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映真，即使曾經有過意見上的分歧，也更有自己的立場，但是，別人不知道的是，我們之間的友情，從未動搖。

我最近翻出一個珍藏的檔案夾，重讀多年來映真的來信，讀到了下面這一段：「我對你有很深的情感，因為我們共有廢頹與唯美的本質─雖然表現上有顯晦之別。」

這是映真給我的一封信，時間是1994年11月24日。那段時間，由於我的小說《浮游群落》翻成日文，譯者崗崎郁子教授發表了對我的專訪，其中問到我對映真的意見，我答覆得比較直接，但基本上與我一貫的想法一致：希望他減少政治參與，全力投入他獨步台灣的文學創作。不料，我的意見被一些台獨論者借題發揮，利用我的批評，惡意攻擊映真。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因此更為緊張。

然而，我們的友情，仍然沒有動搖。

那封信的結尾，映真說：「不著急。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躲起來，細聊。」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我們始終未能實現「躲起來細聊」的承諾，但我深信，我們之間的友情，從彼此開始相識，到最後無緣見面，從來沒有任何變化。不妨就記憶所及，概括談談我們之間的交往。

最初相識應該是1960年春至1962年。那是台灣所謂現代主義小說開始出現的時期。我們第一次見面，大概是1960年的春夏之交，地點在台北新公園西口衡陽路上的田園音樂茶室。所以記得很清楚，是因為介紹我們認識的人（不記得是陳振煌，還是秀陶），介紹的方式有點奇怪，他說：這個是寫《麵攤》的陳永善，那個是寫《大落袋》的劉大任。這個奇特的「介紹」反映了所謂「前衛派」剛出現的那個時代，一小群知識分子相互取暖的「同溫層」心情。但因為我於1962年去了夏威夷大學讀書，那段時間，我們之間的交往基本上限於「同類」聚會中的閑聊，思想上，並未深入交換意見，只能算是同道，還不到知心朋友的程度。

友情的增進和深入，離不開思想上的相互啟發和交流。

1964年夏，我回到台北，參加了邱剛健和黃華成主持的《劇場》雜誌，映真也是同仁之一。除了編輯會議經常見面討論，在《劇場》推出《等待果陀》和其他實驗戲劇的過程中，逐漸發現，關於《劇場》的編輯方針和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等重要問題，映真和我的意見比較一致，往往站在邱、黃的對立面，最終導致《劇場》分裂，映真和我退出，同尉天驄合作，於1966年，創辦了《文學季刊》。

為了實踐我們的文學主張，映真同我有過許多討論（當然，那種討論不是學術討論，更像聊天），並決定，首先必須在自己的創作上跳出「現代主義」的窠臼，力求立足現實，立足生活。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想法，1966年出版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映真發表了《最後的夏日》，我寫了《落日照大旗》，這是我們共同追求改變寫作風格的開始。

1966年秋，我去柏克萊讀政治研究所，繼續以寫稿和通信討論編務的方式，參與《文學季刊》。當時的計畫是，拿到碩士就回台灣，跟映真和陳耀圻、李至善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創辦一個台灣尚未出現的現代傳播事業。

1967年聖誕節前後，聶華苓做客陳世驤老師家，問我：「愛荷華明年想邀請一位台灣小說家，你能推薦一位年輕的好作家嗎？」我推薦了映真，並從手邊和圖書館收集了他的一些作品，寄給聶華苓。她回信表示，非常喜歡，但保羅安格爾（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室主持人）不懂中文。後來由我和陳少聰等人翻譯了幾篇，安格爾讀後，決定1968年的台灣作家就邀請映真。

我始終感到內疚，邀請陳映真赴美的這件事，可能觸動了警備總部的官僚反應機制，提前於映真赴美前發動逮捕。

1975年映真出獄後，由於他的前政治犯身分，而我也因參與保釣運動上了黑名單，我們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溝通管道。

我做過一些努力，主要是希望他減少政治活動，不要輕易放棄文學創作。他也通過輾轉帶話，希望我不要太消極、太灰色。

然而，彼此的努力，都無法抵達對方的心裡。

1994年以後，直到映真去北京教書，我多次回台，也有機會與映真見面，但映真提議的「躲起來細聊」，始終沒有實現。現在回想，不能實現的根本原因，應該不是時間或事務上的困難，而毋寧是彼此心的底層，有無法克服的阻隔。不正是因為這樣，才需要「躲起來細聊」的嗎？然而，那個阻隔，可能需要時間，需要通過自己的深刻反省，才有可能逐漸消融吧！

不過，這終究是無法補救的遺憾。

我依然深信，我們之間的友情，毫無動搖，因為，在我的心的底層，映真的形象，從來沒有動搖。

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出身巴勒斯坦，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愛德華薩尹德(Edward W. Said)，在一次專訪中說：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我來說，不是抽象，而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具有幾乎不堪忍受的具體感。」

這幾句話，我認為，就是映真一生作為的寫真。

時間過去，世界變化，台灣遲早會面對歷史，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天，映真的真實形象，將成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作者係作家)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說「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很多「民主自由」派人士因此質疑大陸沒有朝「民主化」邁進。問題是，難道只有西方定義的「民主」，才是民主嗎？

西式民選無法選賢與能

長期以來我們受西方世界的影響，以為能投票選舉民意代表、選舉領導人，就是「民主」的體現，卻忽略了這套選舉制度有其歷史背景。

西式民選制的本質是「對抗式民主」，是封建貴族為了對抗皇權而產生的。在沒有皇權的共和制，或是皇權弱化的內閣制中，產生了兩黨政治，目的也是自我掣肘、相互抵制。這套制度適用於從封建走向共和的西方世界，但拿到世界其他地方，就顯得水土不服。

更糟糕的是，「對抗式民主」要能有效運作，需要幾個前提：經濟情況許可、政治人物自我克制、人民理性思考。一旦前述幾個先決條件失靈，那這套制度的缺點就會表露無遺，讓整個國家空轉內耗快速螺旋下墜，跌入失敗的萬丈深淵。

選舉乍看之下，應該是個正面表列的行為，就是候選人告訴選民自己的優點、自己的治國能力，透過競選的過程，讓選民認識他，進而走進投票所，把票投給他。但真實的競選是個負面表列的過程，也就是候選人只要證明自己比較不爛，當選的機會就比較高。還有些支持者根本不在乎候選人的好壞，他們之所以支持特定候選人，是因為與候選人有著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既然如此，何來選賢與能？

越選舉社會越撕裂

選舉的另一個結果就是「撕裂社會」，這樣的情況在單一席次的選戰中尤其嚴重，美國現任總統川普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選舉的過程中，川普有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等問題被不斷質疑。只是這些對手或反對者無法容忍的行為，在川普支持者的眼中，卻可能是他們極力支持川普，甚至催動他們出門投票的根本原因，這讓整個社會在選舉中越來越撕裂。

這些情緒終於在川普當選後全面爆發，全美各地到處都有反川普的示威遊行。而由於川普的當選，許多極端主義者，如白人至上主義者，更認為自己終於出頭天了，於是行事越來越不掩飾，導致這一年多以來爆發了種族主義者與反對者之間的衝突，整個美國社會的矛盾一天比天更尖銳。

如果連「民主大國」的美國都面臨這樣的問題，那世界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許多選擇西式民選制的國家，都被列為「失敗國家」，西式民選沒有為他們帶來進步，只帶來了虛耗與空轉。

中國模式提供不同途徑

就在這個「普世價值」崩潰的時代，沒想到居然有一道穿破黑暗的光，帶給世界人民一絲希望。「中國模式」帶領中國人民陸續脫貧，突飛猛進的經濟成果，更是世人有目共睹。「中國模式」與西方高唱的「普世價值」南轅北轍，它的成功證明西式民選制並非「普世價值」。

「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大相逕庭，其成功的途徑是經過民主集中制凝聚內部共識，透過人民民主專政集中國家資源實施計畫經濟，逐步建設各項民生基礎建設，並且適當地利用市場經濟的特點，發達民間生產能力，帶領大陸逐步向已開發國家邁進。

民主集中制與對抗式民主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採取的是「協商式民主」，盡可能以共識決、少用多數決來解決問題，缺點雖有決策過程緩慢等問題，但好處是一旦形成共識，則上下一心全力以赴。這樣的制度模式非常適合開發中國家借鏡。

「中國模式」給了開發中國家，一個有別於西方世界的發展途徑可選擇，協商式民主也給了世界一個新的思考方向。民主並不等於「一人一票」、「全民直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菁英主政」、「充分協商」，反倒能讓國家在穩健中發展，又可盡可能地保障人民的權益。同時也證明，中國人不照搬照抄西方的制度，也可以走出自己的民主道路。

其他國家或許未必能透過這套模式取得成功，但它肯定有值得學習與參考的地方，能給眾多開發中國家指引出不同的成功道路。如果未來世界許多國家人民因此脫貧、富強，那更證明中國人作為地球村的一員，為世界盡了一份力，做到了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但美國刻意貫徹其自以為崇高的意志，稱霸世界，本質上是否也屬於帝國主義？走過必留下痕跡，答案不妨求諸歷史。

美國大約在1890年已成為西半球的霸權，當時尚未成為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曾極自豪地宣稱，下一個100年將是美國世紀。在歐戰爆發之前，美國已經「解放」古巴，並以武力威脅英國與德國接受美國在委內瑞拉與加拿大爭議的立場，更支持哥倫比亞叛軍的分裂行動，製造巴拿馬國，又試圖推翻英國銀行團支持的墨西哥政府。

此後的半世紀內，美軍干預中南美洲不下30餘次，不是為了有利於美國的經濟或領土糾紛，就是驅逐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當地領導人，後來又以武力奪取夏威夷與菲律賓作為殖民地，完全是歐洲老帝國主義的手法。

新帝國主義誕生

美國全球策略及其國家行為之所以值得檢討，因其只顧及本國利益，而不自覺地漠視他國的利益，對別國的威脅過度敏感，而對自己威嚇別國往往無感，政策失誤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國建國元老原有反霸的傳統；但百餘年間從美東蕞爾小國成為世界強權，卻不免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思維與行為不脫霸道本質。

所謂帝國主義是一種國家政策、行動，主張直接以武力擴張領土或以政治與經濟實力控制其他地區。二戰後，美國以其超強的實力，在全球貫徹其所信奉的理念與制度，作為干預別國的理由。事實上，美國連許多弱小國家的現實都改變不了，反而製造更多的亂源。英國20世紀著名史學家湯恩比曾說過：「美國像是一隻在小房間內的友善大狗，每當它搖動尾巴，就會弄倒一張椅子。」這個比喻非常生動，龐然大物的美國，當它不友善時，很可能會弄垮整個世界。

美國人的特殊使命感

美國認為領土擴張是其「明擺著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而只有「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是上帝的選民。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範，形成強烈的「國族主義」，加上美國的「最高利益」，勢必走上帝國主義之途。

傑克遜總統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最為嚴厲，卻在任內擴充領土最多；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901年高唱門戶開放，實際上是要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利益均沾；威爾遜出兵歐洲是要為確保世界的民主而戰，這些已可見到美國有領導世界的野心。

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幾個思想淵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賦人權」之說，所謂「天賦權利」就是指由神明所賦予包括道德與真理在內的「自然律」，後來發展到國族主義的訴求，更奇特的發展是，「天賦權利」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道德依據」。他們標榜政府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大塊土地時未必得到當地居民的同意。美國政府1786年曾保證不會取走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著有計畫地被強迫遷走清空。

另一個淵源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論。擴張主義者將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律，用之於唯強國才能生存。此又是「種族優越論」的依據，「種族優越」指的是白人至上，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優越性。居住在美洲大陸上的土著被視為劣等民族，需要由白人拓墾者加以「消毒」而後「美國化」。

隨著美國國力增長，這種優越論越來越得到宣揚。馬漢(A. T. Mahan)強調霸權紮根於海軍實力。他在1890年發表的專書中指出，要保護海外勢力，建立霸權，就要控制海上的主要通道，甚至認為海權決定國家的興亡，即「海權至上論」。20世紀初期，西方大國果然大力發展海上實力，美國自不例外。

從擴張到帝國主義

美國有「孤立主義」的傳統，源自其先民渡海到新大陸墾荒，因不滿故國的政治動亂與宗教迫害，所以刻意脫離舊世界而追求新生活，既不願受外來的牽扯，也不願干預外國事務，以維持行動上的自由。建國後，開國元勳儘量避免捲入歐洲政治，但這並不表示當時美國閉關自守，觀諸其早期的外交政策，重點在「行動自由」，絕非完全孤立。

美國也有「反武主義」的傳統，建國以後一直沒有建立正規武裝部隊，只有民兵，到1903年國會才通過《迪克法案》 (Dick Act)，正式建立了「常備國防軍隊」和預備役，並建立了軍事院校和參謀系統。不過，即使在20世紀之前的歷史上，騷亂與戰爭並不少見，美利堅合眾國根本就是在戰爭中誕生的。即使二戰勝利之後仍然維持龐大的軍備，冷戰以後也未稍歇，繼續龐大的軍事開支。軍人出身的艾森豪總統早在1950年代就曾警告龐大的「軍工業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危害性，但美國身不由己，不僅無法改變，而且有增無減。

美國獨立建國後的領土不到9萬平方哩，然而在短短百年之間增加到350萬平方哩，成為橫跨兩洋的大國。美國人跨越密西西比河西進，並不是進入無主之地，而是迫使英、法、俄、西班牙諸國讓出殖民地，並以推廣文明為由，從印第安土著那裡用不同方式取得大塊土地。美國原有併吞整個北美之勢，只是最後僅兼併了加州與新墨西哥州，而沒能鯨吞墨西哥與加拿大全境。

不斷擴張的美國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尤其在內戰之後加快工業化生產的步伐，經濟遂得到蓬勃的提升，國內市場趨於飽和，得為向海外擴張打下物質基礎。在取得俄勒岡與加州後，前進太平洋更是勢所必然。

成為帝國主義的共和國

(1)併吞夏威夷

早在1850年代，夏威夷的商會已由美國人掌握，糖業也由路易斯安那糖業公司所獨占。夏威夷不但有糖業資源，而且還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資利用，更何況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King Kalakaua)完全聽命於美國，使白人在島上擁有五分之四的財產。兼併夏威夷沒有迫切性，主要是因一旦併入美國就必須執行美國法，不能再獲得廉價的勞動力。

不過，接任的女王1893年頒布新憲法，要使夏威夷重新歸於當地人統治。美國駐檀香山領事趕緊調動海軍陸戰隊150人登陸，強迫女王退位，宣布夏威夷受美國保護。哈里森總統遂將兼併案交付國會討論，但繼任的克里夫蘭總統持保守謹慎態度，並下令撤出海軍陸戰隊，夏威夷的白人遂於1894年7月4日宣布獨立，並建立共和國。美西戰爭後美國取得菲律賓，夏威夷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而且日本也開始覬覦夏威夷，美國終於1898年7月7日做出決策，正式併吞了夏威夷。

(2)美西戰爭

美國早有意併吞隔海的古巴。當時古巴的叛軍以焦土政策來對付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美國在古巴有5千萬美元的投資，輿論又同情古巴，所以古巴的叛軍乘機在美國境內建立基地，並從美國得到武器裝備，引起西班牙的抗議。西班牙於1896年派軍到古巴鎮壓，並將許多古巴人關進集中營，美國輿論譁然，要求政府為古巴而戰。

1898年2月15日，當美國軍艦梅恩號(S. S. Maine)抵達古巴執行護僑任務時，突然在港內爆炸，造成250多名官兵死亡。美國在真相不明的情況下，直指爆炸是西班牙所策劃，國會遂決定撥款5千萬美元建造兵艦。當時麥金萊總統正在爭取連任，不敢違背輿情，終於決定對西作戰。美國國會也於4月11日通過以武力解決古巴問題，老羅斯福力主吞併鄰近美國的古巴，以免留下後患，但最後沒有被採納。美西勝戰後，美國獲得了菲律賓，使其勢力伸張到遠東。

(3)美日關係

美國對中國華北、東北與朝鮮很有興趣，不免與占有先機的俄、日有矛盾，同時也關心如何保障菲律賓殖民地，於是參與了八國聯軍之役。國務卿海約翰1900年兩度宣布「門戶開放說帖」，要求維持中國領土完整；貌似正義，但其主要目的實在「利益均沾」。但其主張孤掌難鳴，中國又無力配合，只能與列強玩合縱連橫的帝國主義遊戲。

美國在日俄戰爭期間偏袒日本，之後由於利益衝突，美日關係逐漸變壞。日本先提出《二十一條》，欲在中國取得特殊地位，後又發動九一八事變，美國僅以消極的不承認應之，接著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美國也未對日強硬制裁，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禍及自身才全力反擊。所以美國並不能真正將其使命感的崇高理念付諸實施，最實在的還是考慮本身的國家利益。

美國霸權已疲於奔命

美國於二戰結束時獨領風騷，軍備首屈一指，經濟產量高占全世界的60%，其使命感也隨之強化，欲將戰後世界變成美式民主自由的世界。另一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與戰時盟友反目，將共產主義政權視為邪惡勢力，導致美、蘇長期冷戰，又介入韓戰與越戰，結果韓戰成為美國第一個打不贏的戰爭，越戰更成為歷時最久而輸得最慘的戰爭。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成為獨步全球的唯一超強，但美國所主導的後冷戰時代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世界並不太平。

(1)介入中東與中亞戰爭

美國介入中東與中亞戰爭的根源，是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復國。猶太人二戰期間遭納粹屠殺600萬人，有其刻骨銘心的悲情，但巴勒斯坦並非無主之地，豈能據為己有而後在此復國？阿拉伯人除與猶太人長期鬥爭之外，也不惜用恐怖手段攻擊美國。最怵目驚心的是紐約雙塔遇襲，傷亡數千人之多。事後美國未做反省與深思，而以人道主義與打倒專制為名，採取趕盡殺絕的報復手段。結果問題無法解決，恐怖事件層出不窮。

伊朗革命推翻親美政權後，美國仍不惜保護被推翻的伊朗國王，導致使館被侵占，兩國絕交，又在兩伊戰爭中偏袒伊拉克，造成百萬人以上的傷亡。戰後伊拉克藉故攻占科威特，美國組聯軍驅走伊拉克，師出有名，但數年後小布希當政，卻又藉故攻占伊拉克，使得伊拉克分崩離析，美國則不負責任地鎩羽而歸。更有甚者，美國又煽動中東「春天革命」，結果不僅戰亂不已、民不聊生，而且冒出恐怖集團ISIS濫殺無辜。

(2)在亞洲製造動亂

冷戰後，「華沙公約」解除，然而北約不僅依然存在，而且不斷東擴，甚至要烏克蘭加入，直逼俄羅斯邊境，導致俄國總統普丁強力反制，借機收復克里米亞半島（帝俄時代原屬俄國，蘇聯時代始劃入烏克蘭），並介入烏東內戰。美國譴責並制裁俄國，全不理會誰是始作俑者，自不免引發北約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不斷相互軍演威嚇。

中美建交後關係並不順遂，美國以人權干預內政，即使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快速成長，億萬人生活得到改善，美國卻處處想要遏阻，甚至不惜挑釁中國主權的紅線，更加強美日軍事同盟，激化東海、南海問題。

美國耶魯大學史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研究500年來帝國的興衰，認為經濟與軍力關涉到國家興亡。國家須按其經濟資源發展軍事，即使再雄厚的經濟體，也難以無限制地供給。尤其當新興經濟強權興起時，勢必取代舊的經濟與軍事霸權。按甘迺迪之說，美國經濟已難荷負軍費開支，中國又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美國霸權豈能久乎？

結語

早在1903年歐洲人斯特德(William Stead)就有「世界將美國化」的預言。美國化並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與政治統治別國，而是在神聖使命感的激盪下，借由思想、文學、音樂、電影、飲食、科技等文化滲透，以及監聽、操弄外國政府與干預別國內政，以達到美國化的目的。就此而言，美國化可以說是一種「隱性帝國主義」，自然要比老牌的「顯性帝國主義」高明得多。吾人不得不慎防！

（作者係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今年八月初普通熱的一個夏日，我站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洛斯阿圖斯的天堂之門天主教墓園，望著遠處放了一盆白花的張純如墓地，說不出是什麼感覺。花是住在灣區老友買的，他做電視訪談節目多年，曾經訪問過張純如，我因為工作很早注意到她寫了《錢學森傳》，後來她因為再寫了《南京大屠殺》，造成美國轟動。2004年她的自殺，令我震驚難過，以後每年上課時都會提到她，講的是中國人的心理傷害。

烈火般的生命

張純如三十六年的生命，像是一個熾烈如火的過程。她的父母都是台大畢業去美的留學生，父親是物理學家，母親研究生物醫學，張純如生在美國，她母親張盈盈在張純如逝後六年，寫了《張純如：無法遺忘歷史的女子》，書中說張純如自幼敏感內向，幼稚園時不善於與小玩伴相處，老師甚至說她有語言學習困難，但是她自小喜愛閱讀，絕對稱得上是嗜書如痴，也逐漸在寫作上展現天份，受到老師獎勵，她母親書中引用的她中學的詩作，也看出她的敏銳易感。

初入大學，張純如修習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幾年後她因興趣轉唸新聞畢業，在新聞界做幾年事，由於她未能進入她想進入的報紙，便又去修習一個寫作碩士學位，張純如個性純直，行事獨立認真，自覺也許無法適應報紙的團隊工作，於是決定投入寫作，希望成為專職作家。

一九九一年對於張純如是特殊的一年，那年她還在修習寫作碩士，因為寫的一些科學報導十分出色，指導老師把她推介給一個編輯，希望她能寫出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的傳記，張純如起初不知錢學森何許人也，後來得知錢學森特殊的美國與中國經歷，由於自幼她一直很關注自己的中國根源，自是大感興趣，於是全心投入計畫，那年她也與在伊利諾大學認識的電機系研究生貝瑞結婚。

婚後張純如馬上積極進行錢學森傳的準備工作，由於她必需到處尋查錢學森計的資料，申請資金補助計畫卻不順利，使得她生活得侷促不快，張純如心懷大志，總希望儘快找到上好題材，寫出曠世名作，因此工作起來總是執著投入，一次到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尋找錢學森的檔案，過於投入沒有注意閉館時間，被鎖在館裡出不去，還打電話向父母求救，後來還好有夜班警衛才得以出館，另一次在火車上看資料過於專注，也錯過下車車站。

張純如父母是由台灣去美，她卻是生在美國，雖說小時學過中文，能力畢竟有限，因此要瞭解錢學森的許多資料，便得仰仗一些翻譯助手，這也增加她的開銷。一九九三年張純如爲了錢學森傳，進行ㄧ趟杭州、上海、北京的五週中國之旅，由於她的一種不服輸個性，以及將工作做到盡善盡美的態度，使得許多人樂於幫助她，到一九九五年她的頭本著作《蠶絲─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傳》出版，蠶絲之名是因為錢學森研發的蠶式飛彈。

《錢學森傳》一鳴驚人

張純如的《錢學森傳》寫得十分成功，可謂初試啼聲，一鳴驚人，一部分因為錢學森是世界空氣動力學大師馮卡門的學生，馮卡門的回憶錄《御風而行》中，有一整章談論他這位最得意的中國門生，當然也有張純如寫作才分出眾的道理，後一年台海發生飛彈危機，也讓主持大陸飛彈發展錢學森的傳記，在美國更受到矚目。

一九九四年底張純如剛寫完《錢學森傳》，在加州舊金山南灣參加一個研討會，看到同時舉行的三O年代日軍在中國戰爭罪行照片展，張純如看到那些令人難信的悲慘照片，震驚悲痛，久久不能釋懷，她放下原本規劃的一些寫作題材，決心寫出美國社會多不知悉的南京大屠殺。一向正義感強烈，同情弱者的張純如說，看到這些暴行，讓她怒火中燒，她說這本書非寫不可，哪怕是自費出版也在所不惜。

張純如在一九九五年進行一次到南京的採訪，她覺得頭一次去大陸的直飛上海，有些可惜，因此這回她飛到香港，再由深圳搭火車，經廣州到南京，爲的是比照當年錢學森返大陸的路線。一九九五年大陸鐵路交通，可說還是社會主義初階，與張純如長大的美國相去甚遠，結果在廣州車站她的語言不通，高價買到的頭等黃牛票，結果是二等硬舖，床只是上下相疊兩片木板，在沒有空調二等臥舖折騰兩晚，到南京她已經病倒。

發掘出南京「辛德勒」

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寫作壓力極大，出版公司希望一九九七年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時能夠出版，只有兩年時間，張純如蒐集的資料卻多到幾年看不完，還有她中文認知的隔閡，但是在研究資料中，她卻挖出了當年南京德國駐在代表拉貝的日記，拉貝雖然也是納粹黨人，卻挺身要求日軍停止屠殺，解救了許多南京居民，可以說是南京的「辛德勒」。

由於張純如契而不捨，終於找到拉貝的外孫女，並且在《南京大屠殺》出版前一年正式公開，引起美國社會高度重視，張純如在浩瀚資料中掙扎，又要處理拉貝日記的翻譯引介，可說是精疲力竭，尤其閱讀一篇篇日軍在南京暴虐、殺戮、姦淫和凌虐的紀錄，情緒久久不能平抑，覺得自己似乎要在痛苦中窒息，她打電話告訴母親，那段時間都沒法入睡，常做惡夢，洗澡時頭髮大把直落，比起一般作者，敏感的張純如十分痛苦又無比寂寞。

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雖然趕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六十周年紀念日前出版，但是過程一波三折，刊登書摘的《新聞周刊》先受到日商廣告杯葛，書出之後又有日本右翼份子的威脅恐嚇，但是《南京大屠殺》在出版市場得到極大成功，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連續十周，後來書籍印銷量達到五十萬冊。

張純如爲《南京大屠殺》，在美國各地簽書和受訪，造成很大壓力，尤其日本政府與右翼人士的攻詰與威脅，甚至收到包了兩顆子彈的信，張純如既氣憤也擔憂。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張純如與一再出面批評她《南京大屠殺》的日本駐美大使在公共電視辯論，面對張純如的如山鐵證，以及凜然言辭，日本大使理虧的有些退讓，我當時在美國寫《楊振寧傳》，正好看到這個電視辯論，一直記得張純如在回答主持人問起，對於日本大使道歉的看法，她說她沒有聽到道歉，因為沒有真心誠意，我深受感動。

張純如《南京大屠殺》的成功，讓她有機會在許多重要場合演講，她外型出眾，言辭動人，她對日本政府不肯道歉的批評，以及指出《舊金山合約》中還沒有解決的賠償問題，在美國引起很大的關注。張純如在美國出生成長，卻深刻感受文化的歧視與不公，她說，「美國對於二戰的亞洲史與歐洲史有雙重標準！」

在《南京大屠殺》的宣傳行程中，她感受在美華人的奮鬥與辛酸，一九九九年她再投入寫作《在美華人》，歷四年完成。這段期間張純如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成功，

經濟沒有壓力，安頓的生活讓她認真考慮要生孩子，但是受孕總是失敗，最後接受人工受孕，並找代理孕母在二OO二年八月底有了一個兒子，第二年她的第三本著作《在美華人》出版。

敏感求全 終至崩潰

張純如功成名就，似乎應該生活愉快，但是張純如敏感認真，對人生世事無常感受深刻，她告訴母親寫作是條寂寞的道路，「我要把自己當成只有一年可活，盡力去寫，要像自己被判了死刑般拼命寫作。」她寫《南京大屠殺》看大量資料受到的衝擊，《在美華人》之後繼續進行《巴丹島死亡行軍》閱讀的日軍殘忍行徑，兒子克里斯多福的可能自閉憂慮，加上一次赴演講途中受到的恐嚇，都讓張純如無法承受，終於崩潰。

二OO四年四月張純如的一次密集行程回來，母親已發現她的情緒異常，八月張純如再到外地採訪，半夜打電話給母親，說已經三、四天沒有睡覺，電視中出現恐怖畫面，也懷疑有人監視迫害她，後來她入了醫院，也開始看精神醫師，服藥後並沒有改善。九月下旬張純如失蹤了大半天，晚上回家才知道她投宿一家飯店，帶了伏特加酒和安眠藥，後來知道她可能準備自殺，因為睡著而作罷。二OO四年十一月九日，張純如凌晨在電腦留下給先生、父母與弟弟的短信，離家失蹤，當晚近午夜，警察通知找到張純如的汽車，告知她在車中用手搶自殺了。

永恆不死 記憶常在

張純如死後引起社會極大惋惜與迴響，許多人呼應她提出要求日本道歉的訴求，爲什麼日本人不願意道歉呢？正如同張純如說的，「那是因為沒有人要日本人道歉。」我在課堂講到楊振寧曾說過，比起猶太人，中國人過去一百多年受到的傷害也是極大，但是在美國的許多中國人卻只求明哲保身，漠視自己的歷史，他問，「是不是中國人有了一種心理傷害？」每年我都講起張純如的故事，看著年輕學生的茫然，感慨萬千。

張純如與母親張盈盈十分親近，張盈盈在女兒死後六年寫出的《張純如  一個不能遺忘歷史的女子》，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書，書中她引用大量張純如寫給她的電郵，真實呈出張純如的憂傷與寂寞，她在書的後記中特別指出，大多數抗憂鬱藥會增加自殺的意念，抗憂鬱藥物上市後，美國憂鬱症的自殺率增加二十四倍。

張純如曾經說，「人其實是死兩次，一次是肉體的死亡，一次是從他人記憶中消失，那才是真正的死亡。消失的故事總是令我哭泣。」

張純如沒有死亡，她會一直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在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了長達六周有組織、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30萬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

南京大屠殺期間，《紐約時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外媒體，均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報導。戰後，中國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特別是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經調查判定，日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多達19萬，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有15萬，總計屠殺死亡人數高達30多萬。

大屠殺發生後，雖然日方極為嚴格地封鎖消息，中國方面依然艱難地取得了少部分資料，並在第一時間揭露和痛斥日軍暴行。國共兩黨高層均在日記、書信中，對南京大屠殺有清晰的描述。多位倖存者揭露日軍暴行的書刊，在暴行發生後期及次年問世，這類出版物一直持續到1940年代末。文化界知名人士更通過文章和著作，深刻揭露和批判日軍暴行。其中白蕪所著的《今日之南京》是當時反映日軍罪行最有影響的著作。

《今日之南京》

《今日之南京》於1938年11月25日由重慶《南京晚報》出版社出版，當時印了15,000冊。作者將其在《南京晚報》上連載的，有關南京大屠殺及陷落後南京城狀況的報導，共85篇彙集成書，在重慶造成很大的反響。

書中資料記載了從南京脫險者的親身述說，包括日軍在南京持續不斷地屠殺、姦淫、搶掠、縱火、毒化、酷刑折磨等暴行；對中國文化的大破壞；中國士兵與平民死裡逃生的經歷；南京民眾對日軍暴行的反抗與抗爭；夫子廟、鼓樓等處著名建築被破壞的狀況；鐵蹄下婦女兒童的慘況；南京民眾對中國軍隊反攻的期盼；中國勇士對助紂為虐漢奸的制裁；在南京外國人對市民的保護；敵軍士兵的厭戰反戰行為；日偽政權在南京的嚴酷統治等。書裡描述生動而翔實，足以證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確鑿。

南京百人斬競賽

另外，1937年12月13日出刊的《東京日日新聞》，也報導了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16師團中島部隊兩位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在占領南京時，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89人，野田毅殺了78人，因皆未滿100，競賽繼續進行。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105人，向井謂殺了106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100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150名中國人。

這些暴行在報紙上連載，二人被稱為「皇軍的英雄」。《每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為「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時說：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國兵。

兩位「殺人魔鬼」在日本投降後，以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鬥人員「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的罪名，在南京執行槍決。

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

日本右翼分子罔顧歷史史實，公開否定南京大屠殺，言「南京大屠殺並不存在，一切都是正常的戰爭傷亡。」日本政府更利用死亡數字來狡辯否定其戰爭責任。2014年12月，日本政府曾通過外交管道表示「這不符合日本的見解。具體的受害者人數難以認定。」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解釋稱，這一交涉「可以被理解為日本方面實際上對中國提出的抗議」。2015年1月14日，針對中方在前一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儀式上，提出南京大屠殺導致30萬同胞慘遭殺戮一事，日本政府再次表示這一人數「不妥當」。

日本學術界更公開否定南京大屠殺，其中以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的虛構》，以及《南京事件之總結—否定屠殺的十五個論據》，兩本書的內容為典型。他們認為東京審判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是「捏造的」，即使面對無法迴避的第三方證據，亦以斷章取義的手法加以曲解。這使得南京大屠殺成為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歷史問題之一。

日本某些政客在屠殺人數上大做文章，其本質就承認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是「侵略」，甚至公然將當年日本侵略戰爭稱為解放亞洲的「大東亞聖戰」。其實數字並不重要，認真反省最重要。但日本某些政客對侵略戰爭沒有任何反省，諸如安倍晉三曾以日本首相身分參拜靖國神社，表明他對靖國神社的肯定，其實那也是他對歷史問題的政治立場，即否認侵略戰爭責任和歷史事實。

近幾年日本右翼勢力抬頭，特別是東京APA酒店客房中，放置大量由該酒店集團CEO所寫的右翼書籍，書裡否認南京大屠殺和韓國慰安婦的存在，並稱「所謂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國為投下原子彈而編造的謊言」。此事件再次證明中日歷史問題的本質，就在於日本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

事實也證明，日本政商界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只會破壞包括中日關係在內的，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損害它在亞洲及世界各國人民心中的形象。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進南京，其後6星期，平均每12秒就有一個生命橫遭屠殺，葬送性命的無辜生靈多達30萬人。但80年後，日本的軍國主義在美國卵翼下有死灰復燃之勢，而台灣朝野卻日漸淡忘國府敗走重慶的國恥。

日本企圖否認屠殺侵略

日本文部省在右翼勢力的驅使下，自1982年7月開始逐步修訂高中歷史教科書，將「侵略中國」淡化為「進出中國」，將被迫向盟軍無條件投降以「終戰」二字掩飾；更將有關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以及「強徵慰安婦從軍」等重大爭議的記述，以模糊字句代之，引發亞洲鄰國的不安與強烈抗議。

2014年4月，日本又在小學教科書首度載明「釣魚臺、竹島（韓國稱獨島）是日本固有領土」，顯示二戰時的軍國主義幽靈已然復甦。自從安倍晉三第二度擔任日本首相後，不僅多次公然否認日軍強徵慰安婦暴行，更藉修憲議題鼓動軍國主義意識，一再炒作釣魚台諸島「國有化」，使東海緊張升溫。

南京市政府擇定江東門歷史現場及局部開挖的遇難者叢葬地，籌建全球唯一的紀念館。1985年落成，復於1995年及2005年擴建。紀念館牆上刻著：「讓白骨可以入睡，讓冤魂能夠安眠。把屠刀化鑄警鐘，把逝名刻做史鑒。讓孩童不再恐懼，讓母親不再泣嘆。」

1996年起每年12月13日，全市鳴響防空警報提醒大眾勿忘國恥。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將每年12月13日明訂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同年12月13日，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主持「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莊嚴肅穆的典禮中，全城警鐘大作，向死難者致哀。

藍營必須端出積極作為

1949年4月23日共軍攻陷南京之前，六朝金粉的石頭城，曾是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後的首都。但政府遷台近70年後，勾起關注的只剩中山陵；台灣全島竟無一座對日抗戰博物館，因抗戰而光復的台灣，更不曾樹立一道中華民族的「哭牆」。台北中山堂廣場前，至1999年光復節才勉強建成「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色澤暗淡的矮牆文字，怯懦而低調的風格，有如滿場飛奔的青少年極限運動的舞台布幕。

台灣從未認真針對「南京大屠殺」史事，做過國家級的相關普查及學術專題，自李登輝言行背叛黨國之後，只見皇民走狗大肆放送美化日本殖民統治訊息，藉所謂「轉型正義」大旗，否定「開羅宣言」效力及八年血戰光復台灣的史實，全力醜化並打壓軍公教以遂行階級鬥爭，擴大抹黑兩蔣父子保台治台功績，在在成為獨派團體言必「反共去中」，不斷撕裂族群，強行毒化下一代認知的陰狠謊言。

2018年開始將有一連串的選舉，以蔡英文政府單憑口號治國，執政乏力導致民怨叢生的情況，藍營逐步收回失地的機率似在盤整回穩之中。但切記，除應為所當為，敢於衝撞之外，藍營志士必須鬥志而不鬥氣，例如：在教科書語文及史觀方面的爭議性內容方面，與其徒耗精力於無效的辯解，何如鄭重委請學界專家，先行印製一套能讓家長口服心服的「民間標準本」，並誓言列為一旦收回政權後的教科書藍圖。藍營智庫亦應用心記錄追蹤自陳水扁任內開始，被不次拔擢的綠營大小官員名單，不容鼠輩再長期臥底內應，惡意破壞朝野關係的和諧安定。

結合反戰攻破軍國主義

日本官方至今不肯拿出誠意，向全球受害慰安婦道歉，且一再否認「南京大屠殺」史事，也彰顯了中方大度「以德報怨」與放棄對日索賠，確是「對敵人過度的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的國際現實鐵律。

目前該嚴肅以對的是，曾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及地區，既然無法迫使日本官僚體系痛悔認錯，是否更應考慮如何跨國合作，深入探究日本社會及其文化根柢，一步一腳印，仔細梳理大和民族看似隱沒不彰的反戰情緒與力量；如何分工理性規劃，建構可行策略，自日本內部，攻破日本自尊自大的軍國主義心理堡壘，恐怕才是全面化解各受害國家的恨意的上上之策。

二戰結束至今，有太多反戰的日本電影問世，也許票房有限，甚至遭到封鎖，但無不大量傾訴對軍國主義的厭惡與痛恨；可惜，觀影者每每只當作是感官娛樂，學界也僅視之為分析劇情或語意的文本。

一般台灣民眾熱中「哈日」，乃至盲目「拜日」，固與學校和傳媒長期失職失教有關，但台灣朝野從未用心理解日本戰後對美仇大苦深，及其俯首依賴的侍從情結。反觀大韓民國，至今仇日反日，剛烈之情，有如聖律國教，剛好與台灣民間一面倒的友日氣氛相背。如何執兩用中，以真正讀懂異國歷史與文化來解銷國恨家仇，應該會比倡議全球普設慰安少女銅像更有意義。

(作者係前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攻陷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死難軍民30餘萬，是抗日戰爭史上最悲慘的一頁。昔人稱：讀《出師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孝。今天可以說，讀南京大屠殺而無感、甚至幫日軍暴行昧著良心解脫者，其人必不是中國人，或者說根本就不是「人」！

1996年，我曾經比較台灣、大陸與香港三地中學歷史教科書，有關敘述南京大屠殺的描述，大陸版最多較詳，香港版次之，台灣版最少最略。強調領導抗戰的中華民國能不慚愧嗎？

1990年代中學教科書「多元化」之後，高中教科書的簡略情形還比不上舊版初中歷史課本，例如：1995年發行的《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只有寥寥數語：十月十二日，南京失陷，日軍肆意殘殺我平民，死者三十多萬，是為南京大屠殺案。有一版本對「南京大屠殺」甚至一字不提。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教學資源也很貧乏，直到1990年代可看到的專書及畫冊僅下列數種而已：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輯：《日軍在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上下二冊，革命文獻第108輯、109輯，1987年初版，收錄許多親歷者的憶述，外國記者的報導及各種報告及文書，以及張純如的《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12月與英文版同步發行）。至於畫冊方面，近代中國雜誌社於1982年出版了《鐵證如山—日本軍閥侵華罪惡實錄》（秦孝儀主編），圖片豐富，怵目驚心，又於1995年抗戰勝利50週年紀念，出版《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圖錄》（李雲漢主編），但均非南京大屠殺的專集。民進黨政府上台，以教育部的行政力量公然推動「去中國化」，中國歷史在中學課綱裡已保留無幾，何況南京大屠殺事件？

1960年代，日本右派興起「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在右派政府的暗助下，以學術包裝出版許多著作，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和警惕。1985年南京市成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每年12月全市鳴放警笛，以示哀悼警惕，同時學術界與出版界也廣為搜尋史料，出版圖文並重的著作與畫冊，以史實反駁日本的「虛構論」。張憲文教授著《南京大屠殺全史（全三册）》（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可稱集大成之作。

可喜的是，三年後，又有沈秋農編著《日軍常熟暴行錄》（廣陵書社，2015）一書問世。此書詳細記載了1937年淞滬戰役結束後，侵華日軍進攻南京，路過江蘇常熟時燒殺搶掠、姦淫破壞的情形，資料翔實，字字血淚。在大屠殺80年後的今天，時光流失，老成凋謝，作者能蒐集如此史料，為歷史留下見證，誠屬難能可貴，令人敬佩。此外，此書對筆者而言，還得到一項啟發，那就是：研討南京大屠殺，應不限於南京淪陷後城內的屠殺，在日軍金山衛登陸後進攻南京的過程中，所經縣鄉的殺戮，也應該作為南京大屠殺看待。

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非人道的種種凶殘手段，是對中華民族尊嚴的一種摧殘，我們必須記住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絕不可讓「青史成灰」！

（作者係退休史學教授）

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1937年南京人民慘遭日軍血腥殺害，30萬人罹難。80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持續混淆視聽、顛倒黑白，我們若不將是非曲直講清楚，抗日戰爭等於還沒畫下句點。

日本在近代侵略中國的行動中，出現過多次嚴重殺戮的行為，譬如：甲午戰爭時，日軍在旅順發生4天3夜的大屠殺，至少2,000多軍民死亡。「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軍登陸後，在蕭壟（台南佳里）坑殺居民達2,000人，雲林焚屋55村、屠殺上萬人。1928年國民革命軍行經濟南，日軍藉故屠殺中國交涉人員及軍民6,123人。1932年9月中旬的撫順郊區「平頂山慘案」，屠戮3,000人。但整體來看，還是以南京大屠殺最凶殘，規模最大，死難軍民同胞最多。

中外皆有日軍凶殘鐵證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向中國出兵。「淞滬戰役」突破國軍防線。12月13日攻進南京城，隨即就是長達6周的大屠殺、強暴，零星的殺戮至翌年3月還未停歇。當時留在南京的德國商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John Rabe)的《拉貝日記》，美國牧師、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馬吉(John Magee)拍攝的紀錄片及手稿紀錄，金陵女子學院教授魏特琳(MinnieVautrin)的《魏特琳日記》及舍監程瑞芳的《程瑞芳日記》，南京市民羅瑾保存下來的日軍自拍屠殺平民與強姦婦女照片、上等兵的《東史郎日記》等皆是鐵證。

也有一些日軍老兵，在八、九十歲風燭殘年時，回憶當年的往事。

赤井楠：殺了很多人，一定有好幾萬，那些人還被迫挖自己的墳。

金子真一郎：上級命令我們殺光村子所有人，我們就得照辦，否則我們會被處決。

田所耕三：日本軍官、士兵不斷搜尋中國女子，不論年輕或年老都逃不過被強暴的命運；我們開著卡車去抓女子，每位女子分配給20個兵蹂躪。

一位來自鄉下的上等兵、山砲兵：上級要我們「徵用」南京居民的用品、糧食，而「徵用」就是掠奪的代名詞，接下來開始槍殺婦女、用刺刀再補刺遭機關槍掃射過的俘虜，至少30人，通通殺害，一個不留；以後甚至拿活人練習刺槍術。

這些日本二戰老兵，憋了6、70年才講出這些往事，其實記憶早已片片段段，然光是如此，已夠令人髮指了。

《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1929年就訂定了，而中國和日本都是締約國，其中規定：戰俘應在任何時候都受到人道待遇和保護。至於平民，早在1899年海牙第2公約和1907年海牙第4公約的附件裡，皆有保護平民的條文。但日本都沒遵守。

戰後，南京大屠殺時的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判絞刑；另第6軍團長谷壽夫則被盟軍引渡到中國，接受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有近百位倖存者及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等人作證），被處以極刑。南京大屠殺早已有國際定論，但日本偏偏就是有很多人用盡各種手段要翻案。

湮滅史實、復辟軍國主義

1960、70年代，日本包括戰前舊軍人在內的右翼勢力重新集結，孕育大批學者指稱客觀描述二戰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是「自虐史觀」，南京大屠殺也成為大箭靶。1982年日本文部省下令中學教科書裡對二戰的敘述，「侵略」一詞要改成「進出」，此後，原先的「南京大虐殺」也改成「南京事件」，教科書的解說亦趨於模糊、淡化，採用的照片換成當年日軍請日本媒體拍的宣傳照，像日軍在醫院探視傷患等。這益發助長右翼史觀無限上綱、蔓延。

他們質疑：「當時南京有外國媒體，為什麼沒有一張有效的照片？」其實，外媒為躲避戰禍，日軍進城前早撤光了，就算有，日軍豈會允許外國記者拍攝屠殺場面？

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殺相關143張照片都是加工、偽造的。

日本幸福科學集團總裁大川隆法以「東條英機靈言」的口吻聲淚俱下：日本陸、海軍道德崇高，是世界最高水準，……說日本軍人亂了紀律，是再三進行掠奪、暴行的軍隊，我絕對不承認」。

這其中，有台灣旅日獨派出來幫腔。金美齡在電視節目上說「沒有南京大屠殺，中國人與日本人對人類生命的思考方式絕對不同，從日本人的心理來說，所謂屠殺，是既沒這傳統、也沒這習慣」。黃文雄則謂「南京大屠殺是中國謊言裡最轟動之作」。

日本右翼硬抝的作法不外乎：否定所有受害者、目擊者及受害者親屬、朋友、鄰居的第一手證詞、照片、影片，連舊日軍自拍照、當時記載也一概不接受；蓄意將一小點放大藉以全盤否定；並連帶挑戰歐美的「東京大審史觀」。簡言之，即一切對皇軍不利的證據，皆蔑視為「反日」、「欺騙」、「政治利用」，最終是要抹掉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復辟軍國主義。

右翼踢到鐵板也不收斂

右翼的翻案曾被反將一軍。南京大屠殺期間有兩位女性死裡逃生，李秀英懷著7個月的身孕，在美國教會學校的地下室避難，日本兵來了意圖強暴她，她拚命搏鬥掙脫，身中37刀，日本兵走後，其父將她送進美國教會鼓樓醫院搶救，撿回一命，但孩子流產了。夏淑琴，那年8歲，一家9口人，七人被殺，她挨刺3刀與妹妹僥倖存活下來，後由國際紅十字救助、收養，其遭遇馬吉牧師用相機記錄下來。但聲稱是南京事件研究者松村俊夫的著作《「南京大虐殺」的大疑問》，及東中野的著作《「南京虐殺」的徹底檢證》，誣指李、夏兩位為「假證人」，說她們是「（中國）政府培育成那樣」、其故事是「幻想出來的」。

李(1999)、夏(2004)兩人為護衛名譽和尊嚴，分別在南京、東京對松村、東中野及展轉社提告，最後兩人都獲得勝訴。然而，日本質疑、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論調並未就此收斂。

2012年2月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又接連發言「沒有南京大屠殺」。迄今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不否認殺害非戰鬥人員、掠奪行為等」、「關於具體受害人數有各種說法，政府很難認定哪個說法正確」，輕描淡寫且藉口閃躲，但至少承認了確有此事。

事實上，日本官方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二戰結束時都銷毀了，相關軍事人員被指示「在南京發生的事絕不能說出去」。當年許多俘虜遭屠殺後就近被推入江裡，或澆油燒屍，或掩埋、活埋，總是會有沒算到的，實際數字應該比現在所講的還高。中國戰後曾做過現場詳細調查、比對，包括那時受日軍委託處理屍體單位的紀錄等，但日方始終不肯虛心採信。所幸，當右翼大張旗鼓否認、日本政府漠視之際，其民間仍有像松岡環老師這群人，一一採訪當時在南京的老兵，收集口述歷史、素描、記事本之類的文字記載；學者小野賢二也蒐集到31本老兵日記，保存了日方的第一手資料。

已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日本有三位卸任首相，村山富市(1998)、海部俊樹(2000)、鳩山由紀夫(2013)，到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可見，日本還是有深明大義之士，只是人數不多。

2015年10月，中國大陸向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申請「南京大屠殺文件」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獲得通過。日本安倍政府竟質疑UNESCO的中立、公平性，之後連續兩年威脅拒繳會費，且要求更改登錄規則。到2016年8月，日本防衛相稻田朋美還在說「沒有百人斬」。由此可知，這根本就是二戰的延長賽。面對日本右翼逆流，全體中華民族應切記歷史教訓，才不會枉費這份由30萬生命換來的「世界記憶遺產」。

(作者係本刊主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0月底在美參加智庫論壇，表示大陸不可能接受任何新的表述方式，這一番話顯然是衝著蔡英文所提兩岸新思維、新論述及新互動模式，對話不必預設任何政治框架而來。

 大陸當局直指「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原則」，一方面壓縮國民黨的「一中各表」空間；另一方面排除蔡英文所提尊重「九二歷史事實」、「九二會談精神」的可能性。大陸當局表明願意與台灣內部接受「一中原則」、「九二共識」的政黨展開對話與交流，民進黨因不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因此並非對話的對象。從李顯龍總理發表兩岸關係講話，台灣當局應高度重視來自國際友人真誠的「諍言」。

缺「九二共識」兩岸會更壞

首先，兩岸當局若不釋放善意，兩岸關係恐將更倒退。作為兩岸當局的「老朋友」、「好朋友」，李顯龍表明新加坡協助兩岸恢復對話的角色非常有限；期許兩岸僵局不惡化就已經是最好；同時提出警告表示兩岸現狀仍有可能惡化，「假如真的失控，我希望那一天晚點到來」。

其次，李顯龍直指兩岸當局觀點不同，加上缺乏相互信任，造成兩岸難以重新啟動對話。他表明，「九二共識」曾是兩岸當局交往的政治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民共就無法展開對話、 「蔡習會」更是難上加難。「蔡英文不願意回到九二共識，否則她會失去基本盤的信任和支持」，「很明顯蔡英文必須顧及綠營及支持者立場」。明乎此，若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勢必動搖其執政基礎。獨派人士要蔡英文只選一任，實為逼退。李顯龍也完全瞭解大陸當局的立場，「因為如果接受另一個正式用語，將無法回到九二共識」。

這裡就產生結構性的困境，蔡英文的民意及政權基礎，來自部分台獨基本教義派政治勢力的支持。而大陸當局基於民族主義，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分裂主義，視統一為國家核心的根本利益，甚至宣稱沒有妥善處理台獨，黨國政權會被推翻，足見遏制台獨成為政權能否存續的準則。

「去中國化」徒增爭議

復次，李顯龍更憂心地表示，若台灣透過「切香腸式」的策略，一步步往獨立目標前進，屆時兩岸關係將漸行漸遠。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蔡英文當局兩岸路線充滿著激進主義的挑戰。大陸當局對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的制約與壓縮，有可能激發激進台獨主義與民粹主義；然大陸若不挫敗台獨勢力，則又可能被譏為「基礎不穩、地動山搖」只是狼來式的恐嚇威脅。如此，兩岸關係陷入治絲益棼的困境，頻臨戰爭邊緣及風險。

李顯龍熟悉兩岸事務，發出這樣警訊，希望延遲兩岸情勢失控，這是「和事佬」的衷心「善良願望」。然而，民共之間對兩岸終局安排存在歧異，大陸當局堅持「九二共識」是「一中原則」難以撼動；蔡英文儘管提出維持現狀主張，試圖穩住兩岸關係不要惡化，但相關部門推行「去中國化」的措施，猶如「切香腸」式的文化台獨、柔性台獨策略。

最後，兩岸政策趨於強硬易陷入彼此對撞。蔡英文主張維持現狀，提出「三新論」、「新四不政策」，企圖釋放善意；但其若干施政被視為「去中國化」政策，抵銷了善意，同時也刺激北京當局從反對台獨「三個任何」擴增為「六個任何」，並宣稱要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若兩岸當局皆認為自己已盡最大善意，而無「更多」善意再釋放，要延遲兩岸局勢的惡化，恐為緣木求魚。中共十九大後對台政策趨於強硬，台灣必須面對斷交風潮、國際空間壓縮、軍事威脅及陸客陸生減少等難以避免的殘酷政治現實。

李氏父子諍言足資借鏡

李光耀曾在《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談及中國，表示習近平具有寬闊的胸襟，稱習為「曼德拉級別」的人物。李光耀表示中國的和平崛起將給國際社會帶來繁榮機遇，但周邊國家也會感受到「甦醒後的巨人」外交政策走向強硬，將挑戰美國的亞太霸權地位。中國雖表示「和平崛起、永不稱霸」，但提醒「中國會顯示力量，威逼所有人」，導致周邊國家政策轉向。基本上，中國並不希望捲入戰爭引發動盪，喪失漸進崛起的機會，但也不會坐視分離主義蔓延，而會遏制及挫敗其發展。

現在台灣當局需要衡平的兩岸政策，連美日都認為「抗中」並非好的策略。隨著美國在東亞區域霸權地位下滑，尤其川普政府不僅拋棄歐巴馬政府時期所奉行亞太再平衡思維，也脫離好不容易成型的TPP，此必然加強大陸在此區域的影響力。台灣必須要有一套「和中、友中、親中」戰略 。

李氏兩代父子皆是卓越政治家，也曾扮演兩岸關係關鍵發展的見證者角色，星國長期以來一直扮演著搭橋中介角色，善意建立兩岸協商、合作交流的平台架構。就此而論，李顯龍總理的諍言，值得台灣當局傾聽深思，儘早調整失衡的兩岸政策因應新情勢，以避免兩岸僵局、對立及敵意加深。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沒有現狀可以維持，也沒有靠得住的國際勢力可以依賴，只有積極主動且獨立自主地與大陸政治談判，才能在世界核心中發光。

美國總統川普訪問中國大陸之前，台灣有不少人擔心他在大陸與習近平會談時會出賣台灣的利益，當他與習談完之後，確定台灣只是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中被提到，川普簡單地回以美國「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後，迅速落幕，於是，台灣又有人遑遑不可終日地認為，台灣已經被邊緣化了。

這種既怕被中美雙方討論，又在沒被討論之後顯出一種莫名其妙之失落感的表現，十足反映了台灣已經陷於進退維谷，茫然不知所適的處境。這種處境絕對無法「維持現狀」，實際上也永遠沒有現狀可以維持，台灣勢必要面對現實的未來。

美日都不可能為台灣出力

當年幫馬英九力吹「一中各表」與「不統不獨不武」的學者趙春山，11月9日以〈「維持現狀」不足以自保〉為文承認，「這種動態的『維持現狀』，隨時都會因任何突發事件而發生改變。」並斷言，「台灣無法自外於美中關係的發展，必須採取主動，維持與兩大之間的平衡關係。歷史經驗顯示，在兩者之間選邊站的結果，都可能落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下場。」

其實，現狀既無法維持，也就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平衡或均衡可言，所有的「僵局」與「均衡」都只是短期現象，就長期的眼光而言，這種短期現象都有欺騙性，從兩岸關係的歷史來看，這個論斷已被證實。是故，「維持與兩大之間的平衡關係」是站不住腳，且自我矛盾的無根妄想。但是，台灣「必須採取主動」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需求。

習川會後，APEC立即上場，台灣代表宋楚瑜於11月12日上午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行了約30分鐘的會談。據報導，兩人會談觸及兩岸關係，安倍晉三表示，希望兩岸當事者可以直接對話，解決問題，共享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同時希望台灣與日本經貿關係更密切發展。安倍對宋的談話是在川普訪日，且與他在APEC上見面會談之後，自然來自他這陣子與外界交換信息及意見的總結。台灣在兩岸關係之中無法依靠外援，由此可見一斑。

全球化令國際資源迅速不斷重組，每個國家所需的國際資源都不夠自己主觀的需求，國家越大，需求越大，越不易被滿足，美國與日本不能例外，他們怎麼可能特別為台灣挪出資源？除非台灣能投桃報李，還以更多的資源。以台灣目前的實力，所能創造國際資源的能力，根本搆不上美日所需要的量級。

美日為何要獨厚台灣？一言以蔽之，台灣若是想依賴國際勢力與大陸對抗，將永遠是輸家。既然「從世界走入中國」是一條必輸的慘路，台灣若還想贏或不輸，取得抗衡大陸壓力的支點，那只能獨立自主且積極主動地在兩岸關係中求之，沒有其他可能。

加泰隆尼亞的教訓不遠

前陣子在西班牙上演的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舉辦公投並宣布獨立一事，對台灣是一面值得照一照的鏡子。雖然加泰隆尼亞與西班牙兩者的關係，和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明顯不同，不能類比，但在其搞獨立一事上所碰到的現實待遇，是可作為台灣的各類台獨派、獨台派參考的。

加泰隆尼亞議會宣告脫離西班牙獨立後數分鐘，西班牙參議院隨即授權總理拉荷義政府直接接管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歐盟及英、德、法諸主要國家皆力挺西班牙中央政府，美國國務院也發表聲明重申美國支持統一的西班牙，並指出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稍有歷史常識者都知道，美國當初解決南方獨立是靠打內戰，根據她的歷史，沒有支持「分裂式獨立」的立場。沒有國際承認機率的獨立，如何可能成功？加泰隆尼亞一案正式向台灣獨派人士宣告，且預示了台獨的下場，還有爭議嗎？

台獨是個假議題、不響砲

《新台灣新聞週刊》、《台灣憲法學會》引述英國國際法學者克洛福(James Crawford)認為，台灣之所以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因為台灣從未明白宣示獨立。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為此叫屈指出，台灣曾經2次宣布獨立：一次是陳水扁於2004年的雙十節演講，另一次是2007年由總統具名、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林濁水認為，這兩次就是宣布台灣獨立，但是全世界各國都當作沒聽到。

林濁水還認為，台灣如果一次又一次宣布獨立，按照克洛福的看法，總算可以成為獨立國家了吧？但必定事與願違，會變成庫德族一樣，不會獲得什麼國際承認，而且，林自言，依照曾任美國前副總統錢尼國安顧問的葉望輝(Stephen J. Yates)的說法是：美國會反對，會非常強烈地反對。

林濁水的講法反映了一項事實，就是民進黨的宣布台灣獨立與外界的認知落差太大。哪有生活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中，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卻說是要搞台灣獨立的？這種台獨行動與國王的新衣有何差別？徒自獻醜耳！其次，陳水扁兩次嘗試後總結出一項事實，亦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獨派沒聽到嗎？所以，可以負責任地說，台獨或獨台根本是個欺騙群眾的假議題、不響砲。再者，只要中華民國旗號存在台灣一天，台灣就不可能「獨立」。台獨份子要有本事，先廢了中國華民國再說其他吧。

林濁水提到庫德族，那是個知名度不夠的案例，不足以讓人明白「台灣獨立」的實質效果。為何不借鑒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案例？獨派人士對中共十九大全程密切關注，會後公開熱烈討論，然而，對加泰隆尼亞公投獨立的結果卻不出一聲。可以合理地推斷，他們必然已經關著門熱烈討論過「加案」，但不敢稍露聲色，心虛膽怯，不言可喻。葉望輝不是最會鼓動唆使獨派情緒的美國人嗎？竟然也這麼潑獨派的冷水，獨派人士還有什麼指望？

台灣正被大陸核心化

回顧川普就職以來，習近平於2月10日與其通電話時，讚賞其強調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在7月G20峰會的前夕，又在電話上向川普重申此意。並在10月18日十九大上嚴正聲明，「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如果涉及台灣問題的「一個中國原則」，在兩岸關係與中美關係中，都是政治基礎、核心問題與根本利益所在，那麼，台灣問題被邊緣化的機率不大，台灣將始終是習近平所重視的重大焦點之一，應無疑義。

這次中共十九大特別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必然是習往後施政的方向，習也必須交出可以與前人區隔而凸出的成績，才不負黨章。如果去掉前人已經提出的事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能在哪些方面有所發揮，而能滿足「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標準，且具備新時代或劃時代的意義與地位呢？

許多人指向「一帶一路」的倡議，但此議太多變數，並非大陸所能掌握，已有大陸重要友邦開始自己搞自己的一套，所途經國家對此倡議能有多少真心實意的接納，最終能不能滿足「四個偉大」，都還非常難說。若是聚焦於台灣問題，能將台灣問題解決到如同鄧小平解決港澳問題的程度，則在「四個偉大」之前應當之無愧。

因此，習往後對台灣問題只會更加關注與用力，台灣想要利用美國制衡大陸，恐怕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與其說台灣會被國際邊緣化，不如說台灣會越來越被大陸「核心化」。台灣若想對大陸的攻勢有所抗衡，保存台灣目前的生活方式，支點必然在兩岸關係之中，而非在外，這個支點就是政治談判，不斷地向外尋求援助與支點，只會浪費資源與時間，結果必然更糟。

(作者係本刊主筆、獨立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