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飛彈已是現代戰場上的要角之一，尤其是車載防空飛彈系統，優異的機動性能更是地面部隊的守護神，無論是中、美大國，或是一般的中小型國家，對於車載防空飛彈的需求都相當強烈。

以大國而言，因節省建軍時間與成本，實際上會以現有的防空飛彈加以改良，透過安裝在車輛的模式（悍馬車、裝甲車），進行防空飛彈的部署。對於小國而言，車載防空飛彈系統恰好具有成本低廉、殺傷力強與使用方便等特性，增加小國在防空部署上的彈性與應用。射程在30公里以下稱之為野戰（短程）防空系統，射程若在50至100公里以內，則稱為車載（中程）防空飛彈系統，射程超過100公里的則為車載（遠程）防空飛彈系統。

復仇者防空飛彈系統

美國陸軍、陸戰隊為攻勢作戰部隊，傳統上地面部隊的空防除仰賴武裝直升機的保護外，復仇者的防空飛彈系統也扮演重要角色。它係由美國波音公司1984年開發成功，1987年起服役於美軍。

美軍為利於機動/野戰防空，以悍馬車為載體，上面能裝載復仇者發射系統，最大的攜彈量是以8枚刺針防空飛彈，右側另安裝一門12.7mm機槍，悍馬車中間有一個射手的座位，能同時操作防空飛彈與機槍，因整體車輛利於機動與拆卸，更是美軍C-130、C-17運輸機的常客。

車載的刺針防空飛彈是一款多用途的防空飛彈，除了以人員攜帶外，也能部署在船艦或地面的防空設施。彈體長為1.52公尺、直徑70mm、彈重為10.1公斤、最大飛行速度為2.2馬赫、有效射程約4,800公尺、彈體的導引系統為紅外線導引，能追蹤一切被鎖定的熱源，是一款殺傷力極大的防空飛彈。

悍馬車同時能在崎嶇的地形作戰，除美軍外，台灣、埃及、阿聯、伊拉克等國也是使用者，除了擔負陸軍野戰防空的任務外，更是軍團級相當重要的一款防空武器。

AIM-120車載版系統

AIM-120飛彈是美軍專為對付戰機所開發的一款中程空對空飛彈，傳統上是以掛載在戰機的一款空對空飛彈，依據其型號，最大射程從80-200公里不等，彈頭尋標器為主動雷達搜索，具有「射後不理」的特性，意即飛彈發射後能夠主動搜尋目標並將其摧毀。它除了是美軍戰機的制式裝備外，因飛彈性能優異，更被改良為車載防空飛彈系統。

為節省開發費用，美軍以悍馬車作為載體，將飛彈進行改良，美軍稱改良後的系統為「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National Advanced Surface-to-Air Missile System），由挪威的康士伯航太公司與美國的雷神公司合作生產。改良後的AIM-120飛彈，基本射程約30公里，延長版則為50公里。目前除美軍外，挪威、芬蘭、西班牙、丹麥等國也是使用者。

FLV-1車載系統

中國大陸早期的車載防空飛彈系統以FLV-1為主，屬於陸軍的野戰防空系統，主要是針對敵方的直升機、無人機等低空目標進行鎖定。該系統車輛是以4X4輪型裝甲車為主，除了車頂部署8枚防空飛彈外，車內能另攜帶8枚備用彈，外加一門7.62mm機槍，整體防空性能不遜於西方的車載防空系統。

為方便在公路上行駛，整輛車最大的行駛速度為每小時60公里，並能翻越達31度的坡，同時車底以裝甲焊接製造，大幅強化整輛車體的防護力，搭配前衛一型防空飛彈，最大射程為5公里，作戰高度約4,000公尺，殺傷力極強。

紅旗-9車載防空飛彈系統

紅旗-9防空飛彈是大陸航天科工所開發的防空飛彈系統，除了廣泛部署在海軍軍艦，作為海上區域防空飛彈的主力（亦稱海紅旗）外，也是陸軍中遠程防空飛彈的主力之一。

若以8X8車載的紅旗-9來說，最大的載彈量為4枚飛彈，飛彈的最大射程約125公里，射高超過30公里，彈長6.5公尺，彈頭重約180公斤，引爆機制為無線電引爆，飛彈的飛行速度為4.2馬赫，飛彈發射車另外搭配「SJ-212型遠程搜索雷達」和「HT-233型相位陣列射控雷達」，能有效針對最具威脅的6個目標進行攻擊，該飛彈是以中段無線電指令為主，到了飛行末端則採取主動雷達導引。

因性能優異，大陸外銷到巴基斯坦、土庫曼、烏茲別克、摩洛哥等國，而改良後的紅旗-9B，射程更遠（260公里）、速度更快（6馬赫），電子抗干擾能力更強，是一款殺傷力極強的防空飛彈。

紅旗-16車載防空飛彈系統

紅旗-16是另一款被大陸陸軍與海軍同時採用的裝備，2008年服役至今，頗受好評。其彈體最大射程依據型號有所差異，以40公里、70公里與160公里為主。海軍主要以艦隊防空為主，陸軍則以泰安TA5350系列6×6運輸車為運輸載具，其中陸軍的車載系統最大載彈量為6枚，飛彈彈頭採取半主動雷達引導，飛行速度為3馬赫，射高約18公里。紅旗16彈長為5.2公尺，彈徑為0.34公尺，彈頭重約170公斤，引爆的方式為破片殺傷式，有相當大的殺傷力。

中美兩國的車載防空飛彈系統無論是在彈體的設計、飛彈的射程、飛彈尋標器的使用等方面都相當成熟，作戰性能也已不分上下。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英國海軍一向秉持優異的造艦傳統，尤其對水面艦的研發更是獨樹一幟。無論是過去的巨艦大砲、現有的遠距飛彈攻擊，到未來的船艦匿蹤等，英國海軍都深具經驗。但近年來，英國遭逢全球金融海嘯等重大打擊，經濟萎靡不振。英國海軍在缺乏足夠的預算下，不得不調整現有及未來的水面艦計畫，而45型驅逐艦便成為「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

45型驅逐艦

45型驅逐艦的滿載排水量約7,350噸，最高航速達30節，最大航程超過7,000海里。該艦首重對空/平面雷達偵測能力，同時配備高機動性的紫菀(Aster)系列防空飛彈，可有效執行點防禦或區域防禦任務。因此，英國方面將其定位為「專業防空艦」。以建造時程而言，英國45型驅逐艦比美國勃克級驅逐艦更晚誕生，因此常被評論家拿來作為比較的對象。

1992年，英國加入通用下一代巡防艦方案(Common New Generation Frigate, CNGF)時，就曾在PAAMS的射控雷達與法國、義大利等國有所爭議。法國、義大利主張採用EMPAR雷達，但英國則堅持採用自行研發的MESAR雷達。1994年，英國退出該方案後，便開始自行設計45型驅逐艦，並沿用PAAMS和參孫雷達。

參孫雷達

45型驅逐艦外觀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巨大高聳的前方桅桿。該方柱形桅桿頂部裝設1具參孫雷達，參孫雷達採用弧狀的一體兩面旋轉陣列天線和FSS頻率天線罩，天線直徑為2.4公尺，採用S(E/F)波段。每一面圓形天線含有2,600個砷化鎵接收/發射(T/R)天線單元，其平均總功率為25千瓦(kW)；天線的一面涵蓋90度方位角及正負60度俯仰角，其轉速為30轉/分鐘。

參孫雷達的最大偵測距離達400公里，並可在320公里的範圍內，最多同時追蹤1千個目標，優先追蹤其中的168個目標，並導引32枚紫菀飛彈同時接戰16個目標。由於參孫雷達採用S波段，具備長程/中程偵測、平面影像描繪與快速水平面偵測等功能，該雷達也沿用MESAR雷達的「自適應性」(Adaptive)，即數位化光束形成(DBF)技術，讓一般電子干擾對參孫雷達幾乎無效。英國方面甚至表示，雖然荷蘭的APAR雷達也是主動陣列雷達，不過因為APAR雷達採用較短的X(I/J)波段，其偵測距離也短上許多。

參孫雷達性能極為強悍，已具備戰術彈道飛彈偵測潛力，並獲得「美國彈道飛彈防禦組織」(BMDO)的資助，以改良參孫雷達，使其具備偵搜戰術彈道飛彈的能力。同時，搭配性能提升過後的紫菀(Aster-30)系列防空飛彈，發展成戰術彈道飛彈防禦系統。英國航太系統公司(BAE Systems)將和洛馬公司合作，改良參孫雷達，並和美國神盾系統搭配作戰。

武裝配備

45型驅逐艦配備1門MK-8 Mod1 4.5吋(114公厘)55倍徑艦砲、6組8聯裝Sylver-50垂直發射系統（裝填Aster-15短程防空飛彈16枚，Aster-30區域防空飛彈32枚）、2門DES/MSI DS-30B 30公厘/75倍徑鏈砲、2座艦用型方陣系統、1架Lynx HMA.8大山貓或AW-159野貓反潛直升機。

紫菀系列分為Aster-15和Aster-30二種。Aster-15型最大射程達30公里，負責中低空的防空任務及攔截貼海飛行的目標；而Aster-30型則加裝更大型的尾部加力段，射程高達100公里，可由水面艦或陸基型(SAMPT)發射車發射。除了負責中高空的防空任務之外，Aster-30型也可以負責區域彈道飛彈的攔截任務。一般預測紫菀飛彈的極速為4~5馬赫，廠商宣稱紫菀飛彈有超過50G的機動性能。

此外，紫菀飛彈能在垂直發射的瞬間立刻轉向，以求在最短時間攔截貼海飛行的目標，而這也讓該型飛彈成為未來歐洲各種水面艦的必要配備，甚至可以取代傳統的方陣快砲。

其他性能

45型驅逐艦的後方桅桿頂部裝設S-1850M雷達，這是沿用通用下一代巡防艦方案(CNGF)。不過，英國方面表示，該艦在配備性能超強的Sampson雷達後，S-1850M雷達根本是多餘的。原先，通用下一代巡防艦方案(CNGF)後方桅桿頂部採用法國Astral雷達。但1994年重新招標，競標者有荷蘭SMART-L、義大利RAN-32L、英國Marconi Martello雷達等。不過，最後得標的是結合荷蘭SMART-L天線和Marconi公司後端系統的S-1850M雷達。

而在推進系統方面，45型驅逐艦採用WR-21 IRC中間冷卻加熱式燃氣渦輪機和Alstom發電機組，其中引進三項特殊設計：中間冷卻器、回流熱交換器及可變區域噴嘴，可節省30%的燃料消耗。同時，該艦具備優異的尾舵轉向性能，試航時便可以做出極小的「8」字型轉彎軌跡，相當難得。

稍早，英國海軍宣布將進行45型驅逐艦的升級方案。其中，較重要者為換裝新型動力/推進系統、由美國魚叉反艦飛彈和挪威康斯堡航太防衛公司的海軍打擊飛彈(NSM)二擇一選配等，符合現代化戰場的需求。NSM全長3.95公尺(含尾部加力段)、翼展1.36公尺、全重410公斤，去除尾部加力段後的重量為345公斤。NSM配備多種導引系統、125公斤高爆彈頭、程式化智慧型多用途引信(PIMPF)，包含反艦、對地攻擊等模式。NSM外殼採用碳纖維，並使用可吸收雷達波的匿蹤塗料，再加上低紅外線訊號的外型設計，大幅降低被敵方偵測到的機率。

服役過程

45型驅逐艦的出現，實已具體描繪出英國海軍水面艦的未來趨勢。該艦採用「模組化」(Modular)的設計，大幅縮短工時，建造效率極高；同時，模組化可兼顧「多功能性」(Versatility)及「匿蹤性」(Stealth)。英國海軍可視實際情況，增減艦上的模組區塊，並簡化外觀線條以降低雷達信號的反射值(RCS)。英國曾邀請美國神盾艦的現任艦長蒞臨45型驅逐艦參觀，他對該艦的高度自動化設計和接戰性能相當讚賞，甚至誇讚其為理想的SM-3反彈道飛彈系統平台。

不過，隨著英國的財政持續惡化，英國海軍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不但取消其衍生型艦的構想，就連採購方案中的12艘也暫時降為6艘，已全數下水服役。為配合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反恐需求，英國安全大臣將45型驅逐艦勇敢號(D32)駐紮在泰晤士河的河口處，若有被劫持飛機靠近倫敦市區或奧運會館，並準備發動恐怖攻擊時，該艦即可開火擊落。而在2018年11月，俄羅斯和烏克蘭在黑海發生砲艇衝突，英國也派出45型驅逐艦鄧肯號(D37)前往巡弋，卻遭俄羅斯17架各式軍機包圍，所幸未發生意外。

近期，英國海軍也公布83型驅逐艦方案，83型是45型的後繼艦，預計2030年服役。83型的匿蹤外型、前/後不同類型垂射系統、莢式電動推進器、小口徑防砲等，都是現役45型所不及的。現役45型驅逐艦僅有48具垂射管，數量已嫌不足。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著名學者、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於7月底辭世，我心中悲戚的情緒一直到現在還化不開來，原因無他，在於我和黃教授是哈伯瑪斯所謂的「知識趣向」（Knowledge Interest）相同的學術知交，因此對於他的去世，我深深感到不捨。

每想到黃光國好學深思，作為一個有品有為的學人，行事風格一如中國歷史文化中所說的「士」，這種真正有風骨的讀書人，也是西方知識傳統中所說的「知識分子」，這是令我尊敬的地方，尤其他能由一個心理學家跨科際走入社會科學知識系統研究，而且卓然有成，更讓我欽佩。哲人其萎，高山仰止，特寫此文，聊表悲思。

有幸早年結下知識之緣

我認識黃光國教授是30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在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任教。中山學術研究所不同於其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不是以研究「國父思想」為主；相反的，它是台灣第一個以「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為訴求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它有碩士班與博士班，並附設「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學，它的學術行政位階等同學院。既然學術知識研究著重社會科學科際整合，該所除了開設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門專題課程外，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特別加開「社會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專題，講授者是我。

為讓社會科學建構出「科際整合」的普遍知識基礎，該所特別在1984年春季召開「科際整合與社會科學研究」學術座談會，《中山社會科學學報》為此還出刊專號，主題為「社會科學新趨勢」。這場座談會邀請了全台灣重點大學專家學者與會，我在會上第一次認識來自台大的黃光國教授。

黃強調「社會科學必須科際整合，學術研究要自由，知識立場要獨立，社會科學要重建，知識趣向要納入本土化因素。」他再三強調，學術不可殖民化，尤其不可依附西方學術知識主流，為此他強調社會科學必須重建，這讓我想到貝倫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在《社會與政治理論之重建》（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1976）一書中指出，美國主流社會科學在分析哲學、現象學及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挑戰下已趨崩潰，社會與政治理論必須重建一說，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座談會上，我向來自中研院的朱浤源教授貼耳輕聲說，黃教授的論述觀點與我的知識趣向心有戚戚焉。於是，座談會後，我回研究室拿一本剛印刊出的拙著《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哲學》抽印本送請黃教授指教。這是我有幸初識黃光國，並從此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

行萬里路也讀萬卷書

黃教授在台大，我在中山，一北一南各忙各的教學與研究，平日沒有機會與閒暇碰面，能見面的機會多在相關學術研討會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多由學術刊物上拜讀黃教授的大作，而對他有進一步的知識認識，直到1999年10月由袁頌西、胡佛組團前往大陸，參加「海峽兩岸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後我夫婦和黃教授伉儷由昆明到大理再到麗江，一路在車上或旅店閒話家常，才有進一層的熟識。

黃教授除了好學深思，也謙恭溫良，他在旅程中對我說，他讀研究所時便讀過我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貧困》，這是他的好學，也是他的謙虛。旅途中私下交誼時，他會講些雅而不俗的笑話；在餐桌上，他會一面大口呷米飯，一面說黃家祖先在閩南泉州有阿拉伯血統，並指頭上有捲曲的褐髮向我言證。我對他說：「難怪你有深凹的大眼，高挺的鼻樑，東西基因交匯讓您倍加聰敏。」黃聽後哈哈大笑，還向我做個鬼臉。一路旅程中閒談的趣聞很多，黃夫人不僅知書達禮，而且大方有趣，喜歡拿黃教授開玩笑，「黃光國在家就是個『飯桶』，以米飯為主食，一吃好幾碗。」可見黃教授不但學問好，飯量也好。

黃光國是個行萬里路也讀萬卷書的人。2012年底台北心理出版社郵寄給我一份包裝良好、份量不輕的黃教授書稿《社會科學的理路》，並附簡函謂：為了學術嚴謹、出版妥當，煩請審閱。我十年前只寫了一篇文字略長的論文〈當代西方社會科學哲學〉請黃教授指教，未料十年後他寫一本學術專書請我先閱。我拜讀後驚訝地發現，黃教授在學術上已完成自身的知識體系科際整合。

青年黃光國留學夏威夷大學時，正是邏輯實證論流行當道時，一切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在內，都深受該知識理論影響，如今他在該書稿開宗明義指出，要「揚棄」過去的邏輯實證論，要從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三方面「重建社會科學」，並說他這本書出版為的是「介紹」社會科學哲學演變的來龍去脈。當時我因出版社寄來書稿能先讀為快，我一面閱讀一面手拍桌子按讚，因為光國兄不僅談到維根斯坦（L. Wittgenstein）的語言哲學、實證論、後實證主義，還切入結構主義、解釋學（Hermeneutics）、社會批判理論，這是知識系統的宏觀論述，不是簡單的素樸介紹，如果沒有深厚的學問功力，怎敢談「社會科學的理路」？

黃教授說該書「介紹」社會科學哲學實是對知識的敬慎，其實這是他正在台灣學術領域上，以科際整合方式「重建」社會科學。2013年1月底《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一版發行，除了不知社會科學主流論述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依然堅持實證量化的台灣學界親美派之外，絕大多數台灣學術圈內尊重知識客觀性的學人，對這本專著都給予肯定性評價，如今該書已發行四版，洛陽紙貴，不是浪得虛名。

2002年黃教授與學界朋友就大力批判台灣「教改」，他與學界共同發表〈教改萬言書〉，呼籲「停止教改，回歸教育」；他還與劉源俊教授等舉辦「教改總體檢論壇」。這些都是他對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理解後，以行動加以實踐的表徵。關於批判台灣「教改」一事，已有前期《觀察》刊出東吳大學前校長劉源俊宏文加以論述，此處就不多費筆墨了，但筆者願意指出：黃光國對台灣「教改」給予強烈知識批判與行動抗議，說明他是一位理論與行動合一的人，也正好說明他是真正有風骨的知識分子。

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

晚年的黃光國，在社會科學重建的基礎上，進一步努力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這是一件值得加以肯定和支持的知識工程。黃教授對「本土化」的認知概念是指知識的客觀性與理論的主觀性，必須辯證統一在以民族為人格主體的學術文化大殿上。英法德是歐洲三個不同的民族與國家，哲學上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經驗論/實證論和觀念論/理性論，因此英法德學術知識有其自身的「本土性」，這叫理論知識的個性/獨立性/民族性/本體性。黃教授在多次學術演講都涉及「社會科學本土化」知識工程建構的問題，他曾對我說，社會科學本土化須超越傳統與現代，要善用東方中國哲學傳統智識，外加西方「科學哲學」知識論，讓「社會科學」在中國生根。

他的智性意象我的理解是：他要在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基礎上，發展建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也就是說他的「社會科學本土化」，最終知識任務在於建構出「中國式社會科學」，不是指「社會科學台灣化」，因為黃教授的知識視域是文化中國，而非海島一隅的台灣。

黃教授的努力在成效上已微露曙光，此時辭世，對兩岸學術界是一大遺憾，對「中國式社會科學」的建構更是重大損失，也是我回憶他時心中最為悲戚的知識失落。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

近期賴清德在出席「台南旅外鄉親後援會」與民進黨中央黨部座談會時說：「歷史上證明，周瑜是正確的，今天如果投降，甚至幫曹操打劉備，歷史就不是這樣寫的。

賴清德作為一名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其代表的民進黨屢屢「去中國化」，妄圖在台灣社會塑造台獨史觀，割斷兩岸的歷史連結和情感紐帶，變青年一代為「天然獨」，為自己的永續執政鍛造堅實的社會基礎。

弔詭的是，民進黨政客卻喜歡以中國歷史人物自況，周瑜可能是最受民進黨政客偏愛的歷史人物之一。不僅是因為他是「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而且因為他是「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奠定三國鼎立的歷史功勳，成為千古風流人物。千百年來，得到史家和民眾的一致稱頌。試想一下，有哪個政客能抵得住這樣的誘惑？又有哪位政客不渴望像周瑜一樣留名青史，百年之後還能被時刻提起？據筆者粗陋統計一下：除了賴清德之外，前桃園市市長鄭文燦也以「胖周瑜」的綽號混跡政壇。

同樣遇到艱困的形勢

自蔡英文執政以來，台灣各種政策荒腔走板，物價飛漲、貧富分化、腐敗橫行、查水表肆無忌憚，居住正義遲遲得不到實現，面對明顯的經濟停滯和失業率飆升，民進黨當局卻閉著眼睛胡說，30多年來經濟最好，更遑論「乾淨的煤，自由的酒，超買的煙，高端的疫苗，進步的地雷」等爭議，民進黨在不少民眾心目中儼然是個政治詐騙集團，厭惡民進黨已成為台灣最大的全民共識。

2022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只獲得五縣市的勝利，創下建黨36年以來的最差紀錄，蔡英文為此辭去黨主席職務。民進黨執政績效不佳，嚴重拖累賴清德的支持率，始終維持在三成左右，無法大幅躍升。就此而言，賴清德確實面臨與周瑜相似的局面。

赤壁大戰前，劉琮束手，劉備新敗，袁紹、袁術、呂布和劉表等數雄已滅，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順討逆，20多萬軍隊水路齊下，東吳一片主降。在看似毫無勝算的形勢下，根據《三國志•吳書九•周瑜傳》記載：周瑜獨排眾議，力主抗曹，結果周瑜火燒赤壁，不僅燒滅了曹操的20多萬軍隊，而且終止了曹操短期內統一中國的可能性，一舉奠定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對於周瑜的蓋世奇功，孫權稱帝後也坦誠：「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賴清德聯美抗中未必得逞

賴清德以周瑜自況，以赤壁之戰隱喻美中台大三角關係，是否意味著他能仿效周瑜，採取類似聯劉抗操的策略，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折衝樽俎，有效捍衛台灣的權益？

赤壁前夕，劉表新亡，劉琦、劉琮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周瑜敏銳地看到曹操已成為孫、劉最大的敵人，抗曹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大敵當前，孫、劉如果拒絕合作，只能被曹操各個擊破。所以周瑜力主孫、劉聯盟，一改過去與荊州集團敵對之策略，為奪取赤壁之戰的勝利奠定堅實的基礎。

賴清德拒絕接受「九二共識」，等於把兩岸的政治基礎摧毀。但又提不出其替代品，可以恢復兩岸間的對話與交流。賴清德「聯美抗中」、「倚美謀獨」，本質上是斷絕自己的後路，一條道走到黑，把台灣人民捆綁在台獨戰車上。而且，賴清德作為執政黨的候選人，手握行政資源和外交權力，既沒有周瑜出色的戰術能力，又沒有周瑜卓越的戰略眼光，充其量只是一個志大才疏、器小識微、頭疼醫腳的江湖郎中，時不時賣點「台獨」的狗皮膏藥。其日前揚言：「當台灣總統可以走入白宮，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就已經達成」，不僅坐實了大陸對其台獨的指控，而且加劇了美國對他的疑懼。

賴清德及其團隊高估了美國所謂「堅如磐石的支持」，幻想美國會為「台獨」的政治正當性背書，忘記了美國只是藉著打台灣牌，來干擾、遏制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希望自己捲入台海衝突，更不會犧牲美國人的生命財產來保衛台灣，也不會因支持台灣而犧牲中美關係，畢竟美國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葉倫、氣候特使凱利、商務部長雷蒙多先後訪華，化解分歧，管控中美在科技、貿易、軍事和台灣問題等方面不斷升級的風險，促進務實合作，降低誤判，推動中美關係平穩發展。

反觀台灣，自蔡英文上台以來，不僅兩岸官方管道全斷；就連作為白手套的海基會和海協會也已讀不回；作為第三軌的民進黨智庫與大陸學術界之間的聯繫付之闕如，在中美台三角關係中，民進黨完全陷入戰略被動，雖然蔡英文一再聲稱台灣不是「棋子」，而是「棋手」。但現實告訴我們，台灣不僅是一枚「棋子」，而且是隨時會被美國出賣的「棄子」，只要價錢公道。

民進黨想複製「赤壁之戰」？

隨著郭台銘正式參選，在野陣營形成柯文哲、侯友宜、郭台銘三分天下。郭台銘很難拿到綠營的票，結果就是分散票源，在野勢力落選，重演2000年國親分裂，陳水扁當選的那一幕。郭台銘稱賴清德為「大野狼」，號召在野勢力整合，共同下架民進黨，現實情況卻是「三隻小豬」各自為戰，上演三國演義，讓民調領先的賴清德輕鬆應戰，在野勢力的歹戲拖棚更讓支持者焦慮、反感，以致於藍營內部瀰漫著一片藍色憂鬱。

朱立倫批評郭的參選令親者痛仇者快，「民進黨到處都在放鞭炮」，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號召綠營支持者幫郭連署，綠營支持者也紛紛慶祝，仿佛2024勝負已定，致使民進黨中央不得不下令不要鼓噪，以免樂極生悲。種種跡象表明：受益於在野陣營的分裂，民進黨很有可能在「厭綠」的社會氛圍下，上演以弱勝強的「赤壁之戰」，終結國民黨的執政之路，進而加劇國民黨的邊緣化，為自己的長期執政奠定堅實的基礎。

如果不幸被筆者言中，那麼明年的兩岸形勢必將山雨欲來風滿樓。

（作者係浙江大學助理研究員）

在世界古老的民族中，其歷史和文明從未中斷，至今還欣欣向榮、不斷壯大昌盛的，只有中華民族（或簡稱漢族、華族）。土著華族源於河洛，移民至嶺南的華族成為客家，仍然保留著中原河洛文明的傳統。中原的華族，然也曾亡過國，但從未亡族，周邊的遊牧民族，例如蒙古和滿洲，雖入侵過中原建國，但最終無一不被華族同化，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古埃及和古印度的土著民族，不是亡了國，就是滅了族，只有古老的華族一枝獨秀，從未中斷，而且人丁興旺，目前已達14億之眾。其間，雖然曾經數度亡了國，但從未滅族。而且，華族具有一種獨特、天賦的大熔爐的本能，能夠同化外來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雖然逃不了興衰消長的自然規律，但總能度過劫難，使漢族不斷地成長茁壯，而成為梁任公所稱的中華民族。

農耕文明使中國人丁旺盛

為什麼華族具有如此神奇頑強的生命力？追本溯源，套句馬克思主義的話說，在於經濟，在於農耕經濟的生產力。環顧世界的古老大文明中，中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人丁最旺的農耕文明。而在工業革命前，農耕經濟的人力，而非機器力，是唯一具有強大生產力的動力。

更深一層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生態環境，也即是客觀的自然環境。中國不但擁有眾多大大小小的宜農平原，還有宜農的幾條大江大河。眾所周知，漢族古代定居幅員遼闊的黃河中下游的黃淮大平原和黃土高原，後來族繁人眾，移居長江以南的各大平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江漢平原）。自遠古以來，漢族就長於農耕，神話的神農氏就是漢族的農業之祖，故謂之神農。

不論是旱耕的雜糧或水耕的稻米，都需要大量密集的勞動力，水耕尤甚。所以作為體現農耕經濟主要意識形態的儒家，將孝道視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宣導多子多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孝道價值觀。因此，歷史證明，在農耕經濟的體制下，人丁必然興旺，家國必定昌盛。

儒家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後成為國教；以這樣的思想為主導，數千年來，漢族的人口當然一直有增無減。明末清初的人口約為7千萬，經過康雍乾三朝的盛世到了乾隆末年（西元1800年左右）已突破2億，鴉片戰爭時期更倍增至4億；雖然其間內亂外患不斷，但人口卻一直有增無減，目前已多達14億之眾，相當於四個美國、三個歐洲的人口。

究其原因，蓋受惠於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撐全國規模的農耕經濟。質言之，是農耕經濟養活了大量人口，確保漢族的人丁興旺不衰，青春常駐。這是海洋經濟、遊牧經濟絕對辦不到的。

所以，歸根結底，農耕經濟的龐大人力是漢族頑強生命力的原動力。但在工業時代，維持人口常數的農耕經濟，已經為工業經濟所取代，那麼漢族青春常駐的原動力，是否因此而隨之消失？

中國已完成近代化進程

答案是不但不會，反而更加強化。近百年來，縱然中國的內憂外患不斷，但因人口的基數龐大，所以以幾何級數增加的人口，抵消了人口的損失而有餘，以致漢族的人口近百年來仍然有增無減。

到了新中國時代，由於再無內亂外患、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生活安定、百業興旺，足以養活更多人口。目前已達14億之眾，保證了華族的生生不息，青春常駐不衰。

令人擔憂的是，這麼多的人口，如果有量無質，肯定非國家之福，反成國家之害。但令人寬心的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體制下，政治上基本立足於人人平等、機會均等，無種族、性別歧視，所以大體上保證了國民的素質優化，而非劣化。

鄧小平時代曾出現過異常的短期病態現象，這是社會轉型期必然要付的代價。現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社會基本上已經步入正軌，並在更高的層次上運作。所以，中國現在能夠在世界的舞台上，同超強的美國平起平坐，是有足夠的底氣的。

一言以蔽之，中國近百年來的近代化進程，就是將社會根本上從農業經濟轉化為工業經濟，亦即賦予中國傳統社會新的生命－強大的機器生產力；這種近代化的生產力，較之傳統的生產力，更足以養活大量的人口而有餘，從而確保了華族的青春永駐。

新中國這幾十年的工業化努力，在毛、鄧、江、胡四個世代的領導下，僅花了幾十年的功夫，卻已經走完了從農耕經濟轉入工業經濟的過渡階段，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中國從此具備並完善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體制和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社會從此脫胎換骨，換了人間！人力、機器力是激發中華民族生命力的原動力，也可謂之永保青春的密碼。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1976年7月4日，爸爸陳明忠(1929-2019)第二次被逮捕時，家裡的房貸幸運地剛繳完最後一期，但存款只剩1萬元，當時媽媽馮守娥(1930-2022)已辭去工作，當了幾年家庭主婦。不確定之後的生活費何處著落，非必要支出一律縮減，我和姊姊中斷了鋼琴課，《國語日報》停訂，學校的牛奶也取消，當最喜歡的《王子》雜誌到期，因媽媽諸事纏身也暫時沒續訂。

1976年11月27日，爸爸被宣判15年徒刑。隔年2月2日，媽媽第一次帶我們去軍法處看守所和爸爸會面；2月23日第二次看爸爸時，我們興奮提及六舅媽幫我們續訂了《王子》，問爸爸要不要看？沒想到這個分享，卻讓爸爸回到牢房後輾轉難眠。

爸爸2月27日寫給媽媽的信裡說：「經濟狀況既然不好，就得節省開支，《王子》又不是不可不讀的雜誌，停購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這件事對孩子們心靈的打擊可能不小，不然她們不會將舅媽替她們訂購一事當做高興快樂的事情告訴我。妳把我當作第一要緊的事，因而犧牲其他的一切，這個心情我非常了解也非常感謝。不過就道理來說，我認為不該如此。因為我這裡並不缺乏什麼，營養也充足。我知道有健康的身體才會有團聚的一天，對於保重自己絕不會疏忽。我只要每星期三能夠見見妳、談談話，就已心滿意足了，其他都是多餘的，希望妳能了解我的意思，只要不是縱容，應該以孩子們為第一」。

對於爸爸的沮喪，媽媽3月12日給爸爸的回信裡解釋：「其實家裡雖然儘量節省，如孩子的學琴、國語日報，以及學校的牛奶都停下來，但學琴可以自己練，國語日報可以向堂姐借，牛奶早上有喝。唯有《王子》，對作文、科學常識有助，所以有意續訂，只是事情一忙總忘記。舅媽聽到了去訂，她們當然很高興，一方面心靈上大概覺得有興趣的書，寄給爸爸看，爸爸一定也會感興趣；像這次雜誌附贈一套興趣叢書，她們看得有趣，也常要唸給我聽，所以她們才問你要不要看（《王子》），本意是想把快樂分享給你，沒想到反而讓你難過。希望你不必想太多，對孩子們該用的錢，我還是會花的，請放心，對家裡的一切，更不要掛念，這樣對你的身體才有幫助。」

其實媽媽說的是真的。媽媽自己省吃儉用，在外奔波再累，也捨不得買罐飲料喝，但我和姊姊成長過程從未缺過學費、補習費或書籍費，而且因為知道媽媽更辛苦，心裡從不覺得委屈。

但爸爸想的也是真的，就是媽媽始終把爸爸的事當作第一要緊的事，且這樣的想法最終成為家裡共同的信念。以至於很久以後我才愧疚地發現，對爸爸喜歡吃什麼，我一清二楚，但對媽媽愛吃什麼，我竟然連一樣都說不出來。

1977年4月13日，媽媽熬了一星期終於等到周三例行會面日，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申請接見時，突然聽到爸爸已經被調走了，心裡很悵然；當天下午，媽媽接到爸爸4月10日的信，告知他已經被送到綠島，媽媽更是一陣心酸。

擔憂爸爸的狀況，媽媽在14日的信裡連串詢問爸爸：「不知道那邊的生活情況如何？每天只能散步兩次麽？需不需要再給你寄些衣服或夏天的棉被？除了星期例假、節日外，其它時間都可接見否？時間有無規定？寄郵包有什麼限定沒有？你的健康還不完全恢復，到那裡不知能否適應？甚念！」

爸爸重回綠島，媽媽也從每周送東西給爸爸，改為隔一、二周就寄郵包到綠島，並在5月11日第一次赴綠島見爸爸。7月4日，爸爸離家滿一年，媽媽在信裡對爸爸說：「你離家已整整一年了，每想起一年前的今天，心就會如針刺般地痛楚，沒想到那一別就是這麼長久的日子，當然至今我有時候仍會為想不開而失眠，但有時候也只有把它解釋為天命，唯有認命，心裡才不會難過，否則實在叫人費解。只希望你多保重身體，以期望團聚的日子。」

因為平日要上學，1977年7月20日，我和姊姊第一次隨媽媽到綠島看爸爸，也自此開啟之後近10年，每逢寒暑假、一年兩次的綠島行。

與現在已有一條龍配套的綠島觀光遊程大相逕庭，當年東岸貫通蘇澳花蓮的北迴鐵路還沒開通，光是從台北到台東，不但路程遙遠，旅程更是輾轉。我們或搭火車轉客運再搭火車，或搭客運轉火車，也試過北上基隆搭花蓮輪再搭火車到台東。記憶中當天風浪特別大，一堆旅客暈得東倒西歪或坐或躺在艙外甲板上，船上走到哪裡都是嘔吐味。

由於僅僅台灣本島的陸路交通就要耗掉一整個白天，我們三人通常在台東火車站旁的小旅社過一夜，晚上簡單找個小店吃碗海鮮粥，第二天一早趕到台東機場搭八人小飛機到綠島，再搭計程車到綠洲山莊和爸爸會面一個小時，然後搭車趕回綠島機場乘小飛機回台東，之後或循原路回台北，或轉搭客運到高雄轉岡山，探望當時獨居在老家的祖母後，再從西岸搭火車或客運回台北。

有一段期間，或許是換了比較友善的監獄長的緣故，獄方同意彈性處理一周會面一次的規定。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在周六趕到綠島探視爸爸，因為隔天周日是新一周的開始，我們可以在返回台灣前，再會見爸爸一次。

獲准這樣較友善的安排時，由於要及早抵達綠島，我們清早就會從台北出發，自松山機場搭機抵台東，轉小飛機到綠島後，直奔綠洲山莊看爸爸，然後在綠島主街上一間簡陋的旅社住下，並在旅社同樣簡陋的餐廳解決晚飯。且雖說是綠島主街，但其實只有短短的一段和零星小店，飯後我們會在街上小小地散個步，然後回房聊天早早睡覺，爭取隔天一早再見一次爸爸後返回台北。

為了省錢，這樣一年兩次的綠島行，完全是「純探親」，沒有摻雜旅遊玩樂的「水分」，唯一一次例外是媽媽帶我們改住綠島唯二的另一家旅社，因為靠近景點「燕子洞」，我們去小逛了一圈。記得當晚住的房間是木板大通舖，媽媽、姊姊和我躺在通舖上一邊聊天，一邊看著天花板上兩隻壁虎追逐當娛樂，沒想到其中一隻壁虎「失手」墜落，差點掉進我們正聊得口沫橫飛、張大的嘴裡，我和姊姊嚇得翻身跳起尖叫逃竄，這也成為在台東車站機場、綠島機場及綠洲山莊外，對綠島的特殊回憶。

與在景美看守所隔著透明隔板用電話對話不同，在綠洲山莊，我們在類似會客室的廳房與爸爸會面，但有數名獄方人員一旁紀錄監視，當爸爸或媽媽講到獄方認為敏感的話題，就會介入阻止。或許因為年紀小，爸媽講話時，我們通常會獲准坐在爸爸身旁。記得小學時一次會面，我拉著爸爸的左手把玩，而爸爸放在大腿上的右手，有時會隨著講話不自覺地在腿上寫字，獄方人員緊張地睜大眼睛辨識，似乎想確認爸爸是否藉此對我們傳遞暗語。

因為往返離島小飛機能否起飛要看天決定，旅程中很多時間耗在冗長而無聊的機場等待，若有班機因氣候不佳取消，後續機位更是吃緊。在我還是看來沒有安全疑慮的小孩時，幾度在被安排坐在原本不能坐人的副駕駛座。一次從綠島回程，遇上颱風逼近，飛機全面停飛，我們只能改搭自蘭嶼出發的客船，在搖搖晃晃中抵達台東。

每年兩次的綠島行因此不但周折多，以當時家裡的經濟更是所費不貲。媽媽在1978年7月給二姨的信裡即提到，去綠島一趟若來回全部搭乘飛機，僅一人就要2100元（註：1978年台灣基本工資為2400元），若台灣段全部搭乘客運，雖然較便宜但車程長且危險，因此媽媽通常會選擇去程搭飛機到台東，轉小飛機到綠島，回程搭小飛機回台東後再乘客運回台北，但這樣三個人就要5000元交通費，住宿和餐費還要另計，如此一趟也只能和爸爸會面一小時，真是「一刻值千金」。

儘管路程辛苦，爸爸也覺得心疼，一直要媽媽不用千里迢迢去探視，但媽媽仍堅持寒暑假一定帶我們去會見爸爸，既是擔心爸爸一個人在綠島寂寞，也怕太久沒見，我們會認不得爸爸。因為媽媽一直記得爸爸說過，他第一次坐牢10年出獄時，看到路邊有一位陌生女子對他笑，爸爸感到莫名其妙，後來才發現這位妙齡女子原來是他離家時才13歲的小妹。

媽媽把爸爸當作第一要緊的事，也體現在我們一年兩次綠島行大包小包的行李整理上。談到這裡就要回頭解釋小表弟對我家很窮的質疑，其實我們並非一年到頭都沒有零食吃，表弟純粹是來的不是時候。

每年寒暑假的綠島行，因為等於有三個（腳夫）人力，媽媽會採買比平常寄送包裹更大量的餅乾、水果等食物，以給爸爸和獄友們分享。所謂大量，以某年8月16日的清單為例，就是26個檸檬、50個梨子、10個香瓜，4包肉鬆、2包麥片、1包奶粉、4包煎餅及其他食品藥品等等。此時，除了爸爸原本偏好的餅乾，媽媽會看看有沒有爸爸可能喜歡的新口味，這時的試吃員當然非我們莫屬。

由於一路上舟車勞頓，為了以最少的行李塞進最多的東西，還要加上裝訂我和姐姐的作文給爸爸，處女座的媽媽總是放好又調整、加加減減衡量再三，徹夜打包行李到天亮，幾乎每次都只休息一、兩個小時，就帶我們出門。

很多年以後我當了兩岸記者，一次在北京採訪時，適逢第一份對台白皮書出爐，一堆台灣記者擠在傳真機前，把拆掉訂書針的白皮書內容逐頁傳回報社。當我傳真完後將白皮書頁緣對齊，把拆下的訂書針從原孔洞穿回去壓平，恢復成小冊子的原貌，一位同業驚訝地稱讚我真是細心。記得當時我在心裡OS：這不過是每年寒暑假裝訂作文簿的日常啊！當下腦中也浮現了畫面，是記憶中那些日夜交會、天將亮未亮的清晨，客廳裡堆著滿地的食品、藥品和我們的作文簿，伴隨東西被放進塑膠袋悉悉簌簌的聲音，以及媽媽在行李堆中彎腰打包的身影。

(作者係陳明忠次女、資深媒體人)

有美國這樣的朋友要非常小心，它隨時準備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別人，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倆人一生，就不知道被美國出賣了多少回，卻仍然不能擺脫美國的操縱。蔣介石為了自保，從1964年開始秘密研發核武，但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的干擾，到了1970-80年代之間，美國一邊壓制台灣核武研發，另一方面要強化與北京的關係，美國白宮甚至研擬如何協助北京提升核子試爆的技術。

蔣經國日記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後，更深入地公開了美國對台灣研發核武的蠻橫阻力。蔣介石1975年死後，當時只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就已開始承受美國的政治壓力，前後十多年，蔣經國無日不在美國的打壓下，但美國在打壓台灣的同時，卻願意與中共開展合作，提高中共的核子試爆技術。

美國協助中共核武研發

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文件，1979年1月美中關係正常化一個月後，2月1日白宮國安會呈送給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與卡特總統的文件顯示，美國干預台灣研發核武的同一時間，白宮正在秘密研究如何協助中共研發核武，希望中共放棄在大氣中進行核試爆，改用地下試爆。國安會提出美國曾經協助英國、法國的核武研發，也可以協助提升中共核子武器的研發技術，但援助中共會牽涉到敏感的美蘇核武限武談判，處理起來比較棘手，就算美方想要保密，中共也可能曝光，增加對蘇聯的壓力，美中合作核子試爆有可能影響到北京與莫斯科當時的緊張關係，也會讓限武談判受到干擾，卡特總統決定暫緩一段時間。

美國對中共非常慷慨地準備提供核試爆技術，但對台灣核武研發卻極盡苛刻之能事。蔣經國晚年的日記（1977-1979），可以看到許多有關不滿美國施壓台灣核武研發的記錄。

1977年1月，福特總統任期剩下三天，仍然持續監控台灣的核武研發問題，派人到台灣，調查國防部中科院的核武研發，蔣經國面對美國的蠻橫無理，當著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的面大發脾氣。根據蔣經國日記，1977年1月17日，蔣經國寫下：美國核能調查組來台，可惡。

蔣經國1977年1月26日的日記寫，由李文率領來華的美國核能考察組，其態度之蠻橫，令人憤怒，惟大丈夫能屈能伸，忍耐為上。美國的調查小組結束任務返美後，安克志3月28日拜會蔣經國，以口頭與書面向蔣經國表達，美國反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同時留下國務院要求他遞交給蔣經國的文件，白紙黑字清楚表達，美國反對台灣發展核武的立場。

安克志傳達美國立場後，蔣經國在3月30日的日記無奈地寫著，美國對我核能研究之發展，以強硬之態度無理取鬧，加以阻礙，至為憤怒，但是為大局計，不得不吞下這口氣。4月1日蔣經國在日記記載，對於參加核能研究者所花的一番心血和辛勞，表示敬佩，而今又不得不中止而廢，於心愧疚無已。國力處於弱勢，面對強暴，乃是最為難受之事，不知多少苦處在心頭。

蔣經國決定暫時中止核武研發後，根據國務院解密檔案，1977年4月12日，外交部次長錢復將外交節略交給美國大使館副館長彭博(Paul M. Popple)，這就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美方的立場，雙方對於研發核武爭議暫告一段落。蔣經國也在同一天的日記寫下：美國在核能發展方面，對我大下壓力，可惡，但是又不能因小而失大，大丈夫一定要能屈能伸也。

蔣經國對美國忍無可忍

1978年，華府與北京緊鑼密鼓談判關係正常化，雙方進展順利，安克志在1978年9月9日去找蔣經國，再次提到不准台灣研發核武。多日後，蔣經國才在9月19日寫下當天會面的情況，美國大使於9日求見，提到亞航之撤退與限制我核能之研究發展，此二事本已無理橫蠻，而該大使又是拖泥帶水，說個不停，我氣憤之情，無法壓制，不耐之意，形之於外，責美方自欺欺人，匆匆結束談話，雙方不歡而散，此種情形之出現，乃是將近30年來和美方談判以來的第一次。

就在安克志與蔣經國為了研發核武又起爭執的同時，卡特也在19日與中共派駐美國聯絡處的外交官柴澤民，共同討論台灣核武與對台軍售問題。卡特告訴柴澤民，他非常不願意見到台灣找到其他的武器來源，或者研發危險的武器，威脅到中國大陸。台灣已經有科學能力發展原子武器，我們認為與台灣保持某些關係，對於防止這種危險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卡特的談話，間接透露美國反對台灣研發核武，與維繫大陸的安全也有關聯，從美國解密檔案也可以看到，美國限制台灣研發核武的同時間，卻想要偷偷地提升中共研發核武的技術，顯示安克志正告蔣經國美國反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其實只限於台灣，並不是所有國家都適用，北京就可以研發核武，但是台北不可以。

也不可向法國買民航機

飽受美國政治高壓的蔣經國，在1978年10月24日的日記記載，決定接受美國派專家會同研究核能和平用途，以及放棄向法國購買民航機之議，此乃對美之讓步，如此另有所求也。

蔣經國提到放棄採購法國民航機，是因為美國施壓台灣，以航權要脅，只准台灣採購美國的民航機，不可買法國民航機。當時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談判幾乎到了最後階段，華府已決定放棄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但仍然對台灣予取予求。1977年4月，美國逼迫台灣停止研發核武後，隔年決定切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同時不允許台灣納入美國核子保護傘，台灣為了自我防衛，仍然在1980年代秘密恢復核武研發，但採取研發核武，不生產核武的立場。儘管如此，美國仍收買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為美國從事核武間諜任務，在1988年破壞了台灣的核武研發工作。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台灣歷史上的抗日反帝運動和中國大陸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女性領導人宋慶齡，曾在兩岸革命者共同鬥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920年代後半期，宋慶齡參與的反帝大同盟曾在台灣社會運動逐漸「左轉」的過程中，成為大陸的台灣抗日運動者組織反帝統一戰線的上級組織，甚至成為運動者希望推廣到台灣島內的一種組織形式。雖然台灣抗日運動者終究因殖民當局的鎮壓，而沒能完成反帝統一戰線，卻成為兩岸革命者攜手鬥爭的歷史先聲。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民眾為反抗外來統治，持續了長達20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1915年爆發的「噍吧哖起義」，雖然它極大消耗了台灣民眾洶湧的武裝鬥爭能量，卻也將台灣抗日運動引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各類現代社會運動為內容的「非武裝抗日時期」，這個階段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才結束。

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始終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要的抗日資源。武裝抗日時期，孫中山的追隨者、同盟會會員羅福星曾在台灣帶領抗日行動，可惜被捕犧牲。非武裝抗日時期，堅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路線的蔣渭水，成為台灣最傑出的孫中山追隨者。他於1927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堅持國民黨的「一大」路線，甚至將國民黨黨旗轉化為民眾黨的象徵。無疑的，孫中山是彼時台灣抗日運動者深情仰望的旗幟。

作為孫中山的繼承者，宋慶齡在1927年參與發起的反帝大同盟，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一條新路。在此之前，北京曾於1924年9月出現「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反帝大聯盟是由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今日派」所發起，成員包括胡鄂公等，他們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黨員。這個團體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運動爆發前已舉起反帝旗幟，並有謝廉清所代表的台籍抗日者參與。謝廉清是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之一。依據北京革命歷史資料，他曾從事人力車夫的組織工作。

北京反帝大聯盟的存在時間非常短暫，卻有長遠的歷史意義：「反帝」不但可以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和大陸革命者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的目標，兩岸革命者甚至可以基於「反帝」的目標而加入同一個組織。在此意義上，儘管北京反帝大聯盟和謝廉清都沒能繼續為共同的「反帝」目標而鬥爭，卻揭示了台灣抗日運動日後朝著反帝運動轉變的方向。

宋慶齡參與並當選名譽主席的反帝大同盟，成立於1927年2月的布魯塞爾。在國民黨背叛革命，脫離反帝陣營的狀況下，宋慶齡仍努力使中國不至於脫離國際反帝運動。如果翻閱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者的言論基地─著名的《台灣民報》，宋慶齡第一次以獨立的新聞當事人獲得報導，就是她參與反帝大同盟的消息。

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找到一條與大陸的革命者一同參與解放運動的道路。大革命失敗前，台灣抗日運動者匯集在廣州、武漢，以及上海等革命中心，公開參與中國革命。大革命失敗之後，城市革命不得不轉變為地下活動，反帝大同盟這類統一戰線組織就特別有利於重新聚集星散的革命者。到1930年初，至少有遠東反帝大同盟（東反）、中國反帝大同盟，以及青年反帝大同盟（青反）在中國形成。1929年6月成立的青年反帝大同盟，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新融入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反帝統一戰線組織。台共黨員翁澤生領導的上海台灣（革命）青年團，就是促成青反與東反成立的核心團體。這也促使反帝大同盟的運動向台灣島內延伸。此即1930年前後，台灣文化協會試圖轉變為反帝同盟的嘗試。

雖然台灣抗日運動從1931年因日本當局強力鎮壓，而不可能在反帝旗幟下重整自己的運動，領導反帝大同盟的宋慶齡仍然堅持鬥爭。她回憶：「反帝大同盟是一個成員很廣泛的組織，它當時在竭盡全力進行鬥爭，來制止侵略者在三十年代中顯然已準備著的向世界人民的空前大進攻。日本進犯中國是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進攻的開始。反帝大同盟正確地認識到它的嚴重性，因此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此即1933年9月，距今恰好90周年，宋慶齡在上海領導召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會議。在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宋慶齡和各國與會者極其秘密地完成議程。

「由於我們正處於嚴密監視之下，我們就必須嚴守秘密。連我自己都不曉得舉行會議的地點在那裡，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時候，我被帶到上海工廠區的一幢陰暗淒涼的房子里。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裡偷偷地到那裡去的。當我到達時，每一個人，連外賓在內，都坐在地板上，因為房間裡唯一的傢具是供秘書用的一張小桌子。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宋慶齡通過自己的反帝實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通過反帝運動參與中國革命，創造出重要的歷史條件。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能夠與中國大陸的革命者建立聯繫，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更廣泛的資源和支持。作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宋慶齡的貢獻，將永遠被海峽兩岸人民銘記。

 (作者係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簡稱互助會，於1987年底成立，成立時會員有近1,200人，其中超過1,000人是1950年代台灣地區白色恐怖撲殺和監禁的殘存者，他們在兩岸斷裂的初期，經歷殘酷的審訊，經歷在牢房中與即將赴刑場的同志握手告別，經歷在牢房中高唱《安息歌》，向即將赴死的烈士們誓言：「您流著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向前走」。

他們在出獄後仍相互聯繫，在生活上互相扶持、關照，在理想信念上互相激勵。到1987年台灣地區解除戒嚴令，才將分散在全省各地的各個互助圈串聯起來，正式組織起來。全省有五個分會。由於他們早就將監獄當成學校，所以互稱「同學」，我們後輩就稱他們為「老同學」。

互助會成立後，立即有組織、有系統地支持夏潮聯合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等。時光的流逝，在自然規律下，我們這群傳承自日據時期的愛國主義傳統、經歷國家內戰與國際冷戰結構，殘存下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台灣的親歷者、見證者，至今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老同學僅剩50餘人。現在會員結構主要來自願意傳承父母輩信念的二、三代，以及受老同學身教言教感召，追隨老同學腳步前進者。目前會員約600人左右。

現階段的主要工作包括：（一）每年春季舉行六張犁棄葬區春祭掃墓。1992年秋老同學在六張犁棄葬區發現了203個墓碑，是1950年代烈士的遺體被棄葬於此，我們主動維護這片墓區，盡全力保持現場完整，不受自然力及人為破壞，待兩岸統一後將盛大地還給烈士們應得的歷史榮光。（二）每年秋天舉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慰靈追思大會。從1992年開始，互助會每年都在台北新店溪畔烈士被槍決的馬場町刑場遺址，舉辦追思慰靈大會，由倖存者及後代藉著追思，再次向烈士們表明，我們仍然在這條道路上前進。（三）整理宣傳烈士及老同學的歷史故事。除繼續製作口述歷史訪談及紀錄片等，也將進一步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向台灣社會介紹烈士及老同學的堅定信念與立場。（四）團結及激勵會員與朋友支持反獨促統活動。互助會是2023年2月成立的「反台獨反介入聯合行動」的發起團體之一，該行動已連續發動了8次大規模反獨促統活動，我們均與其他發起團體共同規劃、積極參與。

我們將本著互助會的宗旨，繼承前輩追求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與兩岸有志之士携手努力，為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告慰英靈而繼續奮鬥！

(作者係互助會秘書長)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2012年全台屋齡超過30年的老屋有292萬戶，2022年成長至460萬戶，10年來增加168萬戶，預估10年後將達到600萬戶。其中又以台北市最老，平均屋齡37年，可見一般人住老屋的情況很普遍。俗話說，金窩銀窩比不上自己的狗窩，然而隨著歲月過去，原本應該安居的家，竟埋藏危機，變成大家口中的「危老建築」。

30年以上老屋隱藏危機

老宅最令人擔心的是管線老舊，稍一不慎恐導致火災。30年前建造的房子，多數人家只有大同電視、電鍋、電風扇和冰箱，現在家家戶戶都有各式各樣的小家電、網路，加上人手一支手機，老宅的電力負載量根本跟不上現代家庭需求。即便室內重新裝潢，拉新電線，也僅限於自家更新，鄰居用的還是30年前的老線路，一樣有風險。

其次，老房子的耐震度普遍不足。早期房屋可能因為建築法規對建築物的耐震度要求低、施工不夠嚴謹，以致建物安全品質不一。直到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才促使《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兩部法規修改，訂出嚴格標準，然因其通過的時間分別為2003和2006年，在此之前完工的房子，不論是結構強度或耐震係數，都相對較弱。

最大的困擾是，屋齡超過30年以上的老公寓大多數沒有電梯，對於高齡住戶而言，上下樓梯不便，可能降低外出的意願，久而久之缺乏社會互動，加速退化。

提到都更大家就先嘆氣

根據國發會的人口推估報告，台灣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占比將大於20%，也就是每五人就有一人是65歲以上的老人。由此可見，人老、屋也老的「雙老」問題會愈來愈嚴重。當人老了，房子舊了，重建老屋是一道解方，然而，大多數人提到這個話題總是先嘆一口氣，可見老屋更新多麼不容易！

台灣都更方式大約分成三種：由住戶自辦都更、與建商合建、由公部門執行公辦都更。以上三種方式費用不同，住戶最後分得的坪數比例也不一樣。

「自辦都更」，原住戶可以拿到的實際坪數較高，然而住戶要自行規畫設計圖、興建，與辦理各式政府規費等，手續繁雜。目前多採取委託建商興建，亦即以「委建」方式進行，由住戶交給建商委建管理費，受委託的建商負責設計圖、興建與處理各式政府規費等事情。

「與建商合建」對住戶而言較為省事，只需提供土地，與建商談妥可分到的坪數，其他建築有關的事項由建商包辦，完工後，建商分得部分改建後的房屋，一般不會將分得戶數的販售利益分配給原住戶。

至於「公辦都更」，要看政府機關所占都更區域多少，地主戶才能知道分到的實際坪數有多少。

危老條例突破都更的僵局

今年是《都市更新條例》（1988年公布）實施的第25周年。實施初期除了完善相關法令外，921大地震發生後，也加速了都市更新政策的推動。2012年爆發「文林苑事件」，凸顯出該條例不夠周全外，連帶影響都更推動停滯。內政部於2017年訂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藉此突破都更牛步的僵局。

「危老重建」的適用對象主要是建築本身經專業評估有安全上的疑慮，或是屋齡超過30年、沒電梯的老屋，沒有面積限制，但必須取得100%屋主的同意，以2020年5月上旬為分水嶺，此前送件者，可享10%的時程容積獎勵，2020年5月以後送件者，時程獎勵逐年以8%、6%、4%、2%、1%的方式遞減，至2025年5月歸零。對於有意參加都更的屋主，可能會面臨愈晚進場，愈不利的狀況。

在2017年以前，都更危老申請案例平均一年40幾件，自2017年危老條例實施後明顯增加。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2019年危老核定件數首次在單一年度突破100件，2020年件數高達800多件，在這波老屋改建更新案中包括全台第一家五星級飯店、有56年歷史的國賓飯店，於2020年提出申請，並於2021年正式啟動危老改建計畫；位於台北東區的神旺大飯店也於2022年底停業進行改建，預計打造成東區的新地標。

要努力克服住戶各種考量

雖然自2017至2022年全台累計的都更及危老件數突破3,500件，比2016年之前成長了10幾倍，然而比起老屋10年增加168萬戶的數量，都更成效還是太低了。原因在於每一個住戶都有其個人的考量和擔憂。例如，老住戶對房子有感情，不想改建；擔心漫長的都更期間突發各種不確定性；擔心老屋變成電梯大樓後管理費增加，無力負擔；擔心改建過程要貼錢，萬一存款不夠支付，要揹貸款，又或許為了還貸款賣掉新房子，最後變成沒有住到新房子，只有拿到扣掉貸款剩下的錢。

此外又因為都更涉及的利益相當龐大，導致產權人之間意見喬不攏；以及對重建條件期待過高，例如一樓堅持分店面，五樓希望頂加算坪數；也有和建商彼此信任不足、老屋主很難放心交出同意書。基於種種主客觀考量，想要改建成功真的不容易，就有建商老闆以其數十年經驗，下了一個結論嘆，「100個人、100顆腦袋」。

要整合出一群人的意見已經夠難了，近來原物料驚驚漲，營建成本面臨工料雙漲，去年11月樹林的某一建案，因建商資金不足，宣告公司解散，建案也跟著停擺。今年7月位在北投溫泉路，原訂2024年完工的某預售案，建商公告因為營建成本高漲及營運困難，無法繼續興建，將安排退戶，讓住戶傻眼。一時之間是否引發爛尾樓風暴，引起市場關注。

應審視檢討法規加速都更

雖然都更實務推動上有許多窒礙難行之處，還是要努力克服。

首先就制度面而言，政府應積極審視檢討法規，在合理範圍內讓各項獎勵更有彈性執行，尤其近年因為危老案增多，中小型建商變多，預售屋風險增加，政府應在制度面上再強化。以台北市為例，今年3月推出都更五箭，透過「降門檻、法放寬、速通關、排障礙、加碼辦」等五項行動措施，加速都市更新腳步。台北市府已於今年公告實施「公辦都更7599專案計畫」，受理意願門檻自90%降至75%，並引進民間專業技術團隊，以「早進場、幫試算、助選屋」三大創新服務，協助民眾參與公辦都更。已有10案通過第一階段審查。

目前全球有共識要於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政府雖朝節能減碳的淨零建築邁進，但是可再推出更有吸引力的獎補助方案，鼓勵更多老屋都更及危老重建，取得綠建築標章。

其次，加強老屋重建爭議協調機制，透過更具公信力的方式解決歧見。

再來，老屋重建是很重要的產業，需要很多不同領域的專業人才投入，政府應有更長遠眼光積極培育人才。屋主也不妨換位思考，不要總是認定建商有暴利，多了解都更流程並參與討論，畢竟改建後的房屋不僅安全還會增值，像國賓飯店改建案「國賓皇琚」，已傳出一坪216萬成交價，創下中山區市中心高總價住宅天花板。

蔡英文社宅支票跳票

蔡英文為選舉，曾在社宅政策上喊出「8年20萬戶」的目標，根據審計部的決算報告，截至今年3月「政府直接興建社宅」累計達成7萬多戶，表面上看起來達成率有60%，但在細項中可見既有、完工，入住戶數僅有2萬多戶。其餘都是興建中、待開工或規畫中。蔡英文政見勢必跳票，賴清德卻喊話，蔡英文卸任前「一定兌現20萬戶社宅」，更加碼開出「百萬社宅」的支票。

民進黨為選舉亂開支票，目前已興建的社宅數量遠低於經濟弱勢族群的需求，遑論青年族群。「台灣居大不易」，特別是青年世代，面對買不起的居住困境，不敢婚育或延遲婚育，進而加劇少子化的問題。長遠來看，透過都更將老屋汰舊換新，不僅可提升居住品質及房產價值，也是讓都市展現不同城市風貌，帶動周圍產業，邁向「都市再生」的必經之路。政府應加把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