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此時刻，我們更加懷念那些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做出貢獻的前輩們。

鄉親們，大家來抗戰

1937年8月下旬，八路軍即將開赴山西抗日前線，這時需要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商談，關於八路軍開進路線、作戰區域、指揮關係、後勤供應等一系列的問題。8月29日晚，毛澤東在陝西馮家村住處對父親說：「你是山西人，與閻錫山是同鄉，你和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吧，動員山西的鄉親們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

9月7日，父親同周恩來、彭德懷、彭雪楓等來到雁門關以西閻錫山的嶺口行營。閻錫山正在部署大同會戰，見到父親和周恩來等到來，戎裝整齊，滿面春風、熱烈歡迎。閻錫山早就知道：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是五台人，畢業於黃埔一期，曾就讀於他創辦的國民師範學校，又在河邊村（閻錫山家）川至中學附小教過書，還是遠房親戚。閻曾對部下說，徐向前缺彈少糧，蔣介石剿了他幾年都沒有剿垮，反而損兵折將，這樣的軍事幹才，「晉才晉用」就好了。經周恩來介紹，兩個老鄉見面寒暄了一下。可能因為大敵當前，各項合作事宜都談得比較順利。在談完之後，閻錫山對父親講：「徐向前，回太原一定要看看你的校長趙戴文，次隴很想和他師範的高才生攀談攀談。」 

到太原後，趙戴文邀請父親到家中做客。趙戴文是山西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山西省戰時總動員實施委員會副主任，他最關心的是太原能否守住。父親向他講了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建議他把山西的老百姓組織、武裝起來，形成抗擊日本的銅牆鐵壁。趙老先生很贊成這種想法，積極推動了山西省「人民武裝自衛隊」的建立。在太原、臨沂淪陷後，這些自衛隊一直在敵後堅持抗戰，成為一支抗日的武裝力量。

大戰臨近，太原人心浮動，大家都十分關心時局，本來不好應酬和交際的父親每天每個小時都安排得滿滿的：校友會、座談會、同鄉宴，群眾集會……。父親利用各種機會，鼓勵人們抗日的熱情，堅定人民抗日的信心。

中秋節前，周恩來說「向前，快過中秋了，回家去看看老人和鄉親們吧。」他看到父親顧慮眼前的工作多，離不開，就又說：「五臺山戰略地位重要，是我們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重要基地，你去宣傳全民抗戰的思想，鄉親們更容易接受。」辦事乾脆的彭德懷老總也講：「回去看看嘛，現在就去」，並讓供給部支了60元錢。就這樣，父親動身回到離別12年的家鄉。到了東冶鎮，下車步行，在去永安村的路上見有個老漢背著東西行走，蠻吃力的，近前一看就是爺爺，父子兩人就這樣相會了。父親到家才知道奶奶已經去世了，按照當地的習俗，棺材擺放在家裡，父親在奶奶的靈前磕了三個頭。父親在家裡住了三天，向鄉親們講了全民抗戰的道理，動員了許多年輕人參加抗戰工作，後來父親帶出去的兩個親侄兒都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了。

忻口首戰告捷

129師出師抗日前線，正逢忻口戰役。忻口是山西首府太原的北方屏障，利守難攻，在大同會戰失利後，再丟忻口，太原難保，閻錫山、衛立煌決心死守忻口。日軍投入精銳師團並利用其空中優勢猛攻忻口，衛立煌部及晉綏軍八萬餘眾奮起反擊。129師奉命插入敵後，擾其補給，尋機殲敵。129師先遣部隊769團率先進至忻口以北百餘里的蘇郎口村時，發現大批貼著太陽膏的日機在附近起降。經偵查，找到日軍機場，這是閻錫山兩年前才籌建的機場，代縣失守後落入日軍之手。日軍用於忻口戰役的飛機都停在這裡。由於既無中國空軍迎戰，又無高炮攔擊，所以日機轟炸、掃射如入無人之境，囂張無比。

摸清情況之後，769團陳錫聯團長、汪乃貴副團長決心儘快敲掉這批飛機，挫日寇囂張氣焰，支援忻口守軍。機場無疑是日軍的要害部位，攻擊機場正如「虎口拔牙」，一旦不能迅速解決戰鬥，必將陷入日軍的重圍之中。陳錫聯團長決定769團三營為突擊部隊，這支部隊素有夜老虎之稱，對夜間戰鬥的判斷方位、視力聽覺、靜肅行軍、夜間通訊聯絡、通過障礙物、夜間射擊和劈刺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嚴格的訓練。就靜肅行軍來講，要做到整營的部隊通過村莊而不驚動農戶的守夜犬。陳錫聯團長把攻擊時間選在午夜，力爭速決。為了保證初戰必勝，副團長汪乃貴親自率營長趙棠德、教導員潘壽才和幾個連長化裝成機場的民工，在鬼子的眼皮下進行詳細的偵查。

當夜，趙營長率領10連和11連，悄悄地摸進機場，到達距飛機僅有30米時，鬼子的哨兵才發覺，趙營長一聲令下，向敵人發起了進攻。根據戰前預案，戰士把一捆捆手榴彈，送到飛機肚子裡，隨著一聲聲巨響，火光沖天，停放在機場的24架飛機全部報銷了。突然的攻擊把鬼子打得暈頭轉向，在消滅了100多名鬼子後，三營順利地撤出戰鬥，其他打阻擊的部隊也迅速轉移，鬼子重兵撲來只見一堆飛機碎片。在激烈戰鬥中三營長趙崇德撤退在後，不幸中彈犧牲，年僅23歲。據時任陸軍14軍長兼忻口戰役左翼兵團指揮李默庵將軍回憶，從10月20日起，每天在空中轟炸的日機突然不見了，仗好打多了。蔣介石得知這個戰果也很高興，將769團譽為「抗戰四大名團」之一。

鏖戰晉東南

太原失陷後，華北抗戰進入一個新時期。129師在劉伯承、鄧小平和父親的率領下，依託太行山脈，轉戰晉東南。1938年3月，日軍正向晉南、晉西黃河沿線大舉推進，邯長公路上汽車往返不斷，日夜運送兵員和作戰物資。129師領導決定，抓住戰機，打一個伏擊戰，牽制向黃河一線進攻的晉東日軍。鄧小平和父親等率部隊冒著霏霏的春雨趕往所選戰場，設伏點選在涉縣到黎城之間的響堂鋪，這段道路沿著乾枯的河床而建，南北兩側皆險山峭壁，只要兩頭一卡，鬼子就成甕中之鼈。

這次伏擊戰由769團打頭，771團卡尾，772團打援敵，父親將前進指揮所設在769團處。30日午夜，部隊神速秘密隱蔽地開進了預設的伏擊陣地，只等鬼子送上門來。拂曉前，772團報告我伏擊部隊的後方發現小股敵人。是否日軍發現我軍設伏企圖？要不要撤出伏擊陣地？「為將之道，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父親冷靜地命令部隊不要動，繼續設伏，加強隱蔽，並派出參謀人員，到東關等處查明日軍的動向，愚蠢的鬼子並未發覺我方的設伏。晨8時半，從黎城開往涉縣的日軍運輸隊，400多鬼子兵和180輛滿載軍火的汽車進入了父親布置的口袋陣。我軍突然全線出擊，激戰兩個小時，殲滅了這股日軍，繳獲了大量軍火，日軍的車隊全部化為灰燼。

為了紀念這次戰鬥的勝利，人們在響堂鋪村村東豎起了伏擊戰紀念碑。從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129師連續戰鬥，像響堂鋪伏擊戰這樣師團規模的戰鬥有反六路圍攻，鳳鳴山戰鬥，長生口戰役，神頭嶺戰鬥及反九路圍攻等，小的遊擊戰鬥更不下千次。在日強我弱的條件下，抗日戰爭不可能速勝，只能是持久戰，積小勝為大勝，有力地打擊了日寇進攻的凶焰，形成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根據地。

1938年4月初，父親奉命率部離開山西，前往河北南部開闢冀南抗日根據地，他這次在山西戰鬥生活了236天。

（作者係徐向前之子）

快速變遷，波濤洶湧，國際社會現正處於多事之秋。中國大陸周邊形勢，整體狀態尚稱穩定，但環境險峻，風險呈累積態勢，安全變數增加。

一些西方國家正透過網路加緊對中國大陸策動「顏色革命」，實施網上「文化冷戰」和「政治轉基因」工程，企圖連根拔除中國軍人的「軍魂」。所幸在過去一年，習近平從嚴治黨、從嚴治軍，令軍隊內部多年作風積弊得到有效糾正，軍隊優良傳統得到回歸。一個現代化國家必然是法治國家，一支現代化軍隊必然是法治軍隊，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剛過世的大陸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十分關注民主法制建設及黨風廉政建設。2012年出版的《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收錄其對政法工作和法制法規的論述。在談法治中，喬石表示：「要堅決制止和處理阻撓、干擾律師依法執業甚至打擊迫害律師的違法行為，切實保障律師的權利」。在談到法院工作時，他要求嚴格依法辦事，「該頂住的還是要頂住。如果不頂住就什麼事也辦不成了，那還要法院幹什麼？」

民主制度不能強制移植

「顏色革命」是指21世紀初期，在前蘇聯和中東北非地區發生的以「顏色」命名，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更迭運動。

「顏色革命」成為敏感詞，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同盟與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政治呈現兩極化對峙。每當蘇聯陣營出現某個國家因為經濟困難引發民眾不滿，進而意圖改革，甚至要以另一個陣營為榜樣時，西方一律冠之以「春天」的美譽。如1956年「匈牙利之春」、1968年「布拉格之春」、1977年「北京之春」。

冷戰後，西方更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之春」一詞也開始指向民主制度，當某一個不親西方的政權出現大規模民眾抗議行動，國外政治勢力和金錢趁機介入，突出的有烏克蘭、吉爾吉斯、格魯吉亞，以及中東的伊朗。2011和2012年間，當時受「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中國大陸也出現「茉莉花革命」的呼聲。

2014年香港發生以黃色雨傘為標誌的「占中」以來，大陸輿論將它與「顏色革命」聯繫起來，並稱這是外國政治勢力和金錢支持、煽動、策劃下的有組紡織行動。無獨有偶，美國又在中美洲尼加拉瓜策動逾千人示威，反對中資興建新運河。

民主制度不能強制移植。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歸根到底要由各國人民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擇和變革，而非東施效顰地盲目仿效他國。

應避免「顏色革命」災難

習近平執政以來，多次警告，中國是一個大國，犯不起顛覆性的「大錯誤」。他採取的許多政策也被外界詮釋為防止大陸發生「顏色革命」的舉措。比如嚴打引發強烈民憤的貪污腐敗、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遏制公開傳播西方價值觀等。

「顏色革命」這一概念本身充滿內在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說辭，是美國等國家實現其全球戰略的一個工具性概念，並不是要解決某個國家具體存在的問題與矛盾。發展中國家不小心墮入「顏色革命」的陷阱，整個社會將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打鐵還須自身硬。對待西方所謂「顏色革命」的企圖，最好的應對就是先集中精力，自立立人，自強強國，把自己的經濟發展好，須知道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西方霸權及其鷹犬善用優勢的話語權，掛羊頭賣狗肉，大肆宣傳其價值觀的普遍性，卻施行內外有別的兩套標準，自己只能說不能行。實際上，各國文化、生活、教養、習俗不同，價值判斷和行為舉止的差異，爾為爾，我為我，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並不存在。例如，美國西部拓荒時，牛仔屠殺印第安人；漠視紐約哈林區、費城、芝加哥貧民窟的長期存在；世代承襲黑白歧視，放任白人警察藐視有色人種、槍殺黑人；以莫須有的藏匿化學武器為藉口，入侵伊拉克，處死海珊，強制改朝換代，目的乃在掠奪石油權益；不分敵友，全球性竊聽，唯利是圖；至今仍有500萬美元懸賞項上人頭的廣告；不經正當法律程序的審訊，越境殺人等，焉能稱得上「普世價值觀」？

中國人要走向現代化，必須打破自我封閉和盲目自大，也要糾正往昔崇洋媚外的態度，擴大視野。展望前程，需因時因地制宜，探索適合國家發展的道路與制度模式，要另闢蹊徑，走自己的道路，不宜再跟隨著西方的末路走。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歐洲幾個關鍵先進大國挺身出面參與，而造成聲勢大漲的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卻一直沒有得到重要近鄰俄羅斯的大力支持。儘管5月初習近平國是訪問俄羅斯，但整個俄羅斯，上自普丁以至社會基層各界，對於習近平中國夢第一響的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卻仍然存有疑慮與抗拒，以致形諸於外的是「不表熱烈力挺」。

多重原因造成俄國擔心

普丁所表現出來的消極，知情專家研判，實乃緣於俄羅斯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有些憂心。

所謂的「俄羅斯危疑」，第一是俄羅斯擔心華人及華人文明入侵。120年前(1896)清政府特使李鴻章為參加帝俄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大典，從3月底即自上海出發，花了將近三個月時間，經南海、印度洋、黑海，而後轉乘火車，直到5月中旬才抵達莫斯科；但「一帶一路」戰略一旦建設完成「北京-莫斯科的亞歐高速運輸走廊」，則中國民眾光憑駕車就可以在不到一周時間內，直抵莫斯科，對旅遊、通商當然大大便利，但對俄羅斯社會大眾，在面對越來越強大的中國，其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卻勢必無端陡然高升。

事實上，中國人早已大量跨進俄羅斯遠東地區貿易、工作和居住，目前，光是遠東地區就已超過100萬人；一旦高速運輸走廊建設完成，乃至高鐵開通之後，中國人更將爆增湧進，加上俄羅斯本身就有人口老化及出生率偏低的人口危機困擾，在可預見的未來，華人將會成為俄羅斯最大的少數族裔，勢必提早牽引出「類似黃禍」的歷史情結。

第二大擔心是怕原本輔翼之下的中亞國家全面大規模倒向中國。「一帶一路」範疇內的不少中亞國家，本皆是前蘇聯加盟國，一向就是俄羅斯戰略、資源和商貿等的重要犄角與後勤支援；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戰略一開展，中國勢力必將直逼俄羅斯後花園，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俄羅斯功能地位，而變成為整個中亞地區的新政經主導國家，從地緣政治及經貿互動規模言，中亞國家的政治經濟體質，本就比較易於傾向中國，尤其在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事件爆發後，中亞國家更加擔心，「俄羅斯之手」可能遲早染指的風險，「傾中保平安」的意念，乃益加為之倏然高挺拔升。

第三大擔心是俄羅斯早想成為區域經濟整合的創造者，而不只是參與者或追隨者。俄羅斯一直存有要建立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歐亞聯盟」(Eurasia Union)大願景，冀就前蘇聯統轄治理地區範圍，建立一個超級經貿大聯盟，以發展和壯大彼此共存共榮經貿關係，擺脫俄羅斯長期單一依賴石油、天然氣出口的結構性經濟困局，而現卻落得變成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超級大驥尾，當然不免自我怨艾並嘆情何以堪。

第四大擔心是，俄羅斯「統一貨幣計畫」大夢將因此宣告破滅。自從2000年普丁執掌政權以來，就一直想藉由歐亞經濟聯盟架構，發展一套頗為宏偉的「統一貨幣計畫」，既可西向與歐元相抗衡，又可以串起東西大連橫，直追神聖羅馬帝國之姿，以單一貨幣作為重建「新的歐亞帝國」的重要起手式。可是，「一帶一路」計畫即將提前促成「人民幣經濟圈」的落實，不啻使俄幣統一夢未竟已破滅。

俄向東看需與中國合作

從現時形勢看，普丁迫於歐盟與美國的聯手經濟制裁，以及國際油價暴低的財政窘困，而不得不乞助於中國，勉予締訂能源合作等各種雙邊經貿協定。

其實，早在烏克蘭危機導致西向政策受阻之後，普丁就加快「向東看」步伐；相較於美國，俄羅斯「重返亞太」的難度當然更小得多，只要遠東地區能夠成為東亞經濟圈中的一部分，俄羅斯就可能實現國家重心東移，借助東亞地區發展，而獲得巨大的國家紅利。當然，這一轉向能夠致勝的前提，必然是俄羅斯要真正開放遠東邊界，將其視為地區經濟的中心，而不再只是遙遠邊疆而已。更重要的是，有以下幾個原因足以說明，中俄合作乃俄羅斯「向東看」政策可以走向世界的關鍵。

第一，中國已是全球化體系中的一員，不會再輕易選邊站。中俄既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美也正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俄羅斯和美國可以說都是中國永續發展的關鍵性「前提國家」：中俄友好，可為中國提供穩固的邊疆安全環境；而中美合作，則可為中國提供走向全球化的道路。倘若中國選邊站，那麼大國政治勢將呈現陣營化的趨勢。很顯然，中國可以成為俄羅斯與美國間的調停者，避免美俄雙方對峙走向對抗。

第二，中國已然成為全球化的動力。二戰以來形成的全球化的規則和機構越來越不能適應當前國際經濟的發展，新一輪全球化開始啟動；「一帶一路」戰略就是想推動歐亞大陸建立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這一設想與俄羅斯的歐亞聯盟不謀而合，中俄兩國有了新的合作空間。習近平5月初訪問俄羅斯，除了參加紅場閱兵式，還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歐亞聯盟的對接與俄羅斯達成共識。

第三，中國是歐亞大陸內部繁榮的轉化力量。對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國家而言，中俄合作是巨大的機會，中國提供繁榮，俄羅斯提供安全保障，可以大大減少彼此合作過程中的摩擦；俄羅斯所擁有的地緣政治優勢，可以轉化為大陸板塊經濟合作的動能，亦可以改變俄羅斯及其周邊國家關係的性質，有效實現歐亞大陸內部的經濟繁榮。

第四，中國是歐亞大板塊東西共存共榮的互動驅力。中俄之間的合作，可以實現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互動。俄羅斯一直就是歐亞國家，而「一帶一路」所冀盼能夠實現的，就是東亞和歐盟的互動。

中俄歐三方的關係，會連動影響到歐亞大陸的新格局：就西向的歐盟，尤其德國而言，沒有理由與俄羅斯長期對峙，梅克爾總理為烏克蘭危機展開穿梭外交，就是明證；而東向的「一帶一路」，尤其是亞投行，可以有效為歐俄合作提供一個平台，倘若沒有歐俄關係的緩和與發展，「一帶一路」戰略將缺少落腳點，所以，中國當然也有高度意願和動力，從旁推動歐俄關係改善。

2015年6月7日到8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的G7高峰會議決議，在俄羅斯「改變烏克蘭現狀」危機未完全解除之前，歐美領袖國家將繼續聯手孤立俄羅斯，普丁對中國的「仆地屈就」行動，恐怕一時還不會出現大翻轉新情勢，保持一定程度「不表熱烈力挺」的姿態，恐怕也暫時不會改變。

然而，受到先進大國搶進亞投行及「一帶一路」的戰鼓已然頻催之際，俄羅斯人民的「舊情結、新祈願」糾葛及疑慮不免加劇，而普丁個人又有著世界級領袖的異想，俄國對「一帶一路」的暗槓作法，也算是國際關係發展過程中的「常情」。要想俄國傾心力挺「一帶一路」，恐怕猶待時間化解，或國際大環境的劇變。

（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歷史地看，中美關係的常態似乎應該定義為「風雨飄搖」，太平洋橫亙在中美之間像是一種戲劇性的反諷，在兩個規模巨大、抱負遠大的大國之間，太平洋竟然是那樣的難得，而摩擦卻是那樣的頻繁。

中國大陸有一個美好的願望，恰如習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的，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容納中美兩國。而在美國看來，攜崛起之勢奔向南海、向西突圍的中國是如此的令人緊張，他們反感於「新型大國關係」對於美國傳統優勢心理的挑戰，更惶惶於「一帶一路」戰略對於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威脅。美國對於中國有太多的臆想、懷疑與防備，這可以從當下華盛頓智庫的流行熱詞看出。

寒意陣陣的中美關係

近來，中美之間最焦灼的問題是南海局勢持續緊張。為了保衛領土領海主權而進行島礁建設的中國，在南海爭端各當事方紛紛填海造島的潮流中算是後來者了，但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建設規模大、GDP總量大、戰略意圖不明」令人不安。美國干涉南海事務的傳統方向是指責中國的段線主張，但2015年初開始，美國軍方、政要、智庫、媒體等紛紛炒作中國的島礁建設，加大了批評和干涉的力度與頻率。

今年5月，美國副總統拜登指責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引發地區緊張，威脅要增兵駐守亞太，「趕在挑戰演化成衝突之前管控那裡的挑戰」。同月，美國派出瀕海戰鬥艦「沃思堡」號駛近南海南威島。甚至有匿名官員放出風聲，揚言美國在考慮動用軍機和軍艦進入中國在建的南沙島礁12海里以內。而5月底香格里拉會談上，中美軍方的態度強硬和各說各話，更明示了中美之間的寒意陣陣，所謂中美戰略敏感期重現江湖。

南海問題只是區域性具體事件，算不上中美之間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充其量是中國崛起之時美國的又一次借題發揮。只是這一局部性問題與東海問題、網路安全、TPP等其他矛盾點一起激發，共同構成了美國對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激烈反應。中國崛起，中美關係走下坡，這裡的因果關係折射出，中國要同時處理好國家發展與中美關係的困難之大，也反映了美國對於中國改寫國際安全規則，並主導國際政治秩序的疑忌之深。

憂心忡忡的美國智庫

最早對緊張狀態做出反應的是華盛頓的智庫，這些來自布魯金斯學會、SAIS、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和各大學的學者們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並判斷美國全球地位將面臨挑戰，他們紛紛發聲，揣摩中國的戰略意圖，並對中美關係的前景發出預警。他們的意見可以從熱議一時的詞語中一一窺見。

戰略互疑：這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基本觀點。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一書中認為，美國領導人對中國國內政治體制理解得不夠，所以在中國迅速崛起的同時陷入了嚴重困境。李也認為，中美之間對彼此立場、戰略意圖有諸多不理解之處，如果中美發生衝突，不會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也不會是因為現實利益的交鋒，而是互相的猜疑、誤判，由此產生的對彼此的恐懼是很危險的。在最可能觸發中美衝突的南海問題上，中美同時質疑對方的戰略意圖。

「戰略互疑」論試圖揭示中美緊張關係的內在根源，但互疑是任何兩個獨立主體之間可能存在的狀態，消除互疑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實的作法是承認互疑難以消失的事實，積極探討溝通和機制化合作的路徑，避免由於戰略互疑導致戰略分離，甚至是戰略對抗。

第四個聯合公報：這是「知華派」學者蘭普頓(David M. Lampton)的新觀點。他認為由於互疑的存在、互信的缺失，中美之間應該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以闡明中美關係的遠景，一是要說明權力的分配已經變化，平衡與穩定是中美的共同目標；二是兩國需要互相合作並與其他國家合作，對現有的國際經濟與安全機制做出調整。卡特中心的柯白(Robert A. Kapp)贊成這一建議，認為中美需要重新向對方做出承諾，以具體的形式重新致力於雙邊關係的積極發展。

蘭普頓的提議適應了戰略互疑時代的需要，但也暗示中美現有三個公報的減效或失效，意味著為了這個新公報，中美需要把現有問題都重新拿到枱面上談判，這將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風險的過程，在國際時局瞬息萬變的當今是不現實的。事實上，與其新搞一個公報，不如相互敦促，把現有的三個公報落實好。

螺旋式升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者金來爾(Lyle Goldstein)認為，中美目前存在危險的戰略競爭「螺旋式升級」的勢頭，導致這種對抗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台灣問題，因而他提出「螺旋式合作」的解決方法，基本主旨是兩國通過相互承諾和行動，逐漸升高解決台灣問題的層次，最後達到美國徹底停止向台出售武器，中國則在台灣最終地位談判中承諾不動武。

這種各讓一步的主張，堪稱近期美國學者在台灣問題上的最大膽建議，但在現有條件下並不具備政治可行性，也難以對美國政府的決策產生現實影響，它的著眼點是中美之間傳統的結構性矛盾，對台灣問題的新生矛盾點關注不夠。

臨界點：這一概念也是蘭普頓教授提出的，同樣引起了廣泛議論，他認為中美關係正在進入臨界點狀態，即將到達劍拔弩張的節點，原因在於2010年以來中美各自的恐懼達到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高點，中美關係的關鍵性、根本性支柱受到侵蝕。

「臨界點」論暗示衝突即將發生，大有「狼來了」的警示意義，也為金來爾的各讓一半建議提供了佐證。但是，蘭普頓似乎忽視了三個重要因素，（1）建交以來兩國交流合作的成果和相互依賴的加深；（2）區域內或全球性對於衝突的制約力；（3）兩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內視取向。

中美關係的變與不變

流行於美國智庫的詞語反映了對於中美步步升級的緊張關係的集體焦慮，各種建議有理性的分析也有臆想的成份，解讀這些詞語，可以間接地把握美國對華決策的脈絡。

美國對華決策基於美國利益的需要，但並不意味著僅出於美國主觀的判斷。中美關係包含著動態的和恆定的兩個基本面，是兩國決策的基礎。一方面，中美之間的變，表現為中國實力上升和戰略調整帶來的改變。一個大國崛起，世界體系必然有所反應，中國崛起不可避免地衝擊了現有權力格局，國家實力提升後對於核心利益的保護力在增加，甚至國家活動範圍和能力也在擴展，美國如果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就得要適應它，否則一定會焦慮。

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不變，是指兩國之間存在著不變的共同利益，包括台海和平、反恐和經濟互賴等，理性的決策應是從保護兩國共同利益開始，進行建設性接觸和機制化合作。美國需要理解而不是臆斷「新型大國關係」的意圖，這一主張不是要美國退出亞太，而是要在動態變遷之中，保護和擴展兩國共同的利益，因為太平洋容得下中美兩國。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2012年11月，中共18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中共18大以來，習近平就台灣問題和對台工作，在保持大政方針連續性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新理念、新主張。

一、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指出「中國夢是兩岸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宿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宿願。中國夢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緊緊相連，要實現中國夢就要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習近平指出「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民眾利益的安排。習近平強調「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三、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指出「我們歡迎更多台灣同胞參與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行列中來」。針對2014年台灣發生的反服貿協議風波對兩岸關係造成的影響，習近平表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

四、倡導「兩岸一家親」理念。習近平指出，兩岸同胞一家親，根植於我們共同的血脈和精神，紮根於我們共同的歷史和文化。願意用親情化解歷史留給台灣同胞的傷痛，也願意與台灣同胞一道，共創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

五、為破解兩岸固有政治分歧逐步創造有利條件。習近平指出「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中國人有智慧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願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六、堅持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習近平強調，遏制台獨分裂活動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然要求。台獨勢力至今並未善罷甘休，仍在竭力煽動兩岸敵意和對立，阻擾兩岸交流合作，仍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現實威脅；對於任何分裂國家的行徑決不會容忍。

七、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習近平指出「願意首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將深入了解台灣民眾，尤其是基層民眾的現實需求，採取積極有效措施，照顧弱勢群體，使更多台灣民眾在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中受益。

八、增進兩岸同胞互信，加強青少年交流。習近平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任重道遠，需要加深兩岸同胞相互信任。同胞有了互信，很多難題就容易找到解決方法。」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出條件，讓兩岸基層民眾和青少年多來往、多交流，以後能夠擔當起開拓兩岸關係前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任。

6月16日，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簡稱海貿會）台北辦事處正式掛牌，這是大陸在台設立的第二家經貿團體辦事處。

海貿會名譽會長房愛卿表示，該辦事處的設立「是兩岸雙方貫徹落實ECFA的重要舉措，是兩岸制度化協商的重要成果。」他希望海貿會台北辦事處能夠服務好兩岸工商界，發揮好橋樑和紐帶作用；開拓新興合作領域，探索兩岸在商務領域合作的新模式和新亮點；加強與台灣工商界的聯繫和交流，帶動兩岸業界的合作對接。

據海貿會台北辦事處主任羅宏介紹，辦事處將協助海貿會開展兩岸貿易投資促進活動，主要業務包括與台灣經貿團體、企業建立業務聯繫；加強交流與合作，協助會員及相關企業開展兩岸貿易、投資、展覽、培訓、舉辦經貿論壇等活動；提供諮詢服務，開展相關經貿推廣活動。

海貿會會長王遼平在揭牌儀式上表示，近年來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台北辦事處的成立將為促進兩岸各領域經貿交流，注入新的活力、開拓新的空間。

2012年兩岸啟動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作為首批互設辦事機構的經貿團體，大陸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已在台北設立了辦事處，台灣貿易中心也在上海、北京等6個城市設立了6家代表處。作為第二批互設機構，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蘇州（昆山）代表處於2014年7月正式掛牌，東莞代表處也正在加緊辦理審批手續。

官方資料顯示，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38.1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0.6%，大陸與台灣貿易逆差達1057.7億美元。兩岸經合會台灣首席代表卓士昭指出，大陸現在是台灣最大的交易夥伴、最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進口來源，海貿會台北辦事處的設立對提高兩岸企業投資和貿易相關服務具有正面意義。

海貿會成立於2004年1月，由大陸商務部主管，是具有社團法人地位的非營利性社團組織，旨在促進兩岸經貿交流與合作。

眼看2016總統大選到了，統獨問題又被吵得沸沸揚揚。我們可以甩掉這一個盤旋在台灣上空的緊箍咒嗎？

去年九合一大選國民黨慘敗，至今尚推不出總統候選人的窘境，蔡英文則已經以接班人的態勢，兵臨城下。民進黨執政的最後一哩路，是台獨黨綱問題。李登輝執政12年，不敢宣布獨立，阿扁時代點燃烽火外交，也不敢宣布獨立。國際情勢更讓蔡英文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好以「台灣共識」和「不會改變現狀」來回應，甚至退守到利用中華民國這個老招牌，借殼上市。

台灣不可能永遠依靠美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美國在世界多元的格局下，首肯的產物。中國大陸要養活13億人口，需要經濟崛起，更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美國受困於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自不願意見到台海地區再起烽火。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今日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的工廠，也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美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可能超越美日之間的政治同盟。

美國作為全世界的超級霸權，主掌全球權力的分配，自然不希望有一個掣肘它的老二存在。納粹德國曾挑戰它的領導權威，希特勒被打倒；蘇聯曾挑戰它的世界霸權，也被裂解；日本在被頌讚「日本第一」、「日本能，為什麼美國不能」之際，卻於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中，慘遭美國修理，迄今還走不出困境。

季辛吉要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時候，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我以史家的角度來當美國國務卿，是要如何使美國無痛苦地淪為二等國家。」這番話引發軒然大波，舉國一致攻擊，認為季辛吉不夠資格擔任美國國務卿。幾天後，季辛吉又說：「歷史上沒有不滅的文明，何況國家。」

中國曾是歷史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曾是全球列強瓜分的次殖民地，為了爭取民族獨立，洗刷被殖民的屈辱，毛澤東主張「寧可沒有褲子，也要核子」。中國為了加速經濟建設，在其公務員網路科技的訓練手冊第一章上說：「我們來不及參加第一次工業革命，對這次的網路科技革命，我們絕不能脫班掉隊。」

30年來，中國終於從網路科技革命全球化的運動中掙脫出來。美國戰略學家布里辛斯基就說：「能夠損害美國在全球經濟主導地位的，正是中國對全球化的接受，而不是對它的拒絕。」

歷史上曾經輝煌過的，終會再度輝煌。中國曾經被它的長衫絆倒，但不會永遠淪為「亞洲病夫」。當今全世界的有識之士都提出呼籲：不能正面對待中國的崛起，將是全球最大的災難。

台灣解散軍隊好處多多

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是美國在二次大戰後，為維持其台海利益、圍堵中國所炮製的兩個政黨。兩者都希望美國能裂解中國大陸，甚至希望中美能大戰一場，以利其存活，兩者基本上都缺乏「民族自主獨立、歷史縱軸思維」，也缺乏國際戰略佈局，有的僅是偏安於一隅，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思考，有的僅是如何奪取台灣政權，行一己之私利而已。

中、美兩國在既敵對又合作的競爭中，都體現出珍惜世界多元格局和平的可貴。大陸前國防部長張萬年曾說「中美終需一戰」，也因為雙方經濟的依存度愈來愈高，而降低了煙硝味。

其實，就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台灣執政者應該思考的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底下是「和」是「戰」的問題。如果是「戰」，中國今日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全球追求超級強權的國家，擁有800顆以上的核彈頭，台灣根本無法望其項背。人貴自知，以小事大以智。我們對韓國、日本都沒有軍事需求；巴士海峽南端的菲律賓和我們沒有領土的糾葛，雙方相安無事。在這種國際環境下，我們一年還花費3,000億的軍事預算，整軍經武，有用嗎？要對誰用武？

今日，在多元格局的國際社會中，台灣執政當局應該思考台灣人的前途，是繼續當美國的隨從，還是解散軍隊，把每年3,000多億的國防預算，挹注到教育、經濟發展、弱勢關懷和國際人道救援上。相信國防經費所溢注出來的國泰民安，將使台灣贏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瑞士一直到2002年才參加聯合國，並無損於它在國際上的地位。台灣長期利用金錢購買國際上一些小國的承認，說穿了，只是填補美國的權力真空，對台灣人來說，只是自取其辱而已。

現在正是台灣解散軍隊的時候，美國已經沒有能力，或甘冒重大風險和中國一戰；而中國大陸會樂見台灣不再作為美、日的馬前卒。同時，解散軍隊將使得台灣的財政負荷不致日益沉淪，步上冰島、希臘和西班牙的後塵，也得以創造一個富而好禮的小康社會。

(作者係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現為中小企業主)

自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大陸GDP實際增長率基本保持在9%以上，且呈持續走強趨勢，至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達到13%的歷史高位。從GDP的絕對值看，2000年中國大陸的GDP首次突破1兆美元，達1.2兆美元；2005年突破2兆美元；2009年超過5兆美元；2014年超過10兆美元，達10.36兆美元，成為繼美國之後又一個「10兆美元俱樂部」的成員，同時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而位居第三的日本同年GDP僅為4.8兆美元。中國大陸從跨入兆美元到成功突破10兆美元大關，用時14年。相比之下，美國完成這一跨越用了31年。

何為大陸經濟新常態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中國GDP規模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之後，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不同於前30年的特徵，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連續兩年低於8%。對此，部分研究者認為2010年以來經濟下滑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一旦這些因素消除，中國經濟會恢復快速增長；但大部分研究者認為，過去中國30多年快速增長積累的包括人口紅利的消失、資源獲取的制約、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等風險開始凸顯，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2014 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徵，並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共新一代領導對當前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新認識，也標誌著大陸推進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將發生諸多重大轉變，意味深長、影響深遠。

具體而言，中國大陸經濟的「新常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大陸經濟將告別持續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根據各方面測算，大陸經濟增速將正式告別8%以上的快速增長，潛在增長率在2020年前後將回落至7.5%左右；

二是宏觀經濟調控形式有所改變。大陸經濟政策正在告別常態性調控和刺激，也就是說，如果經濟增速在7%以上的合理區間，將不會採取非常規的刺激措施；

三是創新驅動成為決定中國大陸經濟成敗的關鍵。大幅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綜合國力不斷提升，是大陸經濟下一步發展的聚焦點；

四是鼓勵民間創新創業的活力。在大陸經濟增長的動力方面，政府投資將讓位於民間投資，民間創業投資將會有跨越式的發展；

五是服務業將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大陸在推動新型工業化的同時，會著力扶持服務業的發展。經濟將與過去告別，同時也與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增長模式告別。

當前兩岸經濟合作新態勢

進入新世紀以來，兩岸經濟合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兩岸進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00年至2014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重、台灣自大陸進口占台灣總進口的比重、台灣對大陸貿易額占台灣總貿易額的比重，分別從2000年的16.78%、3.58%、10.43%，上升至2014年的51.28%、15.06%和34.29%。2003年，大陸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順差來源地。2014年大陸與台灣貿易額高達1,982.8億美元。

其次是兩岸直接投資發展。自2002年台灣對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過半，達到53.4%以來，該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大陸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投資市場。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5年3月底，大陸累計批准台資項目92,858個，實際使用台資616.4億美元。按實際使用外資統計，台資占大陸累計實際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3.9%。另外，自2009年6月30日開放大陸企業來台投資以來，到2014年底，台方累計核准陸資投資項目619個，投（增）資金額計近12億美元。

第三，在ECFA框架下，兩岸產業合作形成民間交流、「搭橋專案」與「產業論壇」會議、建立試點等合作模式。雙方產業合作在開拓新興市場、制定產業共同標準、合作研發生產等方面達成許多共識。

第四，兩岸共建經濟合作制度框架方面的進展。2008年以來，兩岸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21項協定，在兩岸貿易合作制度化方面，海關程序遵循國際規範與一致性、透明性方面，服務貿易和相互投資方面在兩岸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的需求快速增加的基礎上，共同搭建經濟一體化制度框架，推動兩岸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方面的無障礙化進程。

儘管兩岸經濟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輝煌的業績，但我們也必須指出，上述兩岸合作的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大陸經濟舊的發展模式之上的，而舊的發展模式所依賴的是大陸經濟快速、持續的增長；人口紅利與環境對出口超長增長的支撐，經濟、金融和地方財政對房地產業的依賴，以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包括大陸對台資在內的外企具有時代特質的超國民待遇。當前這種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大陸經濟已經進入歷史轉折時期，舊常態增長模式的逐步退出已成定局。由統計資料可知，無論兩岸貿易還是兩岸相互投資，近年來一直躊躇不前、進展有限。大陸經濟如何在新常態背景下，找尋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動力，成為兩岸各界關心的議題。

克服阻力把握合作新動能

在大陸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政策調整，以及兩岸經濟合作已進展到一定水準的背景下，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主要面臨來自台灣三大非經濟因素的阻力：

第一，建立在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嚴重分歧之上的台灣政治制度和政黨政治結構，使台灣的任何政黨都不可能真正贏得社會廣泛一致的認同，任何政黨執政都會面臨反對黨一方的頑強阻遏，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尤甚，這造成兩岸關係發展的延宕，從而影響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

第二，台灣對國家、族群認同嚴重分歧，導致台灣部分朝野精英對兩岸經濟持續融合心存疑慮，認為持續密切的兩岸關係，將使台灣受制於大陸，迴旋餘地日益狹小，影響台灣的「安全」，從而對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低調消極。

第三，由於台灣制度設計和輿論的影響，部分台灣民眾認為他們並沒有感受到2008年以來形成的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局面，以及兩岸簽署的相關協定對他們生活及就業的正面影響，反而認為相關協議只對權貴有利，擔心兩岸聯繫的持續深化，將會使其生活、就業等方面成本提高。

當前，大陸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勢已成，世界經濟格局出現重大變化，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強而不盛」，中國經濟「盛而漸強」。如何面對這一格局，找到自己的新定位、新角色，從而推動台灣經濟再上層樓至關重要。為此，首先要克服上述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三大非經濟因素阻力，擺脫「不統不獨不武」、「親美友日和中」等消極的思路，擺脫被動應對台灣一些政治勢力的操弄和意外事件的干擾，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以更高的眼界、更大的格局讓台灣2,300萬人民和13億大陸人民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台灣人民才能夠持續分享到大陸改革開放和持續崛起的紅利，台灣經濟也才能在新的國際和兩岸經濟發展的大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從中近期看，面對大陸經濟新常態，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動能」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從面上看，隨著大陸經濟新常態相關政策的落實，兩岸市場准入、尤其是大陸市場准入將進一步放寬。台灣各類企業可抓住機遇，在更為寬鬆的市場准入，更為優化貿易投資的環境中，切入大陸各類產業，尤其是政府大力扶植、發展的產業，拓展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增長點；

二是從點上看，可加大對兩岸次區域合作的關注。次區域合作指的主要包括與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個自貿區與台灣相關各區域的深度合作，這將可從「點」的合作深化兩岸的經濟合作；

三是要推動包括ECFA在內的兩岸21項協議的落實和延展，這將為台灣的經濟及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新機會；

最後，台灣方面應更多的思考如何對外積極全面參與「一帶一路」、亞投行的建設，乘風而上，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如何使「兩岸經濟發展與區域合作進程相銜接」，與中國大陸一道重新贏回中華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應有的地位。

（作者係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

自2008年5月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以來，迄今整整7年，應該說發展一直比較平順。但自2014年3月台灣反服貿運動發生以來，兩岸關係面臨著一些困難與障礙。人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看法產生了不小的分歧，不少人甚至陷入認知上的誤區或迷思。為此特提出個人的八點觀察與思考。

其一：兩岸關係七年來的和平發展成就巨大，兩岸關係與台灣社會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密切。兩岸大概沒有多少人會否認或否定這七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巨大成就，尤其是這七年與1949年到2008年這前60年相比，兩岸關係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無論是兩岸經濟關係、社會關係還是政治關係等，都取得了以前難以想像的變化與成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同時，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也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包括反服貿運動與台灣四年一次的週期性選舉，都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朱立倫主席提出的「重要節點說」，實際上就是指2016年1月16日的台灣二合一選舉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尤其是不同的選舉結果將使兩岸關係面臨不同的前景。

其二：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是因為兩岸雙方達成共同政治基礎。2008年5月以來兩岸走上和平發展道路，是因為兩岸執政當局達成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如果沒有這一共同的政治基礎，或說這一共同的政治基礎被動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面臨挑戰與危險。近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兩岸政策上提出了維持現狀的說法，客觀講，這樣的說法比過去民進黨的主張是向前走了一步，表示民進黨也要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但蔡英文卻沒有說清楚如何維持兩岸現狀，在民進黨依然否認「九二共識」、不放棄台獨主張的情況下，維持現狀是相當困難的。

其三：國共政黨交流是引領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軌道的核心力量。國共關係當然不是兩岸關係的全部，國共雙方也從來沒有把國共關係看作是兩岸關係的全部，只有民進黨與台獨才一直將國共關係等同於兩岸關係。但是，毫無疑問，國共關係是兩岸關係的核心層面或重要層面的內容，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一方面，國共是台海兩岸的執政黨，執政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當然有利於兩岸關係，也成為兩岸關係發展中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在民進黨自我缺席兩岸交流、自我邊緣化於兩岸關係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主導、引領著兩岸關係前行，這是七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實。國共關係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導性力量、中堅力量。甚至可以預期，在民進黨依然頑固堅持台獨政策的情況下，民共兩黨的黨際交流恐怕依然難以建立，在民進黨依然缺席兩岸交流的情況下，國共政黨交流與國共關係將依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中流砥柱。

其四：「只經不政」是七年來兩岸關係發展與協商中最大的不足。兩岸間沒有就雙方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進行處理，應該是這七年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敗筆，也是遺憾。尤其是在兩岸經濟、社會關係均有所推進的情況下，政治分歧的處理沒有及時跟進，制約與影響了兩岸經濟、社會與民間關係的演進。因為經濟與政治事實上是難以完全區隔的，經濟發展會影響政治，政治因素也在不斷地制約經濟關係的深化與社會交往的擴大。

其五：台灣的國際參與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相輔相成。七年來總體上是相互適應的，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台灣的國際參與就解決與處理到什麼程度，而不少台灣民眾認為兩岸在涉外活動問題上還存在不適應或摩擦，非常重要的原因既是因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處於初級階段，也是因為兩岸之間的協商還是「只經不政」。由於沒有政治協商，當然就難以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

其六：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根源不在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可以拉動台灣經濟的成長，但不可能解決台灣社會分配公平與否的問題。公平分配是台灣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應該是兩岸之間經濟合作裡的問題。市場經濟規律決定了誰參與、誰分享，誰參與多、誰分享多。

其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讓兩岸民眾都分享到了和平紅利。七年來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扭轉了2008年前兩岸關係的緊張與僵持，特別是兩岸直航三通與陸客台灣遊，讓兩岸民眾都分享了和平紅利。當然，存在分享多與分享少的問題，這和參與、投入多少是成正比關係的。特別是和平紅利，既有經濟的利益，也有安全的利益與政治的利益。蘇起稱之為政治紅利。正如蘇起所論及：除了少數人享受的經濟紅利，還有「可以讓大多數人受益的安全紅利及重大的國際紅利」。

不少人提出陸客團隊遊被少數企業壟斷，那麼陸客個人遊呢？當然不是少數企業可以壟斷得了的。包括我個人一年多次訪問台灣，差不多都是搭車，計程車司機就有生意。現在的問題是：得利者一般不說話，特別是得到、擁有好處者往往沒有感覺，失去了才會感覺珍貴。

其八：兩岸關係中不存在所謂「特權階層壟斷」的問題。不少台商從兩岸關係發展中得到利益，那是因為他們趕上了、參與了大陸30年改革開放，同時也分享了3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首先是因為他們投入與付出，其次是他們抓住了機會。在大陸做大的不少台商，過去並不是大財團，而是中小企業。現在大陸的多數台商，依然是中小企業居多。如今，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宏大規劃中，哪些台商會做大做強，取決於哪些台商會抓住機遇去參與。

建議台灣朋友高度重視中國大陸正在推動的「一帶一路」工作。這不僅是中國大陸對外關係的一個大手筆，而且是未來中國發展的大方略，是中國夢實現的高速公路。如果說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這30年來中國大陸的大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那麼，「一帶一路」將有可能牽引中國大陸未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發展。這樣的發展機遇台灣方面能否抓住，是值得倍加思考的。我要強調的是：參與是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的先決條件，沒有參與，如何分享？天上不會掉餡餅，即使掉下餡餅，也未必一定會掉在自己的身上。

（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員）

尹啟銘1952年生於台灣台南，交通大學工學院計算與控制系畢業(1974)，同校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1978)，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博士(1988)。

歷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技正(1978-1985)、工業局組長(1985-1990)、工業局副局長(1990-1994)、經濟部工業局局長(1994-1997)、經濟部常務次長(1997.7-2005.9)、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1997-1998)、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董事長(1999.05-)、經濟部長(2008.5-2009.9)、經建會主委(2012.2-2013.2)、行政院政務委員(2009.11-2011.12、2012.5-2013.2)。現任中國國民黨國家政策基金會（下稱國政基金會）執行長。

2008年5月任經濟部長時，規劃「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下稱ECFA)。2010年11月任政務委員時，負責ECFA的跨部會協調工作，並規劃「台日產業合作搭橋推動方案」。2012年2月任經建會主委時，規劃「黃金十年 國家願景」，擘畫「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及「傳統產業維新方案」。

尹啟銘著有《台灣經貿轉捩時刻》(2004)、《斷鏈：前瞻台灣經濟新未來》(2006) 、《捍衛ECFA：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 (2011)、《布局：迎接黃金年代》 (2011)等書。

問：您歷任政府要職，對台灣經濟發展有重大的建樹，請您談談，到目前為止，哪些職位讓您最能發揮所長？

答：每一個職位都有它的任務，也都應該盡力做好。經濟部長是部會的首長，有較大的決策權，最能實現我的理念。經建會比較像幕僚單位，不過，我在擔任主委時也試著去突破，例如，我規劃了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

問：您擅長為政府的政策說明及辯護，但擔任經濟部長及經建會主委的時間都不長，您認為是什麼原因？與您在立法院備詢時發言直率有關嗎？

答：政務官都是高層直接任命的，也應該有隨時走人的準備，坦白講，我並不清楚被換下來的原因。不過，只要做的人盡心盡力，總會留下一些身影。我認為，馬總統換人換得太快，往往讓政策很難延續。他也經常從大學找學者去做部長或政務委員，結果沒有行政經驗的學者不知道公務系統怎麼運作，又因沒有seniority，難以服眾，加上不懂得政府應遵循的法律，往往很難發揮功能。

我確實主張立法委員應該尊重行政官員的專業。相較之下，民進黨執政時，其黨籍立委對行政官員都會積極保護，而國民黨立委較開放，黨團也較多元，對行政官員似乎比較不重視。我從當工業局副局長時就開始到立法院備詢，一直到經濟部長，20多年的時間裡，看得太多了，也點滴在心頭。

我常覺得孫中山先生過世得太早。他說要先實行軍政、訓政，最後才實行憲政，可惜國家一直處於戰亂，根本沒有時間培養人民的民主觀念，導致國人的民主素養不大成熟。民主需要長時間從教育、文化、社會各個層面養成，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尊重別人，但台灣還沒做到。

問：有媒體及政治人物把台灣經濟不好歸咎於馬政府，請您談談台灣經濟何時開始走下坡，原因何在？

答：台灣經濟的衰頹始自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年到2007年期間，台灣公司關門的多，增加的少，經濟成長率下降，失業率上升，實質平均薪資成長率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三次薪資負成長。不過，那八年台灣經濟雖然走下坡，但尚不至於崩潰，主要靠的就是大陸。

2000至2007年，台灣對外貿易順差合計1,524億美元，對大陸順差更高達2,436億美元；若缺大陸這一塊，台灣貿易餘額會由順差轉為逆差912億美元。那八年間，大陸從台灣的第三大貿易夥伴躍進為第一大夥伴，上市櫃公司赴大陸投資者從272家劇增為899家，台灣外銷訂單交至大陸生產所占比重亦從9%大幅升至42%，促進企業競爭力提升、帶動民間消費與零組件出口成長。凡此均可證明，民進黨執政期間若不倚賴大陸，經濟還不知要下滑到什麼地步。

我認為，台灣不應害怕產業外移，問題是我們沒有開發出新的產業。另外，產業移到大陸，跟移到其他地方不一樣，台商到大陸投資，還是跟台灣進口原物料，可以讓投資帶動出口。陳水扁並非不了解這個道理，但基於政治考量始終採取閉鎖政策，結果深受其害，例如他在2002年提出觀光客倍增計畫，但因始終不開放陸客來台，以致到他卸任時都沒達到目標。

問：馬英九2008年上台至今，兩岸兩會簽署了21項協議，您對他的兩岸政策有何評價，您認為台灣是否從兩岸經貿合作獲得實質的利益？

答：馬政府2008年至今的兩岸經貿措施大致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大開大闔，立竿見影：例如兩岸直航結合陸客來台觀光、東北亞黃金航圈，促使來台旅客大增、外匯收入攀升；2008至2013年六年大增為430萬人次、外匯收入增長136%。

第二類是開放太遲，商機已逝：例如兩岸未能及早直航，高雄港在全球貨櫃港排名從1999年第3名跌至2008年第12名；2008年雖開放直航，2011及2012年續跌至第13名。

第三類是半調子開放，成效有限：例如開放陸資來台投資，表面上製造業開放了97%、服務業開放51%，但許多行業附加過苛的條件，導致成效不彰；自2009年6月開放陸資至2014年9月，五年多核准陸資來台的僅581件，投資金額11.3億美元，這比2013年核准台商赴大陸投資達92億美元，可謂小巫見大巫。

第四類是攸關台灣產業競爭力、經濟結構調整、融入區域經濟整合，但法案被卡在立法院動彈不得的，例如ECFA後續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等。

馬總統常說他的兩岸政策不快不慢，其實從上面四類政策可知道，他的兩岸政策太慢了，跟不上大陸發展的腳步，所以，對於提升台灣經濟的力道不夠。

問：ECFA是您在擔任經濟部長時與大陸共同協商的，請您談談當時談判的情形及ECFA對台灣經濟產生了哪些作用？

答：2008年11月我參加了在秘魯舉行的APEC會議，會議期間，與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另外舉行兩岸部長會議。陳部長在會中提出，兩岸可以就經濟方面洽商一個協議。回來後，我把談的內容跟劉兆玄院長報告，也在行政院內部著手洽談方案，劉院長同意後，我們在2009年2月一起去向馬總統報告，並由馬總統拍板定案。

台灣當時之所以想與大陸簽署經濟架構協議，主要是因為2010年大陸與東協10個國家簽訂的貿易自由化協議即將生效，大陸與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的貨品將全面免關稅，這對台灣的衝擊太大了。我們從2009年2月開始跟大陸多次洽商，2010年6月29日兩會簽署了ECFA。我後來雖離開了經濟部，但仍在行政院成立的ECFA文宣小組裡繼續運作，到全台各地宣導。ECFA對台灣的中小企業、農業很有幫助，例如台灣商品進大陸有539項零關稅，而大陸獲得減免關稅者只有267項。

綠營開始時雖然反對，但逼近2012年大選時，態度就不一樣了。蔡英文熟悉國際經貿事務，當然了解ECFA對台灣的重要性。而且，馬政府當時的聲望還相當高，推動起來並不太困難。

問：南韓經濟原來落後於台灣，為什麼後來會快速超越台灣？今年6月1日南韓與中國大陸簽署了FTA，您認為這對台灣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答：1999年南韓GNP/人僅為台灣的65%，2005年超越台灣，2007年變成台灣的1.3倍，台灣在2005年被南韓超越後，就一直屈居四小龍之末。

和南韓相比，台灣經濟改革開放的腳步難以推進，主要卡在三個亂源，一是立院亂象，立法院不斷上演霸占主席台抗爭、阻礙法案審議的事件。二是媒體亂象，尤其是某些特定媒體用謊言、扭曲事實來誤導人民、製造恐懼與對立，以遂其「逢中必反」的政治立場。三是街頭亂象，有些人打著民主的旗幟，動輒威脅上街頭、以絕食挾持全民。我認為，這三種目無法紀、少數霸凌多數的亂源如繼續下去，台灣勢將陷入衰敗危機。

中韓簽署FTA對台灣的衝擊是全面性的，減免關稅只是其中一部分，市場的開放及投資環境的改善，都將吸引不少投資。簽了FTA，還可以縮短進口商品在海關檢驗的時間，簡化檢驗的程序，這些對很多產品，例如生鮮食物極為重要。另外，FTA可規範防治智慧財產權被侵害。減少這些「非關稅的障礙」，產品的競爭力自然會提升。

問：馬總統最近又表示服貿協議應趕快生效，您覺得在明年大選前服貿有希望生效嗎？兩岸何時可望簽署貨貿協議？

答：服貿不解決，不可能談貨貿，因為談了也沒有用。

服貿之所以會有問題，我認為有好幾個原因。第一是朝野在協商時，國民黨黨團簽了字，同意要審查。其實，依據兩岸人民關條例，兩岸簽署的協議在立法院只能備查，並沒有准駁的權力。這一點最高行政法院做過解釋，說備查只是告知。第二是民進黨杯葛。第三是王金平院長不應答應學運學生的要求。第四是媒體亂罵，從2013年6月21日服貿協議簽署到該年底，《自由時報》將近有1,400篇，平均每天有7.1篇提到服貿。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就是《自由時報》在扯經濟後腿〉。當然，也要怪行政部門沒有跟立法院好好溝通，沒有成立跨部會的文宣小組，好好宣導服貿。

我個人對於今年通過服貿持悲觀的態度。王院長答應學運的學生，要通過兩岸監督條例才審服貿。蔡英文雖然在民進黨中執會說要大力支持監督條例，但她說一套，做一套，根本是玩假的。今年內連兩岸監督條例都不太可能過。

我始終認為，馬總統應該依法宣布服貿生效啟動，他民意已經在谷底了，又不再參選，不必擔心會因此失分。

問：蔡英文訪美時大談台灣經濟要有多元的出路，要保有自主性，請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我認為蔡英文所說的「傾中影響台灣經濟的自主性」，根本是個假議題。台灣經濟一直到今天還是傾美，如果有所謂「傾中」的走向，也是從民進黨執政時開始的。

長期以來，台灣經濟太依賴美國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時，東亞各主要經濟體中，受美國危機衝擊最大的就數台灣，美國經濟成長每下跌1%，台灣成長就減少1.2%，原因就是台灣各方面和美國連結太深，包括出口、股市、金融等。要經濟自主，首先應該降低台灣對美國的依賴。

再說「傾中」，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產品及人員都可以來台灣，只有大陸的資金及人員來台受到嚴格的管制。這等於，我們對全世界都開放，只有大陸除外，「傾中」到底傾了什麼？可以這麼說，台灣本來完全靠美國，馬政府只不過調整了一點點，兩岸連正常化都未達到，就被民進黨罵成「傾中賣台」、「圖利財團」，完全與事實不符。

問：請問基於什麼原因，您答應出任國政基金會的執行長？也請您談談基金會有何具體計畫協助國民黨轉型？

答：我認為作為一個黨員，就需要有使命感，有passion。國政基金會不大，但它有很好的人脈關係。美國的智庫扮演了政策建言的角色，對兩黨的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國政基金會是財團法人，可在幾方面協助國民黨。第一是提出政策建言，第二是平常要做好研究工作，第三是協助國民黨籍立委草擬法案，第四是在打選戰時提供政策白皮書。

我最近正在積極規劃基金會的網路平台。我一直以為，如果把國民黨與民進黨比喻成兩家公司，他們最大的差別在於，國民黨有很好的產品，卻不會包裝行銷，而民進黨沒有產品，卻懂得包裝行銷，如果兩者都相互學習，有好的產品，又有好的行銷，那該多好。

問：您就任執行長後不久，國政基金會就順利推動了第十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及「朱習會」，請問您居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也請您談談「朱習會」有何重要突破？

答：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一向是由國政基金會與大陸的海峽兩岸研究中心合辦，我擔任執行長後，剛好遇上要召開這個論壇，就做好行政工作。國民黨大陸事務委員會主任高孔廉對大陸事務很熟悉，我們配合得很好。

我覺得「朱習會」很成功。雙方都表達了自己的意思，也都對對方釋出善意，氣氛很好。習近平總書記再度提到兩岸是命運共同體，朱主席則說了「求同尊異」。對於我方表達盼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及亞投行，台商權益要維護等，習總回應，大陸願意和台灣分享，會優先對台灣開放，他還說應該要大氣一點。之後大陸發布了25號文，就是針對62號文來的，25號文強調承諾台商的租稅優惠條件不會受到影響。

問：您的文章分析犀利，又都能以精確、詳細的統計數據，指出批評政策者誤用數據、推論謬誤，請問您是怎麼辦到的？

答：我台南國小畢業後，免試進入台南市中，之後考上台南一中。從小國文、英文就比較好，但父親要我讀工科，我就讀了交大。1978拿到碩士後，到經建會工作，規劃10年電子工業發展計畫，那份工作需要解讀大量統計數字，我就運用理工科的訓練，逐漸建立起分析的能力及邏輯推理。

我很幸運能在第一份工作就碰到好長官楊世緘先生，跟著他學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知道看事情要有大格局，例如談經濟，就要看經濟的趨勢，而且要有嚴格的邏輯思考。另外，擔任政務委員時，因有媒體用錯誤的數據批評ECFA，我就開始在臉書及部落格發表文章，自認都是實話實說、有憑有據。

問：您為什麼對國民黨有使命感，這跟您小時候的教育或家庭有關嗎？

答：台南有不少姓尹的人，我們祖先幾百年前來自大陸。1949年來台的尹姓人士則大都住在北部。

我父親經歷過日據時代，1945年台灣光復時年僅17歲。他在台碱公司當基層勞工，一直做到退休。他常感謝政府給了他一個工作的機會，讓他能養家活口。

我小學讀的是台碱公司的子弟學校。人要飲水思源，國民黨從大陸帶來許多人才及資源，把台灣經營得這麼好，我們不應該感謝嗎？受到家庭及學校教育的影響，高三那年我就加入了國民黨，從此就抱著為黨、為國家多做點事的心情堅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