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英文政府趕在就職後第一個上班日，急急如律令般做了兩件事：對沖之鳥礁立場退縮，撤告太陽花暴力攻佔行政院。

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把國家利益拿來巴結自己人。

二

第一天內閣備詢，民進黨立委本該質詢，但卻站在質詢台，爭相涎著臉，對官員拍馬屁，諛詞排山倒海般敬獻。

女皇已經登基，東廠就位，雞犬升天。民進黨已經在立法院過半了，所以蔡政府要怎麼倒行逆施，怎麼說怎麼算，立法院連被叫做橡皮圖章，都算抬舉。

三

島和礁的差異，經過馬英九以總統身分登太平島，讓國際媒體上太平島，現在只要派一個小學生查一查就知道。

沖之鳥沒有淡水，沒有植物，無法讓人類生存；沖之鳥，根本比一部貨車還小。當日本悍然自稱沖之鳥是島，圖謀不軌之心，世人皆知。

如果沖之鳥是島，有經濟海域200海浬，日本可囊括海裡、海底資源，別國也不能進入捕魚了。

那對日本，當然是國家利益的大躍進。它躍進了，當然是我們受損了，而受損的，豈僅僅是漁民捕魚的權利和人身安全而已。

所以馬政府全力抗議；所以蔡政府立即退讓。

四

漁民同胞們，為了民進黨與大日本國的共榮，你們當然要樂於犧牲小我。

蔡英文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和亞東關係協會會長邱義仁，與日本的關係親密，不會不知道當中的利害關係。就是因為知道這對日本是多麼重要，所以上班日第一天，蔡政府就迫不及待表態，我們不像馬英九，我們不會捍衛中華民國的利益。

反課綱的學生對媒體說：「把慰安婦被迫寫在教科書，那不是會讓日本政府不開心嗎？」

重點是，蔡政府施政，第一目的是要讓日本開心。但這只是開端，馬政府擋了多年的福島食品，很快可以進來，讓台灣人民幫忙吃。台灣可以很快樂的做日本次殖民地，以日本的利益為利益，為大日本的幸福快樂奮鬥努力。

五

蔡政府對日本要磕頭如搗蒜，對太陽花，這一支蔡總統長期澆灌培養的禁衛軍，林全當然要倒屣相迎。

太陽花的本質，從來不是民主行動，從來是台獨的側翼奪權。

為什麼？因為連蔡英文都已經一再承認，台灣本來就是民主模範生。

太陽花是民主的破壞行動。太陽花暴力攻占行政院、破壞公物、翻箱倒櫃，最後不是自己走，而是用多少警察肉身，才把行政院奪回來，還諸人民。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了恫嚇馬政府，不得與大陸和解，怎能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而讓台獨沒路走？

六

太陽花的暴力攻擊國會和政府機關，放諸全世界民主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會容忍，沒有一個國家曾經容忍。

美國不曾容忍。2013年一個黑人女性開車衝撞白宮花園圍牆，立刻被射殺，後座還有一個嬰兒。你太陽花去占領國務院試試看！

英國不曾容忍。台灣太陽花之亂同一年的2014，英國有人發動「占領倫敦」，要占領英國國會廣場，倫敦警方宣布局部戒嚴，清場。幾百名學生占領「國會廣場」，但警方宣布，比pizza大的包包都不准帶進來。示威者在廣場睡了四天以後， 警方立刻驅散。你太陽花去攻擊英國看看？

芬蘭不曾容忍。2014，芬蘭約1000名群眾在赫爾辛基抗議，試圖衝進國會大廈，警方立刻用催淚瓦斯和辣椒水驅離。

美國，英國，芬蘭，夠民主了吧。他們可會讓暴徒占領國會？攻擊行政機關？當然不會。

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讓國會，讓最高行政機關被暴徒攻擊占領。因為暴徒成功，就是政變成功。

只因為馬政府的軟弱縱容，讓太陽花一舉成功，成為民進黨最成功的側翼。對側翼，民進黨愛之惜之都來不及，林全當然要立刻撤告。

七

林全不過是個小丑。當陳水扁的官，二次金改把國家資產半買半相送給財團，就是他無可抵賴的罪孽。彰化銀行被台新金吞了，就是林全的代表作。憑著綠營威勢，可以當全台絕無僅有的數千萬年薪獨董。

這樣的人，新官上任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對太陽花撤告。老闆的心頭肉，秀秀還來不及，怎能告？

更何況，沒有你們佔領行政院，哪有我行政院長的位子？飲水要思源哪！

但別搞錯了，以為你們也可以來占領行政院。敢批我的逆鱗，敢觸碰我的虎鬚，郭冠英就是你們的好榜樣。

不過是用筆名寫寫文章罵台獨，我就整治得他，丟了公務員鐵飯碗沒了退休金。你們還有誰想要試試看？

八

至於策動綠色網軍，把PO上太陽花323暴力攻占行政院影片的臉書下架，不過是收尾的小工程，教你人民不再想起真相。

我說的，才是真相，才是正義。我做的，就是對的。

我，代表人民；我就是正義，這就是民進黨轉型正義的真諦。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台灣漁民在沖之鳥礁海域被日本扣押後，馬政府立即派出海巡署船艦護漁，但蔡英文一上台，政策就馬上轉彎。

4月25日，台灣政黨交替前夕，在日本最南端的沖之鳥礁海域，屏東籍漁船「東聖吉16號」遭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扣押人船，台灣輿論譁然。日方的理由是，漁船侵入其排他性經濟水域(EEZ)，這是繼2005年10月、2012年6月，台灣漁船第3次在沖之鳥礁海域遭日本扣押。

日硬拗沖之鳥礁是「島」

就沖之鳥礁的地位，日本的主張跟國際上的認知迥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對島嶼的定義是「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架」。沖之鳥在滿潮時，僅約3個塌塌米大，根本無法在上面生活，事實上也沒人住，怎麼能算是島呢？大陸、韓國也都認為它是礁。然而，日本堅持，沖之鳥是「島」，可以擁有EEZ，其面積有40萬平方公里比日本國土還大。日方官員辯解「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了沖之鳥『島』作為島的地位；並有EEZ」，因為沖之鳥「島」兩個小「島」在漲潮時還「露出海面」，那不是岩礁。

可是，日本迄今從未說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或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是如何、何時確立沖之鳥礁是「島」的。日本不拿出客觀事實或證據來證明沖之鳥「島」，卻反過來指稱台灣外交部以前說過「（是島或礁）在國際法地位仍有爭議」，這次是因台灣漁船遭逮，馬英九政府才突然倡議沖之鳥是礁，4月27日還要求各級政府機關用語，未來均稱為「沖之鳥礁」。日本有輿論聲稱「不能容忍（台灣）這種『片面』的見解」。日本媒體甚至評論馬英九在卸任前態度轉變，故意煽起台灣輿論，想要在下台後也維持影響力，並牽制新政府的對日關係。

馬英九在任內常說，台日關係是1972年以來最好的，但實際上，日本對馬政府沒有解除對日本311大地震地區食品進口的限制大表不滿。日本也認為，今年1月28日馬英九登上南沙太平島，可能有利於大陸對南海主權的立場。

今年1月17日，台灣總統大選後翌日，日本交流協會會長大橋光夫專程由日本來台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拜會蔡英文（也是蔡見的首位外賓），這是日方首次涉台負責人來台只見在野黨領導人，而沒見執政黨領導人。可知，日本早就沒將馬政府當回事了。

蔡政府自動轉向日本

馬政府5月起派海巡署船艦去沖之鳥礁海域護漁1個月。而5月6日率團來台參加立法院「台日聯誼會」成立大會的日本眾議員岸信夫（日本首相安倍的胞弟）立刻去見蔡英文，雙方約好盡快結束沖之鳥礁海域爭議。當時，台灣綠營政治人物就漁民對日本的不滿噤若寒蟬，惹來「逢中必反，遇日則軟」之譏，但綠營依然冷對，甚至責怪馬英九弄壞台日關係。

必須注意的是，近來日本對外的布局。以澳洲為例，澳洲政府擬向外國購買新潛艦，但4月下旬最終選擇了法國，之前最具希望的日本落選。有論者謂，日本一心打造的「美日澳」聯盟沒得逞。其實，澳洲沒買日潛艦，只是沒有讓日澳「親上加親」，但安倍政府視澳洲為「準同盟國」，經心搭配美國經營的「美日澳」聯盟。澳洲外長畢肖普(Julie Bishop)已公開支持澳洲軍方與自衛隊簽訂「相互提供物品役務協定」(ACSA)。日本新安保法上路，如日澳簽ACSA，自衛隊就可以做澳軍的後方（勤）支援，日澳還是會進一步強化軍事合作。

多年來，日本從東北亞到南亞，一直在精心鋪建「美日韓」、「美日菲」、「美日越」、「美日澳」、「美日印（度）」一個個對付中國大陸的小圈圈集團，當然不會漏掉「美日台」這一環。

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裡特別提到，要繼續「深化與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在內的友好民主國家的關係，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上，推動全方位的合作」。日本官員也呼應說，日台「關係會遠比過去好」，日本將跟美國合作，推動與台灣的協調。

5月23日，甫執政的新行政院立刻宣布：沖之鳥究竟是島、是礁，尊重CLCS的決定；決定未出爐前，「在法律上沒有特定立場」；也即刻將沖之鳥礁的「礁」字自行去掉，而且7月底前會成立「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日媒還報導台灣要撤回沖之鳥巡邏，這種種完全是朝日方最期待的發展轉向。由此看來，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台灣已自動自發奔向「美日台」架構，擺明要「遠中國、親美日」了。

（作者係本刊主筆）

恕我直言，妳就職一個月所表現的「疏遠大陸」、「親日本、友美國」，我以為很不適當。「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有以下幾點建言，僅供參考。

一要甩掉包袱，不再受獨派宰制。首先要丟棄李登輝的枷鎖和不良影響。哪有一個國家元首會一再說「釣魚台是日本的」，出賣自己的國土？再來是不要被陳水扁所累。一個貪污重犯能保外就醫，已經比其他罪犯的待遇特殊了許多，他不虛心檢討，還來台北造勢，想得到平反，弄得全台風風雨雨，妳作何感想？

二要有做大事的雄心大志。法國拿破崙能在國家危難之秋，挺身而出，率殘兵敗將，爬過阿爾卑斯山，打敗義大利，振奮全國民心士氣，因而被推舉為「法國皇帝」，這就是大作為，能人之不能變為可能。再就是滿清，原只是東北地區一個少數民族，居然能入山海關，打敗大明王朝，統治中國260年，最大貢獻應該歸功皇太極身邊的「莊妃大玉兒」。她足智多謀，運用「以漢制漢」策略，成功地在幕後促使其子順治、孫康熙，完成霸業。以上兩例皆為大作為的典範。

三要有自己的政治見解。我以為在大陸還沒有翻臉之前，妳應該釋出善意，承認「九二共識」，並主動要求與之談判。先機不可失，妳可以要求以平等地位與之談判，在談判桌上「當仁不讓」，爭利益、爭名分、爭地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總比向美日低頭陪笑臉好上千百倍。

(作者係退役教官)

這一條可稱為「今日台三線」的抗日古道，歷經清代的來往商旅及官軍的駐防。到了兩甲子前，更是日軍入侵時的要道，先民曾在此奮勇抵抗。

2016年端午節過後，正是學子高唱驪歌的時候。在嘉義中正大學的山腳下一大片的黃澄澄稻田點綴著綠，再晚些，稻子就成熟可以收割了。但座落其上的大馬路，車輛不斷狂飆著。這條從中正大學第二側門到南華大學的新路於2009年完工。因寬廣又筆直，在外住宿的學生不必再像他們的學長姐那樣，受通學之苦，也不用擔心車子滑落到鳳梨園。而原先往來兩大學間由麻園寮莊到山子腳莊的舊路，遂回復它原來平靜的模樣。

這一條舊路聯絡了斗六到嘉義之間的鄉鎮、村莊，猶如今天的台三線（俗稱內山公路的城際公路）。它最早出現在1904年的地圖上，再根據今日從中正大學第二側門往大學路的中正駕訓班前的舊路旁，原有一株超過300年的老榕樹，可推斷這條舊路已有數百年歷史。其中，走過此舊路的，如200餘年前奉命勦平林爽文民變的清朝官軍，及近120年前日軍及義軍在這條舊路沿線的數次攻防等。也因為這抗日的兵禍，造成原中正、南華大學校地，成為當時無人敢認領的地，故稱此舊路為抗日古道一點也不為過。

製糖業出身的抗日義首

美麗的中正和南華大學校園，原來大部分是放牛的牛埔地，這是古時製糖業需要大量的牛隻所致。因為從雲林的古坑，往南一直到中正大學，大都屬於由東緩降的紅土台地，適合種植甘蔗，種出的甘蔗甜度甚高。故這一帶皆以製糖業為主。今天由新路跨越三疊溪的瑞豐橋橋頭前（中正大學方向），可發現位在抗日古道上的溪底廍壽天宮，溪底廍這個村落，指的便是百年前在三疊溪的溪埔地開設糖廍製糖的地方。據說該地曾出土壓榨甘蔗的石輪，已轉移給中正大學收藏。

當時以製糖業出身的抗日義首簡精華，其先祖從今嘉義縣大林鎮內林莊分出，定居在雲林古坑鄉。簡精華繼承家業，以製糖業致富，土地遍及雲林、嘉義接近內山一帶。並受命為總理，總轄打貓東保（今雲林縣古坑鄉及嘉義縣梅山、大林、民雄境內縱貫鐵路以東部分）40餘莊，壯丁2000有餘。因對手下待之如手足。故鄉民以「簡義」相稱。他曾參與過1883年的莊芋反清復明起義、1888年協助林朝棟等官軍平定彰化的施九緞起事。1895乙未年9月初日軍前鋒進至雲林及嘉義大莆林（大林）時，他選擇歸降日軍，卻不幸讓整個家族受到羞辱。於是他號召整個雲嘉地區的鄉民協同清軍將日軍趕出大莆林，光復了雲林，甚至反攻到彰化。當時的抗日運動受此鼓勵，讓彰化、台中及北部的民眾紛紛響應。無奈日軍源源不絕而來，抗日軍則糧械短缺，加上南台灣仕紳協助日軍，於是乙未抗日運動以失敗告終。

日軍以三路大軍壓境

1895乙未年10月初日軍近衛師團由彰化捲土重來，主力大約由今日的台一線經大莆林到嘉義。另遣一左側支隊由斗六經山仔腳到嘉義，即本文所稱的抗日古道。日軍進到大林地區後，受到簡精華軍隊及清軍的激烈抵抗，當時率日軍到大莆林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因此受重傷，後不治死亡。

而日軍的左側支隊在斗六及大林的內林莊同樣面臨苦戰。當日軍攻至內林莊附近的崙子庄時，據當時的隨軍記者報導：「此處房屋周圍竹林密接，入口處有以粗大竹子做成的柵門。村子邊緣有積水壕溝，日軍向竹林共發射一千發子彈，卻被竹林擋住，彈射出來傷了自己。」日軍由此，再沿著抗日古道在沙崙莊宿營，這裡有一間天主教堂，到現今還矗立著。在日軍到此之前，雲林、嘉義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因未加入抗日行列，反而有協助日軍之嫌。更有仇教者散布謠言：「有兩位天主教神父及教徒（石龜溪人黃戌盛）引領日軍進攻斗六和嘉義。」頓時民心憤怒，開始抓拿天主教徒。當時，沙崙的天主教徒也被波及。

雲林抗日起義

乙未抗日運動雖以失敗告終。但60餘歲高齡的簡精華仍結合其部下，即有抗日三猛之一的雲林抗日豪傑─柯鐵一起到雲林的鐵國山（大坪頂）抗日，給予日軍很大的威脅。鐵國山在今日熱門的遊樂景點─劍湖山世界的後面。地勢險要，僅有一縷往上的小路，是易守難攻之處。

1896丙申年3月，為北白川宮在新竹郊外立紀念碑的日人松村雄之進，隔月被調到雲林主政後，基於簡精華於乙未年在雲嘉地區激烈抗日的宿怨，遂蓄謀對鐵國山的義首簡精華展開殘酷的報復，隨即在1896年端午節過後發動後人所稱的「雲林大屠殺」。隨後，英國倫敦《泰晤士報》報導：「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無忌憚地殺人放火，老幼婦女皆不能免，是野蠻且苛酷之東方新強國。」；英國《蘇格蘭人報》則稱：「日本之政略，似乎在於將全島居民都趕出去。」隨後，簡精華聲言：「日軍無故虐殺生靈，此怨恨不能不報。」此呼號讓雲林境內的人心如火上加油一般，使更多鄉民加入抗日行列。其鄰近的彰化、南投、嘉義地區也陸續響應，兵鋒遠及台中。於是讓日軍許多兵員流血所經營的雲林又光復了。後來，日本政府動用辜顯榮等仕紳對簡精華等義首進行招撫，但到後來卻一一將他們殺害。簡精華也以自殺結束自己的一生。

據說日軍血洗雲林地區之後，抗日古道沿線也免不了引起一陣大的騷動。日本政府後來重新核定地權，於是依據業者申報，要求居民在自有土地上插名牌（寫上自己的姓名）為據。彼時，一些居民認為這是日人為了誘殺地大、業大之抗日分子的計謀，遂不敢登記自己的名牌。當時的中正大學大部分校地，遂變成無主地，由五谷王廟認領。而南華部分校地也改隸大林鎮公所所有。

今日，這一條抗日古道上除了300年的老榕樹已於近年死亡，原址附近已建松樹尊王宮（取松柏長青之意）之外，沿線大多保持原始風貌，竹林叢的螢火蟲、諸羅樹蛙，及將近百年的菸樓（早期燻煙的地方）建築都是都市人難得一見的勝景。6月是「雲林大屠殺」兩甲子的紀念，這條抗日古道顯得特別有意義。回顧多少來往商旅到老榕樹納涼休憩，近120年前到此的侵台日軍也曾在此受到我先民的抵抗，如今有幾個台灣人會關心紀念呢？須知，紀念並非是要挑起仇日情緒，而是要敦促日本政府反省戰爭罪行，也奉勸蔡英文政府切勿在日本7月選舉時，做出替其執政聯盟加分的親日政策。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國造武器這幾十年來已成為風潮，國軍透過中山科學研究院製造出許多優異的武器裝備，例如雄風系列的反艦飛彈。就國防而言，自製武器有其必要性也有風險，決策者在考慮國造某項裝備時，必須思考資金充裕與否、技術門檻如何、人才培訓及風險評估等。台灣過去曾在技術欠缺與資金有限的情形下進行武器研發，過程中美國始終扮演技術顧問的腳色，先後製造出IDF戰機、成功級巡防艦等。

依照目前台海的水面及水下兵力而言，兩岸的海軍實力差距甚遠，拋開大陸解放軍整體戰力不談，光是東海與南海艦隊的總兵力，就已超越台灣海軍全部，軍艦的數量及水下兵力就更不用說。根據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海軍事務小組推估，目前解放軍潛艦數量約在66至75艘之間，2020年數量有可能增加到69至78艘，相形之下，台灣只有兩艘劍龍級潛艦具備作戰與訓練能力，除了要應付海軍日常的訓練任務外，平日的戰備任務早已讓兩艘潛艦的官兵覺得負荷太過沉重。

誠然，不論在建軍或備戰上，國軍幾乎都無法與對岸相比，事實上也無需比較，原因在於中國大陸的國家戰略是全面性的、戰略性的、區域性的，國軍的任務則只要建立起「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戰力就足夠有餘。

依照目前台灣的造艦能力來看，敏感的紅區設備，像潛艦的戰鬥系統、通訊設備、聲納設備等裝備假如無法順利取得，即便台灣製造出一艘潛艦，也終將毫無戰力可言。美方在台灣潛艦國造議題上雖然支持，但會參與多少還是未知數。另外，美方並沒有建造柴電潛艦的技術，若願意協助台灣製造潛艦，還需從第三國轉移技術給台灣。再者，潛艦國造的資金所費不貲，以未來10-20年來看，海軍能否獲得足夠的研發製造資金也都屬未定之天。

當然，台灣也有一定的優勢。例如，除了台灣政府有決心、民間造船廠有意願，同時民間造船廠的自信心與相關的潛艦壓力殼技術也比以往大幅提升許多（富慶造船廠、台船等），至少潛艦的壓力殼、充電系統、操控系統與動力系統、潛艦校磁整磁等技術都是民間廠商可以掌握的。

由於台灣先天四周環海，對於海上的防衛除了依靠水面艦隻外，水下嚇阻同樣重要，因此從馬政府到蔡政府都秉持潛艦必須國造。尤其，面對險峻的亞太局勢（東海、南海爭議），再加上海軍的潛艦裝備服役過久，台灣已到了不得不進行水下裝備汰換更新的時刻。假如沒有水下兵力的掩護，台灣難以在東海與南海維護主權與國家利益。

（作者畢業於中正大學戰略所）

蔡英文一上任即馬不停蹄視察三軍，是她重視國軍嗎？當然不是，關心國防只是要掩飾她內心的恐懼，想找一群能保證她安全的人。國防部長馮世寬日前表示，要國軍笑著為國犧牲，當國軍知道要為台獨打仗時，會笑著犧牲嗎？

5月29日，蔡英文到花蓮佳山空軍基地，貼心地表示：「我是三軍統帥，從今以後，國軍的榮辱，就是我的榮辱。我願意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讓人民以國軍為榮」。隨後在宜蘭蘇澳海軍中正基地登上沱江艦強調：「未來政府會持續推動本土造艦計畫」、「政府有決心，一定要成功」，又在大直要塞區的憲兵裝甲步兵239營登上雲豹甲車繞行營區，號稱要體會國製裝備的機動性。6月16日，她以統帥身分在鳳山參加陸軍官校建校92周年校慶，第一次以「全軍禮」校閱部隊，並接受21響禮砲的最崇高敬意。

蔡英文為何如此勤跑國防軍事單位？為何突然重視起她曾經扣以「國防布」封號，不遺餘力糟蹋過的國防部？是她良心發現，想補償國軍？還是想要成為國軍心目中的媽祖婆？

美國重返亞太，讓整個亞太充滿隨時有引爆戰爭的危機，從東北亞的日本海到東海、台海、南海的四海，現在以台海和平最脆弱，脆弱到大陸、美國之間，只差一根火柴而已。

近日世界各國常用「井噴」來形容大陸新武器的開發，最近有兩項高科技軍武裝備可證實此言不虛。一是集偵察與打擊於一體的無人機「彩虹4」。去年大陸媒體曝光的內蒙古朱日和演習視頻，看到類似台灣總統府的模擬，震驚台灣社會，日前「彩虹4」在伊拉克武裝部隊的使用中摧毀了一個ISIS據點，幫助伊軍奪回拉馬迪市。用無人機執行暗殺任務向來是美軍的拿手絕活，現在大陸的無人機也毫不遜色，蔡英文怎能安枕？

另一是大陸央視曝光的一款神秘彈頭，它呈細長錐形，是加裝了火箭發動機的前端飛行器，神似外界傳言已久的鐳射制導高超音速飛行器。由於鐳射制導炸彈具有射程遠、命中精度高和較強的抗電子干擾能力，如解放軍擁有此技術，就會讓美軍的反飛彈系統面臨挑戰，台海一旦發生戰事，美軍會被解放軍拒於太平洋以東，對台灣只能望洋興嘆！

蔡英文一方面在日前接見美國參議院軍委會主席馬侃時請求美國：「持續售予台灣防禦所需的武器，並強化雙邊在軍事安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頻頻去國軍各單位視察、打氣，難道是她打算走向台獨內心恐懼所衍生出的自保反應？只是，「英」製的「國防布」，能擔負起拱衛總統府的重責嗎？

（作者係環保科技業經理）

從1958年法國開始實施第五共和憲法至今，一共產生了七位總統，本書作者以介紹七位總統的書寫方式，呈現出近60年來法國左右共治的特殊政治體制。

縱觀中文世界介紹、描述法蘭西民族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和習俗的著作不勝枚舉，但對於法國領導人卻缺乏系統性的介紹。2015年底，由天津南開大學李曉兵副教授率領的寫作團隊傾力撰寫的《總統們：法蘭西第五共和》（以下稱《總統們》），正好可以補上這一塊空白。

李曉兵作為曾在法國留學生活的憲法學人，在離開法國之後的十餘年間，他寫過不少法國憲法的專業文章，也出版過法國憲法研究的專業書籍，據他說，《總統們》是他「研究法國憲法的一個副產品」。

《總統們》以法蘭西第五共和時期的七位總統作為基本線索：戴高樂、龐畢度、德斯坦、密特朗、席拉克、薩科奇和歐朗德，對每位總統所處的歷史背景、個人經歷及其承擔的特殊使命與責任展開描述。全書在輕快有趣的語言風格展開，每一個標題的設計既精準又扣人心弦，正如李曉兵在後記中所提，整本書既體現了濃濃法國文化的味道，也符合中國讀者的思維習慣。

力挽狂瀾的故事和人物總是最吸引人。《總統們》正是以力挽狂瀾的總統們為主角，來認識和解讀法蘭西第五共和的前世今生。此外，這本傳記並不是資訊的簡單羅列，而是通過對一個個事件的回顧，讓讀者都能體會這些總統們的所思所想，也能理解他們所承擔的歷史責任和使命。

他們也是普通人

戴高樂傳奇一生的介紹是本書的重中之重。書中描述了戴高樂對於法國第五共和基本制度的奠基性貢獻，其中「貝葉演說」和「第五共和憲法」兩節，對於研習法國政治體制、第五共和憲法及其實踐，極有參考價值。從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的轉換，憲法的制定和通過是其中的樞紐環節，1958年憲法實現了戴高樂「再造共和」、「重塑法蘭西」的政治理想。

為了讓讀者全方位瞭解這七位法國第五共和時期的總統們，書裡也不乏關於他們生活中的軼事典故，這些素材取自各類經典傳記和回憶錄，所描述的人和事都是經過考證的歷史事實。喬治‧龐畢度被比喻為「上帝的寵兒」，書裡的這一節重現了蓬皮杜幼兒時期的景象，他天資聰穎，繼承了父親的智慧和母親的嚴肅和剛強，超常的天賦、強烈的求知慾，再加上堅韌不拔的毅力，使龐畢度在同齡人中顯得出類拔萃。又如在對德斯坦介紹時提到一個小故事，德斯坦剛出生時，他的母親喜悅的喊道「我的小拿破崙！」這似乎預見了德斯坦後來的人生。

他們都是法蘭西之子

書中雖分為七個篇章對七位總統分別加以介紹，但整本著作前後貫穿，七位總統的政治舉措前後相銜，讀者可對法國第五共和政治體制有較為全面的認知。

法國的政體在200多年間變動頻繁，經歷了君主制、帝制、共和制的多次交替演變。目前法國實行的政治制度不是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也不是美國式的總統制，而是獨具創造性的「半議會制半總統制」。書中描繪了第五共和歷史上奇異的左右共治景觀：左翼的密特朗出任總統，右翼的席拉克出任內閣總理。密特朗在自己的14年任期內經歷了四年的左右共治，構成了獨特的「5+2」任期模式（五年左翼統治，兩年左右共治）。

《總統們》告訴我們七位總統都歷經困難，辛苦找尋帶領法國走向強盛的真理。書中描寫到戴高樂於關鍵時刻扛起「自由法國」的大旗，投身鬥爭，超越厄運，把報效祖國當作生命的意義。德斯坦在任七年，嘔心瀝血，引領法國實現歐洲宏圖；即便卸任，也努力用他的餘暉去照亮國家和世界。密特朗團結舉國上下的力量，要為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族大家庭創造條件。這一切證明，他們是「法蘭西之子」，人「因國家而偉大」。

抹不掉的中法情緣

書裡描述了戴高樂以勇氣和遠見促成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然而，命運卻沒有讓他實現到中國訪問的夙願；龐畢度完成了戴高樂的這一遺願，成為第一位來中國訪問的法國總統；德斯坦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悠久文化和歷史感興趣，是中法合作的推動者；密特朗曾三次訪華；席拉克和中國領導人約定要互辦中法文化年；薩科奇曾使中法關係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而今歐朗德的中法關係已結成中法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新階段。

法蘭西第五共和的七位總統彷彿如弄潮兒般，在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光影下，帶領著法蘭西人民遊走在世界浪潮中，總統們的個性和特質雖不能被固定的詞語描述和定格，但《總統們》這本書至少提供了讀者一個審視這些總統們的契機。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世紀中葉，大陸來台的曲家開始推動台灣崑曲之傳習，透過學校、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不斷努力，崑曲藝術終於在台灣開花結果。

崑曲興起於西元16世紀明朝嘉靖萬曆年間的江蘇崑山，發展到17、18世紀清朝康熙、乾隆年間時，已成為風靡大江南北的全國性戲曲，19世紀道光年間閩粵移民來台，崑腔隨之傳入台灣，保存於儀式演奏中的13腔及北管戲中的崑腔。20世紀中葉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崑曲曲家與曲友們將大陸的曲會傳統帶進台灣，並進一步推動大專院校成立崑曲社團，教授學生拍曲並演出，崑曲藝術自此開始在台灣紮根成長。

崑曲1950年後在台發展

1949年由徐炎之、張善薌伉儷與曲家們組成台北「同期曲會」，亦稱大同期；1953年焦承允與夏煥新舉行崑曲清唱雅集，1962年改名為「蓬瀛曲集」，亦稱小同期。曲會成員輪值擔任主人，隔週週日下午聚會拍曲。由於徐、張二師在多所大專院校教授崑曲，所以當時參加「同期曲會」者以年輕曲友及學生居多，參加「蓬瀛曲集」者則以資深曲友為主。

學校崑曲社團成立最早者為1950年的北一女崑曲社，1957年台灣大學崑曲社成立，筆者於1972年加入台大崑曲社，隨徐炎之、張善薌二師學習崑生。之後各大專院校陸續成立崑曲社，除師大崑曲社由焦承允與夏煥新教授帶領外，其餘如政大、銘傳、東吳與輔仁…等校崑曲社均由徐、張二師指導，學生們從清唱拍曲到粉墨登場，畢業後更紛紛成立劇團，每年定期演出，開設崑曲傳習課程，擔起崑曲藝術在台灣傳承推廣的責任。

在曲會與學校社團傳承崑曲之外，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於1968年與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院長創辦「中華崑曲研究所」，開展崑曲研究工作，蔣院長建議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設立崑曲組，推動崑曲教育，當時的國立藝專與中國文化學院也都開設了崑曲課程。

口傳心授之餘，焦承允老師特別致力於崑曲曲譜的整理抄寫與編纂：《蓬瀛曲集》上集、下集；《壬子曲譜》；《炎薌曲譜》以及《承允曲譜》。1976年再版《壬子曲譜》時，焦老師把我在台大公演《琴挑》的劇照選入曲譜中，並親筆題贈給習曲資歷尚淺的我。焦老師還協助張元和《崑曲身段試譜》的編訂，對台灣在崑曲教育與普及上有著極大的貢獻。

政府對崑曲的扶植

1992年3月，文化部的前身文建會開始舉辦第一屆「崑曲傳習計畫」，直至2000年10月第六屆結束後停辦。八年六屆的「崑曲傳習計畫」培養了400餘位學員，學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培育不少崑曲表演和文武場人才，其中京劇科班演員經過崑曲的研習薰陶，不僅深化其表演藝術，同時更促使台灣崑曲藝術向專業化方向邁進。「崑曲傳習計畫」對台灣崑曲藝術的保存、研究、演出與推廣有著深遠的影響。

1992年文建會、教育部及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開始補助由中央大學承辦的「崑曲辭典編輯計畫」。崑曲號稱百戲之母，後起之地方劇種均受崑曲的沾蓋與影響，崑曲辭典之編纂對中國戲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92年至1998年完成音樂、表演、舞台美術、組織、演出場所、演出習俗、佚文傳說與大事年表等基礎研究之後，邀請兩岸戲曲學者專家聯合撰稿修訂，經過十年編纂，於2002年出版。這套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崑曲辭典》，為中國戲劇史研究樹立了一個重要里程碑。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對傳統表演藝術之保存政策轉以本土為主，使用台語即閩南語表演的歌仔戲、布袋戲與北管戲獲得極大的關注，屬「大陸劇種」的崑曲與京劇所能得到的資源則大幅減少。然儘管如此，民間崑曲傳習活動不斷，各級學校崑曲社活動蓬勃，民間崑劇團相繼成立，新象基金會引進大陸崑團來台演出，以及八年「崑曲傳習計畫」的加持，崑曲藝術在台灣業已生根、發芽、開花並結果。

民間組織對崑曲的推動

民間非營利組織對崑曲在台灣的推動亦不遺餘力，1993年新象基金會首度引進上海崑劇團來台演出，之後陸續邀請大陸各大崑團十餘次來台，觀眾反應熱烈，獲得「最好的崑曲演員在大陸，最好的崑曲觀眾在台灣」的佳評。

2004年建國工程文藝基金會與蘇州崑劇院、中國崑曲博物館、蘇州崑劇傳習所共同製作崑劇《長生殿》，首創崑劇在台灣以連演三天完整故事的方式演出﹔2012年基金會與台北愛樂電台合作，每週製作播出崑曲廣播節目「不只是崑曲」，讓民眾逐漸熟悉並喜愛崑曲。

2004年由白先勇與蘇州崑劇院製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兩岸崑曲、文學與美術設計界的菁英通力合作，引發全台的崑曲熱，該劇後赴大陸與世界各地巡演百場以上，演出結束後，觀眾紛紛起立鼓掌向崑曲藝術致敬。由於白先勇全心全力的投入，吸引年輕學子進入劇場觀賞崑劇，聆聽崑曲講座，加速了崑曲在兩岸的推廣。趨勢教育基金會於2008年捐贈台灣大學100萬美元，成立「白先勇文學講座」；2011年白先勇在台大開設「崑曲新美學」課程，同時，為讓對崑曲藝術有興趣的廣大民眾能接近崑曲藝術，趨勢基金會特別將課程作網路直播，讓全球朋友都能透過精彩的課程內容，進入崑曲美的世界。

國光劇團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劇團，由於參與「崑曲傳習計畫」的團員不少，在年度公演中逐漸加入崑劇演出，如2004年在國家劇院首演的新編崑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是第一部台灣撰寫製作演出的崑劇，由台灣大學教授曾永義編寫，蘇州大學教授周秦編腔，後赴上海、廣州與北京演出。2008年國光劇團以新台幣壹元的價格，將《梁祝》的版權賣給了江蘇省昆劇院，展現兩岸崑曲藝術交流的情誼。

與博物館教育推廣結合

2009年開始，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指示將戲曲與博物館教育推廣結合，時筆者擔任教育展示資訊處處長，與同仁規劃了三年八檔文物與傳統戲曲結合的跨界活動─「故宮新韻」定目演出系列，首演經典崑劇《長生殿》，以故宮典藏之唐人「明皇幸蜀圖」、「宮樂圖」與唐代「銅鏡」作舞台美術設計元素。後相繼演出崑劇《牡丹亭》、《白蛇傳》、《皇帝看戲─康熙賞劇選粹》以及《荊釵記》…等，所有演出均與典藏文物結合，每檔戲演出三個月，並同步舉辦教育推廣講座與親子活動，將傳統戲曲表演藝術注入博物館的推廣教育中，不僅為文物增加了活力與生氣，同時也提供劇團演出機會，培養傳統戲曲觀眾，演出以來幾乎場場爆滿，可謂崑曲與文物及博物館教育嶄新而成功的跨界合作。

「故宮新韻」透過戲曲演出與系列教育推廣活動，將靜態的文物與動態的戲曲結合，觀眾隨著戲曲表演進入歷史的時空隧道，深入文物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脈絡；而戲曲也透過美麗的文物畫面，豐富了舞台美學，不僅為觀眾打造了戲曲與文物虛實相生的視聽饗宴，更為崑曲的保存、傳承與推廣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模式。

台灣自1949年崑曲同期成立，各級學校崑曲社團活動蓬勃；政府八年「崑曲傳習計畫」培育扶植下，民間崑劇團相繼成立；民間公益組織持續推動演出與傳習活動，發展迄今一甲子以來，崑曲藝術在台灣業已生根、發芽、開花並結果。

（作者係國立故宮博物院指導委員）

1874年3月，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出兵侵犯台灣，這是近代中日關係上發生台灣問題的濫觴。1895年4月，日本經由甲午戰爭，逼迫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嶼，日本隨後在台灣開始50年的殖民統治。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相關規定，日本必須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

由於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從此海峽兩岸分治。1951年9月，美國刻意排除海峽兩岸當局參與，主導絕大多數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國家跟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該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嶼的一切權利，卻隻字不提將台、澎歸還給中國，明顯違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協議。1952年4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

1971年10月，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日本政府希望盡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9月29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確認《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1998年11月，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日方「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這三份文件，從政治上、法律上及歷史事實上，解決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

然而，日本外交政策追隨美國，奉行「以台制中」戰略，一再修正「美日安保同盟」的定義，矛頭針對中國大陸。又由於台灣位於日本進口中東石油及各類資源的航線上，日本擔心台灣如與大陸融合，會威脅其「海上生命線」，遂希望兩岸保持分裂狀態；同時，日本社會存在「台灣情結」，因此，中日台關係始終存有以下問題。

一是將台灣列入美日安保範圍。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措施法》等相關法案，企圖以向美國提供「後方支援」的形式，建構美日聯合干預台海局勢的戰略架構。2005年2月，美日安保2加2會議將「台灣海峽的問題」列入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這意味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即可配合美國武力介入。

二是提升交往層級，加強政治關係。2001年4月、2004年12月，日本允許李登輝以「治病」、「觀光」名義赴日活動，創下台灣卸任領導人赴日的先例。2003年，森喜朗訪台，成為首位訪台的日本前首相。

三是開啟戰略對話，開展軍事互動。2001年起，台日加強了軍事指揮、通訊和情報合作；2002年，日本允許自衛隊退休將領以個人身分參加台灣的軍事演習；2003年日本派自衛隊少將以「提前退役」形式駐台，台灣也首次派將軍級軍官常駐日本。 

近年來，日本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疑慮加重，右翼保守勢力抬頭，安倍政府乃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的力度，繼續利用台灣牽制中國。

1970年代台灣出現一份批判性的刊物，從第三世界的視野審視長期被籠罩在反共思維下的台灣。主編《夏潮》的蘇慶黎和主持紐約《台灣與世界》雜誌的作者，兩人有著兩對父女的故事，兩代人的台灣歷史。

一

我跟慶黎的交往並不深，在她生前我們在台灣或美國只見過幾次面，但我總覺得自己跟慶黎有種特別的連繫，也許因為我們是同時代的人，身上都帶有些許那個時代的陰影。

慶黎出生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她因而有一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創始黨員之一，在殖民統治者的牢獄裡渡過大半青春歲月，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中年晚婚喜獲一女，慶黎的名字正是他當時的心情寫照。比她早一年，在戰爭結束之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有一個相對消極，甚至有一點宿命，但又潛藏著無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這反應的是我父親（葉榮鐘）當時生活在軍國主義籠罩下的心境。這是我們上一輩承受台灣命運重大轉折之衝擊，而留在我們身上的烙印。

歡慶黎明的樂觀是短暫的，一枝鐵筆活躍於光復初期新聞界的蘇新，在228事件之後亡命天涯，隨著白色恐怖年代的蒞臨更不得歸鄉，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再沒有團圓的日子。我的父親雖然從此落寞一生，終能夠在晚年振奮完成述史之志。

然而，接下來38年的戒嚴時期，在我們的生命中就絕然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報紙上頻頻報導匪諜與叛亂的案件，那些被判刑、被槍斃或是自新的，我們或許一無所知，或許略知一二，但他們肯定是某一些人們的親人、朋友、鄰居、同事、老師或學生。白色恐怖這個抽象名詞在我們的童年並不流行。有時大人們突然壓低了嗓門或是中斷、轉換話題，任由模糊與曖昧浮游在空氣中，有時他們痛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或是不勝唏噓地懷念那些不在人世、失蹤、放逐他鄉或是遠在綠島的老朋友。但更多時候他們沉默鬱抑。而我們就在這樣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中長大。

長大了的慶黎瞭解了自己的父親，那個無法與她和母親團聚的父親，也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在親美反共的政權底下，在人們噤若寒蟬的戒嚴時代，她辦了一份刊物，從左眼的視野，追溯到30年代世界思潮下的台灣史與文學，她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和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長大的我則來不及追問自己是誰，已經離家遠行。我披掛著反共親美與傳統封建養成的思考模式，落腳到一個陌生的國度，等待我的當然不是美麗新世界。在那跌跌撞撞、徬徨、摸索的歲月，慶黎所主編的《夏潮》影響我及許多同時代的人，鼓起勇氣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二

1978年11月初我返台奔父喪，與慶黎的初次見面也是在這段時間。慶黎早在接掌《夏潮》之初，曾偕李南衡拜訪父親（葉榮鐘）邀稿。完成《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後，父親在黨外刊物寫了一系列的抗日台灣人物群像，但《台灣政論》等均壽命短暫，沒辦幾期就被查禁。《夏潮》出刊的時期，父親的健康已經大不如前，終究沒有為《夏潮》寫過文章。他辭世後，慶黎選了兩篇他早年發表在「南音」的反戰舊文，刊登在《夏潮》1979年的元月號。不料，這竟是夏潮的最後一期。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共正式建交，台灣的政治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一場熱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也驟然中途停辦。跟慶黎見面的那天早晨，我在北上的火車上，已經從報紙上讀到黨外元老余登發被逮捕的消息，來到夏潮雜誌社，我更感覺到一股肅殺而不安的氣氛，幾個年輕人在他們的座位上低頭安靜地工作。我在慶黎辦公室裡一把破舊的藤椅坐下來，她壓低了嗓門跟我說話，我們邊吃便當邊聊，兩人都有點心不在焉。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慢得有點令我發慌，慶黎點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空氣越來越沉悶了。突然桌上的電話大響起來，那一頭是陳鼓應從高雄橋頭打來的。掛上電話，慶黎立即站到椅子上，興奮地大聲宣布：「我們終於做到了！我們在高雄橋頭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國民黨非法逮捕余登發。」

黃昏的時刻，我懷著一股難以按耐的興奮離開慶黎的辦公室，一部吉普車停在巷口，車裡面兩三張面孔還有一架照相機，都朝著夏潮的大門。幾天之後，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踏上旅途回到美國。不久我就從美國的華文報上得知，國民黨當局查禁《夏潮》，勒令停刊，情治人員並進入辦公室搶走雜誌。接下來的一年，黨外民主運動節節升高，到了年底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全面鎮壓進行大逮捕。我從報上讀到慶黎被連續審訊了六個晝夜，夏潮辦公室裡她那肩頭削瘦的背影，似乎就在我的眼前浮現。

三

1981年的夏天，我隻身出發到北京。我有一種搶救歷史的急迫感，想請蘇新口述日據下台灣共產黨運動史。而那年11月，蘇新就去世了。

盛夏的北京很悶熱，蘇新的健康很差。他不僅瘦弱還有嚴重的肺氣腫，說不上幾句話就需要休息，我只能隔一天或兩天跟他談一個早上。他早年胃潰瘍，手術切除了大半的胃，每餐只能吃個小饅頭、豆腐、魚、喝點粥。他的眼睛也不好，一眼已經失明。但他的精神很好，沉靜、堅定而且開朗。他一生坎坷沒有過舒適的日子，日據時代坐牢，國民黨時代逃亡，共產黨時代下放勞改，但他沒有一點怨氣。

於是，他就說著他的時代的人和事，他也要我說故鄉的事和人，說他的老朋友們─我認識的、不認識的。他最想要聽的，其實是慶黎和她的母親。當我滿懷歉意地告訴他，我其實從未見過慶黎的母親─蕭不纏，而且慶黎並不知道我有北京之行。

他神情平靜地清了一清喉嚨，自己慢慢地說起和蕭不纏女士的舊事，從結婚說到慶黎的出生，說到2.28事件之後一起逃亡，藏匿上海兩個月後不得不分手，慶黎和母親回到台灣，而他轉到香港，那是1947年的夏天。最後他說到，分離之後輾轉到了北京，因為幾次病倒動手術住院無人照料，慶黎的舅舅蕭來福極力促成再婚。他的聲音變得微微的抖動，我默默地聽著，不知道該如何接腔？這一幕歷史的悲劇應由誰來負責？

離開北京的時候，蘇新交給我一批手稿，要我將來交給慶黎，其中有一疊厚厚的是《閩南語研究》。他說過去在台灣日本人的監牢裡就有滿腦子台灣話的問題了，到大陸後因長期工作上的需要，又重新拾起研究，而在退休之後寫成的。這些手稿與蘇新口述的錄音帶我保存多年，一直到1986年慶黎和我在美國重逢時，才交給她。經過許多朋友的努力搜尋，慶黎終於能將她父親的文稿集結成《憤怒的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在解嚴後出版。而我根據蘇新的口述寫成的〈蘇新與日據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二二八前後的蘇新〉及〈蘇新回憶錄〉也收入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四

最後一次與慶黎見面，是2003年2月在她花園新城的公寓。那時她已經生病了，看到她瘦得像根火柴，寬鬆的褲腰要用一條帶子紮起來，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她依然熱情積極樂觀，興致勃勃地問各式各樣的問題，信心十足地談著她手邊進行中的幾個寫作計畫。

這是我和慶黎僅有的一次長談，我們談當年辦雜誌的甘苦經驗。我們也談到父親，一個是因有一個繼承自己志業的女兒而驕傲，卻無緣見面的蘇新。而另一個是自認一生壯志全盤盡輸，只剩下家這個最後的堡壘，卻又把長大的孩子們送出國放生的葉榮鐘。以及，我們那一種再也沒有機會與父親對話的遺憾。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