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近年來掀起很多重要的稅制改革,包括營改增、反避稅條款及肥咖條款;這對數以萬計的台商將造成重大影響,除了瞭解其內容外,更必須有適當的因應策略。
所謂「營改增」是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前者為對營業額計徵,後者則類似台灣的加值型營業稅,即對增值額課徵;凡是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有形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裝配勞務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及個人,都是屬於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按規定必須就生產、銷售商品或是提供勞務過程中的增額課稅。
營改增自2011年起在上海試點4年多後,中國財政部於去(2016)年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當年5月1日起全面試點;未來稅務單位要查辦企業稅負脫逃情況將更容易。對台商而言,過去因稅率過高,勾稽鏈作用及進項轉出等因素,其對內採購大都未取得合法憑證,再則對內銷售無法開出發票;然而,實施營改增後,稅局只要掌握加值鏈中的其中一環,即可確保稅收的完整性;台商切莫心存僥倖,以免被罰。
「肥咖條款」上場
眾所周知,美國於2010年實施肥咖條款(FATCA)至去年底止共追稅一百億美元;大陸也把全境的金融機構(含台資銀行分行)當成查稅工具,稅網鋪天蓋地撒向台資銀行中國分行與眾多台幹個人。自今年元旦起,大陸各地銀行須針對非居民金融資產達600萬元人民幣者進行清查,在2018年完成後,會將資料報送國家稅務總局。
中國稅法對居民採全球所得課稅,若按《中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在大陸居住滿一年就屬於稅法上所稱的「稅收居民」,而納稅人若在1年內連續離境30天以上,就不算居住滿1年,也就不屬於居民,而稱為「非居民」;中國版肥咖條款要求銀行業蒐集非居民的金融資料,而台商派駐大陸的大量台籍幹部有很多是屬於非居民,將面臨被查稅。屆時,台資銀行大陸分行必須把所有台灣客戶的金融資料,交給大陸稅捐機關。
積極跟進反避稅風潮
「巴拿馬文件」曝光後,加上全球各國財政吃緊,查稅力道更為強勁,反避稅聲浪一時風起雲湧。其實,早在2009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就針對全球反避稅的議題先後公布「租稅天堂黑名單」、「多邊稅收徴管互助公約」、「共同申報準則(CRS)」等規範,獲得很多國家認同及跟進。其中,有關CRS中,簽署該協議國家或地區內的金融機構,一旦發現同為成員國的人民在當地開立金融帳戶,必須依規定「主動」提供該客戶的稅務資訊予當地稅務機關。
這種類似「全球總歸戶」的作法,要揭露的資訊繁多,被喻為美國肥咖條款(FATCA)的擴大版或全球版。目前已有大陸、香港、新加坡等101個國家地區加入;2018年9月參與國將首度進行稅務資訊交換。此外,鑑於跨國企業應用公司集團內母公司、子公司與分公司等關係企業,將利潤實現在低稅負或免稅的一方,以降低集團總稅負,進行移轉訂價以達到避稅目的不勝枚舉,嚴重影響各國稅收與租稅公平。有鑑於此,OECD2013年7月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共15項行動計畫,獲得G20各國領袖支持。大陸也積極展開反避稅查核,增補反避稅法規;並於2016年6月底發布「42號公告」,實施新的轉讓定價規範,這對台商將產生重大影響。
台商因應策略不可少
由於兩岸正處於冷對抗,以致於洽談多年《兩岸租稅協議》至今懸而未決,台商被重複課稅無法扣抵,加重其經營成本負擔;不少台幹還面臨「一頭牛剝兩層皮」的窘境,徒喚奈何。但面對全球反避稅浪潮及大陸稅制新變革,台商將面臨台幹跨國薪資漏報、兩岸移轉訂價、台商企業與負責人公私帳戶逃漏,以及香港、新加坡私人銀行投資帳戶等大查稅風險。CRS上路後,過去遊走跨國間灰色地帶的跨國企業黑盒子將被完全掀開,全盤透明化。
據會計師估算,若以年薪120萬台幣、即使薪資在陸港台三地各拆為40萬元支薪的台幹為例,CRS上路粗估所得稅將多繳15.79萬元,甚至可能被懷疑過去有逃漏稅之嫌;台商企業的人事成本也會加重。其次,以往台商申報移轉訂價時,將跨境利潤移到低稅率的香港以減輕負擔;或是在香港支付的高管薪資,未來都可能會被查清而失效。再者,台商若為規避增值稅,故意不開發票或將貨款移轉至海外私人帳戶,都將是大陸稅局開刀的對象,如大陸近期已對豐泰旗下位於福建的協豐及三豐鞋廠要求補稅,台商應加以警惕。
誠實報稅固然為上策,但台商仍有合法避稅的因應策略,包括盡速評估自身風險。執行面則可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公司營運模式、投資架構及風險管理,並合規申報、自動補報或補繳,且利潤應與公司運作一致。針對營改增的部分,應檢視適用的稅率內容及收齊有效憑證,以獲得減稅效益;未來亦應檢視調整集團涉及關聯交易的境外安排,降低關聯的連結;此外,亦可透過高新技術的申請及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減輕租稅負擔;進而建構適當的轉讓定價模組,避免成為被調查的對象;而海基會、陸委會應速提供台商相關的稅務資訊及租稅策略規畫建議,藉供參酌。當然,台灣當局若是為台商設想,「兩岸租稅協議」就不應再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者認為二二八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爭的是: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0天後沒有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還持續在爭。
二二八,共產黨曾說是它領導的人民起義,國民黨也說是共產黨搞的暴動叛亂,台獨則不好說,說是共產黨,那為何不支持統一?說不是,謝雪紅又是最著名的策動者,乃就胡扯一番。不過也有皇民說真相,說台共在日據時代被壓制得很厲害,沒什麼力量,怎會主導二二八?二二八是我們皇民的起義。
二二八與中共沒關係
真相是,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一點關係也沒有,謝雪紅是台共,與中共當時沒有組織關係。
而且,謝雪紅逃到香港後說:「當時在群眾運動中,事起倉卒,發展得迅猛,誰也沒料想過。我們身不由己,只恐落後於群眾運動。一旦捲入之後,便像投入海浪中跟著翻騰了。尤其是,當時混入二二八起義的人群中,帶頭起哄、聚眾鬧事、打打搶搶的,後來據善良的老百姓報告,多數是日治時代的地痞流氓、光復後的無業遊民。殺害外省籍的公務員、打劫外省籍的同胞主要是這兩類人。還有第三類人是戰時參加日軍的復員軍人,他們會指揮,又會用槍械。這三類人合起來,在廣大善良的群眾中卻變成先鋒和主力。我們根本管不到啊!」
這是金堯如所記載的謝談話。問題是這真相早在25年前就揭露了,卻一直被隱埋,怕說出來會顛覆台獨皇民所偽造的假相,所以台灣的人都裝著沒聽到。
金堯如當年是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後來當了香港《文匯報》社長。1993年5月,他在香港《新聞天地》月刊發表〈我所知道的二二八事件真相〉,香港《明報》也刊登了類似文章。
金文指出:「奉命去建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一些負責幹部所得到的指示,其中明確的原則包括團結台灣同胞,不講共產主義,宣傳中華民族和偉大祖國的歷史文化,不批評國民黨陳儀政府,施政若有利於台灣同胞改善生活、提高教育的,可適當讚揚之。…對中國大陸形勢的方針是,宣傳國內和平和建設富強的中國,希望國共雙方不打內戰,以和為貴。台灣工委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才建立。這些都表明中共本無所謂起義計畫。」
金親來台了解事情經過
金堯如1947年3月2日抵達台北,住在他的遠房親戚朱瑞祥家裡。朱是陳儀長官公署的副官長(在陳儀機要鄭士鎔的回憶中,提及他與朱瑞祥陪陳儀視察台灣西部,孫運璿也在場。見圖)。朱說台灣暴動是「共匪」、「奸偽」夥同台灣日治時代的土豪劣紳、漢奸浪人、無業流氓搞起來的,妄圖推翻陳長官,實行排外自治。朱叫他千萬不要出去。金堯如當時覺得這樣的暴動,完全不符合黨中央對台工作的路線。
金堯如避居長官公署內近10天,聽到一些高雄和台中的暴動情況。例如高雄有人率領群眾衝進要塞司令部,要彭孟緝繳械,由他們接管要塞司令部。再如台中謝雪紅率領青年隊,繳了警察局的槍,衝進台中市政府等等。長官公署裡的官員說,這完全是共匪策畫顛覆政府的陰謀,謝雪紅就是埋伏在台灣的女匪首。金堯如覺得不像,因為黨中央的方針明明力戒搞左傾冒險的城市暴動,而且根本沒有提出奪取城市政權的任務。所以,他當時完全反對謝雪紅這樣的盲動主義,也肯定她所執行的決不是中共中央的路線。
後金堯如在當年12月得知國民黨要逮捕他就逃離台灣。1948年1月初在香港的「華南救濟協會」,接待當時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學生領袖和民主黨派人士。同年5月,金堯如接待了謝雪紅。她偷渡到日本,在日共的接應與照顧下,到了香港,準備去大別山的中原解放區。當時謝已48歲,比金年齡大一倍。金堯如向謝提出尖銳的批評,謝則一直以點頭的態度傾聽。
謝雪紅口中的二二八
謝雪紅對金堯如說:「地痞流氓、無業遊民、復員軍人這三類人背後,還有一種人,是日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野心的政客、地主中的土豪劣紳。他們能操縱前三類人,指使他們造反、鼓勵他們暴亂,好讓他們同省政府、市政府討價還價,要官要權要利益。對這一種人,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好一面同他們敷衍面子,一面設法奪取起義的領導權。我組織熱血青年奪取武器、衝市政府,其實是想把局勢控制在我們手上,把領導權奪取過來。但是,誰料到不知不覺走上了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道路了。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謝雪紅,或者講我們台共同志們,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掌握領導權啊!哪裡談得到好好領導、正確領導?」
她繼續說:「等到國民黨大軍一鎮壓,我和一些台共同志便不知如何應戰。那三類人也立即潰不成軍。那些地痞流氓、復員台兵,他們跑得快、躲得好。只有那些有野心的,想在政壇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和紳士,老的跑不動、年輕一點的自以為有靠山跑得慢,於是被殺的倒不少。這些善良的有志青年,像我組織起來的那許多人,犧牲很重。有不少還為了掩護我撤退、逃亡而犧牲的。我認識到武裝鬥爭搞早了、搞錯了。」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主編第一份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的賴澤涵表示,金堯如的說法印證我們的推測,中共不可能介入二二八。研究小組訪問過彭孟緝、柯遠芬等人,他們也都認為中共的作用不大。賴澤涵說,他們還找到1947年中共派至台灣,成立「省工會」的領導人之一洪幼樵。
洪幼樵說,當時幹部之間彼此幾乎沒有聯絡,也都不知道中共到底派了多少人到台灣來,更不可能說策動事變了。在2月27日當天,他剛好散步到延平北路,看到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判斷事態不妙,後來就決定帶妻子躲了起來,按照當時洪自顧不暇的情況,中共幹部根本不可能介入二二八。
1947年時,中共尚盤據在西北,另一方面也還在進行「國共和談」,不可能跟台灣有密切的關係,也不可能對二二八事件有所指示。在那個時代,台灣人對「紅色」其實很敬畏,會對他們保持距離,所以身為台共的謝雪紅,能影響的人並不多。賴澤涵說,其實是台灣某些替她寫傳記的學者,「太過誇大謝雪紅的影響力了」。
另外,針對金堯如在長官公署時對陳儀的觀察,賴澤涵說,他也曾在資料中看過,陳儀在台灣曾訓令警察外出時不可佩槍,可以推測陳儀應該會反對警察亂開槍,可惜這個命令並未全面執行。
彭孟緝不肯執行陳儀軍隊不出營的命令,在3月6日斷然開槍下山平亂。彭受到白崇禧讚許為模範軍人,以後青雲直上,退休時蔣中正以「處理台灣二二八事變,卓著功勳,特授青天白日勳章。」白崇禧嘉獎高雄、基隆、澎湖各要塞司令及嘉義機場地勤官兵,是因為他們「鎮壓最為得力」。
70年後爭議仍未休止
從以上史料來看,二二八與中國共產黨無關,事後被殺的所謂台灣精英,幾全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或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若說損失慘重,國民黨最甚;若說陳儀是窳政該反,那國民黨不是首義主功?
二二八也不是政治貪腐所引起的反抗起義,貪腐的確有,但微不足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不甘敗戰,不肯終戰的一次反撲,是中日民族的鬥爭,不是中國內部一省內的民權、民生爭執,爭的是中國還是日本?台灣是光復,還是淪陷?這個爭議,在二二八那10天以後還沒結束,一直到今天,70年後,還持續在爭。
(作者係歷史學者)
二二八事件轉眼屆滿70周年,回顧要求平反賠償、追懲元凶的聲浪,隨著選舉及政治人物的需求而起伏操作,今年綠營又將藉「轉型正義」的亮麗符號,進一步醜化國民黨與兩蔣,但二二八有不同面相,不能只是一言堂。
台灣朝野為二二八事件哭啼叫囂衝撞了整整70年,今年二二八蔡英文或將孤注一擲討好獨派,利用川普就職滿月的蜜月期,特赦陳水扁、限制馬英九再度出境、公布追討國民黨黨產等轉型正義成效、取消總統府有關蔣介石的所有符號、嚴厲追究「否定二二八罪刑」,建立二二八的一言堂,用以彰顯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政治高度與意義。
「官逼民反」史觀可議
平心而論,二二八餘波盪漾會鬧到是非不分的程度,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樂於本土化的政治合唱功不可沒。自1995年開始,李登輝宣稱二二八是「外來政權」對台籍菁英精心策畫的大屠殺,每年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重溫悲情,使民眾強化二二八的記憶,牢記二二八仇恨,抵制兩岸關係緩和。如此傾斜的本土意識所產生的「去中效應」,自陳水扁上台後漸次彰顯。
馬英九自台北市長任內即對家屬展現誠意,年年含淚出席紀念活動默哀致歉,數次與家屬座談,公開推崇李扁對事件平反的貢獻,且表明國民黨對事件認錯的時間太晚,雖獲小部分家屬認同,卻加深了國民黨「自證其罪」的負面印象。70年後,沒有任何一項事實可以證明執政者蓄謀屠殺,卻為了空泛的轉型正義光環,硬要將德國納粹屠猶事件,張冠李戴到二二八,如此以恨為導向的清算,何嘗公允高明?
事件初期,陳儀的反應是妥協和解,若其本意是大規模肅清異己,決不會主動配合東北戡亂,將90%以上的軍隊調離台灣。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未直接點名蔣介石就是元凶,僅用隱喻筆法,以蔣介石長期掌控軍統局、中統局的背景說明,蔣確實需要負責。但所謂「元凶」,應是有計畫性地屠殺台灣人民才算;二二八起因複雜,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的文化衝突、民變反抗,致政府採取強勢鎮壓,使用「元凶」兩字指控太過情緒化。
死亡失蹤審查並不嚴格
二二八基金會的處理大致分物質賠償與精神撫慰兩個層面,自1995年起,按受難程度對受難者或其家屬發放賠償金,最高限額為新台幣600萬元,申請期限延至2017年5月23日。自1995至2015年8月為止,審理通過的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684件、失蹤類178件、其他類(包括監禁、受傷或名譽受損等)1,426件。受領賠償金人數(包括受難者本人或受難者死亡後的家屬)總計9,959人;總金額約72億750萬元。
去年2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基金會須賠600萬元給二二八期間來台失蹤的日籍男子青山惠先,由其子青山惠昭領取,創下外籍獲賠首例。二二八死亡加失蹤領取賠償總人數,至今停格在863人。馬英九及國史館前館長呂芳上主張死亡失蹤達兩萬人的落差,正好坐實確有大量姓名不詳,在台無戶籍的外省人死於暴民之手,淪為溝壑亡魂,無人追悼理睬。
二二八造成的財政損傷極大,長官公署撫恤僅及於公務員,受損公務員又以外省籍居多,且僅是救濟而非賠償,最高只有6萬元,可謂杯水車薪。
依據《二二八辭典》別冊統計,並輔以相關資料比對,依法領取補償的審查作業並不嚴格,在死亡及失蹤的800多人中,至少有5人並未受難,家屬照樣領補償金。1949年之後,因其他罪名遭槍決的63人竟也被計入二二八死亡名單。例如:蕭來福是台共早年重要成員,擔任王添灯創辦的《自由報》經理,二二八後逃亡香港。古瑞雲及蘇新回憶錄都提到他並未失蹤,但其家屬領取了他及就讀基隆高中的弟弟蕭炳煌的失蹤補償。
獲賠親屬中有百餘位提到當事人從警察局「取走」槍枝,或參與攻打紅毛埤彈藥庫、水上機場等,而遭軍警「無故」槍殺逮捕。進攻的民軍當然獲得補償,幾位在機場任職的台人喪生也申領補償,結果對戰雙方都賠。申請賠償者有直接承認參與攻擊政府機關及國軍者,或因擔心算帳,致言詞閃爍,對受難事實諱莫如深者。
許天保是空軍水上機場第9地勤中隊機械士,安徽歙縣人,1947年3月1日因保衛基地被槍擊殉職,得年41歲,安葬碧潭空軍烈士公墓第95號。有誰敢自承殺了這位安徽小兵?
二二八有不同面向
賴澤涵、馬若孟等合著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一書提及:魏德邁將軍並不認同副領事葛超智的報告,因為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按1947年匯率折合2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觀之,難免被視為有叛變之嫌。
究竟二二八的真相為何?回到時間坐標,更易看清事件本質。70年前的中國大地並非承平歲月。1946年12月24日聖誕夜的一起意外,竟也點燃台北街頭的示威反美,領隊者正是台大學生李登輝。二二八風波確實只是中國烽煙四起,內戰吃緊時的一個地方事件。
當夜,北京大學法文選讀生沈崇看電影途經北平東單,被美國海軍陸戰隊皮爾遜等2人架至東單操場強姦。隨後北平高校遊行抗議暴行,12月31日中共中央廣發董必武、葉劍英具銜發表的《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回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於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數十個城市遊行抗議,進而掀起「反政府、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成為反美的導火線。
二二八不能成為一言堂
汗牛充棟的二二八相關研究,被忽略的集體見證,首推1945年10月自福建馬尾啟程,在基隆登岸的中央警校台幹班師生1,020人,他們負責接收日據時期13,000名的龐大警政系統。見證風潮初起的台北圓環第一場景中,協助緝私的4名保警就是台幹班畢業生。暴動蔓延後,奉命放棄抵抗,四處躲藏,一如其他行業的外省同胞。其中陳澤春、張毓欽兩員不幸殉職。
筆者據此做成的口述歷史《警察與二二八事件》,竟被綠營立委公開指定列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的懲處對象,增列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否定二二八罪責」,可判5年徒刑,嚴重羞辱了言論自由。
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黨產問題,反倒遮掩了不肖台民侵吞日產的真相。日本宣布投降後,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立即奉盟軍統帥之命,反覆廣播明令8月15日之後禁止一切產物買賣;但皇民份子、黑道流氓、藐視國法的投機份子,依舊配合日人逃避沒收、勾串隱匿、倒填日期偽造文書,企圖渾水摸魚,坐得不義之財。當年來台接收的官員倘若人人上下其手,試問何以台灣大戶地主無一來自大陸?又何以全省19家日產戲院,三家老闆是林茂生?
當年一份民間呈文直陳:「台人久受日敵壓榨,其受害最烈者,厥為普羅階級,其能與日敵勾結者,特殊之人物,故中央對於本省苟屬有意愛護,理應普遍救濟,將該日產售款全數撥為本省建設費用,所謂取於台灣,還於台灣。蓋政府應為萬家之生佛,不可維持少數人之不法之利益也。」這才是真正愛台灣的言論。
只有不再以悲情撩撥傷痕,不再以乩童夢囈追求台獨,台灣才會有長治久安。與其被動期待政客省悟,有識者更應積極喚醒民眾:迫在眉睫的統獨之爭,如今已非天真選項!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國共內戰的牽累。其實事件的背後有政經結構巨變,包括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自東北發動侵華戰爭,殖民地台灣所承受的壓迫也日益嚴峻。無論保守或是激進,民族抵抗運動陸續都銷聲匿跡,議會路線的領導人林獻堂,在「祖國事件」之後避難東京,崇拜孫中山的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屍骨未寒,左翼的共產黨人在大檢舉令下,受逮捕繫獄天牢。
戰時體制下的艱難
人們依然說著祖先的語言,維持著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宗親社會的生活方式,在殖民統治者極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千方百計要消除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的時刻,這是僅存的一種消極抵抗:純樸的民族意識祖國情懷。
自1920年代以來,投奔祖國的台灣青年絡繹於途,求學尋出路,甚至共赴國難。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的也大有人在,台北蘆洲鄉人李友邦在福建的「台灣義勇隊」,嘉義人劉啟光在江西的「台灣工作團」,還有丘念台在廣東的東區服務隊,只是其中最為知名的。另一方面,也有在日本占領區討生活的,日本所扶持的滿洲國與汪精衛政府的官場上,都有台灣人的身影。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上海、福州、廈門、廣州等沿海淪陷區,也有台灣人充當日本軍部的爪牙,或經營妓院賭場當舖等特種行業,引起當地人民極度反感。
絕大部分只是普通的技術人員、醫生、商人與知識分子,他們是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鍾理和筆下的「白薯」,身不由主地介於中國與日本之間,掙扎求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漸失優勢,以「大東亞共榮圈」宣導威誘台灣青年和原住民充當「特別志願兵」、「高砂義勇隊」,徵召大量青年為軍伕、少年工,有技能的知識分子為軍屬,更有以國家暴力強迫欺騙手段徵召的慰安婦。被日本軍部徵調至海外從軍或工作的台灣人,總數在數十萬之眾。這些年輕人的犧牲,最令人悲痛,戰爭結束後,生還者也不曾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日本對台最後的掠奪
由於戰爭的影響,台灣物資嚴重短缺,物價飛漲,早在1941年,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灣實施嚴厲的物資管制與配給。美軍自1943年底開始,對台灣重要工廠、電力設施、港口及交通樞紐持續長達20個月的轟炸,導致全台交通與工業幾近癱瘓,生產銳減。
隨著戰事的惡化,包括柴米油鹽各種物資在內的極為嚴苛的配給制度,亦無法抑制物價的持續飛漲。在一些鄉村地區,甚至於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形態,這早在陳儀抵台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與祖國隔絕半世紀的台灣,復歸祖國懷抱之初,首先發生的聯繫竟是糧荒與通貨膨脹。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大陸國共內戰的牽累。事件的影響嚴峻深廣,其背後有深刻的政經結構巨變,包括中日權力移轉,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45年全台稻米歉收,產量不及豐收時期的一半,總督府將上半年徵收的米糧,加速運回日本土或配給日軍日僑,民間米糧極度短缺。不幸的是,1946年台灣又碰到罕見的旱災與颱風,嚴重影響米糧的收成。陳儀面對著殘破的大地,百廢待舉的沉重工作壓力,最終無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困境,糧價大肆飛漲,經濟瀕臨崩潰。
1945年9月上旬,台灣總督府頒布命令解除戰時嚴厲的物資管制,一時間,台灣的糧食物資似乎突然變得極為充沛。事實上,當人們還在歡慶光復的氣氛中,經濟的破敗崩解就已開始。根據台灣總督府的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早在1946年初,他就預言「糧食短缺的狀態可以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治安混亂將起因於糧食不足」。
1945年9月9日,鹽見俊二得到美方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搭乘一架載滿了由日本銀行印刷的台灣銀行紙幣的專機抵台,這架飛機所運送的台幣是為總督府發放在台日本官吏的薪水與遣散費之需。總督府藉復員需要,擴大發行台幣,自投降之日至完成交接之時(1946.05.18),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額增加了105%。手中充裕的貨幣,讓等候遣送回國的日本人能夠大量採購市場上已經短缺的米糧物資。這是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進行的最後掠奪,使得台灣的經濟陷於絕境。
血歸流、歷史和文化歸宗
儘管大戰末期日軍敗跡頻露,1945年8月15日那個昏熱的下午,台灣人對於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的降臨,顯得毫無準備。似乎並沒有人思索「光復」的深層內涵,或是即將來臨的新情勢。單純地相信只要回到祖國懷抱,所有苦難都將迎刃而解。人們熱衷於學習國語,唱國歌,讀「三民主義」。但是,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於祖國的事務幾乎一無所知,特別是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長大的一代,殖民者的歧視固然激起他們的民族意識,但他們獲得祖國知識的渠道,絕大部分也在殖民者的控制下。
葉榮鐘說: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一股熱情所祈求的是血的歸流,是五千年歷史和文化的歸宗。(見葉氏〈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
如今回顧,光復當時台灣最為迫切的問題意識或許是:如何客觀面對台灣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有系統地深入批判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如何清理殖民教育殘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跡?
劫後餘生,過去民族抵抗運動的人士重新活躍於社會事務,政權交接的真空時期,「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發揮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營救了流落在日本的台籍日軍青年,還有身陷海南島、廣東、汕頭、廈門、福州、上海以及香港等地的台灣同胞。民意代表們認真地要執行他們在日據下所爭取不到的質詢權。當然,也有識時務者忙著接收、發光復財。文化界湧現多份報刊雜誌《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中部地區的知識份子鎮守圖書館,舉辦中國歷史文化及近代民主政治、經濟的講座,還有各種文化活動,成為當時台灣與大陸文化界的交流中心。再再顯示,歷史文化上的回歸是他們在歷史時刻的自我期許。
祖國情懷被挫傷
對祖國的滿懷期待只維持了短暫的時間,隨著經濟的惡化、社會的不安,部分接收官僚的貪婪腐敗與無知,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在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前夕,已經到了沸點。因此,一個緝菸的意外事件一夕間演成全島蜂起,此時距離台灣光復不過18個月而已。
對於出生於日本據台前後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日據下,他們抵抗殖民統治,精神上,依恃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肯定,特別是儒家思想。政治上,追求的是西方近代議會民主政治。他們以為「光復」可以實現前半生的理想,固然過分天真,但是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蠻橫粗暴,讓台灣民眾的祖國情懷受盡挫傷、抑忿以至幻滅。更無異全盤否定了這一代人前半生的執著與付出。這是他們在情感上萬難接受,現實中又不能不屈服的困境。
軍隊武裝鎮壓之後,「清鄉」和「自新」持續在全省各地追究事件參與者,緘口噤聲的社會表象之下仍有暗流,許多人正痛苦地再探尋台灣的出路。對國民政府絕望的廣大知識分子,轉向「紅色祖國」的號召,投入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民族解放事業。
1949年國民政府中樞遷台,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完全斷絕,蔣介石政權肆無忌憚清除政治異己。風聲鶴唳的1950年代,多少本省與大陸籍的左翼理想主義者死不得其所?又有多少人在綠島上度過他們的青春年華?
從此,孤懸東海的小島成為全球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反共陣營的最前哨基地,延續國共內戰與撕裂民族和解的悲劇。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
廖繼斌1951年生,台中豐原人,台北建國中學、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曾赴美國邁阿密大學比較法學研究所研究。家族三代都與二二八事件有關。
其祖父廖進平(1885-1947)在日據時代為地主仕紳,熱心公共事務,且曾將父親廖乾三募得的6萬日圓面交孫中山,助其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其後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與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共同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光復後,又出任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廖進平出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但卻因政治建設協會在2.28當日策動民眾遊行抗議,3月中遭憲兵逮捕、遇害。
父親廖德政(1920-2015),留學東京美術學校,為著名畫家,曾擔任國策顧問。三叔父廖德雄(1928-2013)在二二八事件中亦為「處理委員會」學生代表,後任台北市二二八協會理事長,全心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平反活動。
廖繼斌歷任台北市二二八協會理事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下稱二二八基金會)專任祕書、二二八紀念基金會第六屆董事、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常務理事。2009年9月7日出任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至2016年9月底);2011年2月28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下稱二二八紀念館)正式開館,兼任該館館長。編有《見證二二八》、《二二八事件文獻目錄解題》等書。
問: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剛好70年,請您談談首次知道祖父在二二八遇害是什麼時候?當時有怎麼樣的感受?
答:家族裡,我三叔是最了解二二八的,他涉入很深,但我年少時他從來不講。我第一次聽到祖父的事,是初中時,有一次睡覺前,不記得是講到什麼事情,突然聽到祖母語帶情緒地說「你阿公是被外省人殺的」。祖母那時接近70歲,她弄不清楚陳儀是誰、國民黨做了什麼,僅就她的認知用很簡單的語言點到為止。那瞬間我確實很詫異,也萌生了想了解二二八的意念。不過,當時完全沒想到,我後來會追隨長輩,參加二二八平反運動,也因緣際會地做了二二八紀念館的首任館長。
問:作為二二八受難者的後裔,您怎麼看二二八事件?您認為它對台灣社會有哪些影響?
答:平心而論,任何一個社會碰到有人在報章雜誌或演講集會上挑戰執政者的權威及正當性,無論是出於善意或惡意,政府都不會喜歡這樣的人。現在大家都罵是陳儀壞事,他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當過福建省主席及「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來到台灣,住在台電公司總經理的官舍。他從大陸帶來的人素質欠佳,又有語言隔閡,一年多後,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而我祖父為人熱誠、口才好,年輕時即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對抗日本統治,十餘年的磨練,政治、法治水平鐵定比陳儀帶來的官僚高,拿對付日本人的那一套來,向民眾宣傳地方自治,陳儀自然難以招架。1946年5月4日,祖父組織集會遊行紀念五四運動,抨擊陳儀錯誤的糧食政策,造成有錢也買不到米等等。現今二二八紀念館有一幅畫家張義雄所畫祖父在大稻埕演講時的畫作。祖父演講很能切中時弊,引起共鳴,聽眾有時多達幾千人,集合、撤退皆聽他的指揮。這種能影響社會的「政治活躍分子」,大概早就被政府視為危險人物。以當時的氣氛,就算沒有二二八,一旦發生任何變亂,這些領頭者都會是政治清理的優先對象。
還有,抗戰期間跑到大陸去的本省人,隨國民政府返台後,成立了台灣憲政協進會,他們會講普通話(祖父要靠翻譯),但並未充分發揮溝通橋樑的作用,其成立的台灣憲政協進會還跟祖父所屬的政治建設協會分庭抗禮。此外,祖父與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很熟,或許無意間捲入了國民黨情治機構的派系鬥爭。
換言之,那時民間積累的民怨和不滿,以及祖父輩們所埋下許多被殺的伏筆,最後通通在二二八引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裡的常務理事、理事多人被捕或逃亡,甚至遭到情治單位「密裁」,根本找不到屍體,也無法得知他們被抓被殺的經過情形。這對本省人造成非常沉痛的傷害,此一不幸當然要由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負責,現在所謂的「二二八真相不明」、「國民黨有史料,不願交出來」等說法,都與此情緒有關。
二二八基金會成立以來,針對受害人及家屬已賠償73億元,處理過兩千多個案子,輪廓基本上已很清楚,但由於被「密裁」的人沒有留下任何資料,那個部分至今真相不明。又如「派兵來台鎮壓」,亦令人反感。
1945年5月德國戰敗,納粹黨立即被徹底清算清除,但國民黨從1947年後還長期執政,不久後又發生了白色恐怖,導致更多人受害。兩蔣時代不僅未處理二二八事件,也不准人提起,當然造成迄今不管國民黨做什麼事,就是會有人不買帳,每逢選舉,二二八也一再被提起。
問:二二八基金會和紀念館的籌建工作屢有變化,請您談談其中的轉折?
答: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沒有人敢談二二八,1992年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出爐後,在各界的殷切期待下,立法院才開始立法、賠償受難者家屬;1995年4月《二二八條例》通過,同年12月行政院成立二二八基金會。陳水扁當台北市長時,提出二二八要放假,新公園改成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1997年在公園裡面設立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在二二八要立法時,馬英九是法務部長,他全程參與了立法工作;基金會成立時,他以法務部長身分出任董事,開始與二二八家屬接觸。
長期以來,二二八受難家屬主張應成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陳水扁競選總統時也曾說要做,但執政後主張成立國家人權紀念館,二二八作為其中的一環,這與二二八家屬的期待當然有落差。
另外,原先李、扁政府都準備二二八基金會處理完賠償業務後就解散,反而是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敦促我們家屬盡快申請更改基金會的章程,這樣才有可能成立國家紀念館。2006年二二八中樞紀念時,馬英九以合辦單位首長的身分致辭說「希望明年能看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籌備處掛牌」。這句話影響很大,當局在4個月內即選定南海路現址作為館址。當時該館已閒置多年,館內一片荒廢破亂,而基金會的經營高層竟以展期僅數月的展覽作為門面,對外宣稱開館,2007年二二八60周年當日,還邀請政府高層主持二二八紀念館揭牌典禮。事實上,該館在4年後的2011年2月28日,亦即我到任一年半後,才正式開館。
2006年2月25日,國民黨在中央二二八紀念碑前首次舉辦追思會;2.28當天早上,國民黨和鳳凰電視台合拍的《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記事》首映。2005年到2007年,馬英九還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密集地在台北、台南、花蓮等地舉辦或參與了多場二二八特展。二二八受害家屬最早參與這種活動時,內心很掙扎,因為馬先生是國民黨的主席,而國民黨又是加害者。我居間聯絡,感觸很深。不過,馬先生的這些作為,慢慢地改變了若干家屬對他的觀感。
問:現在有些人批評馬英九不應為二二八年年道歉,對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馬英九要處理二二八,道歉是必然的。外界看馬英九道歉是兩邊不討好,部分家屬及綠營不領情,說他的眼淚是「鱷魚的眼淚」(假的),深藍的人也不見得諒解。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層面,從政治現實來看,2008年馬英九大勝,這表示中間選民應該是肯定這事的;從人性來看,一個政黨殺了自己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林連宗)、殺了金主(祖父曾捐錢給國父),為什麼不應該認錯?
馬是國民黨領導人,當然知道黨內或許有人不贊成,但他認為應該要有所選擇和承擔。這幾年馬英九努力彌縫、降低二二八的傷害,至少讓一些長輩在晚年能獲得撫慰,不再活在仇恨中。大家可能沒注意到,2012年馬英九競選連任時,連對馬英九最有意見的二二八家屬都沒有人出任蔡英文競選總部後援會的會長。國民黨在二二八是不可能加分的,能少減分就不錯了。
馬英九對我們二二八家屬開的所有承諾,全都兌現了,面對國民黨內的反彈、外界的批評,他也都承擔下來了。所以,不論外界對馬英九有什麼指教,我當然義無反顧地支持他。
問:二二八是台灣社會分裂、統獨矛盾的起源點,在政客的操弄下,至今仍在發酵,您認為它有畫下句點的一天嗎?
答:記得林義雄先生在一篇談二二八的專文裡寫說:外來政權並不必然專制腐化,本土政權也不必然民主清廉。我認為他寫得很中肯。
在我接手前,基金會的負責人把看不順眼的二二八長輩打成「背祖份子」,用公權力發動無情的批鬥,作法極為不當。我一上任,就告訴基金會同仁,對於二二八長輩,我們沒有資格以個人的政治立場來審判他們,造成他們第二度的心靈傷害。
問:您去年10月離職,請問對未來的生涯有何規畫?是否會持續關心二二八?
答:首先,我希望能將我掌握到的二二八史料及學者在這方面的著作逐一比對,寫些文章讓歷史真相更加清楚。第二,在任7年,有不少大陸訪問團到館參訪,與台灣的專家學者研討台灣史及二二八,未來我很願意去大陸跟相關的學術單位交流,了解他們如何看待二二八,並與在事件後逃到大陸的受害人及其後代交換心得。第三,我也想就馬英九當台北市市長、國民黨主席、兩任總統幾個不同階段,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關注及投入,做一個有系統的整理,並表達我個人的觀察及看法。
去年12月中旬,中國大陸海軍在南海九段線內查扣了美軍無人潛航偵測器,5天後歸還,這是否說明中美兩國關係繼續鬥而不破?
去年12月15日,中國海軍在南海九段線內發現一具無人載具,為防止該不明裝置對過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員安全產生危害,中方救生船將該裝置撈起,對其進行「識別查證」。隨後,得知這是美軍的水下無人潛航偵測器(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 UUV)後,即決定經由適當的方式移交美方。
中美兩方說法不一
美方稱,事發當時,一艘美國海軍海洋測量船「鮑迪奇號」(USNS Bowditch)在九段線內正打算收回一個UUV,但在旁邊觀看的中國海軍922-III型ASR-510號打撈救生船,突然放出一艘小船,就在行駛至距離「鮑迪奇號」僅500碼處,用一艘小艇撈起了這個無人潛航偵測器。美軍趕緊通過擴音器和無線電交涉,強調美國是在(九段線內)其所謂國際海域行事,這具UUV是美國政府的財產。
美國國防部官網12月16日發表聲明說,被中方查扣的無人潛航器是享有主權豁免權的美國海軍船隻,當時正根據國際法在南中國海有關海域進行正常運作。聲明說,查扣事件「不符合國際法,也不符合海軍之間海上行為的專業標準」。美國防部發言人庫克(Peter Cook)聲稱,美國在全球使用測量艦與無人載具等裝備,測量鹽度、溫度與水下音速等海洋學軍事資料,都是合乎國際法的定期任務。
川普先在推特上發文,嗆中國在國際海域查扣了美國海軍科學研究用水下潛航偵測器,把它從海裡抄出來帶走,這是前所未有之舉。不過,川普把「前所未有」(unprecedented)這個字拼錯成英文根本不存在的單字,「沒有總統的」(unpresidented)行為,掀起網友們在網路上消遣的話題,成為對美國教育的諷刺。俟中國同意歸還後,川普又在推特上說:「我們應該告訴中國,美國不要中國偷走(查扣)的無人載具,讓中國保留它吧!」他用「偷」字來形容查扣,顯示他對事實一知半解,這是危險的,並不好笑。
中國大陸軍事專家則分析說,這種UUV可能被用來收集中國海軍行動的數據,除進行定位、跟蹤外,還可以錄取艦艇的水紋,辨別不同類型的潛艇,掌握中國潛水艇航行的細節。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一國在他國經濟區進行軍事活動時,需要取得沿海國之同意。美軍近來頻繁派出軍艦、軍機在南中國海海域進行抵近偵察和軍事測量,中方曾要求美方停止此類活動。
大陸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也針對美國國防部的聲明說:「中美雙方一直就此保持溝通。在此過程中,美方片面公開炒作,不僅不恰當,同時也無助於問題的順利解決。我們對此表示遺憾。」
雙方均無意升高對立
12月20日中午,中國海軍510號艦船將此潛航偵測器移交給美國海軍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馬斯廷號」(USS Mustin)。美國國防部亦證實接收了這個無人潛航器。
中國將持續對美方有關活動保持警惕,採取相關措施加以應對,並且要求美國減少在南中國海的偵察。美國則重申將致力於維持其所主張的國際法原則與規範允許下,持續在南中國海飛行、航行和操作,如同美國在世界各國的操作一樣。
此查扣事件發生在中國南海九段線內,已引起了美國和日本的關注,他們擔心中國在南中國海提升軍事力量。不過,中國已與美國進一步討論關於在有爭議水域意外軍事遭遇的行為準則,以避免升高南中國海的對立局勢。
查扣是向華府傳遞信號
美國軍艦、軍機以「自由航行」、「自由飛越」(free overflight)為名,在南中國海海域、空域進行航行、飛越,實際上是政治挑釁,試探中國會做怎麼樣的反應。美方揚言將繼續挑戰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自衛武備。但中方也將繼續對美方的有關活動保持警惕,並採取必要措施加以應對。
長期以來,華府在美中台關係上奉行「一中政策」,北京強調「一中原則」,雙方承諾保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平衡。美方「一中政策」沒有明確定義,頗具模糊性,只能算是國際習尚(international usage)。最近中美關係因川普性格冒進,外交經驗不足,行為有悖外交慣例,他一系列的言論已使中美關係呈現緊張,川普接聽蔡英文的電話更給北京傳遞一種信號。
北京理性和成熟地回應了美國「歸還」的請求,既未激化中美關係的緊張局勢,也未引發兩國的衝突,這也是北京向華府傳遞一種「鬥而不破」的信號。倘若美國繼續高壓地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美發生軍事衝突並非不可能;若中美兩敗俱傷,俄日將必坐大。華府如孤注一擲、失道寡助,其功罪,國際社會自有定評。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遼寧號」航母進入西太平洋,並繞行台灣一周,是北京對川普質疑「一中政策」的回應。自1979年以來,華府在兩岸問題上一直採取模糊政策,今潘朵拉盒子被打開,未來亞太情勢的變化值得注意。
去年12月26日莫斯科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塔伏羅夫斯基在《獨立報》上撰文指出,川普還未入住白宮,便開始推出一系列險棋,引起北京的極度關切。當然,川普就職後,其態度和說法也許會稍作收斂和克制,不會在台灣問題上繼續踩中國的痛處,不過台灣問題卻已提前攤在台面上了。
川普挑戰「一中政策」
塔伏羅夫斯基認為,兩岸問題將於2021年之前獲得解決,這是根據北京將於2020年以前完成「中國夢」計畫來推測,因為如未完成統一台灣,中國將無法達到其偉大復興的夢想。美國顯然也瞭解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川普的幕僚才會教他如何踩踏中國之痛處。由於川普已將「台灣牌」攤在台面,因此「台灣問題」必須解決,川普的行動不只是向中國政府,也是向全中國人民的挑戰,因為中國人民全力支持政府成為強國的政策。此外,川普也是向習近平個人的一項挑戰。習近平在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期間對台工作積極,並吸引大量台灣資金,習氏出任國家主席之後,仍持續非常關注兩岸關係發展。
去年11月11日在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習近平堅決表示,決不讓任何人、任何組織、政黨,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形式下分裂中國領土,所以美國試圖利用「台灣牌」,肯定會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但不論北京使用任何方式報復,都將引起西方的批評和制裁,美國最有可能是採取經濟或其他方式制裁,不太會以軍事行動支持台灣的分裂。特別是美國早已取消1954年的《台美共同協防條約》,因此,華府已沒有維護台灣安全的義務,即便美日間擁有完整的安保條約,但最近東海衝突情勢升高,華府對其盟友安危一直採取迴避態度,當然,這是歐巴馬政府的立場,川普上台後或許全然改觀。
「遼寧號」航母繞行台灣
12月27日,俄亞太問題專家史科賽列夫亦就中國航母繞行之事發表看法。他指出,「遼寧號」航母駛出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之舉,已觸及台灣的敏感神經,使微妙的兩岸關係更形緊繃。「遼寧號」航母戰鬥群繞行台灣,與之前中國轟─6K轟炸機飛越台灣北部,是否意味這是北京對台軍事行動的開始,此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川普最近對「一中原則」採取懷疑態度,過去華府一直支持「一中政策」,才使得台海至今維持和平現狀。根據《台灣關係法》,美國不一定要對抗中國防衛台灣,但有義務向台灣提供武器,加上最近歐巴馬簽署國防授權法,將提升與台灣的軍事合作層次,立即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台灣應明白如果繼續隨美國起舞,其嚴重後果需自行負責。台灣當局應該不會給大陸根據《反分裂國家法》採取行動的機會,因為台灣駐俄代表最近向《獨立報》表示:「我們不想當華府和北京的棋子。」
1998年中國將前蘇聯尚未完工的航母「瓦良格號」拖往大陸時,此事曾引起國際關注,當時大陸媒體曾一再表示,此艦將用作賭場或海上旅館等非軍事用途,「遼寧號」現在卻成為中國海軍的標誌。雖然中國還需10到15年才能發展出真正的航母戰鬥群,但目前「遼寧號」的戰機駕駛員,可利用這艘航母取得寶貴的飛行經驗,通過訓練和實習,中國航母將很快達到西方水平。去年大陸國防部宣布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美國國防部更表示,未來10到15年中國會建造大批航艦。
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卡申也指出,中國致力發展航母艦隊的計畫,其重要性不亞於太空計畫,因為航母計畫必須培養大批優秀的航母戰機駕駛員進行配合。
最近俄國海軍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中,使用「庫茲涅佐夫號」航母戰機對伊斯蘭國(ISIS)進行空中攻擊,但由於該艦多年未出任務,以致狀況百出。不過,中國航母發展卻選擇另一條道路進行,他們不斷擷取西方先進科技經驗,發展出本國的航母力量。中國最早是利用一艘報廢的澳洲航母「墨爾本號」,進行初步結構的研究,繼而派遣人員至巴西航母上進行實習,最近他們學習了美軍最新的航母思想,並對核子引擎、電磁彈射等最新科技進行研究,因為這類新科技只有美國海軍才具備。
依據筆者觀察,2011年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與國民黨向中國發展的經濟政策相左,特別是近年兩岸往來日益密切,接觸層級不斷提升,更使得華府感到疑慮。在美國影響下,不僅攸關兩岸經貿關係的「服貿協定」無法通過,「太陽花運動」更造成反對「一中原則」的民進黨贏得2016年大選。毫無疑問,航母戰機繞境,與兩岸關係緊張和川普當選後的頻頻動作,應有相當關聯。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4年多前,韓國人民選出首任女總統朴槿惠時,感到十分驕傲,但目睹崔順實如何操作國政、朴槿惠被國會彈劾及每周的燭光示威不斷上演時,韓國人民則感覺羞愧,現在只希望提早選出新總統。
邁入2017年,韓國連續劇從「江南大嬸崔順實攝政記」,改為「朴槿惠下、新總統上」。因主角和故事內容均屬韓國憲政史上的新鮮場景,劇情越來越精彩,國內外觀眾也聚集成千上萬,熱鬧非凡。
朴槿惠脫逃機會渺茫
1月1日新年,南韓總統朴槿惠雖「停權窩藏在家」,但不甘寂寞,用力回擊司法不公。突然在青瓦台與記者舉行新年茶敘,針對檢方調查結果完全予以否認,並強調係編劇。不料立即遭到反對黨一致回嗆「厚顏無恥」,得不償失。
目前,朴槿惠面對三方調查:一是特檢組;二是憲法裁判所;三是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其中,特檢組和憲法裁判所的偵查表現有如「猛虎捉老鼠」,讓韓國人看了「拍案叫絕」。對朴槿惠來說,恐怕只得乖乖默認,一般認為在歷歷證據與證詞擺在眼前下,脫逃機會渺茫。
首先,特檢組調查資料顯示,朴槿惠確有向三星等企業施壓。朴槿惠表面上以推展文化與創意為名,與三星等8家大企業老闆單獨晤面,特別請求金援K-Sports和Mir兩個基金會,但私下與崔順實謀略,為卸任後安排自己「太平過日」。
其次,證人、前文化部長柳基龍證詞說明朴槿惠權威施政。柳提出證詞說,朴槿惠與內閣閣員開會,遇到某部長提出不同建言時,即擺出「不悅」的臉色。追隨她18年之久的鄭浩成祕書也對檢方證實,朴槿惠相信的人只有崔順實一人。而朴槿惠卻說崔順實只不過是她的「侍女」而已。
第三,朴槿惠喜歡分派搞系。朴槿惠上任4年以來,不僅一直與反對黨關係冷凍,雙方不斷發生拉扯與齟齬,甚至連自己的「新國家黨」也分為「親朴」與「反朴」各派,從彈劾案至黨分裂成二,在在證明朴槿惠喜歡玩「小圈圈」。
第四,製造文藝人士黑名單。據文化部次長金鐘向檢方吐實,朴槿惠親自下令對小說家、詩人、演藝人員有反政府的創作或歌曲,甚或有支持反對黨人士的言論即給予不利,包括刪除政府補助款等。
第五,輕看金正恩。朴槿惠早先與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單獨會談過,因此,一直把金正恩當作「小弟」,認為會乖乖聽「大姊」的話,結果適得其反,一氣之下關閉開城工業園區,反而落得兩韓關係越走越疏遠。
第六,「親近美日」外交碰壁。朴槿惠不顧中、俄的反對,答應讓美國在韓部署薩德。另外,《韓日軍事情報協定》及10億日圓設立慰安婦基金等均未事先經國會的批准,因此,反對黨主張應在下屆新政府重新檢討或廢除。另外,最近大陸軍機、航母繞台新聞,讓韓國憂慮它將成為夾在中美之間的「小蝦子」。
2017年對韓國人民來說是一個「改頭換面」的重要一年。總統選舉、修改憲法及兩韓問題等政治日程一一呈現在韓國人眼前要去完成。在「大選」日期尚未確定之下,現已可目睹各「選手」在田徑場上賽跑。
潘基文與文在寅二人對決
近日,前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加入選戰,成為各方注目的一張「王牌」。曾傳出朴槿惠極力爭取潘基文以執政「新國家黨」總統候選人身分參選,但在彈劾及執政黨分道揚鑣出走的「家變」情況下,根本談不上團結,也推舉不出總統候選人,因此,潘基文不會「自投落網」。
潘基文有其優勢。例如,他有聯合國10年「世界總統」的經驗,韓國從未出現過一位具有外交背景的總統,其家鄉忠清道就主張此次該輪到他們的人做總統。日前看到首爾機場歡迎會清一色是忠清道人,足以說明。
不過,各項民調至今仍顯示,反對陣營「一起民主黨」的文在寅遙遙領先諸多參選人,並以下任總統的姿態頻頻發表「新政策」,包括經濟與外交等領域。
韓國人稱文在寅為「Little盧武鉉」,認為他會走「疏美國和日本,親近中國和朝鮮」的外交路線,文在寅甚至揚言當選後先訪問金正恩,讓美日憂慮「美韓日合作關係」會被打破。不過,潘以外長身分競逐聯合國祕書長職位時,獲得中方的大力支持,在祕書長任內曾多次訪問中國,留下「在雨中登泰山」的記錄,並親至地震地區慰問等,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
以目前錯綜複雜的選情看來,最後很可能會出現潘、文二人對決的局面。因此,文在寅陣營開始「檢驗」潘基文。先提出潘的胞弟與姪子在美國受賄的醜聞,進而批評潘只懂外交,不瞭解政治。甚至說,依選舉法規定,未在韓國居住5年以上就喪失候選權等。潘基文會不會被文在寅「掐死」,有待觀察。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台灣不是一個國名,而日本方面從政府到民間卻屢屢拿它來作文章,這不是「正名」,而是「反正名」,其撩撥兩岸關係的居心昭然若揭。
日本視台灣為「日本的生命線」,非常忌憚兩岸關係和合。儘管現在蔡英文當政,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陷入緊張、冷對抗狀態,但日本插手分化兩岸的動作,沒有因此而放鬆,反而變本加厲地落井下石,最近在玩的一招就是「正名」。
日本的操作很細膩、很會挑時機,去(2016)年12月21日西非的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與台灣斷交,5天後的26日與大陸建交,台灣對外關係剛受挫折,正需要外國友人送點溫暖,兩天後的28日,日本在台機構「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Interchange Association, Japan)就宣布,從今年1月1日起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Japan-Taiwan Exchange Association)。我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說這能反映該協會在台作業的「實質內涵」、「台日關係朝正面發展」。
協會更名但仍屬民間性質
1972年9月是日本政策轉向選擇與北京建交,而跟台灣斷交的,當年12月成立屬民間機溝的「交流協會」作為與台灣交流的窗口,扮演如同「日本大使館」的角色,其人員絕大多數是外務省等部會的官員轉任,擔任台北事務所所所長者皆在別國歷練過大使。不過,日本顧慮到大陸的「一中原則」,未將日本兩字冠上去,45年來沒變,這回則是一下子將日本、台灣並列在名稱上。
名稱就算改了,交流協會的性質並未改變,它還是民間的,然而,卻給了獨派、綠營莫大的想像空間。綠營媒體得意地稱,此為斷交後「最大突破,日方首次正視台灣存在,回應台灣人『使用台灣名稱』的願望,也顯示日本願以『國對國』模式處理對台關係的決心」,又說「日中友好」不復存在,可知,光是加了4個字,他們就大受鼓舞。
大陸當然強烈不滿,要求日本堅持「一中原則」,不要向台灣及國際社會發出錯誤的訊息,不要給中日關係製造麻煩。固然,日本不是第一個更改駐台機構名稱的國家,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British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 BTCO),前年即改成「英國在台辦事處」(British Office),可是,英國遠在西歐,對台灣的影響有限,英國改名,不大會引起注意,相對的,台日鄰近,關係密切,台灣又存在濃濃的「日本情結」,日本國內也有支持台獨的勢力,因此,日方任何動作都容易扯動中日台三方的神經。
鎖定東京奧運推「台灣」
必須注意的是,日本不單是對台機構在搞「正名」,日本民間也有團體在哄抬「台灣」。在日本不斷推台灣「獨立建國」、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右翼反中人士、「台灣研究論壇」會長永山英樹,2013年9月當國際奧會(IOC)宣布東京獲得2020年奧運主辦權時,就越俎代庖發起「台灣正名」運動,2016年2月開始更在網路推連署以台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的活動,同年10月10日,他在東京辦「2020東京五輪(奧運)台灣正名集會」,召集日、台團體,宣揚「台灣就是台灣」,不是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了掩飾他的攪和和干預,他甚至顛倒是非說,台灣叫「中華台北」是政治,鼓動日本人、國際人士支持「台灣正名」。
廣島亞運有例可循
日本利用運動賽事翻弄兩岸關係的伎倆以前也用過,1994年10月日本舉辦廣島亞運,未與北京、台北事先協商,就逕自寄發參加開幕式的邀請函給李登輝,李登輝也立刻答應,擬作為突破「外交限制」的機會,此舉當然引來大陸反對,最後李登輝沒去成,將帳全算在中共頭上,台灣朝野也跟著應和,讓兩岸莫名其妙結下樑子。
台灣以「中華台北」之名作為參與國際體育運動比賽代表團的名稱,是1981年3月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在瑞士洛桑簽訂協議決定的,又被稱作「奧會模式」或「奧運模式」,只要按規矩執行,根本不會有爭議。永山以外國人的身分介入台灣統獨糾葛及奧運名稱,其實是「唯恐兩岸不亂」,要製造兩岸裂痕。只是,在台灣有很多人吃他那一套。
東京奧運,日本是地主國,具有操作台灣議題的優勢,由於這會牴觸國際間、包括日本所承認的「一中原則」,屆時勢必會再度引發兩岸、中日間的衝突,兩岸必須預為綢繆。
台灣和菲律賓同為日本協助美國一起對抗中國大戰略裡的重要一環,可是,日本對台灣不花一分錢,僅空洞的利用台灣這兩個字,對菲律賓則給予1兆日圓經援,而台灣親日竟能更甚於菲,台灣對日本真是既「俗」又好用。
(作者係本刊主筆)
本文旨在剖析川普上台後的中美關係,指出川普想以「一中政策」為殺手鐧逼中國大陸在貿易、貨幣等議題上大幅讓步;在東亞區域熱點上持續加溫,擠壓中國,都是提油救火,用錯藥方。中美關係前景看淡。
雖然國際局勢無時無刻不在變動之中,但2017年的世局顯然來到一個更大的拐點,川普當選應該是主要原因。
川普想強化美國霸業
政治素人的川普,特立獨行,無視於國際規章約束,也不講什麼國家誠信,眼裡只有利益。利益當前,他認為一切規章制度條約承諾都可以打掉重議、任何政策都可交易。
在「利益掛帥,再造美國偉大」的目標下,川普以為世界應該以美國為中心運轉。那些由美國領導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一旦不玩了或重啟協商,扈從者當然只能摸摸鼻子,莫可奈何。那些美國的同盟國,美國要他們多負責任、多攤費用,他們也只能在抗議或不情願中吞下。至於實力相當,由雙方協議制定的政策,如「一中」,則不會由美國說了算,更不會成為交易標的。
重組國際架構要靠實力
國際架構能否打爛重組?問題在美國的實力。盤點一下美國今日的國力。美國當然還是單一超強,軍力獨步全球,但經濟強中帶衰,政治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大體上,美國國力在式微中,這可以由幾項指標看出。
經濟上,美國原是工業大國,2010年後中國製造業的總量微幅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美國貿易赤字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逐年增加,到2015年,年度赤字已達7,350億美元,其中半數逆差來自中國;同一時期,美國出現雙赤字情況,即政府財政收支與國際收支雙雙呈現赤字,至今依然;美國的國債,從2006年的8,000億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19.5兆美元,10年間上升20多倍,其中中國持有1.2-1.4兆左右的債權。這些都讓美國有識之士引以為憂。
美國的雙赤字與國債不斷爬升,當然與美國大幅插足世界各地的政治軍事活動,擔任世界警察有關。特別是在過去十多年,對阿富汗、伊拉克兩國用兵,又介入由北非到中東,甚至烏克蘭的顏色革命,開銷驚人。其中對阿、伊兩國用兵的開銷,估計高達6兆美元,這是為什麼歐巴馬一上台就宣布要由阿、伊兩國撤軍的原因。對於北非、中東、烏克蘭等地的顏色革命,美國也改變作法,由北約打頭陣,美國只提供後勤支援。這樣的國力能一舉翻轉當前國際權力的結構?
美國的因應之道
針對美國當前的處境,川普的政策重點在國內是重振經濟:鼓勵美國企業回流,吸納外國投資,啟動基礎建設,帶動就業。在國外則揚棄全球化主義,走回貿易保護主義,退出所有自由貿易協定。除了遠東,進行大幅度戰略收縮,退出所有花錢的軍事干預行動,減少對同盟體系的軍事負擔。外交上則聯俄抗恐,以解決敘利亞、伊斯蘭國問題,分化中俄。矛盾的是,川普要把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這是直搗中東馬蜂窩之舉,與退出中東政策背離。
改革能否成功?川普認為關鍵在中國。要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國債、貨幣等問題,無一不與中國相關。而美國改採貿易保護主義之後,中國可以輕而易舉拿到引領全球自由貿易的大旗,在亞洲、非洲、拉美擴展貿易,加上中國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政策相輔,增強實力,風風火火,可以想見。美國一定要避免這種發展,對應之道就是想辦法把中國困在東亞。
在這樣的邏輯下,川普延續了歐巴馬「亞太再平衡」政策中遏制中國這一部分戰略。藉口維護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與戰略安全,川普將在西太平洋繼續部署美國三分之二的海軍,對抗中國。從北起朝鮮半島,南到南海,這條線上朝核與薩德、釣魚台、台灣、南海都是熱點,美國可以輪流炒作,困住中國。
美國將如何周旋中國
知道病症是一回事,下藥得當與否是另一件事。
川普競選時就指責中國「偷竊」了美國的錢財與工作機會,威脅要對自中國進口的產品加課45%的關稅,上任後將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更出人意外的是,當選後川普竟然與蔡英文通了電話,引起美國國內與全球評論人質疑。川普反而詰問:美國為何要受「一中政策」約束?
中美關係前景看淡,不僅可以從川普的性格與作為預測,也可以從川普提名的政府成員言行中印證。川普政府充斥疑中、反中要員,無論是國務卿提勒森、國土安全部長凱利、國防部長馬蒂斯、財政部長米努欽、中情局局長蓬佩奧、白宮幕僚長蒲博思、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負責人納瓦羅、首席政策顧問巴農、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都對中國充滿惡感。
提勒森在國會聽證時,把中國在南海造島,類比為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揚言應禁止中國進入南海所造的島嶼。國防部長馬蒂斯說,既要與中國合作,也要有所準備,又說要以實力應對中、俄挑戰。貿易委員會負責人納瓦羅寫了《致命中國》一書,指中國操縱貨幣、聲稱將提高中國商品45%關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至於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更是鷹派貿易談判專家,川普所提要遏制中國不公平貿易就是他的構想。由這些人的立場來看,中美關係未來將充滿波折。
最為荒誕不經的是,川普將已有37年之久的中美建交政治基礎「一中政策」拿上交易檯面,大言不慚地說:「我完全了解一中政策,但除非美中達成協議(make a deal),包括經貿,我不知道美國為何要被一中政策綁住?」。這個藥下得太猛了,恐怕不是中美關係承受得起。
中國不會接受訛詐
川普精於生意,漫天開價,圖的是找個好買點。川普不懂的是,有些東西是非賣品,不讓討價還價。一中原則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是實現中國夢需要堅守的要塞。美國拿台灣、南海來要脅中國,只能增加中國拚死一搏的決心。倒是美國,有沒有奉陪的勇氣,令人不能無疑。
其實,中美兩國貿易失衡是一個可以討論、協商、妥協的議題,國債要如何減持、增持也是一個可以商量的議題。美國在亞太的利益並未受到威脅,亞太的戰略議題,如朝核,可以通過多邊談判、合作解決,中韓與日本的領土之爭、歷史恩怨,美國可以從旁化解,南海議題讓當事國自行解決就好。美國放著正道不由,偏要走險峰,不僅中國不解,美國國內的有識之士,以及國際社會許多國家都不以為然。
南海問題在仲裁書出爐以後,各個聲索國反而明白,一紙沒有中國參與,不被中國接受的仲裁書解決不了問題,循雙邊談判的方式嘗試解決才是正道。眼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都已與中國重修舊好,新加坡也將改弦易轍。對這些國家而言,經貿至為重要,TPP既已胎死腹中,由中國與東盟領頭的RCEP更顯重要,與中國關係不能搞壞。
對川普及其團隊成員這些極不友善的表態,中國到目前為止,始終克制以對。美國新總統上任前對華說長道短,上任後卻改弦更張的例子所在多見。希望川普上台後會有所改變,如若不然,中國的克制會有限度,在該表態的時候一定會有所作為。中國最近這段時間機艦不斷出入、繞行日本、釣魚台、台灣與南海,已經透露出強烈不妥協的態度。還是那句老話,中美合作雙贏,對抗雙輸,川普何妨三思?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