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軸心國(德、義、日)的潛艇肆虐，並布放大量水雷，造成國際航道禁運，英、美同盟國的獵雷艦就成為反潛、清除水雷的利器。簡單說，獵雷艦為艦隊清除水下障礙物(水雷)，讓船隻安全通過，是海軍編制中的輔助角色。

獵雷艦可爆破水雷

由於早期水雷為磁性吸附設計，因此，過去獵雷艦的船殼便以木材為主。木質船殼除了可避免水雷吸附，還有材質強韌等特性，適合海上航行。現在則為多層強化玻璃纖維塑膠(GRP)製成，以利環保、減重，並提供較強的抗爆震效果，讓獵雷艦可在海上巡弋並爆破水雷。

由於多層強化玻璃纖維塑膠(GRP)的環境條件較為嚴苛，必須在室內廠房脫模、施工。因此，過去習慣在船塢施工的廠商，就得興建新廠房，並重新學習施作。這也是國艦國造、自製新型獵雷艦的必要花費。

目前，台灣海軍有9艘獵雷艦，其中3艘過於老舊，亟待汰換。其餘6艘，分別為4艘德製永豐級、2艘美製永靖級。永豐級是台灣海軍向德國Abeking & Rasmussen公司採購，船殼為木質外覆強化碳纖維樹脂，艦橋為鋁合金材質以符合低磁性的要求。配備2種水下遙控除雷載具(UUV)：A1型以探測聲納傳回資料，B3型攜帶2枚100kg炸藥爆破除雷。永靖級原是美軍的鶚級獵雷艦(Osprey-class coastal minehunter)，因美國的軍事轉型，而提早除役並轉售給台灣，排水量約800噸，超過一般獵雷艦，並有高精度探測聲納(Sonar)。

水雷的種類及特性

1. 漂浮雷：具備類似病毒的圓形球體和多個探針觸手，為磁性吸附設計。雖然，中空球殼內藏炸藥裝置可在海面漂浮，但少量炸藥威力較弱，難以炸沉中大型船艦。一般而言，漂浮雷是最容易布放，也是最容易被發現、摧毀的水雷。

2. 繫留雷：由纜繩（鐵鍊）和漂浮雷組成，由置放海底（海床）的纜繩連接海中的漂浮雷。當上方有船艦經過時，立即引爆或脫離纜繩而磁性吸附。本類型的裝藥量不一，多量炸藥的繫留雷在海中引爆，可造成真空氣泡效應，讓船艦抬舉後落下，折斷龍骨，以徹底摧毀船艦。

3. 音響探測雷：為現役較新型的水雷，埋藏於海底（海床），以上方船艦通過時的音響探測為主，並具備類似跳雷的起爆設計。由於音響探測雷並非磁性吸附，對一般/獵雷船艦極具威脅性。

除雷方法

早期的獵雷艦，配備潛水伕和機械式除雷設備（剪具、炸藥），只能清除老舊的漂浮雷或繫留雷。但較新型的獵雷艦，配備探測聲納(Sonar)和水下遙控除雷載具(UUV)，可尋獲埋藏於海底（海床）的音響探測雷，甚至是敵方潛艇。

除雷方法，則有人員水面/水下爆破、砲擊摧毀或誘餌誘爆等。美軍現役的S-70海鷹直升機，未來計畫配備最新的雷射偵測器和MK-44 30mm口徑鏈砲(RAMICS)，可由空中直接發現水雷，並開火摧毀。未來，若台灣海軍有意改裝升級現有4艘德製永豐級、2艘美製永靖級獵雷艦，除了向美方採購相關戰鬥系統和水下無人載具(UUV)，也可考慮加裝民間廠商研發的MK-44 30mm口徑鏈砲的遙控武器站(RWS)，以便在遠距離開火摧毀水雷，降低船身遭爆震波及的風險。

結語

近來，某些軍事專家直言，台灣的獵雷艦數量不足，當敵軍在沿海港口布雷時，將讓艦隊無法進出港口。其實，布雷是在萬不得已下才會採取的最後手段。因為，水雷如同地雷，無法識別敵我，而容易誤擊友軍。若敵軍以登陸作戰為主軸，卻在沿海港口布雷，這無疑將限制本身艦隊的通航路線。況且，台灣沿海適合敵軍登陸點本來就有限，附近又有機動雷達偵測和海巡隊巡邏，要成功布雷非常困難。

不過，近期海軍招標失事幻象2000-5型戰機的打撈作業，打撈水下殘骸的必要項目包括海底地形探測、水中聲納探測、水下畫面訊號傳輸、潛水伕和機械臂水下作業，這也是獵雷艦的專長。基於此，採購或升級獵雷艦或仍為必要之舉。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站版主）

國家的軍力通常用武器裝備、軍人素質、軍工生產、兵源數量和國土面積五個要素來評估。軍人的素質包含軍人的體能智能；武器裝備的操作能力決定軍事成敗；國土面積小沒有退避的空間，兵源數量少承受不了人員傷亡。

進入核武能力比賽時代

二戰後到21世紀的今天，操控在軍事強國手中的武器發展迅速，而強者的實力已不能再用以往傳統戰爭的認知去看了，現在可是看核武器裝備毀滅能量大小的時代。

二戰靠飛機去投彈，日本敗在飛機投下的二顆原子彈。但現在要有核子彈頭的飛彈，核子飛彈還要比一比，短程不夠看，要長程；還要多彈頭的，同時可以炸好幾個地點。

對目前世界的五個核武大國：中、俄、美、英、法而言，傳統的戰術性武器裝備：槍、砲、火箭、短程飛彈、戰車、飛機、艦艇、甚至軍員數量，都已不是評量軍事力量的首選重點，毀滅能力大的戰略飛彈才是重點。一枚戰略核子長程飛彈可以毀滅一個數個十萬到百萬人口的城市，挨了一枚，大國受不了，小國可就馬上亡國了。

明顯的案例就是朝鮮和伊朗，美國和聯合國為了這兩個不大不小國家的核武發展已經頭痛了四、五十年。近十多年來，朝鮮和伊朗就是不肯放棄核子飛彈的發展。南韓軍方甚至認為，朝鮮2018年會發展出射程涵蓋全美國的長程飛彈。

2017年朝鮮向日本海射了多枚飛彈，甚至越過日本上空。不過，日本很清楚這飛彈不是針對日本的，因為朝鮮的飛彈試射只能朝向日本海或西太平洋發射。再說，日本也沒有能力在飛彈飛到日本本土前加以攔截，而更諷刺的是，美國就算是韓日盟邦，也不願免費提供韓日攔截裝備。

駐日美軍陸海空及海軍陸戰隊總計有35,000多人，外加第七艦隊各種艦艇、空軍第五航空軍各式飛機、陸戰隊第三遠征軍，這比很多國家的武力都要強，但如果朝鮮飛彈有核彈頭落到日本，後果如何無人可知。

朝鮮伊朗敢對抗核武大國

世界上有十多個中、小國家是不設軍隊的，這豈不是沒有國防嗎？但對這些國家而言，國防對他們當然不重要，有也等於無。有死膽和能力跟世界核武大國對抗的，二戰以後，也只有朝鮮和伊朗這兩個國家。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則是在不對抗美國的情形下，有了小型的核武能力。其他小國大家都心知肚明，省省吧！

新加坡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家，成立幾十年後，竟然能依靠國際貿易和人力資本的正確策略運作，迅速轉變成為富裕的亞洲四小龍之一，而它即使維持了有限數量的精良部隊，也不過是唬唬週邊的鄰國而已，從不會拿軍力來惹事生非。

此外，每一個國家都沒有對軍隊或武器裝備的絕對控制能力，世界各國都有諸多先例，軍事政變司空見慣，軍方武器裝備的誤射可能是疏漏，也可能是某一個環節有人故意，飛彈發射錯了，就可能造成一個難以挽回的大災難。

美國仍是軍事第一大國

目前世界上的軍事大國有美、俄、中、英、法、德、日、南韓、印度和土耳其。其中，美國是靠一戰和二戰發戰爭財的爆發戶，現在是世界超級軍霸和最大的軍備輸出國。把俄、中除外，全世界的軍力和軍費支出加起來都比不上美國，也只有美國有能力全球駐軍。除美國外，俄、中、英、法、德、日本、南韓、印度，也都是大大小小軍備的輸出國，外加專門製作武器裝備的奧地利、以色列、南非和瑞典。作為世界第一軍事強國，在今天這個動亂紛爭的世界，美國武器出口量占全球的31%，是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

沒有戰爭的時候，軍人和武器裝備可不能閒在那裡，平常要定期操練的，軍事強國的長程飛機如長程轟炸機、偵察機、預警機、作戰指揮機和戰鬥機，都會到外洋聯合演習或搜集作戰時需要的資訊，大型軍艦、航母艦隊和潛艇也一樣。

武力只是談判的籌碼

軍事衝突，在軍力小的國家之間容易發生，因為傳統武器的殺傷力有限，傷亡都是小事，就像近代以色列、巴勒期坦、叙利亞、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遠至越戰、韓戰，傷亡百萬也沒事。為什麼？國家的土地大嘛，人員傷亡也不是大問題。

軍力大的國家之間反而不易產生軍事衝突，因為雙方擁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只要一動手，極可能兩敗俱傷，甚至亡國滅種。

一戰、二戰、韓戰、越戰已經告訴我們，戰爭是生靈塗炭，所有發動者最終都以失敗收場。武力只是談判的籌碼，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作者從事國家競爭力研究、企業研發行銷管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獨特精神(zeitgeist)，更有獨特的思維範疇。質言之，精神是時代的產物，範疇也是時代的產物。古今中外的每一個時代，無不依據其客觀具體情況，構建與其相應的主觀思維範疇。習近平的新時代自然也不例外。

範疇者，就是從高度抽象的角度，對複雜、紛擾多變的時代，所構建高度概括性的基本類化形式；以便據此認知其本質，從而說明並指導置身其中的人的行為，制定國家的發展政策和戰略，進而指導文明建設、文化發展，以及與當時的其他文明進行互惠的對話、互釋和激烈的競賽甚至對抗。

面臨三條道路的選擇

近代中國在面臨中西文化文明猛烈碰撞時，晚清的一代儒臣張之洞承襲先秦古典時代，儒道二家在相對簡單的時代，所構建的「內外」二元範疇，以及中世紀魏晉以下在面臨佛教的挑戰時所建構的「體用」二元範疇，構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體西用」（「體用」）二元範疇，作為當時朝野變法維新的改良思想和政策的指導依據。

這個範疇，自清末民初一直為中國史學界和思想界，在解讀論說中國近現代史時所沿用。但自五四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分別從西方的歐美和北方的歐俄引進了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界為之一變；質言之，就是由晚清的純粹引進模仿轉而將其中國化，內化為中國文化思想的有機部分；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自由主義者，致力於前者的中國化，同時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則致力於後者的中國化。於是，中國文化在面臨西方文明的挑戰時，出現了三條道路的選擇和競爭：新儒家、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從二元範疇到三元範疇   

就體用的思想範疇而言，新儒家基本上遵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體用）二元範疇，自由主義者加工改為「中西互為體用」（包括李澤厚的西體中用）新二元範疇。馬克思主義者，則大膽地突破傳統唯心論的思維框架，轉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下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主義公式，揚棄中西學此疆彼界的藩籬，另起爐灶，創新構建了「上下」新二元思維範疇。這個範疇，一直主導了此後中共打天下、治天下兩大時期政學界的思維，長達三四十年之久。

新中國的誕生，標誌胡適互為體用的自由主義範疇為中國社會所揚棄，李大釗「上下」的社會主義範疇成為顯學。1950年代中期，由於當時突出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遂根據「上下」二元思維模式，並參照宋明新儒家「內聖外王」的二元思維範疇，加工而成為「上紅下專」的新二元思維範疇，或可稱之為紅色的革命範疇，可以視為是對傳統的內外，以及體用思維範疇的一次革命性的創新加工。

這個範疇，美則美矣，但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沒有明確點出其核心精神。所以，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體用範疇的權威專家方克立教授，特提出了「馬魂中體西用」的三元範疇，作為改革開放時期的思維範疇。「馬魂」的新範疇，賦予體用範疇以核心精神，是方教授的神來之筆，頗得畫龍點睛之妙，充滿創意，但除了賦予「馬魂」思維功能之外，還賦予「馬魂」本身所不具有的本體存在的含義；但未考慮到毛澤東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所起的奠基性和原創性的重大理論貢獻。

有鑒於此，本文特提出「毛魂馬心上紅下專」的四元思維範疇，作為習近平揭示的新時代的新思維範疇。

新時代應有四元思維範疇

首先，以該範疇解說當今中國理論界、學術界尖銳的思想矛盾，即習總所說的「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矛盾，也即毛鄧路線的矛盾，作為範例之一，以資說明。

表面上看，毛鄧路線形同水火，實質上則是對立統一原理的體現。習總說，兩者並存，不要厚此薄彼，正是此意。本文提出四元範疇，可望作為其論點的依據，蓋「毛魂馬心」是毛鄧兩派信誓旦旦、共同信守的基線，差異只在紅專上面：

毛的前三十年

紅：（毛主義主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奠基事業

專：計畫經濟（集中有限資源辦大事）

鄧的後三十年

紅：（鄧理論主導的）社會主義的深化與世界接軌

專：商品市場經濟

由此可得出下列公式：中國的崛起 = 毛的「前三十年」政治奇蹟+鄧的「後三十年」的經濟奇蹟。可見，習總的並存論，具有歷史唯物辯證的嚴格邏輯性，不容背離；以及兩個互補的歷史奇蹟，不容否認。

其次，十九大報告中有關的標誌性論述和概念，以資印證：

毛魂方面：鴉片戰爭後，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為了民族復興，無數仁人志士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鬥爭，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按：仁人志士上下中外求索，一直找不到打開解救飽受煎熬的國魂、族魂真理之門的鑰匙）

 馬心方面：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按：送來的正是一把打開這扇真理之門的鑰匙，所以是「心」，不是「魂」，毛魂需要馬心的指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鮮明。（按：是「馬心」的最好印證）  

毛的奠基性、原創性貢獻：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按：雄辯地證明有毛才有馬）

(作者係體制外歷史學者)

近年來，中共中央積極推動打貪防腐，展開一連串監察體制的改革措施，深化監察體制的改革，當作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革新，構建由黨統一領導的國家反腐敗機構，並加強黨和國家的自我監督。

到2017年9月底為止，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處理了150萬人次的廉政與問責個案。18大以來，立案審查省軍級以上的中共黨員幹部440人，其中18屆中委、候補委員43人，中紀委9人。

再者，中共中央頒布問責條例，堅持失責必問；把權力和義務、責任和擔當統一起來，明確問責對象、內容和方式方法。為了強化問責、促進制度改革，中央紀檢委高層領導人分別、分梯次約談各省區市、中央部門和中央企業、中央金融機構黨委（黨組）的主要負責人，督促落實管黨治黨的責任。

將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

中共十九大決定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組建國家、省、市、縣四級監察委員會。今後國家監察委將成為反貪腐中心，並對全國人大負責，定期向人大提出報告工作。

即將退休的紀檢委書記王岐山，先前在十八屆中央紀檢委工作報告中提到，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相統一，並推動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的「全覆蓋」。這意味著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發揮遠超過原先國務院之下監察部的職能，後者的角色是定位為「行政監察」，而監察委直接隸屬於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其監察對象是自上而下，各級官員無所不包，真正做到頂層設計的「全覆蓋」。

根據十九大會後的分析報導，監察委將整合「執紀」（黨紀）和「執法」（國法）雙重功能，除落實「廉政監督」外，還具有「勤政監督」和「效能監督」的職能，以避免懶政與懈怠。

根據新的職能設計，監察委員會將整合原屬檢察機關的三大局職能，包括反貪汙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和職務犯罪預防局，統一行使各項反腐敗職權。這將擴大與調整監察機關的法定職權，將檢察機關的偵查權和監察機關的調查權進行梳理和重組，並釐清相關的法制規範。經過此一整合與改革任務後，在全國人大的統攝下，將形成一府（政府）、一委（監察委）、兩院（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的新國家機構體系，這也就是強化監察機制的頂層設計。

至於在立法任務上，中共中央紀檢委會同全國人大，將行政監察法修改為國家監察法。監察委員會將履行監督、調查、處置等職責，賦予談話、詢問、留置等調查權限。過去頗受爭議的「雙規」機制，指涉案的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到規定的地點報到，接受調查。現在則改為具備法定效力的「留置」。

目前公開徵求意見的《國家監察法草案》規定：委員會由全國人大產生，負責全國監察工作，主任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副主任、委員由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

法學界對草案有不同意見

對於《國家監察法草案》，大陸各界有不同意見。2017年8月間，59名中國律師聯名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表達了他們對監察體制改革及《國家監察法草案》四點憂心：(一)法治原則面臨著危機，(二)人權保障遭遇嚴峻的挑戰，(三)平等原則受到損害，(四)正當程序或被拋棄。

11月11日，「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憲法學與刑事訴訟法學的對話」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多名學者對監察法草案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是憲政定位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說，監察體制改革將形成「一府一委兩院」的新國家機構體系，這項根本改革如僅透過監察法來規定，顯然與憲法相抵觸。換言之，在全國範圍設置國家監察機關，必須經由修憲才行。

針對「留置」權的爭議，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說，這份草案排除了監察機關調查中的律師介入，損害了公民獲得辯護的憲法基本權利；草案要求檢察機關在做出不起訴決定時「徵求監察機關意見」，也有損檢察機關的憲法地位。

比較兩岸的監察制度

相對於大陸監察委的權力過大，留置範圍過寬等違憲爭議，當前台灣的監察院卻被批評是「無牙的老虎」，配套不足，以致功能不彰。大陸監察委對於被調查的官員具有實質的處置權，但台灣監察院對於官員的彈劾與糾舉，卻只是發動權，決定權在於司法院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和職務法庭。

其次，台灣監察院有憲法明文規範的定位和法定職掌，同時也發展出五院之間因長期互動而形成的機制互補。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法制截然不同，但有大陸憲法學者認為，在全國範圍設置國家監察機關，必須經由修憲才行，足見憲法明文規範監察機關，確實有其必要性。

（作者係金門大學教授，曾任立委、監委）

大溪中山路舊名新南老街，自清朝時代即逐漸形成老城區的街廓，名氣雖不如和平老街，但日本政府大正八年(1919)實施市街改正計畫時，即將它們和中央路納入，拓寬街道、增設下水道，街屋前增建立面牌樓，以美化市容，作為大溪的門面和櫥窗。時至今日，三條老街各有特色，和平老街商家林立，是最熱鬧的商業區。中央路以販售大宗民生物資為主，行郊雲集。中山老街則成為住宅區，充滿了文化氣息，老城區的街廓就此形成，大溪的精華盡蘊含其中。

中山路呈南北走向，串連起中央路和普濟路，並不很長，著名的蘭室、新南12和建成商行都蝟集於此，前二者經過整修之後，已成為木博館的外圍「街角館」的一員，後者則是日據時期台灣富豪簡阿牛的商號，南端還有一口新南古井，古蹟隨處可見。這三棟舊建築中，最具歷史價值，整修得最完整，同時兼具社造和文創概念的，當屬蘭室，允為大溪地區古蹟活化的典範。

二

蘭室為清末秀才呂鷹揚的故居，距今已有一百年，見證了大溪百年來建築的演變和文人雅士的生活情境。

呂鷹揚出生於清同治五年，卒於大正12年(1866-1923)。他天資聰穎，博學多聞，30歲前即考中秀才，之後設帳授徒，作育英才。20世紀初，桃園、大溪鄉紳集資開築桃園到大溪間道路，成立「桃園軌道株式會社」，呂鷹揚曾任理事長、董事等職務。之後又投入樟腦製造及內山開墾事業。事業有成後，他不忘回饋社會，曾將合資開墾的阿姆坪40多甲土地，捐贈給大嵙崁分校當作「學田」，因而獲頒紳士勳章，且被任命為街長、大溪街協議會員及新竹州參事。

呂鷹揚功成名就後有歸隱之念，便在現址蓋了一座豪華考究的宅第，作為晚年棲身之所。建築物為三開間兩進的格局，正身為紅白橫條帶飾，搭配洗石子花飾。牌樓立面為新古典主義混搭藝術風格，中間有「蘭室」二字，並有老鷹雕塑一座，因此取名「蘭室」。

三

但呂鷹揚在此住了五年即過世，蘭室乃由他的兒子呂鐵州繼承。他1899年出生於大嵙崁街，受父親影響，從小即對詩詞、書法及繪畫產生濃厚興趣。他八歲進入大溪公學校就讀，畢業後考上工業講習所木工科，因和他的性向與理想落差過大，兩年後便退學，自行在家研習繪畫，1924年遷居台北大稻埕，在媽祖宮附近開設繡莊。除販賣絲綢針線，繪製花鳥圖畫謀生，他更專注個人的創作。

1927年，台灣總督府首度舉辦「台灣美術展覽會」，參加者都是美術界的精英。呂鐵州原本相當被看好，結果卻輸給陳進、郭雪湖與林玉山三位年輕畫家，令他備感挫折；但也激發了他的鬥志，決定赴日學畫。三年後他進入京都繪畫專科學校深造，潛心研習現代繪畫技巧。1929年再度問鼎第三回「台展」，即獲特選桂冠。之後連續三年又獲得台展賞、特選等殊榮。遺憾的是，他在43歲時英年早逝。

四

呂鐵州逝世後，後繼乏人，產權幾度轉讓，已落入外人之手。中山路因非商業區，住戶為了生計紛紛遷移，空屋逐漸增多。原本的牌樓或街屋不敵歲月的侵蝕，已非當年風華樣貌。

1995年，鎮公所編列了三百萬的預算，用來保留老街的牌樓立面。此事引起華梵大學曾梓峰教授的關注，帶領學生來大溪進行老街調查。蘭室文創公司執行長林昕，從那時即參與大溪的社造工作，並在2015年與一群夥伴合資買下蘭室，在地經營文創事業，為蘭室帶來一線生機。

蘭室的新主人包括建築師、古蹟專家、學者教授及社區營造師。經他們初步勘查，發現第一進空間的廂房，由八面鑲有玻璃的木製門及五面門板組成，木製門上有陰刻雕花裝飾及題字。第二進入口有「穀詒」二字，中間較陰暗處有梯形天井。中庭加設亭子，採用捲棚形式，有鳳穿牡丹之精美木雕，不愧是大戶人家的宅第。

他們決定先整修第一進空間，開放供外界參觀，兼作為營業場所。之後再申請政府補助，整修中庭捲棚與第二進空間。最後以文創型態來經營茶坊與美術館。歷經半年修繕施工，蘭室於2017年9月完工，成為桃園市首件古屋更新完工的案例。保留了原有牌樓立面，門窗、地板、樑柱都煥然一新，但內部裝飾仍保持原始色調，古色古香，重現老屋原有形貌。

五

目前蘭室定期舉辦茶藝課程和展出藝術作品，走的是雅緻的復古風，吸引了許多雅好此道的文化界人士來此聚會，為一向缺少精緻藝術的小鎮，注入了創作的活力，也帶來了一股濃郁的文化氣息。

茶坊選用大漢溪流域運送的茶葉，包括包種茶、金萱紅茶、東方美人茶、清香烏龍等，都是風味獨特的好茶。茶壺則採用常滑燒，能中和茶中的丹寧成分，泡出的茶較為甘甜好喝。

凡此種種，都可看出經營團隊的用心。誠如執行長林昕在受訪時表示，希望蘭室能傳承大溪人文薈萃的風氣。除了保存老房子外，未來將厚植人文藝術的底蘊，藉由上個世紀大溪仕紳在這兒埋下的文化種子，萌發出屬於大溪當代的獨特文化。

(作者係作家)

江蘇省常熟市檔案局退休人員沈秋農先生寫的《日軍常熟暴行錄》，對1937年侵華日軍在江蘇常熟地區所犯種種罪行，做了忠實詳細的紀錄，值得一讀。

史料珍貴又有口述歷史

廣陵書局2015年出版的《日軍常熟暴行錄》，全書364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一、暴行研讀。本章共列10節，記載日軍在常熟地區所犯的罪行，殘殺平民百姓，姦殺婦女，搶掠物資，破壞設施，日軍殘暴之具體事實，屬於綜論性的敘述。共占77頁。

二、史志記載。蒐集常熟地區各種《地方志》《縣志》《抗戰簡史》《常熟鄉鎮志》等記載，共有七種分散的資料，匯集成本章，共占全書的60頁。

三、報紙舊聞。共收舊報四種：上海《申報》、常熟《琴報》、常熟《新生報》、常熟《每日新報》。以上除了上海《申報》，其餘三種都是地方性報紙，不易為全國各地所瞭解，作者加以蒐集載之史冊，使偏遠地方片紙隻字有關日軍暴行的記載，都能得以保留。就史料的價值而言，並無大小報紙之別。本項共占全書的39頁。

四、口述檔案。「口述歷史」是近代史學工作者，蒐集史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由於工作進行不易，以往多由研究機構主辦，專業的史學研究員主持，成立團隊，並選擇「大人物」作為訪問對象。中國古代文字尚未發明之前，重要大事也都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遞給下一代，待文字發明後，筆之於書。如此保留了重大史事，使後代子孫永誌不忘。

沈秋農以個人一己之力，普遍訪問地方上受難鄉親，留下了寶貴的「口述史料」36則檔案，共占70餘頁。內容包含：日軍對房舍的破壞，親人慘遭殺害的悽慘，逃往避難的恐懼，婦女遭到慘無人道的姦殺，遭日軍暴行製造的血淚罪行和悲慘歲月，經口述過程，留下了不易湮滅的文字記錄，誠屬難能可貴，也足證侵華日軍不論在都市或地方，其殘暴的行為無大差別。

五、圖片寫真。本項共蒐集日軍進攻常熟地區的照片，以及當時日文報紙的報導，共83則占72頁。我們知道，證明一件史事，一張圖片遠勝過千百字的說明。古人沒有「照相機」，強調以手繪圖樣佐助文字之不足，尤其明代許多著作，多附有繪圖，使讀者一目了然。這些日軍侵華照片應該是從日文書報中蒐集得來，編者之用心與辛勞可以想見。上世紀日本右派軍國主義者，意圖扭曲侵華歷史，強調日本沒有侵略中國，南京大屠殺是中國虛構的故事。現在看日本人自拍的照片，足以說明誰在說謊耍賴！

六、日軍自述。本項共收日本《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記載四則；《支那事變警察官誠忠錄》、《江蘇省常熟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二種，東史郎：《東史郎日記》(節錄)；石川達三：《活著的士兵》(節錄)等二種。這些報紙或報告，都是日本隨軍記者或專人所寫，其內容斷無虛構捏造之必要，這些報導寫作之時，記者並未想到無意中留下了日軍侵華暴行的鐵證。梁啟超指出：無意中留下的史料是最真實的史料。本書作者的蒐集，保留了可貴的史料。

讀後有兩點啟發

20世紀日軍侵華，所到之處燒殺搶奪，奸淫擄掠，罪惡罄竹難書。戰後中國陷於內亂，對日本的戰爭責任，不認真追究，賠款分文不取，所犯的罪行也無暇整理，以致淹沒不彰，予日本意圖全面否認的妄想。西諺云：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此書之作，驗證了這句名言。

凡是紀念抗戰勝利或南京大屠殺的集會，講演者都會提到「不要忘記歷史教訓」一類的話。但是，如果要不忘記「歷史教訓」，必須留下真實的「歷史紀錄」，才能讓後人永誌不忘。

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沈秋農先生即以務實的精神蒐集史料從事著作，在南京大屠殺80年後的今天，推出此書，為日軍侵華的罪行，增補了鐵證如山的紀錄，其貢獻比之專業史家，實不遑多讓。

閱讀本書，筆者也獲得兩項啟發。一是討論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日方常以南京市戶口作依據，認為死亡人數不至於有「30萬」之多。事實上，松滬戰後，大量難民及軍人湧入南京市內，以平時戶口狀況推測是不正確的。日本又有人說：南京大屠殺沒有「殺人比賽」，兩個日本士官「殺人比賽」發生在從浙江進攻南京的路上，不是在南京城內。今後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是否應將範圍擴大，包含南京周邊的縣鄉，不限於南京市區。如此可以防堵日方以狡辯推謝罪責。

二是：有關日軍侵華罪行，國人還應該繼續蒐集研究，不要終止。不論是個人或團體，凡能力所及，說做就做，不要拖延。

（作者係退休史學教授）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南京曾是中華文明的六朝古都，中國歷史上的南方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所在地，卻在1937年12月，被日軍進行了一場「非人哉」的大屠殺。

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舉世知名的《戰爭論》(The Theory on War)裡提到：「在一切的環境中，戰爭都不應當作一種獨立的事物來看待，而要當作一種政治性的工具。」又強調：「戰爭雖加上其他手段的混合，卻不過只是政治關係的一種延續。」但是，南京大屠殺明顯跳脫了戰爭論對戰爭的定義與範疇，已不單單只是一場戰爭。

恐怖的慘酷浩劫

據推算，1937年的南京總人口數在100萬以上，至少有30萬人以上遇難。日本暢銷作家村上春樹在其長篇小說《騎士團長殺人事件》提到：在日軍侵華的南京大屠殺下，有40萬中國人罹難。

換句話說：當時不論軍人百姓、販夫走卒、老幼婦孺…，不分男女，甚至連孕婦肚裡胎兒也未能倖免；在南京的中國人，每十人就有三到四人活活地「被砍殺」、「被槍殺」、「被姦殺」、「被毒殺」、「被殘殺」、「被虐殺」，宛如一場恐怖的人間煉獄！試想：這不是浩劫，什麼才是浩劫？

武士道扭曲後的極端邪惡

從心理學上看南京大屠殺，日本大和文化一味地模仿西方帝國霸權文化，雖然技術上學習了西方洋人的船堅炮利，卻讓自以為優越的日本大和文化「變了樣」、「脫了軌」，讓武士道墮落，淪為惡鬼道。

過去，納粹戰犯被審判時，身為德國猶太人的學者漢娜向人們提出：「一旦『停止思考』，就很有可能讓邪惡進來，致使犯下大錯」，漢娜稱這種邪惡，為「平庸的邪惡」。從歷史的發展經驗可以證明，「停止思考」就很可能讓「邪惡」入侵，南京大屠殺就是日本大和文化，未經思考西方帝國霸權文化的優點與缺點而全盤接受、全部接納之下，衍生出的一種極端邪惡暴行，可以說：「南京大屠殺」就是「武士道扭曲後的極端邪惡」。

再就中華民族的角度來看，從五胡亂華、西晉消滅、遼金入侵、蒙古亡宋，到滿清入關以後的削髮易服，這些都是漢民族政權遭遇到的重大挫敗，也是漢民族遭到異族大規模屠殺的集體傷痛及恐怖記憶。可是，每經過一次的挫敗，反而都能質變轉化為中華民族內涵的再一次深化、擴張及壯大，這原因無他，是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優越力量消融了入侵者的淺層內涵文化。只要文化不亡，短暫的軍事或政治挫敗，就只是一時的失敗。

可是，1937年，日本不僅軍事武裝力量遠遠勝過中國，而且自日本推動明治維新之後，即徹底地「脫亞入歐」，傳統武士道的日本大和文化已經著了魔，完全被西方帝國霸權主義的邪靈入侵、附身，全盤質變退化為「惡鬼道」。諷刺的是，退化成惡鬼道的日軍信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進化法則，更狂妄地以為可「三月亡華」。

因此，總體綜合地說：南京大屠殺對於中華兒女的重要意義，就是在一場集體的偏差及變態的「恐怖邪惡殺人行為」之下，進行的「滅中」、「滅華」、「滅族」、「滅種」的「文化極端滅絕大浩劫」。

內化型文化侵略

然而，這場80年前的「文化極端滅絕大浩劫」，真的已經完全過去了嗎？日本雖沒有了過往大和文化的「外在型」軍事侵略行動，但對華的文化侵略仍然一直存在，並未消失，只是侵略形式演變成了「內化型」侵略。這種內化型文化侵略，對於中華文化的挑戰、破壞，反而更加深遠、更顯巨大。

歷經三次政黨輪政後的台灣，最近「去中國化」的行動更變本加厲。例如，台灣一小部分網民竟濫用政策平台，妄提「變更時區」的議案：將台灣現在的時間由GMT+8往前提早1個小時，至GMT+9與日本時間同步。這個議案其實就是要「去中國」標準時區，讓來到台灣的陸客或其他外國旅客，明顯感受台灣與大陸互不相隸屬，並妄圖台灣永久脫離整個中國範疇。

中國人能阻止浩劫再發生

過去，日本「脫亞入歐」已經失敗；現在，台灣竟推動「去中融日」，豈不愚蠢？難道還要眼睜睜看著日本大和邪靈附身台灣，進而起死回生嗎？

據相關軍事國防報告指出：兩岸整個中國的國防預算在2017年合計已高達將近新台幣5兆元，日本2017年國防預算約計新台幣1.5兆元，80年後日華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優勢，已經完全互換。相信兩岸中國人絕對有能力阻止南京浩劫再次發生！

（作者現任國會助理）

2018年全球經濟態勢將回歸到不退不進平常年，延燒十年的世界金融海嘯危機餘波正式終結；世界經濟新波段即將開始。

全球經濟穩定向好態勢

2017年全球經濟出現了自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以來，穩定向好的態勢，全球經濟信心增高，先進經濟體同步復甦，新興市場經濟以更快速成長，全球貨品貿易活動走出連續幾年低迷盤勢而出現回暖，超乎年初的原本的預期，以至IMF先後兩次調高全球經濟成長率，從3.4%提高為3.6%，並更新預測2018年全球經濟成長為3.7%。

多數跨國機構目前都初步估計2017年成長率3.7%，預測2018年則可能會向上推進到3.8%，甚至4.0%，至於2019年究竟會繼續盤旋在4.0%峰頂或者又要再回降到3.7%以下，則須再審視全球直接投資落後腳步能否轉快，乃至全球公私部門既見的國債、公司債、家庭債等沈重負債問題能否紓緩而定，倘若各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空間障礙物都能有效排除，則預計世界經濟自2019年起就可能展開全球性成長新波段。

維繫高檔盤旋的經濟格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最近針對45個會員國追蹤預測，各個經濟體2017年都會達正成長，這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以來的首見，可說是十年來全球經濟的最佳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猶然處於負成長的俄羅斯與巴西這兩個重要經濟體，在2017年也翻轉為正成長。

而十數年來，對全球經濟成長貢獻度最高的國家中國，進口正在顯著加快之中，2017年前三季更以6.9%的經濟成長率，明顯高出全球平均水準很多。

2017年以來，先進國家經濟復甦的強勁力度超出市場預期，為中國擴大出口提供了外部環境支援，2017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大需求都會轉正。不過，中國經濟成長儘管仍會是全球第一高檔，但有居高略微放緩之勢：2017年可達6.8%，2018、2019年則因出口成長減緩，將分別略降至6.6%及6.4%。

同時，美元偏弱與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會有效減緩人民幣匯率再調整的壓力，但整體資本外流風險也因此較能有效控制。展望前景，先進國家經濟能否持續復甦反彈態勢、各國貨幣政策，都會一定程度影響中國的金融市場、貨幣政策走向。

貨貿及製造業投資好轉

全球貿易自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持續低迷，尤其2013年後連續三年陷入負成長，2016年第三季開始翻轉復甦，貨品貿易數量和貿易價格年增率同步出現反彈：第一波動力來自於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反彈，促成商品貿易量值同時回升；第二波動力則出於2017年國際油價震盪，拉高了製造業和電子產品需求週期。

根據IMF統計，2017年全球貿易出口成長率達3.5%，相比於2016年的2.5%，而這主要得益於新興市場出口3.56%的成長率。2017年以來全球貨品貿易對中國、美國和歐元區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成長貢獻均明顯回升。

全球貨品貿易發展自2012年以來幾乎停滯了三年，2012-2014年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的出口成長率分別為-1.8%、3.8%和1.89%，2015-2016年甚至陷入了年率-10%、-2%的連續萎縮；但是，根據跨國機構最新全面性測算，2017年全世界貨品貿易名義成長率有望從-2%升至10%。

預測2018及2019年，全世界貨品貿易情勢依然樂觀，唯成長率或略低，原因之一是，2018年全球主要經濟體「產出缺口」將逐步轉正，預示出「全世界需求大幅回升」有望在2018年前後出現；原因之二是，全球貿易成長的先行指標也逐漸轉強，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和全球貿易先行指數(CRB)兩大關鍵指數均已逐步回升，顯示全球貿易止跌回升趨勢確定。

全球直接投資新趨向

全球直接投資也從低位開始反彈，大大推升了這一波世界經濟復甦：(一)國際油價回升帶動了能源行業投資緩解與翻轉；(二)企業信心恢復和利潤好轉啟動了新一輪設備更新小週期；(三)頁岩氣革命、人工智慧、生物製藥等領域新突破，以及自動化智慧設備、物聯網等無線互聯儀器新投資需求上升；(四)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房地產等資產投資，在政府政策鬆綁的帶動下出現了好轉趨向。

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的預測，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2018年將進一步升至1.85兆美元，2019年可繼續維持在2兆美元上下水準。

美國復甦但日本不佳

美國經濟表現意外良好，儘管受颶風影響，但2017年第三季修正後GDP成長率達3.3%，創出三年來新高；主要原因是私經濟部門庫存投資提速，抵消了國民消費與非住宅類固定投資成長，兩率下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OECD也微幅調高美國的未來成長率預估，指出只要川普減稅措施可以及時落實，將有助於美國，乃至全世界經濟前景。

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安倍經濟學的成長發展績效，並不被各方機構所看好：2017年成長率預估會被下修到1.5%，2018及2019年則分別調降到1.2%及1%。兩大關鍵原因都與當前公共財務情況有關：一是日本政府公共負債偏高風險甚大，二是儘管貨幣政策持續維持量質寬鬆，但財政政策已領先恢復緊縮。

成長端看歐洲和新興市場

歐洲區域經濟目前正處於2016年底開始的新一波穩健和全面性經濟復甦週期。在家庭部門消費支出方面，2017年歐元資產上漲創造的財富效應將提供居民繼續加槓桿消費動力，而政府財政支出、貨品貿易淨出口，及民間企業獲利率改善、Sentix信心指數不斷攀升、企業更新投資熱情高企，投資支出GDP占比增高，在種種正向指標大為增強的基礎上，歐洲整體經濟在2018及2019年有望持續復甦。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十大經濟體之間，經濟成長落差的幅度已大為縮小，創歷史新低記錄。整個歐元區國家失業率已降到金融海嘯危機後最低位，公私部門債務和政府赤字水準持續下降，銀行對實物經濟融資體系的正常化，使得信貸成長全面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同時，政治對經濟的干擾程度亦有所下降，為歐洲經濟復甦提供了較好的大環境。

新興市場經濟體進入2018年應可保持強勁成長態勢，主要經濟持續成長動力，來自於「持續的資金流入」和「逐漸回暖的貿易環境」：開發中國家經濟體的FDI資金流入預計繼續增強；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外貿易可隨全球貿易回暖，而在2018及2019年有望持續復甦。

在全球經濟成長率回升到高檔位置，以及全球市場的企業利潤普遍獲致改善，勢必引領跨國企業在2018及2019年投資熱情升高，加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穩，將有效支撐開發中經濟體景氣復甦，而促使在2018及2019年FDI流入量漲升。

隨著先進國家經濟成長，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貿易正在復甦，印度、南非、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名義出口量值均積極成長。根據IMF預測，2018年新興市場經濟和開發中經濟體貨物和服務出口、進口實際成長率，分別可以達到4.47%和4.86%。

景氣挺升但存在不確定性

整體而言，全球成長動能上升，短期經濟展望正面，但仍有若干弱項必須注意：隨貨幣政策支撐力道的減弱，各國政府將轉為聚焦於結構改革，極力催促民間部門提升生產力及提高工資，落實包容性成長並強化財政擴張措施；但在現實上，包括民間投資、貿易及生產力成長仍低於長期趨勢水準；部分經濟體失業減少，但工資卻未上升等不利因素，其影響力依舊不容忽視。

同時，民間企業部門新投資水準，仍不足以彌補現有資產折舊，更不足以因應經濟成長所需；再者，許多國家的家庭與企業因舉債成本偏低而負債沈重，家戶經濟及企業經濟風險不小。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台灣經濟曾歷經40年長期穩定高速成長，年平均增長率達9.4%，成為世界經濟奇蹟典範，卻在1990年代經濟成長率劇降至5.7%，最近7年只有2%，呈現出漫長的衰退期。何以如此快速繁華落盡，爾後有什麼對策，值得探討。

奇蹟典範vs.衰退典範

台灣經濟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年平均增長率達9.4%，超越所有國家，高居四小龍之首，成為世界經濟奇蹟典範。提綱挈領而言，有這些因素：(1)眾多人才與資源集中於台灣，(2)國民黨獨大，政治穩定，社會力心無旁騖，只往經濟領域傾斜，(3)教育普及，大量留學生返台服務，社會階層流通暢通，人口紅利延續，(4)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得宜且連貫，成功歷經了進口取代、出口擴張、十大建設與推動電子業等階段。

然而，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居然劇降至5.7%，2000年迄今更只有3.4%，最近7年只有2%，明年的政府經建目標，也只有2.4-2.6%，呈現出漫長的衰退期。何以如此快速即呈繁華落盡？爾後有什麼對策？留給世人什麼教訓？最近中研究經濟所成立研究計畫，探索這些議題，俾使這個衰退典範，得以納入總體經濟理論。究竟這是景氣大循環之下的必然，如同月之盈虧，非人力所能挽回；還是有什麼策略與方法，可以使它成為其他國家的殷鑑，避免重蹈覆轍。

景氣循環有內外在因素

景氣循環又稱為經濟循環或商業循環，指經濟成長沿著長期成長趨勢線，出現一種由衰退、蕭條、復甦與繁榮等週而復始循環出現的狀態。

在繁榮期，經濟迅速活絡發展，生產規模擴大、物價上漲、充分就業、國民所得及工資所得增加、市場購買力提高。到了衰退期，因經濟過度膨脹而導致失調，生產過剩，商品滯銷，同時也會引起銀行為確保債權，對企業體收縮信用，而使企業降價求售商品，甚至會引起工廠倒閉、勞工失業或放無薪假、生產停滯、所得減少。然後是蕭條期，經濟狀況呈現一片淒涼，生產減少、物價低迷、失業率高、工資利息低迷、所得降低、民眾消費慾望低。

到了復甦期，隨著經濟蕭條時間的過去，由於新生產技術或方法的運用、新市場的開發等因素，又使得就業率增加、物價回升、利息及工資逐漸提升、所得增加、消費水準提升、又再度進入繁榮時期。

至於景氣循環的原因，雖然論述繁多，辯證不易，惟不外乎內在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係由經濟體系內的因子變化所引起的波動，如投資、儲蓄與政府支出等變動。外在因素則由經濟體系以外的因子變化所造成的波動，如戰爭、天災、政局不穩、社會變遷與技術進步等。這些變動造成的供給面衝擊(supply shock)，對台灣而言，真正適用的只有藍綠內鬥、政局不穩這一條。

政局不穩影響經濟發展

自1988年蔣經國逝世，台灣由主要是留學美國的人士主政，主動也是被動（美國強力推銷）地移植美式民主，成為政治主流。政治上建立兩黨競爭環境，推動總統直選，黨政軍退出媒體，並以轉型正義的名目，掃除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歷史與標誌圖騰，刪減退休軍公教人員的法定退休給付；復以愛台為由，強力在各方面去中華文化與去中國化，對處於分治狀態的台灣，硬生生變出個國家認同問題。經濟上採取自由開放政策，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同時消滅黨營事業。結果在政治上，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成了眾矢之的，一方面不符兩黨政治主流，另方面不免累積了大量執政負擔，如選舉做票導致的中壢事件，這些負擔合併簡約為白色恐怖，成為在野黨的選票提款機，遂造成了連續三次政黨輪替。

短促的執政期，使得政黨的選舉人才十分幹練精明，然而，執政的政務官人才則普遍歷練不足，領導無能，使被領導的廣大文官無所適從，政府於是弱化，後果是沒有足夠能力真正為人民大開大闔、興利除弊，更遑論後任總以推翻前任的作法為樂，腰斬的建設和預算比比皆是，還美其名為尊重最新民意。表現在經濟層面更是如此，國（黨）營事業在經濟領域的份額降低，無力主導投資與消費，不復是經濟領頭羊，而民營企業也再沒有堅強政府政策與大國實力的支撐，放牛吃草，在國際市場叢林自謀生路，成王敗寇，製造業如此，金融業亦復如此；大型企業如此，中小企業亦復如此。

關鍵在於政治制度的選擇

從2007年開始，台灣人民每年辦選字活動，選出的各年度代表字如下：「漲」、「亂」、「盼」、「淡」、「讚」、「憂」、「假」、「黑」、「換」、「苦」，到2017年的「茫」，除了2011年的「讚」，其他都沒有鼓舞人心者，而2011年的「讚」，恰好反映了對前一年經濟成長率10.6%的讚嘆與推許，甚至刻意遺忘這是對再前一年負1.6成長率的跌深反彈，人民對經濟的在意足見一斑。惟光是在意，並不足以回天，台灣的奇蹟典範看來是黃鶴一去不復返了。

追根究柢，關鍵應是政治制度的選擇。在20世紀主宰世界舞台的美國，一味到處推銷其美式民主，以為政黨競爭都會揖讓而升下而飲，不顧該地區的傳統、歷史、文化、人性，現實裡的政黨競爭，多得是暴力血腥的。二次戰後造就出140多個獨立國家，亞非拉人民可能圖到了獨立，卻得不到應有的福祉尊嚴，甚至生存，更多只圖到顛沛流離，全球烽火彼起此落，美國自己也不免慘遭恐攻的荼毒。

台灣的未來會是什麼？衰退典範持續，靠之前的底子和老本支撐下去？抑或奇蹟典範會重現？

(作者係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2017年12月15日立法院二讀通過的稅改修正案有兩項重點：(一)將個人持有股票的股利所得單獨分離課稅26%後，不再併入綜合所得稅課稅，(二)將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由現行的45%降為40%。這兩點都明顯是替富人減稅。

財政學之父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畢其一生堅持租稅公平正義與直接稅累進課稅原則，他認為，稅就是要讓有錢人負擔多一點，收入少的人負擔少一點。換言之，減稅應該是窮人減的稅要比富人減的稅要多才對，而仔細觀察蔡政府此次稅改方案內容，卻是窮人減的稅非常少，所得扣除額的提高只使薪資所得者少繳區區數千元的所得稅，但適用最高所得稅率45%的這群最富有者，卻可以因此次減稅案少繳數百千萬，甚至數十億元的個人所得稅。

違反應集中且累進的稅制

此次蔡政府打算將個人在公司階段已繳納營所稅的股利所得，在個人階段直接以分離課稅方式課徵單一稅率26%，並取消目前兩稅合一已繳稅額減半扣抵綜所稅，等於完全取消兩稅合一。換句話說，股東個人未來將不再享有股利所得減半，扣抵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的租稅減免利益，股利所得不併入個人其他10大類所得合併申報個人所得稅，並適用累進稅率納稅，這明顯牴觸了所得直接稅應該集中，不應分離課稅，並應依累進稅率原則課稅的精神。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斯蒂格利次(Joseph E. Stiglitz)說過，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的決策。財政部統計2016年年收入1,000萬元以上納稅人有1千多人，富人所得以股票股利所得為主，富人持有大量股票股利所得在公司階段扣除營所稅後，按照現行稅法規定，必須將股利所得併入其個人綜合所得，課以45%的最高邊際稅率，等於如果富人有100億元的股利所得，就必須繳納45億的個人所得稅，即便將該富人在公司階段已繳納的營所稅減半，扣抵其當年度應納的綜合所得稅，依目前稅法規定，適用最高稅率45%的富人，仍須繳納約40億元的綜所稅。

一旦蔡政府稅改版本三讀通過，則富人100億元股利所得只需按分離課稅26%稅率繳納26億稅，此後該100億股利所得完全不必再併入該富人個人綜合所得10大類所得合併申報課稅。換言之，即便富人不能再享受股利分配予股東可以減半扣抵其當年度綜所稅的利益，但以100億元股利所得計算，40億的稅減去26億的稅，富人每年可少繳14億元的稅，這還不包括蔡政府此次稅改將個人所得最高稅率由45%降為40%，對適用所得最高稅率的富人，其10大類所得合併申報個人所得稅，每年可因稅率下降5%，替年收入1,000萬以上的富人帶來的鉅額減稅利益。

富人大贏家 國庫大失血

此次稅改，公司行號不論規模大小，營所稅率一律由現行17%調高為20%，由於個人持有股票的股利所得單獨分離課稅26%後，不再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合併其它10大類所得課稅，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由現行45%降為40%，對1千多戶富人是大減稅，即便調高營所稅3%，兩相抵減，富人還是贏家，可以少繳非常多的稅，但是對原本經營不易的數百萬中小企業，無疑是增加成本。

至於受薪階級勞工與軍公教，此次稅改調高薪資所得扣除額、標準扣除額只能換來少繳區區數千元的利益，與富人可少繳數百千萬，甚至少繳數十億元的稅來比較，明顯此次稅改是替富人大減稅，讓國庫大失血。

減稅卻大砍公教退休金

以美國為例，每逢重大減稅案，總有參眾國會議員接受利益團體或企業的遊說關說，要求政府減稅。此次稅改案若三讀通過，該稅改案恐怕會造成台灣長久以來堅守的所得集中累進課稅制徹底瓦解。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目前有近300萬勞工每個月薪資不到三萬元，這些勞工的薪資所得是一毛稅都跑不掉。

此外，蔡政府左手替富人大減稅，右手卻不顧法律信賴保護原則，大砍軍公教退休金，忘記政府應該是不分黨派永續經營的，想想地產大亨出身的美國總統川普，對富人大減稅，用國庫的錢，酬謝富人在選前給他的政治獻金+。想到前財政部張盛和任內，好不容易達成連續三年稅收超徵3千多億，讓財政赤字逐年縮減之際，卻因政黨輪替，又要讓1%的財團或富人干涉政府，扭曲市場機制左右政府租稅制度，看來蔡政府對頂層所得階層的大減稅，與川普對美國富人企業的減稅大放送，還真有默契。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