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清晨,在報端看到劉紹銘教授於前一天逝世,享壽89歲,我平靜的心湖掀起一陣漣漪。
自18年前劉紹銘在香港嶺南大學榮退,我們就少有連繫,2018年他獲該校頒發榮譽文學博士,翌年他所翻譯的《1984》出版70周年,香港中文大學重新出版他的譯本,我也是從新聞上得知。
一
劉紹銘是廣東惠陽人,1934年在香港出生,因家境清寒,小學畢業後即告失學,在學校印刷所當學徒,之後轉到書局當售貨員,工作之餘自修中英文。1955年考入北角達智英文專科學校,翌年參加香港中學會考及格,並投考台灣大專院校,考取台灣大學外文系。
就讀台大期間,他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葉維廉、李歐梵等同學創辦《現代文學》。1960年畢業後赴美深造,1966年取得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之後長期在學術界工作,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香港嶺南大學。
二
教學之餘,劉紹銘還熱衷寫作與翻譯,經常在港台報刊雜誌發表文章,譯作包括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名著《1984》、《動物農莊》等書。同時是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的參與者,對張愛玲小說亦有深入研究,曾出版三本專著。他還以二殘、袁無名等筆名,出版了30多本散文、雜文集,其中以《吃馬鈴薯的日子》和《二殘遊記》最為知名。我認識劉紹銘也是從這兩本書開始的。前者是我在輔大圖書館借閱的,對他苦學的精神至為敬佩;後者則是在「人間副刊」連載期間每天追看,該文寫活了華人在美國學術界的浮沈,看似詼諧、幽默,透露的卻是辛酸、現實的一面,顯示他的文學造詣高、觀察力敏銳。
那時我和幾位同學頗迷陳映真,有一次一位神通廣大的同學偷偷塞給我一本封面草綠色的書,回去打開一看,赫然是《陳映真短篇小說集》,是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的,編者是劉紹銘。我如獲至寶,因為陳映真那時是個禁忌,我們不敢公開談論他,市面上也買不到他的書。我一夜之間把書看完,內心深受感動,也很敬佩劉紹銘在那風雨如晦的年代,勇敢地編輯陳映真的作品集,嘉惠求知若渴的年輕學子。
三
1978年10月我進時報工作後文運大發,連得第一、二屆時報文學獎,文章大量見報,演講邀約不斷,短短4年間著作多達10本,很快達到創作的高峰。我卻感到自己的發展面臨瓶頸,便興起出國讀書的念頭,卻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和科系。高信疆非常支持我出國進修,了解我的困境後,建議我找劉紹銘幫忙,他那時在威大東亞系所已取得終身教授資格。1982年秋天,高信疆藉劉紹銘來台開會時請他吃飯,介紹我和他認識。
劉講的一口香港腔的國語,聲音低沈,初聽有些不習慣。他表示曾看過我的作品,相當欣賞我的才華,加上高信疆極力推薦,幾杯啤酒下肚後就一口答應,但要我通過托福測驗。得到他的允諾,我有如吞下定心丸當下舉杯致謝。
為展示破釜沈舟的決心,幾天後我向報社請了兩個月的長假,到南陽街報名補習班,全力為托福考試衝刺。劉紹銘回去後,不斷為我申請學校的事奔走。10月5日我收到一封他的來信,信箋上只有寥寥數行:「蒙仁:早上發的信想收到。為了增取時間,我已打電話給先勇,請他寫介紹信,因此,不必麻煩黃碧端教授了,現在大勢很好,就看我的『面子』如何了。祝愉快」
看完信我忍不住差點尖叫起來,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這封信無疑是給我的最佳生日禮物。不久後我接到學校的入學通知,再不久也收到托福成績單,不多不少,正是及格的500分。由於註冊日期迫在眉睫,1983年2月17日清晨我便搭機赴美。
四
經過20多小時的長途飛行,抵達麥迪遜機場時已是薄暮時分,外面積雪盈尺,寒氣逼人,令我有不知流落何地之感。幸好劉紹銘開車來接我,有如見到家人,一時湧起無限溫暖。他看到我第一句話便說:你真是命中注定有貴人相助呀,換了別人就來不成了。第二天我去學校註冊,正是准予補註冊的最後一天。中午他請我吃飯,談起這一連串的巧合,我如願以償,他也沒有白費心力,我們就此結下師生之緣。
那年秋天,陳映真應聶華苓之邀,到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劉紹銘相當開心,親自開車帶高信疆和我遠赴愛荷華,去參加當晚的歡迎餐會,與陳映真、七等生、李歐梵及大陸劇作家吳祖光、小說家茹志鵑、王安憶母女等人,共渡了一個愉快的週末。翌日返麥城時,陳映真也與我們同行,因為劉紹銘為他安排一場對威大東亞系師生的演講,周策縱、林毓生、趙岡等名士都是座上賓,之後又有人設宴款待,圍爐夜談,著實地熱鬧了一、二天,為麥城學術圈少有的盛事。
五
冬去春來,第二年課業的壓力逐漸加重,大部分時間我都埋首在圖書館裡。聖誕節前夕,我順利通過碩士學位考試,1985年元月中旬,我及時趕回老家和家人團聚過年。
轉眼離開麥迪遜已38年了,偶有回去走訪的念頭,終因路途遙遠迄未成行。如今看到劉辭世的消息,過往歲月又清晰浮現眼前。決以此文紀念劉教授對我的提攜、照顧之情,以及對麥城歲月永恆的懷念。
(作者係作家)
第6屆「台灣戲曲藝術節」訂4月6日登場。今年在台北藝術大學張啟豐副教授的策展下,以「英雄˙超時空」之名,邀請12組戲曲及跨界團隊匯聚至戲曲中心大小表演廳及戶外廣場、小舞台,與觀眾一起「論英雄」。
今年節目三大特色
「台灣戲曲藝術節」自2018年開辦以來,不但是台灣戲曲中心年度大型品牌劇展,更是台灣傳統戲曲的指標型藝術節。今年12檔節目,劇種包括歌仔戲、京劇、豫劇、客家戲曲、掌中戲等等,傳統跨界並陳。有三大特色:第一,首度規劃大小表演廳雙旗艦製作;第二,首度推出沉浸式演出,演員們將以前衛實驗的表演,從劇場內走向劇場外,徹底解密台灣戲曲中心;第三,在經歷3年疫情之後,啟動首檔國際製作,邀請印度藝術家參與演出。
藝術節以「英雄」為引,然而傳統戲曲不缺英雄。張啟豐表示,「英雄」百百種,除了正派英雄,也有反英雄、孤獨英雄、悲劇英雄,甚至違反正義的英雄、沒有英雄特質的英雄。在戲曲藝術節這座「超時空」橋樑上,將全面解鎖「英雄密碼」,除了傳統戲曲裡的英雄人物現身舞台,還有超越時空、回到過去,「翻轉」英雄,又或者連接未來,「創造」救世主,更可能以當代觀點「重探」英雄。
新視角詮釋鄭氏王朝
「12組創作團隊將各自以不同時空背景和思維提出詰問,描繪出不同以往的英雄面貌。」張啟豐以雙旗艦製作為例解釋,大表演廳旗艦製作由秀琴歌劇團與阮劇團聯袂打造史詩大作《鳳凰變》,由資深劇場編導王友輝以女性視角重新詮釋、回望鄭氏王朝的發展脈絡,當後人只認識史書上記載的那些「英雄」時,全劇將穿越東寧王朝的幡城和門戶,直視高牆深院裡的黑暗角落,由董太夫人、昭娘、陳氏三代女人帶領觀眾思索女性才是歷史洪流中,維繫人性尚存的關鍵。
小表演廳旗艦作品由曾二度獲得傳藝金曲獎最佳年度演出獎得主的真快樂掌中劇團,帶來全新編創作品《》(音同壯)。小表演廳演出作品向來強調戲曲元素的跨界與實驗,讓劇團「帶戲曲走出舒適圈」,《》打破表演者與觀眾對立的劇場形式,藉由表演者、戲偶、觀眾三方面的視角,從反面辯證「英雄」的意義,誰是英雄?誰是誰的英雄,英雄是善是惡?
首度推出沉浸式作品
今年首度推出的沉浸式跨場域作品《和合夢》,由明日和合製作所製作,將引導觀眾穿梭古今,在台灣戲曲中心各處游走,創造有別於過往的戲曲觀演體驗。《和合夢》由洪千涵、黃鼎云、張剛華共同創作,以明《男王后》與清《梨花夢》兩作品主要角色的當代詮釋,串起當代台灣情境,期許人人都能成為自己的英雄。疫後啟動的首檔國際製作《迦爾納》,由EX-亞洲劇團邀集台灣戲曲演員與印度演員,共演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最耐人尋味的英雄迦爾納。
張啟豐鼓勵各個劇團「挑戰」英雄,剖析英雄的本質、拆解並再定義英雄概念。例如國光劇團的《誰是英雄?》將以多段多齣劇情叩問英雄的定義與價值,與觀眾一同省視「誰是英雄」?精彩折子戲有青年武生李家德主演唐朝《殺四門》裡的少年英雄秦懷玉、青年旦角黃詩雅主演宋朝女英雄穆桂英《捧印》,以及隋朝末年群雄起義的《雁蕩山》;另有好戲《百花公主》,由黃宇琳主演百花公主,誤信敵國「美男計」,致城破、父親被殺,幸好公主最後幡然醒悟,率兵殲敵雪恥;以及當家老生唐文華主演《趙氏孤兒》,在滿門抄斬的鬥爭下,一介布衣的程嬰秉持正義感,竟然犧牲親兒子與好友性命、甘受百姓唾罵,忍辱負重十多年,終使真相大白復仇雪冤。
此外,台灣豫劇團打造新編豫劇《鏢客》,將江湖武俠與奇幻故事融合,成就風格迥異卻又引人入勝的「超‧時空英雄」;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少年英雄》取材客家三雄之一姜紹祖的生平,探討抗日英雄在剛毅果敢外表下那不為人知的一面;台北新劇團以戲中戲形式創造嶄新的戲曲音樂劇《戲裡戲外》,展現出大時代中小人物不畏強權,逆襲人生的英雄氣概;一心戲劇團《狩瘟殘書》在後疫情時代對人心良知和價值觀提出敏感質問,以舞台映照真實社會,重新思考善惡黑白;沙丁龐客劇團則以拿手的小丑戲逆襲客家外台戲劇目《走關西》,演繹出你從沒想過的《漂浪英雄走關西》,在嘻笑怒罵中拆解英雄暗號。
台灣戲曲走向世界
12組團隊將帶來12檔精彩演出,呼應策展精神,展現台灣在地傳統戲曲的多元樣貌。傳藝中心主任陳悅宜表示,過往「台灣戲曲藝術節」參演作品不僅深受觀眾好評,在製作的成熟度上也是有口皆碑,屢屢受到「傳藝金曲獎」、「台新藝術獎」,以及「外亞維儂藝術節」、「愛丁堡藝穗節」等國際藝術節的肯定。希望今後透過多元戲曲的風貌,壯大文化內容、展現文化自信,讓台灣傳統戲曲走向世界、也能邀請世界走進台灣傳統戲曲文化。
編註:本篇是趙剛為《陳映真文選》正在撰寫的「導論」中的第一部分,因本刊篇幅有限,全文將以連載方式刊出,且文字經編者刪節過。
在與祖國大陸離散的這百餘年來,台灣始終有一個旨在克服新舊殖民、追求民族統一與自主,乃至兼善天下,悲願所有弱小民族皆得解放,世界臻至大同的左翼傳統。在帝國主義強權及其扈從代理的全面接力摧殘下,這個既是台灣人民的光輝傳統,也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有機構成,卻總是敗而不潰、薪火相傳。與此同時,「勝利者」則極力宣傳他們的史觀:不反省甚至肯定日本殖民、低眉順眼頌揚美式現代化,並以此為前提,先是反共,繼之以反民族,以永恆化民族分裂為梓棺黃河。在「勝利者」史觀獨步全台的當代,關於反抗者的記憶,則被擠壓至精英歷史書寫與大眾歷史意識的極邊緣地帶,幾近罔兩。
「殖民地的孩子」到人之子
陳映真(1937-2016)是這個傳統在1960年代之後的主要承繼者,畢生事業指歸於對這個傳統的反思與前推。他的思想求索、行動事功,與各種書寫,都是建立在包括台灣在內的現代中國革命之上。陳映真思想裡的這個歷史性基礎,讓他表裡名實皆是「中國的孩子」,所思所言,都繫於中國的未來。
「歷史性」可以指出基礎,但說不好高度。對陳映真而言,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圖存,或富強的功利主義問題,而在根本上是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與精神主體性的問題,是關於在現代世界之林的中國民族,如何能自尊愛人的問題。對這個生於日本殖民時期,自云「殖民地的孩子」的陳映真,他「平生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脊骨挺直的中國人」(《關於陳映真》1976)。如此自命,意味著把中國的問題,落實在一個平凡的中國人的主體狀態問題。於是,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在「中國之子」之外,還有第二根支柱,即天下之子、世界之子或「人」之子,在中國之歷史現場,也在各文明傳統的花果中滋潤學習奮鬥。
歷史性與超越性並舉,使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總是讓讀者,略帶不安地碰觸到一種獨特的精神性甚或崇高性。這在津津於器物、身體、慾望、此時、此地的當代思想與感情世界中,經常會引發讀者與評論者的疑竇甚或不快。這可能是陳映真永遠都不會成為流行作家的一個根本原因。所幸,似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切他的寫作,以及作品背後所透露出的問題意識與精神格局。王安憶就是較早重視到陳映真的「精神性」的一位作家,以陳映真為主人公的一篇作品《烏托邦詩篇》(1990)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後來知道,一個人在一個島上,也是可以胸懷世界的。」
在陳映真的大量寫作中,讀者總是能體會到一種難以名之的大而執著的胸懷。非要說,那是一種以全身心逼近現世下沉之力,並力爭誠、愛、真理、寬容、正義長存於人間的胸懷。陳映真思想世界的特色是合和,而非分析、分割、化約,遑論教條。陳映真愛國以返本,但同時努力合和人類(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智慧精神,以求「人」之整全與向上,易言之,即人的解放。然而,作為「人學」的「文學」,又將他從一種真理的、革命的、宗教性的高大寒之中,拉回到卑俗庸常的人間川流。
陳映真的書寫,從來都是一個常人面對現實所感所思的繭絲蠅跡,以及他的理想與虛無、希望與絕望的掏抉傾吐。自始至終,陳映真一如魯迅,否定學術思想有絕塵的「公道公理」、「客觀中立」,或「面面俱到」。否定這些倒不是因為什麼堂皇知識論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所取消的正是一個有位置、有立場,有痛感的主體的想像。
在陳映真的文、史與論的後頭,艱難挺立的是這個人在歷史困局中,不斷克服自身的虛無與脆弱,透過終生的學思行,勉力維繫理想與信念於不墜的精氣神。讓自身免於頹唐虛無,與挽時代於傾頹,於他是一體痛感的兩面。因此,陳映真的「大」或「小」是一個悖論式現象。一如魯迅,陳映真的「大」恰恰是來自於他「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中爬來爬去」(《〈華蓋集〉題記》1925)。
不該僅以「小說家」被記得
因此,如果我們不從愛國以返本、合和各種精神資源以求向上,反思自身以達誠真,這幾個閃亮質地去掌握陳映真的畢生書寫,而僅僅著迷於他誠然甚具魅力的文字風格與技巧,那就可能是「買櫝還珠」了。而如若又更進一步將「買櫝還珠」理論化,那就是對陳映真的寫作刻意骷髏化了。但不幸,這卻是現代文學評論界裡最常見的「操作」模式。開場將理想信念、規範價值與責任承擔等,通通掃進貼著「意識形態」標籤的回收桶;接著將如是的「意識形態」與文學對立,生出特定「文學」的看法;然後以此對立為前提,論者將陳映真摁在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或「左統派」的圖釘下,於是出現了一個「本格上」或「原則上」是意識形態家的陳映真。劇終才不得不扭捏,卻又故作清高地承認他的某些作品「還是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於是,一眾論者將陳映真的某些(尤其是早期的)小說戴上不合頭的「現代主義」紙冠,讓作家的一縷文學靈魂飛上他們所搭的封神台上。在為「純文學」美聲合唱的同時,良善的合唱者將陳映真文學與思想中的核心精神給惡意地埋葬了。
在我們穿越了當代主流政治與文論所布置的夜霧之後,重新想像這個人畢生的困知勉行時,陳映真就不好再僅僅以「小說家」被記得,就如同我們不好以小說家記得魯迅是一樣的。非關看輕「小說家」,因為拿這個瓶子裝魯迅,或陳映真,瓶將為之迸裂─借荷爾德林所比擬的詩瓶之於拿破崙。
無論是作為一位思想者、創作者、紀錄者、評論者、對話者、爭論者、實踐者,還是徬徨之人,陳映真無時不欲把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人間」放在心中、扛在肩上。在百餘年來肩負「中國往何處去?」這一承擔的無數仁人志士之中,由於陳映真的殖民地經驗與奮鬥,他或許是唯一一位深刻體現殖民地痛感,以及第三世界共感的作家與思想者。
陳映真是怎麼煉成的?
如果我被問到「陳映真何人也?」,我大概會說:「陳映真先生是一個知道殖民之痛的人,以追求一種立誠求真自愛愛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體格局,為一生奮鬥目標的第三世界左翼。為了達到這個大目標,他把他的努力首先設定在如何重建台灣人民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主體地位這一方向,並以此克服民族分斷」。若嫌長,我將說:「那個人行在島嶼,胸懷世界,畢生努力皆從中國出發」。那麼,「在一個島上」、「胸懷天下」、「立足兩岸」的這一個人,又是怎麼煉成的呢?
1959年,21歲的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陳映真,在一個名為《筆匯》的粗礪油印同仁刊物上,發表了改自他課堂作業的小說《麵攤》。這是他的首作,之後,直到2006年病倒北京臥榻十年而終之前,在他40餘年的寫作生涯中(或應扣除1968-1975的牢獄七年),產出了涵蓋小說、論文、隨筆、文評、時評、訪談、報導、散文、書序等體量達23卷的《陳映真全集》(2017);其中小說只占文字總量的八分之一強。書寫形式縱然殊異,但都是這個人面對現實、回應當代、反省自身的書寫。
如魯迅,陳映真是終生的現役戰士,幾乎不曾寫過空頭文章。揆諸中國現代文學史,陳映真應是魯迅戰士精神的頭號傳人,雖隔一海,當仁不讓。魯迅與陳映真都屬於大時代的作家,都以誠與愛為不滅信念,直面正視時代的「重壓」(魯迅《〈塵影〉題辭》1927)。但魯迅生逢大時代,以重壓成其廣大,但陳映真卻生於文藝是給人「舒服」的小時代,於是他的努力則頻遭鬼物之揶揄的命運。
很多初次涉獵陳映真早期作品的朋友,都有這樣一個疑問:這個人怎可能在那個年紀,就對人生與世界有那麼獨到的體會?而如若問者恰巧又對台灣1950-60年代的思想與精神荒漠略有所聞,那這個問號可能就得勾得更其粗黑了。不記得是誰,在什麼場合,說過青年陳映真身裡住著一個「老靈魂」云云。對這一「查無實據」的說法,它暗含的一個意思倒是成立的:陳映真的核心關懷與視野其實形成得很早,而且之後並無重大斷裂。因此,我們今天欲知思想者陳映真的煉成,應該還是得從他寫作之前的時代背景與成長經歷著手。
陳映真雖較少談及兒少時,沒有類似魯迅《朝花夕拾》的回憶寫作,但散在《陳映真全集》裡的多篇自傳性文章或演講,還是足夠讓我們對陳映真的信念、感情與思想世界的形成有一初步掌握。以下,我將主要藉助《全集》,勉力回答「陳映真是怎麼煉成的?」
一、小哥之死
1937年,七七事變那一年,也是台灣成為日本禁臠孤懸海外的第42年,的11月6日,陳映真與他的雙生兄弟出生於台灣竹南鎮。「殖民地的孩子」是時代所加諸於他的烙印,他從來銘記於心,即便近花甲之年(《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2005)。
陳映真的三伯父膝下無子,央求將雙胞胎的後出在兩歲多的時候,過繼給他當養子─這是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女士後來告訴我的。陳映真的生父出身貧苦,靠刻苦自學,在日據時代當一名底層公務員,養父則是中階警官。和所有在台灣的漢人都一樣,陳家的祖先來自福建安溪,於乾嘉年間「開台」,到陳映真這一代已是第八代。陳映真還記得,他的大伯父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要他背誦一個「神奇的地址:大清國,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石盤頭,樓仔厝……」(《祖祠》1992;《祖鄉紀行》1994)。
如此成為養子應該會讓小孩感到一種與生身父母分離,甚至於被棄的痛。即便是中年後,這個痛可能還是偶而跳躍於他的筆尖之上,例如在回憶他初中生時,會如此寫:「寒暑假,他從鶯鎮的養家到鄰站的桃鎮的生家去做客」《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1993)。何處是家?何時為客?應是時常困惑著幼兒陳映真。「家」在青年陳映真的筆下,經常顯現殘缺、壓抑、幽暗、破敗、自私、缺乏理解與愛。小說時而幻說一個患有絕症的小孩對母愛的渴望(小說《麵攤》1959);時而側寫一個大學生在畢業之際,欲逃至一無有之鄉,泣訴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小說《故鄉》1960);時而又展現一個都會氣的「螟蛉子」青年對家的自外絕情(小說《死者》1960)。
陳映真幾乎總是從小哥為起點展開他的身家回憶,經常及於父親,甚少提及養父,更少提起生母或養母。後來我從陳麗娜那兒知道,陳映真對父母與寡養母都極盡人子奉養之道,對老人家有超乎常人的和顏悅色。
陳映真本名陳映善,成為養子後改名永善,據說是因要與生家的排行有所區隔,而映真反倒是他孿生哥哥的名字。兄弟倆外型酷似,一起度過了一段快樂童年。後來陳映真的生家要搬家,兩兄弟情難捨,哥哥就和弟弟說:「我們互相想念時就趕快去照鏡子,對方就來了。」
(《〈訪談〉以小說的方式思考人的問題》1998)未幾,在他們九歲時,小哥急症死了。世間已無陳映真,而這個留下來的弟弟,多年後開始寫作,偶以「陳映真」為筆名發表,之後就一直用下去了。
讀《陳映真全集》會發現,幾乎所有的自敘都是將「小哥之死」列為人生第一次痛,或許他以與哥哥的死別,作為一種能概括他幼時所有寂寞傷逝的代表敘事,包括成為養子所造成的與原生家庭的分斷。這個身、家之分斷的原始痛感,我相信,應與陳映真畢生強烈企求克服國之分斷、天下之分斷,展現在作為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間的」、「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有深刻的內在關係。
隨著年齡的增長,陳映真原先「何處是家」的經驗,有可能部分昇華為一種超越優容:兩邊都是家,而我生活、愛並盡責於之間。這個「之間」感,我覺得很關鍵。陳映真在評論《龍的傳人》歌者侯德健回歸大陸時,說他自己的選擇是「長留在兩岸」(《向著更廣闊的歷史視野…》1983)。他晚年的小說《歸鄉》(1999),更透過主人公大陸台籍老兵之口表示「兩邊都是家」。
1987年,在一次韓國行,他目擊了韓國民眾超克南北分斷、追求祖國統一的熾熱信念,一年後寫了《被湮沒的歷史的寂寞》,將他失去小哥的不完整,與失去祖國的不完整,拉出一條半意識的內在關連。因此,與其說陳映真幼年的養子與傷逝經歷,「客觀地」或「命定地」影響了他一生,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善痛者,能善養其痛以通他人之痛與家國天下之痛。
我們閱讀陳映真,的確發現他總是能將消極轉化為積極,從絕望中提煉出希望,屢遭挫傷,但始終能維持一種韌性。陳映真無疑是一位魯迅所謂的「壕塹戰」戰士,總是學習著、蓄養著、戰鬥著。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飛彈快艇(Missile boat)具有小、快的優點,基本上配備反艦飛彈、魚雷與機槍等武裝,在現代海戰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自身優勢往往能協助大型水面艦進行作戰,對多數國家而言,飛彈快艇屬於「支援兵力」,雖然其地位不如主力水面艦,但因現代海戰日益複雜,各國海軍仍有發展飛彈快艇的需求。
歷史上的飛彈快艇
飛彈快艇具有速度、火力等優勢,歷史上是前蘇聯首先投入飛彈快艇的研發與服役,首艘飛彈快艇型號為「183R型飛彈快艇」(又稱黃蜂級飛彈快艇),1967年以艦上的「冥河反艦飛彈」擊沉以色列海軍「埃拉特號」驅逐艦,正式開啟小船摧毀大船的先例,從此各國也爭先加入研製飛彈快艇的行列,無論大國或小國,目前飛彈快艇仍以小型、快速與火力強等優勢於海軍服役中。
中國22型飛彈快艇
中國解放軍海軍雖已是一支大型海軍部隊,主力水面艦的數量也逐漸超越美軍,但基於自身海岸線延長,尤其仍有南海爭端、台海議題、釣魚台主權之爭,故仍有發展飛彈快艇的需求。
2004年服役的「22型飛彈快艇」,就是在該背景下誕生的。22型飛彈快艇的滿載排水量約220噸,最大航行速度超過50節,整艘船長42.6公尺、寬12.2公尺、吃水1.4公尺,配備2組MTU V16 396 TE74L柴油發動機,成員12人,武裝包括一門30mm艦砲、八枚鷹擊83反艦飛彈,其飛彈射程約在120-180公里,對一般水面艦具有極大威脅。
整艘船隻的外觀以匿蹤的形式設計,採用的是「高速穿浪雙體」,兩側船體為V字形設計,加上船隻材料為鋁合金材料,大幅降低整艘船的重量,利於船隻在海面上高速航行。以近20年解放軍海軍的發展來論,大型水面艦為其主流,原因在於解放軍有發展遠洋海軍的需求,小型飛彈快艇的發展較為有限,但因中國大陸本身仍有南海主權之爭,為方便海軍執行低強度的任務,例如2021年中國海軍派遣2艘022型飛彈快艇在南海驅離菲律賓漁船,再度證明飛彈快艇於低威脅/強度的環境中仍大有可為。
挪威盾牌級飛彈快艇
挪威為北歐峽灣眾多的國家,曲折的海岸線不利於大型水面艦作業,於是挪威海軍於1990年代後期開始發展飛彈快艇計畫,1998年服役至今的盾牌級飛彈快艇,不但是挪威海軍的主力,靈巧的船身更有利於挪威海軍在峽灣的行動。
整艘船總長約47.5公尺、寬13.5公尺、吃水僅1公尺,滿載排水量為274噸,最高航速為60節,操作人員有16人,武裝配備包括一門76mm艦砲,8枚NSM反艦飛彈,射程超過150公里,一套雙連裝西北風防空飛彈,射程約4公里,船上的雷達系統包括MRR-3D-NG雷達,搜索範圍遠達180公里,能提供反艦飛彈搜索、攻擊的目標,反艦作戰實力不輸給一般大型軍艦。
芬蘭哈米納級飛彈快艇
芬蘭亦為北歐國家,具有類似的峽灣地形,因此在發展飛彈快艇的道路上也不遺餘力。在外型的設計中,哈米納級飛彈快艇船身採「低輪廓」設計,具有匿蹤功能,船全長約51公尺、寬8公尺、排水量為236噸,最大航速達30節。
哈米納級快艇具有反艦與防空作戰能力,艦上配備8枚丹尼爾防空飛彈,射程超過12公里,其速度達2.4馬赫,另配有4枚RBS-15SF反艦飛彈,最大射程為200公里,為次音速的反艦飛彈。
因服役年限稍長,因此芬蘭政府逐步進行性能提升計畫,包括主砲口徑改為安裝一門40mm快砲,增加艦上的誘餌系統與反制裝備,換裝較為先進的以色列製加百列反艦飛彈,同時新增魚雷發射管,四艘快艇進行性能提升後,預計服役至2030年。
日本隼級飛彈快艇
日本同樣為海岸線綿長的國家,除發展大型水面艦進行防衛外,飛彈快艇的服役更讓日本海上自衛隊具有更多的靈活性。1995年以後訂定的相關建軍計畫,受到預算限制,最終僅生產六艘隼級飛彈快艇。
整艘船滿載排水量約240噸,全長約50.1公尺、寬8.4公尺、吃水1.7公尺、最高航速為44節,操作成員為21人,配有一門76mm砲、4枚90式反艦飛彈,射程為150-200公里,為應付低強度衝突,艦上特別配有2挺M2重機槍。
為考量整艘船的匿蹤性能,船身盡量朝向「傾斜設計」為主,同時為適應21世紀海上複雜的作戰環境,艦上配備Link 11戰術數據鏈,除方便情報資訊的傳遞,更能搭配日本海上自衛隊複雜的聯合作戰型態。
結語
綜合來說,飛彈快艇雖然具有速度快、火力強、吃水淺、匿蹤等優勢,但因船隻先天設計較小,不利於長期海上作戰,加上本身攜帶燃料量遠低於大型水面艦,因此,基本上在海軍的地位非主力艦;唯有在北歐的挪威與芬蘭,因國情因素、加上國防預算規模不如多數國家,故兩國海軍仍以飛彈快艇為其主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肩射式防空飛彈是一種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適合低空防禦的武器系統,已服役數十年。時至今日,這類武器系統仍持續進化,並成為軍用車輛、直升機和小型船艦的標準配備。本文將討論其優缺點和應用範圍,並介紹全球各國現役的肩射式防空飛彈。
優缺點和應用範圍
肩射式防空飛彈,其優點為:體積小、單兵操作、攜帶方便等,適合低空防禦、短程空對空作戰用途。其缺點為:導引段為紅外線(IR)導引設計,常會受到敵機拋撒熱焰彈(Flare)等熱源干擾,而產生失誤;內置燃料有限,有效射程僅數千公尺;內置小型彈頭(戰鬥部)加上預置破片,僅能殺傷敵機,無法完全摧毀。若碰上A-10或Su-25這類有裝甲防禦的攻擊機,擊落機率更降低不少。
應用範圍:軍用車輛可配置結合防空飛彈發射器、機槍、機砲、反裝甲飛彈(ATGM)發射器、雷射武器系統(LWS)的多用途遙控武器站(MRWS),以進行低空防禦;直升機的武器掛架可攜帶防空飛彈發射器,以進行短程空對空作戰;水面艦艇因甲板面積有限,僅可配置單兵操作的雙聯裝(DMS)或三聯裝(TMS)三腳架發射器,或由單兵攜帶的肩射式發射器。
美國FIM-92刺針防空飛彈
FIM-92是由美國雷神(Raythoen)公司研發,並授權德國EADS和土耳其ROKETSAN製造,已量產超過70,000枚飛彈。FIM-92除全美各軍種使用,全球另有29個國家使用它,1981年服役至今,是最廣為人知的肩射式防空飛彈。FIM-92全套重量15公斤、彈重10公斤、彈頭重3.3公斤(內含高爆裝藥)、發射器握柄內含發射電池和冷卻裝置(俗稱咖啡罐)、被動紅外線導引/紫外線導引段、有效射程為4,800公尺、極速為2.2馬赫、操作人數1~2人、單價約38,000美元。
FIM-92衍生型有FIM-92A、FIM-92B、FIM-92C、FIM-92D、FIM-92G等型號。據資料顯示,FIM-92彈頭的破壞力,約為轎車以時速60公里撞擊的動能,可對付無人機、直升機和定翼機等目標,已證實有270架各型飛機遭FIM-92擊落。阿富汗戰爭期間,阿富汗反抗軍獲得美國援助,以FIM-92擊落或擊傷多架俄製軍機,包括各型直升機和Su-25蛙足式攻擊機等。俄烏戰爭時,烏克蘭使用西方國家軍援的FIM-92擊落多架俄製軍機和巡弋飛彈,戰果豐碩。
FIM-92除肩射型外,還有雙聯裝(DMS)三腳架發射器、悍馬車底盤的復仇者防空系統(Avenger)、AH-64攻擊直升機使用等型號。目前,台灣軍方已採購一批FIM-92雙聯裝(DMS)型號和AH-64E使用型號。未來還會再採購數百枚FIM-92肩射式型號,用於地面防空和海上防空。
法國西北風防空飛彈
西北風(Mistral)是射後不理的超短程攜型式地對空飛彈(SATCP),全套重量18公斤、彈體前端為多角錐形低阻力鼻錐罩、被動紅外線導引、彈頭重3公斤(內含高爆炸藥和1,850顆小型鎢彈)、主動雷射近炸或觸發引信、二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4,500-6,000公尺、極速為2.5馬赫、操作人數2人。西北風可由單兵攜帶操作,也可配置於軍用車輛、直升機和水面艦艇上,可有效攔截1,200公尺以下高度的空中目標。彈頭引爆時,小型鎢彈會以秒速1,500公尺穿透目標外殼,有效殺傷半徑為3公尺。
不同於一般肩射式防空飛彈,西北風發射器必須由三腳架支撐。通常為一人攜帶發射器,另一人攜帶三腳架。發射時,單兵坐在三腳架座位上,並利用三腳架上的紅外線觀瞄裝置、敵我識別天線辨識並鎖定敵機。三腳架上有射手座位、射控單元與壓縮空氣儲存罐(啟動彈體陀螺儀和冷卻紅外線導引段)。西北風雖採用被動紅外線導引,卻有相當程度的抗干擾性能,可降低敵機拋撒熱焰彈等熱源干擾的效果。
中國紅纓6型防空飛彈
紅纓6型(HY-6)是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總公司(CNPMIEC)研發生產的肩射式防空飛彈。全套重量16公斤、彈體重11公斤、彈頭重1公斤、單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6,500公尺、最大射高為3,800公尺,極速為2馬赫。目前HY-6除解放軍使用外,還大量外銷到中東地區,外銷型號為飛弩6型(FN-6)。此外,HY-6還有多款衍生型或改良型,可配置於軍用車輛、直升機和水面艦艇上。
HY-6為第三代被動式紅外線導引,採用數位化紅外線導引段,有較佳的抗熱焰彈干擾、太陽熱源和地面熱源性能。其彈體前端為金字塔狀低阻力鼻錐罩,發射器握柄內含發射電池和冷卻裝置,發射器上有敵我識別天線和光學觀瞄裝置。HY-6可進行全方位攔截,並有70%的單發命中率,可攔截18 G加速度的空中目標。據中東地區民眾拍攝到的影片顯示,外銷型號FN-6的命中率極高,已擊落多架美國無人機、土耳其AH-1W眼鏡蛇攻擊直升機、敘利亞Mi-8直升機和MiG-21戰機。
俄羅斯SA-18防空飛彈
1981年,SA-16(9K-310 Igla-1)和9M-313飛彈正式服役於前蘇聯軍隊,具備敵我識別裝置、提升自動鎖定性能和高仰角攻擊性能、降低最低射程的限制、增加火箭發動機推力、改良導引系統、更容易鎖定機動高速的空中目標、延遲引信可讓彈頭穿透機身引爆以增加殺傷力、抗熱焰彈和ALQ-144干擾絲(Chaff)性能更佳、提升感應器靈敏度等。
1983年,SA-18 (9K-38 Igla)和9M-39飛彈正式服役於前蘇聯軍隊,和SA-16不同之處是可對抗大量熱焰彈和干擾絲、更靈敏的尋標器、全方位攔截(半球型的鎖定範圍)可鎖定非線性飛行的空中目標、增加射程、提升貫穿性能、速燃火箭發動機有更高的發射瞬間速度等。海軍艦用版SA-N-10可配置於水面艦艇上。此外,還有雙聯裝SA-18發射器搭配Zu-23-2雙聯裝機砲,成為簡易版的彈砲合一防空系統。
SA-18全套重量18公斤、彈體重11公斤、彈頭重1.2公斤、單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有效射程為5,000公尺。據芬蘭測試,SA-18追蹤靈敏度和最大射程略遜於法國西北風,彈頭也較小,但抗干擾性能卻較佳。前蘇聯外銷SA-16和SA-18超過30多個國家,許多地區的游擊軍和恐怖組織也有採購。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使用波蘭製閃電防空飛彈擊落多架俄國軍機,也是仿自SA-18。
南韓神弓防空飛彈
南韓神弓研發初期曾向法國請求技術援助,但遭法方拒絕。最後飛彈技術多半源自俄羅斯SA-16 (9K-310)。量產時,飛彈尋標器、控制迴路、彈頭和發動機等技術,南韓已全面掌握,均可自製。國防科學研究所和三星電子研發製造夜間瞄準器,LIG Nex1研發製造敵友識別系統,瞄準器裝有八木天線。
全套神弓包括發射器和三腳架。射手坐在三腳架的座椅上,以瞄準器瞄準。神弓全套重量12公斤,攜行時分為飛彈、三腳架和瞄準器,並由二人攜帶。此外,還有固定式四聯裝發射器,可配置於軍用車輛、直升機和水面艦艇上。
神弓具備敵友識別系統、夜間和惡劣天氣發射性能、紅外線/紫外線導引段,飛彈命中率為90%,而美國FIM-92和俄羅斯9K-32M(SA-7)命中率為60%。據南韓國防科學研究所的說法,神弓的命中率、性能、價格、便攜性都比美國FIM-92或法國西北風優異。研發測試時,飛彈以2.36馬赫的速度、7,000公尺的距離,擊落一個低空目標。彈頭是由俄羅斯提供,除了直接碰炸,還有近炸引信。當接近目標半徑1.5公尺範圍內時自動引爆,可產生約800個破片,並藉由其破片殺傷目標。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2月5日,我70歲生日,在家人為我慶生的聚會結束後,我在臉書上看到朱雲漢院士因病辭世的訊息。我和朱雲漢認識多年,但學門不同,相忘於江湖之上,並不常聯繫,幾天前還看到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無知於他早受病魔攻擊。我生日,他辭世,死生交錯,才知命祚無常,平生契闊。
回想初識朱雲漢的時候,他才19歲,台大法學院政治系二年級的學生,還「未成年」,但他少年老成、穩重成熟。當時我大四,正在準備考研究所,從性格上講,我和他大約同屬一路,因為那個時節大家都喊我「魏老、魏老」,我們也就有一種相知相惜,自有默契,不用說破的了然於心。
台大學生運動重要的一晚
初識的那個晚上,是台大學生運動重要的一晚。
1975年4月7日晚上7點多,我接到台大學生代聯會主席丁庭宇的電話,要我即刻趕往新生南路三段的一個地址,說是有個緊急會議要開。我到場時,已經來了十多位同學,多為代聯會的幹部,其中有朱雲漢,他好像是代聯會的秘書長或政策部主任之類的。討論的主題是「蔣總統去世,台大同學應該做點什麼?」是的,那年4月5日下午蔣總統過世,軍警戒嚴,所有娛樂活動停止,報紙一片黑白,滿是哀悼之情。
討論中,多半是代聯的會幹部在發言,其中主力之一就是朱雲漢,他們一群大二學生,以法學院(現改稱社會科學院)和文學院的同學為主,放言高論,口無遮攔。另一個特色就是他們都是師大附中(下稱附中)的同屆校友,他們的老交情從高中就開始了。當年台大有個半公開的秘密:大一代表會的主席必定是附中畢業生,因為聯招一放榜後,考上台大的附中就會被學長召集,訓令他們要競選班代表,在接下來的「大一班代表聯合會」選舉中,他們推派的人選又通常會當上主席,也因此,附中勢力強大時,可囊括台大代聯會主席與「畢業生聯合會」主席。
那天同時到場的還有《台大青年社》社長陳憲良,經濟系三年級,也是位熱情激動的愛國青年(半年多後他投筆從戎,轉學到陸軍官校,轟動一時)。我和陳憲良都是台大「台風社」的社員。台風社當年也是個引領風騷、叱吒風雲的社團,在學校辦理各種團康與訓練活動,我是因為參加該社的「速記訓練班」而入社,另有很多同學是為土風舞而來。這個社團後來開枝散業,台大的土風舞社、口琴社都是台風社所孕育誕生的,因此算是台大社團的「母雞」社團。
簡單歸納一下,從組織面而言,要掌握台大社團就要找台風社;從人脈面而言,就要找附中校友。1971年退出聯合國,風雨飄搖之際,台風社成立農村服務隊、漁村服務隊、國中生服務隊,吸引了大批「摩頂放踵」之士加入,上山顛,下海隅,造成社會服務運動旋風,觸角深入社會,前交通部長葉匡時就是該時期的社長。
當時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對台大這些社團十分重視,而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就是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支部」的書記長,而其辦公室就在新生南路三段的巷子裡。
「獻機報國」運動
當晚與會人士中,附中校友組成的代聯會幹部是主體,我和陳憲良比較像客卿。丁庭宇雄才大略,很有領導人的氣概,口才好,後成為TVBS談話性節目的常客,開電視「名嘴」之先河。
4月7日當天報紙披露了其他學校已經倡議了一些活動,例如捐血、募捐建銅像、發動「新生活運動」、發動「效忠簽名」運動、火車班列改名為「中正號列車」等。國民黨文傳會、青工會也放出風聲,要發動捐款興建「中正紀念堂」。丁庭宇認為台大應該著眼大局,發動更有意義、更具前瞻性的運動,論述則由朱雲漢擔綱,大意是說,一代偉人離世,新的時代開始,正是台灣民主轉型之機。「朱雲漢們」說:「每個路口、圓環、每個中小學校園都站著蔣總統銅像,會是個可以看的風景嗎?這樣只會延長強人統治,如何民主?」、「這些黃銅不如拿來造槍砲、做飛機」。
最後大夥決議要發起「獻機報國運動」,重現1934年蔣公50歲壽辰全國獻機的歷史盛況,第二次獻機報國運動將「鑄無形之哀痛為有形之革命利劍,振翼雄飛北指,直搗黃龍,逐虜收京,將中華的法統乾綱,再鷹揚於我神州故國萬里山河之上!」
做結論時,丁庭宇拿出主席架勢,指派我、陳憲良及附中校友吳心健組成撰稿小組,當晚挑燈夜戰,寫成《銜哀奮厲 獻機報國》宣言,第二天一早送去打字行製版印刷,上午9點在台大體育館召開記者會。事後回想,丁庭宇其實早有定見,所謂決議是朱雲漢等人的發言引導而成;從印刷廠打字與台大體育館場地的租借、媒體的聯絡等早就布置妥當,我猜這後面有朱雲漢的操持。
第二天記者會一結束,丁庭宇和我就被教官「請」去訓導長俞寬賜教授的辦公室罰站。我們二人被留置在訓導長室,媒體發布與聯繫的工作仍在幕後持續進展,中午台視新聞首先披露,下午就有記者去問教育部長蔣彥士要他表態,為這個運動定性定調。到了晚上,三大電視台全面播放,第二天各報也以顯著版面報導。我和丁庭宇在訓導長那兒和他打太極拳,其他以附中校友為主的幹部群在外頭聯絡媒體,布置捐獻箱,完成造勢,他們都只是大二學生,就懂得布局與分工,朱雲漢是其中的靈魂人物。
《仙人掌雜誌》初試啼聲
1977年7月出版的《仙人掌雜誌》第5期刊出一篇朱雲漢的文章,題目是〈民主是目標不是工具〉。同期作者還有孫慶餘、蔣勳、陳映真、李乾朗、李利國、耿榮水、李亦園、司馬中原、楊清矗,看看這個陣容,都是後來台灣知識界和文壇上的重要人物,當時他們都還很年輕,代表著台灣新一代的知識分子菁英。推算一下,朱雲漢應是大四學生,作品刊出時他已考入台大政治研究所,後成為胡佛教授的得意門生。而胡佛與朱雲漢之後先後成為中研院的院士,傳為杏壇佳話。
以下我抄幾句朱雲漢這篇文章的句子,得以管窺他的少年文采和學術萌芽初心:
民主政治在(民初)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目中「手段」成分大於「目的」。這種現象也許並不足為奇,因為若是重視其「工具價值」而接納民主亦可因其失去「工具價值」而拋棄之。
民主政治在中國,可謂「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欲改善此一乖違現象,在心理上必先掃除居社會領導地位之知識份子心中的疑雲與徬徨;必先堅定對民主理念之理念。
讀這些文字,不得不佩服青年朱雲漢很早就看到,民初以來知識分子把民主當「工具」,既非本質亦非目的之心理狀態。
《高思在雲》金聲玉振
朱雲漢批判的這個現象,其實也出現在「民主化」後的台灣,見諸於民進黨執政後的種種「髮夾彎」,於今為甚,言行舉措逆反「民主進步黨」創黨時期的主張與理念,這其中也有深藏在知識分子心裡與台灣社會的深層結構問題,當然也成為政治學者、院士朱雲漢諸多評議的對象,此可從他為《天下雜誌》、《商業週刊》、《中國時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可以看到,而這些批評與檢討在他2015年出版的《高思在雲》第四篇〈為台灣民主把脈〉,有很透徹的架構化處理。以下是該篇文章的一些小標:「民主為何讓台灣民眾失望」、「政黨輪替背後的現實問題」、「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政黨利益糾葛延宕社會發展」、「媒體是政治耗損的重要推手」、「台灣是富豪的樂土」、「台灣距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政務人才斷層全民買單」。
對於台灣民主「禮樂崩壞」的現狀,他犀利透徹卻沈穩的批評,當然得罪了很多懷有台獨意識的學者與讀者。雲漢過世後,不少這類人在臉書及媒體上喤吠,雲漢在世時就很少和他們「一般見識」,而只是微笑以對。
朱雲漢的學術研究起身於「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有著多年對儒家文化圈下的亞洲國家民主化的田野實證研究,也有政治學理論的嚴謹宏觀分析。他的文章以道德思維為底蘊,逐步推演,條分縷析,一氣呵成,行雲流水,可讓讀者智慮清明、道德勇氣油然而生。
這樣的風格與器識,早已出現在19歲的他身上,我初識雲漢時就看到了,也被感動至今!
(台大地質科學系退休教授)
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民主與科學均源於希臘雅典。希臘文明於西元前四、五世紀衰亡後,其標誌性的民主、科學,不但未隨之消失,反而在西歐諸國大行其道,得到進一步發揚光大,成為人類先進文明的標杆。本文僅論述希臘雅典的民主,以及其伴生的帝國主義,不妨稱之為雅典的民主帝國主義。
民主何以走上帝國主義
希臘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源遠流長,早在西元前五、六世紀,即蘇格拉底在世時已很發達,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只不過是將之哲學化、普及化、精緻化。希臘的文明哲學化的標誌性特徵是民主自由平等,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或《對話錄》中,以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中得到充分闡發。
充分開放的民主自由制度,不僅促使人民自願參與公共服務,更重要的是讓人才得以輩出,例如索福克里斯、希羅多德、菲迪亞斯、伯里克利、優里彼得斯、希波克拉底、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不世出的文化巨匠,都對希臘古典文明添磚加瓦做出重要貢獻。
帝國主義的標誌性特徵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那麼,問題就發生了:古典希臘文明怎麼會發展出與之價值理念不相容的帝國主義?換言之,是什麼歷史偉力推動希臘人發展出,與其文明和城邦政治相反的帝國主義?
海洋貿易使希臘成為帝國
最大的歷史偉力是海洋。由於希臘半島被丘陵溝壑港灣切割成碎片,陸上交通不便,海洋遂成為天然的公路,希臘人發展出發達的海洋貿易。海洋貿易使希臘國庫充裕,得以輸入和吸引各地的產品進入國境。物質的繁榮使希臘人自然萌生一種優越感,自認為是天之驕子,有權統治其他國家人民。
在城邦的政治體制下,一個城市就是一個邦國,與中國以農村村社為社會結構的農耕文明截然不同。獨立的各城邦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法典及官僚體制。所以,帝國要實現統一的領導、官僚體制、法典,自然遭到各城邦的強烈抵制。然而,雅典內有斯巴達的挑戰,外有波斯的不斷侵擾,需要聯合其他城邦的力量共同應對。帝國體制就是一種可以讓雅典應對內外挑戰的最佳選擇。
帝國維持須有物力人力
但維持一個帝國,必須要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提供相應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援。就經濟上而言,隨著對糧食和其他物資的需求不斷增強,為了保持海洋航道安全暢通,帝國需要一支強大的艦隊控制海洋。龐大的艦隊固可確保帝國的安全與繁榮,但希臘人必須付出相應的物力和人力,建造船艦並維持艦隊的正常運作。
建造船艦需要大量的材料如木材、鐵、銅、亞麻、蜂蠟等,但希臘的資源並不豐富,甚至可視為資源貧國,所以須從它的420個盟邦中引進。有了龐大的艦隊,需要相應的龐大人力保持艦隊的正常運作。例如,在正常的情況下,帝國的龐大艦隊所需的舵手、水手長、艦長助理、瞭望員、造船工等人力,無疑來自廣大的希臘人民,雅典人民。就帝國戰備狀態而言,例如據普魯塔克在西元前420年估計,雅典碼頭上經常有400艘戰艦處於戰備狀態,隨時聽命待發。如果動員250艘戰艦,就需徵集5千名水手。即使動員全雅典人,也無法應付如此數量龐大的人力需求。一旦發生海戰,大量人員陣亡,其結果是陣亡的死亡率兩倍於出生率,試想這樣的人力消耗豈能持久?
民主及求創意付出代價
政治方面所需的人力同樣是驚人的。雅典的民主體制主要靠兩個會議,一是公民大會,另一是人民陪審法庭。在此立法和司法系統下,除了當差的官員外,為了實現全民民主理念,每個公民都必須參與公共事務,每年所召開的會議難以計數。例如雅典的屬地阿提卡的100個選區和城鎮,每年都要重組,因此頻繁的人員更替,構成巨大的人力壓力。
再就是,為了體現開放的自由社會中人民的創發力,雅典人很喜歡競賽;雅典人在所有職業都安排了展示和公開競賽。例如陶工、馬隊(包括馬、馬夫、戰車等)之間的競賽;每個節日都有競賽;甚至背誦荷馬史詩的遊吟人、修辭學家之間也有競賽。饒有趣味的是,悲劇作家和喜劇作家之間的競賽是,悲劇作家必須創作12部新的悲劇,並有180名歌隊歌手參與競賽;喜劇作家則每年必須出創作6部新的喜劇。在帝國存在的100多年歷史中,共創作、上演了五、六千部音樂作品。據估計,每年約有2千名以上的雅典人需要背誦劇本,所以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學和藝術遺產;當然,古希臘人還在哲學、歷史、建築、科學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並直接對西方文明的定型和構建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遺憾的是,這樣高度的文明,竟然由於嚴重的內憂外患而走向沒落衰亡;外患有羅馬帝國取代波斯帝國而強勢崛起,內憂則是各城邦的獨立自主,相互攻伐,以致不斷地內耗撕裂,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百年爭霸就是內耗的典型史例。
過度民主導致失誤、內鬥
此外,希臘的過度民主,也造成抽籤致仕的非專業官員主導外交政策,導致外交上發生致命性的失誤,例如遠征西西里的挫敗就是外交決策的失誤;加上城邦之間、黨派之間的內鬥內耗,在在促使雅典帝國最終由盛轉衰,走向衰亡。
雅典帝國和民主制度是西方文明的原型,加上羅馬的法治,構成了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徵。但雅典「成也民主,敗也民主」,這個教訓值得西方人深刻反思,因為近現代歐美的帝國主義和民主文明,正走上雅典帝國和民主文明盛衰的老路,得了雅典民主帝國的併發症!這一發展,攸關當前世局和人類未來的命運和福祉,以史為鑒,當國者不可不慎。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2022年10月,台北故宮被爆出近兩年內接連打破幾個價值連城的瓷器,據媒體報導,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下達封口令,要求下屬不得點交、寫檢視報告,欺上瞞下的作法令各界譁然,引發一片撻伐。
同月,故宮也發函板橋林家,要求將寄存經年的「蘭千山館」在月底合約到期後自行取回文物,12月吳密察在公聽會上表達擬修改寄存制度,並說「故宮質精量豐,無需以寄存方式彌補藏品不足」,以「庫房不足」為由,欲將蘭千山館331件藏品逐出故宮。
世上各大博物館都不遺餘力地蒐購珍貴文物,堂堂故宮院長卻將寶貴文物推出門外,令人不可思議。2021年傳出要將故宮轉型為法人或改隸文化部的消息,透露出主事者擬一步步將故宮博物院降級、弱化,追根究柢,與蔡政府「去中國化」有關。據知情人士說,吳氏上任院長後,聘用自己過去的下屬或學生,且遇缺不補,如此缺專業、損文物、毀管理之人竟安坐大位達四年,至今年1月底內閣改組時才悄然被換掉。
比較四大博物館與故宮
世界公認的四大博物館,一是有270年歷史的大英博物館,擁有豐富的皇家與貴族文物,也擁有世界上最大量的古埃及、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藏品,以及殖民時期從各地搜取的文物,總藏品有800萬件。二是法國的羅浮宮,也以皇家貴族的收藏品為基礎,拿破崙時期陸續增加古羅馬、古埃及與遠東地區的藝術品,總計60多萬件,為此羅浮宮多次擴建,乃至後有貝聿銘打造的玻璃金字塔,成為巴黎的金字地標。三是俄羅斯博物館,有300萬件藏品。四是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有200多萬件藏品,其藏品數量有後來居上之勢。
這四大博物館不僅收藏本地本國的歷史文物,也蒐羅世界各地、他國的文物,儘管「文物歸還」是列強掠奪他國文物要面對的國際議題,但就保存人類文明與文物的角度,四博仍有相當大的貢獻。
「故宮博物院」是台北故宮與北京故宮加總的概念,二者各為半壁。就藏品數量而言,台北故宮70萬件,北京故宮186萬件,總共約260萬件,僅次於英、俄,藏品從青銅器、瓷器、書法、繪畫、雕工技藝及宮廷文物等,無不精美絕倫。有人分析,故宮博物院未列四大博物館是因故宮藏品過於單一、不夠國際化所致;但也有人評論,四大博物館其實是掠奪戰利品的展示館,不能與故宮相比。這兩種說法都反應著同一個概念,就是聚焦於文物的來源與內涵。
故宮博物院是世界上唯一收藏自身文明,而不攙雜他國文物的博物館,藏品之精、數量之豐,時間跨度之長,且完整呈現歷史文化的世界級博物館,為世所公認,無庸置疑。1965年在台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說:「故宮不同於一般博物館,它所收藏的是歷代中華文化藝術的精品,肩負著宣揚中華文化的責任。」這段話清楚說明故宮文物的來源、內涵與歷史責任。
故宮博物院藏品源遠流長
「故宮」因明清兩朝的宮殿而得名,收藏的文物卻是積累數千年的文化瑰寶,中國朝代經多次遞嬗,但每一新朝立國後,首要之務就是整理圖書與重建文物,無一例外。例如,6世紀時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開國十年後才完全結束南北朝分裂局面,連年爭戰導致典籍文物遭受嚴重破壞,經官方大力收聚,建觀文殿貯藏經史子集,在殿的兩側各建樓臺,東為妙楷臺收藏墨跡,西為寶蹟臺收藏古畫,使魏晉以來的圖書與文物得以保存。
又如,宋太祖登基後,沿襲五代設立三館,即昭文館、史館與集賢院,合稱崇文院,為校理圖籍儲備人才之處。宋太宗更進一步下令各州搜集圖籍與書畫文物,很快地善本圖書充盈,前代的名家書畫,如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懷素等名家墨寶,以及顧愷之的維摩詰像、韓幹的牧馬圖、薛稷的鶴圖等傳世之作悉數集中汴京。宋真宗時在崇文院中堂另建「秘閣」,精選三館的善本書與文物書畫入藏,所以「秘閣」藏品為精品中之精品。
兩宋之後,歷金元而至明清,各朝代校理圖籍、搜集文物未曾荒怠。不談別的,只談乾隆皇帝。乾隆堪稱古今藝術收藏家,既追求宏偉也愛繁麗細緻,除編纂《四庫全書》外,畢其一生盡收天下奇珍異寶,據嘉慶21年(1816)文獻記載,紫禁城1.5萬件的字畫文物,三分之二是清以後入藏,多歸乾隆之功。凡他所經眼賞鑑的善本墨跡必鈐蓋寶印,常見如「乾隆御覽之寶」、「八徴耄念之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等,印章多達1,800枚,興致一來還喜題字,近年有人批評乾隆是印章狂魔、文物破壞者,那是不懂文物品鑑文化的碎語。
蓋印有收藏占有之意,在字畫上題跋識語是古人對書畫的品評鑑賞,自古有之,因此經名家題跋與鈐印的作品更增添藝術價值,乾隆珍愛的「三希」名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及王珣的〈伯遠帖〉都有乾隆的墨寶,彼此相得益彰。嘉慶、道光、同治也都有御覽之寶;官僚士夫之間更興起考據古文字、鑑定古器物的風尚,乾嘉時期的考據學鼎盛人才輩出,與乾隆好古敏求不無關係。
前人以生命拚死保護國寶
19世紀清末兵燹連年,先是英法聯軍入侵,焚燒圓明園,許多圖書文物被焚毀、被劫掠,繼而太平天國之亂、八國聯軍接踵,摧毀更巨;20世紀上半葉日軍長期侵華乃至國共內戰,烽火中顛沛流離更是艱險。今日能安然躺在故宮的每一件文物,以優美典雅之姿呈現世人眼前,但其背後均是前人用生命與血淚拚死保護下來的。
故宮文物有兩次大遷徙。第一次是1933-1947年,為避日軍戰火,先將1.3萬餘箱文物遷往上海,再遷南京,後分南、中、北三路輾轉遷至四川,翻越窮山惡水,住過山洞、避過蟲鼠,直至1947年遷回南京。據當時「南路」負責人,也是1948年押運故宮第一批文物來台的莊嚴之子莊靈說,當年為完好無誤地打包裝箱,特請琉璃廠古董商號專家傳授方法,每一件都包得非常嚴實。與事的老人也回憶:正因為繁複過度的包裝,讓這些中華文化瑰寶度過幾次劫難。
第二次遷徙是因國共內戰,1948秋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奉命挑出最精華的藏品3,800餘箱,連同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考古文物,分三批遷運台灣,先寄放在台中糖廠倉庫,後暫存霧峰北溝山洞庫房,至1965年位於外雙溪仿古式故宮博物院落成,始悉數遷入。大批文物雖經長期水陸輾轉播遷,但損傷極少。
值得一提的是,暫存霧峰北溝庫房時,由聯合管理處來監管文物,孔德成擔任主任委員。1963年一次例行檢查庫房時,發現一只箱上有一灘水漬,裡面《四庫全書薈要》有九冊被雨水浸溼,另一箱有一冊內頁黏連,因屋瓦破損雨水從天花板落下所致。孔德成獲知此事後,即向行政院長王世杰請辭。儘管漏水非人為因素,洇濕的紙書也可以裱褙修護,不像瓷器打碎難以修補,但孔德成仍因珍貴文獻受損以辭職負責。孔德成是孔子第77代嫡長孫,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家學淵源,專精古器物,他後來在台灣大學講授「三禮」,曾永義、黃啟方、葉國良等人都曾蒙親炙。孔先生一肩扛責展現風骨,尤令人敬佩。
故宮保存了四大文明之一
被譽為故宮「鎮館三寶」的〈翠玉白菜〉、〈肉形石〉與〈毛公鼎〉,其中〈毛公鼎〉原本非故宮藏品,道光年間出土後輾轉收藏於民間,抗戰時美、日收藏家皆覬覦,幸而1946年某富商購下,獻與蔣介石作為60壽禮,蔣隨之撥交中央博物院,成為國有文物入藏故宮。這說明兩點,一是民國以後文物收藏仍持續未斷,二是〈毛公鼎〉輾轉多年未落外人之手,自古「鼎」象徵國家,〈毛公鼎〉終是與國家民族相繫在一起。
故宮不同於一般博物館,收藏的是歷代中華文化藝術的精品,沒有掠奪他國的文物,是完整呈現中華文化的世界級博物館,無論是台北故宮或北京故宮的每一件文物,都走過千山萬水,住過山洞、躲過砲火,曾在乾隆的「三希堂」書房,也在宋真宗的「秘閣」裡,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歲月歷程,這些藏品看似無生命,卻散發著萬古的光輝。
生長在台灣的我們,不能只以島嶼思考,更不應被狹隘的政治意識綑綁而自外於世界級的文化瑰寶,無論何黨執政,都應該思考,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華夏文明,絕不應排擠貶損而毀於政治意識之手,而應持珍惜人類文明、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胸襟,維護其永續生命。
(作者係東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又逢一年一度的獨派盛宴二二八,國民黨的黨國史觀被瓦解後,台獨史觀取而代之。連33年前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也被重製成4K數位版,好來冷飯熱炒繼續操弄悲情,彷彿二二八就是台獨思想的起源,為台獨分離主義取得一切道德正當性。只是,在獨派的宣傳中,統派的角色與敘事卻悄悄地被消失了。
台獨缺少烈士故事
這樣的情況並非只在談論「二二八」上發生,民進黨前台北市長參選人姚文智,所出品關於白色恐怖的《流麻溝十五號》,同樣被人質疑故事中的主角,究竟犯了什麼罪被送往火燒島,講得不清不楚,讓人不明就裡。從電玩紅成電影的《返校》也是如此,連劇中人自己都不懂,為什麼只是讀了泰戈爾的詩集,就招來了殺身之禍。
其實瞭解實情者,誰不知道當年若非碰觸到了「紅」與「左」,怎麼會因思想言論而有牢獄、滅頂之災呢?一切的原因就在於「台獨烈士缺貨」,只好拿共產黨的烈士充數。掩蓋掉共產黨人,為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坐穿牢底、橫屍法場的真相,更讓島民誤以為「獨」是唯一的政治正確,忽略了當時的犧牲者,渴望「統」的歷史事實。台獨成功地狸貓換太子,將自己嫁接在「紅統」的墳塚上,用共產黨烈士的鮮血,灌溉出一朵朵的獨花。
統派該取回話語權了
如今大陸有科幻經典的《流浪地球》,有當代現實的《萬里歸途》,其他關於過去歷史的影視作品更是汗牛充棟,唯獨對「台灣」像缺角的拼圖,不知該如何敘述。這幾年大陸致力於整理島內過去台共的歷史,蒐集了許多的烈士故事,以及倖存者的回憶。這樣的努力倘若不將其戲劇化、電影化、動漫化、電玩化,使其能夠加以推廣宣傳,而只是出幾套專書,或幾本論文集,是很難改變台灣民意的。
島內的統派更應該真切地考慮,將「台共」的史實檯面化,既然獨派熱愛二二八,那真正的統派人士何妨共襄盛舉,對於謝雪紅、二七部隊等人民起義的史實大肆紀念。對於在白色恐怖期間犧牲的統左人士之紀念活動,也應該擴大化、公開化,正式與獨派展開歷史話語權的競爭。
不容青史盡成灰,只是再不致力於撥亂反正,那再正確的史實,恐怕也都將灰飛煙滅。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關於二二八悲劇的形成,不論是「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兩造不僅高度對立,其主張也相互排斥。筆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找出更能切入當年複雜史實的觀點,以利論述的辯證發展。在這樣的思考下,筆者發現關於兩岸的民族主義這個題目。這裡所謂的「民族主義」,一個是「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是戰後初期的「我族中心主義」,最簡單的民族主義;一個是當前想努力掙脫中國的「台灣民族主義」;而這三者在戰後的一個時間點都被不經意地喚起。
「民族救星」蔣委員長在抗戰勝利的那一天,發表了重要談話:「不念舊惡,與人為善」;該講話被描述為「以德報怨」,據稱是蔣介石親自擬定的文稿。這是一個高度道德標準的宣示,可惜在現實中很難達到那樣的標準;而且,道德也應該是相對的,若只是一味要求弱者要有高道德表現,處於現實的生存競爭中,實在很少能不被淘汰的。
兩岸對「以德報怨」都有意見
在艱辛抗戰8年甚至15年慘勝後,蔣介石立刻安撫昨日的敵人,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理解其有種種戰略與外交上的理由;但當年國府卻可能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筆者認為,那應該算是國府的一項重大錯誤,對於海峽兩岸而言都是,而且它影響了後來的歷史發展。換言之,蔣委員長在談話中表現了對「我族中心」的輕忽;在慘烈犧牲後,急於對侵略者表示善意,很可能造成民心的背離,以下筆者以史實做具體分析。
由時序上看,九一八事變中,國府曾被描述為不肯抵抗日本侵略者,甚至提出所謂「敦睦邦交令」,禁止學生與民眾抗日的執政者。所幸後來國府大力投入松滬會戰,重新獲得民眾的肯定。接著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在「敦睦邦交令」下,來到台灣,參加日據台灣40年慶功宴,稱許日人在台灣的建設,這對抗日的台灣人而言又是一大打擊。
二戰結束之際,蔣委員長對日本發表的「以德報怨」講話;其中「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除了知識界有不同看法,曾身受奇冤巨恥的廣大淪陷區民眾也恐怕難以接受。
隨後兩岸都曾對漢奸追訴,但國府對侵略者都可以「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對自己人民卻要求「漢賊不兩立」,據稱淪陷區的大學文憑大多不獲承認,又豈能讓人心服?此外,戰後人民生活仍然食不果腹,日寇卻衣食無虞,當然令人不滿。就所知,南京《中央日報》在勝利不到一年後,就刊出「寬大的限度」的社論,提到「真正的傳統精神,是以直報怨,不為己甚」;上海《申報》頭版頭條大標題刊出,國府內部「鄒魯、白崇禧、王正廷等要求改變外交作風 全會場情緒悲憤激昂」的報導;讀者意見欄中更出現「全國各地鬧糧荒日俘卻飽餐無事」這樣的小標題。
在筆者的研究中,長期領導抗戰的國府之所以失去民心,以及蔣個人由「民族救星」地位步下神壇,讓中共在抗戰勝利後能獲得發展的機會,以至國府最後受到民眾背離,實與此密切相關;因為「我族中心」的素樸民族主義受到衝擊。
淪陷區太多無辜的民眾被犧牲,竟然要他們對侵略者「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卻不要求盟軍徹底改變侵略者的惡質傳統,例如,據梁許春菊在受訪紀錄稱,「在滿洲的日本人接受日軍投降的事實後,便趕緊加強『鄰組活動』,…商討對策時,日本人都說,通常戰爭時的軍隊進城後有三或四日的自由,隨便他們姦殺擄掠,要女人家小心。我們婦人都認為怎會有這麼亂來的事,他們自己就招認說以前他們當兵時就是這樣。」(見《口述歷史期刊》第五冊,中研院近史所,頁303)。日本文化中有男性好強好勝,胡作非為的傳統,國府應向盟總揭發並要求處理之。
通膨、糧荒有台胞沒飯吃
尤其,戰後的美國霸權早已對台灣虎視眈眈。而台灣人民落入日人離台後的物價風暴中,他們不知物價風暴來自美、日,而歸罪於國府。美國允許總督府自東京載來整飛機的大額日鈔,搶購台灣物資,以致米價僅3個月高漲達60倍;國府接收後稍遏漲勢,至二二八悲劇前再續漲7倍。其間,1946年5月4日,台灣受糧荒影響,基隆曾發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遊行。同年9月14日,南京《中央日報》刊出消息稱「寶島人民在艱苦中 十萬台胞沒飯吃」。
在物價高漲期間,一群在廣東與海南島等待遣返的台籍日本兵,歷盡千辛萬苦回到台灣。他們不可能知道自身受虐的真相,竟然可能是當地中國人曾受到自己所屬部隊的苛虐,甚至達到「在海南島,…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時築了一條54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見《天皇陛下之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著,齊風堂出版,頁42、43)。聽說在二二八事件中,最兇殘的就是海南島與南洋歸來的台籍日本兵,或許是不知這類背景所致。國府當局在戰後要求「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對於民間大部分原本相當接受報應傳統的民眾來說,都可能被認為那是太高的道德標準,而產生一種自外於「我族」的種子了。
東京澀谷事件與沈崇事件
此外,1946年7月19日,又發生了盟總為恢復東京治安,竟然允許日警公開射殺滯日擺攤為生的台灣人的「東京澀谷事件」(載運台人的卡車上,有彈痕542個,死亡者7人,傷重者23人,輕傷者17人);為此台灣人民對美國負責下的盟總與當地日警高度不滿;那是一個「我族中心」的情感,自然以反美日的形式上升。
《台灣民報》先在該月22日刊出消息,25日該報頭版大字刊出「敗國議員還談壞話 台人即是中國人 竟以怨報德 尚敢公然辱人」;然後有「日報紙盛讚 蔣主席仁慈愷悌領導人民寬大對待日俘」的報導,都是對日警義憤填膺的憤怒,旁及對美國盟邦竟將該事件中的台人起訴的責備,也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該事件至9月30日竟發展為「東京台胞四十一名 被控危害佔領軍」,我滯日先民不僅受嚴重槍擊,還被送上法庭。
其後該報又有〈我國人士的對日觀〉社論批判,認為國府有「過於強調對於日本民眾的同情和憐憫之憾」;對蔣委員長所提出的「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發出了強烈質問:「許容這些日本軍閥官僚財閥等的侵略我國,劫掠我國的是誰?除卻很小的比例外,豈不是日本的人民自身?凌辱我同胞、暴行我民眾的直接下手人,是不是日本的大眾自身?……」。
更重要的是,同年4月18日,上海《申報》剛刊過強調我國主體路線的「安全理事會側影 中國擁護聯合國共同利益 絕不是跟蹤在英美背後跑」的談話;9月25日《中央日報》社論〈共黨的反美運動〉,就強調「自從去年冬天,中共與接近中共的團體和份子就不斷抨擊美國,企圖掀起一種反美運動」,國府在黨報中高調,以抗戰8年美國對國府的支持與戰後將給予國府援助為由,出現了一種模糊的、可以倚賴美國、缺乏主體性的民族主義。
然後,10月中旬,《台灣民報》在前述國府攻擊「共黨的反美運動」後,先後有了明顯「無黨無派」的走向,刊出了大陸親民盟文人曹聚仁撰寫的〈民主同盟論〉(上、下)、〈兩種心理、兩種看法 唯恐天下不亂與唯恐天下大亂〉等文。
再後,東京澀谷事件發生4個多月後的12月12日,因10日東京法庭宣判不公,台灣民眾與青年學生近5千人,在台北中山堂舉行反美抗議集會(詳見筆者《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頁392-428);陳儀當局雖對美方不滿,但並未放任該抗議行動,民眾與學生在演講宣示不滿後,有學生向美國領事館提交抗議書後結束了該活動。在國府公開表示反對「反美運動」之後,這次活動當然是一明顯反蔣反美「我族中心」成長的訊號。
該年的聖誕夜,北平又發生了讓反美氛圍更濃的北京大學沈崇事件,以致1947年1月9日,台灣青年學生再發動反美示威。故可說,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兩岸反美示威有合流的情勢。
結語
二二八悲劇,在某種右翼的意義上,是一種倚賴美國的我族中心主義;但其本身缺乏足夠的韌性,只能以「誤信」美國許諾的形式短期存在;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化作一頁使後人顫慄長嘆的悲傷史述。至於今日台灣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兩蔣時代留下了物質基礎,但「我族中心」不能只是美好的念頭,更不能「依賴」外力。何況,如今不僅它所倚賴的美日霸權確實衰落了,真正擁有自主實力的「中國民族主義」又正在對岸穩步興起;而同時台灣內部正落入政黨惡鬥的民主宿命中,台灣人民該如何抉擇,成為重要課題。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