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戰役，我國慘敗，次(1895)年乙未4月17日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軍立即兵臨台灣，5月29日於台灣東北角澳底登陸。

1895乙未之役死傷慘重

是時，朝廷已下割台之詔，令在台所有文武大小各員，著即內渡，清軍不乏遵旨內渡。惟為保衛台灣，亦有數以萬計官兵抗命。湘軍、淮軍、粵軍和台勇、客勇等部合組「義軍」，聯合從事武裝抗日；斯時，日軍一路南下，縱橫屠斬、遍地死屍、焚燬民宅、火光甚至綿延數里。

期間，台灣客家義首吳湯興、姜紹祖、徐驤、閩南秀才林崑岡、楊文豹、林碧玉父子，與湖南、安徽、廣東等外省官兵如總兵陳得勝、副將楊載雲（楚人）、黑旗軍統領吳彭年（浙江）、統領楊泗鴻、黑旗軍親兵管帶袁錫清、幫帶林鴻貴、營弁李士炳、沈福山等，均率部力戰日軍身死。

斯時，「義軍」因係諸軍聯合，組織混亂，自亂陣腳，訓練不足，甚至草野農夫，散則為民，聚則為兵，所用武器是落後的火藥槍；日軍則是混合兵種的近代化部隊，其侵台「南進軍」編制就包括步兵、騎兵、機關砲隊、野戰砲兵、野戰電信、工兵、彈藥隊、輜重隊、野戰病院、甚至有測繪地圖部員等。武器則是配備無煙火藥的村田銃槍枝，近衛師團更配備可連發的改良式村田槍枝。機關砲（機關槍）每分鐘可射 600發子彈，野戰山砲榴彈與榴霰彈的威力更是前所未見，外加日軍訓練有素，如此優勢武力，義軍遠非日軍對手。

在中日武備如此差距下，乙未之役是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但自三角湧（台北三峽）、大嵙崁（桃園大溪）、新竹尖筆山、彰化八卦山、至西螺、土庫、嘉義等地，義軍仍輾轉反覆，血戰日軍。

日軍於10月20日兵下台南，占領全島，期間各個戰鬥，義軍動輒陣亡七八十人、甚至數百人，然而日軍陣亡卻僅數人。整個乙未之役，義軍拼死抵抗，迫使侵台日軍動員當時日本常備師七分之二的兵力，其中軍人49,835人、軍伕36,214人，合計86,049人。是役日軍戰死164人，但義軍陣亡則達14,000人之多，中日兩軍陣亡比例是85：1。義軍氣壯山河，惟其屍骸「徒委諸白楊衰草之間，中朝未下旌忠之詔，豈不哀哉！」。

1896-1902武裝抗日

乙未之後，台灣民眾仍風起雲湧，先後發動長達7年（1896-1902年）之激烈武裝抗日，及後續零星武裝抗日，前仆後繼。斯時，日帝出動軍隊、警察和憲兵聯合作戰，對台灣的武裝抗日展開大規模鎮壓與屠殺；1896年1月鎮壓宜蘭，誅戮義軍民人1,500人、焚燬家屋約10,000戶，宜蘭平原大半化為灰燼。2月於台北三角湧、大姑陷、桃園、新竹、苗栗間，舉行大掃蕩，日日搜獲敗兵，隨即燒燬家屋，殺戮數以千計。6月南下大平頂、雲林（斗六），凡兵煙之下無不盡成肉山血河，不分良匪，幾千房屋付諸一炬，殘煙死灰未滅，滿眸極其酸鼻。雲林簡義不忍坐視日軍虐殺無辜，起而號召，民眾蜂起響應，日人亦報復凌厲，雲林地區家屋被焚者計共4,947戶。1898年11-12月，日帝軍、警、憲聯合出擊中南部抗日分子，殺戮2,043人、傷者無法計數、燒燬房屋2,764戶，腥風捲煙，舉目悽慘至極。

1902年，在日人優勢武力壓制下，抗日志士退據山區，食糧斷絕，甚至吃草為生。日本殖民當局乃威脅利誘抗日夥眾歸順。是年5月25日，日本當局分別在林圮埔（南投竹山）、斗六、嵌頭厝、西螺、他里霧（雲林斗南）及內林等六處警察派出所，同時舉行歸順儀式，背信集體誘殺歸順者共243人。日軍和憲兵旋於30日夜半包圍後壁林，強行突占城堡，誅戮林少貓等122人，續於鳳山與屏東等地搜索，五天內殺戮疑者達400人。日本台灣憲兵隊以林少貓之死為鎮壓的告一段落，謂「三百年來台灣之癌的土匪（抗日分子），至此全歸絕滅」；總計1897-1902年間，遭日本當局殺戮的抗日分子高達11,950人。

1913羅福星事件

面對日軍殘酷的屠戮征服，台灣志士武裝抗日仍持續至1915年止，期間重要者有1907年11月北埔客家蔡清琳事件、1913年1月客家華僑羅福星事件、1913年12月東勢角賴來事件、1913年12月大湖張火爐事件、1914年2 月南投陳阿榮事件、1914年5 月六甲羅臭頭事件，以及1915年8 月噍吧哖余清芳事件。

羅福星，廣東鎮平縣客家人，於1912年12月抵台後在台北與苗栗招募「同盟會」黨員，1913年12月19日遭人出賣被捕，1914年3月3日在台北監獄絞首處決。本案最令日人震撼之處，是其具民族主義論述，因為羅福星在台招募黨員時，除曉以民族大義和介紹其個人革命經歷外，並以具體事例說明日本暴政，喚起民眾仇日之情而慨然入黨，尤其他再三言明革命黨之目即在驅逐日人，俾使台灣歸復中國。全案逮捕共412人，其中包括上流社會人士，日本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稱，這些有資產有學歷的革命志士被捕後，泰然自若，多無悛改之色，蓋彼心中先以死自期也。

1915噍吧哖事件

1915年8月在噍吧哖（今台南玉井）爆發余清芳領導的武裝抗日事件，令日本殖民當局極其震撼。因為，這是日本殖民統治20年後，居然仍發生數百人的武裝抗日事件，故鎮壓更加兇殘。

余清芳被捕三天後即開始公開審判，10月30日終結，全案被告1,957人，判處死刑866 人，亦即以法律形式施行大規模殺戮，藉以威懾台人，惟也反映日本當局對此事件的震駭。後來，因為日本國會質疑台灣總督處置失宜，總督安東貞美乃藉大正天皇登極頒布大赦令之機，宣布減刑，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但已有95名死刑犯被處決。

本案領導人余清芳17歲時，與羅俊41歲時，均曾參加乙未巨變的義軍，浴血戰場，後復親歷台灣慘遭日寇屠戮蹂躪，故引為同心，締盟攜手於全島發展反日武裝力量。余清芳、羅俊等烈士臨刑前皆從容就義，連日人亦不禁讚云「及至宣佈執行死刑之際，毫無留戀不捨之狀，首魁以下數十人，皆從容登上絞首台」。

無可諱言，歷經連續20年的血腥鎮壓，武裝抗日志士可說也犧牲殆盡，復經此次大肆逮捕、判刑的震懾，台灣漢人武裝抗日運動亦告終結。1915 年後在台漢人的抗日方式，也轉型為從事社會文化的非武裝抗日。

(作者係本刊主筆、世新大學任教)

2000年陳水扁上台主政後，加快了「法理台獨」的步伐，拋出「一邊一國論」，鼓動「公投制憲」，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面臨嚴峻的挑戰，兩岸關係瀕臨戰爭的邊緣。在那嚴峻的當口，2005年3月14日，大陸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以應對當時緊張的台海局勢。

《反分裂國家法》不是發動戰爭法，而是防止戰爭法。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制定該法是「為了促進祖國和平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所以，該法是維護台海和平與「一個中國」框架的重要法律保障，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法律基礎。

運用法律來應對和處理兩岸緊張局勢，表明大陸領導集體反對台獨的堅定決心。因為有《反分裂國家法》的存在，一旦出現台獨重大事變，不是哪個大陸領導集體想不想採取軍事手段的問題，而是怎樣依法迅速採取必要措施遏制台獨的問題。換言之，大陸領導集體有恪守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法律職責，必須依法處理台獨重大事變。

《反分裂國家法》立法後，兩岸關係發生了歷史性深刻變化，這包括在破解兩岸政治難題，推進政治對話方面：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日益活躍，廣泛探討兩岸關係中政治、軍事、涉外事務問題的解決條件和途徑，營造有利於兩岸政治協商的氛圍等。

2014年中共18屆4中全會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顯示，大陸不斷推進對台方針政策法制化進程，未來將更增強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框架、遏制台獨，也希望在更深層次上促使兩岸民眾心靈契合。

《反分裂國家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扮演著「守夜員警」的角色。只要沒有分裂活動，該法就處於休眠狀態；一旦出現台獨分裂活動，該法就會被喚醒。

倘若2016年台灣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繼續像陳水扁時期一樣從事台獨活動，那將是高度危險的動作。一旦觸碰到大陸劃設的紅線，大陸將「依法處置」。

眾所周知，今日大陸貫徹和實施《反分裂國家法》的作為和能力，已是十年前所無法比擬。

十年後的今天，大陸的綜合實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國防、外交、經濟等實力大幅增長，這些均為貫徹和實現《反分裂國家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基礎。但只要兩岸關係能沿著和平發展的軌道運行，《反分裂國家法》將永處於沉睡狀態。

2015年3月上、中旬，大陸召開的全國政協、全國人大12屆3次會議（簡稱「兩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何大陸每年都在春暖花開之際舉行盛大的政治性集會呢？除了暢談全年工作計畫安排，聽取「一府兩院」工作報告之外，政協委員提案和人大代表議案的提交，也是召開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此，通過簡要梳理近年來兩會的各類提案，有助於我們全面把握這一制度安排的特殊之處。

規範運作是前提

如何使各類提案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呢？毛澤東曾講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形式提案既需要與大眾民意充分溝通，也離不開相應制度的規範。分析近年來兩會的主要提案，可以大體把握政協委員提案或人大代表議案的基本情況。

一是提案產生形式多樣化。從提案產生形式來看，目前兩會提案既可以在會議期間集中提交，也可以在其他時間自由提交。針對兩會期間提交的提案，要求在規定時間內由個人或集體形式提交。其中，以人大代表團名義提出的議案，需要由代表團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30名以上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議案。但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提請，所有提案或議案應有案由、案據和方案；案由要明確清楚、案據要充分合理、方案則要具體可行，一事一案。可見，任何一件提案能否獲得通過，是需要經過充分論證和廣泛調研的，而不是依靠主觀臆斷或個人知名度。

二是提案數量穩定。近年來，兩會中的人大代表議案數量大體穩定在500件左右，波動不大。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能夠當選全國人大代表者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提交相關議案需要充分調研和慎重考慮，而不能製造太多「雷人」或無效的議案。據統計，在2015年全國人大會議上共收到522件議案，而在2013年召開的12屆全國人大1次會議上，代表共提出議案401件，為1991年以來數量最少的一次。相對應，全國政協會議並非國家權力機構，而是彙集民意的最高平台，由來自各民主黨派人士、明星委員和突出貢獻者等組成，所提請的提案數量相對較多，不乏一名政協委員提交多個提案的可能性，比如2015年政協會議共收到5,857件提案。

三是提案涉及內容廣泛。由於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來自社會各個領域，他們的提案也基本觸及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這能夠使所有現實難題都會被大會所關注。2015年全國政協會議提案，主要涉及經濟發展、政治法律、社會管理、文化宣傳、醫療體育、資源環境等14大類；相對應，人大會議提案則集中在8個領域，關注民主政治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三農」問題、生態環保和資源綜合利用、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法律有效實施等。這些領域都是當前大陸社會所亟待改革的關鍵領域，需要通過集體智慧出謀劃策。

提出對策是關鍵

充分調研是為了發現社會問題，而如何解決問題，則體現了提案的品質高低。如果僅僅發現問題而提不出化解之道，或所提對策難以執行，那麼這種提案的意義和效力將會大打折扣。具體分析2015年兩會的各類提案，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要求重視地方利益。在不少委員或代表的提案或議案中，一些與行業或地區利益密切相關的老問題被反覆提及，目的是希望通過公開呼籲，引起上級機關重視並盡早解決。但有些提案所涉及的都是深層次的結構性難題，並不一定可以順利解決。比如針對地區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一些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委員或代表建議加大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希望側重教育、醫療、財政轉移支付等問題。在教育公平性的問題上，來自河南的人大代表多年連續呼籲教育部應關注人口大省高等教育發展滯後的情況，希望能夠在985和211項目上予以扶持等。其實，這些長期存在的資源配置不均衡問題，很難在短期內解決，而只能隨著整體經濟發展而逐步克服。

二是提出應對之策。對一些涉及社會大眾切身利益的公共議題，不少委員或代表借助兩會平台大力呼籲，尤其是集中在就業、創業、教育公平、三農、醫療衛生等民生方面。與此同時，隨著公車改革、養老「並軌」等問題逐步解決，這些提案在2015年兩會上悄然由「熱」轉「冷」。在環保問題日漸嚴峻的背景下，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憑藉騰訊公司董事局主席的特殊身分，在議案中具體規劃了環境治理藥方，建議加快移動互聯網在民生領域的普及和應用，把人和公共服務連結起來。

三是關注長遠問題。在會議召開期間，有不少委員和代表提出涉及長遠發展的宏觀議題，比如「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消除霧霾等都是熱點議題。提出這些提案並形成相應對策需要專業知識，都是關乎全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因而這類提案並非針對宏大議題進行簡單論證，而是對一些新情況、新進展提出建議。比如針對農村發展問題，有代表提出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財政補貼力度，並在立法層面提出不少具體建議，如修改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等，制定農業保險法等。

吸納民意是目的

從本質上講，任何社會的普通大眾都很難親自參與政治生活，而需要具有專業才能和熱心公益的特定代表來匯集民意，這種作法在西方社會主要是通過大眾直接投票，選舉各級議員來代表民意。在兩會機制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承擔了民意代表的職能，他們所提交的各類提案或議案與社會民意息息相關，這就是社會大眾間接參與政治生活的直接體現。從目前兩會提案的效果來看，儘管提案數量相當龐大，但仍然有不少參會人員對現實民意把握不夠全面，提案品質和成果轉化率也有待提升。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兩會民意代表都是工作之外的社會兼職，並未因擔任民意代表而獲得報酬或配備助手，這使得不少委員或代表缺乏動力去開展基層調研活動，而只是將此作為一種彰顯自身社會地位的榮譽。同時，在產生方式上，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皆通過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他們多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與底層社會民眾較少直接聯繫，這也造成提案內容與大眾期望存在一定的落差。

在社會維穩壓力日益攀升的大陸社會，如何將大眾民意納入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時代議題。顯然，通過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來緩解社會矛盾的作法尚未充分展現其實效，要加強其功能，應該在制度設計上做一些調整，比如將部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專職化，提供專項經費，支持他們從事走訪調研活動等，這些作法不僅能滿足社會大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也有助於提升政府決策的品質和行政效率。總之，從大陸政治發展的長遠利益考量，應進一步強化兩會民意代表的政治地位，鼓勵他們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提出高品質的提案，這對形成大陸特色的民主政治是有積極意義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大陸3月召開的「兩會」上，《立法法》的修正備受關注，這是《立法法》頒布15年以來的首次修正。

在大陸，《立法法》的地位僅次於《憲法》，被稱為「管法的法」，屬於憲法性的法律，對於規範各級人大、政府等公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析《立法法》修正的內容及其作用。

修正的主要內容及其解讀

大陸現行《立法法》是在2000年頒布實施的，內容涉及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等的制定和修改。上述法律法規的立法主體，分別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各級地方（主要是各省和直轄市和較大的市）人大、民族自治區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各組成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立法法》對這些政治主體的立法資格、立法權限、立法程式等均有詳細規定，以實現立法法定原則。

《立法法》的修正工作其實早已啟動，並反復經過調研、論證、徵詢意見、修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便公布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這次兩會上進一步將其交由全國人大代表討論和表決。具體來看，此次《立法法》的修正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一）第10條修改為「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廢止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該條修正對於規範立法的過程中，人大和政府的授權和被授權行為具有重要作用。以徵稅為例，長期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並未制定專門的稅收法，而是將其授權給國務院，由國務院具體制定稅收條例。此條修正之後，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的授權就相應的有了五年的期限，這將促使人大及時立法，或適時重新審議對政府的授權立法。

該條修正還有一個重要意義，是強化了「稅收法定」原則。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需要據此重新審查對國務院有關徵稅的授權行為，而不能無限期授權。那麼，國務院制定的徵稅條例可能有部分要上升為法律，有部分將面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新審查和重新授權，個別不合法的徵稅條例則有可能被廢止。

（二）增加「設區的市」這一新的享有立法權的主體，「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以往「較大的市」係指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國務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全國共有49個，增加設區的市之後，享有立法權的城市將擴展到280多個。這反映了對地方的放權，將進一步增強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同時，「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這又表明了立法法定原則，較大的市的立法權受到嚴格限制。

（三）增加「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部門規章不得創設限制或者剝奪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的規範，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該條修訂體現了立法法定原則，即沒有法律的授權，國務院組成部門不能任意立法，隨意出台部門規章。

修法有助推動依法治國

《立法法》的修正對於大陸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具有推動作用，具體來看，《立法法》的修正具有以下作用：

（一）實現良法善治。一方面，《立法法》的修正可以進一步規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立法行為，促使其完善立法。《憲法》規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立法權的主體，其可以根據情況將立法權授權給政府。但是，授權立法並不應該成為人大及其常委會長期不立法的依據，授權立法時限的規定將促使人大及其常委會規範授權立法行為，充分發揮其立法主體的立法職能，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法律基礎。

另一方面，法治的前提是法本身要是良法，只有良法才能實現善治。《立法法》的修正為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政府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基礎，可以進一步規範政府的立法行為，保證政府立法本身是良法。依據《立法法》修正案的規定，政府若隨意立法，將會面臨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立法法》的嚴格審查，一旦立法行為本身不合法，政府立法就可能被撤銷。

（二）強化權力法定。依據憲法和法律，公民的權利由法律加以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即「權利法定」。對於公權力機關來說，《立法法》的修正則有助於進一步強化「權力法定」。2014年，大陸深圳市政府的機動車限購令引發廣泛爭議。政府一方認為深圳市的機動車增長太快，因此需要出台限購令；而普通公民則質疑政府的機動車限購令無法理依據，是政府的粗暴、慵懶治堵行為。

《立法法》修正後，政府立法行為必須嚴格依據《立法法》的規定執行，做到「權力法定」。如果違反《立法法》的規定，可以提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其審查和撤銷。在大陸，雖然目前尚沒有完善的違憲審查制度，但中共18屆4中全會明確提出「依憲治國」，《立法法》本身具有憲法性法律的性質，因此以《立法法》審查人大和政府的立法權，實際上具有違憲審查的功能。

（三）推動依法治國。中共18屆4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因此，可以預測在未來一段時間，大陸必然加快各領域的立法，以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立法速度過快、立法過於隨意、立法權被濫用等現象，造成所立之法未必盡是良法。《立法法》的修正對於公權力機關在立法時不違法具有防範作用，可望從而保證大陸依法治國能有序有效地推進。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中國大陸崛起以來，自2014年開始轉進經濟放緩的「新常態」國家發展階段，不少跨國機構已預測，中國經濟成長率水準將在很短期間內，就要步入6%以下新時代。不過，李克強總理仍然把2015年國家經濟成長率目標值設定在7%；可以說，李克強這一決策所代表的是，2015年將是中國政府在經濟國政上，邁向「積極保七大作戰」的新一年。

產業經濟是核心引擎

從習李體制開始掌政的2013年到今天，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應「新常態」經濟時代的基本戰略作法，已然調適轉向於著重在兩個主軸基點上：一是宏觀經濟，以促進消費戰略，來維繫內需市場經濟的動能與活力，二是微觀經濟，以服務業貿易發展取代既往36年全盤倚賴製造業產品出口，作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傳統經濟國政之骨幹策略方法。

當然，這兩個新興國政典範策略的作為方式，勢必帶動整個國家產業經濟結構的重大轉型變革，也勢必會延伸出許多新生挑戰與新興的市場大機遇。不過，有一個未曾改變的基本理則是，對於「新常態」階段的國家經濟成長基礎動力，中國政府還是繼續設定，以產業經濟部門作為領銜帶動的核心引擎。

其中，尤以典範移轉地改用服務業來取代製造業，以作為「新常態」階段的國家經濟成長骨幹主力，中國將積極運作這項嶄新的經濟國政策略，以驅動整個國家經濟成長，乃至作為亞太區域經濟甚或全球經濟復甦的領頭羊動能，在最近已變成世界性焦點課題。而中國這一領先策略性動作，也確實值得特別重視。

七年前，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後，「新興市場經濟體即將取代歐美日先進國家的地位，成為引領全球經濟恢復秩序並回返正常復甦軌道之骨幹主力」的論述，曾經一度成為顯學，特別是，國際社會對於金磚五國BRICS所抱持的期待高得異於過往；然則，這種「開發中國家即將快速趕超先進經濟體」，甚至於「帶起先進國家經濟來跑」的樂觀評斷，及其所含帶的特有興奮氛圍，卻在2013年美國聯儲會Fed正式對外宣布QE退場政策之後，迅即消逝無蹤。

出口導向工業化失靈

造成這種巨大轉折的背後，主要是受到一些國際發展經濟學家，在最近提出兩種宏觀的前瞻性論證說法的影響。

第一個說法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大衝擊之後的全球經濟市場體質，幾乎造成所有開發中國家既有的經濟成長模式，都變得根本不合時宜，其所引導的經濟動力，根本不足以繼續成為帶動全球知識經濟社會全面復甦的主導力量；

第二個論述是，曾經在20世紀前半的50到60年間，許多落後農業社會經濟遽然快速脫貧致富，並無一例外都能夠致其整體社會躍升轉變，躋身成為真正現代化國家的，這種極具「歷史性正確」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策略」，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衝擊後，悉數遭到根本的損毀，使得這一類型的經濟國政策略，陷入莫大泥沼漩渦中。

領先變革經濟成長模式

因此，當中國經濟發展首先面臨「新常態化」的急遽放緩挑戰，緊跟著整個金磚五國BRICS經濟，均告一齊步向下頹落的新情境態勢之下，以發展服務業來取代既往製造業所扮演的角色，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成長的主力動能，乃至做為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領頭羊」的理想與論述，就成為以世界銀行為首的跨國機構組織，以及不少新興市場經濟體政治領袖們，面對新經濟階段的新願景，他們甚至一致認為，這一方向可作為所有開發中國家產業經濟發展國政的新策略。

形成這種想法與策略性作法的提議，其背後的導引驅動力量，主要還是受2000年以來，全世界普遍化可見的服務業生產力加速躍升現象的鼓舞，同時也可普遍見到「服務業部門無條件地迎頭追趕，超越了製造業生產力成長率之新趨勢」的重大啟發，尤其當全世界都可以具體看到，「越是既往勞動生產力偏低的國家，越是今天服務業生產力成長相對更快的國家」的現象，也就更加引起世人的矚目了。而第一個將這種想法與策略性作法，化為實際經濟國政的就是中國大陸。

服務業大國的轉折點

以公共政策手段，逕直採取以服務業發展取代既有製造業領軍的角色，作為國家經濟發展主力動能思維的「新經濟成長模式」政策，應該是習近平、李克強掌政後第一個最重大的經濟國政變革，在戰略作法上，有兩個主軸：第一是服務業國際化或服務業全球化，第二是服務業內部化或服務業內需化。

大陸一方面以積極城鎮化(urbanization)策略，擴大落實「不可貿易服務業」(non-tradeable services)在內需市場的深化與普及化程度；另一方面則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促進以金融業為主的「可貿易服務業」(tradable services)水平式國際化的平台，同時用加速建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並及時成立兼具主權基金與私募基金特質的「絲路基金」，兩相搭配支撐「一帶一路」新絲綢之路的戰略計畫，促進中國大陸本土民間為主體的工商專業服務業(business and technical services)等，具有高度國際化特質的另類「可貿易服務業」，進行縱深式的西向大發展。

習李政權第一份清單

這兩方面服務業產業的積極擴張計畫，當然是為了要彌補或沖銷「製造業嚴重產能過剩」、「出口貿易部門受阻鈍化」，以及經濟發展「新常態化」所產生的「國家經濟動能缺口」。不過，這一項新經濟成長模式戰略政策，能不能真正奏效成功，似乎有待2015年下半年起的執行結果。

習李掌政後這一首要的經濟國政變革，溯自2013年底開始啟動以來，以城鎮化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破題的每項政策措施，其採行及落實推動的任何行動作為，幾乎無一不都動見全世界觀瞻，尤其是上海自貿區的第一階段三年試點成功檢核點，早已設定在2016年，馬上就要屆至，整個經濟國政變革的可能成效如何，以至是否能夠確保2015年積極「保七大作戰」的必然成功，在在都即將要讓全世界睜眼見到真章。

當然，這一項「新經濟成長模式」戰略政策，也將是中國經濟發展，從世界工廠的製造業生產大國，成功轉變為世界商務中心的服務業貿易大國，極其重要的契機轉折點。當然，也因此特別受到全球經濟社會的共同關注。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美國總統選舉起跑越來越早，但令人感到沮喪的是，似乎越來越空洞。有媒體已迫不及待地「欽定」希拉蕊‧克林頓為民主黨2016年總統大選的「不二人選」。共和黨這邊有十餘人躍躍欲試，但上一屆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Willard Romney)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讓賢之後，共和黨的大腕們目前看好前佛羅里達州長，前兩位布希總統的兒子和弟弟傑布‧布希(Jeb Bush)。這種太早的認定使得美國選民在2016年大選，將再度看到克林頓和布希家族對決的大戲，證明金錢和巨頭政治正在腐蝕美國的民主。望族和大財主的結合，很容易嚇跑潛在的挑戰者，也讓億萬富翁和大財團總裁更易收買選舉。

大多數美國人很少有時間注意新聞或華盛頓的政治辯論。透過媒體對於初選候選人辯論廣泛的報導，初選可以燃起選民的熱情，也可以讓挑戰者利用媒體免費曝光，讓他的政見獲得更多選民的關注。

首先，競爭激烈的初選可以讓候選人針對民眾關注的迫切問題進行辯論。美國收入不平等達到史無前例的水準，失敗的貿易政策、去工業化、工會萎縮、使工資下降，種族和族裔分歧撕裂社會等問題，因華盛頓的運作不良和無所作為而雪上加霜。災難性的外交決策，使美國深受其害，極端氣候層出不窮，美國政治領袖必須採取進步的觀點來應對這些挑戰。

其次，競爭激烈的初選能夠創造更好、更負責任的候選人。當希拉蕊面對嚴峻的挑戰時，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是她被擊敗，二是提出更為鋒利清晰的政見，而不是玩弄一切照舊的安全政治。如果希拉蕊以中間派的姿態獲得提名，但又不能激發疏離的選民熱情，那麼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美國選民，有可能選出一位宣稱「我感受到你們的痛苦」的右翼總統。如果民主黨提名其他人，或希拉蕊經過一番奮戰，被迫跳脫她覺得自在的老範疇，那就會有一場頗有看頭的選戰。

民主黨內不缺挑戰者。麻州參議員、前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經濟民粹主義頗具吸引力，即便她一再表示不會參選，但是她的支持者已成立了助選組織，極力主張民主黨「徵召」她競選。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則強力推動經濟議題的公開辯論，而前維吉尼亞州參議員，曾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吉姆‧韋布(Jim Webb)，則將提出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議題。前馬里蘭州州長馬丁‧奧馬利(Martin O’Malley)和前麻州州長德沃爾‧派翠克(Deval Patrick)，也是有政績和有想法的人物。還有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至今尚未明確表態，但也不能將他排除在外。

不管誰挑戰希拉蕊，民主黨都應該鼓勵競爭，而不能只等著「加封」希拉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也應該像共和黨那樣，設定明確的辯論日程表。民主黨內積極競爭的初選，將有助於在艾荷華、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和德克薩斯等州建立黨的基層設施，重振民主黨不放棄50 個州任何一州的戰略(fifty-state strategy)，這是歐巴馬在2008年獲勝的關鍵。

共和黨目前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競爭性，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德州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佛州參議員馬科‧盧比奧(Marco Rubio)、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利斯蒂(Chris Christie)、威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和阿肯色州前州長邁克‧赫克比(Mike Huckabee)等人都躍躍欲試。如果傑布‧布希要獲得提名，他就必須表現出與前兩位布希有明顯不同之處。

最後，真正的競選活動，可為政治運動創造空間，驅使各種問題成為全國議論的課題。毫無疑問，「黑人的生命至關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將迫使候選人辯論種族正義的問題。「夢想者」(Dreamers)將質問候選人有關移民改革的立場。將自己拴在白宮柵欄，反對建築拱頂石(Keystone)輸油管的那些人，將激起候選人就環保問題展開熱烈的辯論。這一切，如果沒有初選的競選活動和辯論，都不可能發生。

對一般美國人而言，初選是一個可以讓他們和鄰居甚至是陌生人，辯論對他們的生活至關重要問題的機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和全球危機迭出不窮的時代，美國選民有權利要求候選人聆聽他們的聲音。

如果兩黨初選皆沒有出現多頭的激烈競爭，兩黨都過早地定於一尊；如果2016年的大選最後形成克林頓家族和布希家族的再次對決，也就是「夫妻檔」對上「一門三傑」，這或許是一個佳話，但決不是最好的民主示範。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當代國際關係發展軌跡顯示，地緣經濟對地緣政治起的作用，不亞於軍事力量對地緣政治的作用。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在商業和地緣經濟上，已構成美國霸權最嚴峻的挑戰。 

3月12日中國大陸財政部公布，英國向中方提交了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的確認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中方正根據程序徵求意向創始成員國的意見。英國財相奧斯本(George Osborne)同一天也發表聲明確認已正式申請加入，又指在創始階段就參與，英國與亞洲將創造獨一無二的機遇一起投資及增長。

亞投行設立經過

亞投行是一個願向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援，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總部設在北京。英國加入亞投行之後，法國、德國、義大利、澳洲都已跟進。美國則憂慮亞投行可能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2013年10月，習近平和李克強先後出訪東南亞國家時，提出籌建亞投行的構想。設立亞投行的宗旨，在於填充數百億美元的重大項目資金缺口，比如大壩、港口、道路和其他亞洲資本工程，以刺激運輸、能源、電信等領域的投資開發項目。

2014年10月24日，孟加拉、汶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哈薩克、科威特、寮國、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和越南等21國正式簽署《設立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諒解備忘錄》，亞投行正式在北京成立，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實繳資本比例20%，由成員國分期繳納，未來可根據業務發展需要增資擴股。具體資本金規模和各方出資比例，由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磋商後最終確定。11月25日，印尼簽署備忘錄，成為亞投行第22個意向創始會員國。之後，馬爾地夫、紐西蘭、沙烏地阿拉伯、塔吉克也相繼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在今年3月以前，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包括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共27個。預計各國在2015年內將完成章程談判和簽署工作，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

中國為何另起爐灶？

中國大陸於1980年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復興與發展銀行(IRDB)的合法席位。但是，自1970、198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的權力逐步被削弱，發達國家利用對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增資談判的契機，憑藉其財力，設定世界銀行的發展政策和援助條件。

雖然這些由援助國通過閉門會議所商定的發展政策，需經由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的批准，但因發達國家享有超過半數的投票權，發展中國家很難發揮影響力。發達國家政府常常要求受援國達成如期的發展效果，但發展中國家政府認為，他們直接承受後果，卻沒有機會在政策制定之初表示意見。例如，從1980年代末開始，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設定高標準，受援國若不履行這些高標準，世界銀行就會減少、甚至停止其援助。

1989年由發展中國家成立的「24國集團」就發表聲明表示，援助國以環保為藉口，強制推行高標準，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按照世界銀行章程的規定，援助國的增資談判代表不享有制定世界銀行政策的地位，不應該在挹注世界銀行的同時，要求設立援助的附加條件。而且，由於世界銀行管理層大約每三年就要請求援助國再次注資給IDA，這些附加條件進一步從IDA擴展到世界銀行，導致中等收入國家雖沒有接受發達國家的援助，卻要接受由他們主導制定的發展政策及附加條件。

中國大陸認為過於苛刻的環保標準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過於強調清廉等制度環境的重要性，而不以具體的發展專案來推進制度的逐步改善，也不切實際。於是，中國政府決定主動謀劃，於2007年，首次捐資IDA，以期在增資談判桌上謀得一席之地，從而影響世界銀行的發展理念與政策。不過，中國不久即發現，想要改變世界銀行並非易事。世界銀行的管理層大多是受英美高等教育的人，深受美國價值觀和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很難接受中國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發展政策的主張。同時，世界銀行備受英美外圍非政府組織的關注，很難放鬆環保等方面的高標準。更值得一提的是，歐巴馬總統已同意在IFA裡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更多的投票權，但因美國國會阻撓，該改革方案遲遲沒有落實。

中國政府預測，要改革現有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十分困難，從而決定另設機構，從外部施壓，促使世界銀行的發展政策有所改變。亞投行的成立，不僅可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基礎設施融資的資金缺口，更希望能撼動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政策制定過程，為改善發展政策和實踐，提供反思和討論的契機。另外，建立一個總部設在亞洲的跨國金融機構，可以加速人民幣的崛起，突破美元的限制，這當然也不是美國樂意看到的。

美國盟國紛紛加入亞投行

不久前，美國還與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討論如何應對新成立的亞投行。美國擔心更多國家加入亞投行，會挑戰其在國際銀行組織裡的領導地位，因此，一度遊說澳洲及南韓等盟友不要加入亞投行。日本、南韓和澳洲，以美國馬首是瞻，表面服從美國，都已明示拒絕成為該行創始成員國。

但在英國加入亞投行之後，德國、法國、義大利、盧森堡、瑞士立即申請加入，澳洲內閣於3月23日批准了加入亞投行的備忘錄，奧地利24日證實申請加入，26日土耳其財政部也宣布加入。

南韓在建設、技術、資金和經驗等基礎領域具有優勢，為了讓國內建設企業進軍亞洲地區，進一步建立國際聲望，加入亞投行的好處顯而易見。美國為阻撓南韓加入，透過美國駐南韓大使館於2014年6月30日表示「韓國加入AIIB，會導致韓美長久積累下來的友邦互信受到影響」，迫使南韓不得不考慮華府的態度。但為確保南韓利益，南韓政府還是於3月26日發布公報稱，經有關部門協商後決定加入亞投行。截至3月27日，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到達37個。

日本因主導1966年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成立的亞洲開發銀行（日本和美國是兩大股東，歷任行長皆是日本人），故聲稱對亞投行在融資審查和組織營運不放心，很可能自絕於亞投行。

英美聯盟可能發生變化

英國是第一個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遭到美國強烈抨擊。一名美國高官批評英國事前「幾乎沒有與美國磋商」就做此決定，也表示「我們對於那種不斷遷就中國的傾向十分警覺，這不是與崛起的中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英國對於美方的擔憂並不感到意外，顯然倫敦為了促進與中國大陸的商業關係，已不惜激怒美國。

美國不僅指責英國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並警惕英國的傾向中國，但又期待英國利用其發言權，促進亞投行採行高標準管理，顯然沒有把英國視為平等的夥伴。一些美國外圍的人權組織和評論員則指責，英國對中國過於妥協，採取懷柔的態度，尤其在香港占中事件上顯得沉默。

英美兩國一直維持著特殊關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當歐洲是大國權力政治的核心時，英美特殊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在華沙公約(Warsaw Pact)瓦解後，支持華府領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繼續東擴，收編前華沙公約的成員，並在網路安全、國際金融、經貿發展等議題上，促成美國發揮大國作用，實現全球經濟治理的聯盟，也因此成為世界的霸權。

而今，世界政治權力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在亞洲經濟與安全架構同步發展之際，美國要重返亞太的戰略，必須透過商業和軍事兩種手段，積極糾合盟國日本、澳洲、南韓及菲律賓等，並加深同越南、印度、緬甸、斯里蘭卡等國的關係，共同牽制、阻擋北京的經濟發展方策。

英國加入亞投行是最近一段時間英美關係發生變化的最新一樁。美國官員對於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的立場也感到擔憂，歐巴馬政府甚至明確表示，在烏克蘭危機和歐元區問題上，德國才是華盛頓的主要對話夥伴。

這次華府非常罕見地強烈表達對倫敦的不滿，顯露出色厲內荏，目的在虛聲恫嚇，指桑罵槐，警告南韓。但在英、德、法、義、澳洲都相繼決定加入亞投行之後，美國干預南韓的威力頓時減弱，無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呼籲各國三思。

美國仍然十分關注亞投行，也擬通過英國在該銀行創立的過程中施加影響。預料今後美國若要維持真正的英美特殊關係，就必須平等對待英國，並做出必要的犧牲和努力，否則，一夕三遷，枝葉凋零，英國也不會再甘於當美國的小夥伴了。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錢復，1935年2月生於北京。父親錢思亮曾任台灣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及原子能委員會主委。兩位兄長錢純、錢煦分別在財政界及醫學界表現卓越。

1952年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任台大代聯會主席，創辦校園刊物，並入選青年友好訪問團至歐亞各國訪問。1956年大學畢業，1958年赴美留學，1959年獲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1962年獲同校國際關係哲學博士。1962年學成歸國，1963年當選台灣首屆十大傑出青年。

歷任行政院秘書(1962-1963)，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1962-1964)，外交部北美司科長、副司長（1967-1969）、外交部北美司司長(1969-1972)，台灣大學兼任教授(1970-1972)，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及政府發言人(1972-1975)，外交部常務次長及政務次長(1975-1983)，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1983-1988)，行政院政務委員、經建會主委(1988-1990)，外交部部長(1990-1996)，國民大會議長(1996-1998)，監察院長(1999-2005)。現任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及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2005年出版《錢復回憶錄》二卷，共52萬字，以國際觀點回望台灣40年政治發展，並披露諸多重要史料，在台港引起轟動，被評為年度好書。

問：《錢復回憶錄》在2005年出版後備受好評，成為瞭解台灣近現代史必讀的好書，但其內容只到1988年8月您從駐美代表卸職為止，請問您打算把之後的生涯回憶也集結成冊出版嗎？

錢復答：1988年以後，我已經陸續撰寫到1999年離開國民大會了。之所以還沒有出版，是因考慮到有些事情至今恐怕還有些敏感，例如1990至1996年我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我個人不以為有問題，但或許會有人覺得不宜公開，我就再等一等，反正已經寫好了，隨時可以出版。我目前正在整理監察院院長任內的紀要。

問：1995年李登輝訪美前，時任外交部長的您曾極力阻止，您又在該年底外交部記者會上表示：大陸政策位階應高於外交政策，請問您會那麼說的理由為何？

答：我最早講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或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是在1992年執政黨大陸政策指導小組會議上講的。我這麼講的理由是，國家統一綱領是保障國家安全最可貴的文件，是我們執行大陸政策的指標，是不能變的，一變，就會對安全、安定造成嚴重傷害。

老實說，以我們現在的處境，外交想要改善到一個程度，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要想改善對外關係，前提是兩岸關係要改善，這就是大陸政策的位階應該比外交政策高的原因。兩岸政策走錯了，就會造成生靈塗炭。而外交政策做錯了，沒有這麼嚴重的後果，做好了，也差不多，就那麼回事。

也因此，1995年李登輝堅持要去康乃爾大學時，我不贊成，也不願為他安排行程。李登輝後來找劉泰英聘請卡西迪公關公司去安排，卡西迪還是用了我們多年來打下來的關係，去遊說美國國會議員。我當時為李先生做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指出，回母校康乃爾純粹是他個人的事，不去也沒什麼關係，去了，會傷害我們跟美國及大陸的關係。他聽了很不高興，但在會上一句話都沒說。

1995年5月，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在開會時引述我講的話，說一句，就被李先生打斷一句，不過，丁先生還是理直氣壯地把話說完，並沒有因一再被打斷就不說。

結果，我們的預測完全兌現，事後美國把我們當作拒絕往來戶，駐美代表要見高層的人都見不到，所有官方的管道都斷了，傷害非常大，對兩岸關係傷害則更大，之後就有大陸第一次的飛彈威脅，原訂於1995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辜汪第二次會談也取消了，海基會與海協會一直到2008年才恢復會談。李先生去美國，完全是為了1996年的選票，這個目的很自私，而對台灣有害無利。

問：時隔20年，沈呂巡代表於今年元旦在華府雙橡園升旗，造成風波，您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答：沈呂巡代表是我的學生，非常優秀。他回台灣到立法院報告升旗事件後有來看我，我問起這件事，他回答說他不可能一個人獨斷獨行。這句話有兩層涵義，一是馬總統不可能不知道，二是他不會沒有跟美國溝通，但事到如今，只好由他來扛。據我了解，整個事情是《聯合報》一個駐華府的賴姓記者搞出來的，他兩次詢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一次詢問AIT，對此事的立場，美國國務院就不得不出來表態了。

我告訴沈代表，兩岸處境很敏感，所以從事外交工作要格外低調，凡事不要張揚，因為我們臉上有光，就代表對岸臉上無光，也等於刮了它的鬍子，打了它的臉，它當然會受不了。

問：您向來直言不諱，李登輝為什麼還會在1996年請您出任國民大會議長？您當時料到李先生會在隔年發動修憲嗎？

答：我在擔任外交部長6年期間，曾向行政院長請辭至少20次，有時是因若干邦交國發生問題，主要還是李先生個人的作風問題。但李先生一聽說我要辭，就請我吃飯，說我比你大那麼多，我都沒走，你怎麼可以走。我真的想退，就告訴他不要擔心，我不會放話，退了以後，會到國外找一個小小的地方住下來教書，我都安排好了，但他就是說不行。

1996年我之所以答應出任國民大會議長，主要是因為我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而國民大會及監察院都是孫先生所主張的。我當時沒有料到李登輝會發動修憲，更沒料到國民黨會與民進黨聯手修憲。

問：1997年國、民兩黨聯手通過了「雙首長制」及「凍省」修憲案，您身為國大議長，最瞭解修憲的過程，可以談談您當時的心情嗎？

答：作為國大議長，我必須把自己放空，百分之百中立。第一，議長不能凌駕在代表之上，只是代表之一，為所有代表服務，最主要的工作是照議事規則主持會議。第二，議長不能有任何意思表示，修憲時有修憲審查委員會，由各黨推派代表參加，輪流主持，我作議長的只能坐在台下聽，不能有任何表示。等到召集人說表決時，我總會溜回辦公室，經閉路電視看整個過程。

1997年第四次修憲有其背景。1996年12月23至28日李登輝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憲政體制改革是其中一個議題。當時李慶華代表新黨，但他不久即為了國防部一樁事情憤而退出，所以，只有國民黨及民進黨兩黨達成包括雙首長制及凍省的修憲共識。

1997年5月國大第二次會議開會不久，就休會一個月，到7月再復會。國民黨提出一套修憲案，民進黨提了兩套，一共有三案。新黨一開始就表示不支持。最後通過的是國民黨的提案。

當時，我內心確實有許多煎熬。李登輝曾把我找去，跟我解釋他凍省的原因。宋楚瑜也跟我發牢騷說，主持修憲的蕭萬長完全沒告訴他修憲的內容。蕭則說修憲案是蔡政文及田弘茂草擬的，他被告知極為機密，不能透露，這引起宋極端不滿。我在他們幾位中間勸過幾次，但都沒能解決問題。

總之，修憲過程錯綜複雜，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陸續發生。我心裡很掙扎，好幾次想辭職，但又想如因我一個人破壞了一樁事，到時責任將歸在我一個人身上，好像別人都沒有責任，這個我做不到。所以，考慮再三，只好撐下去。另外，我看有很多人反對修憲案，只要反對票超過三分之一加一票就修不成了。除新黨有46票，國民黨看起來也有一些宋系人馬，但在投票時，他們卻未投下反對票。

有人說，7月18日修憲案最後表決時，我不願意敲槌，其實，那天若不是拖到7點半以後，我不會離席。我很早就答應那天晚上要去國賓飯店證婚，結果7點半會議還未結束，我只好把副議長謝隆盛找來，請他幫忙，他那個槌子敲得很高興。這就是整個修憲過程，我的心路歷程。

問：有學者說李登輝修憲有兩個目的，一是擴權，二是推動分離主義路線，您同意嗎？

答：我完全同意。蘇起去年10月出了一本書《兩岸波濤20年紀實》，第四章提到李先生在1999年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講出「兩國論」，蔡英文女士幫他主稿。「兩國論」不僅僅是答覆記者的問題，它裡面包括外交、修憲等內容。修憲主要是兩個重點，一是把憲法第四條「固有疆域」，改成「依中華民國憲法能執行的疆域為限」，二是拿掉憲法增修條文前言的「國家統一前」。這個被美國知道了，特別叫AIT處長張戴佑拿著中華民國憲法，跑到李登輝的辦公室，質問他是否真的打算這麼做，李登輝因此退讓了。這就是1999年修憲會議沒人提出這類修憲案的背景。

蘇起書中的第三、四、五章對此段歷史寫得很清楚，值得細讀。尤其，閱讀該書，可以更加瞭解蔡英文的真面目。

問：對於李登輝最近又跳出來主張「憲政是台灣唯一的路」，第一階段先降低修憲門檻，您有何看法？您覺得台灣的問題是憲政出了問題嗎？　

答：台灣的問題不在於憲法，而是政治人物被媒體綁架，一天到晚做秀，像一個個綁了眼罩的驢子，繞著一個磨空轉，這一點政治人物有責任，老百姓也有責任，媒體的責任更大。不論是立法委員或政務官，每天應該在辦公室做事，而不是跑婚喪喜慶，或到立法院備詢。不讓有權責的人做事，讓他們把時間花在應付極少數人的面子上，這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如果老百姓不能夠認清楚這一點，憲法怎麼修都沒有用。

我為了政務官要到立法院備詢的事，特別去英國向英國國會議長請益。她告訴我，英國是最早有質詢的國家，至今仍保留此一制度，國會開會的時候會留一部分時間做質詢，甲議員要質詢乙部長時，要在兩周前發出書面質詢稿。不像我們立法院又是考試，又是羞辱，好像要整垮部長，這是台灣立法院閉門造車造出來的一套辦法。

問：2005年初辜振甫過世時，盛傳您將出任海基會董事長，您卻公開婉拒，請問您不想出任該職的原因？對於2008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復談至今，您有何評價？

答：我當時表示過，看不出兩岸關係有全面解凍的跡象，海基會董事長只是一個禮儀性的職務，誰做都可以。另外，我認為作為非台灣省籍的人，去處理兩岸事務會很麻煩，很容易被人說成「賣台」，還是由台籍人士出任該職位比較恰當。

2008年兩會復談至今已經開過10次會議了，簽了21項協議，很了不起。我個人特別注意兩岸直航，目前台灣有10個機場，大陸有54個機場可以兩岸直航，一個星期有828班班機。我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我最初跟國台辦主任王毅接觸時，一周只有120多個班機，時任交通部長的毛治國特別請我跟王毅商量，可不可以加一倍，王毅一句話都沒說，就答應了，所以我一直在關注這個數字。這也代表大陸很重承諾，只要能做到的，都會盡力去實現。

兩岸兩會簽署ECFA很重要，但它只是一個早收清單，必須要有後續談判，才能達到降稅、兩利雙贏的目標，而服貿協議被太陽花學運卡住，對台灣是很不利的。

問：您是馬英九在台大的老師，他2008年當選後即向您請益，您也給了他不少建議，但兩年後您就公開勸馬先生不要為作全民總統，搞得兩邊不是人，請問您現在怎麼看馬英九7年來的表現？

答：我認為目前媒體對馬先生的評價很不公平。作為一個領導人，馬先生365天都在工作，一天工作14個小時，對每一個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這在世界各國領袖中是少見的。

現在評價馬先生，或許太早了些。不過，如果說馬先生有什麼錯，我認為他最大的錯誤是提出「不統」。

我記得2008年4月8日下午他來拜訪我時，我跟他的談話有兩個重點，第一點是國統綱領、國統會必須恢復。第二點是他必須在就職典禮上表明他的競選政見633辦不到，因為金融海嘯來襲，世界經濟形勢很壞。這兩點他都沒接受，尤其，我之後至少還5次勸他恢復國統綱領，他不但未恢復，還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前兩個字就是「不統」。

問：您曾向馬英九表示「監察院是一個能做事的機構」，但社會上一直有廢除監察院的聲浪，請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您認為監察院應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答：監察院是一個很特殊的機構，從前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的機構，但是由於我們有監察院，今天已經有140幾個國家，有監察相關的機構，監察使、監察委員會等等。監察機構一定要有兩個特點，一是獨立行使權力，二是直接接受老百姓的陳情。我在任時，有27個委員，現在只有16個委員，輪流接受陳情都忙不過來，還要到各地接受民眾陳情。

我對於政策錯誤，浪費國家資源，造成嚴重後果，深惡痛絕。但司法對於政策錯誤完全沒有辦法處理，能夠處理的只有監察院，監察院有糾正、彈劾、調查的權力，這些對國家的健全發展至為重要。監察院必須超越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監察委員也不能有個人的喜好。 

問：您曾為國民黨中常委，對於國民黨在去年九合一敗選後，如何重新再起、繼續執政，有何建議？

答：國民黨只要在兩岸方面好好地做，並不是沒有優勢，但兩岸政策要讓民眾有感覺。國民黨要重新再起，第一必須有明確的政綱、黨綱，就是要有願景，要讓黨員知道黨的方向。第二是加強組織訓練，政黨就是希望經由選舉取得政權，因此平日就必須了解在各地有哪些優秀的同志，為下一次選舉儲備候選人，不要再像過去幾年，到選前才臨時抓一個，難怪沒有一個贏的；組織外還要有訓練，讓這些同志有能力向民眾陳述黨的政策及願景。第三是文宣，這次網軍幫柯文哲打勝選戰，國民黨則一直還在傳統的戰法上打轉，我們一定要從傳統的戰法走出來。

問：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您代表台灣與時任大陸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會談，請問您對他2012年出任國家主席後，在對台政策上的表現有何評價？

答：習近平因在福建工作過10多年，跟台商的關係非常好，對台灣的情形相當了解。他最近提出來的對台工作重點要放在「三中一青」上，這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向，我希望他能落實這些目標。

不過，太陽花學運確實讓兩岸關係遭到阻礙。太陽花是苗栗大埔事件、洪仲丘案的連續，他們認為政府都是錯的，馬英九代表政府，所以是強勢，老百姓是弱勢，當然有權反抗。媒體也認為應該幫忙弱勢。公民社會就是要老百姓當家作主，所以柯文哲也提出e-voting，標榜政府治理要聽民眾的意見，其實，政策好與壞，能不能實行，要依賴專家。公民不服從，或稱公民反抗，其實就是變相的革命，說穿了，他們有兩個目的，頭一個要政府滾蛋，第二個是政府不滾蛋，我們就革命。太陽花學生從立法院走出來時，手上拿著「反中」、「台獨」的牌子，這就清楚說明了他們的背景及訴求。

問：台灣民眾對統一似仍有疑慮，您認為問題何在？您以為大陸應如何爭取台灣民心？

答：要爭取台灣民心，第一步當然是要讓台灣民眾感受得到實質好處。大陸在ECFA上確實有讓利，但一般民眾可能沒感覺到，如何讓兩岸經貿合作的實質好處普及到一般台灣民眾身上，需要更細緻地思考、規劃。例如要談虱目魚契作，就一定要到虱目魚產地去，直接與漁民談。

不過，台灣目前台獨的勢力愈來愈大，大陸很可能擔心幫忙台灣，結果讓蔡英文坐收漁利，台灣還是走向台獨，這就賠了夫人又折兵。

另外，要爭取台灣民心，首先需要改變過去的意識形態；大陸外交人員，包括國際組織人員，需要對兩岸形勢有深刻的認知，不要拘泥於過去的意識形態，處處抵制台灣，畢竟兩岸已和解了，大陸的外交政策與對台工作應力求一致。

我相信以中國人的智慧，兩岸問題遲早會解決，只要兩邊都想解決問題時，就是統一的時候到了。

肇始於2005年4月國民黨連戰以黨主席身分率團訪問北京，此趟1949年以來國共/兩岸關係上的創舉，開創了隨後被稱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兩岸互動新階段，至今屆滿10年。

《觀察》月刊策劃於這期（4月號）的篇幅中，針對這個主題略作檢視討論，供各界關切國事的讀者參考，亦秉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用心也。

美國要兩岸「一邊一國」

本文有意指出的一個根本背景，也是筆者在此前若干拙論中曾言及的，即最晚從上個世紀60年代始，或者可說1958年的「金馬823戰」平靜後，美國長期「對中國戰略」下的「對台政策」，其主要的實務操作，便聚焦於「和平演變」蔣氏國民黨一黨獨大的「ROC台灣戒嚴體制」。

它包含兩個重點目標，其一，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反共─冷戰」架構，不容許蔣氏政權在美國主導之與中國大陸敵對的大局下，有自主行動的主張與能力，以避免美國陷於被動地跟中國的衝突（真戰爭）。這是改變或「閹割」國民黨這一個堅稱自己為「救國救民」、「革命民主政黨」的工程。其二，為鞏固長程與周全的美國霸權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台灣最終必須與中國大陸做斷然地切割，那就要促成台灣從實質獨立，向法理獨立「轉型」。台灣要產生與壯大以此一目標為政治訴求/抗爭的「本土力量」，通過在美國指導與保護下的「寧靜革命」、「去中國化」過程，確定台海兩岸維持「一邊一國」的「現狀」。

上述重點，似可概括近50年，包括2005年至今的這10年，台灣「轉型演進」的主軸；即使兩岸關係看似出現了國共共識下正面進展的「和平發展」，但它仍未能掙脫，甚至更為屈從/迎合這個主軸的宰控，兩岸在政治/社會層面的實質距離與精神疏離，因此反而倒退至更趨尖銳惡化。

從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陳水扁勝出，美國卵翼下的台灣台獨政黨終於執政，這是1996年李登輝通過憲改，以台灣全民直接票選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後，台灣政治第二度的「本土化」/「民主化」，「實質台獨」已告完工，並在台灣獲得廣泛的認同。可以這麼說，美國長期經營的「對台政策」，在21世紀的第一年，就結束了蔣氏國民黨與其中華民國。此後的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已經是切割掉自己歷史/血緣的山寨版「異形」。

北京1979年開始正式推動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和平統一，共同合作追求民族復興的運動，但想要與這樣的台灣或國民黨取得互信互助，無異與狐謀皮，現實上幾近不可能。

馬政府未能遏制去中國化

馬英九概括承受了連戰代表國民黨，親赴北京所取得國共初步和解的「紅利」，在2008年壓倒性大勝因家族與親信嚴重貪腐，民心盡去的扁政權民進黨，從而迅速跟北京當局協商簽署了21項兩岸經貿互惠協議，使台灣獲得巨大實利，而得以較安穩地渡過同時期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經濟衰退，這些具體的經濟面效益，也成為馬英九國民黨執政的業績。但是，當我們檢視被海峽兩岸期望的，也是馬英九在爭取2008年總統大位前宣示的主要政見與政治抱負時，即可察覺，李登輝與陳水扁兩朝的「寧靜革命」，與「一邊一國」的「去中國化」路線，並未被馬英九遏制扭轉，甚至反有擴大之勢。

過去幾年，馬政府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歷史的頌揚，與凸出宣傳特定治台日本技師八田與一的功績德政，以及在日本頻繁與升高侵犯中國主權引發的衝突緊張中，做出令人不可理解的親日媚日言行，其中尤以與日本簽訂「擱置/棄守」主權的「釣魚台漁權協議」，以及公然以政府的立場，宣布樂見/支持日本軍力伸入南海，台灣不會「聯中」衛護主權等等自辱自殘的行事為最。馬英九這種自我否定與踐踏的言行，自然引發觀察者的難以理解。

筆者個人的看法是，美國為維護與鞏固它在二次大戰後所斬獲的獨霸太平洋軍事與經濟利益，而有長期對中、對日的戰略。簡言之，即為分化敵對與使之相互制衡，視不同時期的不同情況，彈性調整其對中、日的政策作為，而又以絕不允許中、日發展出聯盟互利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反制美國的情況發生為其底線。

台灣甘為美日制中的旗子

而在台灣問題上，美國與日本皆認知，作為西太平洋的海權霸權國，擁有/掌控台灣是維護此一霸權不可或缺的條件。中國大陸從上個世紀80年代逐步崛起，使美、日都必須慎謀遏制的策略，雙方關係因此從二戰後的勝敗主奴，轉型成君臣雇傭關係，美國以恢復日本二戰前的地位作誘餌/報酬，復活/鼓舞日本的軍國主義幽靈，將日本的殺機導向中國，同時暗示台灣可以重回日本的統治之下。

美國這個如意算盤最大的「賭本」，就是台灣的藍綠陣營。一個是寧願切割自己的歷史與對國家人民的承諾，沉溺於自我麻醉的小朝廷小確幸，徹底喪失骨氣志氣，以賣身投靠為虎作倀、自欺生存之道。一個是靈魂人格乖戾異化，以鄙視仇恨自己的血統/文化祖國為職志，以夢想建立一個非中國，卻是次等美國或日本的「獨立台灣國」，不惜充當反中/制中的第一線馬前卒/砲灰的半失智族群。這樣的台灣，真是絕佳美/日賭桌上的籌碼。

以國民黨跟美日周旋的切身經驗，以及馬英九的出身背景與參政履歷，馬英九不可能對上述種種全然無知無感，否則他就不會在初任國民黨主席後，隨即在中央黨部的外牆，高掛台灣人抗日英烈的巨像了。但是，七年下來，馬英九「無為無能」的表現，坐令因國民黨、因他個人努力而曙光乍現的兩岸關係，在步上正常化、和平發展後，卻出現了狂亂放肆、乖張逆天的土石流，以至走到現今這個地步。

直白以言，兩岸關係在馬英九主政尾聲的2015年，以及明年的2016年，已經重挫而退回起點。我們不認為這是意外或馬英九的心餘力絀，我們認為這仍然是一個戰略的貫徹。這不是兩岸中國人的戰略，而是鴉片戰爭以來，長達200年的帝國主義霸權對中國文明的衝突，萬變不離其宗的拆散中國的明暗圖謀所致。

從10年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再度走到民進黨2016年的篤定輪替上台執政，馬英九的角色意義與歷史定位，亦大白於天下矣。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大學教授)

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12屆3次會議的民革、民盟、台盟委員時，提出了「四個堅定不移」論述。其中，對「九二共識」這一兩岸互動的基礎，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強調「九二共識」對兩岸建立政治互信、開展對話協商、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兩岸關係在經歷了2014年的「小風小雨」之後，未來將向何處發展，成為兩岸各界的共同關切。至此節點，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表明大陸對發展兩岸關係的立場和態度，並對未來發展做出指引，其意義不言而喻。

「九二共識」與國共交流

眾所周知，堅持「九二共識」是國共兩黨互動交往的政治基礎，也是前提條件。正是基於這一政治基礎和前提條件，國共兩黨自2005年4月底連戰主席訪問大陸以來，就開啟了黨際交流。2008年國民黨上台執政，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開闢了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雖然國共兩黨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展開了黨際交流，並取得豐碩成果，但自2014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並不平順，原因固然多元而複雜，但國民黨內部「隱隱約約的雜音」也使得大陸「略感微涼」，這種「微妙變化」雖未到達動搖「九二共識」的程度，卻不能不引起重視。目前國共兩黨雖然均認同並堅持「九二共識」，但需要進一步增進這一共識，夯實這一政治基礎，方能「行穩致遠」；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果雙方的政治基礎遭到了破壞，兩岸互信將不復存在，兩岸政治關係就會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筆者認為，儘管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主要是針對民進黨講的，但也包含著對國民黨的真誠期待。

「九二共識」與民共交流

對民進黨而言，長期以來，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立場，是民共兩黨無法進行黨際互動的根本原因。事實上，民共兩黨均有互動的願望，但問題就卡在「九二共識」和台獨主張。從大陸方面來看，只有通過互動交流，雙方才能建立政治互信，和平統一才有希望。倘若缺乏起碼的政治互信，何來和平統一？

在與台灣民眾建立政治互信的過程中，民進黨不能缺席，僅有國共之間的政治互信是不夠的，這不足以支撐兩岸和平發展走得「穩健而長遠」，並最終邁向和平統一。為此，適時開啟民共交流的大門，增進彼此政治互信，是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應有之義。

大陸領導人曾先後呼籲民進黨放棄台獨立場，回到「一個中國」框架，這些呼籲實際上是向民進黨釋放互動交流的願望和資訊。從民進黨來看，也有與大陸互動交流的意願，但其政治訴求使自身處於矛盾中，一方面有與大陸互動的現實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又刻意與大陸保持距離，擔心與大陸走得太近，而喪失自身主體性。這種矛盾的心態，便決定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發展上，難以邁出實質性步伐。但台灣的民調顯示，多數台灣民眾支持民共互動交流，希望兩黨能夠跨越障礙，共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近幾年來，一些務實派的民進黨人士開始探索打開民共交流大門的途徑，提出了一些新論述。以謝長廷為代表的「憲法各表」論述就是其中之一，該論述是民進黨內部唯一模糊地接受「（虛體）一中」（準確地說，只是接受「一中」的假像）的論述，屬於民進黨內部的新思維派。除謝長廷外，近幾年陳菊、賴清德等重量級人物先後登陸，顯示民進黨內部存在著一股力量，要求積極探索民共互動的新路徑和新模式。

2014年11月，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拿到13個縣市的執政權後，隨即要求執政縣市建立兩岸事務機制，擴大兩岸縣市層面的交流。事實上，民共之間的智庫交流、學者交流、民間對話已經出現，但這些交流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不能解決兩黨之間的根本分歧，原因就在於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使得兩黨缺乏互動的政治基礎。為此，這次習近平重申：「我們始終把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開展交往的基礎和條件，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只要做到這一點，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

反獨≠接受「九二共識」

倘若民進黨意欲打開與大陸互動交流的大門，條件必須是堅持「九二共識」（核心是「兩岸一中」）。在此，筆者稍微展開一點分析，以澄清一個誤區。

長期以來，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一個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即認為只要民進黨放棄台獨，大陸就會與之展開互動交流。事實上，這種理解有問題，因為大陸的底線是民進黨必須接受「九二共識」，而非單單放棄「台獨」。換言之，單單放棄「台獨」，並未達到大陸所設定的條件。產生這一誤區的原因在於，將放棄台獨與接受「九二共識」理解成「非此即彼」的關係。但考察台灣社會的統獨光譜，不難發現，放棄台獨，並非意味著接受「九二共識」。因為放棄台獨和接受「九二共識」之間，並非「非此即彼」的二元論關係。

眾所周知，我們通常用統獨光譜來描述台灣社會不同政治勢力的政治立場和態度。「九二共識」和「台獨」應是這個光譜的兩個端點，在這兩點之間是一個顏色深淺不一的政治地帶，有些政治力量偏「統」，有些政治力量偏「獨」，有些政治力量「不統不獨」。所以，用「二元論」思維方式來分析統獨問題會存在嚴重偏差，這不同於我們通常用藍綠二分法來分析台灣社會（用藍綠二分法來分析台灣社會之所以可行，是因為藍綠兩大陣營是從社會對抗角度來講的）。由於在「九二共識」和台獨之間存在廣闊的中間地帶，所以，放棄台獨，也並非意味著接受「九二共識」（即「兩岸同屬一中」），可能會是既反對台獨，也反對「九二共識」的情形，所謂的中間力量就是既反統，又反獨的政治力量。

從台灣社會的現實來看，既反統又反「獨」的中間力量不僅存在，而且有日漸壯大之勢。因此，在民共互動的政治基礎和前提條件方面，大陸要求的是，民進黨必須接受「九二共識」，而非單單放棄台獨。在台灣統獨光譜中，倘若民進黨接受離大陸底線最近的一個端點（即「一中」），必定意味著放棄離大陸最遠的一個端點（即台獨）；但放棄離大陸最遠的一個端點，並非意味著接受離大陸最近的一個端點。從台灣的現實情況來看也是如此，接受「一中」（或「九二共識」），必定意味著放棄台獨；但放棄台獨，並非一定接受「九二共識」。

當然，倘若民進黨果真放棄台獨，雖然與大陸要求的「九二共識」尚有一定差距，但無疑將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巨大進步。種種跡象表明，要民進黨短期內完成如此大的轉型確實有困難，但問題是，民進黨總得要邁出轉型的步伐，才能逐步完成自身兩岸政策的最終轉型；否則，大陸方面不可能與之建立正式的互動交流。過去如此，未來仍是如此。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