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被大陸拘捕，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受審，台灣一面倒地批評大陸侵害人權。審視大陸的法律，李的被拘捕、羈押時間和審判等都符合法律，而大陸有顛覆國家政權罪，則是國情、民意不同，不是人權問題。

今年3月19日，李明哲搭機去大陸，在進入珠海海關時被拘捕；同月29日，大陸國台辦公布李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正接受有關部門調查；5月26日，國台辦轉述：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經檢察機關批准，已被湖南省安全機關依法逮捕偵訊；9月11日，湖南省岳陽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李明哲，李當庭認罪及悔罪，庭審結束後，法官宣布擇期宣判，李當場還押。李案的每一步發展，都受到台灣媒體和大眾關注，相信宣判又會是一次熱議的焦點。

處理李案符合法律規定

台灣批評李案違反人權，但大陸司法單位拘押及審判李明哲，是司法案件，若有依法行事，就不違反人權，反之，若不依法行事，就是違反人權。台灣的政府、媒體和人權團體對李案卻極少提及大陸的相關法律，不依法論法，談什麼人權？沒有法治的人權，只能是無政府的亂局。

首先，李明哲被拘捕，大陸司法單位沒有在第一時間通知其家屬。大陸刑事訴訟法第83條，對於拘留涉嫌人有明確規定：「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後24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簡單的說，一般拘留須在24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但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和恐怖活動犯罪者屬於例外、不適用。因此，大陸司法單位未在第一時間通知李的家屬是合法的。

其次，李明哲被收押近半年才移送法院審理，是否合法？根據大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56條和第157條，一般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最多3個月，重大複雜案件的偵查羈押期限最多可達5個月，重大複雜而可能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者，偵查羈押期限最多可達7個月。李所涉嫌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重可以判處無期徒刑，因此其偵查羈押期限最多可達7個月，李被拘押偵查不到半年就移送法院，完全符合大陸的刑事訴訟法。

再者，台灣對李案公開審判頗多不滿，認為審判像是排練好的電視劇，李明哲承認檢方的所有指控，而辯方律師和檢方則少有台灣法庭常見的唇槍舌戰、激烈攻防，辯方律師被指未盡辯護之責。其實，李案審理並無異常，大陸法庭強調被告若真誠認罪認錯，則法庭可以從輕量刑，李明哲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證據明確，無可抵賴，最多只能在一些枝節上狡辯否認，不可能改變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力辯反而會被法庭視為無認罪認錯的誠意而從重量刑。換言之，李和辯方律師所採取的辯護方式是明智的，有機會獲得從輕量刑，台灣沒道理對審判不滿。

綜上，大陸處理李案一切符合大陸的法律，不理會台灣的政治干預，反而維持了司法獨立。

民主是根據民意立法

台灣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罪，因此批評大陸不該有顛覆國家政權罪，但國家該不該有顛覆國家政權罪，應該看民意。

中國大陸經歷國共內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多年動盪，因此人民特別珍惜、重視國家的穩定，大陸有顛覆國家政權罪完全符合大陸的普遍民意，正是民主的實現，他人有何理由批評責難？台灣人認為，大陸有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沒有民主精神，其根源在於美國，美國民意不要顛覆國家政權罪，也期望，甚至要求，其他國家遵從美國的民意，不要顛覆國家政權罪。

從實務面上看，台灣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結果是，部分人認同中華民國，部分人反對中華民國，而認同不存在的台灣國，不同的國家認同導致藍綠惡鬥，永無寧日。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罪，台灣人表面上獲得多一點顛覆國家的自由，但族群分裂、沒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經濟停滯、社會難以進步。實例不只台灣，中東「阿拉伯之春」造成許多國家的不穩定，更是血淋淋的例子，多數大陸人自然寧願有顛覆國家政權罪，以保障國家的穩定。

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關係與過去馬英九時代不同，李明哲案正標誌了兩岸的新關係，李案不該僅被視為個案，該考慮其一般通性。

獨立運動和反中勢力結合

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台獨要能成功的唯一機會是大陸政權崩潰。不僅台獨支持者想要顛覆大陸政權，在台灣書市還可以看到台獨、疆獨、藏獨、港獨者，以及一些所謂民運人士出版的書籍，同聲攻擊中共政權，換言之，各方的獨立運動和反中共政權者已經合流，李明哲案只是許多事例之一而已。

中國大陸過去不曾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控訴台灣居民，是因為台灣屬境外，又顧慮兩岸人民的感情，因此隱忍不發。現在大陸越來越重視法治，而且兩岸不再有好交情，自然不再隱忍台獨支持者的顛覆政權活動，這是李明哲案的真正原委。法治是國家的根本，違法行為該辦的就要辦，嚴明的法治能才讓兩岸人民清楚是非對錯、法律界限。

台灣法治恐怕輸給大陸

台灣不缺法律專家，絕對有法律人知道大陸對李的處置都符合大陸法律，媒體為何提都不提，只是一味地以人權批評對岸？台灣人承襲中國傳統，情、理、法，以情排第一，李明哲是自己人，大家自然站在李這邊，理和法都可以不顧，加以很多人本就「反中」，更是一面倒地批評大陸，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即使不反中的法律專家、政治人物和媒體都不敢依法論法，只能從眾起舞了。長此以往，台灣的法治恐怕會輸給大陸。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台灣當局一向很在意美國對台態度，例如前陣子美參議院通過美艦可以例行停靠台灣港口，即表示台美關係更加穩固牢靠，最近則為川普11月赴大陸憂心忡忡。其實，美國以自身利益為優先考慮，一旦不符合美國利益隨時可扔棄。

冷戰時期的1960年代，美國軍方在中南半島假造東京灣事件，開啟了越戰戰火。當時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東京灣決議案，允許美國出兵南越，對抗共黨滲透，介入中南半島的戰爭。當時眾議院是416票贊成，零票反對。參議院88票贊成，2票反對。可是，誰想到拖延十年的越戰，犧牲太多美國青年，造成美國社會內部分裂，反戰聲浪升高，一夕之間，反共不符合美國的政治利益了，停止越戰，撫平美國社會的傷痛才是首要。國會拒絕繼續軍援南越，當北越最後發起攻勢時，美國國會根本不管情勢惡化，拒絕通過任何有關南越的軍事援助。

美國拋棄南越雖已是40年前的歷史，但殷鑑不遠，迷信美國的政治承諾都是自尋死路。

美國的承諾隨時會變

美國對於台灣的安全承諾，台灣不能有太高的期待，因為美國所有的政策決定，都以美國自身利益為基準，對於台灣問題，美國向來保有很大的彈性，這是由於美國重視美中關係，遠高於台灣問題。台灣問題要以和平方式解決，是美國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以來念茲在茲的政策，但美國對台灣問題講究的是彈性，當年就曾不惜取消第七艦隊巡弋台海，交換北京與美國進行外交談判。美台軍售也只是美國控制台灣的手段之一。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檔案資料，1977年3月8日，白宮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寫給卡特總統的備忘錄，其中提到尼克森政府能夠成功打開中國之門，是因為能夠以彈性方式處理台灣問題。布里辛斯基是促成美國與北京建交的最有力人士，他認為與中國大陸發展關係，有助提高美國對抗蘇聯的力量。

尼克森推動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也同樣是在冷戰思維下，為了扭轉美蘇對抗的態勢使然。當時，台灣與美國之間仍有正式外交關係，還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任何條約及決議，都不如其內部政治風向轉變的影響力大。

美國多次犧牲台灣

1969年11月21日，白宮國安會幕僚何志立寫給國安顧問季辛吉的備忘錄，提到國務院打算取消美國海軍巡弋台灣海峽，作為促成大陸重啟華沙對談（美國與中共從1950年代開始的政治對話）的施力點。這即是一個以犧牲台灣安全利益，交換中國大陸善意的美國利益優先思考。

美國海軍巡弋台灣海峽始自1950年代的韓戰，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第七艦隊的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弋，有兩個目的，一是阻卻共軍趁機對台灣發動攻擊；另一是阻止蔣中正在台灣發動國軍反攻大陸。杜魯門希望把韓戰侷限在朝鮮半島上的區域戰爭，以免美國更難應付。

美國的安全保證缺乏信用

美國這個朋友，台灣不能不交，但要保持清醒的腦袋，一定要清楚認識到，美國向來以自身利益為優先。美國在冷戰時期戰略思維僵化，把中共與蘇共看成一夥人，直到尼克森時代才發覺，中蘇之間存在矛盾，尼克森為了強化與中共的關係，曾對北京提出五點保證。

根據國務院檔案，1977年3月8日，布里辛斯基在寫給卡特的備忘錄中指出，中方沒有提出任何承諾，但尼克森與季辛吉提出五項保證，其精神就是日後「上海公報」的基礎。中方什麼都沒有讓步，美國為了對抗蘇聯，不惜在台灣問題對北京一面倒的示好，這就是政治現實。

這五項保證，一是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認為台灣地位未確定。二是美國不支持任何台灣獨立運動。三是當美方減少影響台灣時，美方會運用影響力勸說日本不要介入台灣。四是美國支持任何可行的台灣問題和平解決方案。五是美國尋求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尼克森與季辛吉認為可在1976年完成，不過，尼克森因水門案下台，使得中美關係正常化又推遲數年）。

這五項保證促成後來卡特政府不得不與中華民國斷交，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五項保證中的一個中國原則，早在尼克森與大陸接觸前就已經在國際社會存在了，當美國也對一中原則採取不挑戰的立場後，更加速了一個中國的影響力擴散，這也是為何尼克森決定訪問大陸後，日本搶先美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這五項保證對台灣的國際地位殺傷力非常大。

安全承諾其實是控制台灣

美國從未挑戰中國統一台灣的主張，只是不斷重申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軍艦靠泊台灣有象徵意義，可是這隨時都會改變，台灣操縱不了美國，美國卻能夠影響台灣。

根據國務院檔案，1978年9月19日，卡特與北京駐華府聯絡處的柴澤民主任會談時說，美國將持續與台灣貿易，包括出售某些謹慎選擇的防衛武器；他不願見到台灣發展危險的武器危害到大陸；台灣有發展核武的科學能力，因此，他認為與台灣保持關係，對於防止這種發展非常重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中國和平統一符合美國的利益。

卡特言下之意，就是藉提供給台灣安全保障，獲得影響、控制台灣的政治能力，希望中方不要反對美台軍售。美國軍艦會不會靠泊台灣還不知，但從外交歷史上可以確定，美國的任何承諾，在美國利益優先的考量下，隨時都會轉變，美國不可信任。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中共十九大10月24日閉幕，各界期待蔡英文針對習近平政治報告的涉台部分做出正面回應，以扭轉兩岸低迷現狀。蔡英文果然於26日藉出席「兩岸交流30年研討會」做了回應，結果卻令人失望不已。

蔡英文在演講中先強調，30年前，民進黨曾勇敢地和老兵站在一起，催化了開放大陸探親決策，在兩岸交流扮演了積極角色。該說法與事實並不吻合，尤其當年參與返鄉運動的民進黨前進系林正杰、楊祖珺等人，早已離開民進黨，今日的民進黨要角無一人參與過老兵返鄉運動。

蔡接著說，1992年兩岸香港會談開啟兩岸制度化協商，民進黨政府不僅尊重這歷史事實，且概括承受兩岸已簽署並完成立法程序的各項協議。她刻意強調「完成立法程序」，以避免2013年6月簽署的服貿協議，因遭民進黨發動的太陽花學運阻擋，至今仍躺在立法院的尷尬事實。當然，這段話的關鍵在於她僅尊重香港會談的歷史事實，但不承認該會談曾達成共識。

中共十九大報告之所以被綠營人士視為民共互動出現「機會之窗」，主要是因報告提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就能開展和平對話，台灣任何政黨與團體與大陸的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不過，它很清楚地表述，對話、交往的前提是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豈可以「尊重香港會談的歷史事實」草草過關？尤其，十九大已把「九二共識」與「體現一個中國原則」、「兩岸同屬一中」畫上等號。也因此，台灣學者在建議民共兩黨、兩岸當局「先談了再說」，「什麼都可以談」時，最好想清楚，甫對歷史對人民在「關乎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問題上」，做出莊嚴承諾的十九大，豈能在沒有「一中」的前提下，與民進黨或蔡政府開展對話？

蔡英文最後重申民共兩黨應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並「再次呼籲兩岸領導人應秉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這是蔡英文首次公開表白她懼怕戰爭，看來她對自己的安危，以及一旦發生戰事，就無法再做四年極為擔心。其實，最新民調顯示，有52%的民眾對蔡英文的兩岸關係表現不滿意，商業總會更說旅行、旅館、遊覽車及不動產已成了「四大新興慘業」，蔡英文不妨想想，除了空洞的「四不」外，她若提不出務實可行的「兩岸關係新模式」，台灣還能拖多久？

此外，大陸已表明，要高度警戒形形色色的台獨活動，其中包括在文化、教育等領域推行的「去中國化」，以及民進黨立委最近鼓噪的「台獨修憲」；簡言之，就是絕不容忍「法理台獨」，也絕不坐視「漸進台獨」侵蝕和平統一的基礎。蔡英文政府及民進黨若想釋出善意，除在言詞上必須謹慎，更應盡速停止一切形式的台獨挑釁行動。

過去五年，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脫貧攻堅戰所取得的決定性進展，離不開精準扶貧的政策實施。2013年以來，精準扶貧成為中國扶貧開發的主要模式與指導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扶貧工作方式的發展有兩個總的趨勢：從粗放到精準，從救濟到開發。

粗放到精準，救濟到開發

1978年到1985年，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推行，農民生產積極性獲提高，農村經濟水準增長迅速，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2.5 億人減少到1.25億人。這一時期的減貧動力，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農村經濟增長，有學者稱之為「體制轉型為主，救濟政策為輔」。可以看出，在這一階段政府的減貧政策尚不具備精準性和開發性，只是一種粗放式的救濟政策。

1980年代中期，這種粗放式扶貧的針對性差、專案指向不準，減貧效率低下的問題逐步曝露出來。從1986年起，大陸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扶貧方式從救濟式扶貧轉變為開發式扶貧，以縣為目標的瞄準機制建立起來，精準度大大提高。

1994年，國務院頒布《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畫》，在該項政策實施期間，國家統籌了農業部、教育部等部委，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方面開展各種類型的行業扶貧工作，初步建立起多層次，全方位的扶貧開發政策體系。2001年提出「扶貧要到村到戶」，採取貧困村瞄準機制，2005年開始對貧困農戶進行「建檔立卡」，實行農戶瞄準機制。扶貧精準度的逐步提高，使扶貧效果隨之得到改善。

2013年11月，習近平在湖南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這一理念，同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隨後國務院扶貧辦發出〈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和〈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兩份文件，標誌著精準扶貧工作機制正式啟動實施。

精準扶貧的運作機制

在貫徹精準扶貧時，有兩個重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對於貧苦戶的精準識別；第二是精準把握適合貧苦戶及貧困村的扶貧方案。這兩點，在國務院所制定的精準扶貧工作機制中得到充分體現。該機制所制定的基本任務目標，是通過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四個環節，實現扶貧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

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工作的前提。通過貧困戶申請並公示、抽查核查及資訊錄入等步驟，把誰是貧困戶識別出來，並建立貧困戶和貧困人口檔案卡，為後續的工作打下基礎。

精準幫扶是在識別出貧困村、貧困戶後，深入分析其致貧原因，落實幫扶負責人，並制定出具有針對性的幫扶計畫。在這個環節中，因貧施政和精準到人到戶是兩個重要原則，這要求對致貧原因與開發條件進行深入分析，制定出適合的脫貧辦法。

精準管理是精準扶貧的保證，通過建立全國扶貧資訊網路系統，即時反映幫扶情況，全方位全過程監測扶貧物件，對整個扶貧工作進行動態管理。

精準考核是工作進展的動態反映，為下一階段政策調整或鞏固提供資訊支援。通過量化的貧困縣扶貧工作考核機制，能夠對當地扶貧工作負責人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通過建立起貧困人口脫貧退出和返貧再入機制，以及貧困縣考核與退出機制，能夠進一步優化扶貧資源的合理配置。

貧困戶、貧困村的致貧原因各有不同，因此，定期對貧困戶發放資金補貼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時就需要針對不同的致貧原因，尋求相應部門的政策支持。1994年以來扶貧工作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就是從單一的補貼救濟，走向多個方面的扶貧開發。從2013年年末開始，國務院及中央各部委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這些文件涵蓋制度建設、金融扶貧、產業扶貧、醫療、教育等社保扶貧、基建扶貧，可以看出，醫療、教育、交通等部門被調動起來，與扶貧開發部門一同建立起精準扶貧的政策體系。

精準扶貧的成果與問題

儘管十八大以來扶貧開發工作取得一系列成就，但工作開展過程中還是曝露出一些問題。首先，貧困的識別標準較為單一，操作困難；其次，動態管理困難，扶貧資訊的更新始終存在一定的滯後性；最後，部門間協調困難。由於扶貧體系需要多部門參與，部門之間有時會發生權責分配不清的狀況。

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對扶貧工作指出，要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深入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重點攻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研究生）

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未來五年「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其實早在2013年1月，剛當選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就指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古人說「窺一斑可知全豹」，我們不妨考察一下「權力清單制度」這項十八大後在全國推行，且已取得重大進展的關鍵性制度舉措，從而深入理解和體會中國式的行政改革與現代化國家建設之路。

權力清單的內容與實踐

權力清單制度的主要目標是「將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行使的各項行政職權及其依據、行使主體、運行流程、對應的責任等，以清單形式明確列示出來，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監督」。作為一項限權之法，是指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依法以公示性清單的形式，對行政權力事項進行清理，鎖定職權邊界、責任及流程的一種權力制約機制，其制定主體是政府，清理物件是行政權力事項，形式是列出清單並對外公開，作用則是釐清鎖定已有職權的邊界、責任及流程。

與十八大後勁風暴雨式的整體改革態勢相一致，權力清單制度在實踐過程中也推進得非常迅速。據報導，2014年初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強調公布權力清單之後不到一周，國務院60個部門便集體曬出了權力清單。這是中央政府首次曬出權力清單、亮出權力家底。各級地方政府也跟進地十分迅速。目前全國所有省市縣三級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均已公布，基本明確了政府機構的職能、許可權、程序，限定了權力的內容與邊界。

從邯鄲經驗到富陽模式

權力清單制度的建立，既是建立現代化法治國家、「為權力塗上防腐劑」的必然需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實踐的自然結晶，背後經歷了近十年的制度探索與經驗總結。

權力清單制度源於「邯鄲經驗」。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探索的進程中，河北省最早於2005年嘗試依法清理行政權力專案，以省商務廳、省國土資源廳、邯鄲市政府為試點，產生了良好的改革效果。邯鄲「權力清單」經驗應運而生，很快推廣開來。邯鄲模式的權力清單，主線是行政權力的公開透明，圍繞著權力公開，進行清權確權，通過流程再造，規範權力運行，借助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能。

2009年，在距離邯鄲幾百公里外的富春江畔，一場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行政體制改革拉開序幕。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政府開始落實「兩集中，兩到位」，即集中審批職能與行政許可科室，同時保證授權、服務全部到位。富陽改革取得的成果被概括為「三單一圖一套制度」，即一張權力清單、一張責任清單、一張負面清單、一張權力運行圖，以及一套審批改革制度，這些經驗在浙江全省及全國得到推廣應用。

從「邯鄲經驗」到「富陽模式」，從追求公開、透明、高效，到重在清權、減權、制權，一手公布權力清單亮家底，一手著力簡政放權劃邊界，這既是「中國式決策」從孕育到推廣的經典範例，也是權力清單制度跨階段發展的生動寫照。

分析現狀  展望前景

權力清單制度自十八大後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推行以來，無論是在體系構建，還是社會影響上都取得相當的成效。但在實踐過程中，理論與現實的自然張力，使這一制度也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挑戰。比如對於行政權力、行政職權、行政行為等不同概念的界分問題，如何在堅持權力清單制度的同時，保證政府行政行為的「彈性」問題等等。

此外，現階段權力清單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是各級政府，這便要求政府必須在權力劃分、表單制定、對外公布和接受回饋的每一步，都保證公開透明、嚴格高效，須謹防權力清單被濫用和異化。

要真正實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目標，光靠「權力清單制度」顯然不夠。恰如西哲盧梭所言，「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隆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中國古人也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既需要有相關配套的法律規範，更應在社會風尚、民心人氣的引導培育上下力氣。只有當制度與人事兼備、規範與信仰並舉之時，我們或許才可以說自己真正實現了「大道為公、選賢舉能」的夙願。

而今十九大業已閉幕，新一個五年已然開始。「權力清單制度」的未來究竟會如何，五年過後中國的依法治國實踐與行政體制改革又會是怎樣一番面貌，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政治學系研究生）

自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機以來，「石油美元」(Petro-dollar)一直就是美國經濟霸權的基礎，也是美元最穩固的支撐。但是，這項絕對獨占的地位，即將面臨「石油人民幣」全面性的取代，國際經濟強權版圖更將因此改觀。

石油美元使美國可以獨霸

從表面上看，「石油美元」指的只是石油生產國透過出口石油所獲得的美元；或更狹義地說，「石油美元」指的應該是石油生產國家透過出口石油所獲得的美元，減去進口支出後剩下的淨利部分，拿來作為可在國內外進行投資的資金。但事實上，「石油美元」不止是錢或者可投資資金，而是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下，一套複雜的總體貨幣政策的制度性安排，自一開始就具有兩個戰略性內核：一是國際石油貿易一律用美元計價和結算貨幣；二是石油生產國出口石油所得扣除進口開支之外的淨利，絕大部分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這套「石油美元」的制度性安排，在全球構築了「美國經濟霸權」的閉合體系。所以，「石油美元」一詞所代表的是「美元-石油-美國國債」的美國經濟連環套。1986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展開之後，石油出口國美元盈餘的可投資流向，不再僅限於美國國債一項，早期所建立的「美元-石油-美國國債」連環套，也自1990年代演化成象徵經濟大循環的「美元-石油-美元計價金融資產」，「石油美元」的獨占性與排他性如虎添翼，更加鞏固了美國在實物經濟與象徵經濟兩大構面的政經獨霸地位。

維繫美元的國際戰略解方

「石油美元」這套制度性安排的產生，可以直接追溯到布列敦森林體制的崩潰。早在二戰結束前夕的1944年7月，由44個二戰同盟國的國家代表團，在美國新罕布什州的布列敦森林進行談判，達成一系列旨在確立戰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可穩定運作的制度性協議。後來世稱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協議，建構的就是一直運作至今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體制的核心基礎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布列敦森林體制談判也同時確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的籌建，以維繫體制運作。

1970年代接連兩次世界能源危機，肇致布列敦森林體制難以維繫。美國同時受到貿易、財政及金融三大赤字衝擊，已瀕臨無法保證美元與黃金間固定的比價關係。尼克森總統不得不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國政府終止按照35美元一盎司的比價，向市場無限制兌換黃金的義務。「美元與黃金脫鉤」是二戰以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最重要的大事，也造成美元信用的莫大負面衝擊。為了挽救美元地位及保障美國能源和財政安全，美國政府開始以「國際石油貿易」作為突破口，尋找解決之策。

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季辛吉為首的外交團隊，首先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進行談判，最終在1974年達成協議：由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售軍事武器，同時確保沙國國土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沙國所有石油出口必須以美元交易。這些協定為「美元-石油-美國國債」奠立了制度基礎。由於沙國是最大石油出口國，並在阿拉伯國家擁有廣泛的號召力，到1975年，幾乎所有OPEC成員國也都跟進。

石油美元大縮水影響全球

國際油價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之際，一路衝高到150美元，直至2014年都在100美元高位盤旋。2014年之前的10年間，油產大國紛紛將高油價帶來的暴利，投入全球，最大部分投入亞太市場各種資產及流動性投資，「石油美元」總額高達8,000億美元高峰，當然導致全球投資人對亞洲資產投資可能泡沫化，寄予極大戒心。

惟自2014年後半，國際油價從100美元開始暴跌，目前約52美元，雖已回復到2016年最高位，但與金融海嘯危機前後幾年的水準相距甚遠。預計2018年油價回到60美元以上的機率很低，國際石油美元仍將大幅縮水，必會重大影響國際資本格局，乃至美元的貨幣霸權地位。據統計，目前國際市場流通的石油美元總額約1.4兆至1.8兆美元。

石油人民幣取代石油美元

特別是中國崛起，且在中東國家廣泛投資油井及煉油廠設施，直接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在人民幣積極國際化的聲勢中，上海原油期貨合約有望成為最重要的石油價格基準之一，該合約最大特點正是允許出口商繞過美元計價基準，改用人民幣交易，允許諸如俄羅斯、伊朗等石油出口國，透過人民幣交易，避開美國獨霸式的經濟制裁；而為使人民幣計價期貨合約更具吸引力，中國已計畫允許人民幣在上海和香港證券交易所兌換成黃金。

素與美國關係不和的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油產國家，為防止遭美國控制，不願意使用美元進行石油交易。委內瑞拉已在今年9月宣布，開始使用人民幣等一籃子貨幣，棄用美元。一旦產油國和消費國都大量運用人民幣計價石油期貨，石油美元的國際貿易空間將大大壓縮，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將增強，也有利於中國在類似石油這些大宗商品中的博弈能力。

中俄早在2014年就簽署了兩項俄羅斯天然氣出口到中國的合同，規定所有交易都以人民幣和盧布進行。中俄正在創造新的國際貿易範式，為全球「去美元化」鋪路。

當包括奈及利亞、委內瑞拉、伊朗、俄羅斯，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等所有石油出口國家，都齊力改變「石油美元」全球能源交易市場，直接挑戰美國對金融及貨幣政策的霸權地位時，不啻已然宣告：石油人民幣將在全球逐漸取代石油美元。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美國退出TPP後，TPP重新以CPTPP問世。台灣向來以外貿為成長引擎，加入區域經濟合作利多於弊；政府應深入瞭解CPTPP最新發展進程。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大陸崛起，重啟兩岸經貿協商刻不容緩。

本屆在越南峴港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甫結束；其中，最受關注的應是，環太平洋11國經貿部長就TPP正式達成原則性協議，並發布共同聲明：新架構下的TPP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及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馬政府任內希望「排除障礙、調整心態、八年入T、能快就快」，蔡政府也以加入TPP為其重要的施政目標。但川普一上任即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告美國退出歐巴馬政府所主導的TPP，實現在競選期間的承諾。這決策不僅讓成員國一時手足無措，特別是對戮力於選前讓國會通過TPP的日本首相安倍情何以堪；也讓台灣失去加入TPP的機會，難免失望。但勢隨時轉，如今TPP改頭換面成CPTPP，但少了美國，台灣該如何因應？

CPTTP對台影響不容小覷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首先要瞭解，沒有美國的CPTPP與原TPP有何差異？誠如川普所言，TPP其實是美國對成員國大幅讓利，是一種不公平貿易，會造成美國大量勞工失業。因此，他上任後改採雙邊貿易談判模式，以美國利益優先。如表所示，包含美國在內的TPP 12，GDP占全球37.5%，但美國GDP(2013)又占TPP 12的59.74%；少了美國的TPP 11，其GDP僅占全球的13.6%；遠低於REC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30.6%及FTAAP（亞太自貿區）的57%，影響力大不如前。

又TPP 12成員國占台灣貿易額約35%，但TPP 11僅剩25.25%；準此以觀，台灣若加入CPTPP，效益雖大不如前，但對台灣經貿影響仍不容小覷。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其實，不管是多邊，或是雙邊貿易協定，對台灣經貿都有一定好處。TPP對台灣的影響在於，全球各國或區域之間彼此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趨勢，降低關稅或排除非關稅障礙，對於仰賴外貿的台灣，勢必產生一定衝擊。原TPP包含台灣重要貿易夥伴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台灣若能加入，其利益不言而喻。而CPTPP中雖無美國，但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越南等4個會員是台灣前10大貿易夥伴，台灣加入CPTPP，將有利以外銷為主的製造業拓展市場。

TPP原是高標準、高品質的貿易協定；是否接受新會員入會採共識決，要加入有相當的難度；而CPTPP仍維持原高標準，但特別強調協定範圍的廣度。目前，CPTPP會員國同意以原先TPP為基礎，但暫緩實施20項條款，讓協定進行更順利，預估2018年下半年新協定有望生效。簡單而言，CPTPP比原來TPP標準寬鬆，台灣申請加入時，對產業來說比較好調適，也比較容易達到標準。只是，台灣要加入，必須瞭解CPTPP內容、做好法規調適、排除內外障礙，積極行動。

重啟協商刻不容緩

最新一期德國《明鏡》周刊，封面只出現「醒來」的漢語拼音「Xing lai!」，封面文章則以「覺醒的巨人」為題，並用不少篇幅介紹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足球等領域的發展，儼然已成為「超級大國」，呼籲西方必須「醒來」，別再自我陶醉、自我迷戀而不思進取，警示意味濃厚。其實，該覺醒的應該是台灣。中美是當今世界唯二GDP逾10兆美元規模的超級大國。習近平所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及FTAAP，已獲全球許多國家認同及參與，未來在全球自由貿易將有更多的話語權及影響力。

據悉，中國為向川普亞洲行表示善意，商務部將於明年舉辦首屆進口博覽會來擴大進口，另外也將降低部分日用消費品的關稅來增加消費品進口，並藉以刺激進口、減少貿易盈餘；而在川普訪中期間，中美企業家共簽署15份經貿合作文件，總金額更高達2,535億美元。令人憂心的是，中美的經貿擴大合作，對台灣企業將產生轉單的利空效應，台股應聲下挫，無非已透露警訊。

近日，有台灣創投大老提及，「一帶一路」是前瞻、全面、精密的戰略規劃，從基建開始做起，迅速向前推進，而所有東南亞國家也全力和大陸配合。相較之下，台灣「新南向政策」卻缺乏清晰的藍圖，亦無實際的步驟，又未與中國戰略聯盟，台灣實在很難在此有所作為。若然，則蔡政府的「親美遠中」及新南向政策將是困難重重。

筆者以為，習近平在十九大談話已釋出對台善意，「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蔡政府何不也溫柔回應，重啟兩岸經貿協商大門，讓兩岸經貿活水源源不斷？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立法委員盧秀燕及江啟臣陸續表態，爭取2018年台中市長選舉國民黨提名後，在六都中選情一直相對冷清的台中市，終於逐漸冒出火花；尤其陳水扁「金口」一出：「綠營7縣市有失守之虞」，其中台中市赫然入列。

國民黨若真想奪回中都，在提名人選確定後，要整合原縣區派系及前市長胡志強的勢力，才能與有執政優勢的林佳龍一拚。回顧國民黨在台中「兩個太陽」浮起的歷程，就會發現當中奧妙之處，在在都有地方派系操作的痕跡。而這幾股勢力正是原市區的胡派（胡志強），原縣區的黑派（顏清標、林士昌）及紅派（廖了以）。

國民黨在台中市8席立委中占有3席，分別是盧秀燕、江啟臣及顏寬恒。外省籍的盧秀燕20多年來只在原台中市區參選過，加上與胡志強的關係密切，她宣布投入市長初選，接受媒體採訪時，必被問的就是「是否經過胡志強同意？」

原縣區紅黑勢力待整合

江啟臣曾在中央任職，7年前受原縣區紅派大老廖了以等人鼓勵回鄉參選，連續兩屆立委都不讓民進黨在豐原山城攻城掠地；而顏寬恒則是成功接下父親顏清標的棒子，延續黑派在台中市的政治勢力。不過在原縣區，因為民進黨的崛起，加上縣市合併因素，紅黑兩派近年來的「共治」關係維繫得還不錯，這從合併後台中市議會正副龍頭就可以看得出，唯獨與原市區的國民黨勢力（嚴格上來說應是胡志強）之間仍待整合。

此話從何說起？自從台中縣市確定合併後，原縣區的紅黑勢力仍未完全整合，威脅不了聲勢如日中天的胡志強，連續兩次市長選舉只能委屈求全、被動地輔選老胡，2010年時已讓胡志強在原縣區小輸，到2014年時胡志強在原縣區更是「輸到脫褲」。一位派系大老說，「我們那時可是含淚投票給林佳龍。」言下之意，2018年的市長選舉，原縣區的派系勢力絕對要拿回主導權。

在盧秀燕與江啟臣還未表態爭取提名之前，原縣區黑派就已確定不會自推人選，會力挺紅派色彩較濃的江啟臣，而江啟臣的確早已全市跑透透，明眼人一望即知，如果不是為布局市長選舉，他又何苦如此「自虐」？江啟臣的答案是，無論選不選市長，這都是「選民服務」，這種說法等於已經宣布參選。所以，當盧秀燕10月24日在立法院黨團會議後藉由媒體聯訪的時機，宣布將爭取黨內提名，的確讓不少人意外，「怎麼這樣就宣布了？是玩真的還是假的？是胡志強授意的嗎？」一堆問號出現。

江啟臣終於宣布參選

10月31日，江啟臣終於在台中豐原宣布參選。之前一天他非常慎重地通知媒體要在台中服務處「茶敘」，事實上媒體操作早已敲定，宣布的前一天已先接受某媒體專訪，但約定「10點宣布後新聞才能上網」。

江啟臣的參選聲明洋洋灑灑寫了1,600多字，「台中是家鄉，是一輩子的家園，是一個溫暖、人性與開放的城市」，以非常感性的訴求，正式展開他角逐市長之路。

國民黨過去一向被認為「內鬥內行」，但這回盧秀燕與江啟臣充分展現君子風度，不僅不相互攻訐，還說「如果是對方出線，也會全力輔選」，甚至熱身動作明顯不足的盧秀燕先宣布，「莫非兩人早有默契」之說不逕而走。有人直指，黨中央早有意屬，另一人只是出來陪襯，就是要營造「有競爭，但對外一定團結」的氣氛。

以知名度來論，盧秀燕絕對高於江啟臣，到目前為止各家民調數據也都如此顯示，而且多數調查都顯示，整體支持度上，盧秀燕落後林佳龍的差距，比江啟臣落後的差距小。國民黨還未公布台中市長黨內提名機制，前提是盡可能透過協調且不辦初選投票。盧秀燕為了證明「不是打假球」，已多次說明，「不論誰獲得提名，國民黨都必須提出科學數字當依據。」

多數民進黨人士認為，盧秀燕知名度雖高，但在原縣區的經營明顯不足，且背後有胡志強深深的影子，「如果真是盧秀燕出線，林佳龍就輕鬆多了。」反觀，如果是江啟臣出線，一來有原縣區大老的力挺，二來如同盧、江二人多次對外宣稱，「無論誰出線，都會全力為對方輔選」，他們真的認為，「跟江啟臣戰，的確比較硬。」

只有團結才有可能勝選

國民黨終究只會有一人出線，檯面上出局的那位，也一定得全力輔選對方，只是背後所代表的勢力真的肯力挺嗎？如果還是延續過去狹隘的地域、派系觀念，盧秀燕與江啟臣這「兩個太陽」將很難凝聚光與熱。

正國會與新潮流是民進黨當前兩大派系，而正國會的掌門人正是台中市長林佳龍，不過新潮流在台中最大咖─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已經把自己這顆「未爆彈」的引信拆除，全力支持林佳龍連任；團結的民進黨好整以暇，在野的國民黨勢必要先將地方勢力整合好，否則很難扳倒有現任優勢的林佳龍，為藍軍在中都重新插旗。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媒體常說，桃竹苗是藍營票倉；其實，若不計入苗栗縣，民進黨在桃園、新竹縣和新竹市已不只一次執政，國民黨並沒有提名就當選的優勢。就藍營而言，明年選舉，這三地已成艱困選區，綠營可能全面襲奪此票倉。

從歷年地方選舉的結果來看，桃竹三縣市從來就不是藍營囊中物。譬如1977年無黨籍許信良選上桃園縣長，之後民進黨呂秀蓮、鄭文燦先後當過縣長和桃園直轄市長。新竹縣1968年由無黨籍劉榭燻當選縣長，1989年至2001年，由民進黨范振宗、林光華接續執政。新竹市自改制省轄市起，首任市長即無黨籍施性忠，之後又有民進黨蔡仁堅、林智堅選上市長。

藍營票倉說源自總統直選藍綠得票率分析，尤其2000年陳水扁勝選之役，宋楚瑜在桃竹苗的得票率最高，如加入連蕭配得票率更呈壓倒性勝利。這種現象和陳水扁在雲嘉南高屏的高得票率對照，有分庭抗禮之勢；於是眾家定調北藍南綠，藍營票倉在桃竹苗，綠營票倉是濁水溪以南。

明年這區塊的縣市長選情，民進黨在桃園、新竹兩市有執政優勢。新竹縣國民黨籍縣長邱鏡淳兩任屆滿，各黨有意參選者早已部署，民進黨著力尤深。

新竹縣

新竹縣是客屬大縣，國民黨和泛藍支持者逾六成，民進黨雖先後有范振宗、林光華當縣長，但每逢總統選舉，基本盤就是藍大綠小。2016年蔡英文勢如破竹，也只拿到42.5%的選票。

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在這裡下大資本，竹縣客屬紛紛封官，譬如華航董事長何煖軒、圓山飯店董事長張學舜、公平會副主委彭紹瑾，而台灣省議會諮議長鄭永金更是關鍵角色，其子鄭朝方擔任民進黨客家事務部主任。

國民黨曾鍥而不捨提名鄭永金選縣長，儘管連敗於范振宗、林光華之手後仍三度提名他，終於打敗欲連任的林光華，贏回執政權。鄭永金與邱鏡淳「牛鬥牛」20多年，鄭兩任縣長屆滿，國民黨提邱選縣長時，鄭堅持推人競選；隔屆還親身再戰，兩次鬥邱均未如願。鄭自此化身無黨籍，蔡英文二度選總統前，他靠攏蔡選立委，雖落敗，民進黨卻成功挖掉國民黨一塊基本盤。

明年新竹縣長選舉，國民黨有副縣長楊文科、立委林為洲、縣議會副議長陳見賢；民國黨有主席徐欣瑩；民進黨的鄭朝方已取得家族認可，如獲提名，就全力投入。未來三方競逐，鄭朝方結合民進黨、鄭家人脈，極可能為民進黨攻下新竹縣。

新竹市

明年新竹市長選舉，國民黨能否再起的關鍵在黨內能否團結。現任市長林志堅得到幸福城市大調查的冠軍，但多年前國民黨的林政則當市長時，早已得到冠軍和幸福城市的美名。新竹市民所得高、消費力高、教育程度高，也都是國民黨執政時即有的成果。林志堅上任翻修公園，是形象工程；晉用蘇貞昌人馬，軟硬兩手擠壓媒體牽制輿論，知他根底的市議員們對他的胸襟、手腕並不肯定。

但國民黨氣勢未起，民間口碑仍低迷。輸掉連任的前市長許明財、國民黨市議會黨團書記林耕仁、市黨部新任主委呂學樟都有心光復；另有兩名黨籍議員也說要選，卻看不到整合團結與振作的苗頭。都會區選舉，政黨對壘，不只比領銜者人望，還要看團隊素質；民進黨清算國民黨，就是要打掉國民黨的人力和凝聚力。明年新竹市長這一役，藍營要很拚。

桃園市

民進黨鄭文燦已有不敗架勢，並非他做得好，而是他適應網路傳播時代快速反應。譬如他的前任縣長吳志揚，在任內已調整市民福利辦法，65歲以上長者免費裝全口假牙、發放三節及重陽敬老禮金、乘車補助、健保費自付額全額補助等，但大多數桃園市民以為是鄭上台才這麼「好康」。顯然，鄭文燦宣傳到位。

2014年柯文哲帶起了反官宦世家子弟風，致吳志揚和台北市的連勝文雙雙飲恨。明年鄭文燦正在旺點，國民黨諸將如果還等著被召喚，勇氣就先輸了一截。

票在人手，事在人為

以往藍營在桃竹三縣市有優勢，不是天上掉下饀餅，而是政治手腕加經建績效有以致之。譬如桃園閩南人略多於客家人，北桃閩南人多，南桃中壢、平鎮、楊梅、龍潭等是客屬聚居地，國民黨設計南北輪政默契，從北閩南客框架中找人才。大新竹縣未分家時，客屬選民多，所以縣長提名客屬，議長則提名閩南籍。民主選舉初期，這套根據族群血緣建立的默契，相當有說服力。

其次，桃竹接近大台北，工商業繁榮，國民黨政府沿著中山高速公路開發一連串工業區經營得法，尤其投資了千億元土地價款建設了新竹科學園區。這些大政擘劃與投資，幫助旱田小農成為富戶，創造優質就業機會，引入年輕高薪人口，市況欣然，與雲嘉高屏形成對比。這些才是造就藍營票倉的要素。

票在人手，事在人為。國民黨今年已產生新的黨主席及地方領導，但還缺些事在人為的志氣與作法。綠營全面執政並不在行，只是一到選舉就很有精神，這是台灣民主的現實。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在陳映真逝世一周年，以及他的23卷全集甫出版的今天，「為何紀念陳映真？」已經不是問題了，而今後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紀念陳映真？」這篇短文是作者對那個應該過期的問題的最後一次清理。

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這麼提問，也意味著台灣當代的文學及藝術，一般而言，是與魯迅傳統的切斷，也是與五四傳統的切斷，更也是與一種中國傳統的切斷。這個「切斷」，用陳映真的表述方式，就是「現代主義」的問題；於是長期以來，陳映真以「現實主義」為旗幟和「現代主義」鏖戰。但是，我們不應把這個戰鬥狹義地理解為一場「文學領域」的戰鬥，而要以更廣闊、更「暗喻」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戰鬥。

孤獨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

「現代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文藝的表現形式而已，而是關於人生、社會，以及世界該當如何的一種表述與一種宣示。因此，陳映真以「現代主義」為「名對象」的戰鬥，並不是閉鎖於文學領域之內的爭論，而是關於「什麼才是人生？怎樣才是活著？」的鬥爭。陳映真碰巧只是以他所熟悉的文學路徑，進行這場鬥爭而已。因此，不止一次，他說，重要的是找到生存的目標，並為之而思想與奮鬥─「人不一定非要寫作」。

陳映真對文學本身的「看輕」，反而使他的文學有了無比的重。文學要到哪兒去，這個「道」的問題，以及需要什麼能力修養以達到目的的「德」的問題，於是成了內在於文學的重要問題。對「如今，文學還需要和道/德掛勾嗎？」這樣的質疑，陳映真以他的文論，以及更重要的文學，現身說法開展出他的否定。

從一種中國傳統視野出發，文學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是深刻而內在的。在以下的篇幅裡，我將借用這個「三達德」為架構，說明陳映真文學和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同時也順道落實之前所提出的，陳映真是一個偉大文學傳統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的論斷。

對人間布滿同情共感

首先，「仁」。陳映真文學到處布滿了對於「人間」同情共感的脈搏與神經。誠然，沒有一種文學只是在書寫作者自身的內在，哪怕是最極端的現代主義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會與歷史。陳映真總是能痛苦而豐富地感受到人間各個階層、各個旮旯的人物群像，特別是那不為我們體面社會的紳士淑女所參與、所瞭解、所同情的那「後街」眾生。

於是，我們讀到了台灣資本主義裡最早出現的底層城鄉移民的貧困與無奈、讀到了小知識分子的苦悶徬徨虛無與自責、讀到了失根流落傷逝的外省老兵、讀到了台灣左翼抗日知識分子矇朧而執著的中國認同與情懷、讀到了青年精神病患似幻似真的輕與重、讀到了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虛無敗德的「上層社會」、讀到了都會摩登知識分子的「表演」、讀到了越戰時期來台「性度假」的美國黑人大兵與台籍農家女子之間的跨越膚色與國界的愛情及其幻滅、讀到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帝國與殖民、讀到了1950年的白色恐怖、讀到了國民黨特務的良心。

這些，都和技巧無關，甚至和所謂文學無關，歸根究底，和陳映真盎然的、沛然的對他人的感受力有關。讀陳映真文學的一個最豐厚的回報，或許就是讓讀者從而產生自我提問：那我又將如何培養這種感受力呢？

總在思想時代問題

其次，「智」。陳映真文學的一大特徵就是總是在思想著，儘管不見得有解答。陳映真每一篇小說都是在處理他所深自關心或困擾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最後是收束在一個道德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問題上：「究竟人該當如何活著？」但他回答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形上學的，而是透過歷史與現實。

50年陳映真文學曾經認真思索過的問題包括：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的遺留；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精神創傷；第三世界新舊殖民體制下的知識狀態；跨國資本主義對於在地人民的主體創傷與社會扭曲；左翼的道德主體狀態的危機及「女性問題」；宗教在當代的意義；當理想遭遇重大危機時，主體該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跳出無盡的加害與受害的循環？

於是，陳映真文學的「智」，不只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世界，與他人進行外在的體察，更是一種內在的「明」。古人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貫穿陳映真文學整體的是一種深刻的自省力，以及一種類似懺悔錄的「把自身包括進來的」書寫，而我相信這正是他在「知性」上最光輝的展現，而我們不要忘記，這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傳統。

我們是會執著地問：對照於陳映真長期的、不間斷的「困而知之」的思想實踐，這個島嶼上有類似的同行者嗎？但對我們讀者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閱讀陳映真是否讓我們自我提問：我要如何自知？

用寫作向現代霸權戰鬥

其次，「勇」。作為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最常被誤解的是他的論文是戰鬥的，而小說則是「感性的」、「人道的」。但我要說，他的所有寫作都是他的戰鬥。他首先是一個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而非倒過來。台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寫作的最大的「故意盲點」，其實就是對陳映真戰士資格的否定或嘲笑，而這恰恰是因為陳映真的戰鬥，都朝向他們及其背後的現代霸權戰鬥。

獨派對陳映真的無視或否定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戰術，不過是比較鬼祟暗欺罷了。他們以台獨霸權否定陳映真寫作後期裡「民族統一」的戰鬥，以「現代主義」大而化之，顛而倒之陳映真寫作前期的「反現代主義」戰鬥。但其實，陳映真文學是不分前後期的，只因打從一開始，他就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左翼的、第三世界的、理想主義的位置而寫作。這是他一生的戰鬥，而他為這個戰鬥付出的代價，包括蔣介石政權下的七年牢獄，以及台獨霸權下的不定期圍剿與刻意遺忘。然而，陳映真自反而直，不改其志─這是他的大勇。

陳映真的各項「首先」

因此，人們不應當隨著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催眠，而遺忘了這個戰士所歷經的各個大小「戰役」。於是，我要指出陳映真文學在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的各項「首先」。

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麵攤〉(1959)，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鄉村的教師〉(1960)，探討了一個左翼志士的生與死，以及他所經歷的日本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開的白色恐怖。是陳映真，透過〈將軍族〉(1964)，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是陳映真，透過〈一綠色之候鳥〉(1964)，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改革希望」。是陳映真，透過〈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越南戰爭。是陳映真，透過了〈唐倩的喜劇〉(1967)等多篇小說，首先面對了國府統治下「西化」知識分子的某種閹割與失根狀態。是陳映真，透過〈夜行貨車〉(1978)，首先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宰制與扭曲效果。是陳映真，透過〈纍纍〉(1979)，首先直接以批判指出那些當年被抓伕來台的底層外省軍官的寂天寞地。是陳映真，以〈鈴鐺花〉(1983)等小說，首先檢視與反省了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傷害與變形。

這些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眾多「首先」，卻無奈地一直被此間「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者視而不見，反而在「研究」陳映真文學，算不算是「現代主義文學」。這難道是因為他們無法交待自己在那個年代中的葸弱無能，而那勇敢戰士竟是一個所謂的「統派的」「中國人」嗎？在戒嚴體制下苟全人生，是人情之常，無可批評，但我們不應因今日的意識形態分歧，而塗銷或扭曲勇者畫像。在台灣1960年以降的「文學領域」裡，找得到第二位像陳映真這樣的戰士嗎？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