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2日，辛丑年中秋節一過的農曆八月十六日，楊振寧先生迎來他的農曆百歲華誕。習近平主席委託教育部負責人看望楊振寧先生，祝願他健康長壽。清華大學、中國物理學會、香港中文大學聯合主辦了隆重的「楊振寧學術思想研討會」。

空權是現代戰略中重要的一環。中國大陸空軍早年受限於經濟、科技因素，長時間維持在外購與少許自製的道路上，改革開放超過40年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空軍漸漸地已能達成大部分的自製率，隨著空軍的世代進步，中國目前擁有數千架第四代、四代半戰機，對於第五代的隱形戰機，正加快部署的步伐，成為新時代下中國空軍的骨幹。

21世紀的中國空軍

中國空軍目前員額將近40萬人，擁有超過5千架各型軍機。進入21世紀後，中國空軍從原本的「本土防禦」轉型為「攻防兼備」的空軍，在大陸政府持續強調空軍需具備高科技、匿蹤、遠程攻守等原則下，空軍逐步轉型為一支具有全天候、區域型的空軍，不但擁有超過千架主力戰機，更因已具有空中加油機、轟炸機，使其空軍的任務更加廣泛延伸。

不可否認，目前大陸空軍仍以第四代、四代半戰機為主力，包括殲10、殲11、殲15、殲16等，無論是傳統的視距外作戰、夜間作戰、空中加油能力，或是強大的電戰能力，目前解放軍空軍皆已具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第五代戰機的數量仍舊偏低，但其生產線正加快製程，使中國空軍在第五代戰機的擁有/部署上更為迅速。

當中國擁有數千架傳統戰機時，政府即早早將目光拋向開發匿蹤戰機上。匿蹤戰機指的是戰機在敵軍雷達螢幕中不易被偵知，或是距離相當近才會被偵測出來，當一架戰機具有匿蹤性能，在攻守作戰中就會更具有優勢，在開戰之初能擔任先發優先摧毀對手的機場跑道、雷達設施、防空陣地等，在與對手進行空戰時，因機身具有匿蹤優勢，敵方戰機的雷達、預警系統無法偵測，進而創造出一種不易被對手看見的能力，於執行作戰任務時便可取得更多攻擊與閃躲的機會。

目前，中國空軍具有匿蹤性能的戰機為殲20，據估計，實際的服役數量應接近百架，未來隨著產能增加，殲20將會是中國空軍第五代戰機的代表，也是全球第五代匿蹤戰機成功服役的案例之一。

何謂第五代戰機？

學理上，多數專家將第五代戰機的定義為匿蹤(隱身)、先進航空電子系統、超高音速巡航、超視距、超機動等能力，依照目前各國的開發來看，美軍的F-22、F-35為其代表之一；中國與俄羅斯則分別以殲20與蘇57戰機為代表；其餘正在研發第五代戰機的國家是日本、南韓、印度與土耳其等，他們多半仍需借鏡美國的技術。中國在航太發展上早已超越多數國家，第五代戰機正大量生產，並逐步邁向第六代戰機的開發，或許未來其他國家也能將其第五代戰機開發出來，但以時程來論已無法與中國相比了。

殲20的性能評析

依照解放軍目前所公布的資料來說，大陸殲20是「成都飛機集團」所開發出來的戰機，大約在1990年代末期展開研發工作，為一架單座、雙發動機的戰機，2007年正式進入研發階段，2011年首度亮相，並在2017年證實進入部隊服役，裝備於大陸空軍。

殲20長度約21公尺、寬約13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約在37,000公斤，最大飛行速度超過兩馬赫，實用升限兩萬公尺，最遠飛行距離約5,500公里，作戰半經為2,000公里。內部彈艙能裝載8枚空對空飛彈，外部機翼則能攜帶4枚飛彈，其中機上所掛載的霹靂15空對空飛彈，射程應在200-300公里，無論是本土防空，或是在自家門口執行一場區域戰爭，皆能對敵產生強大嚇阻/攻擊力，對大陸而言，殲20的服役也代表其空防戰力已能延伸至「第二島鏈」，對美軍產生強大的威懾力。

從外型來論，殲20採取三角翼及鴨式布局設計，如此的設計提供戰機具備高超音性能、出色的超音速和近音速轉向性能，以及更好的短跑道著陸性能。機頭與機身採取五邊型設計，載彈艙、起落架與空中加油管分別塗上特殊塗料以防遭偵測到的機會，機身使用將近三成的複合材料，將大幅減輕戰機重量，提升戰機飛行的表現。

在進氣道方面採取「DSI結構設計」(Divertless Supersonic Intakes)，又稱之為「無附面層隔板超音速進氣」。能夠讓飛機做到對氣流的壓縮，簡化結構達成機身隱形的目的。

早期殲20所使用的發動機為渦扇-15，但因發動機的渦輪葉片有品質的問題，始終無法達到解放軍的標準，為此「中國第一航空集團」特別開發渦扇-10發動機，亦稱「太行發動機」，為讓該發動機能安裝在殲20戰機上，特別將其發動機開發成匿蹤戰機使用，於2021年正式安裝在殲20上，成為該機最新的發動機型號。

目前所知，殲20已部署在「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第九旅、「北部戰區」空軍航空兵第一旅，未來大陸空軍至少仍需300架以上的殲20，才能完全部署在全國各大戰區。假使五年後，中國各大戰區的殲20成功服役於各部隊，其數量將是亞太地區擁有第五代戰機最多的國家。

結語

對中國大陸而言，殲20成功的開發與服役，是其航太科技產業高水平的表現，無論對戰力表現，或中華民族的自信，皆會有相當大的影響。放眼望去，目前全球有能力完全開發第五代戰機的國家仍以美、俄、中為主，其餘國家的航太工業能力仍需透過外購、合作的方式，才能擁有第五代戰機。伴隨殲20的快速部署，標示著中國已擠進世界大國的行列。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生)

10月13日-14日，中共召開首次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總書記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這是自中共建黨百年大會後，習近平再次談論全過程人民民主。

儘管長期以來被西方妖魔化為專制主義，但中共不為所動，堅守民主的初心，終於探索出一條民主的新路。雖然全過程人民民主還需不斷完善，但它是一種能夠真正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回應和解決人民關切的新型民主，並正在中華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

民主不是西方的專利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面對黃炎培提出的「歷史週期率」問題，中共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就一語中的：「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讓中共第二代領袖鄧小平痛定思痛，得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結論。

2014年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大會上，更將人民民主的重要性上升為「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宣告「沒有民主，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申明「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

針對西式民主的唯我獨尊與黨同伐異，習近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尺規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全過程人民民主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方式，打破了西方對民主話語和實踐的壟斷。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特點

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對應的是「非全過程民主」，後者正是西式民主的特徵。具體言之，西式民主主要體現在選舉環節。競爭高潮迭起，大選轟轟烈烈，仿佛這就是民主的真義。然而，西式民主的弊端，就在於這種民主是間歇性的、碎片化的，甚至淪為「一次性消費」。更重要的是，西式民主好看不好吃，人民的疾苦並沒有真正得到回應與解決。啟蒙思想家盧梭早在幾百年前就諷刺英國人，「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大陸領導人也意識到，「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在習近平看來，「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麼口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麼樣的政治程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式是否民主，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按照這個標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特點是不僅要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也要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與民主監督，追求的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以及「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諸多實踐證明，中共並非自吹自擂。比如，在民主協商方面，社會救助法的制定、保障農產品品質安全、織牢國家公共衛生防護網、推進城鎮污水治理提質增效…，大陸全國政協通過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推動解決了一系列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

再比如，在民主決策方面，2020年10月，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其中一處修改，便來自上海一名普通中學生的建議。同一年大陸在起草「十四五」規劃建議時首次開展「網路問計」。在上百萬條線民意見建議中，一位線民留下關於「互助性養老」的建言：「在農村人口聚集區域，由政府財政投入建設公共食堂、公共宿舍…形成互助養老模式。」這條建言後來被列入「十四五」規劃建議，最終化為規劃綱要的具體舉措，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

儘管大陸未舉行全國性普選，但目前正在換屆的縣、鄉兩級人大代表，都是億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相較於西方式民主，一些議席長期被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所壟斷，形形色色的世襲議員層出不窮，大陸新修改的選舉法規定，新增縣、鄉人大代表名額須向基層群眾、社區工作者等傾斜，顯然更能體現民主的平等性與代表性。

小結

總之，全過程人民民主雖然還是新生事物，但不搞花拳繡腿，而是真抓實幹，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解決人民關切的實際問題，凸顯了相較於西式民主，有明顯的優勢。中共稱有「政治自信」，好看又好吃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便是其底氣所在。西方那些居高臨下、自命不凡的民主社會，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了？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野村投信9月24日將中國2021年生產毛額(GDP)年增長率，從8.2%下調至7.7%，主因包括大陸近期越來越多工廠因煤炭價格上漲，衝擊電力供應，被迫暫停營運；而大陸房地產龍頭企業恆大集團，也因旗下恆大財富發生擠兌，引發債務違約、信用危機和資金鏈斷裂危機。

之前筆者在分析大陸「共同富裕」政策時，曾提出中國正在尋找一條以社會主義解決市場經濟問題的方法，在推動共同富裕與因應中美貿易戰的同時，恆大事件與限電可能只是市場失靈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大陸要脫胎換骨的必經之路。

要讓全民「共同富裕」

鄧小平1986年在多次談話中提到「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因此開始將市場經濟定義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力推展市場經濟。歷經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確實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落後地區、其他人卻未因此而走向「共同富裕」。究其原因，一部分可能是中國政治文化問題，另一部分則可能是市場經濟問題。

導致大陸市場失靈的原因至少包括：（一）政府或非營利機構參與市場經濟、政府控制形成獨占或寡占；（二）交易成本和資訊不對稱，對商品過高或過低估計；（三）對物權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不同，造成市場資源稀少等結果，導致市場失靈。第一項是涉及大陸政治文化的問題，而後兩項則是市場經濟引發的問題。

恆大事件與限電問題

以恆大事件為例，大陸為發展地產業，讓地產商先以少數保證金向政府拍得土地，建樓不用自有資金，而靠預售金和建築公司的「帶資施工」，地產商再用土地及在建工程，獲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完成房屋銷售回款，歸還部分借貸，餘款再去拍土地儲地。恆大就是利用這樣的高槓桿操作，發展成地產王國。然而，當中國大陸因為中美貿易戰導致發展趨緩，政府也準備嚴控高槓桿操作，對房企拋出「融資新規」的「三條紅線」以管控債務時，就導致恆大現金流斷裂，引發一連串危機。

有關大規模限電，有一說是各省市為達到能耗雙控目標，實施激進的限電措施，以落實習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聯合國發表演講時，再度重申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諾。但一般學界與商界認為，煤炭與天然氣短缺才是根本問題，除了澳洲煤進口少，最近全球因為疫情造成多種能源生產與運輸受阻，導致燃煤、天然氣與石油價格攀升，大陸的綠電與火力發電兩派鬥爭傾軋，火力發電在能源價格上漲之下無利可圖，而綠電又無法穩定供電，因此火力發電派利用這次大規模限電進行反撲，也是市場失靈的現象。

西方國家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時期，遭遇第一次市場失靈，後靠著凱因斯提出「需求面經濟學」，以赤字財政政策推動有效需求，才順利度過。到了1970年代後期，由於石油危機帶來「停滯性通貨膨脹」，造成生產要素和商品供給面的不足，當時西方國家採用貨幣控制，緩步增加生產要素及商品供給，才終於度過危機。

必須同時解決雙重問題

而中國大陸這次面對的市場失靈，遠較西方國家兩次市場失靈複雜，主要是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推動經濟發展，讓一些人、一些企業，特別是在房地產、能源、電信等行業，作為火車頭帶動經濟，他們也確實帶動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但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發展不均衡，或如恆大那樣「大到不能倒」，或掌控了電力與交通電信的獨占權。而這一波經濟衝擊，一方面來自房地產需求不足的「需求面經濟」，另一方面又有來自中美貿易戰與疫情下，能源與原物料不足的「供給面經濟」問題，中國大陸同時面對上個世紀兩種不同的經濟衝擊。

依筆者觀察，中國大陸正在以社會主義及市場經濟兩種方法，分別解決這兩個棘手的問題。首先，在恆大方面，大陸採取的是社會主義方法，以海航模式，要求恆大自救不准破產，但可以重組。至於公司管理階層等，會被要求把這些年弄走的錢吐出來，同時也引進資金接手有價值的資產，這是以政治手段為主，政府盡可能控制，絕對不准出現企業爆雷，引發經濟危機。

對限電問題，則採市場經濟手段。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9日召開國家能源委會議，表示要科學有序推進實現「雙碳」目標，糾正有些地方「一刀切」的限電限產，或「運動式」減碳，確保北方群眾溫暖安全過冬，同時允許電力公司漲電價，由原本上、下浮動分別不得超過10%、15%，放寬為原則上、下均不超過20%，但高耗能行業電價不受20%的漲幅限制。

面對改革開放40年來從未有過的變局，中國大陸正在同時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手段，解決目前遭遇的錯綜複雜現象，或許沒有人能確知結果如何，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卻是一項必須成功，不許失敗的社會工程。

(作者係崑山科技大學兼任副教授)

10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代表戴琪在「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說，除批評中國長期未遵守全球貿易規範、損害美國利益及影響各國繁榮外，同時指出：拜登將暫停簽署川普時期規劃的《美中第二階段貿易協議》，未來對中貿易政策將涵蓋：與北京討論中國履行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承諾的進展、重啟「目標明確」加徵關稅豁免程序、關切中國的產業政策與非屬市場貿易行為、協調盟邦共同維護全球貿易等四大重點。

從戴琪的演說內容加以觀察，拜登在對中貿易政策上仍植基於川普所採取的「對抗」立場，是一個「輕量版本」的川普政策。不過，與此同時，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瑞士會談，達成年底之前舉行「拜習線上會談」共識。從雙方互動的脈絡來看，拜習會談是拜登的建議，此意味著，拜登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將會轉為較「務實」的層面，不再堅持「脫鉤」，而是嘗試從「重返掛鈎」中尋求最佳利益；同時期待透過「拜習線上會談」重新形塑未來美中經濟關係，進而找出一個較緩和的「新均衡點」。

美中正在尋求「新均衡點」

換句話說，拜登政府認為，美中若簽署第二階段貿易協議，中國難以進行「經濟結構改革」。亦即從中國的體制結構加以分析，北京根本不可能因受到來自華府的壓力，或是配合簽署美中第二階段貿易協議，而停止提供廠商補貼、放棄產業政策指導、開放國有企業轉型等「經濟結構改革」。如果按照川普時期的步調，持續針對這些議題要求中國，美中雙方談判不僅可能淪為毫無進展、再起衝突的糾葛，甚至極易陷入充滿欺騙與詭詐的窠臼。

除此之外，戴琪表示，美國可能批准排除對部分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關稅。若就美國長期依賴「世界工廠」中國供應消費產品來說，川普錯估情勢地認為，加徵關稅會使中國廠商增加成本負擔，進而迫使中國就範，達到減少對中貿易的逆差。但其最後結果，卻讓美國企業將進口增加的成本直接轉嫁給消費者，誠如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公開指出，針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已嚴重傷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顯然，戴琪遵循拜登的思維，選擇較務實的貿易政策。

美脫鉤中國政策並未成功

其實，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在7月17日的期刊裡，特別利用「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公布的全球貿易統計資料，針對各國從 2000至2020年期間，針對美中兩國的貿易數值何者較高，繪製其與全球貿易關係之板塊推移型態，同時，藉此比較雙方占比消長指出，在全球貿易版圖上，美國正在感受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如果以上述《經濟學人》的分析來看，過去三年來，以美國為核心所推動的脫鉤「中國供應鏈」的策略並未成功。

再者，許多學者專家分析，近年來中國在拓展對外貿易布局上，不斷透過各種政策改革，從之前過度依賴集中少數市場轉為分散市場，是具有前瞻性的對外貿易政策。尤其川普執政時期所掀起的中美貿易爭端迄今延燒未熄，加上去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干擾，造成部分產業陷入斷鏈危機，更讓中國領導高層決心持續落實分散市場貿易政策。

亦即面對美中貿易戰火延伸，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下，川普挾藉其全球居冠的消費市場規模優勢，採取加徵進口關稅的作法，不斷對中國施壓，是否加速全球產業脫鉤「中國供應鏈」，進而達成重組供應鏈，實在無法客觀加以解讀。尤其在迫使中國擴大市場開放的同時，卻讓其更加積極努力拓展全球其他市場，甚至導致各國更加無法割捨「中國供應鏈」。

通膨影響美對中貿易底氣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戴琪在演說中持續抨擊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以及強調並不排除再度啟動301調查等作法；但卻又無法忽略全球最大兩個經濟實體減少彼此之間的貿易，並非務實主義。尤其今年以來，美國通膨壓力不斷加重、CPI飆揚超過5%，更讓美國對中國貿易政策的底氣受到影響。很顯然地，拜登政府認為「脫鉤」中國經濟，已經不再是美國唯一的選項，繼續硬拗反將讓美國更加受害。

整體而言，誠如戴琪所指出的未來美中經濟發展動向，其核心問題將會是在，從「重返掛鈎(recoupling)」方向中達成什麼目標，以及從「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理念採取什麼模式。再者，10月6日「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文章更進一步指出，戴琪希望傳達的訊息是：「未來一年美中最可能呈現的結果，仍是維持現狀、凍結衝突」，此意味著，美國無意激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關係。

這些論述無疑說明，美中經濟正在從脫鉤中重返掛鈎，藉此從尋求滿足雙方利益中，找出較緩和的「新均衡點」。因此，從既有的經驗觀察，此一情勢勢必會衝擊未來國際經濟的格局，甚至影響全球的地緣政治，其發展絕不容與美中兩方經濟連結頗深的台灣小覷。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為中國大陸經濟健康發展提供重要支撐。如今，有越來越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脫穎而出。而大陸正全力扶植，培育更多的「隱形冠軍」或「配套專家」，台企應掌握此一良機。

近來，北京當局對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公司監管如火如荼，但另一方面，自「十二五」規畫以來，大陸有關部門就已發布相關政策力推中小企業向「專精特新」發展，「十四五」規畫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也再次提出。習近平曾指出，「我國中小企業有靈氣、有活力，善於迎難而上、自強不息，強調中小企業能辦大事」、「中小企業好，中國經濟才會好」。為呼應習近平的談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時，提出「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為中小企業下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並藉此解決被美國技術限制的難題。

專精特新有嚴格認定標準

截至2021年7月底統計，在大陸4,600多萬戶企業主體中，中小企業占比90%以上，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和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足見這些螞蟻雄兵的重要性。而所謂「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是指具備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優勢的中小企業，也可以說是「隱形冠軍」企業。

「專精特新」具體涵義包含以下四點：(1)「專」是指採用專項技術或工藝通過專業化生產製造的專用性強、專業特點明顯、市場專業性強的產品。(2)「精」是指採用先進適用技術或工藝，按照精益求精的理念，建立精細高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通過精細化管理，精心設計生產的精良產品。(3)「特」是指採用獨特的工藝、技術、配方或特殊原料研製生產的，具有地域特點或具有特殊功能的產品。(4)「新」是指依靠自主創新、轉化科技成果、聯合創新或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方式研製生產的，具有自主智慧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

發展「專精特新」重要舉措

大陸扶植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發展「專精特新」已是重要的產業方針，其重要舉措如下，(1)大力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優化體制機制，強化政策支持。加強科技創新體系頂層設計，形成有助於增強創新活力的競爭機制，實現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雙輪驅動」作用，形成制度創新促進科技創新、科技創新帶動制度創新的互動局面。(2)注重科技創新協作平台建設，不斷提高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有效銜接。(3)通過數字賦能推動傳統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成長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而且中央政府將加強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幫扶工作，充分利用政府公共數據消除中小企業「數字鴻溝」，帶動中小企業提質增效，推動傳統中小企業轉化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進而成長為「小巨人」企業。

據悉，大陸工業和資訊化部正在研究制定《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辦實事清單》、《服務中小企業高品質發展行動計畫(2021-2023)》，以及《「十四五」促進中小企業發展規劃》，通過長短結合的組合拳，圍繞企業發展中的痛點問題，集聚服務資源，充分發揮服務體系的作用，為中小企業多辦實事、辦好實事，讓中小企業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目標希望在「十四五」期間，力爭到2025年，培育百萬家創新型中小企業、10萬家省級「專精特新」企業、1萬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1,000家「單項冠軍」企業。

北京證交所提供企業資金

眾所周知，融資困難、融資成本高始終是大陸中小企業發展的難題，現有的深圳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科創板雖著眼於中小企業；但據統計，在「專精特新」名單的A股上市公司僅約300家，主要集中在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從行業分布來看，「專精特新」名單中的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行業是機械(94家)、基礎化工(48家)和醫藥生物(35家)，電子(29家)，這四個行業的公司市值占所有公司的67%。從市值分布來看，「專精特新」上市公司中有75%的公司市值小於100億元人民幣，其中僅3家公司已成長至500億元市值以上。

9月2日，習近平在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峰會透過視訊致詞：「我們將繼續支援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地」，並宣告將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9月3日，北京證券交易所有限責任公司註冊成立。根據習近平的說法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聲明，北京證交所將擴大現有的北京交易市場，且在定位方面，主要會是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尊重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規律和成長階段，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準性。北京證券交易所以現有的新三板精選層為基礎，將可以創造有利於更多中小企業的投融資環境。

再者，因中資企業赴美上市愈趨窒礙難行，看來大陸要為有創新精神的中小企業提供一條募資之路。對於培育更多的創新型企業、催生更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提升國家製造業水平大有裨益。成立北京證交所，就是為有創新精神的中小企業提供募資之路。

台企應申請小巨人企業

2020年12月8日，2020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中的閩台「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暨福建產業園區與台灣產業聯盟合作交流會在廈門召開，主要任務就是推動兩地園區與產業交流對接，增強兩地優勢產業互補互利。目前大陸不少銀行及金融機構分別推出對台資企業的金融服務舉措。中國進出口銀行福建省分行去年與海峽經濟研究院簽訂支持台灣「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閩台合作促進中心建設合作協議，建立了三方工作機制，共同做好台灣企業入閩對接服務。

台商擁有眾多符合「專精特新」特徵的企業，例如，南通斯密特森光電科技公司就名列大陸第2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中。而且已有一批有創新能力和市場潛力的台資中小企業在福建發展勢頭良好，成為擴大就業、改善民生、促進創新創業的重要力量，未來也有機會入選「專精特新」的企業名單。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月6日，被美國雷根總統生前視為肝膽相照的舒茲(George Pratt Shultz)國務卿以百歲高齡逝世。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公開讚揚他是美國外交界的傳奇人物，台海兩岸的外交部發言人也都先後發表悼唁。陸方讚揚舒茲在促進中美友好方面做出貢獻；我方則對他畢生致力促進自由民主、世界和平表達崇高敬意及感念。

舒茲之所以能贏得美國外交界的敬重，廣受國際社會尊重，是因為他在擔任七年國務卿任內(1982-1989)，對美國外交做出重大貢獻。為了延續美國的「聯中制蘇」政策，舒茲以高超的外交手段，與大陸完成談判，簽署了美中第三份聯合公報─「八一七聯合公報」，接著又輔佐雷根掌握蘇聯戈巴契夫推動政治重建、經濟開放的契機，促成雷根1987年12月8日與戈巴契夫在白宮簽署美蘇「中程飛彈條約」，開啟了東西冷戰和解之門。

孫運璿當面向舒茲建言

在出任國務卿之前，舒茲曾任美國貝泰(建築工程)集團的總裁(1975-1982)。由於台灣當時推動十大建設中的核能電廠等重大工程，借重貝泰顧問公司之處甚多，先後擔任經濟部長及行政院長的孫運璿與舒茲建立了良好的友誼。舒茲在1982年5月底美國參院任命聽證會前來台訪問，會晤他的老友孫院長。當時有段秘辛知者不多，但筆者記憶猶新。

孫院長接獲舒茲來訪訊息後，立即約見研究設計委員會（研社會）主委魏鏞及新聞局主管國際事務的筆者，指示我們與學者專家撰寫一份簡短的英文書面備忘錄，闡明我方對兩岸問題的基本立場及對美國的期望，備供舒茲就任國務卿後向雷根總統進言。

孫院長原本就準備要在6月10日「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發表演講，回應大陸1979年元旦發布的「告台灣同胞書」及1981年9月30日發布的「葉九條」。另方面，大陸高層向雷根政府要求限縮軍售，我方亟需提出合理的主張。

當時時間十分緊迫，幸好學者們盡快取得初步研商結果，包括以下三點：（一）中共要求美方勿軍售我方以免阻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我方希望美方瞭解統一問題不出在我方，而在於中共推行共產制度，台海兩岸人民生活方式不同，故應是「中國(大陸)問題」；（二）大陸希望統一在北京為中央政府的體制下，而我方認為只有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層面的差距縮小時，統一的時機才會成熟；（三）為達平等協商，台灣需向美方採購高性能軍機，以實力為後盾，才不至於把和談變成「迫降」。講稿標題為「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

孫院長認為，舒茲此時來訪，他正好可當面向他說明我方立場。我們準備的英文備忘錄大要有三：（一）盼望美方今後盡量少用「台灣問題」字眼，而多用中性的「兩岸爭端」(cross-strait disputes)，表示應由兩岸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二）盼望美方瞭解，我方並非不願與大陸和平解決統一問題，只是時間尚未成熟，有待大陸致力縮短兩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差距。紐約大學熊玠教授建議孫院長引用甘迺迪的名言「我們絕不恐懼談判，但絕不在恐懼中談判」，亦即必須以實力為後盾。（三）為了充實我方的實力，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亟盼美方售予我方精密戰機維持空優，保障台海和平。

孫院長對此英文備忘錄十分滿意，立即將備忘錄報請經國先生核備。經國先生看後將此備忘錄交待外交部轉致舒茲。根據外電報導，舒茲返美後，在當年7月美國參議院的任命聽證會上，確曾使用「兩岸爭端」應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這樣的用語，但形勢比人強，「八一七公報」中仍沿用「上海公報」及「建交公報」使用的「台灣問題」，好在之後兩岸「三通」大交流後，國內外逐漸改用「兩岸問題」、「兩岸歧見」之類的用語。

八一七公報＋六項保證

舒茲就任美國第60任國務卿後，面對大陸要求美國限縮軍售的壓力，他一方面必須遵循雷根結交新朋友、不背棄老朋友的競選承諾，另方面必須延續美國「聯中制蘇」的外交政策，不得不與中共談判、發表了「八一七公報」：基於大陸承諾致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美國願「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為減輕對我方的衝擊，舒茲同時建議雷根私下給予我方「六項保證」，即未同意設立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不會在台北與北京之間擔任斡旋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不會對台施壓，要求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

此一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軍售台灣掛勾的政策，維持了台海兩岸將近40年的和平與穩定，特別是在1982-1989年雷根執政期間，維繫了台美的良好互動關係，這不能不歸功於舒茲的努力及孫院長與舒茲的友誼。

兩岸政治歧見有待解決

孫院長「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演講提到，「在兩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差距縮小後，中國統一時機才會成熟」，美國法學教授丘宏達名之為「差距論」。這個「差距論」為我方爭取了將近40年的喘息機會。如今大陸在經濟、文化、社會三方面，尤其是經濟發展方面，大幅超前，成為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經濟體。目前兩岸只剩下政治歧見仍深，有待雙方政治領袖運用智慧謀求和解的途徑。

面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美國影響力日漸式微，台灣未來何去何從？兩岸關係是和是戰？值得吾人深思，並呼籲當局適時做出明智的抉擇，因為時間並不站在我方。

(作者係退休大使)

原住民不僅可能是台灣最早的住民，更是台灣的「國寶」，各行各業都有出人頭地的佼佼者。

首先，體能一級棒，在體壇出了不少傑出人才，如奧運十項銀牌楊傳廣及另一位好手吳阿民，此次東奧柔道銀牌楊勇緯、舉重金牌郭婞淳…等。歌喉美妙，出了不少聲樂家，如張惠妹、湯蘭花、高勝美。視力好，空軍飛行員許多出身原住民。在立法院表現亮麗的高金素梅、陳瑩委員。「MIT台灣誌」的登山健將，除麥覺明領隊是漢人外，其他都是原住民弟兄。換言之，如果沒有原住民的頭角崢嶸，台灣會暗淡失色不少。

另外，日據50年間對原住民進行殘酷的殖民統治，但原住民抗日事件頻傳。除發生泰雅族霧社事件外，還有布農族因被強迫下山，組織了300人游擊隊，持續18年武裝抗日，爆發「大分事件」。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強徵原住民兩萬餘人，成立高砂義勇隊，遠赴南洋作戰，死傷極為慘重，戰後生還者僅三分之一。

原住民雖然沒有發展出較完整的文字系統，但從荷蘭人到日本人，從羅馬拼音到日文，他們如海綿般吸納了更多元的世界優質文化。新港文書讓其熟練羅馬拼音，當時整本新約《聖經》都已翻譯成平埔族語，要不是失傳，原住民可能是最早會使用打字機和電腦連線的族群。

可惜原住民好不容易學會的羅馬拼音，因大航海時期的統治權更迭，荷蘭人走了，該文字雖延續至清代，但後來失傳了。日據時期強制日語教學，原住民好學又勤學，番學堂原住民的就學率超過八、九成，日文閱讀能力強、日語琅琅上口，原住民社會因此出了不少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可惜後來斷層了。

台灣光復後若未放棄日語文教學，保留日語作為第二外國語，原住民族就可以藉由閱讀日文報紙書刊，收聽收看日本的NHK，直接或間接獲取歐美即時的翻譯著作，那麼就可能如印度人、菲律賓人在戰後保留英語能力般，直接銜接歐美日尖端文化和科技知識，說不定原住民可以領導台灣走出迥異於當下情勢的嶄新政經道路。

可惜戰後保守的語言政策，讓原住民在日文/漢文，以至於後來的英語等外來語言之間徘徊流離，左支右絀，進而造成文化斷層、失根、弱勢。

回溯漢人墾殖的400年史中，原住民遭受的輾轉與壓迫，遭同（漢）化甚至滅族，筆者就為這塊土地上最初的主人翁感到忿忿不平與惋惜。不過，不少原住民朋友後來去了中國大陸，赫然發現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照顧竟無出其右者！

(作者曾任教台南神學院)

這場被視為「政權延續」與「政黨輪替」的大選，無疑將改變南韓的政治環境，以及左右文在寅總統在卸任後的政治命運。因此，民主黨與國民之力黨各自使出渾身解數，為贏得勝選而拼命。

李在明面臨重重問題

李在明擊敗前黨代表、前總理李洛淵實屬不易，然而，支持李洛淵的陣營提出異議聲明，甚至提出法律訴訟，加上李在明的「大庄洞開發弊案」正由南韓檢警積極調查中，因此，李在明是否會被起訴則要看文在寅。

文在寅指示「檢警要合力迅速、徹底偵辦」，讓人難以猜測他的真意。有人說「迅速」是告訴檢警趕快草草結案，讓文在寅早日實現「現任總統會晤未來總統」的慣例，進而讓李在明放心，文在寅會支持他。另有人認為，文在寅要求「徹查」，意味文在寅不接受李在明，因為，李在明不屬於「文派」，並且無法保證自己能否在卸任後的安全，因此，表裡不一，心中很可能希望李在明被起訴，依據黨章由李洛淵遞補，或另尋覓文在寅屬意的自家人馬。

目前，李在明確實面臨開發弊案有越滾越大的趨勢，幾乎每天占滿南韓媒體版面，無論是以涉案人數或金錢規模來說，南韓媒體皆稱這是歷史以來的最大貪污弊案，可見是一起會動搖政權的重大案件。尤其，本案與文在寅口口聲聲「最有把握」的房地產政策有直接關係，因此，對文在寅來說，不僅負擔不起，壓力也在擴大中。

民眾要求國會調查弊案

近日南韓多家民調公司的數據顯示，因受弊案影響，不僅文在寅的支持率下跌至40%以下，而且民眾大多也不相信檢警的調查，要求國會成立「大庄洞開發弊案真相調查委員會」，並組織「特偵組」來調查的聲浪此起彼落。反對黨「國民之力」代表李俊錫為促成「特偵組」，展開一人示威，全韓各地走透透，已獲得不少年輕學子加入。

當然，李在明個人百般撇清與弊案有直接關係，甚至說他一毛錢也沒拿。不幸，南韓主要三大媒體《朝鮮日報》、《東亞日報》及《中央日報》，幾乎每天都挖出新證據，證明李在明就是弊案的主體。弊案是事實，李在明周遭人中，目前涉案人雖僅一人被抓進牢房，但依據檢警調查進度，會陸續傳訊到案。看來不管是選前或是選後，李在明都無法安然逃過這一劫難。

尹錫悅將代表在野黨參選

國民之力黨內總統候選人尚未出爐，經過幾次淘汰賽後，會在四人中選一。目前四人在全韓各地巡迴舉行電視辯論，各自提出了當選總統後的國家政策，並透過2對2或1對1的激烈爭論，勝負幾乎已定。被文在寅強力逼退的前檢察總長尹錫悅目前領先，若無意外，應該會順利成為候選人，與民主黨候選人競逐第20任總統寶座。

在選民渴望政黨輪替下，加上文在寅與李在明的弊案一波又一波不斷發生，國民之力黨年輕黨員人數增加，讓該黨對勝選倍增信心。文在寅或許沒想到，五年任期的末年，就算掌握了行政、立法、司法及媒體，過去的戰友仍紛紛投入國民之力黨，每天在政治評論節目批評攻擊他。這對文在寅來說，的確苦不堪言。

文在寅未放棄南北韓會談

南韓國內政情有如此轉變趨勢，外交也難突破。美國與日本似乎已看出文在寅的下場與南韓政局的變化，因此，此時多採觀望態度，認為一向反美、反日的文在寅「無藥可救」，並期待親美、親日的新政府上台。

文在寅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大陸與北韓。若今年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無法回訪首爾，文在寅可能會利用明年中韓建交30周年，或2月北京舉辦冬奧之便，再次訪問大陸，借用北京的舞台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文金會」，為自己的兩韓政績留下一頁歷史定位，並可望為總統選情注入加分特效藥。

或許這個希望是文在寅一廂情願，但只要大陸與北韓雙方積極協助促成，南北韓走上談判桌並非難事。北韓已重啟兩韓間的通訊，足以示意南韓，只要美國取消經濟制裁與敵視，北韓無意在朝鮮半島製造危機，南韓應該明確告訴美國這一點。

從以上可以清楚推敲，朝鮮半島不安，對台海兩岸也無益，反之，兩岸若發生戰事，兩韓也可能會走上戰火，可謂彼此息息相關。文在寅與蔡英文都背負著歷史責任，應為兩韓與兩岸的和平相處盡力而為。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9月26日，德國大選結果揭曉，執政的聯盟黨及在野的社民黨分別獲得24.1%、25.8%的選票，讓社民黨取得了優先組閣的權利。梅克爾2018年就宣布不參選，因此，不論誰當選下一任總理，德國都將迎來「後梅克爾時代」。

梅克爾的政績傲人

梅克爾16年總理任內，經歷了美國和法國4位總統、英國5位首相、義大利9位總理、日本9位首相，遭遇了四次重大危機：金融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和新冠疫情，但16年中，德國經濟迎來了冷戰後最長的穩定增長期，她把德國從2005年的「歐洲病夫」，變成2021年歐洲經濟的支柱之一、國際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資料，德國在2005-2021年間的人均GDP增長率高達18.3%，位居七大工業國之首。

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後，梅克爾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畫，不僅救助了金融企業還保障就業、穩定實體經濟、加強金融監管。雖然德國當年的GDP下降了5.7%，但失業人口未大幅增加。德國成為西方率先走出危機的國家，由此奠定了梅克爾「危機管理者」的名聲。在隨後的2010至2020年間，德國企業獲得創紀錄的收益，失業率保持低位，甚至出現了勞動力短缺的現象；財政狀況健康，與歐元區許多國家危機四伏形成了鮮明對比。

梅克爾為德國帶來了自冷戰結束後一直渴望的穩定。她嚴謹、務實、低調、不善言辭，卻極具親和力的政治形象，為她在德國民間贏得「媽媽」(mutti)的稱號。除在德國聲譽卓著外，梅克爾在歐盟的影響力也舉足輕重。德國近年來成為穩定歐盟的「旗艦」，而梅克爾的「鐵娘子」風範，讓「歐洲一出事就看梅克爾」。梅克爾不是一位崇尚新事物的「革命者」，她不夸夸其談，但在危機到來和社會動盪時總能夠維持德國穩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了歐洲債務危機，歐元作為歐洲統一的象徵，也是全球最堅挺的貨幣之一，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梅克爾警告「歐元一旦垮掉，歐盟也將覆沒」，隨後積極出資推動設立永久性紓困機制，並要求受援國採取財政緊縮政策。2018年，法、德兩國提出的建設歐元區共同預算，在歐盟峰會上通過。2020年，歐盟在法、德的聯合倡議下正式推出《歐盟新工業戰略》、設立歐盟共同復甦基金。梅克爾16年來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包括歐洲央行承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歐元共同債券、救助基金，以及「下一代歐盟」復興計畫中的財政一體化，對歐洲一體化產生深遠影響。

法國《回聲報》稱，梅克爾不僅加強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讓歐盟形成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在延續北約盟友關係的同時，也與中、俄等國開展對話，使歐洲在歐亞地緣政治中重新崛起，因此稱梅克爾為 「歐洲保母」。

梅克爾具有中國情緣

梅克爾是為數不多、始終對中國保持理性認識和採取務實、包容態度的西方領導人。她繼承了柯爾(1982-1998)奠定、施羅德(1998-2005)發展的中德務實友好合作傳統，在16年任內12度訪華；疫情發生後她與習近平進行了線上溝通十多次。

梅克爾對華政策並非全是順途。2007年9月23日，梅克爾在總理府接見了達賴喇嘛；2008年8月8日梅克爾以「德國總理沒有出國參加奧運開幕式的傳統」為由，不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使中德關係一度降溫。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梅克爾赴北京訪問，並參加了第7屆亞歐峰會。梅克爾在峰會上指出，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正在崛起的亞洲國家對解決危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她尤其看重中國，希望中國幫忙德國走出困境。2010-2012年中國GDP成長分別為10.2%、9.8%和9.5%，對德國及其工業提供了重大支持。2010年中德提出「戰略夥伴關係」概念，2011年中德建立政府磋商機制。雙邊關係於2014年提升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

2012年，歐盟委員會曾對中國光伏(太陽能)產業發起反傾銷調查。中歐當時瀕臨貿易戰邊緣，而梅克爾因顧慮北京報復傷及德國汽車製造業，因此一直堅持通過對話協商，阻止對華徵收永久關稅。在中德的共同努力下，一年後中歐雙方就光伏貿易爭端達成承諾協議，這場中歐貿易史上金額最大的摩擦落幕。

梅克爾始終堅信，親切的外交和緊密的經濟聯繫是更好的政策，她主張擁抱而非謾罵，要求求同存異。因此使得中德關係成為中國與西方大國關係的典範。無可否認，德國的經濟成就與梅克爾把德中關係快速發展有緊密關係。2016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自2005年梅克爾上任以來，德國對中國出口增長了5倍，到2019年達1,000億歐元。近幾年中德貿易占中國與歐盟貿易的三分之一。

德國三大汽車製造商戴姆勒(賓士)、大眾和寶馬(BMW)在大陸都設有大廠，其營利超過總利潤的三分之一。其他如西門子和化學集團巴斯夫(BASF)也都在大陸市場投資經營。梅克爾每次訪問中國前都會向大公司負責人諮詢，並帶著該些公司的高級主管同行。

中德雙方都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致力於推動經貿務實合作並創造有利環境，這為雙邊經貿關係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據中國外交部網站顯示，德國是歐盟對華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截至2020年7月底，中國累計批准德國企業在華投資專案11,079個，德方實際投入357.3億美元；經中國商務部核准的中國在德國投資額為166.6億美元。

梅克爾藉德國擔任歐洲理事會輪值主席之便，促成2020年12月底中歐簽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這被認為是梅克爾為歐洲企業界爭取到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共贏佳作。可惜因為歐盟藉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官員和實體，迫使中國祭出反制措施，也導致歐洲議會暫時停止批准該《協定》。

新冠疫情使世界貿易受到嚴重衝擊，中國和歐盟在此期間共同努力，2020年初以來雙邊貿易總量逆勢增長，成為陰霾中的亮點。歐盟統計局日前發布資料顯示，2020年前7個月，歐盟27個成員國與中國進出口總額為3,287億歐元，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歐盟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歐貿易逆勢增長得益於良好的中歐雙邊關係和互補的經濟優勢。

截至2019年的近40年裡，中歐貿易規模增長了250倍。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中歐班列開行數量逆勢上升，截至7月已連續3個月每個月開行超過千列，為保障中歐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物流暢通、物資供應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中間，德國的杜伊斯堡和漢堡兩個停靠站功不可沒。

新聯合政府的可能走向

梅克爾退隱後，新任總理是否能夠把穩正確的方向，中德合作關係將面臨怎樣的變化，成為關注的焦點。

這次大選社民黨以微弱優勢領先梅克爾所屬的聯盟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贏得優先組閣權。但由於沒有政黨得票率接近30%，德國可能出現戰後首個三黨聯合政府。據估計不是聯盟黨、綠黨和自民黨三黨組合，就是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三黨組合。如是前者，總理人選可能是聯盟黨之一的基民盟黨魁拉謝特(Armin Laschet)；如是後者，總理人選可能是社民黨魁蕭茲(Olaf Schelz)。

拉謝特曾任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北威州）州長，汽車製造業是該州最重要的產業，加上該地有眾多的中國企業，因此拉謝特很自然地比較親中。蕭茲是漢堡市市長，漢堡是德國第二大城市，也是最重要的海港和最大外貿中心，被譽為「德國通往世界的大門」，其年吞吐量超過900萬標準箱，其中三分之一來自中國，2021年9月中遠海運還收購了漢堡港一個碼頭35%的股份。因此，蕭茲也相當親中。在競選時二人都以梅克爾的繼承者自居。

大選後，構成聯盟黨的基民盟和基社盟不歡而散，拉謝特也為敗選而辭去黨魁的職務，因此，聯合政府可能由社民黨（代表色紅）、自民黨（代表色黃）和綠黨（代表色綠）組建，人們戲稱為「交通燈」聯盟，而總理一職就可能由蕭茲擔任。社民黨在伊拉克戰爭、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等方面與美國存在分歧，執政後可能會要求在平等基礎上重啟跨大西洋的關係，同時著重氣候變遷、裁軍和衛生等新議題。自民黨的對華政策主要是：在捍衛全球的人權與自由上，德國應加強同美、中、法、西班牙、印度、巴西等國各方面的對話；德國應促進全球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自民黨對中國在處理新疆、台港問題上持批判的立場，但希望加強與中國對話並促進經濟關係，更期盼《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及早批准。

按照德國的政治傳統，聯合政府中的第二大黨出任外長一職，因此，綠黨黨魁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可能出任該職。她曾表示「你不談人權，我不談投資」，在與中談判中要求將新疆、香港和台灣列入議題。她曾質疑德國是否應堅守一中政策，甚至主張提高與台灣的關係。但她又認為，處理氣候變遷、全球供應鏈及抗疫問題，沒有中國的合作，不可能成事。

有雜音但不影響實質關係

德國多位重要人士在大選後表示，自1972年德中建交以來，德國始終期望通過經貿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並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夥伴。德國前總理施羅德說：「世界多極化方興未艾，我們需要中國，以應對重大國際挑戰—無論是氣候變化、維護和平，還是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我們必須與中國協力才能應對挑戰，而不是把中國作為挑戰。」3月4日，他曾在德國《商報》、《每日鏡報》發表〈道德化的對華政策注定失敗〉文章提出，歐盟必須反對華盛頓對北京的新冷戰，否則全球性問題無法解決；「即使中國是一個困難的政治夥伴，我們歐洲人也不應該讓自己捲入美國與中國發動的冷酷貿易戰。」他強調德國汽車製造商現在有40%的產量在中國市場銷售，並稱「任何認為制裁、單邊施壓，甚至軍事手段比對話和建立共識更有效的人，從最好的意義上講，都是天真行事，但很難負責任。」

可能就任德國新總理的蕭茲，基本上會延續歷任總理的親中路線，儘管自民黨和綠黨可能會就中國人權問題提出異議，但只要實事求是而不是造謠、抹黑，並非碰不得的禁忌。有些別有用心的人責怪梅克爾只關心經濟利益、不顧人權，事實上，梅克爾歷次訪華曾多次就人權和政治制度同中國領導人交換意見。

梅克爾精神將延續下去

9月10日晚，習近平在與梅克爾通話中強調，中德兩國在推動中歐如期完成投資協定談判，共同倡議多邊主義、維護自由貿易、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積極貢獻，而兩國能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在於雙方相互尊重、注重合作共贏，推動優勢互補；希望德方繼續推動歐盟堅持正確對華政策，客觀看待差異，理性處理分歧，推動中歐關係持續健康發展。梅克爾表示，她願同中方保持密切溝通，努力推動德中、歐中雙方妥善處理分歧；歐中投資協定對歐中雙方都是互利共贏的，希望能儘快批准生效，德方也希望同中方加強疫苗合作。

從柯爾、施羅德到梅克爾，再到可能就任總理的蕭茲，走的都是務實的親中路線，儘管新的聯合政府可能出現雜音，但中德關係不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梅克爾雖已離任，但憑著她在歐洲人和中國人心目中的威望，必將繼續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發揮協調作用。看來「後梅克爾時代」還會延續梅克爾精神。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