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廣西蒙山縣城雖只是個尋常的中型市鎮，但154年前卻是太平天國建制的根據地永安州城所在。太平天國起義是中國近代革命史的先行者，探訪永安，猶如漫步在民間起義、掀起壯闊歷史的起跑線上。

中國自清代乾嘉開始，人口快速增加、土地分配不均、官僚體制積弊，其後西方外力侵凌，激化農村破產、經濟崩潰、民生凋敝，引發了一個多世紀的社會大動亂。太平天國起義應時而起，對中國近代一系列的革命、圖強自救運動具有先行促導的作用。其興起的歷史，足為當今中國走向富強康樂道路的借鏡與教訓。

前往永安

太平天國蹤跡所及最重要的里程碑乃是：金田起義、永安建制和天京建都。清代廣西永安州為今之蒙山縣，這裡是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後攻克的第一座城市。太平軍在此整頓了6個月，封王建制，頒新曆（太平天曆），並發布檄文表明推翻滿清政府，基本上確定了太平天國政權結構和領導系統，使其初具國家規模，並為太平天國以後的進軍構建藍圖。

為了追尋太平天國永安建制的舊蹤，我與老妻於初夏之際遊覽桂林、陽朔後，由陽朔南下前往蒙山縣城（蒙山鎮）。由陽朔去蒙山路途雖不太遠，但需在荔浦轉車，頗費時，卻也領略了這一路青山綠水的風光。現今蒙山縣城為一個中型城市，沿古永安州城四周擴建，市區繁華。我們走出車站就搭上一輛機動三輪車去古永安州城參觀。

蕞爾小城博物館

這座古城很小，令我吃驚。該城始建於1477（明成化13）年；1844（清道光24）年重建，城高1丈6尺，寬僅6尺。用現代的尺碼全城走一圈只有約600米，整個城大約是150米乘以150米的面積，現尚保留部分城牆。城內遺有清代的州署，也就是太平天國駐紮永安時，洪秀全、楊秀清駐蹕之處。他們在這設王府、建王朝，指揮對清軍作戰，這裡是當時太平天國政權的中心。現內部僅存一關帝廟，其旁有一株大樹，下有石碑，上書：「天王洪秀全發布詔令處」。院內有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及石達開諸王的塑像。

老城內設一個太平天國博物館。蒙山地處偏僻，參觀的人很少，講解員知我們遠道而來，十分熱情地跟我們解說古跡及太平天國在此的軼事。

大風起兮太平興

太平天國緣起自洪秀全於1843年在廣東花縣創立拜上帝教，後馮雲山在廣西紫荊山深入民間，含辛茹苦，發展了兩千多教徒。1847年洪秀全來到紫荊山，遂以紫荊山為中心，在各處擴大發展教徒，把拜上帝教改造成一個革命組織。

1851年1月11日太平軍在金田集結完成，擁眾約萬人，在金田村營盤正式起義，向東前進，與清軍在牛排嶺、三里墟、中坪三戰三捷，後在象州遭清軍伏擊，糧鹽缺乏，遂折返紫荊山區。回師金田後於9月11日夜由新墟突圍，在宮村打敗清軍，從容北上大旺墟，分水陸兩路向永安進軍，攻克距永安18華里的水竇村（今水秀村），接著抵達永安城下。那時清軍守城主帥為永安知州吳江與平樂協副將阿爾精阿，兵勇僅800餘人，太平軍於25日一舉攻陷州城。經過8個多月轉戰不息，太平軍終於找到一個安頓與休整的環境。

永安建制  初立政權

我們在博物館見到當年太平軍用的土槍、土炮、炮彈、錢幣及一些用具，還有一個當年永州城的模型。出了博物館，見到院內有一排壁雕，闡述太平天國在永安金田起義的軼事。院中有一口當年遺留的古井。走上殘留的部分城牆瞭望，這城牆既不長，也不高。但當時在這偏遠的盆地、山谷中也是一防守要地。

太平軍克永安後，將領導中心設於州城內。在此太平天國進行了軍事、政治等方面的一系列整頓和組建，包括整治軍紀、分封諸王、頒行《天曆》、規定禮制等，同時也肅清了內奸，使其成為一個組織緊密、紀律嚴明、目標顯著的革命團體，奠定其後金陵建國的基礎。

與清軍僵持半載

出了古州城，我們搭車去附近的團冠嶺，是一個位於州城西邊的小山頭。山頂為當年太平軍設的「西炮台」。四處眺望，永安景貌一覽無遺。永州古城雖小，但其四周為一個有百餘平方公里的盆地。一條湄江自北向南流過城邊。湄江之東另有一個小山頭，上有當年太平軍守衛州城所築的「東炮台」。盆地四周遠處環山，易守難攻。東邊的高山為龍寮嶺，乃是其後太平軍突圍北上的故道。南方是當年太平軍與清軍依河長久對峙的水竇村。

太平軍攻占永安後，咸豐皇帝震驚，督促欽差大臣賽尚阿調滇、黔、楚、蜀兵眾4萬人，廣西、廣東、安徽等省綠營、八旗勁旅，另加永安當地的團練，號稱12萬人包圍永安，務求盡剿。

太平軍以永安州城為中心，周邊以長牆、壕溝、地道等工事連接起來，南到水竇村，東至古蘇沖，北至上龍，西至龍眼塘，築了兩個環形防線。清軍從南、北、東分三路，自10月到12月發動五次進剿，均被太平軍擊退，其後雙方呈對峙狀態。清軍實行「鎖圍」，加緊經濟封鎖，擬將太平軍困死於永安地區；對前沿陣地日夜分班進攻，並以大炮猛轟州城。

博物館管理員告訴我們，有趣的是，當太平軍被圍，與清軍對峙的時候，雖然戰事激烈，但有時也停火來做點生意。在水竇村的太平軍經常向隔河的清軍購買糧食、藥品及其他日用品。正是所謂的：「打歸打，生意還是得做。」

突圍北上  叱吒風雲

面對清軍的圍攻，太平軍收縮陣地，困難的是補給問題。到了1852年4月，太平軍在永安已停留6個月，糧食、彈藥殆盡，須另找出路。遂於4月5日夜趁大雨向東邊的古蘇沖突圍，翻過龍寮嶺前進。次日清軍才發現太平軍人去營空，立即尾隨追擊。太平天國婦孺老弱後隊被清軍屠殺兩千餘人，激起全軍同仇敵愾。8日晨，太平軍趁雨、霧於三沖高地設伏大破清軍，一舉殲敵四、五千人，擊斃四鎮總兵。太平軍從容沿山道，過荔浦、陽朔附近，北上直攻桂林。

太平軍圍桂林30餘日不克，主動撤圍，破全州，沿湘江北上，水路並進，指向湖南。在全州附近蓑衣渡受阻，馮雲山不幸犧牲，太平軍改走陸路向東入湘。湖南天地會眾紛紛響應、投營，使太平軍劇增至五萬餘人，軍心大振。後圍長沙、克益陽、取岳州，獲民船萬餘艘，又得清初吳三桂暗藏的大批軍火，士氣高昂，水陸十餘萬眾出湖南攻取武昌。全軍遂沿長江而下，勢如破竹，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稱天京，據為根基，在此定都11年，對中國近代大動盪、大革命時期起了重要的影響。 

歸途省思

綜觀永安州城雖為「蕞爾山城」，但四面環山、河流阻隔、易守難攻。我國自古以來，每當動盪時農民起義頻發、板蕩英豪輩出。但多數起義軍及豪傑均在流竄中滅亡。劉邦首定關中、朱元璋先據金陵，都是他們有異於流寇而能一統天下的主因之一。太平天國金田起義因時而起，可謂得天時也，而永安得地利以建制、整軍、治政，策劃半載。其後入湘得人和而氣勢震天，以取金陵建國，歷時十餘年、縱橫17省，非一般流寇可比。是以蒙山（永安）是太平天國起義中極為重要的一站，也因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個關鍵地方。

（作者係石油開發管理學者、文史及旅遊專欄作家）

日前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求全體黨員認真遵照執行，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

自今年2月以來，中共全黨開展了針對全體黨員的「兩學一做」活動，要求所有黨員都得按照黨章等規定成為合格黨員，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最新舉措。中共這項有計畫、步驟的舉動不能簡單視為加強執政能力的慣常行為，而應意識到，此舉是中共自我淨化、改善形象的現實需要。

意圖改善黨的形象

在從嚴治黨的過程中，中共採取了中央到地方、中心到周邊、個別到全體的循序漸進策略，先是以高壓反腐方式震懾全黨，繼而在幹部中開展「三嚴三實」教育。儘管此舉獲得社會讚譽，但懲治或教育對象屬於絕對少數，很難扭轉大眾對中共的刻板印象。因此，為了展現自我整頓的決心，8700多萬中共黨員成為接受黨章黨規教育的主體，務求黨能保持先進性和戰鬥力。

數量龐大的普通黨員是中共引導和影響社會輿論的核心力量。雖然絕大多數黨員都在各行各業默默耕耘，無法影響中共高層的決策，但其言行舉止基本代表了中共在社會的形象。

受市場經濟的影響，有一些中共黨員不自覺地將個人私利置於優先位置，熱衷於特權或取得特殊利益，比如借助權力庇護開設公司，用公款請客送禮。這種利用接近權力的便捷條件獲取個人好處的作法導致不少黨員成為自私自利的典型代表，而輿論也往往以偏概全地強化這類負面形象。如果放任這現象在社會蔓延，那麼中共及其廣大黨員的社會感召力必將日漸式微，進而出現脫離社會大眾的危險。為了扭轉黨員被「汙名化」，中共要求全體黨員都得嚴格自我反思，以喚醒黨員應具備高尚的政治覺悟和遠大的理想，切勿在權力和利益的誘惑下淪為階下囚。

「務虛」與「務實」並重

為促使全體黨員意識到此次教育學習的重要，中共一改過去單純專注於學習各類文件精神的作法，強力從「務虛」與「務實」兩個層面縱深推動。一方面，要求各級黨組織採取集體學習領導人講話精神、召開各級黨會、提交思想彙報或心得體會等「務虛」方式宣傳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黨員。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中共將其觸角延伸至社會各個領域，借助組織網路傳達中央的最新指示。為防止黨員「兩學一做」活動流於形式，中共要求廣大基層黨組織認真召開各類民主生活會，幹部與黨員共同學習黨章黨規，找出自身與合格黨員的差距並努力改正。

另一方面，中共通過補繳黨費等「務實」途徑強化黨員義務及對黨的忠誠。黨員按期繳黨費是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政黨通行的規則，也是政黨得以運轉的先決條件之一。每個黨員須按比例從自己的薪金收入中拿出上繳給中共。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關於中國共產黨黨費收交、使用和管理的規定》實行日期為2008年4月1日，這也成為此次補繳黨費的起點時間。除了學生黨員、下崗失業的黨員等低收入群體外，其他黨員皆是收入越高繳納的比例越高，不少就職於國企的黨員幹部變成補交黨費的大戶。據報導，2016年4月，天津市66家國有企業、12萬餘名黨員幹部，共補繳了積欠黨費2.77億元人民幣。這說明足額繳黨費已成為中共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也是強化紀律的重要手段。

實現組織與紀律平衡

一個強有力的政黨應當在組織活力與紀律嚴明之間取得平衡。如果內部組織渙散，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那麼即便是充滿競爭活力也難以形成強大的戰鬥力，反而會發生將個人與黨派私利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的現象。相反的，一旦紀律過於嚴苛，領袖壟斷黨內大權，則會造成黨內一言堂的專斷行為，也不利於政黨的長遠發展。中共黨員基本是來自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分子，他們的政治任務是既要與中共一道帶領全體社會成員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也要在黨內積極貢獻自身力量，為中共的長期執政提供現實條件。

其實，中共從嚴治黨的根本目的不在嚴密控制黨員的日常行為，而是希望黨員遵守紀律，不要因一己私利而損害黨的整體形象。因此，只有全體黨員堅守政治底線，將個人的政治理想與中共的執政目標結合起來，才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實現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係天津師範大學講師）

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軍事掛帥；而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則是用經濟開發，從路、海連結亞非歐大陸，何者能對區域發展做出貢獻，不言可喻。

「一帶一路」vs.「亞太再平衡」是復興國家與世界當前主導國家的戰略耦合，這「耦合」一詞是本人斟酌選定的，因為，儘管美方使用了各種緊逼圍堵的方法，但對抗性的辭彙不符合中國的戰略意圖和舉措，所以特意選擇機械學中描述齒輪咬合連動的概念，來比擬中美的戰略互動。

從二戰結束至今，美國的亞洲戰略數度變換，從「轉向亞洲」、「重返亞洲」、「亞太轉軸」，到2011年10月歐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但數變不離其宗，主旨都是要將美國軍力的重心轉到亞太，再輔以經濟和外交作為，遏制中國的發展。

中國把握前進歐亞非機遇

「亞太再平衡」戰略採取的是軍事手段；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則是用資金、技術和生產能力布局於亞非歐大陸和太平洋、印度洋。對任何希望持續發展的國家，是在自己的土地或周邊聚集武力好，還是匯集可創造經貿的資金、技術等條件好，答案不言自明。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歐亞邊陲再度成為北京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一帶一路」確實將歐亞置於當前中國外交的「前沿和中心」。因此有人認為，北京的政策也在進行亞洲「轉向」，並將產生深遠的戰略影響。

美國戰略研究者馬修‧伯羅斯和羅伯特‧曼寧認為，「一帶一路」是「向歐亞西轉而意在將與14個國家有邊界的劣勢，轉變為一項戰略資產。總的來說，中國欲實現麥金德所構想沒有對手的歐亞腹地。」一旦中國的轉向取得成功，對美國很可能是「夢魘」。然而，傑佛瑞‧佩恩則覺得這種擔心「應該棄之」，因為北京面對的將是一大片不可預測、不可控制的地區。

不過，這類看法均未考量到北京「歐亞轉向」的根本動機。這有兩個中心因素，其一，「一帶一路」可被視為中國對「亞太再平衡」及俄羅斯在中亞影響力下滑的反應；其二，「一帶一路」（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中國的國內關切，主要是中國對歐亞邊陲地區如新疆、西藏的掌控。美、俄在中亞影響力相對下滑，給了中國在當地發展的機遇，基於地緣政治和國內建設的需要，這是將該地區融入當代中國的最佳途徑。

大陸學者王緝思認為，中國的西進是「戰略必須」，因為歐巴馬政府戰略重心「東轉」（即「再平衡」）可能使中美關係捲入東亞的「零和博弈」。如果大陸「西進」成功，「中美合作潛力」會增加，而且「兩國之間幾乎不會有軍事對抗的風險」。由此觀點來看，美國撤離阿富汗後，中亞可充當中國拓展影響力的戰略安全閥。而海上絲綢之路會增加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和中東沿海國家的經貿聯繫，對該戰略轉變也會有補益作用。

以經濟開發迴避美國鋒芒

由於中國迅速崛起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難避免新興大國與霸權大國產生結構性矛盾。中美關係呈現競爭、摩擦、衝突加協調、磋商、合作的複合態勢。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關係，中國雖非美國的盟國，但美國不能不視中國為重要的合作對象。同時，中美關係又呈現中國趨強、美國趨弱的演變趨勢。譬如：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獲得國際廣泛支持，顯示國際社會已從傾聽「中國聲音」，發展到接受「中國方案」。

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幾乎都必須通過戰爭和競爭決定勝負，但中國不會採取這個方式。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摒棄冷戰思維和戰爭手段，而希望透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國際關係新原則，推進更合理的國際政經、安全新秩序。

近來美國唆使東協國家在中國南海行動，又支持日本在東海島嶼部署自衛隊，製造緊張氣氛；中方則衝破第一島鏈、進入印度洋，甚而與俄羅斯聯合在西太平洋、地中海進行軍演，展示中國的存在。同時另闢新路徑，向西部積極發展，在廣袤的歐亞大陸，倡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實現互聯互通的共贏。這顯示儘管「亞太再平衡」衝著中國而來，但中國巧妙地「打太極拳」，避開美國的鋒芒，使其打擊的目標落空。

總之，「一帶一路」要在全球的視野來著手規劃，現今是中國走出去的最好時機。

第一，「一帶一路」是應對「亞太再平衡」，乃至TPP、TTIP的戰略對策，未來5至10年不會變。中國可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把從東協到歐盟的53個國家、94個港口城市連起來。

第二，「一帶一路」將給中國和亞太各國帶來巨大經濟利益。估計未來有8兆美元的投資需要，中國將從吸收資金變成對外投資大國。按照10.2%的投資速度比，未來10年將有3兆到35兆美元。中國可以讓其他國家搭乘中國的便車，共創雙贏，這會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做出的新貢獻。

（作者係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了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7%，好於市場預期的6.6%，顯示經濟減速步伐放緩，因為政府的刺激政策復甦了房地產業、促進了基礎設施投資。

7月15日，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6.7%，好於市場預期的6.6%，同比增速持平於前值的2009年以來最低。資料還顯示，中國二季度GDP同比6.7%，預期6.6%，前值6.7%；新公布的GDP好於市場預期，顯示經濟減速步伐放緩，因為政府的刺激政策復甦了房地產業、促進了基礎設施投資。

如何科學看待當前中國經濟走勢，需要做一個深入細緻的分析與解剖。

從金融層面看大陸經濟

中國經濟問題主要在哪裡？首先看宏觀金融層面。根據6月M2貨幣供應同比增長11.8%這種增速高於預期的跡象，運用中國新劍橋方程(MV=G)計算發現，與一季度資料分析比較，二季度的宏觀貨幣流速(V)明顯高於一季度流速，即一季度宏觀貨幣流速為0.5，而二季度宏觀貨幣流速為0.5678。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環境起了顯著變化，沒出現通貨緊縮跡象。那麼，這個時候，為什麼整個經濟增長速度反而低下來了，本來應該加快的，因為整個市場貨幣流速在加快。這個原因就是市場利潤偏低了！而這個市場利潤偏低，也跟整個市場上發生作用的有效利率走勢有關。當這個有效利率走低之時，增長也就會低。

6月17日，我在東方網發表了一個評論，說5月的中國經濟轉好一點，並做了深入的剖析。因為6月的廣義貨幣還是在11.8%，所以，這個分析還有用。內容如下：3、4、5月份的廣義貨幣增長，分別是13.4%、12.8%、11.8%；而3、4、5月份的CPI（消費價格指數）分別是兩個2.3%，一個2%。

根據以上資料，結合中國新劍橋貨幣供給方程式匯出的有關物價上漲與廣義貨幣增長之間的確定關係式，可以知道3、4、5月份的消費資本通量係數（簡稱消費資本係數）分別為5.826、5.565、5.9。也就是說，儘管5月份的廣義貨幣增長比較低，為三個月來的最低點，但是，這種消費資本係數卻是最好的，這說明當前經濟增長不錯。

如果這些消費資本在整個市場上發生作用的有效利率能夠保持在一季度1.15%基礎之上，那麼，當前的經濟增長水準至少在6.785%。我們知道，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是6.7%，所以，當前（這裡指5月份）經濟走勢好轉。由此可發現，6月份的有效利率稍低，還不能保持在一季度1.15%這個基礎之上。所以，中國第二季度GDP同比還是增長6.7%，與第一季度相持平。

從投資及消費看大陸經濟

從宏觀投資層面來分析，根據新的投資經濟增長模型(IVV=G)來分析，可以發現：一季度的宏觀投資增長(I)為0.268，而第二季度為0.2078，雖然在GDP增速(G)持平之下，但二季度宏觀投資增長卻低許多。這個結果，可在二季度統計資料中得到印證，即二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僅增9%，低於去年同期的10%，而民間投資更低，只有2.8%。

從市場消費來看，第二季度的社會消費零售增長為10.3%，而第一季度為10.7%，這說明市場消費在下滑。尤其是在CPI漲了0.7%的情況下（相對於一季度資料）還出現這種消費下滑走勢，這說明消費乏力。從另一個層面來分析，這種消費發展變化跡象，也說明市場已經很飽和，在市場分化之下，要消費轉型升級找到新的消費熱點還很困難。

據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11.13兆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3%。其中，出口6.4兆元，下降2.1%；進口4.73兆元，下降4.7%；貿易順差1.67兆元，擴大5.9%。從外貿發展的趨勢來看，基本上還在企穩當中，還需要在鞏固上突破。

總體來看，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情形雖然下行壓力仍較大，但是，能穩住陣腳，也相當不錯。一方面，今年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更加平穩，為實現全年計畫目標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只要在匯率市場平穩的基礎上不斷增加投資、鞏固消費，那麼，這種發展大勢就不會逆轉。另一方面，在投資興業、創新創造、消費拉動上，要更加有序有效。

一是要優化產業結構、行業結構及市場結構，要以結構性改革取得實質性的突破，以達到轉型升級這個功效。

二是抓住發展重點，積極展開科學布局，搞好創新創業創造，使之減少浪費，能產生聯動。

三是要珍惜人才，優化產品，全面清理那些不符合發展時宜的產品，從而能進一步把服務行業的市場資源與工業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

(作者係大陸經濟研究者)

韓戰是金日成想統一朝鮮而發動的，卻先後引來美國軍事介入台灣海峽，以及大陸為「抗美援朝」參戰，結果南北韓統一不成，卻造成兩岸長期對峙。

美國東部時間，1950年6月24日星期六晚上9點（東方時間為6月25日早上），美國國務院接到其駐韓國大使姆吉奧通知北韓進攻南韓的電報。

史料呈現韓戰爆發原因

前蘇聯領袖赫魯雪夫的回憶錄記載，在1949年底，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曾率領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晉見史達林，目的是想探詢北韓準備以刺刀在南韓建立與北韓一樣政權的意見。

當然，史達林不反對這樣的鬥爭，因為這是朝鮮的內政問題。史達林告訴金日成：仔細考慮並做好準備、評估後再來討論具體方案。不久，金日成又來莫斯科見史達林，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妥善，有把握取得勝利。但史達林擔心美國會干預。金日成說，速戰速決可以避免這種情況。

雖然如此，史達林還是請毛澤東對金日成的提議表示意見。毛澤東表示，他贊成金日成的提議，並主張這戰爭是內政問題，應該由韓國人自己解決。

韓戰改變美對台政策

爆發韓戰兩天後的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推動「台海中立化」政策。名義上是不希望韓戰擴散到東亞其他地區；而真正的目的則是要阻止中共對台灣動武。在此意義上，韓戰扭轉了兩岸的軍事局勢。

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慘敗，退居台灣。美國國務院認為，1950年內台灣可能落入中共之手；國防部和聯合參謀本部也同意這種看法。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說：「今日，美國在台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權益，也不希望在台灣設立軍事基地。美國不會選擇被捲入中國內鬥的道路。與此同時，美國也不會對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軍給予軍事援助或派遣軍事顧問。」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更說，對於連結阿留申、日本、琉球、菲律賓一線，美國有防衛的直接義務，對其他地區則沒有特別的義務；該年4月，林彪麾下的中共第四野戰軍進攻海南島，擔負著攻擊台灣任務的粟裕第三野戰軍，一個月後攻占了舟山群島。這種情勢發展，使美國國務院更加看衰國民黨。

有備而來的北韓軍攻打南韓，勢如破竹，遂讓人民解放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發豪語說，以朝鮮解放5周年的8月15日為目標，距我們將在「全朝鮮隨處能夠看到插自由獨立旗幟的日子已經不遠……，朝鮮人民解放軍具有完成這種高貴目標的條件。」

的確，當時南韓和美國軍隊敗退到韓國最南端的釜山，幾乎已無路可退。但以美軍為首的聯軍於9月15日登陸仁川，戰況隨之改觀。9月26日，登陸仁川的聯軍與從釜山北上的部隊滙合，28日奪回漢城，大致恢復了爆發韓戰前的狀態。

陸為「抗美援朝」參戰

杜魯門回憶錄說，9月27日華盛頓對東京有如下指示：「他（麥克阿瑟）說他的軍事目的是要『殲滅北韓軍』。為達到此目的，他被允許在38度線以北從事軍事作戰……。但這以蘇聯軍或中共軍沒有派大量部隊到北韓，也沒有這樣的意圖，我國軍事作戰以沒有被蘇聯和中共反擊的可能為前提。」此處所謂的38度線，是1945年2月雅爾達會議時，美、蘇軍事當局約定一旦日本投降，38度線以北的日軍向蘇軍投降，38度線以南日軍向美軍投降的權宜措施。

對於杜魯門准許麥克阿瑟北進，突破38度線一事，中共總理周恩來10月3日對印度駐北京大使巴尼卡說「聯軍如果越過38度線，為援助北韓，中國將派遣軍隊。但如果只是南韓軍隊越過38度線，中國不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印度遂將這訊息轉告華盛頓，但杜魯門卻認為這是「共產主義者的宣傳」、「是想威脅聯合國的大膽企圖」，對之不屑一顧；並指示麥克阿瑟：「只要認為有成功的可能，你應該繼續你的行動……。」

麥克阿瑟曾經向杜魯門評估，認為中共應該不會參戰，但1950年10月25日，大陸在「抗美援朝」的大旗下毅然參加韓戰，顯然麥克阿瑟對當時中國大陸的研判失準。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世界多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要「玩完了」。但隔年6月25日竟意外發生韓戰，兩岸關係起了180度轉變，台灣受到美國極度重視，重新開始軍援和經援台灣（到1965年7月才停止），台灣得以在新的國際局勢下存活下來，但這也造成兩岸長期對峙，直到今日。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1937年7月底，天津南開學校以一毫無武裝的教育機構遭日軍狂轟濫炸，蒙受巨大損失，南開人視為「毀校之難」。所幸「南開精神」不死，南開1946年在天津復校，並陸續改制為國、公立學校。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侵略軍在天津發動「七二八事變」，把南開學校作為首先攻擊的目標。7月29日，日本侵略軍向中外記者宣布，要轟炸南開大學，理由是那裡為抗日基地。他們不顧反對，悍然派出飛機，對南開學校輪番轟炸。

日軍摧殘無武裝教學重鎮

不僅如此，日本侵略軍在海光寺的「北支駐屯軍司令部」，以及日本人在六裡台開辦的同文書院架起大炮，對準南開學校。木齋圖書館首先被密集的炮火摧毀，整個建築物坍塌，只剩下支架矗立在那裡。從白天到夜晚，南開校園慘遭一次次日軍砲火襲擊。

7月30日，日軍又派出飛機向南開中學、女子中學和小學發動大規模轟炸，投擲了無數炸彈。還有大約100餘名日軍，攜帶汽油、鐵鏟等工具，闖進南開校園，大肆搶劫圖書典籍、資料和實驗儀器，然後向未炸平的樓房潑撒汽油縱火焚燒。美麗的南開校園被摧毀殆盡，損失慘重。南開大學校園內的思源堂、男生宿舍、教師宿舍、電機工廠、幼稚園和大部分平房，均被夷為平地，中學部的教室樓也變成一片廢墟。

參加侵華戰爭的日本士兵東史郎在日記裡描繪了學校禮堂被日軍炸毀的情形：「這所中學的禮堂很豪華，設備像電影院一樣。禮堂的地下室充滿了水，聽說是無路可逃的抗日分子逃進地下室，所以採用水攻。」水攻過後，日軍「想去看看屍體，但地下室台階很深，所以沒法找到屍體。從屋頂往市裡眺望，到處都能看到炸毀後的痕跡，那些炸毀的痕跡表明了日本飛機轟炸得多麼準確。」

南開學校緣起於清末科舉官員嚴修自家的私塾嚴氏家館。1904年，私立南開學校建立，由家館的塾師張伯苓擔任校長。1917年，嚴修派張伯苓前往美國考察哥倫比亞、芝加哥、舊金山等私立大學的運作。在嚴、張兩人的努力下，1919年中成立南開大學部，9月舉辦招生考試。周恩來即是南開中學的畢業生，他也曾在大學部第一屆短暫就讀。

然而，這樣一所由張伯苓苦心創辦、經營30幾年的南開私立學校，短短兩天就變成了一片瓦礫。黃鈺生等留校師生們望著濃煙滾滾的校園，肝腸寸斷，悲痛萬分。幸虧得到黎元洪等社會精英人士和南開校友的幫助，他們安全離開天津。

在摧毀校園後，日軍四處搜捕南開師生，甚至跑到張伯苓家去抓人。所幸，張校長出席廬山會議後赴南京公幹，但其住所被日軍士兵翻得亂七八糟。

南開精神不因挫折而稍餒

張伯苓聞此噩耗，受到極大的打擊。他隨後在南京向記者們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唯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深信於短期內，不難建立一新的規模。（南京《中央日報》1937年7月31日）

7月31日，蔣介石約見張伯苓、梅貽琦、胡適等人。張伯苓當即表示抗戰的決心：「擁護委員長決策抗戰……南開已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蔣介石回應：「南開為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當晚，胡適將日軍毀壞學術機構的野蠻行徑，電告東京中國大使館轉世界教育聯合會會長孟祿博士，希望該組織主持正義，譴責日軍罪行。

南開被毀，全國各大報刊雜誌和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聲討日軍殘暴的行徑。7月31日《中央日報》發表題為《南開精神》的社評，對張伯苓樹立起來的南開精神給予極高評價：

全國同胞，應鄭重記著張伯苓先生的言論。全國同胞要發揮張先生講的南開精神，這是對張先生最大的安慰，也是南開物質毀滅的唯一收穫。

《大公報》社評《從南開復興說到一般教育》也指出：

張伯苓校長是中國教育界偉大人格之一，而其所以偉大處，經此劫火更得證明。他承繼嚴范孫（嚴修）先生四十年辛苦扶植的教育實業，一旦無端為日本炮火故意摧毀，而絲毫不能消滅他的勇氣，反而更增長激發他的信仰。

中外合力揭露日軍暴行

8月1日，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等7位教育界知名人士致電國際聯盟知識合作委員會，抗議日軍侵略華北及轟炸南開的暴行，請求公開加以譴責，並請轉達各國政府，對此採取有效制裁方法。

教育部部長王世傑、上海文化界領袖及著名人士馮雪峰、夏衍、茅盾、郭沫若、巴金等56人，以及上海社會局局長潘公展、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上海各大學校長、留滬南開校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伯屈、英國牛津大學等18所大學的170位教授，也紛紛聯名致電，表示對南開學校被日軍炸毀的憤慨和對張伯苓的慰問與支持。克伯屈說：日本在華之行為，實屬無恥而愚昧。天津南開大學被毀，不足使該校歸於消滅，良以日本炸彈殘酷手段之結果，適足使該有名之學府萬古不朽。

南開學校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第一個遭到日軍大肆摧毀的高等學府。據統計，南開大學被毀損的教學樓、圖書館及師生住宅共37棟，中文圖書10萬冊，西文圖書45,000冊或毀於一旦，或被日軍劫掠而去。此外，化學系、物理系、算學系、生物系、化工系和礦科的各種儀器、標本及其他固定財產幾乎損失殆盡。這些損失按照當時的貨幣價值統計，約為663萬餘元。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和南開小學的30棟樓房被炸壞，總計損失為121萬餘元。由於日軍突然發動襲擊，很多教師彌足珍貴的手稿、研究成果和書籍、資料等都未能隨身帶出，這些損失無法估量。

南開1946年在天津復校

此外，南開校園淪為日軍駐屯步兵團搜查隊、通信隊的駐地。日本陸軍機甲第三團的戰車也曾駐紮了兩個月。日本兵東史郎及其所屬的大野部隊、北海道後備工兵等亦曾竊據南開中學。神聖的學府變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兵營。1945年，戰敗的日本歸還從南開搶掠的少量外文書，但大量珍貴的中文圖書至今仍未歸還。南開學校蒙受的損失也一直未得到任何賠償。

儘管南開學校被日本侵略者破壞殆盡，但是南開精神不死。1936年張伯苓在重慶創辦了南渝中學，承襲著南開學校的生命力和奮鬥精神。1937年8月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該校締造了抗戰期間的教育奇蹟。抗戰勝利後，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南開重回天津復校，並藉著政府資助，由私立改制為國立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部日後也改為公立，浴火重生，鳳凰涅磐。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歷史學院研究生）

釣魚台列嶼，位於台灣東北外海的東海，距離台灣彭佳嶼約140公里，距日本石垣島約175公里。台灣、中國大陸及日本都主張擁有主權，大陸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本稱尖閣諸島。

中國在明代就將釣魚台納入海防區內，行使軍事管轄，而釣魚台自古為台灣漁民的漁場，且清代出使琉球的使者皆視出了釣魚台之外的海域為「中外之界」。

1884年，日本人古賀辰四郎曾到釣魚台探險，其後向日本內務省申請將該島劃入國界，那時日本政府即展開秘密調查，外務卿井上馨函告內務卿山縣有朋：釣島「清國已命名」，為避免引起清政府懷疑，要求停止勘查。不過，山縣命沖繩縣令西村捨三繼續秘密勘查釣魚台。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軍屢敗，1895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以「先占」為由將釣魚台劃歸沖繩縣（琉球），但從未公開宣示。外界當時並不知道日本曾有竊占釣魚台的動作。

《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時，並未明寫包括釣魚台，日本也否認《馬關條約》包括釣魚台。

1943年的《開羅宣言》規定：日本必須將「台灣、澎湖列島等」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的土地歸還中國。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第8條明確規定《開羅宣言》的條件必將實施，並規定日本主權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戰勝國中美英三國所決定的其他小島。1946年1月《聯合國盟軍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77號》定義日本版圖為「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北的琉球諸島約1千個鄰近小島」，並指明此版圖範圍不包括北緯30度以南的諸島嶼（釣魚島列嶼位於北緯30度以南）。

然而，二戰結束後，釣魚台列嶼實際由美軍控制。1968年，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指出，釣魚台列嶼海域蘊藏豐富原油，引起兩岸與日本注意。1970年9月美日達成協議，宣布美國準備將美軍統治的琉球（沖繩）交給日本，其中包括釣魚台。兩岸強烈抗議，海外華人、留學生更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美國雖宣稱對釣魚台主權不表示立場，但仍執意於1972年5月15日隨琉球群島的移交，一併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權交給日本。

之後，兩岸及香港皆有民間保釣人士登島，與日本不時產生摩擦。2012年4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發起募款購買釣島，當時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決定在9月由國家出資，向「島主」購買，將釣魚台「國有化」，此舉更引發兩岸強烈反彈。釣魚台爭端也由民間升級為政府間對抗。

不過，日本安倍政府為牽制台灣在釣魚台問題上與大陸聯手，日本交流協會 2013年4月10月在台北與亞東關係協會簽訂不涉主權的《台日漁業協議》，允許台灣漁民赴釣魚台附近日方開放的部分海域捕魚。

此後，台灣對釣魚台幾乎不再有具體行動，反而是大陸的海警船甚至軍艦、偵察機、戰機經常赴釣魚台海域、空域巡弋，頻率逐年升高。釣魚台後續發展將影響中日台關係，值得關注。

花俊雄：1941年出生於台北。中學在師大附中讀了六年，1960年考進台大中文系，大二轉到歷史系，1964年大學畢業。服完一年兵役後又回台大歷史研究所唸書，1968年取得碩士學位，碩士論文為1923至1927中國勞工運動研究，由李守孔教授指導。同年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前往深造，讀的是歷史研究所。1970年通過博士資格考，博士論文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農民運動，論文已完成，但未獲答辯，沒拿到博士學位。1973年進入聯合國工作至2001年退休。1993年當選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三屆會長，2013年卸任。

出國前的政治思想

李雅明問：請回溯一下你在台灣和到了美國的時候，對政治有什麼概念或想法？

花俊雄答：高中時就知道一些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活動，如台北市的郭國基、李萬居、高玉樹及宋霖康，基隆市林番王、台北縣李秋遠，宜蘭縣的郭雨新，嘉義市的許世賢，台南的葉廷珪，高雄的楊金虎。我經常去聽高玉樹、李秋遠的演講。也看過無黨無派人士辦的《自治》。那時同學中有同情台獨的，但我不是，我覺得台灣光復是應該的。

後來我讀了台灣史，對於日據及國民黨剛來台的情形有了較多的了解，但我覺得這個帳要跟日本人算，不該跟中國人算。第一，228事件當然是個悲劇，可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武力鎮壓台灣人更殘酷。第二，雖然蔣介石比較信任跟他來台灣的人，但他為了鞏固政權，提拔了不少國民黨籍的台灣菁英出頭，例如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台北市長游彌堅、高雄市長黃仲圖，屏東縣長謝東閔，各地市議會當頭的也都以台灣人居多。兩蔣統治時雖有白色恐怖，但跟日本統治台灣時相去甚遠。台灣人在蔣介石統治下當官、分享權力的人數與比例，都遠比日據時代多很多。現在有台灣人把日本殖民統治講得那麼好、把兩蔣時代說得那麼不堪，其實並不符合史實。

問：台灣光復時你只有四、五歲，還記不記得日本人在台灣是什麼情形？

答：自己不記得了，但聽姊姊說，外祖父是拉黃包車的，有時候拉著我們兄弟姊妹坐他的黃包車，經過日本人住的地方，日本人會朝我們丟石頭。我父親也曾說「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如果在日據時代，要上中學是很困難的」。受教權在日據時代是不平衡的，日本人上的學校比台灣人好，上中學、職業學校、大學的比例比台灣人高很多，譬如說，台灣大學早先叫台北帝國大學，有幾個台灣人能上帝國大學？

很多受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在光復時不懂國語，要重新學另外一種語言很辛苦，但那畢竟只是一個短暫的學習過程。現在的台中一中是林獻堂當年結合一些台灣菁英，為給台灣子弟受教育而建立的。我在師大附中唸書時，有不少老師是外省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那些老師對我有省籍歧視。功課好、守規矩的學生，不管什麼省籍，老師都喜歡。

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

問：請談一下1970年代初期你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過程。你認為支持保釣的留學生為什麼後來會分為各種不同的派別，各自發展？

答：我1968年到匹茲堡大學讀書。匹茲堡是個保守的城市，但在反越戰時居然有50萬人參加遊行，這對我是很大的衝擊。其次，我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都和群眾運動有關，當然想去看看眼前的群眾運動。基於這兩個理由，我參加了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全美中國留學生保釣大遊行。

當時主要有《科學月刊》和「大風社」兩批人在全美串聯。簡單地講，保釣運動有幾個組成因素，第一是受到美國學生反越戰、爭取言論自由和民權運動的影響。第二是，當時大家想回台灣改造社會，所以釣魚台問題一發生，便點燃了我們這批學生保國衛土的情感。畢竟中國近百年一直被日本侵略，保釣運動的對象是日本，因此很容易就燃起大家的愛國主義及民族情感。

1971年留美學生有1月30日、4月10日兩次大遊行，並在幾個大學舉辦討論會、國是會議。我當時還不是左派，因為我還提議要向台北請願，只是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肯保釣，又懼怕美國、日本，愈來愈失望。不過，那時留學生之間已漸漸分成傾向北京的左派如王正方、李我焱，傾向台灣的右派如魏鏞等人。到該年9月密西根安娜堡國是會議時，我就慢慢地向左靠，比較認同中國大陸了。會如此，是受到很多事情的影響，包括尼克森要訪問大陸，大陸電影《東方紅》、《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陸續在美國校園裡放映。

還有，在參與保釣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如果國家不統一，單靠台灣的力量，想要保釣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和許多留美學生在保釣運動後期，轉向為促進祖國統一運動。也開始關注社會主義，認識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及所取得的成就，這些都更加深了我認同新中國所走的道路。

我在匹茲堡大學的指導老師許倬雲跟沈君山當時主張革新保台，但我認為革新保台沒有用。我完成了博士論文，但沒有獲得答辯的機會，沒拿到博士學位，與許老師關係不大，主要是因為1973年我考上了聯合國的工作。

大陸對台政策轉變

問：請問你第一次去大陸是什麼時候？去做什麼？

答：1975年我第一次去大陸。目的是想看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樣貌，也想就台灣問題與有關方面進行交流。當時看到的大陸是一個清貧但相對平等的社會，對台灣問題的認識不夠深入。

問：聽說你1981年大陸發布「葉九條」之前，曾經應邀訪問大陸，你跟大陸方面談過哪些問題？

答：「葉九條」發表前，大陸有關單位為徵求台胞意見，邀請了七、八位台胞去開會。我準備了一些關於台灣問題的材料，也做了一些建言。其中有兩個核心重點。第一是，當時共產黨已提出要跟國民黨對等談判，但國民黨能代表台灣人民嗎？第二是，如果要採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那台灣的名稱要叫什麼？

針對第一點，我認為國民黨能代表台灣人民，因為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蔣氏父子為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大量發展基層黨員，國民黨的黨員有85%是本省籍。其次，跟國民黨談判不違背台灣人民的利益。因為國民黨當時在台灣是執政黨，民進黨根本不存在。所以我認為可以這樣做。

至於第二點，那時美國有一本刊物叫《台灣人民》，主張統一後應該設立台灣自治區。我說不行，大陸的自治區都是為少數民族設立的，而台灣原住民只不過30幾萬，不管是閩南人還是客家都是漢族，台灣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社會。我認為應叫特別行政區。海南在沒有建省時就叫海南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在國民黨時代就有過，所以我極力主張「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後設立台灣特別行政區。

還有，「葉九條」談到統一後大陸不派一兵一卒到台灣，這是總結228的教訓。台獨一直誇張228的死亡人數，但到目前為止領取平反賠償的只有886位。就算翻一倍也不到兩千人，所以說殺了兩萬多人，甚至更多的，絕對是誇張。但即使如此，該事件造成的後續影響，仍是必須記取的教訓。

問：過去幾十年，你接觸過相當多的大陸人士，也經常有機會就對台問題表達意見，請說一下你的經驗。

答：在這幾十年來，我在大陸對台問題上的確有相當的發言權。1977年，我第二次去北京，有關單位讓我在文化部大禮堂演講。他們關切幾個問題。第一個是「你認為統一的前景怎麼樣？」我認為這不是簡單的事情，因為大陸的制度跟台灣的制度差距太大。從經濟上來講，大陸有國營企業，台灣也有國營企業。台灣有中小企業，大陸公社辦的企業也是中小企業，問題似乎不大。但在當時個體戶都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砍掉了。我說：台灣有成千上萬的攤販，按照大陸定義來講是個體戶，如果把小攤販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砍掉的話，會造成相當大的問題。

第二是兩岸的政治體制不同。不管如何，台灣很早就開始有選舉，實施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由於兩邊的制度差距太大，兩岸統一的路還相當長，也必須堅持「一國兩制」。

問：你什麼時候再回到台灣，第一次回來時心裡有何感受？

答：1988年，我出國20年以後，才第一次可以回台灣。我是用聯合國的Lassai Pase證件申請返台的。當時台北駐紐約代表處裡的國安局人員四次約談我。最主要是談為什麼我對紀念228那麼執著。我回答說：我對228的論斷，第一，那是個悲劇；第二，我認為國民黨處理失誤，應該盡早道歉，以免外省籍子弟背上這原罪。第三，我認為外省人跟本省人和平相處十分重要，要達到這一點就先要把228這個結解開。這是我一貫的主張。1988年返台之後，大約每隔一年我就會回台灣一次。

問：你長期擔任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並做了不少事，你覺得哪些事特別有意義？

答：1982年，沈策和宋希濂兩位老將軍成立了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而我在1993年當選第三任會長。當時台灣內部已展開統獨辯論，獨派聲音越來越大，我於是通過舉辦座談會、演講會、節日紀念會、記者招待會等方式，宣傳兩岸應和平統一。

1995年2月，為了研討剛出爐的「江八點」講話，我在紐約華埠開了一個座談會，有500多人出席，是美東僑界規模最大的一次座談會。而同年6月9日，得知李登輝要在康乃爾大學演講，我們大批人從紐約趕到康乃爾，與該校留學生會合，在李登輝演講的大廳正門進行抗議示威，迫使李登輝不得不從後門進入。1997年7月1日，為慶祝香港回歸，當晚我們在紐約林肯中心費雪廳舉辦大型音樂會，2700個座位座無虛席。接著7月6日又組織紐約華人社團最大的一次花車遊行，遊行隊伍有15,000人之多。

舉辦這些活動的經費都是會員與僑胞捐獻的，大家利用周末或晚上來策畫準備，我可以感受到僑胞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期盼。

問：大陸對李登輝後期及陳水扁執政的八年有很多意見，當前民進黨的蔡英文又執政了，對此，你有何感想？

答：國統會、《國統綱領》都是李登輝任內提出來的，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台獨，始終是一個謎。陳水扁上台時，有人擔心這代表中共對台政策全面崩盤，我不同意這樣的論調，我的判斷是，兩岸的經貿交流不會因陳水扁上台而中斷；兩岸經貿如果不中斷，最多只會發生經熱政冷的狀況。

當前民進黨的蔡英文又執政了，由於她未明確承認「九二共識」，估計兩岸官方接觸會冷卻下來，但民間基層交流仍會繼續。

從物理學來講，冷熱會對流，經濟熱就會促使政治熱。兩岸大的趨勢就像九曲橋一樣，彎彎曲曲，但會一路向前。這是我對於兩岸形勢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台灣問題不能久拖不決，因此在必要的情況下應該出兵把台灣拿下，長痛不如短痛。但我要反問：短痛之後能不能避免長痛的後遺症？228就是個例子。我覺得兩岸和平統一是個系統工程，不是水到渠成，而是渠成水到，必須把渠道弄好才能引水。

我對和平統一的立場始終不變，畢竟我的家人在台灣，台灣是我生長的地方，當然不願意看到兩岸兵戎相見、兄弟鬩牆。我常常跟美國朋友講說：If you leave us alone, we Chinese do have the political wisdom to solve this problem. 我認為不管怎麼樣，兩岸的事情是家務事，家務事可以慢慢解決。

英國脫歐影響尚待評估，歐盟最大擁護者德國擔心更多成員國跟隨英國腳步，與法國等國共議「彈性歐盟」(flexible Union)，使成員國能彈性選擇是否要更多的一體化。

6月23日英國公投通過脫離歐洲聯盟，第二天德國總理梅克爾即發表公開聲明，表示遺憾得知英國公投結果。梅克爾且說，英國脫歐是歐盟的「切口」（給歐盟切了一個口），也是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切口」。梅克爾在公開聲明中還表示，對於歐洲一體化的成功，德國有特殊的責任和很大的利益。歐盟是一個獨特的團結、價值共同體，歐盟可以保障歐洲人的和平、富裕和穩定。歐洲人只有一起合作，才能固守他們在自由、民主、法治，和經濟、社會、生態、對外政策、安全政策上的利益。

德國大力推動歐洲一體化

梅克爾的聲明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德國主流政黨對英國脫歐的遺憾和對歐盟的重視。事實上，德國在統一後即成為歐洲（不包含俄羅斯）一體化，以及歐盟內部更加深化整合的支持者和領導者。

二次大戰後，原本是法國最熱衷於歐洲國家的團結、整合，這是因為經歷了二戰，法國作為強國的地位大幅衰退，法國不甘心屈居於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的陰影下，因此希望透過歐洲國家的團結整合，與美、蘇分庭抗禮。而二戰後，西德結束了與法國數百年來的敵對，兩國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於1952年共同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以上6國又於1958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是為歐盟的前身，以後陸續有其他國家加入。

德國成為歐洲一體化最大的支持者，主要是因為在德國統一前，德、法、英3國人口相當，都是6千萬人上下，GDP的差別也不大。然而，統一後德國人口高達8千餘萬，GDP領先英、法的幅度也擴大，德國確立了歐洲（俄羅斯以外）第一強國的地位，這使得德國在一體化的歐洲中影響最大。對德國強勢地位存有戒心的人士，則提出了「歐洲的德國？還是德國的歐洲？」質疑，他們懷疑德國力推歐洲一體化，不是要融入歐洲，而是要將歐洲置於德國的指揮之下。

德國力推歐洲一體化，還有國家安全戰略的考量。冷戰時代，西德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線，與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東德、捷克隔著邊界對峙。德國統一、冷戰結束後，俄羅斯仍為德國最大的假想敵，因此德國力求將東歐國家納入歐盟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是德國不斷推動歐盟與北約東擴，使東歐國家脫離俄羅斯的影響，並成為西方陣營的成員，這樣德國就不再是位於西方的東部前線了，壓力可大幅減輕。再者，德國鄰近東歐，歷史上德國曾深入東歐發展，冷戰結束後德國想恢復其在東歐的影響力，又怕引起東歐國家的戒心，如果東歐國家與德國同為歐盟、北約成員國，則德國往東歐發展順理成章。這些都是德國力求將東歐納入歐洲一體化範圍的原因。

英脫歐打亂德的歐洲政策

借用梅克爾的形容，英國脫歐給德國的歐洲大計製造了一個切口。就直接的經濟影響而言，英國是德國第三大出口國（次於美國和法國）。德國在英國有超過2,500家企業，在當地總共雇用約37萬名員工，英國在德國則有約3,000家公司，所以不少德、英企業反對英國脫歐。貝特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的民調即顯示，83%受調查的德國企業家，和76%的英國企業家反對英國脫歐。德國Ifo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福斯特(Clemens Fuest)認為，除了英國本身，德國可能是英國脫歐的最大輸家。

不過，目前還無法確定英國脫歐會削弱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因為還不清楚英國脫歐後，哪些英、歐之間的貿易協定會廢止？會不會由新的協定取代？此外，中、小型企業在歐盟範圍內跨國發展的程度低，他們比較不擔心英國脫歐的影響。前述貝特斯曼基金會所做的民調反映的主要是大企業的意見，大企業的業務通常及於多個歐盟成員國，他們特別受益於歐盟內部的市場一體化。在英國，擁有不少大企業成員的「英國工業聯盟」(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其80%的企業會員主張留歐；然而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英國中、小企業聯盟」(Federation of Small Businesses, FSB)，則只有47%的企業會員主張留歐。

在難民、經濟等政策方面，英國前首相卡麥隆一直攻擊梅克爾的難民路線；對於歐盟成員國的債務危機，起初卡麥隆站在反梅克爾陣營這一邊，後來又趨於一致。整體而言，在經濟政策上，英國通常是德國在歐盟內的盟友，在財政和支出政策上也是如此，英國和德國可以一起批評某些歐盟成員國鬆懈、無紀律。

這幾年梅克爾厲行撙節政策，想方設法省錢，並嚴格監督接受歐盟金援的希臘的財政支出。梅克爾因此被主張高公共支出、高社會福利的左派政黨抨擊。因此與梅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聯合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主席加布利爾(Sigmar Gabriel)，對英國脫離歐洲，就不像梅克爾這麼惋惜。德國社民黨和歐洲其他社會民主黨派反而認為，英國脫歐是歐盟新開始的機會，他們呼籲歐盟主要成員國節省少一些，投資多一些，因為光節省無法在歐洲創造工作。

將加速推動「彈性歐盟」

此外，英國脫歐雖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劃了一個切口，但也促使德國、法國加快腳步推動所謂的「彈性歐盟」架構。

「彈性歐盟」概念與更早提出的「核心歐洲」概念相似。「核心歐洲」概念最早是由期待歐洲主要國家進一步一體化的德國政治家提出。「核心歐洲」指的是國土相連的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五國，近來又將另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創始國義大利包括進去。

不論是「核心歐洲」或「彈性歐盟」，都主張先由少數歐盟核心成員國加強彼此間一體化的程度，其他對進一步一體化有疑慮的歐盟成員國則可以不必跟進，這等於在一個歐盟下有兩種制度，歐盟成員國可彈性選擇，所以被稱之為「彈性歐盟」。

就在英國公投通過脫歐後2天（6月25日），上述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6國外交部長，在德國外交部位於柏林的賓館「博澤西大宅」(Villa Borsig)舉行會談，討論的就是「彈性歐盟」。領頭的德國與法國外交部長表示，有些歐盟成員國不希望歐盟內部越來越緊密，應該給歐盟成員國有選擇的空間。

總之，向來反對歐盟進一步一體化的英國脫離歐盟，對德國、法國等核心歐洲國家而言，固然是少了一個阻力，但他們也擔心會有其他對進一步一體化有疑慮的歐盟成員國跟隨英國的腳步。因此，他們正考慮引入彈性制度，使經、社條件比較接近的6個核心歐洲國家強化彼此之間的整合，其他歐盟成員國則不必跟進。這種將歐盟成員國分為兩個群組，各自遵行不同規則，或許能降低經濟、社會條件差距較大的歐盟成員國間彼此的猜忌、抱怨，也或許能避免更多歐盟成員國脫離歐盟。

（作者係德國波昂大學社會學博士）

7月10日，日本參議院改選半數的121席，自民黨與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獲得過半數的69席，現參眾兩院修憲派超過三分之二，看來安倍日後更能依己意操盤國內外政治，卻帶來破壞東亞和平的隱憂。

安倍晉三執政3年半，從2012年12月眾議院選舉以來，執政團隊迄今4次國會選舉連勝，獨強且將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將帶領日本走向何方，令人關注。

日本國民希望經濟有起色

由這次選戰結果來看，日本國民似乎對現狀和安倍政府要求不高。安倍在2012年12月二次當政之前就信誓旦旦說「經濟優先」，可是，一路下來，日本經濟表現起起伏伏。主軸在寬鬆貨幣政策的「安倍經濟學」，在日圓貶值、股價上漲、改善就業、提高薪資等方面略有績效，但在提升地方、中小企業經濟利益方面效果則很有限。安倍帶動不了國民的士氣，但也沒人能取代他。這次選舉日本首次實行18歲就有投票權，但整體投票率僅53.66％，這種氛圍較有利於擁有堅強組織票的執政黨。

日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主幹為前民主黨）帶領的在野勢力，批評「安倍經濟學」失敗，但其倡議的「分配與成長兩立」經濟策略得不到選民接納，主打的「新安保法違憲」、「廢止安保相關法案」，在日本趨於保守的社會氛圍中亦未獲支持，因此，其席次大幅減少，無法達成原本想力阻修憲勢力超過三分之二的目標。

安倍在選舉底定後表示，「安倍經濟學還在半途」，「聽到了國民期望強力推動的聲音，會擬訂廣泛且大膽的經濟對策」，簡言之，就是希望日本國民再給他一些時間，快快擺脫通貨緊縮。安倍的具體措施是樹立農林水產品、食品出口相關政策，為爭取外國觀光客而整建郵輪用港口設施，磁浮新幹線網提前8年完成等。

據估計，2016年度日本擴張財政支出計畫的規模逾10兆日圓，最高可能達20兆（1,990億美元），以執行安倍的刺激經濟方案。不過，由於日本今年到目前的稅收低於預估，加上熊本震災已動支7,780億日圓支援，因此能用於擴張經濟的餘額不多。另外，內閣決定將提高消費稅率（到10％）延至2019年10月才實施，這也使得政府短期內不會有新的稅收來源。

7月12日，美國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向安倍建議，日本央行有進一步寬鬆貨幣的空間。這等於是美方替日本操作貨幣、匯率開「綠燈」。總體言之，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歐，世界經濟前景更不明朗。現在日圓升值、個人消費依舊低迷，「安倍經濟學」的未來並不樂觀。

如修憲將危及東亞和平

這次選舉結果，最受矚目的是參眾兩院的修憲派都跨過了修憲門檻，這情況是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第一次出現。

日本修憲程序是先由眾議院提草案，獲內部憲法審查會逾二分之一通過，提交大會，獲全體眾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再提交參議院，同樣也要參議院三分之二議員通過，然後在60至180天內就該修憲案舉行公民投票，獲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修憲案才正式通過。

現在總數242席的參議員當中，修憲派有自民黨121席、公明黨25席、大阪維新黨12席，加上其他黨派沒改選的6席，共164席，超過三分之二。而總數475席的眾議員中，自民黨與公明黨326席，就算不加大阪維新黨等的14席，修憲派也超過了三分之二。簡言之，參眾兩院均具備了通過修憲的條件。

眾所周知，安倍最大心願就在修憲。2012年，自民黨還在野時，即提出保守色彩濃厚的修憲草案，譬如：雖維持第9條和平主義，但要將自衛隊改成「國防軍」。如今所有修憲的障礙都因選舉剷平了，安倍接下來會怎麼做？

安倍選戰期間絕口不提修憲，只談經濟，被對手譏為「隱藏戰術」，該策略也確實讓反對修憲的民眾卸下心防繳械，但他在選後立即原形畢露。7月11日安倍在記者會上說「不是自民黨單獨在參眾兩院擁有三分之二議席，因此不會硬生生照著自民黨的方案來做。至於憲法要修哪些項目，會交由憲法審查會提意見。」    

未來，朝野政黨就修憲的辯論和角力會是政局的焦點。自民黨希望在今年秋天的臨時國會就納入修憲項目，但公明黨對這種躁進的作法持慎重態度。實際上，即使是修憲派，各黨還是存在歧見，在野黨也會強力抗拒，再者，支持修憲的民意並不高。也就是說，障礙雖已去除，但修憲之路也不見得會很順暢。

由於日本不斷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安倍又始終想更動憲法「放棄戰爭」的條款（第9條），在域外介入不相關的事，譬如南海問題，再加上與亞洲國家的歷史糾葛，如果安倍執意重新武裝或擴張勢力，中日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必將升高。

日本在南海、東海生事

檢視安倍過去的作為，著力於外交、軍事、國防特別多，至今實質政績就是新安保法生效、可行使集體自衛權。這其中，除了反恐，幾乎都是針對中國。拿這次為南海仲裁來說，由於仲裁庭前庭長柳井俊二正是安倍智囊裡的大老，安倍應早早就掌握了裁決的動向。根據日本媒體揭露，安倍曾在5月下旬的伊勢志摩「G7」峰會上主導峰會的宣言內容，在海洋爭議方面表示「再確認追求藉由包括仲裁的和平手段來解決糾紛的重要性」，雖避開點名，但刻意提「仲裁」，目的就是要藉此向中國大陸施壓。

在仲裁結果出爐前的一個多月期間，日本政府6月9日宣稱，大陸護衛艦首次通過釣魚台列嶼（日稱尖閣列島）的毗鄰水域；6月15日說大陸一艘情報蒐集船從鹿兒島縣外海口永良部島西邊的領海通過。6月30日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參謀總長）河野克俊罕見地召開記者會，聲稱2016年第二季度(4-6月)自衛隊戰機緊急升空應對可能進入日本領空的中國軍機的次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0多次。他同時表示，中國軍機經常南下至釣魚台附近空域，「與中國海軍軍艦的一系列航行綜合在一起，我們對（中方）整體行動表示關切」。日本政府一再如此宣傳，顯然是想讓日本國民及國際社會對大陸產生負面印象。

仲裁出爐後，日本又想推出另一張骨牌。日本自民黨的東海資源開發委員會委員長原田義昭說，他打算要求政府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向常設仲裁法院提起仲裁，以迫使大陸停止在東海進行油田開發。

東海油氣田距大陸近，離日本本土很遠，開發、輸送到日本費用高，曾有不少日本業者認為開發不符合成本效益，因此，到目前是大陸單邊開發。而現在日本顯然想趁南海多事之秋，在東海挑釁大陸。

近來，國際間幾件事的演變發展，譬如：美國總統歐巴馬被日本說服，造訪廣島和平公園；首爾准許美國在韓國境內部署薩德飛彈系統，日本可透過此美日韓體系具體分享到系統雷達偵蒐的情報；南海仲裁結果提供了美日抨擊大陸的材料等，由日本媒體的評論可知，安倍備受鼓舞，他未來對付中國一定會再加大力度。只是，日本插手，不免會殃及台灣，南海仲裁讓太平島失「島」就是明證，枉費了蔡英文與安倍家族的私交那麼好。

（作者係本刊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