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打了17個月，在原定美國對華新關稅啟動的12月15日前，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的最後一里路終於走完。就像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談判一樣，雙方皆做出一定妥協，亦領回戰利品。

中方正式宣布達成協議

12月13日（周五）深夜，中國商務部突然召開記者會，宣布中美已就外界高度關注的兩國經貿第一階段協議達成一致。這時間正值原定美國對華新關稅啟動的12月15日到來之前。

北京很少在深夜召開如此高規模的記者會。會議的召開也非常突然，大約在兩個小時前才發送給各大媒體。發布會的時間也被一再推遲，從原本預計的晚上9點推遲至11點。儘管中國的發布會顯得非常倉促，但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的消息並未太出乎外界預料。

出席發布會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達成的協議文本包括序言、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品和農產品、金融服務、匯率和透明度、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最終條款九個章節。中方表示，中美兩國達成一致，美方將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徵關稅的相關承諾，實現加徵關稅由升到降的轉變。不過，該協議還未得到兩國的正式簽署。

中方還稱，雙方約定將各自盡快完成法律審核、翻譯校對等必要的程序，並就正式簽署協議的具體安排進行協商。財政部副部長廖岷補充稱，美國已經承諾將取消部分對中國擬加徵和已加徵的關稅，並且會「加大對中國輸美產品關稅豁免的力度；據我了解，今天美方也在舉行新聞發布會，估計美方會宣布相關信息。」出席發布會的還有來自中國發改委、外交部和農業農村部的官員。

川普推文「接近達成協議」

白宮官員於美國東部時間的12月12日（周四），會晤了一些美國工商界代表，並暗示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已經原則上完成，只等待川普總統批准，並很可能在周末前會發布相關訊息。

美國商會副會長兼國際事務主管薄邁倫(Myron Brilliant)在會晤白宮官員後，評價說「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川普當日也在推特表示，美國「非常接近」與中國達成一份「大協議」，又形容「中方想要，美方也想要」。他並表示，中國「同意進行結構性改變，並大量購買農產品、能源和製成品。」

在川普的推文發出後，道瓊工業指數應聲上揚。華爾街股市創新高，凸顯市場希望中美盡快達成停火協定的焦急心態。亞洲股市周五也出現上漲。日經平均指數和香港恆生指數開盤分別上漲2.2和1.9個百分點。中國上證指數早上漲幅超過1%。

協定是各取所需的妥協？

據透露，為達成協定，美方向中方做出了允許現有關稅減半的讓步。目前美國共對價值約35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高達25%的關稅。作為回報，中方承諾增加購買美國農產品。

儘管白宮釋放了正面信號，但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所謂第一階段協定並未真正觸及中美貿易戰所涉及的，比如中國政府長期違反市場規則，對國有企業補貼等多數核心問題。更多分析認為，在美國國內政治四面受敵，並遭眾議院彈劾的川普，此時可能需要一個象徵性的勝利。

中美談判代表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原則性一致，但還需要落實到文本。協議內容包括推遲對1,6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15%的關稅，並提出撤回現有關稅的時間表，以換取中方對農產品採購、打擊竊取知識產權和開放市場的承諾。

在美方最新緩和信號前，中方也宣布，將對包括大豆、豬肉在內的部分美國產品免除關稅。

這一協議能持續多久？

雙方進入第二階段協議的談判後，將涉及更為棘手的結構性改革，拉鋸勢必更為艱辛。關鍵的問題是，這一協議能持續多久？據悉，民主黨人很可能會攻擊協議中美國的得益不足，或貿易戰只是川普一手炮製的危機，而目前的協議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美中貿易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即使在川普所屬的共和黨內部，亦傳出不滿的聲音。參議員盧比歐質疑，美方可能在第一階段協議中減稅太多，失去迫使中方做出更大改革的關稅籌碼。貿易之外的因素，亦可能為協議增添變數，例如：香港事態若進一步發酵，會否迫使川普採取更明確支持示威的行動，從而危及與中國的貿易協議？而且別忘了，美國國內政治一點也不平靜，川普正面臨彈劾危機，11個月之後還要謀求連任。

不過在那之前，全球投資者會在指數飆升的股市顯示屏前舉起香檳，而中美的商家和消費者都能鬆一口氣，先過個安穩的聖誕及新年假日吧！

(作者係本刊主筆、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2020年中國大陸經濟是否會出現「保四艱難」的斷崖危險，正引起國際矚目。本文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屬於「成熟性成長」的常態，不會有斷崖危險。

「唱空中國論」再度重談

因為川普針對大陸發動的「武嚇」高關稅壁壘戰及科技戰，迄今未能討到便宜，乃自2019年開始動員國際親美媒體及中國自由派協力「文攻」中國，使得20年前的老調「唱空中國論」再度重談。這一波「文攻」重點聚焦在唱衰中國經濟、政治體制、社會結構安定性，並發動「人權普世價值論」，利用疆獨、港獨、台獨製造混亂。

2019中國經濟放緩態勢

2019年中國經濟前三季GDP國內生產毛額為697,798億元，按名目價格計算，年成長率可達到6.2%；分季看，第一季成長6.4%，第二季成長6.2%，第三季成長6.0%；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43,005億元，成長2.9%；第二產業增加值277,869億元，成長5.6%；第三產業增加值376,925億元，成長7.0%。從這一遞減演進情勢看，2019年的中國經濟情勢的確讓大家感到不少寒意。

2019年中國經濟放緩，除長期結構性因素作祟，內外需求乏力也是此次中國經濟成長率下滑的關鍵：全球經濟下滑導致外需不足，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階段性升級導致出口乏力，2019年前8個月，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僅成長0.4%，遠低於2018年的同期水準。依目前情況來看，外需疲弱勢頭將進一步加劇；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希望國民消費能成為現階段中國內需經濟的定海神針，但因受到國民宏觀槓桿率，從2015年末的39%，一路攀升至2019年中55%的限制，國民消費不可能出現較大幅度反彈。

投資方面，基礎建設投資受到地方政府債務制約而大幅放緩，製造業投資則因技術創新乏力和出口疲軟而持續下滑，唯一的亮點是房地產投資。不過，一旦房地產投資週期向下，大陸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將進一步凸顯，需求面不足將回應到供給端，製造業生產不足勢必帶動PPI指數繼續負向成長，導致工商企業利潤繼續萎縮，以至於形成2019年有「保六掙扎」。

唱衰中國論：保四困難

唱空中國經濟派認為，中國經濟的成長趨勢已經放緩，可預見未來勢必會繼續向下滑低，依實際情勢，潛在成長率很可能已降至6%以下，以致2020年政府經濟成長目標勢須下調至6%以下。而最大的麻煩是：目前政府政策可再進一步寬鬆的空間很小，無論是貨幣手段或財政支出，倘若過度刺激，都會帶來過高成本，也將增加系統性金融風險，惡化國際收支，得不償失。

大陸自由派經濟學者就直言預測，未來十年內，中國經濟的平均成長率不可能超過5%，而真正要擔心的是，能不能保住4%；因此，當今所面臨的是「保四爭五」的問題，欲穩定在5%之上已不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有：貿易戰衝擊、中國城市化趨緩、勞動人口老齡化、工資上升、人均所得分配差距拉大、汽車保有量萎縮、「國進民退」產生負效應、融資槓桿率提升引發嚴重金融危機等多重不利因素，將導致2020年大陸經濟進入「保四爭五」階段；而且未來10年要保四都必須付出很大努力。

中國央行顧問劉世錦的預測也指出，中國2020至2025年間的經濟成長率可能在5%到6%；2020第一季中國經濟有可能再次進入下行道，所以2020年「穩成長」的壓力和挑戰將大於2019年。

看好中國派：只是循環問題

持續看好中國派認為，只要中國經濟長期成長趨勢可以持平，則「跌出6字頭」的情形，應該只是經濟短期循環的問題；是則可以推斷，習近平政府採取逆循環經濟刺激措施不可少。社科院經濟學家余永定就認為，投資成長劇減，是導致當前中國經濟GDP成長第四季急劇下降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的投資成長速度，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製造業、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現在中國所面臨的嚴肅問題是，基礎設施投資下降、製造業投資長期遞減向下降、房地產投資的市場結構存在巨大問題。

「數位科技」成為新挑戰

面對2020充滿「數位科技」經濟的年代到來，似也意味一個黃金時代的結束；中國經濟即將徹底走出「血氣方剛的青春期」，逐漸步入不再亢奮的中年時代：改革開放以來，挺舉「中國崛起」的中堅力量、中等所得群體建構的「軟階層社會」，即將因數位經濟獨領風騷的趨勢中，面臨莫大的「斷崖式」下滑風險。

在這樣大小環境變數背景籠罩下，中國經濟發展的下一階段，究竟會是一個「紅利猶存」的和緩經濟時代？抑或成長無幾的平庸經濟時代？尤其在川普威脅施壓後，中美兩強正式進入大冷戰新格局，中國經濟前景益發增添諸多的不確定性。

「成熟性成長」經濟常態

中國在經過多年的經濟高成長率之後，要繼續長期保持8%以上的成長率幾無可能。政策制定的目標是希望能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繼續保持5-6%左右的成長率。或許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尚不至驟然從「保六有餘」，直線墜落到「保四艱難」的危險境地，但是，即將逐步轉進國際間「後中等所得國家」一般成長率3%到4%上下的水準，恐怕難以避免。

看好中國派經濟學者也從工程師紅利、城鎮化工業化繼續發展等角度，推算出未來的中國經濟不至於會像日本、德國和韓國等國，在經歷快速成長之後出現「經濟斷崖」。因此，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現象，只能稱之為「成熟性成長」常態，不會有「經濟斷崖」的危險。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2020年總統及立委大選進入倒數計時，朝野政黨激烈競爭，經濟表現良好與否，勢必成為左右大選勝負關鍵的因素之一。因此，執政當局大肆宣揚台灣的經濟表現。但台灣經濟是否確實呈現「穩健」成長，值得探究。

梅萼含苞，2019年在國際情勢動盪不安的氛圍中結束。台灣經濟預測機構按例對2019年經濟實際狀況進行回顧，並就2020年可能動向加以展望。其中，最受矚目的是，主計總處11月29日公布的預測指出，由於中美貿易爭端在帶來訂單移轉的同時，台商回台投資劇增超過7,000億元，民間投資實質成長7.61%，2019年台灣經濟呈現「穩健」成長，再度將8月預測的2.46%上調至2.64%，創下2014年以來新高，使得台灣經濟成長，重返亞太四條小龍之首，扭轉過去數年台灣經濟成長始終不如全球的現象。至於2020年台灣經濟的成長，則是從8月預測的2.58%上調為2.72%。

經濟表現影響大選結果

由於此刻正逢2020年總統及立委大選進入倒數計時，面對朝野政黨的激烈競爭，經濟表現良好與否，勢必成為左右大選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執政當局經常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大肆宣揚目前台灣的經濟表現，藉以獲致選民支持。究竟台灣經濟表現，是否為主計總處指出的呈現「穩健」成長，抑或是執政當局宣揚的亞太四條小龍之首？

依據美國彭博資訊公司報導，最近國際重要金融機構先後預測2019年台灣經濟成長，除美國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預測數據較為樂觀外，大致都低於台灣經濟機構預測的數據。至於2020年台灣經濟成長則認為，在台商持續回台投資及外資投資加碼等因素下，雖將維持在2%以上，但是否能達到主計總處預測的數據，得視全球景氣復甦力道，尤其中美貿易談判結果，更是關鍵。

庶民對政府作為沒有感受

在此同時，如果我們將執政當局大肆宣揚的經濟表現，以及最近國際重要金融機構所預測的數據加以解讀，其實可以發現，2019年台灣經濟狀況並非十分良好，2020年台灣經濟動向更是難以樂觀。換句話說，雖政府認為台灣經濟已經脫胎換骨，但從選舉氛圍中卻又發現，庶民對政府的作為似乎沒有感受。

筆者認為，或許可以將其真正原因歸納為三個「三」種現象。

第一個「三」是經濟的「三溫」。包括：「外熱內溫」，出口貿易因訂單移轉而持續熱絡、內需消費卻又因薪資停滯而溫和保守；「大熱小溫」，大型企業經營獲利尚稱良好、中小企業經營則生意慘淡；「北熱南溫」，北部的服務業撐得住，南部的服務業卻又上不來。

第二個「三」是社會的「三M」。包括：「所得M型化」，中所得階層加速沒落、低所得階層則是大幅增加；「工時M型化」，高薪行業工時因一例一休而短縮、低薪行業工時則是因能增加收入而被迫不斷延長；「薪資M型化」，尖端科技薪資不斷上揚、傳產零售薪資則是長期停滯。

第三個「三」是族群的「三立」。包括：「統獨對立」，兩岸關係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導致企業降低投資、青年出走就業；「勞資對立」，一例一休修正忽略工作多元，造成勞方未蒙其利、資方先受其害；「世代對立」，年金改革淪為民粹思維，引發年輕族群相對剝奪、高齡長者極端不安。

亦即2016年5月政府再度政黨輪替之後，面對內、外錯綜複雜的環境，在處理經濟議題上，其接觸的是個別表面的假相，較少從全球整體的脈動趨勢深入探究癥結，加上政策越走越短期、措施越來越媚俗，導致難以掌握上述所呈現的現象，以及對症下藥加以解決。此乃為何政府在經濟議題上所指出的各項數據，或所推動的政策願景，除遭到社會各界批評之外，更讓庶民對政府作為沒有感受的原因。

經濟未聚焦在「民之所欲」

很顯然地，政府過去三年多來在治理思維上，並未將經濟議題核心聚焦於「民之所欲」，而是在民粹主義下以政黨利益為前提。再者，在處理手段中，缺乏理性溝通，甚至無視社會氛圍，加上採取先射箭、再畫靶的作法，使得部分政策藍圖模糊、程序暴衝。導致社會各界對政府的執政信心下降。

《經濟學人》曾明確指出：「若欲將更繁榮的經濟歸納為政治人物的功勞，則其政策必須取得庶民有所感受」。難怪最近主計總處所公布的經濟成長預測，社會各界對這亮麗的數據「毫無感受」。尤其，因應大選來臨，採取旅遊補貼、農機補助、老農津貼等各項「補貼」政策，根本無助於促進台灣經濟成長，反而更加造成財政虧損。其實，台灣經濟是否已脫胎換骨，邁入「穩健」成長，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庶民感受最為真實。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12月18日，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了彈劾總統案，這使得川普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三位被彈劾的總統。

彈劾案分成兩案。第一案是「濫用職權」，以230比197通過。表決中僅有兩位民主黨眾議員倒戈。一位是明尼蘇達州最資深的眾議員考林皮特生(Collin Peterson )，另一位是新澤西州新科眾議員傑夫宛柱（Jeff Van Drew）。前者是明州農民黨的黨員，後者的選區有農場，本來就是共和黨選區，去年才由藍轉紅。另外，2020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桃希蓋巴德(Tulsi Gabbard)投下棄權票。

第二案是「妨礙國會作業」，以229對198通過。與第一案不同處，只在民主黨議員傑瑞德高頓(Jared Golden)也投下反對票。他曾經反對選南西佩洛西當眾議院議長，因此，他投下反對票應該是衝著佩洛西來的。

眾院花了一整天辯論，但因發言人數眾多，每位議員最多只有一、兩分鐘發言時間。雖有電視直播，但看的人不多，倒是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受到較大注意。表決後，CNN網站頭條是「川普總統被彈劾了」，而《華爾街日報》則指「彈劾案表決結果讓華盛頓內外分裂和失望」。我的觀察是，美國社會早就分裂了，彈劾案只是在傷口上灑鹽。

彈劾案送到參議院後，也將走過辯論和表決的程序。不過，在只有100名參議員的參議院，共和黨是多數黨，倒戈的可能性極小，所以結果可想而知。這也是民眾對此案雖有不同立場，表現卻很冷淡。川普更是老神在在。

連任是川普的首要關注。不管對彈劾案或中美貿易協議，他只在乎在過程中不要傷害他的形象。其實，兩黨都無法預估彈劾案的過程對選舉可能造成的影響，但參議院的辯論應該有好戲可看。相同地，中美貿易戰任何一方都不願當輸家，尤其美方不願在大選前得到不利或少利的結果，而中方也不可能放大利，這就是談判協議一再拖延的原因。

美國的兩黨制一向就有分裂國家、行政效率低的問題。川普的反傳統、不按牌理出牌，對兩黨的對峙不但不能解套，還有愈演愈烈的情況。從彈劾案來看，美國社會更加分裂了，老百姓若不能了解其中之害，那美國政治只有繼續走下坡路。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

2019年11月29日，路透社獨家消息透露，美國針對華為的封殺令遺漏了一些華為的關鍵供應商，川普政府正考慮修改現有規則，讓華為更難獲得美國的關鍵技術，這顯示封殺華為是中美博弈的重要一環。

路透社引述兩名知情人士指出，今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的黑名單，未能完全切斷華為獲取美國技術的管道，仍有一些關鍵的外國供應鏈未被列入美國當局的管制範圍。因此，美國政府將修改規則，讓對華為的黑名單變得更有約束力。

華為5G妨礙美全球監聽

美國宣稱封殺華為5G技術的原因是它不安全，實際情況正好相反，華為5G網路技術被絞殺，正是因為它太安全。

在網路安全方面，美國幾乎擁有全球獨一無二的資訊監控能力、網路滲透能力、攻擊溯源能力和線上線下聯動的情報獲取能力。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雇員史諾登叛逃後揭露，NSA自2007年開始實施絕密級網路監控計畫—稜鏡計畫(PRISM)，對全世界進行監聽。這一監聽行動是通過啟動網路交換設備後門來實現的。

NSA、聯邦調查局(FBI)及中央情報局(CIA)接入了微軟、谷歌、臉書和蘋果等9家互聯網公司的中心伺服器，每時每刻都在獲取和追蹤全球用戶的電話、語音和視頻聊天、照片、電子郵件、網路日誌等，就連德國首腦和各國政要的一舉一動都在監控中。

如果世界繼續使用美國掌控的4G技術，那麼，全球情報仍會源源不斷地收入美國的囊中。但如果全球主要國家都換用5G技術呢？據稱，5G的安全框架包含接入安全、網路安全、用戶安全、應用安全、可信安全和管理安全等幾大內容，在這些安全技術的支持下，NSA、FBI及CIA將再也難以監控到他們需要獲取的資訊，再加上，華為一定不會給美國情報機構留下後門，以及美國擔心自己的情報很可能讓華為掌控等原因，因此，美國軍情部門出手，要求總統出面，向全球盟友發出封殺華為5G的總動員。正如《金融時報》報導中指出：華為5G會妨礙美國隨心所欲地進行監聽與收集情報。

取得情報的強大能力，一向是保證美國獲得全球利益的最大基石之一。如果主要國家都採用華為5G技術，那麼美國就必須開闢新的情報來源。更加令美國擔憂的是，如果反過來，5G為中國所用，那麼以前美國所能做到的都將變為對中國有利，因此美國的驚恐可以理解。

意在打壓中國的高科技

其次，美國封殺華為的真正意圖很明顯，那就是打壓中國的高科技和高端製造。華為5G技術的領先性和高性價比，是中國科技從跟隨，到並駕齊驅，到引領世界的重要標誌。2018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登記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最多的行業是數位通信技術，占8.6%；其次是資訊技術，占8.1%。目前中國公司擁有的5G標準專利占全球的36%，美國占14%。截至2019年2月初，華為擁有1,529項5G標準專利，超過任何公司，美國高通公司擁有787項。華為在5G上的技術優勢，使其自然成為美國遏制的首要對象。

華為的5G技術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內容之一，這與以通信技術為核心的數位經濟高速發展直接相關。過去15年，數位經濟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2018年美國和中國的數位經濟，分別占各自GDP的58%以上和38%以上。而通信技術又是數位經濟增長的關鍵。通信技術也直接影響國家的軍事力量，對提高綜合國力水準具有極重要的作用。

美國遏制華為5G，也反映了中國崛起衝擊到美國制定國際規則的主導權。通常擁有最大技術優勢的國家，就擁有最大的技術標準制定權。技術優勢包括了技術水準優勢和價格優勢兩個方面，華為兩者都具備，美國害怕制定5G國際規則的主導權落到中國身上。

近年來，中國與美國在科技上的差距呈現縮小的趨勢，在個別領域甚至超過美國。這意味著中國綜合國力將超越美國。2018年，美國申請登記的國際專利為56,142件，居世界第一；中國為53,345件，與美國相差不到5%。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法蘭西斯‧高銳表示，「中國在國家主導下投入了巨額研發經費，大力推動技術創新」。他同時預測「這樣下去，中國將在兩年內超過美國」。

與國際格局兩極化相似，通信領域也呈現中美兩極化趨勢。而華為是中國在通信領域的領頭羊，其2018年申請註冊的國際專利達5405件，占中國總數的10%以上，華為的申請數量占到5G專利整體的三成。為抑制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的速度，美國借助盟國的力量共同遏制華為，符合其在兩極格局中進行競爭的傳統策略。

美封殺華為的意圖未得逞

目前的中美關係可說是反遏制與遏制關係。按常理論，歐盟應當堅定地站在美國這一邊，但封殺華為嚴重違背了自由貿易精神和世貿組織規則，而美國封殺華為的理由又是子虛烏有。更重要的是，華為是世界上最大的資訊通訊製造商，華為的技術既領先世界且具有較高的性價比，而此前歐盟與華為的合作又非常廣泛。封殺華為或拒絕與華為合作，對一些國家來說，是巨大的損失。這還是單純從5G領域出發。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對世界的貢獻最大，達到30%以上，中國也致力於全球合作共同化解世界經濟困境。而歐盟目前的經濟形勢嚴峻，此時如果不能搭上中國的經濟快車，對歐洲來說，就是錯過走出危機之路。封殺華為意味著拒絕與中國合作，這個損失是難以承受的，這就決定了歐洲很難追隨美國。

目前已有個別的歐盟國家如義大利和葡萄牙正在與華為合作，而英、法、德雖然還沒有積極與華為合作，但也明確拒絕追隨美國封殺華為。英國國防副參謀長戈登‧梅辛傑表示，英國反對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一刀切的態度，「我們認為，簡單地提出未來一切網路都禁用中國設備是一種苛求，英國方面不打算全面禁止中國的零件」。

法國近來與中國合作勢頭上升，總統馬克宏剛剛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他與川普12月3日在倫敦北約70周年慶祝會上還發生齟齬，因此不可能隨美國腳步封殺華為。德國總理梅克爾一直反對川普政府封殺華為，11月27日她在柏林出席「多邊貿易主義和數位網路安全會議」時強調，德國5G網路安全必須比過去高，但不應一開始就禁止部分供應商如華為參與。

東南亞和非洲一些國家並未因美國施壓而放棄華為。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傳統盟友的菲律賓，不僅未加入抵制華為的行動，反而在推進5G網路系統的試驗中，使用華為的設備。

華為建設了非洲約70%的4G網路，且已簽下南非首個商用5G網路合約。華為在23個非洲國家開展了專案，是非洲8種不同類型項目的承包商，包括移動網路開發、政府電子服務、通用電信開發、輕軌資訊通信技術、海底電纜和設備採購等。

華為加速自身發展能力

華為的橫空出世，徹底打破了美國一統網路世界的格局，阻斷了美國永久獨霸世界的夢想。川普封殺華為的行動引發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不是壓垮華為，而是推動華為加速發展自身的能力。中國科技公司的高階主管稱，美國此舉敲響了警鐘：美國有可能突然停止提供關鍵零組件，中國科技公司必須加大力度，提高自給自足的能力。最近華為推出的旗艦手機Mate 30 就未使用美國的晶片。華為正在擺脫對美國零元件的依賴，但過程如此之快已令人驚訝。

華盛頓封殺華為的意圖沒有得逞，還得歸功於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他在2019年2月接受BBC專訪時說：「這個世界離不開華為，美國也不可能扼殺這家中國科技公司，因為我們比較先進」，「即使在沒有谷歌的情況下，華為仍可以在手機領域做到世界第一，只是需要更多時間。」

（作者係旅美時事評論員）

 邁入新年，自1月起台灣有總統和立委選舉，接著4月和11月南韓與美國將分別舉行國會議員和總統選舉。朝鮮半島重新戰雲密布，將會影響台灣、南韓及美國的選舉，值得關注。

自去（2019）年11月底至12月初以來，美國的海軍和空軍頻繁出現在南韓各地執行特殊任務，南韓總統文在寅也應美國總統川普的要求，於12月7日通了30分鐘電話，就目前朝鮮半島形勢達成共識。一般認為，朝鮮半島又回到2017年劍拔弩張的緊張氛圍。

朝鮮半島又陷入危機

日本《產經新聞》12月13日報導稱，曾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助次，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的葛雷恩・愛立森指出：「發生第二次韓戰的可能性增強」，似乎印證朝鮮半島的危機不是空穴來風。

從川普警告北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勿打擾美國選舉來看，北韓蠢蠢欲動的軍事行動已被美國掌握。北韓公開宣布，12月7日和13日兩度以固體燃料引擎成功發射飛彈，北韓攻擊美國本土的洲際飛彈(ICBM)隨時在等候，另外，南浦造船所裡的艦艇發射彈道飛彈(SLBM)，也準備妥當隨時可用。

這一切都直接告訴美國，金正恩先前開出的12月底談核期限已近，如果美國沒提出讓北韓可以接受的條件，北韓只得停止協商，另走自己的路，一切後果由美國負責。北韓姿態強硬，逼迫美國先讓步。

川普陷入緊張，一旦發生戰火，將毀掉他的連任之路。12月15日至17日，特派國務院北韓事務特別代表畢根訪問首爾，並趁機至板門店與北韓人員接觸。然而，就如畢根離開華盛頓前，向日本NHK記者所說「美國立場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北韓不會與畢根會晤。16日畢根拜會文在寅，就核談問題交換意見。文在寅仍強調，希望美國對韓鮮半島和平進程給予協助。

南韓用中國反制美國壓力

近來，美、中都對南韓發動外交攻勢。美國頻頻施壓南韓，理由一大堆。美國最擔心南韓中斷韓日安保關係，而直接影響到美國的安全，進而損及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及東北亞安全。其次是要南韓負擔美國駐軍分攤費至50億美元，一只氣增加5倍。11月15日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利用在首爾出席「美韓國防安全會議」之際，當面要求文在寅延長《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迫使11月22日南韓撤銷了先前終止該協定的決定。但在增加駐韓美軍費用一事上，南韓不願意照單全收。12月17日至19日在首爾，美、韓已進入第5次談判，你來我往，互不相讓，讓南韓朝野跳腳。

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則是於12月5日訪問首爾，文在寅特別拜託王毅，希望中國持續支持與協助兩韓和平進程與朝北核談。文在寅顯然是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外交。

王毅的到訪，對文在寅來說，如獲得援軍。王毅表示，中韓有必要加強對話合作，共同捍衛多邊主義，維護自由貿易；而且要讓「一帶一路」倡議與南韓發展戰略規劃對接。這都是在牽制美國。

文在寅原本就「反日」，現在又演變成「反美」。南韓反美大學生團體和社會人士，不僅兩次翻越美國大使館牆壁，大剌剌闖入哈里斯大使官邸，近日且在首爾市中心光化門廣場公開演出「斬首哈里斯」表演劇。不僅哈里斯對文在寅不滿，川普似也看出文在寅親中、親北，要求文在寅選邊站，選擇中國大陸，還是美國？

靠美國無法改善兩韓關係

尤其，12月16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中、俄聯合要求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金正恩有習近平和普丁兩位大哥撐腰，根本沒把美朝間的「川金會」放在眼裡。因此，一方面又恢復重建各地的飛彈發射，另一方面緊緊抓住文在寅的心，一心要促成兩韓走向「和平、繁榮、統一」之路。

南韓歷屆總統堅持的傳統是「南韓、美國、日本」三角同盟關係，而文在寅則要帶領南韓走進「北韓、中國、俄羅斯」新陣營，以期達成兩韓統一的目標。

12月23日，文在寅先至北京與習近平會談，盼跟中方為推動朝鮮半島和平進程做出共同努力。24日到成都參加「中韓日領導人會議」。其次，也安排與日相安倍會晤，希望讓韓日兩國的懸案也能獲得解決。

目標不一，結果就不同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文在寅和蔡英文都屬於意識形態治國型，兩人唯一不同的區分是，蔡「反中」，文卻「反日」、「反美」，蔡反中的目的是為了台獨建國，文在寅反日、反美的目標則是為了兩韓逐步走向統一。事實證明，蔡搞反中、台獨4年，換取到的是斷了7個邦交國，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逐漸消失。文在寅則把兩韓的餅越做越大，讓全世界都搶著分享。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安倍已成為日本歷來在位最久的首相。他內政平平，外交上卻八面玲瓏，成績亮麗，但另一方面，他也大幅提升日本的國防戰力，參與「印太戰略」、「五眼聯盟」，執意修憲，其「兩手策略」格外值得鄰國提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2019)11月下旬締造了一項個人記錄，而且記錄還在延續累進，即兩次內閣加起來超越了戰前的桂太郎，成為歷來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這在頻換首相的日本確實是個異數。其手腕值得好好推敲。

黨內外都無強力挑戰勢力

安倍2006-07年的第一任做得很糟，因閣員醜聞、參議院選舉重挫而匆匆下台。2012年12月第二任以來，內政表現平平，先前喊得很響的「安倍經濟學」，還有年金改革、活絡地方、女性就業等成效都有限。安倍之所以能持續當政，是自民黨內已形成「安倍獨強」狀態，沒有第二個人能領導；而在野黨自從較大的民主黨解體後，全都小而零散又各行其是，根本沒有挑戰勢力，因而，就算安倍有「加計學園」弊案、東京都知事及議會選舉失利、民調驟降等多次低潮，他仍能領導自民黨6度打贏全國性參、眾議院選舉，坐穩執政。

安倍在外交上十分活躍

外交上，安倍倒是非常活躍。特別是第二任高揭「俯瞰地球儀外交」，出訪過170幾次、80多個國家、地區。其特色是「首腦外交」，即先與對方領導人樹立個人關係，加以活用，再尋求突破雙方的歧見、難題。

事實上，戰後日本有好幾位首相喜歡來這一套，例如中曾根康弘與美國總統雷根、橋本龍太郎與俄國總統葉爾欽、小泉純一郎與小布希，但對象最多、最成功的是安倍，他與歐巴馬、川普、普丁、習近平、莫迪都構建了不錯的關係，其中最得意的是跟川普的「蜜月」。

川普的「美國第一」主義得罪不少國家、特別是歐洲盟國，而安倍卻擔任著美歐間的緩衝角色。與中國則是，調整因釣魚台爭議、參拜靖國造成的中日關係惡化，轉而參與大陸的「一帶一路」，加入RCEP、談判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改善中日關係。對俄國，為了爭取解決日俄「北方四島」懸案，安倍跟普丁會面近30次。目前日本沒有人能在國際社會像安倍那樣耍得開。

欲聯美英研製高科技戰機

表面上看，安倍好像是致力於與各國交好，包括中、俄，追求外交平衡，但如果從日本在安全（國防軍事）上的舉措來看，恐怕又是另一副臉譜。這從以下幾件事情就足以見微知著。

海上保安廳原本的幾十架無人機，一半以上購自中國，獲價廉且性能優越好評。但日本附和美國國防部禁購中國產品的決定，從2020年度以擔憂「洩漏情報」為由，不再購買中國製無人機。

戰後，日本沒有單獨開發戰鬥機的實際成績。現役的F2戰鬥機本來是要自行研製的，但當時美日貿易摩擦已起，遂改成由美國主導的共同開發，但內含的機密美國都未向日本公開。現今日本已向美國買到匿蹤戰機F-35A型和B型共147架，而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出雲號」為了可搭載F-35B，又要改裝成航母。一口氣有了F-35、航母，日本仍不滿足。航空自衛隊正在尋求現役F2戰鬥機的後繼機種，防衛省希望設計一款能集合對艦船攻擊、地面攻擊及空戰於一身的多功能戰機；而且要能串聯多架戰機的資料鏈，應用人工智慧(AI)，採取最佳攻擊手段。

2020年日本的防衛預算將是破紀錄的5.3兆日圓，而光是「未來戰鬥機」的首期開發費就逾100億日圓。再者，日本想吸取最新戰機尖端技術，並找夥伴分攤龐大費用，企盼與美、英合作。防衛裝備廳為了開發新戰機，還擬增設「未來戰鬥機開發官」一職，作為對外談判、協調的窗口。

從日本開發未來戰鬥機的企圖，以及其一石數鳥的手段，就可知日本在軍事裝備上的野心。

和「五眼」及印度情報合作

11月底，日本在新德里與印度首次舉行外交與國防2加2會議，雙方同意在日本共同訓練戰鬥機飛行員，盡早簽訂軍事《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2017年，海上自衛隊與印度軍方已開始交換印度洋來往船舶的情資，這對日本來說，印度與英國、澳洲一樣，都是「準同盟國」了。如再搭配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以及與加拿大亦有軍事合作，就不難得知，日本仍積極尋求在「印太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且與英語國家「五眼聯盟」(Five Eyes)再加上印度，緊密情報合作。

2015-18年，日本就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北約(NATO)網路作戰演習。而基於中、俄網路實力增強，日本2019年12月2-6日正式參加了北約網路演習，分享情資，自衛隊「網路防衛隊」和NATO、歐盟成員的30多國一起操練防衛網路攻擊，且施予反擊。這些措施，說穿了就是針對中、俄。日本自衛隊的戰力遙遙領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遠遠超出一個「和平國家」的國防所需。

安倍的任期至2021年9月底，12月9日他再次表示任內修憲的決心，甚至說，如果在野黨抗拒，會「毫不猶豫地解散國會」，修憲是他唯一不曾改變的「政見」，也顯現他在國防軍事上的意志。可知，安倍的外交和安全是方向截然不同的「兩手」，他既要東亞巨大的經貿市場，也要加盟「五眼」為主的國際安全團隊，控制世界動態。鄰國與日本打交道不得不提防，以避免被出賣。

最近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西伯利亞力量」開始營運，這使得中國部分地區的能源需求及環境汙染問題獲得改善，更可讓兩國的戰略協作關係達到新境界。在美國對俄國進行經濟封鎖之際，這條管道的完成具有特別的戰略意義。

「西伯利亞力量」管道完成

2019年12月2日，俄羅斯開始使用「西伯利亞力量」管道正式向中國運送天然氣，普丁總統與習近平主席通過視訊，共同宣布該管道開始營運。由於此管道的成功營運，未來俄羅斯遠東地區將有機會發展新的基礎建設，中國亦可從俄羅斯取得廉價、安全並免受美國威脅的天然氣供應。該天然氣管道，營運之初運輸量不大，但會逐年增加，最終將達到年輸送量380億立方公尺，當然俄、中兩國的經濟合作關係，也將因這管道的完成而更為增強。

「西伯利亞力量」管道總長超過8千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天然氣輸送管道。此項目從1996年便由俄中開始談判，由兩國領導人親自主持，因而也被稱為「元首項目」，經過多年談判和波折，2014年5月才由俄羅斯國營俄氣公司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達成一項為期30年，總價4千億美元的協議。

根據此項協議，未來30年俄羅斯將向中國提供1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氣。此管道未來滿載負荷年供應量達380億立方公尺，俄國境內管道長約3千公里，由俄方自行修建，惟費用的85%將由天然氣折抵。

中國境內天然氣管道全長5,111公里，北起黑龍江，經東北、華北而到華中各重要城市和工業區。這管道2020年運輸量僅50億立方公尺，可能優先輸往中國東北和東部若干空氣汙染較嚴重的工業區。目前管道只修到吉林省長嶺地區，未來還將延伸到華東及上海。這條管道最大的戰略意義是，中國完成了較為安全的陸路天然氣運輸管道，而不是相對危險的海上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路線。俄國駐華大使傑尼索夫認為，這是「全球能源最大的投資」，並可讓中國享用來自俄羅斯的清潔能源。在此管道完成前不久，第一條跨阿穆爾(黑龍江)的大橋正式通車了，顯示兩國合作關係更上層樓。

地緣政治影響能源合作

基於對天然氣的大量需求，以及運輸便捷的考量，中國從俄羅斯和中亞等周邊國家進口天然氣成了當務之急。2004年普丁訪問北京時，俄氣公司便與CNPC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提出修建中俄天然氣管道的構想；2006年3月21日，雙方達成備忘錄，2020年俄羅斯將通過東、西兩條管道，每年向中國提供68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其中300億立方公尺係通過西線出口，另380億立方公尺則經東線向中國輸出，甚至向韓國、日本延伸。

東線「西伯利亞力量」管道主要輸送遠東科威欽斯科耶氣田的天然氣。此氣田位於伊爾庫次克東北450公里，探明天然氣儲量為1.9兆立方公尺，是東西伯利亞最大的天然氣田。現在東線管道是繞行貝加爾湖，經伊爾庫次克、赤塔、布里亞特、海蘭泡而進入中國東北。東線也有可能運送庫頁島I號及雅庫齊雅恰揚欽斯克亞氣田的天然氣，此氣田天然氣探明儲量為1.3兆立方公尺。至於西線管道天然氣主要來自西伯利亞的亞馬爾氣田，此管道長2,700公里，估計在中俄東線管道通氣後，西線天然氣管道建設也將提上日程，預計此管道將向中國供應300至400億立方公尺天然氣，並於阿爾泰邊區入境與中國「西氣東輸」系統聯結。

這「元首項目」始終因價格問題相持不下。2010年9月，俄國前總統梅德維傑夫訪問中國時，曾與中方就供氣條件達成共識，並準備於2015年動工東線工程，最後卻因價格未談妥而功敗垂成。2011年6月，胡錦濤與普丁在俄氣公司總部談判，但仍無法就價格達成共識。這是因為當時歐洲和周邊國家對天然氣需求孔急，以致俄方不願讓步。不過，2014年3月發生烏克蘭危機，國際能源價格大幅下跌，美國、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面對西方的巨大壓力，莫斯科改變戰略，加強向東方發展，同年5月與中國達成為期30年的供氣協議。這顯示地緣政治及經濟因素影響中俄能源合作。

中俄能源合作的戰略意義

西方媒體對管道的完成，特別強調其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華爾街日報》指出，這項計畫的最大成就是完成中俄兩國的新能源基礎建設，並使得兩國的友好氣氛更為增強，而兩國的合作，勢必影響美國。

俄國學者專家對「西伯利亞力量」，特別著重在經濟和環境影響兩方面。他們認為，未來中國對西伯利亞天然氣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因為近年中國工業轉變，將使用更為環保無汙染的燃料，而未來中國家庭的取暖方式，也會以天然氣取代傳統的生煤；中國在尋求一條不會受制於美國的天然氣供應來源；「西伯利亞力量」管道一如鐵、公路和電訊設施，都是基礎建設，將可創造大量工作機會，並吸引更多移民前往俄國遠東人口稀少地區。

結語

在北約峰會舉行前夕，中俄兩國領導人宣布兩國合作的天然氣管道正式通氣投產，顯示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已落實到互蒙其利的具體階段，俄羅斯成功開發東方巨大能源市場，中國也獲得清潔、安全且不受美國威脅的天然氣供應來源。隨著此管道的開通，兩國的經貿和政治合作關係必將進一步深化。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英國現任首相強生在選戰中，成功地運用英國選民對脫歐問題久拖不決的無力感，強化速戰速決的訴求。最終是團結的脫歐派（保守黨）對上分裂的泛留歐派（工黨及其他6個地方性黨），在單一選區的有利條件下，取得大勝。

保守黨在650個議席中取得365個議席，比2017年的317席一舉增加48席，突破過半數所需的326席，超過單獨組閣的所需席位。是1987年以來國會選舉最壓倒性的一次勝利。柯賓領導的工黨，則僅取得203席，議席大減59席，嘗到1935年以來最大敗績。

世界的發展非常微妙。有時候看似難以逾越的鴻溝，卻在不經意之間已經海闊天空。英國這次大選不僅關係英國政壇的格局，更關係到已經困擾英國數年的脫歐僵局。由於強生是脫歐的強硬派，因此保守黨的勝利意味著強硬脫歐派的勝利，意味著英國脫歐將在2020年1月31日前劃上句號。

民主黨大勝隱藏不少危機

然而，保守黨的勝利表面上看似掃平了脫歐的鴻溝，其實隱藏著步步驚心的危機。

首先，脫歐仍未取得過半民意。2017年大選時，脫歐黨─保守黨與英國獨立黨(UKIP)贏得44.1%的選票。這次保守黨看似大勝，其實保守黨與獨立黨仍只贏得45.7%的少數選票。泛留歐政黨─工黨、蘇格蘭國民黨、綠黨、威爾斯民族黨，以及北愛爾蘭的幾個政黨，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了遠遠過半的選票。換言之，反脫歐獲得的支持顯然占多數，但因在單一選區的條件下，才讓強生領導的團結保守黨，擊敗分裂的泛留歐政黨，而取得過半席次。

大選後，英國才真正進入脫歐的實質階段。但一個仍然缺乏過半脫歐民意的政府，卻執意強行執行強硬的脫歐計畫，其實存在著嚴重的合法性問題。因此，實質脫歐能否順利過渡，英國是否將面對劇烈的金融與經濟波動危機，仍值得各方警惕。

其次，此次大選不只是保守黨的重要勝利，其實更是蘇格蘭分裂力量的絕對勝利。在這次大選中，主張留在歐盟內、更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獲得他們都不敢置信的勝利。在蘇格蘭共計59名席位中，SNP拿到了48席，囊括超過八成的席次，一個地方性的分裂型政黨，成為英國的第三大政黨。

其實蘇格蘭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工黨的大票倉。曾經帶領工黨復興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如約翰史密斯、托尼布萊爾等幾位均來自蘇格蘭。在布萊爾領導的新中間工黨全盛時期，蘇格蘭席次幾乎全為工黨所囊括，對於鞏固工黨在全英國執政的重要性非比尋常。保守黨在蘇格蘭幾乎失去所有席次而無立錐之地。

然而，這次大選全國性的兩大一小政黨，亦即保守黨、工黨及自由民主黨，在蘇格蘭均遭到地方分裂性的SNP擊敗。工黨傳統優勢的蘇格蘭席次幾乎全為SNP取代了，這是工黨慘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2005年時仍擁有國會62席，居英國第三大黨，也多仰賴蘇格蘭的地區席次，其黨魁喬斯溫森(Jo Swinson)的選區就在蘇格蘭，原本是政壇明日之星的她這次被SNP擊敗。自從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之後，蘇獨氣焰空前高漲，傳統蘇格蘭大票倉受到SNP的排擠下，自由民主黨損失大部分席次而僅剩8席，退至第四大黨。從此蘇格蘭步上北愛爾蘭的後塵，亦即主要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英國的全國型政黨，而是主張分離的地方型政黨。這象徵地方分離勢力的抬頭，從此與全國性的政治發展分道揚鑣。

雖然，強生一口否決了蘇格蘭要求再次公投的要求，但SNP黨魁，也是蘇格蘭首席大臣的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警告強生說：蘇格蘭不能被英國政府「囚禁在聯合王國之中」。其實歷史可能重演，1921年主張獨立新芬黨的在南愛爾蘭大勝，隨後新芬黨的議員拒絕前往倫敦西敏寺國會就職，自行在都柏林召開國會，象徵著愛爾蘭的獨立。因此，不管蘇格蘭有沒有再次公投，這次壓倒性的勝利意義已經非常清楚，未來蘇格蘭國會議員也可能拒絕前往西敏寺就職，並自行召開蘇格蘭國會，從而根本瓦解1707年的議會合併法案。

英國將失去國際大國地位

英國脫歐，其實脫掉的不只是歐盟，還有可能脫掉蘇格蘭、北愛爾蘭，也將脫掉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上具有影響力大國的地位。不過，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英國人其實並不在乎。帝國的榮光，對他們而言，已經非常遙遠了，這一代的英國人似乎已經非常習慣於小不列顛的地位。

(作者係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有感於香港尚未制定國安法，分裂行為久久不能平息，本文建議結合聯邦制構建思維及實踐經驗，探討在香港構建基本法法院及基本法檢察官制度，俾能對分裂國家行為提起公訴，並進行審判，以保障「一國兩制」的執行。

香港《基本法》第23條雖給予香港特區政府(下稱港府)自行設立保障國家安全法律的任務，但港府至今尚未制定國家安全法，而近來港獨分子妄圖分裂國家的行為愈演愈烈，已對香港的經濟、金融、社會和民生等領域產生不利影響，同時更對國家整體安全和「一國兩制」制度構成嚴重威脅。

應建構過渡性反分裂機制

目前在香港，成文法中就竊取國家機密、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行為的管制有所規範，但缺乏直接調整與管制分裂國家行為的法條。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02條至113條，訂有背叛國家罪、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暴亂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等，但該法效力不及於香港。

筆者因此建議，在香港自行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前，中央可以考慮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設立過渡性反分裂的機制，通過法律手段來打擊分裂國家的行為，以維護國家的安全。

具體而言，筆者認為香港應建構基本法法院及基本法檢察官制度，將香港地區分裂國家行為的審判，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基本法解釋事項歸於該制度管轄範圍之內，從制度上建立起一整套應對機制，正確而有效地實施基本法，避免出現對基本法的歪曲、適用不當的行為，其根本目的是維護香港的和平穩定、維護「一國兩制」。

過渡性制度有法源根據

這種過渡性制度的本身不產生法律，而是將關於《基本法》中有關國家分裂問題的事項，交由基本法檢察官提起公訴、基本法法院進行審判，由基本法法院秉公執法、做出判決。

該制度的核心其實在於公正、正確地解釋《基本法》，保證《基本法》的司法獨立性，不受任何分裂國家勢力的團體或個人干涉。簡言之，就是由基本法法院行使有關分裂國家行為的管轄權，司法組織和司法人員在行使職權時只服從《基本法》，保證《基本法》得依其立法精神而正確實施。

該制度的重要特點，是針對分裂國家行為的司法活動過程中的排他性，即要求司法活動的進行，只受《基本法》及基本法檢察官、法官良知的影響，忠於立法的原意，而盡可能排除其他任何管道的干擾。該特點一方面可以避免此制度與敏感的香港地區自治權問題混為一談，避免分裂分子存心污蔑，意圖歪曲中央設立該制度的初衷和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分裂國家行為進行有效的防範和治理，避免港府在處理分裂國家行為時的「力不從心」。

對於基本法法院和基本法檢察官的設立，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主動解釋《基本法》23條來貫徹和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源自《憲法》和《基本法》。根據《憲法》第57條和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解釋法律」是《憲法》明文規定的職權。

《基本法》158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也源於《憲法》第67條，即在滿足以下條件時，終審法院應當提請釋法：①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②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做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

綜合以上，依據《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具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在《基本法》23條立法缺失，而香港分裂行為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應主動對《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解釋，建立相應制度。

可借鏡聯邦制度的特色

從比較法的視角而言，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與聯邦制的聯邦和州的關係有相似性。基於此，基本法法院和基本法檢察官制度的設立，可以參考聯邦制的經驗與實踐。

以美國為例，美國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聯邦憲法具有最高地位，但各州都有一套自己獨立的法律系統，這兩套系統之間沒有上下級關係，但在司法管轄上具體分工，如涉及聯邦憲法、國會通過的法律、根據聯邦權利締結的條約等一系列案件，都由聯邦法院管轄，而各州法院只管轄自己轄區內的事項。

《基本法》明確了中央和香港特區的司法管轄分工。根據《基本法》，香港依法雖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國家安全和統一屬於《基本法》第158條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其解釋權屬於中央，也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法院可像美國聯邦法院一樣，具有獨立管理「國家行為」的權利。

因此，為正確理解和實施《基本法》，香港設立的基本法檢察官及基本法法庭，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護香港的自主權，同時發揮國家對主權、內政有效管理的優勢，既能夠保障「一國兩制」政策的正確執行，也不會損害香港特區的自治權或改變其立法、行政和司法體制。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通過行使法律賦予的管轄權，保障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在美國境內有效實施；同時，法律賦予各州法院系統的職權，並沒有因聯邦法院系統行使職權而受到損害。這一關係其實與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與特別行政區法院系統之間的關係類似。

不影響香港一般法院職權

在美國，涉及州政府管理的事務，聯邦法院一般並不染指。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具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其對國防、外交等行為並無管轄權。換言之，國家對「國家行為、主權行為」具有絕對的管轄權和領導權，但特區對其內部事務握有極大的自主權。

在聯邦制度下，聯邦憲法和法律是最高級別的法律，聯邦和州之間一旦產生爭議或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會通過聯邦最高法院來裁決。聯邦最高法院獨立於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會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解釋憲法。而香港基本法法院可以充當香港問題中的「聯邦最高法院」地位，涉及香港主權、國防問題的事務，可以直接交由香港基本法法院裁決，其獨立於中央政府和香港地區政府，以公平方式解釋《基本法》。

再以德國為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它負責在聯邦和各邦之間出現爭議時做最後的裁決。德國聯邦《基本法》第93條規定，「聯邦憲法法院負責審理關於聯邦與各邦之權利義務，尤其關於各邦執行聯邦法律及聯邦對各邦行使監督，發生歧見之案件」，以及「關於聯邦與各邦間、邦與邦間或一邦內其他公法上的爭議，而無其他法律途徑可循之案件」。

當然，中國不能照搬照抄聯邦制模式，只能在當前單一制的體系下，借鏡聯邦制的思維和特色，使「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體現更大的包容性與可行性。

過渡性制度的基本設想

（一）管轄範圍及權責

如前文所述，香港法院擁有司法的終審權，僅在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上無管轄權。基本法法院的管轄範圍只涉及香港地區危害國家主權的行為，即「國家行為」。基本法法院的管轄範圍應主要針對《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等行為，而與特別行政區法院的管轄權有明確劃分，它既能保障特別行政區法院的管轄權，又能保證基本法得到全面、正確的貫徹和實施。

對違反基本法法院管轄範圍的事項，應僅有基本法檢察官有職權進行偵查並提起公訴。香港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應配合基本法檢察官的工作，及時提供必要的幫助。

（二）基本法法院的構成

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行政長官有權任命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法官。建議由行政長官提名基本法法官，經與中央協商後同意後任命。

（三）對基本法法院的監督

可以考慮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所設立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行使這一職權，而不必另外組建新的機構。基本法委員會可以由內地委員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各半組成。國家通過法律賦予其法律監督職能，能夠保障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溝通。基本法法院得進行事前監督、主動審查，由基本法委員會進行事後監督、個案補救、被動審查，形成複合審查制度，從而保證《基本法》的順利實施。

總結

綜上，在香港立法空缺的情況下，建立基本法法院及基本法檢察官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基本法》的實施必須有力量，更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按照上述方案，基本法院由內地與香港共同設立，就使其獲得極高的地位，具有權威性，也可破解內地直接管轄香港問題的尺度問題。

其次，國家主權作為國家的根本權利，絕對不允許他人挑釁。在香港設立基本法院及基本檢察官制度，可以將所有《基本法》下的國家主權釋義納入中央視野，意味著所有分裂國家的行為都將受到監督，並接受法律制裁。由此，中央對香港主權問題的管理從香港地區擴展到中央，從國家層面進行落實。

再次，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下，「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基本法院及基本檢察官制度既符合「堅持一中原則」的需要，也可保護香港地區的高度自治權。

最後，基本法法院和基本法檢察官具有過渡性質，香港最終還是要完成《基本法》23條的立法，來打擊該條所規定的分裂國家行為。

（作者係安傑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和美國加州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