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松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在年輕時曾得到年邁的恩格斯讚賞，稱他是德國唯一讀懂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者。當時大家十分關注何以資本主義興起於近代歐洲，松巴特試圖從歷史脈絡中找答案，因此出現了注重經濟史的歷史學派。

1902年松巴特推出巨著《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探討由中古封建主義向近代資本主義過渡轉變的起源與過程，即近代資本主義的原型是何模樣。在梳理歐洲近代經濟史時，他注意到猶太人對促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特殊作用。他的《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書，可與其好友韋伯(Marx Weber)所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姐妹篇，兩者都專以特定的社會群體為研究對象。

猶太人與資本主義興起

封建主義晚期/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那幾百年間，生活在中歐大地城鎮裡的猶太人，不見容於保守排外的行會，只能在社會縫隙裡鑽營謀生。他們從事高利貸和商品生產與交換等活動，篤信利益至上原則，所有的商業行為均以逐利為目的，而非僅僅止於交換。對於保守停滯不前的莊園經濟和行會制度的中古社會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聞所未聞。不知不覺間，這群猶太商人編織出一張經濟活動網路。城鎮與鄉村、手工業者與農人、手工業產品與農產品，資本與生產，這些原本互不相關的人群和他們各自的生產行為，甚至商人與王權之間的政治領域，合理且有機地涵蓋在這張大網之下，為資本主義從萌芽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進學者更進一步點出，離開傳統猶太社群的這群猶太人想法激進，或可稱為近代歐洲最早期的進步分子。

猶太教的教義、教規嚴格繁瑣，涉及信徒從生到死，以及死後的方方面面，連日常生活細節也不放過，例如飲食方面必須符合Kosher。猶太民族賴之以凝聚向心力，以至於他們雖迭遭迫害，流亡異域上千年，仍能維繫道統不墜，民族不亡。惟全方位控制的負面影響極為沉重，很多人紛紛離開了封閉的猶太社區，到自由城鎮謀求新生，新生即是解放(Emancipation)。他們反宗教、反傳統、反權威，追求無拘無束的無政府思潮。

18世紀德國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的例子，是松巴特所描繪的猶太人逐利商場，累積財富，行有餘力則逢迎政治權力，遊走把玩政商兩界（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到民族國家王室開給他們無數的特許狀），所能達到的巔峰狀態。

此外，有更多背棄傳統的猶太人，在思想文學藝術等近代歐洲文明各個領域大放異彩，其中不乏大師級人物。

歐洲出現猶太解放運動

啟蒙運動期間一些具有良心的歐洲學者開始呼籲，給予當時仍飽受社會歧視和法律限制的猶太人同等國民地位，由此拉開了猶太解放運動的序幕。各國紛紛更改歧視性法律，視猶太人為同等國民，享有一般國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猶太人的社會地位隨之大幅提高。同時間，猶太人也迎來了他們自己的啟蒙。

進入19世紀，已經解放和經過啟蒙的猶太人，開始在各地嶄露頭角。德國作曲家孟德爾松出生後，父母一直未讓他接觸過猶太教，7歲時即受洗成為基督徒。馬克思的父親年輕時就已放棄本教，皈依基督教，所以馬克思是天生的基督徒。佛洛德根據心理學專業知識來理解宗教，不認為猶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在現代社會還有存在的必要。德語小說家卡夫卡在他的日記裡，一再懷疑地追問自己和猶太人到底有何共同之處。愛因斯坦從不隱藏它對宗教的態度是不可知論者，他也從不認同他的猶太同胞是「上帝的選民」。

猶太人對歐洲/西方文明的影響，19世紀是一道分水嶺。之後猶太人融入歐洲社會，或說歐洲人接納了他們，雙方結為盟友。注入猶太新血的歐洲/西方文明（世俗的）如虎添翼，在前進的道路上快速奔跑。當然，歐洲民族國家觀念確立後，各國對猶太人的觀感不全是正面的。

「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發生在法國第三共和時期，此案是一次反猶太力量的大集結。法國大文豪左拉因聲援德雷福斯而遭到法庭審判，被迫流亡英國。思想先進如法國尚且如此對待本國的猶太人，猶太人在其他國家的境遇可想而知。那時確實有很多歐洲人懷疑猶太人是否有祖國的觀念。原籍奧地利的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在納粹興起後的餘生裡不斷流亡，他的經歷影射出民族國家有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態度。中古時期遺留下來對猶太人深度不信任的傳統，上升到對猶太人是否效忠祖國的懷疑，茨威格正好坐實了歐洲人的懷疑－工人無祖國，難道與此有淵源？

馬克思主義與一神論信仰

如此看來，湯恩比所言不虛。無論是歷史或今天的現實都顯示，現代歐洲/西方的文明發展有兩條線，而非單一軸線所主導。由是，當國人討論歐洲/西方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時，是否應對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歐洲，影響巨大的基督教/猶太教的思想一併考慮進去，而非僅關注從古代希臘一躍而至近代歐洲理性科學，那條單一線索？

眾所周知，馬克思是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等也是猶太人。不少經過啟蒙後的猶太人轉身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與大多數猶太人並無不同，出身於家境良好的資產階級。我們總不能繼續認為，他們各個良心發現背叛了自己的原有階級，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

治思想史雖不排斥但不該止於道德說教。如此多的猶太人投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歐洲社會的特殊群體究竟有何關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淵源，是否含有基督教/猶太教一神論的元素？這些問題都很值得進一步推敲。

馬克思年輕時就認定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當時他已成為無神論者，不僅摒棄基督教，也背離了猶太社區，這在當時屬於激進行為。現今教會勢力雖不如前，但一般人仍然忌憚被逐出教會的嚴重後果。「無神論」是「有神論」（包括一神和多神信仰）的反義詞，這在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的世界裡很容易理解，但移植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了。絕大多數國人依循傳統不信三大教，也沒有其他的宗教。我們既未受過洗禮，更未宣布棄教，何來無神論者之有？

探索歷史之終極目的

列寧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學說三大要素之一，惟對此一要素的歷史淵源未能交代清楚，令人陷入困惑。後人已根據思想史的發展脈絡，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先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方法論上的先後傳承關係。黑氏歷史哲學表達：人類歷史的所有活動都指向一個唯一的最終目的，唯有此最終目的，人類的活動、歷史/過程才有意義。不過，「歷史目的論」、「歷史決定論」、「歷史規律論」均非橫空出世的創造發明，其思想又有何淵源？

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屬於理性的思維範圍，其動機不難理解，經過啟蒙洗禮的歐洲，遲早將對其思想家提出如此要求。研究歷史之終極目的，並將歷史/過程的意義附屬於終極目的，論及其思想根源則比較複雜。摩西帶領族人出埃及時期大約稍早於西周，當時中國先人的精神世界開始出現緩慢，但堅定地離開以神為中心的過程。500年後，中國出現「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及「以有涯隨無涯」等孔莊思想，顯示，先人思想已脫離了神的世界，成功踏入人文世俗。

孔孟老莊在世的西元前6世紀至4世紀，正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思培(Karl T. Jaspers)在《歷史的目標起源》中歌頌的人類思想史上的「軸心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三位雅典大哲所關心的是人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在他們之前的古代愛智者傾向於探討宇宙出現的初始問題，而非終極目的；他們試圖做出唯物的解答，視水火土氣等物質為宇宙最初始的元素，而非一神教的上帝創造一切。那時古希臘人信仰多神崇拜，不會全神貫注在一神教思想的大哉問。既然與古希臘文明無關，我們只能依循猶太教/基督教的線索，追溯目的論的淵源。

(作者係旅美文史工作者)

大一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其形成過程源遠流長，有歷史因緣、地理因緣、人文因緣等。雖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夏商周以來的4100年歷史中，大一統的時間占七成以上，是常態、正常；短暫的分裂（秦之前的春秋戰國520年，秦之後三國南北朝311年與五代十國宋金西夏372年）是變態、異常，這樣的分裂狀態其實是為統一做準備的。

依此民族性格看兩岸未來，其選項只有統一，不論方式是和平還是武力，沒有任何大陸領導人敢於放手讓台灣獨立，而去承擔千秋罵名：歷史的罪人、民族的敗類。

歷史上對於促成國家大一統的人物，率皆被歸類為民族英雄，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康熙。就連致力於大一統而功敗垂成、未竟其功者也是英雄，如岳飛、狄青、祖逖、范仲淹。相反地，導致國土分裂者率皆被視為民族敗類，國人不齒，遺臭萬年，就連鄉民、家族都不能原諒，遠如蔡京、秦檜，他們分別葬送了北宋與南宋，秦檜的跪相一直在西湖邊供人唾罵。近如李鴻章，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成為辛亥革命的主要討伐對象，就連主要隨員馬相伯（之後棄政辦學而成為復旦大學、輔仁大學的創辦人）也遭到池魚之殃，其母過世前，也始終不願見他一面，作為最沉痛的譴責，成為他個人畢生的遺憾與創傷，也成為歷史的一個鏡頭。同樣一個歷史印記是。陸游臨終時所留下的噲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大一統的民族性格，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記載很多，形塑成為根深柢固的文化。《孟子梁惠王》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於一。」國家之所以安定於一統，有天候、地理、民族、歷史、生產、運輸等需要。分裂的諸小國，無論應對天災、互通有無、化解怨仇、抵禦外敵，均有難以克服的困難。

至漢朝董仲舒，反覆強調大一統思想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明確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朝體現「大一統」的強大力量，享國400餘年，歷經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光武中興，與同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為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文明及強大帝國。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朝之威彪炳史冊，華夏族自漢朝以後逐漸稱為漢族，也陸續融合了周邊民族。動亂分裂的時候，「人心思漢」，勾結外力分裂國土者，視為「漢奸」，而且「漢賊不兩立」。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格爾次(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說：「文化不僅是服飾習俗、生活的形態與傳統，它更是思考方式、計畫策略等無形的規範。文化直接影響思想形態，使你在事件發生時，根本不會想可不可以那樣做，而是本能的反應。它是無形的控制，你以為你在執行你的自由意志，其實它是千百年文化加諸你身上的規範。」

洪蘭教授進一步詮釋，「讀書人的風骨，是知識分子的良知，是根植於內心的修養，是無需提醒的自覺。有文化的人不會『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他會處處為別人著想，不會己所不欲而施於人。文化是在讀聖賢書後所啟發的良知，這是為什麼『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決定社會成敗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由大一統根深柢固的文化形塑出來的民族性格，對於兩岸未來的統一，就是14億人民「根本不會去想可不可以那樣做，而是本能的去反應」，就是這個無形的規範，沒有其他選項。

中國的歷代版圖忽大忽小，在幾千年前，連福建、四川都不是中國的，福建只有土著。如果強調台灣古時候不是中國的，表示台灣可以獨立，這是一種錯誤的心理暗示，能不能夠獨立靠的是武力，而不是靠講道理。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前前後後戰爭打了多少年，不打仗能夠獨立嗎？不衡量自己的能力，想要獨立，只有帶來生命財產的災難。

回頭看一看美國跟俄羅斯，加州要獨立，會不會打仗？中亞小國沒有出海口，想要脫離俄羅斯獨立，會不會餓死？至於用一些錯誤的歷史觀，暗示台灣人應該拋棄中華文化，不必講禮義廉恥，那更是愚蠢，不知道文明的進步需要有人文基礎，講行銷、創新，也要有故事，把長期累積的中華文化基礎消滅了，沒有歷史文化，怎麼會有動人的故事？

中國之外，歐、非小國林立是常態，但也逐漸向大一統轉向，眼看烏克蘭就要滅國而併入周邊國家了，以色列也岌岌可危。歐盟在建立歐洲聯軍之後，繼貨幣的統一、軍事的統一後，財政的統一與政治的統一就會水到渠成。當今天下雖舉世滔滔，亂象不斷，想要獨立的地區所在多有，如英國的蘇格蘭、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甚至美國的德州，但成功者鮮少。兩岸的未來更是如此！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美國以民主制度自傲，以自由民主人權的衛道者自命，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是極權獨裁。這樣的自我評價是否屬實，要看從什麼角度來論斷。若就草根民主來說，美國的基層初選制的確夠民主、夠全面，但正因如此也滋生了缺點，就是美國的民主已流為庸民民主。

美國總統大多為平庸之人

國計民生的大事，豈是一般匹夫匹婦可以瞭解的，要他們對這些問題做出明智的決定，選賢與能終就流為形式，不切實際，所以姑且可稱之為「形式民主」，更確切地說稱之為「庸民民主」。在此制度下選出的總統，不是平庸者如卡特，就是乖張偏執者如川普。即使選出了傑出的總統，最終也必因追求立足點的平等而遭暗殺，如約翰甘迺迪和羅伯甘迺迪二人的悲劇。

再者，美國人的平等觀念深入骨髓，誠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所說的，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沒有世襲的貴族，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沒有什麼英雄不英雄，大家都靠本事吃飯，所以對於英雄有一種本能的拒斥；美國的傑出政治家甘迺迪兄弟之所以被暗殺，尋根究源，就是這種反英雄的思想在作祟。

質言之，美國版的民主不僅是立足點的平等，更是頂頭點的平等，誰冒了頭，就硬把他拉下來，跟大家一樣。

所以美國的民主雖說是人人生而平等，但人生下來就有智愚的不平等，上智（是智慧，不是知識）者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下智庸民也；普選固然是徹底的民主，但下智的人選出來的人不可能是曲高和寡的上智者，而必然是嘩眾取寵、巧言令色的下智者，也即多半是庸俗的民代、庸俗的總統。

美國還喜歡對外輸出民主

美國不像歐洲各國，由於有根深蒂固的貴族政治傳統，所以選出來的領導人多半是有教養、有學識的政治家，不是吃政治飯的庸俗政客。最鮮明的例子，就是美國出了個老實平庸的卡特總統，出不了德國梅克爾總理的政治家。但內憂外患時會有例外，例如二戰時出了個大政治家羅斯福總統。

與此相關的是，美國人生來就愛管別人的事，以己度人，自以為是。二戰以來，美國君臨天下，世界上的事一直是它說了算。在這種大背景下，自己搞庸民民主還不夠，還要強行輸出，硬要別人也學樣。文的不行就用武的，明的不行就用暗的，所以到處煽風點火，成為世界的禍亂之源。

美國以輸出民主之名，在中東推翻了伊拉克的民選總統薩達姆，在拉美搞掉了智利民選的總統阿連德，並在中美洲以「正義行動之師」，讓巴拿馬總統諾瑞加成為階下囚。中國的六四動亂也有美國CIA插手的痕跡。

這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霸道行徑，是干涉他國內政，但美國卻說這是為了輸出先進文明，不得已而為之。最新的例子就是巴以衝突，美國站在以色列這邊，向以色列提供軍火，間接介入中東的衝突。這是硬性的輸出，還有軟性的輸出。

美國想在台灣搞美式民主

台灣在美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美國在台灣可以軟性輸出民主，搞美國版的民主。最突出的現象就是，所有總統候選人必須循例到華盛頓拜過主子，通過美國的口試，得到認可，然後才能正式競選總統。

台灣既然實踐美國版的民主，當然免不了有美國版的毛病，就是選出的人多半是一批靠玩弄政治、靠政治吃飯的職業政客。所以，對他們而言，所謂民族大義、國家利益，根本非其考慮重點，能不能當選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以致台灣的政治流為庸俗的票箱政治、賄選政治，與真正的民主政治南轅北轍，選舉變成了一場熱鬧的嘉年華會，一場政治鬧劇而已！

質言之，中國大陸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力不得介入，但另一方面，美國和西方假民主之名，極力扶植被他們視為同一民主族類的民進黨。民進黨當然順水推舟，乘勢而上，推崇西方視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漠視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從而讓巧言令色之徒，如蔡英文、賴清德等取得政權，搞實質台獨。

必須指出，此次賴清德當選，證明台灣民意的不可信、不可靠。今後台灣的命運必須仰仗島內真正視中國為祖國的台灣人民，堅決抵制外力介入。中國大陸目前的綜合國力已與美國平起平坐，絕對有能力想方設法支持台灣統派崛起壯大，以免台灣有一天成了「台灣國」，悔之晚矣！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焦作市博愛縣唐村李氏修譜中發現家譜、拳譜、地契、墓碑等文物，尤其是家譜中「三表兄弟創藝太極養生功、堂弟牟牽誘（信）入闖賊營將」等資訊，引諸多人蜂擁唐村考察。這股風潮使筆者與唐村李立炳核對各自家族史料，確認了侄叔關係。考證家族史結論之一是：李鶴林首提太極拳概念、創編太極拳套路、撰寫《太極養生拳論》，標誌太極拳正式創立。此文旨在論述李唐皇家文武雙修基因賡續，與千載寺養生文化融創了太極拳。

唐村家譜拳譜等發現過程

2002年3月，唐村修譜中，在村民李生先、李立朝、李尚武、李引家發現李春茂、李仲、李信的牌位家世軸帳，李自奇賣地、李仲買地的地契，李春茂的《無極養生拳論》、李仲的《十三勢行功心解》、李鶴林的《太極養生拳論》，千載寺唐僧十力傳碑、徐庶生母撰碑、萬壽觀主自然先生傳碑等碑拓、照片、文錄。

2003年清明節李立炳掃墓，巧遇76歲族姑李成秀。她說：博愛二次解放前，父親李太存應爺爺李廣欽強力要求，全家遷西安做生意；去前，二爺李廣學連夜趕抄一份家譜，讓父親隨身帶走，解放後去西安還見過家譜。掃墓回後，李成秀寫信問西安的弟弟李成海，李成海拍家譜照片寄回。

2004年，李立炳與李廣獻、李存保等帶資料赴洪洞考察，大槐樹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張清看後，讓他們參加次日的全國洪洞移民文化研討會，李立炳發言轟動會場。明史專家王興亞到唐村考察後，邀李成秀、李立炳同赴西安，複印家譜後，拜見複印點附近85歲的拳師陳立清，她看家譜後說：「姑舅親輩輩親，打斷骨頭連著筋」，並叮囑保存好家譜。

2005年，原福全、史紹文、張慰珍、康戈武、李文劍、唐寧等國內外資深專家考察唐村，王興亞再赴唐村並到陳家溝，就考察可信度答溫縣電視台記者問；張體義的《明末李岩是河南博愛人》，原福全的《太極拳源流百年爭論塵埃落定》、《〈太極拳論〉的作者究竟是誰》，王興亞、李立炳的《李岩籍貫與太極拳源流新說》，崔志堅的《一部家譜揭開三百年歷史謎案》，王興亞、馬懷雲的《博愛發現明末李岩李牟的重要資料》，李相宜的《千載寺探秘》，在《光明日報》、《大河報》、《中華武術》、《中州學刊》、《中原文物》、《焦作日報》等刊登，《追蹤太極拳之源》紀錄片在溫縣電視台播放。

2006年，康戈武、原福全、程峰、張全順、楊玉東、王光仁、王旭浩、王廣西、張志勇等大腕專家考察唐村；李立炳、魏美智的《明末起義軍將領李岩河南博愛縣人考》，程峰的《從博愛唐村〈李氏家譜〉看李岩籍貫》，王興亞的《清代博愛李自奇賣地契與李仲買地契的史料價值》，姚偉的《太極拳源流之謎》，在《中州今古》、《河南科大學報》、《中原文物》、《大河報》等刊登。

2007年，趙世瑜、大衛等國際名人考察唐村；魏美智的《李岩是焦作博愛人》，王興亞的《李岩故里、家世與身世考實》、《李牟籍貫與家世身世考述》、《對李岩籍貫問題的再考證》，程峰的《博愛唐村李岩故里調查》，在《焦作日報》、《焦作師專學報》、《焦作大學學報》、《中原文物》、《中州學刊》等刊登。

2008年，博愛縣人民政府將李岩故里與千載寺、三聖祠、太極宮寺廟群遺址，公布為第三批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程峰、張全順、戴福士、牛建強、吉尾寬等中外知名學者多次考察唐村。2010年，「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戴福士發言並提交《清代史學專家為何接受李岩的故事》。2011年至今，諸多人士繼續到唐村考察，李立炳熱情接待，並在家裡、李信等人故居、千載寺設立史料展示室，且加緊考證編譜，預計2024年春節後定稿。

李唐皇家文武雙修賡續

《舊唐書》記李淵二事。一是雀屏中選：竇毅比武招親選婿，備孔雀畫屏風，比武者每人兩箭，中雀眼者為勝；「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二是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眾數千薄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

《新唐書》載：834年9月20日，唐文宗封李潭任河內郡王。河內即焦作，別稱山陽。《隴西堂鳳凰窩李潭脈裔輩字碑》載：「唐末朱溫叛，郡王潭避亂；子鼇孫祿禪，山陽遷平陽；洪洞至趙城，霍水振家聲。潭創李家源，鼇構鳳凰頭；鳳祿弟鳳禪，構居鳳凰台；凰冠居洪洞，凰羽居趙城；雙鼎從書商，雙基經武農…輩字三世起，鳳祿禪開衍：鳳凰雙飛翼，蒼龍文武斌；曆覽前賢國，精忠長鳴思；公平清天地，廉明從政春。」

1371年，李潭一支後裔遷河內唐村、李窪、柏山。《河內千載寺碑抄》武魁傳碑中，李從諄、李從謙、李從詞、李如松是唐村人，李兆、李首會、李童是李窪人，李孜、李克復、李盛春是柏山人。焦作上白作村李正府《六合槍序》載：「李潭武功超人，嚴訓族裔，文武雙修。」

唐村家譜殘本25頁9920字，文武雙修內容有：《李氏家譜序》「五世祖諱明道，居住懷府，開業羽箭行，譽招武雄；六世祖諱從諒，首中歲貢，輝縣教諭，文武皆功；七世祖諱政修，甲科進士，智謀大略，廉治道政；八世祖諱春茂，名葉蓁…無極養生功、十三勢拳劍槍藝，譽傳神功；游教傳拳于晉魯陝浙湖廣數省，赫名焉；九世公諱仲、諱信，結陳溝姑表陳公諱奏廷…創藝太極養生功，練傳無極功、十三勢、通臂功，考舉選貢，誘闖賊營，文武智傑，威震賊雄」；《家訓詩聯》「尊先祖孝父母潛嚴教子…子孫雖愚文武不可無功」；《始祖遷志》「始祖與河邑常陽村陳公諱卜、郝莊陳公諱厚、李窪李公諱清河、劉村蔣公諱培禮，拜謝僧道聖師舍食傳拳」；《家譜一至十二世》記錄173人中，習文武者有天順、地義、元善等10人；開羽箭行者有明道、懷元2人；文武雙修者有從謙、從訓、從語等38人；記李春茂《無極養生拳論》「無極者，人未練之先，無思無意、無形無象、無我無他…吾練功深感之無極養生功乃人之無意、無形，聯先天極妙之主體，沖和之本始，陰陽動靜之初源也。萬物之生，負陰抱陽…無極生太極矣」等。

前述《太極養生拳論》是李鶴林1787年寫的，內容是：「太極者，無極而生，動靜之機，陰陽之母也。動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及，隨曲就伸。…察四兩拔千斤之句，顯非力勝…陰不離陽，陽不離陰；陰陽相濟，方為懂勁…」

從李淵至這支李淵後裔的海量文武史料，顯示了李淵後裔文武雙修基因的頑強賡續。

太極拳育於唐村千載寺

千載寺在唐村西北隅，是融千載寺、三聖祠（亦稱三聖門）、太極宮一體的古建築群，寺居西，祠位中，宮處東。67年建千載寺，初名無極寺；446年改名太極廟；453年復名無極寺；545年更名千載寺；618年李淵建唐時，村民改村名唐村；631年李世民題千載寺匾，大修寺廟群。

千載寺前東南約200米易經祠有三教九流圖石刻，博鼇潭環祠，傳伏羲看潭內黑白兩魚互逐畫成太極圖；傳虞舜時尹壽子母懷其12月未分娩，一頗懂醫術者指點其沿潭轉圈轉動胎氣生下他，長大知當年事遂坐潭邊，把母轉痕畫出成無極圖；李自然教漢武帝導引養生被賜姓劉，《金傘山萬壽觀自然先生贊》東方朔稱其功法「妙哉至道，無極無窮，無影無形，無始無終，細無不無，大無不容」；徐庶母到寺題碑「漢失亂權柄，吾族河內行…盼無極養生，保三鼎一統…」；獻帝末避亂渡吳月氏族裔僧人支謙至千載寺譯《大明度無極經》。魏晉及後居河內研究無極太極養生者甚多：嵇康《養生論》曰「呼吸吐納，服食養氣，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魏華存《黃庭經》創「吐吶、導引、咽津、存思、服氣」之法；孫思邈《千金翼方》、《導引養生》總結，養生10條中有「嗇神、愛氣、養形、導引」；王重陽和邱處機題碑「天下古漢傳奇真教之勝，無極寺首焉」、「千載寺、三聖門、太極宮，釋道儒融三教之勝，養生之聖地焉」；忽必烈謀士郝經創《周易外傳》80卷、《太極演》20卷。

從《千載寺唐僧十力傳碑》記載「大唐貞觀賜李氏，名儒子，字道武，號十力僧，游化號道子，河內人…創藝無極養生武功」，到《隴西堂鳳凰窩李潭脈裔輩字碑》記載李「雙基經武農」；從《河內千載寺碑抄》記載李孜「創槍通背、創無極通背纏拳」，到李從諄的「舉槍奪魁」、李克復的「造槍心意六合纏技」、李如松「神槍拳劍造八法五步」功；從唐村老家譜記載李春茂「創無極養生拳」、墓碑記載李自奇「創心意六合拳」，到李立朝家發現李仲編《十三勢釋名》、李鶴林著《太極養生拳論》，再到當今李正府六合槍等，均顯示太極拳等諸多功拳槍法，產生於千載寺養生文化厚重沃土。

太極拳是數代先賢碩果

從上可知，千載寺歷代李氏先賢將武術與千載寺養生文化繼承融創，創編多種功拳槍法；《千載寺三聖祠太極宮募征抗倭槍師銘碑》記載：李明亮蓬萊教槍、龍山教槍，李從謙莆田教槍，張克明蘇粵教槍，李從詞魯粵教槍，李兆伏牛山教槍，林志勇黔國教槍，李童池州教槍，李首會蘇杭教槍，王守愚燕山教槍，童大智五臺山教槍。博愛縣習武者亦代代相傳拳從槍出，說的就是習練槍法化為拳掌空手習練，促進槍技提高。可見，直至李鶴林明確創編太極拳時，明顯吸納了千載寺的槍法。

 唐村家譜、千載寺碑抄中的李氏豪傑，在焦作地方誌、多地史籍中均有記載；小說《李自成》中，多名英雄與唐村家譜中助闖起義者的姓名一樣；李嘉誠派人到李立炳家考證，認李自奇為其祖上，並寫進《李嘉誠傳記》。筆者與陳小旺在山陽城交流兩家祖上淵源，陳小旺欣喜提出合影。

行文至此，筆者認為太極拳創編既非李鶴林一人一時之功，亦非李仲、李信與陳王廷三人短時切磋之效；而是經數代先賢融創、諸多緣分巧合、至李鶴林集大成，而明確創編罷了。至於有人認為唐村老家譜中些許字詞不當，要麼是康熙年間修譜人李元善的水準就如此；要麼就是80年前李廣學連夜抄寫抄錯了些字詞。

結語

而今太極拳研習遍及全球。筆者與王浩因唐村相遇成為石交摯友。難忘2022年寒冬晚上，他連續四天驅車奔赴筆者處，在國際長槍論壇上，向全球長槍愛好者視頻直播，筆者講千載寺武術歷史名人，他述千載寺六合槍法的發展史，好評如潮。

隨著國內外愈來愈多人赴唐村，甚至李窪、柏山考察宣傳，太極拳等武術必將為這支李氏各地後裔、天下太極拳研習者實現尋根問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作者係焦作市中學教師、非遺專案山陽城傳說代表性傳承人)

日前有位白髮老婦人來事務所請教我法律問題。她自我介紹說，她是1964年6月間飛去金門抱回她弟弟骨灰的大姊。剎時令我想起60年前在金門太武山中央坑道驗屍的悲慘往事。

金門坑道多

1958年8月23日到10月5日，共軍連續砲擊金門44天，共射出47.5萬多發砲彈，此乃舉世聞名的「823」金門砲戰。

大小金門兩個小島合計150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落下3千多發砲彈，依理這兩個小島應夷為焦土無異，但卻屹立不墜，原因在於坑道令守軍立於不敗之地。所以823砲戰後，島上守軍更不停地在太武山下挖建坑道。

金門因此有三多：落下的砲彈多、碉堡多、坑道多，真可列為金氏紀錄。

1964年夏天 發生爆炸慘案

1964年夏，我隨埔光部隊駐防金門南雄營區，擔任部隊的軍法組軍事檢察官。有一天中午，突然接到金門防衛司令部軍法處來電：「請貴部軍事檢察官盡速前往太武山中央坑道支援驗屍」云云，金防部軍法處有檢察官，而「驗屍」本屬軍法部門檢察官份內的業務，為何「驗屍」還需其他單位「支援」？

我奉命到了中央坑道現場，突現眼前的竟是血肉一片，30多位官兵被坑道頂端的一大塊落石壓成了肉餅，其慘狀令人不忍目睹。

依據挖建坑道工兵施工的方式，先在堅石上鑽孔，再將炸藥放入石孔內，由雷管定時引爆後，為防爆炸後續有落石發生危險，並避免炸藥氣味有害人的呼吸器官，遂要求必須在爆炸後次日，始能派工兵進入爆炸坑道內現場清出全部大小的落石，這是挖建坑道必須遵行的步驟。

引爆後次日，依規定派出工兵一個排36人，前往中央坑道清理碎石，由中尉排長帶隊抵達現場後剛開始著手清理即聞一聲巨響，一塊巨大板石突然落下，霎時所有人頓成肉醬，無一倖免。連排長共37人屍不成屍，已無屍體可驗，最後只能將一堆肉與骨頭送進火化場，火化後再將遺骨平均分裝在37個骨灰罈裡。在骨灰罈上寫張三的就交給張三的家人，寫李四的就交給李四的家人。因所有官兵均係為公身亡，政府優予撫恤以慰家屬，如此而已。

金門歷年均因挖建坑道帶來傷亡，只是這一次較為嚴重而己，但這工作從不因此停建。中央坑道為金門島的主要坑道，總長3,200多公尺，有5個出口，坑道高度5.1公尺、寬度5.4公尺，為金門的軍事指揮中心重地，其中有一個最高最寬最大的坑道，應屬擎天廳坑道，如同台北的國父紀念館，可供上千人聚會或觀賞影劇之用。另有多處坑道可供裝甲車或砲艇進出隱避之用。

應避免戰爭努力追求和平

 我藉該次「驗屍行動」，了解了金門戰地坑道的狀況。構建坑道，本在保護島上軍民的生命，但卻有人先付出了生命。坑道象徵著戰爭，而戰爭就是死亡、毀滅。戰爭沒有贏家、沒有勝利者。構建坑道就是走向死亡。兩岸同屬炎黃子孫，同根同源，為何還要走向戰爭？

 我厭惡戰爭、懼怕戰爭、憎恨戰爭，這是我在一次驗屍行動的感觸與悲悽，也是人生最難忘的一幕。

如今，金門坑道已成了觀光景點，炮聲已息，烽火已滅，但兩岸的和平統一，尚有待兩岸善良人民的努力、再努力也。

(作者係執業律師)

二二八事件可說是對台灣政治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多處設館宣傳，年年紀念，出版大量相關書籍，並在各級學校的教材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此事件在戒嚴時期曾是忌諱，解嚴後被黨外勢力作為發動社會運動的理由，重新受到重視，李登輝執政時重啟調查並代表政府進行道歉、補償。因此，所有相關的研究多與政治牽扯。

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性質

中國文化大學退休教授尹章義表示：二二八事件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及重要性，遠不如為政治訴求鋪陳的那麼大；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台灣近代歷史學家戴國煇說：「多年以來，由於特定政治立場掛帥，而使有關二二八史實，常被扭曲成現實政治的短暫利害之爭。」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編輯部副主任杜繼東認為，二二八事件牽涉甚廣，其背景、過程及事後的處理都極複雜，又與後來各黨各派的立場、海峽兩岸的關係、台獨意識、受害者的冤屈與悲情等諸多因素糾合在一起，超出了歷史本身的範疇，表現出泛政治化與泛道德化的傾向。

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表示︰「二二八事件研究的成果中，再一次凸顯學術與政治分際的問題，學術研究不可能沒有立場、其成果可能有利於某種政治立場與陳述。」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吳乃德認為，台灣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是政治立場相異者的攻擊︰對我論文的贊同幾乎全部來自「本土派」的學者與媒體；批評我的意見則幾乎全部來自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和媒體；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和對歷史的詮釋，明顯是以政治立場為分野。

大陸《人民日報》直指二二八早已成為政治鬥爭工具，是台灣競爭力流失的主因之一：「二二八」事件早已異化為政治鬥爭之工具，而埋藏在歷史深處的種種事實和真相，反而少人關心少人問了。每當選舉到來，「二二八」事件就必然占據媒體版面，成為綠營追殺藍營的主要話題之一，結果是助推族群對立成為「台灣社會之癌」。家和才能萬事興，族群撕裂最負面而直接的影響，就是台灣競爭力的逐漸流失。在悲劇陰影下煽風點火的民進黨反而獲益最大，頗有點趁火打劫的味道。

從2024年民進黨再度贏得總統寶座，顯示二二八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或許我們可以理性地來探討這個歷史事件了。二二八官方論述一直存在許多爭議，尤其是事件性質、死亡人數、口述史料可信度，以及中共地下黨與左翼力量的參與程度這幾點。以下簡單敘述。

性質隨執政者不斷調整

試圖定義二二八性質的研究者不少，但反應出來的多是台灣目前認同混亂的現實。

事件發生之初，國府多以「事變」來定位，但參與群眾認為自己是為了保護鄉里而組織，在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維護地方治安，政府貪腐無能，外省官員享盡特權，因此要求政治改革，卻遭到軍隊屠殺。

大陸方面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將事件定位為人民反對國民黨的起事，視為國共內戰的一部分。而早年獨派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皆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在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事件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Ralph J. Blake)報告南京大使館，表示「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美國的《波利論壇報》雖大幅報導「中國軍隊鎮壓民眾的暴行」，但同時認為三十二條要求「近乎要求獨立」，超出政治改革的範圍。魏德邁送交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將二二八視為「叛變」，因為反抗政府的群眾大肆破壞，造成巨大財物損失，也造成外省人的眾多死傷，要求國軍繳械並企圖組織政府。

最終影響二二八性質定位的還是政治因素。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開始籌備「二二八基金會」的成立與補償事宜。領導人道歉，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不管是「叛亂」、「起義」甚至「事變」都不再合適，總不能由政府來撫卹「起義革命」失敗者，取而代之，事件只能成為「群眾遭壓迫屠殺」。最終二二八紀念碑碑文定義：「因民眾要求政治改革引發的國家公權力大屠殺」。

2006年，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等人完成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結論是蔣介石為事件元凶，須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次之，其他軍政人員亦有責任；情治人員、半山、配合政府的社會團體與媒體工作者、線民、告密者、構陷者也都要負責。張炎憲更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有計畫、有步驟地屠殺台籍菁英。這種說法很快得到陳水扁的贊同，認為找到真相。二二八紀念館中的常設展內容自2007年開始調整，官方論述也隨之轉換。

二二八死亡人數不斷上調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一直是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之一。從最初楊亮功報告死傷2千人，到長老教會所提死亡10餘萬人，官方與民間的統計數據差異實在太大，但多為聽說或推測，可信度有限。國史館前修纂處長侯坤宏認為「官方低報數字，可能是未計算未經審判或非正常途徑死亡的人數；民間高估則可能是刻意渲染或道聽塗說。」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文中並無受難人數估計，但附錄中由陳寬政以人口學的統計方式，推算出約有18,000至28,000人死亡或失蹤，至今仍為官方承認的數據。這個數字與二二八紀念館實名補償的人數相差極大，畢竟到2006年為止，經過10年時間，提供達600萬台幣的補償金，也不過找出800多名死亡及失蹤者。

中研院院士胡佛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審議委員之一，他認為官方的傷亡統計，較人口學推估準確許多。白崇禧的宣慰報告當中，包含軍警與台籍人士，二二八死傷總計1,860人。楊亮功與何漢文聯名提交的報告中死傷人數也在兩三千人之譜，其中公務員及軍警死傷比民眾嚴重，他們認為受難人數「絕對沒那麼多，這是完全誇大！」

陳寬政自己也表示，「然而這樣的推估有其缺點，二次大戰時有大量的台籍日本兵赴海外參戰，可能會在戰場上陣亡，所以這些數字也不見得準確」、「我們並不認為這些數字會比其他各種估計更準確可靠，…如果必須對這些推估下個結論，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陳教授在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已盡力做出最好的估算結果；但這樣的數據竟被官方公認，造成相關研究的最大爭議。

在二二八基金會的補償名單中，死亡及失蹤共800多人，經本人研究，其中至少有5人未受難，其家屬卻領取補償金；而在1949年後因白色恐怖各種罪名遭槍決的有63人，也都被計入二二八受難人數之中；另外，各種有爭議的領取不在少數。兩、三萬人受難，只有千餘人提出死亡、失蹤申請，800多人最終領取補償，以人性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合理，足見官方死亡人數的論述有很大問題。

為何二二八死亡人數這樣的「不解之謎」，讓藍綠雙方爭論多年？可能擔心受難人數直接影響事件受重視的程度吧。畢竟檢索《警察沿革誌》日本官方檔案中的紀錄，日據時期光是被警察處在台灣處死的人數就超過16萬，單一事件受難者超過千人的不在少數。遺憾的是，政府都沒有對這些事件進行追思或紀念。

口述史料的可信度較低

由於國民黨本身被視為加害者甚至元兇，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二二八研究相關檔案不可信，因而大量使用口述史料進行論證。但與檔案文獻相比，口述史料的可信度無疑較低，且受難者知道要接受官方訪談時，都認知到訪問內容與罪名的平反，以及當局正研議的賠償有關，都知道發言應該慎重，有所保留，不能隨便亂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褚靜濤表示：國民黨官方史料有編造的成分，但口述歷史錯繆處也不少，對這些史料必須批判使用，不能照搬照抄。既不必以官方史料貶低口述歷史的價值，也不必迷信口述歷史，而將官方檔案棄置一旁。

此外，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吳銘能提出，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在未重新訪問的情況下，部分內容經過重新編排，納入《高雄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在這個過程當中，編輯者刻意增添一些主觀用語強調悲情，甚至修改受訪者的原句，進行意識形態的改變。例如將當時慣用的「日據時代」改為「日治時期」，從非法占據變為肯定其主權；將加害者由「外省人」改為「中國人」，配合從省籍到民族的撕裂；有時也將「國民黨」改成「中國」，將民眾憤恨國民黨的情緒轉向整個中國。尤有甚者，在原句上添加「劫後餘生」、「餘悸猶存」、「逃過一劫」等詞語，這些都是原文中未見。

中共地下黨對事件的影響

台灣作家陳芳明表示，謝雪紅等台共的行動與中共沒有聯繫，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吸收的黨員至多不超過一百人，很難有所作為。陳翠蓮認為，二二八時台灣的中共黨員至多不過一百人，影響力有限。真正在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只有台北的學生部隊起義，但最後計畫胎死腹中；真正參與事件的謝雪紅一派，未受蔡孝乾的指揮，且受到仕紳階級的抵制；蘇新等人雖能影響王添，但當時皆不能算是中共，因此國民黨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咎中共，顯然是搪塞卸責。

但他們都僅著眼於「黨員」，而忽略了左翼「群眾」。而且可以看出，有點利用白馬非馬的論述，強調二二八事件與共產黨關係密切，但都是台共，極力撇清與大陸的關係。某種程度上，若承認二二八與中共關係密切，擔心會賦予國民黨的鎮壓有一定正當性。

左翼林書揚的看法，與幾位學者明顯不同。他認為台灣昔日左翼勢力強大，光是台共側翼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紅色總工會、台灣工友會等，成員就有5萬人，加上外圍組織也有約5萬人，能動員10萬群眾。若不是二二八事件倉促爆發，導致左翼力量在沒有充分部署的情況下提前發動，讓國民黨在事後提高警覺，開始全面追蹤而發動白色恐怖，台灣的左翼發展絕不僅僅如此。

台灣左翼人士當年在日本政府的強力鎮壓下，仍為了本地的文化、政治及經濟利益而奮起抵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當中，比起當時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由於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遭遇了最多的壓迫與傷害，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世間難有絕對的正義，以今非古也不符合學術精神，「轉型正義」不應變成勝利者對失敗方的清算鬥爭，甚至異端審判。期盼該事件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漢江師院校聘台籍副教授)

驅逐艦在各國海軍中屬於主力兵種，除能擔負艦隊防空、反艦與反潛任務外，也能單獨執行相關的作戰任務。大陸解放軍海軍在進入21世紀後，驅逐艦能攜帶雷達、武器，排水量也快速增至5千噸或萬噸，在第一島鏈面對美軍的威脅時，052D驅逐艦是解放軍海軍防禦/攻擊的主力，數量上也已躍居海軍首位。

052D之發展始末

解放軍海軍為因應現代化海上作戰，對於驅逐艦的性能要求越來越高，首艘052D驅逐艦「昆明號」於2014年正式加入解放軍的行列，配屬於南海艦隊，是解放軍的第三代驅逐艦，也是首艘配備相位陣列雷達系統與垂直發射系統的艦隻，有著「中華神盾」的美名。艦身除已具備模組化設計，超過7,000噸的滿載排水量也的確符合「遠洋航行」的要求。基本上，其艦體是從解放軍052C型驅逐艦衍生而來，外觀上與前期型號有許多雷同之處，只是在艦體上層增加了具有匿蹤功能的設計。

為讓052D更為適應戰場環境，該艦配備最新的「戰術資料鏈」，類似美軍開發的Link16系統，於戰時能以更方便、快速、保密的方式，將戰情資訊傳遞給其他友軍，增進其整體的聯合作戰效能。江南造船廠、大連造船廠已為解放軍建造超過30艘052D，成為海軍目前數量最多的驅逐艦。從2018年開始，052D先後前往亞丁灣海域/西太平洋執行護航與實戰演練，參演的艦艇數量超過10艘。

052D之基本規格

嚴格來說，解放軍海軍在「小步快跑」的建軍模式下，052D前後有兩種不同的批次。所謂的小步快跑建軍，是指軍隊僅針對目前的需求建造少量的武器載台，並透過該武器載台來適應各種不同的作戰環境，當該武器載台的性能成熟，或符合其作戰需求時，高層才會下令大量建造。這種建軍模式能讓一支軍隊迅速進步，也能讓新的武器載台於大量服役前，先行適應部隊的訓練、作戰要求。解放軍海軍及空軍戰機的發展皆採該作法，不僅更符合建軍的成本效益，也能讓部隊的戰力快速提升。

052D前期型號的滿載排水量約7,000噸，後期則增加至7,500噸，艦長為157公尺，後期增加至161公尺，全寬約18公尺，吃水則為5公尺；發動機以2具GT-25000燃氣輪機和2具MTU-20 V956 TB92柴油機為主，最高航行速度為32節，乘員280人，武器系統方面，配備64枚通用的垂直發射系統，能攜帶紅旗-9中程防空飛彈、鷹擊18長程反艦飛彈、長劍10遠程巡弋飛彈。一挺H/PJ-45A型單管30公釐艦砲，直升機的機庫上方配屬一座HQ-10短程防空飛彈發射器，攜彈量為24發、6枚324公釐口徑的魚雷，艦載直升機依據建造批次，分別能攜帶一架直-9C或直-20F反潛直升機。

艦載武器性能

在艦載武器配備上，052D驅逐艦的裝備值得外界關注。首先，一艘驅逐艦若想獲得強大的制海作戰能力，必須針對反艦飛彈的性能進行著墨，部署於052D的「鷹級18反艦飛彈」，其彈體長度為8.3公尺，彈頭重量高達330公斤，作戰範圍約600公里，於巡航飛行階段時，飛行速度為0.8馬赫，但在末端攻擊時能高達3馬赫，在彈頭重量與飛行速度加乘下，任何一艘現代軍艦都無法承受其攻擊，加上搭配中國自製的北斗衛星系統的導引，其飛彈精確度大為提高，2015服役至今已成為大陸海軍主要的反艦飛彈。

在海上防空作戰部分，052D搭配紅旗九防空飛彈，其彈體長度為6.5公尺，重量高達1,300公斤，彈頭重量約為180公斤，最大射程依型號分別125至260公里不等，射高為30公里，飛行速度為4.2馬赫至6馬赫，不但是大陸海軍的制式裝備，因性能優異，也常裝備於陸軍防空部隊。因紅旗九防空飛彈的射程超過100公里以上，讓艦體具備區域防空飛彈的能力，這使得052D成為「航空母艦戰鬥群」(carrier battle group)不可或缺的防空要角。

為強化船艦的反潛能力，052D能搭載一架反潛直升機。直九是較早開發的反潛直升機，也是部署於052D早期的批號，其機體參考了法國SA 365 N1直升機，經過哈爾濱公司的努力，至今已有超過240架服役於解放軍。

直20F同樣為哈爾濱公司開發的直升機，部署於052D後期的批號。它是一款中型直升機，主旋翼採用五葉旋翼的設計，可搭載聲納浮標、反潛魚雷、反艦飛彈等多種武器，飛行時間為5小時，反潛半徑為200公里，與陸/空軍所使用的版本不同，它的尾旋翼具有摺疊功能，以方便適應艦上運作，2022年開始部署於海軍。

整體來看，052D驅逐艦日漸成熟，它不僅有區域防空作戰的性能，更能兼具遠洋海軍的指管通情能力。不論在排水量、艦體性能或艦載武器的搭配上，052D已能和055型飛彈驅逐艦形成低─高配，成為一支能和美軍航艦戰鬥群抗衡的艦隊。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肩射式防空飛彈是一種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適合低空防禦的武器系統，已服役數十年。時至今日，這類武器系統仍持續進化，並成為軍用車輛、直升機和小型船艦的標準配備。本文將討論其優缺點和應用範圍，並介紹美國的刺針飛彈系列。

優缺點和應用範圍

肩射式防空飛彈的優點是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等，適合低空防禦、短程空對空作戰用途。缺點則是導引段為紅外線（IR）導引設計，常會受到敵機拋撒熱焰彈（Flare）等熱源的干擾，而產生失誤；內置燃料有限，有效射程僅數千公尺；內置小型彈頭（戰鬥部）加上預置破片，僅能殺傷敵機，無法完全摧毀。若碰上A-10或Su-25這類有裝甲防禦的攻擊機，擊落機率更降低不少。

應用範圍：軍用車輛可配置結合防空飛彈發射器、機槍、機砲、反裝甲飛彈（ATGM）發射器、雷射武器系統（LWS）的多用途遙控武器站（MRWS），以進行低空防禦；直升機的武器掛架可攜帶防空飛彈發射器，以進行短程空對空作戰；水面艦艇因甲板面積有限，僅可配置單兵操作的雙聯裝（DMS），或三聯裝（TMS）三腳架發射器，或由單兵攜帶的肩射式發射器。

FIM-92刺針防空飛彈

FIM-92刺針防空飛彈（Stinger）是由美國雷神公司（Raythoen)研發，並授權德國EADS和土耳其ROKETSAN製造，已量產超過70,000枚飛彈。FIM-92不僅全美國各軍種使用，也在全球其他29個國家使用，自1981年服役至今，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肩射式防空飛彈。

FIM-92全套重量15公斤、彈重10公斤、彈頭（戰鬥部）重3.3公斤（內含高爆裝藥）、發射器握柄內含發射電池和冷卻裝置（俗稱咖啡罐）、被動紅外線導引/紫外線導引段、有效射程為4,800公尺、極速為2.2馬赫、操作人數1~2人、單價約38,000美元。

FIM-92衍生型有FIM-92A、FIM-92B、FIM-92C、FIM-92D、FIM-92G等型號。據資料顯示，FIM-92彈頭的破壞力，約為轎車以時速60公里撞擊的動能，可對付無人機（UAV）、直升機和定翼機等目標，已證實有270架各型飛機遭FIM-92擊落。阿富汗戰爭期間，阿富汗反抗軍獲得美國的援助，以FIM-92擊落或擊傷多架俄製軍機，包括各型直升機和Su-25蛙足式（Frogfoot）攻擊機等。尚在進行的俄烏戰爭，烏克蘭使用西方國家軍援的FIM-92，擊落多架俄製軍機和巡弋飛彈，戰果豐碩。

FIM-92除了肩射型之外，還有雙聯裝（DMS）三腳架發射器、悍馬車底盤的復仇者防空系統（Avenger）、AH-64攻擊直升機使用等型號。目前，台灣軍方已採購一批FIM-92雙聯裝型號和AH-64E使用型號，另採購數百枚FIM-92肩射式型號，可用於地面防空和海上防空用途。

台採購單兵肩射刺針飛彈

台灣海軍編列133.7億餘元跨年度預算，統籌建案，向美國採購500枚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其中250枚配屬陸軍、250枚供海軍陸戰隊或部分艦艇兵使用，預計2025年以前全數會交貨，主要供志願役官兵組成的作戰部隊操作。

根據國防部預算書的內容，陸軍司令部自2019-2025年間，共編列了72億65,287,000元台幣，計畫籌購250枚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108具發射器、108套敵我識別裝置（IFF）；海軍司令部自2017-2025年間，共編列61億9,980,000元台幣，籌購250枚刺針飛彈、70具發射器、62套敵我識別裝置。據傳，首批已撥交首都部隊使用。未來陸軍地面部隊、海軍小型艦艇（光華六號飛彈快艇、快速布雷艇）均可使用。

美國以軍事援助名義無償提供給台灣的軍事裝備，包括1,000挺M-240B型排用機槍的槍枝彈藥、80,000套美軍現役戰鬥個裝、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繫留式氣球系統（浮空器）、岸置型魚叉反艦飛彈的訓練系統等。

天弓三型、陸基劍二型

國軍規劃在全台新設12處天弓三型（TK-3）防空飛彈陣地，預計2026年底前全數完工啟用，以強化防空攔截性能。至於地面部隊，國軍以通訊鏈整合情報鏈、指揮鏈，並建立擊殺鏈提升防衛能量。建立擊殺鏈之後，可大幅縮短發現目標到打擊的時間，作戰部隊可發揮更精準的打擊效果。

此外，天弓三型搭配美國愛國者二/三型、陸基劍二型、各型刺針飛彈系列、天兵快砲系統等，可形成多層次防空網，進而有效戍守台海周邊的空域安全。目前，新竹樂山雷達站已部署了天兵快砲系統，後續可能追加單兵肩射型刺針飛彈和復仇者防空系統。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目前德國、荷蘭、芬蘭與中國大陸都已開徵寵物稅，希望能降低遊蕩犬（包括無主的流浪犬與有人養但自由出入家戶未管理的放養犬）的數量，減少棄養，並增加政府稅收。台灣近年來遊蕩犬數量持續增加，政府是否應徵收寵物稅值得探討。

探德國實施寵物稅情形

在德國，寵物稅是由寵物主人居住的市府當局對飼主徵收的地方稅，寵物主人一年繳一次，其主要目的是實現監管，限制德國各城市和直轄市的家犬總數。稅率是由德國各州(Länder)負責訂定，法源依據是德國各州的《寵物稅法》和《市政收費法》。根據規定，飼主飼養一隻小犬，必須在牠出生後3個月內登記寵物稅，若購買的家犬年齡較大，需要在擁有後2到4周內做登記。

德國許多城市提供線上註冊服務。要完成註冊，飼主須提供身分證明（駕照或護照）、地址、犬隻的詳細資料，例如出生日期、取得日期、品種和識別號、犬稅繳稅標籤號。飼主在為家犬註冊並繳納年度寵物稅之後，會收到一個寵物稅標籤作為付款證明；在公共場合，這個標籤必須貼在家犬項圈上，因一旦被地方當局攔下檢查，沒隨身攜帶這個標籤就會有大麻煩。

被視為危險犬的必須繳交更高額的稅，但導盲犬、治療犬、牧羊犬、救援犬及員警或毒品的檢測犬，可獲得租稅減免，但飼主必須提供證據證明所養的狗有資格擔任這些角色。此外，如果飼主的狗是來自動物收容所，亦可獲得租稅減免。

一般說來，寵物稅被視為私人支出，飼主不可將其當作收入減項扣除支出，只有服務犬例外，如果飼主得依靠服務犬提供與殘疾人士相關的服務，可以扣除服務犬的獸醫費用和食品費用。當飼主搬家或無法再繼續養狗，必須將變動情形通知稅務機關，如果把狗轉讓給其他人，原主人應該提供新主人的資訊，如果狗失蹤或去世，飼主須辦理寵物稅除籍手續，如果寵物狗被安樂死，飼主需要提供獸醫證書作為除稅籍的證明。

荷蘭徵收寵物稅情形

荷蘭許多城市每年都會徵收家犬稅，該稅是該國最古老的稅收之一。為了限制城市中狗的數量，狗稅取決於主人飼養的數量，類似「一次性稅」(lump sum tax)，通常每增加一隻家犬，寵物稅就會提高，無論狗的大小，繳交的稅率都一樣。此外，狗稅與飼養方式無關，所養的狗即使不出門還是要繳狗稅。

在荷蘭所有的寵物中，只有狗需要納稅和登記。除了繳稅外，飼主還必須在當地稅務局登記，與德國一樣，一旦飼養的狗正式註冊，狗將獲得一個帶有寵物資訊的小金屬標籤，主人必須把它掛在狗的項圈上，如果飼主錯過了報稅截止日期或忘記申報，則必須繳交罰款。

荷蘭某些市政府會定期、挨家挨戶檢查是否有人養狗而未註冊，每一個城市的稅金也不相同。例如，海牙每年的費用約為116歐元，而在烏德勒支每年僅74歐元。荷蘭全國的平均狗稅每年是76歐元，在大多數地區必須一次全額支付，目前荷蘭大約有200個城市課徵狗稅。

與德國不同的是，荷蘭官方根據一份公布的高危險犬清單，凡是飼養被認為具有潛在危險的鬥牛獒、秋田犬、高加索牧羊犬，比特犬和鬥牛梗，必須參加一些課程，學習如何正確飼養這些高危險的狗，以減少狗襲擊路人事件。近年來荷蘭開始禁止進口和培育上述品種的狗，2017年甚至規定飼主只能飼養政府清單上的狗，否則就會被處以罰款。荷蘭生活昂貴，養狗並不便宜。徵收的狗稅除了增加地方稅收，也限制了家犬的數量，這意味著非法繁殖的情形可能會更低。

台灣家犬棄養情形日增

上海、北京等城市也開徵了寵物稅，並訂有「養犬管理條例」。寵物稅被納入政府的稅收，每個城市課徵的寵物稅金額不盡相同，若狗的主人未繳稅，會有一定罰款。

台灣每兩年會統計一次家犬飼養的數量，2009年有1,271,920隻家犬，2013年全台飼養家犬數增至1,741,602隻，2015年家犬飼養量為1,714,238隻，2017年家犬飼養數增至1,777,252隻，2019年降為1,537,440隻，2021年再降為1,235,218隻，這代表從2009到2021年台灣家犬飼養數「不增反減」。

台灣遊蕩犬的數量2009年為84,891隻，2015年為128,473隻，2019年為146,773隻，2021年增為155,869隻，2022年再增為159,697隻。這顯示從2009到2022年，台灣遊蕩犬數量增加了74,806隻，增幅比率高達88.12%。遊蕩犬出現「不減反增」現象，可證明近年來飼主棄養的情形愈來愈嚴重。如果政府開徵寵物稅，或許可以減少狗主人隨便棄養，導致遊蕩犬日增的情形，另一方面亦可增加政府稅收，用於改善市容環境。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自從美國經濟學家戈丁(Claudia Goldin)以宏觀的視野，針對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相關型態，以及男女薪資長期差異，開創性別經濟研究先河，榮獲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女力崛起」及其影響成為各界聚焦的議題。戈丁在研究分析中指出：女性在就業選擇上經常受到婚姻及家庭責任的限制；但無法忽略的是，20世紀開始，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服務相關行業發展，加上離婚率升高與避孕藥技術突破，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的同時，女性社會地位也進一步提高。

此一現象，台灣亦不例外。戰後由於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大幅提高，導致台灣社會結構呈現快速變化，公私領域均可發現，愈來愈多女性已突破傳統「男主外」必須肩負維持「家計經濟」事業、「女主內」責無旁貸從事「家事無償」工作的僵固觀念，積極進入職場就業，或投入新創事業，從各行各業中逐漸嶄露頭角，甚至擔任負責人主導營運，達到經濟自主，其優異表現令人驚豔。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今年1月29日公布的「2024年性別圖像」統計顯示，女性立法委員人數占比已達到41.6%，從中央至地方政府的單位主管及其所屬機關首長女性人數大幅成長，其中部分縣市政府主管或首長女性人數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此外，國營事業、上市及上櫃公司女性董事占比更創下歷史新高。無疑說明，近年來「女力崛起」已蔚為台灣社會潮流。

女性促成「寧靜」經濟革命

「女力崛起」除了不斷提高經濟自主能力外，更讓其在家庭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從主計總處公布的2022年家庭「經濟戶長」統計進行分析，以男性為經濟戶長家庭共計611萬戶、占比68.1%，以女性為經濟戶長家庭達285萬戶、占比31.9%，若與2008年男性563萬戶增加了48萬戶，女性190萬戶增加了95萬戶相比較，可顯示，此一期間男性戶數僅成長8.5%，女性戶數則大幅成長五成，女性可以說已扮演著「半個」台灣經濟的角色。

再從2022年家庭可支配所得統計加以觀察，在五等分位組別經濟戶長性別中，儘管男性經濟戶長可支配的所得仍然超越女性，但在各個分位組別中，高階可支配所得的女性經濟戶長增加戶數或比重，皆明顯增加。亦即過去15年來，女性經濟戶長及高階可支配所得的女性經濟戶長增加戶數或成長幅度，皆超越男性，在台灣社會結構中，正扮演著「寧靜」經濟革命。

女性消費力促進經濟成長

很顯然地，戰後在均等教育機會，以及公平工作環境下，台灣「女性經濟」的潮流，不僅扭轉了過去傳統的刻板印象，而且肩負著未來促進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然而，女力崛起對社會更重要的影響莫過於隨著女性參與經濟活動日益深化，誘發女性的消費實力大幅成長，不論歐美國家或新興市場，近年來無不將女性消費呈現的動能，轉化為活絡內需的新柴火，甚至是促進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也就是說，自從「女性經濟」成為市場的顯學後，許多國家十分重視其所延伸的消費潛力。此意味著，由於女性的經濟自主能力提高，以及自我支配意識上揚，除了帶來更多元的消費動能外，其所形塑的市場特色，或所呈現的消費行為，在市場上創造了一個可以促進經濟成長焦點的同時，也促成廠商必須從女性的視角與時俱進地創新經營策略，進而客製滿足女性需求的產品及服務。這些讓廠商加速蛻變與轉型的現象，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加速廠商蛻變轉型

其一，自主個性化。隨著女性個人所得收入增加或自我支配能力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追求能呈現個別形象或品味的產品或服務，因擁有設計獨特或款式有限的產品或服務，可顯示自己與眾不同。

其二，多樣特色化。由於社會地位的提高和經濟自主，現代女性不再滿足於一成不變的生活、千篇一律的形象，除了追求生活多樣化之外，更加期待嘗試不同特色的生活方式。

其三，休閑娛樂化。隨著家庭設備更新，許多女性希望從瑣碎繁重的家事勞務中解脫，休閑娛樂已成為女性的消費需求，例如，年輕女性因工作忙碌、養育子女勞累，需求的是健身或美容等消費；中年女性需求的是健檢或品味消費。

其四，情感美學化。由於所得收入提高或生活水準改善，女性在消費的同時，除重視產品實用或服務質量之外，更加期待情緒愉悅和美感滿足。因此，產品的名稱、外觀、色彩、款式或服務的項目、格調，必須能夠誘發女性產生衝動性和慾望性消費。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