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台灣當局居然聘請了日本退役自衛隊幕僚長岩崎茂擔任行政院政務顧問，任期一年。岩崎茂2012-2014年曾擔任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指揮日本陸、海、空自衛隊聯合作戰。日本最近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負責統一指揮自衛隊各軍兵種協同作戰，而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則主要是在軍事方面輔佐日本首相及防衛大臣。
賴清德會於3月13日叫囂中國大陸是「境外敵對勢力」，並加緊展開軍事演習，或許與他聘了日本軍政顧問，有恃無恐有關，但解放軍東部戰區4月1-2日舉行了代號為「海峽雷霆-2025A」的對台環島軍演，說明賴當局若想把台灣從中國版圖切割出去，會觸犯《反國家分裂法》，必然會遭到歷史的唾棄與懲罰！
在歷史上，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征戰殺伐的同時，尤其擅於進行政治、軍事滲透。無論是針對朝鮮半島還是中國的傀儡政權，日本都曾派出軍政顧問，圖謀從高層內部控制對方，所幸中國歷史上賣國求榮，並聘用日本軍政顧問的政客無一善終。
袁世凱與日本「二十一條」
早在110多年前，日本便利用辛亥革命後，袁世凱與反袁勢力的鬥爭及中國軍閥混戰，派遣軍事顧問到中國，結果始亂終棄。
袁世凱曾是中國清朝末年將領和北洋軍閥領袖，1884年率兵在朝鮮半島擊潰日軍，但1912年卻憑藉手中兵權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通過南北議和當選大總統。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機對德國宣戰，出兵中國山東。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其中包括日本獲得山東的一切特權；將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等租借權延長99年；中國的沿海港灣、島嶼不得讓與或租借給其他國家；中國警政機關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聘用日本人做軍政顧問；日本也獲得鐵路、礦山的開發權。
袁世凱為獲日本支持，在日方威脅利誘下接受了「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並聘請立花小一郎（後任日本關東軍首任司令）、阪西利八郎（日軍第二代「中國通」間諜頭目，袁世凱為其取名班志超）等大量日本軍官擔任軍政顧問與教官。
1916年2月，袁世凱自稱「洪憲皇帝」，將國號改為「中華帝國」。這遭到孫中山先生強烈譴責和蔡鍔等人舉兵反對，同時也激起中國聲勢浩大的反日愛國運動。日本出於其特定政治目的，一方面支援中國的反袁勢力，迫使袁世凱放棄帝制；另一方面則利用袁世凱等軍閥實現日本在華利益訴求。同年6月，袁世凱因尿毒症不治身亡，時年57歲。
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
袁世凱去世後，日本又開始支持、拉攏軍閥段祺瑞，迫其簽訂了賣國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策劃所謂「滿蒙獨立」，進一步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1919年1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與會代表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歸還山東，但遭到列強拒絕。於是，同年5月4日，中國爆發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發起示威遊行，發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等正義呼聲；發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的泣血吶喊。全國各地也爆發了罷工、罷課和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迫使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日本不放棄介入中國內政
1926年，奉系軍閥張作霖為對抗馮玉祥為首的國民軍，聘請了日本陸軍大將本莊繁（關東軍司令）擔任軍事顧問，但因張不能滿足關東軍霸占中國東北鐵路、資源的要求，而於1928年6月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
1939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兩年後，派遣陸軍中將影佐禎昭擔任汪精衛偽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及特務機關長，但「以華制華」的結果，汪精衛被治死在日本。
1949年蔣介石為對抗解放軍，又通過原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糾集舊部，推舉原日軍第23軍參謀長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組成「白團」擔任軍事顧問，直至1969年，結果不言自明。
袁世凱被永遠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賴清德當局又聘用日本軍政顧問，讓自己淪為分裂國家的危險集團，這一方面暴露出賴當局的心虛與軟弱；另一方面也證明日本染指台灣的野心未泯。不過，賴清德再度勾結日本，對抗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大陸，只會加速其滅亡時間。而「五四運動」所展現的中國青年愛國熱情與精神力量，則伴隨著每年一度的「五四青年節」繼續傳承下去。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蔣經國始終對在1936年發動西安事變，綁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張學良耿耿於懷。蔣經國生前鮮讓外人知曉他對張學良的好惡情緒，但其日記中，留下了對張學良的感想。來台後，二人表面上相敬如賓，但蔣經國的日記裡留下充滿對張學良的猜忌懷疑，張也直到蔣經國死後才離開台灣，這與他對蔣經國的戒慎恐懼有關。
蔣經國批張學良「粗妄」
在高雄開始負責看守張學良的蔣志太，在大陸時期加入憲兵，來台後看守張學良多年，後來再調往蔣經國擔任總統時期的七海寓所，負責安全任務。蔣志太回憶張學良60歲生日時，蔣經國與毛邦初、于豪章等來祝壽，蔣經國喝了很多酒，酒酣耳熱之際，摟著張學良說「我叫你大哥」，張學良也說「我叫你老弟。」
蔣、張兩人稱兄道弟，但實際情況恐非如此。蔣經國日記1960年6月1日顯示，是董顯光邀請蔣經國參加張學良的壽宴，並非張邀請或蔣主動參加。蔣經國當天寫下「余與張共處約三小時，此人之個性粗妄如前，口口聲聲說他不會裝假，這是多餘之言。」
張學良看病都不能用本名
蔣志太說，他跟在張學良身邊那幾年，蔣經國與張的互動不多。有一次卜少夫在《新聞天地》雜誌發表「十問張學良」，想要親自訪問張學良，張請他去買這本雜誌，拿著雜誌自問自答。上面立刻有了指示，不可洩漏張學良的行蹤，另一位負責看守張學良的劉光乙也告訴張學良，這段期間不能外出，不可對外發言。蔣志太回憶所及的《新聞天地》風波，出現在蔣經國日記，1961年1月13日蔣記載，「月前卜少夫來訪，問起張學良之近事，余以朋友身分勸其不必求見張。」
根據蔣志太的說法，張學良在台期間，個人存款是用另外一位副官「蔣友芳」的名義開戶，張學良去診所掛號用的是蔣志太的名字，這些都是為了隱匿張學良的動態，不使外人輕易知道張學良的所在。西安事變影響了蔣經國對張學良的看法，也讓張學良內心糾結。蔣志太說，每年12月12-25日（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張學良都不出門，他都待在家裡反省。
張學良與親生子女分離多年，難得見上一面。1961年，張學良的女兒張閭瑛與先生陶鵬飛二人，接受國府邀請訪問台灣，蔣經國親自陪著張閭瑛探視張學良。蔣經國也曾指示張祖詒多關心張學良，張祖詒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擔任秘書室主任，後升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曾於1980年陪張學良夫婦前往金門參訪。張祖詒回憶，蔣經國認為張學良平日非常寂寞，指示他多陪陪張學良到處走走，因此與張學良成了莫逆之交。
受宋美齡囑託協助張建屋
蔣經國對張學良猜疑多過喜好，1960年7月30日蔣經國寫下抱怨張學良的文字。當時國府放寬對張學良自由限制，允許張學良購地建屋，張學良拉著他的英文老師董顯光與蔣經國，三人四處覓地建屋，最後決定在北投建屋自住。蔣經國表面上配合，卻在日記寫下不耐煩的感受，蔣經國認為花這麼多時間與精力做這事，於公於私都沒有必要。抱怨歸抱怨，張學良新屋開工時，蔣仍前往致賀。1961年3月7日，蔣經國記載，張學良為建屋上梁邀他聚餐，二人相談甚歡，蔣經國還買了鞭炮燃放。蔣經國對趙一荻的處境表示同情，形容趙一荻陪侍張學良20多年，毫無怨言，是女性中不易得之者，也對她的命運感慨無已。
在蔣經國看來，蔣介石對張學良是有恩情的。1961年11月29日，蔣經國寫下對張學良比較正面的看法，他認為張學良曾為蔣介石辯護，表示張學良至今不忘父母對他的恩情。另外，同年8月15日，因張學良新宅即將完工，約了蔣經國看房子，蔣在日記寫下感想，「建築與布置非常豪華，一個罪人和犯人能得到如此享受，乃我父親的寬宏所賜也，旁觀張之最近言行，其心並未安定下來，亦未覺悟其個人之罪惡也。」
張學良由情治單位招待所遷入新屋，蔣經國認為這表示張學良已重獲自由，1961年8月26日他寫下「歷史上大事件，到此告一段落。但細察張學良之為人，今天還是偽而不誠，虛而不實，奸詐之心甚盛，對其不但不可信，而且應嚴防之，以免發生意外，他之所謂信基督教，不過是一種偽裝而已，張自以為聰敏，其實則是非常愚蠢的，人之本性難改矣。」
張學良遷入自己修建的房屋之前幾天，寫信給宋美齡報告喬遷日期，也提到蔣經國的協助。從該信內容外界才知道，蔣經國並非主動協助張學良覓地建屋，其實是受宋美齡的囑託。
蔣經國始終不信任張學良
宋美齡無疑是張學良的重要友人，張接受基督教信仰就是受宋美齡的勸說。張學良受洗後，與陪伴他多年的趙一荻在台北杭州南路禮拜堂完成婚禮。1960年12月3日，蔣經國評論張學良信教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雖然董顯光信以為真，但他仍以為張學良的行為虛浮衝動，本性未改。張學良結婚在媒體曝光後，張寫信向宋美齡說明原委，擔心引發當局誤會，這個舉措與顧忌蔣經國所轄的情治機關有關。
張學良在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離開台灣，寓居美國夏威夷，一直到他去世。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龍應台日前在《紐約時報》刊登投書「台灣的時間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而面對川普的「狂人稅」，賴清德卻要「脫中入北」，即要台灣脫離中國，進入全球北方國家，這看似不相關的兩件事其實意謂著：台獨末路近了，兩岸將要實現和平統一。
孫中山先生曾說：凡「反對和平統一者皆吾仇」，也說過：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習近平也曾引用中山先生的話：「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但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既未弘揚孫中山思想，更沒有落實其三民主義理想，因為國民黨的公職大多都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那其心中的民族主義在哪裡？國民黨黨員好像無法罷免黨主席，那民權主義還存在哪？這次國民黨舉辦的「中華民國國父」短片創作大賽，獎項竟然只有現金「券」，這是哪門子的民生主義？
有人說：倘若兩岸談統一，那一定會由中國共產黨來主導，但若沒有台灣人的參與、同意，兩岸怎麼可能和平統一？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布 40 周年的紀念會上鄭重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若沒有台灣人參與、提供意見，「兩制」台灣方案要如何產生？
有人說：兩岸統一，中華民國就會「被消失」、台灣就會「被併吞」。其實，鄧小平於1983年6月26日與台籍美國教授楊力宇對話時就說過：和平統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適你吃掉我。該談話後被整理成「鄧六條」，其中第五條就是「和平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
國際社會的「G7」早已變成「G2」，以綜合國力而言，北京已可「平視美國」，若它只強調誰的拳頭大就是老大，為何到現在仍然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給出答案：「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也有人說：北京須以武力為基礎，排除台獨勾結外部勢力，才有統一的可能。的確，2024年初台灣有六成選民投票支持「反台獨」的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只有四成選民支持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但過去一年，民進黨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及社會資源，進一步「倚美謀獨」，大力推動「台獨課綱」。賴清德最近面對美國川普的「狂人稅」，不僅要盤點農、工、石油、天然氣、國防部的大量採購計畫，也不排除台灣重要的製造業如電子、資通訊、石化及天然氣等產業外移至美國設廠；甚至企圖讓台灣脫離整個中國，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面對賴清德與川普勾結，讓代表少數的台獨政權綁架多數台灣民眾，立志要遏制台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北京，當然不能宣布放棄以非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因此有人說，北京不放棄使用武力，恰恰是為了不使用武力。
（作者係新黨輿情中心副主任）
1980年代，鄧小平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目標所提出的一國兩制，係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希望據此原則對台灣做出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設置方案。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發表「習五條」，重申「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並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此後各方專家提供各種可能的「台灣方案」，但筆者以為所謂的「兩制」台灣方案，可能會因統一的條件與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規劃。
自1949年以來，台灣當局及民眾一直對兩岸統一有所疑慮，最大的問題就是兩岸所實施的制度不同，但是，從1996年李登輝當選首任直選總統後，兩岸之間最大的歧見已悄悄有所變化，主張台獨或分裂國家者除了誇大兩岸制度的差異外，更不斷從族群、文化上，割裂兩岸關係，以及影響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同，而賴清德則是總以上之大成。
江宜樺曾將國家認同分成三個主要層面，第一層是族群認同、第二層是文化認同、第三層是制度認同。如果兩個原先統一但後來分裂的政治實體，在三個認同層面都能達成一致，或較弱勢的政治實體接受較強勢政治實體的制度模式，走向統一的機率自然較高，例如1990年的東、西德合併。如果缺乏制度認同，但兩個政治實體在文化與族群認同上有強烈共識，最後未必能採和平方式統一，但統一後的阻力或治理成本會相對較小，例如1976年南北越的統一。但是，如果只有族群認同，甚至連族群認同都慢慢在淡化中，兩個政治實體要走向統一就非常困難，而且統一後的治理成本也會相當高，例如現在的南北韓及台海兩岸。
除了主觀上的兩岸認同，還必須考慮兩岸目前所處的環境。《反分裂國家法》第8條提出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統一的三個情況，筆者認為台灣有可能走向動亂、外部勢力也可能加大介入。也因此，筆者對「兩制」台灣方案提出以下初步的看法：
一、 對台灣實施高強度統治：筆者認為當台灣民眾除了否定中國大陸的制度外，也逐漸拋棄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加上台灣內部動亂，或外力干預，例如川普對中國大陸的關稅戰及貿易戰得逞，並表明放棄「一中政策」，甚至不反對台獨，大陸被迫採取非和平方式或包圍台灣，兩岸即使統一，台灣民眾的抗爭強度升高，治理成本增加，大陸勢必派軍隊駐台，並任命大部分官員。
二、 給予台灣高度自治空間：如果台灣大多數民眾仍認同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而美國在中美關稅戰及貿易戰均告失敗下，退出第二島鏈，致使台灣內部的台獨勢力退卻，兩岸當局達成和平協議，進而共議統一，這時大陸會給予台灣「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三、 給予「準邦聯制」兩岸模式：如果美國在中美關稅戰、貿易戰大敗，明顯無力干預國外事務，這讓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制度給予一定肯定，「兩制」台灣方案或可考慮「準邦聯制」，亦即台灣民選領導人不需經北京同意，北京不指派官員來台，但雙方可針對國防、對外關係建立決策平台，達成一致決策。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延續2000多年的帝制結束，中國第一次建立共和體制，「國體」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定義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認為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1949大陸採用新國名緣由
1946年6月，國共兩黨開始全面內戰；1948年春，中國共產黨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第三條第五款：提出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黃炎培和張志讓寫了《提議國名定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的節略，提出：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時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理由是「民主」、「共和」兩個名詞並無兼列的必要，因為按我國現代所用「共和」一詞，似純係翻譯西文republic一詞，與「共和」一詞在我國經典的原意並無關係。西文republic一詞並非不可譯為「民主國」，蓋西文democracy與republic兩詞含義原無根本區別，前者係指民主的政治體制，而後者係指民主的國家，民主、共和並無兼列的必要。至於簡稱「中華民國」，雖名稱較舊，「中華民主國」名稱較新，然「中華民國」四字最為簡短方便，恐終不能廢棄。
同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提出討論要點，首先就是「對國家名稱有不同意見」。支持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理由是，這個國名把民主、共和、人民這幾個關鍵字都體現出來了。林勵儒提出，國家名稱無論用哪一個，皆簡稱「中華民國」，故有把國家性質表明的必要。張奚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人民民主國」好，有「人民」一詞就可不要「民主」一詞，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democracy）來自希臘字，與人民意思相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雖長，解釋起來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爾喬亞」（Bourgeoisie，即資產階級）的國家。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支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是救中國，不是亡中國，新中國取代舊中國，是新政府取代舊政府，不是新國家取代舊國家，共產黨反蔣不反孫。
同年9月22日，董必武指出：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共和國說明我們的國體，「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把民主重複一次。9月26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有代表提出新國名「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接受用「中華民國」為簡稱的意見，在起草新政協共同綱領和組織法草案時，特別註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27日下午，新政協決定去掉國號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新中國唯一的正式國名。
1949年中國第二次建立共和體制，區別於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社會主義共和制。
中國台灣問題的由來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當局和駐台日軍向中國投降的儀式在台北市隆重舉行，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台灣及澎湖列島重入版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時國共仍處於內戰，隨著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1950年3月蔣介石復職，重建了政府。自此海峽兩岸正式呈現對峙、分治的局面，這就是中國台灣問題的由來。
海峽兩岸都自稱「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爭奪外交承認，展開激烈鬥爭。1949年10月2日，蘇聯率先表示與已遷至廣州的中華民國行政機構斷絕外交關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外交承認，接著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朝鮮、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民主德國、越南、南斯拉夫等國相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底至1950年春，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尼、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等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台灣當局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維持47個邦交國，1951年其邦交國從52個降至38個，1964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1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有42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85國。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中美共同發表《上海公報》，1976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降至27個。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一直在爭奪「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時將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邦交國降至22國。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88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有22個，1992年李登輝時期達到30個，陳水扁時期降至23個，蔡英文時期降至13個。
2008-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台海兩岸間實現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但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的經貿、文化政策，困住了兩岸關係發展，2024年賴清德上台後更大力限制兩岸交流，升高兩岸政治對立，導致兩岸形勢處於險境。
政治二元對立=零和博弈
1949年10月以來，大陸認為中華民國已亡、不復存在，台灣當局堅稱「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迄今存在」。按照國際法，中國全部領土上只能有一個「主權」，所以，兩岸的「主權」主張是衝突的，不可調和的，絕非「同一」的。從此衍生出的「一個中國」政治涵義，兩岸的立場、觀點、利益也必然矛盾、對立，大陸主張「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台灣當局則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兩個政治實體分治兩岸，兩岸互不隸屬」。「政治的二元對立」在兩岸間產生「對立、排斥意識」，讓兩岸政治關係成為「零和博弈」，會導致災難性後果，損害兩岸民眾的生命、自由、經濟等根本利益。
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共同點：建立共和體制，建設現代中國，尋求民族獨立自強，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如果兩岸從共同點出發，容忍具體的分歧點，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可為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能逐步化解「人為的」敵我、鬥爭意識。
新中國1949年棄用「中華民國」，台灣當局卻憑「中華民國」國號、法統，在台灣地區施行統治，並維繫在國際上的外交承認。如今台灣當局雖不爭「中國代表權」，但兩岸均自稱主權國家，在國際法上的衝突一直未得到解決。反思1949年關於國號的討論，對今天如何處理兩岸關係「政治的二元對立」，具啟蒙價值，如果打開思路有益無害。
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
大陸方面，要堅持國家的社會主義共和制「國體」不變，也需鼓勵創造性思維，在《憲法》裡面要允許「小幅修訂」的空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後面，可以考慮用括弧註明「代稱中華民國、簡稱中國」，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正式國名」，「替代國名」是中華民國。因此，「中國主權」不變，在國際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同一的國際法主體，不是對立、競爭。這絕不意味著兩岸互相承認「主權」、分割「主權」，絕不意味著大陸承認台灣當局為「中華民國」政府，大陸只要證明自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如此就合乎邏輯地、完整地構建了「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與堅持「中華民國主權」，是同義、同一的，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因為「一中原則」的本質是中國主權的唯一性。
既然台灣當局自稱「中華民國政府」，那麼（一）「立法院」選舉，台灣方面就要與大陸進行「政治協商」，大陸居民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行使「權利」；（二）兩岸比較、競爭「中央政府代表性」；（三）「代表性」遵循的機制即「代議制」，兩岸必定需要比較、選擇、競爭。
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兩岸就不會產生主權的排他性問題，就與國際法相容。沒必要搞主權上的鬥爭，兩岸就獲得緩和空間，防止擦槍走火、滑向戰爭的危險。「低對抗的、溫和的」中間道路才是最合理的選擇，都著力回應「顧民生」訴求，恢復兩岸的人員、旅遊、經貿往來，兩岸人民通過誠心的、平等的交流，培育出「理性的、包容的社會意識」，兩岸和平發展，最終找到化解「政治的二元對立」，雙方均可接受的機制。
（作者係旅加國際法學者）
台灣的安定繁榮與兩岸關係的好壞息息相關，正如烏克蘭的安定繁榮與俄烏關係息息相關一樣。台灣若選擇與烏克蘭一樣，不斷地橫挑強鄰，甚至不惜一戰，後果也就會像烏克蘭一樣蒙受慘痛損失。
在兩岸政權分隔迄今76年的期間內，先是台灣締造了世界經濟奇蹟，GDP一度高居世界的前15名，也曾達到大陸GDP的45%（1994年台灣人均為大陸的26倍），並且取得傲人的科技成就，目前仍供應世界九成以上的高階晶片，係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一旦生變，當然會招致受損各國的反彈、抵制、制裁。
30多年前兩岸開始交流後，廣大台商以自身經歷直接移植，引爆了大陸的後發優勢，以極短時間內取得驚人的經濟成長及科技成就。依據倫敦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最新數據，2025年以「購買力平價」（PPP）美元計算，世界排名依序為：中國43兆、美國28兆、印度22兆、俄羅斯8兆、日本6兆，台灣以1.6兆排名第29。2014年大陸以PPP計算的GDP即以17.6兆超越美國的17.4兆，即使以匯率計價的GDP，中國仍以20兆居世界第二，次於美國的28兆。科技方面，中國的AI、機器人、無人機、新能源車等已快速追上；EUV光刻機一旦突破，半導體製造也將以質量、價格的優勢超過其他產地，包括台灣。
美西方因不樂見大陸快速發展，利用台灣問題挑釁中國大陸，其常用的立論包括：（1）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2）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3）統一對中國而言是戰略負資產，會帶來政治困境、經濟危機與軍事風險。
對於「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之說，美西方故意以中共政權從未統治台灣來混淆視聽，惟台灣在1684年設府，派有知府蔣毓英等123人，在1885年設省，計有巡撫劉銘傳等4人。因甲午戰敗，清廷於1895年將台灣省割讓於日本，如果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何需「割省」？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依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軍事命令，在台北公會堂接受台灣地區受降主官陳儀發布《署部第一號命令》，陳儀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台灣在1947年重新設省，先後有魏道明等25名省主席，台灣怎麼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全球205個政治實體中，有183個與大陸建交，他們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至於台灣的未來應由其2300萬人民決定，這根本無視於歷史事實，大陸的30個省都不曾這樣主張。說中國難以治理一個習於自由民主的社會，說穿了就是西方勢力在作祟。至於說台灣地理防禦性強，兩棲作戰難度高，即使大陸獲勝也將面臨長期的占領戰與國際反制等，其實未來作戰形式早就揚棄兩棲搶灘，而無人機、飛行車、機器狗是大陸的強項，可以百萬無人機凌空、十萬飛行車登陸。
面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定力，台灣為維持安全繁榮，就必須做出智慧的選擇，與對岸坐下來好好談。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繼3月14日中國大陸當局在北京隆重召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後，大陸新華社陸續報導，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紛紛以各種形式紀念《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凸顯出大陸當局當前對台政策的主軸：反台獨分裂、反外部勢力干涉，構築國際社會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體制；形成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線聯盟，避免台灣問題被進一步國際化。
毋庸諱言，自2005年大陸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以來，在防止台獨分裂勢力邁向法理台獨及台灣正常國家運動，發揮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效應；在震懾遏制外來勢力干涉，捍衛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方面，產生了重大戰略嚇阻作用。
宣傳《反分裂國家法》之目的
大陸在多國舉辦《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在於向國際社會宣揚一中體制、形成國際反獨統一戰線，透過與會華僑華人傳遞鏈，宣揚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同時表達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進國家統一的堅定信心，冀圖發揮反台獨、反干涉作用，排除美、日國際勢力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干擾及阻礙。
中共二十大政治報告中曾稱，「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此雖然強調「和統」仍為對台政策的「主旋律」，然隨著主張務實台獨的賴清德上台後，「武統」機率的可能性增加。同時，大陸對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及廣大台灣民眾採取區隔性對待，每次警告台獨分子時均稱，這是針對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及其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
在立法20年後，大陸宣揚《反分裂國家法》有以下幾個政治目的：（一）建立單邊支配地位：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立法者、裁判者及執法者三位一體的角色。（二）建構武力攻台的法律基礎：對台工作由政策宣示轉化為法律依據，為攻台鋪路。（三）向國際社會宣示其堅定立場：重申台灣為中國的內政問題，避免美、日勢力操作台灣問題國際化。（四）以法制法援引最高權力授權：取得動用武力的合法性基礎。
公布「懲獨22條意見」
由於《反分裂國家法》屬於政策性法律，難以作為執法依據，而且不易操作，大陸於2024年6月發布了「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簡稱「懲獨22條意見」），這是具體可操作的司法解釋，可作為刑法特定條款的實施指南。該意見對依法懲治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分子犯罪的總體要求、定罪量刑標準和程序規範做出了明確規範。
具體而言，「懲獨22條意見」規定了四項分裂國家罪及煽動分裂國家罪。
首先，發起、建立台獨分裂組織，策劃、制定台獨分裂行動綱領、計畫、方案，指揮台獨分裂組織成員或其他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活動者。從對象來說，這可能包括民進黨、基進黨、時代力量黨等政黨組織及獨派社會團體及個人。
其次，通過制定、修改、解釋、廢止台灣地區有關規定或公民投票等方式，圖謀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這可能包括修憲，將現行的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因應國家統一之需要」改為「因應國家發展之需要」，也涵蓋公投獨立建國、變更國號及限縮領土的範圍。
再者，通過推動台灣加入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或對外進行官方往來、軍事聯繫等方式，圖謀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已建立了「一中原則」，台灣無論哪一個政黨當政，只要推動加入聯合國或以主權國家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或向美國採購軍事武器，皆可能構成分裂國家的行為。
最後，利用職權在教育、文化、歷史、新聞傳媒等領域，大肆歪曲、篡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之事實，或打壓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的政黨、團體、人員。例如，在民進黨主政下，負責教育、文化、歷史及傳媒機構的負責人及高階人員，恐皆涉及分裂國家罪。
反分裂及反干涉是雙主軸
從《反分裂國家法》到22條意見中所認定的犯罪標準，為中國大陸開啟了反台獨、反分裂的法律依據和辦案指南，不僅對台獨分裂言行做了精準定義及打擊，也對美、日外部勢力的干涉具警示、懾壓作用。總之，中國大陸對台政策有兩個主軸：反分裂、反干涉，既要遏制台灣內部邁向「法理台獨」；也要避免美、日外部勢力干涉兩岸統一，防止台灣問題跳出「一中」框架。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1945年是抗戰勝利之年，筆者正好5嵗，雖童心未泯，仍可感受到大人們的歡欣鼓舞。傅斯年時年49嵗，高興得携酒上街高喊「國家出頭了！」史家陳寅恪時年54嵗，沒有那麽樂觀，憂國傷己，寫下「破碎山河迎勝利，殘餘歲月送凄涼」的詩句。中國抗拒入侵的日寇長達8年，血肉長城，艱苦卓絕，至為慘烈，生命財產損失之巨大難以估計。山河破碎，誠非虛言！然中國「慘勝」之餘，感受不到勝利的滋味，反而又有4年慘烈的國共内戰，所付出的代價可說是難以承受之重，包括80年於兹，海峽兩岸仍然分治，尚未統一的局面。
中國得到勝利卻失去和平
抗戰勝利時，中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聲望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他想乘勢一舉完成戰前未竟之功，那就是消滅政敵。然而中共於1945年已經不可小覷，利用民族主義動員農民抗日，進行游擊戰頗有成效，於戰後已擁有不小的兵力、不少的地盤，以及上億的人民，自有可觀的實力參與戰後中國的政治。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認為自己可以更加坐大。
美國於1942年起大力援蔣，裝備精銳的嫡系師，而美國武器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勝利後陳誠又整編雜牌軍殆盡。美國國會於1946年6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華府廣泛權力，為蔣介石編練軍隊及提供武器和設備，又贈蔣271艘艦艇，其中四艘前往南海接收島礁。是年8月31日，華府又將8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介石。蔣的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4,300,000餘萬，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八路軍，裝備的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蔣在軍事會議上信心滿滿，宣布要在5個月內打垮共軍。在外交上，蔣介石既是美國的盟友，又以接受《雅爾達密約》的對華條款，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孤立了中共。正如毛澤東所說，蔣於勝利後，想要獨摘勝利的桃子！
蔣介石以統一政令與軍令為名，要中共先交出地盤與軍隊，而後容納共黨參與政府，無異招降納叛，豈中共所能接受？一言以蔽之，蔣要滅共，共不甘被滅，乃內戰不可避免的「基因」。然而，當時頗有影響力的第三勢力與廣大民眾渴望和平，極力反對內戰，而美國於戰後期盼強大而親美的中國，蔣親美無慮，但中國要強大必不能有內戰，故而派遣戰後大名鼎鼎的馬歇爾將軍以總統特使的身分，來華調停謀和。蔣介石在中外壓力下，不得不進行和談，但內心急想滅共，所以阻擾和談，阻擾聯合政府的成立。雙方講好停戰，蔣介石突命攻擊東北共軍，説是停火不包括東北地區，使偏袒國府的馬帥不得不迫蔣停火，最後蔣失去東北卻怪罪馬歇爾，馬帥何辜？
以馬歇爾聲望之隆、授權之重，何以極力調停而和議無成，黯然回國？要因當時冷戰形勢已成，美國不可能放棄蔣政府，也不會斷絕軍援與經援，更因反共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抬頭，親蔣的「中國遊說團」（The China Lobby）在華府實力強勁，蔣介石乃有恃無恐，令馬帥九上廬山，吃盡苦頭而和談不成。蔣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記上還抱怨說：「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
美對蔣不滿卻利用他反共
馬歇爾於和談失敗後，往見蔣介石，坦白警告蔣，內戰將導致經濟崩潰，絕不可忽視中共的力量，而蔣不同意馬的悲觀看法，認為中共在他的攻勢下，不可能維持8到10個月。蔣又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他即使沒有美援亦將在10個月內消滅中共！蔣介石總以為馬歇爾在幫共黨的忙，其實美國希望不戰而統一於蔣的領導下，一個親美且和平穩定的中國才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戰後美國經濟產品占世界總額的六成，中國不僅是廣大的潛在市場，亦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國。無奈蔣過於自信，不但失去了江山，也使美國「失去了中國」 (Loss of China）。
馬歇爾於和談破裂後，歸罪於國共雙方的極端派乃外交辭令，因國共兩方都是蔣或毛說了算，沒有什麼極端派可言。事實上，馬歇爾在其檔案中透露：「（我）必須說，蔣及其政權要負和談失敗最大部分的責任」。多年後，馬在私下訪談中更直言：他曾被蔣介石「出賣」過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蓋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國人用語，背景是將黑人轉賣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當奴隸，比喻極為嚴重的出賣與欺騙行為。
然而美國終於轉向扶蔣反共，繼續援蔣，如杜魯門致馬歇爾密函所言：「為了地緣政治之故，萬一和談破裂，美國只有支持蔣介石」。美國退一步想，若蔣介石果能迅速用軍事力量解決毛共，未嘗不能達到其預期的戰略目標。但是結果不出馬歇爾所料，蔣果然嘗到刻意用武力解決的慘敗後果。有人或問，以當時日軍之強大，八年未能取勝，何以小米加步槍的八路軍能於不到四年，就席捲中國大陸？顯然軍事與外交都無法回答此大哉問！要因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更猛打內戰，通膨失控，民不聊生，大失民心。
殷海光時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編，以「趕快收拾人心」為題發表社論，但為時已晚，神州驟然變色，真如孟夫子所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換言之，失民心者必失天下！
蔣不惜犧牲戰勝國的紅利
勝利後的中國最高當局聚焦於清除國內政敵，尤其想要一舉滅共，導致國共全面內戰，顧不得在國際上爭取勝利的果實，甚至貿然放棄應得的權益。蔣介石於勝利後，為了拉攏蘇俄，制衡中共，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允許外蒙獨立，出讓東北權益。更可悲者，八年碧血未乾，急不及待自願「以德報怨」為名，輕易放棄對日索賠，貿然保釋甲級戰犯「支那派遣軍司令官」崗村寧次，甚至想利用日兵剿共，因過於敏感而作罷。其實「以德報怨」是對中華倫理的曲解，孔子說：「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說：「報怨以德，安可以為善？」難怪日本當局一直不肯悔禍，不願好好地正式道歉，其領導人還不時去朝拜供奉侵華戰犯的靖國神社！
更令人扼腕的是，送上門來的大禮也棄如敝履！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時曾要把中南半島給中國，蔣介石卻說「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羅斯福離開開羅後於1945年2月23日在昆塞軍艦（U.S S. Quicy）上舉行第992次記者招待會，當記者問到：「戴高樂已經宣布法屬中南半島即將解放，總統先生將由誰來解放」？總統答道：「我兩整年來一直十分憂慮中南半島，我曾在開羅與蔣介石談過，又與史達林在德黑蘭談過，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法國人在那邊已經有好幾百年（按：其實不到100年），不應再重歸法國，法國人在那邊不曾教導當地人自治，他們投資1元要賺回10元，那邊的情況很像1898年的菲律賓。中南半島的人有獨立的意願，但他們的獨立還未成熟。」所以羅斯福問蔣介石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不要中南半島？」，蔣說：「此對我們沒有幫助，我們不要，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不會與中國人同化」。羅遂建議中南半島可置於託管之下，由一個法國人、一個或兩個中南半島人、一個中國人、一個俄國人教導他們自治。
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在1944年3月3日的日記中，也提到羅斯福曾專電蔣介石問他要不要中南半島，蔣回稱不要。羅斯福與邱吉爾商量時，邱認為蔣會要中南半島，但蔣不要。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原由戰勝國重新規劃戰後秩序，也就是由戰勝國分享戰利品，美國為當時的四強之首，更一言九鼎，蔣介石卻不願收復中南半島。
清廷喪失中南半島在甲午戰敗前10年，收復失地並不容易，然而送上門來，蔣卻一口拒絕。蔣說越南人不是中國人，所以他不要，但照羅斯福看來，滿洲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國人，蔣為什麼要滿、蒙、藏呢？另一個戰勝國俄國，為什麼要爭取不是俄國人的蒙古呢？蔣知道法國人在1885年奪取中南半島，卻不知是從中國搶去的。
章太炎曾感嘆，越南乃先漢的舊壤，可惜恢復不易！不容易的事可以容易到手，而我們的領袖卻斷然拒絕，夫復何言？
結語
抗戰勝利後，中國既失外蒙，又不要中南半島，雖光復了台灣與澎湖，而台澎與大陸分治至今76年，一直受到美國的干擾，至今未決。美國支持台灣以一省在聯合國代表中國長達22年之久，蔣介石想要反攻大陸，卻有心無力。毛澤東曾遞橄欖枝給蔣，有《臨江仙》詞為證：柳綠花紅鶯燕舞，京都料峭風微，菊香書屋奏琴徽。依然明月在，何日彩雲歸？地覆天翻君亦老，東征北伐聲威。草山薄霧拂單衣，我今尋老友，把手話心扉。老蔣顯然不為所動，最後夢斷溪口，魂歸大溪。
美國卡特總統與北京建交，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國會卻又以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干預台灣事務。鄧小平給小蔣遞橄欖枝，小蔣卻回報「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馬英九8年「不統不獨不武」，意在獨台。民進黨以台獨黨綱執政，由分治走向分裂。而今大陸崛起，國力匹敵美國，豈能放棄中國人八年血戰的唯一碩果？更不能容忍台灣「倚美謀獨」，我輩豈能等閑視之？
默念抗戰勝利之年，60萬台胞由日本殖民地的臣民，於一夕之間，成為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公民，而如今島上有不少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或不敢自稱是中國人，何其諷刺？數典忘祖，又何其可悲！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廣東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抗戰史中據有重要位置。隨著大陸官方對正面戰場評價的變化，在過去數十年間，廣東各地的抗戰紀念設施陸續得到修復、保護。
粵北戰地黃花
就地理而言，當年第七戰區的抗戰紀念設施遍布粵北戰線的從化、花都、清遠、新豐等地。若說廣東在改開浪潮中開風氣之先，那麼在當時處理歷史上抗戰紀念設施議題，也稱得上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
位於從化石榴花山的陸軍第63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余漢謀題。
石榴花山位於廣州從化良口良明鄉流溪河邊，是良口境內的制高點，因山上曾遍開石榴花（杜鵑）而得名，是進出粵北山區的門戶、第二次粵北會戰（1940年5月）的主戰場。1943年，63軍軍長張瑞貴擇定石榴花山舊戰場修築陣亡將士公墓，以彰顯本軍在第二次粵北會戰中的貢獻。公墓在文革時遭紅衛兵毀壞。1985年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從化迅速拍板撥出專款重修公墓。數十年來幾經維護整修，63軍公墓成了抗戰紀念園。現在，石榴花山周邊溫泉賓館、度假農莊林立，「六三市」的舊名還沿用至今。
與石榴花山公墓同期修復的，還有距離其約8公里的牛背脊紀念塔。1943年，157師在牛背脊戰場故址修建第一次粵北會戰（1939年12月）公墓。至1956年，流溪河修建水庫與發電廠，牛背脊的碑、墓無聲無息地沒入水中。1980年代，從化縣政府與政協牽頭落實重建157師紀念碑，原碑被打撈出水，重新豎立在原址以西一公里的一個水庫邊小山頭上，碑頂的青天白日徽又重見天日。
粵漢鐵路是中日交戰的焦點。第一次粵北會戰期間，157師在粵漢線樞紐站清遠源潭附近作戰，戰後樹立的紀念碑亦毀於文革時期，1991年由區政府撥款從原址南移25米重建。
蒲昌位於新豐縣西部，比鄰翁源、英德，南接從化、北通韶關。舊廣韶公路東側的許屋村地界有座大尖山，陸軍第63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深藏此山中，當地人俗稱為「將軍地」。抗戰建築研究者陳斌曾實地進行踏查。從村裡走到山腳再舉步上山，目測兩三公里的距離內盡是連綿起伏的山頭和迂回曲折的山路，路徑最終在崖壁前消失。好不容易登上上坡頂，遙望山對面的碑尖摸索著荊棘叢前進，野草枯枝幾乎能把人埋沒，前後兩小時的攀藤附葛才終於來到紀念碑跟前。這是一處新豐縣文物保護單位，於2013年翻修一新。
憂思獨共白雲深
從時間維度上考察，廣州市內抗戰紀念設施的年份，基本與14年抗戰史相始終。紀念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的19路軍陵園為其起點，接收廣州的新一軍修建印緬作戰陣亡將士公墓，象徵著勝利的成果。
1947年9月6日，新一軍廣州受降二周年紀念日，在新一軍公墓舉行了一場隆重的落成公祭典禮。正午時分，忽然風收雨歇、天朗氣清，在與會嘉賓、官兵數千人的注目下，張發奎緩緩拉開了「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紀念塔」青石碑前的紅帳。在場的三隻印緬戰象竟也嘯鳴數聲，仿佛在告慰英靈。焚香祭酒、敬獻三牲之後，各軍政長官發表演說。抗戰勝利已過兩年，戰勝的餘興猶在，但國共兩黨已撕破臉皮、兵戎相見，此刻雙方實力對比正發生微妙變化，任誰都能從發言中隱約感受到時局的憂患。
前軍長孫立人的發言質樸感人，透露了公墓建設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這公墓的完成，是單靠新一軍全體官兵的捐獻和公積。銅質的藍鷹，是印緬戰役中所收集的彈殼鑄成的。本軍奉命接收廣州的時候，我們曾使用過俘虜來開山填土。」午後1點40分，全部儀式在禮炮聲中結束。此後墓園由新一軍派衛兵看守，開放供市民瞻仰。這是新一軍公墓首次大規模的公祭活動，不意竟成為歷史絕唱，如今新一軍公墓原址被高架橋、鐵路分割，紀功亭置身於菜市場，四柱紀念塔在軍事管理區內。
自2010年代開始，新一軍公墓受到網民廣泛關注。由於營區封閉管理，前往紀念塔祭掃需要特批手續，為此，輿論出現公墓整體異地遷建或原地保護的爭論。近年當局確立原址保護的方針，而營區也開始在清明期間低調調整門禁，對祭掃者進入指定區域酌情放行。一時間，個人、團體祭掃者紛至沓來。志願者張航多次從東北遠道而來，組織祭掃新一軍公墓，每次活動均按照一定程序。在活動中，張航約定在門坊前集合、獻花，再結隊前往紀功亭擺放花籃、祭品，恭讀祭文，最後結隊前往紀念塔，由嘉賓代表發言，眾人行禮獻祭。
據一位不具名的文物保護部門人員表示，其實當局一直在推動新一軍公墓的保護。從2014年開始，對紀功亭、門坊的養護工程就定期進行，周邊商鋪因軍隊停止有償服務的改革而關閉。重建恢復全面鋪開的障礙在於，軍方與地方政府一直未就用地置換選址達成一致。「關鍵是地權歸屬的處置，以及由哪一方承擔文物保護責任。軍方不否認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但他們沒有相應的機構、人員設置和資金預算，營區也無權處置地塊及其上的建築物。」他如是總結。
陳斌收集了大量新一軍公墓的老照片，其中一張背後留有原主的字跡：「新一軍過去是有它輝煌的歷史！可是而今都斷送在內戰的火焰裡了！」
潮汕抗戰「紅」流
1946年，潮安縣臨時參議會一致通過於潮州西湖修建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紀念碑於1949年紀念抗戰勝利四周年前夕落成，由潮安籍時任國防部中將部員的陳克華撰寫碑記《潮汕抗日戰紀》。紀念碑在文革期間被改為「忠字塔」，1986年被拆除改建為兒童公園。1999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紀念碑不遠處，是曾作為周恩來、賀龍「潮州七日紅」之戰指揮部的涵碧樓。
全面抗戰開始，潮汕位置重要，但是防守乏力。陳克華《戰紀》反映了這一史實：日軍奪南澳為內窺據點，挾優勢海空軍大舉進犯潮汕，駐軍獨九旅、保安團及地方民團起而應戰，汕頭、潮州、澄海相繼淪陷。1943年10月大脊嶺告陷，揭陽、普甯、惠來、南山失守。至抗戰勝利前夕，潮屬各縣團隊收復普甯、南山。
因沒有發生過大兵團作戰，所以潮汕地區在歷史上基本沒有由軍隊部別建立的抗戰紀念設施。陳斌參加過當地的一個紀念設施修繕項目，推進項目的公益人士告知，項目落地有賴於政府協調，繁瑣的修改預期各方都不會接受。陳斌領會此意，僅對材料中「國民黨軍」的表述提了修改意見，理由是這並非歷史上的正式名稱，地方工作部門回復改為「國民革命軍」。
（作者係抗戰紀念建築史研究者）
4月10日，道瓊斯工業指數一度下跌2100點，拋售美元的動向加劇。因美國國債遭到拋售導致利率急劇上升，包括日本經濟新聞社在內的一些國際媒體進而得出結論：川普的軟肋是美國國債，因其遭到拋售，川普才決定暫停部分對等關稅。但筆者則認為，川普的軟肋不是國債，而是供給短缺。
拋售美國國債確實會導致美債價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增加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若拋售集中在短期，可能引發市場恐慌，推高長期利率。若拋售速度快於市場消化的能力，可能引發流動性緊張。但從現代貨幣理論（MMT）的視角來看，美聯儲可以無限量購買美債，通過創造準備金吸收拋售壓力，維持收益率穩定。這一點在2020年疫情期間已被驗證，當時美聯儲採取了一系列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穩定了美債市場，確保了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
然而，川普面臨的軟肋在於供給短缺導致的高通膨。供給短缺涉及生產、物流、貿易等多個環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的許多商品依賴進口，而貿易摩擦、疫情衝擊等因素都對供應鏈造成嚴重干擾。當貨架上沒有足夠的商品時，消費者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物價自然會上漲，這種由供給短缺引發的通膨，與傳統的由需求拉動的通膨，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傳統的通膨可通過貨幣政策來調節需求，但供給短缺導致的通膨卻難以通過簡單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因為商品無法由美聯儲或美國財政部在短期內印出來。如果這時外國投資者再集體拋售美國國債，美聯儲為避免進一步刺激通膨，勢必陷入兩難：若購債則通膨惡化，若拒絕購債則債市崩盤。川普被迫在「高物價民怨」與「金融市場動盪」間二選一。這時國債才會成為軟肋。
從更深層次來看，供給短缺問題反映了美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長期以來，美國過度依賴金融和服務業，製造業的空洞化嚴重，在全球產業鏈中，美國逐漸失去對一些關鍵產業的掌控能力。當面臨外部衝擊時，這種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就會暴露無遺。而川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關稅戰，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短缺的問題。貿易保護主義雖在短期內可保護一些國內產業，卻破壞了全球產業鏈的穩定，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加劇供給短缺。對移民的限制則減少勞動力供給，影響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擴張速度。
此外，高通膨會侵蝕美國人的實際收入，降低其生活水準，引發社會不滿情緒，若得不到有效緩解，會進一步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美國國債市場的波動、通膨的上升，都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產生衝擊。因此，美國需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穩定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減少貿易摩擦；同時需調整經濟結構，加大對製造業和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以提高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經濟韌性。
（作者係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前副會長、財經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