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底，香港區議會選舉以泛民派大勝告終。許多支持建制派者原以為鬧了五個月的「反送中」，會激起「廣大沉默選民」出來投票。結果此次選舉投票率高達71.2%，只不過他們支持的不是建制派。其結果與台灣太陽花後2014與2016年的選舉一樣，反中者大獲全勝。

港、台均未「去殖民化」

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台灣許多人藉機批評香港「一國兩制」失敗。但問題是，香港「一國兩制」真的失敗了嗎？如果依據反「一國兩制」者所言，香港沒有選舉自由、大陸干預香港事務，那為何泛民派會大勝呢？事實證明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大陸確實堅守「港人治港」，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香港回歸後，大陸確實給了港人極高的自治權，港英時期的許多政策繼續實行，香港並未徹底「去殖民化」。與台灣一樣，由於「去殖民化」的不完全，當執政權力衰弱後，帝國主義所培植的潛伏勢力開始反撲，在台灣產生了二二八，以及後來的親日台獨，在香港則是親西方的港獨。

去殖民化的失敗，最明顯的就是教科書問題。香港前特首董建華自己就承認，在他任內犯下的最重大錯誤，就是把中國史從必修改為選修，導致青年沒有中國認同。2012年香港的反國教運動與2015年台灣的反課綱運動，都是有計畫的拒絕透過教育，使青年認同中國的行動。而香港與台灣兩地政府，都因受制於民意的脅迫，不敢貿然強推，因此功敗垂成。獨青年復一年地步出校園，統獨認同比例逐漸逆轉，發生顏色革命，只剩何時點燃導火線而已。

應重新思考統一戰略

美國為了控制世界，發展出一套「美國夢」的論述，既吸引各地移民為其效力，又讓許多外國留學者回到本國，成為西方的播種者與宣傳者。美國透過這些菁英分子，影響當地的政治、經濟及輿論。

反觀大陸對於統一的戰略，過去長期以來用「讓利」作手段，以為拉住荷包就可以拉住民心，實踐證明並不成功。台南學甲的虱目魚契作，漁民們把從大陸賺來的錢塞進口袋，走進投票所一樣票投綠營獨派，蔡英文在學甲地區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就是最好的驗證。

不在當地培養愛國土壤，希望藉由交流能帶動青年的愛國心，更是緣木求魚。大陸當局提供港台青年到大陸就學就業優惠條件，以為這樣就可以拉近雙方的隔閡，結果不認同的還是不認同，甚至回到原生地，拿其負面的「大陸經驗」，作為宣傳分離主義的最佳道具。認同者因為認同大陸，選擇留在大陸發展，不願回來為統一大業打拼，導致統派未蒙其利先受其害。統一的播種機、宣傳隊難尋，自然離校園也就越來越遠，統派反成了人才西進的第一批犧牲者。

或許沒有嘗過甜頭，怎知兩岸紅利的好，但只問業績、不問效果的一味討好，實在有檢討的必要。愛國愛港人士遭到刺殺、火焚、毆打時，號稱在背後支持的廣大14億人，卻只能看，要愛國者們如何不心寒？像何君堯這樣冒著生命危險，挺身在第一線奮鬥的戰將，如果僅是給他發個榮譽博士學位、招待他上長城走走，就打發了事，那還會有幾個何君堯？

莫蹈漢奸治國覆轍

香港問題和台灣問題一樣，或許必須再等幾年後，才能看出港人對「反送中」 運動的反思。但2020台灣大選在即，更具另一項指標性的意義，那就是經過太陽花的反思後，究竟台灣選民是否認為經濟因素大於「芒果乾」的政治因素，結果很快就可以揭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證明大陸當前對台政策的問題，在一個已無中國認同的地方，一廂情願地把他們當作同胞，是起不了任何效果的。

國民黨統治台灣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漢奸不但未受到應有的懲罰，還平步青雲參與治國事務，祖國派愛國者遭到無情的鎮壓，導致許多後人轉向，成了獨派坐大的基礎。如果放任不實行「去殖民化」，又與「漢奸治國」有何不同？

無論大陸對港台多好，帝國主義者都不會給予任何掌聲，只會繼續見縫插針、雞蛋裡挑骨頭。倘若擔憂國際輿論，不敢對症下藥，解決根本問題，那港台未來只會離大陸越來越遠，香港或許還只是疥癬之疾、無關痛癢，但台灣卻會如同李敖所言，成為中國的要害，使大陸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2019年在香港被人為操作掀起的「反送中」重度暴亂，在北京中央低調處理，但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下，香港警方在因應複雜的（城市游撃戰）恐攻危險中，逐步取得反守為攻的相對優勢，終於在2020年前夕，艱苦地平息了亂源，重建了社會秩序，廣大的香港居民得以恢復正常的生活步調。但是餘悸猶存的香港，類似的噩夢會不會餘燼復燃？

本文有意從兩個方面扼要地探討香港問題。

刻意留香港為對外窗口

其一，由於中共在1949年取得內戰勝利建政北京後，其中央決策「暫不」收復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刻意保留一個可供對外（西方）信息交流、蒐集的管道；同時也作為中國大陸少有的一個國際貿易窗口。

日後證明，這的確是一明智務實，而且符合國家利益的決定。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乃因此底定。長期以來，中共派駐香港及肩負對港工作的幹部，其素質皆稱優秀通達幹練，西方對手亦多予肯定。

但是，由於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緣條件，它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冷戰時期東西方國家間諜滙聚活動的要衝。其間，退守台灣的國民黨更不例外地，長期投入可觀的人力物力，從事多管齊下的反共工作，國共雙方明爭暗鬥，以致港英政府須設置專責單位與人事，以防範、處理衝突發生與激化。人們或亦可藉由此一實例，理解國共雙方對港英法權的「尊重」。邇來香港對台北當局的重要性，自亦不言而喻。

香港問題發生巨大變化的主要背景，緣自1979年開始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政，直至1997年的香港正式回歸。直白言之，在改革開放初階的思考設計上，「深圳特區」其實是以香港為藍圖，也因此，香港所呈現的特色與代表的價值，便在中國大陸的認知上翻了好幾番。

香港18年後的正式回歸，除了使中國大陸（官民）大大增加了對香港（人）、甚至對英國的好感之外，設法移居香港、將手上錢財轉存於香港、通過香港再轉赴歐美，以及一窩蜂地到香港旅遊觀光、採購等，都蔚為新生事物、熱門風潮。

很弔詭的，香港一般市民固然因此獲利，但反而滋生被內地人占了便宜的反面情緒，普遍傳播各種貶抑內地人（中國人）的風言風語。公平地看，雙方的互信、互重正在快速耗蝕。回歸的驕傲與喜悅，逐漸走向反面。

港英安置一枚不定時炸彈

其二，更可怕的是，港英在退出香港前夕，却允諾港人165年殖民統治期間未曾給予及施行的普遍民主權利，例如普選，這等於安置了一枚不定時炸彈；也埋伏了特區政府無可廻避的，英國統治所留下的香港社會分歧、衝突，必將引爆動盪，甚至革命的因子。同時，北京中央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有意避免干預、號令，加上特區政府又過於謹慎、觀望，不敢得罪民眾，美、英便利用了這個空隙，尋找切入時機，集中力量，在香港各級學校的師生進行毒化洗腦。可以說，從1980年代即開始積極工作，1997年後已有如入無人之境。

近30年來，年輕一代的港人大多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甚至以中國為敵，並且不甘於被中國政府所統治。他們已構成潛在的社會革命力量。

所以，美、英合謀協作的香港顏色革命，最晚是從回歸之日後即著手部署，按部就班地、有效率地推動。現階段已到了收成的地步。人們所目睹2018、2019的香港劇碼就是具體成果。

安內攘外、兩條腿走路

基於上述重點，筆者有以下兩點建議。

其一，對「一國兩制」的實務施政，須設置就事論事定期性、機動性的檢討機制，以防杜各種空白地帶或死角盲點，因小失大。

其二，美、英二國或所謂的「五眼聯盟」，其拆散中國的大戰略，未來將益發多元、猛烈地付諸行動，而港台則已被鎖定、賦予馬前卒子的任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恐難有寧日，安內攘外、兩條腿走路，必須是中國人民的共識及意志。

(作者係本刊主筆)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也已經超過22年，這半年來有民眾卻為了一些政策打砸燒殺，造成整個社會失控、混亂。而且，在示威現場居然有人舉著美國星條旗遊行，香港人到底要什麼，引發討論。

香港的房價太高、居住環境不佳、物價高，確實值得同情，但反中人士的訴求太不合邏輯，難道香港人不要「一國兩制」，是要「一國一制」嗎？

香港「反送中」也促成台灣大選升級為「主權保衛戰」。台灣有人藉機喊「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我認為是自貶身價。尤其，台灣人愈強調「要主權」、「去中國化」，只會刺激對岸的戒心與敵視。以今天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台灣甚難抗衡，只會讓自己愈加邊緣化，愈加孤立。

台灣的確領先東南亞很多國家，很早就開始實施全民選舉。但是，號稱民主進步的黨在完全執政後，竟完全不顧程序正義、公正法制，以「東廠」推動轉型正義，以仇恨手段清算在野黨的黨產，以行政制裁取代司法審判，大失人心。再者，台灣號稱有民主制度，但依據公投法通過的公投案，總統可以置之不理，依舊制定同婚法，執行反核能、採用燃煤的能源政策。

民進黨掌控的立法院，在強行通過「國安五法」後，又想要制定「反滲透法」等多項法律，難道民進黨是要讓台灣重返戒嚴，任意羅織人入罪的時代嗎？台灣還有人權與自由嗎？

台灣人最喜歡批評中國不民主，但中國大陸的GDP世界第二，貿易額舉世第一，外匯存底世界最多，農村脫貧速度全球最快。大陸生產全世界三成的汽車、41%的船舶、50%的冰箱、60%的彩色電視機、80%以上的冷氣機、電腦。此外，大陸擁有世界70%的高鐵；有世界最快的超級電腦、最多的人工智慧研究及專利申請。在移動通訊基地站方面，華為居世界第一；電子商務網站方面，中國的京東方與阿里巴巴分居世界第2及第3名；微信網路支付系統則領先全球。

台灣人又愛批評中國沒有人權、不自由，但中國每年有一億人次觀光客到全球各地旅遊後仍然回國，每年有數十萬留學生完成學業後返國就業。更重要的是，大陸歷屆領導人、總書記，都得先擔任過政治局常委，而在那之前，至少要先擔任過兩省的省委書記，有過統轄上億人口的成功執政經驗。台灣的領導人除了會選舉，有何資歷？

民主、自由、人權不是口號，而是人民對執政者的實際感受。評價一個國家是否民主、自由、人權，得先具體了解不同的時空環境。人民需要的是安定繁榮。

(作者係金融機構退休主管)

20年小城巨變，世人有目共睹。秘訣何在？答案盡在「一國兩制」。作為「一國兩制」的見證者和受益者，澳門人對這20年的變化最有發言權。

有人說：澳門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的低谷中走向回歸，回歸後的變化是在預料之中的，但發展速度之快、形勢之好，卻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筆者作為見證澳門回歸盛況和20年發展變化的媒體人，在這歷史性的時刻，亦難免感觸良多。

回歸前夕的澳門

新千年之前的1999年，是令人難忘的一年。無論在整個國家的宏大敘事中，還是在芸芸眾生的記憶年輪上，澳門回歸都是濃墨眾彩的一筆。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離開你太久了，母親。」那一年，一個眼睛大大、頭髮黑黑的小姑娘用稚嫩的聲音、不太標準的普通話演唱《七子之歌》，撥動了億萬中國人的心弦；那一年，我們在金秋10月歡慶新中國50華誕，在新世紀來臨之前洗去百年國恥、迎來澳門回歸。

澳門回歸前夕，筆者前往澳門採訪。那時的澳門小小的、舊舊的，旅遊塔還沒完工，鳥籠狀的葡京娛樂場是燈紅酒綠的代表，大三巴和媽祖廟是懷舊打卡地，路環島上的威斯汀酒店和黑沙灘，算是拿得出手的待客之地，澳門朋友特地驅車帶我們去喝下午茶順便觀景。晚上採訪完沿著騎樓走回住處，心裡總有點隱隱的不安。因為此前澳門的治安是出了名的不好，黑社會火拼事件時有發生，以至於澳門人自嘲「只要香港電視劇裡一出現澳門，一定有不好的事發生。」儘管當地人告訴我們，「放心，人家不會砍錯人的」，我們還是本能地加快腳步，不敢在街上多停留。

澳門的回歸時刻

時間來到1999年12月20日。那一晚，澳門市政廳廣場前，人聲鼎沸、歡歌如潮，徹夜燈火輝煌。幾千公里外，零下十幾度的寒風中，北京各界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為澳門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晚會，數萬民眾跺著腳、搓著手，倒數著時間。當倒計時牌的時間變成一串0，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南中國海畔升起，天安門廣場變成了歡樂的海洋；電視機前，海內外中華兒女熱淚盈眶，熱血沸騰。

澳門回歸，標誌著外國人占領和統治中國領土的歷史徹底終結，祖國統一大業進程中矗立起又一座歷史豐碑。回歸20年，小舞台上演大劇碼，澳門始終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服務國家所需、發揮澳門所長，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績驕人、舉世矚目。

澳門20年變化令人驚嘆

20年間，筆者每次到澳門，都驚歎於澳門的變化。澳門長高了、長大了，漁人碼頭、旅遊塔、威尼斯人酒店、跨海大橋…澳門漂亮得讓人有些猝不及防，「東方拉斯維加斯」名符其實。

回歸20年，是澳門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從1999年的519億元（澳門元，下同）增至2018年的4,447億元，實現跨越式發展；人均GDP由1999年的12萬元躍升至2018年的67萬元，位列世界前茅；土地面積僅30多平方公里、人口僅60多萬的澳門，2019年接待的遊客數量已高達數千萬人次。

前10年發展經濟，後10年改善民生。經濟持續增長、財政收入充盈後，政府大幅提高民生支出：從幼稚園到高中15年免費教育，免除後顧之憂；5.1萬套公共房屋保障中低收入人群安居需求；連續12年向永久性及非永久性居民派發現金分享；居民平均預期壽命近84歲。澳門特區政府抓住了民生這個最大的政治，成就了今天澳門政治社會穩定的良好局面。

從博彩一業獨大到適度多元發展，澳門發展經濟的路向清晰、初見成效。有會展業者告訴我：剛開始從事酒店會展業的時候，接待的大多是50人的會議，只需用一個會議室、一個麥克風；現在最大規模的活動是2.1萬多人。據統計，2019年一季度，澳門已經接待超過33.3萬人參加會議及展覽，與2018年相比增長15%。如今會展業已成為澳門多元化產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澳門發展得到高度肯定

9月1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時，稱讚澳門「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這是對澳門回歸祖國20年來各方面成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12月18至20日，習近平主席親臨澳門，出席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並視察澳門。48個小時、19場活動，習近平主席同澳門各界人士廣泛接觸、親切交流。「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總結了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四點重要經驗：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

小城澳門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視為破解自身難題、探索發展新路的機遇所在，充分用好一系列惠澳政策措施，促進澳門的繁榮和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主動對接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為澳門發展拓展新空間、注入新動力。

在澳門特區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有祖國作為強大後盾。2003年為幫助澳門經濟走出非典疫情影響，內地居民赴澳門個人遊開放；2009年為彌補澳門發展空間的先天不足，珠海橫琴新區應運而生，澳門大學橫琴校區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嶄新探索；2017年「天鴿」颱風重創澳門，駐澳部隊千名官兵協助搶險救災，奮戰三晝夜，幫助澳門社會迅速恢復秩序。而澳門也積極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增加「防獨」條款，及時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

澳門用表現交出亮麗答卷

回歸20周年前夕，「澳門同胞慶祝國慶牌樓歷史圖片展」在北京開幕，澳門同胞心繫祖國的動人故事令觀者動容。1949年新中國成立，澳門同胞歡欣鼓舞，由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發起，澳門同胞自發搭建了第一座牌樓慶祝國慶。此後每逢國慶日，搭建牌樓成了慣例，澳門主要街道張燈結綵，全家老小共賞牌樓、拍照留念，成為那個時代澳門同胞珍貴的集體記憶。

澳門古老與現代，喧囂與平淡，共冶一爐，多元文化無縫對接、交融激盪。澳門半島金蓮花廣場上，矗立著一座高6米、重6.5噸的大型鑄銅貼金雕塑─盛世蓮花，20年來見證著這座小城用「一國兩制」的亮麗答卷，回應了「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的期許。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作者係人民日報台港澳採訪室主編)

黃光國，1945年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三歲時因國共內戰爆發，隨母親逃回台灣。身為台北大稻埕望族後人的他，祖父黃煙篆曾任直系將領孫傳芳的醫生，父親黃子正曾擔任末代皇帝溥儀的御醫14年。

大學就讀台灣大學理學院心理學系、1971年取得台大心理學研究所碩士、1976年取得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後，返台任教台大心理學系講師、1981年升任教授，直至2016年退休。另曾任國科會卓越計畫主持人、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以及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等。目前為台大終身特聘教授、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與方法論，致力結合東西文化，以科學哲學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著有《民粹亡台論》、《教改錯在哪裡？》、《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學詮釋》、《社會科學的理路》、《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中西文明的夾縫》等十多本專書，並在學術期刊發過表中英文論文100多篇。

2004年，聯合學界及文化界人士創辦「民主行動聯盟」，反對陳水扁操弄民粹，造成台灣社會空轉，並針對台灣向美採購6108億元軍備案，發起「反軍購大遊行」。2005年，提出「一中兩憲」主張，倡導兩岸和解共生。2006年組織「全民倒扁行動聯盟」，擔任總召。2016年，與宜蘭大學陳復教授等人創辦「文化中國論壇社」，誓言「重振台灣精神，復興文化中國」。

問：身為社會科學學者，您十分關心公共事務，尤其自2004年起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然而您論政卻不從政，原因為何？

答：這與我獨特的成長經歷有關。我的先人於清朝乾隆年間來台，世居迪化街，我是第7代福佬人，而家父黃子正畢業於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即台大醫學院前身）。1932年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想找一位醫生，當時日本人不准他用中國醫生，他自己又怕日本人害他，不敢找日本醫生，經人推薦下，找上家父，於是家父在30歲那年赴吉林長春，擔任溥儀御醫14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騙溥儀去東京接受保護，實則送交蘇聯，連帶我父親亦被送往西伯利亞伯力城集中營。所以，我1945年11月在長春出生時，父親並未見過我。那時長輩以為日本戰敗，國家恢復太平，為我取名「光國」，這個「國」是「中國」。後來因國共內戰，我隨母親及兩位姊姊從東北逃到北京，再到上海等船，總共花了半年時間，才回到台灣。

而我父親在伯力城集中營被關了5年後，又被移交給中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了7年。家父不是軍人，也不是官員，1957年經中共最高檢查署裁定免起訴，並安排至遼寧鐵嶺勞改醫院擔任醫生，兩年後逝世。

家父一生的不幸遭遇，讓我想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史，並想以行動改變台灣人的命運，但同時也讓我對政治戒慎恐懼，堅持論政不從政。

問：由您的著作可知，您十分專注在現代化問題，請您談一下您的體驗與研究心得。

答：我從寫碩士論文時就開始探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發現研究這方面的學者幾乎都「被自己困住，走不出去」。1983年，我和幾位台灣學者與大陸費孝通帶領的大陸學者，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之後每兩年一次，共辦了20年，我曾與會5次，但對現代化問題仍是無解。我認為問題出在「五四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反傳統主義。事實上，當時的人根本未透徹瞭解什麼是科學，又一味地想打倒傳統，但傳統不可能全是壞的、不可能被打倒；而大家也沒搞清楚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後來國民黨的菁英力主學習英、美議會政治，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則埋頭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結果兩岸都出現「自我殖民」的現象，台灣的學界尤甚。

鑑於此，我無論研究或教學，都從科學哲學及建構理論著手，因為科學哲學是所有學問、科學的根源與基礎，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博士學位，都叫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簡稱Ph.D.)的原因。同樣的，我們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也要以科學作基礎。我從1995年起就開始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佛家，乃至仁義禮智信，建構理論，深感其各有價值，其中，儒家是建立所有社會科學的根本，最重要，也最具世界性。

我的方法學在兩岸學術界具有獨創性，也愈來愈受到大陸方面的重視，天津南開等大學再三來邀約講學。尤其，中美貿易戰持續了這麼久，讓我們大家都覺醒，必須要有文化自信，中國再怎麼現代化，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一員，中國還是中國。

我陸續出了《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反思與理論重建》、《社會科學的理路》、《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發展》等書；最近劍橋大學出版社將出版我的一本英文小書，中譯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闡述如何用科學來建構東方的理論，使之成為知識論的策略。我做這些嚐試，最終還是希望，中國人能超脫美歐中心主義，構築整套社會科學理論，以抵擋、抗衡西方人的理論，至少要能和西方人辯論。

問：您怎麼看待兩岸關係，您覺得怎麼做，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路線？

答：我一向認為，兩岸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習近平多次表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在兩岸問題上強調，我們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2019年1月2日，習近平提出的第五點主張就是「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他說「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我認為這是很正確的方向，因為兩岸人民如不能心靈契合，就不可能統一，要達到心靈契合，就要先在中國文化上統一。

中國歷史上有三次民族大遷徙，五胡亂華、北宋南遷、國民政府遷台，都是從北方跑到南方，後來南方都成了文化中心。我心裡有三個中國，政治的中國，中樞在北京，當前全世界都跟它打交道；經濟的中國，1970、80年代在台灣，現在則在長江三角洲、大灣區，台灣已比不上了；文化的中國，其中心原本應該在台灣，但政客不會用，反而要「去中國化」，推動文化台獨，至為可惜。因此，我主張兩岸應共建文化中國，也贊成兩岸「共用史料，共寫歷史」，那是兩岸人民心靈溝通的起點。

現階段這個主張似乎不太有吸引力，然而，在中美的文明對抗中，蔡英文引領台灣跟美國站在同一邊，讓台灣走進了夾縫、絕境，日後很可能四處碰壁，無路可走，到那個時候台灣就不得不轉彎了。

再看看今天的香港，竟還如此崇拜英美、西方，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去殖民化」，整個香港依舊在殖民地體系中。因之，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都是在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兩地無法走出「自我殖民」的困境，是因為歷史問題未解決。這反而益發彰顯「心靈契合」、共建文化中國，是唯一的出路。

問：您曾提出以「一中兩憲」方案來解決兩岸困局，請問該理念的核心內容為何？是否可行？

答：我知道一個國家之內只能存在一部憲法，所以，如果說「一國兩憲」便是矛盾不通的概念。但「一中兩憲」只是在描述當前海峽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自從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是一個「處於內戰局面的既成事實的地方政府」，是一個有限制地位的政府，它雖然能與外國簽署條約，也能履行若干國際責任和義務，但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不過，大陸方面既然願意藉著平等協商實現和平統一，我認為兩岸雙方可以「一中兩憲」的原則作為基礎，以「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展開平等協商，唯有如此，才能解除許多台灣民眾以為「談判即是投降」，「協商就會被吃掉」的疑慮。

當然，「一中兩憲」仍有不少現實問題要面對：例如台灣人願不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又例如大陸願不願意以「一中兩憲」破解兩岸僵局？我並不反對「一國兩制」，只是認為「一中兩憲」是一條「新中間路線」，可能較能為台灣民眾所接受。

問：2020大選即至，您認為選舉結果會對台灣及兩岸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答：蔡英文三年多來，搞民粹、反中、設「東廠」、空汙和能源問題嚴重、操作「芒果乾」，再加上她親美、親日，在各個領域全面施行「去中國化」，把台灣搞得一塌糊塗。

如蔡英文連任，台灣經濟會越來越困難，軍事上美國又會敲詐我們買一堆無用的軍火，不過，我相信等到台灣更進一步陷入困境時，蔡英文也不得不改變其政策。如果韓國瑜當選，台灣社會應該不會像現在這麼緊繃，兩岸關係也比較有走向融合發展的條件。不過，依據過去的經驗，我們對國民黨執政也不能抱持太樂觀的態度，最重要的是，關心台灣前途的人要加緊努力。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兩岸學術及文化界能攜手合作，重新建構文化中國，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整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逐步達成「習五點」中所強調的心靈契合，這才能對西方侵略文化築起真正的高牆，也才能逐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

民進黨提出「台灣安全」議題，不但可與「台灣安全隱憂的始作俑者」切割，也可以此製造寒蟬效應。但從理性和長遠的視角來看，民進黨炒作「台灣安全」只會挑動民眾的「安全神經」，把台灣帶入更嚴峻的安全困局。

民進黨裝成「安全守護神」

2018的九合一選舉，「討厭民進黨」成為最大黨，一向以操弄民粹見長的民進黨終遭選民唾棄。面對2020大選，民進黨一改對競選對手進行抹紅、抹黑「火力全開」的作法，逐步調低與韓國瑜正面交鋒的力道，把矛頭轉向大陸，圖謀集聚更大的能量。這種迂迴煽動民意、拉抬選情的策略，對國民黨及韓國瑜，乃至對兩岸關係傷害至深。

第一招是讓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從「小確幸」轉為「不安全」，進而提升兩岸民間的仇恨和恐懼感。正如柯文哲所言「仇恨和恐懼是政治動員最有效的方式，民進黨讓恐懼彌漫全台灣，特別是年輕人會受到的影響很大。」只要兩岸敵對狀況存在一天，「台灣安全」就是民眾普遍關切和繞不開的議題，以「台灣安全」為主軸，可以有效動員和取得戰略優勢。

第二招是把選戰拉到「台灣安全」的預設戰場。民進黨把國民黨拉到「台灣安全」這個戰場對決，國民黨只能被動地接招，無法主動出擊。怕被抹紅，國民黨對蔡當局出台的一些限縮兩岸交流的措施及修法，只能做防衛性的表態，如退將去大陸不會賣台，台商不會賣台，兩岸交流不會賣台等。就連不分區立委名單出爐，也要被迫一直做解釋。

第三招是以「台灣安全」讓外部勢力充當幫兇。民進黨利用統戰、打壓、介選、共諜、窮台、弱台、鎖台之類的詞，把中國大陸打成「台灣安全」的最大威脅，而美國公開插手台灣事務，卻被民進黨說成是對台灣的支持與援助，而國民黨也不敢對蔡英文抱美國大腿、買美國武器有絲毫的批評，社會各界也都概括承受。每逢選舉，參選人都要去美國接受面試，過關才有當選的可能。

第四招是用「台灣安全」阻斷大陸對台灣的影響。民進黨當局憑藉執政優勢，千方百計阻撓大陸與台灣各界的交流，並全面推行「去中國化」。雖然很多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就學就業，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存度已達40%，顯示兩岸交流其實是擋不住的，但民進黨的種種措施對撈取短期的政治利益還是有幫助的。

借題炒作謀求效應最大化

一是借香港問題炒作「芒果乾」。2019年8月，蔡英文在社群媒體發文指出：「跟大家保證，只要有我在，不用擔心台灣變成第二個香港。」蔡英文執政3年多，先後有7個邦交國與台灣斷交，她連任後如何能守得住「主權」？

9月28日，民進黨召開黨代會，明確反對「一國兩制」，並提出「民主防衛」，叫囂要當「太平洋的台灣、世界的台灣」。次日更組織「撐港大遊行」，借香港亂局抹黑「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在攻擊大陸的同時也迂迴攻擊國民黨。

二是跟國際反華分裂勢力炒作「銳實力」。2017年12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發表《銳實力：崛起中的專制影響力》報告，分析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兩國正以「銳實力」擴大其國際影響力。接著，澳洲、紐西蘭、德國亦相繼指責中國大陸透過政治捐獻和提供免費旅遊等手段，誘使當地政客官員為北京發聲，以「銳實力」干涉他國內政與安全。選戰開打後，民進黨更引進國際反大陸「銳實力」的力量抹紅對手，並妖魔化兩岸之間的交流活動，強化島內仇中、恐中的情緒，以期達到長期執政的目的。

三是從限縮兩岸交流入手，炒作「民主防護網」。民進黨自2019年初提出構建「民主防護網」口號後，又利用在立院的優勢修改「國安五法」，將大陸視為「敵國」，既為拼選舉煽動「仇中」氣氛，又為搞「法理台獨」提前鋪墊。繼延長馬英九、吳敦義的出境管制後，又進一步阻礙兩岸民間交流，連學生暑期交流活動、各地方舉辦的一些文化宗教交流活動也受到限制。

四是以中共介入選舉為幌子，炒作「共諜案」。在候選人完成登記之際，自稱是「共諜」的王立強接受澳洲媒體採訪時聲稱，北京暗中「干擾」2020年大選，策劃推翻蔡英文、資助韓國瑜。陸委會隨即稱要再次正告大陸，不得介入台灣選舉。結果不到一天，上海市公安局發布消息，王立強2019年4月以涉嫌詐騙罪立案偵查後前往香港，他所持有的幾種身分證件均係偽造，「共諜案」立即被識破。

要強力反制「安全議題」

面對民進黨諸多扭曲事實的作法，吾人一定要予以反制。

第一，要把民進黨主打「台灣安全」的險惡用心公之於世。美國打「台灣牌」，支持民進黨已公開化，大陸要有一整套應對策略，抓住時機嚴厲出手，破除民進黨捆綁大陸以壓垮國民黨的罩門。更應密切關注島內主流媒體的聲音，開展輿論攻防，揭露不實報導，正面引導輿論。同時，建立輿情快速回應機制，運用網路新媒體和自媒體平台，開展相關宣傳，傳播正面聲音。

第二，深入研究民進黨的選舉策略。要以多種方式向島內發出強烈信號：兩岸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民進黨為勝選不擇手段，煽動仇中反中情緒必然徒勞、得不償失。大陸必須密切關注島內選戰和選情，對藍綠雙方的競選主軸、策略運用等要悉心觀察。特別要在藍綠相互抹黑、抹紅時，適時揭露，讓民眾擦亮眼睛看清民進黨當局裝瘋賣傻，打悲情牌的險惡用心，不能讓「3.19槍擊案」和「周子瑜事件」等鬧劇重演。

第三，正面宣導「九二共識」。要讓島內民眾清楚地看到，民進黨的「台灣安全」論述及作法，不會讓台灣變得安全，而且是愈來愈嚴峻。要把民進黨目前的「台灣安全」議題，提升到「兩岸和平、台灣安全、人民有錢」，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能體現有別於民進黨的優勢，這是凝心聚氣的法寶和力量之源。引導島內各方政治力量，特別是國民黨必須跳出民進黨的「台灣安全」議題，把選戰主軸拉回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軌道，台灣安全才有可靠的屏障。

（作者係北京中山文化交流協會理事）

遠東航空公司因兩岸旅客萎縮、老舊飛機退場及民間高利貸等重大因素，無預警地宣布，自2019年12月13日起暫停營業。天空少了遠航航班，過年過節旅外民眾回家的路將更加困難，政府應亟思如何解決。

遠東航空公司無預警地於2019年12月12日宣布，自次日起暫停營業，所有航線停飛，令外界一陣譁然。不料，董事長張綱維於13日出面召開記者會，稱停業只是「烏龍一場」，且經過一天，已有三組投資人洽談，10億元兩周內到位，強調沒欠薪資、沒有要結束營業，盼民航局復飛；但民航局已撤照，短期復飛恐不容易；即使復飛，旅客應該也會流失泰半。

航空業是一個高資金、高技術、高人力、高風險，但卻低回收的事業，諸如氣候、疫情、恐攻、油價變動、政策改變等多重因素，均會直接衝擊航空公司營運。遠東是擁有62年歷史的台灣老牌航空公司，卻成為繼復興航空之後，近期內第二家停業的航空公司。歸結重要原因，有兩岸旅客萎縮、老舊飛機退場、民間高利貸及公司治理等重大因素。

兩岸旅客萎縮致運量減少

成立於1957年的遠航，曾經風光一時，但2008年卻爆發掏空事件而破產，經法院准予重整後，2009年9月由營建業出身的董事長張綱維接管經營，遠航成為樺福集團旗下一員，並提出重整計畫，歷經3年重整後，於2011年4月正式復航。

馬政府執政時期，兩岸關係良好，加上開放自由行，大陸旅客來台觀光人數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97.2萬(人次，以下同)一路增長至2015年的418.4萬，足足成長4倍多，為台灣增加不少觀光收入。

2016年蔡政府執政後，兩岸關係陷入冰凍，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銳減；由2015年的418.4萬高峰，一路下降至2018年的269.5萬，減少近3成6，詳參表1。相關的觀光產業鏈所受衝擊相當大，旅行社、飯店、餐廳，以及兩岸線為主的航空業者生意清淡，叫苦連天，倒閉者更時有所聞。

張綱維的樺福集團接下遠航時，正好是陸客來台觀光人數開始增加的時點，大陸航線充滿商機；但2016年陸客不來，使遠航經營壓力愈加沈重。加上民航局祭出老舊飛機退場，遠航租了多架飛機，導致金流更加短缺。

2019年7月底，大陸當局宣布陸客自由行喊卡，無疑給遠航最後一擊。遠航飛大陸共有6條航線，分別是太原、合肥、海口、福州、廈門、銀川，但2019年的平均載客率僅5至6成左右。

舊飛機退場及租機成本高

根據民航局截至2019年9月的統計，各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平均機齡，以遠航的15.66年居冠。鑑於遠航飛機的機齡老舊，又時常傳出航班誤點或取消等狀況，民航局於2017年修正《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滿26年的民航機必須強制退場，並於2020年元旦上路；而遠航有不少飛機因超年齡必須退役，此亦為遠航帶來沉重的財務壓力。

離島線殺價競爭獲利不易

遠東航空以離島航線及大陸二三線城市的包機為主；離島航線票價殺得低，有時促銷價不到五成，加上年底澎湖、金門進入淡季，很難獲利。而大陸包機航線在陸客不來之後，進入業績寒冬，遠東航空又因信用問題，許多費用必須現金支付，長期更造成沈重的營運壓力。張綱維雖是獨資接手遠航，但其樺福集團經營狀況危機不斷，例如，樺福集團在高雄的樺舍商旅亦於2019年底熄燈。

因航線經營不易，遠航於是四處籌錢向民間借貸，對內又挖東牆補西牆，財務黑洞愈陷愈深。2019年3月，為避免遠航財務黑洞繼續擴大，交通部組織因應小組，國安會也加入查核，除經營問題，遠航的飛安、經理人異動也在討論之列。

2019年12月8日，遠航因4月多條航線航班取消比例再度達標，遭民航局重罰200萬元，成為因航班數取消被罰總金額最高的航空公司。再來就是2019年12月12日無預警暫停售票。

經營者無心長期經營

據了解，遠航在重整過程，即傳出張綱維打算重整完成並復飛後就要高價脫手，賺一票走人，根本無心長期經營。

持平而論，張綱維不僅是董事長，也是總經理，並身兼飛安業務主管，但在2019年12月13日的記者會中，竟自道遠航停飛是一場烏龍劇，足見其根本無心經營，玩弄話術、挾旅客以自重，將公共利益與旅客權益及安全當作兒戲，實在要不得。

遠航貸款疑雲重重

遠航在宣布停飛後，又立即向交通部民航局提交意見陳述書，希望能申請復飛，由這種反反覆覆的行為即可看出遠航不負責任的態度。而且要申請復飛，也要經過嚴謹的審核程序。此外，握有遠航22.02億元台幣債權的合作金庫給予三個「大限」，即遠航需於12月11日、20日及26日補足退票款項、繳付貸款本金及利息；若未能在此期限內補足，將被視為貸款違約。屆時將採取法律行動，包括發出存證信函、主張債務全部到期、要求遠航提前清償部分或全部的貸款。

再者，最大債權銀行合作金庫，也被藍營認為有綠營政經高層捲入不當貸款風暴，還有未依據授信5P原則進行核貸，猶如慶富案翻版。若然，則此事件將可能衍變成一場政治風暴，在選前格外敏感；一旦走到此地步，遠航重生的希望更加渺茫。

交通始終是離島的痛　

筆者家鄉是金門，回憶戒嚴時期，金門經濟建設落後、所得偏低，不及台灣的三分之二；台金交通又極為不便，往返需辦理出入境證，等待安排船班，程序甚為煩瑣；有人揶揄地指稱，同樣是國民，卻如同「一國二制」，金門人難道是次等公民嗎？或許這是身為離島居民的宿命，卻也莫可奈何。

在那個交通及通訊不便的年代，一年難得回家一次，頗有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感觸。而每年那一次就等待寒假返鄉過年，需由台北坐火車南下高雄13號碼頭搭船。該碼頭在當時是海軍軍港，是擔任保家衛國、救援物資運送的重要軍用港口，也是將阿兵哥送往金門、澎湖服役及日常往返的重要基地。

直到1987年，遠東航空首航台北─金門航線，才開啟了金門民航新紀元。此後，陸續有其他航空公司進駐，極盛時期金門的天空有大華、國華、馬公（現在立榮）、遠東、復興、瑞聯等航空公司進駐；而華信航空於2004年插旗金門航線。但基於營運考量，大華、國華、瑞聯等陸續離開金門。遠航2008年5月間曾因財務危機暫停營業，重整後於2011年4月復航。由立榮、華信、遠東及復興共同撐起金門一片天。

政府應認真解決

復興航空在2015年2月發生空難事件後，其飛安備受質疑，加上載客率難有起色等多項因素，導致於次年11月間無預警停航並宣布倒閉，自此，金門天空維持遠東、立榮及華信三家航空公司鼎立的局面。

如今，遠航停飛，金門的天空又少了不少航班，過年過節回家的路將更加困難。政府若不思解決，離島居民的生活，將與大陸愈來愈近，而與台灣愈來愈遠。長久下去，離島居民的心大概也會與台灣當局愈來愈遠吧。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根據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三年來的研究，台灣中、低階層的人越來越窮了。總財富也不升反降，這種情形不能讓它再繼續下去。

測量一個國家人民收入或財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國際間過去多用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這個指標。基尼係數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為1。前者表示人民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每個人的收入都一樣。後者則表示人民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所有收入都集中為一個人所有。這當然是極端的狀況，實際上不大會發生。不過，基尼係數越小，代表國民收入的分配越平均。基尼係數越大，代表分配越不平均，貧富差距越大。

基尼(Corrado Gini, 1884-1965)是一位義大利的統計學者，在1912年提出這樣的統計方法。一般國家以年度收入計算的基尼係數大多分布在0.2到0.7之間，如果在0.3以下，代表該國人民收入分配得相當平均，0.3到0.4表示分配不均而還算中等，0.4以上則代表收入分配已經不平均了，如果是0.5甚至0.6以上的話，代表該國貧富差距非常大，很可能就會有社會動盪了。人們通常把基尼係數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也有人把基尼係數乘上100變成百分比，稱為基尼指數(Gini index)。

基尼係數有其缺點

但是，基尼係數的代表意義有些不足。因為它只計算某一個時段，大多是一年的收入狀況，而不是統計人民已有的財產，因此不能反映國民累積財富的分配狀況。如果統計國民的累積財富，而不是年收入，得到的基尼係數稱為總財富的基尼係數(wealth Gini coefficient)，一般的數值會分布在0.6到0.9之間。

基尼係數還有一些其他的缺點。首先，基尼係數沒有顯示出分配不均出現在什麼地方，比如是老年人，還是青年收入不足，也沒有顯示中產階級收入的分配具體情況如何。其次，國際間沒有制定基尼係數的準則，像是人民的收入包不包括政府的福利和補助，各國的稅率也不一樣，因此缺乏一個共同的標準，很難比較。再者，基尼係數一般是按照年收入來計算的，對於以商業投資為主的社會，經濟情況每年都會有很大的變動，基尼係數因而也會有波動，但其實多年來累積的財富變化並沒有那麼大。

瑞士信貸評比有一定信譽

為補救基尼係數的不足，近年來各國經濟機構開始發展出更為深入的、評比各國分配不均的統計方式。一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成年國民的累積財富從低排到高，分為十個等分，然後看每一等分的國民財富占國家總財富的百分比。這樣的數據，可以把國民的財富分配看得一清二楚。瑞士信貸是國際知名的經濟機構，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可謂首屈一指，過去十多年，每年都會公布一些代表性國家國民財富的分配狀況。

現在把瑞士信貸對台灣和其他幾個有代表性的國家，近三年來的數據列在以下表格。當年的報告基本上代表前一年的數據。表上第一行的數字，像是1代表財富排在全國從最低起1%到10%之間的成年民眾，數字2代表排在11%到20%的民眾，其餘類推。表上其他數字，則代表這些民眾擁有的財富占全國財富的百分比。最右邊的兩列，代表財富排在全國最富5%和最富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的百分比。2017年台灣的總財富是4.149兆美元，2018年為4.074兆美元，2019年為4.062兆美元，一路下降。

台灣財富分配有惡化趨勢

從這三個表可以看出，台灣人民的財富分配在過去的三年中，有相當大的惡化趨勢。台灣有2,350萬人，2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1,930萬左右。2017年，財富最少的10%成年人口，還擁有全國財富的0.4％，到了2018年就變成負0.4％，代表他們已經負債了。這些人一年之間從平均擁有8000多美元財產，變成負債8,000多美元。2019年的數字仍是負0.4％，表示沒有改進。

進一步看台灣其他幾個等分的人口平均財富，2017年到2019年，從最低算起到70%的成年人，這些低層和中產階級的人民，所占總財富的比例都在下降。由於這幾年總財富也在下降，他們不但相對地越來越窮，而且也絕對地越來越窮。可是，最富有的1%人口之財富，從2018年占有28.2%，跳升到2019年的31.0%，增加了2.8%。代表最富的百分之一人口，每人平均財富一年又增加了大約60萬美元。這與中低階層人民的倒退相比，差異何其巨大。

從表中其他國家的數據來看，美國貧富差距的情況可以說是最嚴重的，最高的10%竟然占了全國財富的四分之三以上。大陸最近二、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貧富差距也很嚴重，但過去三年已有改善。而台灣在變糟，貧富差距變得比大陸還嚴重。英國的情況稍好一點，而日本的狀況在國際上應該算是比較理想的。

從這三年來的變化看來，台灣有70%的民眾財富在下降。最底層的民眾甚至由正轉負，處於負債的情況。可是最富有的1%財富占了全體的31%，而且一年之間，每個人又多增加了60萬美元。這樣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狀況，不能讓它再繼續下去了。2020年的選舉，台灣人民應該做出正確的選擇。

(前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後者係中央大學太空科學所退休教授)

民進黨總愛炫耀台灣的民主自由，聲稱這是台灣最可貴的價值。但蔡英文政府在2020大選的最後關頭，一聲令下，限期《反滲透法》於12月31日前通過，一舉將台灣的民主、法治和自由摧毀。

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其實現的方式是法治，是透過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制定律法，確立國家體制，規範社會秩序。由人民選出的中央及地方首長依法執行職務，達成福國利民的目標。自由則是《憲法》第10條至第14條所保障的人民有居住、遷徙、言論、講學等自由。

《反滲透法》荒誕絕倫

民進黨在立院強推《反滲透法》，至少有以下幾點問題。

首先，該法案未依一般正常程序審議即逕付二讀。讓行政部門先滙集各方意見，研擬草案，提交立法院審議，而是民進黨立院黨團直接提案，且利用席次優勢，跳過委員會，逕付二讀。既不讓主管機關發揮專業知能，也不理會民間聲音。一場公聽會，只聽不說，徒具形式。儘管爆發強烈抗議，依然一意孤行。

蔡英文身為法律人，對民主國家的法律應由下而上，依民意多數決定之原則知之甚稔，仍獨斷獨行，剝奪人民主政之權利，破壞行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的機制，已然背棄民主憲政，對照《反滲透法》第一條所揭立法目的「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極其諷刺。

其次，《反滲透法》規定模糊、語意不明，解釋空間寬廣。其中「滲透來源」之定義「境外敵對勢力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境外敵對勢力之政黨或其他訴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團體或其派遣之人」及「前二款各組織、團體所設立、監督管理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包山包海，依大陸以黨領政之體制，幾乎所有學術、教育、文化、公益乃至商業機構、組織、團體無所不包。

而所謂「指示、委託或資助」，也語意不明，解釋空間寬廣。幾乎只要人在大陸或與大陸方面有任何交往，隨時都可能誤觸法網，鎯鐺入獄。惟有不去大陸，斷絕一切交往，才可保安全。但如此一來，人民居住、遷徙的自由大受限制，連就學、工作、謀生都受影響，人民左右為難，無所適從，苦不堪言。

再者，等於禁止兩岸人士就任何事項進行協商。《反滲透法》第五條明定「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進行遊說法第二條所定之遊說行為」，無異禁止兩岸人士就任何事項進行協商。

因遊說法第二條所稱遊說指「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而我方人員，不論官民，只要與陸方針對特定問題或事務進行協商，達成某些共識，促使我方法令、政策或議案配合調整，即違反規定，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即使其動機、結果均有利於我方，亦無不同。為國謀利之忠誠行為，竟會招至牢獄之災，舉世未見，荒謬至極。

此外，《反滲透法》第十一條「各級政府機關知有違反第三條至第九條情事者，應主動移送或函送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偵辦」，使犯罪構成要件不明，其所引發之焦慮紛擾如雪上加霜。

公務員面對法律概念不明之條文，寧願錯殺，不敢錯放，被移送偵查者，就算最後沒事，過程中恐已飽受驚擾，身心俱疲。

最後，竟未規定主管機關。這樣一部牽動人民重大權益之法律草案，竟未規定主管機關。各部會因而可相互推委，避之唯恐不及。恐怕早已預見，此法果真實施，必然爭議不斷，糾結難解，自不願招惹麻煩。

蔡英文立法動機為何？     

蔡政府為何甘犯眾怒，執意推出此荒誕絕倫的惡法？想來除在選戰末期延續其「反中」、「恐中」、「芒果乾」之一貫操作，掩飾其難看的政績外，更計畫備妥收放自如的法網，方便日後對付政敵。

回顧蔡英文執政三年多，派系分贓，肥官滿朝，出事升官，敗選掌權，年金亂改，勞權亂修，踐踏民意，沒收公投，犧牲民眾健康捍衛其「廢核家園」的神主牌，還亂撒大錢掩蓋敗政，惡行劣跡罄竹難書。

如今選舉在即，為了勝選，延續執政，豢養網軍，操控媒體，栽贓抹黑，無所不用其極，早將社稷蒼生、民主自由拋諸腦後。

這樣的總統一任未了，已經讓民主崩潰，社會不安，兩岸緊張，民生凋敝，若再連任，台灣恐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作者係法務部前部長)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侵華日軍占領後，殘暴的日軍於數周內對中國軍民展開泯滅人性的大屠殺。縱使日本政府不願正視此事、其右翼勢力否認有此事，但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的調查，「南京大屠殺」約有30萬中國軍民被日軍殺害，還約有兩萬名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姦淫。

除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調查報告之外，當時親歷「南京大屠殺」的德國商人拉貝、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分別寫下日記，之後出版成為指證日軍暴行的寶貴史料。近人則有華裔美籍作家張純如所寫的《被遺忘的大屠殺》、華裔美籍學者陸束屏所作的《歷史上的黑暗一頁：英國外交文件與英美海軍檔案中的南京大屠殺》，以及英國歷史學家芮納‧米德所著的《被遺忘的盟友》等書，詳實地揭露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惡行。

從史料裡的文字記述與照片顯示，日軍屠殺中國軍人和百姓的殘忍程度令人髮指。

2019年是「南京大屠殺」82周年。12月13日這天，大陸當局援例為南京大屠殺的罹難者舉行公祭儀式，台灣方面則有馬英九、洪秀柱在臉書上發文紀念，而當前執政的蔡政府對南京大屠殺則採不置一詞的無感回應。

囿於「去中媚日」的意識形態，蔡政府藉由課綱及歷史課本的竄改，對與中華民族情感休戚相關的議題表現得異常冷淡，但對日本卻展現無比的體貼善意。例如，在新編的高中歷史課本裡，關於「慰安婦、抗日戰爭、南京大屠殺」的史實敘述，不是付之闕如，就是稍加點綴後即草草帶過。

忠實客觀陳述歷史的意義，是要後人鑑往知來並記取教訓，但蔡政府以「去中媚日」的政治立場裹脅歷史教育，餵養學生片面、零碎的歷史知識，不僅無助學生進行思辨，還助長價值錯亂的歪風。

隨著總統、立委選舉日程的接近，盼望選民深思熟慮後，用選票下架蔡政府和民進黨立委。除了阻止其繼續用「媚日史觀」來荼毒莘莘學子之外，也讓「去中媚日」的歷史課綱有「撥亂反正」的契機。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