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時分回到湖南故里，祭拜祖先並探望親友，同時訪問了湖南省人均所得最富裕的有機蔬菜專業區。當地產銷班的書記說，他們的蔬果比慣行農產品的售價，每斤高出人民幣一元，此乃因他們係依有機農業耕作方式生產之故；但參訪該區簡易溫室後，發現當地農民並不完全明瞭有機農業及其實施方法，因此撰文以供兩岸耕種及消費者參考。

何謂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的簡單定義即「一種維持土壤、生態系統、及人類健康的生產體系；依賴的是適合當地環境及條件的生態過程、生物多樣性及自然環境系統；它是融合傳統、創新及科學為一體的生產系統」。講求的是健康原則，所以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學肥料、農藥、以及基因轉殖的作物及禽畜動物；十分重視生態原則，即講究土壤的健康及動物的天生習性；注重各種生物已適應的自然棲地，及自然環境所蘊涵的生物多樣性。

公平也是實施有機農業的重要原則，即支持公平貿易、農民生計、確保農民可獲公平合理的報酬；對待牲畜重視動物的天然本性，所以禁止對飼養動物使用抗生素、生長激素。關懷農業所造成水資源的匱乏及污染、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土壤破壞及流失等問題，以確保子孫後代的福祉。

有機農業的關鍵技術

一、營造和維持自然的生態條件。首先必須充分瞭解各種作物的生長習性，這涉及氣候變化、土壤結構、耕種順序、種類配置等相關因素，所以必須知道在特定地區於特定季節應種植何種作物，哪些作物可當作間作或伴作種植。種植前，為節省種子資源及作物生長的一致性，應事先育苗再行移植。唯有健康的土壤才能產出健康的農產品，也才有能力抵抗病蟲害的侵襲，產出營養成分完整的食材。為使土壤健康，不妨於耕種作物前先種植綠肥植物，或添加有機堆肥，期使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含量。耕種時務必避免連作，而應採用輪作，輪作並非單純地輪流種植不同種類的作物，如馬鈴薯、菸草、蕃茄或茄子，而是輪流種植不同科別的作物，以及依食用部位的不同而種植，如先種植結果作物（如蕃茄、瓜類）、而後種植葉類作物（如生菜、菠菜）、再則種植綠肥或根類作物（如蘿蔔、甜菜），再自結果作物循環一次；在作物間種植覆蓋作物或伴作作物，以期達到生物多樣性的效果，而有助生物防治作物的主要病原微生物及害蟲，並且可保護土壤流失，阻止雜草滋生，以及提供作物養分等作用。在作物種植區周圍應種植草皮、樹籬、防護林或防風林，增加生物多樣性。

二、運用自然資源及其方法。育種是農業技術中的重要工作，尤其目前生物技術發達，甚至可人為地編輯出片段的遺傳基因，然後導入原生物種的繁殖細胞內，衍生出許多導入異種生物基因片斷或編輯基因，到原生動植物體內的「新品種」。但這些新品種已喪失原生物種的原本性狀，產品是否會破壞生態環境、導致人健康受損、損及農民持有原生種的權益，則是至今無法解答的疑慮，並且利用遺傳工程改造的物種，不論在產量及風味上，未必比有機農業耕養來的優越。

美國「國家土壤計畫」發表的證據顯示，有機農業可成為緩解全球暖化的解決之道，這和美國「羅德爾研究所」連續40年的土壤分析結果相符，即有機農田中的土壤所含的腐植酸，比非有機者高出至少44%；黃腐酸含量高出150%；長期碳儲存潛力提高26%。此外，天然的礦石粉（其中含有所有植物所需的各種礦物元素）、自然的農產品的廢棄組織（如血粉、骨粉、羽毛粉、豆粕等），都可經醱酵而加以利用。田間作物的殘株或組織可翻犁至土壤中，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含量；若它們身上或組織內含有病原菌或昆蟲，可利用燬燒方式根除之。

以往農作物於耕種前習慣性地會犁田，土壤經過翻犁後雖增加了土壤的通氣性，但卻會造成土壤流失，增加土壤有機質氧化而產生二氧化碳。有機農業則強調少耕或免耕，以保存更多的土壤微生物種類、保持土壤的濕度及相對低的土壤溫度，以減少雜草滋生，促進作物生長和產量，節省能源及人工，優點多於缺失。

有機農業的耕養生物也會遭到病蟲害侵害，由於不能使用化學農藥，所以只能運用安全的礦物質如硫黃、銅及矽藻土，或含有忌避或毒害害蟲的植物，如除蟲菊、印度楝、魚藤酮、苦木、木賊等，除蟲肥皂，以及可捕食有益昆蟲，如瓢蟲、草蛉、赤眼蜂等。防除病原微生物者是利用可寄生、抗生或具競爭能力的有益拮抗微生物，主要是細菌、真菌類及放射線菌類的微生物。由於許多拮抗微生物具商業價值，而被製成各種「生物農藥」供農民選用。此外，部分植物的萃取物如大蒜、洋蔥、萬壽菊等有抗病能力，例如阿斯匹靈可誘導植物產生全身性的抗病能力，傳統古老的波爾多液及石灰硫黃具有殺菌能力，0.05%的碳酸氫鉀製成的蘇打水可以防治白粉病。

三、必須經過合法驗證。有機農產品須經過合法的驗證單位檢驗，才能獲得驗證合格的標籤。而業者申請驗證前必須準備詳盡的生產紀錄，展示農場的實際生產環境、使用的器材、儲存空間、緩衝帶等；因為有機農業禁止使用農業化學製品、放射線、基因轉殖生物、生物固體（即人的排泄物及污水污泥），所以驗證單位須在生產現場採集土壤、灌溉水及產品等樣品，攜回實驗室分析查核。民眾在採購有機農產品時，必須注意包裝上是否有驗證單位及農業主管機關的標籤。

結語

有機農業是維護土壤健康、穩定並增加糧食產量、保證食品安全、降低農業生產的溫室氣體排放、復育生態及生物多樣性及提供社會健康衛生等的生產模式。政府應該製定獎勵、補助辦法，協助建立有機農民計算碳匯及碳交易的管道。農業主管機關也應加強推動育種及生物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宣導全民對有機農業的認知，讓有機農業普及化，並進行小規模有機農業的栽培，讓有機農業的功能及益處更為彰顯。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鑫淼天使居是「天使居長照財團法人」設立的第一個長照機構，位於林口地區，服務的對象為65歲以上失能者及50歲以上失智者，提供家庭支持、社區照護及住宿式照顧等多元服務。

「天使居長照財團法人」創辦人王建煊院長指出，要讓失能失智長者享有尊嚴的晚年，是我們的服務目標。

鑫淼天使居長照機構歷時3年竣工，取得使用執照，2024年10月開始收案。

除了聘請擁有證照的照顧服務員及活動指導員，鑫淼天使居自2025年1月開始，還引進語言、物理、職能、園藝等專業治療師，幫助失智長者有效地表達他們的需求，減少情緒困擾和焦慮；增強他們的運動能力和平衡訓練，使其維持自主的活動能力，並訓練他們可保持自行進食、自行穿衣等日常活動。

鑫淼天使居提供三種服務

一、   住宿式機構：設置於天使居二樓，共計26床。

服務對象：接受雙北市政府轉介的「緊急安置」及「保護安置」長者，包括一般失能者及管路（不含氣切）、造廔口、植物人或長期臥床（含重癱）者。

服務內容：提供24小時全日型住宿照顧服務，包括生活照顧、護理專業服務、醫療照護、復健復能、營養服務、藥事服務、休閒娛樂、服務資源連結、家屬（照顧者）支持服務等。

二、日間照顧中心：設置於天使居三樓，服務人數60位。

服務對象：設籍於新北市、桃園市，65歲以上失能者及50歲以上失智者，且符合長期照護給付及支付基準的輔助對象。

服務時間：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17:30止。

服務內容：採取復能多元服務，依據失能者現存的活動能力和體力，透過創造一個安全環境，使失能者每日密集練習操作有價值和意義的活動；在重複的成功經驗建立信心後，增加患者獨立性，延緩或不必前往長照機構，以達到「在地老化」的目的，減輕照顧者的負擔，並降低照護成本。日照中心聘有物理、職能、語言、園藝等專業治療師，減少長者的情緒困擾，並增進活動自主能力。

三、失智團體家屋：設置於天使居4樓，服務人數18位。

服務對象：設籍於新北市，經醫師診斷中度失智（CDR2分）以上為原則，具行動能力、需要被照顧失智症者。

服務時間：全日型住宿服務。

服務內容：以小單元的共同生活模式，營造溫馨且舒適的家庭生活環境。與長者及家屬討論其「個別化服務計畫」，期待個案入住團屋後，仍能從事自己想做的事情，以穩定情緒、維持日常生活功能、尊重隱私及維護尊嚴為主要目的。

邀請您也來成為天使

87歲且罹患攝護腺癌6年的王建煊創辦人說，我們要以高檔愛心來照顧這群弱勢的失能失智長者，使得他們在人生晚年活得像天使一樣。

剛起步的天使居團隊，希望能持續優化服務，更希望聆聽家屬及社會各界的心聲與期待，讓「鑫淼天使居」能成為長輩與家屬第二個溫暖的家。

最後，「鑫淼天使居」得以成立是匯集了許多人的愛心捐獻，其中有不少悲傷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動人的心意。我們邀請您也來成為天使，幫助長者感受到希望與力量，找回屬於自己的光芒，一起為愛前行！

隨著太空資產在軍事運用上的地位日益提升，如何強化國防與太空系統的整合，已是攸關國際秩序穩定，以及集體安全能否維繫的根本性課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與歐洲聯盟（歐盟）在安全戰略層面雖有部分交疊，惟兩者在太空政策導向、軍事資源運用與集體防衛制度設計等層面，存有明顯分歧。此種差異不僅影響歐洲太空戰略的整體效能，更可能在重大安全挑戰上削弱其整體的應對能力。

北約與歐盟太空戰略有異

北約長期以維繫成員國集體安全為根本宗旨，其對太空領域的關注，係出於維持整體防衛韌性及通訊、導航、情報蒐集能力的考量。北約並未自詡為太空科技或軍事太空能量的獨立培育者，而是強調可調用成員國既有的太空資源，以鞏固軍事指管體系；換言之，北約將太空視為一項工具性資產，服務於傳統陸海空聯合作戰的架構，並未追求技術自主或產業自主。

相較之下，歐盟在太空政策上的立場更具主權導向，致力於發展歐洲本位的太空科技體系，包含軍民雙用衛星系統、地球觀測與應變通訊網絡，意圖透過強化自身能力，來減少對第三國（特別是美國）的技術依賴。歐盟將太空視為戰略資產與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平台，且將太空產業納入其整體產業政策發展架構，藉由建立「戰略自主」的太空防禦機制，提升整體歐洲戰備的能量。然此種自主性追求，往往造成與北約之間協調困難，特別是在安全事務資源配置與應變責任歸屬上屢有歧見。

太空資產整合有困難

雖然歐盟與北約皆認知太空戰略地位重要，惟由於雙方的制度架構與政策目標迥異，導致太空資產整合在實務上充滿障礙。首先，成員國在太空硬體系統開發上各自為政，衛星平台、地面接收系統與情報傳輸鏈路等標準不一致，導致彼此間難以即時共享與聯合應變。再者，歐盟成員國並非全數為北約成員，而北約成員中亦有數國不屬歐盟體系，這使得太空威脅事件可能牽動責任界定與政治回應機制，進而延誤集體防衛行動的時機。

此外，雙方在太空軍事運用的法制建構上亦存有落差。北約對太空威脅的應對主要以第5條集體防衛條款為準，但其適用於非傳統攻擊類型（如衛星干擾、軌道武器攻擊）時是否足夠具體，仍存在法律與戰略模糊空間。相對來說，歐盟對此尚未建立具體的防衛條款，僅透過政策宣示與資源投入來強化太空安全準備。

構建歐洲太空防衛一體化

鑑於當前安全威脅日益向太空與網路延伸，歐洲若欲強化其整體防衛能量，勢須正視北約與歐盟太空政策整合的制度瓶頸與戰略矛盾。

首先，應建立跨組織的太空情資共享協議，將衛星偵蒐、通訊中繼與導航功能進行系統對接，形成可操作的聯合應變架構。其次，應推動歐盟與北約成員國就太空硬體平台標準化進行協商，逐步整合地面控制設施、太空資產運作協議與資料傳輸協定，以消弭系統間的不兼容性與作戰效率落差。

再者，北約與歐盟宜共同設置太空安全聯合指揮部門，賦予其法定權責以主導太空防衛危機的聯合研判與應變部署，並設立雙軌溝通機制，確保情報流通與指揮統一。此外，歐盟可考慮建構具軍事色彩的太空部隊編制，培育專屬人才以充實其軍事自主能量，並與北約架構內的傳統部隊協同演訓。惟此發展必須建立在互信與互補的基礎上，避免資源競奪與政策衝突。

戰略信賴與制度融合

太空防禦不僅涉及軍事操作，更是對國家核心利益的防禦延伸，因此任何聯合機制之成立皆需奠基於政治互信與利益對齊。北約雖具有穩定的軍事聯盟結構，但歐盟在多邊政治協商與主權保留間維持高度敏感，導致若無具體制度設計保障其政策自主性，恐難以獲得全體成員共識。此外，北約向來以美國為主導力量，而歐盟則希望擺脫美國在軍事事務的主導權，形成潛在張力。

若此結構性矛盾不能獲得妥善處理，無論在太空政策的共同設計或行動機制上，皆難免流於表面合作、實質分歧。因此，雙方需透過跨組織協議框架建立清晰的權責範疇，並由獨立的協調單位負責推進太空防禦事務，以確保政策延續性與行動一致性。唯有如此，太空安全合作方可從策略構想化為實務成效，形成足以應對太空威脅的防衛體系。

結論

在當代戰略環境迅速演變之際，太空不再只是科學探索或產業發展，而已躍升為國家安全核心構面之一。歐盟與北約身為歐洲安全體系的雙核心，如何處理彼此在太空政策與軍事運作上的差異，將直接影響區域安全與應變效率。唯有正視各自制度與戰略導向的分歧，並以務實且制度化的方式推進整合機制，方能在太空威脅下展現集體回應的能力。太空防禦與防衛太空，終將是安全戰略中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的雙重課題。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飛速發展，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的普及已滲透至社會各層面，然這項技術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對民主體制構成潛在威脅。其生成看似真實的文本、圖像與影片的能力，使虛假訊息的傳播更加難以辨識與防範，動搖了民主賴以生存的信任基礎。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慧為案例，探討其對民主弱化的衝擊，分析其在資訊生態、政治參與及社會團結方面的影響，並提出應對之道。

人工智慧與虛假訊息擴散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技術進展，使虛假訊息的製造變得簡單且高效。以深度偽造（Deepfake）為例，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2023年報導，全球逾90%的深度偽造內容被用於製作假新聞或詐騙影片，且生成成本在5年內下降近70%。這意味著，幾乎任何人都能創造足以以假亂真的內容，干擾公眾對事實的認知。

虛假訊息的快速傳播衝擊民主的資訊生態。民眾需依賴準確資訊做出知情的選擇，但生成式人工智慧製造的虛假訊息，如虛構政治人物的言論即可影響選民的判斷。以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顯示，約32%的選民接觸過疑似人工智慧生成的虛假訊息，其中17%承認其影響投票意向。這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能放大虛假訊息的傳播範圍，並改變公眾認知。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慧還使虛假訊息的個人化程度提升。透過分析用戶的線上行為，技術可生成針對特定人群的內容加深社會分裂。例如，2022年英國地方選舉中，一段由生成式人工智慧製作的假影片在社群媒體上廣泛流傳，影片中一位虛構的政治人物聲稱將大幅提高稅收，導致部分選民對該政黨產生誤解。雖然事後證實影片為偽造，但其造成的信任損害已難以逆轉，這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濫用，可能在短時間內對民主資訊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

扭曲政治參與、侵蝕民主

生成式人工智慧改變了民眾參與政治的方式，雖看似促進參與，但實際上可能扭曲動機並侵蝕信任。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2025年的報告《人工智慧會深化民主嗎？》（AIは民主主義を深化させるか？）顯示，在一項模擬政策討論中，45%的參與者對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政策建議缺乏信任，認為其可能受技術偏見影響。這顯示其不透明性可能引發懷疑。

更嚴重的是，生成式人工智慧可被用於操縱公眾意見。例如，2021年韓國地方選舉中，一個生成式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散布針對候選人的負面訊息，據首爾大學研究，該機器人兩周內接觸50萬選民，23%表示受影響。這不僅扭曲了選舉公平性，還讓民眾對民主過程的公正性產生懷疑。

此外，當民眾對資訊真實性失去信心時，參與的意願便會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3年的調查顯示，38%的美國民眾因接觸到虛假訊息而對選舉感到倦怠，甚至認為「投票改變不了什麼」。這種現象在多個國家均有類似表現，例如在2023年的德國聯邦選舉中，部分選民因懷疑線上資訊的真實性，選擇放棄投票，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若被濫用，可能導致民主參與萎縮。

造成社會分裂、極端化加劇

生成式人工智慧可能加劇社會分裂與極端化，強化「回音室效應」，使民眾難接觸多元觀點。歐盟委員會2023年的報告顯示，自2020年以來，歐洲極端主義言論在社群媒體上成長65%，部分疑似由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例如2022年法國大選期間，一段假影片引發社會爭議，雖然事後證實影片為偽造，但已造成選民間分裂。

在中國大陸，清華大學2024年的研究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應用增加，針對特定議題的極端化言論成長40%，加劇了民眾對立。此外，在2023年的印度地方選舉中，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的假新聞虛構宗教衝突，導致緊張局勢加劇，顯示該技術若被濫用，可能成為破壞社會團結的催化劑。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裂不僅限於國內層面，還可能影響國際關係。例如，2023年一則由生成式人工智慧生成的假新聞報導，聲稱某國政府支持恐怖活動，雖然之後澄清，但已引發外交緊張。這顯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影響可能超越單一國家，進一步挑戰全球的民主秩序。

可能解決之道與未來展望

面對生成式人工智慧對民主的挑戰，應採取多面向對策。首先，政府需制定更嚴格的技術規範，例如要求生成式人工智慧內容標記來源，並對濫用行為施以重罰。其次，科技公司應開發更有效的虛假訊息辨識工具，例如利用人工智慧檢測深度偽造內容，並提高透明度以重建公眾信任。

此外，媒體素養教育至關重要。學校與公民團體應教導民眾辨別虛假訊息，並鼓勵批判性思考。例如，北歐國家如芬蘭已將媒體素養納入義務教育，其民眾對虛假訊息的辨識能力顯著高於平均水平，這一模式值得借鑑。

最後，國際合作不可或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影響跨越國界，各國應共同制定規範，分享技術與經驗，以應對這一全球性的挑戰。只有透過多方努力，才能確保這項技術不至於成為民主的絆腳石。

結語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潛力令人振奮，但其對民主的衝擊不容忽視。從虛假訊息擴散到政治參與扭曲，再到社會分裂，這項技術正侵蝕民主根基。若不加以規範，其可能加速民主弱化。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應當合作，制定技術規範，推動媒體素養教育，開發虛假訊息辨識工具，方能讓技術進步與民主價值平衡，確保人工智慧成為助力，而非隱形殺手。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5年3月21日，川普總統宣布美國空軍下一代制空權（NGAD）標案，由波音公司F-47原型機得標；4月1日，美國海軍下一代戰機（FA-XX）標案由美國諾格公司F-45原型機得標。上述二項重大標案為全球軍火界投下超級震撼彈。

T-7A紅鷹

2016年9月13日，美國波音公司（Boeing）和瑞典飛機公司（SAAB）在聖路易斯工廠，舉行合作研發T-X高教機儀式，並準備參加美國空軍下一代高教機（T-X）標案。T-X具備泡形座艙罩，前後座有高低差，飛行員視野良好；兩側進氣口類似JAS-39獅鷲和美洲豹戰機的混合產物，單發動機搭配雙垂尾加強操控穩定性。據廠商表示，T-X採用F-404型發動機，並具備超音速性能、合理價格和波音體系的強大支援。未來，T-X將包括高教機、地面訓練和支援項目。

美國空軍下一代高教機標案的競標廠商，包括波音公司T-X、英國航太系統公司和美國諾格公司（Northrop Grumman）合作研發的鷹式、義大利李奧納多公司的T-100（M-346）、洛馬公司和韓國航太工業合作的T-50A等，合約總額達100億美元。最終由波音公司T-X得標，型號改為T-7A紅鷹。目前，T-7A已生產多架原型機，並進行廣泛測試作業，將在短期內量產服役。此外，T-7A可攜帶武裝，成為輕型攻擊機。

F-15EX鷹二式（Eagle II）

2015年美國空軍協會在馬里蘭州的國家港灣舉行航太會議和技術展覽會。會中，波音公司首次公布F-15 2040C，主要升級項目包括全新雙發動機、主動相陣雷達、新版作戰軟體、增設翼下和適形油箱掛點等，可一次攜帶並發射12枚AIM-120C空對空飛彈或對地攻擊彈藥。同時，透過資料鏈傳輸進行多機聯合作戰，充當F-22A猛禽戰機的空中搭檔，可大幅提升總體戰力。

當時，卡達也向波音公司採購72架F-15QA，合約總額211億美元，能讓F-15生產線維持至2020年。2021年5月，升級型號改為F-15EX，並進行首次試飛。美國空軍對F-15EX期望甚高，並已下訂單採購。據傳，美國空軍將首批F-15EX部署在嘉手納基地，搭配F-35系列共同作戰，以提高東亞地區國家應對威脅的能力。未來，F-15EX將可選配AGM-158C長程反艦/巡弋飛彈，任務種類更多元化。

目前全球多個國家空軍也對F-15EX有極大興趣，並列入採購清單。同時，傳出南韓空軍將大幅升級F-15K機隊，而日本空自也將大幅升級F-15J機隊。因此，波音公司至少有300架F-15系列的新機、升級訂單，可謂成果豐碩。

F/A-18E/F超級大黃蜂

歐巴馬在卸任總統前，批准波音公司出售40架F/A-18E/F給科威特，包括32架E型單座機、8架F型雙座機。其中，包括80具F414-GE-400發動機、41具主動相陣雷達、40門M-61 20公厘口徑火神機砲、240枚導引武器、45具AN/ALR-67(V)3雷達警告接收器，合約總額達101億美元。該項目將替換該國空軍現役39架F/A-18C/D大黃蜂戰機，並和28架歐洲颱風戰機共同作戰。

F/A-18E/F座艙可選配全幅式單一大型多功能顯示器，讓飛行員觸控操作。上述訂單若再加上美國海軍EA-18G咆哮者訂單，波音公司的F/A-18生產線維持到2020年。2024年3月21日，美國海軍通過增列預算，要求波音公司再交付17架F/A-18E/F Block 3超級大黃蜂國際通用型，生產線將延後關閉。此外，波音公司也積極向國外客戶推銷該型機種。

超級大黃蜂國際通用型可攜帶封閉式武器吊艙。該型吊艙可攜帶4枚AIM-120或2枚AIM-120加2枚500磅級聯合直攻彈藥、或2枚AIM-120加4-6枚小直徑炸彈、或1枚1000磅級聯合直攻彈藥、或1枚BLU-109ER巡弋飛彈、或1枚聯合打擊飛彈。

波音公司曾公布F/A-18F攜帶4枚AGM-84J空射型魚叉反艦飛彈的測試影片，並強調超級大黃蜂有二倍於F-16C/D的酬載能力。近日澳洲空軍F/A-18F Block 2成功試射AGM-158C長程反艦/巡弋飛彈，澳洲空軍F/A-18F Block 2也攜帶魚叉反艦飛彈進行測試。未來AGM-84J Harpoon將和AGM-154C JSOW搭配使用，其中魚叉反艦飛彈射程為100-270公里，可攻擊水面艦或固定陸上目標；JSOW依靠動力滑翔，並可透過資料鏈更新全球定位系統導航，可攻擊水面艦或固定陸上目標。

結語

影響波音公司現況發展的因素，除產品的市場競爭外，美國政局更迭也是其一。2016年，川普曾抨擊歐巴馬的全新的「空軍一號」行政專機（747-800改裝）造價超過40億美元，成本已經失控，因此川普很有可能會取消該筆訂單，繼續沿用現役的空軍一號行政專機（747-200改裝）。

目前波音集團包括商用機部門、軍用機部門、太空部門等。近來商用機部門生產線問題叢生、虧損嚴重，導致執行長下台換人；太空部門因星際飛船研發不順也可能會打包出售；軍用機部門則表現突出，屢屢得標並穩定交機，成為波音集團的主要獲利來源。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1884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和台灣爆發，清廷派遣劉銘傳前來台灣負責防務，並取得勝利。次年，清廷正式將台灣升格為行省，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這標誌著台灣從邊陲海島，邁向現代化治理的轉捩點。這一舉措不僅具有深遠的戰略和行政意義，也標誌著中國在面對西方列強的壓力下，逐步展開近代化自強運動。

劉奠定台灣現代化基礎

在那個外患頻繁、內憂不斷的晚清時代，劉銘傳敢於革新，善於借鑒西方先進技術，推行多項改革措施，包括建設鐵路、電報、煤礦和機械製造廠等，為台灣植入現代治理的雛形，被譽為中國近代工程現代化的先驅之一。

劉銘傳主政期間以「交通先行」為核心，規劃了現代化藍圖。他主持修築了中國首條自主建設的鐵路—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在當時中國尚無成熟鐵路技術體系的背景下，具有開創性意義。他還引進西方機械技術，成立台北機械局、礦務局和船政機構，架設台灣至福建的海底電纜，創辦郵政總局，並引入外資發展航運。這些建設使得台灣成為東亞物流的樞紐，年財政收入從90萬兩增至390萬兩，貿易額年均增長30%。此外，他通過清丈土地、整頓稅收，查獲大量隱田，顯著提升了財政效能，使台灣在近代技術上躍居中國的前列。

作為久經沙場的淮軍將領，劉銘傳深知台灣的戰略地位。1884年他剛抵達台灣時，正面臨法國入侵的危機，他變賣家產籌措軍費，以「以弱勝強」的戰術取得滬尾大捷，粉碎了法國占領台灣的野心。戰後他加強防務，重建基隆炮台，設立機械局自製槍械彈藥，並引進德製武器，奠定了台灣軍事近代化的基礎。這些舉措不僅捍衛了領土完整，也通過實戰驗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可行性，增強了台灣的防禦體系，使其從昔日防務薄弱的邊境，成為不容忽視的堡壘。

劉銘傳不僅打破「武夫無文」的刻板印象，還設立「番學堂」教育原住民，推廣漢文化與農耕技術；創辦西學堂、電報學堂以培養科技人才，甚至將自己的俸祿投入孤兒保育院的建設。他還修繕鄭成功祠，並題聯「創基業在山窮水盡，享俎豆在舜日堯天」，進一步加強台灣與中原的文化紐帶。他創設新政機構、整頓吏治，重視民生事務，推廣教育、改革稅制，在有限的任期內，嘗試用現代治理理念改革傳統行政模式，展現其治理台灣的開明思維。

台灣建省的歷史意義

1885年台灣建省不僅是行政區劃的調整，更是中央政權加強邊疆治理的戰略舉措。從歷史視角來看，其意義有三：一是行政整合，劉銘傳將台灣從福建轄下的「道」升格為省，劃分成3府1州11縣5廳，奠定了今日台灣行政區劃的雛形；二是主權宣示，建省直接回應了列強對台灣的覬覦，通過制度化治理，確立了「中國不可分割」的法理依據；三是現代化試驗田，台灣成為晚清洋務運動的先鋒，其鐵路、電報、郵政等成就，為全國提供了範本。

2025年是台灣建省140周年，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紀念，更是一次深刻的時代回顧。從1885-2025的140年間，台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光復至今，成為中華歷史版圖中獨具特色的存在。台灣建省的舉措，其歷史延續至今仍具有高度啟發性。它提醒我們：制度建設與基礎工程的投入，是國家邊疆整合與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基石。

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局勢下，劉銘傳堅守「自辦自控」的原則，並大膽引進外資與技術。這種「在主權優先下的務實合作」模式，為當前科技自主與全球化博弈，提供了借鑒。例如，他在推動基隆煤礦中外合資時因爭議辭官，反映了改革者需在開放與自主間尋找平衡。劉銘傳通過融合教育促進族群團結，修復歷史遺跡以增強文化歸屬感，揭示了「人心回歸」的重要性。當前兩岸關係需要超越經濟依存，深化文化共鳴與歷史記憶的再聯結。

紀念劉銘傳的時代意義

劉銘傳時代台灣的繁榮得益於閩台聯動（如海底電纜直通福州），今日兩岸產業互補仍需延續這一邏輯。在美西方技術封鎖的背景下，整合兩岸的科技資源，將成為突破「卡脖子」困境的重要途徑。儘管劉銘傳在任僅五年，但他所開創的制度與建設，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台灣的社會與整體發展。

1895年清廷因甲午戰敗而被迫割台，1896年元月劉銘傳臨終時大呼「還我台灣！」，該語與他治台時「曠宇天開」的豪情，勾勒出一位改革者的精神面貌，他既有捍衛主權的鐵血意志，也有開創時代的遠見卓識。今日重溫這段歷史，不僅是為銘記「台灣自古屬中國」的史實，更是為汲取劉銘傳的改革魄力。在百年變局中，兩岸同胞若能以劉銘傳的精神共謀發展，則台灣的區域優勢與大陸的規模效應結合，必將成為振興中華的「雙螺旋」，譜寫新時代的「山海協奏曲」。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蔣經國始終對在1936年發動西安事變，綁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張學良耿耿於懷。蔣經國生前鮮讓外人知曉他對張學良的好惡情緒，但其日記中，留下了對張學良的感想。來台後，二人表面上相敬如賓，但蔣經國的日記裡留下充滿對張學良的猜忌懷疑，張也直到蔣經國死後才離開台灣，這與他對蔣經國的戒慎恐懼有關。

蔣經國批張學良「粗妄」

在高雄開始負責看守張學良的蔣志太，在大陸時期加入憲兵，來台後看守張學良多年，後來再調往蔣經國擔任總統時期的七海寓所，負責安全任務。蔣志太回憶張學良60歲生日時，蔣經國與毛邦初、于豪章等來祝壽，蔣經國喝了很多酒，酒酣耳熱之際，摟著張學良說「我叫你大哥」，張學良也說「我叫你老弟。」

蔣、張兩人稱兄道弟，但實際情況恐非如此。蔣經國日記1960年6月1日顯示，是董顯光邀請蔣經國參加張學良的壽宴，並非張邀請或蔣主動參加。蔣經國當天寫下「余與張共處約三小時，此人之個性粗妄如前，口口聲聲說他不會裝假，這是多餘之言。」

張學良看病都不能用本名

蔣志太說，他跟在張學良身邊那幾年，蔣經國與張的互動不多。有一次卜少夫在《新聞天地》雜誌發表「十問張學良」，想要親自訪問張學良，張請他去買這本雜誌，拿著雜誌自問自答。上面立刻有了指示，不可洩漏張學良的行蹤，另一位負責看守張學良的劉光乙也告訴張學良，這段期間不能外出，不可對外發言。蔣志太回憶所及的《新聞天地》風波，出現在蔣經國日記，1961年1月13日蔣記載，「月前卜少夫來訪，問起張學良之近事，余以朋友身分勸其不必求見張。」

根據蔣志太的說法，張學良在台期間，個人存款是用另外一位副官「蔣友芳」的名義開戶，張學良去診所掛號用的是蔣志太的名字，這些都是為了隱匿張學良的動態，不使外人輕易知道張學良的所在。西安事變影響了蔣經國對張學良的看法，也讓張學良內心糾結。蔣志太說，每年12月12-25日（西安事變發生的日子）張學良都不出門，他都待在家裡反省。

張學良與親生子女分離多年，難得見上一面。1961年，張學良的女兒張閭瑛與先生陶鵬飛二人，接受國府邀請訪問台灣，蔣經國親自陪著張閭瑛探視張學良。蔣經國也曾指示張祖詒多關心張學良，張祖詒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擔任秘書室主任，後升任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曾於1980年陪張學良夫婦前往金門參訪。張祖詒回憶，蔣經國認為張學良平日非常寂寞，指示他多陪陪張學良到處走走，因此與張學良成了莫逆之交。

受宋美齡囑託協助張建屋  

蔣經國對張學良猜疑多過喜好，1960年7月30日蔣經國寫下抱怨張學良的文字。當時國府放寬對張學良自由限制，允許張學良購地建屋，張學良拉著他的英文老師董顯光與蔣經國，三人四處覓地建屋，最後決定在北投建屋自住。蔣經國表面上配合，卻在日記寫下不耐煩的感受，蔣經國認為花這麼多時間與精力做這事，於公於私都沒有必要。抱怨歸抱怨，張學良新屋開工時，蔣仍前往致賀。1961年3月7日，蔣經國記載，張學良為建屋上梁邀他聚餐，二人相談甚歡，蔣經國還買了鞭炮燃放。蔣經國對趙一荻的處境表示同情，形容趙一荻陪侍張學良20多年，毫無怨言，是女性中不易得之者，也對她的命運感慨無已。

在蔣經國看來，蔣介石對張學良是有恩情的。1961年11月29日，蔣經國寫下對張學良比較正面的看法，他認為張學良曾為蔣介石辯護，表示張學良至今不忘父母對他的恩情。另外，同年8月15日，因張學良新宅即將完工，約了蔣經國看房子，蔣在日記寫下感想，「建築與布置非常豪華，一個罪人和犯人能得到如此享受，乃我父親的寬宏所賜也，旁觀張之最近言行，其心並未安定下來，亦未覺悟其個人之罪惡也。」

張學良由情治單位招待所遷入新屋，蔣經國認為這表示張學良已重獲自由，1961年8月26日他寫下「歷史上大事件，到此告一段落。但細察張學良之為人，今天還是偽而不誠，虛而不實，奸詐之心甚盛，對其不但不可信，而且應嚴防之，以免發生意外，他之所謂信基督教，不過是一種偽裝而已，張自以為聰敏，其實則是非常愚蠢的，人之本性難改矣。」

張學良遷入自己修建的房屋之前幾天，寫信給宋美齡報告喬遷日期，也提到蔣經國的協助。從該信內容外界才知道，蔣經國並非主動協助張學良覓地建屋，其實是受宋美齡的囑託。

蔣經國始終不信任張學良

宋美齡無疑是張學良的重要友人，張接受基督教信仰就是受宋美齡的勸說。張學良受洗後，與陪伴他多年的趙一荻在台北杭州南路禮拜堂完成婚禮。1960年12月3日，蔣經國評論張學良信教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雖然董顯光信以為真，但他仍以為張學良的行為虛浮衝動，本性未改。張學良結婚在媒體曝光後，張寫信向宋美齡說明原委，擔心引發當局誤會，這個舉措與顧忌蔣經國所轄的情治機關有關。

張學良在蔣經國病逝，李登輝繼任總統後離開台灣，寓居美國夏威夷，一直到他去世。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龍應台日前在《紐約時報》刊登投書「台灣的時間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而面對川普的「狂人稅」，賴清德卻要「脫中入北」，即要台灣脫離中國，進入全球北方國家，這看似不相關的兩件事其實意謂著：台獨末路近了，兩岸將要實現和平統一。

孫中山先生曾說：凡「反對和平統一者皆吾仇」，也說過：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習近平也曾引用中山先生的話：「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但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既未弘揚孫中山思想，更沒有落實其三民主義理想，因為國民黨的公職大多都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那其心中的民族主義在哪裡？國民黨黨員好像無法罷免黨主席，那民權主義還存在哪？這次國民黨舉辦的「中華民國國父」短片創作大賽，獎項竟然只有現金「券」，這是哪門子的民生主義？

有人說：倘若兩岸談統一，那一定會由中國共產黨來主導，但若沒有台灣人的參與、同意，兩岸怎麼可能和平統一？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布 40 周年的紀念會上鄭重表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若沒有台灣人參與、提供意見，「兩制」台灣方案要如何產生？

有人說：兩岸統一，中華民國就會「被消失」、台灣就會「被併吞」。其實，鄧小平於1983年6月26日與台籍美國教授楊力宇對話時就說過：和平統一不是我吃掉你，也不適你吃掉我。該談話後被整理成「鄧六條」，其中第五條就是「和平統一是誰也不吃掉誰」。

國際社會的「G7」早已變成「G2」，以綜合國力而言，北京已可「平視美國」，若它只強調誰的拳頭大就是老大，為何到現在仍然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給出答案：「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也有人說：北京須以武力為基礎，排除台獨勾結外部勢力，才有統一的可能。的確，2024年初台灣有六成選民投票支持「反台獨」的中國國民黨、民眾黨，只有四成選民支持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但過去一年，民進黨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及社會資源，進一步「倚美謀獨」，大力推動「台獨課綱」。賴清德最近面對美國川普的「狂人稅」，不僅要盤點農、工、石油、天然氣、國防部的大量採購計畫，也不排除台灣重要的製造業如電子、資通訊、石化及天然氣等產業外移至美國設廠；甚至企圖讓台灣脫離整個中國，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面對賴清德與川普勾結，讓代表少數的台獨政權綁架多數台灣民眾，立志要遏制台獨、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北京，當然不能宣布放棄以非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因此有人說，北京不放棄使用武力，恰恰是為了不使用武力。

（作者係新黨輿情中心副主任）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延續2000多年的帝制結束，中國第一次建立共和體制，「國體」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定義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認為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1949大陸採用新國名緣由

1946年6月，國共兩黨開始全面內戰；1948年春，中國共產黨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第三條第五款：提出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之方案。

黃炎培和張志讓寫了《提議國名定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的節略，提出：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時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理由是「民主」、「共和」兩個名詞並無兼列的必要，因為按我國現代所用「共和」一詞，似純係翻譯西文republic一詞，與「共和」一詞在我國經典的原意並無關係。西文republic一詞並非不可譯為「民主國」，蓋西文democracy與republic兩詞含義原無根本區別，前者係指民主的政治體制，而後者係指民主的國家，民主、共和並無兼列的必要。至於簡稱「中華民國」，雖名稱較舊，「中華民主國」名稱較新，然「中華民國」四字最為簡短方便，恐終不能廢棄。

同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提出討論要點，首先就是「對國家名稱有不同意見」。支持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理由是，這個國名把民主、共和、人民這幾個關鍵字都體現出來了。林勵儒提出，國家名稱無論用哪一個，皆簡稱「中華民國」，故有把國家性質表明的必要。張奚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人民民主國」好，有「人民」一詞就可不要「民主」一詞，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democracy）來自希臘字，與人民意思相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雖長，解釋起來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爾喬亞」（Bourgeoisie，即資產階級）的國家。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支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是救中國，不是亡中國，新中國取代舊中國，是新政府取代舊政府，不是新國家取代舊國家，共產黨反蔣不反孫。

同年9月22日，董必武指出：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共和國說明我們的國體，「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把民主重複一次。9月26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有代表提出新國名「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接受用「中華民國」為簡稱的意見，在起草新政協共同綱領和組織法草案時，特別註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27日下午，新政協決定去掉國號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新中國唯一的正式國名。

1949年中國第二次建立共和體制，區別於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社會主義共和制。

中國台灣問題的由來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日本殖民當局和駐台日軍向中國投降的儀式在台北市隆重舉行，中華民國政府宣布台灣及澎湖列島重入版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時國共仍處於內戰，隨著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灣，1950年3月蔣介石復職，重建了政府。自此海峽兩岸正式呈現對峙、分治的局面，這就是中國台灣問題的由來。

海峽兩岸都自稱「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爭奪外交承認，展開激烈鬥爭。1949年10月2日，蘇聯率先表示與已遷至廣州的中華民國行政機構斷絕外交關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給予外交承認，接著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朝鮮、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民主德國、越南、南斯拉夫等國相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底至1950年春，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尼、英國、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等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台灣當局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維持47個邦交國，1951年其邦交國從52個降至38個，1964年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1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有42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85國。1972年2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中美共同發表《上海公報》，1976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降至27個。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一直在爭奪「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時將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邦交國降至22國。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88年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有22個，1992年李登輝時期達到30個，陳水扁時期降至23個，蔡英文時期降至13個。

2008-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台海兩岸間實現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但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民進黨當局推行「去中國化」的經貿、文化政策，困住了兩岸關係發展，2024年賴清德上台後更大力限制兩岸交流，升高兩岸政治對立，導致兩岸形勢處於險境。

政治二元對立=零和博弈

1949年10月以來，大陸認為中華民國已亡、不復存在，台灣當局堅稱「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迄今存在」。按照國際法，中國全部領土上只能有一個「主權」，所以，兩岸的「主權」主張是衝突的，不可調和的，絕非「同一」的。從此衍生出的「一個中國」政治涵義，兩岸的立場、觀點、利益也必然矛盾、對立，大陸主張「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台灣當局則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兩個政治實體分治兩岸，兩岸互不隸屬」。「政治的二元對立」在兩岸間產生「對立、排斥意識」，讓兩岸政治關係成為「零和博弈」，會導致災難性後果，損害兩岸民眾的生命、自由、經濟等根本利益。

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共同點：建立共和體制，建設現代中國，尋求民族獨立自強，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如果兩岸從共同點出發，容忍具體的分歧點，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可為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能逐步化解「人為的」敵我、鬥爭意識。

新中國1949年棄用「中華民國」，台灣當局卻憑「中華民國」國號、法統，在台灣地區施行統治，並維繫在國際上的外交承認。如今台灣當局雖不爭「中國代表權」，但兩岸均自稱主權國家，在國際法上的衝突一直未得到解決。反思1949年關於國號的討論，對今天如何處理兩岸關係「政治的二元對立」，具啟蒙價值，如果打開思路有益無害。

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

大陸方面，要堅持國家的社會主義共和制「國體」不變，也需鼓勵創造性思維，在《憲法》裡面要允許「小幅修訂」的空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後面，可以考慮用括弧註明「代稱中華民國、簡稱中國」，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正式國名」，「替代國名」是中華民國。因此，「中國主權」不變，在國際法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是同一的國際法主體，不是對立、競爭。這絕不意味著兩岸互相承認「主權」、分割「主權」，絕不意味著大陸承認台灣當局為「中華民國」政府，大陸只要證明自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如此就合乎邏輯地、完整地構建了「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與堅持「中華民國主權」，是同義、同一的，符合一個中國原則，因為「一中原則」的本質是中國主權的唯一性。

既然台灣當局自稱「中華民國政府」，那麼（一）「立法院」選舉，台灣方面就要與大陸進行「政治協商」，大陸居民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行使「權利」；（二）兩岸比較、競爭「中央政府代表性」；（三）「代表性」遵循的機制即「代議制」，兩岸必定需要比較、選擇、競爭。

構建「兩岸主權同一性」論述，兩岸就不會產生主權的排他性問題，就與國際法相容。沒必要搞主權上的鬥爭，兩岸就獲得緩和空間，防止擦槍走火、滑向戰爭的危險。「低對抗的、溫和的」中間道路才是最合理的選擇，都著力回應「顧民生」訴求，恢復兩岸的人員、旅遊、經貿往來，兩岸人民通過誠心的、平等的交流，培育出「理性的、包容的社會意識」，兩岸和平發展，最終找到化解「政治的二元對立」，雙方均可接受的機制。

（作者係旅加國際法學者）

台灣的安定繁榮與兩岸關係的好壞息息相關，正如烏克蘭的安定繁榮與俄烏關係息息相關一樣。台灣若選擇與烏克蘭一樣，不斷地橫挑強鄰，甚至不惜一戰，後果也就會像烏克蘭一樣蒙受慘痛損失。

在兩岸政權分隔迄今76年的期間內，先是台灣締造了世界經濟奇蹟，GDP一度高居世界的前15名，也曾達到大陸GDP的45%（1994年台灣人均為大陸的26倍），並且取得傲人的科技成就，目前仍供應世界九成以上的高階晶片，係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一旦生變，當然會招致受損各國的反彈、抵制、制裁。

30多年前兩岸開始交流後，廣大台商以自身經歷直接移植，引爆了大陸的後發優勢，以極短時間內取得驚人的經濟成長及科技成就。依據倫敦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最新數據，2025年以「購買力平價」（PPP）美元計算，世界排名依序為：中國43兆、美國28兆、印度22兆、俄羅斯8兆、日本6兆，台灣以1.6兆排名第29。2014年大陸以PPP計算的GDP即以17.6兆超越美國的17.4兆，即使以匯率計價的GDP，中國仍以20兆居世界第二，次於美國的28兆。科技方面，中國的AI、機器人、無人機、新能源車等已快速追上；EUV光刻機一旦突破，半導體製造也將以質量、價格的優勢超過其他產地，包括台灣。

美西方因不樂見大陸快速發展，利用台灣問題挑釁中國大陸，其常用的立論包括：（1）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2）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3）統一對中國而言是戰略負資產，會帶來政治困境、經濟危機與軍事風險。

對於「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之說，美西方故意以中共政權從未統治台灣來混淆視聽，惟台灣在1684年設府，派有知府蔣毓英等123人，在1885年設省，計有巡撫劉銘傳等4人。因甲午戰敗，清廷於1895年將台灣省割讓於日本，如果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何需「割省」？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依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軍事命令，在台北公會堂接受台灣地區受降主官陳儀發布《署部第一號命令》，陳儀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台灣在1947年重新設省，先後有魏道明等25名省主席，台灣怎麼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全球205個政治實體中，有183個與大陸建交，他們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至於台灣的未來應由其2300萬人民決定，這根本無視於歷史事實，大陸的30個省都不曾這樣主張。說中國難以治理一個習於自由民主的社會，說穿了就是西方勢力在作祟。至於說台灣地理防禦性強，兩棲作戰難度高，即使大陸獲勝也將面臨長期的占領戰與國際反制等，其實未來作戰形式早就揚棄兩棲搶灘，而無人機、飛行車、機器狗是大陸的強項，可以百萬無人機凌空、十萬飛行車登陸。

面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定力，台灣為維持安全繁榮，就必須做出智慧的選擇，與對岸坐下來好好談。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