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北京故宮博物院不斷引發關注，成為公眾的焦點。2019年元宵節期間，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動，整個故宮燈火通明，94年來第一次在夜間照亮首都。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相比，台北故宮卻不斷陷入輿論風波。

台北與北京故宮消長快速

北京故宮博物院近年來迅猛發展，2018年北京故宮參訪人數首次突破1,700萬人次，成為世界上參觀人數最多的博物館，而在2017年，北京故宮的文創收入已高達15億元(人民幣)。

此外，北京故宮還把握了時代脈搏，製作眾多教育性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如果國寶會說話》，拉近了民眾與文物的距離，提升了公眾對北京故宮的好感。

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相比，台北故宮卻不斷陷入輿論風波。「涉獨院長」、「史上最短院長」、「閉院風波」及「祭侄文稿」等事件，引發熱議與爭執。站在兩岸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台北故宮近年來的確發生諸多令人遺憾的事。

台北故宮公眾吸引力下降

故宮博物院作為重要的歷史文物收藏地，不僅肩負著保護文物、研究歷史的重要任務，也承擔著向公眾傳播知識和提供藝術欣賞的公共責任。然而，自2016年以來，台北故宮博物院公眾吸引力有所降低，參觀人次大幅減少。由附圖可知，2016年作為一個轉捩點，之前台北故宮參觀人次幾乎不斷增長，2014年更達到540萬人次的高峰。但2016年以來，台北故宮的參觀人次急速下降，2018年跌至386萬，成為近8年來的歷史新低。

位於嘉義縣的故宮南院，參觀人次自開館以來已減半。籌備十多年的故宮南院，在2015年底進行試運行，2016年是故宮南院正式開館的第一年，參觀人次高達147萬。但2017年便降為99萬，2018年更跌至76萬，相比於2016年，參觀人次幾乎減半。

台北故宮與大陸交流減少

故宮是中華文明的象徵之一，兩岸故宮的存在也一直是兩岸文化一脈相承的見證。然而，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後，兩岸關係趨冷，台北故宮與大陸的文化交流也不斷減少。

回顧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關係發展良好，台北故宮與大陸開展了非常密集的文化交流活動，並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機制。2009年2月，時任台北故宮院長的周功鑫前往北京訪問，此行被稱為兩岸故宮的「破冰之旅」。同年，台北故宮策劃年度大展「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時，向北京故宮博物院商借了文物37件、向上海博物館商借文物2件。與此同時，台北故宮與大陸各個博物館，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瀋陽博物院等，達成一系列合作交流機制。

之後8年，台北故宮與大陸進行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值得稱讚的文化交流活動如2011年《富春山居圖》的合體、2015年三希堂至寶首次由台北故宮和北京故宮分別授權，以三帖合於一篋的方式出版等。這些文化交流活動一度使得兩岸故宮成為美談，兩岸故宮也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連接點。

但是，蔡英文2016年執政後，台北故宮與大陸的文化交流活動變少。首先，直接的表現是2016年以後，台北故宮發布的年報中取消了往年年報中一直存在的「兩岸交流」欄目。其次，台北故宮與大陸的交流活動也僅限於學者的來館參訪等，而沒有館際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這一明顯轉變，不得不讓人感歎政治變化對文化交流的影響。

台北故宮院長更換頻繁

蔡英文上台後至今，已先後任命了三位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

2016年5月上任的院長林正儀，一上任便提出「深耕在地、邁向國際」的願景，這與蔡英文強調文化的在地性與國際多元化，從而淡化中華文化性質的策略是一致的。

2018年7月上任的院長陳其南，只在任180天，但他上任後就提出打造「台灣化的故宮」願景，試圖將故宮台灣化，消除台北故宮與大陸的文化聯繫。

2019年2月上任的吳密察館長，一上任也引發爭議，被指為「台獨分子」。據報導，吳密察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曾禁止大陸學者查閱資料，並一度以「國家機密」為由，禁止查閱蔣介石「大溪檔案」。

由此可見，這三位院長的任命都帶著政治意味。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院長均是由院外調任而來，之前從未在台北故宮任職。在馬英九執政8年期間，台北故宮一共只有兩任院長，各任職4年。其中，周功鑫擔任院長前在台北故宮工作了18年，馮明珠擔任院長前曾在台北故宮工作了34年。兩人均對台北故宮有著深厚的認同感，也對故宮的發展有著長足的認識。而蔡英文頻繁從外調任院長，對故宮造成的影響可見一斑。

台北故宮應擺脫政治羈絆

總的來看，這些變化並不是台北故宮自然發展的結果，而與蔡英文當局的「文化台獨」政策息息相關。

台北故宮作為兩岸文化一脈相承的象徵，其文化意義與蔡英文當局的「文化台獨」有著嚴重衝突。蔡英文上台以來，不斷更換台北故宮的院長，停止與大陸的文化交流活動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干擾到台北故宮的長遠發展。

而且，當年以文創產品風靡兩岸的台北故宮，如今變成了政治操弄的犧牲品，文化被政治裹挾，台北故宮的這種命運令人惋惜、揪心。

就未來而言，期望台北故宮能夠回到正常的文化發展軌道，擺脫政治的羈絆，繼續扮演中華文化傳承者的角色，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

香港曾是「東方之珠」，然而這只是西方人的觀點。對於中國人來說，香港作為歷史的傷口，至今尚待復原。描寫香港或從香港來看中國歷史的人不少，余光中的鄉愁詩與其「香港結」，或可作為對現實的參照。

四川詩人流沙河稱：「余光中是在九龍半島上最後完成龍門一躍，成為中國當代大詩人的。」余光中自己也說過，沙田山居是他生命中最安穩、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既然如此，要理解余光中的鄉愁詩，他在香港時期的作品應該是個關鍵。

鄉愁詩的基調是流浪意識

1974年余光中赴香港任教、定居，同年12月他寫〈九廣鐵路〉，提到香港的邊愁滋味：

你問我香港的滋味是什麼滋味

握著你一方小郵簡，我淒然笑了

香港是一種鏗然的節奏，吾友

用一千只鐵輪在鐵軌上彈奏

向邊境，自邊境，日起到日落

北上南下反反覆覆奏不盡的邊愁

剪不斷輾不絕一根無奈的臍帶

伸向北方的茫茫蒼蒼

又親切又生澀的那個母體

似相連又似久絕了那土地

一只古搖籃遙遠地搖

搖你的，吾友啊，我的回憶

把鐵路比作臍帶，把故土當作母體，纏綿悱惻的回憶反反覆覆、北上南下─余光中鄉愁詩的基調是永恆的流浪意識，而非終止流浪。〈九廣鐵路〉在大陸廣為流傳，並收入《余光中集》和《鄉愁四韻》等書籍，所側重的是「臍帶」、「母體」等中國認同的符號和詮釋。然而，同年12月寫的〈九廣路上〉，卻隱遁於大陸視野之外：

總是天地之間一列末班車

無家可歸依然得夜歸的歸人

三等車冷冷的窗台

斜靠的臉總是

半枕在遠方，遠方一小站上

─姑且叫它做家吧

讓車廂搖搖，搖忘憂的搖籃

讓風搖海，海搖著漁船

這世界太疲倦，太疲倦

讓一首帶鼻音的兒歌

啊防波堤，你拍它安眠

獅子山隧道剛過了

回頭莫看香港，燈火正淒涼

多少暗處起伏著刀光

長街短巷斜斜把月色

一回頭把月下驟變的臉色

一塊塊，戳成明早依樣的頭條

不安在孕育，夢魘四百萬床

大小鼾聲一個巨影給壓住

賸半個頭斜靠在夢外

黑而不甜在夢邊邊上

空曠中，聽鐵軌轟轟

向今晚的邊境

向誰的腳印驚悸

向亡命的腳印，幸或不幸

一路敲打過去

這首〈九廣路上〉，在詩人自選的詩集裡還看得到。但初來乍到，就說「獅子山隧道剛過了/回頭莫看香港，燈火正淒涼」，就說一列末班車「向亡命的腳印，幸或不幸/一路敲打過去」，這種心理的糾結不是一般。

把同時寫的〈九廣鐵路〉和〈九廣路上〉對照來看，余光中在同一條路上通往中國母體的回憶是反覆的鄉愁，通往中國母體的現實卻是「鬼壓床」般的驚懼。這種古今對照，應該是詩人有意的表現。余光中赴港任教時，大陸正值文革後期，而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巨大的歷史遺留仍待清理。詩人說：「在某些情況下，香港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位置似乎恰到好處─以前在美國寫台灣，似乎太遠了，但在香港寫就正好，…。」這種「位置」是地理的？還是政治的？

〈旗〉無非是一種政治表態

也就是說，香港是余光中刺痛文革的絕佳位置，正是在這個位置上的「文革餘悸」，讓余光中1977年8月對台灣的鄉土文學作家爆發過反共控訴，將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推向政治化的高潮。這一年2月，余光中寫〈旗〉時就說：「高處必定風勁，敢站出來/就不怕風險，風聲/敢露天屹立，就不怕孤立/平靜的日子不動聲色/要等風起，才霍霍地招展/鮮明的本色，誰說孤掌就難鳴？/…/破了，也不做無顏的降旛/待風後，縱使躺下來休息/仍要輕輕遮護/一位國士多美麗的遺體。」

〈旗〉誠然寫得慷慨激昂，它無非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態，卻不是政治環境的現實。香港回歸中國還在20年後，反共「風險」恐怕言之過早。反倒是那些遭遇政治控訴的本島鄉土文學作家，才有「風勁」、「風險」、「風聲」的焦慮。考慮到那種時空背景，再看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的這一面〈旗〉，它反而變成余光中為論戰對手寫的一首讚歌。

余光中的「1997陰影」

1983年7月，距離香港回歸中國還有14年，距離余光中出港遷台還有2年，有些香港居民已刮起「出逃」的風潮，詩人也在這時寫了一首〈過獅子山隧道〉，這首詩既反映了時代風潮，也表現作者的政治立場。詩人說小鎳幣上的獅子(英國殖民主義的符號)，已不像1842年那樣震動南京城了；但他卻憂懼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的景色。他在詩的「後記」寫道：

每次開車從沙田進城，都要經過獅子山隧道的稅關，繳港幣一元。顧名思義，獅子山遠望如獅，形勢雄偉。一九九七的陰影下港幣不斷貶值；其一元硬幣一面鑄有戴冕捧球的獅子，另一面則為伊麗莎白二世的側面像。

可見「一九九七的陰影」，才是詩人的心理原形，才是〈過獅子山隧道〉要吟哦一枚小鎳幣的時代背景。詩人以為英國女王是「金冠束髮的高貴側影」，其「位置」可見一斑。

1982年的英國政府提出「以主權換治權」，來處理香港的歸屬問題，試圖實質管治香港以延續其殖民主義的利益，遭到中國政府斷然拒絕。1984年4月16日，余光中寫成〈紫荊賦〉：

一彈就破一吹就散的紅霧

十三年的風雨經得住嗎？

看路邊婷婷的多姿

嫵媚著已經有限的

這港城無限好的日子

而在未來的訣別

在隔海回望的島上，那時

紫荊花啊紫荊花

你霧裏的紅顏就成了我的

─香港相思

詩人還附注「十三年的風雨」，是「指現在到一九九七的所謂過渡時期」。這就是說，無限好的香港，因一九九七年的回歸而變得有限，乃至變成「訣別的大限」。對殖民地香港來說，「大限」思維和話語是基於殖民主義者的立場；對流亡詩人來說，香港則是他過客生涯中被冷落的一朵紫荊花，只有在逼近「訣別」的時刻，才引起他的「香港相思」。〈紫荊賦〉後第四天，即1984年4月20日，英國外相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在香港立法局聲明：1997年以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余光中的「訣別」一語成讖。

把思鄉轉變成政治控訴

1985年余光中離港遷台，這是他在1974年居港之初，就已經為自己注定「亡命的腳印」。這種流亡般的流浪，其實是一種政治選擇。例如1985年6月初，余光中在東京上空「倒數著香港珍貴的時間」，說這是一種「米旗未下紅旗未掛的心情」。既是「中國當代大詩人」，卻因為高舉反共旗幟，而讓應有的反殖意識成了「無顏的降旛」，並聲稱「50年不變嗎？我不敢預言」。可見其政治失落與流亡心態，相伴相生。

余光中那些以「遷徙流亡思鄉」面貌問世的作品，終究在1989年6月的北京風波中，轉變成政治控訴的原形。他不但主編《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還到香港參加「天安門的沉思」詩歌朗誦會。當年香港因為這場風波而發生遊行、罷工、罷市、罷課、移民出走潮等，正合了詩人的心意，他在當年6月22日寫成〈讚香港〉：

你也是那樣的一位

敢於獨立的豪傑

敢在更大的坦克之前

仰對更重噸的威嚴

發出響亮的怒吼

在世界的旁觀下

只有你獨臂抵擋

歲月的坦克隊當頂輾來

一九九○

一九九一

一九九二

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

直到最後是怎樣的

一九九七

有必要重新認識余光中

可是，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並沒有「坦克隊當頂輾來」，2014年的「占中」時期也沒有，2019年的「黑暴」時期也沒有。現在看起來，當年詩人在高雄「讚香港」是抵擋坦克的獨臂豪傑，進而詛咒1997，豈不是反襯自己為「大限飛將軍」？何況1997「大限」還沒到，詩人就飛到北京登長城、訪故宮、做演講去了？

斯人已逝，2020是新時代與新局面，重整或清理近200年來的歷史遺留成為所有中國人的本分。余光中在香港留下的元素和影響，也是需要重新認識和辨別的一環。

(作者係中學國文教師)

老街、台車、瀑布被列為烏來必遊景點。但百年來的相關史蹟，包括泰雅民族博物館、烏來林業生活館、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也都是認識當地不可錯過的景點。

上個月底，筆者首度造訪了烏來。在此之前，對這個鄉鎮的印象停留在小時候「烏來雲仙樂園」的電視廣告；曾在年少時參加救國團的桶後溪烤肉聯誼活動，不過也只是擦身而過。為了完成這未了的情緣，筆者便在造訪前，以台灣方志為骨幹，輔以日據、清代時期文獻，試圖深入解讀「烏來」的前世與今生。

烏來在新店溪的上游，從新店捷運站轉乘公車，沒塞車大約半個多小時就到，可說是台北都會區易達性最高的原住民故鄉。但一到颱風山洪爆發時，就變得遺世獨立。筆者來到群山環抱的烏來，映入眼簾的是南勢溪兩岸盡是高樓層的建築，不過，湛藍的溪水，將此處點綴的像寶石一樣，配合溪上險峻的吊橋，難怪有美術班的莘莘學子來此寫生。

然後看到「封溪護魚的告示」，想到之前有新聞報導釣客來此釣香魚，卻失聯3天發生悲劇。日本人稱香魚為鲇(あゆ，ayu)，因它會散發出香瓜的香味。日據時期曾列為烏來食膳的美味。由於香魚生性靈敏，必須很乾淨的水才能居息，所以，成為新店溪的特產。據傳自鄭成功平定台灣後的第二年，才在北部溪流中發現，因此又名國姓魚。

烏來近代的開發

烏來在19世紀末便開始有漢人來此開發。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於光緒12年(1886)上奏的《勦撫生番歸化請獎官紳摺》記載：「馬來八社（今烏來鄉境內的泰雅族聚落，當時頭目名叫馬來．巴考）之就撫也，臣即飭劉朝祜開山闢石碇路百餘里，自馬來通至宜蘭。上年12月，已一律竣工。馬來就撫之後，極奉約束…」於是，劉朝祜以及淡水知縣李嘉棠便和馬來等人議定規章十條，「每社頭目派為社丁，月給勇糧；其總目馬來，月給口糧銀六兩，按月親至淡水縣署領取，藉通聲氣；八社頭目各選子弟一人至城讀書；生番地界，各歸各業，不許軍民侵占」。隨後「陸續來營薙髮」，地方才逐漸安定下來，可見此地「開山撫蕃」的成功。

日本據台後，1896 (明治29)年，設於新店屈尺延續清代墾務的「大嵙崁撫墾署出張所」蕃務官吏發現烏來溫泉，僅在此泡澡了一下。1907年8月，《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刊載了一篇報社撰寫的烏來溫泉遊記。文中極力推薦並看好這個得天獨厚溫泉地的潛力，認為雖處蕃地，但治安已漸佳，遊來安全。之前1905年11月該報報導過〈南勢溪架橋完成〉的新聞。當時為了改善前清時代的隘勇線，在今日烏來水力發電廠的南勢橋、覽勝大橋、桶後溪橋原址，令前朝的隘勇哨官沈綠鳳率部以鐵線15條，並利用當地的特產藤樹，製造「橋幅各三尺(約一公尺)，兩側附以手欄」的吊橋。其構造大抵堅固，「一度(次)三十人渡之，毫無危險之虞」，使這「沈綠鳳式釣橋」，載譽蕃界。

烏來溫泉和瀑布受歡迎

交通便捷後，加上烏來溫泉清澈透明，無色無臭，屬弱鹼性的碳酸泉質，對皮膚病、創傷、腸胃病等具有療效。於是烏來溫泉更加馳名，成為休閒療養的勝地。時至今日，烏來南勢溪兩岸各家溫泉旅館林立，可見溫泉業屹立不衰。

老街、台車、瀑布被列為烏來必遊景點。筆者乍到此處，也不免俗地以此為目標。但從溫泉附近的觀光台車站到終點台車瀑布站，僅僅不到兩公里，嘗試之味殆盡。於是，沿著南勢溪旁的溫泉街走，不遠就可來到瀑布站。對岸的烏來瀑布高110公尺，寬6公尺，瀑布之水直洩南勢溪，水勢如百雷轟頂，相當壯觀，難怪在日據時期就被列為烏來的勝景。

觀光台車王國時代

據當地烏來林業生活館的記載，最早的台車線經過瀑布站這裡延伸到更上游的信賢及福山一帶，往下游可到廣興、桶後。1924年的古地圖上可見到這約有18公里的林用台車軌道，它在1925-1929年運輸達到最盛期。這濫觴源自於日人覬覦烏來山區的森林資源，於是，1905年三井合名會社從土倉家族手中取得烏來山區的經營權後，便修築道路、架設吊橋，開始經營這片山區，樟腦、茶葉、木材，成為當時烏來最重要的物產，而烏來社的住民於1921年被迫遷移至駐在所對岸的高地。

台灣光復後，瀑布、山地歌舞及生態人文之美，讓烏來的觀光人潮絡繹不絕。當局於1956年開始正式辦理台車客運，座椅改為沙發型藤椅，台車工友們換上制服，重新推出烏來與遊客的美麗記憶。此時汽車尚未普及，台車載運客人反而變成了主要經濟來源，也成為另類的捷運網。

當時從新店搭台車上山要四小時，因烏來僅有單軌台車道，碰到上下山會車時，必須請遊客下車，並將台車搬離軌道，遊客們抱怨還不如用走的。於是，1964年台車全面改為觀光遊樂用途時，該年10月雙線軌道正式運行。隨後，不少國外觀光客慕名而來，配合當地快照快沖的「司納普」(snap shot)服務後，成為烏來美景的珍貴紀錄。

1974-1977年由機動車頭拖台車上坡到瀑布站，回程則由台車工人，以人力控制煞車方式下坡至烏來站。從人力、半機械、機械化，反映著台灣產業的發展，人力台車開始成為烏來的人文風景之一。

高砂義勇隊祖靈安息地

造訪烏來必遊景點後，筆者來到瀑布公園的高砂義勇隊紀念園區。因它位在高處，可看到對岸的烏來瀑布，及上方的雲仙樂園纜車來往。但因位處偏僻，原來修建的步道荒廢殘破。不過，看到園區外掛著「祖靈」的牌子，可知這是泰雅族原住民的聖地，是二戰時，奉祀高砂義勇隊的地方。

高砂一詞起自日本元和元年（1615）日本京都金地院所藏「異國渡海御朱印帳」，以「高砂國」（タカサグンTakasagun）稱呼「台灣」。1895年，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搭船在台灣外海準備接收新領地時，從海底撈起數塊砂石，作為吉兆。到了大正12年（1923）昭和皇太子(裕仁)訪台，改稱「高砂族」。高砂族在昭和天皇發動太平洋戰爭後，不斷被徵召，但在戰後並未獲得任何官方補償，只有戰歿者被供奉於日本靖國神社內，可謂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11月下旬，赴泉州華僑大學參加「陳映真徵文大賽頒獎典禮暨文學周」系列活動，在泉州停留了八天。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安排了「采風研習營」，聘請資深導遊帶領與會者參訪泉州名勝古蹟，使我有機會深入瞭解泉州的歷史古蹟及文化景點，堪稱是一趟深度的文化之旅。

參訪的景點包括清源山景區、洛陽橋、開元寺、天后宮及文廟老城區等，此外尚包含泉州博物館、閩台緣博物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清淨寺等博物館群，以及石獅的姑嫂塔、惠安的崇武古城、安溪石盤頭（陳映真的原鄉）。

泉州市簡稱泉、鯉，又稱刺桐城、溫陵、清源，是福建省下轄的地級市，地處閩東南沿海丘陵平原區，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晉江東溪和西溪於南安市雙溪口匯合，往東流貫市區，注入泉州灣，隔著台灣海峽與台灣遙遙相望。

泉州是閩南文化的發源地

由於具備上述地理優勢，泉州既是著名的僑鄉籍貫地，也是閩南文化的發源地，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被中世紀世界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世界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

經過千餘年的發展，如今泉州已成為閩東南沿海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2013年被國家文化部評為首屆中國東亞文化之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此設立了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館。

泉州從極盛到被廈門取代

泉州的開發源於周秦，三國時期（自西元260年開始）始置東安縣治，至今已有1,860年的歷史。宋朝時經濟已相當繁榮，是全國絲織中心，足可與杭州分庭抗禮。所產綾羅綢緞、絹傘絹扇、青白瓷器，以及糖、酒、茶葉、桂圓、紙張等，都是出口外銷商品。造船技術更是精良，已能造出遠洋大船。

宋元佑2年(1087)，在泉州設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貨、海舶、貿易之事，推動對外貿易不斷發展。到北宋後期，泉州的對外通商貿易已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南宋時期皇室偏安杭州，泉州距杭州較近，所造船舶巨大，設備齊全，加上舟師水手航海經驗豐富，所以能稱雄海上，泉州乃一躍成為海上交通要地和經濟樞紐。

元代仍襲用南宋之制，在泉州設市舶司，使泉州港居特殊重要地位，也在此時取得「東方第一大港」的美譽。明初改為泉州府，為了防止倭寇騷擾，開始實行「海禁」政策。永樂3年(1405)至宣德8年(1433)鄭和七下西洋，更促進了朝貢貿易的發展，泉州盛名遠播，富甲一方。

清初面對鄭成功的強大抗清力量，先實行了「海禁」，之後又下令「遷界」，強迫海邊居民內遷，致使泉州沿海居民離鄉背井，流離失所，良田荒蕪，經濟開始衰敗。至18世紀以後，歐洲殖民主義稱霸海上，中國被迫打開門戶，泉州的地位乃逐漸被廈門取代，盛況不若往昔。

南音素有千載清音的美譽

我們一行到達泉州時，正逢第13屆泉州國際南音節盛大登場，何其有幸能躬逢其盛，晚上便到文廟觀賞南音演出，為泉州之行拔得好采頭。

南管原稱絃管，又有南音、南樂、清曲等稱，是歷史悠久的絲竹音樂，以泉州一帶為發源地，傳承了漢魏以來的古樂遺風，流傳於現今的閩南語系地區，為現存最古老的合奏樂種之一。

南管以五人之間的合奏為主，演奏時可聽見各樂器的細緻樂音，相輔相成、不相雜沓。有純器樂演奏曲，也有執拍者歌唱的曲目，曲調高雅，素有千載清音的美譽。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無形文化遺產代表名錄，藝術地位水漲船高，備受華人喜愛。

中國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

第二天的行程是遊清源山景區，由清源山、九日山、靈山聖墓三部分組成。屬花崗岩地貌的山地丘陵，地勢起伏、岩石突兀。最早開發於秦代，中興於唐代，宋元時期最為鼎盛。山上留下了大量文物古蹟，最負盛名的為太上老君的造像，此像完成於宋代，是全中國最大、雕刻年代最早、藝術價值最高的道教石雕。其次便是一代高僧弘一法師的靈骨塔。

九日山的祈風石刻，是研究中國古代海外交通史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唐武德年間，穆罕默德門徒來泉州傳教，歿葬於靈山，稱伊斯蘭聖墓，其旁有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行香碑」，為中國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都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洛陽橋是第一座跨海石橋

下午則參觀了洛陽橋，又名萬安橋，位在洛陽江入海口處，相傳唐宣宗微服出巡至此時，因河周邊的風景和洛陽有些相似，遂改名為洛陽江。是中國境內第一座跨海石橋，有「古代四大名橋」的美譽。

該橋於北宋嘉祐4年(1059)竣工，時任泉州知州蔡襄號召募款，以養殖海蠣的方式加固橋墩所建。長1,200公尺，中段建在中洲的江心島上，有八座形制各異的佛塔和護塔神像。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更入圍「海上絲綢之路」申遺點。

開元寺是著名佛教聖地

泉州為閩南文化的發源地，佛教信仰深入民心，寺廟建築尤其考究，其中又以開元寺及天后宮最具代表性。

開元寺位於鯉城區西街，是大陸東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蹟，也是福建省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始建於唐初垂拱年間。傳說泉州巨富黃守恭夢見桑樹長出蓮花，遂捨桑園建寺，初名「蓮花寺」。唐玄宗開元26年(738)詔天下諸州各建一寺，以年號為名，遂改稱開元寺。1982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佛教全國重點寺院。

開元寺的主體建築是大雄寶殿，又稱紫雲大殿，為總兵鄭芝龍於明崇禎年間所建，共有86根大石柱，號稱「百柱殿」。殿內斗拱共76朵，斗栱上雕有「飛天樂伎」24尊，集佛教妙音鳥、基督教天使和中國飛天造型於一身，雕刻精美絕倫，殿堂崇高巍峨，信眾進到這，自然萌生肅穆敬仰之心，不愧是著名的佛教聖地。

開元寺東西兩側各有一塔，與大雄寶殿成「品」字形布局，兩塔均為八角五層樓閣式石塔。東為「鎮國塔」，西為「仁壽塔」，是中國最高的一對石塔，至今仍屹立不倒。大雄寶殿西側的古桑樹，傳說為唐代所植，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栽培桑樹之一。唐匡護、五代釋弘則、宋釋行昭、近代弘一法師等高僧，均曾在此傳經授業。新建的弘一法師紀念館甫於7年前開館，與清源山景區的弘一法師靈骨塔相互輝映，更見證了弘一法師與泉州的深厚因緣。

天后宮祀媽祖香火鼎盛

天后宮位於鯉城區南門天后路，主祀媽祖，始建於宋慶元2年(1196)，初名「順濟廟」。明永樂5年(1407)鄭和奏請重修順濟廟，永樂13年再次重修，並更名「天妃宮」。清康熙24年(1685)，感念媽祖有助清兵攻取台灣，更廟名為「天后宮」。

天后宮坐北朝南，是典型的閩南建築風格，中軸線上為照壁、山門、正殿、寢殿、梳妝樓等主體建築，兩側分布著鐘鼓樓、東西廊、東西軒、涼亭、齋館等建築。其中寢殿、東廊和涼亭為明代建築，正殿、石刻則為清代所建，山門曾於1990年重修。

泉州天后宮是中國年代最早的媽祖廟之一，也是海內外建築規格最高者，雕樑畫棟，香火鼎盛，信徒遍及世界華人地區，台灣和東南亞的許多媽祖廟都是從這裡分靈，故有溫陵天后祖廟之稱。它也是中國媽祖廟中，第一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走訪至此，對泉州市的名勝古蹟已有深刻印象。唯其歷史悠久，規模宏大，才能造就出泉州文化古城的深厚底蘊，足供後人憑恃追思。其餘勝景，日後有緣當再詳述。

(作者係作家)

無人機是現代戰場中重要的角色，擔負監視、巡邏甚至攻擊的任務，對中國大陸而言，發展無人機的重點在於「偵、打一體化」，不但具備戰場監視能力，更有直接摧毀敵軍的能力；此外，應用在救災現場中，無人機更可扮演先鋒監視的角色，協助軍民救災，強化整體救災效能。

大陸無人機發展概況

無人機用於戰場早已非新鮮事，越戰期間，大陸軍方成功擊毀美軍的無人機後，透過其殘骸拼湊出國產第一架的「長虹-1無人機」。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大陸所研發的無人機不但早在各大航太工業展上亮相，更是大陸軍方執行「點穴戰」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所謂的「點穴戰」，在軍事語意中意旨，透過低成本的方式，針對敵軍的軍事雷達、跑道、指揮中心進行先制打擊，不但能優先摧毀對手的指管通情系統，更有能力保障己方部隊的後續行動。大陸軍方特別針對可能具有主權爭議的戰場進行演練，包括南海、東海；無人機往往在各項電腦兵推，或實兵演練中獲得重大成果，更是大陸軍方努力研發無人機的原因之一。

早年大陸透過吸收以色列、美國的技術進行無人機的設計、研發。中國是繼美國、以色列全球第三個具有研發/生產無人機技術的國家，在2010年珠海航展上，大陸軍方展出超過數十種無人機，不但型式更加多樣化外，因價格相對便宜，普遍受到國際買家青睞，第三世界或南亞國家皆是中國的客戶。

大陸發展出的無人機，不但能執行「不對稱戰爭」，更能發揮以小搏大的能力進行國防建設，隨著大陸拓展軍火市場，未來大陸的無人機仍有極大潛力，強勁的研發能力加上相對便宜的成本，更是大陸在國際軍火市場立足的基礎。

暗箭型無人機

2007年巴黎航展中，大陸以模型展出「暗箭型無人機」，該機是瀋陽飛機設計研究所研製而成，由於外型具備隱形功能，加上可伸縮前翼的設計，更具備超音速飛行的能力。據推測，暗箭無人機因能以超音速飛行，不但傲視全球，速度配合外型的優勢，在戰場中更擁有先發制人的能力。

根據展示的模型來看，暗箭型無人機長9公尺，寬14公尺，機翼能掛載約200公斤的彈藥，以無人機的裝備來說，算是優良，最大滯空時間約4-8小時，最高飛行高度為20,000公尺，該高度幾乎勝過現有的戰機飛行高度，作戰半徑約800-1,000公里，是一款極具威嚇能力的無人機。

利劍型無人機

另一款也是以隱形姿態設計的無人機，稱為「利劍型無人機」。該機是由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和江西洪都航空工業集團合作而成。利劍無人機大致於2013年試飛成功，2016年正式進入解放軍試驗，外型明顯和美軍的B-2隱形轟炸機、X-47B雷同，機身外型以隱形(匿蹤)功能為主，機上的彈艙更能攜帶大約兩公噸的彈藥進行攻擊。

具體而言，利劍無人機長約10公尺、寬14公尺，原則上應會在2020年服役，外型優異的設計媲美美軍的X-47B，可針對一般的地面、水面進行攻擊，未來更有機會部署在中國海軍的航母上，成為一款海、空兩軍皆能使用的無人機種。

無人機上的機載武器

對於大陸的無人機來說，機上的武器同樣重要。原則上掛載在中國無人機上的裝備，一般有短程空對空飛彈的「天燕-90」，中程空對空飛彈的SD-10。前者射程最大為6,000公尺，後者最大為70公里，不但和中國現役的中程空對空飛彈性能相當，更具有對抗敵方紅外線、雷達干擾的能力。

此外，為保護地面部隊，搭配空對地導彈也是大陸發展無人機的重要一環，具體成果包括AR-1無人機對地導彈，射程約8-10公里，性能和美軍的小牛、地獄火空對地飛彈相當。為增加戰術彈性及滑翔翼的設計，大陸無人機能攜帶「飛騰系列」、「雷霆系列」的雷射導引炸彈，透過衍生後的射程，來強化對敵軍的威嚇。

結語

中國大陸已在無人機的發展上獲得多個型號與研發經驗，未來的無人機應會朝向機體微型化、機身隱形化、長時間滯空、高度人工智慧化等方向努力，加上人工智慧、研發資金充裕等因素，大陸不但已具備開拓更多無人機市場的能力，對無人機的戰場運用也參考美軍的作法，無論是用於救災防治，或是戰場監控、攻擊、斬首，大陸無人機都已正式進入世界頂尖的隊伍。

(作者係中正大學戰略所碩士)

日前立法院已三讀通過66架F-16V蝮蛇戰機的採購預算案。對此，朝野立委一致認為F-16V可強化台海空防、促進台美雙方工業互惠合作等。除大幅提升對地轟炸性能，F-16V仍持續強化空戰性能，以符合未來需求。

M-61 20mm口徑火神機砲

M-61 20mm口徑火神機砲(又稱蓋特林機砲)已服役多年，有多種款式，使用戰機型號眾多。採用旋轉槍管設計，主要特色為射速快(每分鐘6,000發)、散熱佳、穩定性高、後座力低等，非常適合近距離纏鬥。F-16系列配備M-61火神機砲，並在座艙後方設置彈鼓，最多可攜帶300發砲彈。飛行員採用點放射擊，一次發射50-100發左右。除了空中目標，也可對海面、地面目標射擊，有效射程為10-2,000公尺範圍。

AIM-9X短程空對空飛彈

AIM-9X先進響尾蛇，是AIM-9響尾蛇系列的最新版本。和先前AIM-9響尾蛇系列的最大不同處，是AIM-9X採用固定彈翼和尾部向量控制(TVC)技術(燃氣舵)，這也是當今新一代短程空對空飛彈普遍採用的設計。同時，AIM-9X也提升紅外線(IR)尋標器性能，使其能鎖定更遠距離的敵機目標，並有效降低敵機施放干擾絲(Chaff)、熱焰彈(Flare)干擾的成功率。

AIM-9X具有偏軸(離軸)發射、射後不理和抗干擾等特性，可有效攻擊空中的高機動目標和地面的移動目標。AIM-9X若配合最新的聯合戰術頭盔系統(JHMCS)，將大幅縮短接戰時間，並提高擊落機率。據美方表示，AIM-9X已完成對空/對地攻擊的測試項目，具備陸空全方位的攻擊性能。目前，全球各國計有F-15E/K/SG、F-16C/D/E/F/V、F/A-18E/F等系列戰轟機，已選配AIM-9X。

AIM-120C中程空對空飛彈

AIM-120系列是西方普遍使用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特色為主動雷達導引、射後不理。AIM-120C5/C7/D等新型號，改良之處為增強抗干擾性、縮小彈翼和延長射程。除了翼下/翼尖攜帶之外，也可裝填於F-22A/F-35系列的內置彈艙。AIM-120系列主要分為雷達尋標段、彈頭段(戰鬥部)、燃料段和火箭發動機段，並採用近爆(炸)引信，以近距離引爆摧毀敵機。

2019年初的印巴空戰中，印度MIG-21戰機即可能是遭巴基斯坦F-16戰機發射的AIM-120C擊落。不過，巴基斯坦宣稱是JF-17雷電(中國FC-1梟龍)戰機所為。

遊隼(Peregrine)空對空飛彈

美國雷神公司研發的遊隼(Peregrine)空對空飛彈，長度只有AIM-120C的一半。未來，將和洛馬公司研發的CUDA空對空飛彈，共同競標美國下一代空對空飛彈。目前，雷神公司並未透露太多細節，僅宣稱最大射程將超過洛馬公司的CUDA空對空飛彈。由照片來看，遊隼類似縮小版的標準一型飛彈(SM-1)，採用固定前翼和可動尾翼設計。同時，有多種導引模式，具備360度鎖定範圍和高機動性。

CUDA空對空飛彈

2012年9月的航太博覽會上，洛馬公司展出全新概念的CUDA空對空飛彈。根據資料顯示，CUDA全長70英吋(177cm)，是低成本、高性能的中程空對空飛彈。CUDA有多種導引模式，具備360度鎖定範圍和高機動性。由於CUDA長度只有AIM-120C的一半，能讓F-35A內置彈艙的攜彈量比目前多出2至3倍。在洛馬公司展出的F-35A模型上，機腹2個內置彈艙便可以攜帶12枚CUDA，最大射程仍維持與AIM-120C相同水準(100km)，綜合戰力超過目前甚多。

CUDA外型類似洛馬公司研發的ENINT飛彈(PAC-3增程攔截型)，雷達罩後方有密集的小型火箭噴射孔圈，搭配中後段彈翼而成的姿態轉向控制系統(Divert and Attitude Control System-DACS)，可在瞬間強迫彈體轉向。由於CUDA無高爆彈頭段(戰鬥部)，無法以近距離引爆摧毀敵機，遂採用ENINT飛彈的碰撞擊毀模式(Hit-to-Kill)，直接撞擊摧毀目標。洛馬公司聲稱，CUDA具備高精確度和高機動性，能輕易擊落敵方飛機、無人機和其他空中威脅，甚至可以攔截火箭、戰術飛彈或彈道飛彈。此外，CUDA可能還具備空對地性能，可用於摧毀地面目標，此點和AIM-9X相同。

ALE-50拖曳式誘餌系統

ALE-50拖曳式誘餌，可散發出比戰鬥轟炸機本身更強大的雷達散射截面訊號(RCS)，將雷達導引飛彈誘騙至誘餌處，以保護戰轟機不受攻擊。ALE-50也整合於ALQ-184(V)9電子干擾莢艙，戰鬥轟炸機若攜帶此型莢艙，可增加戰場存活率。當使用ALE-50時，誘餌由戰鬥轟炸機施放並拖曳一段距離。

實戰經驗顯示，ALE-50可有效欺騙各國現役的地對空飛彈和空對空飛彈。在南斯拉夫-科索沃戰爭期間，ALE-50曾多次成功誘騙俄製SA-6飛彈。1996年，ALE-50首次裝配於F-16戰機，其後並整合於F/A-18E/F戰機和B-1B轟炸機。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裡，有一份1946年的報告與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情勢有關，其中對滯台日人與假冒台人身分的日人造成台灣社會混亂，提出了檢討。事件發生後，陳儀向南京的陳報中，也提到滯台日人被人利用製造混亂。

滯台日軍私藏軍備

中情局這份1946年12月10日的報告指出，滯台日人當中有許多地下活動成員，其中有些人因行動曝光被捕，但大部分人並未被清除。日本人搭船離開台灣前都會有大型集會，對他們信任的台灣朋友與部屬表明，他們兩三年或十年後，就會從中國人手上把台灣拿回來，而台灣警察從未調查這些集會。

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是日軍重要的南進基地，存放有大量的軍需品，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出後，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很快地將重要武器裝備送進山區及其他預先選定的隱藏地點，一小部分軍人跑去山地原住民部落躲起來，當大部分日軍遣返時，這些人仍在台灣秘密活動，台灣當局沒有調查，也沒有阻止他們進行秘密活動。他們成群結隊地在鄉間活動，穿著日軍制服，配戴武器，大約有2千到5千人之間。

國籍歸化是遣返漏洞

中情局的報告稱，國籍歸化問題成為日人遣返的漏洞。日據時代許多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日本投降後，陳儀提出許多措施協助台灣人改回中國姓名。例如只要有店鋪作保即可改姓，但這種保證很容易取得，許多日本人也因此沒被遣返。該報告稱在台灣破獲的間諜網，一份日文報紙的管理人員被國民黨報紙聘為編輯，這人是間諜組織的聯絡人，這顯示日本人在台地下組織與日本本土保持著密切聯繫。

中情局說，台灣當局沒有清鄉，也沒有收繳藏匿武器，結果造成搶劫與綁架經常發生。有許多公務員大白天遭到歹徒攻擊，有武器的黑幫不斷挑釁警察，攻擊陳儀的傳單在街上到處散發。

有滯台日人潛伏山區

二二八事件後，陳儀在陳報台灣事變起因與善後辦法中提到，造成混亂的包括皇民奉公會重要成員，海南島回台被日徵用的青年流氓，以及若干逃匿的日本人。陳儀提的逃匿日本人與中情局的報告有相似之處，這些難忘殖民台灣時光的日本人，混跡台灣社會，在戰後國府接收初期製造事端，許多人認為是謠傳，但從中情局與陳儀的報告看來，這不完全是子虛烏有。

從中情局的解密檔案，可以知道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前，台灣有許多不受約束的日本人，後來台灣當局捕獲的日諜也供稱有殘餘日軍，蔣中正立刻要求保密局與台灣警備司令部追蹤案情，這也證明了美國情報的準確。

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記載，1948年1月27日，國防部第一廳廳長侯騰的報告記載，台灣警備司令部破獲日本情報機關，捕獲日諜河野三郎6名，嫌疑犯18名。供稱尚有殘餘日軍及電台潛伏，並與美國情報機關有往來等情況。蔣下令速將日本殘餘部隊數量，潛伏電台位置，以及日諜與美軍聯絡的情況密查具報。

日軍士兵在台搞陰謀破壞

這起日諜案是河野三郎與台灣人妻子陳某涉案，台灣警備司令部與保密局深入追查，而有了新的進展。1948年3月3日，保密局呈報台灣警備司令部調查結果。根據各方情報與捕獲日諜市川啟治等的供詞，日軍虎部隊（混成旅團）約萬餘人，指揮部設在霧社山地，總指揮為萩原中將，旅團長為小井戶少將，現化妝為屯田蕃人，分別潛伏在台中、台東、台北一帶山地，生活困難，多思返日，判斷台省山地確有潛伏日軍，惟數量不至如此之多，日軍似有潛伏電台與日本本土聯絡，至於電台位置、市川啟治與美方的聯絡情形，與山地日軍的招降及防範工作，正由台省與台灣警備司令部策畫進行中。

根據國防部解密檔案，1946年1月15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查獲有日軍逃兵川原康莊、奧野上一、青山春太郎、植本等4人在1945年12月26日，邀集另一日軍逃兵小林英次等人秘密開會，決定分赴台灣各地煽動台灣民眾，圖謀不軌。當時陳儀下令安藤利吉將這些逃兵找回，遣返日本，這還只是從現有檔案中看到的一起案件，可見當時確有不受管制的日軍在台灣社會製造混亂，成為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禍端。

國軍同時要攻擊陝北

二二八事件前，中國大陸更是戰雲密布，國軍剛在魯南被共軍擊潰，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當天傍晚，行政院長宋子文請辭，東北共軍由林彪指揮，對德惠發起攻擊，國府由孫立人率領新一軍擊退共軍，暫時穩定了東北情勢。

2月28日台北發生官民衝突時，在南京的蔣中正將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找來南京。根據胡28日的日記，蔣問他對陝北攻擊有無把握。胡向蔣報告，共軍在陝北有正規軍6萬，民兵7萬，可能來援的兵力有王震、陳賡35,000人，總計16萬餘。國府第一線可集中約84,000人，連同後方控制的部隊，約11萬可以作戰，極有把握。當天晚上，蔣中正設宴款待，再次提起攻擊陝北的問題，胡希望空軍支援攻擊行動，要求王叔銘前往指揮，蔣同意他的請求。就在2月28日這天，東北共軍猛攻德惠，國府只能勉強維持東北的局面，在南京的蔣把心腹找來面授機宜，準備攻打延安。

從中情局的報告分析可知，台灣社會早已充斥諸多問題，滯台日人又刻意製造混亂，衝突不過是早晚的事情。從台灣的解密檔案亦可驗證，中情局的日諜情報是正確的，滯台日人製造動亂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月13日是經國先生逝世31周年的日子。趁此機會，我想談談對他的回憶。記得是1953年暑假，留日同學會舉辦回台省親訪問團，來回機票一百美元，我報了名，卻因嘉義地震我在台南縣山上的老家被震壞，隨即取消返台行程，將100美元寄給家母。

同學們返台後，救國團主任蔣經國看到訪問團名單中有一位同學沒回來，就問為什麼？得知理由後，蔣主任遂派海外組副組長劉家治，帶了吳老擇、陳顯智兩位同學，去台南探望家母。

1965年年底，因隔年1月我要轉往紐約繼績深造，回台探親，救國團主任秘書姚舜安排我見蔣經國。在救國團主任辦公室門口，經國先生看到我第一句話問「你家蓋好了沒有？」我非常感謝他的關心。

陪我見蔣主任的是救國團職員原振文。經國先生問我對他有什麼意見。我說台灣人是水，國民政府是一條船，人民支持政府，國家才會有辦法，所以要多任用本省籍，台灣省主席要給台灣人做，不久後謝東閔出任台灣省主席，繼而李登輝、連戰、林洋港、邱創煥、張豐緒、施啟揚、許水德等人開始活躍於台灣政壇。

1970年4月24日，經國先生要在紐約布薩大飯店午餐會上發表演說，在飯店門口，遭到黃文雄的狙擊。時為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會長的我，第一個跑上去，當時援護黃文雄的鄭自才，被美國安全人員壓在地上，額頭流血。晚上，紐約華僑公所在中華街宴請經國先生，紐約警察局說，對維安沒有把握，最好取消歡迎宴會，華僑不同意，晚上紐約警察建議經國先生走後門，但蔣堅持走正門。當時我一直站在餐廳的大門口，原本想建議經國先生去警局探望黃文雄，問他動機和目的何在，可惜沒機會開口。

1986年1月，我從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長，調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委，經國先生召見我，在總統府單獨和我見面，他告訴我說，馬樹禮秘書長告訴他，我的日文最好，並要我「多幫幫孝武」。

我多次和經國先生單獨面談，他都說「你對我有什麼意見，我能幫你什麼？」但我從未提過任何要求。國民黨在陽明山中山樓開會，分組討論時，我常坐在他旁邊，很少人會忌妒我或說閒話，因為我年紀輕，開完會後就回紐約，從不爭權奪利。

我深信經國先生親民愛民的精神和風範，必將永遠留在台灣人的心中。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

四級刑酷志節持，

二度死刑餘命奇；

慷慨一生風雨過，

黑牢念載家國羈。

有為有守月華滿，

無悔無慚人世辭；

今日覆棺論定下，

祖國鳳舞龍飛時。

陳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於高雄岡山地區的一個大地主之家，家境非常富裕。他從小生長在五甲尾村（現在的岡山區嘉興里），當時還是偏僻的農村，但卻能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南部最好的中學，高雄中學。

他一直接受學校老師的教導，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日本人。進了高雄中學後，卻備受日本同學的欺壓，和日本同學打架打贏了，更會受到日本同學的群起圍毆。日本同學以蔑視的口吻稱他為「清國奴」，他才徹底醒悟，自己是中國人而非日本人。從此，堅定了他的民族意識，爭取中國人的民族尊嚴成為他一生追求的目標。

由於民族的歧視，從地主與佃農的關係，陳明忠還體會到，同一民族間也會有階級歧視，所以陳明忠不僅要追求民族之間的平等，也要追求民族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日本人的欺壓讓他醒悟，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往來，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理想之出發點，他由此產生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從228到新民族主義革命

1947年陳明忠在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讀三年級時，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擴及台灣全省。陳明忠在台中看到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化，國軍的蠻橫無理，也義慎填膺地參加了台中的學生起義，最後加入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的隊長，並且在埔里參與二二八起義的最後一戰，他的勇敢行為引起國民黨的注意，被列入通緝名單中。

由於陳明忠在起義時，特別保護深受學生愛戴的農學院院長周進三及其他外省籍教授，因此事後周進三出面擔保，准予自新，他才能完成農學院的學業，以第一名畢業於農業化學系。

這個時候，陳明忠已經受到台中地區進步學生的影響，知道只有推翻國民黨的統治，重新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中國才可能有復興的希望，所以他於1948年3月加入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參加了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族主義革命」。

1950年陳明忠被捕，他熬住各種苦刑，堅決不承認他是地下黨員，軍法處也找不到直接的證據，最後只能判他10年。在獄中，他親眼看到馮錦煇和鍾浩東被叫出去槍決前，從容與獄友告別的情景，他也看到張伯哲明知必死，卻天天在獄中平靜地生活。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陳明忠的腦海裡，讓他下定決心，要隨著他們的路走下去。

第一次出獄到第二次被捕

1960年陳明忠刑滿出獄，經友人介紹，到中國新藥廠當化驗員。經過三、四年持續不斷的努力，每天從早上6點工作到晚上12點，他的成績得到美援會工礦小組的肯定，升為品質管制科科長，生活終於穩定下來。就在此時，經人介紹，他與其偶像馮錦煇的妹妹馮守娥結婚（馮守娥同樣被判10年牢）。

此後，陳明忠升任中國新藥廠的廠長，但由於廠長要負責人事，他不勝其煩，跳槽到東大製藥廠（兼營食品），擔任技術部主任，後來兼副廠長。

陳明忠在化驗方面具有創新意識，工作認真，對工人關心，是個很優秀的管理者，很受廠方領導重視，薪水逐漸調升到數萬元。他其實可以專心往企業方面發展，甚至可以自己出去創業，成為企業家。但賺錢不是他的目的，他沒有忘記年輕時的理想，他「還要搞革命」。

他開始透過一家日文小書店，花極高的價格購買日文報刊及書籍，了解大陸社會的發展。他又連絡了一些難友，相互溝通消息。他還和幾位難友合買了一台影印機，影印各種資料，散發出去，企圖影響台灣民心。他在中國新藥廠和東大製藥廠所賺的錢，除了買一棟房子外，幾乎沒有存餘。他的種種行為，終於因黃順興女兒黃妮娜的秘密訪問大陸，而被國民黨偵查得知，1976年7月他第二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受盡酷刑

國民黨想要利用陳明忠，將當時興起的黨外勢力一網打盡，但陳明忠備受各種酷刑，緊咬牙關，絕不承認。警備總司令部的刑求人員後來跟陳明忠說，警總有四個階段的刑求，大部人在第一階段就承認罪刑，剩下的那些人在第二階段也都投降了，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從未用過，你居然全部經歷了還不肯認罪，你練的是什麼武功？

陳明忠案拖了4個多月，從7月初到11月底，國際特赧組織和海外保釣人士的救援聲浪一波高過一波。就在警總已準備好陳明忠的死刑判決書時，聽說第二天《紐約時報》即將刊出全頁抗議廣告（實際刊出時間是美國11月27日，花了16,000美元），所以連夜修改判決書，改判15年徒刑。由於經受了種種酷刑，陳明忠的身體越來越差，警總只好把他送到醫院。陳明忠太太馮守娥不斷的申請保外就醫，最後終於在1987年3月批准了。

出獄後從事統左運動

1987年7月，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台灣政治氣氛寬鬆多了。陳明忠出獄後，跟《夏潮》雜誌的同仁、老政治犯，還有一些朋友都見了面。他們先後組織了夏潮聯誼會（後改名夏潮聯合會）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再由這兩個組織發展出中國統一聯盟和勞動黨，還有其他團體。在這些事情上，陳明忠發揮了重大作用，成為台灣統左派的主要領導之一。他做事積極，老同學都信任他，他又能募到錢，大家相信他不會講出去。所有組織成立後，陳明忠從不當頭，他的個性就是愛做事，不出頭。

2016年左右，他意識到他和太太都身體日衰，無法自我照顧，最終決定選擇到上海郊區的一家養老院養老。養老院環境清幽，保母照顧周到，唯一的遺憾就是比較孤單，因為老朋友都在台灣。

2019年7月，醫生發現他的肺部和胃部都有腫瘤，因為年紀已大，決定不開刀，採取安寧療法，最終因全身器官功能衰竭，於2019年11月21日清晨4時17分離開人世，享齡91歲。

生錯時代但沒做錯事

對於自己的一生，陳明忠是這樣總結的：第一，我生錯了時代，但沒有做錯事，就這一點來講，我沒有遺憾。第二，我大概有生之年還看不到兩岸的統一，這是小小的遺憾。不過，沒有關係，大形勢是擋不住的，我已經知道，統一不成問題。

（作者係大學中文系教授、人間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