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賢二(1883-1948)擔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時搞最多謀略。本文介紹他如何把溥儀從天津弄出來，送往滿洲的經過。
土肥原於1931年11月2日晚上和溥儀見面，要他離開天津前往滿洲。為此，土肥原於11月10日晚上唆使「自治救國軍」的中國人，在天津製造暴動。
溥儀所住的日本人租界因此實施了戒嚴，斷絕交通。而溥儀在戒嚴中離開天津。但在此之前，溥儀遭到幾次裏頭藏有炸彈的水果籃威脅。
與溥儀同行者有鄭孝胥、鄭垂父子、祁繼忠，日本人有上角利一、工藤忠（鉄三郎）、大谷猛和警衛諏訪續八個人。
溥儀到達滿洲之後，前往湯崗子溫泉，住進滿鐵經營的對翠閣，事實上等於被軟禁。可是，關東軍卻對奉天總領事館、關東廳和滿鐵等說：溥儀因為天津發生暴動，感覺危險，自動逃出天津，23日突然登陸營口請求保護，基於人道考量，暫時收容。溥儀夫人婉容於11月16日由川島芳子陪同，於11月26日，抵達溥儀所住的大和旅館。
日本要溥儀作其魁儡
土肥原在天津要把溥儀弄到滿洲時，有過這樣的對話。《溥儀自傳》記載，土肥原說：張學良把滿洲搞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出兵。日本人誠心誠意想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他趕緊回到其祖先的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與這個國家簽訂攻守同盟，其主權領土由日本全力保護，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儀問土肥原：「這個新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溥儀堅持復辟，否則他不去。
土肥原微笑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帝國，我可以去！」溥儀表示同意。
土肥原說：「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議。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所謂吉田，就是口譯者的吉田忠太郎。
1933年11月6日上午9時半，土肥原在執政府和溥儀見面。他們一年半沒有見面了。土肥原於前一年4月，由奉天特務機關長調任步兵第九旅團長，1933年10月又回鍋奉天特務機關長。記錄他們兩個人交談的是林田賢次郎。
1932年3月1日，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宣布要建立滿洲國，年號定為大同；3月9日，舉行所謂建國儀式，溥儀出任政府執政，國務總理是鄭孝胥。1934年3月1日，溥儀出任滿洲國皇帝，年號改為康德，定其組織法。1934年6月6日，昭和天皇胞弟秩父官訪問滿洲國；1935年4月2日，溥儀訪問日本。
成立偽滿洲國之後的3月6日，炮製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以本庒繁關東軍司令官代理的身分，往訪溥儀於湯崗子，簽訂與「滿洲國」的秘密約定。它採取了溥儀請示關東軍司令官的書信方式，其內容如下：
（一）國防和治安之維持，完全委託關東軍。其經費由滿洲國負擔。
（二）同意為國防上之必要時，鐵路、港灣、航空等管理及新設，全部委任日本機關。
（三）任命有名望之日本人為滿洲國參議，任用日本人為中央、地方官署之官吏，其選任 解聘，要經過關東軍司令官之同意。
（四）上述各項，乃是將來兩國正式簽訂條約之基礎。
但溥儀的自傳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情，竟隻字不提。實在太奇怪和荒唐了。
《日滿協議書》
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與滿州國簽訂《日滿議定書》，簽字的是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和國務總理鄭孝胥。這個議定書有正式公布的兩條本文，以及關東軍司令官和溥儀之間秘密往還的文書。
公布的《日滿議定書》前言強調日滿兩國永遠友好親善，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以建設東洋的和平為目的。本文兩條說明滿洲國是名副其實的日本屬國：
（一）滿洲國要確認和尊重日本國或日本國民在日中間所做的諸項決定，以及公私契約之前所 獲得的一方權益。
（二）兩國約定要共同防衛，為此日本軍要駐屯滿洲國。
附屬秘密往還文書（溥儀文書）所約定事項如下：
（一）滿洲國委託日本維持國防及治安，負擔所需一切經費。
（二）國防上所需運輸設施的管理及新設委託日本。
（三）任用日本人為滿洲國官吏，其任免需要經過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
在此之前的8月，武藤信義和鄭孝胥還簽訂了一個秘密協定。內容是承認給予日本對於鐵路、港灣、水路、航空路線的管理及施設，創辦航空公司及滿洲的礦業權。惟以有關日軍的駐留費由其他國家負擔，不成體統而沒有這樣做。由此可見，所謂滿洲國是百分之百的傀儡國家。
對於偽滿洲國的建國，樞密院顧問官石井菊次郎在顧問官會議席上說它是「人造國家」，對於偽滿洲國的建國抱持消極態度的首相犬養毅（孫中山的朋友），軍方和右翼分子極為不滿，1932年5月15日在首相官邸暗殺了犬養首相，是為日本近代史上的「五‧一五事件」。
關於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滿洲的所作所為，日本外交官及學者有不少著作和回憶錄等，森島守人的《陰謀‧暗殺‧軍刀》、石射猪太郎的回憶錄、林久治郎回憶錄及中田整一的《滿洲國皇帝秘錄》，前三種，我曾將其譯成中文，森島及石射的譯文書係由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史學所講座教授）
11月21日，野薑花公民協會籌備處在台北市公務人員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了一場「跨越時代、為歷史補白─陳逸松紀念展、座談會暨新書發表會」，邀請到許介麟、陳翠蓮、黃文源、林深靖等學者及社運工作者追思陳逸松，以及其時代的社會運痛和學運。紀念會後，《陳逸松回憶錄》的作者曾建民及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覺出席了新書發表會，為與會者介紹陳逸松其人其事，以及新書的撰寫角度。
1920年代國際主義盛行於全世界，其關注階級壓迫的論述鼓舞了弱小民族尋求抵抗統治者的利器。在這一波左翼思潮內化的過程中，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找尋民族解放的機制，於是政治、社會運動團體陸續成立，以作為抵抗殖民統治的手段。
1928年陳逸松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就讀，隨即加入具有左翼色彩的「東大新人會」，陳逸松的社會主義理想，使得他成為左翼運動的同情者，以至於兩度遭日警逮捕偵訊，第二次是為掩護好友，台共領導者蘇新返台而遭到入獄刑求。
陳逸松東大畢業後，通過日本辯護士高考，在東京執業律師，期間參加「自由法曹團」及「日本社會運動犧牲者救援律師團」，義務為日本工人、韓國工人、日本農民、及與社會運動有關而被捕的人士辯護。
1933年陳逸松返回台灣，在台北大稻埕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為台灣鄉親爭平等權利。1935年以最高票當選第一屆台北市會議員，是最年青最敢言的議員。在日本戰爭動員体制的皇民運動時期，他抗拒皇民化，拒改姓名，想方設法維護台灣人的傳統文化。且出資與作家張文環、王井泉一起創辦《台灣文學》，與西川滿等的皇民文學對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初受返台的台灣義勇總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之命，陳逸松組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擔任台灣區團部主任，並兼任台北區團主任。「三青團」吸引了日據期從事社會運動、民族運動的青年加入，包括楊逵、簡吉、謝雪紅、蘇新、吳新榮等進步人士都擔任了三青團的幹部。「三青團」迅速發展成台灣最大的人民團体，在陳儀抵台之前的70多天過渡期裡，三青團扮演了看守政府的角色，在維護國有資產、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戰後重建及排除日本舊勢力破壞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10月，陳逸松與蘇新、陳逢源等人成立了「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討論光復後所面臨的金融、糧食等問題。另外，創辦《政經報》，這是光復後第一本白話文雜誌，發揮了重建台灣文化和臧否時政的作用。
陳逸松因曾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席，而在後來的「清鄉」中成為國民政府通緝的對象，幸得同宗鄉人的幫助而倖免於難。接下來的白色恐怖讓人人自危，更讓陳逸松對國民黨的統治感到失望。1964年，基於為台灣培養政治人才的願景，以黨外身份出馬競選台北市長，政見中首倡解除戒嚴、實行民主憲政，可惜曲高和寡而敗選。
1972年陳逸松離開故里，經日本前往美國探親。經過日本時應旅日僑領之邀，曾寫過一封關於大陸對台政策的建言函，未想此函獲得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重視，透過管道邀請陳逸松於1973年4月赴大陸訪問。兩人數次長談後，周恩來邀請陳逸松在大陸定居，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以協助中國修訂憲法。
在大陸10年的期間，陳逸松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定，保護人權的條款也因此得以寫進影響十餘億人的法案之中。
1983年後陳逸松定居美國，但仍持續以政協常委的身份提供修法的建議，直至1992年卸任為止。1997年陳逸松終得以擺除黑名單的陰影，以90高齡再度回到闊別25年夢寐魂牽的台灣家鄉探訪親友。2000年病逝美國休斯頓，享年94歲。
另外，主辦單位還舉辦了「陳逸松圖片、音像、圖書展」，從10月24日展覽至12月31日，地點在延平南路26號撫臺街洋樓。
九一八事變以後，戰爭低氣壓籠罩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台灣。1935年，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南部客家青年鍾浩東（本名鍾和鳴），為了思索殖民地台灣人的出路，用功過度，患了輕微的精神衰弱症，受了涼，咳嗽不止，就疑心自己患了肺病，住進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
住院期間，因為鍾和蔣的日文發音相同之故，他認識了16歲的少女護士蔣碧玉。她剛剛在台北醫院看護婦養成所學習兩年，留院義務服務一年。相識以後，因為共有的民族意識，兩人相交更加密切而深刻。她經常在下班後到古亭町白線寮，找他與那些共同租屋的女孩子最為愛慕的、戴白線帽的高校青年，讀書討論，郊遊爬山，聽音樂。鍾浩東特別教她唱了一首流行歌曲《幌馬車之歌》。情感豐富的鍾浩東很喜歡這首歌。他告訴她，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
1940年元月，20歲不到的蔣碧玉，義無反顧地跟隨鍾浩東到到大陸，參加抗戰。
1946年4月，他們結束了在祖國曲折而艱辛的抗日歲月，先後歸鄉，投入重建台灣的工作行列。
鍾浩東想辦教育，於是接掌包含高中與初中兩部的基隆中學校長。228事件後，他又毅然投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並在1950年韓戰爆發後的10月14日，被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
那天清晨，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的押房門鎖喀啦喀啦地響起。鐵門呀然打開。兩個面孔猶嫌稚嫩的憲兵，端槍、立正，站立鐵門兩側冷然喊道：「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立時落入一種死寂的沉靜之中。鍾浩東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伴奏著腳鏈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展覽緣起
1987年台灣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期後，進入了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轉型階段。歷經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後，即便迄今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卻尚未能有效地針對長期戒嚴的歷史做有效的清理及反省。特別是內在於中國近現代史發展過程中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光復、國家內戰、兩岸分斷、戒嚴、白色恐怖的歷史梳理。就台灣而言，這段湮滅隱晦而未有效反省清理與總結的歷史，每每成為民主轉型進程中社會內部、人民之間、人民與執政當局間的矛盾因素，是台灣民主轉型尚處於弱質階段的表現。
今（2015）年恰逢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鍾浩東（1915年12月24日－1950年10月14日）百歲冥誕，也是殉難65週年的一年。鍾浩東是那個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受難人之一，「幌馬車之歌」表現的又是那個年代台灣青年共同的青春記憶。
藉政治受難者鍾浩東與其妻子蔣碧玉紀念展，以展覽與戲劇的形式，來回顧與反思這段普遍內涵在我們之中「未曾過去的過去」的人物與歷史，將有助於我們以反省、清理進而思索和解的方式，來釐清民主、人權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展覽地點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兵舍Ａ（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展期為2015年10月14日至2016年4月17日。本展覽係受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由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執行。
幌馬車之歌
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
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前者係作家、後者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作人員）
中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已有許多討論，很多人懷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適合中國，是否有比西方更好的民主制度，又能適合中國的國情？
政治制度的設計應該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西方的民主制度主要是讓人民有選舉權，執政者透過選舉獲得人民的授權，也獲得其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本文將列舉選舉式民主的缺點，然後提出人民的考評權可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讓執政者更重視人民的需要，又頗適合中國的國情。
選舉制度有諸多漏弊
選舉在很多國家已經實行多年，不難看出選舉的一些缺點：
其一、由選舉決定政府首長，理想上希望從候選人中，選出最能勝任該職位的，但是實際上很難實現，候選人中最多只有一人正擔任該職位（競選連任），大部分的候選人不曾擔任過該職位，選民因此無法直接感受到候選人的施政，在這種情況下，選民對候選人的認識幾乎完全來自媒體，結果勝選者往往是最擅長媒體包裝和利用媒體者，而不是最有能力施政者。
其二、候選人需要大量文宣和媒體宣傳，所需的競選經費龐大，遠非一般個人所能支應，多數候選人勢必要尋求財團、企業支持，等當選後，再用各種方式回饋背後的金主，容易造成所謂的金權政治。
其三、勝選者將在政治階梯上更上層樓，而敗選者可能要失業一段時間，勝敗之間有天壤之別，因此選舉一般極為激烈，候選人常不擇手段以求勝，施展誹謗、抹黑、造假等惡劣行徑，造成候選人之間和不同政黨之間無法彌補的裂痕，在未來施政時難以共事合作。
其四、選舉地區首長時，顯然只有長期居住該地區者才容易當選，造成政治人物多在居住地區發展，而國家會逐漸區域化，種族或民俗獨特的地區，如新疆、西藏，易傾向自治、自決，甚至走上要求獨立的分裂國家之路。
建議實施方式
中國大陸至今是以黨領政，由共產黨選任政府官員，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證明這個制度基本上是優異的，大部分官員都表現良好，但是仍有少部分官員不能勝任其職務，甚至違法亂紀，如能加入人民的考評權，可以保留以黨領政的好處而彌補其不足。
簡單說，考評權就是由人民投票來評判在職政府首長的施政成績，考評的結果會影響首長的續任、升職或貶職。這裡的政府首長可以包含國家最高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省長、市（縣）委書記、市（縣）長等各級領導人。
考評投票的時間應該是政府首長就任職務相當時間後，而足以觀察其施政成績之時，例如每隔兩、三年或每一任任期將結束前。
每一張考評票可以只有兩個選項，「滿意施政」和「不滿意施政」，若希望人民能更精細地表示其滿意程度，考評票也可以有較多選項，例如「很滿意施政」、「滿意施政」、「無意見」、「不滿意施政」、「很不滿意施政」，每一選項代表一分，把所有考評投票的評分加總，再除以投票人數，就是人民對政府首長的施政考評成績，投完票儘快予以公開，以昭公信。
當共產黨選任政府官員時，其過去的施政考評成績既已公開，當然會被列為重要的考慮因素。若投票率相當高，例如超過50%，而施政考評成績相當差，則該首長不得續任甚至貶職，反之，則可以考慮其續任及升職。
人民可用考評監督政府
考評權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監督政府，因此具有和選舉權類似的功能，使執政者獲得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使政府官員會比較親民、重視人民的需要，並使人民有當家作主的良好感覺。另一方面，考評權不會有選舉產生的許多缺點，人民考評的是政府首長過去幾年的真正施政，而不是選舉一個經過媒體精心包裝而尚未施政的候選人。政府首長原本就可適度地宣傳其施政成績，不像候選人往往需要龐大的競選經費，易造成候選人與財團掛勾的金權政治。人民考評的對象只是在職政府首長，不會造成候選人不擇手段地互相競爭，也不會造成未來難以共事合作。而且，考評權可讓政治人物到不同的地區任職歷練，不像選舉會造成國家區域化，甚至導致某些地區要求自決、獨立。
人民對官員的考評與民調有些相似，都是人民意見的表達，卻有重要的區別。民調通常藉由電訪員隨機抽樣部分人民，既不如投考評票直接，也不能收集全民的意見。
筆者以為，考評權可讓人民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卻沒有選舉的缺點，與中國大陸目前實施的以黨領政制度不衝突，也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是中國民主化一個可行的方案。
（作者係中研院退休研究員）
一
翻開中西哲學史，有一個鮮明的對比，那就是極權宗教與人文宗教的對比。
從蘇格拉底被處死到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這些觸目驚心的史實都是由於思想、信仰的不寬容所導致的。相形之下，中國哲學的開端，淵源於殷周之際祖先崇拜的人文傳統，提倡「孝」與「德」，正如《詩經‧大雅》所說的「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到周公制禮作樂，更將它制度化為宗法倫理的體系。老子與孔子所繼承的正是這一人文宗教的思想傳統。「孔子問禮於老子」，中國哲學也進而在對話的形式中揭開了序幕。
從祖先崇拜的人文精神到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再到儒釋道三教的交流融合，中華文明的進程中鮮有兵刃相向的景象，而西方淵源於同一信仰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卻總在進行著頻繁而猛烈的爭鬥，延續千年至今。誠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的，「基督教繼承了猶太教的傳統，也繼承了它的不寬容和排他性」。
為什麼中國的三教可以交流融合，而西方的三教卻總是呈現出不可共存之仇？當然，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只能以我個人的心路歷程談些一得之見。
二
我從1950年代中期上台大哲學系，課程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為主。隨著美國軍事、政治的介入，西方思潮逐漸主導了台灣的文化市場。年輕一代的我們觀看問題的視線，也不免隨波逐流。1960年代初，我上台大哲學研究所時，偶然地進入了尼采的思想視野，後來又接觸到存在主義的思潮。他們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開啟了我日後一個漫長的反思歷程。與此同時，我也漸漸地由尼采走進莊子的世界，走向我的學術人生。
隨著尼采的思路，我仔細閱讀了《聖經》。在中國人文主義的精神傳統觀照下，我將閱讀《聖經》的心得寫成《耶穌新畫像》一書。可以說，這本小書深深地觸及西方霸權的信仰根源。
1970年代初，我在台大校園參與保釣運動，接著短期訪問美國，受到留美學生保釣思想的衝擊。1973年，回到台大教書，在校園發表的言論顯示出由民主到民族的傾向，引發台灣當局製造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十餘年的時間，我經歷了一段艱辛的學思歷程，也越來越關注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並且體認到在政治文化的表層、顯象之外，它的底層原因在於信仰的淵源。也就是說，在表層上，我們看到的是東西方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其根底還是文化傳統的差異，特別是宗教信仰的差異。
三
從尼采到莊子，形成了我的學術主軸。因此，我會不自覺地從中西文化的對比看待問題。
進入尼采的思想園地，我發覺在他的字裡行間有一種生命感在躍動，激發起我內在的生命推動力和思想創發力。尼采說「西方傳統哲學注入過多神學的血液」，並指出西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呈現出二元割裂狀況。
我發現《舊約》記載的耶和華儼然就是一位戰神，具有暴虐的性格，他以各種理由下令緝殺的人數，竟超過90萬人。一般認為，《新約》的耶穌比較博愛和寬容。但他在山中訓示之後說過，「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他更宣稱「愛父母勝過於愛天父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四
對比西方宗教文明，中國的文化往往顯示出對立關係相對化的態勢。正因如此，我又從尼采進入老莊的世界，體會到應以多維視角、多重觀點理解事物和分析問題，所謂的善惡、是非，以中國哲學的思維看來，都是相互對待而又相互蘊含的。譬如《老子》的「有無相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反者道之動」、「禍福相倚伏」等等。除了這種相反相成的思維以外，《莊子》也藉助「魯侯養鳥」、「渾沌之死」、「十日並出」、「三問而三不知」等寓言，傳遞尊重個體之間的殊異性、避免自我中心和單邊思維的訴求，正如〈齊物論〉所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
正是由於中國文化自身具有涵容性，儒、釋、道三家才能在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上互補、相成。儒家注重人倫關係，培育道德的人格；道家具有天人視野，凸顯審美的意蘊。前者培育道德人生，而後者則養育藝術人生。進而，在殷周人文傳統和宗法倫理的渲染下，老子與孔子之間又存在某些匯通之處，例如老子倡導孝慈、孔子倡導孝悌；老子提倡「與善仁」、孔子提倡「仁者愛人」；老子常言「知常容，容乃公」，孔子常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文化的這種涵容性，更使得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能夠入主中原、落地生根，在思想的相互摩盪中繁衍成為中國佛教。與此同時，這也直接地塑造了中國文化理論的多樣性，拓展了文明對話的理論向度。
五
對話是時代的主軸。
我出生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一路走來，見證了我們的民族面臨重重險境、渡過重重難關，歷盡滄桑地走到今天，就像《易經》裡的履卦、困卦、井卦和坎卦。我常講，如果不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也就不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深層意涵。
我這一生走過那麼多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度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今天探討中華文化的復興，有我們特殊的時代意義。
（作者係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今年適逢台灣乙未抗日120周年及中國對日抗戰勝利70周年。月前，兩岸為了誰主導了抗戰鬧得不可開交，反而忽視了兩甲子前的台灣乙未抗日。該場抗日運動延續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台灣30幾處戰場和日軍精銳周旋，所創下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蹟。政府應該對於這一段台灣的驕傲完整地呈現給世人才對。
馬英九想把乙未抗日納入國家軍事博物館裡，抗荷蘭、法國、日本歷史的一部分。其實，台灣抗荷、法戰爭僅限於南北一隅，唯獨長達近半年的乙未抗日集中在台灣西部，性質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大陸已建有甲午戰爭海戰紀念館，台灣也應該成立專屬的乙未戰爭抗日紀念館才對。不過，紀念館的成立應以台南玉井籌畫了近30年的噍吧哖事件紀念館為鑒。噍吧哖事件紀念館因沒有結合當地特色的觀光和旅遊商機，到了今年屆滿百年時，仍然束之高閣。
台灣史教授吳密察認為「1895年乙未之役，應該是我們重新認識台灣歷史的開始。」誠如所言，乙未戰爭抗日紀念館應結合地方做相關的深度旅遊，除了古戰場探訪，更要維持並恢復兩甲子以來地方的傳統特色，如民俗技藝等，以吸引自由行的陸客、日、韓等國際觀光客蒞臨，振興台灣的觀光業。
筆者建議可先以日軍征台統帥─北白川宮和日軍的戰死紀念碑為切入的標的，逐一探查，因紀念碑所在大多是古戰場，也是抗日先烈們青山埋骨之所。如苗栗頭份的徐驤紀念公園、彰化八卦山上的保台紀念公園、屏東長治（火燒庄）的六堆客家聯軍抗日紀念公園等。因篇幅有限，以下從北到南簡略擇要地敘述各地的古戰場特色，以及產業轉型的意見。
鹽寮抗日紀念碑
位於新北市貢寮的鹽寮海濱公園裡的抗日紀念碑，原址是日本當局為紀念1895年北白川宮和日軍在此處登陸所立的「征台軍上陸」紀念碑。此地現在和120年前一樣，依然有美麗的沙灘，是海洋音樂季及國際性沙雕競賽的熱門地點。但在30年前這裡被選為核四廠的地點後，配合該廠興建的核四港，讓沙灘的沙開始流失，也引起了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爭議。現今該廠已遭封存，但能源危機依舊存在。而前一陣子台灣中部遍布的海線工業區及火力發電廠，配合車輛排出的污染物，隨著海風進入中南部地區的內陸，引起少見的紫爆汙染。
其實，工業化產業已經不是台灣的發展趨勢，現今大多數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已不願到工廠就業，加上地方環保意識高漲，反對高污染產業進駐。政府應該逐漸把依賴大規模能源的工業，改為無煙囪的觀光產業。曾倡導「非核家園」的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提議全面開放距離甚遠的太平島觀光，並不切實際，不如以自己轄內的鹽寮抗日紀念碑所在地為起點，結合觀光和旅遊商機，並把這個日軍侵台的登陸地作為影視拍攝的場景。
瑞芳、九份古戰場
深澳漁港是保釣船出海的港口。該漁港附近沿岸正和台灣西岸大部分的地區一樣，風土地貌歷經120年後，已有不同的變化。如北台灣知名的瑞濱海水浴場，因近幾十年的人為破壞而消失，取代的是消波塊等水泥建築。在這裡可看清楚到九份和大粗坑（金礦坑）、三貂嶺古戰場一字排開；當時，日軍海陸聯合攻陷九份和瑞芳，但清軍表現出不畏戰的勇敢，讓日軍在瑞芳，甚至到基隆都遭到不小的阻力，日軍遂在兩處立了「戰死者紀念碑」。
其實，這些古戰場都是不錯的熱門觀光景點，也可登山健行，接觸大自然和懷古。爬山運動完肚子餓了，到瑞芳附近飯館或基隆廟口飽餐一頓，然後到古戰場─獅球嶺砲台及底下的隧道，緬懷劉銘傳旗下官兵開闢鐵路的艱辛，學習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歷史。
另外，建議政府當局可以重啟海上藍色公路，以海上眺望台灣陸地，作為深化乙未抗日旅遊的賣點。同樣可以當年日本海軍的角度來認識台灣海岸。如被稱為海上藍色公路最後一段恆春半島上車城的海口港已荒廢了13年，重啟後，可以讓遊客知道當年台灣軍民為了讓敵人失去指引，不惜炸掉鵝鑾鼻燈塔；其他如高雄的壽山；鳳山市郊外的鳳山（從高雄港外海看到像一支展翅之鳳的山形）；苗栗的尖筆山；新北市九份的基隆山（雞籠山），當時都是來往船隻的重要指引地標。這些都是可以跟遊客訴說的故事
桃園安平鎮古戰場
位於桃園平鎮有一個安平鎮古戰場，在平鎮工業區附近。地主胡嘉猷等曾在此奮勇抗日。1945年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省政府將被日本人沒收的田宅，悉數發還給胡嘉猷的後代，以表彰忠勇義烈之蹟。可謂台灣「真光復」，而不是台獨分子所稱的接收。2015年9月9日，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結合當地曾經參與抗日的6大家族，從胡嘉猷等創建的鎮安宮出發遊行，止於古戰場，開啟抗日紀念碑的揭碑活動。
此地點因位在自行車道旁邊，已吸引不少來往遊客駐足觀看。建議政府將來可以此地特有的桃園埤塘文化，結合傳統的客家小吃和傳統信仰，配合導覽解說，將這裡經營成一個文化園區，也可以將到桃園大溪造訪蔣中正遺跡的陸客吸引到此。
嘉義大林古戰場
在台灣南部，三、四百年來就盛行製糖業，是引領台灣經濟起飛的龍頭。直到台灣邁入工業化社會，糖業式微。許多地方漸漸沒落。位於嘉義的大林正是這樣。由本頁這一張1950年代的大林糖廠前鹿堀溝的古油畫，可體會到它的美。
此地曾發生兩次影響乙未戰爭戰局的關鍵戰役，是重要的古戰場。當時是由以製糖業致富的雲嘉土豪簡精華（簡義）領導，包括抗日三猛之一的柯鐵也共襄盛舉。隨後，簡精華等又到雲林劍湖山世界後面的鐵國山繼續抗日，予日軍不小的威脅。後來，日方曾為了鎮撫傳說中的日軍亡魂所化身的大林水鬼，在鹿窟堀畔設置「阿彌陀佛石碑」。
隨著高鐵苗栗、雲林等站的啟用。筆者建議，劍湖山世界的耐斯集團可重新修復30年前所建的鐵國山涼亭和紀念碑，以給遊客規劃鐵國山古戰場旅遊，可結合清明前後的紫斑蝶遷移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動。
政府也可利用原大林糖廠的農場土地建乙未戰爭紀念館，賦予教育的意義。也可引用陸資在此建媲美大陸浙江橫店的影視城，由兩岸合力拍攝和甲午及乙未戰爭相關的電影、電視劇，以發展台灣的影視產業。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78周年，為紀念這一難忘的國恥日，中國大陸2014年2月正式將12月13 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日右翼分子否認大屠殺
1970年代起，幾乎與中日釣魚台主權之爭的同時，日本出現了一股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真實的逆流，右翼分子發表了一連串的翻案文章，竭力否定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這夥人被稱為對華侵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否定派」。
1972年4月號的《諸君》雜誌，刊登了鈴木明《南京大屠殺的虛妄性》一文，以日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兩人於南京大屠殺期間參與「斬殺百人競賽」為例，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將該二人定為戰犯處死，實際上並未提出扎實的事實根據。同年8月號、10月號、12月號及1973年1月號，鈴木明又在《諸君》雜誌連續發表文章，討論南京事件與「斬殺百人」的「虛妄化」、「誇大化」問題。這些文章於1973年3月編印成冊，以《南京大屠殺的虛妄性》一書出版，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該書每年再版，被「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奉為圭臬。
與鈴木明相呼應，山本七平在1972至74年出版的《諸君》雜誌上也發表了長篇連載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論調。山本的這些文章後來編成《我方的日本軍》出版。
1984年6月，曾任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隨從祕書田中正明，寫了《「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極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該書不僅否認日軍的暴行，而且為發動侵略戰爭推卸責任。
在這一派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叫囂聲中，要數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的言論最為狂悖。他在美國《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1990年的10月號發表文章，妄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謊言」。次年，他又於日本《文藝春秋》2月號發表專文，提出「南京大屠殺為美國一手所導演之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的「新說」。該文還攻訐戰後同盟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最高戰犯是「無權威性與妥當性」，聲言要對審判日本戰犯的各國法官「追究責任」。
石原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論點大致有如下幾點：(1)南京大屠殺是中國的「政治宣傳」，沒有正確的資料與證據；(2)中國防守南京的軍隊只有5萬人，南京當時的人口只約有20萬人左右，總共不過25萬人，何能屠殺30萬人？他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約2萬數千人，處死的俘虜「約為5千至2萬人，而被屠殺的市民，則為數千人」。
對於以上言論，日本許多正義之士，如早稻田大學洞富雄教授，一橋大學藤原彰教授，朝日新聞社記者本多勝一，都發表了資料堅實的論著，駁斥鈴木明、田中正明等人的說法。台灣學者李恩涵對石原慎太郎企圖抹煞南京大屠殺的狂言，根據大量調查研究的資料進行逐條駁斥。筆者在以上諸位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日本和外國人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實史料，對該事件的歷史真相作如實陳述，同時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略做剖析。
大屠殺經緯及被殺人數
南京大屠殺一般是指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中旬，侵華日軍在攻陷南京城期間製造的一系列大屠殺事件。總計被屠殺的無辜市民與已經放下武器無戰鬥能力的我國官兵達30萬人以上；實際被強姦受辱的婦女不下8萬人，很多在被姦污之後又被殺害；全城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毀；這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所犯最兇殘的戰爭暴行之一，也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大污點。
據攻打南京的第16師團的第30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少將的《進攻南京紀實》寫道：「（12月13日）在我支隊的作戰地區內遺棄敵人的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還有在江面上被裝甲車擊斃的士兵和各部隊的俘虜，如合在一起計算，僅我支隊就已解決了敵人二萬以上。」他又記道：「從南京逃出來的老百姓，無論是成人或兒童，他們一律遭到機槍、步槍的掃射；遭到殺戮。因為這些死屍遭到射擊後倒在地上重疊在一起，並被澆上重油，點火焚燒。在焚燒過的屍體中，無疑也有許多想來是兒童的屍體，總之，幾乎都是老百姓。我從未見過如此悲慘的情景。大量屠殺的痕跡展現在眼前，我覺得日本軍犯下了嚴重罪行。」
據東京朝日新聞社的隨軍記者橫田於12月16日發自南京的電報報導：在烏龍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裡，兩角部隊俘虜了14,777名從南京城潰退下來的敵兵。人們認為死守首都、駐紮在南京的中國兵大約有10萬人。在10萬防守南京的軍隊中，除在上途退卻時被打死、被俘乃至順利逃出者外，估計還有25,000多名殘兵敗卒潛伏在市內，皆被日本軍徹底消滅。我軍攻占南京後，在城內外，僅從大野、野田、助川、片桐等由右翼北面進攻的各部隊來看，被俘或被殲的中國軍隊也不下1萬名，總人數估計至少有6、7萬名。該社又於18日報導攻佔南京的戰果說：「當攻打南京時，敵軍遺棄的屍體不少於八、九萬，俘虜達數千。」其中僅上海派遣軍所屬會津若松第65聯隊，就俘虜了中國兵近15,000名，後大部分遭屠殺。
南京城陷落後，日軍到處燒殺搶，揚子江江面上漂流著數不清的屍體。一望無際，滿眼皆是屍體，其中有成人、也有兒童，看來至少有5萬人以上，揚子江成了「死屍之江」。
日本軍對被俘的中國士兵，因無法解決他們的伙食，每次都下令全部「處置掉」（殺掉）。僅17或18日就屠殺了14,777名俘虜。他們將俘虜每兩人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用機槍掃射，然後再用刺刀亂刃戮，最後在屍體上澆上煤油焚化。燒後，把屍骸一個個都扔入揚子江。另，據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的供詞說：「同月18日夜間，復將我囚幕府山之軍民57,418人，以鉛絲紮捆，驅集至下關草鞋山頭，亦用機槍射殺，其倒在血泊中尚能掙扎者，均遭亂刀戮斃，並將全部屍骸澆以煤油焚化。」 對死亡者總數的估計：據南京地方法院的調查所得，合計掩埋了167,200多具屍體，加上其他掩埋隊的數目，以及為親人、熟人和日本軍隊所掩埋的數目，可達總數26萬具屍體（包括戰死者、無辜被殺者）。
據南京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中將的判決詞說：「在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地，被集體槍殺的軍民共19萬餘人。遭零星屠殺、其屍體由慈善團體掩埋者為15萬餘人，受害者總數在30萬人以上。」
另，據島田勝己《進攻南京與屠殺事件》一書說：「被第六師團屠殺者23萬人，被第16師團屠殺者14萬人，被第9師團屠殺者6萬人，合計43萬人。」
以上所述，即為南京大屠殺之經緯及其被殺人數。
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像一群瘋狂的野獸。為何如此，其原因很多，但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洞富雄教授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蔑視，鼓吹同仇敵愾之心。當時負責關東軍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中佐，在公開會議中便說過：「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麼幹都行。」
崇拜天皇的神國思想和殘忍的武士道精神，即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兩項重要內容。在這種精神的支配下，使日本軍人身上潛伏著一種難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並且將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視為正義。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人，從進入小學學習教科書起，便開始接受軍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時代已逐漸形成。這些武士社會的思想和習慣，被作為「國民道德」強加在他們頭上，而且還得到了「神國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輸。這也就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裡表現出異常殘暴的思想根據。
神國思想乃是以天皇為最高偶像的國家宗教或曰意識形態，同時也是日本人忠君愛國思想的理論根源。日本人認為，只要「皇道」不墜，日本民族便有可能從敗戰的廢墟中崛起，重新恢復世界最優秀民族的地位。
日本為發揚神國思想，建有一座精神殿堂叫伊勢神宮，提倡「惟神之道」，也叫「伊勢神道」，鼓吹「大日本國乃神國」的觀念。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期間，天皇和軍閥皆曾親臨祭拜，並擴大修建伊勢神宮，舉辦日本開國2600年大祭，祈禱「武運長久」、「聖戰必勝」。戰敗之際，日本又假慶祝儀典，藉以宣傳日本軍人頑強抵抗和為「聖戰」而犧牲的信念。
日本人實踐「皇道」（或曰大和精神）的具體表現便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本是日本封建時代，世襲武士侍奉主人的生活規範。最初的主義只限於忠主保家，逐漸實踐推廣的結果，才演變為忠君愛國。明治維新後，日本採用徵兵制，開始實施對外擴張侵略政策，其根本精神可以說是武士道的世俗化、普及化。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以天皇為號召，以人口過剩為口實，以大和民族當君臨天下萬國為思想武裝，假借武士道的忠君愛國，尚武輕生精神，煽動人民向海外「發展」，以期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
日本軍閥還會到東京靖國神社去參拜，藉以宣揚武士道的黷武思想，推行愚民政策。因此，靖國神社實際上是武士道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大本營，是法西斯的精神象徵。戰後，靖國神社恢復了一年一次的「招魂祭」，追悼陣亡將士，實際上是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釣魚台事件就是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對外擴張的訊號。
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全面侵華戰爭，其第一個訊號便是從出兵台灣(1874)和吞併琉球(1879)開始的。對此，我們絕不可以掉以輕心，應堅持強硬的立場，遏阻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和實行對外擴張。與此同時，還要從文化上對日本的神國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做徹底的清算，以便開啟日本人的反省意識，徹底破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傳統，使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慘劇不會在人類歷史上重演。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199名中央委員、156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中紀委常委會委員和專家學者等列席。全會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三五規劃、二孩政策等做出重大決定，對大陸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經常出現在大陸官方檔中，那麼，何謂小康社會？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就是年人均達到800美元」。大陸當時處在改革開放之初，首要是解決溫飽問題，「小康社會」的提出十分務實，是人民的迫切之需。為落實這一目標，中共提出了「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2000年大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40美元，實現了「三步走」戰略中的前兩步，基本達到小康水準。但是，這還是低水準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會，它僅僅解決了溫飽問題，局限在經濟建設方面。為了推動建設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從新世紀開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發展階段。之所以適時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既來源於現實需要，也來源於大陸對自身的發展越來越有信心。
中共十六大系統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將目標明確為：經濟上，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政治上，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文化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生態上，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可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不僅包括經濟建設，還包括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
21世紀第一個十年，大陸成功地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目前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後半程，是攸關大陸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五年。為此，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和品質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與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基本一致，但也有發展。其一，在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基礎上，增加了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表明，大陸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不僅重視經濟總量的增長，也重視人均收入的增長，使發展惠及最廣大人民群眾。其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長期處在高速增長狀態，未來面臨經濟下行壓力越來越大，為此，大陸將經濟增長調整為中高速狀態，在保增長的過程中調結構，注重經濟發展的品質。
十三五規劃
1953年至今，大陸已經完成12個「五年計劃」，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依據大陸政治制度，建議將在明年3月交全國人大表決後，正式成為國家的「五年規劃」。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五年計劃」主要側重經濟的計劃性；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五年計劃」兼顧計劃性和市場性，但更加重視市場的作用，從「十一五」起，「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一字之差，影響卻深遠。
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事關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也事關「兩個一百年」（建黨一百年和建國一百年）奮鬥目標中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歸根結底，十三五規劃是大陸的發展問題，即未來五年應該怎麼發展才能夠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對此，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回答是：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這五種發展戰略與「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是對「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的進一步發展。
其一，創新發展強調的是發展的品質和效益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為實現經濟趕超和快速發展，比較重視發展的數量和速度，這種發展方式為大陸快速成為經濟大國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它具有很大局限性，以資源、勞動為主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忽視了品質和效益問題，越來越不適應未來全球發展的趨勢。要成為真正的強國，發展必須依靠創新，通過創新驅動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國際競爭力所在。例如，大陸現在的高鐵技術之所以在全球範圍內具有競爭力，關鍵在於其科技創新能力。
其二，協調發展強調的是發展的均衡問題。改革開放後，大陸破除了平均主義發展觀的束縛，確立了鄧小平的「先富帶後富，共奔富裕路」發展思路。經過30多年的發展，這種新的發展思路的確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不均衡發展的問題也日益暴露出來，表現在區域（東部、中部、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間、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之間等。因此，中共在「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發展基礎上，再次強調協調發展問題。
其三，綠色發展強調的是生態環境問題。中共早就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理念，要求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近年來，因為發展而引發的破壞環境問題愈發嚴重。例如，北京、天津、石家莊等華北城市近年長期受霧霾困擾，大陸各地都集中暴露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等。可以說，大陸居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迫切要求政府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為此，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綠色發展的理念，意在還大陸居民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
其四，開放發展強調的是全球發展的戰略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堅持對外開放，在全球化進程中既獲得了機遇，又迎來了挑戰。隨著大陸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綜合國力的大幅提高，大陸對自身發展也越來越自信。一方面，通過開放發展融入到全球化的進程中，進一步提升大陸的國際影響力，近年大陸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投行」等都證明了這一點。在開放發展戰略中，深化與港澳台的合作是重點之一，十三五規劃建議專門強調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與大陸的國際地位相匹配，大陸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帶動全球一起發展。
其五，共用發展強調的是發展成果的分配問題。發展必須惠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事關中共執政的群眾基礎。從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來看，未來五年共用發展成果主要通過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環節來加以落實，核心仍是推動民生社會建設。
全面二孩政策
為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大陸在1980年代開始制定計劃生育政策，將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寫入憲法，並於1981年成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2001年，大陸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也就是獨生子女政策。如果超生二胎，那麼要接受相應的處罰。應該說，這一人口政策的確控制了大陸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環境及經濟發展的壓力，提高了人口品質。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青年勞動力不足、出生率持續下降等人口問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官員和學者對獨生子女政策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政策不再與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可能引發孩子成長風險、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國防風險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必要適時地調整計劃生育國策的具體內容，廢除獨生子女政策。針對各界對獨生子女政策的質疑，大陸此前已經做出過兩次調整，第一次是規定雙方都為獨生子女的父母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第二次是規定一方為獨生子女的父母就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做出新決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人口政策的最新調整說明，一方面，大陸仍將堅持計劃生育國策，實行有計劃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為了應對獨生子女政策存在的風險，大陸將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以優化人口結構。
大陸人口政策的調整也引發了一些新問題的爭議。比如，有觀點認為，大陸1980、90後一代可能成為唯一的獨生子女一代，他們不僅要贍養四位以上的老人，還要撫養兩個小孩，這意味著他們將承擔巨大的生存壓力，《人民日報》認為要優待80、90「獨一代」；還有觀點認為，即便全面放開二孩生育，也未必會帶來人口明顯的增長，原因在於，由於撫養小孩成本過高，加上觀念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意或是沒有能力撫養兩個小孩。
全面放開二孩生育勢必將對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大陸需要在經濟發展、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諸多政策進行配套調整，才能使人口政策達到預期的效果。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日前美方報導，中國海軍配備射程為7,500公里巨浪二型戰略導彈的094型（晉級）戰略導彈核潛艇，將進入常態性的戰備巡邏，成為中國第一支確實有效的海基戰略核威懾力量。
網路照片顯示，已有三艘晉級戰略導彈核潛艇停泊在海南的亞龍灣。亞龍灣作為解放軍核潛艇基地，主要是考慮亞龍灣面對平均水深超過1,000公尺的南中國海，非常適合於潛艇的活動，核潛艇出港後很快就可以進入南中國海的深水海域。
從亞龍灣到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之間都是深水海域，且為商船頻繁往來的國際航線，中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可以利用航道上數以百計往來商船所造成的複雜噪音環境，掩護其通過狹長的水道進入西太平洋。
鑒於中國核潛艇的隱蔽性仍然遜於美國和俄羅斯的潛艇，所以當中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在進行導彈發射時，仍然可能會遭遇埋伏在旁的美國核子攻擊潛艇襲擊。
前蘇聯的作法是在相對孤立的海域（如巴倫支海和鄂霍次克海），建構「堡壘防禦體系」，潛艇可以在相對安全的海域發起戰略導彈攻擊。現在中國大陸在南中國海的許多軍事部署，應該也是為了確保海南的核潛艇基地，以及戰略導彈核潛艇在附近海域進行導彈發射的安全。
美國現在所估計巨浪二的射程，推測基本上是根據東風31型導彈的射程來估算。有人質疑如果從南中國海發射射程僅有7,500公里的巨浪二型戰略導彈，根本打不到美國本土的目標。
比較合理的推測應該是，根據東風31甲的射程來估算，若以其11,000公里的射程估算巨浪二甲的射程，它的打擊範圍應約為10,000公里左右。
航太專家都知道在地球低緯度接近赤道地區，地球自轉產生的離心力可以讓在這裡發射的航天火箭，以較低推力攜帶更大的負載或讓衛星飛的更高更遠。相同運載能力下，在海南文昌衛星發射基地發射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可以比在西昌發射的運載能力提高百分之十至十五。
同理可以推斷，如果中國戰略導彈核潛艇在南海海域發射洲際導彈，估計巨浪二甲的射程可以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五，接近12,000公里。
如果巨浪二潛射導彈搭載中國大陸最新實驗的高超音速、滑翔式飛航載具，在彈頭重返大氣層後可以十倍左右高超音速滑翔，轉為可操控的巡航導彈飛航模式，估計射程至少可以增加三分之一，可使巨浪二潛射導彈的射程超過14,000公里，足以覆蓋全美所有主要目標。
四艘晉級戰略導彈核潛艇， 48枚洲際戰略導彈，估計可攜帶144顆分導式彈頭，可以打擊144個戰略目標，威力不可小覷。
倘若中國的海基戰略導彈，從赤道方向對美國發動攻擊，陸基的戰略導彈從中國大陸飛越北極對美國發動攻擊，可形成對美國的「南、北夾擊」，將會造成美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 的顧此失彼。
核常兼備的032柴電潛艇
英國《簡氏防務週刊》網站曾經報導，中國大陸將新型032型（清級）柴電潛艇的模型進行了公開展示。032型潛艇水面排水量3,797噸，水下排水量6,628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規動力柴電潛艇。
潛艇的模型顯示，罩帆後半部裝有兩組彈道導彈垂直發射系統，可以裝載潛射的反艦彈道導彈或是洲際戰略導彈。而艇首水平舵後方裝設了四組巡航導彈垂直發射系統，可用來發射攻陸或反艦的遠程超音速巡航導彈。
如果將巨浪二潛射彈道導彈發射裝置，改成類似美國俄亥俄級戰略導彈核潛艇的模式，在導彈發射管內裝載巡航導彈。如果在每組導彈發射管內裝入六枚巡航導彈，估計每艘032型潛艇可以攜帶16枚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巡航導彈。
032型潛艇是裝有「絕氣推進系統(AIP)」的柴電動力潛艇，噪音小，水下自持力長，相對核潛艇的造價便宜許多，享有「平價版核潛艇」的美譽。若批量生產能達到30艘以上，將形成規模優勢，可以造成美國對解放軍潛艇監測追蹤的顧此失彼，形成一種戰略威懾。
30艘032型潛艇，可裝載60枚洲際戰略導彈，佈署在接近赤道的南太平洋海域，以洲際導彈對敵方的戰略目標發動攻擊，並可利用最近填海新建的南沙島嶼進行補給，與094型戰略導彈核潛艇形成優勢互補，成為一支強大的海基戰略威懾力量。正在研製的096型戰略導彈核潛艇服役後，大陸海基戰略打擊力量將更是如虎添翼。
中國大陸應學習前蘇聯的戰略，積極擴充海基的戰略打擊力量，星羅棋布地部署在赤道附近南太平洋的廣闊海域，讓敵人顧此失彼，形成戰略威懾。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11月17日至19日，2015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儘管東道國菲律賓會前表明APEC是經濟場合，不會將南海議題列入議程，但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峰會期間動作頻繁，使得南海爭議受到廣泛關注。
10月27日，美國派遣「拉森號」導彈驅逐艦前往中國南沙群島島礁12浬近岸水域巡航。11月8日和9日，美軍兩架B-52戰略轟炸機先後飛越中國在南沙的島礁附近海域，中國地面控制人員曾嘗試與飛機進行聯絡，但沒有阻礙飛機進行其任務。
美國拉幫結派動作頻頻
10月29日，在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庭做出裁決，稱有權審理菲律賓就南海主權爭議提出的仲裁案。中國隨即表明不參與、不承認，並對菲國表示，南海仲裁案是阻礙中菲關係改善和發展的一個結，「解鈴還須繫鈴人」，希望菲方作出更明智的選擇。但菲律賓仍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也想藉APEC場合表態，以免被視為向中國示弱。
11月17日，歐巴馬抵達馬尼拉後第一個行程就是訪問菲國軍艦。歐巴馬在講話時未提及南海爭議，但表明此訪凸顯其對區域海域安全及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諾。歐巴馬高調參觀菲國軍事設施，就是要向中國示威，擺明力挺與中國有南海主權爭議的菲律賓。
11月18日，歐巴馬在APEC上就南海問題向中國發出警告說，根據安保協定，美國有責任和義務防衛其東南亞盟友，並承諾向東南亞盟友提供2.59億美元的海軍援助計劃，強化菲律賓、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等盟友和夥伴的海上安全實力，其中菲律賓將獲最多支援，除有7,900萬美元外，還有美國贈予的一艘海岸防衞快艇。美國還承諾向該地區派遣戰艦，確保航道的暢通與安全。
南海爭執，一弛一張，美國藉南海問題角逐亞太影響力，希望能鞏固和繼續維持一種相對優勢的霸權。在此考量下，美國霸權以和平、正義、打抱不平，高調介入南海事務顯得及時，且「幫兇」眾多，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甚至連美國的宿敵越南也覬覦南海，樂意合作，可能提供海軍設施。
對於美國的挑釁，習近平在APEC領導人會議上的發言，沒有一個字提到中國與其鄰國及美國之間在南海存在的對立，表現出「極大的克制」。
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
中美在南海問題上「鬥而不破」，會到什麼程度？這取決於美國對其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而不會依據菲律賓希望美國出手的強烈程度。
中菲之間有一盤小棋，中美之間有一盤大棋，馬尼拉想把華府作為棋子擺到中菲之間的棋盤上，華府則是把馬尼拉當作棋子擺到中美之間的棋盤上。馬尼拉一時沒搞明白，興高采烈，應該很快就會發現作為一個棋子的身不由己。
美海軍艦艇「拉森號」的巡弋行動拉開中美在南沙較量的序幕，實際上，中國在其7個島礁上所興建的人工設施不會消失，將來在南海海域增加軍事行動，甚或讓更多人移居到此處的趨勢，看起來也不可避免。
美國堅持航行自由原則，但南沙島礁並非主航道，美國花費了大量的預算進行南海巡航，並不能改變中國興建與維持南海各基地的行動，對現況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筆者以為，中國可以主動建議國際法協會、國際法學會、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發起一輪南海自由通航的國際會議，邀請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參加，共同談判保證航行自由的國際條約草案，徹底消除幾國對通航自由的擔心。即使這種討論曠日廢時、難有成效，但可能可以大大減輕中國來自國際的壓力。只有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商談南沙島礁的填礁建設工程，已建成島礁可否具有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軍事部署等問題；也可為進一步為海洋和平利用、勘探和開發制定規則、創造條件，促成雙贏的局面，這符合中國的總體外交戰略。
中國需要學會「鬥而不破」的軟實力，也就是說，要有能力控制摩擦的力度和規模，儘量不使其失控導致雙輸。南海問題的解決辦法應該秉承習近平的雙贏、打造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方針，機動靈活，把棋走活。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