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台籍左翼經濟學者劉進慶（1931-2005）以其1970年代中期完成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而享譽學界。此書的核心概念「官商資本」是理解全書的關鍵概念。「官商資本」指的是，舊中國官僚資本伴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適應台灣社會經濟特質而形成的新型態支配資本。官僚與民間資本的結合，以及本省、外省、外資各種資本的結合，則是官商資本對其他各種資本形成支配力量的關鍵。

 作為著名的中國統一運動家，劉進慶提出的「官商資本論」，既有學術上的論證，也有為台灣社會變革提供理論支持的企圖。對於今日有志推動台灣社會變革者而言，「官商資本論」絕對是有必要回顧與再思考的重要思想資源。

對「左獨」論者的批判

劉進慶的「官商資本論」與當時海外以史明（施朝暉，1918-2019）為代表的所謂左獨論者，處於絕對的對立面。史明自1960年代以來便主張，台灣本省籍資本家（即劉進慶所稱的土著資本）和國民黨及其支持的外省系資本，存在深刻的矛盾。然而，主張公私業必相融合的官商資本論，直接否定了「省籍矛盾高於資本利益」的可能，因而馬上引來台獨派的批判。儘管劉進慶嚴守學術分際，從未在學術著作談論非學術議題，「官商資本論」強烈的政治性和針對性卻可見一斑。

指出資本利益高於省籍矛盾的「官商資本論」，可從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1941-)所說的「資本-民族-國家」再加解析。柄谷認為，「資本-民族-國家」乃是「一個相互補充的裝置」，「如果放任資本制經濟不管，結果勢必會造成經濟上的差距和對立。而民族是以共同性和平等性為志向的，因此必將要求解決資本制所造成的差距和各種矛盾。於是，國家便通過課稅和再分配及各種規定來實現這一要求。資本、民族、國家是不同的東西，各自依據相異的原理，但在這裡它們形成了一個環環相扣的連環，缺一不可地結合在一起。我將此稱之為資本-民族-國家」。

由於二二八後的台灣長期存在省籍矛盾，理想上應該「相互補充」的三個連環便遭破壞。諷刺的是，官商資本卻作為「資本」而創造出跨省籍統治精英內部的「共同性和平等性」，就此而言，官商資本作為支配性資本的意義，在於某種程度一時緩解戰後台灣島內社會的矛盾，而當矛盾不能緩解之處、之時，便不得不暴露出國民黨體制的破綻。

官商資本的「三合一」性格

「官商資本論」還進一步回答「官僚資本論」未能預見的問題。抗戰勝利後，逐漸臻於成熟的「官僚資本論」，將官僚資本作為民族資本的對立面，強調前者的壟斷及對後者的壓迫，因此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才將民族資產階級改稱「自由資產階級」，藉以反襯官僚資產階級以其「封建壟斷」而普遍造成的壓迫。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論者能看見官僚資本的消滅，卻沒有機會看到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間可能發生的其他關係。就此而言，官僚資本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的長期存續，是非常重要的標本。「官商資本論」注意到的現象是：包含官僚資本在內的公業，將因自身無效率，而日益無法同包含民族資本在內的私業在利潤率上競爭，因而可能出現前者萎縮和後者膨脹，乃至兩者之間的融合。換句話說，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之間的界線未必明確，官商資本論直接證明了這點。

如中國經濟學家許滌新(1906-1988)所言，「官僚資本究竟包括哪些類型，它的性質如何，又怎樣和民族資本劃分？」、「雖然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有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個體系，但並非所有的資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劃歸這個或那個體系。」戰後台灣形成的官商資本，不但同時具有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的面向，台灣經濟的外向性也讓買辦資本的面向並存於官商資本一身。這是戰後台灣產生的特殊「三合一」資本。就此而言，作為統治性資本的官商資本，是考察台灣經濟走向的核心，而官商資本是否（且如何）存在於今天的台灣經濟，顯然是應當追問的課題。

沈淪與上升的辯證關係

「官商資本論」最重要的意義是，為分析戰後台灣經濟提供理論工具，進而揭開經濟繁榮的表象所遮蔽的經濟本質。表象上的經濟繁榮（比方漂亮的GDP數字），可以是不同社會形態都能實現的成果，但繁榮的經濟表現不代表經濟體擁有好的或先進的本質，不意味可持續發展。如吳承明所言，「近代中國的地主制經濟因為吸收商品經濟，以至外國的或買辦的商品經濟，進行了自我調節，成為一種能夠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義」。

當前近代的封建性不是被外來的近代因素所同化，而是受其影響而自我進化，也可能出現經濟繁榮的表現。然而，不能從這樣的表現推測其本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就此而言，雖然官商資本是與半封建社會相適應的存在，但一個能夠適應官商資本的社會，也必然是某種演化的後果。吳承明的「近代封建主義論」以積極的眼光把握這種進化，劉進慶選擇消極看待。

劉進慶的消極眼光，源自於他對戰後台灣社會性質的關鍵判斷：1949年以後的台灣，不但是半封建社會，而且因美日資本主義支配而難以擺脫殖民地的性格。儘管1945年光復後的台灣，清清楚楚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以後對美日支配的扈從，也明明白白使殖民地性在光復後長期延續，並在延續中形成「沈淪」的線索，使台灣淪落為新殖民地。新殖民地的社會性質規定意在凸顯敗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如何加倍失去自主性並成為外國勢力的傀儡，並說明半封建社會如何在「新殖民地」的條件下得到延續，從而揭示戰後台灣經濟在繁榮外觀下，無法掩蓋的依附性與畸形性。劉進慶雖認為「半殖民地」不適合解釋台灣在1949年以後的「殖民地性」，但他所謂的「新殖民地」實際上是半殖民地概念的再拓展，稱之「新型半殖民地」未嘗不可。

1970年代正在日本從事中國統一運動的劉進慶顯然意識到，只有作為社會變革運動的中國統一運動，才能真正形成台灣社會的「上升」，因此，拒絕美化戰後台灣經濟，是劉進慶終生堅持的基本立場。當眾人都從戰後台灣經濟的「成長」表現中論證台灣社會的「上升」，劉進慶仍堅持在其中發現「沈淪」的線索（如：半封建社會、近現代資本、官僚資本向官商資本的發展）。儘管他和戴國煇都認為，戰後台灣經濟成長的根源可追溯至晚清的洋務運動，但他更重視台灣經濟本質的發掘，同時找尋「上升」與「沈淪」的因素，以確定台灣社會變革的方向。劉進慶確信，只有民族統一，才能導正台灣經濟內部的各種扭曲因素，這是台灣社會克服「沈淪」、力求「上升」的唯一道路。

許滌新指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一種經濟成分，它發展微弱，歷史也不長。但是，我們同樣看到它的原始積累、資本積聚、以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諸過程；同樣看到資本主義剩餘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這些過程和規律的作用，又都具有中國的或者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徵。並且，從所有制（帝國主義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到生產、流通、分配，都有它的中國特殊內容。這是不可能從已有的經濟學說，或者別國的經驗中得到的。」

劉進慶的「官商資本論」正是基於台灣經驗，而對「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國特殊內容」的探索。雖然他的「官商資本論」僅以戰後20年為基本解釋範圍，但既然「中國資本主義」仍在1949年以後的台灣長期持續，發生變化，並對台灣社會產生各種影響，劉進慶的分析必然仍有照明現狀、指引未來的內容，有志於台灣社會性質問題的研究者當戮力賡續。

（作者係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

現代戰場上，當戰機、轟炸機對付一大群地面目標，精準攻擊彈藥（JDAM、LGB）的數量已不敷使用時，小直徑炸彈（Small Diameter Bomb, SDB）便可派上用場。一般戰機的武器掛架有限，特別是匿蹤戰機的內置彈艙。因此，大尺寸彈藥較占空間，而小直徑炸彈卻節省空間、可填裝多枚。美國和荷蘭空軍F-35A戰機曾一次投射多枚小直徑炸彈，命中率達100%。

小直徑炸彈(SDB/SDB-II)

第一代小直徑炸彈（GBU-39 SDB），以全球定位系統（GPS），或慣性導航系統（INS）導引，配備滑翔彈翼，有體積小、重量輕、滑翔距離長、穿透力高等優點，可摧毀加固機堡等固定目標；第二代小直徑炸彈（GBU-53 SDB-II），以多種導引系統導引，戰機可一次投射多枚、自動追蹤固定/移動目標並摧毀，大幅提升精準轟炸的效能。

小直徑炸彈藉由「差分全球定位系統」（Differential GPS，DGPS）地面控制站提供修正後的衛星訊號，GBU-39的圓概率誤差（Circular Error Probable, CEP）僅約5-8公尺，適合攻擊微小目標。內含約50磅(23公斤)的高爆炸藥，穿透力和2000磅BLU-109硬化穿透炸彈相當，可穿透6英呎（1.8公尺）厚加固機堡，並藉由滑翔彈翼增加滑翔的距離，最遠可達110公里。炸彈引信為FMU-152A/B電子式聯合可程式化引信（Joint Programmable Fuse），包括空爆（炸）模式和延遲模式。

類似例子，如聯合直攻彈藥（JDAM）加裝滑翔彈翼套件後，射程由17公里延長至50公里；而南韓戰機曾在33,000英呎（10,000公尺）高空投射該型彈藥，滑翔距離更超過100公里。

GBU-53 SDB-II和SPEAR

英國皇家空軍的硫磺石飛彈，為現役射後不理的反裝甲飛彈。主要為GR.4龍捲風式和GR.7海獵鷹戰機所攜帶。下一代空射型彈藥，主要為英國歐洲戰機颱風和F-35B內置彈艙所攜帶，必須有相當射程和精準導引裝置，可以轟炸固定或移動的目標。目前，美國雷神公司的第二代小直徑滑翔炸彈（GBU-53 SDB-II）和MBDA集團的SPEAR，性能符合需求。

SDB-II配備紅外線（IR）尋標器、戰術資料鏈（Data Link）和滑翔彈翼，可攻擊地面或水面上的固定/活動目標，如戰車、軍車或船艦等。SDB-II可在烏雲或戰場灰塵和碎屑中通過，並鎖定固定或移動的目標進行轟炸。為求符合F-35B內置彈艙的空間，據廠商資料顯示，SDB-II全重250磅（113.5公斤）。

MBDA集團的SPEAR配備紅外線(IR)尋標器、戰術資料鏈和滑翔彈翼，還有噴射動力的輔助，射程應較SDB-II更長。不過，也有輿論認為，SPEAR應改稱為飛彈（Missile），而非炸彈（Bomb）。據廠商資料顯示，SPEAR彈徑為180公釐，全長小於2公尺，全重低於100公斤。

據洛馬公司透露，為因應客戶需求裝填1枚AIM-120C和4枚SDB-II，必須改裝F-35B內置彈艙的內側掛架，屆時交機時程可能會延後。而MBDA集團也不遑多讓，推出1枚流星中長程空對空飛彈（Meteor），以及4枚SPEAR的武裝組合，供非美系武裝的客戶選配。請參考附表。

可攜帶小直徑炸彈的戰機

目前除了前述F-35系列之外，歐洲戰機颱風、法國飆風、瑞典SAAB JAS-39 Gripen E/F、美國F-15E/K/SG/QA、F/A-18E/F、F-16C/D/E/F/V、F-22A等均可攜帶小直徑炸彈。F-15E曾一次攜帶最多20枚，可對付多個地面目標；洛馬公司釋出F-16V Block70模擬圖，極為重視對地轟炸的性能，可攜帶小直徑炸彈和雷射導引炸彈；美國海軍F/A-18E/F在任務性質轉換、加掛戰術吊艙後，可攜帶小直徑炸彈；美國空軍F-22A彈艙一次可攜帶最多8枚小直徑炸彈。

2015年1月16日，2架皇家荷蘭空軍第323中隊的F-35A，從佛州艾格林空軍基地，轉抵愛德華茲空軍基地，進行測試評估作業。荷蘭已採購了37架F-35A，洛馬公司表示，目前有20名技術專家、4名飛行員和10名其他人員在愛德華茲基地接受培訓。英國方面委派佛州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皇家空軍第17中隊，以F-35B BK-01號機進行測試和評估作業。雖然第17中隊目前已獨立作業，但美軍仍為英國F-35B測試提供協助，包括海軍陸戰隊的F-35B BF-02號機。

英國F-35B第17中隊係由皇家海空軍人員編組而成，將評估英系規格和非美系武裝彈藥的適用性，包括鋪路4型雷射導引炸彈（Paveway IV LGB）、先進短程空對空飛彈（ASRAAM），以及新航艦的滑跳/垂直起降作業等。

英國國防部表示，英國總共需要138架F-35B，現階段將採購48架F-35B。在聯合打擊戰機計畫（JSF）的會員國中，英國也是首先進行測試評估作業的會員國。此外，英國的首架作戰型F-35B BK-03號機，已於2015年2月3日進駐南卡羅萊納州的波佛特海軍陸戰隊機場，由英軍試飛，並預備成立第617中隊。第617中隊位於英國諾福克郡的麥勒姆空軍基地，將是英國首個F-35B的作戰單位。

小直徑炸彈和戰場優勢

美軍戰機可在原來BRU-61/A掛架（可攜帶1枚MK-84 2000磅炸彈）上，加裝一組4枚小直徑炸彈掛架。應用方面，小直徑炸彈可用在對地轟炸和對海攻擊等任務；戰場優勢方面，戰機攜帶數量多，並可一次投射多枚，遠距離滑翔並精準轟炸敵方目標。如此一來，既符合點穴式（手術式）戰爭的精神，並可一次摧毀大量敵方目標，也大幅降低戰機本身遭擊落的風險。

2006年9月，波音公司和美國空軍簽訂合約，發展一種降低攻擊目標時產生附帶傷害的無破片型小直徑炸彈，稱為「集中致命性炸彈」（Focused Lethality Munitions, FLM）。主要是在小直徑炸彈內，裝入重度鈍性金屬高爆炸藥（Dense Inert Metal Explosive），並將原來鋼製彈頭（爆炸後可產生飛射600公尺遠的破片）外殼，改為複合材料。重度鈍性金屬高爆炸藥產生的爆炸風壓較小，複合材料外殼在爆炸後會成為粉狀碎屑，不會如鋼製破片四處亂飛。此外，複合材料外殼易於爆破，爆炸威力更能集中於有限的爆炸範圍內，適用於城鎮或建築物高度密集的地區。

近來，美國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在中國周邊演練。B-1B可攜帶24枚AGM-158 JASSM-ER匿蹤巡弋飛彈，最大射程926公里。不過，波音公司又推出了新的轟炸方式，也就是用B-1B內置彈艙的旋轉機構，在41.2秒內，投射96枚小直徑滑翔炸彈（SDB）。SDB體積小、精度極高、穿透力強，轟炸效果與2,000磅級炸彈接近，最大滑翔距離約110公里。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過去60多年來，美國「補助營養援助計畫」(SNAP)透過給予中低收入家庭換取食物的消費券，幫助了許多貧窮家庭的兒童免於飢餓，該措施值得探討。

SNAP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美國早期的「食物券計畫」(Food Stamp Program, FSP)於2008年更名為「補助營養援助計畫」(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它是美國最大的聯邦營養援助計畫，透過電子福利轉移卡，向符合條件的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提供福利，讓領取食品券(Food Stamp)者更方便在超市購買商品。SNAP係由美國農業部(USDA)食品和營養服務局負責監督，提供了弱勢家庭，特別是有兒童的弱勢家庭能購買較健康的食物，並減少中低收入戶或個人的醫療保健支出。

美國2024年度預估收入為1.58兆美元（下同），預估支出為2.3兆，出現5,320億赤字，和去年同期（2022/10至2023/1）的4,600億赤字比較，今年的赤字將增加720億。為保障美國家庭月總收入等於或低於聯邦貧窮線130%，且月淨收入等於或低於聯邦貧窮線100%者的最低基本生活，又避免愈來愈多人領了SNAP而不去工作，美國政府最近針對提高聯邦債務限額和削減政府支出的協議中，規定了一些領取SNAP食品券的人必須符合工作要求。

從領取數可觀察景氣好壞

食品券計畫始於1964年，但直到1974年7月聯邦政府才與各州共同承擔該計畫。過去幾十年，受經濟景氣和申請人的資格影響，SNAP總參與率時有起伏。1980至2008年，家庭領取SNAP福利的比例約在7%至11%之間。在經濟大衰退期間，領取數據會大幅上升，例如2013年達到18.8%，有2,310萬個家庭，4,760萬人領取SNAP補助，主要是因為2012年底美國有許多減稅的措施到期結束，以及2013年3月政府啟動了自動減支的機制，亦稱「美國財政懸崖」(United States fiscal cliff)，導致2013全年經濟成長1.9%，遠不如2012年的2.8%。

2020年3月美國發生新冠疫情，領取人數立即增加。2023年全美2,220萬戶家庭中的4,190萬人獲得SNAP福利，相當於美國總人口的12.5%，當中有63%為成年人，36%為兒童。

領者須滿足工作時數規定

在每年10月1日（財政年度的開始日），美國農業部會審視或調整SNAP的最高撥款、扣除額和領取人的收入資格標準，以確認生活成本與支持基本生活水準所需金額。2023年一個家庭的月總收入等於或低於聯邦貧窮線130%，且月淨收入等於或低於聯邦貧窮線100%，便有資格參加該計畫領取食品券，以四口之家為例，每月總收入3,007美元，每月淨收入2,313美元即符合資格，但家中若有老人或殘疾人士，只需滿足淨收入的要求即可。

各州政府在管理SNAP計畫上有一定的自由度，例如各州可自行決定是否將車輛作為家庭的資產。對於領取食品券的對象，各州對其在工作方面亦可自行訂定要求，一般來說，16-59歲的非殘疾人士必須在州的SNAP機構或就業辦公室登記，並符合州政府對工作或工作培訓的要求；如果有合適的工作，他們必須接受，而且每周至少需工作30小時。不過，沒有家屬的成年人、孕婦、無家可歸者、退伍軍人、有身體或精神疾病的人排除在外。附表顯示，2024年美國各州1至8人之家符合資格者，每月平均可領取食品券的金額，其中以阿拉斯加州最高，夏威夷州居次，其餘48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關島、維京群島居第三。

阿拉斯加是美國陸地面積最大的州，但其GDP在全美排名後端，以一口之家為例，阿拉斯加州每月可領取1,973美元，夏威夷州1,817美元，其餘48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關島與維京群島則僅有1,580美元。

結語

美國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且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政府透過食品券發放，可有效讓貧窮家庭免受飢餓、促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降低醫療成本、照顧弱勢孩童直到成年、實現社會所得重分配的效果，是支撐美國60年來社會安全的重要基石。相較於發放現金，受領者可能拿去賭博，美國食品券政策或許有參考價值。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2月24日，台積電日本熊本廠(JASM)超車台積電美國亞利桑那廠，舉行落成典禮，除了台積電張創辦人等高層出席剪綵外，日本岸田首相透過視訊祝賀、經濟產業大臣及重要企業人士共同參與見證，可謂盛況空前。日本媒體甚至指出，JASM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迎接另一黎明」的開始，以及翻轉日本失落30年的「黑船」再世，顯示台積電投資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重返榮光扮演著關鍵角色。

台灣因台積電前往日本投資設廠，榮登國際新聞版面十分風光，畢竟迄今沒有台灣企業投資日本受到如此高階等級的重視，這是台灣產業的驕傲。然而，在台積電聞名於世之際，我們無法輕忽，近年來台積電加速前往美國、日本、德國投資製造高端晶片，在無形中將會提高這些國家的製造技術，此意味著，隨著全球半導體產業競逐升溫，其未來是否會對台灣半導體高端晶片製造的領先地位造成威脅？

美國用《晶片法案》圍堵中國

回顧全球半導體晶片技術從1971年的「10微米」開始，隨著日本急起直追呈現美歐日三強鼎立後，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主導的「垂直分工」下，朝向專業領域發展。其中，美國聚焦續傳功能下載(IDM)、高端IC設計與記憶體(DRAM)，成為全球半導體產值最大的國家；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退出晶片製造，轉為投入設備與化學材料，扮演關鍵角色。台灣則在美國委託亞洲國家代工製造的機會下，1987年選擇專業晶片代工製造，促進IC設計與封測產業發展，包括扶植台積電快速成長，不僅代工製造位居全球龍頭，半導體產值也排名全球第二；韓國則專注於IDM與DRAM，半導體產值排名全球第三。

全球晶片製造受到如此重視，除了2020年3月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各國在實施封境的同時，採取遠距互動往來，造成最關鍵的晶片供不應求之外，其關鍵乃是，2022年8月9日拜登總統簽署了《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簡稱晶片法案》，希望利用經費補助和賦稅獎勵措施，讓其高端晶片製造的產能，從目前全球11%的占比提高至20%，進而管制友好國家輸出相關設備及技術給中國，以圍堵中國產業超車的威脅。此一地緣政治戰略思維，讓各國將晶片自主供應提高為國家安全議題，也就是說，在地緣政治的效應下，全球晶片製造重要國家除美國外，特別聚焦於日、韓、台等三地的發展。

日韓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鏈

先觀察日本半導體產業，由於美國無法忍受其快速發展，進而壟斷全球半導體市場，引發兩國貿易摩擦，1986年9月以傾銷為由逼迫日本簽署《美日半導體產業協議》，使日本的DRAM全球占比八成劇降萎縮，重創了日本的半導體產業。近年來，日本為重返半導體產業榮光，特別提出區域半導體產業聚落戰略計畫，除於2022年8月整合8家日本財閥企業，成立Rapidus公司，投入高端晶片製造之外，2021年11月補貼台積電熊本一廠4,760億日圓(占成本42%)，2023年11月再度補助台積電熊本二廠9,000億日圓（占成本三分之一），甚至利用補貼誘致美國英特爾、IBM、應用材料，以及韓國三星IDM等跨國企業投資日本，希望藉此建立跨國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

相對於日本政府聚焦提高半導體製造能力，南韓政府近年除了提高對維持核心技術領先地位的半導體、6G預算分配之外，更大幅增加對半導體專業人才培育與研究的經費投入，以及將半導體領域涵蓋在國家高端科技戰略技術的清單，避免技術外流。2024年1月，南韓政府更進一步延長半導體企業投資稅賦的減免期限，旨在打造全球最大半導體園區聚落，提高民間企業的投資意願，以及吸收更多人才，更進一步促進南韓晶片產業發展。

台灣須朝高端晶片製程整合

從日、韓半導體產業的競逐可以發現，在美國的主導下，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分工，轉向為未來的區域化、碎片化、獨立化；此外，加上近年以來中美科技角力日益激烈，使得「非中」的陣營劃分更加明確，亦即在地緣政治的效應下，導致全球半導體業的產能布局更加分散。不過，卻又在半導體產業去全球化下逐步提高其中、長期的生產成本，進而調整過去以自由貿易、專業分工高度效率的運作模式。

面對全球晶片產業風起雲湧，以及各國積極扶植晶片產業自主發展，台灣晶片代工製造除了朝向高端晶片製程挺進之外，別無它路。更令人無法忽略的是，透過成熟晶片製程產能的釋出，轉向高端晶片製程的整合，將會是台灣半導體產業持續領先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造就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戰後的美國綜合國力強盛，並對許多國家提供無償援助，讓美國儼然成為正義的化身、國際政治的領導者。然而，今日國際上與美國對抗的勢力日益高漲，且有結盟的趨勢。

俄羅斯反擊親美勢力

二戰結束後，美國針對蘇聯以及東歐集團，在1949年結合英、法等西歐國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主要目的是防堵蘇聯赤化西歐。北約雖然並沒有強烈的攻擊意圖，但蘇聯仍感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在1955年聯合東歐國家成立「華沙公約組織」，與北約對抗。

1991年7月1日華沙公約組織正式解散，同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但北約不但沒有相應解散，反而逐步東擴，吸引原為華沙集團的東歐國家加盟，使得俄羅斯只剩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個盟友，此一情勢令俄羅斯更加坐立難安。更嚴重的是烏克蘭近年出現親美勢力，與俄羅斯日漸疏離。

澤倫斯基於2019年4月當選烏克蘭總統後，更加積極推動加入歐盟及北約，終於招致俄羅斯2022年2月24日發動俄烏戰爭。普丁2023年8月23日在金磚五國峰會上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是面對基輔和華府懷有敵意所被迫採取的回應，證實俄羅斯是針對北約東擴及美國強勢作為發出反擊。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祭出經濟制裁，但國際政治並非完全由美國掌控，若干獨立自主或一向與美國對立的國家未附和美國的制裁行動。俄羅斯於是積極與這些國家聯繫，試圖紓緩本身所受到的壓制。

尋求自主的國家相互串聯

包括俄羅斯在內的金磚五國，都是自外於美歐體系的新興國家，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近年來更致力於改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無疑是站在美國的對立面。2024年1月起，金磚五國擴大為11國，納入與美國對立的伊朗等國，抗美的意味更加濃厚。

俄羅斯遭到美國制裁後，除藉金磚機制尋求印度、巴西、南非等國的支持，也嘗試連結其他的反美勢力。俄國外長拉夫羅夫今年2月17日藉參加G20外長會議之便，前往素來與美國對立的古巴、委內瑞拉及尼加拉瓜訪問。他在古巴公開抨擊西方對俄羅斯與古巴等國家進行勒索和威脅，因制裁遭受經濟傷害，因此有必要聯手對抗西方的勒索和非法制裁。

另一方面，俄羅斯與委內瑞拉同意加快執行雙方已簽署的戰略協議，繼續強化在貿易、能源、金融、航空、海洋等領域的合作，兩國央行正合作推出可以繞過SWIFT國際結算系統的金融交易體系，以規避依賴美元支付所帶來的風險。

同時，俄國積極拉攏拉美地區其他國家與區域組織，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美洲玻利瓦爾聯盟和加勒比國家聯盟等。拉美地區近年受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影響，再加上俄國積極介入，已使得美國在該地區的傳統影響力備受挑戰。

北韓、伊朗公然抗美援俄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除了制裁俄羅斯，也警告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大陸，不得對俄國提供軍事援助。然而，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2023年9月12日搭乘火車前往俄羅斯，在海參崴與俄國總統普丁會面，這是金正恩2019年後首度會晤普丁。普金會除表示兩國友好，也被認為是就俄烏戰爭進行合作。據媒體報導，北韓2023年10月曾運送了400個貨櫃的砲彈去俄羅斯，全部被安全送到第一線戰場。

另一方面，長期遭到美國制裁的亞西大國伊朗，最近也採取行動反制美國。去年底，伊朗和俄國軍事和安全官員陸續在德黑蘭和莫斯科召開會議，敲定軍援協議，並於今年1月初開始軍援俄羅斯400枚地對地彈道飛彈，包括Fateh-110與Zolfaghar兩款短程彈道飛彈。3月11日，伊朗與中共、俄羅斯在阿曼灣舉行代號為「安全紐帶-2024」的海軍聯合演習，參加演習的除有俄國艦隊，還有中共飛彈驅逐艦烏魯木齊艦、飛彈護衛艦臨滄艦和綜合補給艦東平湖艦。

這項演習雖是繼去年「安全紐帶-2023」的聯合軍演，但伊朗支持的葉門叛軍「青年運動」，正針對以哈交戰，屢屢攻擊航經紅海的船隻。此次軍演凸顯出伊朗決心與中俄聯手，持續與美國對抗。

美國應尊重各民族自決

在二戰期間，美國對遭到納粹德國及軍國主義日本侵略的國家伸出援手。戰後又協助多國重建，因此受到國際的尊敬與歡迎。然而，近年世界許多地區出現反美的勢力，主要原因就是美國成為全球獨霸後，逐漸忘卻各個民族皆有其自主性與自尊心。而美國多年來不斷以自身價值觀區分盟友或敵人；其實，世界各國的政治與軍事發展都係根據自身的需要而定，沒有是非之分。美國卻經常影響甚至干預其他國家的發展。如今不接受美國鉗制者與美國保持距離，遭美國壓迫或制裁者聯手抗美，誠屬意料中事。

 (作者係退休大使)

中國大陸去年(2023)就針對俄烏衝突提出停火促談倡議，卻未受到西方重視，今年烏克蘭的春季反攻失敗，特別是阿夫傑耶夫卡的失陷使情勢改觀，中國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才逐漸凸顯，但美國及其盟邦仍希望，中國站在西方的立場對俄羅斯施壓。

阿夫傑耶夫卡勝利之意義

俄軍在阿夫傑耶夫卡（Авдеевка)的勝利，雖然還無法讓西方放棄支持烏克蘭，但此役象徵俄烏衝突已出現關鍵性轉變，俄軍由「陣地戰」改為「攻擊戰」。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國際媒體大幅報導俄軍在阿夫傑耶夫卡的戰果，因為該地是頓湼茨克附近的戰略要地。俄國國防部長邵亦古向普丁總統報告稱，為突破這3-5公里的戰線，俄軍出動了500輛坦克、上萬名戰士，費時4個月，該地僅占俄烏戰線的1%，俄方卻派出了5%的兵力，顯示它在戰略上的重要性。

2月17日，烏軍撤出阿夫傑耶夫卡，不僅震憾了歐洲，也打擊了烏克蘭的民心士氣，烏克蘭將該地失陷歸咎於西方援助的軍火彈藥不足，美國戰爭研究院（ISW）亦認為，俄軍能占領阿夫傑耶夫卡，與其擁有強大的空中優勢和充足兵源有關。而拜登政府要援助烏克蘭600億美元的法案，因眾議院不滿未納入邊界管制預算而將其擱置。川普最近又一再表示烏克蘭戰爭必須結束，他的言論已使歐洲陷入惶恐。

去年2月24日俄烏衝突屆滿周年，中國提出「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包括停火止戰、啟動和談等12項呼籲，並派出歐亞事務特使李輝赴歐洲各國進行穿梭外交，卻未獲得太多回應。但在阿夫傑耶夫卡陷落後，北京今年3月再度派出李輝赴歐洲進行穿梭外交，希望利用有利情勢勸和促談，也希望加強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

中俄在慕尼黑峯會對話

中、烏兩國外長王毅與庫列巴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晤面，基輔有意於今年6月在瑞士舉辦一場有關烏克蘭問題的峯會，並希望中國參加。觀察家認為，美國及其盟邦想拉攏北京對俄羅斯施壓，但中國深悉若參與美國的陰謀，將失去成為世界強權的機會，因此北京不願參與華府的計畫。

庫列巴在X社群平台上表示，他已與王毅討論峯會問題，並暗示中方似乎願意進行深入討論云，但據「路透社」報導，王毅僅表示中國堅持繼續對話，恢復和平路線。烏克蘭亟盼中方支持烏克蘭的10項和平計畫，其中要求俄羅斯完全撤軍，並恢復1991年前的邊界。中國去年提出的停戰和平計畫，則包括停火、對話、結束對俄制裁等。

王毅在會議上表示，中國不想從俄烏衝突取得任何優勢和利益，換言之，中國將維持其傳統的外交政策，不干涉他國內政，繼續保持「負責任大國」的路線，即要求儘速停火恢復和平對話。歐盟外交與安全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不能忽視中國的影響力」、但「必須促使中國不再支持俄羅斯，而站在西方一邊。」

俄國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羅曼諾夫表示，西方國家反對中國扮演中間人角色，是因為他們需要能維持西方立場的人，例如在中東加薩問題上，中國被指責不站在以色列這一邊；中國若想扮演世界強權的角色，就必須對伊朗和葉門胡塞武裝力量施壓。在烏克蘭問題上也是一樣，中國必須減少與俄羅斯往來，甚至對俄羅斯施壓。不過，中國拒絕成為他國的政治工具，損害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聲譽。中國不認為有必要參加瑞士的峯會，因為美國只在乎自身的利益。羅曼諾夫認為，就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和解案例來看，中國參加峯會的主要條件就是俄、烏二國都要參加。而俄國塔斯社消極地表示，這可能又會是一場「毫無結果」的峯會。

李輝再次展開穿梭外交

今年3月3日，李輝赴莫斯科訪問，此行主要目的是開啟解決「烏克蘭問題」之路。李輝曾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十年，嫻熟俄國事務，去年往來於莫斯科、基輔、華沙、巴黎、柏林及布魯塞爾之間。他的外交行動讓各方注意到中國的角色，例如芬蘭新總統史圖布就要求中國協助烏俄進行和平對話。但由於當時國際氛圍嚴峻，西方國家又只希望中國指責俄羅斯，而中國早就在2022年2月24日前夕宣布中俄關係「無上限、不封頂」。

與2023年相比，烏克蘭情勢已大幅改變，除烏軍春季反攻失敗之外，西方對烏的援助開始減少，在此情況下，北京在解決烏克蘭問題上將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推動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和解後，中國如能成功斡旋俄烏危機，將有助於中國和平大國形象的建立。但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奧斯特羅夫斯基認為，李輝在基輔的訪問並無成效，因為烏克蘭要「戰鬥到底」，而歐盟內部的立場又不一致。

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對俄羅斯施壓的國家，但俄羅斯是中國最主要的戰略合作夥伴，而且共同面對美國和西方的壓力，因此在俄烏衝突的斡旋中，中國有自己的想法與目標，不會輕易向俄羅斯施壓，損害其國際聲譽。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中國大陸生產的新能源車已蓋過日本車在國際上長期引領風騷；而台積電在日本熊本大舉設廠，則讓被美國整垮的日本半導體業有了捲土重來的契機。不過，這些發展與日本是否會在「台灣有事」時出兵相助，風馬牛不相及。

日本曾執世界牛耳的兩項產業，近日分別遇上大轉捩點，其中汽車出口讓日本憂心忡忡，半導體則是希望重燃，頗有東山再起之勢。而這兩件業界大事都與台海兩岸相關，特別是後者等於將台日尖端產業拉近了一大步，但這並不足以奢望日本助台「抗中」，日本防衛學者日前在台灣說了大白話。

中國車出口第一，EV亮眼

2023年中國大陸的汽車出口大幅成長58％、達到491萬輛，超過日本的442萬輛，首次躍居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日本汽車業從1980代稱霸全球後，僅一度在2016年被德國搶走榜首地位，翌年又奪回寶座，但做夢也沒想到，會這麼快就被原先遠遠落後的中國追上，而且差距還可能拉大。

大陸車廠獲得政府扶持，自身也不斷創新、提升技術能力，研發頂尖的電池效能，製造出價廉且高質量的純電動車(EV)，並出口了110.2萬輛。另外，歐日美國家因俄烏戰爭對俄國實施經貿制裁，企業多撤出俄國市場，而中國則戮力取代之，使得中俄貿易在2023年劇增。在汽車業方面，因西方及日、韓等主要國際車廠退出俄國市場，大陸對俄國的銷售量巨幅成長，去年高達91萬輛(占俄國進口車的49％)，較2022年成長7倍，也促成中國超越了日本。

現在來自大陸的乘用車、尤其是新能源車不僅在比利時、英國等歐洲地區，還在日企視為重要市場的泰國等東南亞獲得成長，績效貢獻主要來自於比亞迪(BYD)和特斯拉(Tesla)在大陸生產的車輛。

中日車消長，日本落後難追

日本汽車製造商長期投注在結合電池動力和內燃機引擎的混合動力車，如豐田的Prius油電車。就單一車廠來說，豐田2023年繼續超越包括福斯在內的所有車廠，續為全球第一，但它在轉向更環保、零碳排的電動車上落後。歐盟規定2035年新車銷售要零碳排，屆時將不再銷售汽油或柴油車，豐田雖鞏固了主導地位，但比亞迪EV2023年第四季的銷售量（52.6萬多輛）超越特斯拉，躍居全球最大的電動車製造商。相較之下，豐田去年僅售出10.4萬多輛EV。

儘管中國汽車出口高速增長，但在歐洲市場占有的份額僅約3％，遠不及豐田或韓國的現代，問題出在運輸瓶頸上。因為大陸電動車廠商多是新興企業，不像老牌霸主豐田那樣擁有自己專用的包租船，於是陸企近期競相訂製滾裝船(RORO ship)；2月下旬比亞迪新首艘滾裝船「開拓者1號」裝載著5449輛EV，接連抵達荷蘭和德國的港口，比亞迪計畫兩年內將增加7艘可裝載7,000輛車的滾裝船。

中日在汽車出口的消長，讓日本非常擔心會失去更大的市占率，深怕2025年以後，中國車商在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場獲得更大的市占率，因此把加強電動車戰略作為當務之急。

日盼台積電活絡晶片製造

而讓日本興奮的是，2月24日，耗時僅20個月、斥資新台幣2,700億元的台積電熊本廠JASM開幕；首相岸田文雄在視訊致辭時表示，日本正史無前例地支持半導體產業發展。26日，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與總裁魏哲家一起至首相官邸會見岸田。劉德音表示，在日本的支持下，第一工廠建設順利，感謝首相的半導體投資戰略。後來豐田也公開了會長豐田章男與魏哲家見面的影片，凸顯台積電對豐田車用晶片的重要性。JASM開工意味著台積電的全球布局在東北亞先建立了一個灘頭堡，這也是它首座採用合資方式興建的海外晶圓廠。

相對於台積電獨資的美國亞利桑納廠處處碰壁、延宕，岸田政府的補貼金額比例、核撥速度都非常快，可見日本相當積極地爭取台積電。台日工作文化相近，也使得熊本建廠速度超乎預期，台積電對日本投資興味正濃，現今二廠已底定、三廠也在洽談中，四廠則會在熊本以外的地方。

台積電在日本生產晶片，除可就近滿足客戶的需求，還能獲得日本半導體產業在設備、材料方面的支援，補足台灣在發展半導體上的不足。而在台積電的帶動下，預計將有逾50家台灣供應鏈、80家日本國內外廠商也會跟著落腳熊本，複製如新竹科學園區的半導體聚落。

根據日本經產省研究，台積電赴日可促進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發展帶來的稅收，幾乎與日本給予台積電的高額補助金相當。但日本卻可為失落的半導體產業重新注入活力，引領日本相關材料化學和設備搭上先進製程技術列車，掌握全球AI發展的新契機，目標直指2030年全球市占率由目前的10%，提升至20％。

Rapidus才是日本國家隊

台積電熊本JASM廠的日本員工跟台積電赴日員工一樣認真，此設廠已使當地土地成本飆漲至少二成、薪資水準大增，地方產業也活絡起來。但必須認清的是，日本官民合作的晶片國家隊是在北海道千歲市的Rapidus，該公司正積極向其他晶片製造商、供應商及研究機構招手，它有政府資金(6,500億日圓)挹注，同樣也受到台積電JASM合作夥伴SONY、豐田的出資支持。可知日本政府、民間大企業都是兩邊押寶。其執行長小池淳義曾表示，他的願景是在北海道苫小牧到石狩一帶，創造規模可媲美美國加州矽谷的「北海道谷」，且有機會成為決定全球晶片產業的「北方之星」。Rapidus計畫2027年前開始量產2奈米邏輯晶片，若能成功，將成為日本半導體技術跨世代的大躍進。它不打算量產所有種類的晶片，而將精力放在開創性的專用晶片上，如低功率人工智慧(AI)晶片。小池認為北海道土地廣袤、便宜，擁有充沛的乾淨水源，又是日本風電、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的主要產地，會是日本推動晶片復興的理想地點。要是日本本土企業能恢復晶片製造實力、可以在國內產製高階晶片，將可在AI方興未艾、中美衝突升高的國際環境下，降低對台積電和三星的依賴，這才是日本的核心目的。然而，誰知道Rapidus成功後，未來是否會變成台積電的競爭對手？等台灣王牌企業的高端技術在日本滿足了日方對高階晶片、汽車晶片的需求，日本還會在乎台灣？台灣綠營不可高興得太早，更不能基於台日在晶片製程上綁在一起，那麼哪天兩岸衝突，日本會更有理由介入。

自從2021年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倡言「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也是美日同盟有事」，台灣綠營、獨派就大受鼓舞，引申為「倚外謀獨」的護身符及心理支柱，也是大內宣的上選口號。之後，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等政客繼續在台、在日拿「台灣有事」大作文章。

台灣莫癡心指望日本協防

不過，3月5日，日本前防衛廳（今防衛省）官房長、現為國際地政學研究所所長的柳澤協二，在台北的「亞太千里論壇」發表「從日本看台灣海峽有事」主題演講時表示，他雖曾是麻生的屬下，但不認同「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觀點；他認為那種說法會讓日本騎虎難下、本土有遭到攻擊的危險，將付出很大的安全代價，在日本也非主流言論。他強調台日皆應避免陷入這樣的難題，應透過外交努力與對話來處理，台灣不要期待日本協防。這話讓親日的蔡政府和即將登場的賴政府，狠狠挨了一記悶棍。

從而可知，台灣當局絕不可以把中日汽車業激烈競爭，以及台積電在日本大舉設廠，台日高科技產業密切連結，就以為買了保險，妄想日本會在台海有事時出兵協防台灣。。

美國財經界不久前才認為美國經濟處於衰退邊緣，但出乎眾人預料，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率達到2.5%，2024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也超過2%，失業率連續25個月低於4%，是50多年來歷時最長久的。但這樣強勁的勢頭能持續多久？

美國經濟自2019年底以來增長了約8%，是歐元區的兩倍多，是日本的10倍，而英國幾乎沒有增長，難怪山姆大叔傲視群倫。但對經濟增長的威脅仍然籠罩著美國，例如利率保持高位的時間越長，所造成的損害就越大；儘管美國通貨膨脹有所下降，但仍高於美國聯邦準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 FRS)的2%目標，這意味著聯準會可能無法在今年6月開始降息。

美國真的「軟著陸」了？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布林德(Alan Blinder)研究了過去60年來FRS 11次透過加息平息通脹的歷史，發現只有1994-95年的那一次未造成經濟下滑。但他認為，這一次聯準會迅速加息，「我們已經實現軟著陸」。

「軟著陸」實際上是一種輕描淡寫的說法，因為美國目前經濟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減速，而是持續增長的勢頭。2月26日「全國商業經濟學協會」發布了專業經濟學家的季度調查，3個月前媒體還預測今年增長1.3%，現在是2.2%，略低於去年的2.5%增長率。然而，穩定的擴張並沒有阻止通貨膨脹的下降：經濟學家也預計2024年底的年增長率將回落至2.1%，幾乎觸及央行的2%指標。

美國是怎麼做到的？

美國的消費、投資、對外貿易都促成了去年的增長，今年可能再度如此。當聯準會在2022年加息，突然的緊縮政策不可避免地阻礙了經濟發展。2022年底聯準會官員預測2023年失業率將上升1%；許多人都認為會更嚴重，但它保持在4%以下，接近50年來的低點。這是川普和拜登政府在疫情最嚴重時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的結果。2020和2021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約占GDP的14%，歐元地區平均是6%。美國人因此增加了他們的儲蓄，這還維持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據舊金山FRS的研究人員估計，家庭超額儲蓄（與疫情前相比）在2021年8月達到2.1兆美元。

不過，根據摩根史坦利銀行贊特納(Ellen Zentner)的計算，美國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最近消費了占全國消費總額的45%，高於疫情之前的39%，原因是他們在旅行和奢侈品上有大量報復性支出。她說：「富裕的消費者提取多餘儲蓄的力度，比過去要大得多」。換言之，有錢人的這種揮霍反過來有助於推動美國的經濟發展。

另外是來自固定利率的貸款。購房者通常會選擇30年期固定利率，目前的貸款平均利率約4%，低於疫情之前，也遠低於2023年新貸款的8%利率。這固然造成原本想搬家的人，為了維持低利率而未購置新屋，但也意味著美國人並未忍受高利率。

美國政府的赤字在2022年縮小至4%後，2023年又回到GDP的7.5%，這一水準通常只會在戰爭或經濟衰退時才會出現。與2020年疫情爆發時政府的支出激增不同，2023年的赤字源於稅收降低和高利率減少了聯準會向國庫的支付。國會通過的三大計畫（基礎設施、清潔技術和半導體），也激勵了私人企業及州政府大手筆支出。隨著電動車和半導體製造商擴大業務、興建廠房，製造業的投資為去年GDP的增長增加了約0.4%，各級地方政府也利用聯邦資金修建高速公路、電網、機場等。

最後，美國2023年成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氣(LNG)出口國，而其成本大約僅是歐洲的四分之一，難怪美國去年對外貿易為經濟成長率增加了約0.6%。

就業人口增多生產力增大

不過，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經濟體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受到就業人口數量及生產力的限制，而這兩個因素在美國都急劇增加。

先說勞動力。美國現有1.58億工人，比2019年底增加了近4%，但增加的最大來源是移民。美國出生的勞動力比疫情爆發前略少，而自2019年底以來，外國出生的勞動人口增加了超過400萬或16%。雖然大多數通過美國南部邊境進入的移民從事藍領工作，但從事白領工作的移民也有所增加。

自疫情爆發以來，學生簽證數量強勁反彈，2023年是2020年的4倍。這創造了大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根據資料估計，2023年約有300萬移民抵達美國，高於疫情前幾年的100萬。另外，2023年最後一季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增長了3.2%，但總工作時間僅增長了0.6%，這應歸功於生產力的大幅提升。據官方統計，非務農工人的生產率比前一年增長了約2.6%。雖然經濟學家不認為生產率可持續增長，但過去一年生產率的躍升確實引人注目，最簡單的解釋是，隨著疫情消失，供應鏈恢復正常，提高了生產率。研究公司宏觀政策視角的科羅納多(Julia Coronado)也指出，在企業軟體日益完善之際，企業會大量投資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上。

好日子會繼續下去嗎？

導致美國過去幾年表現強勁的因素仍然存在。首先是消費者和企業在疫情爆發前獲得的廉價貸款，將使他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免受更高利率的影響。根據高盛銀行經濟學家的計算，企業為債務付出的利率將從2023年的4.2%，上升到2025年的4.5%。

其次，政府在製造業和基礎設施上的大手筆投資尚未結束。美國商務部剛批准了向晶片製造商提供巨額撥款，例如2月向全球晶圓代工廠(Global Foundries)提供了15億美元的支助。同時，更多的LNG出口港即將投入使用，這將進一步提升美國的能源出口。

再者，雖然移民政策可能會放緩，但新移民仍在加入美國勞動力市場。國會預算辦公室2月估計，當前的移民潮即使放緩，仍將對2024-2034年的GDP增加0.2%。

不過，美國經濟也面臨不少問題，例如，央行當前的短期利率為5.25-5.5%，這是20多年來的最高水準，若不降息將拖累經濟增長，但聯準會至今不確定何時可開始降息。另外，美國經濟增長的確具有顯著的韌性，通貨膨脹也趨於緩和，但物價仍以每年約3%的速度上漲，高於聯準會的2%目標。在降低利率與穩定物價這兩個目標都實現前，更大的危險是聯準會開出太多猛藥。

聯準會主席鮑爾表示，為了給經濟提供理想的下滑路徑，央行應該在通脹達到2%之前開始降息。穆迪分析公司表示，「高利率就像經濟上的白蟻，日復一日，它們在地基上挖得越來越深，到了某個時候，一陣風就會把建築物吹倒。」美國疫情後的經濟堪稱奇蹟，特別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但它不會永遠不受高利率的影響。

11月大選將帶來不確定性

美國經濟最大的威脅來自11月的總統選舉。不論是拜登連任或川普重返白宮都可能危及經濟成長，因為他們二人都相信保護主義。二者相比，大多數經濟學者認為川普可能會帶來較大的威脅，因為他說要全面徵收10%的關稅，這將使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增加三倍，不僅會加劇通貨膨脹，並將提高製造商進口零組件的成本；他還說要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這會影響邊境安全，也將對勞動力構成風險；如他加大減稅的力度，也將威脅美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拜登相信「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應該會在第二任期讓聯準會繼續對抗通膨，並希望透過加稅來減少赤字。他在3月7日的國情咨文演講中說，我們將「購買美國」(we’re going to Buy American)，他也說他要控制房價及商品價格。

拜登和川普二人都將當前的經濟描繪成比實際情況更糟，以證明其政策是合理的。川普認為貿易和移民讓美國變得貧窮，拜登則不信任大企業。事實上，他們二人正在削弱自由市場，而自由市場才是美國財富的來源。美國之所以能繁榮昌盛，正是因為企業和工人不斷創新。美國大多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下一任總統無法認識到這一點，那麼美國蓬勃的經濟最終將陷入通貨緊縮。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談到美國霸權，我們經常聽到三個領域的霸權，那就是軍事、金融和技術，有些人還會談到第四個領域，即文化霸權，包括主導全世界的媒體、話語權、電影、電視劇及其他文學藝術領域。大家都不肯或不願意觸碰的，實際上是美國的核心霸權，那就是體制霸權。

什麼是體制霸權呢？那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二次大戰後，美國領導的同盟國打敗了德國的納粹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所建立的軸心國，奠定了民主制度的主導地位。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推動下，聯合國於1945年在舊金山宣布成立，並選址紐約為總部，當時有45個創始成員國，隨後不斷增加到今天的193國。

人權宣言成就美體制霸權

當時通過的《聯合國憲章》主要規定了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和國際法院的組織和許可權，並沒有涉及各會員國內部的制度問題，可是，接下來，在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裡，美國和西方國家就在其中奠定了民主制度的普世合法性。

《世界人權宣言》共有30條，前18條規定每個人的人身安全和應享權利，包括擁有財產的權利、行動自由、遷徙自由、宗教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法律前人人平等、不受歧視待遇、不受迫害等；第19條規定言論自由；第20條規定集會結社自由；第21條規定選舉權；第22條規定個人發展所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第23條規定組織工會和參加工會的權利。第24至30條還包括了更廣泛的延伸權利。

在相當程度上，這些條款描述的是人類的理想目標，並非現實世界，因為沒有任何國家達到所有規定。重要的是，它們是為美國的政治體制量身訂做的，所以成為美國體制霸權的基礎。

這裡面有三個重點。第一，《宣言》中提到的都是原則，而這些原則皆源自於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雖然蘇聯和中華民國也是戰勝國，但這裡幾乎找不到蘇聯社會主義的影子，當然更沒有中國儒家思想。第二，這些原則並沒有涉及落實它們的具體制度。但誰把這些原則轉變成可操作的制度？不就是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民主國家嗎？所以，在這些原則的關照下，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就成為典範了。第三，由於這些原則獲得國際確認，所以其後當殖民地紛紛獨立時，聯合國就與所涉殖民主國家合作，承擔了落實這些原則的程序。這些程序包括：成立政黨、召開制憲大會，按照憲法的規定舉行選舉。其憲法內容基本上都包括了《人權宣言》中的規定，還包括了落實這些原則的制度安排，即歐洲式的議會制和美國式的三權分立政府結構。值得一提的是，殖民主國家並未放棄他們在這些殖民地的經濟利益。

美國成功宣揚其體制霸權

當大家談到美國的軍事、金融及科技霸權時，得到的印象是負面的，因為那是美國以其無比強大的實力來壓制、制裁和威懾他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美國沒有得到安理會的授權，就用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府。在金融霸權方面，美國用掌控的結算系統SWIFT來打擊他國的經濟，並利用提升或降低美元的利率來「薅羊毛」，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經濟困境。在科技領域，美國可以拒絕讓他國使用它擁有的先進技術，而阻礙別國的科技發展。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的批評，大部分是基於這三個領域的霸權。對於美國的體制霸權，國際上普遍不把它當作霸權，因為大多數國家都認同整個《人權宣言》所宣示的理念，因此也就不反對落實這些理念的制度。

可以這麼說，美國和歐洲盟友們擁有將《人權宣言》變成可操作(operational)制度的專利權，從而使他們占領了道德制高點，難以撼動。

必須指出的是，聯合國雖然通過了這項公約，並於其後通過更多公約，但它並沒有硬性規定各個會員國必須落實和如何落實這些條款，也不具備強制各個會員國執行這些條款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聯合國並沒有賦予美國或任何國家，去強迫其他國家改變它們體制的權力。所以，當美國要把其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時，它實際上就在行使體制霸權。

美國利用它的大使館、中央情報局、非政府組織，以及金錢的力量，在其他國家透過宣傳、支持群眾運動、幫助反政府力量去顛覆他國政府（顏色革命），或利用自己炮製的藉口（如一瓶白色粉末），用武力推翻一個國家（伊拉克），逼迫他們實行民主制度，那就是霸權行為。關於美國參與或支持20+個顏色革命的案例，大家可以在維基百科上搜尋到，在此不列舉。

必須承認，這裡面存在一大片灰色地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教育或宣傳（文化霸權）影響的年輕人，其中相當部分嚮往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不滿意本國的現況，所以每當國內出現經濟困難、失業率高等問題時，他們就會抗議、發動群眾運動。美國的顏色革命就是在這種灰色地帶操作的，是一種裡應外合、擴大矛盾的作業方式。如果政府鎮壓，那就會引起整個西方世界的譴責；如果任其發展，就可能造成政治動亂、破壞經濟發展，甚至政府更迭。因此，對於所涉政府而言，是一個困局。

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體制霸權是一種比軍事、金融、科技霸權更難對付的霸權，其中充滿了各種糾結，特別是意識形態、經濟利益、社會矛盾和大國競爭。面對這個霸權，似乎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建立一套比西方民主體制更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政治體制，二是美國的政治制度自己出現嚴重困難，使它失去「山巔的城市」、「民主的燈塔」，那樣令萬人仰慕的崇高地位。

1978年，鄧小平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堅持「走自己的道路」，40年下來，經濟突飛猛進，社會穩定中求進步、軍事、科技都有超越性的成長，是上述的第一種可能。到底能走多遠，如何繼續演變，終於成為一種可以跟西方體制對壘的存在還有待觀察。第二種可能呢？現在好像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

美國的政治體制出現危機

美國的政治體制曾在1861年時出現嚴重危機，終於訴諸內戰，解決了在民主框架內無法解決的難題。除此之外，美國民主體制的可操作性和自我糾偏的能力，應當說是相當不錯的。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使美國在兩次大戰之後收穫累累，形成了今天超強的地位。可是，在獨霸世界30多年後的今天，它並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反而顯得老態龍鍾了。

美國的民主體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值得深入分析，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關鍵是，共識是民主的基本條件。民主制度的運作需要共識，不僅是人民對民主程序的共識，也需要人民對社會追求的主要目標達成共識。當前，在兩大政黨之間，在東西兩岸選民與南部和中原地帶的選民之間，以及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這些共識都越來越薄弱。這是美國最大的危機，它使得兩黨之間在許多問題上無法妥協，出現僵局，無法解決重大問題，例如預算難以通過，只好連續通過救急的臨時預算；邊境失控，導致3年800萬人湧入；槍殺案不斷，但禁槍的法令無法通過；半世紀前已合法的墮胎權被最高法院否決；援助烏克蘭的法案拖延了5個月無法通過等。對於這種缺乏共識的情況，我們看不到解決的前景。

此外，金錢左右政治；軍工複合體等大企業左右政治；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稅收不足，赤字失控，以債養債，國債超過34兆，並且正在以每100天增加1兆的速度增加。僵局和失衡使得美國的民主體制難以運作，使美國社會走向下坡路，欲振乏力。

由於美國的體制霸權是建立在它主導制定的國際法律體系中，而絕大多數國家仍然擁護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所以美國的體制霸權很難從外面撼動，只有在它自己內部衰頹的情況下才會失去。這是美國當前面對的重大問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2024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出「不在餐桌，就在菜單裡」一句美國俚語，引起矚目。這句話放在他整篇談話的內容來看，不難發現，它很可反映美國當局至今未改的零和遊戲心態。

布林肯與德國女外長貝爾伯克及印度外長蘇杰生，在安全會議會場有一個三人的場邊談話會，主持人介紹來賓後，布林肯首先發言說：「朋友相見，太美妙了，好像是我們三個外交官的（情人）約會不在餐桌，就在菜單裡」，引起一陣笑聲。他接著強調說：「自拜登執政以來，一再對我們的盟邦、夥伴及多邊體制付出努力。我們已經得到回報，重新參與，試圖振興，甚至能重塑我們的構想」。他說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合乎我們的利益」。美國儘管強大富有，但無法獨力有效面對所有挑戰，以維護美國的重要利益。就整體而言，他看到強大的結盟與夥伴有很大的好處，因為「假如你不在國際體系的餐桌上，你將在菜單裡」（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所以「我們多邊重新介入，至關重要，而且我們已經做到」。他面對的挑戰呼之欲出，就是中國。

布林肯何出此話？

這句話原是美國的俚語，意思無非不為座上賓，即成盤中餐；與典出《史記》的成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若合符節。那是叢林法則，只講拳頭，不講道義的世界。布林肯以美國首席外交官之尊口出此言，就字面而言，不脫西方的霸權思維，予人有弱肉強食，不寒而慄的感覺。從他整個談話的語境來看，他一再強調結盟的重要，誰是盟友，不言可喻，印度雖是拉攏的朋友，未必如德國的一廂情願。他所謂的「國際體系」絕不是聯合國的體系，而是將美國的體系等同國際體系，所以在他的餐桌上是他的盟友，絕無可能是聯合國所有會員都在其餐桌上。

果然圖窮匕見，他點出戰略競爭的對象毫無疑問就是中國。他說「我們有義務負責任的處理中美兩國關係，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之所願，也是明顯合乎我們自己的利益，正是拜登總統在做的。」他針對其他（非盟友）的那些國家說，「不是要你必須做選擇，重點是我們會提供較好的選擇」。他認為如果能夠做到，他相信能夠做到，而且會繼續去做。他雖說不要別人選邊，卻明言美國是最好的選擇。除盟友外，他還想要拉攏「其他」國家，一起來孤立中國。他要盟友及其他可以拉攏的國家，都坐在他的餐桌上，不要淪為中國的菜單。他明顯知道中國已不好對付，8年於茲，打壓的成效甚微，不然何須如此拉幫結派？所以他又說過去的6到7個月裡，他努力穩定中美關係，與王毅在慕尼黑見過面，最重要的是拜登與習近平的峰會。他認為已經將兩國關係穩定下來，但並未忽視競爭，他說既有爭辯，也有合作，這也是美國的利益所在。

布林肯的意思是說，他可以管控與中國的競爭。至於競爭什麼？說白了，就是爭誰上餐桌，誰不入菜單。他對美國不會成為中國的菜單信心十足。其實，他不是首次引用餐桌說，2022年1月24日一個論壇上，他就以此說明中美關係，強調與中國競爭，美國必須要在餐桌上，不能在菜單裡，前後相當一致。

「餐桌、菜單說」是零和遊戲

當主持人問布林肯除氣候問題外，在戰略上如何能與中國持續合作，今日地緣政治（對峙）的現況還會延長很久嗎？中美雙方能夠找到交往的準則嗎？哪些要競爭？哪些能合作？布林肯回答說，有些事已經根本改變了，國家為其利益而動，應競爭的必須競爭；應角逐的就角逐；有合理的合作，可合作。他覺得可同時競爭、角逐與合作。

不過，他又說有些事已經改變，所謂改變就是美國與盟國和夥伴已重新結合在一起，恢復了活力，有了新的設計，以及美國國內在基礎建設、科技與晶片，以及應對氣候上的投資，都是21世紀美國經濟的基石。所以他說：「我們國內的投資與歐洲、印太與亞洲夥伴與盟友全面的大結合，使我覺得我們有強大的力量，面對複雜的中美關係，應對必須應對的所有挑戰」。

布林肯所謂的競爭顯然就是打壓的飾詞，只需他競，不許你爭。所謂合作，只有對美國有利的才合作，他會對中國有利的部分合作嗎？沒門！他不僅顯得信心滿滿，且激勵跟隨者共同對付中國。

布林肯對抗中國如此有信心，以為國內外兩股實力，對美國有利，可以穩坐餐桌，未免過於樂觀。請看美國債台高築，聯邦政府幾度瀕臨關門，所謂龐大的基建工程舉步維艱，控制科技與晶片也效果不彰。拉幫結派，印太戰略，印度首鼠兩端並不積極，日韓在美軍占領下雖身不由己，但也不願太犧牲自己國家的經濟利益捨身相隨。絕大多數的東南亞國家明確不要選邊站，更無論中國在非洲深耕已久。即使北約與歐盟可稱美國的鐵桿盟友，但經俄烏戰爭，德法諸國飽受美國以鄰為壑，慘遭割羊毛之痛，恐亦難傾心捨命陪君子玩。至於中東烽火又起，聲譽掃地，中東人心盡失。弱俄策略也失算，至今騎虎難下。

試問美國內外情勢如此，布林肯如何能帶動盟友和選邊的國家，以美國的利益為先，以中國為頭號對手，視中國的利益如草芥，非置人於死地而不快，玩赤裸裸的零和游戲？中國雖未必想要美國入菜單，但美國想要中國上它盛宴的菜單，恐怕是遙遙無期吧。

誰願意在菜單裡？

「餐桌、菜單說」的邏輯，多少反映了西方的文化與美國的歷史。從聖經的諾亞方舟，信我者存，不信者死，到白人在北美屠殺土著，做盡種族滅絕之能事，到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你死我活，無不顯露近代西方霸權的思維與作為。美國以此思維行事，以老大自居，必不容崛起的老二，中國成為老二自不能例外，所以焦慮中國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自拜登上台以來，對中國掐脖子、濫制裁，抹黑造謠，無所不用其極、毫無底線的打壓，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老美不悟中國「興滅國，繼絕世」的傳統文化，正與「餐桌、菜單說」，反其道而行。西方搞零和，中國講雙贏，認為各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並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互惠互利，更明言中國只求復興，無意取代美國。這也就是北京一再指出華府對中國的認知錯誤，但華府拘泥於文化偏狹，把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當耳邊風，所以布林肯在最近又冒出「餐桌、菜單」說。

中國外長王毅與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談過話，隨後又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有所回應。他說不允許有的國家必須在餐桌上，有的國家只能在菜單上。他指責美國總是說一套做一套，大國信譽何在？聽到中國就緊張焦慮，大國的自信何在？美國只要自己繁榮，不許別國正常發展，國際公理何在？美國執意壟斷價值鏈的高端，只讓中國停留在低端，公平競爭何在？這四大問針鋒相對、鏗鏘有力，並強調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要確保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能在多極化的進程中平等參與，享受權利，不允許少數國家壟斷國際事務，再次以「雙贏」駁斥了「零和」。

「餐桌、菜單說」可以休矣

西方輿論界每把「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說成「戰狼外交」，其實由於有狼才有戰狼，更透露出非西方國家只能是綿羊，而不許是狼。然而，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與經濟全球化已不可逆轉，零和心態必然不受歡迎。即使在美國，也有明理人覺得少數特權犧牲弱勢不足取，布林肯說出此話既失言又失態。他在國際論壇上夸夸其談，證明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不改一貫的、毫無反省的霸權思維。

華府的外交辭令雖強調「基於規範的國際秩序」，但往往以此為要求、限制、指控別國的工具，而自己卻是例外，不受約束。布林肯的「餐桌、菜單說」透露出，華府對外策略的真正想法與潛在邏輯基本未變。美國的國會尤其歇斯底理地鼓動民意遏制中國的發展，白宮也不時威迫利誘許多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不禁令我們想起，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6年5月27日發表鞏固世界和平的演說時明確地說：「世界上的弱小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應與強大的國家同樣受到尊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早在1648年成為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布林肯以國務卿的身分，說出違背國際關係準繩的話而無愧色，真如美國外交史家威廉斯(Walliam A. Williams)所說的「美國外交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當今的世界已經不是列強的大餐廳，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成為盤中餐，195個主權國家應該平等相處、競爭，要合作而非對抗，更不要戰爭。中美之間的博弈舉世矚目，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主張多邊開放，互利雙贏，更有氣魄開展環球的「一帶一路」，歡迎大家上桌共赴盛宴；然而美國卻祭起保護主義，隨興制裁；小院高牆，鼓動民粹，情緒性地反中。兩相觀照，豈不高下立判？侈言「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裡」可以休矣！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