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存在反對派天經地義

香港政爭有西方勢力插手

台灣政黨惡鬥更為嚴重

蘇格蘭的獨立公投已經揭曉，聯合派以55對45的絕對優勢獲得勝利。但在公投前幾天，獨派的聲勢曾一度超越聯合派，震驚了全英國，甚至全世界。

蘇格蘭的民族與歷史皆與英格蘭不同，歷史上很長的時間是各自獨立發展的。聯合王國的肇始可回溯至16世紀，當時的伊莉莎白女王從分裂中統一了英格蘭，使其成為歐洲最富強的國家。然而，她未婚無嗣，逝世前已身兼愛爾蘭女王的她，屬意表親蘇格蘭王詹姆士入繼英格蘭大統。因此，從詹姆士開始，英王不僅是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國王，也是蘇格蘭的國王，加上屬地威爾斯，形成一種共主邦聯的形勢。但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在政治、宗教、法律、經濟等方面仍保持獨立。

1690年代一系列的饑荒，迫使蘇格蘭人民不得不向外尋求出路。1698年，蘇格蘭進行一項龐大的殖民巴拿馬計畫。計畫資金由社會募資，當地有產階級無不傾其所有，總投資約為當時蘇格蘭流通資金的25%至50%。然而，西班牙宣稱已先擁有該土地，派軍將蘇格蘭在當地建立的新愛丁堡摧毀，殖民計畫失敗，為蘇格蘭的經濟帶來致命一擊。

1705年，英格蘭議會通過《外國人法案》(Alien Act)，限制外國出口到英格蘭及其殖民地的貨物量。雖然法案最後被撤銷，但蘇格蘭一半的出口必須仰賴英國，在當時慘澹的經濟狀況下，為避免排外貿易法案的傷害，蘇格蘭議會乃決議商討與英格蘭合併的事宜，寄望合併後可在經貿方面帶來好處。

獨立運動的再起

二戰後，失去了廣大的海外殖民地，使得北英格蘭及蘇格蘭等地的傳統製造業，進入長期的「去工業化」過程，一連串的裁員關廠導致工潮不斷。在風雨飄搖的1970年代，蘇格蘭東北方北海石油的發現與開鑿，為英國經濟帶來及時雨，也使得石油分配的尖銳問題浮上枱面。

蘇格蘭獨立運動的再起，即肇因於帝國的衰落及北海石油的發現。蘇格蘭民族黨（SNP）給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一群抱怨英國「偷走我們的石油」者組成的偏激邊緣小黨。他們譏諷英國為「外來政權」、「偷油的小偷」，這樣上不了枱面的偏激小黨，任誰也沒有將其「蘇獨」主張當成嚴重的威脅。但在英國三大政黨輪流執政失敗的空窗下，大批原本工黨的死忠支持者轉向支持SNP，使其一躍成為蘇格蘭自治議會的最大政黨。

蘇格蘭獨立的主要論點包括：（一）石油：蘇格蘭只佔1%的歐洲人口，卻占了20%的歐洲天然資源，90%的英國北海石油。這是巨大的經濟誘因。（二）政策：許多統一的法令政策，未考量到蘇格蘭的實際需求，所以，蘇格蘭應由自己治理。例如全國統一標準的冬季津貼未考量蘇格蘭較寒冷的冬天。（三）民情：英格蘭人較強調資本主義導向（如保守黨），蘇格蘭人較支持社會福利與社會主義政黨（如工黨）。

綜言之，蘇格蘭人認為，只要「擺脫了英國」，獨享北海石油財富的蘇格蘭，將是全球最富有的小國，可推動各式社會福利，例如提高最低工資，學費與看病「全部免費」。獨立簡直成了穩賺不賠的事業。

獨立小國優劣分析

很多國家面臨小邦獨立的挑戰，目前歐洲就有29個分離主義地區。包括法國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等，可見歐盟雖還在持續發展，分裂的力量也逐漸增強。那麼，成為「大國的一部分」，還是做「獨立的小國」較為有利？

首先，獨立小國的資源通常較為匱乏，大多仰賴單一資源或單一經濟活動。例如科威特與蘇格蘭擁有豐厚的單一石油收入；盧森堡仰賴避稅活動，巴拿馬仰賴運河收入，如此，在國際經濟波動的情形下，小國缺乏其他能耐以分散風險，特別容易受到經濟傷害。

其次，獨立小國的市場規模較小，產業難以達到規模經濟。除少數高度集中、仰賴國際市場的單一產業，其餘產業，包括公共服務均有效率差的問題。因此，小國必須更依賴國際貿易達到物資的平衡。

再者，小國缺乏安全縱深，也缺乏話語權和國際份量。賴以生存的戰略資源與可以自保的手段又少，當一場衝突襲來，小國往往首先受害，淪為附庸，難以自主選擇國家的方向與外交戰略。

事實上，在18-19世紀，高關稅與戰爭是常態，小國的存活極其艱難。法國政治家Garnier-Pages(10803-1878)在1843年批評葡萄牙與比利時「這樣的小國存在是極為可笑的，因為他們都太小，以至於經濟安全上能否存活都不無疑問」。因此，18至19世紀的歐洲是小國併入大國的時期，以尋求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例如普魯士於1871年完成25個日爾曼邦國的合併，1861年撒丁尼亞王國完成義大利諸城邦的統一，法國、荷蘭等國家也都在此期間積極經營殖民帝國，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國家。而近代歐盟也是戰後盧比荷三小國首倡成立的。

英國在1707年合併蘇格蘭，1800年合併愛爾蘭，較歐洲列強更早完成了聯合。在英倫三島的內部矛盾得到調和後，國力大增，自此轉而向外積極擴張，成為世界性的霸權。原先蘇格蘭小國寡民，地域發展又極不均衡，整體經濟實力遠遜於英、荷、法等國，雖曾竭盡全力，卻無法獨自參與大航海時代的海外殖民拓展。聯合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讓蘇格蘭人擁有獨特地參與並分享世界最強大殖民帝國的政治與經濟的機會，並透過帝國走向世界。

據統計，大英帝國的海外總督大約有三分之一是蘇格蘭人，近期的英國首相希斯、布萊爾、布朗等也都出身蘇格蘭。可以說，合併之後依託英國的繁榮穩定，創造出蘇格蘭獨特的理性、平等與科學的新文明，對人類社會影響深遠。

獨立與統一的決定因素

根據前述，此次支持蘇格蘭獨立的真正原因，乃是由強大的社會差異與經濟誘因所撐起來的獨立意識。小邦要能順利獨立，必須立刻解決市場規模的損失，以及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的風險。換言之，蘇獨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立即進入歐盟與北約。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失敗，追根究底，正是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最後嚇阻了冒進的選民。例如：英國政府一再警告獨立前景所繫的北海石油可能很快枯竭；歐盟明白表示，即使蘇獨成功「也無法留在歐盟」，必須透過複雜的程序重新申請；英國也拒絕未來與蘇格蘭貨幣聯盟，意味著無法繼續使用英鎊。再加上獨立的經濟風險可能導致資本外逃與大量失業，再加上英鎊可能的巨幅貶值，對彼此的經濟前景都是災難性的毀滅。

激情的民族主義這次沒有在蘇格蘭獨立公投上扮演主要角色，相反地，獨立的成本與風險都被理性地經濟計算。這也許預示著在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民族主義的激情將會褪去，更何況獨不獨立並不妨礙蘇格蘭作為一個獨特的實質存在，也不影響社會的發展與成功。在這樣的前題下，理性的經濟計算，自然成為繼續結合的重要理由。

(作者係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扣人心弦的蘇格蘭公投終於落幕，結果統派獲勝。倫敦政府解除了燃眉之急，拊掌稱幸，不在話下。與英國有關的美國、歐盟、北約、國際金融市場等也都鬆了一口氣。非僅如此，與蘇格蘭毫無瓜葛的各國分離勢力，對蘇獨未能成功雖不無遺憾，但也深感鼓舞，覺得蘇格蘭公投是一個好榜樣。

公投帶給英國諸多麻煩

無論蘇獨公投結果如何，蘇格蘭都贏，英國都輸，差別只在小贏大贏，輸多輸少而已。何以如此說？首先，為了爭取蘇格蘭留在英國，卡麥隆在公投前承諾，如果蘇格蘭不出走，政府將下放更多權力。事實上，1997年英國通過擱置了近20年的《蘇格蘭法》及《威爾斯法》，實施了權利下放。該二法已讓蘇格蘭取得許多權利，有自己的議會，可對個人所得稅做3%幅度的調整，可在授權領域制定獨立的法律等等。現在為了兌現承諾，卡麥隆勢必得進一步在財政、經濟、社福上對蘇格蘭釋放更多權利。英蘇談判馬上就要啟動，明年初就會有協議。

其次，在上述情況下，不僅威爾斯、北愛爾蘭要求倫敦當局援例將權力下放，英格蘭地區也有如此要求。保守黨內部不滿卡麥隆對蘇格蘭讓權太多，迫使卡麥隆表態，未來英格蘭也將獲得權力下放，像蘇格蘭一樣掌握自己的法律、稅制和衛生等議題，擁有自己的「第一大臣」，享有「自治權」。甚至主張未來英國國會下議院中，討論到英格蘭議題時，應該只有來自英格蘭選區的國會議員有權參與投票，但這又會引起蘇格蘭工黨議員的反彈。總之，情勢一片混亂。照這樣發展下去，英國的體制將根本改變，英國將從單一國制度往聯邦制轉移，中央權力勢必削弱。

說蘇格蘭是贏家，是因為如果公投過了，獨立如願以償；說未過也贏，是因為許多蘇格蘭人都意識到，獨立其實冒著很大的風險。獨立後，蘇格蘭免不了經濟動盪，英國不同意蘇格蘭繼續使用英鎊，銀行與外資放話要撤出蘇格蘭，歐盟、北約、美國擔心蘇格蘭獨立削弱英國實力，會波及到它們，因而對蘇獨持反對態度，而北海油田又能開採多少年呢？最終理性戰勝感性，蘇格蘭人選擇留下。留下雖與獨立夢相違，但卻少了風險，並獲得更多的自治權。

美國與歐洲國家不支持

卡麥隆這次偷雞雖未失手，但也少了許多米。對這步險棋，英國的友邦顯然都不以為然。別看西方這些國家打著各種旗幟，如自決權、人權等，對東歐、前蘇聯、中國等地的分離運動頻頻插手，甚至軍事介入支持(如對前南聯)，但一旦輪到它們自己碰上同樣的麻煩，態度可就完全不一樣。

西方國家內部不乏主張分離主義者，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巴斯克，法國的科西嘉、義大利的北義聯盟、加拿大的魁北克等，甚至連美國內部的若干州，如德克薩斯，也都有分離運動。對這些分離運動，西方國家立場一致，全力反對杯葛。

卡麥隆是西方國家領袖中的一個異數，居然同意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其實這並非因為他具有民主素養，而是卡麥隆原來認為蘇獨尚不成氣候，與其等其成了氣候，被迫舉行公投，不如提前舉行，釜底抽薪。哪知道情勢變化出人意表，險些陰溝裡翻船。其他西方國家打壓內部分離運動本來就不遺餘力，有了英國的教訓，反對立場當更不會動搖。

蘇格蘭公投效應擴散

蘇格蘭公投引起各地分離運動興奮莫名。據報導，公投前有29個歐洲與北美的分離運動組織齊赴蘇格蘭觀摩，簽署共同宣言，聲稱它們也有權自辦公投。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獨派份子決定效法，不顧馬德里當局的反對，要在今年11月9日舉行公投。

台灣獨派對蘇獨公投的關注，當然也不例外。不過因為年底選舉逼近，民進黨內部又有「凍獨」之聲，所以選擇比較委婉的方式表達。蔡英文表示，「這場公投的過程和結果，體現了民主的價值；給台灣最大的啟示，就是唯有更成熟的民主，才能確保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確保台灣的安全與利益。」弦外之音還是支持台灣公投。

香港泛民主派拿蘇格蘭公投做文章，讚揚英國民主，中國反民主。台灣朝野兩黨也在香港問題上表態。8月31日北京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普選的決定揭曉後，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山會報」強調，「民主與法治是台灣人民的核心價值，與長期以來追求的目標，我們會持續關心香港情勢的發展，同時表達我們對香港人民追求民主法治的支持。」蔡英文則在臉書上指出，「當前香港正遭逢數十年來少見的政治衝擊，人民一直希望能落實民主改革的普選，最終仍被施以重重限制，這個結果，讓人非常遺憾。」呼籲北京與香港當局，尊重、接納並積極回應人民對「真普選」的要求，民進黨將繼續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追求。

事實上，港獨打著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反對要求候選人具備「愛國愛黨」的條件，威脅「占中」，跟當年台獨打著「本土化」、「民主化」的訴求爭取組黨，實現台獨願望的本質是一樣的。蔡英文也承認太陽花事件期間，許多香港年輕人到立法院來，跟台灣的學生們站在一起。太陽花領頭學生也積極與港獨青年領導人聯繫，交流經驗，兩獨合作匯流的情勢明顯。

不可能在台港複製

蘇獨公投有其特殊性，複製的可能性甚小，在兩岸三地更是等於零。

首先，在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締約，由君合國走向政合國之前，蘇格蘭已有900年左右獨立的歷史，英蘇之間在歷史上打打殺殺無數次。套句台獨人士愛說的話「蘇格蘭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300年後蘇格蘭想公投獨立，沒有什麼不合理。反觀台灣、香港，歷史上一向就是中國的領土，因戰敗而被割讓。回歸中國版圖，何來公投獨立之權？

其次，當年英蘇合組聯合王國，正是英國國力鼎盛之時，英蘇能盡棄前嫌，合而為一，就是因為蘇格蘭意識到，只有搭上英格蘭巨鷹之翅，蘇格蘭才可以享受到號稱日不落國的榮耀與經濟利益。今天所以鬧分家，也正是因為大英帝國已經不再，聯合王國只是一個中等強權，留在裡面好處有限。但即使如此，在精打細算之後，蘇格蘭還是決定留下。

反觀中國大陸正以巨龍之姿，快速崛起，為了經濟利益，世界各國都爭先恐後，競相走進中國，台港分離勢力何能逆其勢而行？

再次，北京面臨內部數個分離勢力的困擾，除台獨、港獨之外，還有藏獨、維獨、蒙獨。對任何一股分離勢力鬆手，必將引起其他分離勢力的效尤。加上美、日、英等國的從中撩撥，若不站穩立場，後果恐難以收拾。北京豈能鬆手讓這股逆流壞了其崛起的勢頭？2005年針對台獨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今年8月底針對港獨的《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表明了北京對分離勢力的絕不妥協。因此，台港兩地獨派想複製蘇格蘭式的公投，絕無可能。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

今年3月，熱播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的大結局裡，女主角為鼓勵患重病的男主角要堅強撐下去，對著他說「明年我們去張家界看落葉」。這句浪漫台詞讓觀眾掉下眼淚，同時讓張家界衝上熱搜第一。

據報導，每年至少有超過20萬韓國人到張家界看山。張家界除了有很多山，還喊出「送父母來張家界看山，是一趟盡孝之旅」，讓張家界成為韓國人到大陸旅遊的首選。

今年9月在長沙舉行的第17屆湘台會即在張家界舉辦了專題活動，分享該地的發展成果。

搭高山纜車隱身山水畫中

張家界位於湖南省西北部，境內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是天然的綠色海洋，避暑勝地、健康氧吧。坐擁世界自然遺產、大陸第一座國家森林公園、首批5A級旅遊景區。有夢幻仙境武陵源、武陵之魂天門山、雲天飛渡大峽谷，天空之城等景區景點300多個。

武陵源景區是好萊塢科幻電影《阿凡達》和古典名著《紅樓夢》、《西遊記》等實景拍攝地。景區內有「世界第一梯」百龍天梯，這部戶外玻璃觀光電梯緊貼崖壁，運行高度300多公尺，運行速度每秒5公尺，只要一分鐘咻一下，就能從山下到達山頂，被譽為「世界上最高、運行速度最快、載重量最大的電梯」。

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也是必遊。天門山被譽作「湘西第一神山」，曾入選網絡平台「2024全球100必打卡景點」。天門山有全長7455公尺，水平高差1279公尺的高山索道纜車。單程一趟約30分鐘，遊客即可從現代城市直接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很有「一步登天」的感受。在纜車裡望向窗外變化萬千，會感覺自己隱身在壯麗的山水畫中。

天門山傳奇核心景點「天門洞」，驚現於天門山海拔1300公尺峭壁上，世界特技飛行大師、俄羅斯空軍勇士、法國冒險家蜘蛛人都曾在此創造奇蹟。另幾處被稱為東方「天空之路」的玻璃棧道，建在海拔1430公尺高峭壁上，雖然只有幾十公尺長，但腳踩懸崖上還是十分刺激。

走人行玻璃橋如漫步空中

張家界大峽谷有世界最高、跨度最長、凌空建在峽谷兩側峰頂上、氣勢恢弘的雲天渡－人行玻璃橋。整座橋長430公尺，寬6-15公尺，橋面由100塊全透明三層鋼化玻璃加上兩層夾膠鋪設而成，玻璃厚度約5公分，每塊玻璃承重至少40噸。橋面距谷底300公尺，站在透明的玻璃上俯視危岩險谷，走起來則如漫步空中。玻璃橋是世界首座斜拉式的高山峽谷人行玻璃橋，很多國家模仿建造，但未能超越。

張家界除了風景夠硬，旅遊服務管理也夠強。為因應年年攀升的的遊客，維護「國際張」金字招牌，景區監控人流，有效分流高峰期人潮；執行「有問必答、有難必幫、有訴必果」等「三個必須」服務遊客，期望每個人都玩得放心、舒心、開心。

現代文旅流行「場景＋文化＋體驗」，張家界民宿業者與時俱進，提供「情緒價值」服務，精心建造多款房型，滿足遊客「躺在床上看雲海日出」、「打開酒店窗戶手捧第一場初雪」的需求。今年十一假期，還推出非遺文化展演與體驗活動，展示土家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讓遊客沉浸式感受先民狩獵、耕作的古老生活景象。

孫開華故居見證民族自信

張家界不只展現中華地理風光，位於慈利縣的「孫開華故居」還見證了中華民族的尊嚴與自信。

孫開華1840年生於慈利，是晚清抗法保台的名將、中國近代史100位民族英雄之一。他16歲投身湘軍，因作戰勇猛升任總兵，33歲組建「擢勝軍」，屢建奇功。1884年法軍侵占基隆港，進攻淡水，孫開華奉命駐守，他嚴整軍紀修建炮台、招募鄉勇，積極備戰。在淡水戰役中成功擊退登陸法軍，取得「淡水大捷」，粉碎了法軍海陸夾擊淡水的圖謀，更重要的是，守住了台灣北部門戶，使中華領土得以保持完整。

孫開華及其擢勝軍與台灣關係密切。位於淡水中正東路上的「湖南勇古蹟園」內有湖南勇古墓6座，碑首刻有「擢勝左營」字樣。淡水地方人士為感念當年守台戰死的勇士，希望能重現歷史價值，在1998年將「滬尾湖南勇古墓」公告為市定古蹟，之後在地方耆老民代等協助下，2020年修復成為「湖南勇古蹟園」，並對外開放。

張家界累積至今的境外客源地廣達183個國家和地區，2024年接待的入境遊客近200萬人次，「張家界山上『長』滿了老外」成為網路熱議話題。雖然境外客源地及遊客數持續增長，但為分享兩岸旅遊資源，張家界於今年9月舉辦「山盟海誓・情融兩岸」首屆海峽兩岸（湖南）旅遊高品質發展大會，希望兩岸業者能把握商機，共同為兩岸融合發展盡一份心力。。 

楊泗洪在130年前乙未抗日時犧牲，其故里江蘇省宿遷邀請了兩岸學者辦紀念活動。筆者造訪發現，大陸雖在基礎建設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文化建設則有待成長。兩岸應合力講好楊泗洪抗日的故事，步出歷史傷痕。

2025年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人民乙未抗日130周年紀念。在日寇發動「九一八」入侵東北這個特殊的日子裡，筆者受江蘇宿遷歷史文化研究會邀請，參與出身此地的抗日名將楊泗洪的生平事蹟展的開幕和相關座談，因楊泗洪奉獻了他的生命於筆者故鄉嘉義大林。

大林，清代稱「大莆林（大埔林）」。楊泗洪為國捐軀後，其部下依劉永福《抗日盟約》：「臨陣亡者，必須先搶屍暫為收斂」、「陣亡者查明籍貫，家人必為資運」。遂由楊泗洪的女婿陳金華扶柩回台南，嘉義民眾，無不擁途祭吊，揮淚致哀。靈柩安葬在宿遷縣城南東關的西堤下，京杭大運河之畔。楊公墓墓前楹聯有：「沂泗如襟，黃運如帶，橫貫十三州，獨立中流如砥柱。摧秦有項，敗倭有楊，上下兩千載，同生一地兩英雄。」如今此地已列為東關口歷史文化公園，附近有紀念另一鄉賢楚霸王項羽的「江蘇項王故里景區」。

上海曾支援台灣的抗日

宿遷市位於江蘇省北部，在大陸交通大動脈─京杭大運河及黃河故道流經之處。台灣國中地理課本說道，江蘇全省大小湖泊遍布，加以千百年來不斷開築，如今渠道縱橫、密如蛛網，有舟楫之利，以「水鄉澤國」、「魚米之鄉」享譽天下。1128年黃河奪淮入海後，流經蘇北的淮河成為南船北馬、南稻北麥的地理分界。

由於筆者只安排兩天緊湊的行程參訪，9月18日上午落地上海浦東機場後，選擇高鐵前往宿遷，回程也藉此到上海以搭機返台。如此除可驗證上述的自然人文景觀；也可在睽違28年踏入神州大地後，見證大陸在基礎建設方面的進步。為了考察與楊泗洪相關的抗日史蹟，筆者從機場搭乘磁浮列車，轉計程車來到黃浦江西岸上游，俗稱「里灘」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遺址。該局簡稱上海機器局，由淮軍領袖李鴻章於1865年創辦。它和上游外灘的輪船招商局（李鴻章在1872年創設），為中國自強運動的重要建設。

在淮軍將領劉銘傳擔任台灣首任巡撫，建設鐵路的同時，台灣的商務局委託輪船招商局旁的美商旗昌洋行，購置斯美（Smith）號等輪船，開辦了上海和台灣之間的航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朝鮮局勢緊張，台灣包括楊泗洪在內所屬的各防營應用軍械等件，均由斯美號等船隻，逐日由上海江南製造局陸續運往台灣，包括格林快砲（Gatling gun）。而在乙未抗日時犧牲的楊泗洪遺體，也經由斯美號輪船運往上海，再走水路的京杭大運河回到故里安葬。里灘於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轉型為以工業遺跡為核心的文化博覽區後，黃浦江岸的工廠逐漸退至內陸，空氣清新許多。

基礎建設下的民族傷痕

中午從上海高鐵站，搭上和諧號CRH380D型電聯車，開始體驗大陸的高鐵行程。去程的京滬通道（上海到北京）走的是京滬高速鐵路的輔助通道─連鎮客運專線，即從長江南方的鎮江市，連接蘇北的連雲港市鐵路。而回程的沿海通道跨越沿海多個省市自治區，列車走的是徐鹽及鹽通客運專線，即從蘇北的徐州經宿遷連接靠海的「鹽城」市與長江北方的南通市。兩者屬於2016年7月經大陸國務院批覆的中國「八縱八橫」高鐵網中的兩縱，完成於2020年左右，時速在200 - 299公里之間。兩者經過的五峰山長江大橋及滬蘇通長江公鐵大橋，創新了世界橋梁和中國橋梁建設的多個紀錄。

和諧號從上海高鐵站出發後，所走的京滬高速鐵路大致在1908年開通的滬寧（上海到南京）普速鐵路路線旁開築，經過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北轉至五峰山長江大橋。回想日寇在1937年11月8日，從杭州灣登陸金山衛後，沿著滬寧鐵路的上列城鎮一路燒殺擄掠，直到攻陷南京，發動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30年前楊泗洪也為反抗日寇侵台，自願留在寶島抵禦日軍。

探訪楊泗洪抗日事蹟

楊泗洪，字錫九。日據時期1919年元旦的《台灣日日新報》稱他是劉永福旗下的部將，嘉義人尊稱為「楊統領」，是乙未時的抗日勇士。「統領」是明、清兩代的武將官銜。一般統率千人以上才有此稱，約等於旅長、師長等級。因楊泗洪作戰勇敢，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加上楊統領的軍旗是黑色的，所以他有「黑虎將軍」之稱。

光緒11年（1885）劉銘傳接任台灣巡撫，因練新軍，仰慕楊泗洪的為人，禮聘來台，授以遊擊（少校）官銜負責教練。為了充實台灣的兵力，劉銘傳開始於勇營的「營」（編制500人）之上設「軍」，並委任楊泗洪返鄉，在宿遷、海州（今連雲港市）一帶招募壯勇各三營，帶到台灣編為「鎮海」練軍。經過他精心訓練的兵勇，軍紀嚴明，具有較強的戰鬥力。1891年劉銘傳離台，邵友濂任巡撫，將楊泗洪降為練軍幫帶營官，官銜都司（上尉）。

1895年乙未，清廷戰敗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天皇簡派原本要去攻北京的北白川宮親王，親率日軍近衛師團（天皇的御林軍）征討台灣。駐守台南府城（今台南市區）的台灣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起用楊泗洪，將其官銜升為副將（上校），統領鎮海中軍正後營及安平礮台，駐府城外。8月28日，彰化失守後，劉永福派副將楊泗洪統屬鎮海中軍正後營、前軍右營、武毅右軍右營及格林快砲隊，赴前敵援攻。

楊泗洪率軍北上後，先在今嘉義市所在的嘉義縣城駐軍。當他探知日軍在大莆林幹下強姦婦女等暴行後。對軍隊精神喊話：「誰無父母，誰無妻女，誰無家園，誅台父猶如我父，戮台母猶如我母，辱台女猶如我女。」乃率軍連夜趕路，在陽曆9月4日中元節，和雲嘉客家抗日義首簡精華（簡義）並肩作戰。簡精華部下有抗日三猛之稱的柯鐵虎（柯鐵）、林少貓（林義成），及客家抗日三秀才之一的徐驤。在這第一次大莆林戰役中，日軍被趕出嘉義、雲林，創下中日甲午戰爭開戰以來少見的大捷。

10月3日中秋節過後，北白川宮親率一萬餘日軍捲土重來，來自蘇北水鄉的楊泗洪利用大莆林境內遍布水田、溝渠、埤塘的特點，及各村周圍竹林密接的條件，引日軍深入。雙方激戰多日，楊泗洪不幸中了日軍埋伏死亡。劉永福隨後內渡大陸，希望早日強大祖國，光復台灣。

1945年，在抗戰期間曾參加過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和楊泗洪同籍的國民革命軍第70軍中將軍長陳頤鼎，奉命於10月17日率領直屬部隊和國民政府駐台官員，赴台擔負受降重任，告慰了楊泗洪的英靈。1968年，內政部頒給楊泗洪的褒揚令道：「誓保國土，奮起抗敵」、「抗敵守土之精神，足堪矜式」、「准入祀其原籍省縣忠烈祠以慰英靈」。2015年，楊泗洪的抗日事蹟，入選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台灣同胞抗日史實展」；而新建成後的楊泗洪墓，已成為宿遷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楊泗洪將軍的英名，與甲午戰爭殉難的鄧世昌、左寶貴等民族英雄一樣永垂青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是近代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徹底地洗刷外來侵略恥辱、重塑世界大國地位、開闢民族復興前景的重大標誌；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粉碎軸心國邪惡勢力，建立戰後世界和亞洲國際秩序的典型象徵。

台灣光復構成中國版圖

近代以來，中國邊疆危機日甚，主權和領土完整屢遭破壞，其中收復台灣和澎湖就成為中國在抗戰中最堅定的主張。1936年7月，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時直接指出：「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全面抗戰爆發後，光復台灣成為全國各界的共識。

1940年4月，董必武與張瀾、許德珩等28位各黨派人士，在國民參政會聯名提出《策進台灣朝鮮革命使敵益速崩潰案》，「我與敵為交戰國，應即宣布馬關條約無效，認台灣亦在應收復之失地範圍。」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表對日宣戰布告，「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布告。」這意味光復台灣和澎湖已成為抗戰標誌性成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國政府即公告：依照規定，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本府即將派行政及軍事各官吏前往治理。10月25日，陳儀將軍代表中國政府在台北公會堂接受駐台日軍投降，並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雖然兩岸出現分離的狀態，但作為國際法主體的中國並未分裂為兩個，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國際法地位並沒有任何改變，這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權和版圖的基本樣貌。

台灣光復標誌國際秩序

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逐步形成，中國收復故土失地的主張成為同盟國的共同立場。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分別在重慶、華盛頓、倫敦同時發布《開羅宣言》，宣布「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後來蘇聯參加的《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同年9月，日本當局簽署《日本投降條款》，承諾「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在中國政府宣告「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後，沒有國家對此結果提出異議或反對，使之成為亞洲結束戰前舊秩序、開啟戰後新秩序的標誌。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承認新中國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得到確認。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183個國家，都在涉及台灣地位的問題上給予過明確的政治承諾。可以說，一個中國原則的確立，既是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內容和標誌，又構成當今台灣定位的國際法基礎。

「主權—霸權」聚焦台灣問題

台灣光復被納入中國的主權範疇是戰後秩序的體現，但美、蘇借助「雅爾達協定」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劃分勢力範圍，而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打破了美蘇圖謀，美國利用朝鮮戰爭介入國共鬥爭，並將陣營對抗枷鎖置於中國，造成台灣問題的形成。之後，美國為鞏固其霸權擴張，不斷強化台灣當局的角色地位，對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1972年中美關係出現轉圜，「主權—霸權」矛盾有所緩和，但台灣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冷戰結束後，美國出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考量，不僅將台海局勢與其單方面構建的地區秩序掛鉤，而且將台灣問題作為對華博弈的籌碼。近些年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立場日漸空洞化，甚至以言行實質性否定對華政治承諾。正是由於美國出於霸權私利而策動台灣問題的性質發生轉變，使之從中國的內政問題演化為中美之間的矛盾問題，企圖利用戰略形勢的變化，架空甚至推翻台灣光復作為戰後秩序的實質，這是造成當前中美關係及台海局勢持續緊張的原因，而島內台獨勢力也利用中美戰略矛盾的持續與深化，而與外部勢力勾連。

需要看到的是，中美在台海的力量質逐漸走向均勢，這意味著美國霸權越來越難單邊塑造和維持秩序，其在冷戰後所主張「不統不獨不武」的台海局面正在走向解構，維護涉華戰後秩序的責任越來越依靠中國。

解決台灣問題能維護秩序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的變局，一方面全球和區域各層次大國間的權力關係不斷變動，局部的舊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戰後秩序仍是確保世界總體形勢和亞洲區域穩定的關鍵要素，反對世界大戰仍是各國的共識。在此變亂交織的複雜局面下，中國作為世界秩序主要的參與者和塑造者，就必須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才能在亞洲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有效確保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周邊安全環境的總體穩定。

「統則強、分必亂」是一條歷史規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既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也是對於涉華戰後秩序正本清源之舉。台灣光復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抗戰的成果和歷史榮耀，在面對新時期更大的霸權時，我們不僅要維護這一成果，更要通過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塑造有利於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秩序條件，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慶齡的一生有許多光榮偉大的事蹟，作為一名長期在黨外工作的同志，她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中做出很多重要貢獻。她始終不渝地以民族解放大局為重，力促國共第二次合作，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愛國人士的抗日救亡運動，並團結海外僑胞共赴國難，協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展，同時也對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卓越的歷史貢獻。

堅定信念力促國共二次合作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這一決定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宋慶齡展現出卓越的政治遠見。她與何香凝、柳亞子等著名愛國人士率先簽名回應《八一宣言》，堅定支持瓦窯堡會議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與此同時，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也有所鬆動。蔣介石通過多種管道嘗試與中共建立聯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委派宋子文與宋慶齡溝通。1935年末受蔣介石委託，宋子文請宋慶齡協助向中共中央轉達，國民黨方面關於重啟談判、重建兩黨合作的意願。這一歷史性舉動，為後續國共兩黨接觸埋下了重要伏筆。宋慶齡和宋子文商議，決定請董健吾前往陝北。他是宋子文在聖約翰大學的校友，當時正以牧師身分在上海從事中共秘密工作。

宋慶齡既堅持原則立場，又展現靈活智慧，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段歷史充分展現在民族大義面前，愛國人士超越黨派分歧、共赴國難的高尚情懷。可以說，宋慶齡為國共合作抗日立下了頭功。她的這種破冰之舉，完全是基於對國家前途、民族安危的考慮，以及對共產黨的信任。就這樣，宋慶齡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推動了國共兩黨中斷近十年的聯繫重新建立。

深明大義推動抗日統一戰線

面對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宋慶齡率先發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代強音。她旗幟鮮明地主張「全體武裝總動員、全體人民總動員」。1936 年11月10日，宋慶齡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時，進一步提出建立國際國內「兩個統一戰線」的構想。在營救「七君子事件」中，宋慶齡再次強調：「救國會是不反對政府的；它也不袒護共產黨；它要促進全國人民不分政治信仰、黨籍不同的區別，以成立聯合戰線，從事民族解放戰爭。」這一立場說明她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了更清晰、深刻的認識，為全民族抗戰的形成做出思想貢獻。

宋慶齡堅定地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其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她力主恢復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聯合部分國民黨人士提交相關提案。這些主張與後來中共在國共合作宣言中強調「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的立場高度契合，充分彰顯了宋慶齡的政治遠見。她還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以幫助各階級、各政黨和政治勢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團結起來，共同抗日。

堅定立場抵制破壞統一戰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確立後，宋慶齡堅決擁護和支持統一戰線的發展，並堅決抵制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宋慶齡發表了《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旗幟鮮明地支持團結抗戰的立場，總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歷史教訓，並語重心長地告誡兩黨，要珍視來之不易的團結局面。

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並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宋慶齡隨即撰寫了《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抗戰到底》一文，從戰略高度提出堅持抗戰的七項具體主張，充分展現了一位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這一時期，宋慶齡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既堅定維護統一戰線的大局，又對破壞團結的行為保持高度警惕。她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和實踐活動，不僅在當時產生重要影響，更彰顯了愛國主義者在民族危難關頭的責任擔當。這些歷史經驗深刻啟示我們：在國家民族利益面前，必須超越政黨分歧，團結一致共克時艱。

身體力行發動支持抗日戰線

眾所周知，宋慶齡與蔣介石在政治理念等許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在民族存亡之際，她以大局為重，對蔣介石領導的抗戰給予正面評價和必要支持，充分體現了一位愛國者的寬廣胸懷，也充分說明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她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發動社會各界積極擁護和支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方面，作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宋慶齡在團結中間力量方面充分發揮了獨特作用。1936年，她全力支持沈鈞儒、鄒韜奮等發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物質和精神上給予重要幫助。許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將她視為精神領袖，尤其是在「七君子事件」後，宋慶齡與何香凝等愛國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不僅成功營救了被捕的愛國民主人士，更提升了她在社會各界中的威望。這種特殊的政治影響力，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重要支撐。

另一方面，宋慶齡憑藉其國際視野和影響力，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做出了突出貢獻。她發起成立並擔任主席的「保衛中國同盟」，成為連接中國抗戰與國際援助的重要橋樑。1939年7月，她發表了《展望戰後—抗戰紀念日致美國友人》，向國際友人表達對抗戰形勢的樂觀態度。她指出，「如果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沒有我們的兩大政黨的合作，沒有我們的軍隊與民眾抗日運動的結合，以及對日本侵略的堅決抵抗，我們的民族革命發展是不可能的。」

此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旗幟下，宋慶齡與姊姊宋靄齡、妹妹宋美齡共同亮相政治舞台的場景，成為抗戰時期最具象徵意義的政治景觀之一。儘管三姐妹在政治立場和個人志趣上存在顯著差異，但民族危亡的歷史時刻使她們超越了個人分歧。據《宋慶齡年譜長編》記載，僅從1940年3月末到5月初的40天裡，三姐妹在重慶、成都等地，共同參加的抗戰活動就多達30餘次。她們生命中的短暫相聚，既有家庭層面姊妹情深、團結合作的因素，也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作用，更生動詮釋了「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民族大義。

積極發聲增強民族抗戰信心

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打敗日本侵略者寄予無限希望。在抗戰初期，儘管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使中國軍隊在戰場上遭受挫折，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援。宋慶齡敏銳地認識到，這種政治上的團結，比單純的軍事勝利更具戰略意義。她在對美國民眾的廣播演講中，滿懷信心地指出，中國人民的團結抗戰必將取得最終勝利。

正是因為宋慶齡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重要貢獻，她在國內外舞台上聲望極高，當之無愧被稱為「國之瑰寶」，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歷史證明，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信念和不懈努力，為中國抗戰的最終勝利做出了特殊貢獻。她以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看到了統一戰線所蘊含的巨大力量；以愛國者的赤誠之心，凝聚起全民族抗戰的磅礡偉力。這種超越黨派立場，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為重的政治品格，至今仍給我們深刻的啟示。在新時代的征程上，我們紀念宋慶齡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貢獻，更要繼承和發揚她的愛國主義精神，堅持大團結大聯合，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彙聚起更加磅礡的力量。

（作者係北京中華文化學院教授）

2023年10月，加薩邊境和以色列屯墾區交界處，爆發大規模以巴衝突。由哈瑪斯領導的武裝團體，炸毀了邊界圍牆和哨所之後，侵入以色列屯墾區並大肆屠殺居民。事後，以色列展開報復性空中轟炸，並進行地面清剿哈瑪斯武裝團體的行動。針對哈瑪斯建構的500公里長地下隧道和通風井等設施，以色列國防軍（IDF）派出地面部隊和各型裝甲車輛進行地道破壞任務，並鎖定哈瑪斯領導人辛瓦。

馳車4型主戰車

以色列國防軍的馳車4型主戰車(Merkava IV)，出現在加薩邊境。馳車4型從2001年開始量產，2004年起進入以色列陸軍服役。馳車系列主戰車是以色列陸軍依據歷年戰場經驗而研發量產，和其他國家的主戰車相較，馳車系列改採前置引擎、後置砲塔的布局。砲塔內有車長、裝填手和發射手，底盤前方有駕駛員，底盤後方空間可乘座6名步兵，堪稱結合主戰車（MBT）和步兵戰鬥車（IFV）的產品。目前，服役中的馳車系列計有1-4型，而馳車5型（Merkava V）尚處於研發階段。

防護方面，馳車4型是由馳車3型改裝升級而來，駕駛員視野較為寬廣。砲塔正面和側面均安裝傾斜爆炸反應裝甲（SLERA）。該型裝甲的裝藥量較一般爆炸反應裝甲（ERA）少，降低引爆時可能誤傷鄰近步兵的機率，但仍具備優異的抗化學能砲彈和抗動能穿甲彈效果。馳車4型的砲塔後方可加掛鐵鍊，以誘爆來襲的火箭推進榴彈（RPG），並具備對抗即造爆裂物（IED）和地雷的V型底盤抗炸設計。後期型號配備戰利品主動防禦系統（APS/ADS），大幅提升戰場存活性，但車重也略增。由於各型號的裝甲和配備不同，馳車系列全重約為60-70噸。

動力方面，馳車4型維持6對路輪承載系統，並換裝GD-883型渦輪增壓柴油引擎，搭配德國RenkHSWL-295型自動變速箱，每分鐘2700轉（rpm）可輸出1500匹馬力，公路行駛每小時可達60公里。

 武裝方面，馳車4型配備120公厘口徑滑膛砲，並配備自動填彈系統，由電腦控制、電力驅動，可發射一般型號砲彈或砲射飛彈。射控系統是改良的紅外線熱顯像儀、第二代電視攝影機和雷射測距儀。此外，馳車4型配備全新觀測系統和砲身穩定裝置，可摧毀快速移動目標，也能摧毀直升機等空中目標。馳車4型砲塔還另配備同軸機槍和車長專用機槍，後期型號並改為遙控武器站。

雌虎履帶型裝甲運兵車

以色列國防軍的雌虎裝甲運兵車（Namer APC）也出現在加薩邊境。雌虎是由馳車4型主戰車底盤改裝而成，車重超過60噸，為當今全球最龐大、最重的裝甲運兵車。除了裝甲厚重、安全性高外，車尾還有士兵專用廁所。

2006年黎巴嫩戰爭結束後，以色列開始進行雌虎的研發作業。雌虎是由馳車4型主戰車底盤改裝而成，維持6對路輪承載系統，並換裝GD-883型渦輪增壓柴油引擎，搭配德國RenkHSWL-295型自動變速箱，每分鐘2700轉時可輸出1500匹最大馬力，公路行駛時速可達每小時60公里。雌虎在省略砲塔重量後，將餘裕重量用來增設裝甲，並增高車頂，以符合人體工學和人員快速進出。

防護部分，雌虎和馳車4型相同，正面和側面均安裝傾斜爆炸反應裝甲。該型裝甲的裝藥量較一般爆炸反應裝甲少，降低引爆時可能誤傷鄰近步兵的機率，但仍具備優異的抗化學能砲彈和抗動能穿甲彈效果。馳車4型具備對抗即造爆裂物和地雷的V型底盤抗炸設計，雌虎也如出一轍。

根據實戰紀錄，雌虎有多次遭敵人重創的案例，例如遭多枚火箭推進榴彈擊中，但該車仍可作戰；遭1500公斤即造爆裂物偷襲，全車僅輕損且無人傷亡；遭俄製短號反裝甲飛彈（9M-113 Kornet）擊中，雖受重創但短號的噴流並未穿透車艙，全員存活。

D9型裝甲推土機

以色列國防軍的D9型裝甲推土機，也出現在加薩邊境。以色列是城鎮戰最有經驗的國家，過去都得靠步兵進行屋內掃蕩或巷戰，造成大量傷亡且效果有限，後根據作戰經驗，研製各種戰鬥工具，其中D9型裝甲推土機便是一款實用的戰鬥工具。

D9型裝甲推土機是以色列軍事工業公司（IMI），以美國卡特比勒（CAT）履帶式拖拉機製造公司的D9型民用推土機改良研製而成。D9型民用推土機的柴油引擎可輸出404匹最大馬力，全重53.8公噸，高約4公尺，加裝外部設備長達8公尺。其優點為壽命較長、操作簡單、可靠性高、價格便宜等，是當今市場上較受青睞的大型履帶式推土機。

D9型裝甲推土機可增設裝甲套件，以提高其戰場生存性。該型裝甲套件主要包括：採用全套裝甲駕駛艙、安裝高強度防彈玻璃、4支可遙控液壓臂等。此外，柴油引擎散熱器、推土機液壓缸、重要管線等均設置裝甲防護，還可根據需求額外安裝柵欄型裝甲。全車除了能抵抗小口徑子彈射擊外，還能抵抗火箭推進榴彈的偷襲，全套裝甲組件重達15噸。如另配備7.62公厘口徑機槍、40公厘口徑榴彈機槍、煙霧發射器等，還可和步兵合作進行戰鬥。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不僅是技術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倫理挑戰。在思考人機關係的倫理框架時，我們需要超越單純的技術邏輯，回歸到人類文明數千年來積累的智慧寶庫。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與西方哲學中的德行倫理、義務論、功利主義等學說，共同提供了建立「以人類為主體性」的AI倫理觀的堅實基礎。

儒家五常與AI倫理的契合

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為AI倫理建設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精神資源。「仁」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共情，在AI設計中體現「仁」的原則，意味著技術發展應當以增進人類福祉為最終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倡的德行倫理學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兩者都關注行為對人格與社會的影響。在醫療AI的應用中，不僅要考慮診斷的準確性，更應該關注通過技術手段增強醫患之間的情感連接，而不是用冰冷的算法取代人性的溫暖。

「義」要求AI系統的設計和使用，必須符合社會正義和道德正當性。這與康德的義務論倫理學相呼應，強調道德法則的普遍性和對人的尊重。在實踐中，這就要求對訓練數據的選擇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將社會中存在的偏見和不平等編碼進入算法中。例如在招聘領域使用的AI系統，需要通過技術手段和制度設計雙重保障，確保不會因性別、種族、年齡等因素產生歧視性結果。

「禮」為AI時代的人機互動，提供了行為規範的指導。儒家認為「禮」是維持社會和諧的必要規範，這一思想啟示，需要為AI系統建立相應的「數字禮儀」。這不僅包括對用戶隱私的尊重，也涉及AI與人類交流時應當遵循的規範。例如社交機器人的設計，應避免過度擬人化造成的倫理困惑，也需要建立明確的界限，防止技術對人類社交關係的過度侵蝕。此外，尚書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基本原則，也可提供AI倫理的發展渠道與主要目標及方向。

諸子百家的多元視角

除了儒家思想，中國其他學派也可為AI倫理提供思想資源。道家的「無為」思想為技術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視角。老子強調「道法自然」，提醒在推動技術進步的同時，需要保持對自然規律和人類本性的尊重。在AI發展的過程中，應避免陷入「技術萬能論」的迷思，而是以審慎的態度評估每一項技術創新的長期影響。在環境保護領域，AI技術應當幫助人類更好地理解自然系統的運行規律，而非成為人類試圖征服自然的又一工具。

法家思想強調制度建設和權力制衡，這對AI治理體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韓非子關於「法、術、勢」的論述，提醒需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來規範AI的發展。特別是在自動駕駛、醫療診斷等高風險領域，必須明確界定開發者、使用者和監管者的責任歸屬。同時，法家思想也警示需要防止AI技術過度集中於少數團體的手中，應當通過制度設計，確保技術發展的民主化和透明化。

墨家的「兼愛」、「非攻」理念，則可從社會公平角度為AI提供指導原則。墨翟主張無差別的愛與利他精神，這與邊沁、密爾等人的功利主義倫理有相通之處，但更加強調利益的公平分配，而非簡單的效用最大化。這一思想啟示，AI技術的發展應當注重縮小而非擴大數字鴻溝，確保技術進步的紅利能惠及所有社會成員。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AI技術應當成為促進社會公平的有力工具。

中西倫理思想的融合、創新

東西方倫理傳統的對話與融合，可為建設AI時代的人本主義倫理提供更加豐富的思想資源。亞里斯多德的德行倫理學與儒家的仁學思想，都強調追求人類的繁榮與完善，這提示我們，AI技術的評價標準不應僅限於效率提升或經濟效益，而應當關注其對人類德性發展和幸福感提升的貢獻。一個值得追求的AI系統，應當是能幫助人類更好地實現自身潛能、培養良好品格的技術伴侶。

康德的義務論倫理與儒家的義禮觀都強調人的尊嚴和自主性，這要求在AI系統設計中必須確保人類始終可保持最終的決策權和控制權。即使在高度自動化的系統中，也應當保留人類介入和推翻AI決策的機制。這種「人類在迴路中」的設計理念，是對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主體性的基本尊重。

功利主義與墨家思想的對話，則幫助我們平衡效益追求與公平分配。邊沁的「最大幸福原則」、墨家的「交相利」理念都關注行為的社會後果，但後者更加強調利益的普遍性。這提醒著在評估AI技術的影響時，需要特別關注其對弱勢群體的影響，避免技術進步導致新的社會不平等。

構建以人為本的AI未來

綜合東西方智慧，可以勾勒出以人類為主體性的AI倫理基本框架：技術發展應當服務於人類整體的繁榮與福祉；AI系統的設計必須尊重人的尊嚴、自主性和基本權利；技術創新的收益應當得到公平分配；同時需要建立適當的法律規制和社會監督機制。在這個框架下，AI技術不再是一個可能脫離控制的異己力量，而是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工具。就像過去的各種技術革命一樣，AI技術的倫理意義最終取決於如何選擇使用它。

中國的「中庸」思想提醒我們，在技術發展中需要保持平衡與節制，避免過度樂觀或悲觀的極端態度。未來AI倫理建設的關鍵在於發展出一種既能擁抱技術進步，又能保持人類價值主體性的新智慧。這需要技術專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公眾的共同參與。

最終，AI技術的倫理問題不僅關乎技術本身，更關乎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希望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只有堅持以人類為主體性的發展道路，才能確保技術進步服務於人類文明的延續與繁榮，而不是導致人的異化或邊緣化。在這個意義上，AI倫理建設不僅是一項技術挑戰，更是一次重新思考人類價值和命運的文化機遇。

（作者係中華兩岸人民文經交流促進會副秘書長）

在全球人工智慧（AI）的競賽中，中國大陸正以驚人的速度躍升為不可忽視的強權。從日常辦公到產業轉型，從技術研發到治理框架，AI正在重塑大陸的社會經濟格局，但同時也伴隨著諸多挑戰與隱憂。這場科技革命帶來效率提升與創新機遇，但更引發對倫理、隱私與社會結構的深刻反思。面對這場變革，大陸如何平衡發展與風險，將決定其未來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地位。

大陸AI發展現況與全球地位

根據最新發布的《全球人工智慧信任、態度與應用調查報告》顯示，大陸用戶對AI的信任度、接受度、期待值及樂觀度領跑全球。更令人矚目的是，大陸職場中的AI工具使用率高達93%，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58%）。這種高度接受性反映的是，大陸為AI高水平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以及對AI技術推廣的積極政策支持。

作為「中國製造2025」計畫的一部分，大陸過去十年來一直在累積包括AI在內的高科技產品專業知識。倫敦國王學院發展經濟學專家龔雲丹（Yundan Gong）表示：「中國製造2025總體上非常成功。在許多行業中國正在趕上領先地位，在某些行業中國甚至處於領先地位」。在無人機領域，大疆創新在全球擁有70%的市場份額；在再生能源領域，大陸占全球太陽能板供應鏈的80%至95%；在電動車領域，大陸也超越了德、日、美等傳統汽車生產中心。

政策推動與技術應用

2025年大陸正式全面啟動「人工智慧+」新時代。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入實施「人工智慧+」行動的意見》為大陸抓住AI歷史機遇、培育新生產力提供了行動指南。國家數據局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2025年行動方案》也重點部署了「人工智慧+」行動，一方面將深度挖掘AI應用場景，積極開展AI高質量數據集建設；另一方面將著力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AI手機和電腦、智能機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終端及智能製造裝備。

在應用層面，AI已深入大陸社會的各個角落。在北京一家醫院內，AI在肺癌早期篩查中的準確率高達80%以上，能在很短時間內幫助醫生區分低危、中危、高危病灶，大大縮短患者的等待時間。在製造業領域，大陸已建成1200多家先進級智能工廠和230多家卓越級智能工廠。全球172家「燈塔工廠」中有72家建在大陸，占比超過42%。這些數字顯示AI技術正快速融入產業核心，生產效率顯著成長。

技術發展的挑戰與隱憂

儘管發展迅速，大陸的AI技術應用仍面臨諸多挑戰。信任度問題是其中一個關鍵挑戰，全球僅46%的受訪者願意信任AI系統。更嚴峻的是，應用失範導致雙重隱患：66%的使用者未建立輸出校驗機制，56%因此引發工作失誤（在大陸分別為78%和73%）。此外，57%的受訪者隱瞞AI使用痕跡，並冒認AI產出為個人成果，在大陸該比例甚至高達85%。

AI高能但非萬能。一些居心不良的用戶試圖通過AI來獲取非法資源。一位從事AI訓練的算法工程師表示：「人類在正話反說或陰陽怪氣的時候，AI並不一定能準確識別人類的意圖，進而影響其判斷和學習」。此外，數據污染和投毒也是一大問題，一些不法分子在與AI助手互動時，有意加入一些粗鄙語言或侮辱性觀點，污濁了AI的訓練環境。

過度依賴AI是人類面臨的另一個潛在風險。一位記者透露：「自從使用了AI功能之後，他幾乎很少會人工逐字閱讀參考資料，雖然有時候AI讀出來的總結內容會相對片面，但自己已無法靜下心來認真閱讀和總結了」。在此情況下，人們不禁擔憂：質檢員是否還會仔細檢校流水線上的產品質量，醫生是否還會耐心研判每一張醫學影像上的不明斑塊，老師是否還會精心設計每一次的小測驗。

監管治理與未來展望

面對AI帶來的風險與挑戰，大陸正在積極構建治理框架。2025年3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聯合制定了《人工智慧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要求服務提供者對AI生成合成內容添加標識，以促進AI健康發展，規範AI生成合成內容標識，保護公民和各種組織的合法權益。

全球70%受訪者呼籲加強AI監管治理框架，但僅43%認為現行法規具備充分約束力。這種認知落差催生了強烈的改革訴求：87%的全球受訪者（大陸為86%）要求構建跨國監管體系，遏制AI虛假信息，敦促媒體與社交平台建立更嚴格的事實核查機制。這顯示全球對AI治理的共識正在形成，但落實仍需時間。

在技術基礎方面，大陸也正在努力築牢算力基礎。在2025年人工智慧計算大會上發布的《超節點智算應用「北京方案」》，正是構建集約化、普惠化的「人工智慧+」算力底座的重要成果。該方案以「開放多元、全場景賦能、普適普惠」為核心理念，整合晶片、整機、模型、服務與應用等關鍵環節，打造全國產化產業鏈，形成「技術創新-AI產業升級-社會經濟智能化轉型」的良性循環。

結語

大陸在人工智慧領域已取得顯著成就，然而，信任缺失、技術濫用、數據安全、過度依賴等問題也如影隨形。未來，大陸須在促進AI技術創新與應用的同時，加強監管治理框架的建設，確保AI技術在安全可控的軌道上發展，才能實現「人工智慧+」行動的潛力，培育新生產力，塑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

正如專家所言，「人工智慧+」行動是大陸首次以技術革新和應用實踐引領者的身分，參與全球生產力重構的歷史機遇。只有在技術紅利與風險防範之間找到平衡點，大陸才能在這場全球AI競賽中脫穎而出，實現從技術追趕者到創新引領者的歷史性轉變。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