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曉梅今年獲聘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鋼琴教授，實現了她多年來想一面教學，一面演奏的夢想。她認為，人生要學以致用才能活得精采，而廈門給了她發揮專長的機會。

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已升格為台灣藝術大學）畢業的古曉梅，是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榮獲俄羅斯及美國雙博士的鋼琴家，2016年2月獲聘廈門大學藝術學院鋼琴教授，消息傳回台灣，知悉的親友師長無不替她感到高興，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五年聘約，相較於在台灣無法找到一份專任發揮所長的工作，實顯難得；二方面，這個職缺是向全球徵才，古曉梅能在眾多競爭者脫穎而出實在不容易。趁著暑假返台探望親友的時機，她來到雜誌社接受專訪，向記者細說去廈門發展的因緣。

「2013年廈門工學院新成立音樂系，我在朋友推荐下應聘任教。」那是古曉梅第一次到廈門，她回憶，「廈門的氣候與食物跟台灣很接近，生活上沒有不習慣，只是沒有什麼朋友，一切要從零開始。不過三年下來，我在廈門感受到滿滿的愛。」

古曉梅舉例，當同事知道她一人來廈門，都很熱絡地照顧她，約她吃飯時，會帶其他很多朋友來，就這樣，她認識的人愈來愈多。

感受大陸重視專業人才

又如，廈門新朋友知道她在1995年去莫斯科音樂學院修讀音樂博士，並於2001年拿到學位；隨後又去美國肯塔基州立大學深造六年，2008年獲得鋼琴博士學位，畢業後還曾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舉辦鋼琴演奏會，都很佩服她，也紛紛主動幫她投履歷，詢問演奏機會，「對於朋友的熱心幫忙，我真的很感激，也同時感受到大陸人很重視專業人才。」

今年獲聘廈門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古曉梅謙稱自己很幸運，除個人的學經歷專長符合校方的需求，她又具備美語與俄語兩項外語能力。

古曉梅同時精通美語及俄語，要從大學時代講起。就讀藝專時，她曾跟隨知名鋼琴家藤田梓老師到莫斯科參加暑期課程，從此與俄羅斯結下緣分。1995年畢業時，同學多數選擇赴美進修，「家境無法供我留美學費，而俄國的學費跟台灣私校差不多，所以我選擇去莫斯科音樂學院讀書。回想我去俄羅斯時才20歲，俄語也不好，但留俄生涯卻是我人生的精華期，除了學到專業，也學到很多生活上的功課，還取得了俄國文化部頒發的俄文鑑定證書。」

從俄國學成返台的古曉梅，原本以為可以好好在家鄉就業展開人生下半場，未料，鼻子過敏的老毛病導致她身體狀態很不好，甚至影響她登台演出。偶然間，朋友告訴她，美國肯塔基州立大學音樂系有全額獎學金及助教職，在沒有經濟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她再度赴美讀書。「畢業後有機會留在美國任教，不過2008年恰逢全球金融海嘯，加上父親身體不適，我也認為未來亞洲會是世界發展最快的地區，就毅然決然地選擇回家。」

在廈門大學實現夢想

返台後，古曉梅想找一份全職的音樂教學工作，無奈台灣音樂系的老師呈飽和狀態，新人不易進入，於是轉往政治大學斯拉夫語系擔任俄國音樂鑑賞課程老師、社區大學教音樂欣賞，替國家音樂廳出版的表演藝術雜誌撰寫樂評，在中正文化中心及台北世貿科技展覽會擔任俄語口譯，並在中央廣播電台俄語組主持節目。

一個人同時做四五樣不同的工作，日子過得不輕鬆，但她說「現在回想起來，那段經驗非常有趣、非常好，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履歷，造就了現在的我。」「我除自小接受中華文化教育，20歲以後又接觸了美、俄兩國的文化，視野因而提升，尤其很開心因有外語能力，我得以看到音樂以外更寬廣的世界。」

古曉梅雖然惋惜她不能在自己的家鄉工作，但她在廈門大學真的能夠發揮所長。目前除了在廈大教學，也因為大陸積極推動國際交流活動，她同時負責筆譯、口譯等對外交流工作。此外她也經常舉辦講座，受邀擔任音樂比賽的評委，更有機會開個人的鋼琴演奏會，9月底她將與廈門愛樂樂團合作演出貝多芬鋼琴協奏曲，11月跟廈大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古曉梅認為她自己隨時「保持演奏狀態，對學生是好的示範。」

她指出，音樂本身就是語言，有時無法用字詞準確表達的言語，但琴一彈，就懂意思；一聽，就知音色的要求為何。演奏與教學相輔相成，老師演奏能力愈好，教學質量也會愈好。

古曉梅最後建議青年人，人不能改變環境，只能改變自己，唯有不斷培養自我的優勢條件，工作來時才能把握住。她相信，人要活得有價值、有意義，就是要能學以致用，而廈門給了她融合所學，發揮所長的機會。

8月21日，一代青衣顧正秋因敗血性休克辭世，享壽87歲。消息傳出令人不勝唏噓，這不只是因為顧正秋在台灣戲迷心目中有無可替代的地位，也因為她的人生是一則美麗又神秘的傳說。

顧正秋1929年出生於南京，1939年起在上海戲曲學校學戲，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1948年底，她率領創立的「顧劇團」來台北，在迪化街永樂戲院創造連演五年的藝術界奇蹟，這一段「永樂五年」被看成是台灣京劇的開端。

至於她為何會在1953年，24歲的時候因愛情隱退京劇舞台，流竄各種耳語揣測，說什麼顧正秋當年太紅，追逐者眾，「太子」蔣經國也是其中之一。後來顧正秋祕婚任顯群，令蔣經國不滿，才讓情治單位找了個「知情不報」的罪名逮捕任下獄。等到任假釋出獄後，顧正秋洗盡鉛華跟隨丈夫移居無水無電的金山農場，種草莓為生。

直到1963年，顧正秋為「慶祝總統華誕」才復出義演《鎖麟囊》。之後她有過少數的幾次演出，如1987年為國家戲劇院開幕首演《新文姬歸漢》，1996年「新舞台」開幕與京劇老生李寶春合演《四郎探母》中的〈坐宮〉，然而〈坐宮〉卻也是她最後一次義演，「顧唱」從此成絕響。

2007年難得公開露面

20年來，顧正秋鮮少公開露面。對於沒趕上「永樂五年」的戲迷，或者曾經看過幾場顧正秋義演，以及從不曾欣賞「顧唱」的觀眾而言，大概只能從《顧正秋舞台回顧》、《休戀逝水》等回憶錄、傳記書，得知顧正秋的生平、學戲過程…，或從藝文圈師長友朋口中，「聽說」一些有關顧正秋婚姻的秘密。

2007年，顧正秋難得出席兩場公開活動。我以文化記者身分，有幸以一個小粉絲的姿態，兩次採訪大師。在記者會上，我看到顧正秋身為一代青衣的敬業態度，也感受到她的淡然個性。

2007年5月13日，新舞台十周年慶推出系列藝文節目，當時78歲的顧正秋已近十年未曾公開露面，卻在時任新舞台負責人辜懷群的邀請下，不但第一次錄電視節目，還出席了記者會相挺。

來台初登場很忐忑

那一天，顧正秋以清亮細緻的嗓音談到1948年獨自從上海帶團來台北表演的心情：「剛開始有點慌，心想台北觀眾聽得懂京劇嗎？」直到開演三天票房全滿，她才放下心來。

記者會上，李寶春安排年輕演員表演蹺功，勾起顧正秋想起小時苦練基本功的往事。她說從前在劇校，表訂練功時間是早上8點到下午4點，她總是在吃完晚飯後，無人逼她的情況下再繼續練功。

李寶春爆料顧正秋演出禁忌，「為了護嗓，看到人會打招呼但絕不說話，若有事要溝通就寫紙條。」由這段話可以看出顧正秋敬業的一面，但顧正秋聽後一直謙稱「這是演員應該有的職業道德」。

大家好奇追問顧正秋有無可能再登台？她當時即坦言「有戲癮，但家裡沒胡琴伴奏，平日不哼也不唱，應不會再演出了。」

已過慣沒人打擾的日子

本以為這次能見到大師已很幸運，未料同年7月19日，時報出版公司因為發行《奇緣此生─顧正秋》一書，又請來顧正秋出席新書發表會。那一天，顧正秋打扮得很美，盡顯雍容氣質。身穿白色碎花過膝洋裝，圍著白絲巾，戴黑色蕾絲手套，皮膚光滑又白晰，雖然腳踩三吋黑色細高跟鞋，卻是步履安然，完全看不出來年近80。

顧正秋看到記者會現場懸掛三幅她美麗身影的大型海報，其中作為書的封面那一張照片最是明艷照人，她忍不住笑說，女兒任祥不在，否則定會嫌太「妖怪」了，因為女兒希望她看起來端莊如英國女王一般。

記者會上，顧正秋說自己這些年「已經過慣沒人打擾的日子」，很少出門看戲，就是喜歡跟老友講講電話。像是與她相交超過70年的好同學名角張正芬，兩人平日常打電話聊天，總是聊到手酸了才不得不掛上電話。她還是個夜貓子，與《奇緣此生─顧正秋》作者季季電話連絡，都是在午夜12點後。

顧正秋讓京劇在台灣開始萌芽發展，綻放的戲劇光芒風靡無數戲迷，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都形容她是「舞台上的一級上將」，後來顧劇團解散，她的學生樂師都在台灣京劇傳習上扮演重要角色。2007年的兩次公開活動，兩次都讓她在公眾面前「回想當年」，顧正秋說往事，平平又淡淡，一如她自剖：喜歡自由，不愛被拘束，心思除了在戲上面，其他事都不會放心上。

胡適一生不間斷地寫了50年的日記，卻有部分年月出現空白，作者從胡適的感情生活及紅學研究兩個面向，揣度日記何以出現空白的原因。

2015年11月出席台北「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國際研討會」，在開幕式上聽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說，「應學會從史料的空白處進行思考」，讓我聯想到1990年遠流出版公司《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從1911年的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1962年發病去世為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50年的日記。」而吳大猷《〈胡適的日記〉序》則謂日記尚有「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兩類，指的便是日記的「空白」。

筆者以下就感情生活及學術研究兩方面，臆測胡適日記何以空白的原因。

隱藏感情生活

徐志摩之死帶來的日記糾紛，曾給胡適強烈刺激。1931年11月22日胡適在日記寫：「為了志摩的半冊日記，北京鬧的滿城風雨，鬧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寧。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冊的後幅仍有截去的四頁。」

胡適顯然是想到自己也有類似問題，這就是他與江冬秀婚禮的伴娘曹誠英（曹珮聲，1902-1973，安徽積溪人）1923年的煙霞洞之戀，遂急忙加以處置，造成當年日記6月9日起至9月初止有三個月的「空白」。然所欲隱去的感情經歷，在未刪日記中仍有蛛絲馬跡可循。此前5月24日「得信」中有珮聲，5月25日「作書與珮聲」，6月2日「收信珮聲二」，6月5日「收信」中有珮聲，6月6日「發信」中有珮聲；此後9月12日「晚上和珮聲下棋」，9月13日「下午我同珮聲出門看梅花」，9月14日「同珮聲到山上陟屺亭閑坐」，9月16日「與珮聲同下山」……。

與曹誠英的婚外戀，引來許多遐想與發揮，但就現實層面而言，卻是無限煩惱的源頭：江冬秀要自殺，胡適要「面子」，只好讓曹誠英墮胎。忠於日記的胡適，忍痛毀去了三個月的珍貴記錄，將對曹誠英的深情埋藏心底，可謂「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南港胡適紀念館的櫥窗裡，陳列著徐志摩親筆信封：「杭州西湖煙霞洞 胡適之先生 硤石志摩」，為這一段「非關木石無恩意，為恐東廂潑醋瓶」的歷史做了旁證。

關於紅學研究

再說學術著作。胡適的紅學研究，只有「大膽的假設」，卻缺了「小心的求證」，因為《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下簡稱「甲戌本」）這個「證據」，是別人主動送上門來的。按胡適1924年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中對「證據的態度」，來追究「甲戌本」的來歷，得到的答案應該是：

一、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在上海，是賣書人主動送上門的；

二、什麼時候尋出的？─1927年，離曹雪芹去世已173年；

三、什麼人尋出的？—胡適1928年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說：「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1961年的《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說：「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裡的歷史。」而《歷史檔案》雜誌1995年第2期，公布了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給胡適的信（此信及信封保存在北大胡適的檔案裡）：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祗16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5月22日

信紙為32開紅豎格8行，四邊為紅五星花紋，下邊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信封正面寫有「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台啟，馬霍路德福里390號胡緘」，郵戳為「16年5月23日，上海」。據小注，此信保存在胡適收信的檔案夾裡。

四、依地方和時間來看，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胡星垣自言曾讀過《紅樓夢考證》，深諳胡適的「需求」，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他，所以胡星垣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胡適看，料定他一定會買。胡星垣沒有講清楚這本書的來歷，他與曹雪芹的關係，與脂硯齋的關係，看起來沒有做證人的資格。

五、這個人就算有證人資格，而他信中所言的真偽難以確定。我注意到首頁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塊紙，這是有意隱沒這部書抄本從誰家出來的蹤跡，所以毀去了最後收藏人的印章。藏品講究的是傳承有序，收藏人的印章如果能給藏品增添價值的，是不會隨意撕掉的。只有印章的存在會影響藏品的價值，藏主才會決心撕掉，因而有作偽的可能。

胡適事後多次表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但胡適1961年在「甲戌本影印本」中說：「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於是這部世間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裡，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則是胡適回信的鐵證。胡適既認定「甲戌本」是珍貴的古籍，不與近在咫尺的賣書人直接商洽，完全不合情理；且雙方見面的邀請，須由胡適發出，要點是約好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胡星垣其人的真姓實名、籍貫、住址、經歷，胡適豈能不認真仔細瞭解？信封的馬霍路德福里390號，就在現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是確實存在的地名；信箋的新新公司，是1926年由華僑劉錫基、李敏周創建的上海四大百貨公司之一，可見胡星垣絕非滿街叫賣的貨郎。胡適5月17日方到上海，不出五天就打聽到下榻於滄州飯店，情報之神速，更證明胡星垣不是凡人。《胡適日記全集》編有人名索引，這個叫胡星垣的「藏書家」，在新月書店冒了一下頭，就不見了，豈非怪事？

諺曰：「買賣全憑眼力，真假各安天命。」胡適也許已經感覺買到了贋品，但「甲戌本」又確實提供了需要的資訊，不捨得輕言拋棄，只好將1927年2月5日至1928年3月22日的日記刪除，隱瞞了賣書人的地址和姓名，掐斷了尋訪「甲戌本」流傳的線索，造成日記13個月的空白。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中華台北」隊稱是歷經波折，幾經交涉的結果，有其歷史淵源，也讓我運動員在國際體壇上大放異彩。有心人士刻意污名化「中華台北」，實為不智之舉，也可能帶來不利的結果。

「中華台北」隊稱有20多年的歷史，但近年來，「台灣就是台灣」正名呼聲出現在台灣舉行的國際體育比賽場合上，而且從棒球場喊進了足球場。今年6月2日，亞洲足協於高雄舉行的一場2019年亞洲盃資格附加賽，主場球迷高掛台獨旗幟，讓台灣足協被罰款5千美元。

6月底在屏東舉行的次青年少棒錦標賽，也因發生政治標語入場，造成大陸隊拒絕出賽的事件。到了8月31日亞洲青棒錦標賽在台中舉行台日大賽，儘管主辦單位在場外張貼告示「禁止政治性活動及標語」，有心人士還是在場內舉起「台灣就是台灣」布條，隨後遭到中華棒協工作人員阻止，布條被搶走。最後迫於民粹壓力，主辦單位同意設抗議專區。按，中華棒協基於「中華台北」符合國際奧會規定並避免受罰的動機，禁止觀賽者攜帶政治性標語或旗幟入場是合理的。

另外，今年2月6日，日本網友成立了一個「台灣不是中國，日本人支持台灣」的網站，號稱要我代表隊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以「台灣」之名參賽。

我奧會名稱幾經變化

中華民國奧會早於1922年獲國際奧會承認，代表團以「中國」(China)作為奧運會入場隊名。1954年國際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兩個中國」的問題遂在國際體壇展開長期激烈的拉鋸戰。此後，中華民國雖參加了1964年第18屆日本東京奧運會、1968年第19屆墨西哥奧運會，但名稱問題始終含糊不清。國際奧會雖同意我方使用「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但在參賽出場及大會的公報或文件上，仍稱中華民國為「台灣」，因此名稱問題始終未獲解決。直到1968年10月國際奧會在墨西哥召開的年會中，再度就我方奧會名稱提出討論，結果以32票對10票，同意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我方乃名正言順地以「中華民國」之名參加了1972年的奧運會。

但中共於1971年取得聯合國的中國席次後，反對我方在國際上使用「中華民國」名稱。1976年加拿大蒙特婁夏季奧運會開始前，已與中共建交的加拿大政府曾以「中國」名稱問題，拒發給我奧運代表團入境簽證。加國總理杜魯道要求我代表團改稱「台灣」才給與入境參賽。同年7月9日，田徑好手楊傳廣與紀政為闖關進入蒙特婁引發國際媒體關注，7月16日國際奧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我方代表團以台灣名稱參賽。行政院長蔣經國不接受此決議而決定不參加蒙特婁奧運，並由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出，我奧運代表團斷然退出，目的在維護國際奧會的尊嚴和憲章的完整，我們絕不向惡勢力低頭，亦不因一時權宜之計而放棄原則。

1979年推出「中華台北」

1979年6月及10月，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分別透過波多黎各聖胡安及日本名古屋執委會決議，採用通訊投票方式，以62票對17票決議：中國大陸奧會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與國歌；中華民國奧會將以中華台北奧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名稱繼續參加奧運會，但須提出不同於以往使用的旗、歌，並由執委會批准。

我方奧會代表終於在1981年3月與國際奧會達成協議，同意國際奧會依1980年2月第82屆美國靜湖大會所修訂憲章（規定各參加奧運會者應使用會旗、會歌及各會牌），以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名、會旗及會歌參加奧運。

不料，1984年夏洛杉磯奧運有國家違背奧運新憲章的規定，使用國旗、國歌，但主辦單位堅持我奧會必須使用會旗、會歌。我奧會乃根據國旗的顏色，設計以藍、白、紅為主的代表團服裝，棒球選手比賽制服胸前則有「中華台北」的英文字樣。中華健兒遂穿著此服裝，在可容50,000多名觀眾的道奇棒球場參加奧運棒球表演賽，獲得銅牌。隨後，我方堅持國際奧會所主張的「政治不干涉體育」原則，也開放運動團隊以「中華台北」到國際比賽，名稱已逐漸不是困擾，各單項運動協會都希望提高水準，以實力建立國際體壇地位。

棒協也與大陸棒協頻繁接觸。1991年9月我棒球員以「中華台北」名稱到大陸，打隔年巴塞隆納奧運棒賽資格賽的亞洲杯，後來在該奧運勇奪銀牌。2008年再次以「中華台北」赴北京參加奧運。而台灣也多次舉辦國際體育比賽，甚至邀請對岸來參賽。

應繼續沿用「中華台北」

2008年馬英九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2009年5月衛生署署長葉金川以「中華台北」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今年5月底，衛福部長林奏延在WHA發表演說，呼籲各國支持「中華台北」參與世衛活動。

閣揆林全認為「中華台北」背後意義就是中華民國，沒有矮化問題。誠如所言，台灣以「中華台北」參與國際體育賽事至今已30餘年，讓運動員為台灣爭取了不少榮譽。

今年里約奧運，舉重好手許淑淨勇奪金牌時，場邊響起「中華台北」會歌─壯麗的國旗歌的瞬間，讓台灣不少觀眾落淚，可見「中華台北」隊稱絕不是一種形式，而是運動員內心對爭取國家榮譽的一種感召。

反觀，將「中華台北」污名化的有心人士「劃地自限」、「作繭自縛」的行為，不但違背奧林匹克精神，也會讓台灣在將來舉辦國際比賽的資格受限，實為不智之舉。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往事有的如煙，有的卻歷久彌新。今年是大陸文革的50周年，不少紀念反思的文章，筆者不禁想到發生在1970年至1976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保釣運動猶如聲聲春雷，打破了台海兩岸20多年的冰封狀態，啟動了祖國大陸與台港海外華人的大和解進程。釣運更是一場喚醒海外廣大華人認同祖國、回歸中國歷史文化主流的文化思想革命，因而在海外愛國運動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

海外新五四運動

周恩來說過，釣運是海外的「新五四運動」，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場文化革命，因此釣運也可以說是海外的「文化革命」。

新舊文化革命有其共同特徵，例如兩者都是學生帶頭發動的學運，而且都是因日本的蠻橫侵略激發的，前有山東事件，後有釣魚台事件。所以新五四運動繼承舊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也高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標語旗幟。

當然時移世易，強權雖然依舊是惡鄰日本，但國賊已從舊的北洋軍閥變成蔣介石。來自台灣的留美學生公然挑戰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轉而認同新中國；單就這一點而言，釣運就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政治革命。

兩者都很快地由學運深入演變為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運動。舊五四拜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師，徹底批判孔丘主義，還引進歐美的自由主義和歐俄的馬克思主義；新五四運動當然也拜德賽兩位先生為師，但卻批判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此外，除繼續拜馬克思為師之外，還拜毛澤東為師，視他為反帝的民族英雄；這對長期處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海外華人，以及「養於斯、育於斯」的台灣留美學生而言，的確是破天荒之舉。所以單就保釣反蔣反帝、批判歐美中心史觀，認同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它是一次文化思想的革命性飛躍。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就相當於從清朝變為民國的革命性變化；1949年已經發生在中國大陸，但台港和海外中國人在美國主導的兩極冷戰格局下被推遲了20年，現在老保釣卻通過釣運初步完成了這個歷史使命。說它是初步，主要是因為就中國統一的進程而言，由於美日不斷設置障礙，百般阻撓，例如扶植島內外的各種分離勢力，所以還有一段艱辛漫長的路要走，釣運只是朝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新舊運動同中有異      

當然，新舊文化革命也有不同之點，其中最突出的是舊文化革命發生在國內，而新文化革命卻發生在台港和散居在異域他鄉的華人社會，特別是蝸居在全美校園、人數有限的台港留學生。由於脫離了母體，所以注定不可能有多大的作為，只能被動地起著邊緣的作用，隨著對岸主流的變化而變化。

新舊兩個文化革命另一個不同之點是，舊文化革命充滿創意，勇於擔當，不但敢於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進而走入廣大的中國農村，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但新文化革命少了擔當，主要是自我批判，揚棄西方史觀的中國近現代史，虛心學習馬列毛思想，回歸中國的歷史文化。

筆者有幸見證並親身深入參與了海外的文化革命，與美東的老保釣共同創辦了學生刊物和報刊，例如紐約的《群報》、麻州的《新境界》，在紐約華埠的《美洲華僑日報》兼任論壇版主編，並於1976年分別主編了美東紀念毛澤東、周恩來逝世的特刊。此外，筆者還同當時哈佛校園的反戰美國同學，合寫了一本旨在批判以「現代化理論」為主流的中國學的書：《中國的不斷革命》(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構建了一套美國自由主義左翼的新中國學，1975年由紐約Pantheon House出版發行，頗獲好評。

曇花一現、風雲際會               

正當這場海外文革方興未艾之際，大陸政局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1976年逝世後，鄧小平出來主政，以經濟發展為中心，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當然，海外文革也在這種大氣候下曇花一現，走入歷史，漸為人們淡忘。

2016年風雲際會，許多重要的歷史節日巧合聚在一起，例如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文化大革命50周年，越戰50周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相繼逝世40周年、海外釣運46周年（台灣釣運45周年）等。更巧合的是，也是筆者來美遊學取經（1966年9月6日抵達哈佛校園）的50周年。

筆者為有幸見證並參與海外的文革而感到自豪。誠如老保釣袁旂所言，對台港的保釣世代而言，不論個人的事業多麼成功，如果在釣運這項民族的事業中缺席，將是終生無法彌補的莫大遺憾。梁任公的家教傳承就是兩個字：愛國。如果一個中國人忘掉了這個民族至高無上的精神追求，豈能終生無憾？

（作者係退休歷史學者）

繼去年5月24日《明報》刊出在溫哥華發現1947年美國版地圖標明南海諸島屬於中國後，近日筆者又在溫哥華舊書攤發現三本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均將南海諸島明確標示歸屬中國。

Goode世界地圖集

我發現的第一本地圖是名為《GOODE’S WORLD ATLAS》世界地圖集，該地圖集為Goode氏於1922年編輯，由美國最著名的地圖公司Rand McNally出第一版。

查Goode氏全名John Paul Goode，1862年出生於明尼蘇達州，1922年開始編輯出版學校教學用書的世界地圖集，該地圖集出版後廣為流傳，影響極大。1932年Goode氏因心臟病去世，該地圖集已出了三版。自1949年起，該地圖集（即第9版）改由Edward B. Espenshade, JR.接手編輯，1954年出第10版，1957年出第11版，1960年出第12版。筆者日前在溫哥華舊書攤購得的即為第12版（見附圖1）。

據資料顯示，Espenshade為美國西北大學地理系教授，1910年出生於芝加哥，專攻地理和地圖教育，是美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該地圖集收有一幅中國東方(China.Eastern）地圖，其中在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的西沙群島位置用韋字拚音HSISHA CHUN TAO標注，下面注有英文(PARCEL IS)，在PARCEL IS下面加注(China)，明顯將其認定為中國領土（見附圖2）。

除上述中國東方地圖明確標注西沙群島屬中國外，該地圖集還收錄有一幅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地圖，圖中西沙群島的位置用韋氏拚音HSlSHA CHUN TAO，下方用英文(China)標注（意為西沙群島屬中國），略去了(PARCEL IS)；另在菲律賓地圖方面，明顯可見菲律賓的版圖內並沒有包括黃岩島，也不包括南沙群島的任何島礁。將該圖與中國的《南海諸島位置圖》相比較，菲律賓的地界正好在南海「九段線」之外，足以證明菲律賓聲稱擁有黃岩島主權，完全是一種越界侵權行為。

《讀者文摘》地圖集

第二本為《READER’S DIGEST ATLAS OF THE WORLD》（見附圖3）。這本由美國《讀者文摘》協會公司編輯的世界地圖集，也是由Rand McNally公司於1987年出版。該地圖集收錄的一幅 Southeast Asia地圖，在西沙群島位置用中文拼音XlSHA QUNDAO標注，下面注有英文PARACEL lSLANDS，再下面則用(China)標注（見附圖4）；這幅圖在南沙群島位置也是用中文拼音NASHAN lSLAND標注，領土歸屬意識十分明顯。圖中的菲律賓地界圖，與Goode氏地圖一致，範圍不涉及黃岩島及南沙群島的任何島礁。

以上兩本地圖集皆出自Rand McNally公司。據查考，Rand McNally是一家超過百年的老字號公司，1856年由William Rand創辦，兩年後Andrew McNally受聘加盟，1868年兩人合組Rand McNally & Co.。該公司一直是美國地圖出版界中的翹楚，聲譽極佳，頗具權威性。

去年發現的1947年版《Collier's 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的地圖兼地理詞典，裡面收錄的一幅題為《中國、法屬印度支那、暹羅及韓國的公認地圖》(Popular Map of China, French Indochina, Siam, and Korea)。該圖將中國、越南、泰國與朝鮮並列在一起，南海也包含其中。圖中對中國南海島礁有詳細描述，部分島礁更明確標示主權屬於中國。比如該圖在Paracel Islands（即西沙群島）名字之下，特別加入(China)標籤，顯示地圖繪製者將西沙群島列入中國版圖之內，與筆者新近發現的兩本《世界地圖集》觀點完全一致。可見由Rand McNally公司出版的地圖，對南海諸島歸屬中國的認知具有一貫性，也即是堅持二戰後國際公認南海諸島歸屬中國的立場。

《國家地理》世界地圖集

第三本地圖冊為美國《國家地理》雜誌1987年出版的簡明世界地圖集《CONCISE ATLAS of the WORLD》（見附圖5），該地圖集收錄有一幅題為世界政治地圖，其中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部分，在西沙群島位置注有英文Paracel Is，在其下方即南海諸島位置則用紅字China標注（見附圖6），明顯將南海諸島視為中國領有。

以上三本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從不同角度證明南海諸島歸屬中國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試圖以海洋法公約中的「專屬經濟區」條款，挑戰中國在南海諸島的主權及其歷史性權利，是完全辦不到的。事實勝於雄辯，中國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美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便是鐵證。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1946年，台灣光復的次年，近百名優秀的台灣青年通過公費考試，前往大陸八所大學讀書，且看他們怎麼看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以及台灣光復時的心情。

70年前，台灣光復第二年(1946)，台灣省政府招考一批青年，公費保送到大陸升大學。四、五百人應考，近百名被錄取，保送到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廈門大學等八所高等院校。其中有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有在台北帝大肄業的。2011年我及另一位老公費生陳弘整理出版了這批台籍青年的回憶錄（《見證台灣光復　中華復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次年出版了繁體字，書名改為《欣見台灣光復　又逢中華復興》）。本文以下摘錄書裡的部分內容，讓更多人瞭解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歷史真相。

嘗盡被日本統治的滋味

洪瑤楹：1945年5月，在台中讀書的我因為下中國象棋，被日本教師痛打，受到訓誡處分。同年6月，又因為沒有給日本員警敬禮，被連打帶踢捆綁拘留。此類對台灣人的歧視屢見不鮮，使我深深感受到作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的屈辱。「我是中國人」的強烈民族感刻印在心中，從此便盼望台灣光復回到祖國懷抱。

廖天朗：在台中一中讀書時，我利用柔道的優勢，幾次和同學們一起，在夜色朦朧下痛打那些白天欺壓我們的日本學生，以泄民族之恨。在每週例會上，校方侮辱我們是「清國奴」，欺壓台籍學生時，我們台籍同學一起發出鼻音「嗚」，以示抗議。校方上前制止，「嗚」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迫使校方無法應對。

楊玉輝：我至今還記得1942年秋天在學校發生的一件事。下午最後一節課臨近下課時，日本老師忽然談起一種糖，說這種糖本來是紅色的，含在嘴裡就變成綠色，再變成黃色……說到這裡他話鋒一轉，「這就是支那人，支那人就是變來變去，毫無誠信的變色龍！」剎那間，他的話被全班同學的噓聲所淹沒。他氣急敗壞，鐵青著臉，聲嘶力竭地喊叫：「是誰！有種的站起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站起來，全班鴉雀無聲。老師一籌莫展，留下一句「沒有人承認不下課」，悻悻地走了。一小時、兩小時，天暗了，到晚上7點還是沒有人承認，老師只好讓同學們回家。

陳澤灸：日本殖民者在戶籍管理中分內地人（日本人）和本島人；戰時配給的糧、油等生活用品額度也各不相同；教育系統也是為了配合殖民者的奴化教育政策，不但教師用日語授課，課本內容盡是「皇民化」教育，台灣學生的升學也受到限制，多數學生報考理工科的學院，報考文科類別沒有出路，因為殖民當局怕台灣學生將來從事政治活動，反對殖民統治。

曾重郎：我讀一年級時，同班的日本學生重久常跑到我課桌前騷擾，不讓我看書。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下去了，站起來把重久推到教室後頭，並將他按倒在地上，但沒有動手打他。重久的父親是警長，重久託比我高年級的員警兒子管野來教訓我，管野一猛拳打在我鼻樑上，我頓時鼻血直流。

謝發楸：我出生在苗栗縣客家人居住的鄉村。在殖民統治下，台灣人被迫接受各種各樣的「差別對待」。當時管轄新竹、桃園和苗栗三個縣的新竹州內只有一所新竹中學，該校招收150名學生，優先招收日本人，而且台灣人不得超過半數。

武裝起義要光復台灣

方舵：我1926年生於台北市，原名黃厚年。父親黃石養是個煤礦高級職員……直到1937年秋，才知道父親不顧個人安危，不顧三個孩子尚小需撫養，他和礦主及工人們毅然組織抗日團體，秘密製造刀、鏢等武器，組織武裝起義，要光復台灣。父親還親赴新加坡、印尼等地聯繫，發動華人共同抗日。日本1940年5月在全台下了拘捕令，數百人被捕，殘暴拷訊屠殺，台灣礦工72人慘死。父親就是罹難者之一。母親悲憤交加，突發腦溢血而亡。尚未成年的哥哥靠半工半讀養活我和弟弟，並供我們上學。

黃瑞霖：我父親黃朝生追隨蔣渭水參加抗日活動，先後參加文化協會和民眾黨。因為沒有按照殖民當局的「皇民化政策」改成日本姓名，我們遭一些日本人歧視和侮辱，被罵為「清國奴」。又由於在台北市同年級學生武道單打比賽中得了冠軍，我被外校的日本學生圍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

陳伯熙：我們在基隆中學畢業前夕，自發地舉行惜別晚餐會，互相傾吐五年來受欺淩的痛苦，最後決定做一個刻有F字頭、表示台灣人的皮帶扣，並在畢業紀念冊上相互鼓勵，有的寫「血濃於水」，有的寫「以血換血」等等，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後來紀念冊被日本同學發現，告到校方。校方認為這是一次反日活動，還懷疑台灣同學秘密結社，立即上報基隆員警署，結果五名同學被扣留審訊，其餘被員警抄家和給予無限期停學的處分。這就是基隆中學F-mix（台灣人）事件。

我們的根在大海那一邊

蔡海金：1927年我出生在苗栗縣一個農村家庭。日本強行「皇民化」運動，要我們改姓名，但父親經常告訴我們，「我們來自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根在大海的那一邊」。

羅美行：年幼時在家裡講客家話，小學一年級開始學日語，三年級以後全部講日語，違者要受到嚴厲的懲罰。14歲那年我考進台北工業學校，老師都是日本人，學生九成以上是日本人，為數很少的台灣學生經常受欺負。隨著年齡增長，我漸漸感受到亡國的痛苦，心中的民族意識日漸增強，心底萌發出一個念頭：做事一定要比日本人強。

鄭鴻池（又名鄭堅）：我們鄭家跟隨鄭成功從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鎮入台開拓，已在台繁衍十多代。我們都是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的歷史見證人。

楊威理：大連三中實施的是徹底的效忠天皇教育，但父親經常告訴我：「絕對不可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現在是沒有辦法了，只好忍痛蟄伏一個時期。」有一件事情我終生難忘，那就是父親曾在他的手掌上寫一個大大的「漢」！

張克輝：日本投降後，沒有老師教國語，學生就自己買《自學國語》小冊子，互相高聲朗讀，「你好嗎？好久不見了。」「謝謝，我很好。」「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我是中國人。」

1947年夏天，彰化市教育局在彰化公園的戲院，組織一場演講會。上台演講的是幾位正在大陸念大學的台灣公費生，有杜長庚、江濃、許夢雄（徐盟山）、鄭鴻池（後改名鄭堅）等。從他們的演講中，我知道大陸青年正在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鬥爭，意識到新時代的青年應該負起改造社會的職責。會後，我們幾個青年同學還到孔子廟討論人生的理想和前途。從那時起，我心裡萌發了回大陸求學的念頭。

方木：1946年2月，我們在日本的一千多名台胞乘坐「高砂丸」客輪回到故鄉台灣。同年6月我報考北京大學被錄取了。不久，台灣各院校也開始招生，又報考了台北師範學院英語專業，也被錄取了。面對兩張錄取通知書，經過一番思想鬥爭，最後選擇回祖國大陸學習。

楊玉輝：1946年12月初到上海暨南大學報到。14位公費生都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有的被開除，有的不得不離開學校。杜長庚、許夢雄（徐萌山）、羅美行（白明）到了解放區，張璧坤回台參加台灣「四六」事件，後被槍決。劉碧堂回台，被捕入獄在獄裡病死。丁保安回台被捕，後出逃到日本。劉榮超回台念台大，畢業後赴美，留校任教。盧國松、李天贈上海解放前夕先後被捕，上海解放時獲救。1949年6月我和盧國松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

（作者係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

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有退落期，也有上升期，換句話說，國家發展是分裂與統一的交替過程，此即「歷史循環論」。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退落期，中華民族現在已經進入歷史上升期，兩岸分裂已逾一甲子，國家統一是歷史循環的必然。

  我的兩位業師鄭學稼與林一新生前各送我同一本書，書名叫《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作者為李建芳，版本不同而已（鄭送為台北地平線版；林送為大陸抗戰時期重慶版）。他們送我這本書用意深厚，期待我閱讀後能從中理解「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以此為基礎去思考兩岸整合與國家統一問題。

我很愧疚地在此稟告兩位恩師在天之靈，您們的「期待」直到今天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才算化為「實在」，而且只是一個初步和粗淺的「實在」，還談不上是系統而詳細地論述，主要原因是，當您們教完我理論知識後，我即負笈海外留學去了，八年之後學成歸國，兩位恩師已經逝世，而我也每周奔波於台北與高雄之間，用知識、教學、研究和生活相搏鬥。寶貴的時間被我用俗世的忙碌消磨殆盡，如今從大學講壇上二度退休下來，才挪出時間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思考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憑良心講，如此遲緩交卷，對不起兩位先生的「期許」。

《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

兩岸分離，國家分裂，是中華民族的不幸。當國家分裂時，帶來的是內亂與外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在經驗上，有令人難以忘卻的悲憤與恥辱，午夜夢迴，每思及此，難以成眠。中華民族正在復興，兩岸整合尤其需要，中國統一更屬必然，這不但是我的心思，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便是知識與學理上的說明。

《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談的是「德國統一運動史」、「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美國獨立與南北戰爭」與「尼德蘭獨立革命」。

這本意義非凡的書，作者李建芳，原名劉名胤，又名李麥麥，「五四運動」後他在武漢被《新青年》的主持者陳獨秀喚醒，不但參加席捲全中國狂飆式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接受1930年代中國青年普遍嚮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導。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使他接近十月革命所不可避免地一連串事變。在那裡，他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使他明白史達林主義為何物。當時與他同時在東方勞動大學學習的，還有鄧小平、蔣經國、陳代青（林一新）等。他比蔣經國幸運，未被史達林送到西伯利亞「充軍」，可是也沒有像蔣經國後來那樣，建構出了「台灣模式」，在經濟上把台灣打造成「亞洲四小龍」之一。他也沒有像鄧小平那樣，由「赤都」莫斯科回到中國，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從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後來經過「三上三下」黨內激烈的權力鬥爭，最後成為中共最高政治領導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中國從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死胡同裡拖拉出來，最後用「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並讓中國重新崛起。

如果蔣經國與鄧小平分別對兩岸中國做出歷史的貢獻，我也要在此指出，李麥麥從知識上發現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規律，並且指出中國革命的目的不在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更不是為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實踐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這和習近平所說的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意思。可見他與當時留學莫斯科的中共國際派或留在國內搞革命的本土派，對「中國問題之解決」在見解和路線上都全然不同，說李麥麥是一個有獨創性的理論家，或對「未來學」(Futurology)理論有關民族國家發展問題添加「中國歷史經驗」因子，絕非溢美之詞。

中國歷史循環發展

李麥麥觀察了歐洲歷史發展，指出歐洲中古時期的封建主義(Feudalism)以莊園經濟為基礎，後來隨著馬克(Mark)與曼諾亞(Manor)的崩潰，歐洲又出現統一的絕對王權與商業資本主義，並在行會及市鎮的發展下，經過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歐洲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我認為他與當代「世界體系」(The World-Systems)理論的創建者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論述歐洲社會發展的看法是一樣的。

由於理論的素養，加上廣博的史學知識，李麥麥不但研究德、日、義、美、荷五個民族國家的國家統一問題，還對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性質有精深而獨到的研究。他得到如下結論：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歐洲的「封建主義」，而是在「絕對主義」(Absolutism)政治系統下由「分裂」到「統一」的交替發展結構物。他進一步指出：中國自「絕對王權」第一次建立—秦始皇起，卻繞了數千年的「歷史圈子」。他針對這個問題，着手由秦至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中國社會史進行探討，結果他發現：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分」與「合」的邏輯交替，由秦起經兩漢—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計2100多年。

這冗長分與合的循環，雖然在形式上有若干差異，但內容上卻遵循著同一歷史軌道前進：由一個王朝的興起到它的沒落，其中可分三個有機階段，此即興盛—中衰—滅亡。當它興盛時，李麥麥說，外則擴張疆土，內則富國養民，當它中衰時，農民四起騷亂，使王朝陷入統治危機，當它滅亡時，它的送喪者如不是被統治的農民，就是疆土外圍對它窺伺已久的蠻族。由這些歷史經驗與內容，李氏建構了一個學說—「中國歷史循環發展說」。

歷史有循環的發展，羅貫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指此意。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也提到歷史循環問題，但他認為「歷史現象」乃是「絕對精神」的展現。羅貫中以《三國志》詮釋他的歷史發展循環觀，黑格爾則是從哲學上論歷史發展，只有李氏以中國歷史做實證性的「說明」，並對歷史循環說建構成「知識系統」。請看他的論證：「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大陸國當商品經濟發展到某一限度時，由於商業資本破壞舊社會而產生的過剩人口無法解決，必然地引起破壞歷史繼續前進的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地暴動；強烈的農民和小生產者地暴動，必不可免地要使商業資本的中央王權趨於崩潰。隨後依照著歷史鬥爭的一定邏輯推移，便轉為諸侯的互鬥。這樣就自自然然地把歷史由高度的城市文化拉回到封建初期野蠻的後方，而使過去全部的崇高文化生活、教育生活一時歸於毀滅。」這叫歷史倒退運動。

但李麥麥接著指出，「歷史不能永遠退落下去的，當它退落到一定的程度時，歷史又要開始其復生運動—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的復生。因之，那種以物質和精神在舊文化的廢墟上所建立的新文化的花朵，只要是它的內在沒有獲得解決矛盾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在發達至一定限度時，它不得不反反覆覆地重踏那歷史不幸的覆轍。」最後，李氏強調：「這種人力所不能戰勝的不幸，在時間悠長的中國民族史上實出現過無數次。」

民族統一運動的類型

李麥麥從無數的史實中，還發現與歷史循環說有關係的另一個鐵則：「一個民族不怕受另一個民族的侵略，只怕它在外族臨門時，不能夠應付這侵略，反而忙於克服內在危機的爆發。」這叫團結一致，共禦外侮，才能「多難興邦」，否則只能遭受被侵略的災難，三十年戰爭時代的德國與太平天國時代的中國就是明例。對於這一點，他在前書第一章＜德國統一運動史＞中有如此結論：「這是大陸民族的歷史鐵則之一，當一個大陸民族因國內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而走入民族統一和民族史上升時期，它這時只要環境有可能和必要，它必然發揮其侵略傾向。反之，當一個民族因資本主義發展超過某一點而生出民族分裂和歷史退落運動時，這時外族的侵入和壓迫，只是內部的分裂、退落之必然結果。」

依此鐵則，他指出，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走入近代期的歷史循環退落階段，接著是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與甲午戰爭，這是因內部民族分裂必然招致外族的入侵與壓迫。這些入侵與壓迫，不同於過去五胡亂華，這是西方列強與東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其所訂「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侮辱與造成實際的損失（包括割讓台灣），大於中國歷史上任何外族入侵所付代價的總和。

中國近代期的歷史循環退落階段至「五四運動」告一結束，因為這個民族開始覺醒，在「反帝反殖、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政治號召下，中國人民以實際行動擁護廣東的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並統一中國，李麥麥稱1920年代末期起中國開始了歷史循環上升運動。他由尼德蘭的獨立、英國的民權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法國大革命、意大利的獨立與統一、德意志的統一、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廣博的歷史比較研究中，給予這個運動以特性的名詞，稱之為「民族統一運動」。

對於近代諸民族國家的統一運動，李麥麥把它們分為兩大類：一是17、18世紀英、法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另一是19世紀的德、意、日非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前一種民族統一運動的特色，就在它所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好幾世紀以前，這種民族就已經有統一集中的中央王權，並且同時有了強大的資產階級，此使王權對於資本主義給予保護。因此，這種民族的統一運動，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這種民族統一運動的基本特色，是資產階級領導第三階級來推翻專制王權及貴族僧侶官僚制度，從而建立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共和國。

至於後一種民族統一運動的特色，它完全與前一種不同。後一種民族統一運動主要的特色，就在這種民族因國際環境之變遷或民族之刺激，使它有迫切的統一運動感知與需要，從而使它的歷史倒退運動和政治分裂運動被迫停止，於是歷史上升運動就此出現。因此，這種民族的統一運動，不但不是以推翻專制王權為任務，恰恰相反，一開始就不得不謀求集中王權的建立。而這種民族的民族統一運動的基本特色，不是資產階級推翻貴族和僧侶以及官僚制度，而是由大諸侯、貴族、武士和資產階級等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對分裂的封主藩國的鬥爭，並且永遠消滅這分裂運動的統一的中央王權和巨大的官僚制度。

中國由退落期走向上升期

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循環運動分成兩大階段，每個階段的循環在時間間距上大約是一個甲子。第一階段的歷史退落期是李麥麥所說的以太平天國運動進行政治分裂鬥爭為起點，歷史上升期則是「五四運動」，民族統一運動的過程是以廣州國民政府為領導核心，經由北伐、國共合作、全面抗戰而最終獲得中華民族的對內統一與對外獨立與解放。李麥麥逝於對日抗戰末期，他來不及看見中國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也未能分享到中國成為世界五強之一的榮譽，這是他個人的不幸與遺憾。但中國現代史上第二階段的歷史循環運動，按著他發現的「歷史邏輯」，應該是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而展開，國共分裂與國共內戰是中國最後一次歷史倒退運動的開始，此一倒退運動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兩岸分裂與對峙」，但歷史循環是辯證發展的，在「倒退」的歷史矛盾中已經埋下「上升」的種子，黑格爾稱它為「歷史的狡獪」。

現代期的中國歷史上升運動也隨著中共數十年的對外反帝、反殖、反霸，對內的「改革開放」，而終使「中國崛起」。第一階段歷史循環運動下的民族分裂到國家統一，李麥麥認為，它的民族統一運動在「類型」上屬於「非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

9月3日習近平在B20杭州峰會演講時指出：「今天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此乃指中國歷史循環已經走向上升期，亦即第二階段的民族統一運動。我也認為它不會採取非歷史所應有的分裂方式，它還是「非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類型，那就是，北京的人民政府以中央王權的角色，在「中國崛起」下，不會讓兩岸的分裂危機繼續下去，它的歷史課題是「中國夢」的實現，亦即結束民族分裂與完成國家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時間：2016年9月7日上午

地點：觀察雜誌社

出席人員：楊開煌、張麟徵、姜新立、毛鑄倫、紀欣

楊開煌：應及早建構兩岸統一論述

由於我是這個討論會的始作俑者，為提高開會的效率，撰擬了一個討論提綱，以供大家可以比較聚焦地討論。以下我對草擬的提綱做些說明。

其一，兩岸統一是國家再統一，而非民族國家初期建構之統一，所以在前言就將問題界定清楚。國家建構可能包括兼併、侵占等在國際上有爭議的行動；而國家再統一則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礎，這也是必須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的重要緣由。

其二，堅持兩岸統一的人都必須回答什麼是「國家統一」，為什麼國家要「統一」，如何「統一」，統一後的制度安排，統一後對堅持分裂的分離主義者應如何處理。

其三，東西方有不同的「統一觀」。由於文化不同，東西方即使使用相同的符號，指涉的客體卻不相同。例如同樣是和平崛起，美霸權講的和平是服從美國的利益；而中國人講的和平是合情合理的安排。所以美國政客不相信中國和平，中國也不能視屈服為和平。

其四，在和平統一的角度下，從中外古今的歷史中尋找值得參考的例證。

其五，當今世界各國皆有明顯或潛在的分離主義，各國政府在消除、化解分離主義者使用了哪些政策？有何成效？

其六，探討當代國家被分裂的原因，換言之，一個國家為什麼及如何被分裂？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是否會導致分裂？

其七，「論述」是指對某一事件、政策、行動形成的一套綜合性、邏輯性、建構性的思考體系。綜合性意指此一思考體系的內容豐富和多元，不是單一面向的理由；邏輯性意指體系中內容彼此之間有相互有機的關聯；建構性是體系與其他體系間有相互呼應和相嵌的關係。換言之，中國再統一的論述一定和中國現代化、和平崛起，新世紀戰略構想息息相關，整體構成中國再統一的軟實力。

其八，統一事業的性質究竟是國策、公共政策還是志業，需要確認。態度決定一切，有了正確態度，才能對統一的形勢進行深度、辯證地分析，理解內外因素對統一的變化。掌握變化，才能制訂正確有利的政策，才能不失原則，不忘目標而又能「與時俱進」、「因地制宜」靈活、彈性地推動全方位的統一工作。

其九，任何事業都不是只按設計者主觀的願望和設想去發展，其他統一的手段也必須加以考量。特別是在外部因素的強大干預下，不可能沒有最差的預案設計。

其十，自然要為統一後具體的制度安排提出設想，以免出現再統一的症候群。

兩岸統一理論探索大綱

一、前言：「統一」指原本統一的國家，後因故分裂，之後追求「再統一」(Reunification)，而非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之統一 

二、政治學理中「國家統一」之意義

（一）統一之哲學反省：形式邏輯、辯證邏輯

（二）統一之政治哲學反省：政治目的、政治手

      段

（三）統一之程度：統治、統合、混合、融合…

（四）統一之方式：和平、武力、威脅、利誘…

（五）統一與公民投票

（六）統一之過程：一次底定、逐次完成

（七）統一之過程中外部因素考量：正面力量、

      負面力量

（八）統一之對立面：獨立、分裂…

（九）統一之後再分裂之可能性

（十）統一之後制度性安排

三、「統一」觀：

（一）中國之統一觀

    1、天下（四海、寰宇、九州）大一統

    2、儒家統一觀

    3、法家統一觀

    4、墨家統一觀

（二）西方之國家統一觀

    1、民族國家

    2、主權國家

四、國家「分裂」到「再統一」之歷史參照：

（一）中國歷史反省與經驗

（二）外國歷史反省與經驗

五、當代世界各國應對分離主義的政策

（一）政治論述

（二）法律手段

（三）政策手段

（四）軍事手段

六、當代國家分裂模式

（一）帝國主義插手模式

（二）蘇聯解體模式

（三）公民投票模式

七、中國再統一之論述

（一）中國再統一之歷史基礎

（二）中國再統一之文化基礎

（三）中國再統一之經濟基礎

（四）中國再統一之戰略基礎

（五）中國再統一之法理基礎

（六）中國再統一之實力基礎

（七）中國再統一之民意基礎

（八）中國再統一之教育基礎：對兩岸人民的意義

（九）中國再統一之輿論宣傳：對國際社會的意義

（十）中國再統一之宗教工作

八、中國再統一事業之性質：

（一）政治工作：效果追求

（二）行政工作：政績追求

（三）革命工作：信仰追求

九、中國再統一進程中外部干擾因素之排除

（一）美國因素

（二）日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INGO、西方宗教、其他民族

    分裂份子(藏獨、港獨、維獨、民運人士）

十、中國再統一進程中內部因素之思考：

（一）中國崛起與國家再統一

（二）對中華民國議題之處理(兩岸、國際)

（三）對中國國民黨與其他反台獨團體之統戰

（四）對民進黨與其他獨派團體之分化和統戰

（五）對台灣勞工階級、青年、婦女工作

（六）對台商、台僑工作

（七）建立中國再統一之大統戰作為

十一、中國再統一之非和平手段

（一）時機

（二）變數

（三）成本

（四）後遺症之處理

十二、中國再統一後之制度安排：

（一）一國兩制：

1、和平統一後之「一國兩制」

2、非和平統一後之「一國兩制」

（二）其他制度安排

（楊開煌撰擬，經工作小組成員討論修正）

姜新立：兩岸統一是國家再統一

開煌兄的提綱思考面很廣，架構很細膩，層次也很清楚，前面幾個部分屬於理論上的、哲學上的、學術上的思考和探討，後半部則由哲學、理論思考層面往下降至歷史及現實面，最後又有戰略及戰術層面。

聽完說明後，我有幾個建議。首先，我們所討論的是，國家分裂後追求再統一，是一個國家再統一的問題，而不是nation building。其次，有關統一後的制度性安排，我們是否應該探討、比對聯邦、邦聯等制度，讓統一模式更多元？

至於統一觀，天下大一統的統一觀和儒家的統一觀，應思考這兩者有哪些重疊和不一樣的地方。據我想，天下大一統的統一觀應該是追求和諧，自然發展出來的統一觀，而儒家的統一觀則屬於政治秩序上的統一觀。另外，我建議把分離分子改成分離主義，這樣包括的層面比較廣泛完整。

有關統一事業的性質，我個人理解政治工作是國家的政策，行政工作主要是公共政策，所講求的是效率，革命工作則是追求一種價值理想的事業。這三種性質不一樣，對工作所持的態度也不同。另外，有關統一內部的政治因素，我認為應該思考中華民國定位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

毛鑄倫：期待對兩岸當局產生影響力

我建議大家按照自己的興趣及所長，一起來努力。當然，我希望我們所建構的論述能對台北、北京產生一定的效果，但現在看起來雙方都好像已經打定主意了，台灣當局認為後面有美國爸爸，大陸則可能認為打了再說，反正東海、南海要處理，任何一邊開打，台灣都跑不掉。

我認為，美國把東海納入日本，南海方面自己上，菲律賓不可造就，但大陸對整個立體戰場的掌控，讓美國覺得完全無利可圖。解放軍目前在東海、南海練兵，這種經驗是錢買不到的，他們因應美日的戰力之大，像吃了什麼仙丹、靈芝似的，美國這次很吃虧，但我認為美國不會善罷干休，它會把怨氣轉到台灣海峽來發洩，所以現在南海危機和緩化，台灣海峽的危險度反而提高了，美國和日本對台灣的控制更要萬無一失。

美國絕不可能讓大陸沒事，現在就是想把「一帶一路」扳倒，或一塊一塊地切，日本最近還跑到非洲去，因為美國知道「一帶一路」最後是要到非洲與南美洲。中國現在有條件玩大戰略，所以在這個時候談兩岸統一的重要程度，比美國跟日本現加諸於中國的壓力與挑戰，相對輕很多。尤其，蔡英文是一個完全聽命行事的人，蔡英文不會介意台灣在這樣的危險中會受到多大的創傷。台獨這些人，特別是被皇民化的人就如walking dead一樣，甘於作傀儡受人控制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程度。

面對美國一招招出招，大陸領導人需要全神貫注、專心回應。在進入這一個新的階段下，兩岸和平統一恐怕對北京已不具吸引力了，也就是說，大陸認為自從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到現在，該做的可以做的都做了，而台灣當局還繼續甘於在美日的挾制下到處點火，那和平統一的機會就不大了。但我同意作為關心國家前途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努力建構統一論述。

張麟徵：統一理論要與現實結合

提綱寫得很好，方方面面都顧慮到了，我在此提幾點小小意見。

首先，思考統一之後的制度性安排，基本上應該從中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因為聯邦、邦聯都是西方的制度，中國向來採單一制，秦漢以後就開始實施郡縣制、中央專權，這個傳統已經幾千年了，不可能破。何況西方的民主政治今天已經走到全面崩潰的地步，因為它變成民粹化了，因此，我覺得單一制要多琢磨，也要提出郡縣制。

其次，關於國家分裂再統一的歷史參照，我覺得從歷史上看，沒有武力國家不會分裂，南北朝、五胡亂華、五代十國都是武力造成的，因為朝廷太弱了，所以外力會介入，之後的統一也是經由武力得來的。看歷史就可以知道，分裂也好，再統一也好，其實都是看誰的力量到了就能夠改變。

再者，理論還是要跟現實結合，而兩岸現在的問題恐怕脫不開兩個因素。一是大陸因內部改革，實力增強了，所以應該加入中國崛起與國家統一的關係。二是整個國際社會原來的權力架構改變了，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應該不會引來美日強烈或爆發性的介入。

美國在全球萎縮後，本想一點突出，突出西太平洋，但歐巴馬做了那麼多，結果南海還是搞得灰頭土臉，釣魚台問題也不可能再鬧得更大，因為中俄海軍演習，已經演到日本海去了。大家都說聯合國沒辦法管世界的大事，仗也打不起來，現在要解決的世界問題是經濟問題。中國在這次G20上拿到不少經濟的話語權，而且大家都對中國寄予厚望。

如果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可能會加重關稅，但美國消費者一定會抱怨，所以貿易仗是打不起來的。至於他說要帶領美國回到門羅主義，這應該會是一個解決台灣問題的好時機。

我認為習近平應該會設法在2020年前統一，這樣他在卸任前還有兩年時間可以做一些安排。例如統一後立即把台灣的教課書全部換掉，大力進行教育改革及政治改革。

最後，我認為和平統一與非和平方式統一後的「一國兩制」，架構會不相同。例如，選舉制度可以保留，但一定要規定主張台獨的人沒有參選資格。另外，雖然過去曾說不在台駐軍，但如武統，軍隊既已進來，就不必要全部撤掉。

紀欣：要確保台灣在統一後長治久安

不論兩岸統一會採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實現，我們都要加快建構統一論述，以爭取台灣的人心，並讓國際社會知道台灣內部其實有人基於理性思考主張統一。尤其，我們應該探索統一模式。

我贊成張教授的意見，中國歷來均採單一式，很難改變，也沒有改變的必要，加上兩岸統一後是否應採邦聯、聯邦、歐盟模式的爭論已長達半個世紀，至今未有突破，再花太多時間精力研討該些制度，可能不切實際。

維持現狀一直是台灣的主流民意，這主要是民眾不希望改變已經習慣的生活方式及政經體制，如我們能對「一國兩制」的理論有系統地做些介紹，並對未來兩岸兩制實踐的內涵提出務實可行的方案，相信會加強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認識，甚至會主動提出他們的意見及構想，有助於未來相關法律的擬訂及制度的設計。和平統一和非和平方式統一後的「一國兩制」或許會有不同，但重點都在於確保兩岸在一個國家之下，享有統一的最大好處，降低統一對兩岸可能帶來的衝擊。

另外，我認為統一論述不僅要能促成兩岸及早統一，還要防止統一後再分裂。基於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們一定要考慮如何確保統一後台灣能長治久安。這需要開展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文化工作，剛剛張教授已提出一些具體建議，我們還可以再仔細規劃。

觀察雜誌社很樂意開放辦公室供工作小組開會，也願意把各位的研究心得發表在雜誌上，惟限於篇幅，希望大家可就各子題撰文，每篇文章盡量控制在5,000字內，未來則可集結成冊。

楊開煌：邀請兩岸學者共襄盛舉

感謝大家對提綱做了建設性的建議，今後也歡迎匡補闕遺，修正調整。未來將以工作小組的方式推動討論，分工合作，共同撰述。在成員方面，應廣邀兩岸學者，形成社群，建構論述。

大家都體認到這是寂寞的良心事業，在台灣當前的政治氛圍下，注定是沒有掌聲，只有噓聲的工作，所幸大家不定古稀，也是奔七的知識分子，總感到民族振興是我們的職責，對台灣這一塊育我、養我的土地和勤奮的人民該做一些無愧於心，無怍於民的事，才能無憾此生。

吳澍培1932年生，出身彰化大家族，就讀台中一中時因參加讀書會、研究社會主義，1950年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遭判刑12年。出獄後，因持續受到管區警察的監控，工作難找，做過修水圳的工人、藥廠總務、水電工、王子雜誌的翻譯、總編，四維公司業務，之後與其他政治受難者經營一家小型印刷廠。

吳澍培在1980年代末期籌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並曾任會長(1998-2002)；擔任勞動黨副主席(2002-2010)、中國統一聯盟監委召集人(2001年4月至2003年4月)、夏潮聯合會評議長(2008-2011)，現為中國統一聯盟、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的顧問。

問：您在13歲時台灣光復了，請問您對日本殖民統治有什麼印象？

答：我出生在偏僻的鄉下，戰時物資缺乏，殖民政府管制配給，推行國語之家、皇民化、改姓名運動，鄉下農民對這些都沒興趣，僅有極少數家庭為了多得些配給改姓名。我家從不參與那些運動，祖父在我小時候就一再講，我們是從唐山來的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並請私塾老師晚上來教漢文。由於平常跟日本人沒有太多接觸，我起初只知道日本人對台灣人有「差別待遇」，但在小學一次親身經歷，終於讓我嘗到被日本人欺侮的滋味。

台中州北斗郡有一座神社，每年祭典儀式會找附近幾個小學校（日本學童念的）、公學校（台灣學童念的）來比賽相撲，我也被選去參加，到最後決賽剩下我們大城公學校和一所日本移民的秋津小學校爭冠，我同班同學將對方摔倒，日籍裁判竟判我們輸，我上前抗議，裁判怒說「你怎麼可以不服從裁判？」，我校的日籍校長神岡見狀跑過來就甩我耳光，說輸了就輸了，你還講什麼，後面還補一句「你是清國奴(チャンコロ，chankoro)，怎麼可以贏日本人？」我這才親身體會到被日本人歧視的痛苦。

公學校畢業後，我考上台中一中，城裡的學校日本人較多，講究學長制，低年級生要服從高年級學長，日籍學長非常喜歡欺侮台籍學弟，我經常被整，不過，那段時間很短，1945年4月入學，8月日本就投降了。當時心裡想以後可以不用再做日本的二等公民了。

問：對照那個年代，現在台灣人普遍親日、媚日，甚至學日本人稱台灣光復為「終戰」，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答：這是心態問題，有其歷史背景。日本比中國現代化早，這是事實。戰後大陸派來台灣接收的官員，在一般老百姓眼裡，是比日本官員落後。日據時期大部分的台灣人反抗日本，但也有些人覺得日本沒有什麼不好，是因為清廷顢頇，被日本打敗才造成台灣被殖民統治。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說，八田與一興建台灣水利、日本人建鐵路，都對台灣現代化有貢獻。然而，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清廷早在之前就開始在台灣興修水利、鋪設鐵路。這種相信「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人，對於成者的動機及其作為的正當性，根本不會去深究。日本統治台灣，是想把台灣整建為南進的基地，作為侵略大陸華南和南洋的橋頭堡，根本不是為台灣好。

問：您在念台中一中時被判「參加叛亂組織」而下監坐牢，請談一下當時的情形及您的心路歷程。

答：台灣被日本統治了50年，大部分人對中國的歷史演變不了解，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我很想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時候我們可以從光復後自大陸來台的老師、人員，或在抗戰時期到大陸去再回來的人口中，知道並理解中國大陸的變化。另外，光復時刊物蠻開放的，除了1930年代巴金、茅盾、魯迅的作品，還有Times、Life、Look等美國雜誌，我們從這些刊物看到中國過去和現在是怎麼轉變的，自然也知道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從東北、華北一路南下，而國民黨則節節敗退，最後只得遷至台灣。

初中時，有位從淡水中學轉學來的同學。我們常在一起聊學校、社會上的事，國共的歷史，在聊天的過程中，我思想產生轉變，加上那時年輕，滿腔熱血，想要改變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學校有罷課我就參加。上高中後，那位同學介紹我加入組織，課餘會參加一些活動。高二寒假，有十幾天我跑到東勢石岡去學習，也在那裡種地瓜、搭草寮，3月一開學，就聽說那位同學被捕，我躲了一陣子，到4月8日晚上還是被捕了。

在監獄的十多年中，我在裡面算是年紀較小的，見識到一些對國民黨有幾十年鬥爭經驗，或理論水平很高、敢於實踐的前輩，學習了不少知識，我也偶爾會跟獄友聊聊時事，做些思想上的探討，也眼睜睜地看著其中有好多位獄友被帶出去槍斃。

問：過去幾十年，兩岸乃至國際形勢都發生很大的變化，您如何看待現今兩岸關係的發展？

答：經過白色恐怖年代，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發展經濟，那時日本剛好要淘汰中小企業、輕工業，就由台灣承接了他們的技術、生產模式，產品則銷到美國，台灣富裕起來了，這讓台灣人以為日本供應生產財、美國給了台灣市場，都對台灣很好。後來中小企業遇到發展瓶頸，而大陸的改革開放發展到一定程度，台灣中小企業就到大陸去設廠，但由於產品仍銷到歐美國家，台灣人對美、日的認知並沒有太大改變。不過，近年來大陸的高科技快速追上，紅色供應鏈逐步完成，台灣人開始有了「斷奶」的感覺，以為台灣的中小企業沒戲唱了。事實上，大陸的經濟發展著眼於全世界的布局，不會只看台灣。只有發展高科技，講求創新，整體經濟才會起來，也才能避免強權國家來欺凌中國。可惜，台灣的獨派受到美、日影響，老是帶著有色眼鏡看中國。

當今的世界依舊是帝國主義時代，美國對付中美洲小國及攻打阿富汗、伊拉克，顯示美國習以霸權來屈服人。而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已上軌道，對內努力掙脫了過去傳統的生產方式，引進、研發高科技，大幅鞏固了國力、經濟力；對外關係則秉持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近年更提出「一帶一路」，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共贏態度，協助其他國家發展，這是以和平主義對抗美國的霸權主義。所以我認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既有科學觀，也保持了社會主義的理想。美國一向只考量自己的國家利益，不可能顧及台灣的利益，未來別說大陸跟美國平起平坐，只要美國更尊重中國，台獨大概就很難施展了。

至於兩岸關係，面對民進黨執政，大陸首要是堵住台灣走向台獨，讓台灣了解在「兩岸一家親」下和平交流、經濟合作，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目前蔡英文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大陸還沒出手，陸客就已經銳減，台灣旅遊產業走上街頭。民進黨必須認清，一味反共、反中，只會卡住台灣自己，尤其，新南向及TPP都走不通。國民黨也應反省為什麼落到今天這般境地，它和民進黨一樣親美日，只是不搞獨立，但也沒有推動統一，像馬英九所言「不統不獨不武」，「不統」豈能長久？民進黨、國民黨都在利用「中華民國」這塊招牌拒統，怪不得大陸要提出「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中」。其實，「一中原則」在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早就已經定下來了，台灣是無法改變它的。

總之，整體看，兩岸情勢是樂觀的，過程中難免會有雜音，進程時快、時慢，阻力時大、時小，但最終還是會走向融合。我深深體認：事物的發展是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到了某一個成熟的程度，形勢自然會改變。

問：作為白色恐怖受害者，您認同蔡英文政府推動的「轉型正義」嗎？

答：蔡英文政府推的「轉型正義」有多項任務如：開放政治檔案、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可是觀察民進黨執行的重點，似乎放在處理國民黨的黨產，說穿了是在鬥爭、清算國民黨，要把國民黨打趴，確保民進黨可以長期執政。而我比較在意的是「正義」的內涵，那不是某些政治人物說「正義」就是「正義」，它必須經過歷史的驗證，也就是說，必須先還原歷史的真相，再來談政治、法律責任，現在這種僅由一個政黨用它主張的「正義」，來處置超過半個世紀以前的歷史問題，基本上是政黨鬥爭，和真正的「正義」恐怕有段距離，更不可能達到轉型的目的。

問：在台灣有不少家族成員的政治立場大不相同，您的家族就是很凸出的典型，您可否談談您們之間是如何相處的？

答：我們確實是一個家族裡彼此政治立場不同的典型。像我在綠營裡很紅的弟弟吳澧培，他年輕時也看過左派的書，因我被抓很反國民黨，他去美國讀書、工作後，覺得美國很先進，台灣和大陸的政治體制都不好，因此開始主張台灣應該擺脫中國。還有我的姪子吳釗燮，他本來在國民黨系統裡工作，之後去美國念書，回台後受到陳水扁的提拔，遂轉到綠營去的。不論怎麼講，我們是親人，不會為政治的事爭得面紅耳赤，但我相信歷史會證明誰對誰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