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董事會召開五年一度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貨幣籃子組成的審議工作，批准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將人民幣作為除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之外，第五種納入SDR的貨幣，新的貨幣籃子將於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這是IMF首次將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貨幣納入SDR貨幣籃子，意味著人民幣名正言順成為IMF這個有188個成員國的官方候選儲備貨幣，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此舉將使得國際貨幣籃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貨幣，從而有助於提高SDR作為儲備資產的吸引力，推動改革並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人民幣納入SDR代表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金融改革的認可，將促進大陸深化金融改革、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然而，大陸仍應積極致力於金融體制改革，消除政府債務，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才能真正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成為大國貨幣。

SDR的創設及作用

SDR是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元危機爆發後，IMF為拯救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而創設的一種儲備貨幣工具。創設SDR的本意是為當時日趨緊張的國際儲備提供一種補充，彌補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以重建美元危機後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

IMF成員國需繳納會費，亦即份額。份額認繳是IMF資金的核心。每一個成員國被分配一定的份額，份額大致基於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成員國的份額決定了其向IMF出資的最高限額和投票權，並關係到其可從IMF獲得貸款的限額，這就是普通提款權。

1969年9月，IMF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計算單位，由美元改為特別提款權。它是IMF分配給成員國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成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滙，還可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的貸款，並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因為它是IMF原有普遍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SDR並不是一種貨幣，也不是對IMF的債權，而是對IMF成員國（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潛在求償權。SDR是一種帳面資產，可用於國際支付，主要是在成員國的官方之間支付清算、借貸和還本付息。SDR的另一個使用方式是由IMF指定某一個成員國為需要兌換外滙的國家提供外滙，SDR只有兌換成外滙，其價值才能用於國際市場支付和清償。

在人民幣尚未納入SDR之前，SDR貨幣籃子中四種貨幣所占的比重為：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日圓9.4%。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五年一次對於SDR計值貨幣籃子的審議結果，對各種貨幣的權重做出調整：美元占41.73%、歐元占30.93%、人民幣占10.92%、日圓占8.33%、英鎊占8.09%。人民幣納入SDR後所占權重排在美元和歐元之後，位列第三。

金融改革獲國際認可

按照IMF的規定，一國的貨幣加入SDR需要滿足兩個標準。首先，貨幣發行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其次，該貨幣可自由使用，即在國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滙市場被廣泛交易，具體表現於透過貨幣在全球外滙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務證券、跨境支付、貿易融資中的比重，以及在主要外滙市場交易量等指標來衡量。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的中國大陸，符合第一個標準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民幣是否被認定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便是能否被納入SDR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快速增長、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繼續擴大，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業務不斷突破，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迅速，這些政策和措施為人民幣成為SDR貨幣籃子的貨幣創造了良好條件。

為了促進大陸外貿企業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大陸於2009年7月開始，在上海等5個城市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首批試點企業365家。2010年6月，境內試點地區擴大到北京等20個省區市，境外地域範圍從港澳和東協等地擴大到所有國家和地區，試點企業擴大到67,724家。2011年8月試點擴大到全大陸，至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受地域限制，業務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並逐步擴展至部分資本項目。據大陸方面的數據顯示，2015年8月，人民幣首次超越日圓，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

2008年12月以來，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擴大了貨幣合作，截至201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已與韓國、馬來西亞等超過32個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透過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這些經濟體的金融體系，促進人民幣結算和提高流通效率。

在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方面，人民銀行自2010年以來積極推展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個案試點。2010年10月，新疆首先推行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2011年1月和10月，人民銀行先後公布《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規定獲准的境內企業可以人民幣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境外的企業和個人也可按規定使用人民幣到大陸進行直接投資。

除了金融體制改革所做的努力之外，由於國際經貿體系和秩序基本上仍由歐美大國掌握的事實，近年來大陸也在人民幣納入SDR問題上與歐美國家積極溝通。最明顯的例證是，2015年9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時，中美雙方便曾就人民幣納入SDR的問題達成初步共識。

人民幣納入SDR的影響

人民幣納入SDR可以增加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使大陸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幣更加堅挺，同時也有利於企業跨境投資、在海外購買資源、技術和勞務等。這確實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到儲備貨幣的轉化，繼續推進國際化的進程依然任重道遠。

人民幣納入SDR具有三大正面的意義：其一，標誌著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經濟和金融改革的認可，以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肯定；其二，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加國際上人民幣的使用，不僅會在各國官方儲備貨幣裡增加人民幣，而且會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配置；其三，有助於促進大陸金融改革，人民幣納入SDR意味著大陸要承擔更多國際貨幣責任，這也反過來要求大陸必須進一步推進包括滙率市場化在內的各項改革。儘管如此，這些正面的影響距離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仍相去甚遠，而其關鍵仍在於大陸實體經濟的表現。

國際貨幣基金會成員國在調整自身外滙儲備資產時，並不會參照SDR的構成。人民幣要想在國際儲備中占一席之地，還是必須提昇其在國際應用中的接受度、便利性和流動性，這意味著大陸必須進行金融領域的改革，大規模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並接受國際通行的金融規則。

除此之外，根據IMF的數據，目前有38個國家和地區央行宣布持有人民幣的資產總額約為7,800億元人民幣，占目前全球官方外滙儲備的比例大約為1.1%。美元所占比例略低於64%，歐元占21%，英鎊占4.1%，日圓占3.4%。很顯然的，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滙儲備所占比例還非常小。

人民幣納入SDR短期間影響有限，不過，從長遠看，人民幣納入SDR將使得大陸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金融市場開放、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持續進行滙率形成機制改革，才能符合SDR每五年一次評審的條件，也才有助於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十三五」規劃期間(2016～2020），大陸對外開放的主要具體政策便是：(1)以「一帶一路」發展策略推動向沿線國家擴大開放。(2)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構建全球自貿區網絡。(3)鼓勵和推動大陸企業赴海外直接投資，培育世界級跨國企業。(4)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提高利用外資的綜合效益等。

「一帶一路」是大陸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戰略選擇。大陸希望它能為大陸經濟開拓更具全方位特點的開放格局；培育國內、區域以至全球範圍的新經濟增長點；改進與完善國際經濟治理架構；推進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歷史進程；改善外部資產負債與收支結構等。

根據大陸的規劃，「一帶一路」將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來建設，打造命運、責任、利益共同體，其順利推展將是大陸改進全球治理結構調整，促進新興國家經濟整合的重要途徑。很顯然的，人民幣納入SDR，再加上「一帶一路」所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勢將增強大陸在國際經貿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進而對未來國際經貿秩序的調整帶來新動力。

（作者係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大陸一向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領導人習近平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會把自身經歷過的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然而，近年大陸也面臨著美國在東海、南海不斷挑釁，並持續在領土領空上採取軍事霸凌行為，甚令北京感到威脅。為因應此一變化，大陸領導階層已著手展開6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改革，要將臃腫、低效率的陸軍打造成精煉的現代化戰鬥部隊。

大陸解放軍的改革，包括管理結構調整等，有助於建立一支新的、有紀律和戰鬥力的、能夠適應當代作戰任務的模範軍隊，成為保家衛國的中流砥柱。現今中國與美國在軍力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倘北京與華府在軍力上的差距縮小，將有可改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具中國特色的軍改

大陸軍改的總原則是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這輪改革調整主要是以原軍區機關部分職能、機構為基礎，調整組建戰區陸軍機關；以海軍相關艦隊機關為基礎，調整組建相關戰區海軍機關；以相關軍區空軍機關為基礎，調整組建戰區空軍機關。經過調整後，並非每個戰區都設置5大軍種，但預計每個戰區都有一個陸軍機關和空軍機關。

中國大陸預定在2020年前在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在優化規模結構、完善政策制度、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等方面改革上取得重要成果。用以構建能夠打贏資訊化戰爭、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化軍事力量體系。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主動宣布裁軍30萬。但裁軍不是削減戰鬥力，而是要把經費用在關鍵的地方，有些軍種不僅不裁，可能還會增大。透過裁減員額可以優化結構，讓軍隊將更加精幹、科學，有利於集中資源，提高品質。大陸宣布改革後，便開始實施一系列新措施。加強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健全軍委、戰區兩級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構建平時戰時一體、常態運行、專司主營的戰略戰役指揮體系；並重新調整劃設戰區。

中國大陸面臨多元複雜的安全威脅，軍隊除了承擔搶險救災、國際維和、國際救援等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還要應對地區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活動威脅，因此，國防費得保持適當規模。

軍費成長放緩用於關鍵

北京公布的2016年預算草案中，最受矚目的國防預算為9,543.54億元人民幣，比2015年僅成長7.6%。大陸軍費過去幾年均以兩位數成長，而今成長放緩，6年來首度落到個位數。其實，軍費開支與經濟建設是協調的，也就是跟國內生產總值與通貨膨脹的情況保持一致。重點在於，軍費不能讓經濟負擔過重。大陸的軍費主要由人員生活費、訓練維持費和裝備費三部分組成，大致各占三分之一。因此，軍費使用效益也成為觀察軍隊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標。

從國防和軍隊建設需求來看，大陸的軍費使用將向以下兩方面傾斜：一是獲得最現代化的裝備、建立一支緊密和機動的現代化軍隊；還在加速新型洲際彈道導彈和核潛艇、太空戰略武器開發等軍事力量現代化。二是更多的預算要花在海軍建設航空母艦和潛艇，空軍研發隱形戰機，以及建火箭軍上。

中國大陸軍方的裝備部至今已經宣布了505項公開競標，私營和國營企業都有參與，這絕對是進步的。大陸民營企業加入習近平軍隊改革，從大陸軍工系統向民營企業開放，這樣的開放系統將更加透明，確保軍隊的效率和戰鬥力。

這次中國軍改的新舉措有：

(一)軍改揚棄「大陸軍主義」。中共中央軍委是最高軍事領導機構，下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長久以來，4總部權力過於集中，代行了軍委許多職能，影響軍委集中統一領導。過去，解放軍有空軍、海軍和第二砲兵司令部，卻從來沒有過陸軍司令部。不設陸軍司令部，正是「大陸軍主義」的最大體現。陸軍地位顯赫，4總部首長、7大軍區司令均由陸軍將領出任，而這種大陸軍主義的軍事體制，已不符合現代國防戰略需求，這輪軍改，要設立陸軍領導機構，提升海空軍和第二砲兵地位，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現代化的軍隊，實現多兵種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見圖一）。

(二)軍委機關改為多部制，軍令一致。這些部門是中央軍委下的參謀、執行、服務機構，確保軍令一致及暢通。

(三)7大軍區調整為5大戰區，聯合作戰。2016年2月1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將中國軍隊原有的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蘭州軍區和成都軍區7大軍區改為東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5大戰區（見圖二）。戰區擔負著應對本戰略方向安全威脅、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使命。5大戰區的劃分是針對中國周邊的戰略形勢和潛在的戰略威脅設定，符合世界武裝力量發展的潮流，反應更快速。

軍改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專司作戰指揮及大型聯合軍演，戰區所屬各軍種部隊的軍事訓練、政治工作等則各軍種領導機構負責，且落實多軍兵種聯合作戰指揮。

這次大陸軍改的立意，是要將解放軍變成一支專業化的武裝部隊，借鑑美俄的指揮體系，但不是照搬美國或俄羅斯，而是仿效其聯合作戰的先進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需要，進行轉化，走具中國特色的強軍路。

新軍種增強戰略布局

在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這方面，習近平還向這三支部隊頒授軍旗，要求軍方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至於新改名的「火箭軍」，前身是負責導彈的「第二炮兵部隊」。有分析認為，火箭軍可能走向更專門路線，繼續由軍委直接領導，但專注於戰略打擊。而原來的戰術打擊工作，則可能分散給各集團軍，加強各陸軍集團軍的短程導彈打擊力量。火箭軍則專門負責遠端戰略核威脅力量。這支火箭軍同時包含戰略與戰術導彈，將集中所有的核武裝，包括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和戰略導彈。這一職能是以前「二炮」不具備的。

解放軍成立火箭軍後，核政策和核戰略並沒有改變。火箭軍是戰略威懾的核心力量、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中國會努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火箭軍，同時奉行「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政策」。成立戰略支援部隊則負責透過太空和網路的高科技戰保衛國家安全，涵蓋範圍包括太空、網路空間和電子戰爭戰略支援部隊，以及成立陸軍指揮部門。

大陸有著綿延的海岸線和廣闊的管轄海域，保衛國家海上安全，維護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是中國武裝力量的神聖職責。中國海軍也在航空母艦和潛艇方面投入大筆資金，擁有的第一艘航空母艦正是「遼寧號」。可是，中國航母不需要走老路，利用彈射器直接從電彈開始彈射戰機，相對於滑躍起飛更具優勢。

大陸國防部2015年12月31日證實，有關部門正在大連自主設計和建造排水量約為5萬噸級、採用常規動力裝置的第二艘航空母艦。

4總部改為15職能部門

這次軍改包括調整實施多年的軍委總部體制，大陸中央軍委機關原來沿用多年的4大總部架構撤銷，改為15個相對更為分散的職能部門（見圖三）。

此次軍改將4總部制改為多部門制，是優化軍委機關職能，充實協調職能，使軍委機關成為軍委的參謀、執行及服務機關，有利於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將總部制改組為15個職能部門制，有利於軍委機關履行戰略謀劃和管理職能，克服四總部體制的滯後性、局限性，各部門條塊分割、機構臃腫、政出多門等弊端。

其中，「總參謀部」改組為「軍委聯合參謀部」最受關注。軍委聯合參謀部，主要履行作戰籌畫、指揮控制和作戰指揮保障，研究擬制軍事戰略和軍事需求，組織作戰能力評估，組織指導聯合訓練、戰備建設和日常戰備工作等職能。

另外，軍改還調整和組建軍委審計署，並全部實行派駐審計；組建新的軍委政法委，調整軍事司法體制，並按區域設置軍事法院、軍事檢察院等機構。中國大陸的種種軍改計畫目前都集中在最高級別的指揮層面，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在軍隊最頂層以下的部分進行。

綜合上述，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保家衛國的人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一個幾百年來屢遭外國霸權侵凌的國民，不僅有權利且有義務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力捍衛本國、本地區和維護世界和平。

在西太平洋地區，大陸決策者巧妙地把軍事和非軍事手段結合起來，使用各種軍事、準軍事、法律、經濟施壓和資訊手段，擴大地區的影響力，分化潛在對手的實力，從而取得戰略主動，並使用「非對稱」、「反常規」、「非線性」、「超限」和「下一代戰爭」等混合戰術，獲得地緣政治利益，而這些手段合在一起產生的聚合效應，讓其他國家難以招架，西方尚未找到有效反擊方法。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1949年至1988年，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執政時期，在國際上奉行「漢賊不兩立」政策，阻止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建交。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1979年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台灣的對外關係遭受嚴重挫折，邦交國大幅減少，至1988年僅剩22國。

李登輝1988年初上台後，逐漸拋棄一個中國立場，公開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全面推行「務實外交」，想藉「金錢外交」及「雙重承認」與更多國家建交。在台灣不斷的拉攏下，格瑞那達及巴拿馬等國與台建交，台灣邦交國一度增加到29個。但由於中共在國際上堅決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台灣製造「雙重承認」的圖謀並未成功。1992年台灣與亞洲最後一個「外交堡壘」韓國斷交，1998年與非洲「外交重鎮」南非斷交，連鎖效應擴及多個非洲和南太平洋國家。為挽救外交頹勢，李登輝政府不斷加大對非洲、中南美洲和太平洋小國的經濟力道，並要求邦交國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友台」提案，但一再遭到失敗。

2000年5月陳水扁上台後，大搞「烽火外交」，向國際社會宣傳「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陳水扁及呂秀蓮頻繁過境美國，又極力爭取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WHO，並在島內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票（「入聯公投」）。但國際社會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入聯公投」亦未通過。多米尼克、格瑞那達、塞內加爾等國先後與中共建交或復交，台灣的邦交國減至23個。

2008年5月馬英九上台後，提出「活路外交」，一方面維護中華民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尋求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在鞏固邦交方面，提出「和解休兵」，停止與大陸惡性競爭，並謀求提升與美國、日本、歐盟、東協等的實質關係；在擴大國際空間方面，積極爭取加入政府間及非政府間國際組織。

2013年11月14日，甘比亞總統宣布與台灣斷交（2016年3月17日該國與中共宣布建交），台灣邦交國降至22個，其中拉丁美洲12個，大洋洲6個、非洲3個、歐洲1個，多為經濟不發達小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有限。

在國際組織方面，截至2014年底，台灣以正式成員或觀察員身分參與了53個政府間國際組織。例如，2009年至2015年，WHO總幹事連續七年致函邀請台灣衛生署派員作為觀察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2013年9月，國際民航組織(ICAO) 理事會主席邀請台灣民航局派員以理事會主席客人身分列席第38屆大會。以上相關安排，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經過兩岸協商，並參照有關國際組織實踐做出的特殊安排。這些安排符合WHO和ICAO有關規定，也符合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一個中國原則。

隨著中共綜合國力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高，國際形勢繼續朝著有利於鞏固一個中國格局的方向發展。至2016年3月，中共與173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是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等主要國際組織的成員。

進入2016年，黃海的朝核危機、東海的釣魚台博弈、台海的兩岸關係、南海的島礁爭端等東亞各對峙熱點同時爆發，呈現「四海共振」的局勢，美國在這區域採取對華「反C型包圍」的連環計不斷上演。中國大陸雖倡導「新型大國關係」，不願與美國正面對撞，但也不可能因此便忍氣吞聲。如何有效「對沖」美國的對華包圍態勢，但又不使北京和華盛頓及東亞周邊鄰居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中國似可以選擇採取「創造性介入」的戰略智慧和戰術手段。

美主導四海共振連環計

美國在東亞接連發動對華的連環計，可說是環環相扣、步步進逼。首先，美國藉著反制北韓試爆氫彈與發射衛星的理由，拉近了原先為歷史問題齟齬不斷的韓國和日本，還發動史上規模最大的美韓聯合軍演，增強在韓國的軍力，最關鍵的是，利用在韓國規劃部署薩德系統，成功離間中韓關係。美國已經換取到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支持制裁北韓的「第2270號決議案」，但至今在部署薩德系統的問題上毫不鬆口，隨著北韓於3月10、18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美韓更有藉口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中美韓圍繞薩德系統的博弈未來仍將繼續。

其次，美國一再在南海問題上大做文章，一邊批評中國在南海建設島礁、將南海軍事化，強調南海的自由航行權，一邊不斷派遣軍艦和軍機進入中國在南海島礁的12海浬內耀武揚威，並且準備讓長程轟炸機進駐澳洲，為其他南海島礁聲索國撐腰，反襯出真正將南海軍事化的，實際上是美國自己。日本也積極涉入南海，如主動將5架TC-90型教練機租借給菲律賓，向越南派遣2架P-3C巡邏機，為越南軍方舉辦特訓，向印尼海軍提供軍事指導，另一方面，日本海上自衛隊也計畫要直接派遣軍艦到越南的金蘭灣和菲律賓的蘇比克灣軍事基地。澳洲也響應美國，與馬來西亞共商「制中」。

中美在東海和釣魚台列嶼的博弈表面看似沒有那麼熱鬧，但實際是美國有意讓日本在前台和中國對陣。今年以來，日本巡邏船頻繁和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台海域對峙，近來甚至上升到軍艦對峙的局面。

日本自衛隊已在那霸成立「第九航空團」，將F-15戰機數量增加至40架，並組建「空挺團」（空降部隊）與「水陸機動團」（海軍陸戰隊），向釣魚台方向密集部署。

在台海方面，台灣即將於5月20日再次政黨輪替，蔡英文始終不願承認「九二共識」，民共兩黨之間依然未能建立政治互信，5.20後的兩岸關係難以樂觀。如果美國真心希望維持台海穩定的現狀，便應要求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然而，美國雖然派卜睿哲、葛萊儀等人來台，但未就蔡英文的兩岸定位論述公開施壓。或許美國在與蔡英文尋找民共之間可能的妥協點，但這也可能只是一場做給北京看的戲，實質上是要為5.20後的民共對撞預先給蔡英文壯膽。

對沖戰略有不同類型

面對美國使出的連環計，中國必須審慎積極應對，尋找能夠有效「對沖」美國在東亞「戰略進逼」的方法。「對沖」(hedging)原本是金融術語，是指藉由一種投資來降低另一個投資的風險。國際政治學借用「對沖」的概念，像「對沖戰略」(hedging strategy)或「戰略對沖」(strategic hedging)都是指在戰略或戰術上運用有效方法降低另一方對自身的負面影響，使風險最小化、戰略選項多元化，提高自身優勢、降低劣勢。

「對沖戰略」是一組「策略組合」，根據國際政治學者的研究，「對沖戰略」混合了接觸、網住/束縛、防範、牽制、遏制及制衡等多種戰略選項。其中，前三種屬「軟對沖」(soft hedging)，後三種屬「硬對沖」(hard hedging)。當戰略行為體對其對手的威脅認知和不信任水平越高，越傾向於採取「硬對沖」的選項，反之則越傾向於採取「軟對沖」的組合。

然而，上述類別似乎並未涵蓋「對沖戰略」的所有範疇，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近年提出「創造性介入」(creative involvement)的概念，便是一種新型態的「對沖戰略」。在這裡，介入的英文是involvement，而非干涉(intervention)。「創造性介入」不是強權式的干涉，並沒有違反不干涉對方內部政治的原則，而是強調以各種具有想像力和引導性的智慧和方式來介入全球或地區事務，這是融合「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創造性手法，不僅可以運用於國際政治，也可以運用於兩岸關係。

儘管「創造性介入」並非傳統戰略對沖的類型之一，但「創造性介入」的戰略思想和戰術手段足以作為戰略對沖的一種有效方法，可以歸納為「軟對沖」的範疇。舉凡公共外交、輿論引導、與關鍵性政治人物或社會領袖的交往、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經濟社會合作、對外援助或公共產品供給等，都是「創造性介入」可供選擇的具體方法。

創造性介入對沖東亞包圍

在四海共振的中美大棋局中，中國不一定非得就每一項熱點問題與美國正面交鋒，其實可以針對每一個子棋局的具體情況採取「創造性介入」的迂迴戰略和戰術，廣泛聯繫相關國家的對華友好力量，來對沖美國在東亞的對華包圍。

在朝核與薩德系統部署的問題上，中國可以聯絡韓國產官學界及倡議中韓友好的人士，讓韓國充分認識到部署薩德系統會是中韓貿易及在華企業投資惡化的開始，同時，中國也可以對韓國的安全提出戰略性的保證，通過民間外交的渠道，推升韓國輿論形成反對部署薩德系統的聲音。

在東海和釣魚台的問題上，中國可以加強與日本在野黨、工商界的聯絡交往，其中尤以民主黨與維新黨合併後的新政黨至為關鍵，然後在日本《新安保法》開始生效實施之際，支持日本在野力量於國內輿論發動「反新安保法」運動，以反制日本自民黨政府日益凸顯的進攻性。

在台海問題上，除了繼續廣泛推進兩岸民間的交流之外，可通過檯面下的管道讓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首長團隊與對台系統進行接觸。由於民進黨縣市首長均為中執委，在他們的影響下，民進黨中央的兩岸政策或許有可能改變。此外，美國國會遊說是改變美國台海政策的重要渠道，尤其那些選區的產業對中國經貿依賴度甚高的國會參眾議員，更是遊說的重點對象。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可積極和南海周邊聲索國的對華友好黨派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廣泛聯繫東南亞各國包括華人和各族群在內的社會團體，支持對華友好政黨上台執政。近來傳出大陸有意將南海打造成中國版的維京群島，邀請全球資本到南海島嶼開設公司，這是甚具創意的作法。

面對四海共振的局勢，中國可以採取的「創造性介入」方式非常多元，它與所謂「巧實力」有相似和共通之處，兩者均強調運用創造性和智慧性的方式，硬、軟相互結合的手段，力圖將局勢導向有利於自身的方向。根據「創造性介入」的戰略思想和戰術方針，中國將有豐富充足的方法和籌碼，對沖美國利用四海共振在東亞布下的連環計。

（作者為世新大學助理教授）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為防止中國大陸公務船和漁船進入釣魚台周邊海域，擔任警備的海上保安廳（以下稱海保廳）第11管區，構成人員數超越了管轄東京灣、橫濱港以及小笠原群島的第3管區，大型巡邏船的數量也比管轄北海道的第1管區多，成為全日本規模、裝備最強大的管區，而日前又有兩艘全長96米、總噸數1500噸，同時配備有20毫米機關炮及遠射程水槍的大型巡邏船「伊是名」和「粟國」正式服役，11管區內有606人的「釣魚台警備專屬部隊」也完成部署，該部隊光是大型或可搭載直升機的巡邏船就有14艘。

從2012年到2015年，11管區不斷推動增強「釣魚台警備專屬部隊」的計畫，大型巡邏船預定駐留的石垣港，棧橋及宿舍等設施的建設也在持續進行。海保廳表示，「要以萬全的準備做好釣魚台及周邊海域的警備工作。」

因應台灣新政局的變數

海保廳一直是中日釣魚台爭端中的重要角色，其中，11管區更是主力。多年來頻頻圍堵、攔截、撞擊、捕捉海峽兩岸漁船的日本「軍艦」，正是11管區的巡邏船、艇。  

日本為何急於在此時增強「釣魚台警備專屬部隊」的整備計畫？日本消息人士透露，親日的蔡英文當選總統，引起日本政壇人士高度關注。安倍政府手下的各大智庫如日台關係研究中心、日本防衛研究所、東京財團等接連舉辦閉門會議，研判台海兩岸可能出現危機，包括台灣在年輕世代強烈要求脫離中國，民進黨總統在民意裹脅下逐步滑向台獨，而美國又公開表態「尊重台灣人民在不受外力脅迫下的自由選擇」等狀態下，日本應制定相關的應對措施。

各智庫研判的意見較傾向於對台海危機採取保守、靜觀其變的態度；但對「尖閣群島」（釣魚台列嶼）及東海問題則建議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制定一系列相關的策略和措施，以及配合美國 「重返亞太」 的戰略，加強對釣魚台列嶼的實效控制和東海資源的開發。據了解，早在2012年民主黨野田佳彥執政時的防長會談，日美就「尖閣群島」是《日美安保條約》適用對象即達成一致認識。日本自衛隊和美軍還制訂了假想釣魚台列嶼「有事」（發生衝突、戰爭等）的共同作戰方案。隨著台灣的民進黨再度執政，一旦出現台海危機，日本將釣魚台列嶼作為安全問題，可能會動用武力來解決。也就是說，當年制訂釣魚台列嶼「有事」─諸如假設出現偽裝成漁民的武裝勢力在巡航艦的護衛下，登上並占據釣魚台列嶼的「灰色事態」等，日本都會做出反應。

這項由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參謀本部）與駐日美軍司令部官員共同制訂的方案，將作戰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為防止敵方登上釣魚台列嶼，強化艦艇和飛機在周圍警戒；第二，敵方小規模的武裝勢力登陸後，日美阻止敵方增援部隊靠近並切斷其補給途徑；第三，對已登陸的力量用炮火、空襲等進行總攻；第四，日美部隊登陸並奪回島嶼。按照《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自衛隊實施「主體性行動」，美軍「適當配合」的原則執行。

安倍打破「專守防衛」

自民黨政權2012年底再度上台，有消息顯示，該方案已送交自衛隊和美軍最高級別官員簽字，並由防衛相和外相向日本首相進行報告，屬最高機密，日本政府此前沒有公開。

日本防衛省下屬的防衛研究人員透露，為應對台海危機及東海等周邊「有事」狀態，日本正加快建立離島遭受武力攻擊的應對體制、培養離島登陸和奪取作戰的專業部隊，並擬在2016年度末建立教育隊，2017年度末在神奈川縣樹立統一指揮日美地面部隊的聯合司令部。針對頻繁進入釣魚台列嶼及其附近海域巡航的中國公務船，日本不斷加強本國威懾力。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以來，中日關係持續緊張，原因出在安倍對中國發出大量矛盾和荒謬的言論，像他在上台伊始的記者會上，就中國主張對釣魚台擁有主權一事表示，「沒有談判的餘地」。安倍還對日本報章說，中國目前在南海、東海和釣魚台的行動令亞洲各國擔憂，又認為中國未停止在釣魚台問題上的「挑釁」，日本絕不讓步、談判。他說，與中國改善關係，首先要強化日美同盟關係。其次要強化與東協國家合作，使東南亞成為日本發展的據點；合作範圍包括經濟、文化、安全保障和能源。日本要同印度和澳洲提升高層次的合作關係，美日韓安保協商將常規化。充分體現日本要在東北亞、東南亞地區跟積極謀求海洋權益的中國形成「制衡」態勢。

以上安倍的言論和舉措在在表明，日本正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試圖通過拉攏亞洲的其他國家，聯手制衡中國。而安倍在中日釣魚台主權爭端中的強硬表態，足以顯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試圖突破戰後「持守和平」的框框，在軍事上開始掙脫「專守防衛、不做軍事大國」等「和平憲法」規範下的政策束縛，將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態勢。

出現重溫軍國大夢跡象

筆者認為，安倍的對華策略，目的乃是謀求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和目前中日釣魚台的緊張局勢，以使日本在軍事和外交上悄然崛起，實現向「正常的」大國轉型，重溫往昔「大和民族」作為東亞老大的舊夢。日本試圖將自身武裝成軍事大國，其目的並非想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而是要作美國控制東亞地區的鷹犬，這點可從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公開宣布《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以及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廳完成了 「 釣魚台警備專屬部隊」 配置的整備計畫等行動中看出來。

就美國而言，要在東亞維持主導地位，首先是要穩定目前的局勢，而北韓發展核武將會引起目前東亞局勢的動盪，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要防範中國作為軍事大國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區域衝突和緊張。為達此目的，美國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日本作為軍事大國，使之與中國抗衡。

日本一直有野心要當東亞龍頭，自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日本就地區安全問題上的政策即與中國的崛起產生分歧和矛盾，從而加快了它在美國卵翼下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步伐；同時，日本用於「防衛」的軍備也大幅度升高，成為目前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軍備大國；當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之際，日本立刻主動地要求派遣「自衛隊」參加運補行動。這些舉措，大大增加了中國及東亞國家對其軍事動向的警惕，特別是二戰時期深受日本蹂躪的東亞國家，對日本實施周邊事態法案、確認「日之丸」（國旗）及「君之代」（國歌）的法律地位、將「自衛隊」升格為正規軍和通過《有事三法》等這些象徵著軍國主義還魂的舉措產生疑慮和關切。而今恰恰又在民進黨即將上台之際增強「釣魚島警備專屬部隊」配備的整備計畫，明顯有試圖借台海危機加強控制釣魚台及東海的企圖，兩岸有識之士應高度警惕。

（二作者均係香港學者)

最近中美衝突因南海問題而越演越烈，華府不僅一再派機、艦闖入中國人造島礁海域挑釁，還積極拉攏日本、澳洲甚至印度，企圖對中國大陸進行包圍，不甘示弱的大陸亦在西沙永興島部署「紅旗9號」防空導彈系統作為回應。中美衝突的惡化已引起各方憂慮，作為中國最重要盟友的俄羅斯，其看法和未來動向，自然更為各方關切。

中無意成為G2成員

俄學者米拉札揚(Геворг Миразаян)認為國際上所謂的「兩強」G2並不存在，因為美國既不承認中國的G2地位，也不願與中國分享其全球霸權，然而，實際上中國也不想要G2身分，因為大陸深悉若成為G2一員，它就得放棄其在開發中國家得來不易的龍頭地位。所以，大陸既不願成為G2，也不加入G7，能成為G20的一員也就心滿意足了。因為中國不願處理棘手的國際經濟問題，至少在最近國際經濟多事之秋，北京不願承擔此一重責大任。

對中國而言，目前華府、北京、莫斯科三角關係是一種相對平衡，美國雖提供了中國廣大的市場和重要金融聯繫，但同時也為中國的安全帶來極大威脅。相對的，俄羅斯卻是中國背後的強大靠山，為中國西北大後方提供有力保障，使中國對歐貿易取得快捷路線和廉價能源，因之，中國與美、俄的交往，可說是利害參半。

美國不想與中國分享世界霸權，中國也不想放棄其在發展中國家集團的領導地位，所以去年9月習近平美國之行的真正目的，是緩和彼此在金融、經濟、戰略各方面的衝突，不想為對方製造更多麻煩，兩國尋求相互妥協的接觸點，不強調彼此的爭議和分歧。因此，該次習歐會談，兩國關於分歧問題的討論相當順暢，並能達成協議取得共識。美國雖一再提到網路安全、環保人權和南海問題，但並未特別強調，這是由於歐巴馬總統剩餘任期不足一年半，它不能將美中關係弄僵，交給後任，其實在此不穩多變的世局中，能維持現狀就很難能可貴了。

建立小型的北約組織

美國太平洋司令哈里斯最近提議澳洲、日本、印度和美國的海軍聯盟，共同抑制中國在海上的擴張，中國則以增建更多航母戰鬥群作為回應。俄觀察家史科塞列夫(В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ев)認為，印度雖願與美國進行海上合作，但雙方不可能成為軍事聯盟。哈里斯前不久訪問新德里時曾表示，美、印、澳、日可在海洋法允許的印度洋和中國南海海域進行聯合巡弋任務。去年印、澳、日三國曾進行海上安全會談，哈氏希望美國也能加入該項會談，華府顯然有意將印度拉入美國所領導的海上反中集團。

美國駐印度大使魏爾瑪(Richard Verma)也表示，最近美印海軍進行多項海上合作，包括聯合巡弋、協助修護、海上加油等。其實，自莫迪總理上台後，美印海上合作便不斷擴大，這與2014年中國潛艦在斯里蘭卡停泊，引起印度不滿有關。此外，印度對中國的海上絲路計畫極為憂慮，因為中國已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取得軍事基地。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魯涅夫(Сергей Лунев)表示，印度雖然主張不結盟政策，但2000年以來，美印雙方已進行過多次海上軍演，日、澳亦曾應邀參加。美印甚至在中印邊界山區進行過聯合軍演。不過儘管如此，印度並不願加入美國的軍事同盟。最近15年華府積極拉攏新德里，但美國對華包圍圈，仍缺印度這一環。

中國軍事專家指出，美國企圖成立小型北約來包圍中國，北京除進行外交對抗外，正積極增強海、空軍實力。此外，更增建新的航母戰鬥群，以保障其在東、南海權益。北京官員更強調，中國在海外有5千萬僑民，中國政府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保護。

TPP有軍事化趨向

2月23日中國商業部長高虎城表示：「TPP並不是針對中國」，不過，俄學者卡巴爾金(Игорь Кабардин)認為，政客們的言論可從另一個角度解釋，TPP是今年2月4日成立的，目前是由澳洲等12個國家所形成的超大市場，其組成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富裕的已開發國家，另一則是擁有很大經濟潛力，但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國家。未來南韓、菲律賓及哥倫比亞等國也想加入，他們均與美國政、經關係密切；至於台灣，情況特殊，但如有必要，華府仍會為它大開方便之門，因為美國是該組織的主要管理人和設計師。

追求經濟利益是TPP成立的目的，但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除經濟、政治合作外，該組織應還具有軍事聯盟性質，況且有過去東南亞公約組織欠缺軍事力量的前車之鑒。事實上TPP若干會員早已有軍事化趨向，如日本已在距東京千里之外的硫磺島和南鳥島上修建機場和軍事基地，不僅禁止外人前往，甚至連地圖上也無法找到這些島嶼的正確位置。最近的日本更通過集體安全防衛法案，未來日本自衛隊可公開參與海外軍事行動。今年2月，日本駐歐盟大使就表示，未來日本在全球安全問題上將扮演重要角色。除日本外，澳洲、紐西蘭、智利也都在距本土遙遠的島嶼上駐軍，並且不斷添購各式戰艦。

TPP會員國未來將在環太平洋建立戰略基地，全面掌控太平洋各航道，其潛在對手應該是中國、俄羅斯及印尼，因為這三國的思維架構與TPP國家不同，所以，長久以來一直是美國對付的目標。印尼的分裂從2002年東帝汶獨立開始，2006年爪哇亞齊省不顧中央反對，自行採用伊斯蘭宗教法，摩鹿加群島和西伊里安亦傳出獨立的呼聲，印尼的伊斯蘭分子甚至公開表示支持IS。為緩和分裂壓力，雅加達除積極加強海軍實力外，去年10月27日已表示願加入TPP。

TPP的另一目標就是中國，因為它不僅是一大國，而且更是一超大的經濟體，目前中國正在加速推動三大計畫：一國兩制、新絲路及南海建設，但與美國的區域秩序完全對立、格格不入，為爭取區域霸權，中美一決高下恐怕在所難免。

俄國不急於表態

TPP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陰謀目前尚未明朗，不過，西方在烏克蘭推動的「橙色革命」，使俄、烏、白、哈四國一體化進程完全幻滅，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更威脅到它內部的穩定。不過，莫斯科雖無法阻止TPP的軍事擴張進程，卻可使美國全球一體化的步伐放緩，因為今年春季日本首相安倍將訪問俄國索赤，儘管這受到華府強烈的反對，但安倍卻堅持此行。日本是TPP第二大國，如果俄羅斯的外交手段高明，說不定可使TPP全球一體化的步伐放慢。因為，在北方四島問題上，日本一直認為普丁與前任梅德維傑夫的看法有別。

此外，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專家貝爾格(Яков Бергер)主張，在南海問題上俄羅斯以暫不表態為宜，因為習近平去年9月訪美後，雙方肯定能在衝突和分歧問題上找到解決辦法，所以俄羅斯不宜先行選邊，以免捲入中美衝突，並影響爾後彼等的對俄態度。況且，俄羅斯希望與越南維持友好關係，因為越南是俄羅斯在東南亞經貿和武器出口的重要客戶，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可利用越南與東協建立密切聯繫，所以，最近俄羅斯不僅向越南出售潛艦，俄日更共同開發越南海域的油氣，因之，美國的壓力雖使中俄日益接近，但在中美衝突問題上，莫斯科與北京恐怕仍將同床異夢。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3月5日，習近平出席全國人大12屆4次會議各地區代表團審議時，特別選在大陸台商最多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團，發表了重要講話，《人民日報》歸納出重點四個不變：大政方針方向不變、反獨遏獨立場不變、血濃於水親情不變、深化融合誠意不變。

大政方針方向及反獨遏獨立場不變，可歸類為「硬式手段」；親情及融合誠意不變，可歸類「軟式呼喚」。習近平講話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即將執政的蔡英文不能也不應繼續頭埋沙堆。

以大選後大陸來台觀光人數銳減為例，雖海基會否認減少，海協會認為是市場機制所致，均未指向「九二共識」，但事實只有一個，如台灣在這問題上左閃右躲，觀光人數銳減只是小菜一碟 ，後續大菜還會繼續上桌。

正如大陸《新華社》評論員在習近平講話次日表示：「是繼續堅持『九二共識』，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還是採取回避、模糊態度，拒不放棄形式各異、本質相同的台獨主張，讓兩岸關係重回隔絕與動盪，是擺在台灣新當選領導人及民進黨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必答題」要不要答？筆者認為蔡英文只有四條路：第一條路是不答，繼續披著羊皮裝羊不知道。第二條路是答，且正面拒絕接受「九二共識」。第三條路是答，明確接受「九二共識」。第四條路是不答，但曖昧「九二共識」。

我們從這四條路簡單分析可能的後果：第一條路，習近平已經表態，不容許逃避含混下去，含混的結果，台灣有可能繼觀光產業的萎縮，波及到其他行業。第二條路，如果不信後果，冒險正面否定拒絕接受「九二共識」，結果是地動山搖。第三條路，當然是喜劇收場，全面跨越。第四條路，與第一條路相同。

對於如何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一盤大棋局，大陸已定調，不容變更，民進黨如受制於黨內台獨勢力及時代力量，摧毀「九二共識」，導致棋下不下去，必然帶來翻天覆地的損失。

另外，台灣三次政黨輪替，三次都奉美政府來台的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將與中國問題專家芮效儉及CSIS智庫葛來儀，一同到台灣拜訪蔡英文，他們將傳達什麼樣的訊息，下達什麼樣的指令，蔡英文可能已心知肚明。

520距今短短一過多月，在習近平畫下的紅線前，面對習的「硬式手段」與「軟式呼喚」兩手策略，蔡英文會選擇死抱台獨黨綱，繼續製造人工獨，或由「反中」轉換為「一中」，要不要作答及如何作答受人關注。其實，不作答也是一種作答，因此作答是必然，然如何作答，即將完全執政的蔡英文，請自斟酌。

（作者係自由作家）

民進黨從年初贏得大選以來，對國民黨政治圍剿的力度不斷加強，且無止境地進行清算運動，不外乎是想進一步確立其在台灣政壇老大的地位。民進黨「謙卑」、「清廉」、「親民」的面具，勢必會漸漸在現實政治中層層卸下。政治性格，名實不符，民之不幸也。

第一，以主流民意之名，行民粹主義之實。

今年大選就結果而言，連國民黨都不得不承認已經產生新民意。換言之，國民黨再有所作為都無濟於事，民進黨再恣意妄為都是體現新民意。以主流民意的標尺來衡量政黨的得失與成敗本來就不科學，也不合理。如今，民進黨拿著民意當擋箭牌，既對國民黨的施政說三道四，也對民共關係無動於衷。然而，民意並不等於民心。也就是說，民眾懲罰國民黨並不意味著就認可民進黨。選民一方面是給國民黨一個教訓，也給所有政黨一個警示，不能對民眾心聲閉目塞聽；另一方面則是給民進黨一個機會，檢驗民進黨是否還跟以前的扁朝一副德行。因此，蔡英文不應在政府作為上隨意貼民意標籤，以大眾的口吻來審判施政團隊的努力。

從理論來講，任何民主到最後都是精英民主，民意只是獲取政權合法性的手段，但行政權力的使用並不都是以民意為指導。更何況，濫用主流民意很容易導致民粹主義盛行。民粹不是民意，而是民眾意志表達的極端化。蔡英文及民進黨一味透過主流民意來貶斥反對派的處境，一步不慎，民意就可能淪為民粹，到頭來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第二，以去中國化之名，行本土運動之實。

立法院2月也剛剛主客易位，心懷鬼胎的綠委就迫不及待使出各種花招，要承襲扁朝未完待續的「去中國化」運動。對國民黨本土化改造的聲浪也暗自竊喜，以為天時、地利、人和到了可以施展身手、大幹一場的時候。先是由高志鵬領銜的「廢國父遺像」提案，而後是王定宇的「尊鄭南榕案」，再到陳其邁要修法禁止對二二八事件有「不當言論」，無不彰顯「去中國化」氣勢霍霍，來勢洶洶。從過往的反旺中、太陽花學運到後來的反課綱微調來看，即便是名相上與中國或中國大陸無關，但實際上都與其有著緊密的聯繫。

民進黨或許認為，蔡英文此次勝選，其「維持現狀論」功不可沒，而維持現狀就是維持台灣「獨立」的現狀。但是，在本質上，維持現狀實則與「不統不獨不武」並無不同。民進黨人刻意扭曲民意，樹立政治敵人。殊不知，在樹立敵人的同時，也在給自己製造麻煩。「去中國化」無疑是本土化的代名詞，兩者並無實質性差異。

過去八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維持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灣也在和解共識的政治原則下保持著族群關係的良性狀態。顯而易見，去中國化並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與追求。倘若民進黨硬生生要把民眾拉回到相互對立的夾縫中，那麼，這場看似乘勝追擊的穩贏之戰，很有可能會敗給師出無名而重蹈覆轍。

第三，以轉型正義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實。

去年競選期間，蔡英文提出了五大政治改革訴求，其中之一是要落實轉型正義。按照蔡英文的說法，廣義的轉型正義是指「我們必須對這些歷史（例如對原住民的迫害、白色恐怖等傷痛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正義，給予合理的彌補，來減輕曾經造成的傷害。」但民進黨近月始終糾纏著國民黨的黨產，使得各界對新政府的觀感滑落。因為，轉型正義不僅僅只是一個政黨的問題，而是社會共同的問題。

民進黨緊抓「黨產」沉痾不放，無非就是想以此為藉口，引導社會風向，讓國民黨獨背「不正義」的罪責。其實，要落實轉型正義，蔡英文及民進黨首先應該清楚正義是什麼？正義不是將歷史傷痛從一個人身上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如傷痛的總量不變，那樣的轉型正義就是失敗的。方向錯了，轉型的路子也就錯了。如果蔡英文僅是打著落實正義的政治口號，而盲視了落實正義的良性作法，那麼她所謂的政治改革，也不過就是借轉型正義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實。在減少「傷痛」的同時，又創造出更多的「傷痛」。循環往復，轉型正義就會掉進死胡同，永遠都走不出來。相反的，在「轉型正義」的旗幟的庇護下，堂而皇之的政治清算鬥爭或會隨著「轉型正義」的持續推進與深入而愈演愈烈。不難想見，「轉型正義」恐淪為「轉型仇恨」。

綜上所述，被勝利衝昏頭的民進黨，在尚未執政前就已經按捺不住癲狂，什麼主流民意、什麼維持現狀、什麼轉型正義，都將會在短時間內原形畢露。民進黨對台灣人民而言，是福是禍，恐怕還得由人民自己來評判，由人民自己來承受。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兼任助理研究員）

大陸人大、政協兩會落幕，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即將上台，國民黨持續無力重整自救，兩岸關係勢將進入紅綠對抗的新格局。北京涉台智庫認為，兩岸將進入冷和平時期，而前國安會祕書長蘇起則認為是冷內戰，問題是，冷內戰會不會變成熱對抗？5.20後兩岸關係將是怎樣的場景？

情勢已經逐漸明朗化，無論是北京或民進黨政府都不打算在各自的「九二共識」立場退讓。北京已清楚表明，民進黨政府必須在承認兩岸一中、「九二共識」或廢除台獨黨綱間，至少選擇一樣；不過，民進黨評估，就算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但只要咬住「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和「遵守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等，北京就算要報復，也會在可承受的範圍內；何況，如果北京用力打台灣，民進黨也以可操作「反中」回敬。而且，現在美日和中國關係緊張，民進黨只要做好國際宣傳，兩岸關係緊張的壓力自然會落在北京那邊。民進黨唯一不確定的是，不接受「九二共識」，對台灣的外交衝擊會有多大？

天然獨挑戰天然統

民進黨為何不肯退讓？因為它認為兩岸現狀已然出現新形勢，大選後，民進黨有最新的民意支持，泛綠陣營可完全主導台灣政局；北京必須自我調整，正視兩岸新現狀。但對北京而言，堅持「九二共識」或蔡英文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兩岸同屬一中」，已經退無可退，何況，從立法院開議以來，綠營明顯在操作「華獨過渡台獨」。

正因民進黨大選後展現自信和強勢追打國民黨，加上泛綠立委爭相在立法院提出令北京「光火」的政治性法案，大陸網路開始出現「和平統一無望論」的貼文和討論潮，當民進黨為台灣青年血液裡台獨是天然成份沾沾自喜時，大陸網路則充斥「天然武統」的青年貼文，對比強烈。　

於是，當大陸外長王毅在美國華府智庫演講答問時提出：「希望台灣新執政者接受自己憲法規定的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實際上是反映北京認為蔡英文只要回到自己的憲法規定，一點都不困難。而台灣媒體卻擴大解讀王毅談話，引伸出兩岸兩府的概念；綠營更聲稱北京已經接受蔡英文的「憲政體制」說，這顯然惹火了北京。

俞正聲的《政協工作報告》，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及習近平的談話，大陸最高領導人兩天內密集三次提及「九二共識」。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更直接把話挑明：「不承認『九二共識』就是改變現狀」；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補充說：「民進黨至少應廢除『台獨黨綱』」。在在顯示北京當局決定提前定調的心態。

小英比阿扁更傾獨

為何北京無法接受蔡英文目前的解套方案？理由有三：其一，「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說法含糊。其實，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陳水扁時代就用過了，指的是承認1992年兩岸兩會協商「求同存異」，但不認為兩岸關於一中原則有共識，是所謂「九二精神」，迴避對「兩岸一中、一中各表」表態，但這是北京認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價值所在。

其二，「遵守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現行指的是什麼？蔡英文刻意在遵守「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中加入「現行」兩字，隱含可將中華民國憲政解釋成「兩面穿」的設計。因為強調現行，也可以包括獨派憲法學者向來倡議的現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已進入「台灣第二共和」，北京豈能輕易接受？

其三，蔡英文比陳水扁更不具妥協性。陳水扁2000年就職時，不但提出「四不一沒有」，在6月底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會長傅勒時還表示：「新執政當局願意接受海協、海基兩會之前會談的共識，那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他也在2001的元旦談話提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和「兩岸統合」等友善的說法。而蔡英文不僅是李登輝時代「兩國論」的起草人，甚且在陳水扁表態要承認「一中各表」時，蔡英文當晚即發布緊急聲明，否認兩岸對一中原則有共識，展現以陸委會主委打臉總統的強勢姿態。因此，北京認為蔡英文是意識台獨的倡議者，不是機會主義者。

既然雙方立場都擺明了，5.20後兩岸關係的場景將如何變化？依現在情勢評估，可預見的是：1.國台辦和陸委會熱線中斷、兩岸兩會協商中止、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驟減。2.泛綠立委頻在立院提出敏感政治性法案，比如王定宇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高志鵬的《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等等引起北京文攻，而泛綠反彈。3.民進黨依《轉型正義促進條例》操作二二八事件史實和清除國府時代影響，被北京認為是替實質台獨掩護，全方位深化「去中國化」。4.泛綠營和香港泛民主派進一步串聯，被北京聯想成是台獨和港獨的匯流；加之，今年是達賴喇嘛80歲誕辰，如果時代力量或民進黨邀請達賴喇嘛訪台，必會激怒北京。屆時，台灣參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氣象公約組職等聯合國功能性機構受阻，亞投行、博鰲會議等也被擋在門外，邦交國開始生變，斷交潮壓力會越滾越大。5.泛綠操作「反中」反制北京，如果兩岸未能緊急降溫，北京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可能登場，冷內戰就可能轉向熱對抗。

經濟尤其不樂觀

然而，撇開兩岸關係不談，蔡英文政府注定第一年執政成績將非常難看。雖然蔡英文提出包括綠能、亞洲矽谷等五大創新產業，但這些明顯對增加一般性就業效果有限，要是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驟減，估計損失至少達3千億台幣；這還不算陸客人數驟減後的失業潮將造成的影響。何況，台灣整體經濟情勢本就不樂觀，不僅連續13個月出口負成長，外資投資也逐年衰退，現在不但總投資額不及2007年的三分之一，而且外資案件的平均規模縮小到五分之一。而內資的投資意願同樣低落，上市櫃公司盛行減資，金融帳連續19季淨流出，金額高達新台幣5.8兆元。

再者，民進黨堅持廢核，未來可能要面臨電力供應不足和電價上漲的雙重壓力，兩岸關係如果生變，扁政府執政時的台企出走潮可能再次上演。同時，中日韓自貿協議的互免關稅效應將逐漸擴大，東盟加三的區域經貿自由化整合，台灣也始終被排除在外；新政府上台，就算兩岸關係不至於「地動山搖」，但只要兩岸官方接觸中斷，經貿交流開倒車，恐怕都是新政府難以承受的打擊。

雖然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希望台企多向東南亞布局，減少依賴大陸；但台灣經濟外貿占GDP超過六成五，其中近四成五出口大陸，只有二成多到東南亞，新政府不能輕忽台灣經濟體質的特質和情勢的嚴峻。大陸要做大新興產業集群，重塑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台商本應積極參與大陸內需型產業鏈，可是現在非但服貿協議在立法院卡關，連貨貿協議亦已中斷，僅經濟一個項目民進黨就難以過關。

民進黨要和北京耍硬、耍狠，得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籌碼，否則，要是遭對方攤牌，局面恐怕會非常難看！

（作者係台灣大陸地區高校學生協會理事長）

馬英九第二任期內，兩岸交流平順，外交場域平靜，但內政上卻民怨四起，分離勢力日益囂張。2014年3月的太陽花事件，馬政府應對失當，使情勢從複雜走向失控，並造成該年底地方選舉國民黨潰不成軍。從那時起，民進黨再度執政就沒有懸念。如今民進黨以壓倒性的姿態全面執政，兩岸穩定的狀況勢恐成為過去，美國將如何因應台海這波變局，成為各界關切話題。

民進黨執政「棄台論」再起

早在2014年春，號稱美國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大師的約翰米夏默(John Mearsheimer)就為文說：如果中國繼續崛起，台灣似乎注定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美國終究只好告別台灣。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衝突點太危險，如果引發中美大戰，不符美國利益。如果衝突有可能升級為核戰，美國決策者更不能為台灣冒這個險。結論就是：美國必須向台灣說再見。

正是為了因應這一情勢變化，新一波的「棄台論」在美國開始熱炒。去年5月，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資深研究員艾瑞克戈梅茲(Eric Gomez)撰文指出，由於兩岸軍力近年來已明顯失衡，避免美中為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美國必須調整與台灣的軍事合作關係，放棄協防台灣。他並強調，這一決策無損於美國的信譽，因為不像美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均簽有正式協防條約，美國與台灣並無此類協議，本來就沒有協防義務。

同一時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麥克史文(Michael Swaine)發表看法認為，美國如果將台灣納入其亞太再平衡機制中，那是瘋狂之舉，建議美國應減少對台軍售，以換取中國不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承諾。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休懷特(Huge White)教授也認為，大陸在全球經濟的角色太重要，軍事太強大，國際社會中不會有任何國家會願意冒著喪失經濟利益與核戰的風險，去防衛台灣。

美國至少三次棄台

對台灣而言，沒有美國支持，絕對無法抗衡大陸。美國會不會為了自身利益，和大陸交易，把台灣甩了？這是台灣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台灣人心中儘管忐忑，口頭還是逞強地斥為胡扯。

台灣人很阿Q，不願面對歷史，不願承認美國曾經一而再地放棄過台灣。但美國背叛台灣的行徑斑斑可考，無可抵賴。

美國第一次棄台是1949年。國共內戰國府戰敗後，美國政府落井下石，發布《對華政策白皮書》，將戰敗原因完全歸咎國民黨腐敗，並將台灣踢出美軍防守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任其自生自滅。如果沒有韓戰，大陸或已解放台灣。第二次棄台是1971年。通過季辛吉的北京行，打破中美關係的堅冰，造成我方在聯合國代表權之戰兵敗如山倒，最後只得黯然退出聯合國。第三次來的更快，1978年12月15日卡特政府宣布斷交、撤軍、並廢棄中美協防條約。有這麼多血淋淋的棄台紀錄，能不警惕嗎？

1949年的棄台，是由於當時美國與國府不和，並對中共有美好的認知。其後的兩次棄台，則都是由於大陸在國際局勢中地位改變。美國推動中美關係破冰或建交都是在拉攏中國，聯手對付共同的對手─蘇聯。當然，為了安撫台灣，也為了牽制大陸，美國仍在《台灣關係法》的架構下維持著與台灣的特殊關係，但即使是非正式的特殊雙邊關係，美國還是有人認為應該檢討。

「棄台論」歷史悠久

美國一些元老政治外交家或學者，從國際關係發展的趨勢，與國際權力結構變更的可能性觀察，都認為中國必將崛起，美國應與之建立友好關係，並在台灣問題上改變態度。早在1998年，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即建議美國應支持大陸以「一國兩制」的政策統一台灣。1999年，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認為美國不應攔阻兩岸統一，甚至建議應施壓台灣接受。季辛吉認為美國如果堅持目前的政策，中美兩國可能會出現1950年代在朝鮮半島對峙的局面，果真如此，那就太危險了，因為現在武器的毀滅性已遠非當年能比。2011年季辛吉又重申了此一看法。

季辛吉、奈伊等人都是操作國際政治的老手，服膺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理論，知道如何趨吉避凶。

2008-2009年國際金融與實體經濟危機發生後，由於中國大陸在這波危機中表現不俗，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於是更多的棄台主張一一浮現：如查理格拉澤(Charles Glaser)建議撤銷對台安全承諾；比爾歐文斯(Bill Owens)建議交好中國，停止對台軍售；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主張台灣應「芬蘭化」，美國不應再提供台灣安全保障；保羅凱恩(Paul V. Kane)提議放棄台灣，用以交換大陸手裡1.14兆美元的美國國債。種種說法不一而足。

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升，經濟力日益壯大，而台灣的分離氣焰並未因為兩岸交流密切，和平發展形勢大好而稍減，相反的，反而日甚一日。加上國民黨執政成績不佳，支持度日低，民進黨執政在望，兩岸碰撞機會日增，美國各界更有理由認為美國應遠離台灣，遠離戰火。

棄台與否取決於中美角力

雖然遠離戰火的呼籲甚囂塵上，但官方當然不會輕言放棄，畢竟如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說，台灣是「地緣政治樞紐國家」，輕言放棄，將衝擊美國的遠東地位。布氏甚至說，如果大陸動用武力統一台灣，美國也絕不應坐視。但他也說，「美國應信守對中國的承諾，直接或間接都不去支持台灣提升國際地位。」這反映了美國政府玩弄兩手策略的本質。但是一旦兩岸真的兵戎相見，美國果真不能坐視嗎？這就得好好撥撥算盤。

要不要棄台，取決於何者對美國有利，付出的代價與所得的利益何者較大，更牽涉到中美兩國的決心與實力。就大陸而言，台灣是其核心利益，和平統一最好，如果台獨政權死不悔改，該用武的時候也不會遲疑，更不會計較代價。至於美國，維持台灣現狀，不統不武卻實獨，對美國最有利。現在的難題是習近平已經把話說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定海神針是兩岸同屬一中，反對台獨。只要台灣不接受包裝在「九二共識」內的此一主張，就是推翻現狀，和平之舟就會翻覆。蔡英文如何因應？大家都等著5.20的演說。

從台灣大選前後迄今，美國現任與卸任官員、學者專家絡繹於途，穿梭在兩岸之間，就是要盡一切努力，預防兩岸爆發衝突，陷美國於進退維谷之境。畢竟台灣對美國而言也是重要利益，能保住最好，但由於台灣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並非不可或缺，所以必要時應該是可以交易的。

中國大陸當然還不是約翰米夏默所說的「完全大國」，即便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軍事實力排名世界第三，但整體而言，要追上美國還有一大段距離。可是，會看趨勢的國際外交家與學者都知道，這是一個上升趨勢中的大國，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可以像中國那樣給美國壓力。美國雖然仍是超強，但擴張太過，目前已力不從心。經濟上，美國尚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完全恢復；軍事上，從美國自全球爭議地區陸續撤退，押寶三分之二的軍力於亞太，即可知美國現有的實力只能守住西太平洋。簡言之，美國是一個下降趨勢中的超強。

維持或改變台海現狀

就中美台三方來看，美國及蔡英文都希望維持台海現狀。尤其是蔡英文，如果能用模糊的、空心的「維持現狀」、「遵守現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敷衍大陸，「概括承受」馬英九「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下爭取到的兩岸紅利，又不變更台獨的基本立場，那自然是上上策。

但就大陸而言，台獨完全執政未始不是一個打破台海僵局的機會。大陸對台獨政府可以放手做為，不像對國民黨，有輕不得、重不得的顧忌。對馬英九的「一中各表」，大陸從未接受，但也沒有正面駁斥。最近兩年，大陸態度變得清晰，明白指出「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就是「兩岸同屬一中」。馬英九對此自然沒有異議，但以此要求即將上台的蔡英文表態，並且一再強調「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指去中國化教育的文化台獨），這就不免讓蔡英文犯難。

大陸的謀畫不外幾點：一、要嘛蔡英文照單全收，這是不戰而屈台獨之兵，和平統一，對兩岸、區域、國際社會都好。二、要嘛蔡英文硬挺，大陸就祭出各種制裁，如與甘比亞建交就是一個警告，讓台灣在外交、經濟上逐漸窒息，終將引起民變。三、最壞就是軍事威懾，伐兵攻城了，那現在也是一個最好的時機：台獨政府步履未穩，美國國內政治情勢紊亂。

大陸想改變台海現狀有其戰略考量。一則東海、南海已經亂成一鍋粥，這兩個區域因為牽涉到與鄰國的關係，美國趁勢攪和，大陸雖有反制，但總有些絆手絆腳。台灣則不然，大陸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際社會或承認、或接受、或認知，但沒有一國反對。大陸若對台灣動手，國際上縱或有勸架或批評的聲音，但不會有任何國家，包括美國，會出手伸援台灣。這就是那些主張「棄台論」的政要學者們所說的：這個點太危險了，各國都要遠離戰火，自求多福；為美國自身的利益打算，中國還是一個利益相關者，尊重中國應有的名份與利益，忍受中國的一些要求，方為上策。

美國的「棄台論」會不會惡夢成真，要看蔡英文的智慧與機變、美國的外交手腕與自我認知，以及大陸的統一決心與領導人的膽識。短期內不會，再長就很難說。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