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開春發生兩大奇案：一是台糖梅花豬肉驗出瘦肉精禁藥，二是觀光署通知旅行業停止招攬赴大陸旅遊團。兩案本是質樸單純的民生議題，可是黨派腦充血後，公益退散，唯黨利是圖，民主政治水平亦隨之潰敗。

黨派腦政治，護黨不利民

今年春節前，經濟部所屬台糖公司生產的梅花豬肉，遭台中市政府抽檢出含禁用瘦肉精西布特羅(Cimbuterol)。市府發布食安警訊前告知衛福部，次長王必勝卻傳令要慎重，別急著公布。

食安攸關民命和健康，台中市政府於年節旺季抽驗市售肉品發現禁藥，為免肉品售罄，消費者吃下肚才示警，自可依法即時發布警訊。不料，台中市府本於保護食安「寧快勿慢、寧緊勿鬆」的原則發布警訊後，遭民進黨政府、民代、網工、綠媒一致質疑。有的說是實驗室污染；有的說禁藥價昂不可能用於餵豬；有的說從進口藥商追蹤通路發現，未曾供應給養豬場。

台糖否認用禁藥，經濟部長對食安警訊說遺憾，即使複檢證實仍含禁藥，還是挺台糖說沒有就是沒有。衛福部次長王必勝指稱，台中市檢驗結果有五大荒謬：包括官、民各方再抽檢同批次肉品未發現禁藥；台中實驗室檢測22次，只有微量檢出，是否實驗遭污染；西布特羅是不易取得的化學品，用於養豬的可能性低；台糖家業大，不會用禁藥自砸招牌；業界質疑台糖混用進口美豬是無稽之談。

總之，由民進黨主導的台糖公司，被國民黨執政的台中市政府查出肉品有禁藥，檢驗的效度就是疑點重重。大選剛結束，民進黨就把施政滿意度第一的台中市長盧秀燕，當成未來的選舉對手；王必勝還酸說：「面對危機考驗著未來雄心壯志的領導者。」一樁檢驗室科學作業的食安案，竟演出中央大員藉龐大資源鬥地方政府，護航經濟部旗下公司的奇案。民進黨立委還隨之起舞，鼓動台糖控告台中市政請求賠償。結果衛福部和台中市府再複驗後證實，台糖的梅花肉確實有禁藥。此案印證2016年民進黨執政後，專制主義蔓延，政務官遇事放肆出手，詭辯復牽拖，利黨不利民；而有主動調查權的檢警調也竟然漠視民眾權益，民主水平大倒退。

黨派福氣就是人民晦氣

1月大選後，台灣工商團體包括美國商會和外商都認為，新政府最需關注兩岸政策，因為發展事業需要有穩定的環境和有序治理。

民進黨政府大力宣傳中國經濟下行，但在大陸的美商公布「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指出有一半美國企業將大陸列為全球首選或前三位的投資目的地。大陸經濟正在轉型，綠能及高技術產業是人才和創新的重要沃土。

台灣各界和地方政府普遍主張，應務實推動兩岸交流，讓民間先行、政府解禁，爭取常態互動來往，避免不虞之災。可是2月春節前，民進黨政府公告禁止旅行社組團赴大陸遊覽。此令一出，旅行業同業公會反彈，指選前說開放交流，選後不滿月就禁止，所衍生的旅遊糾紛誰要買單？

赴陸旅遊團是台灣旅行業的好生意，會提高航空公司的載客率，若能爭得大陸也開放陸客團來台觀光，更能激活台灣旅館、遊覽車、餐廳、土特產、百貨公司的業務，提高服務業者的所得。

民間交往還能降低兩岸對立風險，是富台護台之舉。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瑞斯考特(Edward C. Prescott)即說，開放(openness)會促進經濟成長，限制(constraints)會阻礙經濟成長。台大教授侯家駒出版的《中國經濟史》也指出，政治控制力對經濟競爭力會造成傷害。

正因兩岸關係緊張，才更需促成民間交流。中美關係同樣緊張，美國管控技術與投資，雙線施壓，在尖端晶片、量子訊息、人工智慧等領域，對中國打科技戰。但中國供應鏈向外擴散，B-C的電商使得美國食衣育樂都離不開「中國製造」。

兩岸產業有競爭也可互補，大陸迄今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最大的貿易出超來源，當然應以和為貴，誠信為寶。但現實卻是黨派腦喜用抗中圖選舉的便利，漠視人民福祉，令萬民挫折。

人民殷盼立委為民作主

新立法院已上線運行，萬方矚目，殷盼立委為民作主。立委首先應認真開會議事。法律學者林騰鷂著文指出，憲法規定立法院每年有8個月會期，過去民進黨主控議事，月初報到，月底才開議，一年少了近50天會期；去年因選舉停開院會和委員會12天，形同率性排休。立院停會就是對行政官僚放水。上屆立委怠惰，養出擋疫苗、浪擲公帑買臭蛋等大官僚霸凌公益事件；政務官抄論文敗壞誠信；大小靠勢黨派的官員放肆縱欲，進出招待所、養情婦，敗公德；光電弊案和工程貪腐案更層出不窮。

青壯派學者看不下去，呼籲新的立法院要有具罰則的聽證權、完整的人事審議與同意權、立委提案可逕行審查與朝野協商。有學者說：「立法院不能再自宮，立委們不是太監。」

新科立委們更應加強監督法務部、通訊傳播委員會、選委會等貌似行政中立和獨立的機關。過去近8年，檢警調的黨派腦不遜於其他行政單位，法界人士看各地檢察長人事幾乎清一色。通傳會、選委會的囂張作為，更是不提也罷。

民進黨藉著在野黨不合再掌政權，萬眾關注立法院是否能挽救民主歸真？奉勸新科立委別再讓黨派腦們福氣，而陷小民百姓晦氣！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立法院第11屆委員已於2月1日報到，且順利選出韓國瑜為院長，開啟新政治格局。春節假期結束後，行政院長陳建仁依例拜會立法院院長韓國瑜，雙方都依禮行事，氣氛融洽，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期待未來四年的兩院關係，一如「恰如其分」這句老話所形容的一般，既要盡責又不至於過分越權，如此才可讓兩院關係運作平順，各自達成施政的目標。

立院召開臨時會引發爭議

春節假期即將結束之際，媒體突然傳出，國民黨團要求在2月20日正式開議前召開臨時會的聲音，看起來這應該是國民黨團方面希望在正式開議前，給行政院一記下馬威。從政黨國會黨團的攻防來說，這一招頗有威力，可不巧的是年假結束時，距離2月20日開議只剩5天，其中又有一天是周日，4天時間根本來不及籌備，更何況召開臨時會的主題是年前台中市衛生局檢驗出台糖梅花豬肉含有瘦肉精事件，它並沒有急迫性，在正式開議後另行安排專題報告即可，似無召開臨時會的必要。結果在韓國瑜院長的斡旋下，化解了此一爭議。這不僅免除了一場兩院的爭議，同時也樹立了議長中立的典範，這對立法院及韓國瑜來說都是件好事，有利於未來的議事運作。

此事會在年假即將結束之際抓住媒體的注意力，關鍵在於立法院將是未來四年的政治運作中心，當然，根本原因是這屆立法院三黨不過半的格局。所以立法院裡，在野黨的任何攻防舉措都會立即引起注意。基此，2月1日立法院正副院長的選舉過程中，民眾黨的立場曾引起媒體高度關注，這次臨時會提議也引起媒體注意。這些例子都告訴我們，立法院裡的政黨黨團議題攻防才是政治核心，這與過去總統府和行政院是政治核心的狀況稍有不同。

當然，這並不表示府院兩方失去決策權，而只是說，府院兩個具有行政權的憲政機構已無法像過去那樣，做決策時只依據自己的政策立場、利益，而需要與立法院的在野黨做政策溝通，甚至修改政府的立場。而這種「讓步」的舉措，過去鮮少發生，但在未來的三年多時間裡，我們將會經常看見。

閣揆人選及組閣行動

立法院開議後的重頭戲，當然就是賴清德任命新任閣揆，以及新閣揆的組閣行動。而這一次的組閣行動與過去的慣例也會不同，究其原因，與前述三黨不過半的國會結構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具有「因果關係」，也正因立法院三黨不過半，導致行政院在組成新一屆政府時，必須改變過去的組閣慣例，多思考一些變數，否則新政府將面臨運作上的挑戰，弄不好還會造成高潮迭起，最後導致倒閣，這對政治穩定極為不利。

而所謂的新變數，第一個問題就是找誰組閣？是找執政的民進黨籍人士，還是找無黨籍人士，或更跳躍的思維，乾脆找最大反對黨，也是國會最大黨的國民黨人士？

直接找國民黨籍人士組閣，在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曾出現過，當時陳水扁找了國民黨籍的唐飛擔任行政院長。唐飛不僅是國民黨人士，還是軍人出身，具空軍一級上將資歷，這完全不符合民進黨主張文人政府、反對軍人干政的理念。不過，或許是基於平穩過渡政權（特別是軍權）的考量，陳水扁大膽起用唐飛。不過該例子不屬於「聯合政府」的範疇，因為唐飛組閣並未在事前經過政黨協商，而是他私人決定的，與聯合政府無關，更何況當時唐飛暫停了黨權，所以不存在聯合政府的問題。

閣揆多半還是綠營人士

基於這個例子，賴清德當選人目前如果考慮找國民黨人士組閣，就勢必要考慮，是組「藍綠」聯合政府，還是另找民眾黨人組「綠白」聯合政府？

找國民黨合作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國民黨在立法院擁有54席的實力。而找民眾黨的政治代價雖然小一點，但民眾黨有足夠份量出任行政院長的只有柯文哲一人，而柯文哲絕對是賴清德爭取連任時的競爭者，如果任命柯文哲出任閣揆，等於是讓2028選戰提前開打，這絕不利於行政、立法兩院的互動。因此，幾乎可以斷言，不會出現綠白聯合執政的情況，而藍白聯合執政的可能性也不高。

所以剩下來的兩項選擇是找無黨籍人士出面組閣，或找民進黨籍人士組閣。無黨籍人士雖然數量不少，可以被考量的傑出人士也很多，可是這種朝小野大的國會格局，願意以身試法的人能有幾個？這就不好說了。

一般來說，能被新任總統相中的無黨籍人選，絕對是社會共同肯定的專業人士、企業家，這種已有成就的社會人士一旦進入朝小野大的國會競技場，很少能撐太久，當年的唐飛即便統領過千軍萬馬，坐上行政院長大位也只撐了百日，要再期待其他專業人士恐非易事。最後還是得繞回民進黨自身的專業政治工作者。

根據過去的經驗，民進黨一旦碰上這類問題，就會考慮黨內派系平衡，因為派系共治是其黨內的政治遊戲規則，很難擺脫。而一旦考慮這個因素，鄭文燦因與賴同屬新潮流系，自然會退出競爭，最後人選大致會落在卓榮泰、林佳龍和鄭麗君三人。此三人各具競爭優勢，最後由誰出線，完全在賴清德的一念之間。

未來四年將會是決定台灣未來發展走向的關鍵四年，台灣人民選出了賴清德，但未來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我們即將見證它的發展。

(作者係師大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總統制國家很容易走上雙元激烈對立，第三勢力很難成形與持久。民眾黨的發展與鞏固一定以侵蝕國民黨為手段，兩黨的利益衝突最大，白鬥藍為必然之勢。行政權與其他三權的人事權掌握在綠營手裡，若以立法院結構論斷如今是朝小野大，其實不符合事實基本面。

這次大選剛完，布局2026年的話題已經竄出， 特別是民眾黨的8位委員都被要求簽結兩年任期，即是瞄準2026年，準備投入地方首長選戰，勢必藉立法院打響知名度，利於個人與黨的宣傳。為此，激烈的表演與聳動的爆料勢所難免，國民黨諸君可能跟進競技。言多必失，表演多了必出爛戲破綻，表面上民進黨頗有壓力，實際上是以逸待勞。

超級總統制的內在本質

當前的憲法體制是總統有權無責的「超級總統制」，李念祖以為，「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發布緊急命令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就已顯示了制衡關係」，他主張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存在制衡關係，是未考慮到憲法中對兩人關係的一般規定與實際的政治運作，而妄斷的偽命題。

總統制下必走向雙元激烈競爭對立，第三勢力很難成形，更難持久，從新黨、親民黨、台聯黨、時代力量相繼被擠出國會，都是明證。

白營為了衝破這個總統制的結構，避免步上前列諸黨的後塵，必須在2026年與2028年有所斬獲。為此，他們必然會先在立法院搏命演出，打響該黨與各政治人物的知名度，展現政治能量與掌握議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必然會左右開弓，兩手都硬，一手揪住執政的綠營，因為監督執政者的表現，才能獲得人民最大的關注與掌聲；一手玩弄藍營，爭奪在野議題的主導權。為了達到目的，將與藍綠既聯合又鬥爭，更加飄忽善變，令藍綠皆無法穩定預期。

少數總統與少數院長

以當前的體制與迄今政治操作的歷史軌跡而言，總統在制度上占有絕對的優勢，立法院若執意杯葛總統施政，必遭民怨，也擋不住少數總統堅決以赴之勢。阿扁廢除核四時，藍營完全掌握了立法院，但擋住了嗎？何況，目前韓國瑜是少數院長，又沒有當年王金平的歷練與底氣，凶險大於賴清德不知幾許，前景如何，還有待觀察。

立法權與行政權不是只有單向的制衡監督關係，而還有相互需要的關係。若制衡行政權與協助執政黨推動政策發生扞格時，民眾希望推動政策、繁榮經濟的機率一定會比較高，在野黨多數的立法院可能也不得不配合。

民進黨執政16年，賴清德接續蔡英文8年完全執政的根基不中斷，所具備的本錢與底氣，已厚實於當年的阿扁不知多少倍，立法院想要監督、杯葛賴政府，有可能力有未逮，藍營沒有樂觀吹牛的本錢。藍營倒是應記取這次大選中，柯文哲不斷以「藍白合」操弄戰略欺騙，國民黨內卻有不少為其叫囂張目的叛徒的教訓，要慎防黨內在立法院可能會出現勾搭白營的潛在叛徒。

在野兩黨困境與利益不同

白營所面臨的困境是如何持續增長壯大，在2026年要有出人意表的斬獲；藍營的困境則在於如何自我改革，轉變形象，拉回昔日的支持者，甚至吸引中立選民，力保2026年維持戰果。本質上都是為了2028年布局。

由於兩者的主要困境與利益不同，白營若想要在現行體制與客觀現實下大突破，必然是裂解、甚至取代鬆散的藍營，而非內聚力強韌的綠營。是故，白的主要利益建立在藍的損失上，會持續採行以「藍白合」為煙幕掩護的戰略欺騙，麻醉與恫嚇藍營，同時迷惑藍營支持者，2028年採行「柯藍配」，即「柯正藍副」的模式，才能打敗綠營，這從柯妻陳珮琪選後的發言可嗅出味道。白營在立法院的表演，必然以此目標與戰略為指導。

朝小野大是假象

一般以立法院的組成結構論斷，以為目前「朝小野大」，但最有政治資源與力量的行政權與其他各院的人事提名權，牢牢掌握在民進黨之手。加上藍與白的利益不一致，衝突必將與日曝露。因此，小不是小，大不是大，大小都是假象。其中風險最大的就是在野兩黨，特別是國民黨。

立法院尚未開議，三黨已為開議日期相互較勁，國民黨人竟提出召開臨時會邀陳建仁報告瘦肉精一事，搬磚砸腳，最終推諉卸責於黨工，令人不齒。尚有「聽證權」、「首長同意權」、「藐視國會罪」、「國會特偵組」之議，被柯建銘列舉法條與大法官解釋批判成違憲的義和團，還點名藍營的朱立倫、趙少康與蔣萬安，並殃及白營的柯文哲、黃國昌、黃珊珊。在藍白皆急於表現求成的現象下，民進黨頗有以逸待勞之勢，誰大誰小，不能以立法院的席次論斷。

關鍵少數只是理論幻想

蘇永欽2月18日投書《聯合報》指出：「像聯合政府這樣的結構化多數確實是我們必走的路，以目前兩大一小無一過半的立院而言，如果只能走向逐案結盟，…可決定51票的民進黨不是執政黨，即使可決定54票的國民黨也不是執政黨，反而刻意逐議題形成『8+51』或『8+54』多數的民眾黨才是實質的、誰也不能奈他何的八席執政黨，足以凸顯此種折衷模式的荒誕！」有此荒誕的思考方式，當然會產生荒誕的論斷。

蘇永欽的論證顯然未考慮到行政權，以及日後可能爆發綠白間衝突的高機率，與藍綠也可就議題合作的可能性。最能體現關鍵少數的機會是正副院長選舉，但白營因貪心不足蛇吞象而錯過，且幕後醜態被抖出，灰頭土臉。白營少數是真，關鍵與否實在難說。

柯營必然兩面玩弄藍綠

基於過去的恩怨與現實政治操作成功的機率考量，白營想在立院尋求綠營的合作，墊高自己，成功的機率甚小，綠也不希望白坐大。然而，藍與白同為在野黨，藍營內部一直還有「藍白合」的聲音，從此次大選結果來看，白對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藍營盡是短視近利、膽小怯懦之輩，最容易被恐嚇或欺騙，敗事有餘應該是柯文哲各個擊破、離間藍營內部關係的切入點。

柯文哲多次說被藍營騙過一次，不可能第二次上當，但卻於2月16日主動表示，未來希望尋求立法院中的藍白合作，理由是「如果可以在野合作，回應民眾需求是好事」。難道1月13日大選，不該回應民眾的需求嗎？結果呢？

柯顯然自我矛盾，自打耳光，反襯出沒有被藍營騙過的事實，倒是自己不斷以此虛構的說法迷惑群眾，博取同情。次日，柯在花蓮表示，「主動拜會民進黨沒問題，不同議題也可以跟不同政黨合作，…所以民眾黨就走自己的路，要以台灣人民最大利益為思考。」柯打的主意還是延續大選時的戰略欺騙，拿人民利益當幌子，以綠唬藍，分化藍營，吃掉藍營，壯大自己。

柯口頭上常說公開透明，但最喜歡幕後秘密協商，因為幕後保密最有利於他戰略欺騙，這個性格本質絕不會改變。目前所作所言，多半是戰略欺騙的煙幕彈，「藍白合」時如此，立法院長綠白幕後接觸亦是如此。

挑撥藍營內部矛盾的新戰場

大選中柯文哲打蛇隨棍上，利用「藍白合」的話題進行戰略欺騙，挑撥藍營內部的團結，馬英九、陳長文、蔡正元、羅智強等知名人士都有挺「柯侯配」的傾向或言論。藍白合已經成了藍營的新冠疫情，病毒還在，當然也會變異，繼續發展。

柯文哲必然會營造與韓國瑜之間存在親密關係的表象，離間韓與藍營的關係，挑唆韓粉對藍營的不滿。其次，拉攏曾經友柯的藍營立委，維持或擴大藍白合在藍營的聲量，柯就可無所顧忌地隨時攻擊藍營。藍對柯必然不一條心，口徑不一，投鼠忌器，重蹈大選過程只能挨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覆轍。柯在外部隨時加料引導，綁架玩弄藍營上下。

就客觀形勢而言，國民黨必須放棄「藍白合」的幻想，誠如台北市黨部主委黃呂錦茹談及2024總統選舉時所言，「國民黨眼巴巴地希望跟民眾黨合，但那種盼望、期待是不可靠的，最後還是要走自己的路」。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藉由藍白合破局，民進黨賴清德成功破解六成民意「下架民進黨」的呼聲，以四成選票當選第16任總統。由於是得票未過半數的「少數總統」，各界將希望轉向以藍營為第一大黨的立法院，希望該黨能重振立院的監督制衡機制，讓過去八年民進黨的專斷貪腐不會再次重現。然而，以憲政體制與歷史經驗分析，這項期盼其實不符現實。因為立法院是合議制，要有效執行憲法所賦予的制衡機制，必須在野黨立委能義無反顧地團結一心，但要達到這個境界，目前條件似乎並不成熟。

憲政體制閹割了制衡能力

台灣基本上採取與美國類似的行政、立法與分立制度，設計上以立院控制立法權、監督權與預算審查權，以避免行政體系違背民意或上下其手。美國行憲史上，此一設計確實曾迫使總統在人事命令、預算編制、與政策主張上做出重大讓步。不僅有幾位總統被提交彈劾、政府也曾因國會嚴審預算而被迫改變政策甚至關門、更有政務官在國會杯葛下無法就任，甚至還有總統與不少高官因國會調查而被迫辭職或公開道歉。故而，若說美國在野黨掌控國會可以對總統發揮有效的制衡，應該不會讓人懷疑。但若以為美國的範例可以移植台灣，則恐怕失之天真。

美國國會制衡行政的工具林林總總，如對行政體系提出的預算有權做任何調整，除了刪減，也可增加開支或挪移項目等；總統可任命約3千位官員，但其中九成必須取得國會的同意，使得總統任命時必須尊重國會意見（即所謂「參院禮貌」）；國會的調查權更是可觀，可以調閱任何公私機構的文件，拒不呈交或實問虛答可能被控「藐視國會」而遭判刑或彈劾，…。在這些權力的支撐下，行政體系對國會的意見不敢輕忽，「制衡」乃因而可以運作。

但這些權力在台灣卻顯得殘缺破碎。首先，立院對政府總預算只有刪減，卻不能增加或挪移，嚴重剝奪了國會實現政策主張的空間。近年來被濫用的「特別預算」制度，更實質閹割了立院的預算審查權，致使行政體系可以進行政策買票。

在官員任命上，媒體評估每任總統約莫可以任命多達6千個職位，包括國營事業或公股銀行董監事，不僅是美國總統的兩倍，更潛藏了龐大的經濟利益，但立院卻只能對其中約百分之一行使同意權。如此龐大的人事任命權，讓行政體系不愁沒有手段攏絡在野勢力，破解對方的掣肘。立委雖明文享有文件調閱權（亦即調查權），但行使該權力需經院會通過，不似美國獨立委員會便可決行。且若出現官員抗命，立院本身也不似美國國會具有懲戒權，而必須以院會決議移交監院處理。而監委皆由總統提名，這樣的調查權如同無牙老虎，難怪迄今該權力很少被動用。

民眾的權威崇拜不利制衡

美國哈里斯民調公司從1966年起便列舉10個組織機構，每年比較民眾對這些機構組織的信心度(confidence)。調查延續半個世紀以來，國會在這10個組織機構中，每年信心度都敬陪末座。何以標榜民主公開與透明法治的合議制國會，民眾信心度竟不如集權性的軍隊組織（幾乎每年信心度排名第一），以及排除民眾參與的專業團體，如醫院、行政、大學、與法院等？原因不一而足，但民眾心理上傾向單一權威或專業治理，應該是難以否定的因素。

70餘年前，知名政治心理學者佛洛姆(Erich Fromm)便撰寫《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指出人類雖不斷追求自由，但心靈深處卻仍有擁抱威權統御的傾向。美國剛建國時，革命元勛漢彌爾頓甚至一度想擁華盛頓為皇帝，因為當時這似乎是理想的治理模式。

就在本文撰寫之時，蓋洛普民調公司公布當前美國民眾對國會與總統的滿意度調查，前者僅有13%，老邁的拜登卻仍維持約40%左右。美國國會被公認是全球最強勢的國會，但民眾滿意度如此之低，若非強大的憲政體制作後盾，很難想像國會迄今還能與行政體系平等競爭。

根植人心的權威崇拜，使得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爭權時，常處於不利的地位。199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的多數黨常非總統所屬的政黨，兩者的爭鬥幾乎無日無之。經過30餘年的觀察，政治學者便曾結論，每次爭鬥都讓國會付出不少代價，就算國會言之成理，也常居於下風。行政權的統籌運作，讓民眾在兩權相爭時常傾向同情總統，落得國會行使制衡權時必須小心翼翼。具有深厚行憲經驗與歷史傳統的美國社會尚且如此，台灣立院要履行其憲法上的職權，面臨的困難恐怕更加難以想像。

一元化權威既是人類深植內心的傾向，但美國存在三權制衡的「多元主義」也是不爭的事實。早年美國如何突破歐洲一元化威權的傳統，發展出具有新大陸特色的多元政體是個值得探究的大課題，但有些過程，對台灣人整建立法權，應該還頗具啟發性。

和戰議題使國會走出陰影

一個政權若是在流血革命後建立，當初手握槍桿的革命領袖必然會成為建國後的領導人，被奉為民主典範的美國亦復如是。故而首任總統便是曾任獨立軍總司令的華盛頓，幾位繼任者也都是原先一起打拼的革命夥伴。由於這些開國元勛貢獻卓著，對國家大政往往一言九鼎，憲法就算明訂權力分享，也少有人敢以此質疑領袖的決策。因此，美國憲法雖言明國會為決策的核心，並占有憲法首章的地位，總統則僅為政策的「執行者」；然而，領袖的光環使早期的國會只能居於附從的角色。歷史學家曾因此評價早期的國會議長是：「除了名字，沒有留下任何紀錄。」

亨利克雷(Henry Clay)在1811年，以34歲英年當選國會議長。由於是首位獨立後世代的議長，對開國元勛的恩庇情結相對淡薄，也因此勇於與時任總統且為憲法起草人的麥迪遜(James Madison)爭搶政策的發言權。尤其在對英國的和戰議題上，兩者更是嚴重對立。

為了團結國會逼迫總統採納國會的主張，克雷首創專業委員會制度，並賦予法案審查權，再以親信擔任委員會的主席，將原本意見分歧的國會統一口徑，與總統在政策上分庭抗禮。此一作為不僅強化了克雷與總統競爭決策權的基礎，甚至為往後百年的國會建立了制衡行政權的能力。學者因此評論：「克雷不是強勢的政黨領袖，而是個聰明的制度政客，他以委員會任命編織起一層保護網，屏障他當時還不甚穩固的權力基礎。」

由於英國在美國宣布獨立後，經常透過海軍與加拿大領地騷擾美國，麥迪遜領導的行政體系傾向以談判手段解決紛爭，但克雷及一批少壯派議員則要求美國宣戰，兩者出現明顯的政策分歧。麥迪遜在國會的壓力下最後被迫對英宣戰，但事後證明該決策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宣戰後英軍長驅直入，甚至把國會都燒了，最後還是以和談收尾。但藉由和戰議題，國會堅持了自己的獨立性，無形中為往後制衡行政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克雷也因此被史家評定為「美國最偉大的議長」。

美歷史經驗對台灣的啟發

美國的歷史經驗告訴後人，合議制的立法機構要能有效制衡行政體系，本身首應營造統一的意志，眾說紛紜只會留給行政體系各個擊破的機會。而要營造統一的意志，和戰議題最具優勢，因為這是任何選區都高度關切的。

台灣當前的狀況與早年的美國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掌控行政體系的民進黨因為堅持台獨黨綱，政策上又走親美抗中的路線，確實也提供了在野黨一個分別彼此，並團結國會的機會。不難預期，行政機構將會動員一切資源詆毀國會不同的主張，但也唯有透過這些淬煉，立院的多數黨才可能去蕪存菁，強化內部的認同。否則，以台灣憲政基礎的薄弱與行政資源的龐大，立法機構高談制衡，恐怕也只是提高個別立委裹脅行政體系的籌碼。

民進黨柯建銘提醒韓國瑜院長，「院長不是用來制衡執政黨的」，必須維持議事中立，以調和鼎鼐解決爭議。但議長中立代表議會只是個發表意見的平台，而非具有獨立政策見解的機構。若缺乏獨立的政策主張，立院又如何奢談有效制衡？柯建銘為了護駕行政體系，這樣的發言並不讓人意外，但若國會多數黨領袖也以維持中立為己任，那麼誰來領導立院與行政體系互別苗頭？

(作者係中美文經協會常務理事)

2月14日，台海巡署在追緝「闖入金門海域」的大陸漁船時，造成漁船翻覆，2人死亡。因「全程未錄影」，海巡署是否執法過當，「撞翻」大陸漁船，至今仍各說各話。不過，陸方已迅速採取反制行動，正式否認金廈海域有「禁止、限制水域存在」，宣布福建海警局將在該海域展開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19日下午就有大陸海警登上金廈遊輪臨檢30分鐘。兩岸緊張情勢快速升溫，引發台灣社會各界熱議。

朝野政黨均表示「支持政府執法」，但盼透過對話交流，避免兩岸衝突。國防部長邱國正則稱，「為避免戰爭及升高衝突，台軍不會主動介入」。惟海委會主委管碧玲竟放狠話：「下次遇大陸海警船不要停」，但立即遭到退役將領怒嗆，「妳帶領國安團隊示範給國人看」。

金門事件發展至今透露了幾項事實。一是大陸不乏制定「新常態、新互動規則」的籌碼，而且台灣每一次挑釁，反都成了大陸制定新常態的契機。例如，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來台，促成了大陸常態化飛躍「海峽中線」，這次又實現了福建海警在金廈海域常態化巡查。

二是民進黨當局遇到事情只會耍嘴皮子，完全沒有膽量與能力「維護主權」，有人因此擔心，未來會有大陸執法船以「護漁」名義進入各離島；金廈觀光船生意會一落千丈；金門漁民不敢出海打魚。甚有人說，大陸只要讓金門的補給船上不去，台股就會大跌，也會發生外國撤僑行動。

三是美國務院發言人及海巡司令均表示「正在密切關注北京行動」，但大陸已明言「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兩岸出事也必在倉促之間，這將讓美、日師出無名，也根本不及前來救援。這使得外部勢力對台的「保護承諾」大失效力。

見此政治氛圍，民進黨中國事務部2月22日表示，「涉及兩岸人民權利與利益事務，應回到兩岸既有協商管道合理解決」。這仍是一句空話，因為民進黨不承認「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兩岸根本無法以「談判代替對抗」。不過，民進黨當局此時若想伸出橄欖枝，不妨採取以下措施，至少可降低彼此的敵意，有利於兩岸逐步建立政治互信。

一、金門地檢署盡速查明船難真相，若調查結果海巡署確有疏失或執法過當，就應道歉、發放撫慰金、懲處失職人員，使整起事件告一段落。

二、全台數百名里長及政黨人士只因曾於去年組團赴陸參訪，就在選前，以違反《反滲透法》及選罷法罪名，被收押禁見或交保候傳、限制出境，搞得人人自危。為證明未「以公權力打擊異己」，民進黨當局應立即放人、銷案，還人清白。

三、農曆年前一天，交通部觀光署突然宣布禁止招攬赴大陸旅遊團，遭旅行業者大罵「政府朝令夕改，業者損失誰負責？」為顧及旅行業者的生計及避免打壓兩岸交流，民進黨當局應立即取消「禁團令」。

鵝鑾鼻(Cape Eluanbi)為台灣最南端的岬角，又名南岬(South Cape)。位於屏東縣恆春鎮，為中央山脈盡處台地的最南端，隔著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鵝鑾」係南排灣族語，意為「船帆」，因該地西側香蕉灣有顆形似船帆的石頭，取名「鵝鑾」，大石被稱為船帆石；而「鼻」在台語中指物體突出而像鼻子的部分，為岬角之意，得名鵝鑾鼻。

台灣日據時期文獻上，此地名常以片假名書寫為「ガランピ」，或漢字「鵞鑾鼻」。清代多記載台灣最南點為「沙馬磯」或「沙馬磯頭」，例如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載：「南路界盡沙馬磯頭，相傳地脈直接呂宋」，現代對於沙馬磯頭是貓鼻頭或鵝鑾鼻未有定見。

鵝鑾鼻一帶原為排灣族龜仔甪社(Kuarut)的領地。其地形為珊瑚礁隆起之台地，三面臨海，一面背山，地勢險要且沿岸多珊瑚暗礁，地處巴士海峽與太平洋交會之處，往來漁船頻繁，海下之暗礁非常險惡。

發生兩次外國漁船觸礁案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又譯羅妹號），於鵝鑾鼻西南方約15公里的七星礁觸礁沉沒，船長亨特(J. W. Hunt)夫婦偕同船員水手14人游至獅龜嶺（今龍磐草原一帶）上岸，因誤闖龜仔甪社領地，被當局誤認為侵略者，而依當地習慣法處決之，僅一名粵籍水手逃生，跨境後前往清治台灣，受當地居民幫助輾轉送至打狗英國領事館，促使斯卡羅酋邦與美國雙方簽訂南岬之盟。但因美清在台交涉時，清帝國表明：「告以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嗣後請飭外國商人謹遵土牛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埋下日本企圖占領台灣的野心。

1871年，琉球漁民因遇颱風，漂至八瑤灣（今滿州鄉九棚-港仔一帶），因船毀壞無法獨力回國，而深入異地與高士佛社的排灣族起了衝突，54名琉球人遭處決。日本以此為藉口，起兵討伐台灣，引發兩年後的牡丹社事件。

經歷兩次大規模外國漁船觸礁案，清廷無法坐視不管，首先於琅嶠猴洞山（今恆春市區）興建縣城，定名「恆春縣」；再委託英國皇家學會的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勘查恆春半島地貌，尋求興建燈塔的地點，後於現今鵝鑾鼻燈塔處，以100塊銀元向龜仔甪購買土地，興建燈塔。

鵝鑾鼻當選台灣八景之首

1927年5月，《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日日新聞社》票選「日本新八景」，《台灣日日新報》在台灣也發起「台灣新八景」票選活動，獲得台灣總督府交通局的支持。活動採民眾投票方式進行新八景募集，投票日期自6月10日到7月10日止，台灣和日本本土人民皆可投，可使用官製繪葉書（明信片）或用紙寫出推薦的代表名勝，可重複投票。

第一階段票選採「邊開邊投」方式進行，7月8日「ガランピ燈台」（鵝鑾鼻燈塔的片假名）以1千萬票獲得最高票。最終參加總票數高達3億5,900多萬票。第二階段交給台灣新八景審查委員，該審查的標準為：(1)為台灣有特色的景點，(2)規模不小者，(3)交通便利以利將來可能施設，(4)考慮史蹟及天然紀念物，(5)考慮全島地理的分布。

同年8月25日，審查委員於台灣鐵道飯店討論，8月27日在報紙公布選出的「八景」、「十二勝」與「二別格」，鵝鑾鼻燈塔以35,105,180票拔得頭籌。1929年3月下旬，《台灣日日新報》發布，將在鵝鑾鼻燈塔旁設立台灣八景紀念碑，於同年12月1日舉行落成儀式。

戰後初期，紀念碑的基座、位置，甚至連紀念碑的方位均遭到改變，石碑背面的碑文也遭水泥塗抹破壞，僅剩前方的「台灣八景鵞鑾鼻」字樣仍完整保留。

鵝鑾鼻燈塔歷史悠久

清廷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委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畢齊禮，於6月18日自打狗出發前往瑯嶠（今恆春）地區勘察燈塔建地。燈塔於1881年（清光緒7年）動工，1883年（清光緒9年）建成。建造費用總數為白銀20餘萬兩。當地是原住民的地盤，興建前後官方派了500兵力守護。1898年日本人重建燈塔，白色的塔身為海拔55公尺，高出地面18公尺，周圍100公尺是鐵鑄圓柱形，內分4層，頂端有26,000燭光的一等白燭光，可照射20海浬。鵝鑾鼻燈塔樓面向西南方，背山面海。該燈塔一度被認定為台灣最南端的標誌，後被台灣最南點地標取代。

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廷撤台前炸毀燈塔。1898年日人撥款整修完成。1904年燈塔架設電話線，是恆春地區第一部電話。二次大戰末期遭盟軍軍機炸燬。1962年由國民政府重修建成。

鵝鑾燈塔塔身全白，為圓柱形，高21.4公尺，周長110公尺，外觀以砲壘為建築，並以砲台作為塔基，而且在圍牆上設有槍眼，四周更設有壕溝，為全世界唯一的武裝燈塔。白色圓形鐵塔內共分五層，第一層儲煤油，第二層置格林砲，三層為洋人休憩所，四層則設置榕林砲，第五層則為光源所在；但二次大戰末期曾遭炸毀，並於光復後改建並換裝新式大型四等旋轉透鏡電燈，是目前台灣光力最強的燈塔，享有「東亞之光」的美稱。

1982年燈塔前大片的珊瑚礁闢建為公園，並於1993年開闢第二公園，鵝鑾鼻公園內遍布珊瑚礁石灰岩地形，怪石嶙峋。步道縱橫交錯，可通往好漢石、滄海亭、又一村、幽谷、海濱棧道等景觀區域。

墾丁氣象雷達站

在興建墾丁氣象雷達站之前，台灣已有新北市瑞芳區的五分山氣象雷達站、花蓮市的花蓮氣象雷達站，以及高雄市壽山的高雄氣象雷達站，但因侵襲台灣的颱風路徑大多從東南部海面而來，三座氣象雷達站無法完全涵蓋颱風路徑的暴風圈範圍，使得觀測資料不完整，而難以準確預報颱風。

1991年2月及12月，氣象局邀集島內外氣象學者，召開兩次「雷達網連研討會」，建議將高雄雷達站北遷至台南七股；另建議於墾丁新建一氣象雷達站，完成全島的「都卜勒氣象雷達網」。

   1998年9月動工，至2000年1月16日墾丁氣象雷達站正式掛牌成立，2001年11月1日起進行全天候雷達測報作業。中央氣象局轄下的氣象雷達，雷達罩外觀均為白色，綠色多為國軍轄下的軍事雷達，唯一例外就是墾丁氣象雷達站，為配合鵝鑾鼻當地的景觀所設計，特殊顏色及外觀被遊客戲稱為「哈密瓜」。

最南點指示牌、觀海台

台灣最南點為台灣地理上的一個極點，是指台灣島最南端的地點。省道台26線是鵝鑾鼻的主要道路，行經鵝鑾鼻公園即返折，故前往台灣最南點，得由鵝鑾鼻燈塔一旁的道路進入停車場後，開始徒步往南行才能抵達入口，再繼續步行約10分鐘，步道兩側沿途是茂密的叢林，待前方視野逐漸開闊，即抵達步道終點，可看到台灣最南點意象標誌立於眺望平台之上，其下是滿布珊瑚礁的海岸與浪花拍打海岸的海水。

意象標誌及觀海平台濱臨巴士海峽、太平洋，站在意象標誌的平台上，可展望東、南、西三種不同方向的海景。水泥製成的標示立碑，外觀設計呈尖頂向天的筍狀，另一面呈海螺狀，以兩塊分離的碑身設計意味著海陸相依。

(作者係退休工程師)

每年農曆7月21-23日為期3天的「民雄大士爺文化祭」，已成為嘉義縣的年度宗教盛事。此信仰肇始於清代，為方便虔誠信徒遂分靈於雲嘉地區，大士爺到日據初期已是嘉義著名的神祉。1904年縱貫鐵路完工，便利了附近鄉鎮的信徒。2年後的嘉義大地震，大士爺廟毀壞，但該信仰不墜。可惜，今日讓外縣市旅人認識民雄的第一印象竟是穿鑿附會的「民雄鬼屋」，而非乙未抗日戰事。

迎接2024龍年之際，跨站式的民雄車站開始進行鐵路高架化工程。民雄車站站前是有「驛前通」之稱的民族路，路旁有124年歷史的民雄國小。徒步右轉中樂路後不久，民雄市場（今中樂路和文化路交界處一帶）前的芋頭餅、蚵仔煎等廟口小吃，讓人垂涎欲滴，華燈初上時攤販雲集更是熱鬧。原來，這裡有間座落於中樂路上的大士爺廟，讓此地成為民雄市街最熱鬧繁華的地點。每年農曆7月21-23日為期3天的「民雄大士爺文化祭（普渡）」已成為嘉義縣的年度宗教盛事，台鐵都會加開從嘉義到斗六的區間列車，以疏運人潮。

民雄的開發和大士爺信仰

嘉義縣民雄鄉舊稱「打貓」。據康熙56年(1717)所完成的《諸羅縣志》記載：自今台南市後壁區下茄苳，北經嘉義市（諸羅縣城所在）、嘉義縣的民雄、大林，到雲林縣的斗南、斗六，「客莊、漳泉人相半」、「斗六以北客莊愈多」可見鄭氏、清代初期，就有福建漳州與廣東饒平縣籍的移民來打貓開墾。康熙42年(1703)，莊民在葉子寮引三疊溪水灌田合築的打貓山腳大陂、即今天的好收圳灌溉民雄境內，使其成為嘉義的穀倉之一。於是，在今天的民雄街區（東榮、中樂、西安村內）形成了「打貓街」。

每年農曆7月在好收圳放水燈，以及象徵大士爺帶走眾家好兄弟的重頭戲「火化昇天」，成為民雄大士爺祭典的重要儀式。客語稱「山大士」的大士爺，俗稱「鬼王」，曾率手下在人間為非作歹，後為觀音菩薩降伏，故在大士爺的頭頂上都立有觀音菩薩像，是客家義民祭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大士爺祭典的起源，根據1906年9月1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查聞之父老云，始自清代，雍正6年(1728)間，當地方大有不安寧之狀，早稻被蟲害者，不計其數；兼之黎庶，罹惡疾身故，實繁有徒，如斯悽景，民何以堪。爰是附近庄耆，邀相謀為舉3日齋，遂即請禱，果於是歲7月16日，街庄附近處均獲康寧，晚稻又得豐收。乃定於此3日間(21-23日)，各家大行祀典。握酒操豚，調羹進膳及演梨園。嗣緣靈驗許多，遐邇之人，聞風而之慶祝者濟濟。」

該祭典的進行由街中眾舖戶公議：每年7月1日，用紅緞塗大士像一身，奉祀壇中。又延請僧侶5人，誦經懺悔3天，超度孤魂，普醮陰光。等到初3晚，搭一高2、3公尺的孤枰。上置米飯、牲禮、菜料、糕點、生豬羊，並有許多應用物件，以祭孤魂，祭完後將大士像焚化。

咸豐年間(1850-1861)碰上農曆7月時，「大雨淋漓，欲到壇禮拜者，嘗被水阻隔，故包香火，分設大士」、「或普（渡）1日，或普2日，無定例。」如今天隸屬嘉義大林的下埤頭莊，在嘉慶6年(1801)創立的紫蓮庵，俗稱觀音亭，主祀觀音大士，以農曆2月29日為例祭日，成為清代大林地區的信仰中心，而民雄大士爺廟遂成為全台各地大士爺廟的原始祖廟。

日據時期台民信仰不墜

1895年乙未台日戰爭爆發。陽曆10月，台軍在嘉義大莆林（大林的舊稱）最後據點觀音亭被日軍攻陷焚毀，打貓成為日軍的下一個目標。根據洪棄生的《瀛海偕亡記》記載；台軍在往打貓的官道上埋地雷，並以敗兵引誘日軍大隊齊發。「既誘入地雷道，各處火線並發，敵出不意，轟及千人，死數百人，能久親王（日軍征台統帥）受重傷。」因這場慘烈的雲嘉保衛戰，客家族群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導致包括大林、民雄地區等客家成為弱勢族群，逐漸福佬化，但仍保存大士爺的信仰。

日據初期，打貓大士爺已與嘉義城隍爺、大莆林水鬼、北港媽祖齊名，並稱嘉義的著名神祉。1904年台南斗六間縱貫鐵路完工，並在打貓設站，附近鄉鎮的信徒不需再遠途跋涉，參加大士爺祭典後，當天就可往返。

1906年3月17日發生嘉義大地震，造成打貓火車站的鐵軌受損，而打貓街的寺廟也毀損殆盡，其中包括大士爺、開漳聖王、開台尊王廟、慶誠宮（媽祖廟）。當時礙於人力不足、物資有限，庄民合併這4座廟剩下的殘餘建材，在現址集資重建。

隔年，信徒不受震災的影響，「紅男綠女，往來參拜，如山似海，該地幾乎無立錐。」在嘉義及斗六間一天就有14班次的臨時列車往返，也讓祭典的3日間，打貓火車站的收入有3千日圓之多。隔年，「參詣者皆攜線香紙箔往焚於神前，三跪九叩，敬禮甚恭。往來之人，摩肩疊踵，附近生意，亦有如茶如火之盛」。

1911年配合打貓大士爺祭典開往的火車座位常滿，大多以婦女為多。她們去時打扮得如花似柳，但歸來之時日正當中，滿身汗流如雨，導致眉上的烏煙、臉上的脂粉隨汗而下。大正8年(1919)到12年，大士爺廟完成主體結構，昭和5年(1930)完成三川殿、12年整體完工慶成謝土，舉行「七朝慶成祈安清醮」。

全廟分三川殿，正殿供奉「觀音大士」、「大士爺」，左側供奉「開漳聖王」，右側供奉「開台尊王」，後殿供奉「三寶佛」，左邊供奉「文昌帝君」，右邊供奉「武財神」，成為一座南朝北的南方風格地區公廟。現今三川殿內懸掛著昭和7年(1932)豚戶何等敬獻的《悟來大道》，以及創立於光緒9年(1883)的斗南曾濟美香舖在昭和12年所敬獻的《色相宗禪》匾額，是該廟目前較早的匾額。

民雄未來發展展望

1980年代民雄工商業開始發達，加上中正大學在此設校，其發展已凌駕鄰近的大林鎮，以致大林的戶政、警政機關皆為民雄的附屬機關。但讓外縣市旅人認識民雄的第一個關鍵字，竟是以1929年落成、1945年後閒置至今的劉宅（位於興中村）所穿鑿附會的「民雄鬼屋」。

筆者建議，嘉義縣政府除了舉辦「民雄大士爺文化祭」，還應結合當地及大林在乙未戰爭所衍生的「大莆林水鬼」、「紫蓮庵觀音亭」等古戰場的戰爭故事，來強化當地的文化底蘊，讓國人記得保衛家園的歷史，並珍視和平。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最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一詞在輿論場、政策界和學術圈突然變得炙手可熱。英國《金融時報》將「全球南方」列為2023年的年度詞，「全球南方」崛起也被美國《外交政策》視為2023年全球政治最具意義的趨勢之一。

「全球南方」視野下的金磚合作在2023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南方」是與會人士熱議的關鍵字，在會議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全球南方」一共出現55次。2023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磚國家(BRICS)峰會期間也多次提到「全球南方」。至於圍繞「全球南方」發表的學術論文更是呈現井噴之勢。

實際上，「全球南方」並非橫空出世的新概念，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再定位，標誌著非西方力量的進一步崛起，同時也呼喚南南合作的提質增效。金磚國家是「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其中俄羅斯的身分略顯特殊），金磚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體現。隨著2024年元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阿聯酋、伊朗和衣索比亞正式加入金磚合作機制，「全球南方」的影響力正在持續擴大。

從「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

據多位學者考證，「全球南方」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969年，當時美國政治活動家卡爾•奧格爾斯比(Carl Oglesby)指出：「幾個世紀以來北方對全球南方的統治已經匯聚、產生了一種無法容忍的社會秩序」、「越南戰爭是北方統治全球南方歷史的頂峰」。然而，相較「全球南方」，彼時對發展中國家更流行的標籤是「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和「不發達世界」(The Undeveloped World)/「欠發達世界」(The Less-developed World)。

法國人口學家索維(Alfred Sauvy)在1952年率先提出「三個世界」說，所謂「第三世界」是指西方（第一世界）和蘇聯（第二世界）以外的國家。當然，世人更熟悉的是毛澤東在19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即美、蘇兩霸是第一世界，中間派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屬於第二世界，亞（除了日本）非拉則是第三世界。然而，隨著冷戰的終結和全球化的興起，三個世界的劃分失去了現實意義，「第三世界」也逐漸淡出國際政治經濟話語體系。至於「不發達世界」、「欠發達世界」等術語，由於充斥著發達國家的優越感，且隱含西方中心主義的發展觀，越來越不為發展中國家所樂見。

學者賽奇(Nick Sage)在2022年出版的《國際發展簡論》指出，相較富於冷戰色彩的「第三世界」，基於地理座標的「南方」(South)一詞顯得相對中立。1980年，由西德前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領導的國際發展問題委員會，發表了題為《南北：一項生存方案》的報告，在世界地圖上劃出了一條「勃蘭特線」(The Brandt Line)，「北方」的富國和「南方」的窮國清晰可見，世界發展的重點難點也就一目了然。「全球南方」這一表述真正流行要到冷戰結束和進入21世紀以後，因為全球化的加速使得破解發展難題需要全球性的努力，例如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因此「全球南方」概念的興起表明，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化」與「發展」之間日益緊密的連結。另外，近些年來發展中世界不斷分化為發展中國家（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用「全球南方」來涵蓋上述所有單元，語文上也顯得更加精煉。

「全球南方」代表絕大多數人

除了在地理上基本是位於「勃蘭特線」以南，在發展階段上還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整體還具有鮮明的非西方色彩。具體言之，就歷史脈絡來說，「全球南方」意指遭受過帝國主義殖民掠奪與殖民擴張，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就價值訴求而言，「全球南方」以改變現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為目標，具有強烈的反對殖民主義、霸權政治的訴求。這一非西方色彩在俄烏戰爭和巴以戰爭中都得到體現。雖然全球南方國家在俄烏戰爭的定性上存在分歧，但總體上是拒絕同西方一道制裁俄羅斯。金磚國家領導人還就巴以問題召開特別視頻峰會，發出了和西方不一樣的聲音。

「全球南方」代表全球絕大多數人口，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預測，到2060年，「全球南方」經濟總量的比重會上升至57%。另據統計，過去20年「全球南方」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當然，「全球南方」還面臨著經濟發展水準存在較大差異、貧困人口出現反彈性增長、糧食安全問題持續凸顯等挑戰。特別是發達國家對「全球南方」援助強度不足的現狀，對加強南南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金磚擴容促「全球南方」壯大

眾所周知，「金磚」最初是美國高盛公司發明的一個投資概念，意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幾個蒸蒸日上的新興投資市場。2006年金磚四國的外長首次會晤，2009年6月金磚國家峰會首度舉行，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磚四國變成金磚五國。目前，金磚合作已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核心，30多個部級合作機制，60多個工作組等配套機制組成的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合作機制，是能代表「全球南方」的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合作平台。

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金磚國家在促進南南發展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近年來，除了在疫情和流行病治理、氣候變化、綠色發展、生物多樣性等領域發出「金磚聲音」外，金磚還在數字轉型、航太合作、災害管理、教育培訓等方面，提出具有濃厚南南合作色彩的「金磚方案」，並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合作、非洲發展等，具備明顯優勢的領域推出「金磚行動」，比如《金磚國家糧食安全合作戰略》與《金磚國家農業合作行動計畫（2021-2024）》。2023年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更直接將「加快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寫進了會議主題。

2017年金磚廈門峰會首次提出「金磚+」的合作理念，邀請全球南方的其他成員與金磚國家對話。2022年金磚北京（視頻）峰會正式提出擴員的倡議，2023年金磚南非峰會正式邀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阿聯酋、阿根廷、伊朗、衣索匹亞成為金磚大家庭的新成員。擴員後的金磚國家國土面積占世界比重由26%升至近35%，人口占世界比重由42%升至47%。按現價美元計算，擴員後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由26%升至29%；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占世界比重達36%。貨物貿易總額占比由20%上升至25%，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將達25億，占世界比重由43%上升至48%，接近一半。

「隨著這次擴員，金磚國家正在鞏固其作為『全球南方』聲音的地位，並在國際政治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來自『全球南方』的聲音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突出的作用」，儘管阿根廷最終拒絕了金磚的邀請，但金磚合作擴容還是成為2024年第一件引發全球熱議的大事。實際上，除了得到邀請函的6個國家，還有超過40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合作機制，其中至少20多個國家已提出正式申請。用埃塞俄比亞學者德米西的話說，「金磚+」合作模式不斷深化拓展，促進金磚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對話和合作，其「朋友圈」不斷擴大，將為南南合作開創新局面。

不僅如此，擴容後的大金磚合作還將發出共迎挑戰，共同發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的「全球南方」之聲。具體來說，「金磚+」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表達關切、共同討論和應對挑戰的平台。通過增加貿易、投資和技術轉讓機會，金磚合作機制將為全球南方國家帶來更大的合作空間，包括創造就業、擴大貿易範圍，最終促進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通過集體發聲，金磚合作可以幫助全球南方國家爭取更多的決策權與發言權，以及更多參與全球論壇的機會。

總之，金磚合作機制讓世界更加關注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和觀點，進一步加強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擴大這些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影響範圍，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最終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國際地位。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林毓生、張灝雖非知交，但為舊識。在台大、哈佛的校園裡，曾經留下我們縱情笑談天下事的聲影；那時我們正是「浪遏飛舟，糞土萬戶侯」的年齡，如今二人都已成古人，我也是「身軀倦、鬢已秋」的老翁，真是歲月不饒人！

林、張皆典型自由主義者

林毓生(1934.8.7-2022.11.22)當年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但由於論文寫的是五四時期的學術思想，所以經常來哈佛，向當時美國的中國思想史大家，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施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請益，所以見面的機會不少。

林毓生這個人生就一副嚴肅的面孔，總是不苟言笑，就連平時聊天，也像在談論嚴肅的學術問題。他的父親是實業家，家道殷實，自然青少年時代過的是順風順水的日子。

張灝(1937.8.24-2022.4.20)的父親是立法委員，一直隨國民政府播遷，所以教育從未因戰火而中斷，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哈佛深造，都是順風順水。沒有在家鄉住過一天，他和我的祖籍都是安徽滁縣，但對他而言，那只是名義上的祖籍而已。張灝人很隨和健談，樂於提攜後進。

林、張二人，都是典型的中國自由主義者，雖然都是殷海光的大弟子，但他們由於在美國的研究院中泡過，林在芝加哥，張在哈佛，所以其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殷海光，而且二人對中國自由主義都有創發，充實發展了中國自由主義，使自由主義在胡適之後，到達另一個高峰。

林、張二人在將自由主義中國化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林提出創造性的轉化，張提出幽暗意識，都很有新意。二人對自由主義的解讀，同以費正清、施華慈為代表的哈佛學派一樣，都構建了自己的典範(paradigms)，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他們同胡適一樣，在引進自由主義時也碰到同樣難題，就是在中國以崇尚群體價值的儒家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滋生個人主義的土壤。胡適的辦法是，引用他老師杜威的實用主義，也鼓吹漸進的點滴改良論，反對當時他的論敵李大釗的積極革命論，也即根本改造論。

林、張二人各有創見

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大量論述胡適的思想，卻有意忽略胡的政敵李大釗的思想，因而脫離了中國的主流思想。林是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明知中國傳統文化容不下個人主義，所以就提出了創造性的轉化，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以適應自由主義，他謂之「創造性的轉化」。

張灝論學，同他隨和的個性一樣，取兩用中，走的是中庸調和路線，採取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例如他對衝決一切網羅的譚嗣同的激進改革思想，採取一種同情的立場，頗多肯定之處，在中國自由主義者中，這是很難得的。這也是他同林毓生的極端自由主義立場，判然有別之處。

張提出的幽暗意識概念，應該是受荀子「性惡論」的啟發，不是他個人的獨創，所以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很難說像林毓生一樣，是個人的創見。這是要加以區別的。       

自由主義者碰到共同問題

總而言之，林、張二人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解讀，都是從形式到形式，從概念到概念，與社會的客觀存在，所以都是似是而實非，隔鞋瘙癢，最終難免都走進了死胡同。這不僅是林、張二人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命定地走上蠟炬、春蠶的悲劇。

中國近現代史的動力是億萬勞苦大眾渴望解放，任何政治派系、思想流派忽視了這一點，必然走向失敗；孫中山的國民黨、胡適的自由主義學派，之所以失敗的根源，就是盲目地抄寫西方的自由主義，成為他們的奴僕。

不幸的是，胡適在海外的信徒，當然包括林、張二人，依然堅持自由主義的信仰，以致走進了死胡同。

歷史昭示，只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毛澤東主義，才適合中國的國情，解決億萬群眾的需要：質言之，就是對內搞土改，滿足廣大群眾的基本需求；對外堅持反帝，打了朝鮮戰爭、越戰。這都是蔣介石政權和胡適之流的自由派，絕對不敢想、不敢做的事。

悲夫，在悼念林、張兩位大自由主義時，海外（台港）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一仍舊慣，傳承他們的自由主義史觀、世界觀，仍然沉浸在他們的唯心史觀和世界觀裡，而洋洋自得，不知反思。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依然體現在鄧小平時代，曲解誤讀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基本思路，鄧要的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不是私有制和多黨政治，所以六四時期，以嚴家其、劉再復、柴玲為代表的海外自由主義者，將中國自由主義化的奢望再次失望了，幻滅了。

紀念林、張二人時，應當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檢驗，而不是再次宣揚他們走不通的自由主義之路。海耶克說，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實質上，在中國搞自由主義才是通向奴役之路。所以，在悼念林、張二位自由主義者時，應該問：自由主義在中國為什麼沒有生存的空間？而不是再次宣揚他們失敗的思想，重走他們失敗的道路。

總之，歷史地看，林毓生、張灝二人的凋零，標誌著近現代中國的經典自由主義時代正式結束，今後的中國走的將是黑格爾所謂的正反合的辯證法之路，就是將毛、鄧思想合二為一之路，既堅持人民民主，又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1月11日是一年一度的司法節，就在2024總統大選的前兩天。1月13日選舉結束，盼望新當選的總統賴清德能關注司法改革，重視全民司法人權之維護，以期實現毋枉毋縱、公平正義的理想目標。

茲以筆者從事基層司法實務工作逾半世紀的體驗、觀察，就此議題提供建言：

一、 司法人員的養成教育，除了專業法律知識之外，也應積極從事人文素養的陶冶。例如：古聖先賢的哲理篇章，當代宗教領袖的佳言啟發。期盼司法官學院培養出術德兼修的執法人品，以提升司法正能量。

二、法院審理程序及裁判書類的簡化。目前實務運作上，法院審理程序太過冗長，製作裁判書的格式太過繁瑣，以致浪費法官、檢察官及書記官的人力負擔。至於證人的交互詰問，並無實質必要，應可回歸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之刑事訴訟程序機制。

三、   「合議制」、「審級制」應予落實，以資強化裁判品質。目前審判體制上，有一、二審程序三位法官合議，以及三審程序五位法官合議。然而，實際運作上，除審判長法官、受命法官之外，陪席法官往往只是形式上在裁判書簽名而已。今後應要求陪席法官也要實質參與審議、判斷。至於二審、三審的體制，也要做到「上級審」導正「下級審」的裁判效能。

四、 死刑宜慎不宜廢。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之罪行的懲罰。」從而可見，針對「最嚴重之罪行」，法院還是可以判死刑的。至於什麼樣的犯行才符合這個要件，自應本諸公平正義的法制本旨加以認定。因此，對於最嚴重之罪行，法院該判死刑就判死刑！至於死刑判決確定案件，若經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終結仍未變更者，該執行就應執行。

五、司法當局對執法者須獎優、懲劣。除了減輕其工作負擔，增加人力、改善福利外；優秀者應予獎勵，包括：職等之升遷、薪資之提高。例如，冤案再審、非常上訴的正確平反，承審法官應獲獎賞。至於裁判若違情悖理，客觀上顯然有誤者，則應予以懲罰。

六、國民法官法的施行爭議太多，且成效不彰，應予終止。此制甫於2023年初開始運作，國家司法資源耗費甚多人力、物力，卻無預期績效可言！況且，刑事法制既採「罪刑法定原則」，從而「路人甲」豈可坐上法檯審案？而現行的職業法官們難道不是「國民」嗎？足見此新制於法、於理殊有可議，不宜實施，否則恐將損及憲政法制的尊嚴。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