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與南韓已完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必定會結合「一帶一路」、「歐亞倡議」與兩國的實力潛能，聯結地緣毗鄰經濟互補、人文交流的優勢，共同開展新「歐亞時代」。
中韓FTA領先啟動
在南韓政府快馬加鞭的催促下，中韓官方在2015年12月9日共同宣布，中韓FTA自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協定在未來20年內，南韓輸往中國享有零關稅的產品，將覆蓋稅目的92.2%，也就是到2035年中韓兩國之間的經貿夥伴關係，會達到幾近於雙邊全面互免關稅的市場自由開放程度。
在FTA協定生效實施後，中韓兩國更決定，在兩年內採行「負面清單模式」，進一步就服務業進行談判，讓南韓電信與金融等服務業，優先進軍大陸市場，同時就市場准入前的服務業「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模式」，進行相互開放投資談判。
同一時間，中澳FTA也同步生效啓動，中澳兩國雙方出口貿易的85.4%產品類項，會達到零關稅，在一段「關稅減讓過渡期」後，澳洲輸往大陸的產品可享有零關稅的稅目和貿易額，兩者的占比都將同時達到100%的全面市場自由開放地步。
中韓FTA的生效，給亞洲經濟社會發出的最重要訊息，最淺層的是，中韓經濟融合邁出了互免關稅、產業合作升級、內需市場無縫整合；深一層看，是讓亞洲經濟社會普遍感覺到，中韓FTA啟航，對中日FTA、韓日FTA，乃至於中日韓FTA整合，以及亞太經濟大整合的RCEP談判程序的加速協簽，都向前踏出了重要一步。
此外，還有若干權威國際觀察家，從更高的全球格局層次看，認為中韓FTA的正式開步走，是結合了習近平的「中國夢」與朴槿惠的「漢江夢」，向「歐亞時代」新願景大步前進。
有助帶動多元國際效應
中韓FTA除可加速中韓兩國市場經濟融合的深度與廣度外，更能夠帶動多元多重的國際關係效應。
首先，在雙邊經貿關係層面，中韓FTA必然會產生強大的示範效應，有助於促進亞太區域擴大FTA談判；在多邊經貿關係層面上，中韓FTA也自然會進一步促動更大的溢出效應。
其次，就地緣政治經濟效應而言，中韓FTA對區域政治關係及區域和平有著明確的促進作用，最具體的事例是，由南韓現代集團的現代峨山公司開發、2004年開始運作的北韓開城工業中心，在關閉超過五年之後，北韓政府已在2013年9月16日透過開城工業地區計畫方案，由南北韓共同委員會出面，重新啟動開城工業地區，並促使該工業園區大部分的產品，都能獲得「產自南韓」的原產地證明書；這次中韓FTA的具體成行，當然大大有利於促進朝鮮半島乃至整體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中韓FTA更有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讓東北亞經濟圈早日具體成形，以與東南亞國協(ASEAN)互相構成面向全球經濟市場的犄角輔翼關係，亦能有效帶動RCEP談判的進度，促進更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的「亞太自貿區」(FTAAP)早日建立。
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對接
「一帶一路」原本即已包含南韓在內，其中的「共商共建共用」原則，與「歐亞倡議」的開放性特點，根本是相通的；2015年10月31日在李克強和朴槿惠的見證下，中韓又簽署了《關於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以及歐亞倡議方面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和一系列文件，冀盼雙方合作能落到實點。
中韓可以把地緣毗鄰、經濟互補、人文交流的優勢，共同轉化為「歐亞時代」的務實合作與經濟發展優勢，最需要的前提當然是「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無縫「有機對接」，讓中韓合作發展，有個更大的平台與空間；也讓各有關國家能全方位地參與建設，促進歐亞大板塊地區的升級發展。
中韓FTA成行，勢將促使中韓兩國的政治經濟及產業貿易合作，不再僅限於東北亞單一經濟區域，也將作為帶動「歐亞大陸經濟大板塊」整合發展的先聲。
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既有後發先至的實力，且具備完整靈活的產業供應鏈，也有雄厚資金實力；南韓則有充分海外投資和國際合作的經驗，也有技術優勢和企業管理經驗。2015年6月，中韓等共同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顯示中韓兩國有意在國際金融上統理合作。
對中國來說，中韓合作可以成為東北亞乃至全面區域經濟整合的東向「定海神針」；對南韓而言，則可以促成南韓經濟自1997年以來的第二次騰飛，是實現「漢江奇蹟2.0」的新機遇，以及具體有效發動以「歐亞倡議」為骨幹的「新北方政策」；而對東亞乃至亞太來說，中韓合作也可為地區主義政治經濟發展帶來強勁的動能。
歷史上，中韓曾經組成過聯合艦隊，共同抗擊敵國的侵略。在中韓FTA具體啟動之後，中韓更將藉此建立起新的「聯合艦隊」，共同「出海」，在海外基礎設施建設與對外投資、協力廠商合作等方面，強化更大空間地理範圍的亞洲區域主義，策動一個新的「歐亞時代」。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俄國學者史柯塞列夫(Bладимир Скосырёв)最近在俄國「獨立報軍事特刊」(Военное обзрение)上，撰文對亞太情勢發展表示了悲觀的看法。
2015年12月16日國際間發生了兩件要事，表面上看來並無太大關聯，但實際上對世局影響卻極為深遠。第一件是延宕已久的美國對台軍售，歐巴馬政府終告點頭，同意向台灣出售兩艘價值18億美元的巡防艦。另一件則是美國聯準會擬將美金利息從0.25提高至0.5，未來美元將更趨穩定，美國貨品也將升值，譬如：美國波音客機的價格就將上漲，顧客當然會選擇價格便宜的歐洲空中巴士，然而，美政府可使用新成立的TPP迫使各國購買美國較貴的產品。
不過，就在美國宣布美元升值的前兩天，中國央行宣布人民幣與美元匯率降為1比6.4495，僅僅兩天之隔，兩個世界主要貨幣，採取了兩種完全背道而馳的政策。為阻止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霸權，華府似乎只能訴諸戰爭一途，而事實上，美國也正朝此方向邁進。
南海是國際衝突的熱點
1月16日民進黨贏得大選，由於該黨一向主張台灣獨立，所以即便它不與中國大陸進行對抗，兩岸關係恐怕也好不到那裡去。此外，目前南海問題毫無進展，除大陸和台灣在該地設有軍事基地外，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均涉足其間。未來南海地區即便不是國際衝突的熱點，也必將是中國臥榻邊的一塊紛擾之地，不要忘了，1988年中越曾在南海赤瓜礁發生流血衝突。
日本也準備在南海地區對抗中國的發展與建設，2016年東京打算試射XASM-3超音速反艦導彈，並將以一艘7500噸「白根」級護衛艦作為靶艦，毫無疑問，這是日本向中國進行的一項具有政治意味的示威行動。據說，菲律賓先前曾表示要購買該艦，但東京認為國家安全比貿易利益更重要，日本將公開進行這項試射行動。此外，為加強國防安全，日本不僅要開發「第五代」戰機，還將開始使用F-15戰機和魚鷹(V-22)旋翼直升機。此外，日本還將重建海軍陸戰隊，日本並已獲得25輛AAVP-7AIS水陸兩用坦克。
中美在「緬甸問題」也可能挑起戰火。2015年11月，緬甸國會大選，親美政黨大獲全勝，數月前中緬還發生過邊界衝突，國際間有關此項衝突的報導甚少，然而，根據資訊可知，是緬軍先動手開火，緬國空軍戰機為攻擊果敢叛軍，首先攻擊中國雲南邊境地區，並造成若干傷亡。
俄羅斯沒有太多選擇
在這些衝突情況下，俄羅斯將選擇靠哪一邊？第一，無論美國及其盟邦或是中國，皆非俄羅斯的朋友或「對手」。第二，俄羅斯遠東地區開發不足，人口僅630萬，根本無法與俄聯邦其他地區相比。日本北海道人口就有550萬，而中國黑龍江省人口更有3,800萬。至於遠東地區的軍事和經濟情況更糟，緬甸這個窮國在1991年至2015年間，其海軍還增加了20多艘戰艦，但俄羅斯同期戰艦增加數量，竟比緬甸少4倍，如何恢復俄國軍力就甭提了。
2015年12月17日，大陸「新華社」在一篇有關俄國經濟落後的專文中，就對莫斯科如何克服戰略危機表示懷疑，所以，未來亞洲如果發生戰爭，將直接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事實上，二戰結束以來，東北亞國家邊界僅有少許的調整，特別是1951年以來，由於國際情勢穩定，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冷戰結束後，「二元體系」的國際格局遭到破壞，經濟中心發生改變，權力失衡，因而造成軍事衝突的情事頻傳。
現在亞洲各方已將政治、經濟、軍事的烽火點燃，多年來擁有龐大軍力的亞洲，未來極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很多國家將利用戰爭作為推動政治的工具，毫無疑問，2016年將是極不安寧的一年。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丙申年伊始，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送給韓國總統朴槿惠的一份新年禮物居然是一顆「氫彈」，並且立即透過朝鮮中央電視台向全世界洋洋得意地宣揚這項試爆「成功」的新聞，一時不僅讓韓國「地動山搖」，也震驚中、美、日等國。
首先，隔著三八停戰線的韓國深覺「背後受刺」。主要理由有三：(一)2015年8月韓朝雙方高層經過馬拉松式會談達成的「8.25六項合作協議」字跡未乾，就被當成廢紙般毀掉。(二)1月1日金正恩在新年致詞中只講經濟的重要性，根本沒提及核武，甚至還強調，為了民族的統一願望，隨時願意與任何人坐下來會談，讓韓國誤認金正恩會「洗心革面」。(三)朴槿惠執政三年來，深得韓國人支持的對朝政策一夜之間破碎，讓朴槿惠失去顏面，受到輿論撻伐。
從1月13日朴槿惠在青瓦台（總統府）舉行的「對民談話及新年記者會」嚴肅氛圍，可窺知事態的嚴重性。朴槿惠指出，此次朝鮮第四次核試是一項重大挑釁與嚴峻威脅，韓國不會坐視，一定會讓朝鮮付出相應的代價。
韓國採取多重因應措施
目前，韓國採取的「報復」手段可分為兩個層次來論述：在國內，除與駐韓美軍加強防衛與作戰態勢之外，另重啟金正恩最懼怕的心理喊話，打開設立在最前線11處的擴音器，加上6個新型移動式擴音器，不定時、不定點播放有關金正恩最新的新聞及韓國流行歌曲，讓朝鮮軍民瞭解朝鮮的實況，進一步打擊朝鮮最在意的「最高首領尊嚴」。
國際方面，1月7日朴槿惠分別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通了電話，密集商討聯合因應對策。歐巴馬立即派出B-52轟炸機在朝鮮半島上空展示威力，迫使金正恩早日乖乖「投降」。繼韓、日兩國對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後，日本積極表示支援韓國對抗朝鮮。
另外，韓國也正期待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朝鮮的方案儘快出爐，並且要比前四次：(1)2006年1718號；(2)2009年1874號；(3)2013年2087號；(4)2013年2094號決議案，更強烈、更有效地達到制裁目的，生怕「不痛不癢」的決議無法讓朝鮮真正舉起白旗。
美中不足的是，韓美日三國都已坐鎮，但韓國認為唯一對朝鮮有直接影響力的中國表現「消極」。韓國外交部長尹炳世雖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通過電話，交換意見，但韓國媒體連日來對習近平主席未與朴槿惠互通熱線，感到遺憾與失望。
朴槿惠不會讓金正恩得逞
其實，此次金正恩不僅打了朴槿惠的臉，也對中美日三國警告意味濃厚。金正恩早已於2015年12月15日正式下達試爆氫彈命令，並於今年1月3日簽字執行。換言之，金正恩已「有備而來」，但未被中美日韓四國「事先預知」，讓金正恩偷偷摸摸「有機可乘」。
從朝鮮發表試爆成功的宣示來看，其主要目的在於：一向國內外誇示其製造核武的能力已達100%；二是宣示朝鮮為核武擁有國；三要對抗美國等國的威脅其守衛生存權；四要彰顯主權國家的自衛權是合法的權利。這些在在說明，金正恩係依據2012年4月憲法明定的「核保有國」，以及2013年3月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通過的「核經並進」政策行動。
由以上可以獲得幾項訊息：一，金正恩不會放棄核武，因為只有核武才能保障其權力與生存。二，光靠自力經營經貿發展有限，希望能得到韓國等的積極援助，賺取外匯。三，韓國甭想企圖拉攏美國顛覆朝鮮政權等。金正恩的策略顯然是，一手緊握核武，另一手貪圖韓國的金援。
朴槿惠對金正恩的企圖有深入了解。首先，朴槿惠出身軍人家庭，長年受過「愛國教育」洗禮，當青瓦台幕僚告知「父親朴正熙意外遇刺」時，她先問前線的國防有無異常。其次，朴槿惠上任以來堅持原則與信賴，對朝政策毫不搖擺，主要是她曾於2002年5月在平壤與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單獨會談過，她認為韓朝雙方再多的會談也無用，因為彼此缺乏信賴，互相猜忌。再者，以意識形態執政的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位韓國總統，曾將巨額美金捧送給金正日，讓朝鮮變得只想一味索取，不講信用。
「8.25合作協議」迅速被金正恩丟進垃圾桶，就是鐵證。金正恩可以「玩火」，但必須想到會不會「引火自焚」，導致政權崩潰。
朝核問題可作為台灣警訊
兩韓問題與兩岸一直相互牽連，不能忽略。萬一，兩韓發生戰爭，朝鮮半島陷入緊張情勢，將影響東北亞局勢的穩定。尤其，美國和中國大陸在南海、東海的「擦槍走火」，勢必會延燒至朝鮮半島及台灣海峽。
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一面玩「核」，另一面要跟韓國「經濟」合作的手法正如同蔡英文一手耍「獨」，另一手要與大陸經貿往來。蔡英文切記：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看看金正恩會得到什麼「代價」，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在南海主權爭端中，南海周邊四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對抗中國大陸的策略之一是將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和複雜化，借助外力制衡中國大陸。具體措施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將美國、日本、國際仲裁法庭等域外國家和國際組織引入南海主權爭端，二是將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借助東盟聯合對抗中國。
東盟開始介入南海問題
東盟(ASEAN)是一個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組織，成立的初衷是為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領域創造合作交流及共同發展的條件，同時提高東盟的政治地位，維護民族獨立。1967年簽訂的《曼谷宣言》和1976年簽訂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都未涉及南海問題，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是199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
1992年大陸發布《領海及毗連區法》，東盟外長會議開始關注南海問題；1993年東盟決定接納中國大陸為特邀代表，出席7月召開的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並在會上討論了南海問題；1994年的東盟外長會議上，菲律賓、印尼等國提出有關南海問題的建議，並將南海問題寫進會議的公報中。
1992年東盟發布《東盟南海宣言》，是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的轉折性事件，標誌東盟開始介入南海問題。該宣言規定：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主權和管轄權問題；在不損害直接利益國家的主權和管轄權的前提下強化合作；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基礎上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1992年，大陸外長錢其琛在參加第25屆東盟外長會議時，基本肯定《東盟南海宣言》，在與東盟六國外長就南海問題進行磋商後，大陸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願意在條件成熟時與有關國家談判尋求解決的途徑。對大陸來說，考慮到東盟一體化，如果能夠有效發揮東盟對成員國，尤其是南海周邊四國的約束作用，對於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具有積極意義。
依據《東盟南海宣言》的第4條—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基礎上建立南海國際行為準則—的規定，2002年大陸和東盟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主要內容包括：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和平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防止南海主權爭端擴大化；在南海主權爭端解決前，強化政治信任，加強經濟、科研、執法等功能性合作。
《東盟南海宣言》僅僅是東盟國家之間簽訂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宣言，中國大陸並未直接參與，對於中國大陸沒有強制約束力。《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則是中國與東盟簽署的第一份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既對東盟國家有約束力，也對中國大陸有約束力。
從1990年代東盟國家之間簽訂《東盟南海宣言》，到21世紀初大陸與東盟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雖然出現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但是尚未全面化，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東盟主張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反對使用武力，這對於維護地區穩定具有積極意義；其二，東盟並未直接介入大陸和南海周邊四國的南海主權爭端，而是堅持不損害直接利益國家主權和管轄權，這一定位並不違背直接當事國解決海洋主權爭端的慣例；其三，東盟主張強化地區經濟、科學考察等功能性合作，這對於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往來有積極作用。
以上幾點與大陸官方的南海政策具有較大共識，因此，大陸也利用東盟外長會議、中國-東盟10+1會議、東亞峰會等中國與東盟共同參與的國際會議場合，就南海主權爭端交換意見，以發揮東盟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建設性作用。
南海爭端「東盟化」
近年來，南海周邊局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一是中國大陸強勢崛起。改革開放以來，大陸長期推行「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在南海主權爭端上，相對處於「守勢」，這有助於為大陸崛起爭取和平的周邊環境。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大陸適時地將外交戰略調整到「奮發有為」，這意味著大陸將更為主動地維護南海主權。
二是南海周邊四國（主要是越南和菲律賓）加緊侵佔中國南海島礁。東盟國家基本都看到了南海豐富的資源、重要的戰略位置等，加緊侵占中國的南海島礁，擴大在南海的活動。
三是美國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大陸在遵守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前提下維護南海主權的行為，被美國等域外大國歪曲為對南海和平的「威脅」，為遏制中國大陸崛起，美國提出「重返亞太」的戰略，聯合東盟和日本介入南海主權爭端。
在這種新的南海周邊局勢下，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正在發生一些質的變化。由於越南和菲律賓極力將南海主權爭端納入東盟會議的議題裡面，其他東盟國家大多對中國崛起表示「擔憂」，再加上美日等國的炒作，東盟正在由「維護南海和平」向「介入南海主權爭端」的方向演變。
自1992年《東盟南海宣言》公布至今20年來，在與中國大陸的接觸和對話中，東盟竭力在南海問題上塑造東盟「對外一致」的形象，從而將南海問題置於「東盟—中國」對話的關係中。這有兩點可以證明：
其一，2007年通過的《東盟憲章》規定，「在亞細安（東盟）對外關係方面，成員國須在團結一致、共同進退的基礎上，協調並致力於達成共同的立場及採取共同的行動」。可見，相較於《曼谷宣言》，經過40年的東盟一體化建設，《東盟憲章》更加強調東盟對外關係行動的一致性和協同性。一旦南海周邊四國站在對抗中國的立場上，在《東盟憲章》的約束下，很難避免東盟也站在中國大陸的對立面。
其二，近年來東盟會議頻繁發表有關南海問題的言論，意在對中國施壓。例如，2015年4月27日，第26屆東盟峰會發表主席聲明，對南海正在進行的填海造地活動表示嚴重關切，重申維護南海和平、安全和穩定及航行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
大陸的應對之策
針對南海主權爭端「東盟化」，大陸主要採取如下應對之策，這兩點也被稱為「雙軌制」。
其一，反對多邊機制，主張雙邊機制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南海主權爭端是中國大陸和南海周邊四國之間的主權爭端，解決只能由當事國之間進行雙邊對話，這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裡都有明確規定，東盟不是直接當事國，無權介入南海主權爭端。
其二，積極發揮東盟在南海主權爭端中的建設性作用。東盟雖然不能介入南海主權爭端，但是可以對其成員國發揮約束作用，同時能夠為中國和南海周邊四國解決南海主權爭端提供對話平台，因此有必要重視其建設性的作用。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1月16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正式開業營運。截至1月17日，57個創始成員國中已有30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批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下稱協定），並提交批准書，股份總和占比達74%。根據協定，至少要有10個簽署協定的成員國提交批准書，且其初始認繳股本的加總數額不低於認繳股本總額的一半，協定才告生效。
打造成新型多邊開發銀行
亞投行首任行長金立群1月1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信心把亞投行打造成一個真正的21世紀新型多邊開發銀行；它會「擁有非常好的制度體系」：董事會和管理層之間有明確的職責分工；亞投行不設常駐執行董事會，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金立群也強調，亞投行的核心價值觀是「精幹、廉潔和綠色」。要做到這一點，首要之舉就是依照高標準建立典章制度，打造強有力的企業文化。
亞投行的競爭力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中國目前有4兆多美元的外匯儲備，民間大量的資金也在尋求投資管道，因此亞投行有先天的資金優勢；第二，從籌劃到正式成立只有18個月，足以證明中國人的辦事效率極高；第三，中國人「在商言商」，亞投行的投資與政治脫鉤。
談到亞投行的評級問題，金立群希望評級機構可以考慮到兩點：第一，亞投行的實繳資本占註冊資本的20%，在類似機構中為最高；第二，亞投行擁有一流的管理層；即使是最壞的情況，亞投行也可以從巨大的中國市場獲得資金。金立群透露，亞投行的第一波投資可能會在2016年第二季展開。
亞投行被認為是中國試圖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的舉動之一，並被認為將挑戰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對此，金立群說，「太平洋和印度洋足夠大，歐亞大陸足夠廣闊，可以容得下多一個小小的多邊發展銀行。有什麼好擔心的呢？」這個說法與習近平曾對美國說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發展」，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不會相互競爭的原因有二：一是市場投資需求巨大，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投行的投資加在一起都解決不了融資需求。二是亞投行是在亞洲國家改善基礎設施、需要巨額投資的歷史時刻應運而生的，它的投資項目是基礎設施，而且主要在亞洲地區。
中國在亞投行的地位
中國在亞投行的主導地位是不爭的事實。主導有兩層意思：一是持股比例決定話語權，二是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具有先天優勢。按現有各創始成員的認繳股本計算，中國認繳297.804億美元（占比30.34%），不但是第一大股東，也擁有最大的(26.06%)投票權，這意味著中國對重大事務擁有「一票否決權」。
對此問題，金立群回應，中國目前的高持股和投票權比例是一個暫時的現象，除了首批57國之外，至少還有20多國在門外排隊，隨著新的成員國不斷加入，中國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均將被逐步稀釋、「攤薄」。而且「攤薄」不是平均的，中國的股份比例會相應下降得更多。
有關美國及日本還未加入的問題，金立群說：「亞投行的大門將一直對等候入會的國家開放」。
筆者以為，美國已主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則主導亞洲開發銀行，他們各自有可以掌控的投資和融資管道，自然付得起「不加入」的代價。
不過，美國政府雖然受國內政黨政治的掣肘，但遲早會加入亞投行，因為亞投行投資亞洲國家的能源、電力、鐵路、公路、港口和城市建設、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將造成長遠的和持久的影響，美國不可能長久不加入亞投行。
至於日本，中國目前的GDP已兩倍於日本，購買力平價(PPP)已三倍於日本，日本應該認清這個大的趨勢，應該把亞投行看作是一個機會，而不要把它變成失去的機會。
亞投行與中東國家發展
亞投行創始成員國中不少為中東國家，當前低油價令中東能源大國不得不加快經濟轉型步伐，以擺脫對石油貿易的依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雙方合作開闢了新的發展前景。
未來10年，中阿雙邊貿易額有望達到6,000億美元，而杜拜龍城已成為中東國家「向東看」的縮影。杜拜龍城2004年開業，目前有中國商店約3500家，是中國在海外最大的商品集散貿易中心。龍城二期正在擴建，預計可容納商店約8,000家。
從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到北非的埃及，從橫跨歐亞的土耳其到伊朗，都對與中國發展經貿夥伴關係興趣濃厚，而中國的「一帶一路」為彼此間的深化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沙國2016年開始實施新的「五年計畫」，力促經濟多元化。擁有製造業優勢的中國和擁有能源、投融資領域優勢的沙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進行合作，將有助於推動雙方經濟轉型升級。
埃及正籌劃以高技術產業為主體的「蘇伊士運河走廊經濟帶」，中國與埃及等中東國家在高科技產業領域的合作前景廣闊。
伊核問題的破冰，為伊朗重啟對外經貿合作鋪平了道路，也可預見中伊雙方在高鐵、航空、通信、電力、工程機械、產業科技園區等領域，有巨大的合作潛力。
台灣加入亞投行問題
有關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問題，金立群表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都可以加入成為成員。台灣並非世界銀行成員，曾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申請加入，但遭到拒絕。按照亞投行協定，各意向創始成員國應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國立法機構的批准，才能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
他也指出，台灣是「不享有主權或無法對自身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申請方」，應由「對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的銀行成員」，亦即只能由中國同意，或代為申請。「作為中國自己家裡的事，由我們自己家裡的人來討論」，明顯道出中國大陸對台灣加入亞投行的立場。
近年來大陸快速發展、國際實力壯大，而台灣反而在綠色政黨的炒作下，統獨對立與「中國」劃清界線，抵制一切與「中國」有關的事物，網路上甚至有人鼓吹不要認同「中華文化」。如此病態的思維若繼續惡化下去，台灣不只經濟會更邊緣化，恐怕連固有文化也會垮掉。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2016大選，不論是民進黨贏得總統及立法院多數，或第一次參選的時代力量一躍成為第三大黨，都與青年選票有著密切關係。
青年返鄉投票激增
近兩三年來，台灣陸續發生許多大型青年社會運動，包括洪仲丘、太陽花及反課綱微調等，無論立場如何，都顯示青年對於政治參與比以往有興趣且更主動。
自2014年九合一選舉以來，年輕選票使台灣整個政治板塊產生劇烈變化，今年大選又適逢寒假期間，年輕人投票更加踴躍。這次總投票率為66.27%，是10年來最低，但台灣智庫調查發現，20-29歲年輕族群的投票率卻高達74.5%，同時，20-39歲的族群，有近九成支持蔡英文，只有不到一成投票給朱立倫。
這也顯現青年及首投族將會是選舉的主要戰場，國民黨之所以大敗，也被外界說是不夠重視青年，不但黨內勢力通通由老一輩壟斷，執政不佳，青年政策也做得不夠到位，國民黨與年輕一代的距離越來越遠。
反觀獲勝的民進黨，從資深天王級人物，到蓄勢待發的中生代，以及最年輕的青年人才都有，許多青年入黨沒幾年就能當上議員，或位居行政首長身邊的要職，縱使黨內資源相對較少，但青年人就是不怕沒舞台。
第三勢力趁勢而起
在經歷兩大黨輪流執政後，整個大環境還是沒改善，政局越來越混亂，青年普遍感到失望，這也造就了小黨林立。但許多主打破除藍綠的第三勢力，只有時代力量是最大贏家，其他黨不是成績普通就是兵敗如山倒，其中親民黨只有3席不分區，勉強在立法院保住一個黨團，與其合作的民國黨則是一席都沒有。
綠社盟原本呼聲極高，並宣稱不分區一定過5%，結果出來後卻僅有2.5%，區域立委更是全軍覆沒。就其原因，黨內大多是溫和學者、堅持理想的社運人士、以及對主流政治失望的青年，雖廣受好評，但因與現實脫節，缺乏基層的支持及組織動員能力，導致最終的失敗。
反觀「時代力量」，一開始就積極靠攏民進黨，取得宣傳及選戰話語權，結果三席區域立委全上，不分區在民進黨最後喊出告急牌後僅取得6.1%(兩席)，但還是直接躍升國會第三大黨。不過，它先前一方面與民進黨過於接近，一方面又宣稱要終結藍綠惡鬥，未來在國會動向，將備受關注。
剖析「時代力量」區域候選人，每個人都有其故事性，也懂得大做宣傳。以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來說，過去就積極參與台獨、藏獨等政治活動，又曾是民進黨競選總部青年部執行長。洪慈庸則挾洪仲丘事件的高曝光率及白衫軍的社運能量。有「學運戰神」之稱的黃國昌，藉由先前在學運期間的發言及表現，吸引了眾多太陽花青年支持。這些富有故事性的候選人除了為自己打響知名度外，也直接拉抬了自家的不分區政黨票。
綜觀這次第三勢力政黨，除了宋楚瑜及徐欣瑩的親民黨與民國黨外，其他呼聲高的政黨大多與民進黨合作，民進黨也禮讓了幾個區域立委，但選舉結果顯示，一個靠別人禮讓的政黨，是不能稱為第三勢力的，充其量只能說是側翼，或是泛綠政黨而已。
周子瑜成了最後一根稻草
選舉前一晚，周子瑜道歉影片瞬間在網路上流竄，使得許多年輕人相當憤怒，這也成為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藍營政黨來不及反應，導致事件直接延燒至選舉當天，似乎也預告著選戰將更加慘敗。
其實，就選舉結果來看，本次總統大選投票率66%是自直選以來的新低，何以蔡英文可以獲得56%的選票？當中青年選票就占了大多數，這跟道歉影片脫不了關係。
周子瑜事件直接激化藍綠對立以及台灣本土意識，這也導致原本民調大好的「時代力量」及綠社盟受到影響，許多綠軍選民自動歸隊，希望能強化本土派的主流政黨，最後使得民進黨在大選獲得總統大位及國會的穩定過半，進而達到完全執政，是否會造就多數暴力，未來仍值得觀察。
國民黨敗選，而且敗得很慘，這早為意料中的事，一年前的九合一，同樣是這樣的結果。九合一敗選的主因，在於太多藍營支持者「教訓國民黨」，一年後這些人仍不原諒國民黨，而且是從生氣到洩氣、失望到絕望。算一算，這次蔡英文的得票和4年前比，其實並未增長多少，卻有將近150萬的藍軍「消失」了，根本不出門投票。
敗選了，當然就要反省與改革。然而，令人疑惑乃至不可思議的是，國民黨敗選後被提出來的首要改革事項，竟然是「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說穿了，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去中國」，上一回大搞「去中國」的那個人，名叫陳水扁。從中華郵政到中國石油，全讓陳水扁換了招牌，連「中華民國」也差點給改掉。
如今，重啟「去中國」風潮的換成了當年反扁的國民黨，唱戲的主角是所謂由國民黨青年世代組成的「草協聯盟」。選舉期間從洪辦發言人再變身朱辦發言人的徐巧芯、李正皓，跟著在太陽花時請辭落跑、自稱「台獨分子」的國民黨「前發言人」楊偉中，洋洋灑灑提出「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應該公開討論」的改革主張。事後，徐巧芯還特別澄清，他們不是主張國民黨要改名，而是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公開討論。
問題是，為什麼需要討論「中國國民黨改名」這個議題呢？他們到底唱的是哪齣戲？
其實答案也不難理解，改名只是這齣戲的幌子，真正的劇情就是這些國民黨青年口中的「路線大辯論」，亦即國民黨也必須跟上李登輝、陳水扁辛苦了20年的「去中國化」之路。去年的換柱風波，朱立倫指稱洪秀柱「偏離國民黨長期的主張及主流民意」，其實就已經是檯面下的路線之爭，如今只是繼續選前沒吵完的路線問題，並且從檯面下浮到檯面上而已。
我們可以合理地懷疑，國民黨裡早就窩藏了一批認同「去中國化」的人，才會精準地掌握選後的時間點，假借「改革」的外衣挑動這個議題。當然，辯論路線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如果國民黨確定了「去中國化」路線，以後就不要再用「反台獨」騙選票，可以名正言順地讓新黨取代中國國民黨。未來的立委選舉，也不必再用「防止民進黨更改國憲」的理由催票，因為既然國民黨都「去中國」了，那如中華民國跟著「去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理由反對？
當然，新黨絕不認同這麼做，所以堅持國民黨不應「去中國化」的洪秀柱，被說成了會讓國民黨「新黨化」。有意思的是，如果要這麼說，那「去中國化」的這條路應該是「台聯化」，自身已失去路線的國民黨，到底是要新黨化，還是台聯化？
也許你會問，如果是「時代力量化」呢？很抱歉，要做「時代力量」還必須敢衝敢撞，國民黨沒有這個能耐。
（作者係青年政治工作者）
2016大選結果，果然毫無懸念由綠營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時隔67年國民黨再次體會到了什麼叫1949。本來大家以為國民黨經此大敗，總該好好反省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沒想到媒體報導，國民黨祕書長李四川居然說，「周子瑜是敗選原因之一」，還有人形容，周子瑜效應比2004年3.19陳水扁兩顆子彈的催票效果還可怕。
國民黨會大敗早就是眾所周知的事，那還欠黃安或周子瑜出來催票？由於國家認同的混淆不清，年輕人血液早已混入台獨與獨台的成分，周子瑜事件只是讓這些年輕人更堅定反中，或許有些本來不投票的人因此去投了綠營，但這與大選的勝敗還差得遠了，國民黨自己沒種承擔敗選的結果，還好意思把責任推給黃安，無恥的行徑令人作噁。獨派人士既然敢公然宣揚台獨，為何還要怕黃安舉報呢？國台辦說「不能一邊賺大陸錢，一邊搞台獨」，那就該拿出實際作為，證實所言不虛。
這次周子瑜事件徹底暴露了藍營真正的問題。綠營炒作周子瑜道歉本是天經地義，但一堆藍營的人也以為這事攸關「人權」與「言論自由」，全體一起跟著綠營痛批黃安，陸委會居然還公開要求國台辦約束大陸民間行為，這種公然「反民主」、「反人權」的言論，顯示整個藍營徹底向綠營下跪投降。結果，羅志祥說「我是中國人」被台灣網民圍剿，卻不見那個人出來聲援他的人權與自由？假如國台辦比照陸委會的荒唐行為，要求陸委會約束台灣民間反中行為，我們能接受嗎？
周子瑜與羅志祥所受到的差別待遇，說明這是台灣國對中華民國的內戰，兩個國家的人奢談什麼自由與人權？
藍營敗，就敗在藍營上至高層下至選民，通通沒有「革命意識」。藍營以為自己在「選舉」，台灣在走自由民主、政黨政治的路；獨派卻是在搞「革命」，他們要革中華民國與中華文化的命，選舉對上革命，勝負當然立判，沒有革命意識的藍營，怎能不越打越輸？要對付革命，唯有用革命的方法對付之，獨派要革中國的命，我們唯有革台獨的命，才有辦法不總是落在下風。
在周子瑜的事件中，藍營若有革命意識，就該記得毛澤東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推波助瀾炒作道歉影片的獨媒當然是敵人，所以，我們該嚴厲譴責獨媒藉機操作反中意識，這才是面對這次事件的正確作法。
藍營的人民群眾倘若還不覺醒，丟掉那些對選舉與人權的幻想，好好準備與獨派展開一場意識形態的徹底戰鬥的話，那只會一次又一次地看著綠營在台上耀武揚威。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剛完成總統和立委選舉，擁護西方民主者自然借機宣稱，台灣經驗證明中國人適合實行西方民主，因此中國大陸也該實行類似西方的民主制度，到底中國目前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
首先須釐清本文要探討的是，中國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而不是中國人是否適合實行西方民主，後者的關鍵在中國人的個人素質，而前者則須考量中國的國家整體狀況。研究這個議題，若直接列舉中國的獨特之處，以獲得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的結論，這樣的「中國例外論」就像某些議題的「美國例外論」一樣，難以令人信服，因此筆者寧先探究西方民主的適用性通則，再應用此通則於中國現況。
西方民主適用於民族國家
西方的民主思想源於古希臘和羅馬，衍生出不盡相同的民主制度，在此西方民主泛指以大型選舉選拔政治人物的政治制度，一般包括選舉總統、總理、國會議員、省長、縣市長等。
西方民主的根源在於個人主義，因為對個人的尊重，統治者需要被統治者的同意，於是有選舉制度，而民主的主要目標還是個人主義，要追求個人的自由及尊重個人的差異，從尊重個人的差異推進到尊重地區的差異，因之，民主一般支持地方自治，從尊重個人的差異也自然會推進到尊重民族的差異，因此民主一般也支持所謂的「民族國家」，即具有相同認同的一群人，例如同一種族形成一個國家，換言之，西方民主特別適用於民族國家，若一個國家不是民族國家，其人民有不同的認同，則根據民主，即由人民作主的原則，這個國家應該分裂成多個民族國家，即所謂的「民族自決」。
西方民主不只在觀念上會傾向分裂非民族國家，實現西方選舉制度也趨向達成這樣的結果。選民一般傾向投票支持同種族、同宗教、同地區或同意識形態的候選人，國家因此容易形成區域化，另一方面，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必然強調差異性，容易造成支持者的認同差異，甚至形成對立。若這個國家不是民族國家，那有獨特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的地區自然愈趨獨特，會傾向自治，甚至要求獨立，國家就很可能陷入分裂。
西方民主是從歐洲開始大行其道。歐洲一向盛行個人主義，在歷史上少有統一的時候，國與國之間爭戰多，使國家的內聚力增強，終於形成近代的民族國家，也成為民主發軔的溫床。雖然如此，近年卻有蘇格蘭想脫離英國，以及加泰隆尼亞想脫離西班牙等獨立運動，恰印證了西方民主與民族國家的關聯性，以及選舉式民主易導致非民族國家的分裂，也顯示民族國家的內部一致性要求頗高，連英國和西班牙都未必能達到。
除民主國家內部有要求獨立的呼聲，非民族國家因實行西方民主而分裂的例子也不少，最顯著的是蘇聯。因戈巴契夫的急遽政治改革，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使世界強權蘇聯突然解體，不同種族的加盟國紛紛獨立，蘇聯只剩現在的俄羅斯，還與一些獨立的過去加盟國斷斷續續交戰不已。種族複雜的南斯拉夫與蘇聯類似，1990年「一黨專政」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瓦解，改實行多黨制，經過近10年的戰爭，原南斯拉夫終於分裂成7個國家。近年烏克蘭東部地區依附同種族的俄羅斯，與中央對抗、作戰，爭取全面自治或獨立，又是一個民主國家因多種族而分裂的例子，至今尚未解決。
中國應有自己的選擇
無論從概念上分析，還是觀察實例，都可以獲得同樣的結論：西方民主適用於民族國家，非單一民族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常導致分裂，而分裂國家的領土要如何劃分幾乎都免不了戰爭。美國把適合民族國家，但不適合非民族國家的西方民主推祟為普世價值，推行到全世界，不知道是思慮不周，還是刻意誤導？
中國一向不是單一民族國家，包含新疆、西藏、西南和東北都居住了許多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跟漢族不同，少數民族和漢族一般相處融洽，但新疆的維吾兒族和西藏的藏族仍有部分人想要獨立，目前不成氣候，若中國實行西方民主，民主化會形成區域化、差異化，使新疆和西藏的地方政府都可能傾向獨立，那中國非分裂、內戰不可，中國正在蒸蒸日上，同心協力快速發展，有必要冒分裂和內戰的風險，去實行西方民主嗎？
質疑者可能以美國為例反駁本文的觀點，美國是多種族國家，卻能成功實行西方民主。不過，美國和中國很不一樣，幾乎已沒有原住民族，沒有一個種族聚居在一塊，各個種族分散居住在北美大陸，因此不會形成屬性獨特的地區，雖有少數屬性獨特的城市，卻絕不足以獨立自主。美國的所有人民都是一點一滴加入這個沒有過去的新大陸，人們因此幾乎忘掉過去，沒有選擇地融入新環境，一切重新開始，因此簡單多了，中國和多數其他國家卻沒有美國這樣幸運的新環境。
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已實行西方民主，有些成功，失敗的也不少，由於歐美先進國家實行民主制度，很多人不加思索地就接受西方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歐美之所以先進，得力於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恐怕遠多於民主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因此不可不慎，不能人云亦云。
本文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分析西方民主的適用性，不免忽略一些其他重要議題，如民主制度的決策效率、執政的正當性等，不過對於中國這樣的非單一民族國家，認清西方民主可能造成分裂的重大影響，無疑是最重要的，有這樣的認識，中國未來應該有兩種選擇：探索出一條異於西方民主的民主化道路，或等到中國的種族融合更成熟完美時，再引進西方民主。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早在1980、1990年代之交，美國新保守主義戰略家即頻頻提出「創造性混沌理論」(creative或constructive chaos theory)，意指獨大的美國採取宏觀調控手段，向局部地區置入不穩定因素：如遣送恐怖分子，或挑撥族群、民族、教派關係，或在金融市場動盪、物價上漲而出現社會抗爭之時，透過非政府組織及代理人的影響力，突然樹立「建立公民社會」、「追求自由民主」的價值標籤，以達到推翻政府，製造區域性混亂的目的。最終，則由美國趁亂建立「新秩序」。所謂「新秩序」，絕非社會學意義地解決問題，而是使該地區分裂、瓦解、互相削弱、喪失獨立自主的能力，以至於聽命美國成為永恒。
必須留意的是，處於宏觀地位，微觀世界絕對是「混亂不堪，甚至野蠻落後」（主流媒體的主要宣傳內容）。任何地區一旦陷入微觀的混沌境況，則外面的宏觀世界始終是個享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幸福」，且令人羨慕、崇拜、膜拜的世界。更加可悲的是，處於弱勢的地區，永遠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成為混沌策略打擊的目標，因此永遠是以一個個脆弱的個體，面對強大的國際霸權集團力量。
中東不再是美對待的重點
如今，放眼望去，整個伊斯蘭教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地區，除了少數供美國驅使的海灣國家，或稱「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宗的塔利班國家」之外，基本上已一敗塗地。那麼，下一個製造混沌亂相的對象，究竟是不屬遜尼派的伊朗呢，還是不屬「新教、天主教聯盟」東正教文化圈的俄羅斯呢，還是屬儒家文化、華夏世界的中國？
筆者以為，伊朗實力太過薄弱，更何況1970年代末期當巴勒維政權崩潰、民族主義勢力取而代之，其伊斯蘭教勢力還是靠西方國家的大力支持，才突然登上政治舞台。如果美國政府當時拒絕庇護巴勒維，美、伊兩國的關係絕不致於惡化或對立。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在於美英集團聲東擊西，令人無法揣摩其首先對付的國家究竟會是俄羅斯，還是中國？探討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國的國際功能與戰略地位切入，並做一對比。
中俄誰會被美國選中？
就前者而言，首先，中國是一個具有2,500年商業資本主義經歷的社會，其眾多勞動力不僅均具備獨立勞作的能力，且多數擁有不經太多培訓而投入於各個工商業產鏈的特點。鑒於此，自從1980代初中國得以進入國際市場之後，當仁不讓地吸收了國際市場最大份額的投資資金，並在短短的20年間發展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加工出口區，由是，為國際市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商品，對各個社會的物價穩定和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至於俄羅斯，這個歷史上向來處於集體勞動協作、不曾與國際市場結為一體的國度，除了提供原料之外，似乎難以擺脫其邊緣化的地位。基於一己利益的考慮，西方集團自然不會貿然放棄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
就戰略地位而言，俄羅斯固然從蘇聯瓦解以來遭遇了嚴重的經濟蕭條而導致國防開支大幅削弱，但它畢竟是個擁有5,000千顆核導彈的超級大國，而這種「互相保證毀滅」的力量，始終對西方集團構成最大的威脅。正是因為如此，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全球性經濟蕭條、石油需求減少，並促使油價不斷跌落，從而沈重打擊俄羅斯的財政能力之際，西方集團毫不猶豫地製造了烏克蘭政變，以及加劇了對敘利亞的武裝干預。其目的無他，不外是同時製造幾個「阿富汗戰爭」，再度將俄羅斯拖垮。
果真西方的戰略部署得逞，下一步會如何建立東亞的「新秩序」呢？根據上文的分析，筆者還認為，即便繼續維持中國加工出口的功能，但至少會促使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四分五裂，互相箝制，使之永遠不會對周邊與西方集團構成任何威脅。鑒於此，達賴喇嘛與李登輝一度提出的「七塊論」建議，絕非空穴來風的異想天開，而是多年來西方戰略家，如布里辛斯基曾提出過的理想藍圖。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