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踰越分際吹捧解盲未過的浩鼎新藥，到女兒持股曝光，到堅不辭職，翁啟惠不僅自己成了貪汙及背信的被告，砸了中研院的招牌，更帶出台灣生技產業的重重問題。

  許多時候，歷史是偶然的。前時喧騰一時因浩鼎新藥解盲失敗，引致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不當發言風波，以及浩鼎股票炒作或內線交易疑雲，也是一歷史的偶然，其可能造成的影響，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台灣的生技產業有其歷史發展淵源，民進黨陳水扁時代提出的兩兆雙星是一個開端。所謂「兩兆雙星」，半導體與顯示器是兩大產值上兆的產業，而數位內容與生技產業兩大明星產業，確實是台灣走向高技術產業轉型可以選擇的目標，但面對國際競爭，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生技產業知識根本的生物醫學與分子生物研究，台灣是從80年代起步，那時中研院新設的生物醫學與分子生物研究所是由一批海外院士領軍，他們鮮少回台深耕，大多是利用各人在美國任教學校休假回台，以輪流接力的方式培育新血，有些人當時甚至由海外帶來學生，整體士氣很高。在當時領頭者之中，譬如哈佛大學的王倬，在分子生物方面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許多人認為有拿諾貝爾獎的可能，他那一年回台，還帶了幾位跟他做研究的年輕科學家回來，後來有些選上院士，也有回到台灣長期工作，確實建立起生醫研究的承傳。

當時那一批院士犧牲精神頗高，有些人長年美台兩地奔波，並不要求特權，甚至還有人主動放棄該有的權益。當然，那個年代的中研院，才由過去較艱困的環境走出，還沒有後來的大樓高起、經費揚飛。

中研院與近代學術演化

中研院經費的大增，大致以李遠哲回台出任院長為分水嶺。李遠哲以首位台灣人諾貝爾獎得主，又是在退休前提早回台常住，確實引起社會高度讚賞，因此十分支持中研院經費成長，大概也是想再培養出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因而中研院的預算很快由30億左右，增加到超過100億，本年度已是150多億。

過去的中研院總予人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卻也有仰之彌高的一分敬意。88年前設立的中研院仿效的是法國法蘭西學院，法蘭西學院設立本來是為法語與文化承傳，與其後設立的科學院意旨不同，就某個意義來看，是有著比較深遠的關照視野，中研院沿襲這樣的大學院傳統，由其拉丁名稱的academia sinica 到人文與科學的兼具觀照，都看得出當年設立諸君的學識眼界。

近代科學在二戰後得到國家機器的支持，本出於功利取向，所謂追求人類好奇心雖也確有一二，但如果沒有後端的實際致用之效，恐怕很難得其正當性。中國人談起過去受列強侵擾，常說是吾人過於講究實際，缺乏由好奇精神而得之科學知識所致，此說忽略的是，近代科學如不是有實用之效，其好奇知識恐亦只是言談清論，無有船堅砲利，也就無由殖民掠奪，成其強勢。我人面對挫敗折辱，信心全失，乃有對西學的全面瑜羨。

國家機器的支持後來也及於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此一趨勢的發展至今未歇，其結果是經費膨脹，研究者激增。西歐社會對於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多有辯論，也因此，弄出許多審鑑機制，有論文發表的質量門檻，有專利申請的利益衡度，這回翁啟惠涉入浩鼎新藥解盲風波，與這些歷史發展及相關機制都有關聯。

生醫研究本來是最容易得到社會支持的，原因是它直接滿足了人類對生存的無饜追求，生醫研究帶來一個個疾病的解答，也似乎正當化了此一領域的價值。不過，關乎人體健康的生理機制是一個高度複雜多因的關聯，近代科學的因果及大多的線性關聯實驗探究設計，在物質世界或可以局部控制而行，但在複雜生命體系則常出現難以衡度的「治標害本」結果。

因此近年生醫研究，在論文發表機制中，特別強調所謂的「轉譯研究」，就是對那些基本生理機制如何在整體生命中發揮作用的探究，翁啟惠的醣基分子所引發的免疫反應，正是一個典型成功的「轉譯研究」，但這「轉譯研究」要能發揮實際療效，還需要進行人體臨床試驗，此次浩鼎的新藥正是此一最後階段的考驗。

翁啟惠和諾貝爾之夢

翁啟惠是比較晚成的生化學家。他是中研院生化所王光燦院士的門下，1979年以研究助理出國到麻省理工學院深造，已經31歲，他的探究精神和能力自是不凡，選定的冷門醣分子也有眼光，後來在此領域聲名鵠起，現在有說他可以得到諾貝爾獎，猜想曾經大力推薦翁啟惠的李遠哲因為有提名權，或許已提名過他。

翁啟惠所身處的生醫領域，過去幾十年在美國有許多著名科學家一夕致富的例子，投資客熱衷其事，科學家也深知其味，因為利益龐大，紛爭也不少，有科學家與研究機構或大學大打官司，也有科學家彼此爭鬥撕破臉，這不過真實反映出科學的成功，是實證致用的利之所在，側身其間者自不可免。

翁啟惠的研究專利不少，其中一些當然可能是會下金蛋的雞，所以，之前他就跟人成立過生技公司，譬如浩鼎的前身Optimer，但投資要成功獲利，就要有更進一步的產品，此番他們研製的新藥OBI-822，就是這樣一個金雞母。

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個藥在第三階段人體臨床雙盲試驗的統計效益失敗了，因此雖然是一隻金雞母，但不會下金蛋。翁啟惠在美國多年，熟知利益衝突的嚴格規範，他在這節骨眼竟毫不避諱，大剌剌地發言談論一個上市公司的新藥解盲，這是他在美國不敢做的事。

更嚴重的是，後來證實的資料顯現，他女兒居然曾經持有3,000張300萬股的浩鼎股票，其間還先後有1,000多張出脫交易，他對女兒如何有能力持有如此大數量的股票，以及此數量股票如何轉入其女名下，不但無法給出合乎情理的解釋，甚至前後說法出現明顯矛盾。

翁啟惠近來的行徑令人不解，合理的推斷是他之前在自己專利與持有浩鼎股票的利益問題上，就沒有謹守規範，後來在不恰當的時候做出逾越分際的發言，一方面也許有護盤的用意，另外與他的諾貝爾獎之夢或許也有關聯。

我們對諾貝爾獎的崇拜，其來有自，其實是過度看重外人標準、文化自信心薄弱的表徵。諾貝爾獎頒獎一百多年，雖說謹慎其事，但也不是沒有糾紛，還有告上法庭打起官司的，也有在獲獎前與之後都是默默無名的得主，道理很簡單，因為頒獎標準經常是一項發現，而不是一位科學家的整體貢獻，就科學史來看，許多得主並不特別重要。

翁啟惠很清楚近年諾貝爾生醫或化學、物理獎的獲獎，常是獎勵一些科學研究在實際應用方面帶來的影響，浩鼎新藥如果成功，他不但會得到浩鼎股票大漲的利益，諾貝爾獎之路自將更為坦順。

生醫製藥的美夢與真實

當然，浩鼎新藥真正想大賺錢，還得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審核，在國際上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近年新藥上市問題多多，核准時程太長及核准藥品太少都引起議論，後來還發生撰寫藥品臨床實驗報告有「避重就輕」的問題，他們稱之為outcome switching。前不久英國《經濟學人》有一篇專文，就論及新藥實驗統計報告的「避重就輕」問題，提到英國葛蘭素藥廠的一種抗憂鬱劑，因報告對藥效的「避重就輕」，後來造成許多問題，最後藥廠遭罰30億美元。

《經濟學人》的專文還說，英國牛津大學有一個專門探究所謂「實證醫學」的計畫，結果發現在一流醫學期刊發表的一些臨床試驗，不但有許多試驗預設的檢證標的沒有如實進行，事後的報告也迴避了大量真實的結果，其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因此，所謂神奇療效的新藥，其實個中也有許多不能說、也說不清的秘密。

浩鼎事件發展期間，翁啟惠身在海外，後來知道他曾到以色列受獎，也在美國開會，本來說好3月底回台說明，但一拖再拖，終於4月15日回台，原來說要請辭，回台後又表示要做滿任期至今年10月。

浩鼎案帶來的意外影響

翁啟惠事件有兩個面向的影響值得關注。一是所謂學術產業化的問題。中研院不只有與生技產業掛鉤的研究，也還有其他產業的關聯發展，整體來說，是為了合理化其所耗費的龐大預算。其實，以中研院的規模來看，其經費比諸許多先進國家已不遑多讓。一些特聘研究者的薪水相當可觀，有些人喜歡拿其他如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薪水做比較，甚至說自己留在台灣是一種犧牲，而其中沒說出的是台灣的稅制及環境適應優勢，特別是退休後的長期保障給付，更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

中研院的研究經費其實已充裕到了一定程度，一位認識的中研院資深人文研究員曾透露，有一年他們研究所負責人在年度末告知，該年度還有兩千萬元的經費，請其設定一個計畫來用掉。與生命科學和物理科學研究經費相較，人文研究經費在中研院是相對弱勢，這例子所暴露出的經費情況，可謂一葉知秋。

事實上，由浩鼎案到更早的宇昌案，所謂學術研究育成產業發展，都曾經引發利益迴避不清的問題。生技產業雖說有其發展潛力，但失敗機率甚高，是高風險投資，在美國也常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通常有法律嚴格規範利益迴避原則。台灣的生技產業，通常是由中研院主導，加上一個推動生技產業的大帽子，於是政府基金投入配合，形成有力的背書，到後來不論成功與否，或未達到預期的成功，股海卻已翻雲覆雨，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獲利者，也有「滿村皆說蔡中郎」的受害者，其中的許多損失根本是全民買單。

另外一個面向是中研院的學術形象。此次浩鼎風波，有人以蔡元培、胡適和吳大猷等幾位院長，在金錢與操守方面的典範來與翁啟惠做對比。蔡元培面對政治有為有守，胡適在台灣面對現下認為是獨裁暴君的蔣介石，猶能當面直言維護學術獨立，吳大猷對蔣經國也犯顏直諫過，尤其蔡元培、胡適清貧以終，吳大猷晚年近乎拮据，固然有時代背景與社會價值變遷的因素，也關乎一個人的涵養修養與文化深度。

翁啟惠請假滯外終於回台，雖坦言自己行為給中研院帶來傷害，但對與浩鼎相關諸節，仍有無法說清的問題。中央研究院是中華民國傳承的學術資產，在現下的一些政治氛圍下，其實是欲去之而後快的包袱，此次浩鼎與翁啟惠事件，無疑已大大斲喪中研院的社會地位，這或許是一些「去中」政治意識者始料未及的意外收穫。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

隨著5.20的即將到來，「馬下蔡上」的漫長等待終於要結束，但近來立法院與社會的種種亂象，以及新政府的人事布局，讓人對民進黨全面執政不敢抱以厚望。

從立法院民進黨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用了「兩岸」，而非「中國與台灣」，可推測蔡英文或許確實如美國智庫葛來儀所言，想在5.20前對大陸保證，「她不會追求台灣獨立，這不只是透過言詞表達，還將透過她的行動展現」。不過，「肯亞案」一發生，民進黨籍立法院長蘇嘉全就帶頭發表「兩國論」的抗議聲明，綠委更大肆發動「仇中」民粹運動，顯示民進黨「逢中必反」的本質從未改變。若非台灣幾乎全民都對電信詐騙有切身之痛，加上更多詐騙集團的囂張行徑一一被揭露，台灣恐怕至今還籠罩在綠營製造的「反中」氛圍中。此外，民進黨團所提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一旦通過，將如同「警總復辟」，假藉追求歷史真相之名，製造「綠色恐怖」，一步步有計畫地「去中國化」。

內閣首長人選除被質疑年紀大、女性少、資歷不足，還透露出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準文化及教育部長二人都是推動「文化台獨」、反課綱微調的戰將，這形同向「反對一切形式的台獨」的大陸公然挑釁。二是國安會、外交部、陸委會人事顯示新政府將「先國際後兩岸」、「先美日後大陸」，而準農委會主委還未上台即鬆口要讓含瘦肉精的美豬進口，讓民進黨成為換了位置就換腦袋的笑柄。

蔡英文討好美國，除想繼續以美國為靠山對抗大陸外，大概也希望在近期內與美國簽署「台美架構協議」(TIFA)，並加入美國一手主導的TPP，以挽救外銷連續14個月負成長的經濟困境，使其執政的基礎不至於快速弱化。不過，台灣不論是要參與區域整合，或進軍國際市場，或維繫觀光旅遊業，都少不了大陸的支撐與合作，而「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不能被破壞是關鍵所在。況且，美國雖不願放棄台灣這一顆「制中」的棋子，也想繼續對台軍售，但在國際形勢險峻，中美綜合實力之差距又日益縮小的情況下，美國絕不可能為台海問題與大陸對著幹。

再者，台灣不分藍綠都希望擴大國際空間，「讓台灣走出去」，但兩岸有互信，外交自可繼續休兵，沒有互信，就將重回扁時代的烽火外交。尤其，相較16年前，大陸今天掌握了更大的戰略實力，台灣若破壞雙方的政治基礎，只能等著到處吃閉門羹。之前大陸與甘比亞宣布復交，台灣代表在比利時鋼鐵會議上被要求退場，以及衛生署至今尚未接到即將在5月下旬召開的世衛年會(WHA)的邀請函，都可能是兩岸「外交休兵」終結的先兆。

綜言之，民進黨若想以炒作民粹，製造社會「反中」氛圍，來推卸兩岸關係轉壞的責任，恐怕難以得逞。為時未晚，蔡英文應善用5.20就職演說，走出維繫兩岸和平發展、互利雙贏的第一步。

鍾永和自1980年代開始透過鏡頭紀實台灣，至今已拍攝50多萬張鄉城身影照片。他特別精選60幅作品在歷史博物館舉行個展，與大眾分享一甲子的人生，個人35年光影歲月。

人文攝影家鐘永和，一頭招牌長捲髮，總是被友人趣稱像「達摩」。他自1980年開始用影像紀實台灣，足跡遍及全台319個城鄉，累積拍攝逾50萬張照片。他說，人生相遇不容易，莫錯過難得的聚敘，願在60歲人生分享35年光影生命能量。特別精選60幅作品，以「台灣鄉城素描」為題，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個展。從其中，不但可看到台灣各個角落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致，更佩服攝影家的生命信仰「一生只做攝影一件事」。

「台灣鄉城素描」攝影展，即日起展至6月12日。60幅作品皆是黑白照，年代涵蓋1980年至2015年，依題材分成「土地」、「人情」、「鄉景」3大項目。鍾永和鏡頭下的台灣，既沒奇觀異景也無名人要事，只有碾米廠的看報阿公、村莊媽媽懷抱嬰兒、挑扁擔的農人，以及淡水河畔的小舟、沿街叫賣的麵茶攤、堤防上的養鴨人家等等。

影像配上感性短文

每一幅作品都配上鐘永和個人真摯樸實的感性短文，蘊藏他對鄉城人文生活的關注。如：1993年在台中豐原拍的「童年玩伴」，鏡頭下的孩童天真活潑又淘氣，這是每個人都曾經有過的經驗。攝影家透過文字抒發感慨，「好像什麼都會饒過你，就是歲月不饒人」，雖說如此，「只要沒所求，生活一樣自由自在。」同年拍攝的「河岸之境」，背景是台北市大同區，畫面呈現的是一葉小舟靜靜擱淺於河面，鐘永和在一旁字卡寫著「早期曾有小舟橫渡的河岸對面，如今已成生活歲月回憶。」

1994年拍攝的「豐收之餘」，背景是他的出身地故鄉宜蘭。攝影家目睹蘇澳鎮南方澳漁港漁家生活，出海捕魚是那麼的風險與辛苦，然而，看到漁家回航時帶回滿滿的鮮魚，也忍不住寫下「完全回報豐收之餘」。

憑藉著敏銳的心及感受性的眼，鍾永和透過鏡頭，將瞬間的感動捕捉入鏡，為流轉的歲月留下永恆的剎那。

少特寫不干擾被攝者

資深攝影家莊靈觀察此次展出的作品認為，鍾永和「很少使用大特寫或超廣角鏡頭，也鮮少使用特殊角度來表現強調或誇張效果」、「總在自然與平和中，呈現一種寧靜和對於已經成為過去事物的感懷與輕喟。」

莊靈指出，個展中的許多鄉景和其自在生活著的鄉人，多用中景、遠景，看似隨意摘拍，其實這麼拍的用意是「不想對被攝者造成任何干擾」，才能得到完全自然的生活影像。莊靈說，他認識鍾永和至少30年，人如作品，始終平和溫潤，從來沒有什麼改變，像個長時間徒步攝影這條漫漫長路上的修行者，「他的作品代表了他的全部心意」。

記錄時代社會變遷

人生過半時間都與相機為伍的鍾永和，作品真實記錄台灣的歷史、社會變遷，在在顯示其內在情感、美學內涵與人文素養。如國策顧問黃光男說，「認識鍾永和，也認識台灣風景的人文景觀。」

鍾永和則把自己35年的攝影歷程稱為「人文觸角的生活行腳」，他說，「人文攝影具人、事、地、物等生活紀錄的內涵，承載對社會背景、生活人文的探索。」攝影的人文影像特質，與一般「沙龍」攝影不同。

英國攝影大師布萊因‧坎貝爾(Bryn Campbell)曾指出：「美學與人道關懷是攝影中最重要的兩項素質。」鍾永和的作品讓過往歲月在光影中停格，生活也在影像中停格；既為台灣歲月留下動人的故事，也喚起更多人回憶起與土地之間的動人故事、生活趣味。觀看「台灣鄉城素描」除了美學上的視覺滿足之外，別忽略了，鍾永和如今儼然成為台灣美學歷史的一部分。

釣魚台

沒有國界的雲，與魚

各自在天空與海裡盤旋，困惑

什麼時候它們開始失去自由

被人類的慾望圈示經緯，國徽與商標

釣魚台，二戰留在海上的痣，或胎記

或只是一堆帝國主義拉下的，被海水醃漬的屎

鯖魚、鮪魚、飛魚、帶魚、鬼頭刀、鯊魚

還有鯨魚，隨季節輪迴環繞四周

弱肉強食只為生存，沒有國界

二戰留下的魚餌，釣魚台

誰坐在上面釣魚，我看見；

他用伸縮自如的釣竿，在新冷戰的海上

願者上鉤啊，在亞洲，誰想上鉤

-------這會是一場什麼意義的戰爭

石油在島下的海底滾燙，歡呼或哀嚎

人類慾望燃燒的烈火，如貪甜的舌

如山姆叔叔的巧指，從波斯灣與中東的戰火

伸向這滾燙的油鍋邊沿

而漁民，看不到這些，他們只為生存

靠海吃海，樸實而單純的生活

因為國界，必須爭論

我們，四百年前是一家，在此捕魚

沒有爭議，因為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

我們成為被製造的敵人，或傀儡，或砲灰

當日本軍艦像二戰時的刺刀

刀鋒靠近漁港的出海口，不滿的海浪

搖動著你們的船、旗子和燈塔

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你們驚醒

漁船在海上與敵艦周旋

沒有國界的雲，沒有國界的魚

沒有國界的海浪

沒有一個霸權能掌控它們

只有人類的慾望能爭食，在海底

滾燙的石油在訕笑，山姆叔叔的釣竿動了動

燈塔，在夜裡以光刀削切海浪與岩石

硝粉與泡沫，與水霧齊飛

如果要向我們預示軍國主義的復甦

沒有國界的雲啊，請向上長高

長成二戰時廣島上空升起的原子彈蕈雲

讓戰爭的胎記，還會劇痛

或長成通天的樹，長成佛塔

讓在二戰時死去的，尚未超渡的冤魂

都來呼喊；和平，都來看望

我們這裡剛逝去一個保釣的苦行僧

他的遺願；要把骨灰撒向釣魚台海面

沒有國界的雲，沒有國界的魚

沒有國界的海浪，都來看望這些

沙一樣的舍利，在夜裡會像天空的星星

有序的排列與距離，像稻穗一樣垂憐和平

作者騎著單車漫遊嘉義市舊城區及附近(包括北香湖)，看著狹小的巷弄、數不清的古早味小吃、隨處可見的廟宇，不禁引發思古之幽情。

嘉義城因狀似桃子，有桃城之稱。現今豎立著嘉農(KANO)投手吳明捷雕像所在的噴水池原址一帶，即當地人俗稱的桃仔尾。

嘉義市是現今都會區中屬最迷你的城市，人口約27萬人。300多年來由清代舊城區開始所發展的街道，雖路窄卻不擁擠，也沒什麼紅綠燈，適合旅人以緩慢悠閒的節奏漫遊。尤其是配合台鐵最近所開放的雙鐵列車，從外地帶著自己心愛的腳踏車，一天內便可串連整個嘉義市的街道小巷。

在巷道內騎乘沿途，可清楚聽到街坊鄰居聊天的聲音；也可探訪到隱身於巷內的小廟宇，它和街道的廟宇一樣，在附近道路上面都會懸掛著一個個燈籠來迎接香客。還有包括柑仔店的老商店，讓人想起兒時嬉鬧的美好時光。

嘉義縣古名為諸羅縣

在台灣入清後的1884年，當局設縣治於鄭氏（鄭成功）故營址，取諸山羅列之義，命名諸羅縣，隸台灣府，轄區包含整個台灣中北部。置縣後，以民少番多、距離台灣府城（指尚未升格直轄市的台南市行政區域）遙遠，且縣署（縣政府）、北路參將營（相當今日北台灣陸軍總司令）皆在開化里佳里興（今台南市佳里區禮化里）。直到20年後奉文，文武職官俱移歸諸羅山，縣治始定。即今日嘉義市的舊城區。此時築起了木柵城，周長680丈，設有四門。城內首先發展了以十字街為主的街肆。

十字街指的是今公明路與吳鳳北路交會處一帶，此街係縣城南北門與東西門交會的街道。根據1717年介紹嘉義風土人情《諸羅縣志》所附的縣治圖，其附近明顯的地標有紅毛井、城隍廟（1715年建）、睢陽廟等，至今依舊屹立在原地。可作為了解桃城建置的參考指標。

以諸羅縣的行政中心─縣署（今東區區公所所在地）為中心。位於「縣署之左（指該縣署面向中國大陸，坐東朝西的左邊）」的紅毛井 ，開自荷蘭，因台灣先民稱其紅毛人以名。「方廣六尺，深二丈許；泉甘洌於他井。相傳居民汲飲是井。則不犯疫癘」。鄭成功占有諸羅後，「有吳智武者鎮守斯地，重修之。」同樣位在「縣署之左」的睢陽廟，1689年「耆民募建，年久傾壞」。1709年「參將張國、守備黃元驤重建，俗呼元帥廟」，因該廟祭祀唐代因安史之亂而殉難的張巡、許遠兩位將領，又稱雙忠廟。南宋愛國詩人文天祥的《正氣歌》裡有「為張睢陽齒」自勉。據成大歷史系石萬壽教授的研究指出，此廟的源起乃是當年鄭成功攻取台灣時，部隊裡招募許多金門籍的士兵，他們將故鄉雙忠廟的香火帶在身上派駐諸羅山的智武營，士兵解下香火建此小廟祭拜以解思鄉之苦，成為此地漢人最早修築的廟宇；另外，也傳說是鄭氏官兵自大陸福建泉州恭奉保生大帝神像來此，作為屯田守護神所建的保生大帝廟，在縣治西門外．1701年「耆民募建」。1723年城池範圍向西北擴張，而使其形狀頗似桃子，該廟遂被納入城內，即今天的仁武宮。

18世紀末改名為嘉義縣

到了18世紀末，因清乾隆皇帝嘉勉諸羅縣民抵抗林爽文的民變時，所呈現的忠義之忱，便將縣名改為嘉義。此時因居民眾多，其祖籍及信仰也有差異，因此民間自行規劃分區，以作為各寺廟勢力範圍的依據，嘉義城遂分為內城九境，外城七境。各境各有其守護神，較大的廟可以管轄數境。如現今文化路夜市的嘉義市第二商場（中央市場）內便座落著一間不大不小的土地公廟，它就是以「關廂境」為名稱的廟。而在米街境的三山國王廟（廣寧宮），其廟前為糖仔市，據說現今廟附近商業及建築用地皆曾是該廟的廟產，可見其富裕程度。此時不只城內熱鬧，連城外也發展街肆。如西門外通往水堀頭（水上）的店仔尾街（今文化路之西的中正路一帶）；今日隱匿於南門圓環邊的「崇陽古道」；北城門和東城門的通道─雲霄古道，「剖香腳文化節」為一年一度的最大盛事。

20世紀的嘉義

到了日據後的1906年，一場嘉義大地震摧毀了清代的嘉義舊城，城區內的住家受損嚴重。日本政府便趁機推動嘉義街的市區改正計畫，今日嘉義市中心的棋盤狀街道與圓環，就是此時打下的基礎。例如往西經噴水池到火車站的嘉義市大通（現今的中山路）、「二通」（中正路）等等。當時為了興建今日的民族國小，南門之保南境的土地公廟遂遭拆毀。而位在水涵口的土地公廟神像及虎爺也只能寄住在前述的三山國王廟。

到了1936年，又有「眾神歸天」的皇民化政策，在這場廢廟運動中，包括睢陽廟在內的眾多廟宇神像四處流落。直到光復後，才又重新恢復或擇址重建。反觀，位在嘉義市北郊的北香湖，附近的300多年老榕樹，卻被日方規定包括嘉義農林學校（嘉義大學前身）學生在內的民眾，需到此維護清掃環境，敬禮參拜。因此地早年位居通往嘉義縣城的官道旁。日方宣稱1895年日本明治天皇叔父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曾率軍到此督戰，而親王後來被尊崇為台灣守護之神，故此地被稱作神聖之地。該樹於1969年遭大火燒毀，信徒乃於原址興建「松柏宮」（取「松柏長青」之意）小廟。

北香湖之名，出自來台纂修《諸羅縣志》的陳夢林(1670-1745)於9月重陽到此，「風從北來，香氣蓊勃」，隨後看到「湖面東自台斗坑凡數折而匯縣治之眾流」、「此地之荷獨與梅菊爭奇吐艷於北風凜烈之際」，便命名北香湖。從此，「北香秋荷」成為古諸羅八景之一。該湖後由嘉義市政府重建，已於去年9月底開放，但新任市長卻將「北」字去除，正式命名成「香湖公園」，實為不智。

嘉義市舊城的東門外有一個空軍眷村，「寶島一村」編劇王偉忠就是在此出生的。該眷村的美食形成了全省知名的「民國路美食街」，也逐漸形成了著名的「空軍市場」，嘉義的方塊酥也是自此開始成名。2005年該眷村被拆除後，不少地方掛上「原空軍市場」招牌賣起眷村菜。除此，嘉義舊城區及周圍還有不少知名的古早味小吃。尤其是忠孝路與光彩街的東市場。飲品有青草、杏仁茶、楊桃冰、粉圓；熱食有雞肉飯、魯肉飯、碗粿、筒仔米糕、排骨酥湯、筍干排骨湯等。還有，位在文化路夜市中段之嘉義市第二商場前，有讓旅北南部人懷念的番茄拼盤，用的是紅中帶綠俗稱「黑柿仔」的番茄品種，沾料是薑末、醬油、白糖。相信旅人在漫遊桃城之際，一定能品嚐到嘉義的人情味。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身為大陸交換生，我們參與了2016年媽祖繞境活動，開始是好奇心的驅使，卻因此瞭解了台灣在地的多元文化。

全程走完媽祖繞境需要9天8夜，那是身體和意志力的極限挑戰，但信徒不覺辛苦，反而感到榮耀。我們看到推著行李、背著香旗的人，走路互相攙扶的夫妻，在廟宇後堂、便利商店門口安然入睡的人們，心裡都懷抱著對媽祖的崇敬，帶著家人的期望走完全程。

媽祖文化圖多姿多彩

以前不大關心宗教活動，可是，這一次看到這一群人，我們馬上就被感動。有一對夫妻走路的姿勢顯露他們已經走了三天，我們湊上前去說：「你們好棒！」頓時，他們臉上的疲倦變得舒展，微笑著說「謝謝」。聲音很清脆、驕傲。絡繹不絕的人，形形色色的物，構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媽祖文化圖。

炮仗。分鞭炮、盤炮。鞭炮主要聽「噼里啪啦」，之後滿地紅。盤炮除了聲響，還能竄上天。炮仗或在路邊、門戶邊，或掛或攤，還講究數量，放之前可擺個陣勢。崙仔橋上，鞭炮一簾三層高，由工程吊臂懸著。神轎至，移橋中，剛好攔道，放將起來在空中熱熱鬧鬧地開花。

包押轎金的紅紙。金紙一疊疊扎好，置一對長板凳上，神轎一壓一起瞬間一空。較熱門的地點（如派出所），放金紙的板凳猶包一層紅紙，再用紅繩捆緊，遠看似橫著兩條紅枕頭。神轎抬起之際，將這對板凳搬開，拆紅繩、揭紅紙，再讓信眾自搶押轎金，或直接分發，信眾排隊領取。

執杖。轎前開道的36人執士隊，人手一支杖。24杖法器，杖身大紅。杖首各法器下繫著的布條大紅，上書黃字「合境平安」。其中文昌筆最吸睛，也最多人關心。它比諸法器多兩條「合境平安」紅布條，各繞筆之兩端，繫於握筆之金手。以佛教智慧印手法執筆。很多人想沾沾文昌君的靈氣，但文昌筆杖身只給學生碰。

金漆字牌。36人執士隊，兩兩成行。前6隊為金漆字牌，分別是肅靜、迴避、鎮瀾宮天上聖母、繞境進香、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押轎金。巴掌大的押轎金人人都歡喜湊去搶。紅色的福祿壽三公站在紅色的邊框內，端正而緊湊地傳遞人們一種傳承已久的幸運。上邊貼一小塊加工過的錫箔，給線條樸素的福祿壽附了一道金身。

平安符。逢廟必有平安符。尺寸統一，明黃。正頭是升至中天的烈日，左右龍頭向之，龍身繞符，雙尾碰於符底。烈日下一八卦圖樣，書「太極」二字。符中細框裡書「某村某府某神敕令合家平安」。信眾多人手一隻香旗，過一廟討一符繫上。一層層盤著繫去，密密匝匝，如旗上長了座寶塔。

吃食。流水席供應的大多是麵和豆干。路上可討得紅綠粿、紫饅頭、粽子，各色飲品等。進嘉義縣沒多久，有一家剉冰，人氣甚高。桌上原料排開，黑仙草、白西米、紅白椰果什麼的……以紙碗過桌自取，末了討一勺冰加些糖，站在棚後吃。

衣服。不同單位穿不同顏色的服飾區隔。而鑽轎底的人抱著花花綠綠的衣服，則是給不能親至的家人祈福的。

感受台灣優雅的鄉土氣息

混著人群圍攻派出所搶「押轎金」，去廟裡拿黃色符，排著長隊鑽轎底，在橋頭看鞭炮，趕著去摸文昌筆，在奉天宮點了個頭，一路上吃吃走走停停，大部分該去感受的都感受到了。

以體驗文化來說，很享受這過程。聽說和親臨現場是完全不同的，著實被他們的「瘋狂」震驚了。一位老人，在神轎還很遠的時候就跪在地上，他排在第一個，心裡肯定急切地想得到媽祖的庇佑。

在雲林和嘉義之間的崙仔橋上，鞭炮放完，人潮不斷地向前湧，橋就像人在顫抖一般，那時刻人群是最安靜的，舞台的最右邊，有一群人沒有擁擠、沒有拿著手機拍照，只是閉上眼，雙手合十，默默地站在那裡。

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特定的意涵，不求讓對此陌生的人的追捧，但一定希望得到尊重和理解。

我們首次近距離接觸台灣農村，走在一大片綠綠的田野中間或行進在鄉間小道，周圍有點破舊又帶著一點滄桑的老屋，再看看淳樸勤勞的鄉民們，感覺很親切、舒服。這是一個古樸祥和的地方，人們生活得很悠閒，但也有辛勞。這一點，跟大陸的農村是差不多的。在這裡，我們真切地體驗到攝影家阮義忠書裡所描述的台灣鄉土氣息，優雅。

身為大陸交換生，會想去感受瘋狂的媽祖繞境，是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想試著去了解台灣在地的多元文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歷久彌新的傳統文化是在地的瑰寶，感受最樸素的民間信仰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幸運，有一天我們回到大陸，會把在台灣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

媽祖繞境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希望媽祖文化信仰傳遞的精神能感染眾人，祝福你我。

（兩位作者係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二年級就讀的大陸交換生）

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勢漸強，先後於1894年甲午戰爭打敗清廷，取得台灣為殖民地及獲巨額賠款，接著又於1904年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從此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並走上帝國主義擴張之途，其中以中國受害最深，但最終，日本自身也受到原子彈毀滅性的打擊，只得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等於亡國。

為避免日本戰敗後法西斯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盟軍統帥麥克阿瑟著手進行日本國體改造，擬把日本從法西斯獨裁體制改造為民主自由的國家，這是一項複雜又艱鉅的工程。

不過，當麥帥進行日本改造之際，東西冷戰的陰影逐漸浮現，使改造日本的腳步停頓下來。並因冷戰，美國開始扶植日本，將其變為美國在東亞的助力。

先師朱雲影教授早年留學日本，悉稔日本國情，目睹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七七」侵華暴行，曾於1940年撰寫《日本必敗論》一書鼓舞民心士氣。戰後朱師對日本的國體改造，仍十分關注，1947年，朱師來到光復未久的台灣，將個人對於日本改造的主張，趕緊寫成《日本改造論》，由台灣省編譯館「光復文庫」印行，為的是讓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對日本的過去有所了解。該書討論到日本的憲法修改、天皇存廢、經濟與社會文化的改造等問題，足供處理戰後日本的參考。

在改造日本的過程中，麥克阿瑟主導的「盟軍總部」看不出有在認真執行，特別是天皇制度的存廢，攸關日本國體結構及是否能邁向民主自由道路的關鍵。再者，對於日本的賠償問題根本沒有認真討論。日本封建社會階級的「身分」也沒有徹底改造，例如：「穢多」階級並未廢除。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一直存留在日本社會中，這是日本走向民主自由制度的障礙。

令人遺憾的是：戰爭結束後的中國忙於內戰，無暇顧及日本的國體改造，而東西冷戰已形成，加上先後爆發韓戰、越戰，使得美國為首的同盟國積極扶植日本，讓日本快速恢復國力，這造成日本右翼懷念大東亞戰爭的「光榮」，且著手篡改歷史教科書，令東亞受害國家至感憂慮。

當前，日本不僅不肯反省、承認當年的侵略戰爭，反而修改安保法，允許日本自衛隊可以出兵海外，日本想要重新走上軍國主義的、「聯美制中」的意圖昭然若揭，作為受害甚深的中國及亞洲國家怎能不警惕？筆者對先師洞燭機先，著成此書，警惕世人，感到敬佩，也深覺此書有重印以廣流傳的必要，在此即將正式再版發行之際，謹向蘭臺出版社致謝，並告慰心憂天下的先師朱雲影教授在天之靈。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缺少文化底蘊，又相貌平平的隆裕怎麼成了光緒皇帝的皇后？原來是幕後操盤手慈禧太后巧妙地利用選秀女的傳統制度，而且不顧當事人光緒的意願，將自己的姪女推上皇后寶座。

關注晚清歷史的朋友一定會納悶：其貌不揚的隆裕怎麼成了儀表堂堂光緒皇帝的皇后呢？這確實讓人百思不解。可是，如果了解晚清時期的政局，特別是光緒和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關係，或許就能得到答案。

1887年，也就是光緒13年，4歲被抱進宮中的小皇帝已經長大成人，到了可迎娶的年齡。一手把他扶上位的慈禧也為光緒的婚事操起心來。

皇帝選皇后、嬪妃是一項浩大工程，目的是讓皇帝從眾多佳麗中挑選出身體健康、年齡適當、品貌出眾的女孩來作皇后。按照清朝祖制，選后妃要從選秀女開始。選秀女又分兩種，一種是每3年舉行一次的選八旗秀女，由戶部負責。另外一種是選內務府所屬各旗的秀女，由內務府主持。為了保證皇室血統的純正，秀女一定都是滿蒙官員的女兒。

按照規定，凡是滿蒙護軍、催領以上官員家的女孩，年齡在13-16歲者，都要應選，超過17歲者叫作「逾歲」，也在應選之列。如果遇到特殊情況沒有應選，下屆也必須補選，沒有送選和沒有落選就私自出嫁的女孩，父母都會遭到懲罰。只有落選的秀女才能嫁人。

參加選秀女的女孩們提前由家人送到朝廷指定的地方等候，唯恐遲到。待選秀女開始後，她們5個人站成一排，接受慈禧和光緒的嚴格挑選。事前，太監會把一個個小木牌交給慈禧和光緒。小木牌上寫著這個秀女是哪個官員的女兒，她的姓氏、年齡等。被看中的秀女，留下牌子，成了記名秀女，叫作「留牌子」，進入下一輪。沒被看中的秀女，牌子就翻過去了，叫作「撂牌子」，意味著告別了這場殘酷的競爭。

為光緒選后妃的這場活動，從1887年春天開始，一直持續到1888年秋天。經過曠日持久的挑選，層層淘汰，終於只剩下8位記名秀女。她們還得到特許在宮裡生活幾天。這不是要讓她們提前體驗一下紫禁城內的生活，而是要近距離觀察、更全面地了解她們的生活習性，以便決定去留。果然，經過這一輪的細緻考察，又淘汰了3位強而有力的競爭者，只有5位女孩闖進決賽。按照事前安排，光緒的一位皇后、兩位嬪、一位貴人將從她們中間產生。

為了幫助自己的親姪女登上皇后寶座，老謀深算的慈禧做了精心的設計和安排。她讓自己親弟弟桂祥的女兒，已經20多歲的葉赫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江西巡撫德馨的兩個女兒。按照常理，她們的年紀比曾任戶部右侍郎等職的長敘的兩個女兒大一些，應該排在第四位、第五位，但是慈禧有意讓德馨的女兒成為光緒皇帝的嬪妃，所以打破常規，把她們排在長敘兩個女兒的前面。

選皇后那一天，慈禧的御座前擺放著一張條案，上面放著一柄鑲滿玉石的如意，還有兩對紅色的繡花荷包。按照清朝挑選后妃的規矩，如果選中哪位女孩作皇后，皇帝就要親自把如意交給她；若是選中作嬪妃，就交給她荷包。

正式選皇后之前，自以為萬無一失的慈禧故意逗光緒說：「皇帝好好看看，哪個姑娘適合當皇后，你就把如意給她。」光緒見慈禧對自己這麼體貼，習慣性地謙讓道：「這是兒子的終身大事，還是要由皇爸爸做主才行。」聽光緒這麼一說，慈禧更有把握了，心想這麼多年的心血沒白費，連選皇后這樣的大事都可代為做主，現在讓他挑選，也準會按照己意，把如意交到姪女手裡。

為了這一刻，慈禧費盡心機。在姪女很小的時候，慈禧就經常召她進宮，與光緒一起玩耍，培養感情。這次選秀女又是一路保駕護航，使姪女直接進入決賽。想到這，胸有成竹的慈禧態度堅定地說，「就讓你自己挑選皇后。這是你的終身大事，當然要你挑選自己中意的人。」

光緒以為慈禧這次真的是交給自己抉擇，於是，他拿起如意快步走向自己的意中人。坐在一旁，盯著光緒一舉一動的慈禧發現情況不妙，光緒沒有把如意遞給姪女的意思，而是走向了德馨那貌美如花的女兒。這還了得，慈禧氣急敗壞地大喝一聲 「皇帝」，並努嘴示意，要他把如意交給葉赫那拉氏。直到這時，光緒才如夢方醒，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一個玩偶，一切都要聽從慈禧太后的安排，選皇后也不例外，剛才那一幕不過是演戲。於是，心灰意冷的他極不情願地把如意塞給了比自己大好幾歲，長著一雙暴牙，毫無青春朝氣的葉赫那拉氏。然後，他慢慢地退回到慈禧的身邊，腳上就像灌了鉛。

慈禧擔心光緒再做出違背自己意思的事，乾脆取消了他親自挑選嬪妃的資格，改派手下把荷包交給長敘的兩個女兒。為何如此？慈禧擔心如果按照原來的盤算把德馨的女兒選作嬪妃，光緒會被她們的美色迷惑住，不愛自己的姪女，後果將不堪設想。為了讓姪女在皇后寶座上坐得更安穩，慈禧還臨時改變遊戲規則，不再替光緒選貴人了，從而徹底封殺了德馨的兩個女兒。

至此，光緒選后妃的大幕落下。葉赫那拉氏在慈禧的強力干預下終於如願以償，堂而皇之地成了隆裕皇后。光緒啞巴吃黃連，不得不吞下這枚苦果。

（作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一國兩制」在台灣社會被嚴重污名化，尤其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發生後，甚至出現了「一國兩制」已經失敗的論調。那麼，為何「一國兩制」會在台灣被污名化？「一國兩制」果真失敗了？大陸對「一國兩制」的態度究竟怎樣？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將對「一國兩制」在台灣被污名化的來龍去脈進行剖析，並力圖還原「一國兩制」及其實施情況的真實面貌。

在台被污名化的說辭

  台灣對「一國兩制」污名化的內容，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誤認是「吞併」陰謀

在多數台灣民眾看來，「一國兩制」是大陸妄圖「矮化」和「吞併」台灣的制度設計，不但沒有正視中華民國（或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地位，而且不符合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同時，「一國兩制」將台灣等同於港澳，把中華民國（或台灣）從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降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是對台灣的「矮化」，充分體現出大陸無視現狀。可以說，「一國兩制」在台灣只剩下一個意識形態色彩極強的政治符號。

（二）誤認體現大陸不民主

很多台灣民眾認為「一國兩制」體現了大陸的「不民主」，這主要有三層含義：其一，它是大陸自行設計的制度安排，並沒有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此為程序上的不民主；其二，它沒有給予台灣民眾選舉大陸地區領導人的權利，此為對台灣民眾實質上的不民主；其三，它沒有給予大陸民眾在台灣地區的民主權利，此為對大陸民眾實質上的不民主。所以，一些台灣民眾認為，「一國兩制方案既歧視國民政府，又歧視台灣民眾，也歧視大陸民眾，這樣一個方案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三）誤認香港實踐失敗

回歸以來，香港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被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的表現。2014年9月香港爆發「占中」事件和2015年6月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之後，台灣社會關於「一國兩制」已經失敗的論調甚囂塵上。

概括而言，台灣社會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已失敗的含義主要有三層：一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許諾的自由民主並未很好實現，比如雙普選的延期、對媒體管控的收緊和對反對運動的壓制等；二是回歸以來香港出現了經濟發展低迷、貧富差距擴大、房價飆升和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凸顯等；三是香港民意逐漸疏離，比如市民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反對、日益高漲的街頭抗爭和「港獨」的出現等。

（四）把香港實踐當作對台的「警示」

台灣社會關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已經失敗的論調還延伸出兩個推論：一是「一國兩制」本身有問題，根本無法實行，即便強行實施也會帶來不良後果；二是大陸中央政府不守政治信用，干預香港自治事務，在香港實施「真一國、假兩制」，並認為台灣不能步香港的後塵，否則「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灣」。

（五）大陸放棄「一國兩制」

近些年，大陸官方在重要涉台官方文件和講話中提及「一國兩制」的次數和頻率大幅減少，這本是大陸出於對台工作策略的考量，卻被誤讀為大陸打算放棄對台實行「一國兩制」的重要信號。1987年「一國兩制」首次被寫進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在其後的20年中「一國兩制」都在該報告中涉台部分占重要位置，然而2008年後涉台部分不再出現「一國兩制」一詞，取而代之的是「認同『九二共識』」、「促進和平發展」和「反對『台獨』」等提法。台灣社會據此認為，大陸已放棄了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設想。

被污名化的原因與影響

（一）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

從本質上講，台灣民眾抨擊「一國兩制」，並非因「一國兩制」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願統一；他們詆毀「兩制」的真正原因在於牴觸「一國」，所謂香港問題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

當然，藍綠兩大陣營拒斥統一和「一國兩制」的具體原因不同。藍營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從法理上說，其與大陸的紛爭是「一個中國」框架下的政權之爭，即「誰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因此，其雖反對「一國兩制」，但與大陸的矛盾焦點主要在於「兩制」，即認為「一國兩制」試圖將中華民國降低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沒有尊重「中華民國主體性」。

換句話說，藍營反對「一國兩制」更多是因為「矮化」問題。而綠營則堅持「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其與大陸的紛爭主要是主權之爭，因此，其對於「一國兩制」的反對主要體現在對「一國」的反對上，即認為「一國兩制」將「獨立的台灣」強行納入中國版圖，沒有尊重「台灣主體性」。換句話說，綠營反對「一國兩制」更多是因為「吞併」問題。

另外，一些其他原因也加劇了「一國兩制」在台灣的污名化：

一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對台灣的負面影響。據民調顯示，香港的反對運動每出現一次，台灣對「一國兩制」的負面反應就會被強化一次。由於「一國兩制」並未在台灣實施，因此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觀感很大程度上來自香港的評價。然而，大部分香港中間派和親泛民派媒體對「一國兩制」的評價很低，且充滿了誇大其詞甚至無中生有。

二是台灣政黨和政治精英對「一國兩制」的共同詆毀。無論藍營還是綠營的政治精英，為了拿到選票，都強烈批判大陸提出的「一中」或統一框架，以表明自己「捍衛台灣主體性」的決心。馬英九雖在法理上堅持「一國兩區」，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很少提及，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一國兩區」與「一國兩制」均包含「兩岸一中」的意涵，極易造成選民的反感。國民黨尚且如此，民進黨對「一國兩制」的污蔑更是無以復加。

（二）污名化產生的影響

第一，使「一國兩制」在台灣備受冷落和排斥。台灣民眾不瞭解「一國兩制」，不是因為「一國兩制」多麼深奧複雜，而是因為根本沒有興趣去瞭解。如此下去，「一國兩制」在台灣的處境將更加艱難。

第二，加劇台灣民眾對統一的抗拒。儘管大陸官方一再申明，「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不同於目前的港澳模式，但在台灣民眾看來，「一國兩制」就是港澳模式，就是企圖將台灣從一個「獨立民主的國家」變為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省」。更為重要的是，不願統一與拒斥「一國兩制」之間存在著相互強化的關係，兩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弱化台灣民眾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台灣民眾將香港問題的根源歸結於大陸的「背信棄義」，要麼認為「一國兩制」從一開始就是騙局，《基本法》壓制了香港的民主發展；要麼認為大陸開始提出「一國兩制」時可能懷有真心，但隨著經濟崛起，大陸已打算收緊、甚至推翻「一國兩制」。不難看出，「一國兩制」的污名化不僅加深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偏見、破壞兩岸互信，也削弱了他們對「一個中國」的認同。

第四，強化台灣社會內部的「主體性共識」。雖然台灣社會撕裂嚴重、藍綠矛盾重重，但在「捍衛台灣主體性」和反對「一國兩制」方面卻非常一致，這成為凝聚藍綠共識的重要途徑。

對「一國兩制」的澄清

（一）大陸並未放棄「一國兩制」

從近幾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來看，其涉台部分都會出現「一國兩制」一詞。從大陸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來看，2008年之後雖然提及「一國兩制」的頻率變少，但也並非完全沒有提及，比如，胡錦濤總書記就曾在2008年12月和2010年1月的兩次講話中提到「一國兩制」，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於2014年9月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就「一國兩制」發表專門講話。更為重要的是，「和平發展是邁向和平統一的一個階段，中國大陸從來沒有把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割裂開來」，因此，作為實現和平統一的最重要政策方針，「一國兩制」自然也不會被大陸所放棄。

（二）香港問題另有癥結

與香港一樣，澳門也實行了「一國兩制」，卻蓬勃發展；可見，「一國兩制」並非「病灶」所在。那麼，香港問題的癥結究竟是什麼？筆者認為，是香港所處的特殊轉型階段及其所產生的結構性矛盾。回歸後，香港面臨著三重轉型：一是由殖民地區轉為非殖民地區，故會面臨嚴峻的去殖民化任務，極易導致國家認同危機；二是由「港督專權、委任兩局」的專制統治轉為「雙普選」的民主政治，故會面臨民主化的重大任務，極易導致民主治理危機；三是香港從扮演大陸與世界的經濟橋樑轉為更加獨立的經濟體，面臨了經濟重新「實心化」的任務，極易導致經濟衰退危機。這三重轉型及其所引發的危機才是香港問題的根源所在，若沒有「一國兩制」，香港的問題將會更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來越類似，譬如社會撕裂、民粹主義、分離主義、政治失序和民主空轉等，這是由兩地在時空上的雙重相似性決定的。香港面臨的三重轉型台灣也同樣面臨；空間上的相似性則更為關鍵，即兩地旁邊都矗立著一個體量龐大、但又與自身關係微妙的「他者」—大陸。

在「他者」的壓力下，港台的民主化路徑都發生了明顯偏離，在民主化訴求之外產生了本土化訴求，即台灣的主權訴求和香港的反中央訴求。顯然，煽動對抗情緒比宣講政策更容易吸引選票，因此台灣泛綠和香港泛民都熱衷於訴諸「反他者」式動員，兩地的本土訴求在民主制度下被不斷推高，民粹主義也越演愈烈。同時，外部的對抗性也延伸到了內部，最終導致港台社會的整體性撕裂和民主空轉。可見，港台的問題是其所處的特定時空背景決定的，「一國兩制」並非問題製造者。

（三）香港實踐未違背「一國兩制」

有些觀點認為，大陸的中央政府一直在阻礙香港政改，使得香港回歸以來的自由民主越來越少，甚至還不如港英政府時期。但綜觀歷史不難發現，香港民主化真正開始大踏步發展正是在回歸以後，不僅行政長官開始由選舉產生，選舉委員會人數由400人擴增至1,200人，而且立法會的委員會選舉也逐漸取消，分區直選委員的比例穩步上升。而且，至今為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三次釋法，均符合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

（四）台灣模式會與港澳不同

台灣民眾認為大陸會將目前的港澳模式照搬到統一後的台灣，然而，「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並不等於港澳模式，因為大陸官方很清晰地瞭解台灣問題的特殊性。

其一，港、澳是英、葡兩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割讓或租借出去的，大陸的主要談判對象是英、葡兩國政府，中國恢復行使對港、澳的主權符合國際法的相關規定；台灣問題則屬於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大陸的談判對象是台灣當局。

其二，港澳在回歸前後均是中央政府下轄的地方行政單位，在回歸時也沒有獨立訴求；而台灣儘管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卻有著強烈的國家訴求和國家意識，還擁有一整套完備的國家機器。

其三，港澳民主政治主要是在回歸以後獲得發展的；而台灣民主化迄今已有30年，大陸在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時必須照顧到台灣的民主程序和民意。更為重要的是，「一國兩制」原本就是一個靈活的開放框架，其具體形式可以涵蓋單一制和聯邦制之間廣闊的中間地帶，是制度光譜上最靈活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不斷注入新內容，探索出適合台灣的新模式。

（五）仍是最佳的統一方案

雖然台灣社會將「一國兩制」嚴重污名化，但拋開兩岸的意識形態歧見來看，「一國兩制」仍是目前最佳的兩岸統一架構。首先，大陸不接受聯邦制，台灣藍營不接受單一制，因此要想實現統一，就必須找到一個介於兩者之間的折衷方案。「一國兩制」儘管是單一制框架下的制度安排，卻含有折衷色彩，既能體現兩岸統一，也能兼顧兩岸差異。

其次，「一國兩制」具有區別於德國模式的獨特優勢。德國模式是一種吞併式統一，雖然統一的程度更高，但會耗費巨額的統一成本，並造成統一時的劇烈社會動盪。相較而言，港澳模式「讓兩種制度同時並存，共同發展。它通過最大限度地維持現狀，來減少統一後因制度差異而產生的制度碰撞」。考慮到大陸巨大的體量和兩岸複雜的關係，採取「一國兩制」能最大限度的維護穩定。

最後，「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並非由大陸單方面決定，而是通過兩岸協商談判來解決。台灣不是「一國兩制」的旁觀者，而是重要參與者，無論是統一前關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基本框架的整體把握，還是未來統一談判時的法律起草，台灣都有關鍵的話語權。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大陸黨政幹部的更替是循序漸進的，既有級別、年齡限制，又有政績要求，且用人導向隨時代需求有所變化，當前改革促進派、敢「講真話、道真情」者較具升遷機會。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培養幹部進入規範化道路，人才的世代交替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法。由於長期處於執政地位，中共需要定期更新幹部以與社會發展保持同步，防止出現跟社會大眾相脫節的危險。主要作法：

一是年齡一票否決。鑒於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鄧小平在1980年代主張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在適當年齡要從崗位上退下來，實行正常的退休制度。同時，為了配合領導幹部年輕化的要求，年齡成為影響黨政幹部能否升遷的關鍵性因素。按照大陸各級領導崗位級別劃分，絕大多數幹部都希望有機會在適當年齡獲取正處級或者正廳級職位，相對應的主要是縣級政府正職（縣長或縣委書記）和地級市政府正職（市長或市委書記），那麼通常需要分別在48歲（女性45歲）和55歲（女性52歲）獲得提拔，否則只能在任期屆滿後退居「二線」等待退休。

至於級別更高的省部級和國家級職位，只有極少數政治精英才有機會獲取，不僅因職位相對有限而造成激烈競爭，而且即便獲取職位也具有任期限制，往往要求在特定年齡離開實權部門，比如省部級副職幹部多在60歲以後被安排在人大、政協等「二線」作為退休前的過渡。正是將級別提拔與具體年齡直接掛鉤，黨政幹部才出現世代交替的有序推進，尤其為年輕幹部提供了上升的廣闊空間。然而，年齡設卡也容易滋生腐敗，尤其是一些幹部因升遷無望，在離開實權職位的前一、兩年大肆貪污，最終鋃鐺入獄。比如不少省部級副職幹部在59歲時容易出現不當行為，稱為「59歲現象」。

二是政績決定升遷。多年來，大陸對幹部考察的重要標準是能否在任期內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即GDP增長情況與升遷直接掛鉤。如果在任期內經濟發展迅速、成效明顯，就很可能被提拔予以重用；相反的，如果在任期內經濟成績平平，那麼除非上級有人關照，否則很可能原地踏步。此外，如果任期內出現重大責任事故，那麼被免職或者引咎辭職的可能性極大。

正是在GDP決定一切的影響下，大陸各級幹部竭盡所能地招商引資，將「上專案」作為經濟增長的標誌。然而，不少幹部為升遷需要熱衷於製造「看得見且週期短」的政績，比如拓寬城市馬路、建設城市新區、修建豪華辦公設施等等。不可否認，一些專案純屬「面子工程」，對經濟發展並無實際益處，反而造成部分城市新區淪為「鬼城」、地方污染嚴重等現象。隨著近幾年大陸經濟成長放緩，GDP增長不再是幹部升遷的重要指標，而是同時關注綠色環保、經濟社會轉型等領域的進展情況。譬如：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陸將「精準扶貧」作為考察黨政幹部能力高低與貢獻大小的重要指標，這將會推動形成評價體系更加科學的政績觀。

三是用人導向多變。1980年代鄧小平為解決「老人政治」問題，提出「四化」的要求，尤為重視將年輕幹部盡早選拔出來，比如胡錦濤、溫家寶等都是在這個時期被選拔進入黨政幹部隊伍的。在1990年代後期，江澤民要求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幹部隊伍，使得學歷成為考察幹部素質高低的重要標準。為了獲取升遷機會，相當多幹部以在職攻讀方式取得碩士、博士學位，這催生了「買文憑」、「假學歷」與「官員博士滿天飛」等不良現象。

進入21世紀後，胡錦濤時期強調要培養「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幹部，這意味在具備專業知識的前提下，更要考察幹部的操守和道德修養。由於這一時期大陸經濟高速發展，不少黨政幹部在提拔時的輿論測評較好，但在掌權中放鬆了自我修養建設，往往經受不住誘惑而走上貪腐道路。這一狀況也再次證明了品德修養對幹部而言相當重要，但卻難以進行衡量和把握，這也就不難理解一些幹部在公開場合堅決反對任何腐敗行為，暗地裡卻無所顧忌地大肆收受他人好處。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強力反腐的過程中，加速推動各項改革，並逐漸在實踐過程形成新的用人標準。具體而言，為配合經濟社會轉型，中共有意重用改革促進派、敢於「講真話、道實情」或者有老少邊窮地區任職經歷的三類幹部，這意味著敢於擔當才可能具有升遷機會。

總之，大陸黨政幹部的代際更替具有循序漸進的特徵，不僅需要滿足特定級別的年齡限制，還要具有相對突出的政績才能獲得正常升遷。至於能否被重用，除了符合特定時期的用人導向外，其本人積累的廣泛人脈或其他資源往往成為躍升的關鍵所在。

（作者係天津師範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