的華沙峰會開始，共有中東歐16個國家與大陸建立「16加1」的合作機制，目前已在促進貿易投資與基礎建設方面有所成就，中國自然可以藉由與這些歐盟國家的合作，左右歐盟的對中政策。尤其，義大利有意參與「一帶一路」方案來提升經濟發展，這將是七大工業國的首例，自然也會對西方世界產生影響。

義大利目前的債務約達新台幣80兆元，是全歐元區最高的國家，各國投資人已開始擔心，若義大利脫歐後欠債不還，將引發歐元區的信心恐慌。歐盟成員國近年來一再爆發脫歐效應，若繼英國脫歐後，義大利跟進，將對歐盟造成致命打擊。

除了上述「16＋1」的合作機制拉攏部分歐洲窮弱國家之外，歐盟各大國也都有一些老工業區或落後地區，積極歡迎大陸的投資，但其他比較富裕的地區則比較保守，因而也造成各國內部對於大陸的態度分歧，比如對於5G案的處理。再加上美中貿易戰又將進入新一輪交火，而美國也將會對歐盟開啟貿易戰端，因此，歐盟必須在美中兩大勢力中求生存。

小結

綜上所述，此次歐洲議會選舉再次顯現了歐洲整體的危機。這就是因為全球化的進展，傳統政黨的功能劇減，歐洲民眾求變心態日熾，因而給予極端政黨較大的發揮空間。但這些政黨的破壞性比建設性大，因而使得歐盟整體與一些會員國都陷入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上的斷層，舊的無能，新的無助，可能會導致更壞的結果。

(作者係國關中心歐美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