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欣賞過韓必省先生繪畫、書法作品的人，都會感覺到有一股濃濃的傳統氣息撲面而來。很多方家大擘，比如馮驥才先生等等，都認為韓必省的藝術創作，門門都是有所「宗」的。比如其工筆動物，言之靈動天趣、絲毛肖妙，所宗乃津門巨匠劉奎齡劉繼卣云云；其山水大卷，納南北之長，似從吳門走出，中有沈周、黃公望的影子；其花鳥小品筒約而雅，或蓄八大之神氣，或變苦禪之法度。而如書法中之隸，則根植漢隸魏碑，復從劉炳森中變來……

其實，韓必省的這些宗師，除了劉炳森外，多是古人，奎齡繼卣父子雖非古人，但在韓必省來津習畫時也已作古去了。所謂宗師，原不過是景仰和私淑而已，當然，這也就是我們的傳統了。

真實的韓必省，是地地道道的自學成才，是實實在的草根大師。他出身寒門，並非生自顯赫書畫世家，得秉所謂家學真傳；他原習國學，也未進過藝術學府，成就所謂院校流派。他的畫、他的字，是一筆一筆在津門的斗室中練出來的。他的功力、他的藝趣，是一張一張被市場容受了的。

民國一代文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言，成大事業、大學問乃至大藝術家者必歷三個境界。其一：「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北宋晏殊《蝶戀花》）。這個過程是孤獨的、是痛苦的，每一步都伴隨著空虛和悵惘。想當年，韓必省仄居在津門的斗室中，泡麵充饑，苦苦求索，他為數年找不到動物皮毛的畫法而懊惱，為打翻茶碗，偶得「濕絲毛法」而狂喜。在求藝的「天涯路」上，他焉知會有今日果？然而，他是在孤獨甚至是無望中走過了這一程，達到了這一境界的。

 其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柳永《蝶戀花》）。這個過程是明確了目標後的苦熬，無怨無悔的苦熬。看過韓必省《五百羅漢圖》的人，都會扼腕為之歎息：「成就一個畫家竟是怎樣！」十幾米的長卷，遊絲般的勾線，密密匝匝，年復一年，竟是這樣伏案勾來。即是現在亦然，韓必省的《百猻諧樂圖（俗稱百猴圖》一搞就是十個春秋。用《紅樓夢》的「好了」歌唱：「人人都說這畫兒好，衣帶不寬不了了」。

其三：「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南宋辛棄疾《青玉案》）。這是大師的境界，眾望而至，自覺睽睽，愈感高處不勝寒。韓必省現在每天都在和八大山人、揚州八怪較勁兒。別人覺他已是「蛾兒雪柳黃金縷」了，但他卻自在「燈火闌珊」。他在追求什麼？我認為，他在追求一個「靈」字。

他雅號「猴王」。猴，靈之長也，藝之所求，就是一個靈字。他是詩人，更懂公安派的性靈之說。他崇尚由功力、磨煉而達到平淡、自然。所謂：「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何潔，非熏何香。西施蓬發，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凰。」

我和別人或有不同。我看韓必省的繪畫作品、書法作品，了無匠氣，總是一個「靈」字。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美術評論家）

韓必省，浙江溫州蒼南人，1966年生，三省堂主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海南創作中心主任，民革中央畫院理事，民革天津畫院副院長，華夏未來國際書畫院院長，《人民畫報》書畫院藝術顧問，世界傑出華商書畫家協會顧問，天津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藍盾》雜誌社藝術顧問。作品曾多次參加國際書畫藝術展覽及書畫交流。

美國從2014年8月密蘇里州小鎮佛格森(Ferguson)開始，一連串的白人警察殺黑人事件上了頭條新聞。緊接著，克利夫蘭、鳳凰城、紐約、巴爾的摩也相繼發生類似事件，這引起世人注意。就在此時，哈佛大學在審核新生入學時，不成比例地取消了華裔申請人的入學許可。這種不公平的決策，令人大嘆一個自命公平正義的泱泱大國，竟然做出此種違法之舉！

事實上，美國歧視華人的入學政策早在1960年代末期即開始。詹森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落實計畫」(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規定人民有同等的工作、求學機會，日後卻受到自由派社運人士的要求，將此計畫修正為僅給黑人及西班牙語後裔此權利，而將白人和亞裔排斥在外。1978年聯邦最高法院還將該法判定合乎憲法精神。其後美國許多州廢除執行該法。如今竟又產生此現象，足證歧視華人的情形仍存在於當代的美國社會中。而早年美國華工的悲慘命運，更證明美國人歧視華人自古有之。

離鄉背井：航向新大陸

回憶總是心痛的，尤其翻閱有關華人在美國奮鬥的史料，更令人難過。美國夢是美國人最自豪的，但對華人而言，這個夢卻萬般艱辛。

清咸豐年間天災不斷，民間疾苦已到沸點，又有長毛作亂。洪秀全自命替天行道，又吹噓要建立「小天堂」，實則燒殺強奪，民不聊生。在太平天國作亂的14年中（1850-1864），半壁江山為其所把持，尤以閩、廣二省受害最深，人們爭相出國爭取生存空間；一部分人奔向南洋，廣東沿岸人們則航向新大陸。這一選擇對許多人而言，卻不一定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一旦抵達美西港口就面臨多重災難，直到1943年華人才能與他國移民立於平等的地位。在此之前，他們連三等公民都算不上，因為他們不是公民。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走向新大陸的人多半為社會低階層者，他們沒錢，也不具技能，更沒有文化背景，到了美國卻成了當地白人的眼中釘。他們乘船歷經五、六十天左右才抵達舊金山、波特蘭等西部港口。他們在航行中僅有兩個機會能自底艙上至甲板：第一個可能是途中病故，被架上甲板，以備海葬；第二是到達目的地，上了甲板等著下船。有些人到了港口就被賣到當地人口販子的手中，開始他們一世難以翻身的命運，有些人則一下船就開始找工作，不計工資多少，有活幹就好。於是他們從中國的低層窮人變成新大陸的底層移民工。

他們極大多數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於是代寫家信的行業應時而生。在這些家書中幾乎都是報喜不報憂，在閩、粵等省的家人根本不知道親人們在美國正受着無法想像的惡運。他們沒有生命保障，更沒有法律保障，有的是遭人歧視、排斥及迫害。而另一方面，白人完全以「上帝的選民」自居，認為唯有白人才能肩負「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亦稱為天命論）。換句話說，在此一新大陸夠資格打拚者僅為白人。他們相信世界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的中心就是基督教文明。他們認為華人是無知的，也沒宗教信仰，佛、道教均為民俗宗教，而中醫也不過是民俗醫療。他們甚至認為中國人是傳染病的帶原者；中國人賭性堅強，均是賭徒。總而言之，美國白人心中的華人位居少數民族的最底層。

華工在美備受歧視、欺壓

在這樣子的一種心態下，白人迫害華人的事例愈來愈多，終於發生數件集體屠殺華工的慘劇，例如1871年在洛杉磯就有21個華工慘遭屠殺；另外在懷俄明州則有殺死28名華工，另外尚有多起零星槍殺華工事件，而凶手卻不曾伏法。

翻開各國近代史，像這般屠殺外來者的案例並不多見。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上帝的子民對無知且無助的華工施以極刑，卻仍可逍遙法外。美國人在1960年後大肆譴責三K黨對黑人的暴行，卻未見有人譴責19世紀對華工所施的暴行。莫非美國人對人權有雙重標準？

白人對華工採取如此可怕的暴行，除因種族歧視外，自然還有其他原因。事實上，遠在1571年西班牙人就帶了一些華工到加州幫助造船，此後就有為數不多的華工來到加州打工。19世紀初期華工愈來愈多，到了1848年加州發現黃金，華工開始大批來美。到了1852年，大約已有52,000華工在加州打工。19世紀中葉後，掏金熱退燒，美國為了開發西部，乃有修築東西鐵路的計畫。這項計畫相當龐大，事實上是由兩家公司合作而成。

華工對美鐵路貢獻大

加州在1850正式加入聯邦，這一個富庶的州馬上受到華府的注意。然而，美東至美西，不但相距甚遠，且沿途滿是叢山，又是河川，且有沙漠，加上盜賊四處、印第安人出沒都造成旅客的不安。就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華府決心要修築鐵路，以解決西進的障礙。1862年國會通過立法，允許修築鐵路，以連結美中至加州的沙加緬度市。

勢力雄厚的聯合太平洋公司(United Pacific)於1863年12月自內布拉斯加之奧馬哈市向西鋪建鐵軌；另一家公司─中央太平洋公司(Central Pacific)則早在1863年1月即自沙加緬度市向東興建。兩線終於1869年5月10日在猶他州交會為一，此一橫跨兩洋的超大型鐵路系統也至此修建完成。這一巨大工程吸引了大約30萬華工前來加州。他們為了生活，來到一個生疏的世界，在沒有任何保障的環境中，默默地為了淘金或鐵路而奉獻，有不少人就死在路途中。

清廷也逐漸瞭解到華工在美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乃於1868年與美簽訂俗稱的「蒲安臣條約」(Burlingame Treaty)。蒲安臣本為駐清的美國代表，後來蒲代表清政府與歐美數國締結條約。根據此一條約，中美雙方認同華工的「自由移民及遷居」。中方為報答美方的善意，則給予美方貿易利益以示好。因為這一條約，華工在加州生活稍受重視，更多的華人來此打工，而華工在加州達到25%勞動力的比例。然而也因為甚多華工投身興建鐵路，與同是興建鐵路的主力愛爾蘭工人發生衝突；華人當然是大輸家。原因何在？

愛爾蘭工人欺壓華工

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愛爾蘭境內發生大飢荒。一時之間移民新大陸成為他們的首要選擇。然而，這些飢民來到美東時，受到源自英格蘭清教徒的排斥，在美東諸大城幾乎無立身之地，只好西遷加州。這群在美東被壓至底層的人到了加州，卻變成華工的加害者。

許多愛爾蘭工人有酗酒惡習，且經常與鐵路老闆發生糾紛。而華工不計較工資，最危險的工作也搶先做，加班也不介意，鐵路老闆當然樂意聘用。尤有甚者，華工多有儲蓄習慣，於是有一些沒有依靠的愛爾蘭婦女下嫁華工。當時社會不允許這種跨族群的婚姻，尤其是白人嫁給社會最底層的中國人，造成白人痛恨華工。

雖然華工較任何族群的工人更為努力，待遇卻比較低。例如愛爾蘭工人每月可拿到35美元，再加饍食費，而華工則僅能拿到30元。除了白人自命高尚，視華工為卑賤一族外，黑人也看不起華工，認為黃種人不該來到新大陸，堅決主張應將華工趕回中國。華工除了在社會上備受歧視與欺壓外，在法律上亦受盡責難。19世紀末期，一本在加州發行的《全美天主教季刊》就明文指華工是「不受歡迎的移民」。

美國法律歧視華工

全美東西鐵路於1869完工後，華工面臨的第一難題就是何處還有新工作。許多華工走向農家，對奠定日後發達的加州農業有著極為重要的貢獻。不過，這些事蹟並未使華工的地位獲得改善，相反的是，美國法律正開始赤裸裸地迫害華工的權益。

國會在1882年毫不留情地通過了聲名狼藉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這一法案表示美國白人基於種族歧視，遺棄了曾在加州做牛做馬的華工，也證明當時白人說的「上帝愛世人」，是只愛白人。另外一個在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是，華人是「移民」(immigrant)，而白人到新大陸，卻是「遷居」(emigrant)。其差別是，白人僅是移居新地方，而華人卻是外國移民。這一不平等條約一直延續到1943年才被廢除。

遠在19世紀末，日本移民始往夏威夷，繼至加州，並未受到歧視待遇，直到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才被迫住集中營，1945年二戰結束，被禁閉的日本人始被准允回到自己的家。雷根總統在1988年正式向日本僑民致歉，結束了這一樁黑暗的公案。

美國先民對華人的殘暴待遇，因第二次大戰始有所改變。這是因為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美國對華人的態度才由此改變。而在1943年國會決議廢除所有不利華人移民的法規及條例，其中以《排華法案》最令人心寒，因為它是同類法條中唯一針對某一特定族群所為的不文明行為。美國終於藉此決議譴責了先人的野蠻行徑。

2009年7月，加州州議會通過由華裔州議員方文忠所提出的議案，為早期排華法案做出道歉。而華裔眾議員趙美心2012年5月提出同一性質提案，該案在6月18日通過。參議院則先在2011年10月8日通過道歉決議案。自此，參、眾兩院及加州州議會均先後通過向華人道歉的決議案。雖然正義來得太遲，然而，不願自認有錯的美國人承認自己犯錯也是不易之舉。套句加州州議員布朗的話：「決議案的重點，在於美國人承認犯下這些錯誤。」

（作者係中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

李敖是我台中一中和台大歷史系的學長，早在我念高二時就跟他見過面，在他台中市太平路的家－台中一中教職員宿舍，包括段鍾潭（滾石唱片公司總經理）、程萬春（長庚醫院嘉義分院主治醫師）、趙國慶（旅居美國，為電腦軟體專家）、唐中南（藝術家）和我等五位同班同學，經常圍坐沙發，聽他天馬行空地高談闊論，對他崇拜不已。

記得李敖曾說「手段即目的，朋友也是敵人」、「 北洋軍閥比國民黨更尊重學術、更有言論自由」等驚世駭俗的見解。後來我把歷史系作為第一志願，或多或少是受他影響。《李敖回憶錄》兩次提及我與他的交往經過，觸動我詳述這段陳年往事。

我是先認識李媽媽張桂貞的。高二時，我賃屋在國文老師陳聯璋家，有一次遇到當時任職於台中一中訓導處的張女士來陳老師家串門子。我冒昧地拿著李敖的著作請她簽名，這突來的動作把她嚇了一跳，但當她知悉我當時就搜盡李敖的禁書後，從此結為忘年之交。

李媽媽當時約50開外，打扮摩登入時，丰姿綽約，頗有北方貴婦人儀態，任職於一中訓導處，每天負責登記統計、通知學生出缺席和請假事宜，因此和學生關係本就比較密切；而李爸爸李鼎彝曾任台中一中國文老師，已去世一些時日，李媽媽獨居在偌大的日式宿舍，稍嫌孤獨淒涼。後來每當她北上與李敖相聚，就把家中鑰匙交付予我，並在冰箱裡存放不少食物，要我自行取用，而她往往一去大半個月，她家就暫時成為我的書房兼臥房。

李敖寫過一篇「媽媽‧弟弟‧電影」，提到李媽媽沉迷於電影，熱衷於追逐明星，我雖然沒發現她當粉絲的一面，但的確見識到她對電影的熱愛。每當有新片上映，她一定搶看首輪首映，事後還會與我分享劇情和劇中的高潮迭起。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找不到她，去電影院找就對了。

有一次我正和李媽媽在客廳吃水果聊天時，突然看到隔壁鄰家窗戶冒出熊熊大火，原來是失火了，我趕緊拉著她的手往外衝，情急之際，她竟然衝回臥房抱起一個熊寶寶和一座檯燈，才跑出屋外，好在火勢很快被撲滅，驚魂甫定的她才尷尬地說，這是李敖送她的禮物。

兩年後我考上台大歷史系，負笈台北，大約每半年會回中部一趟，每次都會特地前去看她，這時李敖已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每次看她皺紋又增添不少，而且愁容滿面，心事重重，但再忙也會請我吃一頓大餐。

後來因宿舍拆除改建，李媽媽搬到雙十路兩層樓宿舍，當時李敖朋友藍燈出版社的丁潁一家人搬來與她同住，還幫李敖賣書。我遇到了李敖當時還在念幼稚園的女兒李文（王尚勤所生），剛從美國送回來給佬佬照顧，多次一起吃飯，也曾帶著李文去逛雜貨店買糖果，不知現人在北京的她是否還記得？

李敖出獄後幽居獨處，很少與外面接觸，也不接電話，我知道李媽媽已經退休，並搬到台北與兒子李敖同住，但很少再聯絡。直到後來我在台中任教，每周末北上幫鄭南榕編叢書，才在魏廷昱的帶領下，與李敖正式見面，為他尋找珍本秘藏，承他厚愛贈予一部影印機。當李敖獲知初中的國文老師楊錦銓在我任教的私立高中兼課，便託我帶去幾本著作送他，這段經過在《李敖回憶錄》中亦有提及。

李敖有個弟弟叫李放，兩人長得很像，我在李媽媽家認識他，當時他已高中畢業，正在服兵役。李放和哥哥有一點很大的不同，他不愛念書，高初中雖也念台中一中，卻經常讓李媽媽操心。服完兵役後和白先勇的弟弟白先敬一起做電冰箱生意，收購美軍的大型冰箱再轉售，賺取差價，後來改幫李敖處理出版社業務。李敖常說李放「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趣事，那是有一次李放因為內急，又不願使用印刷廠的骯髒廁所，特地回家如廁，結果幾千本《千秋評論》叢書，被警總禁書官抄得一乾二淨。

李敖交友滿天下，但敵人也不少，記得李敖50歲生日時，鄭南榕出特刊祝賀，並且要大家寫幾句話，當時我說：「伴君如伴虎」，應當李敖的朋友，不當他的敵人，因為他對朋友會兩肋插刀，拔刀相助；對敵人卻是窮追不捨，趕盡殺絕。

李敖有兩個忠肝義膽，一個是藍燈出版社的丁潁，一個是仙人掌/故鄉出版社的林秉欽，兩人都是磊落的謙謙君子。李敖坐牢時，丁潁幫他賣了數萬本文星舊書，林秉欽在李敖第二次坐牢時，幫他做內應，每月定期出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尤其是李敖剛出土城看守所時，召開記者會揭發監獄黑幕，全文就登在該書第6集，同時出現在記者會現場，震驚全場！

另外，我大學的恩師—石錦是李敖的姊夫，他教中國思想史、社會史，後來舉家移民去美國。

以上這些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在我心中歷歷在目，如今總算落筆為文，其情其景仍然恍如昨日，栩栩如生。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孫立德先生，高齡96歲，仍擁有一個健康硬朗的身體，訪談這天，他獨自騎腳踏車來到伯朗咖啡館，從走進來到坐下來一起吃飯，展現出不疾不徐、從容自在，相較之下，我顯得急躁、緊張與不安。

「吃飯的時候就好好吃，待會再好好的聊！」孫董事長打斷一手拿著三明治、一手翻著資料，嘴上還滔滔不絕的我，接下來約20分鐘，我們就靜靜地品嘗著食物。對孫董事長來說，沒有所謂的養生之道，他有自己的一套哲學思考，他懂得如何生活、如何享受人生。「擁有就會害怕失去，懂得比擁有更享受。」

孫：接受先天  努力後天

人生出來就分成一個先天、一個後天。先天，我們管不到，父母以前給我們什麼，甚至於以前祖父母給我們什麼，我們只有接受。有的人基因比較好，有的人遺傳某一種疾病。我一共有五個兄弟姊妹，最後就剩我一個，早年孩子常常生病，我算是拚出來的。有人問說老孫你吃了什麼東西，我說最好就是雞蛋，天天吃蛋炒飯啊！

先天我們無法掌握，後天卻是可以努力的。現代人營養沒有問題，但除了生理健康以外，心理的健康亦同等重要，生理與心理兩者是會互相影響的，心理更常影響我們的生理健康。拿我自己來說，以前我們家裡的環境還不錯，但問題是沒有人懂什麼是營養，唯一是我父親很看重「體動」，常常鼓勵我去運動。我在家裡要幫忙做很多事，去井底抽水，我每一天都要盛四個大水缸的水，在這種過程中成長建立了以後身體的機制。我現在平常也會去打兵乓球，跟年輕人一起，我去兩個鐘頭，可能就玩個40分鐘。

腦筋一定要動

我不是很聰明，念書時父母親嚴厲的不得了，所以念書很努力。上課的時候，我認為老師講兩三遍的一定很重要，於是我就把它歸納起來，變成一個簡單能夠記的東西，舉凡數學的三角函數、生物的氮、磷、鉀肥料、歷史的井田制度，我到現在都還能解釋給人聽。我有一本小冊子，隨時帶著，寫著一些東西，在外頭做事時我都會拿出來翻，雖然很多東西不一定記得，但我會重新把記憶提取出來，這很有用。以前有一些舊的基本道理是不變的，並時時補充新的東西，記憶就越記越好!

記憶是越用越會記，我出差坐飛機時，躺在那裡，我就背國文、唱戲。記憶不用就會退化。老了後，記憶只是慢一點，但還在那邊，只是反應比較慢，可以用很多方法來把它提取出來，舉例來說，有時候忘記這個人叫什麼名字，我就把百家姓拿出來念個兩三個，就記起來了。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一個東西不記得，就去書房找出來，睡覺時就很開心。記憶要靠自己，這樣子你的生活就很不一樣。

所謂溫故而知新，我讀老書，同時也學習新事物。「舊書不厭百回讀」，有時看書自己還高聲朗誦，因為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感受，而每一次有新的感受時，心裡就會很高興，驚訝怎麼之前自己都沒有想過。讀書成為我的習慣，養成吸收廣泛知識的習慣，每天早上我定期會看三份報紙，每三到四個禮拜會到市立圖書館或中央圖書館，閱讀一些我沒有訂的雜誌。

我抱持著開放的心胸來學習，平時下午只要有時間，我一定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去看新事物。另外，我們是社會的一員，不能自外於社會。我跟年輕人互動，會回想自己曾經也是年輕人的心態，畢竟我都是過來人了，怎麼會有代溝問題呢？我會去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並且用他們平常學習的話題跟他們互動。

心態是根本

緣份是無法解釋的，一個機緣怎麼形成？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人？感恩跟惜緣其實是連在一起的，旁人對我們好，不免要感恩，「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我之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看得見的好要感恩，若有人對你不好，要想法子改變情況，這樣的不好，反而是另外一個好的開端，因此，就算是壞事，也要珍惜，這樣人就會心情愉快，感受到滿足，身體也會好。

滿足或不滿足關鍵都在「節制」。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很多事情都沒有做過的話，好像少了什麼，於是不管什麼事情我都跟內行去討教，知道它的好壞，甚至自己試過了就知道。像是抽菸我試過，我也賭過，但很快就了解賭頭遠遠賺三分之一，反正我們輸定了。所以每樣東西都可以嘗試，但要知道節制，一旦過了頭，就要想後果。

期望值就是大多數人的平均，是我們期望的最高值，也是我們心理上的範圍。舉例來說，全班平均分數是80分，我如果比80分高，代表已經在平均水準之上了。好比我有一次去復健，我跟醫生說，最近我的腿好像走一下就酸了，但醫生卻對我說，你已經比任何跟你同年紀的人都好得多，應該滿足了，不需要太擔心。總而言之，一個是節制，一個是期望值，只要不過分地去想，就容易滿足，心情也就愉快了！

（採訪者係台大社工所碩士生、銀領協會兼任研究助理）

銀領協會祕書長楊培珊目前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大學念的是外文系，卻在出國深造時選了社工系，又以老人學為她的研究領域，學成後回台，除教書外，也積極參與老人服務工作。

楊：換跑道投入老人工作

我最早接觸的社會工作是在做部落工作時。我大學寒暑假都在山上帶小朋友的寒假班、暑假班，1980年代早期部落尚未開發，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我都直接住在部落的村子裡，等於是一種家庭工作。

部落裡的家庭都是老人、小孩多，我就覺得自己應該學習專業的社工。去美國念社工時，學校要我選擇領域，我想到爸媽老的時候我最好能知道怎麼照顧他們，所以選了老人。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文化上照顧父母是子女的責任，所以對我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1986年我大學畢業，工作一年後出國，大家都對我要去讀社工，特別是老人學，感到驚訝，因為1987年台灣尚未進入高齡化社會，一般人不認為老人有什麼好學的。但我還是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念社工，那邊老人學很強，我得到很多專業訓練。1997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台。

台灣老人學的發展大致可以依照人口的發展，分成若干階段，首先是出現老年人口越來越多的高齡化社會，其次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挑戰，有一批專家學者開始倡導，最後民間才一起加入。

台灣在1993年才進入所謂的高齡化社會，因此在1990年代之前，專門學老人學的學者並不多，當我回來台灣時，台灣專門學老人學的學者大約不到五位，但我回來的那一年回來了三位在社工領域中專門做老人的，我就是其中一位。

我進入台大時所占的缺其實是屬於醫療的，但1997年台灣已產生人口老化的問題，也有其他領域的學者開始做老人學的研究，像是護理。老人醫學專科(Geriatrics)是發展老人學(Gerontology)之後，經由學者倡導，醫院才逐漸成立的專科。還記得那時候，我和呂寶靜等人在內政部要求醫院能夠成立老人科，但衛生署給我們的答覆就是沒辦法，因為醫院是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現在大部分大的醫院都有老人專科了。

由此可見，老人學一開始在台灣不被重視，但在需求漸漸浮現的情況下，加上學者專家的倡導與努力，老人學開始蓬勃發展。我就在這個脈絡下見證了台灣老人學的發展。

老人學及長期照顧政策

我認為，老人學本身有它的特殊性，是一個跨領域的學門，需要跟許多不同專業的專家學者合作，從健康老人到失能、失智老人，就涉及到健康醫療、護理、建築、教育、運動、心理等等，基本上就是身、心、社會及靈性的全人面向，舉凡生活的各個面向，都可以有不同專業的涉入。

在社會沒有良好配合的環境下，老人本身就是一個弱勢，相對於其他傳統的社工領域，老年學這一塊極需跨領域的整合。長期照顧這個領域有醫護、社工心理、復健、房屋修繕、交通接送與送餐等等工作。

我常與許多不同系所的學者合作，例如剛回國時開的「老人學概論」，就與心理系的翁儷珍、公共衛生系的吳淑瓊、護理系的戴玉慈合開，後來以這門課為基礎，成立了現在的老人暨長期照護學分學程，隸屬於醫學院。

既然老人學是跨領域的學門，服務老人的長期照顧政策就必須跳脫以往只著重照顧的服務。獨立自主的生活是長期照顧政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性目標，在發展照顧服務之餘，如何增強老人的功能亦值得重視。

台灣的高齡化政策，最重要的當然首推長期照顧政策，它是從2007年長期照顧十年先導計畫開始發展，由公共衛生學系的吳淑瓊擔任召集人，從照顧服務的需求出發，再決定需要何種服務。以需求評估為導向的服務，可能會使服務提供的項目受限；以公共衛生的角度切入，就像是疾病的推估一樣，可達到全面管理的目的，卻有可能忽略了「獨立生活」、「社會參與」等價值。

具體來說，以公共衛生的角度來做長照推估，重點在於有多少需求？需要多少專業人力？需要什麼的服務？2007年的長照十年計畫基本上是這樣的概念，然而，社工跟醫療、公衛比較不同的是，獨立生活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社會參與也很重要。

在「獨立生活」與「社會參與」的價值基礎下，我就成為台灣復健暨科技輔具學會的創始會員。台灣很少有社政背景的人參與輔具。目前輔具有不少問題，第一缺乏前瞻性的產品研發，第二主管機構都是游擊式的業務，沒有長治久安的政策，也沒有整合，即使各縣市設有輔具中心，但功能有限。

長期以來，台灣對社會福利的定義比較狹隘，而非廣泛的社會福利。台灣的社會福利預算很少，所以多是狹義的、殘補式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讓老人有一個全人的服務，進而提升生活品質，目前還是侷限於低收入、經濟補助或失能長照照顧等，政府也只跟非營利組織(NPO)合作。

社會福利有不同的路線。傳統的社會福利國家就是政府全部要包，而政府全包的前提是高賦稅，台灣不是高賦稅國家，要政府去包，是不可能且牴觸的。這不是理念的問題，而是實際的問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錢就真的沒辦法做。所以，長照其實一直都是產業，可是政府卻忽視這個產業的量能。

秉持著這樣的熱情與理念，我加入了銀領協會，也協助創立了寵爸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民眾諮詢服務、整合性需求評估等等。我目前從事家庭訪視、整合性評估，輕度或預防性的社區介入，我很喜歡這些工作，我可以很快地得到一個全面性的了解，同時家屬跟我之間也很容易建立信任關係。

（採訪者係台大社工所碩士生、銀領協會兼任研究助理）

又是鳳凰花開時節，我服務的學校有陸生來台就學，如今完成學業穿上學士服參加台灣畢業典禮，他們心中的歡愉可想而知。筆者除了恭賀與祝福外，同時聯想到兩岸四地大學生的知識能力及未來競爭力。本文是以筆者的實地教學/講學/演講/座談經驗為基礎，對兩岸四地的大學生作個宏觀的評比，但限於篇幅，只能談些重點。

台灣大學生素質下降

先談台灣的大學生。30年前我由美國回到台灣，在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及政大東亞研究所任教。當時這兩個研究所每年分別都有一、二百人報考，錄取不到十分之一，考進來的都是最優秀的學生。這兩個研究所的博士班都有外國留學生，我開的是必修課，上課之前同學比教授先到課室，我用英文講授，同學專心聽講並作筆記，我規定學生每兩周須看完一本指定的原文專著，並寫成讀書報告呈交。從他們的上課筆記及讀書報告看來，他們（包括韓國博士生）的知識基礎好，學習能力強，畢業之後有的到歐美或大陸再修一個博士，如今也都是學術界的後起之秀，韓國生拿到學位回去後多在韓國各大學任教，表現也優異。

我在中山大學時，成功大學剛成立政經研究所，應聘兼課，我的印象是學生素質不錯，上課勤奮，畢業後有的去國外留學，有的在台灣讀博士，可見頗有競爭力。後來也曾在中國文化大學大陸所開課，我發現有的學生勤勉用功，有的開學第一堂到課，學期結束最後一堂到課，其餘見不到人影。

隨著教改政策的實施，大學數量如雨後春筍，許多專科、技職學校改為學院，再升格為大學或科大，一個小島居然公私大學多達160餘所。從人口與地理面積看，這數量是驚人的，然而由於少子化，讓許多大學招生不足，幾乎人人都可進入大學就讀，但是學生素質也就這樣在下降中。我曾開授一學期大學部的課，學生遲到早退有之，上課玩手機有之，喝飲料吃東西有之，趴在書桌上睡覺有之，真正聽課者寥寥無幾。第二學年我就不願在大學部授課。

20年前中山、政大博士生的質量很好，10年前情況有了變化，我授課時發現學生聽課、閱讀能力有了難度，讀書報告一個月才能勉強寫完繳出。現在全台灣每年生產的博碩士成千上萬計，除找不到合適工作，還有質量與能力問題，有好多碩士生與大學生搶22K，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出了問題。

2003年我由中山大學退休轉到佛光大學任教，在研究所開必修課，用的是英文講義，為了教與學能有機結合，我要求學生先備課再上課。備課時，多數學生用快譯通將講義直接譯出，當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在課堂上我要重譯，然後講解，由此可知，現在一般研究生的英文能力與讀書態度。此外，我還發現研究生功利主義取向嚴重，必修課勉為其難到校上，選修課能不上就不上。四年前我的「全球化專題」來了一位陸生（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他在課堂上認真聽講做筆記，並常發問，下課休息時他告訴我：「只有一學期的交換，機不可失，一定要抓住時間努力學習。」班上其他台灣同學有的只聽講不寫筆記，有的甚至遲到早退。今年這學期又有一位陸生（華南海洋大學外文系）來佛大當交換生。他上完第一堂課，便說對我講課方式充滿興趣與好奇，與他在廣東的「內地教授」相當不同。他認為「三限六不」對陸生不公平，但他在佛大與台灣同學相處融洽，並無彼此看不順眼之處。他上課認真，周末假日則利用時間體驗台灣的風土民情。

大陸大學生認真用功

我曾在吉林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向該所教授學者們作「葛蘭西與新馬克思主義」學術報告，沒想到一群碩博士生還有哲學系的本科生也擠到研討室聽講，那是大陸剛改革開放不久的年代，可以看出大陸知識分子對西方學術思想的饑渴。又過幾年我在吉大哲學社會學院講「兩岸社會與兩岸關係專題」，講堂擠滿青年學生，說明大陸的大學生關心兩岸問題。

2002年我在復旦大學哲學系講「新馬克思主義」，講堂坐得滿滿的，學生求知若渴。過一年我應聘北大客座，在社會發展所講「西方馬克思主義」，我用英文講，碩博士生用英文發問並討論與東方共產主義的差異，可以看出北大學生的外語素養及思辨能力。2009我在廣州中山大學政治系客座，講授「比較政治學理論」，每次上課不論本科生或研究生沒有缺課的，上課專心聽講，下課在走廊上還繼續問問題，好學深思的態度我在台灣少見。

港澳大學走國際化路線

2000-2001我在澳門大學客座一年，講授「政治學專題」與「兩岸關係專題」。葡萄牙語是澳門官方語言之一，但澳大為求國際化，全校使用英文教學，直追香港與新加坡，我在課堂上發現學生均能適應，可見環境影響青年人的語文與學習能力。澳門大學去年已在橫琴島建立新校區，走向國際化，其轉型值得參考。

香港中文大學我去了好幾次，一次是應邀到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參加「民族主義學術研討會」，會後參觀中大圖書館，發現不但借書的學生多，館內看書的學生也座無虛席，可以看出中大學生的求知態度。還有一次去中大是訪問政治與行政系翁松燃教授，他告訴我全校大部分課程都用英文教學，學生除港生外，有陸生及外國留學生，他們不但用功且相互競爭。現在中文大學在亞洲大學排名已在台大之前，今年連最優秀的台灣學生也都被吸引前往就讀了。

兩岸四地大學生比較

以上談了十幾所兩岸四地大學生的學習態度與知識能力，這些各別經驗的加總告訴我：台灣的大學生過去的素質不錯，近年則每下愈況；大陸的大學生質量較高，並知力爭上游；港澳的大學已國際化，連帶大學生也具國際視野。

大陸升學競爭激烈，學生知道優勝劣敗的後果。反觀台灣，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既無激烈競爭，又加上眼光缺乏國際觀，思考局限台灣在地，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大學生會有什麼競爭力？香港、澳門都是小島，但是它們的大學努力國際化，不但學生的語文能力好，具國際視野，因競爭而知用功，近年來港澳大學招收的學生質量越來越高，台灣要小心也要憂心。

兩岸文化交流有好處，至少讓兩岸大學生在交流互動與共同修課中，相互認識彼此的學習動機與態度有所不同，同時顯現政治立場與價值取向的差異，連帶在對比中也呈現出競爭力的高下。兩岸四地的大學生都是炎黃子孫，不能說台灣的大學生不聰明，而是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出了問題，致讓台灣的大學生在兩岸四地的評比中競爭力最差。近年來台灣的優勢不再，此與台灣大學生缺乏競爭力有一定的關係。

一個大學的單一經驗也許不能表徵一個事態的「共相」，但我有12所大學的經驗，而且分布在兩岸四地，從方法論角度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兩岸四地大學生競爭力的高下。作為一個台灣教授，我為台灣的未來擔憂，因為今日的大學生是明日的社會主人，台灣大學生一旦沒有競爭力，台灣社會能有美好的未來嗎？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反課綱活動轟轟烈烈。到底反什麼？

反對者理由一，程序黑箱違法。「反洗腦課綱學生陣線」說：「檢核小組於法無據卻可以主導課綱。」事實上，教育部2013年8月1日台教授國部字第1020073427號函，請國教院對課綱評估。國教院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規定，視業務需要組成檢核工作小組。此外，小組僅有建議權，無直接調整課綱之權責，現行課綱非由檢核小組直接修改。故「於法無據」及「主導」皆不正確。

課綱微調程序，2014年7月22日經由監察院調查認定並無違法。反對者所言違法，並非指課綱微調本身、檢核小組、微調內容等違法，而是法院認為教育部應公開委員名單及投票紀錄，否則違背政府資訊公開法。該案仍在上訴中。不過，委員名單公開與否，並不有損課綱微調的「內容真實性」。

反對者理由二，政治黑手介入。如台聯黨團直言，檢核小組被「中共統戰系統」把持，教育部「已經成為中共在台統戰教育部」。事實上，反對的教授及團體，看似中立，多主張台灣獨立，反課綱高中生諸多網頁更直接宣傳台灣不屬中華民國，這才是最大的政治介入。其次，僅因有委員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便辱其為「紅鬼」，不論其修正課綱內容之正確性，是對人不對事的因人設事。

反對理由三，修改內容去台灣化、竄改歷史。事實上，新增的課綱內容增加台灣民眾勇敢抵抗外敵的英勇事跡，如林朝棟抗法、羅福星抗日，諸多台灣人參與民國建立、北伐、抗戰及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更新增台灣人參與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提升台灣人的貢獻。

此外，還原史實，增加台灣的歷史光榮，如增加台灣的現代化成果，晚清「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先進的省分」。因有課本撰寫「婦女自願從事慰安婦工作」，故新課綱將慰安婦加上「被迫」，將日本統治加上「殖民」，新增「殖民政府對台灣人民經濟與土地的侵害」，以及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侵略」構想，種種內容強調台灣人民非自願受殖民，還原祖先尊嚴。

再者，反對者言刪除2.28與白色恐怖，亦不正確。公民科僅在「人與人權」主題下，將白色恐怖、2.28事件等例證刪去，交由教科書商自由撰寫例證。歷史科不但未刪除，反而將其由「說明」欄位提高到「重點」的欄位，表示對此段歷史的重視。

反對者抨擊不該用「光復」、不該用「殖民」，卻不去問問慰安婦阿嬤，當年人民是抨擊日本殖民，還是歌頌日本治理？是歡慶台灣光復，還是歡慶台灣接收？史料班班可考，反對者視而不見。

最主要就是反對把「中國」改成「中國大陸」，由此破壞了他們心中「一邊一國」、「台灣獨立」的定位。

(作者係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學生)

制度文明是人類文明形態之一，指人類創造的規範行為、治理國家、調節社會關係乃至國際關係的思想、規則及相應機構。自從有了人類，就有勞動生產及勞動生產中形成的人與人的關係和社會組織，制度文明也就開始孕育。制度是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有什麼樣的社會存在，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中國與西方在制度文明上差別顯著，從根本上說係因兩者最初的生產方式不同。

研究表明，大概距今一萬年前，人類有了所謂第一產業，其內部又可大致分為遊牧和農耕兩大類。

約五千年前，由高加索地區向南遷徙的遊牧民族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農耕民族發生碰撞，進而與地中海東岸的航海民族接觸，逐步形成愛琴海文明，並於西元前後用數百年的時間，藉由羅馬帝國和基督教征服了歐洲，而近代歐洲征服了世界。這是粗線條的西方文明，包括制度文明的發展路徑。

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斷遷徙，經常面對食物、氣候、疾病、戰爭等嚴酷的生存環境，面臨生命的不確定，並因此養育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一是篤信神明，且因戰爭需要和帝國出現，漸從多神信仰走向單一神信仰，猶太教、基督教都產生於地中海東岸。二是集體行動要求嚴格分工，導致社會分層和個體獨立，既催生守紀習慣和法治精神，又滋養自由觀念，提供了階級、利益集團，政黨及選舉的土壤。三是崇尚武力，慣於征服，在掠奪與反掠奪中或擴張或敗亡。從十字軍東征到全球殖民，從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後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地的戰爭，都可看到尚武和征服的幽靈。四是長於貿易，商業發達，講究規則和契約。大航海、工業革命、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社會契約等皆與之相關。五是為方便與他族交往，易於明白和記住各自的話語，催生了簡約的字母文字。今天西方字母體系追根溯源就是來自遊牧的閃米特人發明的字母體系。

華夏文明自成體系

與西方文明不同，華夏文明是典型且獨成體系的農耕文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大部分地區氣候濕潤，植被茂盛，土地遼闊而肥沃，天然適合農耕。農耕民族很難產生上述西方文明的元素，而形成了另類生產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特別是自先秦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後，小農生產方式構成了中國最深厚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定居而非遷徙，崇文而不尚武，重現世，輕宗教，戀土地，抑商賈，勤勞、務實相伴自私、狹隘，在平等自由的土地上過著溫順而散漫的生活。就連文字也自成一體，華夏以象形文字與其他文明相區隔。歸結起來，小農經濟最大的特點是天下歸「一」。

何謂「一」也？實乃均質的小農社會之謂也，亦即一個天子統管一盤散沙的天下。故中國自古缺乏社會分層，缺乏利益集團，無需嚴密的社會組織和法治傳統，而是以無數平等的小家庭作為單元，進而以血緣為紐帶，以倫理治家國，構成一個無疆界、有親疏的大家庭。

正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中國自古強調「仁」。而「仁者，人也」，故天下以人為本，進而在人本思想基礎之上提倡「以德治國」。德從何來？修身以養德，齊家以維德，治國以弘德，惟如此可行善治，天下平也。「平」則歸「一」，於是天下為公，是謂大同。

孔子2500年前說「為政以德」，揭示中國制度文明的本質和核心價值。故中國制度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選賢任能」上，熟讀聖賢書的儒生係通過科舉，而非政黨競爭或選舉出任各級各類官員。這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科舉制度和文官制度確實與西方大異其趣，從古代的儒家官僚集團到今天的共產黨長期執政，其實自有脈絡可循。

「挖樹從根起」說的是萬事萬物都有個根源。借用生物學的基因一詞，若論基因，中國與西方制度文明從文明之始就大相逕庭。源頭不同，其後發展的路徑有別，今日呈現異質的風貌也就順理成章。

普世價值是一種迷信

制度文明發展史表明，至今尚未出現過一種永恆的、適用全人類，無論氏族、部落聯盟，還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制度。宣稱某種制度是最好的、終極的、普適的制度，不符事實，有違科學精神，是一種制度迷信。用迷信的話語當然解釋不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沒有東方的思維必致屢屢犯錯。正確的態度是要建設制度文明，但不製造、不接受制度迷信。

人類文明發展需要的不是強制推行、硬性照搬，而是在相互借鑒中逐步走向融合，所謂某種「終極文明」終結其他異類文明的說法，只會是歷史上一個短暫流行的謬論。

筆者注意到，近年來已有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看到西方民主制度有優點也有弊病。例如，金錢操控：權勢集團利用金錢控制選舉、操縱輿論，影響政策立法；集團政治：表面上多黨競爭，其實強化分歧，導致利益衝突，甚至引發社會動盪；影響效率：執政黨只顧眼前利益和選舉勝負，造成政策短期化、功利化，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使立法和行政效率下降；政治作秀：政客為迎合選民大開空頭支票；政治腐敗：競選活動耗費越來越大，選前的政治獻金和選後的政治回報相當普遍。這些弊病至少表明，西方民主制度不是那麼美好，也不可能終結人類制度文明發展史，且適用全世界。

事實上，在不少輸入西方民主的國家，非但沒有解決原有的矛盾和問題，反而使新老社會的矛盾更加尖銳，導致政局動盪、社會混亂乃至戰亂頻仍，極端組織肆虐，恐怖主義橫行。希望強制推行西方制度的政客、將軍、文人，能從人民的災難、痛苦中以良知體認到制度迷信的荒謬，而無數被制度忽悠的人們也能走出強權話語體系，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辦事處主任）

古坑咖啡

鐵國山谷戰骨多，風雨猶傳擊鼓歌；

祖輩屍埋紅土地，義民魂駐舊山河。

巨凶已受核彈誡，餘孽更應網罟羅；

獨啜咖啡味苦澀，彎弓橫槊待干戈。

史實簡介

1896年6月，約1,000餘名抗日志士在柯鐵虎、林發、黃貓選、張呂赤、劉德鈞（原劉永福派駐恆春的台東統領）等領導下，集結於古坑鄉大平頂，成立鐵國山抗日軍。16日日軍增援部隊入斗六，18日開始搜山，抗日軍移入深山，日軍無所獲。於是日軍自19日起22日止的四天中在附近展開大屠殺，史稱雲林大屠殺。

台灣省通志稿對此事件記載如下：「鐵國山抗日軍堅守要隘，不與戰，日軍終於無功。台中守備隊另派益田中佐帶步兵聯隊入斗六街，對雲林縣各地開始大屠殺，連續五日，範圍廣及五十餘莊。被慘殺人民，雖無確實數字可考，但查其遭劫戶數，有四千九百餘戶，相傳死者當不在三萬人以下，就中受害最慘重之地，以斗六街396戶，石龜溪村之339戶為首，此外各街村或一百餘名，或數十名，無論男女老幼，同歸於盡」。

鐵國山抗日軍屢仆屢戰，或掃蕩復起，或歸順後再叛，直至1902年，以鐵國山為核心之台灣中部抗日行動，猶未終止。1915年柯鐵虎仍選擇南投竹山鎮大鞍深山密林之樟腦寮為游擊基地，與日軍抗衡。

經過多次戰爭及屠殺後，斗六等地出現眾多無主荒地，台灣總督府將之據為國有，再開辦日本製糖會社，廉價僱用台灣人種植甘蔗，製糖回銷日本，一本萬利，成為殖民地重大財源之一。

古坑今產有咖啡，在台灣有盛名。

後壁林悼林少貓義士

誅族之罪罪為何？國弱民貧奸佞多！

失我殘疆因鬼蜮，堅其大義不臣倭！

頭顱累累豈無恨？利祿輩輩應有訛！

耿耿星河寂不語，疏林冷月照塘荷。

史實簡介

高屏地區抗日首領林少貓，原為劉永福中軍左營帶，治軍嚴明，戰鬥力強，四年中屢敗日軍。1899年5月不得已歸順後，在總督府特許下仍據後壁林一帶（今高雄小港機場至鳳鼻頭地區）自治。林表面對日本歸順，實則暗中招納義士，集結四百餘人，建築城堡式聚落，開墾水田、旱田、蔗田等共200餘甲，並經營漁業、釀酒業、藥房等，年收入萬餘日圓。

1902年5月25日，日總督府於雲林、嘉義、台中、台南等地歸順儀式中，集體屠殺所有歸順義民，亦決定5月30日前將林少貓勢力徹底殲滅。

初，日本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先命所謂「鄉紳」（三腳仔）陳中和、陳少山、蘇雲英、蘇雲梯等與林少貓常往來，折衝降服條件，實則打探後壁林機密，熟悉門路。

26日兩蘇佯以後壁林發生傳染病，需協助消毒為由，帶領偽裝日軍展開突襲圍剿。林中計，措手不及，身中五彈，死於水田邊。繼之，日軍圍殺村裡義民，男41人，女25人，兒童10人。事後二蘇更協助日軍，搜捕抗日「嫌疑犯」，羅織罪名，致320人被殘殺斬首。

蘇雲英為今蘇貞昌之祖父，蘇雲梯為其伯祖父，兩蘇因「居功厥偉」，賞任高雄州協議員、台灣商工銀行（今第一銀行）官派董事等要職，三代顯達至今！   

太魯閣戰役

奇萊靈異流傳久，鬼嘯山風霧有魔；

黑水塘邊山魅現，木瓜溪畔啼聲多。

深林密谷存哀史，蔓草荒煙遺鏃戈；

部滅族殘誰慟悼？群峰兀兀何嵯峨！

史實簡介

太魯閣族主要分布於花蓮立霧溪流域，少數位於三棧溪、和平溪支流之巴托蘭溪，民風強悍善戰，當時日本總督府估計該部族可作戰之壯丁約2,050人，自1895年新城事件後即開始抗日，日本總督府經多次征討，均鎩羽而歸。

1913年台灣不分原住民或漢人，群起武裝抗日，堪稱武裝抗日的另一個高潮。6月新竹尖石鄉僅存之未臣服泰雅族金納吉群有金納吉方面番社討伐追加行動，8月有宜蘭蘭陽溪戰役，台中大甲溪上游屠村之役，新竹霞喀羅戰役，11月有布農族台東海端事件。1914年初佐久間經四年苦戰，終於平服泰雅族及「北蕃」諸族，原住民未臣服者，僅太魯閣一族。1914年上半年日本軍方展開部署「太魯閣蕃討伐」，5月初佐久間即陸續召集武裝警察6,091人，陸軍部隊3,108人，警察部隊另徵用挑夫、「開路匠師」、「蕃人隊」等，約22,000人。警察部隊自木瓜、三棧、立霧三溪下游溯源而上征伐，陸軍則自合歡山、奇萊山、畢祿山，翻越中央山脈順勢而下，東西夾攻太魯閣族。

戰鬥自6月1日開始，至8月19日日警討伐隊宣布解散，太魯閣戰役方結束。此次戰役中，日軍死亡者122人，傷者254人，傷亡比例甚高，耗資約今日新台幣530億元。佐久間因岩石滾落，墜崖受傷，半年後傷重死亡。太魯閣族人以手持獵槍弓矢，腰繫山刀，背負糧需，與強敵對抗，搏鬥撕殺70餘日，全族幾近於亡滅，亦英烈矣！

謁余清芳烈士小廟

盤山百里沿崖行，野店荒村車騎輕；

孤憤一擲悲慘烈，干戈三月氣崢嶸！

忠魂渺渺誰與祭？鐵骨錚錚葬何塋？

寂寞南天多古樹，夕陽猶照數枝明。

史實簡介

余清芳小廟位於台南縣玉井附近，曾文溪上游，附近有龜丹溫泉、風鈴瀑布等。1915年5月，日本大隈內閣向中國提出「21條要求」，並發動軍隊、艦艇，以最後通牒，脅迫中國出讓山東及滿蒙權益、承認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福建地位優先等，袁世凱竟簽字接受，國人大憤。余清芳乃秘密組織台灣革命軍，黨員達5,000餘人，秘密發布起義文告，號召全體台民反日救祖國。6月羅俊至台北任總司令，為日本偵知，軍警特務四處搜捕，羅等率眾入山躲避，日軍以大砲炸山，死傷甚眾，羅於7月7日被俘。余清芳聞訊，9日宣布起義，襲擊台南市東甲仙埔、大丘園、六張犁、阿里關等地，征戰月餘，終於8月20日被捕殉難。日軍繼之在噍吧年、甲仙埔、大丘園等地血腥大掃蕩，殘殺民眾3,000餘人，婦幼亦遭排槍射殺，所斬首級以17牛車運往台南。之後，又逮捕、審判承認參加起義者，當場槍殺1,347人，不承認參加者亦全部死難，血流成河，慘不忍睹。

此次大屠殺，事後日本檢察官承認：「此為世界審判史上空前大慘案」。由余清芳領導的起義，前後陣亡及被屠殺民眾超過30,000人。史稱余清芳事件，或西來庵事件，或噍吧年慘案。

川中島訪孤遺

文化霸凌仇恨重，山胞快意氣豪雄！

青山陡變修羅道，翠谷沉淪地獄中。

轟炸投毒梟鷙性，滅族殺虜豺狼同；

川中島上孤遺訪，油菜花黃夕照紅。

史實簡介

南投縣仁愛鄉霧社賽德克族與日本有夙仇。1897年發生陸軍大尉深崛安一郎被殺事件，日警持續嚴密封鎖賽德克族各社的物資供應。1903年日警以重金利誘布農族卓社人設下交易陷阱，10月5日賽德克族壯丁百餘人依約到兩族交界處「姊妹原」交易地點，遭200餘手持日警提供步槍的卓社壯丁埋伏狙擊，幾乎全部死亡，史稱「姊妹原事件」，賽德克族不得已向日警含恨屈服。繼之，日警修建隘勇線工程，完成隘勇中央警戒所，藉以監控眉溪、北港溪及濁水溪流域眾多部落。1905年5月舉行歸順儀式，日本頓時擴張12平方日里山地面積，囊括盛產樟腦的森林。

1930年秋季，賽德克族不堪日警長期強迫性義務勞役，如協助日本征討附近抗日番社、闢建道路、建設警局、學校等；加之各種文化歧視，如日警娶番婦，番婦無日本國籍，日警可另娶日婦；日本浪人常誘迫番女到日本賣淫等。賽德克族忍無可忍，終於德克塔雅群六社義軍在馬赫坡社（今廬山溫泉）頭目莫那魯道的策劃下，以誓死之決心，對境內日本人進行殲滅性攻擊。10月27日凌晨義軍突襲該社駐在所日警後，一路向霧社前進，並逐一襲擊所經途中的波亞倫（今廬山）、櫻（今春陽之一部）、荷哥（今春陽）駐在所，殺警奪槍。

上午8時義軍進入霧社街。時值日人正雲集於霧社公學校，準備舉行運動會，致日本官員、家長、學生共134人死亡，26人重傷，被擄奪步槍180支，切斷聯外電話線及台車道。10月29日，日本陸軍集結1,194人，日警1,306人，漢人腳伕1,381人，翌日向賽德克德克塔雅群六社發動總攻擊，戰鬥一個月，日軍採挖掘壕溝防線圍堵，步步進逼，輔以砲擊，飛機轟炸，投放毒氣彈；並「以夷制夷」，組織番人奇襲隊、味方番壯丁團等，負責嚮導斥候及第一線作戰。德克塔雅群義軍不敵，活動圈逐漸縮小。11月中旬起，義軍妻女多因不願拖累父兄而自縊，11月下旬莫那魯道夫妻自盡，長子遣其妹投降後亦自盡，其他三子被俘，翌年3月刑死於日警監獄。

霧社事件前夕，參與抗日六社義軍共有1,236人。戰爭結束，戰死者85人，被飛機炸死者137人，遭砲擊死者34人，被「味方番」斬首者87人，自盡者296人。日本方面陸軍22死26傷，警察6死4傷。

霧社事件後，投降與被俘的德克塔雅群共計514人，被日警分別安置於原部落附近五處「保護番收容所」內。翌年4月25日，日警秘密武裝與賽德克族有深仇的道澤群壯丁200餘人，夜襲羅多夫、西巴烏等四處俘虜營，致德克塔雅群俘虜被殺或自殺者216人。5月 6日日警將僅存的112戶228人俘虜遷移於北港溪中游之「川中島」，嚴禁社人逃返原居地，繼之續有38人被日警懷疑曾參與霧社事件，遭逮捕後刑死於獄中。史稱霧社事件及霧社第二次事件。

（作者係退休大學史學副教授）

  《日本必敗論》一書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先師朱雲影教授(1904—1995)在重慶發表的名著，由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作者自署脫稿時間為1940年3月。

我們知道1940年即民國二十九年，是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四個年頭，也是抗戰進入艱苦的第二階段。這一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甘心作日本的傀儡政權，與重慶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相對抗，令國人同感憤慨與震撼。在國際方面，日本與德、義結成同盟國，氣燄高漲一時，而為了向日本示好，法國封閉了滇越鐵路，英國則封閉了滇緬鐵路，使抗戰的根據地陷於孤立的威脅，這些事件的一再發生，對於抗戰的前途不免蒙上一層陰影。

雲影師此書的適時推出，鼓舞了艱苦抗戰的民心士氣，堅定了全國同胞抗戰必勝的信心。五年後日本侵華軍，果然無條件地向中國政府投降，雲影師大作的預言果真實現，這就不能不令人佩服此書的分析是多麼的精準，雲影師的學術功力是多麼的深厚。

雲影師的《日本必敗論》，並不是一般「抗戰口號」或泛泛的抗戰「八股文」可比，此書大部分根據客觀的日文資料，分析日本軍力、國力的弱點，戰略戰術的錯誤，以及國際環境不利於日本，而反利於中國的形勢。由於日軍在表面上占領廣大的中國領土，實際上則陷於進退失據的泥沼之中，而且中國出現全民族空前的大團結，他從各項資料分析，日本必將走上失敗之路，中國的抗戰終將贏得最後勝利。

朱師在本書中的評論，都是根據資料和證據說話，許多資料的分析，則以統計數字作根據，全書各種統計圖表多達17幅，行文論述並多依據數字，其嚴謹態度，如同寫作學術論文。

筆者曾請教雲影師，在抗戰時的重慶如何能取得這些統計資料，雲影師笑說，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已經注意蒐集相關的資料。由於雲影師具有高深的學術素養和敏銳的觀察力，又精通日文，所以對於資料的蒐集和分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例如日本所自誇其武力如何強大，認為三個月足以亡華，但雲影師依據所得資料指出，日本政客與軍方的矛盾；海軍與陸軍的矛盾；少壯軍人與元老派的矛盾；好戰與反戰的衝突；社會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問題重重。該書所列舉的人名與重大事件的始末，現今有的大學所開的「日本史」課程，都還達不到如此詳細的資料和清晰的脈絡分析，這本書實可列為研究日本現代史的學術著作，而不該視為一般應時的出版品而已。

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70年來日本於戰爭的廢墟中得到復興，但日本軍閥侵華的行為和對中國的傷害，日本政府從未有一語道歉，相反的，右派軍國主義者似乎仍然陶醉在「大東亞戰爭」的美夢中，製造釣魚台爭端，聯合大國以中國為假想敵，使中日兩國之間又蒙上戰爭的陰影。筆者在媒體上看到一則報導說，一位日本中學歷史教師對學生說，19世紀日中發生一次戰爭（指甲午戰爭），20世紀日中又發生戰爭，預料21世紀日本與中國又將再發生一次戰爭。此言似乎在提醒日本青年應有預作戰爭的心理準備。

一個沒有歷史反省能力的民族，會重新走上錯誤的道路，跌入毀滅的深淵之中，更有重新加害他國的危險。戰爭會使國家受到傷害，人民遭遇災難，現代武器的精進，使戰爭更為恐怖。「戰爭」幾乎成為「毀滅」的代名詞，努力避免猶恐不及。

雲影師此書分析日本必敗，果然不出所料，但是此書完成之時，雲影師預見「日本必敗」之後，並未對日本表示情緒性的恨意，反而寫出以下幾句感慨的話：

日本明治維新諸志士經過無限艱難困苦創造的國家基礎，如今竟一點一滴毀滅在一群狂妄軍閥的手裏，我們實在為日本可惜，也為日本可悲！

這幾句語重心長的話，顯示了一位偉大學者以悲天憫人的胸懷，提供日本對於侵華戰爭，應認真地做出反省的忠告，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誠實的「歷史反思」，才能避免「重蹈覆轍」的悲劇。

本書選在此時再版，應該具有時代的意義。

此書原版的紙張及印刷都很粗糙，不難看出抗戰期間物資的艱困，現在決定加以重新出版，從直排改為橫排的版面，原版明顯的錯字、漏字也都加以改正、填補。同時加入邱添生教授撰寫的《朱雲影教授傳略》，使讀者進一步對作者有所了解。際此二戰反法西斯勝利暨中國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之際，承台北蘭臺出版社予以重新排版印行，呈現於世人之前作歷史反思的見證，並對先師朱雲影教授表達深切的追悼與敬意。本人於校訂之餘，無限感慨。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