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割地，歷史常見，但中國在二次大戰是戰勝國，戰後並躋身世界五強之一，卻喪失廣袤外蒙古領土，追根究柢，這既是國際政治的殘酷，也是蔣介石欲打內戰而為史達林有機可乘之故。

中國對二次大戰全局有重大貢獻且堅持到最後，然而，艱辛勝利後沒多久，竟莫名其妙地失去一大片外蒙古領土。數十年來，國人議論當時為何承認外蒙古獨立往往語焉不詳，有說是雅爾達密約被美國出賣、《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蘇聯壓迫云云。然該事件演變有違歷史常情，定有蹊蹺，特此為文一抒己見。

蘇美深諳中國抗日意義

無論在中國抗戰之前或抗戰的過程中，蘇聯及美國都極為重視中國抗日的戰略意義。「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拘留，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運用全力維護蔣的安全並鞏固其地位，明言必須由蔣領導中國抗日，最有利於反法西斯大局。

史達林一向鼓勵中國抗日，因他深知希特勒在歐洲如旋風般崛起，以其作風及德、俄為宿敵的歷史，兩國早晚會有一戰，因而必須讓在東方行軍國主義的日本陷入戰爭泥淖，以避免蘇聯在歐洲和亞洲兩面作戰。史達林一面全力對德作戰，一面安撫日本。1941年4月，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赴莫斯科，與蘇聯人民外交委員莫洛托夫談判訂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雙方談定後，史達林出乎意料地親自到莫斯科火車站替松岡送行，並說：「不要忘記，我也是亞洲人呀」（史達林出生在喬治亞）。而日本方面，因中國戰場膠著，美國又援助中國抗日，當然不希望蘇聯再加入對日作戰。

1941年，日本因深陷中國戰場，進退維谷，於是跟美國展開長達8個月的談判，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美國承認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要美國支持其與中國的和談，以便抽身。但美國堅決反對，在談判中虛與委蛇，日本覺得沒有希望，便偷襲珍珠港，發動對美作戰，寄望美國受創之餘能在談判中讓步。

日本太精於戰爭物質計算，而不懂戰略，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以至鑄成大錯。

雅爾達會議犧牲中國

1945年2月，美、英、蘇舉行雅爾達會議，達成的主要秘密協議內容為：蘇聯同意在歐洲戰事結束後二到三個月內開始對日作戰；蘇聯恢復日俄戰爭對日本失去的權利、領土；涉及中國者為旅順、大連兩港特殊化，外蒙古保持現狀（必須獲得中國的同意）。那時德國敗局已定，而亞洲戰局尚無結束的跡象，美國認為如沒有蘇聯參戰必不為功。

史達林想挾擊敗德國的餘威，打擊已成強弩之末的日本，報日俄戰爭(1904)失敗之仇，奪回日本當年從俄國獲得的利益，恢復蘇俄在亞洲的地位。加之，當時中國軍事力量薄弱，羅斯福只能要求蘇聯參戰，以加速擊敗日本。史達林是一個有企圖心、眼光及能力的戰略家，當然不會放過爭奪己國權利與擴張的機會。

羅斯福依照美日在太平洋血戰數年的經驗評估，如果進攻日本本土，需要100萬美軍和50萬英軍，而且日本必會頑抗，美軍將蒙受重大傷亡，當時原子彈研製尚未成功，因此亟需拉蘇聯參戰，遂同意恢復俄國被日本奪去的利益，作為報酬；而涉及中國主權的外蒙古問題，史達林只提出「維持現狀」而已，亦屬並不過分；以後如何發展，當然是主權國中國的問題，那時羅斯福、史達林均未否認中國對外蒙古擁有主權。

筆者認為，羅斯福的思考過於機械論、唯物論，沒有辯證的觀察力。其實，當時日本已露出敗相，何需勞動蘇聯參戰？史達林慨然答應參戰打日本，即可做為反證。況且，羅斯福參加雅爾達會議時已病重，返國後大約兩個月就過世了。

中蘇條約喪權辱國

1945年6月9日，美國繼任總統杜魯門與代理國務卿格魯(J. Grew)在華府約見中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告知雅爾達秘密協議的內容，而美方也要求中國與蘇聯談判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日，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官邸，出示進行中蘇交涉的先決條件，其內容大致與雅爾達協議內容類似。

6月下旬，國民政府派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等人由重慶飛往莫斯科談判。8月14日，涉及中國失去外蒙古主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當蔣介石決定同意外蒙古獨立的條件時，首席談判代表宋子文拒絕在條約上簽字，最終是由接任的外交部長王世杰簽約。

其實，雅爾達會議與中蘇簽約時，二戰局勢已完全不同。其一，雅爾達雅會議時，羅斯福欲借蘇聯之力打敗日本；中蘇訂約時，日本已遭受兩次原子彈轟炸，舉國惶恐，正準備投降，不需蘇聯出兵打擊日本。其二，中蘇談判條約時，史達林仍以雅爾達會議為張本論事，根本是欺侮國民黨代表的無能軟弱。其三，中蘇談判時，美國總統已換成反蘇的杜魯門，如史達林乘日本投降之際出兵東北，杜魯門必不以為然，自會思考抵制蘇聯的策略，此時史達林並沒有國際優勢可以壓迫中國代表放棄外蒙古的主權。

筆者認為，蔣介石肯點頭答應，唯一解釋得通的理由是：蔣介石想以同意外蒙古獨立，換取史達林應允不支持中國共產黨打內戰。至於有關中國放棄外蒙古係受美、蘇壓迫的說法，恐怕只是脫罪的說辭而已。

蔣為一黨之私犯歷史大錯

史達林之後支持中共打內戰，主要取決於國共內戰及國際局勢的變化，權衡利害，而採取最有利於蘇聯國家利益的行動，與內戰某方的一紙條約無關。筆者研判，史達林在談判時，超出雅爾達的範圍，強硬提出讓外蒙古獨立作條件，應是洞悉中方有求於蘇聯，而戰後中國又將爆發內戰，蔣介石專力於此，對外自然會較軟弱。

另外，則是談判技巧，抬高要求，取法乎上，而得乎中，史達林曾對蔣經國摔文件，足證此點。中國代表團很快得到蔣介石的訓令同意簽約，恐怕也令史達林大感驚奇，怎麼可能得來全不費功夫？因此，蔣介石同意放棄大片領土，換取在戰略上「不支持中共打內戰」的保證，實屬荒唐，失敗是必然的。

1945年日本投降時，世界冷戰格局已萌芽，蔣介石卻與史達林訂定友好同盟條約，此舉不但不會得到國際的尊重，也失去美國對其能力的信任，更為中國人民所不恥。蔣介石如堅決要求蘇俄自東北撤軍，解決旅、大問題，並堅持外蒙古為中國的領土，則必會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戰略上也會獲得美國的同意。如為尊重外蒙古半獨立的現狀，可不要求立刻實質統一（此亦為雅爾達會議時史達林的要求），則不論後來內戰結果如何，至少能給中華民族保留領土、資源及戰略縱深的機會，以及起碼談判時有骨氣與智慧的記錄。

筆者以為，蔣介石不明國際戰略大局，也為一黨之私，喪失了外蒙古，犯下了極大的歷史性錯誤，貽害至為深遠。後來蔣介石在台灣宣布撤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又在聯合國運作取消承認外蒙古獨立，可是事實已造成，亡羊補牢亦為時晚矣！

（作者係旅美工程師、作家）

日本在南海仲裁案後要求中國大陸及台灣須尊重與遵守判決。但反觀其在近兩甲子以來一再違反國際法，可見其要求對國際法的遵守有雙重標準。

近兩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再呼籲所有國家都要遵守國際法，反對「強權即公理」。但當日本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的同時，自己是否應以身作則，更不應有雙重標準？

日本南海仲裁案自我打臉

以最近的南海仲裁案為例，日本支持菲律賓片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該仲裁裁決否定了「九段線」（Ｕ形線），亦即否定了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審定的「南海諸島位置圖」（「十一段線」），但這項「歷史性權利」，當時的南海鄰國與其宗主國（美、英、法等列強）並未表示過異議。另外，太平島也被矮化為礁，這樣，太平島所劃定200浬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也將會被否定。

回顧1938年3月30日，日本將南海之珊瑚礁島，即新南群島（南沙群島），以公文編入台灣總督府管轄的隔年4月19日，《台灣日日新報》就以「廿年前新南群島絕對是帝國領土」為標題，引用探險隊長─日本海軍退役中校小倉卯之助於1918年對長島（太平島）的發現，證明是日本領土。按照國際公法，「發現＋命名」不等於擁有主權，取得主權的重點在於聲索國是否曾經「有效占領＋行政管理」，並且還必須提出有關的官方歷史文獻證據。該報紙除忽略了小倉對該島有中國人居住遺跡之相關記載，也刊出了三張有關長島的照片。這正好給在這次南海仲裁案中，將該島矮化為礁的日本籍庭長打臉。

日本很早即接觸國際法

日本接觸國際法始於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前夕，林則徐出於瞭解「夷情」之需，派人翻譯了滑達爾(E. Vattel)的《國際法》，並首次運用國際法中的規則向英王發出一封《擬諭英吉利國王檄》，試圖通過外交手段阻擋英國人的鴉片貿易，後來晚清思想家魏源將此及林則徐幕僚翻譯的文書合編成《海國圖志》傳至東瀛，啟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1862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 開始著手翻譯美國國際法學者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的《萬國公法》為中文，1864年出版。出版後的第二年，即從中國傳入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學者，開始接受國際法時，就是使用「萬國公法」一詞。

1870年代，日本學術界始有人將 international law一詞譯為日文漢字「國際法」。但直至20世紀初葉，日本出版的法律辭典，仍將 international law 譯成「萬國公法」、「公法」、「國際公法」和「國際法」。萬國公法一詞雖因清末中國法學界接受日本學者的漢字譯文「國際法」而逐步消亡，但公法一詞保留了下來。

違法擊沉「高陞號」

日本雖於明治維新時就接觸了國際法，但在近兩甲子以來，它不斷踐踏國際法、奉行強權政治。除故意歪曲歷史，掩蓋事實真相，無視國際法的存在，還屢屢挑起事端。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軍國主義的軍神─東鄉平八郎，下令日本海軍擊沉載有1千多名清兵的英國籍商船「高陞號」。事件就發生在朝鮮半島之豐島西南方向，位於朝鮮島嶼蔚島以南約1海里，按照當時國際通行的3海里領海制度，此海域屬於朝鮮領海。日本在朝鮮的領海範圍內臨檢、攻擊懸掛英國國旗的商船「高陞號」，既是對朝鮮主權的侵犯，也是一種破壞中立的行為。

而且，日本未經宣戰，突然挑起戰事，違反了當時國際法關於宣戰的規定。根據1864年出版的《萬國公法》，「國家與國家間非先有明白的警告不得開始戰鬥行為，此項警告或出以宣戰之形式，或依最後通牒而附條件的宣戰。」

日本在朝鮮領海首開戰端亦侵犯了朝鮮主權。根據《萬國公法》規定，「沿海各處，離岸十里之遙，依常例亦歸其管轄也。蓋炮彈所及之處，國權亦及焉，凡此全屬其管轄而他國不與也」。「各國艦船以去岸三英里才可以自由航行，不歸他國管轄」。據此規定，日本在朝鮮領海內突然挑起戰事，違反了國際法關於沿海國領海主權的規定。

再根據《萬國公法》關於戰時中立的規定，如果該船的船主、租船人或船長並不知道戰爭爆發，或者雖然知道戰爭爆發，但船長沒有機會卸下旅客，則不被認為從事「非中立役務」，交戰國不得拿捕或攻擊該船，可允許其返回出發港。在「高陞號」被擊中沉沒後，許多清軍官兵落入海中，此時日本軍艦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向落水者射擊，完全違背了1864年關於《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境遇的公約》適用於海戰的精神，是公然蔑視和違反國際法的暴行。

而在整個甲午戰爭的過程中，日本軍隊不僅在海戰中違反戰爭法規，在陸上戰爭中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更是罄竹難書。日本軍事當局乃至日本政府對日軍違反戰爭法規的犯罪行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一方面盡力封鎖消息，一方面大作表面文章，以給西方國家造成日軍在戰爭中完全遵守國際公法的錯誤印象。

非法攔截爹利士輪

在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政府向國際列強保證台灣海峽的航行自由，即現在所稱的公海航行自由權。但在1895年10月21日，英國籍商船「爹利士輪(Thales)」於距離廈門港15海里遠的台灣海峽，遭日本軍艦在公海上攔截。對於「八重山艦」在公海上攔截「爹利士輪」強迫停船接受臨檢，而且並未發現抵抗日軍的劉永福，此種違背國際法的行為，自非當時國勢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所能容忍。

10月22日英國東洋艦隊司令官亞歷士布雷(Alex. Buller)以書信詢問當時率領日本海軍常備艦隊的有地品之允司令長官，要求他對於麾下「八重山艦」的舉動是否有違國際法，以及該命令是否出自有地氏作答覆。由於要在海洋上進行臨檢，臨檢國必須知曉有搭載反叛人員船隻欲航向本國所占有領土時始得為之。而「八重山艦」欲逮捕離開台灣者，明顯違反國際法，可視為侵害船旗國船隻的權利，英國政府要求(1)謝罪；(2)賠償船隻損失；(3)處罰「八重山艦」艦長；(4)向國旗發射禮炮的權利。英首相曾微笑陳述日本海軍軍官未研究國際法是遺憾之事，日本外交公使只能推諉，此為日本首次對外戰爭，致有此失敗來作答。

日本應反省自己違法行為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到1941年中國向日本正式宣戰之前，日本海軍將中國沿岸封鎖，造成蔣介石政府僅能將船舶轉由第三國以外人名義從事運輸。日本為了斷絕海上之路，嚴厲扣留懸掛外國旗之船舶。但依照國際公法，要中日雙方宣戰後，日本才能執行「戰時封鎖」和海上臨檢權，以阻絕一切的軍火或其他軍需品乃至糧食的接濟。

由上可見，日本雖然自明治維新後接受國際公法。但秉持「強權勝於公理」原則，對周邊弱小國家反而不遵守國際法。誠如20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Russell Bertrand)所評：「日本人只學習西方那些產生財富和軍事力量的東西，他們既學了西方的缺點，又保留了自己的缺點。」日本應深刻自我反省過去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罪行，才能真正向文明國家邁進。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滇西抗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非常關鍵的戰役。由於騰沖人段生馗先生過去30多年來孜孜不撓地收集了11萬多件抗戰遺物，後人才能從「滇西抗戰紀念館」的大量文物裡，看到中國抵抗日軍的悲壯事蹟。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迅速侵占了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並逼近緬甸。1942年1月日軍進攻仰光，中國為保衛滇緬公路（連接緬甸曼德勒和昆明），組成了10萬遠征軍出國抗戰。

滇緬抗戰悲壯異常

1942年5月3日，日軍攻入雲南畹町，沿著滇緬公路占據了龍陵、騰沖，進抵怒江。5月5日雙方爆發了爭奪怒江上的惠通橋之戰。經過7天的激戰，陳納德率領的美國飛虎隊也臨空助戰，中國軍民以血肉築成長城，挫敗了日軍東進的勢頭。至此，以怒江為界，以西為日軍所據，以東為中國軍隊所防，形成對峙之勢。惠通橋之戰事關抗日大局，中國至此保衛了昆明、重慶等大西南的國土。

滇西淪陷後，日軍在栗柴壩渡口屠殺200餘難民，血染怒江。在龍陵、騰沖，日軍殘暴推行 「三光」政策。在芒市、盈江等地，日軍施放細菌病毒，致數萬人死於瘟疫，慘絕人寰。而在騰沖，以劉楚湘、張問德為首的愛國人士成立了抗日政府，進行遊擊戰，在沿邊各地，土司頭人也組織了自衛隊抗敵。

為打通滇緬通道，1942年下半年，中國重組駐印遠征軍，在史迪威的指揮下，於1944年8月7日攻克緬北重鎮密支那。國內遠征軍則在衛立煌的指揮下，組成11、20集團軍，於1944年5月11日強渡怒江，兵分兩路，向滇西日軍發起了全面反攻。8月初，20集團軍在盟軍的支持下，合圍騰沖，經過血戰，於9月14日光復了騰沖。此役，遠征軍陣亡9,000餘人，傷8,000餘人。

松山是日軍控制滇緬公路的核心據點。11集團軍在1944年8月進攻松山主峰的日軍，經過慘烈的爭奪戰，於9月7日收復松山，此役遠征軍陣亡7,000餘人，傷1萬餘人。中國遠征軍乘勢南下芒市，於1945年1月19日收復畹町。至此，西南國土光復。1月27日兩路遠征軍在緬甸芒友勝利會師。

從1942年3月至1945年1月，為保衛大西南和配合盟軍的反攻，中國政府兩次組建遠征軍入緬與日軍戰鬥。在這場三年的滇緬抗戰中，有來自10多省市，近50萬中華兒女參與了抗戰，有近15萬人戰死沙場，悲壯異常，人神共泣。

滇西抗戰大量文物被收藏

隨著歲月的流逝，世代的去來，政局的交替，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似乎逐漸變得蒼白了。然而，騰沖、龍陵、松山、芒市的人民並沒有忘記這段悲壯的歷史。

騰沖人段生馗先生本為一位普通的銀行職員，然而，他30多年來，以微薄的經濟收入，傾盡家產，含辛茹苦，挺住了來自世俗政治偏見的壓力，以及因為收集武器槍炮而來自治安部門的壓力，孜孜不撓地收集了11萬多件抗戰遺物。作為普通市民，段先生的遠見、毅力及他的收藏成果，可謂是滇西抗戰歷史的 「第一收藏者」。

早期，段先生的收藏就在騰沖的和順古城中展出。以後，他的收藏價值逐漸為人們所認識、認可，2010年中央官員來到騰沖，對段先生的努力表示高度肯定。有鑒於段先生收藏的數量和規模遠超過和順古城展廳所能容納，於是在2011年秋，由政府出資在騰沖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滇西抗戰紀念館」。

紀念館在2013年8月15日開館，陳展實物以段先生收藏的88,000件文物為主，輔以部分遠征軍老兵和其後裔捐贈的近百件珍貴實物，以及當地政府向國內外徵集到的實物、圖片、文字和影像資料組成。開館以來，來自海內外的訪客有137萬人。現在，該館名聲日益遠播，訪客急劇增加。2016年上半年，就已有80萬人了。

滇西人不忘抗戰歷史

騰沖地方人士對他們祖輩的抗戰歷史非常珍惜，並引以為傲。目前，成立了「滇西抗戰文化研究會」，成員有上百人，並成立「滇西抗戰老兵遺屬聯誼會」。紀念館和段先生更有長期的規劃構思，例如：將這批珍貴的文物對外巡展；以這批文物為基礎，開發文創、影視產品；加強與國際上二戰博物館的交流；出版研究成果（201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他們推出了關於淪為日軍「民伕」的悲慘經歷，以及日軍100細菌部隊喪盡天良的資料展覽）等等。目前，紀念館還出版《滇西抗戰》期刊。

段先生還擬將過去多年收藏文物背後的故事，寫作成書，向世人介紹這段悲壯歷史後面許多感人的故事。段先生提及，有一次他收集到一件犧牲美軍的衣服，從其口袋裡，找到一個用子彈殼做的一雙和平鴿和十字架雕件。這個美軍的遺物現正是滇西紀念館的館徽標誌。

「滇西抗戰紀念館」臨近有國殤墓園，是20集團軍反攻騰沖陣亡將士的墓園。參觀紀念館和此墓園，以及騰沖來鳳山和龍陵松山戰役的遺址，總會帶給人們無限的感悟。

感謝「滇西抗戰紀念館」提供抗戰史蹟素材，以及當地部門安排筆者拜訪段生馗先生。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民進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地位，這一新變局對兩岸關係來說是一次重大挑戰，但作者認為它不失為一個新的機遇，關鍵在於能否化挑戰為機遇？

2016年5月20日，民進黨在台灣重新取得執政權地位，這一新變局對兩岸關係，尤其是對中國大陸來說，當然又是一次重大挑戰。悲觀的聲音又多了起來，但基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本人認為民進黨重新上台應該也不失為一個新的機遇，關鍵在於我們要如何面對？如何把握機遇？以及能否化挑戰為機遇？

民共之間的核心政治障礙

長期以來，民進黨與中國大陸之間不僅缺乏政治互信，甚至予人毫無政治交集的感覺。民進黨內有些人不僅否定自己中國人的身分，甚至連自己的華人屬性也不願承認，造成大陸不願意與民進黨人接觸對話。其實，民進黨與中共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交往的經驗，也沒有直接的選票衝突，為什麼國共關係都已實現和解，而共民關係卻困難重重？

作為近百年中國內戰的兩造雙方，中共與國民黨在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主張方面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但今天國共之間已走出恩怨情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展開政黨良性互動。國共和解，不僅為兩岸人民贏得了8年兩岸關係和平穩定與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且實現了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

反觀民進黨與中共之間，更準確地說是民進黨與絕大多數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恩怨情仇，卻始終找不到和解共生之道。在台灣內外的壓力之下，蔡英文的520演說重申了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岸關係暫時避免了立即攤牌的厄運，但兩岸公權力部門和兩會之間的互動已然停擺。由於民進黨方面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從量變上觀察，520以來的兩岸關係已呈現「斷崖式」滑坡，民共政治沒有互信的負面影響已經出現。我們擔心的是，由於民進黨內台獨和去中國化言行的慣性，兩岸公權力部門間的政治猜忌已在重新累積，兩岸社會輿情的對立也在增長，兩岸關係的「火險等級」正在上升，當前極其脆弱的兩岸政治平衡局面，很可能因一件微小事件的疊加，而在一夕之間垮塌。

民進黨是「天然獨」的集合體嗎？儘管最近台灣輿論界反對出現「日本殖民陰謀說」：「台獨基本教義派」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潛伏」下來的日本人（台灣網路文章，楊振明：《混在台灣島內的日本人》），這股勢力甚至超過200萬人之多。但此說法並沒有太多有力的證據支撐，我們也不能完全將個人出身與政治立場畫等號。進一步說，將民進黨支持者與台獨人士畫等號的指控可能是過於簡化的觀點，因為台灣絕大多數人是漢族移民的後代，歷年民調顯示，台灣絕大多數人曾公開表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因此，本人更傾向於民進黨的台獨色彩是一種「加工獨」，是在特殊時空環境下被塑造出來的政治產品。

同樣的，今天的民進黨人對中國大陸的負面印象，基本上是國共內戰時空背景下相互醜化的政治加工品。時至今日，台灣媒體對中共的報導仍以負面為主，除了少數有機會全面瞭解中國大陸現狀的群體，大部分的台灣民眾—不論是國民黨的支持者還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他們所受政治社會化的內容大體上是一樣的。

基於對戰後40年台灣政治的研究結論，本人認為民進黨人與國民黨人的差別，在於「大中國」與「大一統」話語體系在台灣內部政爭的工具性選擇：國民黨在統治台灣合法性、道德性和正當性，長期依賴「大中國」與「大一統」；而對於民進黨來說，恰恰相反，「大中國」與「大一統」正是他們為奪取政權所要破解的「政治魔咒」。

儘管有著政權之爭的矛盾關係，但國民黨承認兩岸之間有著法理上和政治上的領土、人民關係，因此，國共雙方存在著「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共同政治基礎。而民進黨至今不願承認兩岸之間存在著「同屬一國」的政治聯結，這種情況與國共關係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

民進黨人要麼主張「台灣已經獨立」，本來就與中國大陸沒有領土、人民的關係，要麼倡言台灣從中國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民共雙方缺乏最基本的共同政治基礎。因此，雖然國民黨和中共的政權之爭尚未完結，但在法理上同屬一個國家的共同認知下，雙方可以並且已經求同存異了。中國大陸與民進黨之間則不然，雙方不僅僅是政權之爭的問題，首先要處理的是更加深刻的國土與人民關係問題。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民共關係現狀已超出一國內部的政權之爭問題，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

台獨主張在民進黨內已成為一種不容討論的「政治正確」。十多年前，民進黨內的重要成員還一再強調，「台灣獨立」只是民進黨內一部分人的觀點，或說「台獨」只是工具性的政治主張，他們一再宣稱不能簡單地把民進黨說成是「台獨黨」，但現在這種聲音已經「靜默」了。雖然民進黨內不同派系和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主張台獨的動機、出發點、強度上有所不同，甚至對台獨的內涵理解也有所不同，但由於黨內大多數人公開主張「台灣獨立」，民進黨就是「台獨黨」的認知已成為兩岸輿論的共識。隨著民進黨「台獨黨」形象的固化，大陸方面越來越不願與民進黨建立黨際政治關係。這就是民共之間難以開啟對話的核心政治障礙。

政黨再輪替帶來新挑戰

民進黨重新執政對大陸形成的挑戰，不僅來自於民進黨政權，也間接地來自美國、日本，來自國民黨，甚至來自大陸內部的民意壓力。

首先，民進黨在野期間不僅旗幟鮮明地主張台灣獨立，而且一直在言論和行動上杯葛兩岸交流合作，甚至在文化上推動「去中國化」活動。民進黨上台不久，人們已經注意到，教育部長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廢止微調課綱，此外，蔡政府還公開挑戰「沖之鳥是礁不是島」。蔡英文出訪巴拿馬時署名President of Taiwan (ROC)等，都引起兩岸各界更多的疑慮。因此，說大陸方面從台灣新政權一上台就受到新的政治挑戰並不為過。

其次，作為美國所謂西太平洋島鏈重要一環的台灣，歷來是美國防堵中國力量進入西太平洋的重要一環。在美國啟動重返亞洲戰略的當口，在中美摩擦加劇的時刻，出現一個對大陸不友好的台灣政權，多少可以降低美國「圍堵中國」的成本。

讓大陸更加憂心的還不是美國，而是對台灣有著特殊歷史情結的日本因素。近年來中日關係已頗為緊張，一個更親日的台灣政權上台，無疑讓日本有心人士喜出望外，而民進黨內不少政客更大剌剌地討好日本，這些動作比美國因素更直接挑戰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敏感的政治神經。

第三，民進黨重新上台對大陸的挑戰還有來自國民黨的壓力。如果公開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大陸對台政策卻一如既往不做調整，國民黨人自然會覺得大陸是「不講原則地放水」，國民黨人的挫折感不難理解。早在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上台執政時，就有國民黨高層抱怨大陸學者專家與民進黨人的接觸，並以威脅的口吻警告說：「如果你們與主張分裂國土的民進黨往來，國民黨只好與民進黨進行台獨比賽」。這樣的威脅或許有點誇張，但國共雙方開展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大陸方面在與民進黨交往時，不可能不在意國民黨人的感受。

最後，更大的挑戰可能來自中國大陸內部民意的壓力。對於大陸民眾來說，大陸對台釋出的善意一波接一波，其中不少是片面的「讓利」，但台灣內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一直下降」、「支持台獨的比率明顯上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幾乎成為「和平分裂的代名詞」。最直接的衝擊就是，國民黨在2014年底和2016年1月兩次大選的慘敗。這樣的結果看在大陸一般民眾眼裡就是「對台政策」的失敗。雖然事情並非媒體所渲染的那樣簡單，但有多少人會聽信專家的意見呢？不久前《環球時報》公布對「武力統一」態度的民調結果，再次顯示「武統」的情緒高漲，這對大陸方面同樣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

近年來，大陸民眾對台灣問題的憂患意識明顯上升，主要原因是台灣方面一再公布「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民調結果，從表面上看，這些看似科學的民意調查證實了和平統一已越來越不可能。如今，「台灣問題夜長夢多，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的斷言，已不僅是網上「憤青」的言論，而且也出自知名教授口中。對於大陸民眾來說，民進黨人長期推動的「去中國化」工作已在台灣形成某種政治亞文化氣候，台灣人自外於「中國」已成為某種「政治時髦」，台灣人面對大陸和大陸人時，言必稱「中國」、「中國人」的情形越來越普遍，民進黨人的「去中國化」政策已開始觸碰大陸人容忍的底線。

民進黨再執政的潛在機遇

上述關於民進黨再度執政對兩岸關係可能帶來挑戰的分析，是基於民進黨延續在野時期政治立場和主張的線性推論。當然，世界上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發展和變化，我們對民進黨的分析，也應該從歷史的、發展的、全面的、辯證的眼光，去做其他可能性的分析和推理。

從民進黨成立30年的歷史來看，民進黨分裂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台獨黨」形象是鮮明的，對於這樣的立場，大陸方面絕無接受的可能。民進黨不改弦更張的話，兩岸對抗與衝突不可避免。但我們不能坐視這種局面持續下去，我認為雙方之間理論上仍有改善關係的可為空間。儘管改變不見得會發生在短期之內，但長期來說，民進黨政黨路線調整的「髮夾彎」卻是有可能的、或者說已經發生了。

從理論上說，「台灣意識」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隨著內外環境的改變，民進黨人對「台獨」內涵的理解也有可能發生變化。從蔡英文的520演說來看，明顯與民進黨傳統的政治話語有所區別、有所進步，儘管這種進步與大陸的期待還有落差。

在嚴重不對稱的競爭結構下，台灣的選擇其實相當有限。民進黨人也不能閉起眼睛說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民進黨當局不僅要考慮大陸方面的反應，還要考慮美國人和日本人等國際社會的態度。雖然這些國家戰術上會利用台灣政權輪替的有利條件，但他們不可能為「台灣獨立」犧牲其自身的國家利益。更加直接的政治現實是，蔡當局首先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台灣內部的政治規則和法律規定已經對民進黨當局產生著足夠大的拘束力。所以，除了言語上的挑釁和戰術層面的擾亂外，民進黨政權並不能真正對大陸構成顛覆性的挑戰。

經過16年來三次的政黨輪替，大陸對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滲透力已明顯提高，目前大陸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突飛猛進發展，「法理台獨」已變得更加不可行，如果進行無謂的政治衝撞，蔡當局只能讓台灣付出無法挽回的代價，最終受害的還是台灣民眾。對於民進黨來說，4年後能否保住執政權才是核心利益，如果不能維持台灣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安寧，選民很可能會用選票讓民進黨成為第一個無法連續執政8年的政黨。因此，民進黨內部存在著強大的內生動力，必須處理好與中國大陸的關係，這也就是兩岸關係存在新機遇的最大依據。

與第一次上台執政相比較，民進黨當局的自信心和定力已大幅增長，民進黨人如果願意調整兩岸政治立場的話，他們是有能力適度調整並獲得成功的。在總統大選的過程中，蔡英文已流露出希望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處理兩岸政策的意願，她在《蔡英文－從談判桌到總統府》一書的序言裡說：「兩岸關係也必須走出國共關係的框架，以廣泛的民意為基礎，建立可長可久的互動架構」。她在同一書裡說：「什麼事情都不能不考慮代價，而且這個代價是不是能夠負擔得起」。另外，蔡「赴美面試」以來對中國大陸的稱呼改變了，她開始小心翼翼地稱呼海峽對岸為「中國大陸」，基本上做到不在這些言語上刺激大陸民眾敏感的神經。

對民進黨的建言

我們希望在蔡英文的帶動下，民進黨內的政治文化開始調整和改變，民進黨人能以同理心感受大陸民眾的情感，不再輕易地用自外於中國的話語刺激中國大陸民眾。當然，我們也期待大陸民眾越來越多地用同理心理解台灣同胞的喜怒哀樂。民共和諧關係的建構儘管不容易，但我們不應放棄，因為一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對於兩岸人民是最高利益。國民黨若從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大局的角度看待民進黨的轉型，他們也會真心歡迎民共關係的破冰。

如習近平所宣示的，大陸不會因台灣政局改變而改變兩岸關係的大政方針。筆者相信，只要雙方有足夠的耐心和智慧，民共之間一定可以就兩岸關係同屬一個國家的問題找到共同的表述方式，對於民進黨人來說，這只是一念之間的事情，事實上，他們已繞著圈子把兩岸在法理上同屬一個國家的意涵以拆零的方式表達出來了，只是這樣的表達太過抽象模糊，予人留有後門，說變就變的不確定性。

簡單說，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政治定位問題上就差概括出一個明確的、可操作的政治詞彙。我們期待民進黨直接承認「九二共識」，或者與大陸之間儘快形成新的「法理一國」共識，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以造福兩岸人民。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兼院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

宗景宜，1952年生於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畢業。1977年生下一名患有重度智能障礙的女兒，為了爭取孩子生存的尊嚴與權利，她把對女兒的小愛化為大愛，1987年創辦台灣第一本以智障者為關懷對象的《心路》雙月刊，同年底創辦全台性的社福組織「財團法人心路文教基金會」(1999年更名為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心路基金會)，為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庭爭取權益。

宗景宜曾任心路基金會創會董事長，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啟智協會理事長、殘障聯盟常務理事、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常務理事。目前擔任心路基金會執行長。

宗景宜帶領的心路基金會曾獲國家公益獎、行政院金擘獎、台灣企業獎─最佳社會貢獻獎等殊榮，個人亦獲第六屆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社會服務獎、2015年吳尊賢愛心獎—社會服務獎等。

問：首先想請教您當初為什麼會想到成立心路基金會，您想達到的目標有哪些？

宗景宜答：成立心路與我女兒有關，成立的目標，簡單扼要講就是為智障孩子爭取就醫就學就養的權利。

我女兒出生於1977年，一歲多時出現發展遲緩現象，我帶她到醫院檢查。當時社會對智能障礙及自閉症等名詞都不熟悉，確診過程孤獨又漫長。她患有重度智能障礙，不會表達需求也無法自理生活，我曾經花了三年時間訓練她拿湯匙吃飯。我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是希望能讓智障孩子學會吃飯、上廁所，自理生活，未來就不需一個大人一直在旁邊看顧，長遠來看，可以減少家庭及社會的負擔。

女兒六歲那年收到入學通知，我帶她去報到，才知道她被擋在國民小學門外。當年只有少數學校設有啟智班，智障小孩不但要跨學區就讀，也不見得進得去，因為兩年才設一班，一班只收12名學生，我女兒排在第44名，就學之路遙遙無期。

當年社會大眾不認為智障孩子能學習什麼，受教育只是浪費教育資源。台灣直到1984年才制定《特殊教育法》，在那之前，沒有任何法源依據可以給特殊孩子適合的教育。

不單是教育問題，還有醫療上的難題。那時候還沒有健保，孩子看病或復健花費很大，很多父母因為有這樣的孩子而離婚或生活陷入困境。我想這些孩子會長大，照顧他們的家人會老，未來怎麼辦？於是想成立一個團體，為智障孩子爭取生存尊嚴及權利。

我成立心路的第二個動機是想讓有智障孩子的家庭得到更多的支持。通常沒有保姆願意照顧智障孩子，所以很多職業婦女被迫辭掉工作，在家全時間照顧智障小孩。心路讓家長明白，「你不寂寞，你有地方可以尋找資源、倾傾吐心聲」。

第三個想法是，如果要獲得政府的重視、社會大眾的認同，一定要集合群體力量組成倡議團體，才有實力替孩子爭取受教權、就業權。而這群人不是別人，就是智障兒的父母。

問：請問您當年如何號召家長站出來？也請您談談成立心路基金會的過程。

答：我認為「家長是智能障礙孩子最重要的權益倡導者」，只有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孩子挺身而出，所說的話才具有公信力。我當時跑遍全台30幾家啟智中心與教養院，與家長面對面溝通，晚上回家再分別寫信給家長，鼓勵有同樣遭遇的家庭站出來，為弱勢的孩子們爭取權益。

我們當初想要成立社福團體，但那時已有啓智協會，依據當時法令不能再成立類似性質的人民團體，所以我們只好申請成立基金會。成立基金會需要有100萬元的基金，只好自己募款，當時我們辦了兩場募款餐會，另外靠雙月刊呼籲家長們小額捐款，經過一年，終於募到100萬元，1987年正式成立「心路文教基金會」。

問：您曾發起《殘障福利法》修法行動，您認為修法的內容對智障者與其家庭有哪些幫助？

答：台灣1980年訂定《殘障福利法》保障殘障者的基本權利，但福利措施相當有限。另外，政府能否落實政策與預算有關，若沒有依法編列預算或只編一點點預算，政策根本無法落實。而且，我認為政府經費不應該單單幫助殘障者，家庭的支持也是非常需要的。

1989年心路基金會結合了超過70個殘障團體，包括殘障聯盟的劉俠姊，要求立法院修改《殘障福利法》在社會福利與特殊教育的預算分配。《殘障福利法》後來又修了幾次，如先改成《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後又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殘障」改成「身心障礙」，「福利」改成「保障」，避開歧視字眼。1987年時殘障福利預算只占中央總預算兩億，之後逐年成長到現在60幾億，一切都在逐漸進步中。

問：心路基金會服務的對象及範圍一直在擴大中，請問基金會如何運作？

答：心路基金會成立初期在台北火車站旁租一間小辦公室，至今全台已有近30個服務據點，員工近500人，主要營運方式是「服務專業化、經營體制化」。「經營體制化」包括制定管理手冊，建立制度，例如主任級兩個月開一次會，處長級每個月開一次會，每年都有年度大會，像本月我們已開始研擬明年的年度計畫。

心路基金會服務的領域有兒童、成人、庇護職場，每年有近6000人接受服務。兒童部分有兒童日托中心、早期療癒服務等；15歲以上的成人有日托服務，我們也與公部門合作，以「公設民營」的模式提供智障者照顧，我們還成立了「社區家園」，讓中重度智障者可以在「似家」的環境裡生活，這是一個全日型的服務。

心路基金會近年來也積極照顧中高年齡的智障者，他們的父母擔心自己一年年老去，有朝一日走了以後，誰來關心孩子。心路看到這一點，積極推動「中高齡社區安老服務」走入智障者居住的社區，在社區內培育照顧人力，希望就近協助他們在熟悉的社區裡安心終老。

庇護職場方面，我們設立了「心路洗衣坊」、「慈佑庇護工場」、「一家工場」、「機動工作隊」、「慈泰庇護工場」等，讓智障者可以擁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可以對未來懷抱希望。

心路基金會做這麼多服務，是我們從很多家庭的境遇裡，感覺到他們最需要服務的項目。例如，我們早期提供喘息服務，幫忙家長照顧智障兒半天時間。起因是30年前我遇到一個媽媽，她有四個小孩，老二是智障兒，她告訴我「跟先生結婚20多年，兩人不曾一起出門看電影、吃飯，我們兩個人一定要有一個人在家照顧智障孩子」，我當時便想有無方法可以讓他們夫妻一起出門看場電影，才發展出臨托服務。

問：您經營心路基金會以來，必定遭遇不少困難，請問您怎麼克服那些困難？

答：心路每年服務幾千名智障孩子，每一個孩子都需要專業人員提供服務，支出經費非常大。我們每年需要經費約3.5億元，政府約補助三分之一多、自闢財源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要靠募款。可是現在需要幫助的社福團體愈來愈多，募款愈來愈困難。我們只好更努力地去募款，用心路的服務績效去行銷，讓社會大眾願意購買心路基金會生產的商品。

我們從成立時就不打悲情牌，而是強調智障者應擁有尊嚴的生活、豐富的生命與美好的希望，這也是心路的願景。

跟政府打交道也有挫折。例如政府要求金龍發展中心收80名智障孩子，事實上，扣掉公設、辦公室、會議室、配膳等，實際上服務的空間最多只能收60幾人。不是我們拒收，而是必須考量基本的服務品質。

30年來我們遇到種種困難，但總是要一一設法克服。

問：30年來心路基金會及您個人都多次獲獎，您是否引以為榮？

答：我做這些事的開頭是因為我女兒，她改變了我的後半生。但是說真的，我個人不在乎被肯定或得獎，但心路基金會需要被肯定支持。所以，我認為頒獎的政府或慈善基金會既然肯定心路，就應該在人力、經費上提供幫忙，那樣的肯定支持，對我們才有實質幫助。

問：您將於明年滿65歲生日時退休，請問您未來有什麼計畫？

答：對個人來說，我不訂什麼計畫，到時候看遇到什麼事再做選擇。可能會有較多時間讀讀書，也可能會參與一些祈禱工作坊，甚至不排除再找點事做，一切看天主的安排。

聯合國前大會主席約翰阿什被美國指控接受澳門地產商的賄賂，引起高度關注。阿什已於去年過世，但該案才剛進入審理高潮。

9月4日至5日，20國集團領導人第11次峰會(G20)將在杭州舉行。但最近一段時間，大陸企業對外投資正面臨一連串的挫折，例如：中國廣核集團(CGN)遭美國司法部門以「工業間諜竊密罪」起訴，使得原本應該開工的英國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 C核電項目於7月29日被英國政府「暫停」；澳大利亞最近也阻止大陸企業入股電網項目。

英國梅伊政府想重新審核國家級的工程項目固然合理；然而，在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崩盤的今日，繼續耗費巨資去興建核電項目並不划算，何況英國長期入不敷出，國民經濟必須依賴外來投資，而中國是英國目前最重要的投資者，中英在核電方面的合作應不至於完全破局。

聯大主席涉案受到關注

美國以「工業間諜竊密罪」起訴大陸企業及在美的「華裔間諜」，已經不是新聞。但過去一年有一個案件因涉案者曾為聯合國大會主席受到高度關注，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都對此案表示震驚及遺憾。

聯大主席是由成員國代表輪流擔任的榮譽職位，並沒有實際權力。約翰‧阿什(John Ashe)原任中美洲島國安提瓜和巴布達(Antigua and Barbuda)駐聯合國大使，於2013至2014年間擔任第68屆大會主席一年，直到2014年9月為止。

阿什於2015年被美國司法當局以逃稅、收賄行賄等罪名起訴。檢察官指稱，阿什在擔任聯大主席期間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從包括吳立勝在內的多名中國籍商人手中收取超過1,300萬美元的賄賂，以換取聯合國支持在澳門建築一座造價數十億澳元，由吳立勝公司興建的會議中心大樓。

在起訴狀中，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指控，阿什在2012至2014年期間先後將贓款存入他在美國的銀行賬戶，還轉帳支付了房貸、租賃寶馬汽車，並購買了數隻勞力士手錶。FBI還指出，阿什在收受賄款後，隨即開始為行賄者奔走遊說，並將部分賄款送交原安提瓜政府總理。阿什也是設立在紐約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基金會」(Global Sustainability Foundation, GSF)榮譽主席，該會總裁和財務長被指控是上述收賄行為的中間人。

此案牽涉甚廣、勝敗難卜

此案共有七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澳門富豪、身家達18億美元、曾任大陸政協委員的吳立勝。吳立勝原籍廣東南海，目前擔任「新建業集團」主席，該集團在北京、廣州、杭州、深圳及珠海等地皆有房地產項目。吳曾與何厚鏵（澳門第一至二屆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及何鴻燊（在澳門博彩業獨占驁頭，有「賭王」之稱）合作，以「南灣發展有限公司」名義，開發過澳葡政府的南灣填海區工程。

2015年9月19日，吳立勝和私人助理殷傑夫(Jeff Yin)在紐約機場入境時，因試圖非法攜帶450萬美元現金進入美國，在紐約機場被警方逮捕。兩人被指控從2013年至2015年間，多次從大陸攜帶巨額美元現金進入美國境內，並謊報金錢用途。檢察官在9月26日的聽證會上表示，殷傑夫被捕後坦承，那些錢是要支付給「從事不法行為」的人作為酬金。9月28日起訴狀指出，兩人涉嫌妨礙美國海關人員執行勤務，以及向美國海關提供虛假陳詞。

在審理過程中，檢察官爆出吳立勝曾於1996年給民主黨籍總統候選人柯林頓超過100萬元的非法政治獻金。該案已於1999年定讞，阿肯色州涉案人崔亞琳(Charlie Trie)被判有罪，但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民主黨參議員利伯曼(Joe Lieberman)認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政府涉案。檢察官這一次扯出20年前的老案子，一方面可能是想使判決對吳立勝更加不利，另一方面恐怕也想趁此羞辱中國。

吳立勝2015年10月被控向阿什行賄，2016年1月接受審訊，以5,000萬美元保釋。吳立勝的律師8月初提交曼哈頓聯邦法院的答辯狀指出，檢方針對吳立勝的控訴「毫無根據」，而且吳立勝興建永久聯合國會議中心服務南半球國家的計畫被美方打亂，「有充分理由相信，擱置興建會議中心是為了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着想，並成功降低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美國檢方尚未回應吳立勝方的指控。

阿什被控後一直積極地為自己辯護，但他於2015年6月因心臟病突發，在美國去世，終年61歲。

法律案件須妥善處理

美國表面上講法律高於一切，但許多法律案件都有其政治目的，包括鋼鐵傾銷案、華裔工業間諜案、南海仲裁案等。這一次美國起訴澳門商人吳立勝和前聯合國大會主席，恐怕也只是一個最新的案例。

大陸企業想走出去的努力，目前接二連三遭遇強大的阻力，其中包括美國的各種法律訴訟案。儘管中國大陸政府不願意碰到這種法律糾紛，但也必須學習如何妥善處理。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7月25日，美日澳三方外長在出席東亞系列外長會期間舉行了戰略對話會，並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表達「嚴重關切」後仲裁時代的南海局勢。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7月25日，美日澳三方外長在老撾萬象（台灣稱寮國永珍），出席東亞系列外長會期間舉行了戰略對話會，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美國國務卿凱瑞與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在會後發表了一份針對南海仲裁案後涉及南海局勢的聯合聲明，表達了對後仲裁時代的「嚴重關切」。該聲明內容大體有如下幾點：第一，強烈反對可能改變現狀及加劇緊張的任何強制性單方面行動；第二，強調應避免採取對有待劃界區域的海洋環境造成永久性改變的單方面行動，並敦促所有國家不要採取大規模人工填海、建造前哨，並把它們用於軍事目的的行為；第三，表達對法治的強烈支持，並呼籲中菲遵守7月12日的仲裁結果。

美日澳三方外長之所以發表如此強硬的聯合聲明，據美日智庫人士透露，主要是受到來自國內輿論的壓力。

美國在幕後操縱全局

美方智庫人士表示，南海仲裁案結果公布後，美國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lS)、蘭德公司、中情局、海軍戰爭學院等部門聯合開會討論，達成一致的看法：認為北京在仲裁結果後可能仍然忽視南海規則，從近期中國官方發布的聲明可看出，北京的政治與戰略立場都很清楚，只是戰術作為還不清楚；北京不會在南海問題上退讓，而會一步一步強化實際控制，並可能在黃岩島上建島；如果中國的作為沒有遭到反對，美國的海權就將被視為無能為力；中國對東海釣魚台的作為，也會變本加厲；因此，必須聯合日本、澳洲發表一個對南海局勢的聯合聲明；同時應支持和鼓勵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也向國際海洋仲裁庭提出仲裁案，進一步撼動中國的主張；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的島礁提出「無害通過」的要求已起不了作用，應該採取的是「非禮(indecent）通過」，藉以挑戰中國的擴張，也不要讓中國在黃岩島上建島。因此，美國有必要與友好國家，如日本與澳洲一起行動起來，捍衛海洋自由。

基於這樣的共識，美國積極展開與日本、澳洲聯手抑制中國的行動。

美日澳形成「包圍網」

至於日本，雖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但可以說是這次「南海局勢聲明」最積極的推手。外相岸田文雄在出席萬象會議前，與中國隔空放話的前哨戰在24日就已打響。岸田當天下午從東京羽田機場啟程前往老撾時向媒體表示：「將強調重視法治及和平解決的重要性」。這似乎是在不點名地敦促中國遵從仲裁結果。針對岸田的表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當天傍晚在北京回答記者提問時，批評岸田的言論：「日本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國，還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更沒有資格對中方說三道四」。對此，日本消息人士將它解讀成：「這是面向中國國內擺出的姿態。實際上，中國政府擔憂遭到國際孤立，暗中正在靠近。」

除以上隔空放話外，拉鋸戰也在東京展開。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25日在記者會上，就三國外長在老撾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聲明表述了嚴重的關切，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同關切。」菅義偉還聲稱，抵達老撾的岸田將在國際會議上強調和平解決問題。事實上，岸田25日在與東協外長的會議上確曾呼籲各方應緊密合作，他還與菲律賓外長亞賽會談，表示雙方將進一步加強合作。會議期間，岸田刻意展示出將與美、澳團結一致，加強對華「包圍網」的姿態。

以上即是月前美日澳三國外長就南海局勢發表聯合聲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日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推手的角色。至於發表聲明所要達到的目的及後續行動，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James Holmes教授透露：目的就是要讓美國海軍與友邦的船隻、飛機、乃至於潛艇，能夠掌握一切機會飛越那些公約所認定的公海與空域，甚至在南海下錨停泊，直接挑戰中國人工島12海里的領海主張，藉以阻止中國人工造島，改變南海現狀的態勢。另外，美日澳三國外長還呼籲中國和菲律賓，遵守7月12日「對雙方都有法律約束力的最終裁決」。美日澳此舉，被認為是三盟國在聯合聲明中沒有直接批評中國，而採取的另一種介入。

據美聯社稱，這是美日澳在仲裁後對中國發出「最強烈和最具體」的警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5日在萬象與東協各國外長舉行會談(10+1)時，更將南海稱為「對日本而言，是事關生死的重要海上通道」。有關今後如何應對南海問題，岸田稱「有必要讓國際法得到遵守，並確保航行自由」。他還在提到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相關法律時強調：「將與東協一道為確保地區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之後，岸田還與菲律賓新任外長亞賽舉行會談時表示，日本將切實執行向菲律賓提供巡邏船的計畫，幫助菲方提升沿岸警備能力。此外，在與緬甸、泰國等湄公河流域5國的外長會議上，岸田表示將切實執行日相安倍晉三去年7月宣布的7,500億日圓政府開發援助(ODA)。

至於美國方面，國務卿凱瑞於26日會議閉幕後向媒體表示，美方在仲裁案上不持立場，不選邊站，但「絕對支持」運用法律程序和外交手段對話協商解決分歧。不過，凱瑞於次日訪問菲律賓，在馬尼拉與菲國外長亞賽會談後的記者會上，則直接表明仲裁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對於東協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也給予肯定。凱瑞認為聯合聲明雖未涉及仲裁結果，但「明確表示了尊重外交程序和法治，令人滿意」。

凱瑞27日下午還在菲律賓總統府與總統杜特蒂共進午餐並進行會談。儘管杜特蒂在7月25日的施政演說中表示，對仲裁結果「強烈的支持與尊重」，但沒有要求中國遵守。他對重啟前任總統阿奎諾長期廻避的中菲雙邊對話也持積極態度，並任命前總統羅慕斯為南海問題特使，正在為開展對話創造條件。

中方認為「很不合時宜」

針對美日澳發表的三方聲明，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會議閉幕當天(26日)便據理嚴正駁斥。王毅說，25日召開的中國─東協(10+1)會議十分融洽和諧，會後11位外長共同發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的聯合聲明，各方通過聲明承諾回到由當事方協商解決具體爭議的正確軌道，對外發出了中國/東協共同維護南海穩定的積極資訊；但美日澳三方卻發表了另一個聲明，繼續炒作南海問題，渲染地區緊張，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中國。

王毅強調，本地區國家已決心加強深化合作，期待南海局勢降溫，但三方聲明卻還在煽動升溫；本地區國家都認為這是中菲雙邊的問題，三方聲明卻一口咬定充滿爭議的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世界上70多個國家以不同方式表達理解和支持中國的正當立場，三方聲明卻仍在明裡暗裡指責中國。王毅最後表示，「如果你們三方真的希望南海穩定，就應支持中國和東協落實DOC，支持直接由當事國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現在，是檢驗你們是和平維護者還是攪局者的時候了。」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新內閣中的外相岸田、防衛相稻田皆極具企圖心，都有可能是安倍的接班人。為求表現，並替美國分攤全球事務，抑制中國發展，他們肯定會在國際政治場合延伸日本的影響力，但這未必有利於東亞穩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執政團隊7月在參議院勝選後，8月3日進行了內閣改組，最受矚目的是外相岸田文雄留任與防衛相再次由女性稻田朋美擔任。有日本媒體推敲點名三位安倍的接班人，岸田和稻田正是其中的兩位（另一位是石破茂），然而，對東亞鄰國來說，這可能正是日本在外交、軍事方面會更主動難纏且更具針對性的徵兆。

大陸成功化解美日包圍網

7月12日南海仲裁出爐，同月下旬24-26日在寮國首都永珍接連有東協(ASEAN)外長會議及加上域外有26國外長與會的東協地區論壇(ARF)，美國和日本企圖利用該場合串連國際包圍網向中國大陸施壓，要求其接受仲裁結果，但此計策被大陸透過友邦柬埔寨強力反制，使得東協外長聲明和論壇，完全沒有提及仲裁，堪稱大陸外交的勝利。可是，事情並未因此告一段落，日本不會停止，隨時乘機插手。

8月5-9日大陸數百艘漁船，在3-15艘公務船的護衛下到釣魚台附近海域作業，日本政府不肯面對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一味續用「挑釁」、「以力量改變現狀」之類的說詞抨擊大陸，並在5天內向大陸駐日單位抗議24次，雙方關係緊張。8月7日，日方還另外炒作大陸在東海的某座瓦斯鑽井台上，裝設了水面雷達和監視攝影機。儘管日方研判該雷達只能用於小範圍、近距離的水面搜索，用於軍事的可能性很低，不過，日本依舊誇張謂：如果未來更新就有可能用於軍事，而鑽井台等海上設施，也可作為軍事據點，譬如將之作為偵察直升機、無人機的基地等。然而，這些日本渲染的情節，目前都純屬臆測。

岸田遊說菲國牽制中國

日方了解菲律賓現任總統杜特蒂，就南海仲裁看法與前任阿奎諾不大一樣，任命了前總統羅慕斯為特使，跟大陸改善關係。8月8日羅慕斯前往香港「探路」，10、11日跟大陸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曾當過駐菲大使的傅瑩及大陸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晤談。幾乎同一時間的8月11日，日本外相岸田奔赴菲律賓訪問，特別跑到南部達沃市求見杜特蒂總統，對南海情況強調「願根據仲裁庭的判決，與菲國強化依法管理、和平解決糾紛的合作」，獲杜特蒂回應「會尊重仲裁庭的判決，以國際法來解決糾紛，並與日本合作」。

岸田還詳細「告狀」大陸近日「在釣魚台列嶼擴大挑釁行動」；表示日本不僅會給菲國沿海警備隊10艘巡邏艇，還研議要提供大型的巡邏艦，熱切希望能提升菲國監控海洋的能力。岸田跟菲國外長雅賽(Perfecto Yasay)會談時講得更露骨「我們兩國在東海、南海有相同的經驗，一定要促使中國確認遵從國際法律」。岸田不但在開拓日本切入南海的路徑，而且想將東海、南海發生的狀況扯在一起。今年是日、菲建交60周年，岸田訪菲原意在邀請杜特蒂訪日、加強兩國關係，但從他在菲國的行動看來，他根本是在撩撥中菲關係。

稻田思想極右、重視強軍

至於新防衛相，由於稻田過去在歷史、安保方面的言論皆屬右翼典型，外界都在看，她會將什麼樣的歷史觀帶進防衛省？

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出任首相以來，稻田以行政改革相、自民黨政調會長的身分，每年8月15日都去參拜靖國神社，今年則以赴非洲吉布地視察自衛隊基地迴避。在2011年3月號《正論》月刊的對談中，她曾語驚四座地表示「就長期來說，日本擁有自己的核武不應該只流於討論，而要作為國家戰略來檢討」，換言之，她是贊成日本擁有核武的。雖然8月5日稻田針對非核三原則回應記者說「堅持國家政策」、「現在不用擁有核武，也沒有檢討的必要」，改採官方說詞，但她真實的想法還是讓東亞鄰國高度警戒。

總體來說，日本2006年新設統合幕僚監部(三軍聯合作戰參謀本部)，開始發展陸海空三自衛隊聯合機動防衛力(戰力)。近年海上、航空自衛隊頻繁演練輸送陸上自衛隊及武器、彈藥、軍糧，還有現場部隊通訊、奪回離島作戰、無人偵察機偵搜、網路作戰等。而日本的太空政策過去以民生產業、科學技術基礎研究優先，現今則是安保（軍事）凌駕前兩者。因為日本亟欲建立獨自的全球定位系統(GPS)，作戰時才不會受制於人，同時，要擴充4枚「情報收集衛星（間諜衛星）」，追加到7枚。

日本自衛隊購買攻擊火力非常凶猛的最新銳匿蹤戰機F-35A共42架，作為下一代主力戰機，近期美方就會先交機4架。該型戰機根本遠遠超出「防衛」的需求，而是著眼於攻擊。也就是說，今天日本自衛隊的戰力、政府的支持及所扮演的腳色，已不可同日而語。而稻田新官上任，似乎更加快了步伐。

7月上旬韓國宣布，為防範北朝鮮的導彈，決定部署美國的末端高空防禦飛彈薩德系統(THAAD)，由於其高性能雷達可追蹤到大陸東北彈道飛彈的動態，大幅增強美軍對中國的監控能力，而且情報會跟日、韓分享，引發大陸對韓國極為不滿。事情尚未降溫，8月12日日媒就透露，日本防衛省也決定今年加入加強飛彈防禦能力的預算，研議在日本境內部署薩德系統。

其實，2006年7月北朝鮮試射大浦洞2號飛彈後，日本就引進了一組薩德在青森縣的航空自衛隊車力基地進行實驗性部署，可見日本早就看中薩德，公開部署只是時間早晚而已。此一發展也會加劇東北亞形成中俄朝與美日韓對立的態勢。

日本陸上自衛隊原本就有「88式岸置反艦飛彈」、「12式陸基反艦導彈」，前者2014年6月就在宜蘭東邊的宮古島部署了兩輛發射車。但日本仍嫌這兩型飛彈射程不夠遠，為了強化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的離島防衛，計畫開發新的地對艦飛彈，預計2023年前部署在宮古島等島嶼，射程300公里、範圍涵蓋釣魚台，也夠得到台灣東北角。很明顯的，這是日方為鞏固侵占釣魚台而量身打造的飛彈，但牽涉釣魚台，當然就會損及台灣對釣魚台的主權。安倍政府支持南海仲裁，傷害到台灣太平島的地位，這回稻田的防衛省要新飛彈，同樣也無視於台灣的立場與感受。

日本將替美國分攤任務

岸田自擔任外相以來，勤訪各國，賣力執行安倍的外交策略；稻田則是安倍的親信和戰友，也是安倍意志的擁護者，他們兩人為爭取接班，自然會力求表現。當前日本外交、軍事的戰略為：核心盟國是美國，次一層是拉攏歐盟裡的先進國家加上澳洲、印度，再次一層則是協助、引導東協國家，以追求日本國家利益，抑制中國的發展。隨著美國國力相對下滑，並期待日本分擔更多的全球事務，未來岸田、稻田兩人肯定會四處穿梭拉幫結派。換言之，日本將會在美國的默許下，像個「自走砲」到處放砲，只是，這不會有利於東亞的和平穩定。

（作者係本刊主筆）

2016年中國接任G20輪值主席國，無論是在成都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或將於9月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均展現其參與主導全球經濟政策走向，爭取經濟秩序話語權的企圖。

20國集團（簡稱G20），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其主要活動爲「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按照慣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B)同時列席該組織的會議。而為因應2007年到2010年的經濟危機，G20自2008年起召開領導人峰會以商討對策，第11次峰會將於9月4至5日在杭州舉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中國選在該地舉辦國際盛會，別有一番風情。

G20影響力舉足輕重

G20的GDP總量約占全球的85％，人口約有40億，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舉足輕重。揆諸其近幾年的會議焦點，除了全球貨幣及財政政策外，更致力於全球經濟的復甦。這次則希望通過峰會制定「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全球的投資指導原則」，加強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合作，試圖推動結構改革，進而解決世界經濟成長動力不足的問題，為實現世界經濟強勁和持續平衡增長提供新方案。除此，也希望強化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金融機構改革；同時加強金融稅收、能源及反腐敗等領域的合作。

全球貿易成長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重挫，2009年的貿易量成長為-11.40%，2010年雖有反彈，但自2011年後又下降，2012至2015年幾乎呈L型成長；貿易值自2009年大幅衰退後反彈，但2015年的表現更是一個「慘」字了得。（參閱表1）

也因此，7月初的G20貿易部長會議已批准「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確立降低貿易成本、加強貿易投資政策協調、促進服務貿易、增強貿易融資、制訂貿易景氣指數、促進電子商務發展及推動貿易與發展七大合作支柱。其意在促國際貿易、擺脫低迷的經濟困境。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海嘯不僅讓經濟成長疲軟無力，無形中也成了保護主義孳生的溫床。直至今日，包括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及俄羅斯等大國均不時對其國內企業採紓困、補助措施，以刺激出口。坦言之，貿易保護主義的影子無所不在，全球貿易更是雪上加霜。所以，G20會議將提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決定將不採取新的保護主義措施延長至2018年。

創新增長成為會議主軸

全球在金融海嘯後，興起3R風潮：Reduce（減量）、Reuse（重複使用）、Recycle（回收再利用），有效需求趨於不振，進而產生供給過剩問題。俗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全球投資不振，不僅降低貿易活動，也嚴重影響出口導向型國家，拉低已開發國家的潛在經濟成長率，損及全球經濟成長動力。

G20貿易部長會議有感於全球投資尚未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準，亦批准了首份「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確立反對跨境投資保護主義，營建開放、非歧視、透明和可預見的投資政策環境；同時加強投資保護，確保政策制定透明度，推動投資促進可持續發展及投資者企業責任等原則。

今年G20峰會主題訂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應是有感於全球貿易及投資成長不振，再衡酌貨幣及財政政策已然黔驢技窮；此時，唯有創新，才能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復甦的新引擎、新動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去年提出以「互聯網＋」等新興科技產業為國家發展戰略；結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盼能帶動消費、投資及進出口，最終促進經濟成長。包括美國、德國、南韓在內的很多國家，投入相當多的資源，積極發展物聯網產業，應可看出創新為經濟引擎的端倪。

爭話語權更上一層樓

中國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便接二連三地爭取全球經濟金融話語權；如人民幣入籃，今年10月1日起生效、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倡議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推動「一帶一路」大戰略、成立亞投行、主導RCEP、舉辦G20峰會、最近更頻頻與IMF、WB等全球經濟組織接觸，爭取主辦年度會議，讓中國在全球經濟舞台上發出更強大的政策聲音，展現了旺盛的企圖心。

以亞投行為例，中國雖多次強調主導亞投行不是為了競爭，而是為了區域內共同發展。但從亞投行成立至今已有57個會員國，尚有多國申請的態勢看來，中國應已打破了過去由美日主導的國際金融格局。

平情而論，亞洲金融市場在過去受美日所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亞銀）、WB及IMF影響甚大。美日分別為亞行第一、第二大出資國，在亞行的股權共計15%，兩國聯手主導這個組織，產生許多為人詬病的不公平待遇由來已久，早已引起各國不滿。中國大陸於1986年加入亞行，目前是該行的第三大股東國，但投票權僅4%，屈居第三位。又美國在IMF中掌握16%股權，也控制了投票權，中國投票權亦僅僅5.47%。因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出來號召組成亞投行，其實是水到渠成。

從7月成都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以及即將於9月上旬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大陸一則是企圖藉由主辦本次會議展現國力，再則可看出其參與主導全球經濟政策走向，爭取經濟秩序話語權的企圖已益發明顯。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希拉蕊終於如願當上了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但輿論一再質疑她是「最難認識的人」，何以如此？這會影響她的當選嗎？

每四年一次的美國大選猶如馬戲團演出，不但戲演得長—從初春到11月的完結篇，看的人累，更不要說演出者了。其次是製作經費達到天文數字，稱得上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戲碼。在黨團大老無所不在的影響下，當選者無不是在政治圈打滾多年的人物，這樣的人通常都會繼承美國傳統政治人物的習性。

不同的是，這一次的新總統有可能成為美國史上的第一位女總統。只是，眾人都知道希拉蕊柯林頓，卻不見得真識其人。《時代》專欄作家伊利諾(Philip Elliot)稱希拉蕊為「最難認識的人」(the hardest one to know)，事實也確是如此。

可信度超低

自從希拉蕊兩年前再度發願要當白宮主人，各種民調在一個問題上得到同樣的答案，那就是「這位女性不可信也」。她的不可信度曾高達70%，居然能得到民主黨的提名，這才是令人不解之處。

仔細翻閱她的過往經歷，雖然未發現她有任何不法的紀錄，但為何人們不信任她呢？她曾站在高峯，也曾滑到谷底，最後總是有驚無險地度過。但她脫險後不久又冒出另一個「險境」，終會使得人們不再相信她。

年青的自由女權主義者

希拉蕊在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時積極參與學生自治會活動，並當上主席。她也在畢業典禮中代表學生致詞，成為該校首位獲邀在典禮中代表全體學生致詞的學生，可見她的能力不同凡響。她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就讀法律，成為柯林頓的同學。

在政黨傾向上，她1964年就讀高中時曾替共和黨候選人高華德助選，是「高華德女兵」(Goldwater girls)之一，讀大學時轉為民主黨。年紀輕輕就是一位先進的女權主義者，她的政治理念與其初選對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主張十分相似。

不達目的不罷休

儘管她在政治理念上時有修改，她的拚命以赴、使命必達的個性始終未變，也是她今天有此地位的主要原因。

她法學院畢業後，放棄了在紐約等大都市知名法律事務所工作的機會，跟著男朋友柯林頓來到阿肯色州的小城岩石城工作。柯林頓之後緋聞不斷，一般女性主義者大概很難生活在此陰影下，她卻可以將所思及所為分別處理，也就是說，她可以為達目的，做一些她認為必要的妥協。

在工作上，她是拚命三娘，當她在岩石城的律師工作年收入達到20多萬美元時，柯林頓的州長收入才僅有35,000美元。在物質生活大幅變遷下，她對金錢更為重視，也成為她此後追求的目標，但也令她早年的友人說她變了。她不停地改變，恐怕也是那麼多人對她沒信心的原因。

原則不再　誠信破產

希拉蕊自從開始工作後即不缺錢用，然而，當柯林頓兩任總統任滿離職時，希拉蕊卻公開說他們「一貧如洗」(dead broke)。此話一說，更令人們對她產生反感。他們夫婦離開白宮後，以出回憶錄及四處演講賺取了上億美元，柯林頓又成立「柯林頓基金會」，作為柯家金庫的保護傘。事實上，他們財產之多，以及與華爾街緊密的連繫，成為川普攻擊的標的。

然而，柯家有錢並未成為選戰時的死穴，這是因為川普更有錢。再加上自由派最重要媒體《紐約時報》早在今年2月1日初選開打之日，即力挺希拉蕊是「最具資格的總統參選人」。全美自由派人士為阻擋川普，決定暫時不討論希拉蕊值不值得信賴，這種基於政治考量而將真理拋在腦後的心態，正是本世紀之癌。

電子郵件與TPP

選民對希拉蕊感到不安的是，她到底為什麼用私人電子郵箱處理公務。儘管FBI調查後認為無需起訴，但此事根本不該發生，絕對是個錯誤，然而希拉蕊從未坦白她為何這麼做。

此外，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是歐巴馬的主要政見，從一開始就得到希拉蕊的全力支持。如今她卻發言反對TPP，並且向群眾打包票說，她的政府絕不會採用TPP。希拉蕊會做如此轉變，純然是因為桑德斯競選政見之一就是廢除TPP計畫，為想與桑氏合作，只好大喊反對TPP。換句話說，贊成或反對TPP，不是因為TPP值不值得支持或反對，而是為了選票。

輿論普遍認為，要認識希拉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知道她缺點的人，為何仍舉雙手支持？如果一定要再花4年時間才能認識她，是否太費力、也太冒險？

美國大選從準備到初選，再到投票日，需經兩年之久，但在如此漫長的時日中，選民仍不太清楚希拉蕊是怎樣的人，這到底是她川劇變臉演得太成功？還是人們並不認為認清候選人是件必要的事？究將如何，11月就知道答案了。

（作者係中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