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把國與家的概念合併在一起，稱為國家，不像西方稱國為國（nation）、稱家為家（family）。在中國，皇帝就是家長，以家的理念治國，必須愛民如子，所以孕育出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也成為後世歷代皇帝治國的標竿，雖然其中也出現一些荒淫脫序的皇帝，但那只是小股逆流，阻擋不了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

中國大陸當前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它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人民」與「共和」並重，這正是以中國人本特色文化為基礎，吸取西方經濟理論，開闢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進而走向創造世界命運共同體、世界大同的境界。

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40多年後，追上了美、英、法、德、日、俄等國花了一百多年的成就，甚至有些方面還後來居上，創造出人類經濟產業史上的奇蹟，使得曾名噪一時的「中國崩潰論」淪為笑話。

知名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於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預言代議民主及市場經濟將是人類最終的選擇，並斷言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但現在看來，這種西式的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在美國已越來越衰落。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爭越來越尖銳，最近川普突襲委內瑞拉就引起其國內民意的兩極化。美國今天的政治衰敗和社會頹廢是多年積累的惡果，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與民主自由制度無節制發展的必然結果。美國國內的債務已達38兆美元，加息會引起經濟更加通縮，降息則使大量美元湧向海外，也會惡化國內的通膨。因此美國的經濟已陷入左右為難、前後矛盾的困境。

美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已走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金融資本階段。國內空心化、貧富懸殊加大等矛盾都是美國金融資本高度發達的結果。美國大多數人都熱衷於金融資本而鄙視低利潤的行業，這使得製造業、建築業、農業空心化，特別是大多數製造業搬到海外，希望以低工資、低支出，獲得更高的利潤。美國國內只有少數金融專家、華爾街老闆，大企業家在賺取巨額的利潤，而一般普羅大眾還是苦哈哈。這是金融資本發展到最後階段會發生的狀況：製造業外移，金融業昌盛，企業倒閉增多，貧富懸殊加大，社會矛盾激化，社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不僅美國，歐洲、日本等一度經濟國勢強大的國家，也在過度自由民主的政制下，形成內耗無效率的政治體制，大大打臉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美國雖然還是軍力最強的國家，但今日的美國像極了羅馬暮年的景象，跨越1600年的歷史提醒著我們：帝國的和平既需要實力支撐，也需要制度穩固。美國真正的挑戰不是外敵列陣，而是制度能否長久凝聚國民與財政，維持軍心與信念。以古觀今，由中美兩國的博弈或許可預測未來的結局。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演員行業的未來或許已經來到，而她的名字叫Tilly Norwood。Tilly是一位虛擬的AI演員，消息曝光後娛樂圈議論四起，她背後的AI人才工作室亦明確表態，目標是讓Tilly成為下一個Scarlett Johansson。

爭論的核心回到根本命題：AI能否真正取代人類的創意與勞動？美國影視演員工會執行長鄧肯提出警告，人工智慧正在重塑娛樂產業，若沒有適當的規範，演員可能得與自己的數位分身競爭工作機會。大學校園裡也正在上演一場詭異的爭論，學生們大量使用AI，但很多老師還在AI的道路上徬徨和茫然。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指向同一個核心困境，人們正站在智慧演化的十字路口，卻還沒想清楚該往哪裡走。

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有多強大，而在於人們如何定義自己的價值。當演算法能在幾分鐘內產出一本學術專著，當聊天機器人比任何教授都更有耐心地回答問題，當數位分身能完美複製你的聲音和形象，我們突然發現，過去用來證明人類獨特性的許多能力原來都可以被模擬。這種發現令人不安，因為它動搖了人們對自身價值的認知基礎。

AI的產出只是排列組合

但真正的威脅並非來自機器的能力，而來自人們對這些能力的誤解。許多人看到AI能寫論文、作曲、繪畫，就以為它具有創造力。事實上，這些系統只是在海量資料中找出最可能的排列組合，它們並不理解自己在做什麼，更不會體驗創作過程中的掙扎與狂喜。把預測性運算誤認為真正的理解，就像把錄音機當成歌手或把計算機當成數學家。

這種混淆的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問題，過去70年來，人文學科為了爭取學術地位，努力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把重點放在知識生產上。人們計算文本出現的頻率，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建立理論框架來解釋文化現象。這些工作當然有價值，但當機器能以更快的速度完成這些分析時，我們才驚覺到自己可能走錯了方向。人文學科的核心從來不是生產知識，而是探索存在的本身。

這正是AII帶來的真正機會，當機器接管了資訊處理的工作，人類才能真正專注於那些無法被演算的問題，例如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在不確定中做出選擇，如何在傷痛中找到意義。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也不能靠累積資料來解決；它們需要的是活生生的經驗，是在具體情境中的掙扎與領悟。機器可以告訴我們關於愛情的理論，但它永遠無法體驗心碎的滋味。

AI無法取代人文素養

更重要的是，AI的崛起讓人們看清人文學科在這個時代的真正使命。演算法會犯錯，不是因為程式碼有問題，而是因為訓練資料本身就帶著人類社會的偏見。要修正這些錯誤光靠工程師是不夠的，人們需要了解社會現象如何影響資料集，需要認識種族偏見如何潛藏在看似中性的數字背後。

這也是為什麼AI雖然重要，卻不能取代人文素養。學會AI只是理解機器如何運作，但理解機器為什麼這樣運作，為什麼會產生特定結果，需要的是對人類文化的深刻認識。當人們把整個人類文明的檔案庫餵給演算法，它學到的不只是語言模式，還有人們的價值觀、偏見、權力結構。如果沒有人文學科的批判視角，這些偏見就會被包裝成客觀真理，在數位世界中無限放大。

然而，現在的校園陷入荒謬的僵局，學生們想用AI工具學習，卻害怕被舉報違反學術誠信；教授們想探討這項技術對教育的影響，卻發現同事們寧願假裝它不存在。這種鴕鳥心態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讓學生在面對未來時更加茫然。當一個學生發現聊天機器人給予的專注與耐心是他從未體驗過的，這些反應都在提醒我們教育的本質必須改變。

無法被演算的人類特質

改變的方向是讓學生想做作業，而不是強迫他們做。當你無法確定作業是誰寫的，當機器能在幾秒鐘內完成需要花費數周的報告，傳統的考核方式已經失效。唯一可行的路徑是回到教育的原點，啟發學生對知識的渴望，培養他們提出問題的能力，而非背誦答案。

這種轉變也為人文學科帶來新的可能性，長期以來人文研究被批評為脫離實際，無助於就業。但當AI開始取代例行性的認知勞動，那些看似無用的能力反而變得珍貴。想像力、批判思考、同理心、判斷力，這些無法被演算的人類特質，正是未來職場最需要的核心競爭力。機器可以分析數據，但不能決定哪些問題值得解決。機器可以生成內容，但不能判斷這些內容是否該被創造。

 更關鍵的是，人工智慧讓人們重新發現人性的獨特之處。當沒有社交壓力，不需要取悅任何人時，學生終於能純粹地思考。這個發現顯示，人類社會中真正的專注與理解是多麼稀少；機器給予的可能是虛假的關注，但它的完美恰恰映照出人們的不足。

堅持人性和人的價值

AI確實會改變一切，包括學校的運作方式、學術研究的型態、甚至人文學科的定義。但這種改變不必然是災難，它可以是一次重生的機會。當機器接管了資訊處理的工作，人類才能真正專注於存在本身的問題。當知識生產被自動化，人們才能回到教育的本質，也就是幫助人們成為更完整的人。這個過程不會容易，因為它要求人們放棄許多習慣，質疑根深蒂固的假設。AI雖然厲害和無所不知，但它無法觸及人類無法被演算、無法被模擬、只能被活生生體驗的部分，也正是人性所在。

當機器學會思考，人文學科反而找到存在的理由。因為在這個被演算法包圍的世界裡，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理解，什麼讓我們成為人，什麼值得我們珍視，以及如何在技術的洪流中保持清醒與自由。這不是抵抗進步，而是確保進步的方向符合人性的需要。畢竟技術應該服務於人，而不是相反。在AI洪流中，唯有堅持人性和人的價值，才不會有「魔鬼終結者」式的未來。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營所稅預算數與實徵比較

台灣2022年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預算數僅編列7300億，但該年營所稅實徵1.027兆，以致達成率高達140.72%，超徵2972億。為此，政府在2023年將營所稅預算數調高至1.047兆，而該年實徵1.049兆，和2023年編列預算數接近。2024年政府營所稅預算數僅編列9715億，但實徵數卻高達1.121兆，達成率115.49%，超徵1504億。

2025年度營所稅預算數為1.180兆，較2024年度營所稅預算數增加2085億，應是政府考量2024年度營所稅實徵數來到1.121兆，故調高2025年預算數，不同於前四年的連續超徵。2025年1-11月的營所稅實徵數僅1.129兆，實際達成率僅95.73%。假設12月營所稅實徵數和2024年12月實徵數159.792億相近，2025年全年實徵數為1.137兆，實際達成率僅95.73%。換言之，2025年營所稅實徵數出現短徵420.64億，不再出現超徵，主要是政府刻意調高2025年營所稅預算數所導致。

綜所稅預算數與實徵比較

台灣2022年的綜合所得稅（下稱綜所稅）預算數僅編列5290億，但該年的綜所稅實徵數高達6551億，達成率123.82%。按道理政府應在2023年調高預算數，但政府編列預算數僅5862億，比2022年實徵數6551億還低，而2023年實徵數再度來到7551億，可知預算數編列過低是造成2023年超徵1689億的主因。同樣的，按道理2024年預算數應調高至7551億左右，但政府只編列6594億，凸顯預算編列過低。而2024年的綜所稅實徵數再度創歷史新高，來到8291億，導致2024年的綜所稅達成率為125.71%，超徵1696億。根據2022-2024年超徵數據可知，最近四年的綜所稅超徵是，因政府刻意壓低前一年度預算數所造成的財政幻覺。

2025年綜所稅預算數為8672億，比2024年綜所稅預算數增加了2077億元，估計是考量2024年綜所稅實徵數來到8291億元。不過，2025年1-11月的綜所稅實徵數為8297億，全年實際達成率只有95.67%。假設2025年12月的綜所稅實徵數與2024年12月實徵411億元相近，則2025年全年綜所稅實徵數約8708億，實際達成率100.41%，僅超徵36.271億。

根據以上數據可發現，2025年的綜合所得稅收不再出現超徵，主要是因政府刻意調高綜所稅預算數所造成的。

營所稅、綜所稅與經濟成長

除了2023年經濟成長率與所得稅收同步下降，2025年的經濟成長大幅上升至7.37%，但並未帶動營所稅與綜所稅等比例的上漲，尤其營所稅成長率僅1.4%。營所稅是企業有淨利才需繳稅，而營業稅，企業不論賺賠都要繳稅，由此顯示2025年台灣許多企業可能營業額很高但並沒有賺錢，或是許多企業匿報所得、低報銷貨收入或高報銷貨成本，造成營所稅的稅基被侵蝕。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台美關稅協議延宕多時，日前結果終於揭曉：美國要求台積電至少在美國增設五廠。如此一來，台積電在美投資金額，將從原本承諾的165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而且此金額還不包括隨後將赴美的半導體產業鏈在內。

此外，台灣將以直接投資2500億美元，間接投資2500億美元，總計5000億美元，換取關稅降至15%。消息傳出後，賴政府及綠媒鋪天蓋地說，這是「台美雙贏」的談判成果，但民眾不禁要問：「如果這是好消息，那為何要現在才投資？」台積電的美國子公司2025年第三季的獲利僅約140萬美元，相較於第二季的1.3億美元，單季淨利就暴跌 99%，凸顯成本壓力大。

近兩年台灣的製造業投資總額約在1.3-1.5兆台幣。換言之，台積電要在美投資3千億美元（10兆台幣），即等於全台八、九年的工業投資額總和；這還不包括台積電下游產業鏈可能出走的金額。

2019年7月，蔡英文政府提出「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吸引約1.6兆投資時，可以創造超過12.8萬工作機會」；若以此數據類比，台積電投資在美國的10兆台幣，將使得台灣失去80萬個工作機會。證交所2025年6月底公布「2024年上市公司非主管員工薪資中位數」排行榜，所得最高的產業集中在科技業，上市薪資排行前20名，半導體占14家，更包辦了前9名。這些高所得的工作一旦從台灣出走，勢必連帶影響眾多民生行業。

總融資規模達5千億美元的投資，除了會因資金出走帶動台幣貶值，投資美國的信用擔保機制是否會讓企業藉機脫產，也令人擔心。陳水扁任內就曾以金融改革為名，推動「二五八金改方案」，一次性注資1.4兆元來處理金融機構的壞帳。弊端最常見的方式是企業勾結銀行高管將資產高估，或在公司股價高檔時向銀行質押套現。不敢想像，當投資美國的5千億美元有去無回時，台灣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稱：「他們（台灣）必須讓我們的總統開心」。從軍購收錢不給貨、誣陷台灣偷走美國晶片產業及半導體技術到強迫台灣投資，川普對台灣種種行徑令人不齒，但台灣更像請美國白嫖的蠢蛋。台灣是美國半導體最主要的供應地之一，2023年台灣供應美國約195億美元的晶片，占美國同期半導體進口總額的35%。2024年5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眾議院聽證會上承認，「如果中國大陸掌控台積電，將對美國經濟造成絕對毀滅性，美國目前有92%的尖端晶片是向台灣的台積電購買。」可見台灣對美國在經濟及戰略上何等重要，台灣明明可以用台積電對抗，為何反而雙手奉上？還連帶將5000億美元轉移到美國。

賴政府的所作所為是不折不扣的賣台行為。或許短時間內一部分人會被網軍、綠媒、名嘴鋪天蓋地洗腦，但當關稅條件所導致的各項負面效應接踵而來時，賴清德終將背負賣台的臭名，只是到那時台灣人恐怕已經後悔莫及了。

（作者係「誠實昇報」節目主持人）

2024-2025年，台灣的經濟數據在國際舞台上表現異常耀眼。受惠於人工智慧（AI）浪潮對積體電路的需求，台灣憑藉半導體產業鏈的「硬核」實力，再次站上全球風口。據官方數據顯示，預估2025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可飆升至7.37%，人均GDP3.78萬美元。

在宏觀數據的金色外殼下，台灣社會的內在感受卻呈現冷熱不均。走進台北的巷弄，詢問一般的上班族、傳產業主或服務業者，得到的往往不是經濟起飛的喜悅，而是對通脹的焦慮、對房價的絕望，以及對分配不均的憤怒。

台灣正逐漸分裂成兩個平行的世界：一個是與全球資本連接、日進斗金的「科技富人島」；另一個是被物價漲不停、高房租與低薪困境圍困的「庶民焦慮島」。這種「數字繁榮」與「體感貧窮」的巨大鴻溝，是台灣當下最迫切需要面對的隱憂。

半導體的光環與陰影

台灣經濟數字的激增，本質上是由單一產業的超額利潤驅動的。這種極度的產業集中，讓台灣顯現出典型的「荷蘭病」病灶。在AI大潮下，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吸納了台灣最優質的土地、電力、資本與頂尖人才。這種強烈的磁吸效應，導致其他產業被邊緣化。

首先是傳統製造業的生存危機。當機械、石化、紡織等傳統產業面臨全球需求疲軟與產能過剩時，還得在島內與科技巨頭競爭生產要素。科技業的高薪分紅，墊高了人力市場期望值，導致傳產面臨請不到人、也養不起人的窘境。

其次是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失衡。儘管半導體產值驚人，但其高度自動化的特性決定了其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對於占台灣就業人口六成以上的服務業而言，他們並未直接分享到出口紅利，卻必須承擔由出口暢旺，帶來的匯率變動與資產增值壓力。這「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產業格局，正在腐蝕社會的整體穩定性。

近4萬美元的人均GDP，讓台灣跨入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但統計學上的「平均數」往往最具欺騙性。當前的台灣正在經歷典型的「K型經濟發展」。在K字的上端，是持有科技股的資產階級、半導體工程師及其供應鏈高階主管。他們的財富隨著股市榮景與企業獲利呈指數級增長。然而，在K字下端廣大受薪階級與年輕人的「勞動報酬份額」長期下滑，這意味著經濟成長的果實更多地流向了資本方，而非勞動者的口袋。

即便通脹率名義上降至1.67%，但對基層民眾而言，「體感通脹」遠高於此。房租上漲、外食費用激增，這些生活剛需的漲幅，完全掩蓋了耐用消費品價格的下跌。當年輕人發現自己的加薪速度，永遠追不上排骨飯和珍珠奶茶的漲幅時，GDP增長對他們而言不僅無感，更像是一種諷刺。

在這一波繁榮中，最令社會窒息的副作用莫過於資產價格的非理性暴漲。AI設廠的消息傳到哪裡，那裡的房價便瞬間翻倍。巨額的貿易順差與回流資本，在缺乏多元實體投資管道的情況下，瘋狂湧入房地產市場。對於無房者，尤其是年輕世代，房市已不再是居住的選擇，而是階級流動的阻斷器。房價所得比的持續攀升，讓購房從「努力的目標」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這種幻滅感深刻改變了台灣的人口結構與社會價值：既然買不起房，年輕人轉而選擇「躺平」或「精緻窮」，放棄儲蓄與生育。這種以犧牲下一代安居樂業為代價的經濟成長，無異於飲鴆止渴。

人口懸崖與能源焦慮

除了分配不均，亮眼數字下還埋藏著兩大結構性炸彈。

首先是人口懸崖。目前的成長率建立在高強度的勞動力投入上，但隨著超高齡社會的到來，勞動力供給正在急速萎縮。缺工問題已從低端產業蔓延至全行業。未來若沒有人去執行訂單，再高的GDP增長也將失去支撐。

其次是能源困境。AI產業是典型的高耗能產業，數據中心與先進製程的電力需求呈指數增長。台灣目前捉襟見肘的電力供應與綠電建設的遲滯，正與日益膨脹的產業胃口形成尖銳衝突。如果在追求數字增長的同時，無法保障能源的穩定性與清潔性，外資的信心可能瞬間崩裂。

2025年的台灣經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7.37%的高成長與近4萬美元的人均GDP是一把雙刃劍。它證明了台灣的硬實力，也撕開了社會的深層裂痕。我們看到的是科技新貴與庶民百姓的平行時空，是這一代的繁榮對下一代生存空間的擠壓。台灣當下的課題不在於如何讓經濟增長率再多1%，而在於如何進行一場深度的「結構性修補」。這需要執政者拿出魄力，通過稅制改革進行有效的二次分配，將科技業的利得轉化為普惠的社會福利；需要推動產業多元化，讓非理工背景的青年也能找到尊嚴與出路；更需要以雷霆手段落實居住正義，不讓房地產商榨乾社會的未來。

結語   

美好的經濟數字，不應只是官方沾沾自喜的政績簡報，而應成為解決社會痼疾的資源。只有當成長的紅利能轉化為升鬥小民餐桌上的購買力、年輕人買得起的避風港時，所謂的經濟奇蹟才會有真實的溫度。否則，這場屬於少數人的資本狂歡，最終留給台灣社會的，恐將是長久且難以癒合的焦慮與失落。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揮別福蛇，迎接金馬。過去一年，台灣擺脫掉美國關稅陰霾，經濟表現頗為亮麗，主計總處再度將2025年台灣經濟成長大幅上調至7.37%、創下15年來最佳。這些包括出口超過6千億美元、史上最高，股市達到28,936點、史上封關最高，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1.66%、5年來新低，失業率降至3.36%、25年來最低，是成功克服挑戰、穩健前行的一年。

不過，令人擔憂的是，在經濟呈現「亮麗」數據的背後，卻是社會陷入「失衡」的代價。其實，稍早之前英國《經濟學人》期刊文章即指出：台灣經濟表現亮麗，但社會並感受不到富裕。亦即台灣社會內部例如職業、性別、世代等族群之間持續陷入「被剝奪的感受」，甚至認為不論如何勤奮工作，仍然難以擺脫薪資成長停滯，最後陷入經濟貧窮的循環宿命。

薪資分配呈現兩極化

無庸置疑，台灣社會陷入失衡的根源是，19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生產要素不斷提高，加上科技水準大幅進步，最近數年更是加速朝向科技產業傾斜發展，無形中也擴大了產業薪資落差。其中，科技領域例如：電子、資訊通信等出口暢旺產業，以及金融保險、專業技術等主流服務行業薪資通常較高，拉抬了薪資普遍較低的傳統領域包括紡織、塑膠、金屬、化工等產業，以及零售、餐飲等消費服務行業在內的受僱員工平均所得水準，造成受僱員工薪資分配呈現「科技」與「傳統」產業兩極分化的現象。

此一兩極分化現象，其實從台灣股市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端倪。台灣股市從1989年6月19日的1萬點，成長到2024年3月21日的2萬點，超過35年，雖然此期間歷經政治民主的衝擊、產業轉型的陣痛，但其過程是來自數以萬計中小傳統產業勞工汗水的累積，使得多數民眾在「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中，可以共同分享經濟成長果實。不過，難以置信的是，從2萬點到2026年1月5日突破3萬點不到兩年，在此一過程中，並非多數民眾雨露均霑的發展，而是淪為資本密集科技產業少數族群的派對。

台灣經濟有成長無發展

此意味著，台灣社會過去所呈現的富裕氛圍，因科技領域高度發展而加速質變，在嚴重衝擊社會底層的同時，加劇不同族群之間的失衡。此一現象，誠如巴黎經濟學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於去年12月所完成的「2026年全球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中指出：台灣社會所得最高10%族群占整體所得的比重達到48%，相對所得底層50%族群占比僅有12%，全球排名第12；此外，台灣社會最富有10%人口掌握的整體財富占比高達61%，相對財富最底層的50%人口占比卻僅4%，全球排名第21。這些現象無疑是台灣社會仍存在著不平等的最佳寫照。

若以經濟發展理論加以解讀，經濟成長果實由社會少數人士獨占，無法使得多數民眾共同分享，是一種「有成長無發展」的「失衡」危機。或許有不少學者專家指出，若以較嚴謹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對台灣所得分配進行研究分析發現，雖然近年以來仍維持在0.34，不如1970年代僅有0.27，但與全球半數以上國家所得分配比較，其實沒有惡化。不過，如果與全球幸福感受較高的瑞典0.23、挪威0.27、芬蘭0.27、冰島0.27、丹麥0.30等北歐國家比較，顯然台灣的社會失衡現象正逐漸惡化。

也就是說，儘管2025年台灣人均所得達到3.78萬美元，超越南韓的3.60萬美元與日本的3.47萬美元，卻又由於過去20餘年來，台灣產業持續朝向科技領域傾斜發展，相對的，傳統領域則陷入營運困境，除了造成受僱員工薪資分配兩極分化之外，加上民間儲蓄不斷累積，不僅引發房地價格大幅飆揚，也擴大了金融資產的落差，此乃是導致社會呈現失衡，甚至難以感受到經濟成長帶來富裕氛圍的癥結。

借鏡荷蘭均衡產業經驗

在此同時，面對未來國際景氣循環的挑戰，以及全球競爭極限的測試，特別是在生產高度自動化、資本高度集中化的時代，與其爭辯之前《經濟學人》期刊文章所指出的「台灣病」現象，不如借鏡1970年代後荷蘭成功克服「荷蘭病」的經驗，重新調整台灣產業發展模式，打造為製造兼具服務、農牧朝向附加價值高度轉型的國家，讓台灣社會的分配更加公平。

很顯然地，台灣若要緩和社會失衡現象，在國家治理思維上需調整產業發展政策，將部分科技紅利轉化為多數民眾共同分享的基礎，藉此持續台灣的經濟成長。因此，政府未來應當透過政策工具，除了將海外台商累積的經驗與國內廠商既有的能量加以整合，從互補及摩擦中激發更多創意之外，必須採取資源再調整，讓這些衍生的創意不斷新創企業，促進台灣產業朝向多元發展，提供更多高薪就業機會，同時落實所得重分配，使得全體民眾共同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唯有如此，始能避免台灣社會陷入失衡的泥沼。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026年全球金融市場，將面臨結構性轉變與多重風險交織的新局，包括主要央行政策不同步、資金流向與匯率波動加劇、美國聯準會人事更迭恐動搖政策獨立性、AI投資過熱與科技通膨，地緣政治衝突等都將成為長期不確定的因素。

金融市場一向詭譎多變，黑天鵝或灰犀牛往往出乎意料，資產價格波動早已是市場常態。不同的是，2026年的全球金融市場，正逐步脫離以往所熟悉的運行邏輯。過去央行高度協調一致的環境已成為歷史記憶，取而代之的是政策分歧擴大、制度信任動搖、AI投資過熱，以及地緣政治衝突常態化，所疊加而成的不確定時代。在此新變局下，市場波動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是新的結構轉變。

全球金融體系多軌並行

2026年最顯著的結構性改變之一，是主要國家央行貨幣政策的不同步。這不僅反映各國經濟條件的差異，更象徵全球金融體系從美國聯準會為首的單軌節奏走向多軌並行。美國在通膨壓力趨緩、經濟成長動能降溫的情況下，以預防性降息的方式調整政策；日本則在高市早苗採擴張性財政支出政策後，通膨恐升溫，只得加快貨幣正常化的升息步伐；歐洲央行面臨的是結構性通膨、能源轉型與政治壓力的三重考驗，不得不升息。而大陸人行則必須在成長放緩與金融穩定之間精細拿捏政策尺度．預估將再降準或降息。

然而，這樣的政策分歧使得全球資金流向變得更加零碎。匯率波動成為政治穩定性與制度信任的綜合反映。對跨國企業而言，匯率避險的成本上升、資金配置難度加大。對投資人而言，全球資產配置必須重新思考區域風險，而非僅憑公債殖利率的高低做判斷。

聯準會獨立性遭質疑

其次，美國聯準會主席將走馬換將，無疑是今年備受市場矚目的變數。現任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的任期會在5月中旬屆滿，而其繼任者將接下如何平衡「充分就業、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的燙手山芋。市場擔憂貨幣政策的轉向與獨立性，若新任主席明顯傾向「刺激經濟成長、淡化抑制通膨」，恐怕會使通膨預期重新失控。屆時，央行所需付出的政策代價往往更加高昂。

長期以來，美國公債能成為全球投資組合中的避險核心標的，是市場相信聯準會始終將物價與匯率穩定置於政治考量之上。這種信任構成了美債與美元體系的基本支柱。一旦失去信任，美債便可能喪失其「無風險資產」的地位，甚至重蹈2025年「拋售美國(sell America)」，而引發債券價格大幅修正的慘痛經驗。除此，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部分關稅措施非法，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再加上債務危機，以及聯準會可能轉向更鴿派的政策路徑，美元將面臨結構性下行風險，並逐步反映於市場。

「AI泡沫論」持續左右市場

此外，AI毫無疑問是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但金融市場往往在技術突破初期，將長期潛力過度折現為短期價格，導致AI類股水漲船高。2026年的AI風險，將有很大的機率源自此一錯配。在競爭壓力與政策刺激下，AI企業被迫投入巨額資本支出，即使實際應用與現金流尚未成熟。部分企業透過複雜的融資結構與財務操作，掩蓋了資本負擔，使市場更難辨識真實風險。

當資金成本上升、投資人風險偏好下降，市場終將回歸最基本的問題。當獲利遠低於預期，市場信心必然動搖。更令人憂心的是，AI相關資產的修正，將不只是個別公司問題，而可能演變成跨市場的系統性調整。嚴重的話，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AI通膨加劇金融市場波動

所謂「AI通膨」並非單指AI產品價格上漲，而是因AI產業高速擴張，對關鍵資源，如先進晶片、記憶體、資料中心、電力與高階設備的需求暴增，導致供給瓶頸、成本上升，最終透過產業鏈層層轉嫁，反映在消費者物價與整體通膨水準上的結構性現象。這類通膨不同於傳統由能源或勞動力短缺引發的循環性通膨，而更接近「科技驅動型通膨」，具有持續時間長、波及範圍廣的特性，其影響實不容小覷。

長期以來，科技被視為通膨的解方，但AI可能是例外。原因在於AI產業並非輕資本模式，而是高度仰賴晶片、電力、資料中心與先進設備的重資本體系。當全球同時加速建置AI基礎設施，供給瓶頸便難以在短期內消除。晶片、記憶體與能源成本的上升，最終仍會轉嫁至消費端，形成一種持續性、結構性的「科技通膨」。更具挑戰的是，這類通膨可能迫使央行對降息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採升息的緊縮政策；但此舉將進一步壓縮高估值科技產業的獲利空間，加劇金融市場波動。

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始終不曾間斷，如中東局勢反覆升溫、兩岸關係高度緊張等。對市場而言，不只是干擾式雜音，而且是隨時可能被重新定價的結構性風險。特別是對高度依賴半導體、全球供應鏈與資本市場信心的經濟體而言，任何失控的地緣政治衝突，都可能引發資金快速移動，進而影響匯率、股市與產業布局，不可不慎。

在不確定下建立長期韌性

面對2026年的全球金融風險變局，維護央行獨立性、提升政策透明度，並維持物價、利率與匯率的穩定，無非是金融體系的基石。對企業而言，保持資本紀律、做好現金流管理與風險分散，將比擴張速度更為重要。對投資人而言，應著重多元配置，分散風險，避免對單一題材押注。

換言之，面對金融市場結構變局，唯有理解制度信任的重要性、正視風險並保持紀律，才能在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將波動轉化為長期優勢。綜合而言，2026年的全球金融風險結構變局，不只是警訊，更是一場金融市場的必修課，學習如何在不確定性下建立長期韌性。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2025年12月，中國正式啟動海南島全島封關運作，這一舉措不僅是地方治理的創新，更象徵自由貿易港制度建設邁入了實質階段。「封關」並非封閉孤立，而是將海南島設為「境內關外」的特殊區域。這意味著在島內，貨物、資金與人員可以享受零關稅、自由流動等優惠；而從海南進入內地的貨物則需接受常規海關監管並徵收稅收。此設計既維持了國家整體監管的框架，又提供了制度型開放的空間。

制度設計核心：境內關外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是這一制度的核心。境外與海南之間的貨物、資金、人員可自由流動，模擬境外經濟環境；但進入內地時則需納入全國海關通關一體化，徵收相應稅收並納入貿易統計。這種設計既保障了國家安全與財政收入，又為海南創造了制度優勢。海南因此成為中國唯一的自由貿易港試驗區，承載著稅收減免、跨境資金自由流動、加工增值免稅、離島免稅購物延續等多項制度創新。這些措施不僅吸引外資，也為高端製造業與服務業提供制度保障，形成一個兼具開放性與可控性的經濟特區。

中國大陸過去的開放模式往往依賴硬件基礎設施的建設，例如港口、交通、工業園區，這些「硬件主導」的開放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使中國成為全球製造中心。然而，隨著全球貿易格局重塑、美中科技金融脫鉤趨勢加劇，中國亟需從「硬件主導」轉向「制度主導」。海南的地理位置—遠離政治中心、毗鄰東南亞—使其成為理想的制度試驗場。中央政府在海南擁有高度的設計自由度，可以在稅制、金融、海關、人才政策等方面進行全方位調整，形成「制度沙盒」。

從過去失敗經驗汲取教訓

中國曾有兩次制度失敗，值得海南模式警惕。一是1993年的海南房地產泡沫，因當時土地與金融政策過度寬鬆，短短兩年房價暴漲數倍，海口房價從每平方米1300元飆升至5000元以上，最終95%以上的房企破產，銀行壞帳高達數百億元，導致海南一度成為「爛尾樓之島」。二是2000年的「807汕頭經濟特區騙稅案」，因出口退稅制度漏洞，企業虛構出口、虛開發票，涉案金額超過300億元，騙取稅款逾40億元，最終導致大規模司法打擊。房地產泡沫提醒我們必須避免資金過度湧入單一產業；騙稅案則警示必須建立透明、嚴謹的稅制與跨境監管。

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強調制度創新需循序漸進、先試點再推廣；深圳、珠海、廈門、汕頭等經濟特區，正是這一理念的產物。海南在1988年建省並設立經濟特區，成為鄧小平改革藍圖的一部分。特區可作為試驗場，為中國逐步找到最適合的制度路徑。

海南的封關政策便是在有限範圍內創造「境內關外」的制度環境，既保留中央集權的可控性，又提供市場化誘因，成為「漸進式創新改革」的進階版本。這種制度沙盒的設計，正是中國制度創新的延續。

民主盲點與制度競爭

台灣在1990年代曾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畫，試圖打造境內關外的制度環境，以吸引跨國企業設立總部，並強化國際物流與金融服務。但計畫因政治爭議、法規遲滯與社會共識不足而停滯，最終未能落地。這一經驗凸顯，民主制度雖保障多元聲音與透明度，但在重大制度創新上往往缺乏持續推進的執行力。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在海南的封關制度卻能迅速落地，展現了不同政治體制下的效率差異。

在中美對抗的大格局下，海南自由貿易港不僅是地方經濟的創新，更是中國在全球制度競爭中的一次戰略突圍。美國主導的自由市場模式強調司法獨立、資本自由與制度透明，而中國在海南則強調「有序開放、可控風險、誘因導向」。

香港與新加坡的啟示

香港的制度架構深受英美法系影響，司法獨立與資本自由流動高度成熟，但也因此在政治整合上面臨挑戰。與香港相比，海南擁有中央集權下的政策彈性，這種彈性與可控性，與香港的成熟但受限的制度形成鮮明對比。若海南能吸收香港的金融優勢並建立法治與市場信任，將更具吸引力。

另一個參考點是新加坡。新加坡之所以成為全球商業與金融中心，關鍵在於法律確定性與國際商業仲裁的信任度。其國際仲裁中心（SIAC）以高效、公正、可執行性著稱，其仲裁裁決能依《紐約公約》在全球多數國家執行，提升了跨國企業的信心。海南若能引入仲裁機制並建立透明、公正的法律環境，必能吸引外資，提升國際信任度。

台灣經驗的借鏡

台灣在產業聚落與金融支持上的經驗，對海南也具有重要啟示。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顯示，產業聚落不只是地理集中，更是上下游供應鏈緊密整合的結果。晶圓代工、IC設計、封測、材料與設備在同一區域內協作，形成快速反應的供應鏈，降低交易成本並加速創新。這種聚落效應使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占據不可或缺的地位。海南若能在制度設計中引入類似的「園區模式」，集中高端製造與服務業，將能提升產業分工效率並吸引國際資本。

另一方面，台灣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的經驗，提供了破解融資困境的制度工具。中小企業因缺乏足額抵押品而難以獲得銀行貸款，信保基金透過信用保證協助企業突破融資瓶頸，既可降低金融風險，又可促進創業與就業。海南若能建立類似的信保基金，將能支援中小企業進入自由港體系，避免資金壟斷在少數大企業手中。

結論與前瞻

隨著美中科技金融脫鉤加劇，全球南方國家亟需一種不同於西方自由市場模式的替代方案，海南的「有序開放、可控風險、誘因導向」設計，正好提供了這樣的範式。若能成功吸引外資、推動產業升級並建立法治信任，中國將不僅是全球製造中心，更可能成為制度創新的輸出者，並可在國際秩序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經過2020-2024年的系統發掘，安徽淮南出土的楚武王墩一號墓的考古成果在京展出。此墓被確定為楚考烈王墓，展出精美文物200多套，反映了戰國晚期楚國璀璨的工藝水準，也為研究楚國、兩周至西漢的王陵墓制、規劃、埋葬習俗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實證。

此墓的出土文物多達一萬餘件，多方面展示了楚國豐富的歷史社會情況。此次展品包括九鼎八簋的青銅禮器組合、成套的青銅編鐘和石編磬，工藝精湛的玉璧、玉璜及紋飾華麗的彩繪龍鳳紋漆木案等。同時也展示系統考古發掘的過程，考烈王墓的禮制內涵，以及戰國時期各國間的文化交融情況等歷史資訊。

多年來，考古工作者已探明楚壽春城遺址以東為高等級楚墓分布區，位於墓區北側的武王墩墓被確定為大型古墓葬。2015-2018年間，武王墩墓發生盜掘案件，為避免遺址遭受更大破壞，遂進行搶救性發掘。經過科學嚴謹的考古工作，確認武王墩墓是一座設施完備的戰國晚期楚國的大型獨立陵園，主墓為規模龐大的甲字型豎穴土坑木槨墓，是目前為止保存最完好的兩周時期王陵。綜合墓葬規模、棺槨結構、出土器物、青銅器銘文、人骨鑒定和歷史文獻，確定此地的一號墓主人為《史記。楚世家》中記載的楚考烈王熊元。

楚考烈王在位期間為西元前262-238年。他年輕時曾以楚太子身分在秦國為人質，後得春申君計謀，返回楚國繼承王位。他在位期間推行「親秦」和「合縱」的交替策略，前241年，楚聯合趙、魏、韓共同伐秦，失敗後遷都壽郢（今淮南市壽縣）。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後歷幽王、哀王、負芻，楚終為秦所滅。

墓葬出土了一批風格獨特，造型粗獷，體量大，素面、不宜作為生活用的石器，這些顯然是喪葬的用品，是楚國晚期王級墓葬的標誌。墓葬出土卜甲，顯示楚人使用龜甲行卜，大部分腹甲反面均有鑽鑿痕跡，正面有兆紋，個別有墨書文字，這些為楚國占卜的發展提供了實物資料。墓葬出土了巨大的鑊鼎，鼎內放有牛、羊、豬等犧牲，這與《公羊傳》中的敘述「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豚，凡三牲，曰太牢」一致。這說明楚王採用周代最高的「大牢」祭祀規格。

墓葬出土了一萬餘件青銅器、玉器、陶器、漆木器。這些出土物反映了楚國高超的手工業水準，也反映出戰國晚期的器用制度、社會生活和審美觀念。出土的鼎、簋簠和編鐘涵蓋了完整的禮容器和禮樂器組合，呈現兩周時期最高的「九鼎八簋」等級的禮樂制度。簋簠並用是其有別於周禮制的特色。這些反映出楚人繼承了中原的禮制，也體現其獨特的風格。

戰國中晚期，楚國青銅簠的器型明顯變化，裝飾從局部蟠虺紋等複雜紋樣大幅簡化至幾乎素面，早期的簋多為方座造型，多雙耳；中期變矮淺，紋飾多幾何化；晚期多低矮，裝飾簡潔。出土的青銅器還顯示祭祀的為高錫含量，而食用的則多以鉛代錫，這反映出楚國東遷後面臨資源困境，以鉛代錫，以降低製作成本。

戰國晚期後，青銅器不再只用於祭祀，而進到貴族的日常生活中，器型從繁縟華麗走向簡單化。墓葬出土各類炊煮器、盛食器和酒器，這些是楚王日常宴飲活動的寫照，深刻反映了這一時期禮器世俗化的社會變化。

玉作為隨葬物是周代的禮俗，出土的玉器按功能可分為佩飾、喪葬和鑲嵌用玉，紋飾繼承了楚國典型的龍鳳等神話動物形象，生動體現出戰國時期楚文化浪漫瑰麗的特徵。出土的玉璧布滿內棺蓋板之上，有裝飾作用；出土的玉龍形飾以曲身回首和雙首彎曲形為主，多飾有穀紋、卷雲紋，體現出對龍的崇拜。

考烈王墓出土兩套編鐘，分別為一套9件和一套14件，每個鐘上均飾有細密蟠虺紋，尺寸依次遞減，為雙音鐘，敲擊鐘的正鼓和側鼓能發出兩個音頻。另有編磬一套20件，為戰國中晚期至秦漢流行的樂鐘形制。

出土漆器色彩豔麗，紋飾繁縟，黑漆為底，紅漆和其他色漆描花，包括飲食器具、起居用具和樂器。紋飾以鳳紋、龍紋、卷雲為主，裝飾工藝有描金、描鉛和鑲嵌。這些漆器具實用性和觀賞性，體現了楚文化的精緻和瑰麗。

出土的動物遺存種類達17種，包括牛、豬、羊，鹿及當地的魚類，反映著江淮地區特有的習俗。植物遺存包括穀、瓜、果和香料。穀類中，水稻數量最多，粟和黍較少。果類多梅、李、棗和栗子。香料則有薑和花椒。這些反映了楚人的飲食生活情況。

考烈王墓還出土了戰國時期其他列國的遺物，反映了當時楚國與列國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往來交流。而出土物的造型也反映了楚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以及吳越地區的互動交流與影響。出土的大規模木俑，部分面部有漆繪、紡織品殘留，組成大規模的殉葬隊伍，體現了墓主人生前出行、儀仗、歌舞、伎樂的活動寫照。以俑代人，開啟了秦漢陵墓中人俑隨葬的先河，顯示楚文化對後世的影響。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日前看到台灣高中選修教材上對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明確寫上18,000至28,000人，心中頗有感觸，這個當年極有爭議，且充滿政治算計的數字，終究還是成了教科書上的內容。

國史館侯坤宏曾整理台灣二二八研究成果，大致將其分為「藍調二二八」及「綠調二二八」，前者承襲統派的論述，如戴國煇、陳映真、王曉波、曾健民等人；後者則承襲獨派論述，如張炎憲、鄭欽仁、李筱峰等。他認為相關研究著作裡面有三個最主要的爭議：一是二二八事件的性質，二是相關責任歸屬，三是事件的傷亡人數。

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爭議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從最初楊亮功報告的死傷2千人，到長老教會出版品中所提的10餘萬人，官方與民間的數據差異實在太大，但除了幾份官方報告外，餘者多為聽說或推測，可信度有限。侯坤宏認為，「官方低報數字，可能是未計算未經審判或非正常途徑死亡的人數；民間高估，則可能是刻意渲染或道聽塗說。」

2004年2月底，中研院研究員朱浤源在《中華日報》發表〈新數據，披露228受難人數灌水〉，提到二二八基金會賠償人數僅有800餘人，與政府認定的18,000至28,000人有極大的差距。二二八基金會隔天立即回應，由於當年戶籍資料不完整，各界對傷亡人數的推估差距很大，他們採用的數據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內，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陳寬政所統計的，朱浤源在基金會看到的是審查通過的補償人數。

2009年，《亞洲周刊》訪問了幾位學者對二二八死亡人數的看法。中研院院士胡佛是《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審議委員之一，他指出從台灣整體人口來換算二二八死亡人數未盡周詳，因為人口是流動的，「有的到大陸去，也有大陸部隊在這裡招兵，也有老兵去大陸參加剿共的，也有台灣兵留在大陸的，還有很多外省人不敢留在台灣，回大陸去了」。他認為官方的傷亡統計較人口學推估準確，白崇禧的二二八宣慰報告中，軍警與台籍人士死傷總計1,860人。楊亮功與何漢文聯名提交的報告中，提到的死傷人數也在兩、三千人之譜，甚至公務員及軍警死傷比台灣民眾嚴重，因此二二八受難人數「絕對沒那麼多，這是完全誇大！」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指出，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對二二八死傷人數，一邊壓低一邊吹高，兩邊都不確實。他認為國民黨部隊3月8日登陸，光子彈掃射14萬發，造成的死傷就難以估計。但反過來說死亡人數「數以萬計」也不合理，「一輛載十人的卡車，要載多少屍體、要多少部卡車？從二二八到清鄉不到兩周時間，台灣有沒有那麼多卡車載去埋葬、焚化？」他認為用「數以千計」比較合理。

陳寬政的人口學估算

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死亡人數，的確來自陳寬政用人口學推估出的18,000-28,000人，而該數字僅放在報告附錄；到時報文化正式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時，該附錄根本未放入該書。報告正文也特別提到，「以人口學推估死亡人數固是一法，但也有其限制，這段期間適值戰後復員及戶籍制度更替，資料非常紊亂，推估出來的數值無法確定純為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死亡。」結論則強調︰經由多方的調查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已可描繪出大致的輪廓。遺憾的是，當年的傷亡情況，雖經費力蒐集資料，進行訪談及統計分析，始終未能獲得一精確數字。

綜觀各家說法，可得知陳寬政的研究成果正是死亡人數爭議的主要來源，陳表示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戶籍資料，從1940年起就因戰爭而缺乏整理，並不完備；1946年的戶籍以少報多，1947年又以多報少，在資料有限，品質又不良的情況下，他自稱其推估是在「沒有外來人口流動」的前提下計算的。

1940年起台灣的戶籍就因戰爭開始紊亂，1944年日本最後一次人口普查未計算徵兵人數，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遲至1956年才進行。且這段期間先有被徵兵者陸續返台，1945年起外省公務員及平民進入台灣，1946年長官公署遣返30多萬日人，二二八之後數萬外省人逃離，1949年百萬軍民隨政府遷台，在這些大規模人口遷移下，以「沒有外來人口流動的前提」下估算出的受難人數，有可能準確嗎？陳寬政自己也表示，「然而這樣的推估有其缺點，二次大戰時有大量的台籍日本兵赴海外參戰，可能會在戰場上陣亡，所以這些數字也不見得準確。」他甚至說「我們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

我們能理解陳教授在資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已盡力了；但這樣的數據竟被官方公認，甚至放在教科書中。身為研究者不得不感嘆，對歷史事件的詮釋，學術性始終無法超越政治正確的需要。

對受難人數無限上綱

2017年二二八紀念研討會上，兩位台大社會所研究生林邑軒與吳駿盛，以新的人口統計方式，計算出死亡人數在1,304-1,512人之間，當場被受難家屬猛烈抨擊，李筱峰等綠營學者也立刻表示不認同。

台大教授石之瑜提出，受難者獲得平反與尊嚴，本來就不是人數問題，炒作人數只會造成受難者的尊嚴依附在人數上。這些炒作者的論述中，加害者就是國民黨與中國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台獨主張者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利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受難情緒」，不斷誇大受難人數或加害者的罪孽，反而是對真正受難者的蔑視。

幾十年來，二二八基金會不斷擴大登錄受難人數，將白色恐怖受難者及琉球民眾都加入其中，如今受害者實名已逾2千人。為何二二八死亡人數讓藍綠雙方爭論多年？可能是擔心受難人數直接影響事件受重視的程度，無法達成鬥爭國民黨的目標。畢竟檢索《警察沿革誌》日本官方檔案，日本統治時期警察在台灣處死的民眾就超過16萬，單一抗日事件超過千人受難的比比皆是。遺憾的是，民進黨政府卻沒有對這些事件進行追思或紀念。

（作者係漢江師院台籍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