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8日廈門的第九屆海峽論壇，以及9月4日在香港的「兩岸交流30周年紀念大會」上，兩度聽到83歲的高秉涵律師，講述他過去20年來把上百個在台灣往生老兵的骨灰罈帶回家鄉的故事。在香港會議之餘，我終於找到機會訪問了他。

1948年，高秉涵13歲，小學剛畢業，就離開山東荷澤老家，獨自隨國軍輾轉至南京流亡學校，再到廈門，擠上開往金門的最後一班船到了台灣。剛到台灣時，他睡在台北火車站，到附近垃圾場撿東西果腹。後來他憑著小學畢業證書考入建國中學夜間部，白天做小販維生。6年後他考進國防大學法學院，1963年畢業，出任軍法官，1973年服役屆滿後，開始做執業律師。

1992年5月，57歲的高秉涵回到闊別42年的故鄉，跪在亡母墓前大哭一場。他當時就想到很多山東老兵還沒有機會返鄉就過世了，他自覺有義務幫他們完成回故土安身的遺願。

同一年，他帶著第一罈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交給老兵的親人。沒想到一傳十，十傳百，從認識到不認識，都來找他幫忙。

20多年來，他已抱了上百個老兵骨灰「回家」，足跡遍布全中國大陸。這些老兵骨灰罈由青白色大理石製成，每一個六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帶四罈。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罈接走，對體重只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高秉涵說，他娶了一個深明大義的妻子，沒有反對他退休後願意做這樣的公益，但家裡最多的時候放了七個等著回老家的骨灰罈，孩子們難免心裡害怕。他要家人不要張揚，以免樓上樓下鄰居抗議。帶著骨灰罈上飛機，他將包好的骨灰罈放在頭頂置物箱，或放在前面座位的下面，不動聲色，也從沒發生過問題。

知道高秉涵所作所為的人，都說他偉大，他也因此獲得大陸中央電視台2012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他倒覺得自己沒啥偉大處，「罈內的老哥感謝我，罈外老哥們的家屬跪謝我﹔如果父母地下有知，也應該會稱讚我是一個點燈的人，是一個為社會忠孝的人。」他還表示，代送骨灰的工作會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動為止。

楊祖珺是台灣民歌運動始祖，1975年就讀淡江文理學院時，響應學長李雙澤呼喊的「唱自己的歌」，她的專輯因收錄李雙澤作曲的〈少年中國〉與〈美麗島〉，被指帶有統獨意識而遭禁播。

楊祖珺很早即參與黨外運動，1983年與林正杰創辦黨外第一本政論性週刊《前進週刊》；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創黨時，她是創黨黨員並當選首屆中執委，但1994年被民進黨除名。

1987年2月初，楊祖珺認識了有意推動老兵返鄉運動的何文德，與范巽綠、張富忠等前進系的民進黨人協助何文德發起自由返鄉運動；4月「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下稱促進會）成立，楊祖珺為發起人之一。當時促進會印製了30萬份〈我們已沈默了四十年〉傳單，在大街上發送，為避免老兵發傳單時遭不明人士推罵，楊祖珺總會安排朋友，陪在老兵身邊保護他們。

同年6月28日，促進會在金華國中舉辦「想回家，怎麼辦」晚會，楊祖珺上台演唱〈鄉愁〉等歌曲。據楊回憶錄記載，當晚國民黨文工會、組工會及情治單位的高階人士都在現場觀察。

1988年1月14日，促進會組成「台灣返鄉探親團」，14名團員及送機者從前進雜誌社出發前往機場，何文德是團長，王拓是領隊，楊祖珺是該團的發言人。出發前一日，蔣經國病逝，友人還提醒她一路上要小心。

1月16日，返鄉團經香港飛抵西安，與其他先行赴大陸團員會合。17日楊祖珺主持祭拜黃帝陵祭典，何文德誦讀《祭黃帝文》。19日探視團抵北京，在機場受到在京台胞和新聞界歡迎。20日出席了全國台聯舉辦的座談會，與在京台胞互訴鄉情。

在陸方的協助下，楊祖珺於北京大學禮堂，向大學生演講，並拿著吉他彈唱《少年中國》、《美麗島》、《愛的贈言》等歌，成為第一個在大陸舉辦演唱會的台灣歌手。中央電視台曾有意轉播演唱會，但她為了不使老兵返鄉工作複雜化而婉謝。

破冰之旅後，促進會因認為已達成任務，在4月解散。楊祖珺則持續參與社會運動與演出，如2004年《聲援楊儒門暨台灣農民／農業運動》、2005年7月《民歌嘉年華會永遠的未央歌》演唱會、同年8月與詹澈主持了「抗戰勝利、台灣光復60週年紀念大會」。

我1924年生於天津，今年93歲。回想我這一生的經歷，完全就是被命運推著走。

年輕時的我是個音樂人，學過京韻大鼓、梅花大鼓等地方曲藝。17歲進入學校當老師、20歲時做過樂隊領班。抗戰期間，我隨軍隊到過東北、安徽、南京，參加過南京保衛戰等戰役。戰事吃緊時，我被編到吳淞口，才有機會跟太太一起搭上貨輪「海天號」到台灣。海天號靠岸基隆後，我們先轉到台北，後被安排到台中市一所小學校園內。

我在大陸的軍階是少校，到了台灣，人在部隊卻無職務，瞬間變成無職軍官，便退役自謀生活。還好我懂音樂，可以到國光藝校、台視歌唱訓練班等單位教音樂維生。1954年退輔會成立，慢慢恢復了我們的榮民身分，建立起就養金制度。

1987年開放探親後，我就想回老家看看。1988年5月我一個人回到天津，當時退輔會給我們一人兩萬元，及一份味全禮盒當返鄉見面禮。過境香港時，因為等飛機的關係，我在香港旅館住了兩天。從落地香港機場開始，欣安服務中心人員就主動問我有無遭遇困難，服務真好。

我有告訴親戚我要回家的事，但沒講確切日期。到家時，看見六、七個人站在門口迎接我，嚇了一跳。當地政府對我很客氣，準備了一部車，供我使用，我說離開家鄉幾十年了，與家人有聊不完的話，不可能有時間至外地旅遊。他們才將車開走。

第一次返鄉時，母親已過世，我趕不上見她最後一面。跟我最親近的大哥，也在我回去前6周去世了。我見到大哥的兒子，他已40幾歲了，還有姪媳及孫子，初次跟這些晚輩相處，感覺不錯。當時有感母親的墓地不太理想，我請姪兒在天津市區找了一塊大一點的地，給母親移墳。第二年，1988年我又回家，這次帶太太同行，我們先在台北訂購了一台19吋電視，約定大陸取貨。之後我又回去過幾次，看到更多親人，也有機會到處走走。

我去年搬進板橋榮家感恩堂，那裡有一廳二房，廚衛俱全，尤其浴廁牆壁上皆裝置有預防老人跌倒的扶手，進出安全，我跟太太皆很感恩滿足。

我是1989年1月1日奉命以少將軍職，外調輔導會第一處處長，服務散居全台的榮民。自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弟兄們無不盼望早早實現返鄉心願。許歷農主委考量他們年邁體弱、大多沒坐過飛機出遠門，去大陸須在香港辦理轉機，手續繁瑣，萬一錢或證件掉了，必定心急如焚。因此指示一處研究，在香港成立專責機構，幫助老兵轉機，順利回老家，平安回台灣。

1990年4月，輔導會派一處副處長江兆遷至香港執行任務。江副處長原籍廣東，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他抵港次日即依序拜訪了中華旅行社、華航香港分公司、港澳辦事處等單位，說明成立老兵返鄉服務中心的旨意；為了找辦公室，江兆遷至少看了8個地點；又在華航副總經理陳偉勳的引荐下，認識了康忠漢，康後來成為中心第一位主任。

經過江兆遷一個月的努力，5月8日「欣安服務中心」正式成立運作，康主任雇了四名員工，每天24小時服務，日夜有專人值班。凡是有往返台灣、香港起降班機的時間，必有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機場內外巡視，一旦發現貌似返鄉的老兵，即上前關懷，視需要給予服務和照顧。

以我為例，曾在2008年4月和當年一起參加青年軍208師的五名老鄉、同學，結伴回河北唐山探親。抵達天津時，其中一名老哥任志傑的台胞證逾期，機場人員建議他先在機場旅館住一夜，等明早飛回香港，辦好台胞證後，再搭下午班機回天津，憑證通關。

這時候，我想起身上帶有欣安服務中心的電話，立即打去求助，恰好是陳鑑明主任接聽，他爽快地回應「請放心，我明早會在香港機場出口接機，稍候即幫任先生預購明天去天津的機票。」第二天是星期六，陳主任必須和有關朋友聯絡拜託，才能以特案申辦證件，可見欣安的服務多麼有愛心。

欣安服務老兵20年，深獲榮民肯定。後來從月報得知，多數老兵皆已達成返鄉心願，需要服務的人愈來愈少，才將該中心結束。

開放探親後，衍生了單身亡故榮民遺留財物處理問題，輔導會為此成立了「遺產處理專案小組」，由一處負責執行。我因此經常接待往生榮民的大陸親屬，協助他們辦理遺產繼承。

我1983年10月外職停役，調任輔導會二處處長，後於1987年1月調第三處處長，輔導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及就學。我記得許歷農主委來輔導會的第三天，適逢部務會議。通常一級主管須向新長官報告業務，但許主委沒聽報告，直接跟我們談為老兵返鄉募款的事。當時有很多單位，包括民進黨，都表示要出面募款，但主委說該項工作應由輔導會來做，並指派三處辦理。

我聽到指示後站起來向主委報告，「按組織規章，應由一處辦理。」主委聽我講完後問我「你當過軍人？」，我答「我是少將階轉來的」，他再以嚴厲口氣問，「長官交辦業務，你接不接受？」我說「當然接受，而且還要徹底執行。」他說，「好，這工作就交給你，馬上辦。」我心想主委反應真是快。

確定募款工作由三處辦理後，我請示了幾點作法。第一是，募款是採點或全面進行？主委問：「什麼是點？什麼是面？」我說「點是向各個單位募，面是向全台民眾募。比如學生捐10元，要不要接受？」他說當然接受。

第二點是，目標金額多少？他說，「若一人給二萬元，你算算看要多少？」第三點是，捐款要發給哪些人？後來決定孤苦貧寒者優先，其次是年長、自謀生活者，這些人離開部隊時只拿400元，無退休俸，生活很苦。我又請示募款委員會何時成立，他說一周內完成，我說三天就可以辦好，他聽了很高興。就這樣三處開始執行相關業務。

募款涉及會計處，也需要一處提供受贈者名單，我還與募款委員會委員經常開會。我們不僅在報紙刊登募款廣告，主委還運用個人影響力募到大筆金額，如《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捐了6,000萬元。在各界慷慨捐獻下，短短一個半月募到5億7千萬元，幫助了二萬多名老兵返鄉，餘款2,000多萬元之後成立了香港欣安服務中心。

據說許主委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時，因為很照顧當地居民的衣食住行，那時就有人稱他「老爹」。但老爹被廣為流傳是他到輔導會之後。他真的像父母親般地照顧榮民及下屬，大家都感受得到他的溫暖。許主委歷任陸官校長、司令、總政戰部主任，但我認為那些名號是一時的，只有「老爹」是長久的，表達出我們對他永遠的敬愛。

1987年11月18日，許歷農在蔣經國的欽點下接任退輔會主委，積極為返鄉榮民籌措募款，並在香港成立欣安服務中心，協助榮民順利返鄉。

老兵們想回大陸，由來已久，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他們不敢講。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老兵們以為什麼都解除了，於是集結起來說要回鄉探親。他們的第一對象當然是找上退輔會表達訴求，但是他們見不到主委張國英，又因溝通不良和退輔會人員發生衝突。老兵的第二步是想方設法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當時把黨部大門都打掉了。第三步就是去行政院陳情，發生了所謂「119事件」。

1987年11月9日，榮民到了行政院就決定不走了，他們在大門口埋鍋造飯，情況比較麻煩。經國先生要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去溝通。11月10日晚上，宋進入現場，告訴榮民他也是榮民之子，穿的內褲也是美援麵粉袋布料做的。宋還轉達了經國先生的話：「只要我蔣經國有口飯吃，老兵就有飯吃；即使只剩最後一口飯，也會讓老兵們先吃！」聽到經國先生這句話，老兵們開始撤退。

當時退輔會主任張國英才上任半年不到，所以當經國先生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後說要我去見他，我沒想到與退輔會有關。

臨危受命接退輔會主委

蔣經國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講：「我要你去退輔會當主任委員」。我心裡明白主委是一件很難做的工作，但看他語氣很堅定，我只好回答「我全力以赴」。經國先生接著說，「我相信你會搞得好，因為你很有愛心。」後來我才知道他跟別人也講過，因為很多人告訴我「經國先生說你很有愛心」。

我到退輔會後，採取的態度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我上午報到後，下午立刻約見了包圍行政院的老兵自救會會長劉任航，以及包圍中央黨部的曹光鼐等兩派榮民代表，他們各派了10個人來，我分兩次接見。我問他們為什麼鬧事，他們講了許多事，例如「到榮總，不被當人看」、「就養金比貧戶救濟金還要少」，還有「我找不到人呀，有問題不曉得跟誰講啊」等等。我說，「你們講的這些問題，我都可以替你們解決」，我告訴他們「下一次你找不到人，就來找我，我的辦公室大門永遠為你們打開，我就住在辦公室裡，白天找不到我，就夜晚找，夜晚再找不到我，你就留下名字、地址、電話，我會去找你。」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在每個星期六上午，率領退輔會各處長、副處長，接見來自各地的榮民，當場聽其心聲，為其解決問題，能做到的就立即交辦處理；無法做到的，當面向榮民解釋清楚做不到的原因。我剛上任時，每周有二、三百名榮民登記求見，後來每周只剩幾十人登記。

經國先生對榮民鞠躬盡瘁

我到退輔會工作後，經國先生經常晚上大約九點多會打電話給我，找我去七海官邸。當時他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我拿把椅子坐在他床旁邊，聽他說輔導會從無到有的過程，他也傳授我當主委應該如何照顧榮民，「我們既然將老兵帶出來，就必須照顧他們」。他有時講一講就停下來，我以為他睡著了，不敢喊他，沒想到，過一會兒，他又繼續講，一講就講一個多小時，講的都是要我盡心盡力照顧榮民的話。我靜靜地看他躺在被子裡，鼻息之間呼吸起伏，我當時就想到「鞠躬盡瘁」這句話。

當時榮民急著返鄉探親，但很多人籌不出旅費。民進黨說「政府帶老兵來，老兵應該找政府要錢」，但我想政府若開了此例，那還得了？於是我跟榮民說，政府不方便出這筆錢，但我可以用募款方式來籌錢。

募款及發放旅費給榮民

我首先成立了募款委員會，找了王效蘭、余建新、余範英等人擔任委員。其次我請了陳長文律師及郎萬法會計師，作募款及發放的見證人。我們也在各大報刊登了募款啟事。

當時我想自己也應該去募款。我第一個找上《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他知道我的來意，就立刻同意捐2,000萬元，我心裡想那麼多人，2,000萬元怎麼夠？我就繼續坐在那裡，後來他說「我替我太太捐2,000萬元」，看我還不走，他又說「我再替子女捐2,000萬元」，他一口氣就捐了6,000萬元。後來他又表示願意開一個募款晚會，拿一些古董出來義賣。那一個晚會大約募了3,000萬。在短短一個半月，就募到5億7千萬。

我們決定所有登記的榮民均可獲得補助，但以老弱殘障病為第一優先，第二優先是單身。後經委員會通過，每一名榮民發2萬元，總共資助了兩萬多名榮民。

募款還剩下2,000萬元，輔導會利用那筆錢，在香港成立了「欣安服務中心」，使榮民可以順利地往返兩岸。

30年後回顧這段歷史，我感到協助老兵返鄉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至於因此打破了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隔絕局勢，更是兩岸同胞之福。

30年前，老兵為了返鄉探親，集體上街請願、散發傳單，要求政府開放探親。在強大輿論的壓力下，行政院1987年10月15日通過《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長達38年的兩岸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兩岸從此展開交流之路。

1986年

7月7日，幾百名老兵聚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請願，打出「回家找爹娘」的標語。

10月7日，蔣經國與華盛頓郵報董事長葛蘭姆女士等人見面，提到台灣將取消戒嚴令，但基於國家安全的顧慮，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不會改變，這意謂著解嚴不代表老兵可以回家，引起老兵反彈。

1987年

年初，蔣經國令國民黨秘書長馬樹禮研究開放探親可行性，之後對馬研擬的「准出不准進」、「條件從嚴」結論不滿意，要求再議。

3月28日，何文德等老兵為爭取返鄉探親權力，在台北市幸安國小舉辦第一場活動「想家演講會」，有兩千多人到場。

4月15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下稱促進會）正式成立，「以達到自由返回大陸探親為唯一目標」。會長是何文德。4月下旬印製30萬份傳單〈我們已沉默了40年〉，對外散發。

5月10日，促進會在國父紀念館紀念母親節表達訴求，老兵穿著書寫「想家」的衣服，手持「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白髮娘盼兒歸、紅粧守空幃」等標語。同日，有大批老兵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的辦公大樓前，要求返鄉探親的權利，卻因溝通不良和退輔會警衛人員發生肢體衝撞。蔣經國在病榻上聽聞此事，對退輔會主委張國英的臨場處置頗為不滿。

5月下旬，蔣經國詢問第一局副局長馬英九對老兵返鄉探親的意見，馬答立法院及輿論均強烈要求政府開放返鄉探親。蔣經國聽後，要馬與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聯繫，儘快研究開放大陸探親的方案。

5月29日，促進會會長何文德等人到彰化田中榮民之家發送傳單，遭不明人士痛毆。

6月2日，馬英九完成《民眾往返大陸探親問題之研析》初稿，蔣經國再要求李登輝與馬樹禮分別從黨政系統的立場，進一步研擬因應方案的具體作法。

6月中旬，何文德在立法院前演講，推動老兵返鄉運動。

6月28日，促進會在金華國中體育館舉辦「想回家怎麼辦？」晚會，由老兵組成的想家合唱團唱〈母親您在何方〉歌曲，台上台下哭成一團。

7月1日，李煥接國民黨祕書長，直接策劃開放大陸探親案。

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

8月17日，蔣經國宣布考慮開放探親。

8月24日，行政院表態：政府將本人道精神開放大陸探親。

9月11日，《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徐璐透過中國大陸駐日本使館取得旅行證，准予入境大陸採訪。

9月12日，促進會在台北新公園舉辦「上街頭、救民主」活動，老兵向群眾訴說思鄉之情。

9月16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宣布開放大陸探親，並表示(一)開放回大陸探親是基於人道考量，(二)由台灣紅十字會負責執行相關業務；(三)「三不政策」不會改變。

9月20日，促進會發出文宣〈回家的時刻到了〉。

10月14日，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探親決議案。主要內容如下：基於傳統倫理及人道立場的考慮允許民眾赴大陸探親。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者，得登記赴大陸探親。同日，大陸國務院表示「熱情歡迎台灣同胞回到祖國大陸探親旅遊，保證來去自由。我們將盡力提供方便」，並希望台灣當局也能讓大陸民眾去台灣探親。

10月15日，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內政部長吳伯雄正式宣布自12月1日起，民眾可赴大陸，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個月。

10月16日，大陸國務院公布《關於台灣同胞來大陸探親旅遊接待辦法的通知》。

11月2日，台灣紅十字會開始受理探親登記及信函轉投，當天上午9點開始登記，但凌晨就人山人海，第一天登記人數即高達1,334人。開放後6個月內，登記人數高達14萬。

11月9日，兩千餘名來自各地的老兵為就養金偏低、返鄉沒旅費等問題，在行政院前「就地紮營，埋鍋造飯」，鎮暴憲兵、保一總隊及台北市警力計1,300名維護秩序。因陳情者多日不退，造成社會緊張氣氛，被稱為「119事件」。

11月10日，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進入抗議現場，與榮民協調到凌晨兩點，榮民同意退場。

11月18日，許歷農接任退輔會主委，在短期間募到5億7千萬元，發放給兩萬多老兵，幫助他們達成返鄉願望。

11月22日，促進會聯合「教師人權促進會」舉辦演講，強調「阻礙返鄉探親，年底不給選票」。

12月1日，《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正式實施，民眾陸續到大陸探親，一個月內即有一萬多人踏上回鄉之路。

1988年

1月13日，蔣經國去世。

1月14日，促進會組成「台灣返鄉探親團」，在會長何文德、領隊王拓、發言人楊祖珺的帶領下，經香港轉機赴大陸。16日抵西安，受到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下稱全國台聯）及陝西台聯會的接待。17日探親團一行24人到黃帝陵祭拜，團長何文德宣讀祭文。19日探親團抵達北京，受到在京台胞及新聞界的熱烈歡迎，前往蘆溝橋、萬里長城。20日全體團員出席全國台聯舉辦的座談會，與在京台胞互訴鄉情。

4月3日，促進會宣布完成階段性任務，該會解散。

9月9日，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成立，隨後各地方政府陸續成立台灣辦公室。同月，全國台聯設立「大陸台灣省籍老兵返鄉探親促進會」，徐兆麟任會長，該會於次年1月編印《大陸台灣省籍老兵名冊》。

11月9日，台灣開放三等親以內的大陸親屬來台探病、奔喪。

12月2日，台灣公布「允許現在大陸台籍前國民黨軍人返台定居案」。

冷戰結束已快30年，但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瞭解，並未因兩岸交流30年而有太大的改變，所有的想像都跳脫不出反共教材所賦予的刻板印象，看來當冷戰結束時，台灣自己卻拉起了「鐵幕」，自我隔絕於世界之外。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用了陶淵明《桃花源記》裡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句話，來表示台灣高中國文文言比例的爭議，並非一場單純的「文白之爭」，而是又一次的「去中國化」動作，目的是要抹去台灣年輕人心中的中華文化痕跡。這比喻發人深省，因為台灣這個島如今的情況，確實給人與世隔絕、遺世獨立之感。

台灣自我築起了「鐵幕」

二戰結束後，世界陷入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抗的冷戰時代。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威斯敏斯特學院的演講中說到，「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德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拉下」。從此「鐵幕」一詞被人廣泛熟知與運用。

冷戰期間，「鐵幕」外的國家採取了各種防共、反共手段，例如美國麥卡錫主義式的打壓異己，台灣白色恐怖鎮壓屠殺異議人士。直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資本主義世界高聲歡唱，終於將「鐵幕」給打破了。但有一個地方不受變動的影響，依舊怡然自得地活在「鐵幕」之中，那就是台灣。

冷戰的「鐵幕」已消逝，但面對巨變的世界，失去「人類救星」、「世界偉人」的台灣不知所措，因此自我築起了「鐵幕」，希望可以繼續活在20世紀的時代氛圍中。1996年李登輝所提出的「戒急用忍」，就是新的「鐵幕」，自此20多年，台灣自我封閉，任何希望改變的說法都被視為異端邪說，任何希望改變的人都被視為異教徒。

異教徒一經發現就遭到罷黜與批判的命運，被罷黜者有「高級外省人」郭冠英、有說「兩岸必然統一」的花蓮縣民政處長周傑民，被藍綠無情斥責的有表明不再反共的許歷農將軍。而當過總統的陳水扁可以公然說「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好就游過去」，現任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則叫「要統的人，回到對岸去住就可以實現，何必拖累2300萬同胞」。這是因為在「鐵幕」內不可以不反共，絕不能讓人民接觸到類似「妖言惑眾」的話語。

多元媒體一元聲音

為了繼續控制「鐵幕」內的人民，媒體的思想箝制相當重要。台灣媒體看似眾多，但呈現給閱聽大眾的卻是單一聲音，灌輸民眾持續反共仇中的思想。一有媒體被懷疑可能「為匪宣傳」，「名門正派」就會立刻動員群眾包圍聲討，美其名叫「反媒體壟斷」，其實目的是要自己壟斷媒體，不容其他聲音出現。

而為了要堅守「反共心防」，媒體每天必須報導大陸的「惡形惡狀」，例如大陸人民「素養低落」、生活環境「惡劣不堪」，內部矛盾「尖銳嚴重」；只要能徹底打擊大陸的形象，連「大陸人用煤油炸油條」這種話，都說得出口。面對兩岸軍事懸殊的問題，更天馬行空地撒起漫天大謊來，例如遼寧艦經過台灣附近海域，就說那只是個「漂流海上的棺材」，甚至大聲說「敢來就打沉它」；轟6K繞著台灣飛行，就說飛行照片是合成照，又說只是「提供練兵的機會」。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洗腦台灣人民，維持「鐵幕」的完整，編織冷戰依舊的假象。

井底之蛙、夜郎之島

由於資訊的封閉，加上負面新聞的誤導，使得台灣島民被教育成了井底之蛙，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甚至有青年會提出「北京、上海，真的有比台北進步嗎？」的質疑，整個島在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況下，發展出了詭異的狂妄與自大。在政治人物的煽情宣傳下，島上的事物都被稱之為「台灣尚讚」，稍有成就的人物就要冠上「台灣之光」的桂冠，一切言談標準都必須符合「台灣NO.1」的思想，否則就是「不愛台灣」的行為。

台灣果然「獨立」了，在全球後冷戰的世界中遺世獨立，思想上食古不化、抱殘守缺，走不出冷戰的舊思維，經濟上封閉鎖國，不願與最大的市場大陸結合，更糟糕的是，在史觀上大開倒車，拼命想為軍國主義翻案，美化殖民統治與反人類的罪行，林林總總的行為，都與每天高呼的「普世價值」大相逕庭。在一次次政治激情動員後，政客賺進了大把的選票與利益，並且樂此不疲地希望能持續愚民。但台灣人民的荷包卻逐漸玩囊羞澀，生活必須開始縮衣節食。

住在桃花源的人，是自己選擇離群索居，但台灣人民卻是被強迫留在「鐵幕」之內，要打破這個包圍全島的「鐵幕」，只有台灣人民自己覺醒，才有可能辦到。而這樣的「覺醒」要等到何時？又是否會始終等不到「覺醒」的那一天，結果卻突然得面對圍牆崩塌的結果呢？要避免這些問題，有賴島內統派的努力，盡可能地喚醒民眾面對真實的世界，告訴人民群眾，台灣不是只有坐困愁城的選擇。形勢很艱鉅、任務很困難，讓我們擼起袖子加油幹活。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9月23日，在政府高層的授意下，課審大會翻案，刪減文言文比率為35%-45%。此重大逆轉，顯示知識分子下流起來會無所不用其極，而民進黨又做了一件最對不起台灣下一代的事。

9月23日，在政府高層的授意下，課審大會與會代表有恃無恐，以「原課綱草案並未表決」為由，強行再議否決課審會剛於9月10日通過的「45%-55%文言文比率」決議，大幅調降為35%-45%，引起社會譁然。

從這件重大逆轉事件的來龍去脈來看，無疑已造成文化教育界最大的危機隱憂。因為以意識形態恣意踐踏先賢經典、以政治力悍然介入文化教育事務、蔑視連署達5萬人的強大民意，更甚者，默許12名官派代表眾目睽睽支持調降、支持刪除文化基本教材原有的「文化經典」、掌管國家百年大計的教育部卻裝聾作啞，表示尊重會議的結果，在在說明教育部與這群「多元」課審委員的齷齪和集體墮落。

這結果，無疑已達到「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目的，只是這個「看見」卻是一個騰笑國際的笑話，看到當今台灣的現狀：一個沒有優雅文化素養的領導人，政治智商也高不到哪裡去，只能藉著一些不太像樣的文化痞子、三流作家、幫閒政客、職業學生幫她搖旗吶喊。

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

但真正幕後操作這場鬧劇的立法院民進黨團，其實在林全正式接掌內閣的三天前，即完成三讀「高級中學教育法」修正條文，完全不問林全是否同意，直接將課審會拉高至行政院層級，成員有官方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教師及家長團體，甚至首度納入學生代表。

教育部在此情形下，只能成為聽命執行的幕僚單位，縱使去年10月由國教院「國語文領域綱要研修小組」耗費兩年密集專家討論，經過全台公聽會聽取徵詢意見，而訂出的「國文課綱草案」送交課審會審查時，原已不宜再細部修改的內容，竟被少數委員炒作出「要不要存在文言文？」的質疑，原45%~55%的文言文比率，在第一階段領綱會議，就遭到強行砍成30%，推薦選文也由20篇降為15篇。

尤有甚者，8月20日進入「普高分組」會議，有委員再提議削減文言選文由15篇降為10篇，在網路票選推薦選文的摧殘下，結果供選古文只剩下〈桃花源記〉、〈赤壁賦〉、〈鴻門宴〉、〈岳陽樓記〉4篇。毫無國文專業的課審委員，居然可以蠻橫越俎代庖「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以行政凌駕專業！

圖窮匕見的刪文鬧劇

其實，調降課綱文言文比率，早自李登輝執政以來就已暗中進行，為了全面推動本土化，除了大眾熟知的心靈改革、教改、社區總體營造、認識鄉土，1990至1992年還就培育師資搖籃的師院課程大幅調整，修訂師院課程標準，廢除共同必修課程「四書」，拔除師資養成階段最重要的文化傳承與心性修養。1996年，九所師院校長一致通過廢除已延續40年，考核畢業生資格的「國語文會考」傳統。1999至2000年，教育部委託花師院規畫「九年一貫課程」，2001年試行，2004年全面實施，以「學習領域」統整，打破原來的分科專業教學，導致學習通俗化、淺顯化、生活化，全民語文素質普遍下降。 同時期，為配合周休二日，高中國文節數由6節硬擠壓減為4節。

2005年，民進黨政府再以配合九年一貫學制，修訂「94暫綱」，大幅降低高中文言文比率，並將「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引起了海內外有識之士同仇敵愾發起「搶救國文聯盟」的萬人連署。蔡英文上台，高唱的「維持現狀」，言猶在耳，卻又挑起課綱紛爭，辯稱與去中國化無關，豈能讓民心信服？

文言文價值無庸置疑

關於文言文的價值，歷來中國的讀書人，詩詞歌賦、先秦兩漢、魏晉六朝、尤其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文章，本來就是教學界奉為圭臬的必讀作品，無庸置疑！就連這次跳出來疾呼重視台灣文學的135位作家，也是學生時代唸了幾篇文言文，今天才能寫出那篇宣言，嘴邊掛著：走向世界呀，與世界接軌呀，如何讓世界看到台灣呀，也看到我呀…，難道不是嗎？

當然，文言文篇數太多也不宜，國編時代文言文占70%，約67篇，99課綱55%-65%，約43篇，在今天絕對份量太重，清一色黃鐘大呂必然令課堂師生頭疼，上課本應如沐春風，此時白話文就能發揮它清新空氣的作用。但如三不五時就在媒體前說三道四，貶抑古文都是失意文人的作品，高中生又不是每個人都要讀中文系，應該強化台語、讀台灣文學，說這種話的人就是「心逆而險，言偽而辯」， 因為高中生也不是每個人要讀台文系呀！

(作者係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內閣的效能高低，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部會首長是否任命得宜，二是官僚體系的成員能否將士用命、合作無間。賴揆應該依此標準逐步調整內閣。

賴清德新任閣揆，為行政院帶來一股新的氣息與社會期待。只是，賴揆說要「用人唯才」，但內閣成員除了聊聊更動幾位外，沒有讓人民眼睛一亮或受到感動的任命，彷彿台灣除了綠營以外，已經沒有好的人才。我們願意善意地不去猜測原因，但期待賴揆可以逐步調整內閣到民眾「有感」的狀態。

部會首長必須任命得宜

內閣的效能高低，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部會首長是否任命得宜，二是官僚體系的成員能否將士用命、合作無間。

對於第一個關鍵，我們不對個別人選的任命表示意見，但願意對基本原則提出建議，那就是部會首長一定要認用「具專業」、「有創新」看法的人才行。有專業才不會被不想做事的部屬牽著鼻子走，卻無能力指出問題，或堅持推動新政；特別在此國際科技變動極快速的時代（例如，包括第三方支付的「金融科技」，fintech），沒有專業的首長無法看出國際趨勢所在，以及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影響，在政策推動上幾乎確定會太慢、太弱，「政府效能」將會繼續成為台灣競爭力的弱項。

當然，徒有專業是不夠的，還要有創新力。因此，任命一個長期由官僚體系升遷上來的常任文官為部會首長或政次，經常只能蕭規曹隨、缺乏新意，甚至排除新意－這其實是近期政府的一個通病：要不，就是任用一個毫無專業的，要不，就在首長出事時，趕快無縫接軌地將來自官僚體系的次長扶正。所以，近年來的部會首長，尤其是財經部門，很少闡述其「施政理念」，越來越缺乏新意，既難以讓人民有所感動，更無法激勵經濟表現，而讓台灣長期處於「悶」的狀態。

官僚體系必須有效能

雖然閣員的任命極為重要，但一個有效能的官僚體系其實更加重要。所有的部會首長，只能要求所屬施政的「方向」，頂多加上「步驟」或「項目」；至於推動的細節和力道，幾乎都要靠中上層的幹部來落實。因此，有句話說「幹部決定一切」，就是這個意思。如何領導一個官僚體系，並且讓不同部門相互合作、推動跨局處或跨部會的政務，才是真正困難之處。

隨便舉個案例，台灣要推動「服務業出口」，因為全球貿易趨勢已經顯示這將是未來的貿易要項，像英國就占其總出口的四成之多，所以先進國家除「貨品貿易統計」外，一定會有「服務貿易統計」。可是，台灣迄今為止，並沒有詳細的「服務貿易統計」來協助決策者判斷要如何著力。經濟部長經常不夠專業，不懂這項統計的重要性，他本身也不會觸及相關業務，因此這頂多會困擾到主管貿易的次長層次。可是，當次長不想多做事時，就會拖，而且一拖就拖上幾十年，報紙專欄建議、相關智庫建議通通是「狗吠火車」，迄今就是沒有「服務貿易統計」，讓台灣的「促進服務出口」一直停留在喊口號的階段。

如果部長夠專業，當然會知道該項統計工作之重要，會指示次長提撥或整併資源、排除萬難，來推動這項新的工作。而如果相關統計部門的處長們夠積極，也會勸說長官要進行這種工作；但目前的官僚體系，「多做多錯、不做不錯」、「依循前例」的情況嚴重到慘不忍睹，再想做事的首長恐怕也都「難為無米之炊」。

如何激勵各部會中高層官員的積極性，已經是內閣成敗關鍵性的挑戰；在年金改革後適度調薪、賞罰分明而不任用私人、增加官員的在職培訓等，都是應該考慮的作法，以免各部會有心無力、辜負了人民的期待。

不能只知分工而不合作

另一個官僚體系的大問題，在於「分工」而不「合作」。舉例而言，某財經部會中，一個處委外研究所得的寶貴資料，竟然不允許同部會另一處來使用，搞到重複的調查研究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再另舉一例，某負責「商圈輔導」的部門，請求資源較多的某負責「觀光景點發展」部門，在觀光巴士行經某商圈時短暫停留，讓旅客採購土產，既照顧商圈、也讓旅客行程更為豐富，但負責觀光景點的局處就是不肯答應，也不協商如何雙贏。上述這些不合作的心態和作法，未來如何能用「政府數據公開」來推動大數據產業？

上述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當年蔣介石設立「國防研究院」，長期培訓中高級官員，讓他們了解政府各部門業務、並相互孰悉的作法，就可以參考並修正使用。或由行政院要求業務關聯性高的部會共同編列、執行一部分的預算，也是一種強迫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如果放任目前的用人偏失、讓官僚惡習持續，則賴內閣極可能步入近期的政府窠臼，難以讓人民期待了。我們誠懇建議，也期待賴內閣虛心接納，讓政府真正煥然一新。

（作者係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