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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30日,賴清德出訪南太平洋三小國,並過境夏威夷、關島,12月6日回台。此次冠名為「繁榮南島智慧永續之旅」的要害在何處?本文以下從三個方面顯示,賴清德及其團隊試圖通過這次出訪,將台灣帶入為美日戰略布局「扮演軍事挑釁角色」的階段。

民進黨續對大陸軍事挑釁

賴清德「受邀訪問」的南太三國,除了具有台灣友邦的頭銜,可供民進黨當局做「外交突破」、「穩固樁腳」的利用外,其地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雖然總人口、土地面積加起來極為微小,但與美國、澳洲甚至日本關係密切。其中,馬紹爾群島和帛琉與美國簽有《自由聯合協議》(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COFA)。二戰前兩國是日本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戰後美國採取提供經濟和安全援助的方式,換取在協定國專屬的軍事准入權(即協議方向美國讓渡國防權力),不僅允許美軍控制其空域及周邊水域,還允許「自由聯繫邦」的公民在美軍服役,建立起完全聽任美國指揮的「特殊軍事關係」。對台灣而言,這種模式是不是聽起來有點耳熟?

更需要注意的是,帛琉(4593平方公里,人口兩萬)在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第一任總統就是日裔。此外,帛琉與台灣簽有「海事協定」,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當年底帛琉與台灣建交,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曾到訪帛琉,蔡英文執政期間也曾到帛琉進行「尋親之旅」。這次賴清德在帛琉發言時稱,「有一家人的感覺」。

這些背景及民進黨的運作說明,台灣與南太平洋島國的關係絕不是簡單的「友邦」與「固樁腳」之類的關係,而是顯示在美國的戰略部署中,美國可以利用台灣,包括「事實台獨」的「軍事存在」,在南太平洋滋事、挑釁,製造海事衝突。而民進黨當局樂此不疲,充滿信心。這是賴清德對美國的「及時表態」。

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研究員、前澳洲駐所羅門群島外交官索拉(Mihai Sora)就指出,南太島國「是美國應對中國在南太區域影響力上升的有力手段」。

美台軍事勾連深化

如上所述,這次賴清德出訪的南太島國,在美國第二島鏈的戰略部署中,在印太區域「美國因應中國挑戰」方面,是美國太平洋軍事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索拉語)。這次賴清德出訪就是美台勾連,進行充滿軍事挑釁含義的「相互策應」。民進黨當局扮演的角色,就是「體現台灣進行軍事挑釁的能力」。

如出訪方式上,台軍方以「擔心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活動」為藉口,台空軍派出4架掛彈的F-16戰機,對賴清德南太出訪的去程與回程,進行「伴飛、護航」。美方也做出動作,對賴清德出訪提供「幫襯」。如出訪內容組合方面,賴清德過境夏威夷與關島時,先後分別與美國眾院榮譽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眾院議長強生(Mike Johnson)視訊通話。民進黨注解說:「這代表美國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改變對台路線」,意味著「川普政府將會深化對台灣的支持」、「展現美國跨黨派共識,瓦解了台灣內部的疑美論、疑賴論」等。眾所周知,裴洛西2022年8月訪台,目的就是完成美國國會給予的「戰略任務」,激化台海衝突。換個角度說,賴清德與兩位議長通話,就是給民進黨扮演的地區挑釁角色「貼標籤」。

美國方面也進行了策應。據美國《海軍新聞》(Naval News)報導,11月底美軍3艘尼米茲級航母進入美國第七艦隊的衛戍區域。美方的說辭是:這是考慮到美國正在進行總統交接,以及賴清德外訪等因素,聲稱「美國因此而需要強化在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 」。從賴清德結束南太訪問後,美國「軍援台灣」38輛坦克實現「在台交付」的安排來看,美台加深軍事勾連的傾向很明顯。

為何說要害在軍事挑釁

賴清德在「繁榮南島智慧永續之旅」,進行了「民主價值觀」的包裝,但運作結果,不僅沒有雨點,對雷聲的安排也放在軍事效應上。例如過境夏威夷期間,賴清德發表以「中國威脅」為主題的演講,內容包括具體提出,台灣在「加強防衛」方面將採取「三個積極行動」。

回程過境關島的安排更是煞費苦心。關島位於美國太平洋第二防線,三分之一土地是美軍基地。根據日本共同社12月14日的報導,駐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一批約100名後勤人員,已經轉移到關島。接下來,美國海軍陸戰隊(總兵力為1.9萬人,約七成的駐日美軍集中在沖繩),將分批撤到關島與夏威夷,以適應快速干預地區局勢的需要。可見,過境關島,與釋出美日台安全資訊相關連(2024年7月台灣與日本已進行過海事合作演練)。賴清德出訪南太的要害在於軍事挑釁性,不言自明。

結語

出訪剛結束,民進黨當局就高調炒作:「美國軍援台灣的38輛主戰坦克,夜間安然抵台」。出訪前,台灣防務部門發布「攜手團結,無懼挑戰」文宣片,宣稱台灣「從未向任何威脅低頭」;台灣是「守護民主自由的最強防線」、 「如果有人想要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台灣將隨時挺身而出」。民進黨當局看來是要「一條路走到黑」!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尖銳地指出,「台獨是絕路。大陸絕不會為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民進黨當局想扮演「地區軍事挑釁角色」,是「無望的掙扎」。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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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周忠菲
  • pages 16
  • 標題 賴清德「南太之行」要害在於軍事挑釁

民主國家實施戒嚴的軍管均須經國會同意,但南韓總統尹錫悅2024年12月初突然下令戒嚴,卻派軍隊去逮捕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如此荒誕的政治鬧劇震驚全世界,也讓人見識到檢察總長出身的總統,目無憲政民主竟到如此地步。但民進黨立院黨團在南韓戒嚴消息傳來的第一時間,在社群媒體上,發出表露「有為者亦若是」的「暗挺文」,不僅讓台灣輿論與政壇嘩然,也遭韓國媒體譏諷。

民進黨刻意渲染台灣戒嚴

民進黨迄今不願對「挺戒嚴」的發文道歉,而只以強調國民黨過去長年實施戒嚴的部分事實,再經其混淆視聽的說法,來轉移問題的焦點。因此,當國民黨立委鄭天財說「戒嚴是為了保護台灣」時,民進黨立委邱議瑩立即反嗆說,他的父親邱茂男,因國民黨實施戒嚴被關了六年。

邱茂男是因參與高雄美麗島事件被判刑六年,且從被羈押到假釋出獄共關押近五年。依當時的判決書記載,他在高雄市新興警察分局前「手持火把為遊行前導」,迨施明德、姚嘉文領導隊伍衝向憲警時,「隨即舉起火把指揮他人衝擊憲警,並親自參與毆打執勤憲警」。邱議瑩不說這些,是要誤導戒嚴時期只因反對政府、「爭自由」就會被關。

同樣的,陳菊說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造成「成千上萬人家破人亡」,也只是信口開河。而她又說,戒嚴時期是民主政治最黑暗的時刻,顯然刻意忽視中華民國在1947年底開始實施憲政時,已因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而採「行憲與戡亂並行」的國策。故而,因「動員戡亂時期」實施戒嚴下的民主政治,乃是在戰火威脅中逐步建構,理應無所謂光亮或黑暗的時刻。

戒嚴的確是為保護台灣

賴清德總統在上任後第一次國慶文告中指出,歷經古寧頭和823戰役,我們「守住了台澎金馬,守住了中華民國」,而這是發生在兩岸軍事對峙的「動員戡亂時期」,故因戰爭狀態而實施戒嚴,當然就是為了「保護台灣」。否則,又何來賴清德所說,「中華民國在台灣落地生根」呢?

民進黨的務實台獨路線,其實要刨掉中華民國的根,所以對台灣曾實施的戒嚴極盡渲染、誇大和醜化。台灣所實施的戒嚴,主要對言論和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有所限制,但當時仍有由立法院制定通過的法律為依據,如《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或《動員戡亂時期出版法》等冠以「動員戡亂時期」的法制。

台灣在戒嚴時期,政府實施了三七五減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和推動十大基礎建設,乃至於造就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灣經濟奇蹟」。例如,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重建,到了1961-1972年間,每年物價上漲率為3.3%,工業國家則為3.5%;同時,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為10.2%,工業國家則為4.6%。尤其,在1952-1987年間,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9.0%,才會被西方視為「經濟奇蹟」。

民本思想造就經濟奇蹟

西方建構的理論認為,唯有實施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體制才會造就經濟成長,但台灣實施戒嚴威權體制,造就經濟快速成長的事實,乃為原有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奇蹟」。例如,Daron Acemoglu及James A. Robinson在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仍然持著類似的理論與觀點。

這本書把各種獨裁、極權或威權政體所建立的正式及非正式制度,使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所把持,稱之為「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相對來說,現代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所建構者,則為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為全民共享的「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而國家為什麼最終導致失敗?自是因非屬自由民主體制所致。

該書還特別指出,即使定有憲法和定期選舉,具有民主外觀的威權政體,但對參與選舉的候選人及選舉競爭未必公正,使得選舉往往只是一場表演。故而,威權政體建構的「榨取型政治制度」,自也會型塑出經濟利益由少數特權者把持的「榨取型經濟制度」。民進黨敘述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選舉,頗類似此書中的描述,但卻無法解釋「台灣錢淹腳目」的景象,為何發生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時期?

事實上,台灣在實施戒嚴的威權統治時期,雖對政治自由和民主有所限制,但相對來說,當時的執政者,在中國儒家傳統民本思想的指引下,施政不僅以福國利民為依歸,且非常重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網羅人才機制。因此,政府不認為得來的經濟成就是「奇蹟」,而將之稱為「台灣經驗」,且西方學界也因此建構了得以解釋的新理論。

賴清德出訪返台後,面對質疑民進黨立院黨團發文「挺戒嚴」時,僅回應「不會走回頭路」。但賴清德不斷推進中華民國「台獨化」的路線,離實施「戰時」憲政體制的戒嚴,恐怕會愈來愈近。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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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桂宏誠
  • pages 14
  • 標題 台灣經濟奇蹟何以在戒嚴時期發生

2024年12月3日晚間,南韓總統尹錫悅緊急宣布「戒嚴令」,指控「在野黨大幅削減預算4.1兆韓元,將預算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擾亂合法國家機關、明顯意圖謀劃內亂」,故為「剷除親北韓勢力,守護自由憲政體制」頒布了戒嚴令。該戒嚴令立即引發朝野反彈,隔日凌晨1時190名國會議員全票表決解除戒嚴令。之後,國會兩度提出彈劾案,12月14日尹錫悅終於被彈劾,全案已送憲法法院確認中。

尹錫悅逃不過國會彈劾

戒嚴不成後,尹錫悅立即為「戒嚴荒誕劇」公開道歉,也逃過了12月7日的彈劾。不過,南韓民怨繼續沸騰,反映出自尹錫悅執政以來,南韓通貨膨脹、房屋高價、司法遭政治勢力介入,國會更對涉及弊案的22名官員提出彈劾案, 尹錫悅早已不受民眾信任。

在第一次彈劾案未通過後,執政黨隨即宣布,在尹錫悅辭職前,他「不會介入包括外交在內的國家事務」,形同廢除了總統的職權。但南韓國會仍堅持第二度對尹錫悅提出彈劾案,也終於12月14日表決通過了彈劾案。

此次南韓國會204名議員投下贊成票,在野黨及無黨共有192名議員,所以至少有12名執政黨議員倒戈。尹錫悅即刻被停職,由國務總理韓悳洙代行總統職務。彈劾案已送到憲法法院審理,憲法法院將依國會提出的證據,在180天內做出被彈劾的總統是否應解職的判決;若尹確定要解職,就必須在60天內舉行總統改選。

南韓有三位總統被彈劾

尹錫悅成為南韓史上第三位被國會通過彈劾案的總統。2004年盧武鉉彈劾案被憲法法院推翻而恢復職務;2016年8位大法官無異議贊成朴槿惠彈劾案,使她成為南韓第一位被彈劾下台的總統。朴槿惠被判22年刑期,服刑4年9個月,2021年被文在寅總統特赦。

事實上,尹錫悅所屬政黨在國會300名席次中只占108席,卻選擇宣布戒嚴,這種少數政府的局勢與台灣現況雷同。不過,南韓主宰釋憲大權的9名大法官,三分之一由總統任命、三分之一由國會選舉產生、三分之一由最高法院院長指定;看起來雖然較獨立,不會全是總統的人,但三方勢力角逐常讓人選無法順利產生。

南韓目前空缺3位大法官,屬於國會選舉的名額,各黨對人選存有極大岐見。雪上加霜的是,南韓認定法律違憲或對官員彈劾,須經6名大法官同意;現因空缺3名大法官,很多憲法案件無法進行審判,而此次彈劾案也必須經全數6人同意才能過關。

台灣會發生類似問題?

南韓憲政體制造成少數政府採取各種抗爭手段,讓人不禁猜想,台灣是否也會發生類似南韓的戒嚴局面。

台灣曾歷經三次戒嚴;分別是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政府在台北市發布戒嚴令,歷時約兩個月;其次是1948年國共內戰,蔣介石經行政院會議決議而宣布戒嚴;最後一次是1949年5月頒布《台灣省戒嚴令》;直到1987年7月宣告解嚴,經歷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

台灣目前因朝野政爭及兩岸關係緊張,賴清德與國民黨、民眾黨占多數的立法院之間的矛盾正在擴大。而且,執政黨已出現結構性貪腐,疫苗採購、光電利益、官員霸凌等弊案,引發民眾強烈不滿。更何況,執政黨不僅抵制在野黨的國會改革案,其控制的大法官更透過釋憲閹割了國會的調查權,造成行政與立法的對抗日愈嚴重。  

目前立法院朝野政黨因「國會改革釋憲案」、「總預算擱置或刪減」、「大法官等人事同意權」等案尖銳對立,賴清德又借著嚴辦民進黨的鄭文燦、民眾黨的柯文哲貪腐案,建立其個人威望。如果2025年有在野黨的立委被罷免成功,朝野衝突恐怕更加擴大,屆時賴清德是否可以台灣政局混亂,或兩岸會爆發戰爭為由宣布戒嚴,引發社會議論。

民進黨竟貼文推崇戒嚴

民進黨黨團網頁在尹錫悅發布戒嚴後立即貼稿:「南韓總統尹錫悅為守護自由憲政體制,緊急宣布全國戒嚴。台灣立法院藍白百般刁難,…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抵抗。」該稿雖迅速被撤掉,但已被不少人看到,並發現民進黨對在野黨積怨已深,顯然是想藉南韓戒嚴宣洩不滿。

此舉令人擔憂賴清德的未來動向,以及台灣總統是否可依法宣布戒嚴。依據憲法第 39 條規定「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又依戒嚴法第 1 條第1項規定,必須「戰爭或叛亂發生」,還需「經行政院會議之議決」及「立法院之通過」。惟該條第2項規定「總統於情勢緊急時,得經行政院之呈請,依本法宣告戒嚴或使宣告之。但應於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足見,總統若要以政爭或預算、法案為由發布戒嚴並不合憲,更何況戒嚴令還「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

但是,如果總統明知不符合憲法,但仍堅持以「因兩岸即將爆發戰爭」,或「在野叛亂」為由發布戒嚴,在宣布戒嚴後「應於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那不等於說戒嚴令可以維持一個月的有效期,這可能造成的後果,勢必比南韓總統這次冒然發布戒嚴更嚴重、更恐怖,這樣的法律能不盡速修改嗎?

(作者係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系教授、中華人權協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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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吳威志
  • pages 12
  • 標題 南韓戒嚴對台灣的啟示

沒有一個強大的在野黨,無法制衡執政黨,官箴只能繼續敗壞,文官體系一壞百事皆敗。民眾黨行將泡沫化,只有想辦法搞好國民黨了,局勢如此,沒其他的選擇了。國民黨明年黨主席改選,這是國民黨改造重生的最後機會了。

王金平早就多次公開擺出力拱盧秀燕選黨主席的態勢, 2024年12月8日提出兩岸新論述,與馬英九及朱立倫二人所述明顯不同,應該是想要掌握國民黨內最重要、最有指標意義的兩岸論述話語權。實際上,王的這些動作,是為明年黨主席選戰鋪墊。明年主席一戰,大概也是國民黨是否能重生的最後機會了。

繼續因循主流民意只能取敗

國民黨30多年來沒有論述,只有口號標語,只有權力與黨產的念想,沒有扎實宣揚與踐履價值理念的人才,讓民進黨發展出今日所謂的主流民意,自己浮沉其中日漸銷魂,不知不覺中染上了斯德哥爾摩症,成為主流民意的支持者。如果此病不除,國民黨只會變成民進黨主流民意的轎夫,累死為止。

同時,國民黨人如果還一直懷念昔日的豐厚黨產,沒有勾踐臥薪嚐膽,面對殘酷現實的勇氣與相應的刻苦鍛鍊,絕無反敗為勝、翻身的機會,只能繼續臣服於民進黨政府的統治,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天下之事,物極必反,反者道之動,但要有抓得住道之脈動者,才能乘御其動。民進黨倒行逆施已甚,國民黨當然必有客觀的好機會,但是,如果沒有承接客觀機會的主觀能力,也是白搭空想。朱立倫領導下的國民黨天天做虛功、因循苟且、坐等江山。國民黨若不換人,改弦易轍、除舊布新,只能永遠趴著吃土,最終躺平不能再起。

國民黨必須轉變形象

國民黨多位立法委員窮力揭弊,曝露民進黨各種敗壞官箴的惡行惡狀,這些努力絕對重要且必要,但若妄想依賴揭弊,就能讓民進黨下台、重返執政,那就太天真了。民進黨的貪腐早在「前瞻計畫」實行時就昭然若揭,貪瀆項目之多,腐敗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但2024年國民黨依然吞敗,就是明證。

國民黨因過去家大業大、貢高我慢,做了太多違反民主原則與政治發展的事,背離民心、形象大壞、競爭力衰敗。要振衰起弊,就必須從改變形象入手,而且必須在短時間內產生令外界驚訝的「虎變」,營造國民黨有煥然一新的改革決心,如此才能在與民進黨和民眾黨的對比下挽回人心。

國民黨凡事不是沒制度,就是制度不管用,主席說了才算,主席作風蠻橫,一人失當,全黨脫軌,導致黨員嚴重疏離,造成國民黨形象更壞,大失民望。就以最近強硬閉門修改「選罷法」風波而言,主席的意志令國民黨立委違反民主原則,造成藍綠兩黨委員連日爆發嚴重肢體衝突,波及立法院人民血汗錢購置的設施,人民當然會看在眼裡,可能會反映在日後的投票,也可能會使立法院的藍白合將難以持續,對國民黨與在野制衡力量的傷害難以估計。

國民黨必須不斷做對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把對的事做對,才能逐步扭轉形象,一旦形象開始變好,才能鞏固基本盤,挽回流失的民心,進而爭取對綠營失望者的認同,擴大群眾基礎,具備真正與民進黨對抗的實力。要做到這一步,必須真正痛下決心改革,要啟動真正的改革,就要找對的人當主席才行。

換掉主席,重新發展論述

國民黨主席一言堂是自兩蔣以來的傳統大病,兩蔣頗有能耐與建樹,尚能用賢,局面猶能不壞。此後一蟹不如一蟹,鄙俗逐利,黑金當道,背棄理念,內鬥內行,毫無軒昂氣象,持續沉淪到朱立倫,把同志與黨友當玩物,洪秀柱、王金平、侯友宜與郭台銘盡遭耍玩,睥睨黨內,還有誰不能玩?朱立倫早已是黨內最大的離心機,再不採斷然措施替換主席,國民黨就只會永遠成為民進黨的陪臣,台灣民主政治的裝飾品。

本立而道生。國民黨最大的惡性腫瘤既然在主席一言堂,就必須剷除腫瘤,徹底改造體質,跟上民主時代的腳步,回歸民主社會的脈動,與廣大的人民群眾同心共鳴,同聲共振,提出感動人心的論述與願景,才有培元固本,逐步復興的機會。簡言之,下一次主席選戰的任務是「回歸民主,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精煉論述,改變形象,再造黨運」。

主席必須年輕具基層戰力

朱立倫下台只是解決改革問題的初步,還要選一位客觀上不會或不能再搞一言堂,而且改革意志鮮明堅決,口碑素來良好,願意跳脫黨內醬缸老套,建立合理制度的新主席。目前被媒體提到過明年可能參選主席者有王金平、李乾龍、盧秀燕、周錫瑋、張亞中,或許都無法立馬令黨形象虎變。

天不亡國民黨,近一個多月在網路上看到一位國民黨中常委孫健萍,對黨務針砭到位,敢於挑戰朱立倫。孫2014年8月到2018年,從零開始,協助「731高雄氣爆」受災戶進行國賠訴訟,終於完勝陳菊律師團,創下台灣司法史上罕見的「幫助民眾告官」全勝紀錄,小蝦米鬥倒大鯨魚,論述能力不容懷疑。據資料顯示,孫的父親是海軍士官長,母親賣玉蘭花,幼年住在只有深夜才有一小時自來水的老舊磚造房。國中畢業考上高雄工專機械科,奮發上進,勤工儉學,一路半工半讀,取得文化大學政治系學士、師範大學法學碩士與天津南開大學法學博士,回到母校(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講授智慧財產權法。

孫健萍今年人生半百,國民黨新生代,出身貧寒底層,出身基層群眾,從事政治活動以來幾乎天天與群眾為伍,非常接地氣,具備實務經驗與自主論述能力,具有國民黨建制派、養尊處優、身段高尚者沒有的人格特質與經歷能力,更非目前黨內老少公子出身者所能比。孫已表明,將重拾當年挑戰陳菊的勇氣,挺身挑戰朱立倫,若能獲勝,將是兩岸大地響起一聲雷,國民黨將可具備虎變的門檻條件。

拋棄幻想,獨立自主

迄至十多年前,國民黨從來認為,兩岸關係是自己面對民進黨競爭時的強項,但兩岸與台灣內部情勢不斷演變,國民黨驕傲自大、懵懵懂懂、依然故我,不知與時俱進,自以為是的強項竟然走到與中共唱和,失去了自主性的迷途,為台灣人民所厭棄,強項反倒成了弱項。曾經與美國的關係遠優於民進黨,但因為兩岸關係挫敗,損傷了自己的客觀價值,加上美國對中國大陸戰略改變,如今成了令美國刺眼的親共派。

國民黨內掌權者始終有一種幻想,以為與中共調門接近,保持「和睦」關係,再一味地「親美」與「友日」,可以博得台灣民心,重返執政。然而,事實是明確而殘酷的,國民黨屢戰屢敗。必須改弦更張,認知到「江山是人打下來」的,不可能憑著多方諂媚阿諛、獻媚取悅到手,只有發展有宏偉論述支撐的獨立自主路線,對大陸與美國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與不同應依自己的戰略規劃判斷;同者可商量,不同者就須堅守不屈從,讓台灣人民看到其脊梁腰板與風骨氣節,才能漸漸贏得掌聲與尊敬。

不能沒有是非,一味討好

心中沒有是非,就不可能有堅定的信念與人格,極易陷入多方投機的處境;多方討好的結果,亦極易造成自己陣營的失望與疏離,黨紀渙散,大本營動搖,無力對外,最終成了多方看衰的對象,反而不討好。馬英九一味討好綠營,就是慘痛的前車之鑑。

川普的作風絕對不足法,但有啟發性。他之所以能在2020年慘敗後,依然緊握共和黨黨權,2024痛擊民主黨,漂亮回歸,就在於「信息明確、立場堅定、決心勇猛」。國民黨不應學他說謊造謠,但應傾聽民意,與民通聲息,也應根據事實基本面,提供正確的信息、擬定戰略、表達立場,在立場確定後堅決宣揚論述、奮戰到底、喚醒群眾、號召群眾。

總之,國民黨絕不能因為已經錯了幾十年就害怕改變,特別是在不確定能產生立竿見影之效時拒絕改變。對國民黨而言,不改變就只能繼續沉淪,誰也救不了它;反之,國民黨只要願意改變,就還有翻身的機會,這不只是國民黨之福,也是台灣之福。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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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朱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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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題 國民黨改造重生的最後機會

遭到羈押的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要求解除禁止通信,被核准後,北院對外表示,柯要寄出的信是給黨秘書長周榆修,表達辭去黨主席之意。對此,民眾黨立即反彈,認為一切得依黨內規章處理,由不得北院代為發布。民眾黨應該是質疑,柯的聲明是否出於其自由意志;民進黨遲遲提不出能一槍弊命柯的證據,卻一直透過北院或特定媒體放話。

其實,民眾黨應該關注的是,柯文哲一旦辭去黨主席,是否就能讓民進黨追殺柯文哲的連環計就此打住,以及柯文哲若被起訴是否會使得民眾黨「滅黨」。最近的民調顯示,民眾黨的支持度大幅跌落,但在立法院仍是關鍵少數。民進黨和司法系統想利用柯文哲辭黨主席上演養套殺,目的可能是要在2026年地方選舉把年輕選票找回來。

但是,賴清德政府可別忘了,民進黨自身也是諸多弊案纏身,若民眾黨在立法院仍強力打弊,以及「青鳥」的政黨色彩過於濃厚,反而會讓柯文哲成為政治受難者。換言之,從北院透露柯文哲要辭黨主席,以及柯目前採取以靜制動、冷觀政局看來,柯文哲仍在當影武者。

同樣的,民眾黨也面臨許多抉擇,首先是誰來當黨主席。黃國昌雖然在打弊和監督政府官員上火力強大,但其個性曲高和寡,民眾黨又自己訂有內規,不分區立委任滿兩年必須輪替,黃國昌是否能在媚俗的地方選舉中勝出,令人懷疑。若黃國昌未能當上黨主席,柯文哲的起訴狀又顯示他收賄數字驚人,那民眾黨縣市議員可能在2026年地方選舉出現帶槍投靠他黨的情況,時代力量便是前例。

此外,柯文哲辭了民眾黨主席,他個人是否仍會有政治影響力,是否能解除羈押,回到社會再度熱身,也值得持續觀察。

從政黨政治來說,台灣人民長期希望有一個別於藍、綠兩大黨的第三勢力,關鍵在於可提出不同的立場和論述,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上,能針對台灣的困境一針見血點出核心問題,並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之道。人民有此盼望已長達30年了,也因此國民黨早期有新國民黨連線,隨後有新黨、親民黨,但他們現在都衰微到不具影響力了。而民眾黨則是一崛起就犯了一人政黨的毛病,加上其實力已威脅到當家的民進黨,民進黨始終抱持「國家就是我家」的心態,當然會動用國家機器和外圍聯軍追殺柯文哲到底。

依此看來,在民進黨的統治下,第三勢力要想在台灣生根成長絕非易事。

(作者係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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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張勳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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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題 民眾黨沒了柯文哲會如何發展

2024年12月17日,立法院會進行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投票,民眾黨團決議對考試委員被提名人柯麗鈴、伊萬納威投下不同意票,但黃珊珊竟投錯票,遭民眾黨團祭出罰款5萬、並暫停出席黨團會議2個月的處分。儘管黃珊珊事後在臉書發文道歉,但沈富雄認為她會投錯「可能是要做某種表態」!有政壇人士甚至認為,這就是暗示「綠白合」的訊號。

其實,黃珊珊當天投錯票並不影響原來的規劃,國民黨本來就要拉下院長提名人周弘憲與柯麗玲,但民眾黨並不反對周弘憲,因此最後拉下柯麗玲,大致也符合原來藍白兩黨的規劃;況且當天投錯票的不只黃珊珊,還包括國民黨立委邱若華、黃仁與無黨籍的陳超明,但他們三人投錯票都不如黃珊珊受人矚目。

藍白對三法修正存在歧異

原因是在投票幾天前,黃珊珊才提出《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的修法草案,擬下修國民黨立委翁曉玲門檻,遭到藍營反彈,而黃珊珊一度發文強調,在野合作不是照單全收。與此同時,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瑤表示,為捍衛民權、守護國家財政、憲法精神,《憲訴法》、《財劃法》、《選罷法》都期待跟「在野黨」繼續合作,有識者心知肚明,吳所講的「在野黨」指的當然是民眾黨,而可能牽引「綠白合」的民眾黨立委就是黃珊珊。

其實黃珊珊所說的並不全然錯誤,在野合作本來就不是藍營提出的菜單,白營要照單全收,而藍白陣營對《憲訴法》、《財劃法》與《選罷法》三法修正都存在歧異。

首先是攸關民眾罷免權的《選罷法》修正案,國民黨主張增列罷免案通過門檻為同意票須超過被罷免人當初的得票數;國民黨與民眾黨則共同提出罷免連署須附身分證影本。在12月20日院會中通過了國民黨與民眾黨提出的罷免連署需附身分證影本,而國民黨提出的「當選得票數+1」案,則將交朝野政黨協商,一個月後再處理。

二是國民黨立委翁曉玲提出的《憲訴法》修正案,看似距離民眾最遙遠,衝擊卻可能最嚴重。以大法官總數15人,現今尚有7名缺額,若裁決門檻從「現有總額」修正為「法定總額」,則任何案件至少需10名大法官參與,且需10名大法官同意才能做成憲法裁判。而黃珊珊擬提的修正草案,憲法法庭需9人參與評議、8人同意可作成憲法判決,並增訂大法官被提名人被立法院否決後,總統應於2個月內補提人選。最後通過的修正案為「憲法法庭作成判決及暫時處分裁定,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10人以上參與評議,且違憲宣告人數不得低於9人」。算是兩個版本的折衷,看得出來藍白互有讓步,維持了藍白合的態勢

最後的爭議是《財劃法》,筆者認為藍白的歧見只是喊價不同,雙方坐下來談,可調整出一個可以合作的折衷版本;國民黨與民眾黨各自提出中央釋出財源5,777億元及2,775億元的修法版本,最後藍營修改為中央須釋出3753億元的版本,民眾黨堅持自己版本選擇缺席,同時在四位執政黨立委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國民黨的修正版本。

黃珊珊透露綠白可以合作

會後,黃珊珊說了一段饒富意味的話:「樂見國民黨團就《憲法訴訟法》轉向支持民眾黨團提案,不過《財劃法》部分,民眾黨版仍與國民黨有些差距,所以他們選擇投自己的版本。」她提到:「執政黨持續高姿態,7個多月來拒絕溝通,也堅拒不提出行政院版本,反而促成通過的是國民黨團版本」。顯見藍白合並非鐵板一塊,只是綠營拒絕溝通將藍白推在一起了。

12月25日,立法院行使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同意權,國民黨雖揚言要全部封殺,但投票前有國民黨及民眾黨立委認為,現任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審判長王碧芳比較中立,且不贊成廢死,應該給予支持。若通過王碧芳的任命案外,只要再通過一位被提名人,依據剛通過的《憲訴法》,憲法法庭就可以運作,但7位被提名人若全被封殺,或只通過一位,憲法法庭就形同虛設。因此有不少評論人認為,17日黃珊珊投錯票,並不影響考委投票的結果,但那可能釋放了一個重要的訊號:綠白也是可以合作的。而綠白合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憲訴法》與大法官的同意權。

綠白合的契機尚未成熟

原本柯文哲的「京華城案」與「政治獻金案」是要在大法官同意權行使的同一天下午宣判,當時就有不少政治評論人猜測,這兩件事情是否會綁在一起,也就是說,黃珊珊之前投錯票是給綠營一個訊息,白營的票是可以「投錯」的,而吳思瑤提出的綠白合不是不可能的;如果白營同意兩名大法官,讓憲法法庭能順利運作,台北地院就應該在接押庭開庭後,將柯文哲飭回或交保。24日之前,這種猜測與氛圍確實是存在的。

然而,由於綠營拒絕溝通,以及綠白間缺乏互信基礎,24日投票的結果大法官被提名人全被封殺,顯示綠白合並未成功。在本文截稿前,柯文哲的起訴書尚未出來,接押庭也還未開,但估計柯文哲被續押的機率頗高。

以目前朝野的態勢來看,藍白雖各有盤算,但還能相互妥協,兩陣營的合作還算相當牢固。相對而言,除非執政的民進黨願意與民眾黨溝通,也願給予適度的條件與尊重,否則綠白合的契機在未來一段時間還不容易出現。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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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馮國豪
  • pages 6
  • 標題 從黃珊珊投錯票談藍白合、綠白合

2024年12月20日,立法院審查《選罷法》、《憲法訴訟法》、《財劃法》等三項法案,藍綠立委爆發激烈肢體衝突,場外激憤的群眾也與警方推擠,甚至有民進黨立委一度剪開鐵絲、推開拒馬,要讓場外的「青鳥」入內,所幸最後一刻高層緊急喊停,在野黨能藉著人數優勢,順利修正通過上述三法。

三法通過的當下,卓榮泰就拋出「無力救災論」,並揚言要重編總預算。賴清德當晚也直指,「立法院強行通過三法,悖離民主國家人民作主的真諦」、「財劃法必嚴重排擠國防預算,危害國家安全及人民生命安危」;更強調「民主的紛爭,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並為「場外年輕人」打抱不平。只是,同一時間網路爆出「聲援冬季青鳥行動」宣傳單,言明北上聲援的台南學生可得到2700元補助款。

在三法通過後,民進黨府院黨三方均立即稱要「研擬憲政救濟程序」,其中包括卓榮泰不副署、賴清德不公布、聲請憲法法庭做成「推遲命令」。不過,行政院若不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提起覆議案,總統就必須依法公布,否則即違反憲法第72條之規定;憲法對憲法法庭可否「推遲命令」並無相關規定,更何況賴清德提名的七名大法官人選已於24日遭全面封殺,憲法法庭短期內根本無法運作,這些都使得賴清德所言「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成為一句空話及笑柄。

12月23日,行政院大動作召開記者會表示,要重新編列2025年總預算,被在野黨批為「假哭窮、真恐嚇」,但主計總處編列的計畫透露出,中央編列的國防經費(不含人員維持費)高達2,945億元,遠比其他項目高出數倍或十倍以上,依據《財劃法》要刪減約28%,金額確實不小,難怪賴清德擔心「國防預算會遭嚴重排擠」,但他擔心的可能不是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危,而是不知道如何應付即將上台,堅持要收「保護費」的川普吧。

民進黨在立法院修法及人事同意權行使的過程中,只會天天怪在野黨「毀憲亂政」,並開啟「大罷免行動」,而忘了自己也曾主張「罷免連署須附身分證影本」,尤其賴政府過去七個月來「用人唯親唯獨」,整天誣衊藍委「親中賣台」,大力推動「改造社會、洗滌人心」工程,並不顧民意處處阻攔兩岸交流,以及大法官被提名人幾乎各個主張「廢死」、當然不得人心。更令人驚訝的是,一個號稱以民主運動起家的政黨,明知道民主政治就是妥協與協商政治,也知道立法院「朝小野大」,卻從未主動與在野的國民黨、民眾黨溝通協商,當然無法化解政治僵局。

綜言之,民進黨會陷入今日困局,只能說是「多行不義必自斃」。但除了被迫觀看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在街頭被「青鳥」遊說罷免國民黨立委,台灣人民還要因賴政府為「強化台灣防衛韌性」,拼命採購美國武器、爭取軍援,讓台海陷入兵凶戰危而擔驚受怕,何其無辜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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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紀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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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題 民進黨多行不義陷入困局

如果穿衣服可以混搭展現個人風格,那麼喝茶可不可以根據自己喜好,即興混搭各種原味茶,創作獨家配方的私房茶?不二堂創辦人林榮國提出以「混茶」為概念的創新文化體驗,不僅拓展舌尖上的新風味,也享受品茶的玩心童趣。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有「茶禮即國禮」的說法,清朝皇帝乾隆便曾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不可一日無茶」,可見華人生活相當重視飲茶行為。然而講究茶葉、茶水、茶具及沖泡的過程放在現代社會,就像套在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咒,難免令人嫌麻煩而與品茗保持距離。「混茶」則開啓一個「喝茶新時代」,用新的喝茶形態讓人體會茶的新面貌。

混茶 物要盡其用

林榮國告訴記者,「混茶」有兩大核心精神:物盡其用以及改變標準。台灣茶產業長期存在純、稀有、單一茶質迷思,1000片葉子,嫩芽可能只有50片可用,950片就這樣被浪費了。如果一罐茶葉能將一顆茶樹,甚至來自不同產區的嫩葉、中等葉、粗老葉適當調配,讓專業人士調合出全方位的品質,關照全方位的生態,茶產業才能更長久。

例如團隊實驗出的混茶「晨曦」就是將日月潭紅茶和台灣金萱以2:1比例調配而成。原來日月潭紅茶有焦糖、桂花、薄荷香味,是喉韻比較強的茶款,可惜少了點香氣,但是加上台灣金萱後,香氣立即撲鼻。

林榮國以眾所皆知的普洱7542茶餅為例,告訴記者「那就是一種配方」,時至今日大家並不認為這樣的調配不對,反而是茶經典的新標準,正因為它能打破單一茶質迷思,順應自然之道。

命名 吸引年輕人

為讓茶擺脫老態,「混茶」命名也有專屬密碼。如「跨年」混合凍頂烏龍與紅韻紅茶兩款茶葉。凍頂烏龍向來是老一輩聊天開講最愛飲的茶款,味甘耐泡,入口生津止渴;紅韻紅茶則有鮮爽花香。兩者混合後,順口清香,聞來有柑橘蜜香。「跨年」要傳達的是:「這就是人生,經過火候烘焙,終究回甘。伴隨茶香,想著過去一年種種,令人心生期待跨年的煙火。」

又如「情人節」茶,混合貴妃烏龍與台東鹿野的涎香紅茶。前者有特別的蜜味與悠長的喉韻,加進涎香紅茶後,「散發牛奶糖香氣,口味平順,很像戀愛滋味。」命名除了成功吸引年輕族群,民眾在享受茶時光外,也同時共創品茶新標準。

以茶入食也是喝茶既有的傳統。在秉持愛大地,親自然的理念下,團隊的手做職人善用每一片茶葉茶梗與在地食材搭配,製作好的茶食。如鳳梨酥、舒芙蕾米果,內餡裡吃得到台灣烏龍茶,也聞得到屏東高樹鄉飽含陽光的味道,以及聽得到土地老朋友「龍眼」親切的招呼。職人認為,使用在地食材不僅讓食材保有新鮮感,也吃進營養健康,並達到節能減碳、支持在地農業的社會意義。

調茶 最新潮喝法

團隊還試著將喝茶的「茶席」與品酒的「吧台」結合成的新式茶席酒台空間—「茶酒沙龍」,讓喝茶變成一種賞心悅目的表演藝術:專業調茶師在360度的調飲吧檯內,利用花式調酒手法攪拌沖泡茶飲。在充滿視聽聲影場景內,消費者坐在酒吧台,近距離欣賞調茶師展現茶藝新活力。「茶酒沙龍」曾於今年台灣文博會全球首度發表,參與體驗觀眾嘖嘖讚嘆「原來LKK的傳統茶可以有這麼潮的喝法」。

林榮國告訴記者,在茶進入百家爭鳴的消費年代,茶酒沙龍融入調酒藝術、平面視覺、影像互動、電子音域等多種身分,混入在地風味,混聲電子茶樂,希望開拓茶席體驗新視野,將亞洲茶文化提升到更精緻的境界。

乾隆如果知道當代飲茶不限古典茶席而可以在沙龍享受,可能會改口「君不可片刻無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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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陳淑英
  • pages 86
  • 標題 DIY混茶點燃新茶魂

11月13日,台灣國光劇團新編崑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票房滿座,盛況空前,演出後全體團員謝幕三次,成功地為許多人開起了美好的「人生第一場崑曲」。國家大劇院演出部副部長江濤、北京市台聯副會長鄭大、國光劇團團長張育華、得意典藏董事長李翰瑩、北方昆曲劇院副院長曹穎及《梁祝》主創人員等出席了活動。

纏綿悱惻的梁祝傳說可謂膾炙人口,許多戲曲劇種都搬演過這一部經典愛情名劇,其中黃梅調電影尤其風靡華人世界,越劇《梁祝》和川劇《柳蔭記》也很具知名度,京劇則曾在不同時期推出不同的版本,尤以從川劇移植的《柳蔭記》和程硯秋晚年名作《英台抗婚》流傳最廣,而《山伯英台》更是台灣本地歌仔中所謂的「四大齣」之一。

歷史更為悠久的崑曲,卻始終未見梁祝的演出,只留下了文本《柳蔭記》,據說在上世紀三○年代周傳英曾經演過當中〈訪台〉一折,現在此劇也已經在崑劇舞台上失傳了。而國光的《梁祝》不但填補了崑曲傳統名著中的空白,更是梁祝首度的崑曲完整舞台演出。

「梁山伯與祝英台」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永義編劇,李小平導演,台灣大學戲劇所特聘教授王安祈擔任藝術總監。2012年,「梁山伯與祝英台」由國光劇團第一小生溫宇航、北方崑曲劇院花旦魏春榮在台北首演。歷時三年後,「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北京首演,受到觀眾極大的歡迎,觀賞當中不乏年輕人。

曾永義教授曾與國光合作過京劇《鄭成功與台灣》、《牛郎織女天狼星》,此次第三度合作,劇本卻是崑曲,崑曲以典雅瑰麗的文辭著稱,難度頗高,但在曾教授筆下顯得更有神、更流暢了。

10月2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李小平導演說,《梁祝》共分《草橋結拜》、《學堂風光》、《十八相送》、《訪祝欣奔》、《花園相會》、《癡夢乍醒》《墓裂同埋》等七折。在傳統上,遵守崑曲的格律、一桌二椅等演出形式,但在劇情編排上,加進更多新穎的元素。比如「癡夢乍醒」一折,祝英台夢見與梁山伯結為夫妻後夢醒,就是過去沒有過的嘗試。李小平又表示「美妙的舞台設計,絢爛的燈光效果,唯美的唱詞,熟稔的表演和唱功一定會讓觀眾對美的追求得到滿足。」

主辦單位得意典藏董事長李翰瑩說,崑曲是古代藝術結晶,兩岸各有發展,在此基礎上互相交流,「兩岸加起來是最好的」。除了兩場演出外,主辦單位還舉辦了四場講座,希望引起民眾對崑曲的喜愛及重視。

在發布會現場,國光劇團第一小生溫宇航和北方昆曲劇院當家花旦魏春榮演繹了第六折《癡夢乍醒》。唯美的燈光下,一桌兩椅,蝴蝶漂浮空中,由近及遠。伴隨著舒緩婉轉曲調,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夢中相會,身穿精美紅色嫁衣,各手執白色繡球一端,結為夫妻。「曾是結金蘭盟定情堅,誓攜手同遨遊廣漠風煙,共賞那斑斕秋苑,寄情懷碧水藍天」,唱出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心聲。

這次在北京演出的編腔、配曲、訂譜老師及實際演奏的北方昆曲劇院樂隊均來自大陸,而舞台服裝燈光等團隊則來自台灣。這部作品不僅帶給大陸觀眾一場唯美的藝術文化盛宴,同時也成為兩岸戲曲界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範例,進一步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朝向更多元化、精緻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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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吉心如
  • pages 84
  • 標題 崑劇《梁祝》在北京演出成功

台北晚晴協會取自李商隱《晚晴》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自成立以來,就致力於讓所有遭遇婚變的婦女走出悲痛,經營出亮麗的後半生。近年來又致力於幫助中老年婦女,回顧人生能和解無憾,迎接樂活幸福人生。

台北晚晴成立始末

1984年,東吳大學林蕙瑛副教授集結了十幾位離婚婦女,成立非正式的組織「拉一把協會」,當時成員多處於婚變初期,家庭主婦居多。由於資源匱乏,加上許多成員的情傷未癒,因此,成立初期只能給予求助婦女心理支持,讓姊妹們有一個可以被傾聽心聲的地方。

當時協會對內定期舉辦演講、聚會,心理協談;對外,由負責宣傳的施寄青積極在各地生命線、文化中心、民間團體演講。在眾家姊妹「校長兼撞鐘」的團隊合作下,拉一把協會在1988年轉型成立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下稱台北晚晴)。

20多年來,台北晚晴不只是離婚婦女的家,許多已婚、單身婦女也認同台北晚晴服務女人的理念,陸續加入。在台北晚晴的大家庭裡,姊妹不僅相互扶持,而且在心靈上相互學習成長。

台北晚晴的精神是支持與陪伴,「感恩、回饋、服務」更是我們的根基。現任理事長邱薰慧堅守不退縮的精神,帶領著我們向前邁進。

現在,台北晚晴除對配偶外遇的婦女提供陪伴、支持、法律諮詢、婚姻協談,並辦理多元的自我成長課程,希冀透由這些媒介能夠協助遭受配偶外遇的婦女重新尋獲自我,走出屬於自己真正想要的生命旅程。

在破碎中找到自我

在生命路途中,另一半的背叛是一件生命中重大的創傷。多數人認為只要承認另一半的背叛,就等於間接承認自己的失敗,受傷的不僅僅是另一半的背叛與情感上的失落,更是自我價值感的喪失、信任與自信的摧毀,也造成了家庭的崩裂、倒塌。

美華在婚後將所有的生活重心放在丈夫與公婆身上,但一直無法懷孕,在經過一連串的檢查後,發現問題出在丈夫身上,美華為了不讓丈夫的自尊受到傷害,盡量避免此話題,後雙方決定接受試管嬰兒,也如願生下一對雙胞胎。

養育小孩初期雙方都忙於照顧著這個小生命,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照顧小孩的重擔與責任逐漸轉移至美華一個人身上。她無怨無悔,直到發現丈夫外遇,她勃然大怒、痛心切骨。在徬徨無助時,她來到台北晚晴。在這裡,她獲得姊妹的陪伴與支持,婚姻協談、成長團體課程與法律諮詢,也讓她暫時獲得喘息的空間,將破碎的自我一塊一塊地拼湊回來。現在,美華逐漸重新尋獲自我,也與丈夫進行夫妻間的關係修復,向幸福的旅程邁進。

樂活暮年,學習說再見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的必修課題,「死亡」卻是個神祕又敏感的話題,「衰老」亦是我們即將面臨的議題。面對衰老與死亡,每個人心中都充滿著不安、恐懼與害怕,但又無可避免搭上這班列車。不過,在這列車上,我們仍然可以選擇有尊嚴地活著、無憾地告別人世。在面對退休、社會角色與身分轉換、生理機能的退化等種種外在與內在的變化,婦女朋友通常會感到無所適從。台北晚晴近年來針對如何面對晚年生活開了許多課程,希望婦女朋友在離世前,能做完自己想做的,好好地跟家人告別,坦然、無悔、有尊嚴地說再見。

阿枝在花甲之年時,發現丈夫外遇,在幾經內心交戰下,她來到台北晚晴。在姊妹們的陪伴與支持下,婚姻協談、法律諮詢及自我成長團體課程的薰陶下,阿枝逐漸找回自我,也決定與另一半和解。沒料到,就在阿枝與丈夫和解後,丈夫發現罹患癌症,阿枝不想留下遺憾,陪伴、照顧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趟旅程。如今,阿枝對於人生已沒有遺憾了,也懂得照顧自己、疼惜自己,過著自己想要的樂活人生。

(作者係台北晚晴協會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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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王鶯璇
  • pages 82
  • 標題 晚晴協會是女人永遠的娘家

胡適27歲寫《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來台後不久被誣告身陷囹圄,坐了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慨歎,所幸有《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以為另有其人。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僅28歲。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因二位寫序者均身陷大陸。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個縣份,而從軍的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中樞號召力強,但馬先生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的立法委員,正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1952年2月2日夜10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的罪名判處死刑,蔣介石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的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委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雷震曾在《回憶錄》中提及,二人在獄中常以羽球互娛。

出獄後,王雲五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的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在台灣銀行中級職員的微薄收入,馬先生因此自謔為「坐家」─坐在家裡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因退休金為數不多,靠微薄的利息無法維持家計,只好將其妻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的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因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50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

馬先生晚年身體不好,但他直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然而,他提起蔣介石則從未有任何怨言。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馬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

我與馬乘風交往過程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昔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不久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的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讚嘆。

1988年夏,蔣經國去世不久,台灣掀起雷震、孫立人翻案風潮,筆者約了記者訪問馬先生,可惜他尚有顧忌不願多談,致使平反計畫落空。

《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該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的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的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對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為純經濟過程的橫剖。作者在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400年間中國政治經濟的動態,以及其間經濟問題的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46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的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隨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的綜括論述,第二編為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為唐代諸經濟問題的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的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堅定執著於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第四冊出版時,政論家司馬文武(江春男)曾在《自立晚報》批露出版訊息。

馬乘風去世時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的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的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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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石文傑
  • pages 79
  • 標題 坐牢21年的立委馬乘風及其著作

土肥原賢二(1883-1948)擔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時搞最多謀略。本文介紹他如何把溥儀從天津弄出來,送往滿洲的經過。

土肥原於1931年11月2日晚上和溥儀見面,要他離開天津前往滿洲。為此,土肥原於11月10日晚上唆使「自治救國軍」的中國人,在天津製造暴動。

溥儀所住的日本人租界因此實施了戒嚴,斷絕交通。而溥儀在戒嚴中離開天津。但在此之前,溥儀遭到幾次裏頭藏有炸彈的水果籃威脅。

與溥儀同行者有鄭孝胥、鄭垂父子、祁繼忠,日本人有上角利一、工藤忠(鉄三郎)、大谷猛和警衛諏訪續八個人。

溥儀到達滿洲之後,前往湯崗子溫泉,住進滿鐵經營的對翠閣,事實上等於被軟禁。可是,關東軍卻對奉天總領事館、關東廳和滿鐵等說:溥儀因為天津發生暴動,感覺危險,自動逃出天津,23日突然登陸營口請求保護,基於人道考量,暫時收容。溥儀夫人婉容於11月16日由川島芳子陪同,於11月26日,抵達溥儀所住的大和旅館。

日本要溥儀作其魁儡

土肥原在天津要把溥儀弄到滿洲時,有過這樣的對話。《溥儀自傳》記載,土肥原說:張學良把滿洲搞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出兵。日本人誠心誠意想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他趕緊回到其祖先的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與這個國家簽訂攻守同盟,其主權領土由日本全力保護,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儀問土肥原:「這個新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溥儀堅持復辟,否則他不去。

土肥原微笑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帝國,我可以去!」溥儀表示同意。

土肥原說:「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議。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所謂吉田,就是口譯者的吉田忠太郎。

1933年11月6日上午9時半,土肥原在執政府和溥儀見面。他們一年半沒有見面了。土肥原於前一年4月,由奉天特務機關長調任步兵第九旅團長,1933年10月又回鍋奉天特務機關長。記錄他們兩個人交談的是林田賢次郎。

1932年3月1日,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宣布要建立滿洲國,年號定為大同;3月9日,舉行所謂建國儀式,溥儀出任政府執政,國務總理是鄭孝胥。1934年3月1日,溥儀出任滿洲國皇帝,年號改為康德,定其組織法。1934年6月6日,昭和天皇胞弟秩父官訪問滿洲國;1935年4月2日,溥儀訪問日本。

成立偽滿洲國之後的3月6日,炮製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以本庒繁關東軍司令官代理的身分,往訪溥儀於湯崗子,簽訂與「滿洲國」的秘密約定。它採取了溥儀請示關東軍司令官的書信方式,其內容如下:

(一)國防和治安之維持,完全委託關東軍。其經費由滿洲國負擔。

(二)同意為國防上之必要時,鐵路、港灣、航空等管理及新設,全部委任日本機關。

(三)任命有名望之日本人為滿洲國參議,任用日本人為中央、地方官署之官吏,其選任 解聘,要經過關東軍司令官之同意。

(四)上述各項,乃是將來兩國正式簽訂條約之基礎。

但溥儀的自傳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情,竟隻字不提。實在太奇怪和荒唐了。

《日滿協議書》

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與滿州國簽訂《日滿議定書》,簽字的是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和國務總理鄭孝胥。這個議定書有正式公布的兩條本文,以及關東軍司令官和溥儀之間秘密往還的文書。

公布的《日滿議定書》前言強調日滿兩國永遠友好親善,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以建設東洋的和平為目的。本文兩條說明滿洲國是名副其實的日本屬國:

(一)滿洲國要確認和尊重日本國或日本國民在日中間所做的諸項決定,以及公私契約之前所 獲得的一方權益。

(二)兩國約定要共同防衛,為此日本軍要駐屯滿洲國。

附屬秘密往還文書(溥儀文書)所約定事項如下:

(一)滿洲國委託日本維持國防及治安,負擔所需一切經費。

(二)國防上所需運輸設施的管理及新設委託日本。

(三)任用日本人為滿洲國官吏,其任免需要經過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

在此之前的8月,武藤信義和鄭孝胥還簽訂了一個秘密協定。內容是承認給予日本對於鐵路、港灣、水路、航空路線的管理及施設,創辦航空公司及滿洲的礦業權。惟以有關日軍的駐留費由其他國家負擔,不成體統而沒有這樣做。由此可見,所謂滿洲國是百分之百的傀儡國家。

對於偽滿洲國的建國,樞密院顧問官石井菊次郎在顧問官會議席上說它是「人造國家」,對於偽滿洲國的建國抱持消極態度的首相犬養毅(孫中山的朋友),軍方和右翼分子極為不滿,1932年5月15日在首相官邸暗殺了犬養首相,是為日本近代史上的「五‧一五事件」。

關於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滿洲的所作所為,日本外交官及學者有不少著作和回憶錄等,森島守人的《陰謀‧暗殺‧軍刀》、石射猪太郎的回憶錄、林久治郎回憶錄及中田整一的《滿洲國皇帝秘錄》,前三種,我曾將其譯成中文,森島及石射的譯文書係由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史學所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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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陳鵬仁
  • pages 76
  • 標題 土肥原賢二與溥儀的對話秘辛

 11月21日,野薑花公民協會籌備處在台北市公務人員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了一場「跨越時代、為歷史補白─陳逸松紀念展、座談會暨新書發表會」,邀請到許介麟、陳翠蓮、黃文源、林深靖等學者及社運工作者追思陳逸松,以及其時代的社會運痛和學運。紀念會後,《陳逸松回憶錄》的作者曾建民及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覺出席了新書發表會,為與會者介紹陳逸松其人其事,以及新書的撰寫角度。

1920年代國際主義盛行於全世界,其關注階級壓迫的論述鼓舞了弱小民族尋求抵抗統治者的利器。在這一波左翼思潮內化的過程中,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找尋民族解放的機制,於是政治、社會運動團體陸續成立,以作為抵抗殖民統治的手段。

1928年陳逸松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就讀,隨即加入具有左翼色彩的「東大新人會」,陳逸松的社會主義理想,使得他成為左翼運動的同情者,以至於兩度遭日警逮捕偵訊,第二次是為掩護好友,台共領導者蘇新返台而遭到入獄刑求。

陳逸松東大畢業後,通過日本辯護士高考,在東京執業律師,期間參加「自由法曹團」及「日本社會運動犧牲者救援律師團」,義務為日本工人、韓國工人、日本農民、及與社會運動有關而被捕的人士辯護。

1933年陳逸松返回台灣,在台北大稻埕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為台灣鄉親爭平等權利。1935年以最高票當選第一屆台北市會議員,是最年青最敢言的議員。在日本戰爭動員体制的皇民運動時期,他抗拒皇民化,拒改姓名,想方設法維護台灣人的傳統文化。且出資與作家張文環、王井泉一起創辦《台灣文學》,與西川滿等的皇民文學對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初受返台的台灣義勇總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之命,陳逸松組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擔任台灣區團部主任,並兼任台北區團主任。「三青團」吸引了日據期從事社會運動、民族運動的青年加入,包括楊逵、簡吉、謝雪紅、蘇新、吳新榮等進步人士都擔任了三青團的幹部。「三青團」迅速發展成台灣最大的人民團体,在陳儀抵台之前的70多天過渡期裡,三青團扮演了看守政府的角色,在維護國有資產、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戰後重建及排除日本舊勢力破壞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10月,陳逸松與蘇新、陳逢源等人成立了「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討論光復後所面臨的金融、糧食等問題。另外,創辦《政經報》,這是光復後第一本白話文雜誌,發揮了重建台灣文化和臧否時政的作用。

陳逸松因曾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席,而在後來的「清鄉」中成為國民政府通緝的對象,幸得同宗鄉人的幫助而倖免於難。接下來的白色恐怖讓人人自危,更讓陳逸松對國民黨的統治感到失望。1964年,基於為台灣培養政治人才的願景,以黨外身份出馬競選台北市長,政見中首倡解除戒嚴、實行民主憲政,可惜曲高和寡而敗選。

1972年陳逸松離開故里,經日本前往美國探親。經過日本時應旅日僑領之邀,曾寫過一封關於大陸對台政策的建言函,未想此函獲得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重視,透過管道邀請陳逸松於1973年4月赴大陸訪問。兩人數次長談後,周恩來邀請陳逸松在大陸定居,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以協助中國修訂憲法。

在大陸10年的期間,陳逸松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定,保護人權的條款也因此得以寫進影響十餘億人的法案之中。

1983年後陳逸松定居美國,但仍持續以政協常委的身份提供修法的建議,直至1992年卸任為止。1997年陳逸松終得以擺除黑名單的陰影,以90高齡再度回到闊別25年夢寐魂牽的台灣家鄉探訪親友。2000年病逝美國休斯頓,享年94歲。

另外,主辦單位還舉辦了「陳逸松圖片、音像、圖書展」,從10月24日展覽至12月31日,地點在延平南路26號撫臺街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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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吉心如
  • pages 74
  • 標題 跨越時代、為歷史補白─陳逸松和他的時代

九一八事變以後,戰爭低氣壓籠罩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台灣。1935年,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南部客家青年鍾浩東(本名鍾和鳴),為了思索殖民地台灣人的出路,用功過度,患了輕微的精神衰弱症,受了涼,咳嗽不止,就疑心自己患了肺病,住進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

住院期間,因為鍾和蔣的日文發音相同之故,他認識了16歲的少女護士蔣碧玉。她剛剛在台北醫院看護婦養成所學習兩年,留院義務服務一年。相識以後,因為共有的民族意識,兩人相交更加密切而深刻。她經常在下班後到古亭町白線寮,找他與那些共同租屋的女孩子最為愛慕的、戴白線帽的高校青年,讀書討論,郊遊爬山,聽音樂。鍾浩東特別教她唱了一首流行歌曲《幌馬車之歌》。情感豐富的鍾浩東很喜歡這首歌。他告訴她,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

1940年元月,20歲不到的蔣碧玉,義無反顧地跟隨鍾浩東到到大陸,參加抗戰。

1946年4月,他們結束了在祖國曲折而艱辛的抗日歲月,先後歸鄉,投入重建台灣的工作行列。

鍾浩東想辦教育,於是接掌包含高中與初中兩部的基隆中學校長。228事件後,他又毅然投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並在1950年韓戰爆發後的10月14日,被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

那天清晨,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的押房門鎖喀啦喀啦地響起。鐵門呀然打開。兩個面孔猶嫌稚嫩的憲兵,端槍、立正,站立鐵門兩側冷然喊道:「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立時落入一種死寂的沉靜之中。鍾浩東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伴奏著腳鏈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展覽緣起

1987年台灣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期後,進入了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轉型階段。歷經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後,即便迄今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卻尚未能有效地針對長期戒嚴的歷史做有效的清理及反省。特別是內在於中國近現代史發展過程中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光復、國家內戰、兩岸分斷、戒嚴、白色恐怖的歷史梳理。就台灣而言,這段湮滅隱晦而未有效反省清理與總結的歷史,每每成為民主轉型進程中社會內部、人民之間、人民與執政當局間的矛盾因素,是台灣民主轉型尚處於弱質階段的表現。

今(2015)年恰逢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鍾浩東(1915年12月24日-1950年10月14日)百歲冥誕,也是殉難65週年的一年。鍾浩東是那個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受難人之一,「幌馬車之歌」表現的又是那個年代台灣青年共同的青春記憶。

藉政治受難者鍾浩東與其妻子蔣碧玉紀念展,以展覽與戲劇的形式,來回顧與反思這段普遍內涵在我們之中「未曾過去的過去」的人物與歷史,將有助於我們以反省、清理進而思索和解的方式,來釐清民主、人權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展覽地點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兵舍A(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展期為2015年10月14日至2016年4月17日。本展覽係受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由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執行。

幌馬車之歌

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

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前者係作家、後者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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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藍博洲、許孟祥
  • pages 72
  • 標題 幌馬車之歌─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愛情故事

中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已有許多討論,很多人懷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適合中國,是否有比西方更好的民主制度,又能適合中國的國情?

政治制度的設計應該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西方的民主制度主要是讓人民有選舉權,執政者透過選舉獲得人民的授權,也獲得其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本文將列舉選舉式民主的缺點,然後提出人民的考評權可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讓執政者更重視人民的需要,又頗適合中國的國情。

選舉制度有諸多漏弊

選舉在很多國家已經實行多年,不難看出選舉的一些缺點:

其一、由選舉決定政府首長,理想上希望從候選人中,選出最能勝任該職位的,但是實際上很難實現,候選人中最多只有一人正擔任該職位(競選連任),大部分的候選人不曾擔任過該職位,選民因此無法直接感受到候選人的施政,在這種情況下,選民對候選人的認識幾乎完全來自媒體,結果勝選者往往是最擅長媒體包裝和利用媒體者,而不是最有能力施政者。

其二、候選人需要大量文宣和媒體宣傳,所需的競選經費龐大,遠非一般個人所能支應,多數候選人勢必要尋求財團、企業支持,等當選後,再用各種方式回饋背後的金主,容易造成所謂的金權政治。

其三、勝選者將在政治階梯上更上層樓,而敗選者可能要失業一段時間,勝敗之間有天壤之別,因此選舉一般極為激烈,候選人常不擇手段以求勝,施展誹謗、抹黑、造假等惡劣行徑,造成候選人之間和不同政黨之間無法彌補的裂痕,在未來施政時難以共事合作。

其四、選舉地區首長時,顯然只有長期居住該地區者才容易當選,造成政治人物多在居住地區發展,而國家會逐漸區域化,種族或民俗獨特的地區,如新疆、西藏,易傾向自治、自決,甚至走上要求獨立的分裂國家之路。

建議實施方式

中國大陸至今是以黨領政,由共產黨選任政府官員,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證明這個制度基本上是優異的,大部分官員都表現良好,但是仍有少部分官員不能勝任其職務,甚至違法亂紀,如能加入人民的考評權,可以保留以黨領政的好處而彌補其不足。

簡單說,考評權就是由人民投票來評判在職政府首長的施政成績,考評的結果會影響首長的續任、升職或貶職。這裡的政府首長可以包含國家最高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省長、市(縣)委書記、市(縣)長等各級領導人。

考評投票的時間應該是政府首長就任職務相當時間後,而足以觀察其施政成績之時,例如每隔兩、三年或每一任任期將結束前。

每一張考評票可以只有兩個選項,「滿意施政」和「不滿意施政」,若希望人民能更精細地表示其滿意程度,考評票也可以有較多選項,例如「很滿意施政」、「滿意施政」、「無意見」、「不滿意施政」、「很不滿意施政」,每一選項代表一分,把所有考評投票的評分加總,再除以投票人數,就是人民對政府首長的施政考評成績,投完票儘快予以公開,以昭公信。

當共產黨選任政府官員時,其過去的施政考評成績既已公開,當然會被列為重要的考慮因素。若投票率相當高,例如超過50%,而施政考評成績相當差,則該首長不得續任甚至貶職,反之,則可以考慮其續任及升職。

人民可用考評監督政府

考評權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監督政府,因此具有和選舉權類似的功能,使執政者獲得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使政府官員會比較親民、重視人民的需要,並使人民有當家作主的良好感覺。另一方面,考評權不會有選舉產生的許多缺點,人民考評的是政府首長過去幾年的真正施政,而不是選舉一個經過媒體精心包裝而尚未施政的候選人。政府首長原本就可適度地宣傳其施政成績,不像候選人往往需要龐大的競選經費,易造成候選人與財團掛勾的金權政治。人民考評的對象只是在職政府首長,不會造成候選人不擇手段地互相競爭,也不會造成未來難以共事合作。而且,考評權可讓政治人物到不同的地區任職歷練,不像選舉會造成國家區域化,甚至導致某些地區要求自決、獨立。

人民對官員的考評與民調有些相似,都是人民意見的表達,卻有重要的區別。民調通常藉由電訪員隨機抽樣部分人民,既不如投考評票直接,也不能收集全民的意見。

筆者以為,考評權可讓人民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卻沒有選舉的缺點,與中國大陸目前實施的以黨領政制度不衝突,也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是中國民主化一個可行的方案。

(作者係中研院退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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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郭譽申
  • pages 70
  • 標題 考評權可完善中國民主化

翻開中西哲學史,有一個鮮明的對比,那就是極權宗教與人文宗教的對比。

從蘇格拉底被處死到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這些觸目驚心的史實都是由於思想、信仰的不寬容所導致的。相形之下,中國哲學的開端,淵源於殷周之際祖先崇拜的人文傳統,提倡「孝」與「德」,正如《詩經‧大雅》所說的「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到周公制禮作樂,更將它制度化為宗法倫理的體系。老子與孔子所繼承的正是這一人文宗教的思想傳統。「孔子問禮於老子」,中國哲學也進而在對話的形式中揭開了序幕。

從祖先崇拜的人文精神到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再到儒釋道三教的交流融合,中華文明的進程中鮮有兵刃相向的景象,而西方淵源於同一信仰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卻總在進行著頻繁而猛烈的爭鬥,延續千年至今。誠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的,「基督教繼承了猶太教的傳統,也繼承了它的不寬容和排他性」。

為什麼中國的三教可以交流融合,而西方的三教卻總是呈現出不可共存之仇?當然,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只能以我個人的心路歷程談些一得之見。

我從1950年代中期上台大哲學系,課程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為主。隨著美國軍事、政治的介入,西方思潮逐漸主導了台灣的文化市場。年輕一代的我們觀看問題的視線,也不免隨波逐流。1960年代初,我上台大哲學研究所時,偶然地進入了尼采的思想視野,後來又接觸到存在主義的思潮。他們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開啟了我日後一個漫長的反思歷程。與此同時,我也漸漸地由尼采走進莊子的世界,走向我的學術人生。

隨著尼采的思路,我仔細閱讀了《聖經》。在中國人文主義的精神傳統觀照下,我將閱讀《聖經》的心得寫成《耶穌新畫像》一書。可以說,這本小書深深地觸及西方霸權的信仰根源。

1970年代初,我在台大校園參與保釣運動,接著短期訪問美國,受到留美學生保釣思想的衝擊。1973年,回到台大教書,在校園發表的言論顯示出由民主到民族的傾向,引發台灣當局製造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十餘年的時間,我經歷了一段艱辛的學思歷程,也越來越關注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並且體認到在政治文化的表層、顯象之外,它的底層原因在於信仰的淵源。也就是說,在表層上,我們看到的是東西方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其根底還是文化傳統的差異,特別是宗教信仰的差異。

從尼采到莊子,形成了我的學術主軸。因此,我會不自覺地從中西文化的對比看待問題。

進入尼采的思想園地,我發覺在他的字裡行間有一種生命感在躍動,激發起我內在的生命推動力和思想創發力。尼采說「西方傳統哲學注入過多神學的血液」,並指出西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呈現出二元割裂狀況。

我發現《舊約》記載的耶和華儼然就是一位戰神,具有暴虐的性格,他以各種理由下令緝殺的人數,竟超過90萬人。一般認為,《新約》的耶穌比較博愛和寬容。但他在山中訓示之後說過,「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他更宣稱「愛父母勝過於愛天父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對比西方宗教文明,中國的文化往往顯示出對立關係相對化的態勢。正因如此,我又從尼采進入老莊的世界,體會到應以多維視角、多重觀點理解事物和分析問題,所謂的善惡、是非,以中國哲學的思維看來,都是相互對待而又相互蘊含的。譬如《老子》的「有無相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反者道之動」、「禍福相倚伏」等等。除了這種相反相成的思維以外,《莊子》也藉助「魯侯養鳥」、「渾沌之死」、「十日並出」、「三問而三不知」等寓言,傳遞尊重個體之間的殊異性、避免自我中心和單邊思維的訴求,正如〈齊物論〉所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

正是由於中國文化自身具有涵容性,儒、釋、道三家才能在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上互補、相成。儒家注重人倫關係,培育道德的人格;道家具有天人視野,凸顯審美的意蘊。前者培育道德人生,而後者則養育藝術人生。進而,在殷周人文傳統和宗法倫理的渲染下,老子與孔子之間又存在某些匯通之處,例如老子倡導孝慈、孔子倡導孝悌;老子提倡「與善仁」、孔子提倡「仁者愛人」;老子常言「知常容,容乃公」,孔子常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文化的這種涵容性,更使得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能夠入主中原、落地生根,在思想的相互摩盪中繁衍成為中國佛教。與此同時,這也直接地塑造了中國文化理論的多樣性,拓展了文明對話的理論向度。

對話是時代的主軸。

我出生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一路走來,見證了我們的民族面臨重重險境、渡過重重難關,歷盡滄桑地走到今天,就像《易經》裡的履卦、困卦、井卦和坎卦。我常講,如果不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也就不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深層意涵。

我這一生走過那麼多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度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今天探討中華文化的復興,有我們特殊的時代意義。

(作者係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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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陳鼓應
  • pages 68
  • 標題 異質文化對話與相互包容的心量

今年適逢台灣乙未抗日120周年及中國對日抗戰勝利70周年。月前,兩岸為了誰主導了抗戰鬧得不可開交,反而忽視了兩甲子前的台灣乙未抗日。該場抗日運動延續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台灣30幾處戰場和日軍精銳周旋,所創下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蹟。政府應該對於這一段台灣的驕傲完整地呈現給世人才對。

馬英九想把乙未抗日納入國家軍事博物館裡,抗荷蘭、法國、日本歷史的一部分。其實,台灣抗荷、法戰爭僅限於南北一隅,唯獨長達近半年的乙未抗日集中在台灣西部,性質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大陸已建有甲午戰爭海戰紀念館,台灣也應該成立專屬的乙未戰爭抗日紀念館才對。不過,紀念館的成立應以台南玉井籌畫了近30年的噍吧哖事件紀念館為鑒。噍吧哖事件紀念館因沒有結合當地特色的觀光和旅遊商機,到了今年屆滿百年時,仍然束之高閣。

台灣史教授吳密察認為「1895年乙未之役,應該是我們重新認識台灣歷史的開始。」誠如所言,乙未戰爭抗日紀念館應結合地方做相關的深度旅遊,除了古戰場探訪,更要維持並恢復兩甲子以來地方的傳統特色,如民俗技藝等,以吸引自由行的陸客、日、韓等國際觀光客蒞臨,振興台灣的觀光業。

筆者建議可先以日軍征台統帥─北白川宮和日軍的戰死紀念碑為切入的標的,逐一探查,因紀念碑所在大多是古戰場,也是抗日先烈們青山埋骨之所。如苗栗頭份的徐驤紀念公園、彰化八卦山上的保台紀念公園、屏東長治(火燒庄)的六堆客家聯軍抗日紀念公園等。因篇幅有限,以下從北到南簡略擇要地敘述各地的古戰場特色,以及產業轉型的意見。

鹽寮抗日紀念碑

位於新北市貢寮的鹽寮海濱公園裡的抗日紀念碑,原址是日本當局為紀念1895年北白川宮和日軍在此處登陸所立的「征台軍上陸」紀念碑。此地現在和120年前一樣,依然有美麗的沙灘,是海洋音樂季及國際性沙雕競賽的熱門地點。但在30年前這裡被選為核四廠的地點後,配合該廠興建的核四港,讓沙灘的沙開始流失,也引起了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爭議。現今該廠已遭封存,但能源危機依舊存在。而前一陣子台灣中部遍布的海線工業區及火力發電廠,配合車輛排出的污染物,隨著海風進入中南部地區的內陸,引起少見的紫爆汙染。

其實,工業化產業已經不是台灣的發展趨勢,現今大多數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已不願到工廠就業,加上地方環保意識高漲,反對高污染產業進駐。政府應該逐漸把依賴大規模能源的工業,改為無煙囪的觀光產業。曾倡導「非核家園」的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提議全面開放距離甚遠的太平島觀光,並不切實際,不如以自己轄內的鹽寮抗日紀念碑所在地為起點,結合觀光和旅遊商機,並把這個日軍侵台的登陸地作為影視拍攝的場景。

瑞芳、九份古戰場

深澳漁港是保釣船出海的港口。該漁港附近沿岸正和台灣西岸大部分的地區一樣,風土地貌歷經120年後,已有不同的變化。如北台灣知名的瑞濱海水浴場,因近幾十年的人為破壞而消失,取代的是消波塊等水泥建築。在這裡可看清楚到九份和大粗坑(金礦坑)、三貂嶺古戰場一字排開;當時,日軍海陸聯合攻陷九份和瑞芳,但清軍表現出不畏戰的勇敢,讓日軍在瑞芳,甚至到基隆都遭到不小的阻力,日軍遂在兩處立了「戰死者紀念碑」。

其實,這些古戰場都是不錯的熱門觀光景點,也可登山健行,接觸大自然和懷古。爬山運動完肚子餓了,到瑞芳附近飯館或基隆廟口飽餐一頓,然後到古戰場─獅球嶺砲台及底下的隧道,緬懷劉銘傳旗下官兵開闢鐵路的艱辛,學習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歷史。

另外,建議政府當局可以重啟海上藍色公路,以海上眺望台灣陸地,作為深化乙未抗日旅遊的賣點。同樣可以當年日本海軍的角度來認識台灣海岸。如被稱為海上藍色公路最後一段恆春半島上車城的海口港已荒廢了13年,重啟後,可以讓遊客知道當年台灣軍民為了讓敵人失去指引,不惜炸掉鵝鑾鼻燈塔;其他如高雄的壽山;鳳山市郊外的鳳山(從高雄港外海看到像一支展翅之鳳的山形);苗栗的尖筆山;新北市九份的基隆山(雞籠山),當時都是來往船隻的重要指引地標。這些都是可以跟遊客訴說的故事

桃園安平鎮古戰場

位於桃園平鎮有一個安平鎮古戰場,在平鎮工業區附近。地主胡嘉猷等曾在此奮勇抗日。1945年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省政府將被日本人沒收的田宅,悉數發還給胡嘉猷的後代,以表彰忠勇義烈之蹟。可謂台灣「真光復」,而不是台獨分子所稱的接收。2015年9月9日,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結合當地曾經參與抗日的6大家族,從胡嘉猷等創建的鎮安宮出發遊行,止於古戰場,開啟抗日紀念碑的揭碑活動。

此地點因位在自行車道旁邊,已吸引不少來往遊客駐足觀看。建議政府將來可以此地特有的桃園埤塘文化,結合傳統的客家小吃和傳統信仰,配合導覽解說,將這裡經營成一個文化園區,也可以將到桃園大溪造訪蔣中正遺跡的陸客吸引到此。

嘉義大林古戰場

在台灣南部,三、四百年來就盛行製糖業,是引領台灣經濟起飛的龍頭。直到台灣邁入工業化社會,糖業式微。許多地方漸漸沒落。位於嘉義的大林正是這樣。由本頁這一張1950年代的大林糖廠前鹿堀溝的古油畫,可體會到它的美。

此地曾發生兩次影響乙未戰爭戰局的關鍵戰役,是重要的古戰場。當時是由以製糖業致富的雲嘉土豪簡精華(簡義)領導,包括抗日三猛之一的柯鐵也共襄盛舉。隨後,簡精華等又到雲林劍湖山世界後面的鐵國山繼續抗日,予日軍不小的威脅。後來,日方曾為了鎮撫傳說中的日軍亡魂所化身的大林水鬼,在鹿窟堀畔設置「阿彌陀佛石碑」。

隨著高鐵苗栗、雲林等站的啟用。筆者建議,劍湖山世界的耐斯集團可重新修復30年前所建的鐵國山涼亭和紀念碑,以給遊客規劃鐵國山古戰場旅遊,可結合清明前後的紫斑蝶遷移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動。

政府也可利用原大林糖廠的農場土地建乙未戰爭紀念館,賦予教育的意義。也可引用陸資在此建媲美大陸浙江橫店的影視城,由兩岸合力拍攝和甲午及乙未戰爭相關的電影、電視劇,以發展台灣的影視產業。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附加資訊

  • 作者 張健豐
  • pages 64
  • 標題 應以乙未戰爭史蹟發展文創產業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78周年,為紀念這一難忘的國恥日,中國大陸2014年2月正式將12月13 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日右翼分子否認大屠殺

1970年代起,幾乎與中日釣魚台主權之爭的同時,日本出現了一股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真實的逆流,右翼分子發表了一連串的翻案文章,竭力否定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這夥人被稱為對華侵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否定派」。

1972年4月號的《諸君》雜誌,刊登了鈴木明《南京大屠殺的虛妄性》一文,以日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兩人於南京大屠殺期間參與「斬殺百人競賽」為例,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將該二人定為戰犯處死,實際上並未提出扎實的事實根據。同年8月號、10月號、12月號及1973年1月號,鈴木明又在《諸君》雜誌連續發表文章,討論南京事件與「斬殺百人」的「虛妄化」、「誇大化」問題。這些文章於1973年3月編印成冊,以《南京大屠殺的虛妄性》一書出版,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該書每年再版,被「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奉為圭臬。 

與鈴木明相呼應,山本七平在1972至74年出版的《諸君》雜誌上也發表了長篇連載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論調。山本的這些文章後來編成《我方的日本軍》出版。 

1984年6月,曾任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隨從祕書田中正明,寫了《「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該書不僅否認日軍的暴行,而且為發動侵略戰爭推卸責任。 

在這一派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叫囂聲中,要數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的言論最為狂悖。他在美國《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1990年的10月號發表文章,妄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謊言」。次年,他又於日本《文藝春秋》2月號發表專文,提出「南京大屠殺為美國一手所導演之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的「新說」。該文還攻訐戰後同盟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最高戰犯是「無權威性與妥當性」,聲言要對審判日本戰犯的各國法官「追究責任」。

石原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點大致有如下幾點:(1)南京大屠殺是中國的「政治宣傳」,沒有正確的資料與證據;(2)中國防守南京的軍隊只有5萬人,南京當時的人口只約有20萬人左右,總共不過25萬人,何能屠殺30萬人?他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約2萬數千人,處死的俘虜「約為5千至2萬人,而被屠殺的市民,則為數千人」。 

對於以上言論,日本許多正義之士,如早稻田大學洞富雄教授,一橋大學藤原彰教授,朝日新聞社記者本多勝一,都發表了資料堅實的論著,駁斥鈴木明、田中正明等人的說法。台灣學者李恩涵對石原慎太郎企圖抹煞南京大屠殺的狂言,根據大量調查研究的資料進行逐條駁斥。筆者在以上諸位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日本和外國人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實史料,對該事件的歷史真相作如實陳述,同時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略做剖析。

大屠殺經緯及被殺人數

南京大屠殺一般是指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中旬,侵華日軍在攻陷南京城期間製造的一系列大屠殺事件。總計被屠殺的無辜市民與已經放下武器無戰鬥能力的我國官兵達30萬人以上;實際被強姦受辱的婦女不下8萬人,很多在被姦污之後又被殺害;全城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毀;這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所犯最兇殘的戰爭暴行之一,也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大污點。 

據攻打南京的第16師團的第30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少將的《進攻南京紀實》寫道:「(12月13日)在我支隊的作戰地區內遺棄敵人的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還有在江面上被裝甲車擊斃的士兵和各部隊的俘虜,如合在一起計算,僅我支隊就已解決了敵人二萬以上。」他又記道:「從南京逃出來的老百姓,無論是成人或兒童,他們一律遭到機槍、步槍的掃射;遭到殺戮。因為這些死屍遭到射擊後倒在地上重疊在一起,並被澆上重油,點火焚燒。在焚燒過的屍體中,無疑也有許多想來是兒童的屍體,總之,幾乎都是老百姓。我從未見過如此悲慘的情景。大量屠殺的痕跡展現在眼前,我覺得日本軍犯下了嚴重罪行。」

據東京朝日新聞社的隨軍記者橫田於12月16日發自南京的電報報導:在烏龍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裡,兩角部隊俘虜了14,777名從南京城潰退下來的敵兵。人們認為死守首都、駐紮在南京的中國兵大約有10萬人。在10萬防守南京的軍隊中,除在上途退卻時被打死、被俘乃至順利逃出者外,估計還有25,000多名殘兵敗卒潛伏在市內,皆被日本軍徹底消滅。我軍攻占南京後,在城內外,僅從大野、野田、助川、片桐等由右翼北面進攻的各部隊來看,被俘或被殲的中國軍隊也不下1萬名,總人數估計至少有6、7萬名。該社又於18日報導攻佔南京的戰果說:「當攻打南京時,敵軍遺棄的屍體不少於八、九萬,俘虜達數千。」其中僅上海派遣軍所屬會津若松第65聯隊,就俘虜了中國兵近15,000名,後大部分遭屠殺。

南京城陷落後,日軍到處燒殺搶,揚子江江面上漂流著數不清的屍體。一望無際,滿眼皆是屍體,其中有成人、也有兒童,看來至少有5萬人以上,揚子江成了「死屍之江」。

日本軍對被俘的中國士兵,因無法解決他們的伙食,每次都下令全部「處置掉」(殺掉)。僅17或18日就屠殺了14,777名俘虜。他們將俘虜每兩人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用機槍掃射,然後再用刺刀亂刃戮,最後在屍體上澆上煤油焚化。燒後,把屍骸一個個都扔入揚子江。另,據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的供詞說:「同月18日夜間,復將我囚幕府山之軍民57,418人,以鉛絲紮捆,驅集至下關草鞋山頭,亦用機槍射殺,其倒在血泊中尚能掙扎者,均遭亂刀戮斃,並將全部屍骸澆以煤油焚化。」 對死亡者總數的估計:據南京地方法院的調查所得,合計掩埋了167,200多具屍體,加上其他掩埋隊的數目,以及為親人、熟人和日本軍隊所掩埋的數目,可達總數26萬具屍體(包括戰死者、無辜被殺者)。

據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中將的判決詞說:「在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地,被集體槍殺的軍民共19萬餘人。遭零星屠殺、其屍體由慈善團體掩埋者為15萬餘人,受害者總數在30萬人以上。」 

另,據島田勝己《進攻南京與屠殺事件》一書說:「被第六師團屠殺者23萬人,被第16師團屠殺者14萬人,被第9師團屠殺者6萬人,合計43萬人。」

以上所述,即為南京大屠殺之經緯及其被殺人數。

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像一群瘋狂的野獸。為何如此,其原因很多,但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洞富雄教授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蔑視,鼓吹同仇敵愾之心。當時負責關東軍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中佐,在公開會議中便說過:「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麼幹都行。」

崇拜天皇的神國思想和殘忍的武士道精神,即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兩項重要內容。在這種精神的支配下,使日本軍人身上潛伏著一種難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並且將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視為正義。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人,從進入小學學習教科書起,便開始接受軍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時代已逐漸形成。這些武士社會的思想和習慣,被作為「國民道德」強加在他們頭上,而且還得到了「神國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輸。這也就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裡表現出異常殘暴的思想根據。

神國思想乃是以天皇為最高偶像的國家宗教或曰意識形態,同時也是日本人忠君愛國思想的理論根源。日本人認為,只要「皇道」不墜,日本民族便有可能從敗戰的廢墟中崛起,重新恢復世界最優秀民族的地位。

日本為發揚神國思想,建有一座精神殿堂叫伊勢神宮,提倡「惟神之道」,也叫「伊勢神道」,鼓吹「大日本國乃神國」的觀念。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期間,天皇和軍閥皆曾親臨祭拜,並擴大修建伊勢神宮,舉辦日本開國2600年大祭,祈禱「武運長久」、「聖戰必勝」。戰敗之際,日本又假慶祝儀典,藉以宣傳日本軍人頑強抵抗和為「聖戰」而犧牲的信念。

日本人實踐「皇道」(或曰大和精神)的具體表現便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本是日本封建時代,世襲武士侍奉主人的生活規範。最初的主義只限於忠主保家,逐漸實踐推廣的結果,才演變為忠君愛國。明治維新後,日本採用徵兵制,開始實施對外擴張侵略政策,其根本精神可以說是武士道的世俗化、普及化。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以天皇為號召,以人口過剩為口實,以大和民族當君臨天下萬國為思想武裝,假借武士道的忠君愛國,尚武輕生精神,煽動人民向海外「發展」,以期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

日本軍閥還會到東京靖國神社去參拜,藉以宣揚武士道的黷武思想,推行愚民政策。因此,靖國神社實際上是武士道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大本營,是法西斯的精神象徵。戰後,靖國神社恢復了一年一次的「招魂祭」,追悼陣亡將士,實際上是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釣魚台事件就是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對外擴張的訊號。

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全面侵華戰爭,其第一個訊號便是從出兵台灣(1874)和吞併琉球(1879)開始的。對此,我們絕不可以掉以輕心,應堅持強硬的立場,遏阻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實行對外擴張。與此同時,還要從文化上對日本的神國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做徹底的清算,以便開啟日本人的反省意識,徹底破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傳統,使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慘劇不會在人類歷史上重演。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附加資訊

  • 作者 鄭海麟
  • pages 60
  • 標題 從南京大屠殺看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9名中央委員、156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中紀委常委會委員和專家學者等列席。全會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三五規劃、二孩政策等做出重大決定,對大陸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經常出現在大陸官方檔中,那麼,何謂小康社會?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是年人均達到800美元」。大陸當時處在改革開放之初,首要是解決溫飽問題,「小康社會」的提出十分務實,是人民的迫切之需。為落實這一目標,中共提出了「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2000年大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40美元,實現了「三步走」戰略中的前兩步,基本達到小康水準。但是,這還是低水準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會,它僅僅解決了溫飽問題,局限在經濟建設方面。為了推動建設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發展階段。之所以適時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既來源於現實需要,也來源於大陸對自身的發展越來越有信心。

中共十六大系統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將目標明確為:經濟上,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政治上,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文化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生態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可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不僅包括經濟建設,還包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

21世紀第一個十年,大陸成功地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目前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後半程,是攸關大陸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五年。為此,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和品質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與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基本一致,但也有發展。其一,在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基礎上,增加了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表明,大陸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不僅重視經濟總量的增長,也重視人均收入的增長,使發展惠及最廣大人民群眾。其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長期處在高速增長狀態,未來面臨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為此,大陸將經濟增長調整為中高速狀態,在保增長的過程中調結構,注重經濟發展的品質。

十三五規劃

1953年至今,大陸已經完成12個「五年計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依據大陸政治制度,建議將在明年3月交全國人大表決後,正式成為國家的「五年規劃」。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五年計劃」主要側重經濟的計劃性;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五年計劃」兼顧計劃性和市場性,但更加重視市場的作用,從「十一五」起,「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一字之差,影響卻深遠。

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事關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也事關「兩個一百年」(建黨一百年和建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歸根結底,十三五規劃是大陸的發展問題,即未來五年應該怎麼發展才能夠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此,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回答是: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這五種發展戰略與「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是對「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的進一步發展。

其一,創新發展強調的是發展的品質和效益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為實現經濟趕超和快速發展,比較重視發展的數量和速度,這種發展方式為大陸快速成為經濟大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它具有很大局限性,以資源、勞動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忽視了品質和效益問題,越來越不適應未來全球發展的趨勢。要成為真正的強國,發展必須依靠創新,通過創新驅動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國際競爭力所在。例如,大陸現在的高鐵技術之所以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關鍵在於其科技創新能力。

其二,協調發展強調的是發展的均衡問題。改革開放後,大陸破除了平均主義發展觀的束縛,確立了鄧小平的「先富帶後富,共奔富裕路」發展思路。經過30多年的發展,這種新的發展思路的確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不均衡發展的問題也日益暴露出來,表現在區域(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之間等。因此,中共在「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發展基礎上,再次強調協調發展問題。

其三,綠色發展強調的是生態環境問題。中共早就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理念,要求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近年來,因為發展而引發的破壞環境問題愈發嚴重。例如,北京、天津、石家莊等華北城市近年長期受霧霾困擾,大陸各地都集中暴露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等。可以說,大陸居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迫切要求政府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為此,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綠色發展的理念,意在還大陸居民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

其四,開放發展強調的是全球發展的戰略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堅持對外開放,在全球化進程中既獲得了機遇,又迎來了挑戰。隨著大陸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綜合國力的大幅提高,大陸對自身發展也越來越自信。一方面,通過開放發展融入到全球化的進程中,進一步提升大陸的國際影響力,近年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等都證明了這一點。在開放發展戰略中,深化與港澳台的合作是重點之一,十三五規劃建議專門強調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與大陸的國際地位相匹配,大陸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帶動全球一起發展。

其五,共用發展強調的是發展成果的分配問題。發展必須惠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事關中共執政的群眾基礎。從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來看,未來五年共用發展成果主要通過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環節來加以落實,核心仍是推動民生社會建設。

全面二孩政策

為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大陸在1980年代開始制定計劃生育政策,將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寫入憲法,並於1981年成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2001年,大陸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也就是獨生子女政策。如果超生二胎,那麼要接受相應的處罰。應該說,這一人口政策的確控制了大陸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及經濟發展的壓力,提高了人口品質。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青年勞動力不足、出生率持續下降等人口問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官員和學者對獨生子女政策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政策不再與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可能引發孩子成長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國防風險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適時地調整計劃生育國策的具體內容,廢除獨生子女政策。針對各界對獨生子女政策的質疑,大陸此前已經做出過兩次調整,第一次是規定雙方都為獨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第二次是規定一方為獨生子女的父母就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做出新決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人口政策的最新調整說明,一方面,大陸仍將堅持計劃生育國策,實行有計劃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為了應對獨生子女政策存在的風險,大陸將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以優化人口結構。

大陸人口政策的調整也引發了一些新問題的爭議。比如,有觀點認為,大陸1980、90後一代可能成為唯一的獨生子女一代,他們不僅要贍養四位以上的老人,還要撫養兩個小孩,這意味著他們將承擔巨大的生存壓力,《人民日報》認為要優待80、90「獨一代」;還有觀點認為,即便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也未必會帶來人口明顯的增長,原因在於,由於撫養小孩成本過高,加上觀念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或是沒有能力撫養兩個小孩。

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勢必將對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大陸需要在經濟發展、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諸多政策進行配套調整,才能使人口政策達到預期的效果。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附加資訊

  • 作者 李龍
  • pages 56
  • 標題 解讀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