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3月，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出兵侵犯台灣，這是近代中日關係上發生台灣問題的濫觴。1895年4月，日本經由甲午戰爭，逼迫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嶼，日本隨後在台灣開始50年的殖民統治。

1945年8月，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相關規定，日本必須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

由於國共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從此海峽兩岸分治。1951年9月，美國刻意排除海峽兩岸當局參與，主導絕大多數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國家跟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該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嶼的一切權利，卻隻字不提將台、澎歸還給中國，明顯違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協議。1952年4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

1971年10月，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日本政府希望盡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年9月29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8月，中日兩國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確認《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1998年11月，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日方「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台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這三份文件，從政治上、法律上及歷史事實上，解決了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

然而，日本外交政策追隨美國，奉行「以台制中」戰略，一再修正「美日安保同盟」的定義，矛頭針對中國大陸。又由於台灣位於日本進口中東石油及各類資源的航線上，日本擔心台灣如與大陸融合，會威脅其「海上生命線」，遂希望兩岸保持分裂狀態；同時，日本社會存在「台灣情結」，因此，中日台關係始終存有以下問題。

一是將台灣列入美日安保範圍。1999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措施法》等相關法案，企圖以向美國提供「後方支援」的形式，建構美日聯合干預台海局勢的戰略架構。2005年2月，美日安保2加2會議將「台灣海峽的問題」列入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這意味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即可配合美國武力介入。

二是提升交往層級，加強政治關係。2001年4月、2004年12月，日本允許李登輝以「治病」、「觀光」名義赴日活動，創下台灣卸任領導人赴日的先例。2003年，森喜朗訪台，成為首位訪台的日本前首相。

三是開啟戰略對話，開展軍事互動。2001年起，台日加強了軍事指揮、通訊和情報合作；2002年，日本允許自衛隊退休將領以個人身分參加台灣的軍事演習；2003年日本派自衛隊少將以「提前退役」形式駐台，台灣也首次派將軍級軍官常駐日本。 

近年來，日本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的疑慮加重，右翼保守勢力抬頭，安倍政府乃進一步強化美日同盟的力度，繼續利用台灣牽制中國。

1970年代台灣出現一份批判性的刊物，從第三世界的視野審視長期被籠罩在反共思維下的台灣。主編《夏潮》的蘇慶黎和主持紐約《台灣與世界》雜誌的作者，兩人有著兩對父女的故事，兩代人的台灣歷史。

一

我跟慶黎的交往並不深，在她生前我們在台灣或美國只見過幾次面，但我總覺得自己跟慶黎有種特別的連繫，也許因為我們是同時代的人，身上都帶有些許那個時代的陰影。

慶黎出生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她因而有一個樂觀進取的名字。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創始黨員之一，在殖民統治者的牢獄裡渡過大半青春歲月，隨著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中年晚婚喜獲一女，慶黎的名字正是他當時的心情寫照。比她早一年，在戰爭結束之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有一個相對消極，甚至有一點宿命，但又潛藏著無限期待的名字，源自老子道德經「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這反應的是我父親（葉榮鐘）當時生活在軍國主義籠罩下的心境。這是我們上一輩承受台灣命運重大轉折之衝擊，而留在我們身上的烙印。

歡慶黎明的樂觀是短暫的，一枝鐵筆活躍於光復初期新聞界的蘇新，在228事件之後亡命天涯，隨著白色恐怖年代的蒞臨更不得歸鄉，後來落腳北京，一家人分隔兩岸從生離直到死別，再沒有團圓的日子。我的父親雖然從此落寞一生，終能夠在晚年振奮完成述史之志。

然而，接下來38年的戒嚴時期，在我們的生命中就絕然不只是一個歷史名詞。報紙上頻頻報導匪諜與叛亂的案件，那些被判刑、被槍斃或是自新的，我們或許一無所知，或許略知一二，但他們肯定是某一些人們的親人、朋友、鄰居、同事、老師或學生。白色恐怖這個抽象名詞在我們的童年並不流行。有時大人們突然壓低了嗓門或是中斷、轉換話題，任由模糊與曖昧浮游在空氣中，有時他們痛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或是不勝唏噓地懷念那些不在人世、失蹤、放逐他鄉或是遠在綠島的老朋友。但更多時候他們沉默鬱抑。而我們就在這樣一種不確定的氣氛中長大。

長大了的慶黎瞭解了自己的父親，那個無法與她和母親團聚的父親，也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在親美反共的政權底下，在人們噤若寒蟬的戒嚴時代，她辦了一份刊物，從左眼的視野，追溯到30年代世界思潮下的台灣史與文學，她將知識與理論落實到草根的現實社會和對弱勢族群的關懷。長大的我則來不及追問自己是誰，已經離家遠行。我披掛著反共親美與傳統封建養成的思考模式，落腳到一個陌生的國度，等待我的當然不是美麗新世界。在那跌跌撞撞、徬徨、摸索的歲月，慶黎所主編的《夏潮》影響我及許多同時代的人，鼓起勇氣去追問一種更為開闊、寬容而有反省、批判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二

1978年11月初我返台奔父喪，與慶黎的初次見面也是在這段時間。慶黎早在接掌《夏潮》之初，曾偕李南衡拜訪父親（葉榮鐘）邀稿。完成《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後，父親在黨外刊物寫了一系列的抗日台灣人物群像，但《台灣政論》等均壽命短暫，沒辦幾期就被查禁。《夏潮》出刊的時期，父親的健康已經大不如前，終究沒有為《夏潮》寫過文章。他辭世後，慶黎選了兩篇他早年發表在「南音」的反戰舊文，刊登在《夏潮》1979年的元月號。不料，這竟是夏潮的最後一期。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共正式建交，台灣的政治局勢頓時緊張起來，一場熱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也驟然中途停辦。跟慶黎見面的那天早晨，我在北上的火車上，已經從報紙上讀到黨外元老余登發被逮捕的消息，來到夏潮雜誌社，我更感覺到一股肅殺而不安的氣氛，幾個年輕人在他們的座位上低頭安靜地工作。我在慶黎辦公室裡一把破舊的藤椅坐下來，她壓低了嗓門跟我說話，我們邊吃便當邊聊，兩人都有點心不在焉。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慢得有點令我發慌，慶黎點起煙來，一根接著一根，空氣越來越沉悶了。突然桌上的電話大響起來，那一頭是陳鼓應從高雄橋頭打來的。掛上電話，慶黎立即站到椅子上，興奮地大聲宣布：「我們終於做到了！我們在高雄橋頭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國民黨非法逮捕余登發。」

黃昏的時刻，我懷著一股難以按耐的興奮離開慶黎的辦公室，一部吉普車停在巷口，車裡面兩三張面孔還有一架照相機，都朝著夏潮的大門。幾天之後，我懷著不安的心情踏上旅途回到美國。不久我就從美國的華文報上得知，國民黨當局查禁《夏潮》，勒令停刊，情治人員並進入辦公室搶走雜誌。接下來的一年，黨外民主運動節節升高，到了年底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全面鎮壓進行大逮捕。我從報上讀到慶黎被連續審訊了六個晝夜，夏潮辦公室裡她那肩頭削瘦的背影，似乎就在我的眼前浮現。

三

1981年的夏天，我隻身出發到北京。我有一種搶救歷史的急迫感，想請蘇新口述日據下台灣共產黨運動史。而那年11月，蘇新就去世了。

盛夏的北京很悶熱，蘇新的健康很差。他不僅瘦弱還有嚴重的肺氣腫，說不上幾句話就需要休息，我只能隔一天或兩天跟他談一個早上。他早年胃潰瘍，手術切除了大半的胃，每餐只能吃個小饅頭、豆腐、魚、喝點粥。他的眼睛也不好，一眼已經失明。但他的精神很好，沉靜、堅定而且開朗。他一生坎坷沒有過舒適的日子，日據時代坐牢，國民黨時代逃亡，共產黨時代下放勞改，但他沒有一點怨氣。

於是，他就說著他的時代的人和事，他也要我說故鄉的事和人，說他的老朋友們─我認識的、不認識的。他最想要聽的，其實是慶黎和她的母親。當我滿懷歉意地告訴他，我其實從未見過慶黎的母親─蕭不纏，而且慶黎並不知道我有北京之行。

他神情平靜地清了一清喉嚨，自己慢慢地說起和蕭不纏女士的舊事，從結婚說到慶黎的出生，說到2.28事件之後一起逃亡，藏匿上海兩個月後不得不分手，慶黎和母親回到台灣，而他轉到香港，那是1947年的夏天。最後他說到，分離之後輾轉到了北京，因為幾次病倒動手術住院無人照料，慶黎的舅舅蕭來福極力促成再婚。他的聲音變得微微的抖動，我默默地聽著，不知道該如何接腔？這一幕歷史的悲劇應由誰來負責？

離開北京的時候，蘇新交給我一批手稿，要我將來交給慶黎，其中有一疊厚厚的是《閩南語研究》。他說過去在台灣日本人的監牢裡就有滿腦子台灣話的問題了，到大陸後因長期工作上的需要，又重新拾起研究，而在退休之後寫成的。這些手稿與蘇新口述的錄音帶我保存多年，一直到1986年慶黎和我在美國重逢時，才交給她。經過許多朋友的努力搜尋，慶黎終於能將她父親的文稿集結成《憤怒的台灣》、《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永遠的望鄉─蘇新文集補遺》，在解嚴後出版。而我根據蘇新的口述寫成的〈蘇新與日據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二二八前後的蘇新〉及〈蘇新回憶錄〉也收入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   

四

最後一次與慶黎見面，是2003年2月在她花園新城的公寓。那時她已經生病了，看到她瘦得像根火柴，寬鬆的褲腰要用一條帶子紮起來，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她依然熱情積極樂觀，興致勃勃地問各式各樣的問題，信心十足地談著她手邊進行中的幾個寫作計畫。

這是我和慶黎僅有的一次長談，我們談當年辦雜誌的甘苦經驗。我們也談到父親，一個是因有一個繼承自己志業的女兒而驕傲，卻無緣見面的蘇新。而另一個是自認一生壯志全盤盡輸，只剩下家這個最後的堡壘，卻又把長大的孩子們送出國放生的葉榮鐘。以及，我們那一種再也沒有機會與父親對話的遺憾。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蔡瑋老師6月20日早晨7點多離開了。多麼希望可以不要寫這樣悲傷的文字。

一

我從未真正師從過蔡老師。

但從十幾年前，跟蔡老師在艷秋姊的新聞夜總會同台，至今，立場不曾更改的人少見。

英姿煥發的蔡瑋老師，立場沒有改過。

稱他為老師，值。

原本幾位老師一起飯敘、茶敘、咖啡敘、披薩敘，蔡老師常是吆喝聚會的那個人，而我是老師們的小跟班。

但去年幾次總不見蔡老師，再見到，蔡老師卻陡然清瘦許多。

去年蔡老師被迫離開民主基金會後，鬱鬱的他，同時已經發現癌第四期。

無法想像他當時的心境。

二

儘管已經骨瘦如柴，蔡老師病榻前，為了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依舊怒髮衝冠。

病榻前，心心念念的，是他愛的那個國家，中華民國的苦難未殷。

那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那個八年浴血抗戰，光復台灣的中華民國。

那個在台灣承受著歷史的重量，卻被利用羞辱，不被承認的國。

在蔡老師病床前，只能說笑話。

但家國天下之事頹唐，風雨飄搖，識者心憂。

三

他常說，自己是台灣最後一代中國人了。

為了苦難的國家，終有復興的一天；為了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樣一個念頭，在台灣，忍辱與任謗，不過尋常。

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辱罵踐踏，也只能甘之如飴。

老友紀欣在病床前安慰他：「 別不甘心看不到統一。我們這一代人或許看不到統一，但我們已盡力了，所以不必感到遺憾。」

邊笑語，眼淚卻忍不住潰堤。

四

蔡老師已經許久無法進食，常說要大家幫他記住食物的好味道，吃完好吃的東西，拍張照片給他看。郭冠英於是帶了一包旺旺仙貝給他，不能吃，看看也好。

想起以前和老師們邊吃披薩或牛肉麵，邊臧否天下事的情景，啊！人生如夢。

五

張麟徵老師家是我們的根據地。

不學無術的我，在蔡老師與幾位我素所敬重的老師們身邊，總執弟子之禮。

小子狂狷，以老師們的同志和戰友自居，濫竽充數，夸夸其辭，老師們卻不曾以我學養不足，總把我當自己小孩子疼惜。

每每總與幾位老師在張老師家裡縱橫宏論，興之所至，長談竟日，不知夜之將至，從午餐到消夜。

常覺若能常常聆聽幾位學養深厚的老師講論，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

六

去年因為柯文哲洋洋得意去上海參加雙城論壇，張麟徵老師和我聯名寫文痛批，這是柯文哲對「九二共識」的繞道手術，將為蔡英文開啟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旁門左道。蔡老師隨後加碼一篇，痛批柯文哲。

這些，其實不過是黑夜深沉裡，孤零零的夜啼罷了。

寫時，心裡深知，對大局是撼動不了的。只存了萬分之一的想頭：會不會有人可以明白？

而其實，只是想存下一個歷史的見證。

許多事，話都說在前頭了。但歷史，不走到盡頭，是不會轉彎的。所謂先知，在家鄉，當然不受歡迎。

病榻前的蔡老師，每每講起這一場筆仗，總是眼睛發亮，意氣風發。彷彿可以坐起來，健筆如諍言，熱血如沸。

我說，蔡老師，趕快好起來，我們再繼續戰下去。

雖然我們只是小小游擊隊，砲火微小，但耀亮天際，可少不了蔡老師。

七

蔡老師喜歡帥帥耍酷騎車。跟蔡老師約定，要他趕快好起來，我一定排除萬難，陪師母跟他騎機車環島。

笑說他是英雄，所以全程環島騎重機，英姿勃發。

我呢，不過是卒子一名，騎一小段小綿羊就差不多了。小卒仔乃是襯托英雄用的。

語畢大家撫掌大笑。老師瞇著眼睛，嘴笑得彎彎的，彷彿已經騎著重機在環島公路上，吹著風。

我看著他枯瘦的身軀，心裡流著淚，卻只能歡顏以對。

八

蔡老師一生謙謙君子，無愧於國，無愧於心。

師母那天說： 「 理智上和感情上，我都認為你最帥。」

他的愛女請長假從美國回台灣陪侍身邊。

他的老友們都依依不捨。

老師，值了。

朔風野大，老師，一路好走。

中華民族，這個苦難民族的復興與幸福，我們一定看得見。

我們終將再見。

我們終將再見。

現在的您，終於可以放懷吃喝了。

智賢敬您一杯！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6月20日，未滿65歲的蔡瑋不敵病魔在萬芳醫院辭世，令作者悲痛不已。於公，蔡瑋是一位理念相同的夥伴，於私，蔡瑋是一位情如手足的好弟弟。

雖然有家人親友的陪伴與鼓勵，自己也有抗癌到底的決心，但還是不敵病魔的折騰，蔡瑋終於6月20日離我們而去。

去年夏天就覺得蔡瑋有些消瘦、憔悴，提醒他，總說是運動減肥的結果。後來抱怨腸胃不舒服，開始節制飲食。一天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剛剛去萬芳醫院看腸胃科，檢查的結果好像是胰臟癌。他有點淒涼地說：「老師，我可能提早畢業，要和你們說再見了。」聽了很是震驚，但還是故作鎮定，一直拿許多類似的案例鼓勵他：那也不見得就一定不治，許多得病的人如今都還活得好好的。

此後蔡瑋開始了辛苦的求醫過程，從台灣到大陸，從西醫到中醫，從順勢療法到民俗療法，但始終不見起色。

5月中旬一個晚上，接到蔡太太秋娥電話，告知蔡瑋已因腫瘤太大，將十二指腸堵塞，不能進食，還不斷嘔吐，住進萬芳醫院。電話中秋娥不斷哭泣，語氣惶恐，充滿焦慮，我深深體會到她的無助與驚恐，因為我曾有過相同的經驗。

蔡瑋原本同意做十二指腸繞道手術，至少能進食，增加抗癌的體力，但是後來他又放棄了。從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一個月中，去看了他許多次，情況一次比一次差，覺得他的生命正一點點流逝，家人、朋友、醫生都束手無策。

剛正不阿、嫉惡如仇

蔡瑋住院後，朋友都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不勝唏噓。蔡瑋是一個正直的人，為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他的專長在國際與兩岸關係，無論是在政大國關中心做研究工作，或之後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他都十分用心，長年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及《中國時報》寫政治評論文章，更是犀利到位。

蔡瑋精力無限、生性活潑積極，與駐華外交人員與國際媒體交往頻繁，維護中華民國的權益不遺餘力，對台獨分離主義則是絕不容忍。

在擔任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時，他曾多次幫助立場偏統的民間團體取得活動經費，這當然與該基金會中的綠營董監事意見相左。但他最大的心願則是追求兩岸的統一，甚至在病榻上，猶叨念著時局，其執著可見一斑。

往事歷歷在目

1995年1月，我赴上海張家港參加兩岸一個小型座談會，在那趟旅行中結識了蔡瑋。猶記得在上海出關時，蔡瑋狀似緊張地跟我說：張老師，收好妳的護照，馬上共匪就要檢查台胞證了。蔡瑋的話被海關查驗證照的人聽到了，後者也不失幽默的說：別緊張，不過就是共匪遇到蔣幫罷了！大家哈哈大笑，化解了幾許尷尬。

蔡瑋之後也偶然用「共匪」形容大陸，但兩岸朋友都知道那是一句戲謔話。1951年在台灣出生的他，始終堅守著中華民國公務員的立場，但他不諱言嚮往兩岸早日統一，並希望自己能在統一大業上有所貢獻，讓中華民國定位能在兩岸平等協商中獲得合情合理的解決。尤其，這兩年看到國民黨內紛爭不斷，台灣主流民意又有偏獨傾向，心中難免焦慮不已。

此後，常常和蔡瑋在兩岸學術會議上碰頭，因為理念相同，格外投契。蔡瑋與我弟弟同年，我拿他當弟弟看待，他也真把我當姊姊一般照顧著。在黃秀日（蔡瑋稱他為師丈）生病、去世的那一段日子裡，他們夫婦經常來家裡跟我聊天、陪伴我。

有情有義、俯仰無愧

蔡瑋一生最大的痛，應該不是自己罹癌，而是兒子逸儒的早逝，白髮人送黑髮人。那幾年，蔡瑋常常提到逸儒就不能自已，悲懷難遣。

他誇兒子英俊聰慧，痛惜其英年早逝。這幾年提起的次數少了，但只要看到他仍常常以蔡逸儒的筆名發表文章，就知道他心裡的傷痛仍在。時與不時，要自慰式的舔一舔傷口。

好在還有懂事的女兒孟潔，雖然遠在美國就業，畢竟是蔡瑋與秋娥的精神支柱。提起女兒，蔡瑋常常得意的說，這個小妮子，現在每月薪水比我們夫婦兩人加起來還多很多。以女為傲的神態在話語中顯露無遺。

每年兒子忌日，他們夫婦倆都赴美與女兒團聚，探視並陪伴亡者，父母子女的關係十分堅實。

蔡瑋一生，也許談不上轟轟烈烈，但是有情有義，俯仰無愧。他是一個有為有守的公務員、認真研究、教學的好老師、熱愛國家民族的好國民、盡責的先生與父親、可以深交談心的好朋友。他雖然先走了，但只要仍活在我們心中，就沒有走遠。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2015年12月8日，輔仁大學在台慶祝創校90週年校慶。海峽兩岸及海外的輔仁校友都希望這一所創立於1925年北京的學校，能在北京復校。

子曰：「必也正名乎」。從北京到新莊，輔仁大學不曾改名，只是在環境的逼迫下，贅前語屢有變動。輔仁大學是宗座的天主教大學，法定全銜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羅馬教廷的正式名稱為天主教輔仁大學，簡稱輔大。

北京輔大飽經歷史淘洗

1913年英斂之在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成立輔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授以經史百家之學，儼然私塾之姿。英斂之自述輔仁二字取自論語顏淵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就是君子以知識結交朋友，以朋友輔助仁義；期望學子們藉著學問，集合志同的朋友，共同發揮仁道的精神。

1918年，因經費拮据而停辦輔仁社。教宗聖本篤15世對在中國創設公教大學始終關心，屢派特使來華視察，晤見英斂之，聽取其創校願望。後來，委請美國本篤會進行在華創辦公教大學，1923年全美本篤會決議承擔建校責任。1925年，奧圖爾神父被任命為北京公教大學校長，永租濤貝勒府為校地，成立大學預科，取名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有23位子弟註冊到課，同時呈報北洋政府教育部立案。

1927年，首次董事會決議更名為輔仁大學，全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1928年因應政治情勢，改名為私立北平輔仁大學。1933年，全球經濟恐慌，輔仁大學的基金貶值，本篤會難以為繼，教廷要求源自德國的聖言會接辦，直到1952年關閉。美國本篤會承辦在先，德國聖言會接手在後，一美一歐，國際性十足。

日本占領期間，北京的大學多數被迫關閉，其他在日本監督下繼續開課的大學都不受學生歡迎，輔仁大學則是例外。這所國際性的大學，外籍教師中很多為德國人，德國與日本有結盟的關係，繼續開課，即使很多美籍神職教師被逮捕入獄，仍能捍衛學術自由、保護愛國師生、反抗日本人的威權，普受學生歡迎。

1945年戰爭結束，情勢丕變，德籍神職人員遭驅逐。由於輔仁大學是由沒有國籍色彩的聖言會管理，於是把德國籍神父派至其他國家，調派美國籍的聖言會士擔任教職，繼續維持營運。

1950年10月12日，輔仁大學正式被大陸的中央人民政府接收，當時的教育部長馬敘倫曾說：「身為教育部長，今日我希望表達我們對教會的感激之情」，並且承諾認真經營輔仁大學。然而，1952年暑假，大陸高等教育重新規劃，輔仁大學8個學系被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其他學系分別被併入北京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北京法政大學等校。校址被納入北京師範大學。

在北京消失的輔仁大學，幾年後，在台灣重新發芽。

北京校區具中國庭園旨趣

輔仁大學在北京的校地，係於1925年3月20日以一次付款16萬元而永租的條件，取得清朝多羅貝勒載濤府第的土地及房舍，作為大學校址，佔地65畝，相當於4.46甲。1952年輔仁大學被解散後，原先北京內城內五區、在定阜大街1號濤貝勒府的校園，被併入今日的北京師範大學，迄今仍供該校教師培訓學院繼續使用，但內有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清朝濤貝勒府前身是18世紀初康熙皇帝的第15子愉恪郡王胤禑的愉郡王府，18世紀末乾隆時期轉為權臣和珅的宅邸，和珅失勢後被賜給了恭親王奕忻；到了20世紀初，醇賢親王奕譞的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鍾郡王奕詥為嗣，承襲貝勒爵位，遷居愉郡王府，然後擴建為濤貝勒府。民國後，輔仁大學適時伸出援手，沒有淪為商場或住宅，保留了文化的氣息。

當年比利時傳教士格里森設計的輔仁大學，融入了中國的建築元素，充滿中國庭園的旨趣。校園曾被描述為：其雕欄畫棟之清麗細緻，正如南北朝詩中的宮廷派，其松柏之優雅靜謐好比唐詩中的田園詩，其亭廊之曲折委婉又有幾分似宋詞中的小令，其野花小草，無意拈來還有些許元曲的俏皮嫵媚，清雅況味，是京城中極罕見的。

現在的濤貝勒府已被一分為二。南半部的馬圈、空地及花園，經建築師規劃，成為輔仁大學舊址，門牌號為定阜街1號。北半部的住宅區，則成為北京市第13中學的校舍，門牌號為柳蔭街27號。

新莊浴火復校有成

1956年，北京輔仁大學的400多位校友在台灣成立校友會，以重建輔仁大學為第一要務。時任教育部長的張曉峰於成立大會上公開聲明：輔仁大學如有請求，當特准其復校。校友會乃向教宗聖座庇護12世呈遞請願書。

離開北京後，聖言會不曾放棄輔仁大學，1958年擬定在台灣復校的計畫。幾個月後，教廷傳信部認為，邀請曾在中國傳教的修會團體共同在台灣經營一所天主教大學，應是可行的事。1959年，于斌主教被教宗聖若望23世任命為校長；1960年，于校長邀請耶穌會參與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計畫。

於是，教廷教育部令聖言會、耶穌會及天主教中國主教團（中國聖職）共同主持在台復校計畫，輔仁大學從此形成三個單位共治的局面，教學、行政、財務、訓導（學務）、宿舍各自分立，採取聯邦制，設置相當於副校長的三名院務長，形成台灣教育史上唯一的體制，實際上就是三個大學。直至2002年8月1日才正式合併，三個單位分立的體制走入歷史。

1961年教育主管機關准許成立，9月哲學研究所招收第一屆學生。1963年下學期，新莊現址的校舍陸續完工，新生在此上課。依當時的法律要求，全名為私立輔仁大學；1974年，法條變動，改名為財團法人私立輔仁大學；2013年，合併基隆市聖心中學，更名為輔大聖心高級中學，合併基隆市聖心小學，更名為輔大聖心國民小學，因此再次更名為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意指，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辦理大學、高中與小學等三所學校。

經過90年歲月的焠煉，輔仁大學現有26,097名學生、716位專任教師、610位行政人員，圖書館館藏超過百萬冊。土地面積是34公頃多，相當於35.4甲，是北京校地的8倍。

天主教修會在台灣辦理的高等教育學校，除輔仁大學外，還有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雖由台北總教區捐贈土地，羅光總主教及續任狄剛總主教支持，並代為籌募部分經費，也把天主教聖經融入校訓之中，但不是天主教辦理的高等教育學校。

校友期盼北京輔大復校

儘管已於1961年在台灣復校，接續北京輔仁大學的血脈；然而，希望在北京原址復校的呼聲不曾中斷。1984年，輔仁大學北京校友會成立，經過審批，把會址放在輔仁大學舊址內。中國大陸第一位物理學女碩士、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的王光美校友，曾於1987年提出此議。2012年3月，第11屆第五次全國政協委員高抒教授提出建議：恢復包括輔仁大學在內的教會學校，並具體建議朝著民辦大學的方向規畫，引發現場熱烈討論。

恢復北京輔仁大學不單是海內外校友的希望，也是台灣輔仁大學的期盼。大陸改革開放後，台灣輔仁大學歷任校長均親自造訪過北京原址，北京師範大學主管多次表達樂見其成的態度，至少先恢復輔仁之名，成立輔仁學院。

輔仁大學若分北京、新莊兩個校區，有兩個前例可循。

1888年美國的新教教會在南京創辦金陵大學，到了1952年，同樣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以院系調整的名義，各學院系分別併入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工業大學、東南大學等地，校園歸南京大學使用。經過各方的努力，雖然未恢復金陵大學，但1987年3月依託於南京師範大學正式成立了金陵女子學院。

還有湖南聖經學院的例子。1917年，美國洛杉磯聖經學院(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les, BILA)在長沙市繁華地段的韭菜園，設立了該校的湖南分院，後正名為湖南聖經學院。1937年10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租借當時全湖南最講究氣派的湖南聖經學院，作為校本部使用。1938年11月8日，先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未損，接著逃過長沙大火，湖南大學中文系和外文系還曾搬到該學院一陣子。1951年，湖南聖經學院被併入北京燕京神學院，校舍被湖南省政府占用，人員星散。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洛杉磯聖經學院向中國要求補償當年的損失，獲得相當的回應。1990年，經過官方的審批，湖南教會在長沙恢復湖南聖經學校。1993年在馬王堆鄉新橋村購置老村部2畝多地和一棟兩層樓房。1998年底，教學綜合樓建成，大約可以容納學生100餘名，學制亦改為三年聖經專科。

輔仁大學恢復北京校區，在技術上及程序上完全可行，且符合兩岸人民的期望。

在民辦的前提下，其承辦單位可以是大陸的天主教機構、民間獨立的董事會或台灣的輔仁大學；運作的模式也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例如北京、新莊兩個獨立的大學，只是同名，分別運作；或兩校學生可以在兩地校區交換學習，例如新莊輔仁大學新生可在北京輔仁大學校區上課，第二年回新莊校區學習專業科目，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模式。筆者相信，北京輔仁大學如能復校成功，兩地校區可採取相互學習密切交流的模式，勢將對兩岸教育交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作者係台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副教授）

從史料可知，1943年的開羅會議是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蔣中正主席多次洽商的結果，而且，蔣主席在開羅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對戰後盟軍處置日本有重要的影響力。

結束在美國和加拿大演講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1943年6月24日，第三度訪問白宮，向羅斯福總統及其夫人辭行。隔天，蔣夫人電告蔣中正主席會晤羅斯福洽商結果如下：

「一，羅斯福允派兩師赴緬作戰，於9月準備完畢。二，據告邱吉爾對  由緬南海路之總攻勢，仍未熱心贊同。三，邱吉爾心目中僅有英、美、俄三強國，將中國擺於門外，羅斯福詢問將來會晤時，是否約邱吉爾參加，答可以由彼與兄（指蔣氏而言，蔣夫人在函電上皆稱蔣氏為兄）直接商談。」等等。

羅斯福曾於6月間提議舉行中、美、英、蘇四強會談，並請蔣氏親自參與，但蔣氏以時機不宜，未及應允；而如前面所述，蔣夫人向羅斯福辭行時，羅氏重新提出欲與蔣氏直接會晤的要求，蔣夫人回國之後，羅氏於7月4日電報蔣氏此事，電文曰：

「鄙人與蔣夫人交換之各種圓滿談話，蔣夫人當將告知於閣下。蔣夫人知鄙人之切望與閣下於今秋相晤與談話。鄙人深信吾人相見殊為重要。倘蒙汝允，鄙人將建議吾人相見於重慶與華盛頓之中途地點。尊見如何，並乞惠復。」

對於羅氏電邀，蔣氏覆電如下：

「閣下與內子談話情形，已由內子見告。……中（蔣氏自稱）雅欲於最近將來與閣下相晤事，蓋多年以來中即望能與閣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種問題。中茲建議，時間則在9月以後，任何時日皆為適宜。其地點為渝、華（盛頓）間某中途地點亦完全同意。倘有提早會晤必要時，甚望於中離華前至少10日惠予知照也。」

10月28日，羅斯福來電給蔣主席表示，希望和蔣主席、邱吉爾首相於11月20日至25日之間在埃及會晤，並要蔣氏保密。羅氏又於11月1日來電稱，希望於11月20日至26日之間在開羅與蔣主席和邱吉爾首相會晤。蔣主席於11月2日電後羅斯福，告以將如期前往開羅。

11月9日羅斯福來電稱：

「余於二、三日內即將前往北非，望於21日抵達開羅，邱吉爾將晤余於此，余與邱吉爾擬於26日或27日在波斯與史達林元帥相晤；余殊願閣下、邱吉爾與余得先於此相晤，故盼閣下能於11月22日抵達開羅。至於閣下及隨員之駐處及警衛，當於開羅市內或附近妥為布置，並請早日惠復為盼。」

邱吉爾亦於11月11日來電表示，能和蔣氏相晤為慰；其居留開羅期間之接待已妥為準備。蔣氏覆電感謝其一切安排。

開羅會議自11月22日起開始開會，會中蔣主席長除要求戰後日本要把滿洲、台灣和澎湖諸島歸還中華民國外，針對羅氏就戰後日本國體徵詢意見時，蔣氏表示，應由日本國民自己決定，羅氏接受了蔣的意見。至於琉球，蔣氏認為它本來是一個獨立王國，應該脫離日本的管轄，結果因美軍攻占琉球，以至有日後的結果。

結束開羅之行，蔣主席在日記裡寫下：

「此次在埃及所經各地最大感想，為英國在世界之勢力強固與遠大，而亞、非二洲之回教國民，皆使之服從命令，其魔力實不可思議，東方民族欲求自身獨立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以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絕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對美國之主張亦絕不肯有所遷就，作報答美國救援其海軍在緬甸登陸，與我陸軍一致行動，余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之，並不願以英海軍如不同時登陸，則我陸上部隊亦停止行動之語出諸吾口，以為其他日推諉之口實。然而緬甸反攻時期，此心斷定其非至明年秋季絕無實施之望也，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

對於有人說開羅會議是對中華民國領導人的一種安慰，英美注重的是如何趕快結束歐戰，而不在乎中日戰爭，這個說法完全是因對美日戰爭真正原因的無知。不錯，日本偷襲珍珠港，激起了美國國民對日本同仇敵愾，但美國當年不惜與日本一戰，主要是因為美國要求日軍無條件從大陸完全撤退，而日本軍方認為他們在大陸連戰連勝，如無緣無故撤退，對國民和軍人無法交代，因此拒絕撤退，這導致美日戰爭的爆發。

就某種意義來說，民進黨人應該感謝蔣主席才對，因為若非蔣氏領導對日抗戰勝利，收復台灣，他們今日哪有機會搞台獨？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

每逢七七，總令人想起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多災多難，與其領導人沒有繼承中山思想、實現國父遺教有關。

由於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且台澎金馬地方八成以上綠油油，2300萬人民今年將會見到史上最冷的「紀念七七抗戰」活動。倒是大陸及海外六千萬僑胞較熱衷於舉辦各項紀念活動。

國父在第一次中法戰爭時眼見上書無用、清廷腐敗及帝國主義侵略不斷，而於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其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國父救國救民、驅逐外國帝國主義的中心思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及其恢復中華的論述（建國方略、實業計畫）均清晰易懂感人，打動了海內外許多年輕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終於締造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百年後的中華民國僅有22個小國承認，而中國國民黨，長期擁有源自大陸的龐大資源，竟淪為民進黨「借殼上市」的二度敗將。究其原因，當然與李登輝20多年前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陳水扁時代有人講「孫中山是外國人」，李扁採取一系列扭曲歷史的「去中國化」措施，馬政府的「親美友日和陸」戰略，且未及時更正媚日去中的教科書，導致蔡英文集團可收割「天然獨」，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簡言之，國民黨淪落今日田地，要歸咎於兩蔣後歷任黨主席及領導班子，沒有努力傳承中山思想及實現國父遺教所致。

救國救民、世界大同

國父思想、主張、著作林林總總，但由國父遺囑可知，其思想主旨在於救國救民及促進世界大同。為使中國平等獨立於全世界，國父曾讓出大位，並主張「聯俄容共」。無奈中國太大，且各地區山頭派系林立，導致日俄美英等帝國勢力一度陷我為「次殖民地」，長期侵略兩岸四地。「中國是睡獅」及「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等國恥，竟要歷經盧溝橋事變國共二度合作聯合抗日，以及大陸於1960年代末發展「兩彈一星」，才得以初步解脫。

國共內戰致使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及新中國成立。兩蔣時代仍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追隨國父思想，而新中國則一向尊稱孫中山為「革命先行者」。兩岸政府同步實行符合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大陸政府更逐步實現了國父的實業計畫，由國父遺孀宋慶齡主導「國民黨改革委員會」，甚至尊稱宋慶齡為「國母」。正因為兩岸停止武鬥，且均努力實現國父的實業計畫，建立各種基礎設施，台灣的小龍奇蹟和大陸的巨龍奇蹟，得以在1980及2000年代先後問世。

以民粹取代國父思想

李登輝在1994年後就公然以國民黨黨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以「台灣悲情」及「本土化」為藉口，用國民黨的資源和國家機器推廣台獨思想及台獨行為。過去20多年來，李登輝已多次公開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釣魚台屬日」、「日本是他的祖國」，而一堆國民黨高官多年來享受在大陸的高規格禮遇，卻未見有人奮力將李繩之以法，令人匪夷所思。

在經濟政策上，由於李登輝在1996年搞「戒急用忍」，造成台商和台灣經濟受損，並讓南韓意外得到大陸的大餅。由於獨派以優勢媒體勤打宣傳戰、心理戰、組織戰，加上馬政府軟弱禮讓，本可以運用行政權上路的服貿協議，卻被小英基金會支持的學運分子以攻占公署的暴力行為阻擋，讓台商的關稅競爭力降低，台灣經濟遭到嚴重損失。

1996年3月，美國受到當時位於台灣東岸的獨立號航母必須向東急撤300浬以保平安的刺激，美國急速發展戰區導彈防禦(TMD/NMD)，並促成李登輝於次年立案在新竹樂山，花費400多億台幣，建立全球第三座全部由美籍人士操控的長程預警雷達。

自去年起，蔡英文及其領導班子多次表示要與美國合作搞機艦軍武研製合作。已被大台灣沙文主義民粹所綁架的蔡英文始終無法認清，即使有美日新八國聯軍出手幫忙，台灣也絕非大陸的對手。

國民黨要力圖振作

儘管國民黨已淪落到當前萎縮的地步，但有使命感的30多萬黨員不應輕言放棄，而應被中山先生的遺訓「喚醒」，發揮監督與制衡的功能。直爽敢言的國民黨洪秀柱主席，也應堅持民進黨無權置喙源自大陸的國民黨黨產立場，並迅速轉化黨產為傳媒硬軟體，尋求與大陸合作，大力宣傳中山先生的崇高思想。

吾人堅信，雖然中山先生生前無法預見目前由美國引發的可怕虛擬經濟，但如果兩岸均落實他的「漲價歸公」主張，將可大幅降低投機者不勞而獲和貧富懸殊，更可因此改善兩岸四地，甚至「一帶一路」50多個國家的生活水平！

（作者係中華民族團結協會常務理事）

發生於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距今已79年了，當年奮起抗戰的英勇戰士多已凋零，即使那年誕生的嬰兒，至今也已是80老翁了。歲月如流，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國人的腦海裡已成模糊的記憶。

中國人不應該忘記「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

一是揭穿了日本妄想亡華的陰謀：盧溝橋事變並非偶發衝突。1937年7月日本已占領東北，成立偽滿洲國，華北地區也已著手控制，事變的次月又出動陸海空大軍進攻上海，發生慘烈的「淞滬戰役」，12月攻陷南京，並展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意圖一舉亡華，沒想到中國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不屈不撓，終於贏得最後勝利，粉碎日本的陰謀。戰後有日本學者提出「盧溝橋的第一槍」不是日本兵開的，妄想以此謬論開脫日本侵華的戰爭責任，那是枉費心機。

二是凝聚了中華民族空前的大團結：盧溝橋的槍聲揭開了中華民族團結抗日聖戰的序幕，從此，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在此之前，中國雖於1938年表面上完成了北伐統一，內部卻仍呈分裂狀態。例如：1930年的中原大戰，各地的「蘇區」與中央政府仍處於戰爭狀態。日本1931年迫不及待地發動 「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抗日的怒潮也隨之蓄勢以待。等到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落幕，日本就著手製造盧溝橋事變，全國人民壓抑已久、期待抗戰的情緒，便隨之全面爆發出來。盧溝橋事變促成全民團結，一致抗戰的場面終於來臨。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出現的《大刀進行曲》前三句：「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全國武裝的同胞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抗戰的一天來到了……」，就表現出對隱忍多年的抗戰情緒得到發洩的亢奮。接下來的句子：「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後面有全國的老百姓」，則唱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抗戰，做第一線勇士的後盾，表現了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大團結，這是贏得反侵略戰爭最後勝利的基礎。

三是盧溝橋是中華民族光榮勝利的標誌：盧溝橋上數不盡的石獅子，見證了抗日聖戰的過程，它不僅是抗戰爆發的聖地，更是中華民族永久的光榮記憶。

1987年在盧溝橋旁宛平縣城內，修建了一座抗日戰爭紀念館，以反映抗日戰爭的歷史，保留抗日戰爭文物。如今經過將近30年的建設，內容之充實，與初建時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近年又把乙未割台後，台灣同胞英勇抗日的事蹟也納入館內。筆者認為，1949渡海來台的抗日英雄如吉星文將軍等的遺物，應說服其家屬捐贈紀念館，這將對抗日戰爭歷史的反映更見周延。

我們應該把「盧溝橋」三字，賦予「抗日禦侮，光榮勝利」的意涵，使後代子孫只要記住「盧溝橋」三字，就不會忘記抗日戰爭的歷史。「史不可亡」，光榮的歷史更不可亡，這需要兩岸同胞共同的努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最近在兩岸爆紅的侯漢廷，對本刊記者現身說法其拍攝網路影片的源起，以及編劇、製片的甘苦談。

自反服貿事件過後，青年意識抬頭，網路宣傳更成為各政黨政治人物的攻防重點，網路宣傳的失敗也被外界認為是藍營兵敗如山倒的重大原因之一，不過，就在近期藍營突然蹦出一位人氣破表的新星，其臉書貼文的超高點擊率，讓他迅速在兩岸間竄紅，這個人就是新黨青年委員侯漢廷。

自幼就有戲劇細胞

「我是遠山，英姿挺拔器宇軒昂才高八斗為國為民，只愛寶島不愛鬼島的中華兒女。」相信看過《鬼島那些事》影片的人都聽過這句結尾。侯漢廷最早被大家認識，是在打擊不法份子、痛斥無恥政客的街頭運動上，包括之後反服貿、反課綱運動的活動及政論節目中，他以邏輯清晰、辯才無礙的形象進入觀眾的腦海，不過，大家可能沒想到他對拍片、編劇及演戲也很在行。

其實，侯漢廷在小學及中學時的戲劇比賽就屢屢得獎，還會說相聲，因此這也成了他拍影片的契機。至於是什麼因緣際會驅使他開始有拍影片的實際行動，侯漢廷表示，在大陸春節過後，網路紅人papi醬開始熱門，自己也非常喜歡，於是就臨時起意有了拍影片的想法，以papi醬的風格來嘲諷時政，結果沒想到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在他拍的影片中，《台灣各地獨立》那一集在大陸迅速散播，台灣本地則以「賽車髮夾彎」受到熱議及眾多媒體報導，臉書點擊率高達130萬人次，這還不包括通訊軟體Line及網站YouTube的流量，而後《警察辛苦了！》更在臉書獲得高達900萬的觸及人次，人次之高的程度已近台灣臉書半數使用者。

侯漢廷講到，當初做警察影片時真的沒有多想，只是想由原本的嘲諷時政轉成為警察加油，做的過程當中，自己主動找了不少資料，深刻了解到警察的辛苦，也因此更希望這支影片能夠擴散越遠越好。

製作影片甘苦談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這麼樣的幾支火紅影片到底要花多少時間編劇製作剪接？侯漢廷說，初期影片製作較為簡單，但難就難在要製造有趣的「梗」，有時要一週才能想出一個「梗」，有時候看一則新聞就得到靈感，其中寫劇本大概一、兩小時、拍片也同樣一、兩小時，製片及上字幕則要三、四個小時之久。

拍完《警察辛苦了！》那部片後，侯漢廷開始想把影片製作得更加精緻一點，並且想實地採訪各個職業，搜集多一點資料，且加以核對，甚至在請來賓的規劃上，都比以往花上更多時間，做完一支影片可能需要好幾天。

問及拍片中的挑戰，侯漢廷笑著說，製片最大的困難是經費問題，以及會擔心製造出來的內容不夠好笑、有趣，至於製作完成後大家的評價如何，他表示有很多不同意識形態的觀眾批評，他早已習慣了，包括很多人會說「別被侯漢廷騙了！他是深藍統派！不要幫他點讚及分享！」另外也有人刻意醜化他，說「侯漢廷只是個小丑，根本不紅，大家不必理他」，但這些對他而言算不了什麼挑戰，未來還是會將心思放在如何製作出更好的影片上。

侯漢廷為什麼會爆紅？

問及侯漢廷成功在兩岸迅速爆紅的原因，他謙虛地表示，自己只是一直朝自己想做的事前進，至於影片的成功，他則歸納了三個特點，「首先是接地氣、貼近民心；其次是化繁為簡，讓人聽得懂；最後應該是把政治生活化了之後，能讓大家有分享的慾望」。

侯漢廷補充說，現在政治人物常把議題講得高深莫測，民眾根本聽不懂，而「鬼島那些事」就是把這些聽不懂的事讓大眾聽懂，把抽象轉為現實，網友聽懂自然樂得分享，他強調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是希望能為民發聲而已，不希望許多藉由操作「台獨、反中」意識形態的政治人物繼續禍害台灣，自己應該出來撥亂反正。

侯漢廷最後說，未來他不會錯過任何能發聲及闡述理念的機會，台灣現在有許多年輕人對於自己的認同發生錯亂，這不僅將使台灣內部出現問題，在兩岸關係上更是如此，因此希望透過自己及身邊朋友的行動及呼籲，讓台灣青年能更了解大陸當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並能感受到大陸對台灣的善意，破除刻板印象及誤解，在當前全球經濟趨緩、走向險峻的情況下，兩岸只有攜手才可共創雙贏局勢。

二戰結束後71年來，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去造訪廣島、長崎，理由再簡單不過：去訪問這兩個被美國用原子彈轟炸過的城市，等於承認當時日本侵略行為的合法性，模糊了美國對日宣戰的神聖職責。那歐巴馬為什麼甘冒天下大不諱，訪問廣島？

歐巴馬是第一個造訪曾被美國原爆制裁城市的美國現任總統。據報導，一名廣島14歲日本女學生看到歐巴馬時感到「激動」，她提到歐巴馬演說有感而發：「他是住在一個和我很不同世界的人，但我感受到他的仁慈。」這個女學生對歐巴馬廣島之行評為「仁慈」，正如同她的年紀，實在太「純潔無知」。

歐巴馬一行隱藏某種信號

歐巴馬演說時表示：「科技不該成為殺人道具，傷害無辜的人」，「想到10幾萬人受到原子彈轟炸罹難的慘劇，今天來到廣島，永遠不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罹難者，1945年8月6日的痛苦不會消失」。如果歐巴馬講的是「人話」，則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反向思考，即師出有名，71年前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做的即不是「人事」，如果歐巴馬是「天使」，則杜魯門即是「撒旦」，但歐巴馬是天使嗎？

二戰毫無疑問是由兩顆原子彈，臨門一腳，為最後在殘喘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為，做了一次最後決定性的打擊。戰爭結束了，但戰爭畫下的句點，並沒有讓世界和平現身。主要原因即是戰前美、英、蘇的爾虞我詐，簽訂雅爾達密約，埋下戰後冷戰的因子，兩顆原子彈並沒有換來世界和平，尤其是亞洲國家，在美蘇勢力的角逐下，面對的是更多災難。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一起同美、英對抗法西斯做出莫大貢獻的中國，所受的災難不亞於戰前，而現在歐巴馬訪問廣島，不仍是「爾虞我詐」的再複製？

當歐巴馬去廣島原爆的和平公園慰靈獻花、參觀原爆紀念館，與當年廣島、長崎受害者會面，心裡真的存有一絲絲歉疚？抑或只是想著要日本人當美國的馬前卒，對中國人「打第一仗，立第一功」，演一場戲，好讓美國繼續做亞洲的第一把手？如果美國投原子彈投錯了，日本侵略中國，南京大屠殺，做對了嗎？

如歐巴馬真的心中無「鬼」，一碗水端的平，何不先去南京日本大屠殺紀念館悼念，要安倍為長崎、廣島死亡人數兩倍以上的30萬無辜南京亡魂道歉謝罪？歐巴馬為何不在安倍先對中國人道歉後，再赴廣島慰靈碑獻花？

歐巴馬去廣島前，接受日本放送協會(NHK)訪問時表示，不會為這項攻擊道歉，而是強調美日友好，但此行仍隱藏著某種信號，美國投下原子彈是錯誤的選項，日本人懂，美國人除了二戰老兵認為是嚴重汙辱，其他抗議者不多。再反觀台灣，與日本打了八年抗戰辛苦獲得勝利的中華民國現任總統蔡英文，竟不做任何抗議，難道她也肯定歐巴馬訪問廣島？這不是對南京大屠殺另類的羞辱？

亞太再平衡就是拉幫結派

時序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下，讓一個近14億人口的國家能夠和平崛起，早已超日，即將趕美，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大國，進入小康境界，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但中國古老諺語：「樹大招風」，大國崛起讓美國坐立不安，亞洲這床臥榻，突然多了一個人睡，歐巴馬、希拉蕊等美國政客能不來個「亞太再平衡」？把崛起的中國「再平衡」回弱國原形？踢下床？

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並非從事國際關係外交，以魯仲連式口頭角度切入調停，而是用最壞的方式拉幫結派，重拾冷戰牙慧。5月25日，美國防部長卡特在向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演講時，即承認對中國大陸的戰略態勢，是「宛如與前蘇聯持續近50年的冷戰對峙」，這是以軍事對抗代替文事磨合，建立島鏈圍堵，升高亞太地區的緊張，對於一個東亞大國的中國大陸，只會更刺激其建軍備戰，對日、越、菲、台則是毫無助益，徒讓形勢更加險惡。

從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到與越共建立新聯盟關係，並全面解禁軍售可看出，美國已經放棄原有的所謂民主與共產制度之爭，那美國一連串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豈不更明顯只是為了美國的一己之利？美國驅群狼（日、越、菲、台），以撲猛虎，引火燒亞，站在日、越、菲、台的立場來看，歐巴馬不就是撒旦？

（作者係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