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3日，台灣大學教授王曉波(1943-2020)的家人在宋元老師的帶領下，到清華大學參訪。宋元一行參觀了他們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王曉波藏書，並和清華師生共同緬懷曉波一生的志業，場面溫馨感人。

視頻重現曉波重要事蹟

宋元首先播放了數個視頻，其中有王曉波一家的天倫之樂，有曉波一生在台灣做出重要貢獻的幾個事蹟，例如發起台大自覺運動，參與《大學雜誌》編務，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與《中華雜誌》創辦人胡秋原的往來；發動島內的保釣運動；被台大開除教職，以及多年後平反重返台大任教；推動老兵返鄉運動；組織成立「中國統一聯盟」；成立「台灣史研究會」。視頻還包括他在台大哲學系退休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對法家學術的精研；兩岸幾位專家對他的高度評價；在兩岸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最後則有曉波骨灰灑向台灣海峽的畫面。從視頻看到曉波的影像、再度聽到他的發言，令筆者不禁垂淚。

視頻播放結束後，宋元介紹了曉波生前生活上的點滴，包括筆者在內的幾位老師接著講述了和曉波的交往經歷，清華圖書館則對宋元捐贈曉波生前的圖書及手稿，表達最深切的謝意。

中國傳統士者的典範

1980年12月，在美國波士頓一位朋友家中，我第一次見到曉波。主人于中原是保釣朋友，為人熱情，相邀我們在他家聚會。當時台灣剛發生美麗島事件不久，氣氛悚然，大家從台灣鎮壓黨外人士，談到大陸剛剛啟動的改革開放，聊了一個晚上。當晚曉波顯得很激動，也喝了不少酒，醉了。他的博學及愛國情懷留給我深刻印象，我認為他是一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典範。

之後再見到曉波是在1988年2月的北京。那時台灣剛開放兩岸交流不久，由回大陸工作的保釣朋友組成的「台灣同學會」，為來自台灣的王曉波和王拓舉辦了一場學術報告會，與會者有北京知名學者與在京台籍人士。我至今仍記得，曉波當天講的是中國傳統士人的精神境界，我當時回憶起數年前在美國與他的首次對話內容，更加理解曉波心中的骨氣及精神造化。當時兩岸才開通往來，這場由「台灣同學會」舉辦的活動，可以算是兩岸學術交流的第一次。

第二次在北京見到曉波，是1988年夏天在北京的香山飯店。曉波帶著「台灣史研究會」一行人來京訪問，正巧碰上「台灣同學會」召開「大陸四個現代化建設及台灣問題」研討會，曉波一行就這樣到了香山飯店，參加了研討會。與會者雖來自大陸、美國及台灣三地，但因均曾推動過保釣運動，也都關注台灣和大陸的局勢及兩岸關係，所以相談甚歡，也頗有收穫。

王曉波將被後人所感所念

1999年我到台灣講學半年，正值曉波創辦的《海峽評論》出刊一百期，曉波邀我參加慶祝會，我雖知赴台講學的大陸人士行動受到關注，但沒有猶疑地答應了。曉波還安排了我在會上發言，我做了簡短的發言，並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語贈《海峽評論》的朋友們。

2001年，曉波為其母章麗曼烈士舉辦追思會，曉波從台灣打來電話，要我寫幾句話。曉波之母在英年之際倒在馬場町血泊中，曉波也因此從小經歷了與同齡者完全不同的艱辛歲月，聞者莫不發出悲憫痛切之心。我在簡短的悼詞中寫道，「國民黨蔣家的政權不垮，則這世間就沒有公理了」，表達了我對曉波及同一時期太多人因國共內戰遭逢家庭悲劇的不忍心情。

2010年保釣運動40周年，「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了由台灣、美國關心保釣、統運的朋友，以及「台灣同學會」成員共同編輯的《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上下二冊紀念文集，曉波為此付出大量心血，功不可沒。

曉波三年多前離開大家遠行了，他留下的大量語音、文字，終會長久為後來者所感所念。透過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曉波藏書文庫，曉波的思想也必將在祖國大地，在後代的學子中開花結果。相信曉波地下有知，應會寬慰地看到這一切。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2023年11月3日，台灣大學哲學系王曉波教授夫人宋元攜家人一行六人來訪清華大學圖書館，圖書館在報告廳舉行了「回顧曉波教授」報告座談會暨「王曉波藏書」捐贈儀式。清華大學吳國禎和劉江永教授、日新書院王中忱教授，溫州醫科大學劉玉山教授及清華師生代表出席了座談會。

座談會由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副主任何玉主持。首先，圖書館黨委書記蔣耘中致辭，歡迎宋元女士及家人來訪，並向宋元頒發了捐贈證書。2021年，清華大學圖書館收到王曉波藏書六千餘冊的捐贈，這批珍貴的藏書反應了王教授一生的學術思想與研究成果。圖書館在保存好的前提下，會同時用好捐贈資料，以期大家能因這批藏書讀懂王曉波、理解王曉波。

座談會首先播放了王曉波的紀念影像資料，包括「紀念溫暖堅毅的父親」，「2009年王曉波先生退休時的演講」、「陳鼓應談王曉波」及「宋洪兵回顧曉波老師」、「海上送別」等。這些視頻從不同角度回顧了王教授不平凡的一生，展示了他在台灣史和法家學術研究上的獨到貢獻，以及畢生保釣、促統的感人事蹟。

之後，宋元女士及吳國禎、劉江永、王中忱三位教授分別從多個方面，講述了他們與王教授之間的點滴往事和生活情誼，讓大家瞭解到了「多個不同的」王曉波。

宋元說曉波一生既堅持又始終如一，在生活中則是幽默溫情的。吳國禎教授說曉波的愛國情操令人感動和懷念，希望青年學子能繼承和發揚他的愛國精神。劉江永教授說曉波為人誠懇又具人格魅力，團結了海內外保釣人士極為了不起。王中忱教授說曉波多年鍥而不捨收藏的藏書，能入藏清華圖書館意義重大，相信清華師生能從中學習理解，並傳承弘揚他的家國情懷與思想。

在座談會結束後，何玉帶領客人和清華師生到圖書館老館四層保釣資料研究中心參觀，並講解了「王曉波文庫」及部分珍貴藏書和手稿。

(作者係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工作人員)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管的兩蔣日記，送回台灣國史館後，將陸續對外發行。蔣經國所遺留的日記最受到外界關注的是，他對國民黨權力接班的安排。蔣經國在日記對孫運璿、李登輝評價很高，不難感受到蔣對這二人的期待。蔣也留下不少對其他國民黨政治人物的負面評價。

蔣經國日記留下許多政治人物的優劣評價，這些人後來在政壇跌宕起伏各有不同，但只有李登輝一個人攀上權力高峰。儘管孫運璿先於李登輝受到蔣經國的青睞，曾有很大機會問鼎大位，卻因不幸中風，只能黯然退出政壇。當時孫運璿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排名為第三順位，這是真正接班的涵義，因為前兩位分別是嚴家淦與謝東閔，他們是卸任總統與副總統，只有榮譽意涵，沒有實際政治地位，蔣經國後來將李登輝從後面的順序，拉到了本來孫運璿的位置，其意義相當清楚。

蔣經國大力提拔孫運璿

蔣經國1978年經由國大代表推舉為總統後，在4月1日的日記寫下，可作行政院長的人選有：(1)倪文亞，(2)俞國華，(3)孫運璿，(4)李國鼎，以上四員各有長短。蔣經國最後決定由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不只是肯定孫的才德，甚至對孫的家庭生活都充滿羨慕之情。1978年10月17日，蔣經國寫下與孫家人共進午餐的感想，「見其子女皆畢業台大，個個規規矩矩，全家一團和氣，我不如其者多矣。」1979年8月14日又寫下一段蔣訪問孫家的文字，「5日在八斗子孫運璿避暑處所早餐，燒餅油條和豆漿，味美，餐後休息。」

蔣經國對有心栽培的人才，會利用出訪機會安排對方隨行就近觀察，他在1979年9月6日寫下，「上月31日約孫運璿與馬紀壯共作南部之行，一面可在非正式的氣氛中談公務，較為有效，同時可以增進彼此間在共同生活中的個人情感，孫運璿為人真誠可信任也。」

李登輝、李煥、王昇

擔任官派台北市長的李登輝也為蔣經國賞識，蔣1979年3月13日寫著，「李登輝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蔣經國也到過李登輝老家三芝鄉聚餐，1979年5月8日記載「上月28日約了幾位朋友，在三芝鄉一所古廟中聚餐，由李登輝作主，吃的是台灣家鄉菜，談笑甚樂。」

蔣經國巡視外島時也把李登輝帶在身邊，1979年9月24日寫下「由於台北氣氛之煩悶，人事之困擾，於上周四晚間約沈昌煥、李登輝從基隆出海，先至東、西莒，經南竿、東引返航，兩天海上行，身心至感愉快，實為難得之時日。」

李煥、王昇晚年遭蔣嫌棄

早年追隨蔣經國的文武官員，包括王昇與李煥雖曾深受蔣的信任與關愛，但他們在蔣日記中的評價，反不如孫運璿與李登輝。

蔣經國寫下不少關心李煥的文字，1977年1月29日「錫俊（李煥）於日前在中央黨部不慎跌傷，在榮民醫院動大手術後脫險，余為之關切而擔心，余往探視其傷，見其精神尚好，此生能力強且能識大體，為一得力而不可無之助手。」2月4日，「錫俊於日前在中央黨部跌跤受傷，入榮總動手術，甚為擔心。」3月2日「錫俊之傷勢如何，常在關念之中，做事不可無助手也。」李煥受傷，蔣經國心中掛記了三個月，可見得李煥曾經在蔣經國心中的地位。

但是，李煥與王昇都讓蔣經國失望，1978年5月17日日記「政工人員之表現令人失望，各學校之軍訓人員亦然，多少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要求做到大方和負責，奉獻和犧牲，但是他們所表現的，乃是自私，弄權，貪小利，如此如何不使人憂慮非常？對李煥、王昇日益失望。」8月19日上星期反省錄寫，「舊幹部不但固執守舊，而且把持地盤，爭小權以圖擴充一己之利，如此作法，危害事業者大矣。李煥和王昇培植多年，最後令人失望，知人用人，可謂難矣，他們小氣自私。」9月24日，「李煥害事之大，令人痛心，天下事不可信託於一人也。」

王昇追隨蔣經國多年，蔣經國對王的評價，卻隨著王權勢高升而降低，10月6日，「要煜辰（高魁元）警告王昇不要多露鋒頭，亦不要過問非其所應管之事，我多年培養此人，實不願看到他自我毀滅也。」蔣經國先將王昇自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調三軍聯訓部主任，再外放南美洲巴拉圭擔任大使，讓王昇遠離台灣政壇，改由許歷農接任總政戰部主任。蔣經國對許歷農評價不錯，1979年5月20日記載，「許歷農校長（陸軍官校）為一負責苦幹且有進取心之將官。」

曾追隨蔣經國的葉翔之與陶一珊，蔣很早就刻意保持疏遠。1979年5月3日蔣寫下「最近葉翔之之子放高利貸捲款逃往國外一事，影響民心之大，可以把政府的政績一筆勾銷，思之心痛，亦愧對百姓和黨國，因為葉某是我所用的，我用了兩個敗類，一是葉某，另一為陶一珊，而此二人皆為王新衡所介紹，我自己承認一時糊塗且有罪，用人應格外謹慎。」

擔心蔣彥士關係太複雜

蔣經國出任總統之初，任用蔣彥士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後轉任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深受蔣經國的信任。但之後蔣彥士因蘇澳港大學生翻船溺斃案請辭教育部長，1977年4月20日蔣經國寫下「蔣彥士本來是勤奮有才能之幹部，很想提拔他，但不得不囑其因蘇沃慘案之發生而辭職，當即照准。」之後蔣經國發現蔣彥士有瑕疵，1978年8月12日在上星期反省錄寫，「彥士為人頗為坦誠，但自己缺乏定見，易為人言所動，其社會政治背景頗為複雜，今後聽他的各項建議和意見，務須處之以審慎。」

蔣經國厭惡官員與商人交往，他在日記寫下這段蔣彥士關係複雜的文字，不幸言中，數年後，台灣爆發十信金融弊案，十信弊案主角蔡辰洲，正是蔣彥士在幕後推了一把，蔡辰洲也找上王昇幫忙，才讓蔡辰洲成為政商兩棲的立委，後來鬧出震動全台的十信案，牽連多人下台，蔡辰洲服刑時死在獄中，成了懸案，蔣彥士也被拔掉國民黨秘書長的職位。一直到李登輝繼任總統，才重新重用政商關係複雜的蔣彥士，對抗國民黨的反李勢力。

李元簇、林洋港、謝東閔

李登輝1990年由國民大會推舉為總統，李登輝提拔李元簇為副總統，當時林洋港一度有意參選，挑戰李登輝。蔣對李元簇與林洋港評價都不好。1978年6月27日，「李元簇為余一手所培植，自組長以至部長，最近觀其所表現者，令人至為失望，此人可共安樂而不能同患難，此類人何至李某一人，處處皆可見也。林洋港之為人逐漸可以發現其好名善變，不可不防。」同年8月12日上星期反省錄記載，「林洋港有才能，但是在品德方面不夠正直，在緊要關頭恐怕把握不住，應深加注意，時加考核。」林洋港與李登輝歷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後，有截然不同的發展，蔣經國對兩人早有評價高低。

另一位客籍邱創煥也是蔣經國刻意培植的本省籍人士，但蔣經國不滿意邱創煥，1978年9月2日上星期反省錄記載，「8月23日以最大之耐心，在中常會聽完了邱部長達一小時餘的內政報告，什麼都說了，結果等於什麼都沒有說。」

蔣經國對某些人的負面評價，讓這些人繼續發展的機會十分渺茫，1979年7月24日「王玉雲好招搖，此人用此為止，不能再加重任。」王玉雲為官派高雄市長，這也是他從政最高的職位。也有仍重用的例外，謝東閔是其一。1978年蔣經國接任總統時，提名台灣省主席謝東閔為副總統，但在一年之前的1977年6月4日，蔣經國在日記寫下「東閔之弟的不法貸款案，被人揭發，此乃從政五年中之莫大恥辱，同時處理亦難，不知東閔是糊塗還是利用職權以圖利，亦難明判。」7月13日日記，「東閔之弟借其兄之政治地位，非法向省銀行貸巨款而無法了結，聞之至為憤怒，但是亦不得不了此事，從此又想到現實政治事多麼的齷齪，盡心力未必能盡職責。」

1977年11月16日，蔣經國日記「東閔受傷三次住院，至今尚在治療中，即使出院，以其體力和目力而論，已無法擔任重職。」蔣經國雖認為謝東閔無法擔任重職，卻在幾個月後有了轉折，提名謝東閔為副總統。1978年2月20日蔣經國日記寫下，「余提東閔之為副總統候選人，完全為黨國計，為公而無絲毫私心。」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840年的鴉片戰爭，將中國的歷史推出了傳統的軌道，使中國人迷失歷史的方向，不知路在何方。此後國難深重，每次國難之後，國人都要問：路在何方？

1840年敗於西洋英國，國人問：路在何方？林則徐、魏源、龔自珍說路在堅甲利兵。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說，路在打倒腐朽的滿清王朝，建立農業社會主義的太平天國；然而實踐證明，他們找到的那一條路，不但要打倒滿洲政府，還要否定中國傳統的主思想儒家，清算構成中國社會中堅的儒家士紳階級。

洋務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等說路在中興，重振傳統的儒教王朝。

1895年敗於東洋日本，國人問：路在何方？康有為、梁啟超說路在變法維新虛君立憲。

1900年庚子國變後，國人問：路在何方？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說路在革命共和。

民國初年，袁世凱和北洋亂政，國人問：路在何方？1919年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胡適說，路在文化思想革命，徹底打倒孔丘主義，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綜上以觀，為近代中國尋路，其主要特點，首先是反傳統文化，除了玄奘曾經向印度取經之外，這時開啟了另一次大規模地向國外尋找新路。

其次是，尋找道路者需要有智慧、勇氣、毅力。拿孫中山來說，他說他花了一輩子尋找革命之路，臨終時還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但如此，他認為已經找到的路，與胡適一樣，即走美國人的路，歷史證明，與中國國情相悖，是條死胡同。

還有，尋路時得參照當時的世界潮流，流行思潮(prevailing thoughts)，中國與世界已經密不可分。

五四時期是中國思想界向世界全面開放的時期，萬流競進，一時思想界大放異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條條大路可供選擇。但主要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和歐俄的馬列主義的兩條大道。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進的思想家，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當時正處於青年期的毛澤東，追隨李大釗和陳獨秀，也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並創造性地終生奉行。

毛澤東雖然選擇了馬克思版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如何將之在中國落實，將之中國化，這條實踐之路較之尋路更為崎嶇坎坷。

例如，其中的長征，說有多難就有多難。事後，毛澤東對長征是這樣評價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

於此可見，實踐之路較之尋路尤為艱難。最終，中共在毛的主導下，花了28年之久才取得政權，建立了新中國，可見其難。       

簡言之，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選擇了毛澤東的道路：槍桿子出政權、工農革命、農村包圍城市。先解放中國的勞苦大眾，再解放世界上的勞苦大眾。所以，是一條既符合國情，又符合世界潮流的大道。

所以，毛之所以被歷史選中，並非偶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他的天才，在於能夠將落後的中國，同先進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統一起來，在山溝裡走出了既符合落後的國情，又符合先進世界潮流的毛澤東主義。

毛深知中國歷史的規律，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無一不是打出來的，沒有一次例外。遠的不說，近的如孫中山，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推翻了滿清，建立民國。蔣介石的天下更是靠黃埔的槍桿子打出來的。       

毛沒有創建軍事院校，自己也沒有任何軍事學歷，完全是從革命實踐中學來的。其思想的核心是發動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毛的主導下，中共經歷了長征、三年內戰，才取得了政權；然後打了朝鮮戰爭、中印邊境自衛戰和越戰等的立國之戰，鞏固了政權。

總結而言，近代中國得的從未有過的疑難怪症，李鴻章說數千年從未得過的病。所以，土方子屢試無效，路不在中國，而在外國，只有歐俄版的馬列主義這種特效藥可治。

綜上所述，歷史地看，毛代表中共第一代，尋找打天下之路。天下打下了之後，就是治天下，尋找治天下的路，也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要幹的事。鄧小平說，今後中國的路在改革開放，大膽利用中外的資本家，在全國的城鄉，大搞富民的實業建設。

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找到了一條可以大大地釋放生產力之路。此其時也，這正是落後的中國要走的路。

我們這一代，正走在中共第二代鄧小平主導的這條大道上。第三代的江澤民、第四代的胡錦濤、第五代的習近平，都是沿著鄧開闢的道路前進。中國現今面臨的問題，不再是路在何方的尋路問題，而是怎麼走的實踐問題。路，漫漫其修遠兮，怎麼走，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2025年台灣將達到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超高齡社會」，也就是每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長者，顯示台灣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另方面，台灣少子化越來越嚴重，新生兒人數每年都在下降，2022年整年度出生人口僅14萬人。兩相對比顯示，老齡化長期照顧（簡稱長照）是非常嚴肅的課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簡言之，就是呼籲年輕人照顧好家裡的長輩，同時記得關懷左鄰右舍的老人家，然而現代社會要實踐這項美德談何容易。原因很多，一是年輕人愈來愈少，根據報載，台北市最有名補習街—南陽街，在1981年頂盛時期，湧入的重考生超過10萬人，現在不到2,500人，下降原因除了大學錄取率高，主要便是出生率下降。

二是年輕人面對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據內政部「全國房價所得比」統計，今年第二季達9.82倍，其中台北市15.5倍，也就是說，若想憑一己之力在台北市買房子，至少要不吃不喝15年才買得起。在此情況下，要年輕人關懷幫助自家長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如此，政府應該有好的老人福利與長照政策，這不僅是感謝長者對社會家庭的付出，同時也才能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專心拚事業，進而有信心成家。

長照2.0未必好用

綜觀台灣長照政策，行政院2007年核定「長照十年計畫」（下稱長照1.0），2016年再隨著人口老化與照顧服務需求多元化，例如失能、失智人口增加所衍生之長照需求，核定「長照十年計畫2.0」（下稱長照2.0），並自2017年1月起實施。長照2.0是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服務體系，項目包括居家照顧、社區照護、專業服務，以及提供短期照護讓家庭照顧者獲得休息的喘息服務、協助往返醫療院所就醫或復健的交通接送服務、輔具與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等。服務的費用則依申請人的經濟狀況，分一般戶、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訂定不同的自費負擔比例。

監察院曾於2020年糾正長照2.0，指衛福部「汲汲於拓展服務據點，卻缺乏品質管控機制」，此外也有家屬覺得不好用，例如：(1)服務費用僅能分擔家屬部分負荷；(2)服務採預約制，非隨申請隨到，無法完全代替家屬照顧，若希望有24小時一對一照顧，就必須選擇居家照顧，費用將很可觀；(3)居家服務拆解成以使用項目計價，難保有些單位為讓收入變高，會想要在短時間內服務更多的個案，以致請家屬配合，譬如協助沐浴洗頭，聽說有的會要求家屬先讓個案準備好相關事情，並在浴室裡面等待，好讓居服員一到場就能開始服務，以便控制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好趕去下個案子。用項目計價原是為提升居服員的酬勞，但若因此失去服務美意，就可惜了。(4)送餐人力不足。送餐人力可補社工不足，社工不可能天天訪視弱勢獨居長輩，但送餐員可以透過天天送餐，及時發現弱勢獨居長輩跌倒或生病，只是送餐員沒那麼多，送完這家得趕著去下一家，如果可以增加送餐志工出勤誘因等等，也許比較容易找到人力。

先改善長照2.0再開支票

幾位總統候選人均提出相關政見。例如侯友宜提出三項主張：「長照再升級，照顧更全面」、「住院有看護，家屬負擔減」、「支持照顧者，經濟減壓力」，訴求開辦長照險，提高重度失能者給付額度，以及發放重度失能家庭照顧者津貼，提高對於家庭照顧者的支持等等。賴清德也提出，未來會推動「長照3.0」，從居家、社區、機構、醫療、社福等五面向，加強對長輩的照顧，其中包括擴建社區長照據點、加強機構式長照服務，集各界之力推動健康政策。

其實各位選將不必急著開長照3.0支票。因為據衛福部推估，台灣約有80萬符合規定的長照需求者，但目前長照2.0的涵蓋率卻不到四成。換言之，台灣還有六成多的長照需求者得不到長照服務，甚至有七成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長照2.0。因此，政府應針對長照2.0的不足提出改善方案，筆者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針對「幾個小時的照護，難以解決重症與失能患者家庭的重擔、看護人力不足，造成長照破口」等問題，政府除應檢討照服員薪資，還應從專業訓練、證照制度、工作環境等問題下手解決，畢竟長照床所需護理人員的訓練，與急性病床護理人員有所不同。

二、長照主要責任還是靠家庭成員承擔，政府應提供家庭照護者更多的知識與技能、家屬支持團體等協助，並訓練照顧員抽痰等相關執照考試制度。試想，現在單身人口愈來愈多、少子化愈來愈嚴重，將來的社會未必都有「家人」陪伴，難道要讓上班族上班到一半跑回家來做抽痰這些事？

三、若能在照護的過程中，考慮到病人與家屬身心所負荷的焦慮、憂鬱、恐懼等情緒，並且及時加以處理，會讓病人及家屬過得更健康。

四、衛福部希望以公共化住宿機構，讓民眾付得起並確保品質，但有不少居民擔心長照機構會影響房價，將其視為鄰避設施。政府應積極盤點廢棄校舍與閒置空間，發展在地長照資源，落實在地老化理念。

長照應是全民責任

根據內政部資料，2010年國人平均壽命為79.2歲，2020年平均壽命則增為81.3歲，其中男性78.1歲、女性84.7歲，創歷年新高。不過，根據主計總處2016年發布的報告指出，國人平均「不健康之存活年數」約為8.8年，而「不健康」並不是指臥病在床，而是需要他人照顧。

未來照顧長者是一個全民責任，不再只是家庭的責任，長照個案不是統計數字，也不是社會負擔，工研院曾估計台灣銀髮商機上看新台幣3.6兆元，若再配合遠距醫療及人工智慧照護，更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請政府趕快完善長照2.0措施，讓台灣早日成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會。

2024總統大選，從目前朝野陣營各自所提出的諸多願景中加以觀察，除了較敏感的兩岸關係議題外，在追求勝選的考量下，朝野陣營仍然以「撒幣」補貼為政見的主軸，以爭取選民的支持，似乎較少針對近年來民眾極關心的薪資成長停滯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問題，提出較宏觀的政見。此一現象是否會衝擊台灣社會的和諧，甚至波及經濟成長，令人頗為擔憂。

儘管政府不斷透過各種公開場合或媒體管道大肆宣揚，過去8年來，台灣經濟每年持續成長，甚至於新冠肺炎衝擊最為嚴重的2021年，國內生產毛額(GDP)仍創下6.53%的年增率；但民眾所感受的貧窮壓力卻又愈來愈深。誠如11月10日主計總處公布受僱人員薪資數據時指出，雖然今年前9個月總薪資年增1.57%，但同一期間消費者物價(CPI)漲幅達到2.36%，經物價平減後的「實質總薪資」年減0.78%，是近七年來同期首見衰退。

薪資未與產出同步成長

無庸置疑，過去兩年來，受到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從2021年8月突破2%的警戒值後，迄今始終居高不下，許多家庭經濟因實質總薪資成長不如通膨增加的幅度，而使得可支配的所得持續減少。不過，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受雇勞工未能同步分享其所創造的產出，導致薪資成長呈現停滯現象，才是造成許多家庭感受到貧窮壓力的關鍵問題。

這些事實，或許可以從主計總處公布與受雇人員實質總薪資相關的「勞務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受僱人員薪資結構分布」、「個人所得差距」等三個指標的資料統計進行分析，皆自2016年以來持續呈現惡化，不斷創下新高現象，發現其端倪。

成長果實分配偏重企業

先從「勞務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之比重」來說，主計總處資料統計顯示，其中受雇勞工占比從2016年的44.09%，逐年下降至2021年的43.03%，創下歷年最低；相對同一期間，企業營業盈餘占比則從35.06%，持續增加至36.53%，創下歷年最高。亦即近年以來，台灣受雇勞工能同步分享經濟成長果實的比重不斷減少，此意味著經濟成長果實在分配上偏重企業、忽略勞工的失衡現象，不僅未見改善，反而較前更加嚴重。

 再就「受僱人員薪資結構分布」而言，主計總處所公布的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資料統計顯示，屬於較為穩定所得的「經常性薪資」占受僱人員每月收入來源之比重，從2016年的68.5%，一路下滑到2022年的66.3%；相對同一期間，屬於較不穩定所得的「非經常性薪資」收入來源占比，則從17.6%持續上升到19.9%。此一現象背後反映的是，台灣受僱人員日常生活所感受的不安與日俱增。

家戶所得不均持續擴大

此外，若以「個人所得差距」進行比較，主計總處2022年家庭收支調查結果統計顯示，依據「每人」可支配所得，排序後計算所得的差距倍數，雖從2016年的3.89倍，微增至2022年的3.93倍；但同一期間，每戶可支配所得最高的20%家庭每戶，和最低的20%家庭每戶之所得差距，則從6.08倍擴大至6.15倍，說明了家戶所得不均正在持續擴大。此外，加上租稅制度扭曲，使得台灣社會資產集中在少數家庭愈來愈明顯，貧富懸殊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無庸置疑，在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資產朝向集中少數家庭，已成為全球各國的發展趨勢。目前台灣社會資產集中於少數家庭的現象，雖比南韓的12.2%、美國的18.1%低，但卻比法國的7.9%、日本的9.5%來得高。不過，如何改善弱勢家庭的貧窮困境、扭轉弱勢家庭子女的命運，讓社會對立及矛盾降低，進而讓經濟發展減少阻礙，是朝野陣營欲登大位者責無旁貸的任務之一。

畢竟，台灣多數家庭收入來自薪資所得，受僱人員薪資所得未能隨著經濟成長而有所增加，代表一般家庭收入減少。其實，從1998年起實施兩稅合一制度之後，勞務報酬占GDP的比重就一路下滑，相對企業盈餘占比則是一路上升，無形中提高了受僱人員的租稅負擔。此一現象，不僅影響許多家庭的日常消費行為，尤其在貧窮線之下的家庭甚至需要靠政府擴大救助，才能維持生計，若將接近貧窮線勉強餬口的家庭納入，其數字勢必更加可觀。

新政府須以智慧解決問題   

筆者不厭其煩地從受僱人員薪資指標日益惡化加以解讀，是希望朝野陣營能夠以謙卑關懷的態度，深入瞭解民眾期待因薪資成長停滯所衍生的「家庭貧窮」問題，並不能只靠「撒幣」或補貼解決，而是政黨及總統候選人必須提出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城鄉均衡建設、租稅制度改革、創造青年高薪就業機會、縮小貧富懸殊等政見，以新智慧來解決舊沉痾，如此才能讓台灣的社會更加和諧，進而加速構築更具有優勢的經濟韌性，因應全球日益競爭激烈的環境挑戰。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數位化商業活動日益興盛，面對全球最低稅負制，以及許多國家開徵數位稅(Digital Service Tax)，台灣應如何因應，值得關注。

各國電子數位課稅情形

數位稅的範圍十分廣泛，不僅涵蓋線上銷售，還包括數位廣告、資料使用、電子商務、流媒體/下載、雲端軟體服務(SaaS)等，近年來各國課徵數位稅的情形如下：

(1)法國：2020年開始實施數位稅，若上一年度在法國提供數位服務的集團，全球營收及來自法國境內數位服務營收分別超過7.5億歐元和2,500萬歐元，法國政府將對該集團提供客戶的數位服務營收課徵3%數位稅。法國數位稅每年為法國帶來5億多歐元稅收。

(2)西班牙：2021年開始對在其境內提供線上廣告服務、線上廣告銷售或銷售數據資料者課徵數位稅，稅率3%。

(3)義大利：2020年開始對在其境內提供數位交易平台以供用戶買賣商品、資料線上傳輸，或提供數位平台讓用戶刊登，或行銷廣告的業者，就其全年營收課徵3%數位稅，課徵業者包括：(a)全球營運收入7.5億歐元以上，(b)在義大利境內提供數位服務營收總額超過550萬歐元。換言之，課稅年度企業的營收超過以上兩個門檻，就必須在隔年依規定繳納數位稅。

(4)波蘭：自2020年7月起實施生效；對廣播公司、科技公司和出版商提供的視聽媒體電子服務、視聽商業傳播以及廣告收入，就該企業全年營收課徵1.5%的數位稅。

(5)烏拉圭：2018年起實施數位稅，稅率是12%，課稅對象為使用數位服務的非當地居住者。

(6)巴拉圭：2021年實施數位稅，稅率4.5%，課稅對象為使用線上博弈遊戲、資料處理，或提供數位軟體服務的非當地居住者。

台灣自2017年起，針對年銷售額超過48萬台幣的境外電商課徵5%營業稅，境外電商每年需繳納20%營所稅，台灣並未針對電子數位服務另訂數位稅，境外電商提供電子服務所適用的營業稅率與營所稅率，與台灣境內一般企業適用的營業稅與營所稅並無不同。

數位服務屬特種勞務稅

隨著數位經濟及網路日益蓬勃發展，如前所述，一些國家對數位服務已單獨訂定數位稅，一些國家則尚未訂定數位稅，造成跨境企業在非本國從事數位服務時出現「同酬不同稅」，台灣目前並未就數位電子服務另訂數位稅。而當前已經實施數位稅的國家，稅率多為3%，從營業成本來看，數位服務屬於特種電子勞務，包括數位廣告、資料使用、電子商務、流媒體/下載、雲端軟體服務等，不一定需要實體店面展出貨品或倉庫存放貨品。電子數位服務若是線上傳輸，也不必像實體貨物銷售需交通工具將實體貨物運送到指定地點，因此可節省倉儲與運輸成本。整體來說，數位服務屬於特種勞務，建議在台灣現行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2條新增電子服務項目，對境外電商數位服務稅率可比照現行5%的營業稅率，避免對提供數位服務的境外企業與境內形成同酬不同稅的情況。

OECD提出全球最低稅負制

另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於2021年公布「包容性架構」(Inclusive Framework)，提出「全球利潤分配稅制」(Pillar 1)及「全球最低稅負制」(Pillar 2)方針。由於許多跨國集團不用設立據點，仍可透過遠距電子服務賺取高額利潤，又不用在市場國繳稅，因此Pillar 1針對合併營收達200億歐元的超大型企業，就該企業獲利超過10%的超額利潤，將其中25%超額利潤分配予市場國課稅，這就是市場國有權對跨境企業課稅。

Pillar 2主要目的在避免各國為吸引境外資金爭相減稅，造成跨境企業同酬不同稅，本國或市場國的稅基受到侵蝕。目前全球最低稅負制稅率統一訂為15%，並以年營收超過7.5億歐元大型跨國企業為課稅對象，將在2024年實施；截至2023年11月，已有139國同意執行兩大支柱。

台灣宜盡早實施IIR

Pillar 2是近年來國際最重要的租稅變革之一，2021年後許多國家紛紛將Pillar 2新制度轉換為國內法。由於各國的國情與立法進度不一，有的僅做政策宣示，有的已發布草案，有的已正式立法。

全球最低稅負制有三大核心觀念，包含「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低稅支付規則」(Undertaxed Payments Rule, UTPR)、「合格國內最低稅負制」(Qualifying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es, QDMTT)，是各國守護課稅權，避免稅基被侵蝕的重要財政工具。

舉例來說，台灣的一家跨國大型企業，母公司控股新加坡子公司，新加坡子公司再轉投資位於免稅天堂的F公司，由於是免稅天堂不用繳稅，若台灣實施「所得涵蓋原則」，假定F公司的營利所得約新台幣8千億元，則少繳的15%稅，母公司所在地台灣就擁有該筆補充稅的優先課稅權。若台灣不實施「所得涵蓋原則」，而中層控股公司的所在地新加坡實施該制度，則新加坡便可以遞補課稅權；尤其新加坡與香港已確定將於2025年實施「所得涵蓋原則」。

換言之，台灣若不實施「所得涵蓋原則」，課稅權就會旁落他國。因此，台灣當局應抓緊時間將其納入相關稅法。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教授)

財政為庶政之母、施政的基礎。傑出政治家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已成為古今中外的財政指導原則。目前台灣稅源流失、稅收短缺、財用不足、債務餘額增長、公有財產閒置、潛藏負債失控，必須提倡變法，強化財政、預算的執行與監督，慎防財政敗壞動搖根本。尤須大力改革勞工保險，搶救破產危機。然後充裕財政、提振經濟，以解決貧窮問題及沉重的長期政府負債。

政府收支赤字不能過高

台灣財政制度對預算嚴格調控，以行政部門主計總處主計制度的歲計、會計、統計專業人員為核心，財政部及各部會負責執行，立法部門審議預算監督執行，監察部門的審計部審計制度為終審，對收支、餘絀、債務都呈現規矩有度，支撐著台灣經濟奇蹟的美名。

惟徒法不足以自行，當前行政、立法勾結、美式民主討好部分選民的種種流弊逐漸呈現，終歸總結到財政敗壞、寅吃卯糧、債留子孫，後任執政愈來愈困難的目前境況。立法院的預算監督權、監察院的審計監察權，以及財政紀律對於未來債務越屆再審始能生效的法制，均需有變法的高度與決心予以創制及強化。

20世紀初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產生，配合經濟理論，促進了近代財政學的發展，主張政府適度取得財用，以謀富國利民。良好的財政表現在政府收入的數量適當，不至於過度排擠民間的財用，並且要達到財富重分配的均富功能，政府支出則要發揮政府施政的管教養衞功能，並且適度彌補調節民間投資與消費的不足，促進經濟均衡成長。收支赤字不能過高，以免累積債務所產生的利息負擔過重，排擠未來支出。

預算分為普通基金（總預算、特別預算）、特種基金（營業、非營業）。總預算的財源係未來一年的財政預算收入，特別預算的財源則是舉借未來多個年度的債務，所以特別預算的浮濫，等於這一屆政府指定了未來多個年度的借支用途，但未取得以後政府的授權，也就是使用了子孫的財源卻未經其同意。特種基金的營業包含中油、台電凍漲油價、電價所造成的鉅額虧損，必然強制未來政府以歲入撥補。

台灣的財政能力在衰退

茲政府收支規模逐年減縮，顯示財政能力在衰退。台灣各級政府支出淨額占GDP的比例，於1993年達到高峰的31.44%，之後持續下降，2023年為16.7%，乃IMF表列國家地區之次低者。支出受收入約制，歲入中之最大項為稅課收入，恆占80%上下，2023年稅課收入占GDP的14%，在全球也是極度偏低。原因在於各種各式的減稅措施，嚴重侵蝕稅基，造成龐大的稅式支出，僅產業升級條例，2022年的稅式支出即達517億元，另台灣接單他地生產也損失了稅負，該收而收不到的稅(如房租)更不在話下。政府財力不足，難以補償因GDP分配變動（近20年有10%由家庭部門移轉企業部門）到所導致的受雇員工所得偏低問題，以及勞工保險收入嚴重不足等財政缺口。

2023年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即一年以上非自償債務）為7.67兆元（中央6.68兆元，地方0.99兆元），占GDP的33％。債務外，另有未列入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的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即潛藏負債，來自社會保險），此理應計入的政府負債卻人為地被剔除在外。至2023年6月底止，政府未來給付責任為18.3兆元（中央15.6兆元，地方2.7兆元），占目前GDP（23.4兆元）的78％。其中最大宗62%（11.4兆元）來自勞工保險收支失衡，肇因於刻意討好現在的勞工，不增加保費，而讓後世的勞工與納稅人承擔那負擔不起的勞保給付，形成世代不公。合計政府的實際債務至少為26.7兆元，占GDP的114%，位居世界高負債國家地區之列。

中油、台電均為政府高額持股（中油100%、台電97%）的國營企業，其預算為特種基金之營業基金。為了取悅用油、用電戶，政府同樣違背成本共擔的原則限制漲價，以後再用國庫編列總預算貼補，並且也扭曲了物價指數，更不符合使用者付費的公平原則。由於虧損，中油往後三年每年須增資2千億元。台電今年總預算編列增資1,500億元，中油、台電虧損已成為巨大錢坑。

政府應解決貧窮化問題  

台灣歲入過度依賴稅課，而不重視國有財產管理。2023年各級政府歲入合計3.4兆元，其中稅課收入占84%，財產收入僅431億元，占比1.25%，政府的理財能力包括國有財產、公共基金的管理飽受質疑。

全台的土地有三分之二歸公有，達225.6萬公頃，價值4.6兆元，中央擁有有價證券與權利3.1兆元，其他還有各種基金、土地改良物、建物、交通設施，財產收入卻僅此戔戔之數，實在不可思議。縱然加上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有3,157億元，仍遠離理想，應該大範圍調節政府資產與負債，加快國營事業民營化，釋出公有土地，落實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政策。

台灣社會早已呈現普遍貧窮化現象，GDP流向家庭部分嚴重縮減（20年來從53%降至43%），目前受薪者月薪中位數僅42,500元，160萬退休勞工月領僅18,294元，最低收入的20%家庭（182萬戶）每戶年可支配所得僅36.5萬元（每月30,416元，他們已連續16年儲蓄率為負值），還有50萬失業人口、60萬中低收入人口，生計無比困難。低收入伴同高房價，給人民帶來莫大痛苦，政府支出務必周密照顧到他們。

最後，政府應善用人力與資源，以變法的精神與高度，認清目前財力窘迫的困境，強化立法院的預算監督權、監察院的審計監察權，創制財政紀律法對未來債務越屆再審始能生效的法制，追求國際理財領頭羊（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挪威主權基金）的理財績效；然後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消除貧窮，促使人口恢復成長，再創經濟巔峰。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金系教授、前主計長)

10月30-31日，北京舉行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推出「金融強國」新願景；這是繼2015年推出「製造業強國」及隨後的「科技強國」政略以來，首度揭示總結了中美新冷戰的態勢，將中國推向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

中美新冷戰始於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關稅戰、貿易戰，拜登接任後特別強化對華的「經濟脫鉤」，並聚焦於「高強度極限科技對戰」，企圖摧毀華為，一舉打破「中國科技強國夢」。但從川普的「貿易戰」到拜登的「科技戰」，美國全面大敗；於是拜登再藉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針對歐洲、俄羅斯及中國啟動以貨幣為主的「世界金融戰爭」，企圖用美元霸權打垮歐元、盧布、人民幣，以解決美國垂直下墜的「財政斷崖危機」及「強烈資金虧缺大窟窿」；不過，直到2023年第三季，美國的計謀並沒有得逞。

中國自1997年起，每五年舉行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以協調整合各部委與省市政府的金融工作。這次首度將會議提升為「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積極強化了中央集中領導，也使得這項例行性會議，轉變成「擬訂國家金融發展頂層機制設計與國家金融體制系統規劃執行運作」的新政略。

虛實經濟並軌同步成長

金融高品質服務實物經濟，國家虛實經濟的並軌、同步成長發展依舊是中國的基礎；會議強調國家金融高品質服務將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供給端，優化資金更佳流向高品質實物經濟：科技、先進製造、綠色發展與中小微企業；其二是國家金融經濟結構體系轉型：首先強化資本市場協力發展成長國家經濟功能，以及內外循環經濟的活力、競爭力，尤其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健全高品質的金融服務實物經濟體系。

培育一流的世界級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是當下中國金融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主要戰略在於將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使其能兼顧攻守戰略均衡，對於素有「金融經濟秩序」之虞的各省市為數眾多的中小金融機構，中央政策態度由之前的「大力發展」，改變為「嚴格監管」。

首要加重服務實物經濟

金融經濟回歸服務實物經濟，是21世紀中國金融工作的特殊要求。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三項任務」，之首就是「服務實物經濟」；本次會議也指出，長期以來中國金融服務實物經濟的質效不高，決議從著力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及推進金融高水準「三個著力」入手。

營造良好貨幣金融環境是金融服務實物經濟和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保障；首要「健全中國特色現代貨幣政策」框架，以期能夠確保金融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做好支援科技創新、民營小微、先進製造、綠色發展等重大實物經濟發展戰略、兼顧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加快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貨幣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金融強國要完善金融產品體系，顧好科技、綠色、普惠、養老、數字金融等大經濟社會領域發展。

健全證券及地產政策

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是深化金融供給面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為此，要推動股票發行註冊制走深走實，加強基礎制度和機制建設，加大投資端改革力度，吸引更多中長期資金，活潑資本市場，發揮資本市場在經濟建設中的樞紐功能；要健全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上海、深圳證券交易為世界一流的交易所，也要積極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建立健全針對性支持機制，引導私募創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推動提高上市公司品質、優化再融資和併購重組機制，鞏固深化常態化退市機制；加強產業廠商公司機構內部治理，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強化債券市場制度、統籌金融基礎設施、債券市場之市場化定價能力和市場韌性；完善各類金融機構的功能定位、健全法人治理，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拓寬銀行資本金補充管道，做好產融風險隔離。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提示，中國的房地產風險帶來複雜的政策挑戰。這次會議在「適時優化調整房地產政策」和「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的基礎上，建立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建立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促進金融與房地產良性循環，完善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設，說明對「土地財政」要標本兼治。

配合《一帶一路》倡議戰略

本次會議新增了「規範金融市場發行和交易行為，合理引導預期，防範風險跨區域、跨市場、跨境傳遞共振」：一方面有效管控內外金融的風險共振傾向；另方面則更加重視跨境金融風險的政策應有走向，有助於穩定跨境金融市場的預期。

本次會議還決議，金融對外開放「更加強調高水準金融運作和金融安全性」、「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加強優質金融服務，擴大更高水準的金融開放，以吸引海外長期資本來華展業，並充分利用上海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擴大在「北路絲」與「南海絲」的影響力，以壯大中國金融對外幅射的能量。

會議還首次提出要「加強外匯市場管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的基本穩定」；在保持匯率彈性的前提下，更加積極「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監管，以有效應對美元霸權。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中國大陸不僅與沿線國家、地區間的互利共贏項目成功落地，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也持續提升。於此同時，金融合作持續增進，人民幣的使用範圍也進一步擴大，其地位更顯著提升。

細數「一帶一路」十年成效

截至2023年6月，大陸已與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餘份合作文件，涵蓋互聯互通、貿易、投資、金融、社會、海洋、電子商務、科技、民生、人文等領域。這十年來基礎設施互通互聯水平不斷提升，如「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基本架構形成，許多互利共贏項目成功落地。沿線國家、地區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

統計至去(2022)年底，大陸也與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9個自貿協定，自貿伙伴覆蓋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歐洲和非洲。若由2013到2022年，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貨物貿易額從1.04兆美元擴大到2.07兆美元，年均增長8%；大陸海關已與32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簽署了AEO（安全認證優質企業）互認安排。另一方面，沿線國家、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更加密切。

總計，大陸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同比增長3.6%，占進出口總值的46.6%，內地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達571.3億美元，為當地創造了42.1萬個就業崗位，讓近4千萬人擺脫貧困。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顯著

貨幣國際化非一朝一夕可達成，大陸自2009年7月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人民幣國際化在13多年間已有長足進展。推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始於周邊化、再區域化，最後是國際化；亦即先讓人民幣作為區域流通及貿易結算計價的貨幣，再逐步開放金融體系，包括建立外匯借貸、人民幣清算及人民幣債券等市場，提升人民幣的貨幣交易和儲備及特別提款權功能，最終是可以自由交易。

(1)在跨境結算方面，人民幣跨國收付金額從2015年的12兆元成長到2022年的42兆元，單是今年上半年的跨國人民幣收付金額已達24.5兆元，較去年同期成長二成。(2)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23年7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的占比再次超過3%。(3)外資持有方面，境外投資人持有境內金融資產規模穩定上升，早已突破10兆元人民幣。(4)儲備貨幣方面，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由1.92%上升至12.28%，2023年第一季末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存底中占比達2.58%，僅次於美元的59.02%，歐元的19.77%、日圓的5.47%和英鎊的4.85%，位居第五。(5)貨幣互換方面，人民銀行已與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其中含20個「一帶一路」國家。2023年第一季度，境外貨幣當局動用人民幣餘額達1,090.85億元，創歷史新高。

「一帶一路」助人民幣國際化

隨著大陸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不斷深化，金融合作也持續增進，人民幣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拓寬。「一帶一路」吸引了優質企業在大陸開展人民幣融資業務，使得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結算功能漸次提升；同時協助許多經濟體解決企業融資的問題。再者，透過簽訂本幣互換協定(SWAP)，有助於減少外匯波動風險，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去年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約13.76兆、占大陸貿易額的三成。

在金融機構中，亞投行於2016年1月中旬正式開業，至今年9月成員已有109個國家。東南亞11個國家皆為亞投行的成員。據統計，「一帶一路」從2014年起在亞洲的項目超過300個，投資總金額約3兆2,730億美元，累計批准230多個項目，融資總額超過450億美元，帶動資本近1,500億美元，也促進了人民幣國際化腳步。

除亞投行外，絲路基金累計到今年上半年所簽約投資的項目有75個，承諾投資金額約220.4億美元；共有13家中資銀行在50個共建國家設立了145家一級機構，131個共建國家的1,770萬家商戶開通了銀聯卡業務，74個共建國家開通了銀聯移動支付服務。

此外，中國進出口銀行已累計發放超過4兆元的「一帶一路」貸款，支撐了「一帶一路」重大專案建設。統計顯示，中國銀行境外機構已覆蓋63個國家和地區，包括43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集團2022年跨境人民幣結算量超過30兆元，跨境人民幣清算量也超過740兆元，著實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基金、債券等多種創新模式不斷發展。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有超過千家境外機構主體，通過直接投資管道和「債券通」管道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包括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阿聯酋和菲律賓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163家境外機構主體，持債規模近兆元。此外，交易所債券市場已累計發行「熊貓債」99檔，累計發行規模1,525.4億元；累計發行「一帶一路」債券46檔，累計發行規模527.2億元。

10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宣布支持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其中一項就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各設立3,500億元融資窗口，絲路基金新增資金800億元，以市場化、商業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帶一路」計畫。未來若能透過「一帶一路」提升內地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增加出口商品的異質性，從而強化人民幣貿易計價；並加快建設「一帶一路」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升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幣計價結算，應可進一步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最終達成金融強國目標。

總之，下一個十年，「一帶一路2.0」將引領大陸和「全球南方」走向一個新時代，值得期待。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