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4個區域立委的補選，國民黨意外落選三席，讓人不禁思考：國民黨為何會從去年九合一勝選的喜悅，又跌入立委補選敗選的遺憾呢？韓國瑜真的應該出來選總統？

其實國民黨從九合一選舉前，一直到這次3月16日補選，都只沉浸在一個氣氛下，那就是「韓流」，「韓流」所到之處所向披靡，因為「韓流」帶來了國民黨的士氣，使得國民黨意外獲得15個縣市的勝選，也因此，「韓流」在原本綠到出汁的台南市第二選區及新北市三重地區立委補選，給了國民黨勝選的期待。

有五個問題值得檢討

然而，一場區域立委的補選，又把國民黨打回原形，可以讓國民黨好好思考，除了「韓流」，國民黨還有什麼？這次補選的失敗，筆者以為有以下五個問題值得檢討。

其一，看不到國民黨的政見。在這四個選區中，國民黨的候選人一定會提出相關的政見，但是在「韓流」的掩蓋下，這些政見似乎都變得不重要，以三重地區國民黨候選人鄭世維的選舉公報為例，上面放了韓國瑜和侯友宜的照片，幾乎不見其他政見。

其二，民進黨並沒有那麼弱。從南市二選區及新北三重的補選，可以看得出來民進黨在基層的實力並未因九合一落敗而潰散，儘管選後很多媒體說，國民黨的得票率成長了許多，但不可否認，在「韓流」所向披靡之下，支持民進黨的民眾仍然意志堅定，展示相當的實力。

其三，國民黨的不團結導致敗選。以金門為例，國民黨提名的洪麗萍，因國民黨分裂而落敗。當然，金門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宗親的勢力往往超越政黨力量，但國民黨在提名時，為何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

其四，綠白合作和棄保效應還會出現在未來各項選舉中。以南市二選區為例，很明顯的發生了棄保效應，以麻豆為大本營的陳筱瑜得票率不如理想，就可能是因為選前陳水扁支持郭國文的談話，導致謝龍介以3,000票之差落敗，相信在未來總統大選及區域立委的選舉中，類似這種的綠白合作或棄保效應，仍會持續發生。

其五，韓流可能刺激了綠營支持者的危機感。選前10天封關前的民意調查，南市二選區及三重，國民黨的候選人仍處於領先狀態，但隨著「韓流」的發酵，也讓綠營支持者的危機感暴漲，因此刺激了綠營支持者的投票率。

對韓國瑜參選有四個憂慮

從去年底到現在，「韓流」效應不斷發酵，韓國瑜的民意支持度不斷攀升，藍營內部對韓國瑜參選2020年總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筆者以為，在國民黨內各個太陽光芒消失黯淡後，韓國瑜是有可能代表國民黨參選的，但筆者在此提出四個憂慮，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其一，韓國瑜還能發揮多少力量？從現在的民調來看，韓國瑜如果要參選總統，民調還是領先的，但韓國瑜就職才3個多月，且不談對高雄民眾執政4年的承諾，光是高雄市政已千頭萬緒，目前仍有多位局處首長懸缺，市政運作仍有待熟悉，這次補選，韓國瑜南奔北走，猶如蠟燭兩頭燒，如果投入大選，他心目中的國家政策藍圖與方向在哪？他還有多少能量燃燒小宇宙？韓國瑜3月底旋風式地走訪港澳深廈四地，大陸也給予高規格接待，但參選總統後諸多問題將會浮現。

其二，國民黨的政策在哪裡？在「韓流」蔓延下，國民黨的大部分政策都暫時被掩蓋，但面對2020大選，國民黨要如何因應元月2日「習五點」的談話？核四廠是否重啟？台灣的能源政策是什麼？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為何？跟美國、日本應保持什麼樣的關係？美牛是否開放？日本核食是否開放？這些問題國民黨都要一一面對？韓國瑜心中的治國藍圖又是什麼？

其三，國民黨是否會分裂？大家都知道國民黨沒有分裂的本錢，在柯文哲極可能參選，造成「三腳督」的狀況下，國民黨團結都不一定能贏，民進黨實在是太會選舉了，如果國民黨不團結，失敗的可能性仍然相當大，但目前國民黨初選時程並不明確，王金平是否會參選到底也還是疑問，國民黨一旦分裂，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其四，賴清德參加民進黨初選會帶來什麼效應？3月18日賴清德登記投入民進黨初選，這一方面挑戰了蔡英文的權威，但另一方面也代表了獨派勢力的大集結。蔡英文會向獨派勢力妥協，還是會加深對立？是否會影響綠白合作？這些也都是國民黨未來要觀察及面對的問題。

韓國瑜是否會參選2020年總統選舉，最後仍將由他自己決定，但國民黨內部團結的問題若不能解決，又提不出合情合理，又能吸引人的兩岸論述及民生政策，則韓國瑜即使投入選舉，國民黨2020的選情也不見得樂觀。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

《台灣關係法》在美國政治發展史上即便不是絕後，至少也是空前。該法在規範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後，與台灣方面的非官方關係，它明確要求美國政府確保台灣的安全，具體表現在美國對台販售防衛武器的文字當中。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是卡特總統與美國國會相互較勁下的結果，有許多內容並非卡特政府所主張，而是由國會主動修改加入的，這當中固然是從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以來，積極強化對美國會工作的成果，才能夠在卡特與國會失和的情況下找到對台施力的支點。

另一方面來說，國府當局無法改變的是，從1972年尼克森訪問大陸後的上海公報，乃至1978年12月卡特政府的美中建交公報，以及1982年雷根政府的八一七公報，這三項公報當中都不斷地主張，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符合美國的利益，台灣問題應由兩岸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

亞太和平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深知北京堅定反對台獨。不必爭論美國究竟是「認識」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美國的根本立場是維持台海和平，希望北京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美國也深知與北京建交後，台灣安全不止影響亞太情勢，更可能會影響美國內部支持台灣民間與政界人士的態度，故不斷地表達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看法。

《台灣關係法》除規範美國與台灣的非官方往來，最重要的就是有關軍售的相關文字，美國透過軍售協助台灣建立足夠的防衛武力，這使得台灣有能力抵擋大陸的武力威迫。美國協助台灣，維護兩岸分立的狀態，但絕非維護台灣往獨立的方向發展，美國深知北京反對台灣獨立的強烈立場，台獨必然引發戰爭，這是美國不支持台獨的考量。美國不希望台灣被武統，但也不希望台獨引發戰爭，因此採取平衡的策略，就是台海兩岸中國人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至於統或獨，美國並未明確選邊。

美希望兩岸問題和平解決

早在尼克森透過國安顧問季辛吉打開對中關係的初期，台灣的安全就一直是美國的重要議題，到了卡特不顧國會的反對，決心推進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更成為美國當局與國會關切的核心議題。

美中關係正常化後，雙方交流馬不停蹄。根據國務院的檔案，1979年1月9日第一個美國國會代表團，到北京與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會談時，參議員葛倫就提醒鄧小平，國會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影響，希望鄧小平能公開宣示和平統一。

葛倫說，很多外國政府不明瞭國會在外交關係上的重要作用，為使兩國關係正常化順利，在處理有關債權與資產、貸款，以及未來雙方財務關係等事務的協議，都必須經過國會同意。一旦碰到阻礙，即可能使兩國的新關係產生困擾與損害。他表示，國會對於大眾的情緒是很敏銳的，有幾百萬美國人關切台灣安全，鄧小平的聲明提到使用和平方式，他感到滿意與高興。他建議，鄧小平在訪美期間發表和平統一聲明，因為這有助於美國民意支持最惠國待遇、債權與資產協議、財務協議等。

鄧堅持統一是內部問題

鄧小平回應說，中國希望以和平統一的方式讓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如何完成統一是中國內部的問題，我們不能單方面宣布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因為若做此承諾，就無法和平解決，這個承諾會綁住中國的雙手。如果我們宣布不使用武力，蔣經國領導的台灣當局可能會完全不與我們談判，一年兩年過去，沒有談判，這也沒關係，但十年後呢？如果中國只剩下一隻手，這就會造成武力解決。

參議員努恩問鄧小平，兩岸統一後，台灣仍可保持安全的軍事力量嗎？鄧小平表示，這一點都不困難，生活條件與社會生活都不用改變，台灣當局仍可保有現在所有的權力，他們唯一要做的，是改掉中華民國的國旗，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我們歡迎他們享有完全的自主。

努恩追問，統一後，台灣當局可以維持安全的軍事力量一段時間，不需要結束武裝嗎？鄧小平給了簡潔的回答，是的，不需要。

友台派納入保障台灣安全

美國政府在與北京建交後的聲明當中，提到要修法規範美國對台的非官方關係。1979年1月26日，卡特向國會送交台灣綜合立法，也就是後來的《台灣關係法》。卡特需國會支持法案，但卡特自上台後與國會的關係就很惡劣，國會早已不滿卡特未徵詢他們的意見。台灣關係法草案給了國會運作空間，讓國會中許多友台派決定挑戰卡特的決策。

柯林頓總統時期的國務卿歐布萊特，當時是國安會幕僚，負責國會聯絡工作。她在2月3日提交的一份有關國會報告裡面提到，國會關切三個問題，一是台灣未來安全問題的保證，可以確定會在法案當中加入某些文字，但應該會與美中雙方的協議一致。二是台灣駐美人員的外交特權與豁免，議員會提修正提案。三是使駐台灣機構成為聯絡處，也就是回復到政府對政府的關係。

就在國會討論《台灣關係法》的過程中，2月17日，大陸對越南展開軍事行動，北京的此項行動不免加深了美國國會的疑慮。歐布萊特在2月18日的報告裡表示，直到17日止，國會支持關係正常化的行動，尚看不出出兵越南對台灣綜合立法的影響，但國會普遍認為，應該暫緩對美國駐華大使伍考克的同意權。

《台灣關係法》中有關美國有義務提供台灣防衛武器的文字，就是美國議員加入的文字，表達美方對台灣安全的關切。原本卡特政府與北京談判建交過程中，美方即確定仍要持續對台軍售，雙方差點因此無法完成建交談判。國會不放心行政部門，仍將美國對台提供武器寫入法條當中，強化對美國政府的約束。

旨在維護美國自身利益

過去40年，台美關係發展有著許多改變，舉凡雙方人員接觸的限制放寬，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名稱的使用，都是雙方非官方關係持續發展的結果。但當中最核心的，仍是如何確保台灣安全，提供台灣防衛武器也成了美國與北京始終存在的政治矛盾，儘管美中雙方有「八一七公報」，但美國隨後改變態度，向台灣提出口頭六項保證，以表達美國對台軍售的自主權，不會與大陸事前協商。

總體來說，美中三公報加上《台灣關係法》，都是主張台灣問題由兩岸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關係法》開宗明義就說，為了維持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穩定，這幾個字代表著美國最高利益。

卡特也對《台灣關係法》發表聲明表示，這個法案與美中雙方政府在關係正常化所達成的諒解一致。也就是說，《台灣關係法》不能超越美中建交公報的精神，兩者可以說是平衡，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基於現實考慮，站在美國利益上，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但不會忽視台灣的安全問題，而在台灣安全問題之外，是美國不挑戰北京所主張的「一個中國」，美國不對台灣領土的主權歸屬明確表態，卻在不支持台獨的態度方面表達了看法。

美國向來不支持台灣獨立

美透過《台灣關係法》持續對台軍售40年，加上不支持台獨的背景，可以說該法維持台灣安全的目的，並不是讓台灣往法理台獨方向前進，而是在時機成熟後，台灣能夠與大陸進行談判，兩岸中國人自己找到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和平解決方案。

在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美方未提供先進武器給台灣，以免台灣挑釁大陸，對當時蔣經國向美方爭取能繼續納入美國核子保護傘的提議，美國也斷然拒絕，從這種種跡象顯示，《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建立自主防衛能力，卻不讓台灣武力超越大陸、擊敗大陸，從而透過武力手段爭取法理台獨的機會。美國真正的目的，始終沒有明白表達的，是如何讓台灣能與大陸找到和平解決的方案，《台灣關係法》與台獨有著根本上的矛盾，民進黨政府現在藉著維持現狀的假象，玩弄美國政府，遲早會遭到反噬。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本文認為，影響未來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變數，是中美戰略衝突。衝突可能導致中美敵對，衝突也可能帶來中美之間的戰略需求。從這一點來看，台灣的戰略價值趨於下降。把握好中美戰略衝突這一辯證關係，對台灣尤其重要。

中美建交40年之際，如何看待撲朔迷離的中美關係？一方面，中美貿易談判宣布限期終止，似乎中美在全球不平衡問題上的分歧，沒有預想的嚴重。另一方面，中美戰略衝突呈現隨時擴大之勢，中美在南海的軍事較量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

兩岸關係也撲朔迷離。九合一選舉後，大陸對台方針未變，仍把實現兩岸統一的希望，寄託於台灣人民，相繼推出一系列惠台政策。但在民進黨刻意炮製的「停滯」狀態影響下，兩岸民心得不到安寧，民眾福祉得不到保障，兩岸協商難以推進。

2020年大選臨近，台灣政治人物忙於「抬轎造王」。此外，無論是執政的民進黨，還是在野的國民黨，無不將各自的執政前途，寄託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表現出越來越倚重美國的態勢。從僥倖心理出發，試圖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

目前，中美戰略衝突在時限和力度方面，呈現高度不穩定狀況，充滿變化。在這個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的情況下，應警惕分裂主義勢力在台灣盲動可能帶來的災難。

美國從不介入到介入

美國執行《與台灣關係法》（下稱《關係法》）40年來，美國對該法的執行與政爭，成為闡釋中美關係重要的風向標。由於推行《關係法》涉及東亞地區、海峽兩岸及美國的巨大利益，多年來，美國政客們對《關係法》，以及冠以「加強」名義的《關係法》種種執行，不斷興風作浪，樂此不疲。

不過，美國也有自己的政策界限，即將《關係法》作為國內法執行，不直接在對外關係上與台灣掛鈎。在執行過程中，美國也從不直接挑戰中美三個公報承諾的「一中政策」。在中國的主權問題上，美國所持的立場是「不介入」或「沒有立場」（中美建交時，范錫國務卿語we take no position）。

台灣身分的缺失，並不妨礙台灣政治人物對《關係法》頂禮膜拜，以「引證」《關係法》，作為對抗兩岸統一的「依據」。《關係法》中，美國對西太平洋安全表示的「嚴重關切」（注意，解釋權在美國，並非美國有義務捲入），以及隨後美國政府在武器承諾等方面對台灣所做的「六點保證」，成為台灣推行「獨台」和「台獨」路線的「政策依據」。基本情況是，言必稱《關係法》，行必禮《關係法》。

與此同時，不挑明台美之間實質上為非官方關係的真相。美國一些政客對此極力迎合，別有用心地宣稱《關係法》是「美國與台灣法律關係的依據」。目的是在明知美國不會超越紅線的前提下，製造假象，借挑戰中國主權，創造模糊空間，收割利益。

中美戰略合作時期。必須指出的是，中美建交時，美國對中國的需求是聯華制蘇，戰略目標是實現美蘇緩和。《關係法》對美台關係的定位是「執行美國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這與中美戰略合作的意圖一致。中國政府從不接受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關係法》。《關係法》本身也不具任何國際與外交含義（當時參院版本拿掉了眾院法案版本在名稱上冠以的「美國」字樣，最後文本稱之為《與台灣關係法》，以保持非官方關係上法律的一致性）。這種中美官方、美台非官方關係「有章可循」的一致性，導致其後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美國表示將節制武器售台。1987年，美蘇緩和並簽署反導條約。

從戰略合作走向戰略競爭時期。冷戰後，國際戰略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中美關係從戰略合作走向戰略競爭。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在對台政策上開始違反中美官方、美台非官方關係「有章可循」的一致性，主要手段是在執行《關係法》時，凸出安全因素，加大對台軍售和提高美台關係層級，特點是一方面提升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另一方面也竭力插手兩岸關係。

美國在台灣問題從「不介入」向「介入」變化的典型例證是，1995年到1996年美國支持李登輝訪美導致海峽危機的發生，以及小布希執政期間美國加強《關係法》，以及美國對陳水扁的「支持與管制」。2005年，中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加強了對台灣分裂勢力的束縛。

《台灣旅行法》也是國內法

川普政府上台以來，中美戰略衝突逐漸明朗化。美國在對台政策的一個重大舉動，是強化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討價還價」的立場，其中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旅行法》為代表（2018年3月16日，經川普簽署，該法在美國國內正式生效）。在法律意義上，《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HR 535)仍然是美國國會自產自銷的「國內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表示強烈不滿。同時稱「該法案不具法律效力」，點到為止。

值得注意的是，與40年前通過《關係法》比較，這次美國國會無異議通過《台灣旅行法》，行政部門沒有進行任何斡旋，而且完全同意，大幅提升「美國對台灣持續的承諾」。美國軍方在美艦停靠台灣、美國「南海自由航行」行動、美國對台軍售等議題上，也走在前面。

這些現象說明，川普政府聲稱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發展美台關係，不僅是為了在中美關係上虛化「一中政策」，而且有長期的戰略圖謀。其中，支持民進黨名為維持現狀，實則破壞兩岸關係的大陸政策，可能是一個選項。也可能，美國企圖達到它在中美談判中的其他目的，將另有選項（《台灣旅行法》提案人表示，法案除了打破美台高官不能互訪的壁壘，提升美台關係等條款外，「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性」。）

目前，《台灣旅行法》帶來的美國對台政策種種「異象」還未全部展開。但可以斷言，美國對民進黨的政策支持，會進一步助長民進黨加劇海峽局勢的緊張。最近，民進黨公開推出以大陸為敵的兩岸安全政策，氣焰囂張，就是明顯的例證。

中美戰略衝突將不可避免

季辛吉早就指出，美國「必須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期競爭戰略中，找到一個地位」。這暗示，對美中關係競爭加劇的前景，必須有所準備。中美戰略衝突將不可避免。

對於中國來說，戰略永遠是辯證的，逃避衝突不是選擇，選擇衝突或許意味著選擇機會。就中美衝突而言，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層次。

其一，全球層次。中國從過去重視雙邊，向重視多邊調整。例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以及最近聯合國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表示支持。美國認為，其在全球傳統的單邊霸權，受到中國的挑戰。

其二，地區層次。在東亞地區，美國費盡心力組織多邊安全框架，試圖遏制中國。美國指責中國為南海地區「國際衝突的來源」，同時將台灣公開納入「印太戰略」。但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與中國緊密相連。美國「印太戰略」貪多求大，影響有限的弱點正在逐漸顯現。加上川普的個人特質，增加了美國地區安全政策的諸多不確定性。美國的盟友也遲遲下不了決心究竟是否要參加反華同盟。

台灣問題的要害在於地區安全問題。這次推出《台灣旅行法》是一個重大信號。從美國的用意來看，在鼓吹「中國戰爭威脅論」方面，具有試探性。為應對戰略格局的變化，美國可能不會成為東亞國際地緣政治的穩定器，反而極有可能成為地區爭端的挑起者。

台灣問題可能成為「誘餌」

從這一點來看，美國有可能以局部的地區「失序」為口實，加緊對台政策調整，強化干涉兩岸關係的立場。悖論是，中美戰略衝突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美國必須精打細算，從化解中美衝突的需求出發，不排除美國也有可能轉向戰略收縮。如果朝這個方向思考，美國在中國統一問題上，有可能將台灣問題作為「誘餌」，與中國討價還價。對大陸而言，戰略選擇具有多樣性，峰迴路轉、驚濤駭浪、柳暗花明都是常態。

面對中美戰略衝突，台灣的選擇變得非常重要。最近民進黨為搏「最後一口氣」，公開推動以大陸為防範目標的「國家安全強化工程」。這是一項明目張膽的冒險政策，兩岸同胞不得不防。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台灣關係法》(TRA)是美國在其霸權操作上「境外管轄權」的一種狡詐形式。40年後檢視此一「國內立法」的主要背景，不必諱言，當年美國國會議員中的主流派，抓到大陸才剛開始進入改革開放大局，北京與台北各自的軟肋，而以耍賴的姿態取得台海兩岸的默認，致得以牽制破壞中國統一、民族復興運動長達40年之久。

華盛頓與北京在1978年12月中同步宣布，定於次年元旦正式建交。此消息傳到台灣如同「死刑定讞」，朝野各界陷入震驚、茫然失措，也有少數人神經過敏地倡議，籌劃迎接可能前來接收的中共人員。而北京方面則於1979年元旦公布《告台灣同胞書》，開宗明義地中止了「解放台灣」政策，代以「三通四流、和平談判、結束敵對、共議統一」，主要是針對蔣經國/國民黨的呼籲建議。

公平而言，北京言辭懇切、姿態謙抑，應可說明其為解决兩岸長年僵持的善意及誠意，這更是攸關兩岸、全中國前途的重大問題，台灣不宜草草以「統戰」二字河漢斯言、一筆抹煞。

美國早在季辛吉密訪北京時，即預謀準備兩手遊戲，由其國會另立特別法案，表面上是對白宮/國務院的新台海兩岸政策進行監督制約，避免「老朋友台灣」陷於危險、蒙受不利；骨子裡則是為食言悔約卸責。玩的是土匪惡棍的邪惡心態與卑鄙行徑。吾人似可略作回顧。

美國主要傳媒在美中建交後對北京「得意」與台北「落寞」有大幅報導，隨之便透露出國會刻正密集隱秘集會，旨在對台灣有所「補救/施援」云云。台北對此更高度「關切」。

同年2月，美國參眾兩院以幾乎全票通過由參議員愛德華甘廼迪領銜的國內法TRA，但該法却涉及邦交國的領土主權，特別是其中的軍售/安全等更直接介入他國的內政。因為事出突然，北京/台北措手不及，立即開會進行研判以了解美方的用意，並設法交涉回應。

台北方面很快派出一「非官方」但具代表性的小組，到華府進行了解，並防範被更進一步「出賣」。代表小組由甘廼迪親率「法律顧問團」接待，對TRA做了周詳解說，甘氏在結論中強調：「你們注意到的，這份法案都注意到了；你們沒有注意到的，這份法案也都注意到了。」台北來客聞之大悅，才知道美國「愛台（我）之深」，自此便更加唯美是從是賴了。

國民黨的高層竟無人警覺到，美國亞太戰略結構下的TRA，是為20年後的台灣政黨輪替，以及步步崛起的中國大陸，所準備的「保護傘／殺手鐧」。在台灣，TRA 40年來低調但強力運作，是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淪為「去中國化」自宮從犯的根本原因；更是李登輝、馬英九兩度拱手讓出政權給否認「九二共識」、堅拒「一個中國」的民進黨的真實背景。他們忠實地奉行服從、服務「拆散中國」的美帝國霸權戰略利益！

40年過去了，兩岸中國人應認清，美國人是怎麼看待、操作所謂「三公報、一法案」這個美中正常化關係的柱石了。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如果40年後仍短視姑息，只圖小利近利，則美國的水滴石穿持久戰，可能終將得逞。

(作者係本刊主筆)

《台灣關係法》1979年4月即完成立法程序，但其後40年間美國行政部門、國會、智庫通過全面落實、擴大闡釋、另立新法等方式，使該法原先模糊的部分變得清晰，甚至強行塞入原本不存在的內容，增加其打「台灣牌」的籌碼。

1979年1月26日，美國總統卡特向國會（美第96屆國會）送交一份關於如何安排對台行政事務的草案，即所謂「台灣綜合法案」(Taiwan Omnibus Legislative Bill)，主要談及通過設置「美國在台協會」，來處理日後美台非官方關係。

以國內法介入他國的先河

2月28日，民主黨籍眾議員紮布洛基(Clement Zablocki)向眾議院外委會提交《台灣關係法》草案(H.R.2479)」。3月28日及29日，國會眾參兩院以不到兩天時間快速通過《台灣關係法》。4月10日，卡特正式簽署，成為公法(Public Law 96-8.)，生效日期追溯至1979年1月1日起。

《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大陸一般稱之為《與台灣關係》）是美國的一部國內法，法案共18條，這直接開啟了美國以國內法形式來介入他國內政的先河，給中美關係帶來巨大障礙。

表面看來，1979年4月10日卡特正式簽署後，《台灣關係法》就已經完成立法程序，但後來的發展過程遠比這複雜，美國行政部門、國會、智庫等分進合擊，通過全面落實、擴大闡釋、另立新法補充等方式，使得《台灣關係法》原先相對模糊的內容變得更加清晰，甚至強行塞入該法原本並不存在的內容，以進一步增加對中國大陸打「台灣牌」的籌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行政部門不斷進行僭越

《台灣關係法》僅「授權美國人民同台灣人民之間的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此規定的核心要義有二：一是僅是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維持一定關係，而不是美國政府與台灣當局維持一定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嚴格按照該法規定，美國政府與台灣當局是不能往來的，至少是沒有被法律授權的。二是雙方之間僅能維持商務、文化等領域的關係，對於政治、軍事等敏感性極高的領域層面，雙方不應有所往來。

但後來的美台關係發展表明，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時已完全僭越了《台灣關係法》的相關規定，在過去40年中美台關係絕對不止是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的關係，美國政府從來都是直接介入，而且介入程度之深，遠遠超越商務、文化等層面。

在戰略層面，美國歷任政府所推行的亞太政策中，都會將台灣視為重要戰略支點，川普的「印太戰略」尤其如此，美國高官多次表示，「台灣是印太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政治層面，美台官方互動日益密切，例如1995年美國邀請李登輝訪美、2016年川普與蔡英文通話，都徹底打破了此前雙方關係的「禁忌」。台灣經濟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陸委會主委等都多次赴美訪問，美國也曾指派內閣級官員訪台，近期美台雙方更鼓噪蔡英文在「過境」美國時訪問華盛頓，並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講。

在軍事層面，除對台軍售，美國現在更直接對台灣的軍事戰略布局下「指導棋」，並在防務產業、軍事演習等領域加大與台灣合作力度，在2017至2019年連續三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中，都專門設立台灣條款，要求增進與台灣的軍事關係。

美力圖轉向「三公報三法」

長期以來，美國官方所宣稱的「一個中國政策」都是以「三公報一法」為核心意涵，即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由於依據美國的制度規定，法律的效力本來就在公報的效力之上，所以「三公報一法」在實質上本身就已經向台灣傾斜。但以「台灣連線」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親台勢力」並不滿足，還想進一步制定更為「親台」的政策。具體表現在：

一是監督行政部門認真落實《台灣關係法》。事實上，在《台灣關係法》制定後的第二年（1980年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就通過「台灣關係法執行情況：第一年」決議案(S.Res.564)。此後美國國會就不斷加碼，反覆重申《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要求白宮和國務院認真落實，如1985年7月11日眾議院拋出「重申《台灣關係法》，要求國務卿必須就此項法案的執行情況提交年度報告」(H.Amdt.307)。1999年6月8日，國會在對當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補充條款中，專門增設一條「落實《台灣關係法》」(S.Amdt.576)。

後來美國國會對行政部門的施壓力度進一步加大，如2004年6月23日眾議院通過「重申將毫不動搖地履行《台灣關係法》」。2012年6月6日，國會甚至拋出「國會應該設立一個監督《台灣關係法》執行情況的委員會」的法案(H.R.5902)，想在國會內部成立專門機構，利用國會的監督權，迫使行政部門更好落實《台灣關係法》。

1998年7月7日，參眾兩院聯合提出「關於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承諾的聯合決議案」(S.Con.Res.107)，並在參議院獲得通過。與之類似的還有1998年7月16日提出的「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承諾」(H.Con.Res.300)和1999年3月11日眾議院提出的「重申《台灣關係法》」(H.Con.Res.53)。2001年3月20日國會再度提出，「重申《台灣關係法》」(H.Con.Res.67)提案。

為進一步彰顯《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美國國會提出專門法案標榜《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如2003年3月25日提出的「重申《台灣關係法》是美台關係基石」(H.Con.Res.117)。2013年11月13日又拋出「重申《台灣關係法》重要性」提案(H.R.3470)，並在眾議院獲得通過。僅僅大約3個月之後（2014年2月28日），國會又故技重施，拋出「重申《台灣關係法》重要性」(H.Res.494)提案。

此外，美國國會還在許多關鍵節點高調紀念《台灣關係法》，如1999年3月17日眾議院提出「紀念《台灣關係法》20周年」的決議案(H.Con.Res.56)，2009年2月23日眾議院又提出「紀念《台灣關係法》30周年」的決議案(H.Con.Res.55)，兩者都在眾議院獲得通過。2019年適值《台灣關係法》40周年，估計國會將故技重施，再度提出紀念《台灣關係法》的相關法案。

二是要求對《台灣關係法》的內容進行修訂。隨著亞太情勢的不斷變化，特別是美台關係的不斷提升，美國國會認為《台灣關係法》內容已經「陳舊落伍」，變成了美台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和障礙，因而急需修訂。例如為配合李登輝訪美造勢和法律解禁，1995年4月6日眾議院曾拋出「修訂《台灣關係法》以讓台灣領導人可以訪美」(H.R.1460)。

2007年9月25日，眾議院又提出「美國將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售武」(H.Res.676)的決議案，並獲得眾議院一致通過。2009年11月19日，眾議院又繼續提出同一主題的法案(H.Res.927)。眾所周知，《台灣關係法》並未涉及美國對台售武的內容，美國國會聲稱將依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對台售武，顯然是想進一步曲解《台灣關係法》的文本。

三是制定新法來補充《台灣關係法》。美國親台勢力認為，美台關係已發生巨變，若繼續以《台灣關係法》規範和引導美台關係，只會削足適履，制約美台關係發展。為彌補缺陷，親台國會議員不斷提出應制定新法來補充《台灣關係法》。如2015年10月28日，眾議員夏波特(Steve Chabot)等人提案「重申《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是美台關係基石」(H.Con.Res.88)，並獲眾議院通過。眾議院如此操作後，參議院也緊隨其後，拋出類似議題的決議案(S.Con.Res.38)，在參議院也同樣獲得通過。

「對台六項保證」是雷根時期向蔣經國做出的所謂「口頭保證」，沒有書面記錄，具體內容一直眾說紛紜，未有定案。美國國會將「對台六項保證」與《台灣關係法》等量齊觀，顯然是想進一步夯實美國對台政策的政治和法律基礎。此外，美國國會近年來還頻頻利用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等時機，強行塞入涉台條款，藉此來彌補《台灣關係法》未涉及的內容，如美台軍事關係合作等。

2018年，美國參眾兩院更連續無異議通過所謂《台灣旅行法》，最終獲得川普簽署，成為正式法案。這也是繼《台灣關係法》後，美國國會通過的又一專門提升美台關係的法案，為美台高層人員往來打開了「方便之門」。此外，國會近期還頻頻鼓噪要制定「台灣安全法」，未來若闖關成功的話，美國「一中政策」的核心基礎將由「一法三公報」轉變為「三法三公報」，「三法」即為《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和「台灣安全法」。

學界鼓吹修《台灣關係法》

1979年美國國會炮製《台灣關係法》時，故意將其中內容進行模糊化處理，為未來的解釋和落實留下足夠空間。美國主流學者對該法這種模糊性多持正面態度，但部分親台學者則認為，該法內容太過於含糊不清，因而應該進一步清晰化處理，明確展現對台灣的支持態度。

（作者係北京台海問題時事評論員）

行政院於2月21日公布同婚專法草案，即將送請立法院審議。此一新的法律，其名稱：「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長達15個字，真是太詭異了。不要說一般尋常百姓看得霧煞煞，就算是法律專業界人士恐怕也看不懂。

據稱主政者如此為新法命名，是為了避免得罪「挺同」或「反同」的任何一方，因為前者要求以「婚姻」為名立法，後者反對與民法所定「婚姻」用詞混淆。於是就推給司法院大法官吧，反正你們如此解釋有案，我行政院就兩手一攤，照單全收，然後再推給立法院去傷腦筋。

問題是，從法律人的專業角度來看，「施行法」三個字是有特殊涵義的。也就是說，在法制體系的概念上，「施行法」乃是指：一個法律的新制訂，或是新修正，在「法律適用上」產生了時間交替如何施行運作的困境，究竟該怎麼解決，於是才需要再訂定出一個「施行法」，目的是要處理「法制時間落差」之際的行為準據問題。

茲舉一例：民法「親屬編」於後來做了修正，立法者就訂定「民法親屬編施行法」。開宗明義於第一條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原則上不適用此編的規定。

從而可見，「施行法」一詞乃有其特定使用情形，根本不適合作為有關同婚專法的名稱。否則就是亂了國家的法律體制，而法律所追求的正道也遭扭曲。

況且，憲法上所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解釋文，本身並不是一種「法律」；因為「法律」是限於由立法院通過，經總統公布施行的。或許可以說，大法官解釋文的「效力」與法律位階相同，但畢竟不是「法律」。而今同婚專法把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釋作為「施行法」一詞源頭的標的，這在法邏輯上是不通順的。

至於去年11月24日公民投票「第十案」通過，廣大人民的直接意志表達：「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此與司法院748號解釋文的內容，是否有所齟齬，茲於訂立專法時應如何拿捏其分際，實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另一法制課題。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蔡英文始終不接受「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又逢中必反，導致兩岸停止經貿談判、農漁契作與採購；最近又為連任選情，拉高兩岸對抗形勢，兩岸關係顯然不樂觀。

兩岸終止經貿談判後，沒有服貿，也沒有貨貿，就無法完成兩岸ECFA。即無從進行與他國的FTA；更無緣進入RCEP（占世界半數人口及1/3的GDP）經濟圈，台灣鋼鐵、工具機、石化的主要出口市場在東協與大陸，台商這些產品的外銷競爭力已嚴重消損。

高雄正是兩岸觀光及貿易緊縮的重災區，韓國瑜才會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贏得高雄市長寶座。

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後，蔡英文一改維持現狀、力守中華民國憲法的承諾，將習近平的談話，扭曲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意圖挑起統獨對立，扳回2020年總統大選的頹勢。3月11日宣布反制「一國兩制」七大綱領，以提高兩岸對抗情勢。

蔡政府的外交策略是親美抗中、拉日制中。過去因為中日釣魚台衝突及中美貿易戰，似乎一度有機可乘。惟中美貿易戰即將達成協議，中日釣魚台衝突也已放下。蔡英文昧於國際現實的一廂情願，換來的只是羞辱，如近日蔡英文提出要和日本安保對話，惹來日本外相公開表示台日不是政府關係，更無安保協議可談。美國AIT也宣布反對台獨公投。

蔡英文奢望國軍抵擋住共軍第一波攻勢，然後引起近鄰國家出兵協助台灣。然而，台灣要加入聯合國及WHA，都得不到這些國家的聲援，更何況要他們為台灣出兵，真是痴人說夢！

蘇貞昌院長更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對共軍來犯要戰到一兵一卒，「就算只有一支掃帚，我也會與敵人周旋到底。」這是引用二次大戰，英國邱吉爾首相對抗德國納粹時所說的：「戰海上，戰海灘，戰街道，戰山上，我們絶不投降」名言。

問題是，當年希特勒已發動二戰，攻占捷克、波蘭、挪威、法國大敗將投降，33萬英軍自敦克爾克撤回，納粹即將跨海來襲，激戰關頭，領導人只能鼓舞民心士氣。但目前兩岸關係，人民交流頻繁，彼此經濟密切依存，怎麼能相提並論？

尤是，二戰時英國整體國力仍與德國相當，而今大陸人口是台灣的70倍，GDP是台灣的20倍，又是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台灣有何力量去頑抗中國大陸？

據美國國防部分析，中國軍力在陳水扁第二任期後已明顯提升。蘭德公司早在2007年推估，中共軍力已可阻絕美國航母停留在離中國海岸1,500公里外的海域。一旦大陸突襲台灣，將可延遲美國的馳援。

何況台灣內部因藍綠、統獨對立而分裂，民進黨又違背政府信賴原則，用年改剝奪軍警公教的權益，真有外敵來犯，誰會去為「這個（什麼）國家」抛拋頭顱、灑熱血？

蘇貞昌說台灣要打到一兵一卒，其實，歷史上只有抗戰時期，中國人抵抗日本侵略才有這種壯烈的犧牲，如台兒莊、衡陽保衛戰等。兩岸真要發生戰爭，絕不可能戰到一兵一卒，即或果真戰到一兵一卒，台灣將只剩下一片廢墟，豈是我們所要的？

(作者係金融機構退休主管)

高雄市政府3月10日證實，有大陸台籍政協委員提議要送高雄一對大貓熊，但高雄市長韓國瑜表示要尊重高雄市議會的決定，而且貓熊是一級保育類動物，需要大陸中央審核通過。壽山動物園主任莊絢智則表示，目前園方還有三公頃土地可供使用，如高雄市議會通過經費，將建一座恆溫恆溼的貓熊館。

消息傳出，蔡政府從農委會到陸委會，乃至親綠的媒體與民進黨籍立委，前仆後繼地發言抵制大貓熊成為壽山的貴客。筆者認為，值此2020選戰逼近，加上韓國瑜的韓流餘溫仍在，其實韓市長婉拒的理由可以一一克服。

首先，韓市長表示要徵求高雄市議會的同意。筆者認為，如果高雄大多數民眾舉雙手歡迎大貓熊，對於選擇反對的民進黨市議員會是很尷尬的場面。所以筆者建議，與其讓全體議員做決定，不如讓全體市民在市政府i-Voting網路投票，只要過半數民眾同意，韓市長就可冠冕堂皇地迎進台灣第二對大貓熊了。

其次，建館與照顧經費龐大。有關建館與照顧大貓熊費用必然相當可觀，市政府可能負擔不起。但筆者認為，韓市長可以透過與民間企業合作，或以兩岸交流名義籌措專款專用，相信可募到所需款項。

再者，照顧大貓熊需要有經驗的動保人員。根據之前台北市動物園成功的經驗，高雄市府可以透過專家學者，招募有志照顧大貓熊的年輕人加入培訓行列，讓渠等前往四川貓熊的故鄉做至少一年的嚴格訓練，然後成為未來大貓熊的基層輪值保母。另外，也可以招募與台北市動物園一樣的大貓熊志工，當大貓熊來到高雄後，成為最佳的大貓熊園區解說員。

最後，趁機重新整修壽山動物園。高雄壽山動物園積弱不振，讓高雄市民敬而遠之，如果因大貓熊進駐，重新整修整頓壽山動物園，讓它煥然一新，媲美台北市木柵動物園，對高雄市民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壽山動物園整頓後，應讓所有園區內的動物都能一樣被好好照顧。果能如此，高雄壽山動物園必將是高雄、全台甚至外國遊客的最愛，如果能融入小學生的學習課程內，壽山動物園可一舉多得，何嘗不是引進四川大貓熊多贏的善果！

(作者係退休國中老師)

自古以來，我國對於歷史教育的重視，舉世無出其右，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類型的史書，不絕如縷的呈現，供後人記取興滅繼絕的歷史教訓。四庫全書中又以史部占大多數，故而稱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歷史的民族，絕非過譽之論。

中華民族之所以如此努力進行歷史傳承的事業，說到底，就是為了子孫們的永續福祉。先祖們深刻體會到，唯有讓後代清楚認識過往的成敗經驗，才能奠定不朽的生存基石。

為延續民族、文化的發展，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時刻謹記先賢們的訓示，均視歷史教育為重中之重，不斷傳達本民族的建國精神，以及各朝代的興亡得失，直至21世紀，皆是一以貫之。

但不幸的是，蔡英文為一己和一黨的政治私利，竟然在2018年以莫名其妙的「東亞史」，取代中學的中國史教育，想要徹底剪除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脈絡。其私欲最終雖不可能得逞，但學子們卻可能因此喪失瞭解中國歷史，從而重創永續發展的機會。

眾所周知，所謂東亞史，一則是源自於19世紀日本所倡導東洋史的概念。但東洋史最後卻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用來向亞洲侵略的藉口：「大東亞共榮圈」。再則，東亞史的範疇為何，在學界仍莫衷一是。

另外，借用屬於區域史概念的東亞史，試圖代替國別史的中國史。最後以「主題式」教學，取代素來使用的「時間順序」方式，亦尚未成為史學界的共識。

雖然有上述諸多爭議，但民進黨政府仍蠻橫地結合一批狼子野心之徒，強行將中國史從中學教育裡掃除殆盡，真可謂是我民族歷史教育的一大浩劫！

退而言之，吾人為台灣人民謀，也無法自外於中國歷史：（一）以敵為師，仍然要學習中國史；（二）四百年台灣史，仍屬於中國史一部分，明清時期的台灣史不就是源自中國？今日台灣社會與文化，95%以上和大陸是重複的；（三）台灣近來每年從大陸賺取超過1,000億美元，又豈能不識中國文化與歷史？

歷史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我們選擇何種歷史，也注定了會產生何種文化，進而導致何種生活。身為一個熱愛歷史的民族，台灣絕對不能在沒活水源頭的日子裡生存，這猶如失根的蘭花，飄散在東亞的零丁洋上。

我們今天奮力在這塊土地撰寫歷史的所作所為，一定會被載入史冊裡。讓我們攜手力挽狂瀾，一起為恢復中國歷朝歷代的歷史教育而努力！

(作者係中正大學副教授、恢復中國史課綱公投提案人)

韓國瑜在香港、澳門為高雄市爭取到34億台幣訂單，但因與港澳特區行政長官及中聯辦主任會面，引起綠營一片酸言酸語。陸委會先稱韓國瑜違法，後改口要求韓對外說明「密會」情形。蔡英文則在出訪途中高調指稱，韓國瑜製造了「一國兩制」氛圍，引起綠營學者爭相表態。

以上論斷不攻自破，不值一一駁斥。例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非經陸委會授權，各級地方機關不得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韓國瑜全程未簽訂任何協議，自然沒有違法問題。又例如，韓國瑜與兩位主任見面時，旁邊有市府官員、市議員陪同，豈能算是「密會」？又怎麼可能「出賣高雄」？

倒是蔡英文及綠營學者所指，韓進了港澳中聯辦，會在台灣製造「一國兩制」氛圍，或形同率先實踐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值得深究。

首先，不論與港澳中聯辦主任見面是「禮貌性拜會」，或是「客隨主便」，或是「試探對方底子」，韓國瑜大概對港澳特區實踐「一國兩制」20年，必然設有負責聯絡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辦公室，有一定的了解。他不畏閒言閒語、大方前往，讓兩岸人民見識到他有別於其他政治人物，對他挑戰2020大位或有加分之效。

其次，綠營刻意抹紅韓國瑜，卻意外地使「一國兩制」大大曝光，成了台灣熱議的話題，這恐怕是綠營始料未及的。「一國兩制」被台灣當局全面封殺、污名化30多年，蔡英文又常說只要她在任絕對不會「一國兩制」，今年元月2日在回應習近平講話時，更信誓旦旦稱「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這也是台灣共識」，但為什麼韓國瑜與兩位中聯辦主任各吃了頓飯，綠營就擔心台灣會有「一國兩制」氛圍？難道是對「台灣共識」沒有信心？

再其次，綠營經常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嚇唬民眾，但香港基本法草擬於1980年代，其維護的是當時的香港現狀，而「兩制」台灣方案則將充分尊重台灣當前的現實情況，與30年前的香港有何關係？更何況，過去多年來，香港泛民派人士絡繹不絕前往美國告洋狀，但卻從未具體舉出香港基本法哪一條條文被侵犯或破壞，豈不怪哉？

最後，4月10日將是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介入干預台海關係屆滿40周年的日子，AIT及蔡政府均已展開盛大慶祝活動。不過，美國政府儘管依自身利益考量，以各種不同方式不斷擴充該法，40年來卻始終謹守「一中政策」，與台灣維繫著非官方關係，這使得台灣今年5月將第三度缺席WHA。由此看來，自詡「熟悉國際事務」的蔡英文，即使上台後採取了一面倒的親美政策，但因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台灣寸步難行，走不出去。

眾所周知，時間不站在台灣這邊，民眾若想為自己爭取到最有利的條件，確保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就應廣泛閱讀「一國兩制」資訊，勇於表達意見，設法凝聚社會共識。自己的命運自己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