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台灣50年期間，在經濟上壓榨剝削，在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在政治上實行歧視待遇，這個歷史真相不能抹殺。
作為親歷日本殖民統治的「資深台灣人」，作者覺得有義務回憶並提出70多年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真實面目。
文化上破壞漢民族文化
被稱為對統治台灣最具貢獻的後藤新平，在他所主持的台灣教育會議上曾說，對台灣人的教育以無方針為方針，但務必強制台灣小學生學習日語。這種以日語取代台灣人自己語言的「國語中心主義」，無異堵塞住了台灣人的嘴巴，而無從在政治、社會上發聲，只能淪為「無力者」。
日本在台的教育政策自始即以實施差別待遇為其設計。台灣子弟不允許上日本小學，從一開始求學就被限制在「差別學習」的劣勢下。現新北市新莊國中的前身是日本小學，只收日本兒童，台灣孩子根本進不去，只有少數優秀學子能讀到高等科（相當於今天的國中）。台灣很少年輕人可以前往日本留學深造，尤其特別限制台灣人學習法律、政治等學科，其愚民的目的昭然若揭。
經濟上壓榨剝削
日據時期，台灣民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品，例如米、油、鹽等，都要經過日本官方配給，而且限制嚴苛，台灣人養的豬，每頭耳朵上都須掛牌編號，不許私有。米糧、豬肉全由配給，數量往往不足所需，每人分配到的豬肉一個月只有幾兩。我家人口不算多，但配給米還是不夠吃，母親只好想辦法到新莊新港地區向有耕地的農民買黑市穀子回家，用大水壺盛裝，藏在家後草叢，上面再用雜草掩蓋。
台灣出產大量蔗糖，市場價值頗高，但殖民當局立法規定各地方生產的甘蔗必須以很低價格賣給指定的日本製糖公司，售價是由製糖公司決定，台灣農民無語問蒼天，眼淚只能往自己肚子裡流。筆者家的田地本為良田，也被勒令改種甘蔗，致收入大減，生活也因此更加困苦艱辛。這種悲苦生活的實情，和筆者年歲相當的老一輩，都是刻骨銘心、永不能忘懷的。
政治上極盡歧視
日本殖民政府各級公務單位全面使用日語，對割台前滿清培養的台灣士紳毫不信任，彼等備受壓抑，多半鬱鬱以終。日本培訓的專業人員占滿所有中上級官職，台灣人只能擔任下級的基層工作，在面對日本上司時，只能表現出亡國順民唯唯諾諾的卑下姿態，這也反映出台灣人在日本人心裡的形象。
日據後期，日本殖民當局徵召台灣青年充當軍夫，不乏被送往南洋戰場，卻未獲發槍枝彈藥，充當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事業的幫凶炮灰。今天居然有過去從軍的台灣人不時歌頌日本殖民統治，他們喜歡講日語、唱日本軍歌，卻不敢坦承當年在部隊裡，只是日本兵的奴僕、去送死的悲慘經歷？
年紀較長的男丁則被徵召服勞役做苦工。筆者的叔公便被徵召到林口修建臨時機場，施工期間不許回家，集中住在工地一旁簡陋的工寮中，只能吃糙米粗糧勉強果腹。
殖民當局總督府頒訂有「匪徒刑罰令」、「遊民取締規則」等殘暴惡法。以所謂「匪徒刑罰令」的第一條為例，就明列有「不論目的為何」的字句，意即不論在工廠或農場，只要台灣人與資方發生衝突或鬥毆情事，便可以當成匪徒入罪論處，且一審為終審，可判處死刑。
日本人在台頒訂的「員警（有權）處罰令」，竟有122項之多，造成每一個日本員警（轄區約有現今幾個里大）都大搖大擺、身佩長刀、眼露凶光巡行轄區，台灣人一見「（員警）大人」無不恐懼戰慄，相遇時必須肅立俯首鞠躬請安，而台灣人即使數人聚集交談，亦可以違法論罪遭受撻責，終至「官逼民反」爆發了噍吧年、霧社事件等抗暴事件。
台灣同胞應及早醒悟
日據末期日本人在台約30萬人，管制600萬台灣人。日本人把台灣人區隔成兩類：「清國奴」與「台灣皇民」，前者是保有中國意識的台灣漢族同胞；後者則是順從屈服於日本淫威、接受同化的台灣人，可以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得到稍微多一點的「好處」施捨。奇怪的是，「皇民化台灣人」跟日本人一樣，也鄙夷敵視中國／中國人。這個現象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分裂內鬥的一大問題，可見日本人對台灣人毒化之深。
筆者已年逾八旬，目睹耳聞近20年來台灣竟然出現蔚為風氣的肯定／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逆流，有年輕人甚至喊出日本是祖國、「支那人」滾回中國的狂言，不禁心寒乃至懷疑，我們台灣人是不是生病了？
日本人陰狠毒辣戕害人道、摧殘人性，把部分台灣人同化成比日本人更惡質的一種人，他們不擇手段地欺騙人民以取得政權，充當美國與日本的代理人，執行「去中國化」反中路線，致使今天的台灣呈現末世的崩壞亂局。筆者奮筆誠實做證，希望同胞及早省悟回歸正道，否則終有悔之已晚之日。
(作者曾任《中華雜誌》執行編委)
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事件迄今已70年，其論述隨著主政者不同的政治立場及需求而截然不同，今年又逢民進黨再度執政，二二八事件顯然將再次被操作。
早期的二二八論述
對國民政府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無疑是意外之災，剛結束對日抗戰，緊接著又是國共內戰，焦頭爛額之餘，甫接收的台灣爆發大規模衝突。姑不論事件經過，最終以軍隊鎮壓來收拾殘局的結果，讓國民黨臉上無光，不願多談此事。
事件發生之初，官方以「事變」來定位；舉凡警總的《台灣省二二八事變紀事》、掃蕩周報社的《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與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皆如此。戒嚴後社會環境肅殺，政府嚴格監控，不允許公開討論相關議題，這種態度反而導致各種論述南轅北轍。
大陸早期將二二八視為「革命」或「起義」，並將其納入國共內戰的一部分，代表作有林木順的《台灣二月革命》、王思翔的《台灣二月革命記》，廈門大學出版的《二二八起義資料集》。
獨派最初也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叛亂」或「革命」，王育德強調二二八是台灣人為獨立而發動的「叛亂」，「他們固然沒有喊出尋求獨立的明確口號，但『三十二條要求』等於要求實質上的獨立，任何人都承認。」解嚴前王建生等人合著的《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仍認為，「台灣人雖未明確揭櫫獨立建國，但強調台灣的政治由台灣人自理」。
此外，二二八發生時，美國駐台北領事布雷克報告南京大使館：處委會提出的32條要求過於嚴苛，「不會被任何擁有主權的國家接受」；魏德邁將軍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則認為該事件屬於「叛變」：
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如以1947年的匯率計算，折合兩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來看，此次事件很明顯地具有叛變的特性。
李登輝時期
1970年代台灣，人們對民主的嚮往超越政治藩籬，黨外刊物鼓吹言論自由及政治改革，各種社會運動衝擊威權體制，其中「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遊行及追思祭拜最引人注目。
解嚴後，二二八成為熱門議題，相關論文及專書大量出版，但當時史料有限，各方的立場與認知落差極大，不乏激烈論戰。李登輝時期重啟事件調查，不但徵調各機關檔案，並大規模進行口述訪錄，1992年由賴澤涵主筆，完成行政院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至今仍是相關研究的權威之作。
1995年李登輝對受難者道歉後，成立二二八基金會與進行補償。既然政府認錯，受難者的行為自然是正當的，原本的「革命」、「起義」甚至「事變」定位都不再合適。取而代之的是紀念碑上的論述：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無故遭軍隊屠殺。
該段碑文中，參與者對政府機構及外省人的攻擊皆未提及。猶記得省文獻會訪錄中，受難家屬阮美姝表示：「政府在言及二二八事件時，總是將之侷限於2月28日起至3月7日國民政府增援部隊上陸前的時期，而幾乎絕口不提3月7日增援部隊上陸後的暴行。」短短數年形勢逆轉，碑文只提軍隊屠殺，對事件過程卻一筆帶過。
1996年大選前夕，二二八基金會成立，開始受理補償申請。接下來的10年中，通過了800多位死亡及失蹤，與1,500名左右包括傷殘、名譽受損及受到不當監禁的補償申請。獲得補償的理由，幾乎都是「無故」被捕殺，後遭「羅織」罪名。
以公布的檔案來看，獲得死亡及失蹤補償的受難者中，至少有63名在1949年後才因叛亂等罪名遭槍決，後來才遭判刑者約80名，應屬白色恐怖受難者，與二二八無關。可見政府對受難資格認定相當寬鬆，這對撫慰哀慟及平息社會不滿情緒有所幫助，但也間接證明受難人數沒有推估的多。
民進黨執政前後
1996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在競選文宣上抨擊提出「國家統一綱領」的李登輝，表示「統一會帶來另一次二二八」。並直指李在相關議題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相關補償都是為了鞏固總統寶座。
2000年政黨輪替後，扁政府極為重視二二八，國家檔案局的成立讓史料幾乎全面開放，相關學術論文及專書的數量大幅成長，官方出版品也增加許多；二二八基金會多次舉辦歷史教師及大專青年的研習活動，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亦有相當幅度的變動。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成績並不出色，導致陳水扁2004年競選連任相當艱苦。選前湧現大量二二八專書及期刊文章，更舉辦了「二二八手護台灣」百萬人活動，拉抬該黨聲勢。
2006年，二二八基金會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認定事件元凶是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並由國史館長張炎憲將事件重新詮釋為「執政者透過國家公權力，有計畫、有步驟的進行集體屠殺民眾。」陳水扁稱讚該書「讓事件真相大白」。
2012年，陳其邁、李俊俋等人提出修正二二八條例，認為「否認二二八屠殺是對受害者的侮辱」，應判處三個月到五年的有期徒刑，企圖扼殺不同看法，但最終未能實施。時至今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以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身分自居，蔡英文的就職大典上演出二二八事件的場景，足見其政治價值依然豐沛。
二二八不應再被政治操弄
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在不同的立場下差別極大。對未參與事件的無辜受難群眾來說，政府的行為當然是無故逮捕、羅織罪名、恣意屠殺；對莫名被毆打，資產被毀損強奪的外省人而言，將毆虐他們的本省人稱為暴徒也不難理解；以政府的立場來看，除台北市外，諸多縣市機關被占據而失去控制，倉庫、彈藥庫被劫，軍隊被圍攻，將事件認知為叛亂或民變，也難說完全錯誤。
《悲劇性的開端》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悲劇性的開端。但歷史演變的過程證明，悲劇性的開端，並沒有使得台灣近40多年來的歷史，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該事件的發生，事實上改變了政府對台的各項政策，不僅取消爭議的長官公署，讓更多台人進入政府任職，專賣制度及公營企業也進行整頓，不到三年後更實施地方自治。
尹章義教授曾表示：「二二八事件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大部分是由於朝野對立與政府避諱造成，使這個問題逐漸與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自決運動合流。」他並指出，廣設二二八紀念碑成為圖騰，未必對民眾有正面影響，反而可能引發「義民廟現象」，讓事件成為永難磨滅的歷史仇恨，這種永久性撕裂族群的作法，恐非多數人樂見。身為道地的台灣人，期盼二二八留給台灣的，是對人權與和平的信念及嚮往，而非無盡的仇恨與族群撕裂的對立。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有關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的意識形態爭論長年糾纏，整個社會已經疲憊不堪，再次執政的民進黨，操作轉型正義，卻讓二二八如幽靈般徘徊在美麗島的天空上。然則，這個殖民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歷史課題，終究將由不具苦難意識、嚮往小確幸的年輕世代來承擔。
台灣光復卻未帶來變革
1945年的10月25日是個激動人心的日子，在台北市公會堂，上午10點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同日下午3點，台灣各界人民代表在同地點舉行「台灣光復慶祝大會」。
大會主席林獻堂致詞說：「台灣光復重還祖國，皆是祖國抗戰八年得以最後勝利之所致」，平實的開場白，反映了當時台灣大多數人的認知，是把戰爭的結束簡單地直接等同於「光復」。
身穿長袍馬掛的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對著大會上陶醉於光復幸福的台灣同胞提出他的憂心，他憂慮同胞不能團結和光復重建工作會很艱辛，他說「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
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使得戰後台灣失去了重整社會價值體系和去殖民化的機會，也更不可能與大陸重建民族認同，一起努力邁向現代化的社會。歷經嚴酷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對殖民與光復的認知遂也一直停留在二元對立的狀態上。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在台灣人心裡留下難以克服的挫折與幻滅，冷戰意識更牢固成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埋下了台灣人對身分認同的徬徨與危機。
二二八瓦解本土社會力量
1947年以後，大陸局勢驟變，國共內戰帶給全國人民無止盡的混亂與痛苦。經過二二八洗禮的台灣已經有了重生的覺醒，呼應大陸「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訴求的學生運動，文化界各種超越彌補省籍隔閡的努力，都展現出一種以中國全民族的解放為志向的氣度與決心。左翼思想在噤啞的社會表象下暗潮洶湧，有志之士勇敢投身革命，短短兩年間，中共地下黨在台灣有極迅速的發展。
1949年，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全面退守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世界徹底分成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個陣營，號稱自由與共產的兩個世界，不共戴天的仇視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敵對，充滿了黑暗荒謬的冷戰時代，誠然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
重新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在台灣展開徹底的政治肅清，不分本省或大陸籍的左翼人士遭到瘋狂的捕殺。歷經日本殖民統治者全面的嚴酷鎮壓，民族抵抗運動的力量蕩然無存，戰後台灣能夠集結的本土政治力量極為薄弱。二二八事件餘悸猶存，在更為暴虐的白色恐怖籠罩的情境下，順利展開的土地改革更進一步剷除了倖存的本土經濟力量。議會路線主要領導人林獻堂，藉稱養病避居東京，說明這股本土社會力量的徹底瓦解。
接下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與1950年代一直是無法公開談論的禁忌，卻又是一直頑固存在並且無法消除的傷痛。年復一年的「光復紀念」只剩下了表象，歷史被抽空了骨髓，成為沒有靈魂的軀體。台灣歷史的曲折與進步、反抗的血淚，被殖民的記憶、戰爭的殘酷、對民族解放事業的認同與求索，都一起沉入深淵，成為一個沉重不堪負載而無聲的陰影。
分離意識源自台人的屈辱
台灣獨立運動的萌芽，最早是廖文毅在香港提出的「國際託管論」。廖氏於光復之初曾任台北市工程局長，1946年8月間競選國民參政員落選。經歷競選的紛爭及二二八事件的打擊，加上美國因素的牽引，而走向台灣獨立運動。1947年下半年在香港，廖文毅與謝雪紅、蘇新等有過短暫的合作，破裂之後，老台共一派另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直接受中共華東局領導，廖文毅轉到日本發展獨立活動。1960年代，廖文毅、邱永漢與辜寬敏等第一代台獨運動領導人，陸續與國民政府妥協，返回台灣。
廖文毅代表的是光復後國民黨所瓦解的地主資產階級，也是受盡殖民統治下二等公民屈辱的一代。日據下，他們必須忍受因國語（日語）不夠流暢華麗為藉口的差別待遇，光復後又發現代表祖國的國民政府，不僅接收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所掠奪積累的財富，並且沿襲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岐視，自己依然是不會說國語的次等公民，同樣被排除擔任主管職位的資格。雖然，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受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徹底失去了使用漢文書寫與思考的能力。
而且，殖民地教育政策刻意不栽培台灣人為管理人才，除了必要的醫生與少數低等技術人員。回顧歷史的現場，文化教育界雖有體貼台灣人苦楚的大陸人士，但大多接收官員擺出征服者的姿態，終究必須由陳儀長官承擔責難。1950年代的台灣分離意識，大部分是來自於台灣人所感受的這種屈辱與苦悶吧？！
台獨意識根源錯綜複雜
戰後日本的經濟因美國參與韓戰而復甦，台灣的經濟也等到美國陷入越戰泥淖時起飛。1960年代以來，台灣中產階級的生活文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文化發展，追隨美日逐漸國際化。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台灣留學生中也有所發展，出現「台灣民族意識」為理論的基礎。欠缺日據下抵抗日本的「中國民族意識」那種悲壯感，虛構的「台灣民族意識」糾纏著一種棄兒意識。
或許是受到日、美與中共建交的衝擊，雖然，擁有一些經濟上的成就感，這個時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卻還是帶著多重的失望情結。對國民黨當然是失望的，但也對第一代的台獨領導人失望，對中共則完全不寄希望，因為在台灣的成長經驗中那是不能碰觸的禁區，唯獨對美國深寄重望。
早在1942年，美國就有戰後將台灣劃歸「國際共管」（《太平洋關係備忘錄》）的主張，二二八事件當中，駐台副領事葛智超(George Kerr)推動台灣脫離中國的企圖失敗，因而牽連台籍人士成了代罪羔羊，林茂生之遇害或許是其中之一。二二八之後的70年來，美國的台灣政策始終如一，志在阻止台灣回歸中國與兩岸統一，並且在台灣確保一個親美反共的政權。
台獨意識的原始元素來自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恨與幻滅，卻也繼承了所有國民黨的恐共與反共意識。兩岸現實政治中不曾終結的內戰關係，無時不被提醒的敵對意識，國民黨為了鞏固與合理化在台灣的極權統治，不斷地對所有大陸事務與人民進行負面敘述與醜化。但是，影響更大的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四面八方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於生活飲食，無所不在地對台灣和台灣人進行改造。
地理位置是台灣歷史宿命
中、日兩個民族也不必然是世世代代的敵人。大航海時代以來，在全球各地掠奪的歐洲殖民帝國，以販賣非洲奴隸積累的財富為基礎發展產業革命，歐洲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乃成為現代化的象徵，代表近代人類的「文明」。清朝的積弱曾經是整個亞洲的憂慮，甚至推動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也壯大了軍國主義效法西方殖民帝國，回過頭來侵略殖民亞洲的近鄰。
因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被割讓給日本帝國的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早於半殖民地的大陸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卻也因此鄙視起落後的同民族中國大陸。加上國民黨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代的野蠻作為，大約構成了當今台灣島上反華與仇中情緒最早的原型。現代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認知，將台灣自囚於日本與美國意識形態的牢籠。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馬英九時期，大陸希冀通過擴大和深化交流的途徑，來推動兩岸由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但事實表明，單單依靠交流來完成這一轉向並不現實，最有力的佐證便是，隨著交流的擴大，一個中國在台灣的認同率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必須尋找推動兩岸從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新動力、新路徑。兩岸融合發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新思路。
能否準確理解兩岸融合發展的含義，對於我們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工作至關重要。目前大陸研究界對於融合發展的解讀有很多，但大多為側重某一個角度來闡述的。為了更好地理解融合發展的含義，筆者從以下五個維度，對融合發展這一政策理念進行全面、系統的闡釋。
兩岸融合發展的基本要義
「融合發展」是相對於「交流發展」而言的。在交流階段，「台灣的是台灣的，大陸的是大陸的」。到了融合階段，本來是「台灣的也是大陸的，大陸的也是台灣的」；但由於台灣方面不配合，暫時呈現出了單方面的融合樣態，即「台灣的還是台灣的，但大陸的也是台灣的」。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從領域說，主要是社會經濟的融合，而非政治的融合。強調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因為全球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統一市場規則的建立，兩岸的經濟融合本身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由於市場的開放和人力資源的流動，必然帶來兩岸在就業等方面的社會融合。與此不同，兩岸在政治制度存在很大的差異，雖然存在著相互借鑒的方面，但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融合，甚至在意識形態差異下還存在某種對立。
第二，從路徑上說，有兩種含義。一是通過參與大陸主導的區域性國際組織或發展戰略來實現的融合，譬如「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該參與的主體是台灣整體；二是通過參與大陸的社會經濟建設來實現的融合，該參與的主體是台灣居民個人或企業等。融合發展是本來雙向的、共同的、相互的，但由於台灣的經濟體量比較小、社會就業容量小、對大陸抱有防範心理等原因，台灣暫時不允許大陸民眾融入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去，這樣就使得兩岸融合發展暫時呈現出不對稱、不平等的狀況，即在台灣不允許大陸民眾去分享台灣的機會和資源的情況下，大陸卻允許台灣可以分享大陸的機會和資源。這是不平等的融合發展，但大陸出於「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等理念，故不再斤斤計較，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融合發展，既包括第一種含義，也包括第二種含義，但主要是指第二種含義。
第三，從次序上說，先推動經濟、社會領域的融合發展，後推動文化、思想、精神領域的融合。儘管大陸官方所聲稱融合發展是指經濟社會融合發展，但應該說，兩岸同胞不僅要在經濟社會上融合發展，還包括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文化、思想、精神方面的融合是深層次的，一旦實現融合，其發揮基礎性作用是最穩固的。只有在文化、思想、精神層次上實現了兩岸融合，未來統一才能真實是「心靈的契合」，才是最穩固的。
第四，從時間上說，不僅在統一前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在統一後仍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香港回歸20年來的實踐從反面告訴我們，即便兩岸統一之後，也需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香港目前出現的政治不認同（甚至「港獨」等）現象，均與我們長期以來忽視了推動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發展有直接關係。因此，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只有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才能聚同化異，形成共同利益，一個中國認同才具有廣泛而堅實的利益基礎。
第五，從統一方式上說，不論未來採取和平統一，還是武力統一，在統一之後都要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在和平發展階段，通過推動兩岸融合發展，拉近兩岸的距離，增進兩岸共同利益連結，為未來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即便未來出現大陸武統台灣的情形，武統之後更需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以彌補武統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因為武統之後，一定會對台灣實行短暫的緊急狀態，台灣島內的社會流動和經濟發展必然受到影響，這種情況下，讓台灣同胞到大陸就業、生活和學習就成為必然選擇，因此，武統後的兩岸融合發展更有必要。
總之，兩岸融合發展是一個系統的、全面的工程，一個長期循序漸進的過程。從原則上說，一個中國既是融合發展的前提，也是融合發展的目標。即便那些主張過台獨的個人或政黨，只要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來，都可以加入到融合發展的進程。
澄清兩個相關問題
為了更深刻地理解融合發展的含義，還需要對下列兩個緊密相關的問題做進一步澄清，以便廓清在融合發展問題上存在的許多模糊認識。
第一，融合是否意味著未來兩岸統一時需要共同締造第三主體？
準確地說，習近平沒有就此展開過論述。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多次從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角度，做過一些論述，但沒有具體就未來統一的方式做過論述。但筆者注意到，的確有些學者對此做過發揮性解釋。至於融合發展後的統一模式是否兩岸共同走向第三主體，其實是兩岸統一模式的問題。兩岸融合發展與未來統一模式之間雖有聯繫，但沒有必然聯繫。融合發展僅僅為兩岸走向和平統一創造條件和奠定基礎，但它本身並不是模式，充其量是個統一路徑。融合發展與統一模式是兩個概念，不能混同。融合發展後的統一模式既可能是武力的，也可能是和平的。即便是和平統一模式，既可能是吸收式，也可能是共同締造式。
第二，融合發展是否意味著取消「一國兩制」？
融合發展思想與「一國兩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兩岸的最終統一，以及統一後兩岸人民如何才能更加和諧地共存與發展。融合發展思想的提出，是對「一國兩制」思想與時俱進的發展，是對「一國兩制」的進一步修正和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按照「一國兩制」的經典解釋，大陸民眾不參與台灣內部自治的事務；同時台灣民眾也不參與大陸的國家事務（只是在中央給台灣人士留出適當的名額）。然而，按照融合發展思路，未來大陸仍不干涉台灣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也不參與台灣內部選舉等，但台灣卻可以在適度範圍、適度領域內參與大陸管理事務。從這一方面說，是對過去「一國兩制」所做與時俱進的修正。雖然這有失公平，但大陸作為兩岸統一的宣導者和推動方，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對台灣同胞做出適度地讓步，也是出於「兩岸一家人」的考量。
其二，「一國兩制」著眼於差異性的保存，而融合發展著眼於差異性的消除。1980年代，大陸的經濟及國際地位相對較低，台灣同胞大多不認同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及經濟狀況，所以，保存兩制的差異性也成為統一後制度安排的主要內容。而今日之大陸，在各個方面的影響力已經接近世界最強大國家，大陸的自信已大大提高，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在改變中，超越差異，合力尋求共同發展空間，是時代的思潮，也是台灣同胞之所需。
一國兩制可解決棘手問題
融合發展並不意味著要取消「一國兩制」。過去，我們過分著眼於保存差異，認為保存差異是尊重對方的表現，是信守「一國兩制」承諾，一旦消除差異就被指責為違背「一國兩制」承諾。所以，很容易陷入了強調差異、固化差異的狀態中。從實踐來看，面對差異的處理方式有兩種：一是保存，二是消除。過去我們過分強調了前者，而忽視了後者。今後在保存差異的同時，須注重逐步消除差異。事實上，融合就是消除差異的重要方式。
雖然大陸在思考兩岸問題時，注重「聚同化異」而宣導兩岸融合發展，但並非無視兩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現實差異；相反的，大陸非常尊重台灣同胞在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大陸的差異，正如習近平在2014年9月26日會見台灣統派團體時所說，「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習近平在此次會見時同時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
事實上，兩岸統一後，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通過「一國兩制」框架來解決。譬如，台灣政黨與大陸政黨的關係，短期內很難處理。譬如，目前按照大陸的說法，大陸的政黨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共產黨執政、各黨派參政，是兄弟黨關係。那麼，未來兩岸統一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什麼關係？民進黨與共產黨是什麼關係？台灣的政黨與大陸的民主黨派是什麼關係？這些問題都是現實中非常棘手的問題。
在「一國兩制」下，這些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但取消了「一國兩制」這個隔離牆，這些棘手問題立即會湧現出來，需要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來做出回答。然而事實上，這些問題短期內既無法從理論上做出很好的回答，也無法從現實中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需要借助「一國兩制」來做安排。
以上僅僅是一個例子，其他類似棘手的問題還有很多。事實上，「一國兩制」是一道很好的防火牆，既防止大陸對台灣的侵蝕，也防止台灣對大陸的侵蝕。因此，未來兩岸統一之後，「一國兩制」仍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顧燕翎自1970年代投入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1998年進入台北市政府，成為台灣首位女性主義政務官。今年1月，全球各大城市，包括亞洲的東京和馬尼拉、非洲的奈羅比，400多萬婦女走上街頭，抗議川普長期藐視女性、又是性騷擾的累犯，台灣的婦運卻出奇安靜無聲，顧燕翎不禁問「婦女運動在否？」
顧燕翎1970年代留美期間接觸到女性主義，返台後，任教新竹交通大學。在女性主義荒蕪的年代，加入呂秀蓮主持的「拓荒者」出版社，做一個義務的拓荒者，當時高速公路尚未完工，搭乘客運奔波於台北、新竹。1980年代加入「婦女新知雜誌社」，繼續推動婦運。顧燕翎原本以為自己的女性意識是源自西方文獻的啟蒙，去年參加同學會，她的女同學告訴她，大學時她們曾一起去郊遊划船，和燕翎同船的男生事後一肚子氣，50年後仍在抱怨，她卻渾然不覺，以為男女共同出力划船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也才驚覺自己天生的女性主義傾向和主流文化的距離。
全球第二波婦女運動到了1980年代如星火燎原般興起，透過聯合國要求各會員國修法、制定政策來提升婦女地位。聯合國先訂定1976-1985為「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要求會員國在10年內廢止歧視女性的法律，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又在1995年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婦運旨在改變女人處境
聯合國在1975年後的20年間召開了四次全球婦女大會。顧燕翎於1985年前往菲律賓參加「亞洲婦女論壇」，回台後得到亞洲協會的贊助，與姜蘭虹等人在台大創辦了「婦女研究室」，是台灣第一個與婦女議題有關的研究機構。同年再遠赴肯亞奈羅比參加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跟世界各地的婦運領袖討論女性議題。1987年婦女新知轉型為基金會，以喚醒女性意識、追求兩性平等為宗旨。
顧燕翎說，1990年代以來，台灣婦運動力十足，許多團體相繼在全省各地成立，不少大學也成立了女性或兩性研究中心，婦運成員更出資成立第一個華人地區的「女書店」。1996年及1998年顧燕翎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性主義經典》分別獲得《聯合報》10大好書獎，版稅全數捐給女書店。
第二波婦運有一句名言：「個人事即政治事」(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希望透過政策改善婦女的社會處境，所以鼓勵婦女關心、參與公共事務。半世紀以來，台灣參與各級選舉且高票當選的女性越來越多，立法委員也高達近40%。2016年大選，國民黨、民進黨及民國黨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男女各半，選舉結果，民進黨的蔡英文當選第一位女總統，都是歷史性的突破。
顧燕翎說，少數女性晉入高位，並不必然提升全體女性的地位。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要求各國政府在政策的規劃、執行過程中，都必須考慮到男性和女性的經驗和需要，這需要周詳的思考和具體、精確的執行，否則很可能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只是填填表格而已。
數十年來台灣婦運消除了不少形式上的不平等，但社會上仍處處存在許多細微、隱而不顯的性別分工、性別歧視和性暴力，例如女性集中於低薪的照顧服務業、在親密關係中受到侵害、被媒體二度騷擾等等。多數女性在現實生活上的困擾，並不會因少數女性登上高位而自動改善，但擁有政治權力的女性是有機會影響決策的。期望蔡英文和女性政務官、民代能善用此權力，婦運團體也應持續時時關注基層婦女，提出政策建言。
多元性別不應取代女性
台灣對川普歧視女性未表示反對，是因為婦運已經削弱了嗎？多元成家已經取代了婦運嗎？這是當下許多人的疑問。顧燕翎解釋，台灣目前的紛擾來自跳躍性的思考和對權威的盲從。立法時對基本名詞，如性別、平等、多元性別等未予以定義，也未經社會充分討論，變成條文後就強制執行，導致各說各話、相互指責。
「台灣誤用性別的情況很嚴重，不少政府官員以為講性別才代表跟得上時代，談女性已經落伍了，而性別必定是多元性別：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LGBTQ)，其中不包括男人和女人。卻忘了性別的根基在男女，跨性別等衍生自男女之別。台灣這種現象，和聯合國、歐盟及大部分國家以男女為主的性別定義南轅北轍。」
顧燕翎指出，「很多人不深入思考，看風向說話。」若非2012年CEDAW國內法化保住了「婦女」，公文中只能看到「性別」，而沒有男女。台北市跑得更快，她當年主責制定的婦女權益保障辦法近年已把其中所有的「女性」都換為「性別」了。這樣看來，台灣似乎已脫離了全球婦運的隊伍。
為改革理想出任政務官
談到政治。顧燕翎也曾勇闖政治叢林。1998年她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時，受到台北市長馬英九邀請進入市府工作。她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影響行政體系的機會，抱著改革的理想出任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主任，也的確翻轉了公務積習。任職第二年創辦了「高階女性領導人研究班」，她回憶，「當時有跨國公司願意一起訓練女主管，這是極佳的公私部門交流學習的機會，只是跨國公司在大陸的主管因『戒急用忍』政策無法來台，以致進行不下去，而那些公司的總部後來也遷離台灣了。」
2002年，顧燕翎轉任社會局長，直接職掌婦幼老殘福利等工作，堅持將創意注入官僚文化。例如她率先推動樹葬、灑葬、海葬，首先開辦愛心敬老卡等，又勇敢提議開放明眼人從事按摩，並幫助視障者開拓更多的職業選項。
顧燕翎離開公職後提筆寫作，沒想到以〈生命的縫隙〉獲得2009年梁實秋散文獎。她再接再厲寫下公務生涯的冷暖點滴、對女性主義的熱情與理念，還有對生命的體悟，集結成《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2015年出版），次年被台灣文學館選入年度文學好書。
此外，顧燕翎關心高齡社會，成立了「銀領協會」。她於2015年帶團參訪芬蘭老年學研究重鎮—偉斯屈萊大學，並與赫爾辛基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討論高齡政策，盼借鏡北歐經驗為台灣的長照政策找答案。顧燕翎說「活到老的好處是有機會圓夢」，而她的下一場夢是出版一本探討台灣婦運的書。
1920年生於新竹的楊思標院長是台灣胸腔內科的權威，曾於1978年至1984年擔任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97歲的他耳聰目明、行動自如，每天排滿了行程，到各校傳授專業，也熱心教導國人如何養身保健。
楊院長於1939年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畢業後即在台北帝大醫院服務，1953年獲日本新潟大學醫學博士。1978年起任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台大醫院）院長，至1983年又接下台大醫學院院長，同時身兼兩項要職。1989年退休後，隨即赴花蓮接掌慈濟護專（現名慈濟技術學院），主持校務，培植護理新軍。
楊院長直到現在還持續走訪各醫學院所及各教學醫院，其中包括每周一次從台北去花蓮慈濟醫院，指導後輩醫師如何掌握肺結核診治要點，以及如何判讀胸部Ｘ光片。
楊院長為使兩岸各地肺結核獲得早期控制，以及提升一般內科醫生及醫學系、中醫學系畢業生對肺部X光的判讀能力，特別出版了「肺結核之臨床X光進展與診斷」及「胸部X光判讀之指引」兩種教學光碟片，而且無償提供台灣、大陸及海外華人的醫學院所作為教材使用，也提供一般內科醫師作為自習之用。
擅長肺部X光片判讀
楊院長醫學生涯曾經創下許多第一的紀錄。他回憶，「1950年，我在台大傅斯年校長的推荐下，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前往美國進修，是台大醫學院內科的第一人。」此外，「早期台大醫院內科未細分次專科，只分第一內科、第二內科、第三內科，我在內科首創了胸腔內科。」
楊院長對肺部X光片的判讀能力，至今無人能及。
胸部Ｘ光檢查是目前臨床胸腔科疾病最主要的影像檢查項目，可以發現病灶，觀察病程進度，也可以判斷癒後狀況，評估療效等等。楊院長除了掌握以上這些診療變化，還擅長從胸腔Ｘ光檢查中看到全身性疾病的徵象。他解釋，「人的肺臟位於胸腔當中靠近脊柱的地方，兩肺之間有心臟和大血管、氣管、食道等器官。很多X光片看起來白白一大片，但如果精準判讀，可以知道患者也許是心臟或氣管或胃有問題，不一定是肺部有問題，這樣可以及時救治病人。」楊院長就是靠著對肺結核及肺癌研究、診斷與治療上的專長，成為台灣第一個在醫學上證實肺癌案例的醫生。
此外，楊院長的醫學管理能力也很強，在台大醫院院長任內，成功推動了「專勤制度」。原來30多年前，公立醫院的醫師因受公務員薪資制度的限制，薪水並不高，為了增加收入，大部分醫師會在家開業，或到私立醫院兼差。為了讓台大醫師專心於醫院的服務，李鎮源院長在任內曾推動醫師專勤制度，可惜未成功。到了楊思標任院長時，終於克服了反對聲浪，調整了台大醫師的待遇，並提供專任加給，這對病人、研究、教學皆帶來良好影響。
力推中西醫學合治
1989年4月，楊院長退休前以台灣醫學會理事長身分到香港參加國際醫學會議，並在會議之後偷偷率團前往大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活動，了解對岸的醫學教育和醫療制度。他記得很清楚，「當時從香港到北京，再到西安、蘭州、成都、重慶，再到上海、杭州、桂林，最後從廣州到香港，再回到台灣。」
他印象中，當時大陸西醫約落後台灣 20 多年，但中醫卻比台灣進步，中西醫結合也做得比台灣好。雖然是西醫出身，楊院長在求學階段即知中醫有其長處，這趟大陸行讓他更加肯定中醫的優點。「把脈當然不可能知道一個人患了結核病，但中藥至少可以增加人身體的抵抗力。」他指出，西醫治療疾病採攻擊法，一旦發現新病菌，就必須用藥物來殺，然而病菌不可能全部殺光，只好服用更多更強的藥物。有些疾病無法根治，如癌症，中醫療法可以在臨床治療上提供病患另一種選擇。
楊院長還認為，現代醫學儀器愈來愈多，常有所謂「看病三分鐘，檢查一大堆」的情況發生，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醫療照顧除了要做到真、善、美，還要顧及『儉』」，透過中醫調適身體或可免掉不必要的檢查。
楊院長力倡中西醫學合治，積極推動中西醫整合醫學教育。除了支持其學生、前立委黃明和創立「中西整合醫學會」，他還主張中醫現代化應從教育課程著手，他因此草擬新制中醫學系教學課程及培育規畫，並在醫學院院長會議上提案，呼籲醫學教育方向應朝中西醫整合，可惜未獲得正面回應。
積極從事兩岸醫學交流
楊院長自1989年展開兩岸醫學交流後，他就積極邀請大陸中華醫學會的會員來台參訪，自己也定期赴大陸各城市授課、演講，同時捐款幫助大陸偏鄉改善醫療衛生服務。例如自2007年以來，他多次率領學生前往貴州培訓衛生員，並募資了210萬人民幣為當地添購醫療儀器及設備，估計有超過3萬多村民受益。
去年11月中旬，楊院長又冒著嚴寒前往貴陽，對村鎮醫務人員及近300名第二中醫大學師生展開X光片判讀教學活動，並贈送教學光碟。在場師生深受感動，紛紛表示要學習楊院長醫者仁心和認真敬業的精神。
養生之道首做健檢
很多人敬佩楊院長對醫學教育熱誠不減，但更好奇他平日如何養生保健？楊院長曾於2008年成立「台灣養生保健協會」時寫下16句箴言期勉會員，「養生之道，保健為先；養身在動，養心在靜；起居有序，飲食有節；挺胸闊步，悠悠自在；順應自然，笑口常開；宏觀處世，以和為貴；心寬念純，知足惜福；健康長壽，樂樂在望。」
楊院長表示，「一定要在退休前做一次全身性，包括眼耳鼻在內的健康檢查，先知道身上有什麼缺點，就可提早預防。」例如發現白內障徵兆，可先開刀；膝蓋不好，可適時補充保養關節的營養品等等。
他直言，很多人不是「病」死的，而是「等」死，或「怕」死的。不要怕生病，一旦生病就要配合醫囑，對症治療，這樣才能行有餘力當義工，利人利己。
楊院長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實。每天早上固定收看中外新聞，知曉世界大事後，即進台大醫院舊大樓二樓的專屬辦公室，忙著做胸部影像學的教學光碟片，期間還定期至各教學醫院開設教學診。
記者問他既早已退休，行程為何還是滿檔，他說，「我還沒退休哦，我要工作到100歲才會第二次退休。」他再加碼透露，「我的目標是100歲不用坐輪椅」。原來楊院長不只對醫學的奉獻令人敬重，對生命的自律精神更令人佩服。
由於兩岸政治僵局難以突破，兩岸投保協議將無法執行；除非蔡政府能早日接受「九二共識」，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的維護和保障，恐將取決於大陸方面的政策和善意。
去(2016)年5月以來，由於蔡政府不承認蘊涵「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並不斷推出「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主張和政策，使兩岸政治關係陷於僵局，兩岸間包括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在內的官方政經溝通管道完全停擺。最近蔡政府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業務與組織調整時，又將專門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協商的ECFA小組撤廢，這不僅使未來兩岸貨貿服貿的可能溝通和協商走入歷史，並且也使過去兩岸兩會所簽署的各項協議無法切實執行，其中，涉及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兩岸投保協議無法執行，勢將影響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和兩岸經貿關係發展。
台商投保的法律依據
1990年代初期以來，伴隨著台商赴大陸投資日益增加，兩岸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台商所涉及的經貿糾紛案件也隨之增加。為保障台商投資的權益，1994年3月5日大陸國務院發布《台灣同胞投資保障法》，5年後，大陸國務院才又頒布《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
綜觀而言，該法鮮少明確規範投資權益適用範圍，對於台商在大陸投資所關切的投資待遇、國有化及徵收補償標準、企業經營自主權、爭端處理機制，以及人身安全保障等問題，都沒有明確的規範，因此，當台商遇到投資權益受損或發生糾紛時，該條文根本無法發揮實質功能，並不足以保障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和人身安全。再加上這些法令為大陸單方面制定的法律，可以隨時片面修改，台商權益無法得到完全保障。
2008年5月馬英九執政後，兩岸緊張關係大為緩和。為確保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權益及其人身、財產安全，兩岸海基、海協兩會依據2010年6月29日簽署，同年9月12日生效之「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第五條「投資」規定，雙方同意在本協議生效後6個月內，針對建立投資保障機制、提高投資相關規定的透明度、逐步減少雙方相互投資的限制以及促進投資便利化等事項展開協商。
歷經2年的協商，兩岸兩會於2012年8月9日簽署了《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下稱兩岸投保協議），為確保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權益和人身安全奠定了法律基礎。
兩岸投保協議這份經兩岸雙方協商始獲共識的協議，性質上相近於國際上簡稱為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的協議，最主要的目的是透過政府之間的共同努力，相互提供對方進入己方領域的投資人，在人身安全、投資財產及收益各方面，享有正當而充分的保障，這樣才能提升外來投資人的投資意願，在地國則能享受外資入境所帶來的各種經濟效益。
台商經貿糾紛解決途徑
長期以來，台商在大陸投資經貿糾紛排名依序為勞動糾紛、土地廠房、買賣糾紛、債務糾紛、合同糾紛、合營糾紛、稅務糾紛、貿易糾紛、知識產權、關務糾紛、商標糾紛和醫療保健，其中以勞動糾紛、土地廠房和買賣糾紛等三類經貿糾紛最頻繁。
在解決途徑方面，根據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每年所進行的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風險調查報告《TEEMA調查報告》，近年來台商在大陸遭遇經貿糾紛所採取的解決途徑，排名依序為司法途徑、當地政府、台商協會、仲裁、私人管道。以2016年為例，台商面對經貿糾紛時會優先採取的解決途徑為司法途徑(31.16%)、當地政府(25.0%)、台商協會(17.92%)、仲裁(13.8%)、私人管道(12.13%)。而經貿糾紛解決「非常滿意」的數據分析，以「台商協會」比例為最高(29.72%)、次為「司法途徑」(18.42%)、再次為仲裁(16.44%)；反之，「非常不滿意」則以「當地政府」管道(22.41%)為最差，次為「司法」管道(16.64%)、再次為「仲裁」途徑(16.11%)。
近年來，大陸投資經營環境不斷轉變，以及因應國際氣候變遷和環境保護的要求下，大陸也不斷調整其吸引外商和台商投資的條件，而其對外商和台商優惠政策的調整和執法的不適切性，抑或是台商對大陸相關政策不了解，導致涉及台商權益的經貿糾紛不斷。這些問題有些是大陸台商面臨法規政策的通案問題，有些則是台商投訴反映的經貿糾紛個案問題，包括：一方投資人與他方政府間（簡稱P-G）、投資人間（簡稱P-P）的私權糾紛，以及台商因投資所衍生的人身安全緊急事件等。
2016年《TEEMA調查報告》共分社會、法制、經濟、經營、轉型和道德等6項投資風險評估構面、45項細項指標中，可歸納出大陸投資風險涉及台商權益最劣的16個項目排序，其中，環保要求、經貿糾紛、員工抗議抗爭、合同規範等，仍是台商所面臨的主要經貿糾紛（見表1）。
投保協議執行成效
一般而言，台商在大陸投資所發生的經貿風險，甚至遭到侵權，進而導致權利和利益的損失，主要案例包括地方政府未按期支付土地出讓補償金、台商經營賣場或工廠遭圍場案、台商在大陸土地糾紛案、台商與大陸股東債務糾紛案、環境保護政策執行不當或彼此間的誤解引發衝突、優惠政策調整和轉變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專利智慧財產商標，以及遭受人身安全威脅案等。
以2016年為例，從投資風險和台商權益保障的角度來看，台商所關切的問題主要為：環保要求日益嚴峻造成經營成本增加風險、當地發生勞資或經貿糾紛不易排解的風險、台商企業在當地發生經貿糾紛頻繁的風險、與當地政府協商過程難以掌控的風險、當地政府行政命令經常變動的風險等（見表1）。依以往的例子，這些涉及大陸投資法令規章和政策調整的台商經貿糾紛，經常拖延數年難以解決，增添台商投資的困擾。
兩岸投保協議簽署後，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經貿糾紛除了透過原有的司法途徑、當地政府、台商協會、仲裁、私人管道尋求解決外，將可透過兩岸主管部門的溝通和協商加以解決。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資料，兩岸投保協議於2013年2月1日正式生效後，至2016年9月底止，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受理台商投資糾紛案共計278件，其中167件送請陸方窗口協處，逾九成為涉及中小企業的案件，送請協處案件有58%的案件經協處已獲得結果，已完成協處程序者計有92件，另5件因台商未諳當地法令或司法判決確定，致行政協處空間有限，其餘案件均已促成台商與陸方政府部門進行協商中，並縮短糾紛雙方的歧見。
陸方窗口協處的案件以P-G（投資人與投資所在地一方政府爭端解決）類型為多，包括徵收補償（約占20%）、核發土地證(29%)、行政爭議(10%)及法院不強制執行(10%)等。
在兩岸官方協處的個案中，最受矚目的為涉及大陸「五險一金」問題，引發的廣東興昂鞋業和東莞裕元集團的員工罷工事件，以及《關於清理規範稅收等優惠政策通知》（62號文）等兩個案例，最後均透過兩岸相關部門的溝通協處獲得圓滿解決。
台商投保權益未來展望
兩岸投保協議固然建立了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協商機制，對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但兩岸關係的和緩或冷卻確實是影響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當然也嚴重限制了兩岸投保協議的實際執行。
由於2016年台灣政局第三次政黨輪替，兩岸政治關係陷入僵局，因此在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的調查中，增加了「當地政府在兩岸新政治關係下政策轉變之風險」這一細項指標。根據表1所整理出16個大陸投資風險涉及台商權益最劣項目排序中，「當地政府在兩岸新政治關係下政策轉變之風險」細項，在最劣項目排序只排在第6位，似乎並不顯眼。但必須指出的是，《TEEMA》報告應是在2016年5、6月間進行調查，並在8月份公布報告，調查期間兩岸緊張關係仍未顯現，以致未能凸顯「政治關係」對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的衝擊和影響。
目前兩岸制度化建制的實際執行已完全停擺。以兩岸投保協議而論，協議簽署後，兩岸原本每3個月召開協處工作會議討論投資糾紛個案，最後一次兩岸協處工作會議於2016年4月召開，但原定於7月、10月召開的協處工作會議都無限延期了，很顯然的，大陸方已拒絕與台灣官方接觸，勢將影響兩岸投保協議的執行。
由此看來，目前台商在大陸投資權益的維護和保障將決定大陸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台商投資的政策和態度。從好的方面來看，近來大陸已陸續提出台灣同胞投資保護規定，將給予台商和眷屬「國民待遇」，但另一方面，台商投資權益的保障將決定於大陸一方，除非蔡政府能在「一中原則」下提出解套，否則兩岸協商將毫無突破的空間。
(作者係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
川普與習近平通話時承諾將尊重 (honor)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似乎又跌破不少專家眼鏡；但這情勢讓台美洽談FTA將承受不少挑戰。若兩岸僵局不解，對台更為不利。
川普2月8日致函習近平，並隨即於隔日展開「川習熱線」。川普在電話中，承諾將尊重(honor)美國的「一中政策」，而習近平則透過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的正確選擇」。川普由選前、選後對中國大陸的不滿與指控，到釋出善意，甚至不再點名匯率操縱，這是髮夾彎的表現，還是川普礙於國際現實而採先剛後柔的策略，頗耐人尋味。而對於親美抗中的蔡英文政府，未來要在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下，持續加強台美經貿關係，同時研議與美方洽簽台美自由貿易協定(FTA)，恐怕不妙。
川普不會放棄亞太布局
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擠下衰弱的英國，再以「美元為本位制」的強勢美元，很快成為世界超級強國。但2008年的次貸風暴後，國力不若以往；而中國趁勢崛起，無疑帶給美國極大的壓力。當然，美國不會拱手讓中國榮登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2011年歐巴馬宣布重返亞太以制衡中國大陸；用包括聯合日本，即所謂的「美日同盟」、南海問題及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來達成目的。而川普主張「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度強大」；必然不會放棄在亞太的戰略布局。但大陸有13多億人口、廣大的內需市場；又握有高額美債、進口美國大宗農產品，美國豈能輕易得罪這位亞洲巨人？
美退出TPP 台希望落空
TPP的12個成員國GDP占全球比重約38%，貿易額達全球30%以上，占台灣貿易額亦高達36%。台灣若能加入TPP，等於同時與美、日、澳等數個主要夥伴貿易協定，可一次獲得多國相互關稅減免、服務業與投資市場開放，以及投資保障利益，一舉數得。再則，台灣前10大貿易夥伴中，中國大陸、日本、美國、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和澳洲等7國均為TPP或RCEP成員，若能加入TPP或RCEP，可望帶來正面經濟效益。所以馬政府時就想「排除障礙、八年入T」，蔡政府也以加入TPP為主要目標；如今，TPP瀕臨胎死腹中，台灣應無緣參與。
美國是台灣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及進口市場。主要出口至美國的項目包含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機械用具、汽車零件及鋼鐵中間財產品；2016年台灣對美國的順差為133億美元。因此，美國退出TPP使得蔡政府原想以加入TPP的經貿主軸，被迫改弦易轍；想透過TIFA持續加強台美經貿關係，同時研議與美方洽簽FTA。
TIFA協議是台美雙方於1994年9月簽署的，為推動雙方貿易、投資與商業合作關係最重要的平台，並提供雙方解決經貿事項最重要的諮商管道。但2008年至2012年期間，台美TIFA會議因美國牛肉進口議題而停開，直至2012年9月，台灣公布牛肉萊克多巴胺最大殘留容許量(MRL)標準，讓美牛逐漸恢復進口，才促成隔年3月10日的第7屆會議復談，雙方共同發布國際投資共同原則、資通訊技術服務貿易共同原則，以及建立投資與技術性貿易障礙工作小組等多項成果。
FTA將面臨要價式讓利
「川英通話」後，不少綠營人士以為川普意圖改變「一中政策」，一時大為振奮，如今看來，台灣似有被騙的感覺。蔡英文在過境美國休士頓時表示，台美簽署FTA是台灣經貿新方向。然而，在此議題上，白宮強調「美國談判雙邊協定的方式，將是確保美國能從這些交易中得到什麼。」充分顯示台灣對於未來在爭取洽簽台美FTA時可能要面對的挑戰，必須審慎研判才是。如今，川普已退出TPP，除宣告美國貿易政策走向雙邊主義的新時代之外，川普一切將以美國經濟利益為優先。準此以觀，台灣在推動台美FTA必將面對多項要價式讓利，包括：
(1)由於美國是農產品淨出口國，2015年對TPP其他11個成員國的農產品出口金額達617.35億美元；如今，川普正式退出TPP，使得美國農民喪失利用TPP拓展農產品出口的機會，未來勢必將透過雙邊FTA，爭取擴大出口的機會；如此一來，台灣在台美FTA談判中會面對極大的農產品市場開放壓力，這是台灣農民不樂見的。
(2)對於TPP中有關跨境服務貿易、金融服務、電信、電子商務、政府採購、關務管理及貿易便捷化、中小型企業、投資、勞動、環境、智慧財產權等議題，也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挑戰。
(3)美國製造(Made in USA)是川普的重大政見，未來攸關美國產品創造出口機會的項目，都會對台灣的運輸工具和紡織品帶來較大的降稅壓力。另一方面，川普為保護美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原本我方期待透過台美FTA談判促使美方調降的項目，如美國市場自行車關稅、紗線及布料平均關稅，也會充滿變數。
綜合而言，川普一切談判以「利益至上」為考量；對美國來說，美國的台灣利益與中國大陸利益是平行的，當兩者相衝突時，美國可能捨台灣而選擇大陸。畢竟，大陸握有相當多的談判籌碼；而台灣若藉親美來抗中，不僅會被美國予取予求，更可能錯失兩岸合作契機，豈不賠了夫人又折兵。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徐泓，1943年生於福建省建陽縣，1947年隨父來台，獲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士、文學碩士及國家文學博士。1985 年任台大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並於1989 年創設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所長；1991 年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創校工作，擔任歷史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1996 年創設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所）、擔任所長，並曾任教務長、代理校長。學術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包括鹽政史、城市史、社會風氣史及家庭人口等。
徐教授多年來積極推動台灣明清史研究，曾任兩屆「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創辦《明代研究》期刊。現任南開大學講座教授、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暨南大學榮譽教授、廈門大學終身講座教授，以及明代研究學會(台灣)常務監事。
徐教授已發表明清鹽政與鹽業、明清社會風氣、明代婚姻與家庭、明初國內大移民、明代城市、清代台灣自然災害等明清史學相關專書論著90餘種、學術評論50餘篇與歷史普及讀物30餘篇。
問：您是台灣明清史研究的大師級學者，研究涉及經濟、社會、人口，尤其是跨領域關注城市史，請問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我的碩博士論文皆與明清的鹽業有關，會投入研究是因為50年前有感於台灣的汽車市場壟斷汽車工業，後來看到鹽政專家何維凝講明代的鹽戶、旅美史學家何炳棣分析揚州鹽商的論文，發現明代鹽業壟斷的情況居然和現代這麼相似。有動機又看到寶貴資料，因而展開後續的研究，包括開風氣之先，研究明代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
我對社會階層的流動也很感興趣，於是又進行了明代家庭、人口及婚姻等相關主題的研究。
在中學時，我就喜歡將課本上講到的每一個地名在地圖上標出來，因而奠下對中國地理區劃、河流、山川的基本知識，但真正開始關注城市史是受到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王鴻楷及夏鑄九兩位教授的影響。夏教授主張建築與規畫不能脫離人文關係與歷史深度，這個理念促使我和教授西洋史的內人王芝芝教授後來一起到台大城鄉所授課，我教中國城市史，她教西方城市史。
問：您長期關注歷史課綱修改議題，請問自李登輝啓動教改以來，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為何馬英九先生企圖撥亂反正，卻力有未逮？
答：李登輝是個很有心機的人，為了推動台獨，處心積慮，蓄謀已久。1978年李當台北市長時，即有傳言他要「從國民黨內部推翻國民黨」。1988年他主政初期，先說佩服大陸推動和平演變，又在1991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但到1994年他掌握了國民黨的實權後即啟動教改，指定杜正勝編寫國中新教材《認識台灣》，1996年進一步喊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口號。當時很多人天真地認為，中華文化的中心在台灣，台灣本該擔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很不錯啊，殊不知這是李登輝去中國化、公然走向台獨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1999年提出「兩國論」，直言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
《認識台灣》改變了台灣的歷史教育。歷史教育攸關人民對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表面上看，「日據」改成「日治」、「光復」改成「終戰」，僅有一字之差，卻有天差地別的意涵。
從數月前光復中學學生在校慶變裝納粹引起的爭議即知，新歷史課綱將二戰劊子手如迫害猶太人的納粹德軍、在南京屠殺30萬中國人的日軍簡化成戰敗國，毫無深刻批判，導致年輕學生們以為穿上納粹服裝很帥，卻不懂隱藏在背後的殘酷史實。《灣生回家》造假風波也是新課綱造成的後遺症之一，因為教科書刻意淡化了日軍宰戮台灣50年的史實，才使得有些台灣人對日本殖民存有虛假的美好印象。
教改除扭曲學生的國家認同，也影響了台灣史學界。當主管歷史教育或撰寫課綱的學者成為本土派，手上握有學術資源後，任何想申請研究經費或想獲獎者都不敢得罪他們。1995年，綠營學者成立了「台灣歷史學會」，入會的條件是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哪有參加學會需要表明政治立場的？但該學會的勢力愈來愈大。
2008年馬英九上台，首先該做的就是去「文化台獨」。當時他聲望很高，如果登高一呼，一定會有很多歷史學者幫他。不過，他不但沒做，還用了深綠的鄭瑞城做教育部長。我猜想，馬先生想做全民總統才如此布局。這種作法在太平盛世沒問題，但2008年是一個轉捩點啊。馬先生2012年連任後，是想做些改變，但已來不及。歷史學界重量級人物皆已心灰意冷，不願擔任課綱委員會的委員，王曉波、張亞中等非歷史本科的學者進入委員會，本來無可厚非，但被攻擊得很厲害。
問：您很早即與大陸史學界就明清史研究展開交流，又在大陸多所大學教過書，請問您如何評比兩岸的史學教育？
答：台灣的人力物力和大陸相比，不過就是一個省，史學界之所以還能跟大陸相比，主要是因為1949年有一批中國的菁英到了台灣，他們在那個禁忌的年代裡，克服了無法參看大陸研究的困難，努力投入考證學等研究，因此養成篤實的學風，還能與大陸抗衡。不過，台灣的問題是沒有主體性，一味跟著洋人走，人家談韋伯，我們就跟著以韋伯論中國歷史文化；人家講年鑑學派，我們就一窩蜂談年鑑學派。
大陸因為當時留下最好的史學研究人才，他們發展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解釋系統，又因為人多，什麼題目都有人研究。不過，受到文革的影響，大陸史學研究有一段時間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又有部分人開始崇洋媚外，以為外國人講的都是對的。近年來史學界已開始省思，主張重建中國學派。
我認為大陸史學教育還可以發展得更好，可惜教授花太多時間在做研究、寫論文，教學時間太少。大學的主體是學生，不論是教授或學校的設備、人力，都應把教學做為首要任務，這樣才能培養出人才來，代代相傳。
問：您曾提出研究史學的方法是「通、博、專」，這個道理其實適用於所有的學術研究，請問要做到「通、博、專」，有哪些祕訣？
答：「通、博」是對歷史基本知識的掌握。例如研究明清史，一定要認真研讀幾部重要的明清通史書籍，對明清的人地時事有基本概念，不能等到要用的時候再去查資料。「專」是對自己關注的研究領域下功夫，也就是找到自己感興趣又有能力處理的題目來研究。每個人條件不同，要避免去研究力有未逮的題目，也千萬不要跟流行。
至於做研究的方法，首先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出發，可以讀研究回顧和研究入門的書。其次，要注意新書、新論文、新學報，經常逛圖書館或上 Google 搜尋，隨時掌握自己研究領域的最新發展。第三，一定要掌握研究專題所需要的語文能力，如研究明清史就要略懂滿文。第四，電腦化後許多大部頭的書都有電子版，可以隨時下載閱讀，但切勿過分依賴以關鍵詞檢索資料庫，避免所蒐獲的資料零碎而不完整，重要的史料如《明實錄》、《清實錄》，還是要詳讀原書才是。第五，要精讀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知道前人如何建構問題意識，如何選擇分析方法與解釋理論，也要注意組織論文的結構及建立論述的邏輯。做到以上幾點，就能培養出研究的本領。
問：有人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要懂得活用歷史，請問我們應該如何讀史書，並從中獲得學習心得？
答：一般人認為「歷史」是過去式、是死的，其實「歷史」是活的，如英國著名史學家卡爾所說，是「現代和過去無終止的對話」。「歷史」可以拿來當學問研究，更可以經世致用，明白歷史人事物的得失經驗，將心得用於今、用於世。
研究歷史有兩項重點：求真及求用，過分求真怕變成書呆子，過分求用難免發生曲解歷史的事。大陸曾於1953年在周處墓裡挖出鋁合金，很興奮地宣布原來中國人早在3世紀便能提煉鋁，但後來檢驗結果證明那是銀而不是鋁，但此真相並未引起很大注意。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做學問最重要的是求真，切忌為了用而曲解真。
至於如何活學、活用歷史，我們可以把自己當作某個朝代的人物，分析前人處事的抉擇、依據及成敗。譬如讀到明朝開國史，可以討論「如果我是朱元璋，要如何收拾元末動亂之後的爛攤子？」首先找出朱元璋如何認定明初國家社會有哪些應當快速解決的難題、他又如何解決，再論其利弊。進而問自己：如果我來做，會不會採取和朱一樣的政策？如果不會，那麼其他作法的結果又會如何？
當我們把歷史情境當作訓練自己能力和增長智慧的場所時，歷史研究就能活絡起來。這樣做，可以提升個人的處事能力、擴展心胸大肚，歷史學者也不再只是個寫學報、論文的小儒，而是一個能應世的大儒。
問：請問您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什麼看法及建議？
答：兩岸都是中國人，為全中國人民好，當然應該採和平方式統一。民進黨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願意兩岸變成一家人，這是當政者的想法，不代表全體台灣人民的想法。我比較擔心的是，大陸13億人民與台灣2,300萬人民對立。
也許我們當前無法在體制內進行改革，但可以從體制外的文化教育著手。我對兩岸民間的文化交流很樂觀，尤其是民間信仰方面。媽祖來自福建，可鼓勵台灣信眾前去參拜，宗教交流產生的融合力量是很大的。另外，台灣很多廟宇自印三字經、出版圖文並茂的歷史故事書送給小孩子閱讀，都在無形中增加學子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
我所參與的中華奉元學會也經常舉辦文史專題講座，宏揚國學，吸引了不少年輕學子。我堅持平日就要散布中國文史的種子，能做多少算多少，不要小看這個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平時打好基礎，一旦客觀形勢改變時，民眾比較能夠接受、適應新的形勢。我們一定要維持住中華文化的本，這是民族傳承最重要的根。
北京已經邀請英國首相梅伊5月訪問中國，出席中國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討論中英財政經濟貿易關係，共商合作大計，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濟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
英國前首相卡麥隆看好大陸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市場，全力加強中英雙邊關係。
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到來
中英關係於習近平2015年訪問英國時邁入黃金期。雙方簽署了價值約400億英鎊的多項協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造價180億英鎊（約新台幣7124.4億元）的欣克利角核電廠(Hinkley Point)投資項目。中國廣核集團投資約三分之一，另一個主要投資者是法國電力集團(EDF)。這不僅是大陸首次參與設計及興建英國核電廠，更是大陸第一次輸出核技術到西方大國，具有重要意義。
英國新首相梅伊上台後，外界紛紛揣測中英關係的走向趨勢。
梅伊於2016年9月5日赴杭州參加G20峰會時會晤習近平，重申了英中關係「黃金時代」。兩國同時宣布了數項金融倡議，將深化雙方證交所之間及在金融服務行業其他方面的合作，這是英國將倫敦打造成中國金融業一個全球中心努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倫敦和上海證交所之間聯通的進展，中資金融企業在倫敦開設辦事處，承諾放鬆允許英國企業在部分中國金融行業持有更多股份的規定。
英國正在重塑其國際角色
梅伊表示，英中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最緊迫的國際議題上應進行合作。她雖未直接提及英國脫離歐盟，但暗示發展與中國的關係，是英國退出歐盟後發展戰略的一部分。英國在募集資金方面，接受的中國投資比任何其他主要歐洲國家都要多；積聚群英方面，有大約15萬名中國學生在英國深造。
自英國公投脫歐以來，中國金融業對英國的重要性增加，雙方戰略合作證明中英關係持續堅韌，英中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貿易投資和市場準入、金融服務與金融市場發展、基礎設施和產業戰略等議題進行坦誠、深入的討論，達成63項成果。
中英雙方一致同意，進一步推動英國地區發展計畫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英國工業2050戰略」與「中國製造2025」戰略對接。雙方表示將以欣克利角項目為契機，深化民用核能、高鐵、航太項目合作；推動金融服務合作常態化，加強金融監管交流。
英國一直奉行國際主義，今後仍會如此。在英國想要成為世界上最外向型、貿易最自由的國家之際，梅伊希望進一步發展中英兩國在商貿、外交、教育、旅遊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關係。尤其，2017年是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45周年，香港回歸中國20周年，梅伊希望能借此進一步增強彼此之間的聯繫。
後脫歐時代的中英關係
過去一年是中英關係「黃金時代」的開局之年，恰逢英國公投脫歐這一重大變化，在後脫歐時代英國經貿發展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英之間的貿易往來是否會受到影響，受到關注。
除欣克利角核電廠，大陸在英國各產業均有大量投資。自2005年起至今，中國大陸在英國的投資金額超過290億英鎊，舉凡倫敦房地產、金融機構、足球俱樂部等都有來自大陸的資金，每年有約50萬名大陸觀光客到英國旅遊，英國的高級汽車與精品的主力消費者都是大陸人，英國「脫歐」後經濟發展將更加艱難，迫切需要注入大陸的資金。
中國是第一大出境消費國
中國蟬連4年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雞年春節長假期間，來英國的大陸遊客數量在五年內翻了一番。中英之間的直航航班增加，英國簽證程序簡化，也使得大陸遊客更為青睞英國。加上英國決定脫離歐盟後，英鎊大幅貶值，價廉物美的英國成了中國人出國避霧霾、購物的好去處。
對大陸遊客而言，2017年去英國旅遊比前一年便宜了11%，從中國飛往英國的機票銷量比前一年同期增長了88%。
另外，大陸遊客出國旅遊的目的，已從觀光轉向享受海外優質生活環境和服務。大陸遊客傾向於居住在中等價位的旅店，而把錢主要用於購買名牌皮包、手錶和首飾等奢侈品。英國旅遊局中國事務經理說：「中國遊客在倫敦逗留的時間比在歐洲大陸長一倍，消費額高一倍，而且人數增長速度快一倍。」
大陸遊客在英國期間，平均每人消費2,174英鎊，是外國遊客平均消費值的3.5倍。在中國春節黃金周期間，僅在倫敦一地，中國遊客的消費額就達到1,100萬英鎊。
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的普華永道(PWC)使用購買力評價指數(PPP)來確定一段時間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生產力和生活標準，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這一形勢預測將保持到2050年。
近來人民幣大幅貶值，但大陸GDP折合美元仍達11兆餘美元，穩居全球第2大經濟體。在經濟實力的支撐下，中英關係在「黃金時代」開局之年的大豐收，令世人普遍相信中英的友好關係已經有了好的開始，並且不可逆轉。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