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台灣有多家媒體、名嘴及學者在電視評論節目中看衰中國。他們所採取的方法論述集中在三個要點上：一是放大台灣的特殊經驗，推斷中國大陸2023年與未來幾年經濟必然衰頹。二是咬定中國地方債務泡沫化，必將拖垮中國，導致中國崩潰。三是中國進出口貿易衰退，特別是對美國的大後退，將致使中國經濟崩跌。

地方債不會導致經濟衰敗

用中國地方債泡沫化，而非中國中央公共債泡沫化，指述中國經濟「必然崩潰」，既不符合政治經濟學的理則，也不符合歷史前例。

世界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曾因地方債務，而肇致國家經濟崩潰：美國加州及克利夫蘭市都曾發生地方債破產，卻並未導致美國崩潰，何以中國的省市縣債務泡沫化，就會導致中國崩潰？包括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不曾有過這樣的例證，為什麼獨獨認定中國的地方債務泡沫化，會發生如此嚴重問題？

多極貿易使美市場失去地位

從1980到2000年代初期，全世界都以美國為最終市場標的，只要對美國進出口一衰退，國家經濟就完了；但自2018年川普發動貿易戰，尤其加上Covid-19之後，「一極貿易」已移轉成「多極貿易」的新格局。尤其是美國市場早已失去既往世界貿易唯一定尊的地位，有沒有美國市場，不再如過去那麼致命性；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無不受到歐美西方國家自1970年代，藉由《華盛頓共識》的欺壓凌虐，並且強制改變國家的政經體制，也因此永遠成為歐美西方的附庸國家。

2013年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政略，強調「共同和平發展」，對抗《華盛頓共識》，讓所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有了「脫歐美」、「脫西方」的機會，轉而跟從中國一起爭取國家自主權、國家經濟自由；也紛紛爭取「多元貨源」與「多元市場」，以徹底擺脫《華盛頓共識》單極主義的箝制。

台灣媒體及經濟學家僅從中國海關公布的官方數字，推斷中國經濟會崩潰，當然會失準。

進出口衰減由B&R取代

習近平早在2013年倡議「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簡稱B&R)。這項政策主要包含「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是計畫在舊絲路附近的國家，一同擔起龐大的基礎建設投資，中國每年將投資1,500億美元於68個簽署國家，目的是要建立中國與中亞、歐洲等區域貿易的新管道。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在對抗歐美的「脫鉤」、制裁，以及中國自體經濟的復甦，產生了關鍵效應。

路透社蒂許維爾(Peter Tirschwell)的團隊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物流(Global Logistics)在2017到2023期間，從世界全方位流量/流向/流速分析，全球國際商品貿易物流總動向，可以看到，過去八年期間，中國進出口貿易對美國呈現一路下跌的趨勢，但對於全球市場量值占比卻一路擴張，中國現仍繼續穩居全世界第一貿易強國地位，也已成為當今全球僅次於歐美西方的最大供應鏈。

2023年12月6日，由世界供應鏈全球市場智能情報中心(Maritime & Trade and supply chain within the Market Intelligence)副總裁蒂許維爾及其研究團隊成員Agnieszka Maciejewska，在路透社論壇上發布的《全球市場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一帶一路」的「貿易替代、移轉、創造」效應，給中國帶來極大效益，尤其在對應美國西方結合盟友國家的超限「科技脫鉤」與「貿易制裁」上；研究報告同時也預測，中國經濟還是會大好。

該《全球市場研究報告》指出：過去八年，中國在美國進口市場占比雖一路下跌，但在全球市場出口卻持續擴張；這是看衰中國經濟者最容易看錯之處。現實正是如此微妙：當全球製造業都在尋求「委外生產製造」，中國正集中以生產綠色科技產品而急速竄起。當其他國家過去一年對全球發貨量銳降6.4%之際，中國供應鏈則大發利市，頻頻竄升。

美國經濟有可能先衰敗

在此基礎上，論者很容易扯進：中國青年失業率、經濟成長減緩、通縮跡象越來越顯著、股市房地產弱化等議題，以增強中國崩潰的論證基礎。不過，中國利用「八縱八橫」的基礎建設，讓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已實質解決了青年失業率的問題；股市房地產本身就是歐美西方最佳套利的金融資產，中國予以打壓弱化，正是對黑石集團等歐美資本入侵的絕妙作法。

看衰中國經濟者完全漠視了中國全球出口獨占力越來越強，而非趨弱的事實，當原本主導全球出口霸權的歐美西方越來越衰退，而主要輸入國無不積極覓求多元化供給貨源之際，中國的補進，正好順利占據了供應鏈的地位。

尤其，美國2023年公債規模已破34兆美元，進出口貿易都衰退，是不是更應令人擔心美國可能會衰敗呢？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2023年在國際情勢動盪不安中結束，回顧過去一年最受到矚目的，莫過於11月16日美中兩國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舉行領袖高峰會談，雙方達成多項共識。美國總統拜登在會談後公開表示，此次美中高峰會談是迄今為止「最具建設性、最富成效性」的討論，兩國雖屬於競爭關係，但雙方均有責任促進這種關係合理化、可控化，並避免衝突，進而找出讓兩國皆有共同利益之處。

美中是否透過領袖高峰會談，讓2018年爆發迄今即將屆滿6年的貿易爭端暫告偃旗息鼓，進而讓2024年全球開始迎接截然不同的階段，頗受到國際社會期待。

回顧美中兩國的經濟糾葛自爆發貿易爭端以來，並未因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稍微緩和，反而從最初的關稅戰，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金融戰、資源戰。儘管國際社會許多學者專家將此一現象歸納為「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如從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加以探索，似乎可發現我們的思維正在陷入歧路。

美資本主義主導全球產業

從人類文明朝向更高度的生產力、更先進的技術力的發展過程來看，美國對中經濟戰略採「逆道」思維，嚴重違背常態，其實可以溯及二戰後在產業佈布局上以「資本主義」為理論基礎，透過「比較利益」將其分散到東亞許多國家，形塑全球供應鏈，藉此累積市場利益。其在基本架構上所採取的戰略，並非僅取得充沛的勞工、低廉的土地成本、寬鬆環保法令等生產要素，而是依賴具有成長潛力的新興市場，讓美國主導全球經濟資源的配置。

此一供應鏈脈絡，先從致力於戰後經濟重建的日本開始，接著依據「雁行理論(Geese Theory)」延伸到亞太四小龍，1980年代後再發展至中國大陸，更進一步擴散至東協各國。不過，檢視其發展過程，卻又發現，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並未遵循美國的規劃，從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崛起，至民主政治改革路徑，而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加上中國經濟規模極為龐大，使得美國更加難以主導其發展方向。

美想方設法對抗中國崛起

果不其然，中國快速崛起後，經濟體量高度增長至僅次於美國，除了讓美中的經濟競爭加劇外，隨著地緣政治不斷升溫，造成雙方軍事緊張，導致美國想方設法要對抗中國經濟威脅，以維持主導全球的地位。許多經濟學者、戰略專家擔憂，美中可能淪落「修昔底德陷阱」，但卻又無法否認，美國內部面臨著諸多問題，需要形塑共同的敵人，凝聚團結，中國無疑是最好的目標。這些大致可以歸納為：

其一，從產業競爭而言，在美國人享受大量便宜中國進口產品的同時，造成許多勞工失業，美國認為中國透過國家資源補助特定產業，導致美國企業的不利競爭。近年中國積極對外投資，更引發美國對國安的疑慮，甚至指控中國利用竊取技術，或施壓美國企業轉移技術，達成「彎道超車」。尤其，拜登上任總統後，雖在表面上對中採取合作思維，但背後卻選擇更果決對抗的態度，讓美中的未來充滿挑戰。

其二，就科技競爭而言，近年來全球科技發展日益分化，尤其在標準規範上的分歧，同時中國在技術創新上突飛猛進，甚至憑藉其市場規模，逐漸脫離西方國家所訂定的標準規範，例如華為公司因遭到制裁而轉為自主研發技術，更造成美國擔憂國安。因此，拜登政府接二連三對中進行制裁，包括禁止友好國家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軟體與相關製造設備，這些措施勢必讓美中科技進入另一階段的大戰。

合作共贏是美中最佳選項

無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所累積的發展動能，加上憑藉其大量人口作為基礎，快速發展極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然而，此一有別於遵循「雁行理論」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後卻又爆發美中經濟爭端，從最初的關稅戰進一步延伸至科技戰。雖然美國希望中國在其主導下扮演世界加工製造的角色，但卻又錯估中國在國家面對生存威脅下，激發其潛在自立發展的決心，甚至再度召喚出「五四運動」以來，「救亡圖存」的民族自尊。

在此同時，從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角度加以觀察，美國似乎忽略科技是人類共享的文明結果，任何企業透過科技獲致更好的利益，其實是為人類文明創造更多的福祉。很顯然地，美中兩國這場經濟鏖戰，沒有歷經10年或更長時間，恐怕難以獲致結果；不過，從人類文明發展史加以檢視，其實已逐漸顯示其最後可能的格局。因此，筆者認為，在美中兩國經濟糾葛下，未來唯一最佳的選項是「合作共贏」；若雙方不思此圖，則一切終將徒勞，甚至讓全球經濟面對更多的危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比重在去年前11月已下降至35%，衰退高達19.1%，為近幾年新低。而大陸正不斷提高半導體的自主比例，即使未來景氣好轉，台灣「親美遠中」的結果將會使出口呈現結構性衰退。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長黃循財於去年12月初訪中時強調，中國大陸將繼續是一個能給雙邊合作帶來巨大機會的經濟體。新加坡對中投資保持積極態度，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包括製造業、物流、綠色經濟、可再生能源等領域都相當積極。

值得注意的是，中新雙方進一步升級「自由貿易協定」議定書、30日互免簽證，以及開放在新加坡使用數位人民幣等。新加坡「親美也親中」，利己又利他；反觀蔡政府卻在加速「親美、去中化」，最終恐賠了夫人（美國市場）又折兵（大陸市場），值得慎思。

台灣對大陸出口連16黑

台灣財政部公布的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累計去年前11個月出口為3,925.6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減少11.5%；進口為3,231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減少18.7%。而大陸海關總署於去年12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累計去年前11個月，兩岸貿易額為2,444.87億美元。其中，大陸從台灣進口1,820.18億美元，年減16.1%；大陸向台灣出口624.69億美元，年減17.1%，對大陸出口連16黑。

台灣去年經濟成長率勉強「保一」，遠遜美國及大陸。受到美中競合等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以及國際經濟環境不佳，加上大陸商務部已提前於去年12月15日認定台灣「構成貿易壁壘」，兩岸經貿情勢實不容樂觀。

台灣親美恐占不到便宜

近年來，蔡政府積極向美靠攏，而美方也順勢送出小禮物如「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不過，「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於去年7月26日立法院臨時會院會上無異議通過，美國國會也於8月8日宣布此倡議獲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生效。此協定號稱是台美自1979年以來所簽署結構最為完整的貿易協定，也是未來台美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BTA)的基礎。殊不知，此貿易倡議是一個沒有「基本款」（關稅減讓）的「豪華版」經貿協定，對台灣貿易的助益著實有限，除非簽署台美雙邊貿易協議(BTA)。

其次，2014年台灣對美出口占比僅11%，之後比重逐年成長，2022年占比已提高至15.7%，去年7月對美國出口占比更拉高到17.4%，創下單月新高。但問題來了，一旦對美出口增加，貿易順差擴大，美方豈會容忍大額貿易逆差？未來勢必會要求台灣進口萊豬、購買武器，甚至提高關稅（如川普發動美中貿易戰），將台灣列為「匯率操縱觀察名單」或「匯率操縱國」。

美國財政部於去年11月8日發表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與外匯政策報告，台灣續列入「匯率操縱國觀察名單」。台灣在2016年4月起連三度被列在觀察名單，至2017年10月才移出名單；2020年再度被列入觀察名單、2021年又被列入「加強觀察名單」；2022年6月、11月及2023年6月同樣被列為一般觀察名單。由此可見，美國向來是「利益至上」，親美絕對占不到便宜。

供應鏈「去中化」難以成功

《經濟學人》去年8月發表了一篇〈代價高又危險：為何拜登的對中策略沒效〉文章提醒大陸掌握全球製造業，包括半導體、通信設備和太陽能電池板在內的關鍵原物料（如鍺、鋰、稀土等）。拜登推動對大陸「去風險」，雖讓美國轉從墨西哥、越南等國進口，但後者把大陸商品稍微加工再銷美，非但美國未擺脫對陸方的依賴，他國也更依賴大陸。例如隨東南亞對美國出口的增加，東南亞從大陸進口的中間產品也爆炸式地成長。

同樣受益於美國去風險化政策的墨西哥，從大陸進口汽車零部件在過去五年翻倍。再者，大陸憑藉龐大勞動力和高效的物流，在許多情況下，仍是最廉價的供應國。美國的新措施固然能讓自身與大陸的貿易轉向，卻無法消除大陸對整個供應鏈的影響，從而大部分的「脫鉤」只是脫假的。

美國晶片大廠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也表示，「我們有可能不在台灣生產製造晶片，但中國大陸的市場卻是唯一、且不可能被取代」。另一方面，大陸雖面臨美國禁令封鎖，卻大力投注成熟製程，發展自主供應鏈。早在去年11月的「拜習會」登場前，掌管財政經濟的美國財長葉倫，即向中國副總理何立峰表示，美國無意與大陸經濟「脫鉤」，雙方允諾共同合作確保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並在氣候變遷等議題上攜手合作，同時也確定成立美中經濟和金融問題工作小組，提供定期政策溝通論壇。她還計畫今年再度訪問大陸，並期盼能加速雙方的合作。此舉已意謂美國無法與大陸脫鉤，更何況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的台灣。

台灣總出口恐將下降

大陸與香港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但去年前11月的出口占比已下降至35%，出口衰退高達19.1%，為近幾年來的新低。台灣若對大陸出口呈現結構性衰退，未來總出口難樂觀。而且，台灣未與東協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亦非RCEP及CPTPP成員，自不具競爭優勢。換言之，台灣出口若失去大陸市場的優勢，也不易在其他地區占到便宜。

其次，台灣出口大陸的主要貨項是電子零組件，占比達五、六成。據悉，大陸於去年第三季進口的晶片設備年增率高達93%。究其因，即轉向發展成熟製程大量買進製造低端晶片所需的設備所致。大陸面臨美、日及荷蘭對先進設備的出口管制影響，轉而擴大投入28奈米以上的成熟製程。據統計，2024年底大陸將有32座成熟製程晶圓廠建成，加上原有的44座，不久後全球一半的成熟製程半導體將在大陸生產。

集邦科技預估，大陸半導體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將自去年的29%，提升至2027年的33%，台灣成熟製程產能比重則恐由49%降至42%。若然，則台系三大成熟製程晶圓代工廠聯電、世界先進及台積電，未來營運恐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過去台灣、韓國都是亞洲四小龍的成員，尤其均處於分治的政治環境下，如何面對國家統一的問題，受到國際關注。現在台、韓不僅在半導體領域競爭，內部政黨競爭也同樣激烈。

2022年總統大選，檢察官出身的尹錫悅當選第20屆總統，可以說是非常意外，因為尹錫悅從未有從政背景，也沒當過國會議員，只因為偵辦文在寅前總統的弊案，受到文在寅的施壓，不得不脫下烏紗帽，但這個經歷反而獲得人民的同情和掌聲而當選總統。

韓國歷經9次修憲，自第13屆總統開始直選至今，儘管政黨名稱變來變去，都是以兩大黨，即國民之力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第三黨雖每次都推出總統候選人，但從未當選過。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廢棄核電政策，造成了國家與人民重大損失。原本韓電是一家賺錢的公司，如今卻變成負債累累。所幸，尹錫悅上台一年多來再三強調恢復核電，還讓各家肥胖的國企縮身。

不過，韓國人常說，尹錫悅上台僅做到政權交替，並沒有達成政黨輪替的目標。因此，施政非常辛苦。韓國國會第一大黨是民主黨，在300個席次中不僅握有168席和國會議長一職，並且任意推動利己的法案，有關政府所提的法案則一概予以否決。

韓國總統任期為5年，國會議員任期則為4年，因此選舉日期也不同。今年4月10日將舉行的國會議員選舉，其結果將決定尹錫悅是否能完全執政。萬一尹錫悅所屬的國民之力黨不能取得「第一大黨」的地位，民主黨不僅可繼續在國會為所欲為，甚至有機會彈劾尹錫悅下台。

根據12月15日韓國蓋洛普民調顯示，尹錫悅的支持率下滑至31%，不支持者則高達62%。剛好這天，尹錫悅從荷蘭國是訪問返韓，口袋裝滿了美金，外交上取得成果，但韓國選民卻不埋單。尤其國民之力黨內部鬧分裂。首先是黨代表金起炫與尹錫悅意見不合，率而在臉書上表示辭職。尹錫悅夫人金建希又鬧出接受了一位美籍韓人牧師贈送的高級名牌手提包醜聞，讓尹錫悅丟光面子。民主黨在國會已通過專設調查金建希的特偵組。

尹錫悅提名的大法院長曹喜大日前正式上任。他一方面要處理全國法官的人事調動，另一方面要整頓法官看顏色辦案，以及一再拖延審判等惡習，以求司法改革達到人民的要求。12月18日民主黨前代表宋永吉的判決是一大關鍵，會影響日後陸續登場的李在明和文在寅的各種弊案審判。

其次，民主黨日前彈劾了上任僅3個月餘的放送通訊委員會委員長李東官，主要是要維持對民主黨有利的媒體環境，繼續對抗尹錫悅。

另一件對尹錫悅不利的事是，2030年世博會，沙烏地阿拉伯以119票，擊敗韓國的29票。結果出爐數小時後，尹錫悅親自在總統府簡報室向釜山市民和全國人民道歉。韓國各媒體的批評與檢討聲浪不斷。

(作者為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2023年12月7日，四年來的首次中歐面對面峰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會見了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李強總理則與兩位歐盟領導人共同主持了第24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縱觀中歐關係去年以來的演進，並結合此次中歐峰會來看，中歐關係顯然已走出近年來的低谷，正在全面復甦並加速前進。但中歐關係觸底反彈的勢頭並不平穩，需要更多具體成果來加以鞏固。

中歐關係發展進入加速期

首先，中歐高層交往與對話機制正在全面恢復。去年以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國總統馬克宏、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等歐洲領導人先後訪華。尤其是歐盟總理馮德萊恩強調，她一年內兩次訪華，足證歐中關係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李強總理將其履新後的首次出訪安排了歐洲行，也表明中國新一屆政府對發展中歐關係高度重視。

此外，去年9月李強在出席G20新德里峰會期間，分別會晤了米歇爾和馮德萊恩；11月習近平先後與馬克宏和德國總理蕭茲舉行電話、視頻會談。

隨著中歐首腦的頻繁互動，因疫情等原因停擺的中歐高層對話機制會晤全面重啟。從去年7月到10月，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斯、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堯羅娃、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先後訪問北京，與中國同事分別共同主持了第4次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第2次中歐數字領域高層對話、第10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以及第12輪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這些高層對話，不僅為此次中歐峰會營造出良好的氛圍，也為峰會取得的成果做了鋪墊。

不僅如此，在此次峰會上，中歐雙方還同意適時召開新一輪的中歐戰略、經貿、綠色、數字等領域高層對話，舉行財金、工業、區域政策、競爭政策對話和中歐金融工作組首次會議，並將在今年舉行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的會議，以延續中歐關係全面發展、多點開花的良好勢頭。

其次，雙方再次確認中歐關係的重要性和互為夥伴的定位。習近平在會見歐盟領導人時，重申「中歐是推動多極化的兩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兩大市場、宣導多樣性的兩大文明」，強調「在當前動盪加劇的國際形勢下，中歐關係具有戰略意義和世界影響，關乎世界和平、穩定、繁榮」。兩位歐盟領導人在與兩位中國領導人會晤時也予以積極回應，贊成歐盟和中國是世界兩大力量，強調歐中關係是歐盟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

正如毛澤東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作為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外交也將關係定位視為雙邊關係的首要問題。去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舊金山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舉辦的歡迎宴上指出，中美關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兩國到底是對手，還是夥伴。此番在會見歐盟領導人時，習近平開門見山的地希望，雙方要堅持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正確定位，「不能因為制度不同就視彼此為對手，不能因為出現競爭就減少合作，不能因為存在分歧就進行對抗」。引人注目的是，習近平在會晤中還提出了「三個夥伴」的新論述，即「願將歐盟作為經貿合作的關鍵夥伴、科技合作的優先夥伴、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的可信夥伴」。

雖然2019年以來歐盟將中國同時定位為夥伴、競爭者和體系性對手，但不同於美國執意用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歐盟對中國的認知還是將夥伴排在第一位。故而即使「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已淡出歐盟對華政策的話語體系，兩位歐盟領導人還是明確表態，歐盟願作中國可信可靠的夥伴，期待與中國發展長期穩定、可預測、可持續發展的關係。總體來看，雙方領導人在北京進行了一次較為成功的戰略對表，增進了戰略共識。

再次，中歐合作正在進一步拓展，某些敏感領域的分歧有所縮小。根據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彤在峰會結束後對媒體做的簡報，雙方將深化經貿、綠色、地理標誌、知識產權等領域合作，用好出口管制對話機制，探討建立中歐關鍵原材料預警機制、構建穩定互信的供應鏈夥伴關係。雙方同意在碳排放交易方面加強合作，支持雙邊碳排放交易體系備忘錄延期。其中，「中歐關鍵原材料預警機制」是中歐合作的最新進展，也是對歐盟「去風險化」訴求的正面回應。

此外，雙方還同意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包括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 28）取得積極成果。根據歐盟的新聞稿，米歇爾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也表示，應對當今世界大多數難題的唯一方式就是增進合作，為此，布魯塞爾邀請北京加入由歐盟參與發起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承諾」，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快速推進清潔能源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曾經給中歐關係投下巨大陰影，並導致2022年4月的中歐線上峰會不歡而散的烏克蘭問題，在此次中歐峰會中不再是焦點議題。在中方的新聞稿中，中國領導人甚至沒有提到「烏克蘭」三個字，而是代之以「推動政治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在歐盟的新聞稿中，烏克蘭問題雖然被列為第二大議題，但主要是一些政治正確的原則性表述，不再情緒性地要求中國選邊站隊，譴責或制裁俄羅斯。相反地，布魯塞爾在字裡行間還間接確認了北京沒有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性武器。去年4月，習近平在中法歐三方會談中首次提出「烏克蘭危機不是中歐之間的問題」，看來歐盟已逐漸接受這一立場，中歐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分歧正在縮小。

中歐關係需化解若干難題

首先，貿易不平衡是歐盟關切的首要議題。無論是歐盟關於此次中歐峰會的通稿，還是兩位歐盟領導人在記者會上的講話，都把解決貿易不平衡放在議程的最優先位置。歐盟領導人指出，當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近4,000億歐元，20年前這個數值只有400億歐元。馮德萊恩直言不諱個中原因，包括歐盟企業缺少中國市場的市場准入條件、中國企業享受優待，以及中國製造業出現產能過剩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歐盟企業在中國市場遭遇到不公平的競爭。

但中方對貿易逆差的認知顯與歐方有別。中方強調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中歐貿易現狀是宏觀經濟環境、國際貿易條件和雙方產業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簡單地歸責給某一方，或歸咎於市場准入問題。不僅如此，中方反將一軍，希望歐盟放寬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限制，這將有力推動雙邊貿易更加平衡發展。

其次，雙方對歐盟「去風險」存在認知分歧。作為「去風險」的始作俑者，馮德萊恩在北京重申歐盟不想與中國脫鉤，並解釋「去風險」的核心在於通過供應鏈的多元化，來解決過度依賴問題，從而增加歐盟供應鏈的韌性，並非針對中國。

顯然，這套說辭並不能完全說服中方，歐盟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展開反補貼調查，更加劇了中國的疑慮。李強就對歐盟領導人當面表態：反對違背市場經濟基本準則，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希望歐方審慎出台限制性經貿政策和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保持貿易和投資市場開放。習近平雖未當面批評「去風險」，但在去年10月的「一帶一路」峰會上說過「把別人的發展視為威脅，把經濟相互依存視為風險，不會讓自己生活得更好、發展得更快」。

再次，雙方在解除相互制裁問題上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中歐關係在近年來陷入低谷，肇始於2021年歐盟因「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方人員和實體，中方遂採取對等反制措施，《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也因此被歐洲議會擱置，至今未得到批准。據悉，中方在此次峰會上建議雙方同步取消制裁，但歐盟沒有回應，顯然歐盟內部仍有分歧。從此可見，儘管當前中歐關係發展勢頭喜人，但還不能說中歐關係已完全回到正軌。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戰略與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自民黨遭大學教授控告，許多派閥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有刻意漏報的情形，東京地檢特搜部立刻展開大規模調查，岸田首相自身恐怕也脫不了干係，其政權危機重重。

由於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部爆發政治募款宴會申報不實、拿回扣的醜聞不斷發酵，去(2023)年12月14日岸田首相調整相關人事，撤換安倍派的4位大臣、5位副大臣，希望能挽回國民對政治的信賴。但疑雲還在擴散，大概不會簡單善了。

派閥主幹須撈金增強實力

因為最先是從黨內最大派閥「清和政策研究會」（安倍派）開始、且最嚴重，該派核心「五人小組」全部涉及，是檢調調查重點，使得內閣改組安倍派全數出局，內閣官房長官由前外相、台灣綠營最討厭的林芳正（岸田派）取代松野博一，經產相由齋藤健（無派閥）取代西村康稔，總務相由松本剛明（麻生派）取代鈴木淳司，農水相由坂本哲志（森山派）取代宮下一郎；還有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萩生田光一（兼「日華懇」幹事長）、國會對策委員長高木毅，及參議院幹事長世耕弘成都辭職了。其中萩生田光一2022年12月、2023年10月，世耕弘成2022年12月底都曾訪台，獲蔡英文在總統府接見；西村康稔則因支持台積電赴日投資，也頗受台灣當局歡迎，但如今這票蔡政府刻意拉攏的「親台派」皆從要職上退下了。

自民黨為自由民主黨的簡稱，是1955年日本保守陣營為對付剛統合眾小黨成立的社會黨，由自由黨和民主黨結合而成，憑著資金雄厚、勢力龐大蓋過進步派的社會黨，長期執政，因此人稱此為「五五體制」，僅在1993-1996年及2009-2012年兩次短期失去政權。日本政府歷次政權更迭，絕大多數皆是自民黨內大風吹，重新排列組合。

日本是內閣制國家，閣員本身也是議員，而議員面對選舉及日常的人事費、交通費、通信費、事務所費、後援會活動費、婚喪喜慶費、政策費等龐大開銷，是需要黨費和個人捐款、機構（企業）的政治獻金等來支應的。於是得藉政治聚集資金，再用撈取到的資金鞏固自己的票田，或更進一步散財拉拔子弟兵，以「增殖」自己的政治實力。

長期當權，派閥益發驕縱

然而，當權久了就容易腐化。自1980年代以來，自民黨屢有派系的政治獻金出狀況而重創政權、派閥的案例，最著名的有兩件，一是1988年的「里庫路特事件」，里庫路特公司向政府高官、黨政要人、通信業界贈送其子公司未上市股票，受贈者都獲利甚豐，露餡後造成竹下登首相下台；一是1992年東京佐川急便事件，該快遞公司透過黑道搭上自民黨領導層，後來向大老金丸信秘密送上5億日圓政治獻金曝光，使得最大派閥「經世會」分裂，翌年選舉自民黨慘敗，為「五五體制」後首次拱手讓出政權。

而從2012年安倍重新執政，一口氣綿延7年9個月，期間在野黨大黨又分裂成眾小黨，更凸顯自民黨的一黨獨強，各派閥益發驕縱、自行其是。

上脇細查收支報告大揭弊

這次自民黨5個派閥因少報黨內收支疑雲並非報紙、周刊爆料，而是遭到刑事告發。告發人正是神戶學院大學法學部的上脇博之教授，他長年追蹤「政治與金錢」的問題，是當今日本檢證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的頂尖專家，之前曾多次對地方政府、日本政府部門的經費、秘密費用度等提起告發。日本的《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一切收入，包括黨費、會費、個人捐款、企業與團體捐款，都要註明件數、姓名、職業、金額、團體名稱、負責人、年月日等詳細資料；收支報告書規格也寫著，如果購買價值超過20萬日圓、如政治籌款宴會券之類的，都必須在收支報告書裡的收入欄填寫詳細資料。一旦被查到會計帳簿、收支報告書造假、記載不實是要受罰的。  

2022年10月，日本共產黨《赤旗報》周日版率先揭露有漏報嫌疑，該報記者採訪上脇教授，聽取他的評論。而他看過資料，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弊端。因此，上脇教授親自展開調查。從北海道至沖繩，仔細核對派閥政治團體收支報告書與購買宴會券的政治團體收支報告書，以及派閥收入明細表，並鍥而不捨地與選舉管理委員會及總務省網站所公布業界對政治團體的支出欄逐一比對；赫然發現5個派閥從2018年迄今至少有5880萬日圓沒有記載，研判那不是單純的漏報，而是有組織的操作。因之去年10月向東京地方檢察廳告發，東京地檢特搜部立刻展開調查，從全日本各地召集約50位檢察官，在12月13日臨時國會閉幕後，大規模約談、搜索安倍派、麻生派、茂木派、二階派、岸田派的幹部及議員，人數多達幾十人。

岸田牽涉，政權岌岌可危

日本社會、學界普遍認為，政治人物在「錢」這方面不乾淨，就表示其「品質」低落。當前日本民眾正咬牙忍受物價大漲，政客們卻可不費吹灰之力撈到大把資金，自然會助長民眾對政治、政客的不信任。因岸田自己也擔任了11年「宏池會」（岸田派）的會長，12月7日才閃辭會長一職，所以極可能也牽涉在內，其政權岌岌可危，內閣支持率甚至低於20%，可以說是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自民黨這回能否自淨、自清，日媒都在盯看，或許會再做制度改革，束緊《政治資金規正法》，不過，這也是做給選民看的，畢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度再怎麼嚴，政客玩久了，還是可摸出漏洞，從中漁利。這是政黨政治及選舉制度難以杜絕的痼疾。

喧囂紛擾的2023年終於結束。在迎接2024新年之際，世人莫不希望世界走向和平幸福。尤其，對世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兩大強權領導人，習近平與拜登在2023年11月舉行會談，給世人帶來甚大期盼。即使美國為此次會談做出甚多努力，但因中美之間仍存在結構性矛盾，未來發展難以樂觀。

中美合作無法化解矛盾

拜登在會談前表示，兩國應負責管理競爭，美方希望朝此方向努力；拜登提到雙方面臨的全球挑戰，包括氣候變遷和人工智慧都需要共同努力。習近平則表示，大國競爭無法解決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題，「兩大國轉過身去不是一個好選項」，衝突對抗的後果誰都不能承受。習更明白表示：「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我們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

表面看來，美中雙方都無意正面衝突，並且展現合作的意願。然而，習、拜進行閉門會談後，雙方並沒有發表聯合聲明，而是各自向媒體宣示立場。這顯示，中美之間根本的心結並未獲得紓解。

有評論者認為，美中雙方同意對在美國氾濫成災的芬太尼(Fentanyl)藥物進行管制，以及在人工智慧(AI)領域的合作達成共識，並恢復軍事對話，是此次會談的重大成果。因此認為此次「習拜會」奠定了中美新關係，中美可以走出過去6年的對抗衝突，邁向和平共處、合作發展的新模式。

事實上，和平共處、合作發展是中國大陸處理國際關係一貫的最高指導原則。但若說此次「習拜會」開啟了中美關係新模式，則是見樹不見林。因為即使雙方願意在若干議題上合作，但只要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不解，彼此的關係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化。

美國霸權心態是矛盾根源

15世紀殖民主義興起後，歐洲國家就產生了強烈的優越感。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國家的優越感更為強盛。美國獨立後，憑藉廣大而肥沃的土地，吸引無數勇於追求夢想的歐洲移民前往新大陸，這些具有冒險犯難精神的拓荒者自立自強，使美國國力不斷向上提升，同時繼承了西方國家的優越感。

兩次世界大戰使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國家受創甚深。唯獨美國本土置身於戰場之外，不但毫髮無傷，反而因戰事促進了軍工產業的發展。戰後美國吸納了全球的人才與資本，成為世界超強，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更一躍成為全球獨霸，國際地位處於巔峰。

美國不僅在綜合國力上獨步全球，也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重要國際組織扮演主導角色。並藉由軍事、政治、經濟、金融等方面的優勢，成為國際秩序中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其國際角色也逐漸由援助者轉變為指導者，甚至成為干預者。受美國箝制的國家即使不滿，卻也無力反抗。如此一來，養成美國號令天下的習慣。美國在日本及韓國派駐軍隊，布置第七艦隊巡弋西太平洋，介入波灣戰爭、進軍阿富汗，顛覆伊拉克政權，參與敘利亞內戰，都是干預他國內政，主導區域紛爭的具體事例。

中國大陸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引起美國高度警覺，深恐中國將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獨霸地位，改變二戰後由美國一手主導的國際規則與秩序，因此極力打壓，試圖遏阻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

台灣議題是矛盾的焦點

在此次會談中，習近平明白要求美國除了在口頭上「不支持台獨」外，還要以具體行動實踐此一立場，包括停止武裝台灣，更應積極地支持兩岸和平統一。但拜登除了重申「不支持台獨」，卻堅持繼續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

拜登甚至要求大陸不要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美國對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力人盡皆知，拜登如此表態等於宣告，對台灣大選發揮影響力是美國的專利，不容許他人攪局。

表面看來，中美在台灣議題上相互較勁，各有堅持、互不相讓，是中美之間的重大矛盾。各方評論者也聚焦於此項爭執。其實，這只是淺層矛盾，美中之間更深層的矛盾在於，中國大陸根本不認為美國有權介入台灣議題。

兩岸分隔的現況是中國內戰造成的；既然是內部糾紛，理應由兩岸中國人解決。2015年習近平與馬英九在新加坡會談，就是向世人發出這個清楚的訊息。美國就台灣議題與中國較勁，欠缺正當性。而且，美國介入台灣議題，完全是基於其全球獨霸地位，中國無法接受。但是，如果中國綜合實力不能與美國平分秋色，甚至超越美國，就不得不暫時忍受國際政治的殘酷與現實。

不過，國際局勢不是一成不變的。習近平2013年6月在美國加州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表示，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2022年11月，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會見拜登時，又首度說出「寬廣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共同繁榮」。這些均顯示，習近平的視野已從太平洋提升至整個地球，充分說明了中國面對美國的態度已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這種自信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美消長日益明顯的趨勢下，目前的國際局面將持續多久？將來會不會發生決定性的變化？或許不久後便能見分曉。

(作者係退休大使)

俄羅斯對外情報局(CBP)局長納雷什金日前表示，根據他得到的訊息，西方集團最近頻繁討論更換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問題。他表示，根據情報分析，美國更換澤倫斯基的理由有三，一是澤氏的行為非常粗暴乖張，二是他對俄烏問題的態度非常僵化，毫無彈性可言。三是他對俄烏衝突的立場太過堅持，因此若要解決衝突，他不可能成為對話的一方。

目前可以取代澤倫斯基的人選，經俄方深入分析認為，以現任烏克蘭國防部長札盧日內、前烏國總統辦公室顧問阿列斯托維奇、基輔市長克里奇科，以及現任總統辦公室主任耶爾馬克等四人最有可能。

根據俄方情資顯示，目前烏克蘭軍隊已失去進攻能力，歐盟正在認真考慮與俄羅斯討論停戰。換言之，歐盟準備依照目前的情況凍結俄烏衝突，但很難瞭解俄烏雙方的談判意願、是否願意簽署文件，以及接受第三方擔任中間人的可能性。

澤倫斯基肯定不會接受凍結俄烏衝突，因為如此一來，他將成為各方聲討的對象，而且會失去掌控烏克蘭的力量。但凍結俄烏衝突對西方有利，因為西方對目前的情勢已感到厭倦，而且也無力再向基輔提供更多軍事和其他援助。

最近俄國媒體頻頻出現有關西方集團對俄烏衝突感到疲憊的報導，這些資訊多半出自西方高官，例如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但這類資訊若出自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其意義截然不同，特別值得注意。

其實，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西方國家，甚至美國，與俄羅斯的情報往來從未間斷過，俄國對外情報局長納雷什金與美國中情局長柏恩斯就經常會晤。納雷什金曾說：西方集團遲早會放棄基輔這個傀儡。最近俄國官方就一再報導，西方已越來越不願意支持烏克蘭了。

基輔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權，因為它無法決定其外交政策。例如2022年春，它無權簽署已完成的和平條約。美國可以隨時更換其政治菁英，烏克蘭只是被西方集團視為與俄羅斯衝突的緩衝區而已。

在這種情勢下，有關西方對澤倫斯基不滿，以及隨時要更換他的訊息並不意外，但問題是，如何將其更換，因為烏克蘭現正在實施戒嚴法，澤倫斯基也會設法阻止總統大選，因此西方只能設法說服澤氏下台，而提出一位更有彈性的政治人物。不過，由於澤倫斯基政府不斷地向民眾灌輸烏軍正成功進行反攻的訊息，因此，烏克蘭民眾是否能承受政治上的巨大變化令人擔憂。如果不能有效處理烏克蘭的國內問題，而暫時凍結俄烏衝突，不久後，烏克蘭極有可能出現主張復仇的極端分子上台。

(作者係俄羅斯前資深外交官)

2023年11月30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刊登了三位知名的「中國通」：葛來儀(Bonnie Glaser)、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和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聯名的文章－《台灣和威懾的真正來源》(Taiwan and the True Sources of Deterrence)、副標題為《為何美國應安撫，而不只是威脅中國》(Why America Must Reassure, Not Just Threaten China)，指出美國對中國發出軍事威脅信號的同時，應保證「不支持台灣獨立」，以免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美國不該誤導台海兩岸

文章開宗明義指出，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及對台灣日益強硬的態度，使得美國在台海進行威懾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作者認為，美國有責任支持台灣發展防禦性的「豪豬戰略」(porcupine strategy)來應對中國的威脅，但發出軍事威脅信號只是威懾戰略的一部分，同樣重要的是向潛在對手提供保證，以免和他們發生不必要的衝突。事實上，軍事威脅越強大、可信，向潛在對手提供可信度高的保證就越重要、也越困難。目前台灣海峽的三方當事人並未向彼此提供足夠的保證，例如，為了增強威懾，華盛頓必須明確表示，它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不僅反對北京武統，也反對台北追求獨立。而且，美國在與台灣加強安全合作時，必須避免讓北京以為美國準備恢復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

三位作者認為，美國現任和前任官員宣導美國應正式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或恢復美台軍事聯盟的承諾實屬下策；如果該想法被政府採納，將削弱美國所做保證的可信度，並減弱其威懾力。如果中國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利用中方的克制，推動台灣獨立，或在任何情況下阻止統一（即使是通過和平的、非強迫式的談判方式實現統一），美國的軍事威脅將會立刻失去效力。北京可能會判斷，不發動戰爭，意味著將永遠失去統一的可能性，或將導致美國與台灣軍事同盟關係死灰復燃；那麼即便美國在台海地區增加軍力，可能仍然無法避免戰爭。

12月7日，美國聯邦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發布《2024年度國防授權法》共識，內容包含《強化台灣韌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要求為應對中國競爭，國防部長應與台灣國防官員協調，為台灣擴大或建立全面的訓練、諮詢與制度化的戰力建構計畫，追蹤列管對台灣安全援助延宕的問題。《強化台灣韌性法》如果落實，是否象徵著美台軍事同盟關係死灰復燃？這必將引起北京的高度關注。

美方重申「不支持台獨」

2023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舊金山與拜登舉行了會晤，深入闡述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習近平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中方重視美方在峇里島做出的積極表態，但美方不支持台獨的表態應該體現在具體行動上，應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拜登則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承諾。

拜登政府一再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這些聲明與美國傳統的「戰略模糊」政策一致，即美國避免具體說明在何種條件下會介入台海衝突，從而不會向台獨宣導者開綠燈，或通過看似恢復對台灣的盟國承諾激怒北京。但這些聲明的可信性不斷遭到質疑。依據1979年美中正式建交的三個原則（同台灣當局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美國並無義務保衛台灣。可是，拜登近期卻四次提及，美國會在台灣受到攻擊時保護台灣。

令人關注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員也沒有澄清說，美國接受通過談判和非強制手段，實現台海解決方案。拜登政府的缺失增加了北京的懷疑，認為華盛頓永遠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兩岸統一。2021年12月8日，拜登的長期助手、印太事務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Ely Ratner)，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鼓吹台灣地處第一島鏈關鍵節點，且支撐美國盟友和夥伴網路，呼籲國會進一步協助提升台灣「不對稱戰力」的聲明，其實暗示該島嶼對於保衛美國盟友戰略上不可或缺，因此美國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統一。

民進黨應凍結「台獨黨綱」

文章作者認為，美國不應排除最終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只要統一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台北也不應採取永久封閉的態度。為了防止戰爭，台灣必須讓北京的領導人相信，只要解放軍不攻擊台灣，台北就不會追求獨立或永久分離，和平統一仍然是可能的。而中國應該保證，只要台灣不追求正式獨立，北京就不會使用武力。

與此同時，台灣應避免潛在的挑釁行動，如舉行公投改變中華民國的名號，或修改領土以排除中國大陸，因為這些變化等於正式宣布獨立。台灣將於1月13日大選，無論誰當選下一任領導人，都需要讓北京確信，它無意從根本上改變現狀。但如果是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獲勝，這種保證需要再增強，因為賴曾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北京對他不信任。作者呼籲賴清德若勝選，應考慮凍結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讓維持現狀的承諾更有分量和可信度。

作者認為，中國希望未來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解決與台灣的政治分歧，而中國這種行為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須說服台灣民眾接受某種形式的和平整合，這雖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但鑒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以及北京可能會出現更具吸引力的政策，這並非完全不可能。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華盛頓應嘗試影響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想法。另一方面，美國應該避免發表不當聲明或採取過激行動，從而導致北京得出統一只能通過武力實現的結論。

美方應認真執行「一中政策」

美國的「一中政策」即不支持台灣獨立，或尋求恢復與台北的正式同盟關係。據此，美國政府不應在其官方通信中引用任何台灣主權的象徵，如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或像川普政府2019年國防部報告中稱呼台灣為國家或盟友。如果美國官員無意中這樣做，就應立即發布更正聲明。例如，白宮曾在推特上發布有關美國向台灣提供COVID-19疫苗的資訊時，包括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圖片，後承認是一個「誠實的錯誤」。由於北京擔心台灣可能是美國遏制中國的一顆棋子，美國官員不應暗示，台灣是美國國安不可或缺的戰略資產。

拜登政府堅稱其未對「一中政策」做出任何改變，但其言論已多次打破戰略模糊，並導致台海兩方對美國政策有所誤解。例如，2021年8月拜登在接受ABC採訪時錯誤地表示，美國有條約承諾保衛台灣，並將美國對台灣的「神聖承諾」，與其對日本和韓國所做的承諾相提並論。2021年11月拜登又告訴記者，台灣「是獨立的」並可「自己做決定」，這與長期以來美國不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的政策相矛盾，是迄今為止美國對台政策最嚴重的錯誤陳述。

作者認為，美國不需要對台灣的承諾做進一步的澄清或加強，但任何官員不應暗示或建議恢復美台正式聯盟，這種對台灣的無條件承諾可能會被視為對獨立派尋求與中國分離開綠燈。美國行政部門不應派遣四位前高官到台灣，國會也不應允許參眾兩院的議長出訪台灣，這些都造成台海緊張局勢。作者最後建議，美國政府應提供一份全面且高層次的聲明，闡述其「一中政策」，而不僅僅是機械地重複美國的「一中政策」，包括《台灣關係法》、三個美中聯合公報，以及雷根政府1982年對台北所做出的「六項保證」。

結語

依筆者看，其實，只要美國認真確實執行三個聯合公報，就不需要公布另外一份更完整、更高層次的聲明。如今的問題是，美國要將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棋子，因此屢屢走偏鋒，掏空「一中政策」的實質內涵。因此，問題不是三個公報沒有明確界定美中台三方關係，而是美國不願認真誠實執行其「一中政策」。如果不執行，則再多一份公報也是枉然。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2023年7月，季辛吉以百歲高齡佝僂之軀，僕僕風塵，萬里飛行，從紐約直達北京，大陸給予高規格接待，安排他住釣魚台賓館5號樓，就是1971年他與周恩來會談之處，設想極其細膩。習近平與季辛吉並座交談，溫語對話，祝賀其期頤之壽，以及訪問中國百餘次的雙百之慶，更享之以豪華的壽宴，充滿松鶴延年的中國文化氛圍。

北京如此盛情接待季辛吉，視他為老朋友，主要不是因為他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開啟中國的門戶，而是他自稱愛中國人民、敬重中國文化，歷久不衰，以半生的時間關切中美關係，認知到中美和平相處互蒙其利，惠及世界；中美衝突則互相毀滅，禍及世界，正是不要雙輸的思維。

習近平重美國的前國務卿，而輕現任國務卿，注重與地方、商界來往，乃有鑒於華府執政者毫無信義，何莫寄望於民間，以民糾政也。

尼克森是季辛吉的伯樂

如果說季辛吉是千里馬，則尼克森就是識千里馬的伯樂。尼克森1968年當上總統，燃眉之急是要解決越戰難題，北越屹立不敗，要因是背後有中蘇兩大國支撐。美蘇冷戰正酣，中蘇有矛盾，但華府不信共產集團會分裂，直至中蘇珍寶島之戰爆發，血染烏蘇里江，方知北京與莫斯科仇讎敵對之甚，美國豈有不見縫插針之理？聯華抗蘇不僅可弱化蘇聯，而且有助於越戰之解決。然而，當時華府與北京自韓戰交惡已20年，既無外交關係，恐共意識形態又充斥美國政界，如何著手？

季辛吉曾說尼克森是罕見的「現實主義」總統，所謂現實即以國家實際利益為重，不受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的左右，也就是講現實，不講理想，取理性思考，而不取浪漫情懷。而季辛吉正是由19世紀奧地利外交家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者。尼克森得同黨洛克菲勒的介紹認識季辛吉，一見傾心，於當選候任時即已請季博士出山。

季辛吉出任尼克森的總統安全顧問，以他的能耐與霸氣，主掌外交的角色猶重於國務卿，而其學識超群，受總統特達之知，言聽計從，風光更強壓國務卿。被認為「燙手山芋」(hot potato)的中國問題，更由季辛吉一手秘密進行，連國務卿也被蒙在鼓裡。季辛吉固然是通華的操手，但他執行的仍是尼克森的既定政策。與中國「恢復和睦關係」（rapprochment）並非季辛吉的創見。大約在尼克森選上總統四、五年前，他與法國總統戴高樂談話時就有共識，認為儘管意識形態不同，美國不宜繼續孤立中國，應在中國更加強大前恢復友好關係，對美國較為有利。戴高樂1964年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通往中國之路絕非老季一人的手筆。

季辛吉在留給中國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他為中美建交鋪路搭橋，不要歸功於他一人，最主要還是由於兩國領導人尼克森、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勇氣與高瞻遠矚。沒有伯樂，何來千里馬？

「聯中抗蘇」策略成功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多云季辛吉造就了時勢，吾謂最主要的是，時勢造就了尼克森與季辛吉。時勢云何？越戰騎虎難下，中蘇交惡有利可圖，尼克森以反共聞名，更可以減輕和中的疑慮。有此三大時勢，尼與季方得接燙山芋而不燙手。尼克森素來反共而願與老共打交道，就是他現實主義的展現，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既符合當時美國的戰略利益與需要，意識形態在他看來又何足掛齒？

季辛吉被稱為中國通是後來的事，他初不知中國，更不是學院派的漢學家，他對中國的理解僅止於英文書與大英百科全書，只是淺層的知識。難得的是，他能與北京高層有第一手的接觸，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曾深入交談，他對中國的認識殊非一般研究中國的學者所能有。更何況他訪華百餘次，敏銳覺察到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知識分子的西化傾向，甚至楚才晉用，輕視自己5千年寶貴的文化。他認為國家的衰亡源自文化的消亡，珍惜並傳承祖宗的文化，才值得世人尊敬。於此可見，他通曉當代中國殊非一般蛋頭可及。

季辛吉比起尼克森的現實主義更有一套理論，他欣賞梅特涅於拿破倫戰爭後合縱連橫，建立均勢，恢復了歐洲的秩序，維持了長期的和平。他最初設想的和平是美、蘇、中、日與歐洲五大勢力的均衡，但日本軍事與外交均受制於美國，而歐洲又非一統之國，獨立自主的強權惟美蘇中三家而已。他認知到三國關係舉足輕重，任何一方的聯合都會受到另一方的關注。當美國想要聯中抗蘇之際，蘇聯有鑒於中蘇關係的劇烈惡化，亦想要聯美制中，但季辛吉的縱橫術絕不會允許聯合較強的蘇聯，來對抗當時較弱的中國，自然是聯中抗蘇，於美國利益最大。

果然中美破冰後，莫斯科發覺東西兩面遭遇勁敵，因此對美大為收斂，減輕了美蘇之間的緊張與衝突，無論議事或限武，華府都較順手，而後有美蘇之間的「低盪」(détente)。華府「和中」暗助了北京面對蘇聯的威脅，亦有助於北京較配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這就是季辛吉使美國在三強之中，占優勢的縱橫捭闔之術。

季辛吉在尼克森的授權下，一路引導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71年7月9日他從巴基斯坦秘密飛往北京，與周恩來杯酒交歡，回到加州與尼克森共同宣布，尼克森將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的計畫，震驚世界。季辛吉1972年陪同尼克森訪華，與毛澤東、周恩來晤談，再由北京到滬杭，最後確定中美正常化進程的《上海公報》。談判的難中之難就是台灣問題，季辛吉最初想要的方案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法得逞後接受周恩來的「一中」底線，可見美國當時的聯中之切。

季辛吉認為，美國人不必喜歡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但必須認知中國大陸才是真正的中國，台灣雖是盟友，但在國際上已失去政治地位；美國必須接納真正重要的戰略，而不能浪漫地設想台灣還代表中國人民。這就是他現實主義主張之一例。尼克森因水門案，未能完成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更因案辭職，由副總統福特繼任，然而福特太弱勢，季辛吉雖兼任國務卿，賦予更大的外交權力，也不得不等到民主黨的卡特上任後，華府才能與北京於1979年建交。卡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尼克森與季辛吉確立「一中」底線的結果。

毀譽參半，唯北京親切接待

季辛吉辭世後，有人說「季辛吉之後再無季辛吉」；其實，他能揮灑自如不過是從1969到1975年的7年。美國1976年總統大選福特落選，季辛吉從此離開了權力中心。之後，有不少美國人大肆抨擊季辛吉不講道德，其大國政策導致中南半島與中南美洲的災難，認為他的行徑極其醜惡；更有人控訴他是「戰犯」，要審判他，所以他退出官場之後，在美國成為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為了結束越戰，轟炸柬埔寨邊境，導致柬國動亂，人口減半；他又曾於1973年策劃智利政變，推翻民選出來的左派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建立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右翼獨裁政權，被視為「道德卑鄙」。

現實主義的外交固有其殘酷的一面，然而，在尼克森與季辛吉掌權前後，美國在中東、東南亞、中南美所犯下的戰爭罪與道德卑鄙還少嗎？這些以道德高度抨擊季辛吉的自由派人士，未免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也。

季辛吉晚年，以一介書生不時苦口婆心，出謀獻策，但主政者敬而不重，多不見聽，尤其有關中國議題對他置若罔聞，在在顯示「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意識形態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矛盾，季辛吉猶如朱熹老夫子筆下的秦、李之流，煽縱橫捭闔之辯，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為士類所不齒！所以，他晚年及身後在美國毀譽參半！然而，北京不因季辛吉無官而輕之，中國領導人自鄧小平以來，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都感其重視中美關係，傳達友誼，故莫不親切接待，展示中華文化的人情味。

季辛吉不僅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且多與民間交流，他曾於2013年到訪貴州，與鄉民握手交談。華府也因季辛吉與中國剪不斷的友善關係，以及對中國有常人不易得到的理解，不能不時而有所諮詢，但僅備詢而已。季辛吉更成為美國商界的寵兒，不惜以重金聘他為顧問，收入不菲。北京的加持使季辛吉漫長的晚年不僅未隱沒人間，而且不時成為新聞人物，直到辭世。

季辛吉晚年難挽狂瀾

美國自從素人川普當上總統，在國內極力煽動民粹、激化民族矛盾，胡搞新冠疫情，國會被暴民攻陷；在國際上毀約背盟、亂打貿易戰、損人害己。拜登繼川普登上大位，非理性作為不減反增，狂印美鈔、債台高築、通貨高度膨脹、政府有關門之虞、無家可歸的遊民數以百萬計、校園槍擊事件屢見不鮮、為解決監獄人滿為患搶劫不到千元不罰，種族仇恨變本加厲。在國際上，鼓勵集團對抗、激化民主與集權的意識形態之爭，為抑制中國崛起無所不用其極，擾亂世界經濟秩序。更無端引誘烏克蘭打代理人戰爭，意圖弱化俄羅斯，反而促使中俄背靠背，大大不利美國的戰略，迎來中、俄、伊朗共同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

季辛吉深刻體會到華府對華的焦慮，以及外交領導人不成熟的傲慢，引來北京反彈。但他總認為美國仍居於不容挑戰的優勢地位，還說美國的詞典裡沒有「雙贏」兩個字，言下之意，任何國家都不應挑戰美國獨一無二的霸權。他沒有看到美國無底線地打壓中國，難道中國人連憤怒的權利都不能有嗎？他認為美國的外交團隊比中國的更瞭解對方，筆者也不以為然。

拜登於季辛吉死後，悼念他有「敏銳的智慧和深遠的戰略定力」，拜登如能借重季博士的「敏銳智慧」與「戰略定力」，俄烏戰爭就不會發生，季在事前以白紙黑字警告，不能讓烏克蘭進入北約，因會威脅到俄羅斯的安全，後患無窮，果然不出其所料。他也曾勸拜登，不要無休無止地與北京對抗，直言「美國應該與中國和解」，顯未見聽，以至於中美關係螺旋式地惡化，幾乎瀕臨軍事衝突邊緣。

至於拜登力邀習近平到舊金山會談，減輕兩國之間的緊張，是否聽從季辛吉的建議，不得而知。不過，從川普到拜登，美國的執政者胡作非為，拜登內外危急尤其沒有方向，舉止失措，國勢日蹙，不正合了「東升西降」之說。季辛吉素以美國利益為尚，以均勢求和平共存為要，曾在留言簿上認真寫道：「願中美兩國永不兵戎相見」。眼見布林肯輩的荒腔走板，激化中美緊張關係，豈能瞑目？聊以七律記慨：

七月京師雙百慶，豪華壽宴喜洋洋；縱橫捭闔平生業，穿往梭來舉世忙；一代風流成絕響，八年寥落話淒涼；東升西降難瞑目，新墓如何對夕陽？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