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台北健兒寫奧運最佳成績

8月1日，中華代表團在東奧進帳三面獎牌：羽球戴資穎摘銀，體操李智凱銀牌、高球潘政琮銅牌。4日黃筱雯在女子拳擊51公斤級奪銅；5日文姿云拿下女子空手道銅牌。8日東奧閉幕，中華台北健兒共拿下2金、4銀、6銅。

古莫請辭侯可接手 紐約州首見女州長

8月10日，紐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因深陷性騷擾醜聞，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宣布辭職。副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在14天內接手，成為紐約州233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長，其任期至2022年12月為止。

塔利班奪下阿富汗總統府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拿下首都喀布爾，阿富汗政府垮台，總統甘尼搭機逃亡。16日美國總統拜登召開記者會表示，他仍堅決支持撤軍計劃。19日，塔利班正式宣布重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保證將為公民和外交團體提供安全保障。

聯亞COVID-19疫苗未通過EUA

8月16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宣布，聯亞生技的COVID-19疫苗因中和抗體效價偏低，經專家審查認為未達緊急使用授權(EUA)的標準，無法取得EUA。17日，聯亞表示要向食藥署提出申訴。

國民黨主席選舉有四人登記參選

8月17日，國民黨主席參選登記截止，共有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現任主席江啟臣、彰化縣前縣長卓伯源、孫文學校校長張亞中等四人登記。19日，國民黨舉行候選人號次抽籤：江1號、卓2號、張3號、朱4號。

北京回應拜登挺台：台灣屬於中國

8月18日，拜登接受專訪時表示，若任何人侵略北約，美國會做出回應，對日本、南韓、台灣亦然。20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阿富汗是主權國家，台灣則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中原則是任何國家都絕不可逾越的紅線。

蔡英文接種高端疫苗 三人打完後猝死

8月23日上午7點半，蔡英文前往台大醫學院體育館，施打台灣第一劑國產高端疫苗，並在當晚表示健康情況良好。25日中央防疫局報告，全台兩天來共有約30萬人施打高端疫苗，各地發生多起接種後不良事件，其中有三人猝死。

美維持撤軍截止日  G7懷疑塔利班誠信

8月24日，七國集團（G7）領導人舉行視訊會議，希望塔利班保證其國民在8月31日之後仍能離開阿富汗；拜登表示美國將按計劃完成撤離工作；塔利班則強調所有外國人員撤離工作須在8月31日前完成，但「我們保證他們的安全」。

隨著國民黨主席選戰正式開打，兩岸路線成為四位參選人的重要話題。除均表態支持「九二共識」外，朱立倫強調兩岸之間不僅要「求同存異」，還要「求同尊異」，並擬邀請馬英九在兩岸政策上扮演關鍵角色，重新恢復兩岸交流平台；江啟臣主張重建「憲法九二」的互信，提出「五大主張」，其中包括邀請馬英九作為領袖級特使代表，全面推動兩岸交流。

兩岸政策本是國民黨最重要的歷史資產，候選人為爭取黨員支持，回歸國民黨傳統路線自不意外，但從朱、江均「尊馬」、強調「一中各表」、「一中是中華民國」等論述看來，國民黨核心分子，在大陸解決台灣問題展現出空前的決心、意志與能力之際，仍冀望北京承認「各表」，這與民進黨自稱「中華民國台灣」有多大差異？國民黨又有什麼與對岸交流的優勢？

不可否認，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開啟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但八年的「不統不獨不武」、「只經不政」，不僅未扭轉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也因未開啟政治對話，致使兩岸政治分歧始終未能逐步化解。一向講求記取歷史教訓，誓言不讓政治分歧「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大陸當局，在恢復國共「黨對黨」對話時，勢必會要求國民黨接受「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也會堅持「聚同化異」，而非「求同尊異」。 

2015年5月4日，朱立倫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到北京見習近平總書記時，習所提的「五點主張」第四點就是：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著眼大局，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對兩岸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難題，國共兩黨都要勇於面對，積極探索解決之道。雙方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關鍵是要「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由於這是習近平第一次在兩岸關係上引用「聚同化異」四字，當時引起廣泛討論。

六年前的朱立倫，在聽了這番話後，並未當下宣布參選2016總統，後來因「換柱」又不得不披掛上陣，結果大輸蔡英文300多萬票。這段歷史令任何人都難以忘懷。六年後，朱立倫再出馬參選黨魁，又提出「求同尊異」的老調，這似乎顯示他個人對兩岸的企圖心仍在原地踏步，那又怎麼能帶領國民黨及台灣人民向前邁進？

其實，在兩岸之間，既有一中之同，就必須化解政治分歧之異；反之，兩岸之異若長期不化解，兩岸之同也難以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正是台灣今天的寫照。民進黨當局為其個人及政黨利益、台獨人士為其「正名」美夢「倚美謀獨」，無辜的是老百姓只能任由他人決定自己的命運，這也就難怪近日來台灣人為了阿富汗變天，搞得人心惶惶、鎮日難安。

國民黨要想重返執政，就須以行動證明自己有決心、有能力，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開啟兩岸平等協商，逐步化解政治分歧，為台灣人民爭取合情合理的安排，使台海得以持久和平、台灣長治久安。

教師人權促進會創辦於1987年8月23日。創始人是李勤岸、盧思岳和我三人。當時我們都有工作權被剝奪之虞，也就是教職即將不保，其中我是遭私立立人高中校長威脅下學期不發給聘書，李勤岸講師是未獲中山大學外文系續聘，前明道中學老師盧思岳則是因前一年推動反杜邦運動而遭解聘。

我當時經常以筆名史為鑑在黨外政論雜誌寫稿，與政論界關係不錯，消息傳出，有不少人挺身為我打抱不平，在各自的雜誌刊登消息，以示聲援和關切。

緊接著《自立晚報》以社會版頭條披露這個涉及教師人權的新聞，隔天又在第二版以半版刊出專訪，並附照片和漫畫，我所提出的籌組教師工會構想，立刻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我曾加入夏潮聯誼會，該會不久之後在台北吉林國小大禮堂舉辦「教育人權座談會」，曾提出「也應有教育人權宣言」的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也出席了該會聲援我。林教授是我在師大進修時的老師，當天偌大的禮堂居然擠得水洩不通，我再度提出成立教師工會的主張，立刻引起巨大迴響。

在高雄宣布要組教權會

6月23日，我和盧思岳一起去高雄聲援李勤岸老師，在中山大學畢業典禮當天，我們和30幾名支持李勤岸的朋友、學生，到學校大門口高舉布條「還我教師人權」、「特權退出校園」，遭到校警攔阻，然而新聞不逕而走，高雄的《台灣時報》和《民眾日報》隔天都以頭版頭巨幅報導，台北的《自立晚報》也不遑多讓！

離開中山大學之後，我們三人應民進黨立委王義雄之邀，前往他的服務處召開記者會，三人正式宣布近期內將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以保障教師的人格尊嚴和基本權益。

至於為何不組教師工會而組教權會，實因當時《工會法》明文規定教育工作者不得組工會，經商量後，我們決定先組教權會，為爭取完整的勞動三權教師工會而奮鬥。自此，台灣第一個自主性的教師團體即將誕生，有別於被戲稱為「校長聯誼會」的「全國教育會」，從此兩會互別苗頭，教權會來勢洶洶，彼消此漲已成不可逆的趨勢！

我們在王義雄服務處記者會上宣布成立的，其實只是教權會的籌備處，因為當時還未召開會員大會，然而媒體不斷報導，立刻有人捐款贊助，也有人提出申訴案件，於是我就在台中自宅成立了教師人權促進會籌備處，及時伸出援手急難救助，居然業務興隆，忙不過來！

於是三人再度在台北相聚，一同去拜會林玉体教授，請他出來領導，因當時三人都不到40歲，且林教授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素有社會清望，又在師大教育系任教，由他領導自屬不二人選。

曾召開兩次籌備會議

接下來要召開兩次籌備會議，於是三人絞盡腦汁，羅列了30位孚眾望的大學教授、社會賢達，並想邀約幾位人權律師擔任法律顧問。而30名籌備委員的政治光譜，我們安排了10位獨派、10位統派、10位中間派，用心良苦啊。

第一次籌備會假林玉体教授的研究室召開，因為沒有經費，連晚餐都省了。邀約的對象絕大部分均出席，統派獨派共聚一堂，不分彼此，我戲稱像極了民初的「少年中國學會」，大家和樂融融、相敬如賓。然而第二次籌備會召開時，就有人刻意缺席，大概是不習慣與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一同開會吧。

兩次籌備會大家集思廣益，討論「教師人權宣言」應包含哪些內容，以及未來的工作計畫與目標。之後決定由林教授起草宣言，再由大家討論，最後由預計擔任秘書處工作的我，集眾人意見，協商定稿。

「教師人權宣言」除籌備委員簽署外，我們還邀請社會各界連署，有的人二話不說立即就簽，有的聽完電話立即表示答應。我們有一個默契，就是暫時不邀請政界名人聯署，以免政黨色彩太濃。猶記得台大數學系教授史國英（史英）一再猶豫，一再斟酌，最後不了了之！而後來出任教育部長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村，則在聽完電話讀稿後，立刻表示要連署。

教權會在台北正式成立

1987年8月23日（星期日），台灣第一個教師自主團體－社團法人教師人權促進會，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辦會員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其宗旨是「推動教育改革、保障教師權益，維護教師尊嚴，尊重學術自由」，也發布了「教師人權宣言」。林玉体被推選為會長。

教權會成立短短四年間，我們除發布《教師人權宣言》，也捍衛了教師人權，包括人格尊嚴和工作權、生存權，推動教育改革，維護學生人權，完成《工會法》修訂，開放教師組工會，爭取勞動三權，促成《教師法》立法，撤廢學校安維秘書，為私立學校教師請命，票決年度十大教育新聞等，可以說完成了40年未完成的教育改革任務。

之後隨著教師工會順利成立，教權會的歷史任務圓滿達成，功成身退，交出歷史巨棒！

(作者係教權會第一及第二屆秘書長)

今年的台灣電視劇《斯卡羅》以清代總兵劉明燈與學政吳大廷的奏摺為基礎，搭配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的故事，演繹出不同視角的台灣傳說，相當受到重視及歡迎。但以內容來看，仍不脫民進黨一貫的「去中國化」，以及美化美國行為的意識形態。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台灣由於戰略位置突出，多次受列強覬覦，荷蘭、西班牙、日本等國都曾實質侵占，一直懷抱擴張野心的美國自然也抱此念。

清代後期美支持日本侵中

1789年，美國注意到台灣，廣州領事Samuel Shaw呈報該島產米豐富。1830年，傳教士Elijah C. Bridgman發行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華叢報》），介紹台灣物產豐富，但民富而難治。1833年，教士Charles Gutzlaff在紐約出版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文中詳細介紹台、澎，稱中國在該地駐軍甚多。

美國人提出掠取台灣最早在1833年；伍德在《中華快報與廣州新聞》發表〈台灣〉一文，提出奪取並殖民台灣。1836年，兵艦「孔雀號」的醫官W. S. W. Ruschenberger主張占領台灣作為對華商務的海島基地。1848年，美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Thomas Buttler King建議開闢自美國達上海，再延長至廣州的輪船航線，擴大中美商務關係。

1854年，美國首任駐日公使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呈報國務卿馬西(William L. Marcy)，主張從清廷手中取得台灣，會帶給美國不可限量的價值，因為該島已成為美洲西岸對中貿易必經的門戶。他建議威逼中國割台，並誘使島民樂於接受美國統治。同年，率領東印度艦隊的培理(Matthew C. Perry)也對台灣產生興趣，力主美國單獨對台採取行動，建立殖民地作為發展東方商務的中心。但皮爾斯總統(Franklin Pierce)不接納。1856-57年，駐華專使派克(Peter Parker)再次建議占領台灣，也未獲新任總統布卡南(James Buchanan)同意。

當時美國還不夠強大，國力難與老牌列強相抗；想爭食中國這塊大餅，自身又屬後來者，除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保障基本權利外，乾脆支持地理位置相近的日本牽制列強壟斷在華利益。

1861年起，Charles W. Le Gendre(李讓禮)任廈門領事，他幾度深入原住民領地，與當地酋長相熟，洞悉清政府官員對台灣東部山區各項事務不願介入太深。1872年，他改中文姓名為李仙得，轉任日本政府的外務顧問，隔年便隨該國特使到天津。自此，美國駐日與駐華使節配合，雖宣告「中立」，卻為日本謀劃，成功地租賃美國輪船載運日本軍隊及糧食，主導侵台，發動「牡丹社事件」，清廷措手不及，致使失去琉球群島。

二戰期間美即想接管台灣

1937年，美國派遣George Kerr(自取中文名字葛超智)先抵日本，再轉入台灣，以英語教師之名在高校任職，期間大量收集情報。葛出身英國望族，但與之來往密切的黃紀男明言其為中情局間諜，台灣學者陳翠蓮也以他提供接管台灣計畫備忘錄給情報局斐提格上校，作為曾服務於情治單位的證據。他在夏威夷大學的同事鄭良偉更明言，葛超智自述學生時期已是情報員：

George Kerr曾對我說，他的公寓所看到(夏威夷)的珍珠港，時常會讓他聯想起他一生的公職及研究生活。他會想起研究生時代，滿腹的公義心及愛國心，讓他無視任何危險，前往敵國國境的台灣，一方面敎英文，一方面進行秘密的田野工作，收集情報。…他秘密的身分是美國海軍的情報員。每有假期他就與學生到台灣各地遊覽，調查台灣的自然地勢、民間機構、人口民情、工農業情形、軍事設備及動態等。

日本發動珍珠港突襲後，美國宣布參戰。1943年，美國國防部成立遠東戰略小組，利用在台搜集的資料，制定「X島」專案，決定攻占台灣。1944年開始，該國情報機構在哥倫比亞大學迅速完成台灣島戰略測量圖，且翻譯整理《台灣財富摘要》，及一系列的《台灣民事業務手冊》等相關資料。

當時為了占領台灣後能順利統治，預定屯駐的海軍及隨同登陸的行政軍官、翻譯等共約2千多人，計畫陸續到設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台灣調查班」(Formosan Unit)做完整訓練。甚至打算在登陸前與蔣介石談判，由美國單獨軍政管理台灣。

但隨後先有《開羅宣言》，美國海軍的計畫又與陸軍上將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衝突，最後羅斯福總統裁決採用陸軍主張，攻占琉球。原本準備接管台灣的訓練計畫只能取消，讓已投入大量時間、人力與物資的海軍相當不滿。

戰後，美國軍事占領日本，實質控制南韓與菲律賓，若再拿下台灣，便可掌握完整的第一島鏈，限制主要對手蘇聯無法擴張勢力至太平洋，因此部分鷹派將取得台灣視為重要目標。

光復初期美鷹派動作頻繁

一、戰略情報處與葛超智

依照《開羅宣言》的承諾，美軍協運國府人員及部隊接收台灣，並派聯絡組同行，協助遣返日僑。其實戰略情報處的「金絲雀(Canary)任務小組」已搶先抵達，他們要求總督安藤利吉為美國收集特定檔案。安藤答應，讓日本官吏打扮成平民，完成整個行動。

1945年10月1日，金絲雀小組在報告中將中國的接收視為「入侵」，打算利用台灣情報作「終戰後」運用。他們擔心戴笠的人馬搶奪情報，決定儘快離開。被國府任命為行政長官的陳儀，發現美、日情報人員合作的狀況後，下令解散日本在台的情報組織。但在戰略情報處主任克拉克(Leonnard Clark)的主導下，這些情報人員轉入地下，繼續為該單位服務。安藤總督對此「完全配合」。

此外，他們針對台籍菁英進行調查，詢問關於台灣將來、對國民政府及中共的印象等問題。曾接受戰略情報處訪問的至少包括林獻堂、許丙、林茂生、廖文毅、陳炘等十餘人，他們多表示台灣人樂於回歸中國，但希望台人治台，而非由大陸殖民統治；也不希望由美、英等國統治，因為不同文不同種，風俗習慣差異太大；而限於地理條件，不宜成為獨立國家，否則在國際上難有發言權。蘇新、楊克煌等台共的回憶錄中也提到被訪問，並稱體認到美國對台的野心。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有篇訪談報告，由葛超智詢問曾任貴族院議員的許丙：台灣是否可能獨立？或者能否接受如菲律賓一樣由美國託管保護的地位？許表示︰「以台灣如此侷限的經濟而言，獨立是不可能的事」、「雖則﹙被美國保護後﹚島民的生活水準與一般經濟條件也許會提高，但（因）民眾與華南建立血緣關係的願望更強，不容許這種保護關係持續。」

但美國鷹派的意願未改，戰略情報處台灣站站長摩根(William Morgan)認為，台灣的重要性等於整個非洲，可成為美國重要軍事基地，向國務院提出擺脫開羅宣言的建議。但國務院未接受其要求，他說︰「國務院禮貌回覆我們的懇求，要我們只做好份內的情報工作，將外交政策留給他們。」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勢力已急遽擴張，不願被批評為發展帝國主義，因此在多份公文中明示台灣已歸還中國。

葛超智1945年10月24日與陳儀同機抵台，旋即奉命擔任駐台北副領事。他對台灣的歸屬及主權十分在意，同年11月，葛超智的報告針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提出四點批評，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長官公署已經去除「臨時」二字，「自認擁有此島嶼的主權」。這與戰略情報處駐台人員的立場一致，他們不斷向美國政府提供類似的訊息，包括「日本人對傳言台灣將成為美國託管的領土非常高興」、「台灣人反對陳儀政府，並想完全排除它」等，希望國務院重新考慮台灣主權的歸屬。

二、台灣青年同盟與台灣再解放聯盟

黃紀男在日據時期擔任總督府文職人員，二戰期間曾被派到菲律賓參戰，1946年認識葛超智。後因台獨案被逮捕，供稱在葛等人的支持下成立「台灣青年同盟」：

民國36(1947)年1月，我認識台灣美國新聞部長卡托（Robert Catto）、美國副領事卡爾（即葛超智），並得其等支持，與莊要傳、鄭瓜瓞等組織台灣青年同盟，開始從事地方自治之政治活動。

莊要傳等人1949年撰〈台灣獨立運動與美國〉一文送交美國國務院，即被以最機密等級收錄，內文也表示該組織由葛超智及卡托扶植。

該盟主要成員黃紀男、莊要傳等都是台籍菁英：日本治台期間黃任職總督府，莊是僅有的三位通過外交高等文官筆試的台人之一。他們在日本威權統治下仍能取得相當成就，自然引以為傲，瞧不起空降的國府官員。黃本人擔任「台灣青年同盟」主席，初期僅是周末相聚暢談時政，表達對陳儀政府的不滿，後來在葛超智示意下開始推動台灣託管運動，二二八事件後，該組織併入同樣與美國鷹派關係密切的「台灣再解放聯盟」。

莊表示，早期他們活動目的並不是台灣獨立，而是由聯合國託管。因為甫成立的「託管委員會」相關制度讓某些人充滿期待。據傳美國企圖藉此方式，託管太平洋上所有主權不明確的島嶼及國家，而不僅止於台灣，以形成對蘇聯的完整防線。

1947年1月馬歇爾承認調處國共和談失敗，使美國對華政策面臨轉變；葛超智、卡托等人趁機開始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鼓勵台人趕走「中國人」。並承諾倘能發動相關運動，美國會給予「強大援助」。但同年1月15日，韓國臨時立法院決議反對被託管，民眾並上街抗議。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由美國託管日本舊屬島嶼。這種藉由託管名義擴張勢力範圍的方式，立即受到蘇聯、英國等國家反對，韓國也不接受。這些輿論影響到台灣，「託管論」便不再受到支持。

1947年2月底發生二二八事件，該事件的發生對葛超智來說是絕好機會，他在提交大使館的報告中製造「達姆彈事件」，並改寫黃紀男的請願書，偽稱有大量台灣仕紳向國務院求救，創造讓美國介入台灣主權問題的機會；美新處全力配合其行動，竭力誇大該事件的規模，在軍隊尚未奉命出發的3月2日便謊稱有數千人罹難。但葛超智謀劃並未成功，反因自作主張被調離台灣，更遭剝奪公務員資格，輾轉到夏威夷大學任教終老。葛超智被遣返後，卡托繼續負責台灣工作，直到因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被立法院長孫科點名批判後，而被美國政府撤換。

卡托被調離後，「台灣再解放聯盟」的策略改為訴求獨立。由檔案內容來看，該組織與美國政府並無隸屬關係，但多位鷹派人士努力為其搭橋鋪路，以駐香港副領事謝偉思最熱心，而東京盟總亦處處給予方便。隨著國共內戰勝負逐漸明朗，美國調整對台政策，一度考慮扶持「台灣再解放聯盟」為傀儡政權取代國民黨，但考察後發現該組織毫無實力，隨即放棄。到韓戰爆發後才下決心經援國府。

美國只顧自己的國家利益

《斯卡羅》劇中無視美國利益，而以浪漫的筆觸美化其行為，殊不知美國能成為世界霸主，一直以來靠的就是在各地扶植反對勢力，並靈活操弄民族及宗教問題，製造對手內部分化。時至今日，台灣當局已幾乎淪為美國的傀儡，在各方面成為反中的馬前卒，不僅主動惡意挑釁對岸，更捏造不實信息離間兩岸同胞的情感。美國拋棄阿富汗政府的作為就在眼前，即使台灣再怎麼卑躬屈膝，將來真成為火藥桶，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就不可能獲得任何支持。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台籍教師)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回首過往滄桑，中華民族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引領下，用血和淚寫下交織著苦難與輝煌的歷史篇章，其中包括台灣同胞對日本殖民者進行不懈抗爭的英勇史跡。台灣早於1945年光復，但未經幾年又因國共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與大陸分隔至今逾70年。回顧台灣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應可激發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

辛亥革命與台灣光復

一、孫中山三次到台灣

孫中山第一次來台是他遭清廷通緝，在倫敦被捕脫險後，於1900年9月28日抵達基隆。在台42天期間，孫中山組織革命隊伍，策劃在惠州武裝起義，並在台設立臨時指揮中心。

第二次是在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化名「汪國權」經日本秘密來台，住在台北梅屋敷（今台北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他這次在台停留只有十多天，而且日本警衛森嚴，但仍見到一些革命黨人，從廖進平手中得到其父廖乾三向台灣士紳募集的6萬元經費，也留下「博愛」、「同仁」等墨寶。

第三次是在1918年6月上旬從汕頭抵達基隆，但日本殖民當局拒其入境，只好轉赴日本。

二、台灣抗日深受孫中山影響

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已將台灣作為重要活動基地，並廣收台籍人士參加革命組織。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向中外記者宣布「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上」。在開國大典後，他接見參加過黃花崗起義的台人羅福星時表示「台灣一定要收復」。

武昌起義成功後，台灣掀起新一波的武裝抗日起義，其中包括1912年劉乾領導的「林圯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羅福星更以「驅逐日人、光復台灣」作為起義號召。1922年1月，「北京台灣青年會」創立，提出「台灣者中國人之台灣」口號。

三、孫中山精神長存台人心中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傳來，《台灣民報》發表〈哭望天涯悼偉人〉。3月24日，台灣各界在港町文化講座舉行追悼大會。

1927年3月，蔣渭水主持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會，呼籲與會者莫忘中山先生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年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在《告中國同胞書》也疾呼，「台灣乃中國之台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

1929年6月，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台灣民眾黨指派謝春木、王忠麟赴南京參加大典，有黨員在台灣暗中聚集哀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宣讀受降書後，前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受降書上簽字，完成接收程序，台澎完全歸還中國。

2011兩岸同慶辛亥百年破局

70年來，每年10月10日兩岸都舉辦紀念活動。大陸強調辛亥革命是中國人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里程碑；共產黨人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合作者、繼承者；孫中山致力於振興中華、追求國家統一的精神，激勵兩岸同胞為之奮鬥。在台灣，歷任總統的雙十演講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氣氛。從蔣介石發誓要反攻大陸、重返南京，到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陳水扁的「一邊一國」、馬英九的「民主台灣」，再到蔡英文的「更好的台灣」，中華民國一步步與中國脫節。

一、2011倡議同慶辛亥百年

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不久，實現了三通直航，兩岸關係邁入和平發展新局。2009年兩岸均有人倡議，兩岸當局或國共兩黨應在2011年同慶辛亥百年。

2009年10月，「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率團去北京訪問，在民革中央的辦公室提案，建議兩岸共同舉辦辛亥百年的紀念活動，以體現兩岸和解、中華民族團結向前看的精神，民革中央高層當場允諾將努力促成該案。

2010年3月，大陸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有十多位政協委員提出「國共兩黨聯合舉辦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活動案」。國台辦也表示兩岸同慶辛亥百年有利於團結兩岸同胞共同致力振興中華。

同年7月10日，「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在廣州舉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開幕式上均表示，「中山先生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口號，至今激勵著我們為民族團結富強而奮鬥」云云，但閉幕時的兩黨決議並未包括合辦紀念辛亥百年活動。

同年11月，代表台灣出席APEC會議的連戰返台後透露，在「胡連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跟他表示，大陸會隆重舉辦紀念辛亥百年活動；連戰認為大家應該共同緬懷辛亥百年，但不可能一起舉辦。該話明顯透露，馬英九當局堅持「明年兩岸將各辦各的，不會合作」。

二、2011兩岸各辦各的

2011年10月9日，胡錦濤在「辛亥百年紀念會」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增強休戚與共的民族認同，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10月10日，馬英九在台北發表「百年奮鬥、民主台灣」談話：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希望雙方在正視現實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互助合作，建立制度化的和平關係。

馬英九在2012年連任後說「今後要追求歷史定位」，但他八年任內始終未恢復「國統會」、未恢復光復節為國定假日、未糾正中學歷史課綱中的錯誤史觀，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在他卸任時不升反降。2016年國民黨失去政權，也錯失了歷史賦予它結束兩岸政治對立的時機。

2021看兩岸關係前景

一、大陸統一的條件更強

一晃眼，十年過去了。在過去十年間，大陸的綜合國力、國際影響力更加強大，實現統一的決心及能力更為堅實。2016年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2019年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說「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今年7月1日又在中共建黨百年大會上強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儘管2018年起，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先後打起關稅戰、科技戰、圍堵戰，更大打「台灣牌」，但中國不僅從未畏縮，還反嗆「中國不吃美國這一套」。9月10日，拜登總統在阿富汗變天後、9.11事件屆滿20周年前夕，主動打了電話給習近平。這雖不表示中美之間從此將合作無間，但至少顯示美國開始學習「平視」中國，也不希望兩國從競爭走向衝突。

二、民進黨執政陷台灣於險境

在台灣，民進黨2016年完全執政五年多以來，始終不承認「九二共識」，全面「去中國化」，並甘為美國抗中的棋子、急先鋒，這不僅重創兩岸關係，也讓台灣成為「全球最危險的地方」。不過，因美國始終宣稱堅守「一中政策」，蔡英文不敢「法理台獨」，也自稱「中華民國台灣」，但其言行無一不在偷渡實質台獨，例如演講時把大陸說成「鄰國」，又派國安外交人員密訪美國，要求美國將駐美代表處改名為「台灣代表處」，踐踏中國大陸的紅線。

去年11月陸委會得知大陸今年要擴大辦理辛亥110周年紀念活動時，就嚴詞警告民眾、團體不要參加大陸的「統戰活動」。今年9月初公布的2021雙十設計，不僅不見國號、國旗，而且大辣辣寫著Taiwan National Day，坐實了民進黨的真實立場就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三、中國國民黨應「聚同化異」

中國國民黨向來自稱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也曾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再度淪為在野黨後卻不認真檢討兩次敗選原因，反而怪罪「九二共識」。今年9月，國民黨主席競選活動開打後，四位參選人為了爭取黨員選票，天天把「九二共識」掛在嘴上，卻仍強調「各表」，甚至怪罪北京「漠視中華民國的定位」。這種說法無助於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也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何況，李登輝早在2003年就公然稱「中華民國已不存在」，並發動「台灣正名大遊行」，蔡英文如今稱「中華民國台灣70年」，也掏空了中華民國與生俱來的中國性質，國民黨豈能說是「中共要消滅中華民國」？

9月25日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在這次選戰中，再度提出「求同存異」、「求同尊異」，自以為對大陸釋出了善意，卻忘了2015年5月4日他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與習近平見面時，習就提出：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著眼大局，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對兩岸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難題，國共兩黨都要勇於面對，積極探索解決之道。

事隔6年多，朱立倫有機會再領導國民黨，就應該引領台灣民意，努力「聚同化異」，以開啟政治對話，逐步化解政治分歧，最終結束政治對立，作為國民黨的兩岸主張，這樣才不愧為中國國民黨，也才有可能重返執政。

兩岸統一才能振興中華

平實而論，中國大陸過去70年已實踐了辛亥革命及中山先生的理想：(1)振興中華：反對外國干涉內政，維護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尊嚴；(2)為人民謀福祉：實施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致力於平等分配、共同富裕；(3)國強不霸：謹守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精神，並提出各國合作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

最後，國家統一是中山先生平生最大的願望。百年前他就明確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兩岸尚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也讓台灣人民在百年後再次面臨抉擇，是要繼承愛國主義傳統，把促進國家完全統一、共謀民族復興作為自己無上光榮的事業，還是要作分裂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國家統一不只是大義所在，也勢在必行、不可迴避，至於用何種方式統一，則決之於台灣人民的選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對兩岸中國人來說，2021年雙十具有紀念及反省的意義。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結束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得以逐步落實孫中山三民主義裡的各種主張，彰顯進步與發展的時代價值，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的意義與實踐

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既要求國家獨立、政治民主、又期盼人民生活富裕。

一、民族主義：反抗壓迫、走向團結。辛亥革命是一場民族革命，推翻了一個由少數民族壓迫多數民族的政權，也推翻了皇權統治，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同時也鼓勵了很多亞洲殖民地紛紛走上反帝、反殖民的道路，當時的中國成為支援亞洲人民思想革命的先驅。

二、民權主義：走上自由民主共和的政治發展。辛亥革命是一場民主革命，它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專制，開啟了中國民主共和的新時代，同時掀開中國近代史的序幕，開創新的民權時代。

國民政府一向以承襲孫中山思想，完成孫中山的建國理念，成為民主的國家為傲。大陸走了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體制，但也強調繼承了孫中山的人民民主，並將其發揚光大。

三、民生主義：奮發進取、開創經濟奇蹟。國民政府遷台後，實踐了孫中山的奮發進取精神，台灣民眾胼手胝足，一步一腳印，完成十大建設，也創造了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實施了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2010年即超日趕美，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辛亥革命對當代的啟示

辛亥革命不只對中國現代化具劃時代的意義，更對當代的我們有以下幾點啟示。

一、民本精神。辛亥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失去群眾支持的革命難以成功，所以革命必須來自人民的主動性。革命也離不開宣傳及心戰，辛亥革命是一場和平的、溫和的革命，沒有付出沉重的社會成本。

二、自由、民主、均富。辛亥革命旨在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而辛亥革命110年也正好是中共建黨百年、是十四五開局年，大陸不僅落實了實業計畫的諸多措施，也開啟了「一帶一路」。在台灣，紀念辛亥革命往往與國慶活動合起來辦，也較重視民權主義與民主政治。兩邊所實行的制度雖然不同，但都實踐了民主的理想。

三、中華文化復興。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對於中國思想和中華文化復興具有極大的貢獻。期許台灣也能夠繼續發揮中華文化的價值，展現中華文明豐富的底蘊與歷史經驗。

兩岸對辛亥革命的詮釋有所不同，大陸側重在爭取民族獨立，振興中華和追求國家統一；台灣則側重於建立民國，走向自由民主；但兩者的目標並不衝突。辛亥110周年適逢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結構重新調整，兩岸均應發揚辛亥革命的精神，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努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辛亥革命的爆發、「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台灣同胞特別關注辛亥革命，欣聞祖國大陸發生辛亥革命，他們心中歡呼大陸革命成功。一時間，「唐山(指祖國大陸)發生了革命，『漩桶』(宣統諧音)退了位，孫中山當了大總統。」這稱頌大陸革命的三句話成了台灣同胞的見面語。當時，歌頌革命的《新三字經》、《孫逸仙演義》、《辛亥革命演義》以及宣傳革命拉洋片、木偶戲等，很快輸入台灣。

對台灣同胞而言，中華民國的建立有著極其特別的意義。簽訂屈辱賣國的《馬關條約》、腐敗的清政府倒台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必定會、也必定能與日本交涉，把台灣要回來，讓台灣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讓台灣人重新成為中國人。應該說，台灣同胞有多少對日本殖民者的恨、對清政府的怨，就有多少對中華民國的期盼。他們期盼著：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會把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哪怕是與日本一戰，也會把台灣「帶回家」。

他們沒有等待，積極開始展示擺脫日本統治、回歸中國的意願和決心。他們當中，有人如連雅堂、林資鏗、林子瑾放棄了日本籍，重回中國籍，積極參加祖國的經濟、文化建設。

更有人在島內直接發動反抗、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不惜為此獻出生命。1895年，自日本殖民者登上台灣島開始，台灣同胞即展開激烈的武裝反抗，使得日本殖民者付出了遠遠超過其在甲午戰爭中傷亡人數的代價，才在台灣站住腳跟。在日軍殘酷的鎮壓下，至1903年，台灣的武裝反日運動逐漸沉寂下來。然而，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時隔數年，台灣的武裝反日起義再次興起，彼伏此起。從1912年到1915年較大規模的即有10次左右。其中，1912年劉幹領導的「林圯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皆震動全島，給日本殖民統治很大的打擊。

作為台灣「與辛亥革命關係最直接的一人」羅福星，在領導1913年「苗栗起義」中，以「驅逐日人」、「光復台灣」為號召；親自撰寫《大革命宣言書》，指出光復台灣活動是為「雪國家之恥」、「報同胞之仇」；在法庭上宣示自己的目的是「使本島復歸中國所有」。

這些起義，都是中山先生的思想引領乃至組織指導的結果。比起當時中國的一般政治人物，中山先生特別關注「恢復台灣」。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直接提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中山先生本人後來也一再重申「恢復台灣」。1912年，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他向中外鄭重宣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他曾先後於1900年9月、1913年8月、1918年6月三次赴台，前兩次對台灣同胞的影響很大，在精神上給了台灣同胞極大的鼓勵。

然而，台灣同胞在反抗日本的武裝起義鬥爭中，更希望能得到祖國大陸包括武器彈藥在內的物資支援。羅福星在籌備苗栗起義時，曾派吳頌賢和金星橋分赴廣州和福州，與廣東都督胡漢民、福建都督孫道仁聯絡謀求支持，閩、粵兩省表示「已有準備，願做台灣起義的堅強後盾」，然而，不久發生宋教仁被殺案，國內「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和革命派許多重要人物被迫流亡海外，國內革命形勢出現危機，羅福星等人所期待的大陸支援化為泡影，他們只能依靠島內力量發動起義。他們做好了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思想準備。

在沒有祖國大陸的支援下，這些起義都失敗了，起義者遭到大屠殺：劉幹起義失敗後，12人被捕下獄，其中被判死刑8人，無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3人；苗栗起義失敗，被捕者近千人，其中261人被起訴，羅福星等6人被判處死刑；噍吧哖起義失敗後，1957人被捕，余清芳、羅俊等866人被殺，他們兌現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此後，祖國大陸陷入連年軍閥混戰、內憂外患的困境，根本無力顧及台灣。因此，當台灣同胞得知中山先生病逝的消息，眼淚頓作傾盆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極度悲痛之中北向疾書輓聯：「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就讀北京大學的台灣籍學生以北大同學會的名義恭送輓聯：「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這些輓聯固然表達了對中山先生的崇敬、不捨和哀悼，但又何嘗沒有透露出對祖國大陸沒有強大起來、無力解救台灣同胞的失望和哀怨？

確實，台灣問題的產生和演變，同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命運休戚相關。然而，在辛亥革命後，台灣問題遲遲沒有解決，長期掌握執政權的國民黨是有責任的。時移世易，時至今日，已經退居台灣70餘年的國民黨偏安一隅，竟然在「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等事關中華民族大義的立場上猶豫、搖擺，讓人失望，也讓人直接質疑：國民黨難道忘記了當年催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初心和使命了嗎？面對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促成兩岸統一的歷史責任，國民黨要再一次不惜愧對歷史和中華民族而逃避嗎？

當然，面對台灣島內分裂勢力的叫囂，面對「台獨」勢力「挾洋拒統」、「倚美謀獨」的蠢動，中華兒女老神在在：「台獨」是死路、是絕路！外國勢力，不管是美國還是日本，不管是明的還是暗的，他們若是還想把台灣當成自己的殖民地，把台灣當成自己的禁臠，他們都不可能得逞，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不是腐敗的清政府，也不是軟弱無能、有心無力的國民黨，而是「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獨圖謀」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作者係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

我們所在的宇宙起始於一個大霹靂(Big Bang)。根據天文物理學家的分析，大霹靂的發生距今約137億年，自大霹靂之後宇宙便開始不斷地膨脹，所以我們是生存在一個持續膨脹的宇宙中（圖一）。或許有人會問，大霹靂之前是什麼？這個問題嚴格說來是不存在的。「宇宙起始於大霹靂」這話中的「宇宙」代表的是時間與空間，如今我們所熟悉的時間，在大霹靂之前其實並不存在。

宇宙生成之後不斷地在膨脹，在此過程中，四散的物質逐漸相互吸引形成星雲，而星球也在這些星雲中慢慢地形成。地球大約是在45億年前形成，而生命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大約在38-40億年之間。因此討論「生命是什麼？」，是指38-40億年前迄今地球上所有存在過的生命形式。

繁複的生命世界從單細胞的草履蟲到多細胞的人類，呈現出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生命形式（圖二）。然而在這繽紛多樣的生命世界背後，不同的生命形式是否擁有某些共同的特性？過去這方面的討論多半來自生物學家，當物理學家開始思考生命是什麼的時候，會不會有全然不同的看法？

薛丁格(E. Schrödinger)算是第一個對生命是什麼進行比較全面深刻思考的物理學家。薛丁格是奧地利人，1887年生於維也納，1925年擔任柏林大學教授。1926年他發現了「薛丁格波動方程式」(Schrödinger equation)，這是量子力學最重要的一個突破，和海森堡的「距陣方程式」奠定了近代量子力學的基礎。1933年他與狄拉克(P. Dirac)、包立(W. Pauli)一起得到諾貝爾物理獎。1939年薛丁格接受愛爾蘭總理之邀，到都柏林籌劃建立理論物理研究所。1943年薛丁格發表了一系列演講，主題是What is Life?，副標題是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生命的存在究竟對薛丁格產成什麼樣的困惑？而他又是怎麼回應自己的困惑？

生命系統如何抗拒亂度？

薛丁格提出的第一個疑惑就是：「為什麼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可以擁有穩定的高度秩序的結構？」他真正的問題是：「高度組織結構的生命系統，如何抗拒系統中一定會持續不斷增加的亂度？」

在回答薛丁格的疑惑前，必須先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為什麼複雜結構的系統對物理學家來說是必然會崩壞的？這裡就要談到物理學中基本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其要點是：「有秩序的結構系統是不穩定的，必然會瓦解並趨向最大亂度/熵(entropy)」。既然所有系統都會趨向於最大的亂度，但為什麼擁有複雜而完整結構的生命體沒有明顯崩壞的過程在進行，生命的存在違反了熱力學第二定律嗎？

該怎麼回應薛丁格的疑問：有秩序的生命如何在「會自動崩壞」的物理世界中存在？如果能創造一個物理屏障，將這個秩序結構與外部環境隔離，內在結構就不會立刻崩壞，在這樣的條件下，生命結構應該能夠維持穩定。如果生命需要一層物理屏障來維持結構，那這樣的生命究竟是一個開放還是封閉的系統呢？若生命是一個封閉系統，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封閉系統最終都會趨於最大亂度的平衡。因此，生命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必須」要能與外部的環境進行能量與物質的交換，讓生命的結構維持動態的穩定。

生命系統的物理屏障是怎麼建立的？細胞是生命最基本的單元，目前所有細胞都有一個由不透水的磷脂質所組成的雙層薄膜包裹在外面，這就是細胞膜。而包裹在內的細胞就像一個複雜的化學工廠。細胞這座工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讓細胞從食物中萃取出有用的能量和建造內部結構所需要的材料。細胞工廠裡面最重要的組成就是蛋白質，蛋白質是由20種不同的胺基酸，依照特定的排列順序結合形成的一個巨大長鏈分子，這個分子在細胞中會自動進行折疊，形成特定的三度空間結構。在這些三度空間結構中，可以看到分子表面布滿了許多凹槽，這些類似凹洞的構造就可以和食物分子結合，然後進行催化反應，將食物分子切斷，並釋放出有用的能量與材料。

生化學家勒寧格(A. Lehninger)，在他1993年出版的生化教科書裡很精要地回答了薛丁格的問題：「任何一個活著的個體，為了維持其內在秩序與結構，會從環境中取得食物或陽光的能量，並將等值的能量以熱能或亂度的形式釋放到環中。若用一個簡單的細胞作代表，細胞內部有完整而複雜的結構，時時刻刻進行複雜的化學反應。化學反應會把環境中有用的食物吸收到細胞內進行分解，產生有用的能量以及建構內部所需要的材料。同時，細胞會釋放熱到環境中，外在環境的亂度因此而增加。結論是「維持生命的秩序是以增加環境的亂度作為代價！」

生物系統如何複製基因？

薛丁格對生命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一個生物系統是如何精準複製並代代相傳一組龐大、可遺傳的基因資訊？」在生命繁衍的過程中，一顆結構極度複雜的細胞，會分裂產生一個與它完全相同的後代，顯示生命體中必然預先存在某些特定的資訊，而這些資訊在細胞代代相傳的過程中要被非常準確地複製。這些遺傳資訊到底是什麼？又用了什麼樣的方式，能被精準地一次次複製出來？

薛丁格1943年發表演講時還不知道「基因」是什麼，也不知道遺傳資訊是如何複製的，但他很準確地預測了遺傳資訊的存在形式及可能的複製機制。他說，基因可能是以一種「密碼」(code-script)形式存在的資訊，這些資訊決定了未來生命體生長發育的過程。那麼這些密碼在基因複製的過程中，要如何做到準確而不出一點差錯？薛丁格提出基因可能是一種「不規律的晶體」(aperiodic crystal)。這個想法包含兩個概念，一是晶體在複製的過程中，需要以原來的晶體當作模板(template)複製出下一個完全一樣的晶體。另外，這個晶體必須是「不規律、非週期性的」。平時常見的像食鹽或是白糖的結晶等都有規律的結構，這代表它所能包含的資訊是有限的，只有不規律的晶體才能夠攜帶龐大的資訊。秩序的提高代表資訊的減少，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薛丁格關於遺傳資訊的問題在1953年得到解答。1953年4月，華生(J. Watson)與克里克(F. Crick)在《Nature》發表了一篇只有一頁半，卻是20世紀生命科學領域中最重要的論文：〈核酸的分子結構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該文最後一段寫道：「我們注意到一件事，維持雙股螺旋結構的特定配對，可能是此遺傳物質複製的機制。」也就是說，雙股DNA的任何一條螺旋長鏈都可以當作模板，依據其上ATGC鹼基的特定配對，合成出新的一條DNA長鏈。因為有了模板做對照，DNA長鏈上所攜帶的遺傳資訊，自然在複製的過程中就可以忠實而精準地被保存下來。

一個月後，華生和克里克在《Nature》又發表了〈DNA結構的遺傳意涵Genetical Im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Deoxyribonucleic Acid〉。更清楚說明：「(DNA上)精準排序的鹼基很有可能就是生物體內攜帶遺傳資訊的密碼。」而AT和GC配對的專一性，決定了DNA複製的準確性。同時也可以解釋基因突變或減數分裂時染色體配對的分子機制。不過華生和克里克在GC之間只畫了兩個氫鍵，而非我們現在知道的三個！

如果DNA上的鹼基排序代表生物體所攜帶的遺傳資訊，而這些資訊在細胞中是用來決定蛋白質胺基酸的排序；那ATGC4個遺傳密碼和蛋白質20種胺基酸之間是什麼關係？首先DNA上的遺傳密碼跟蛋白質的胺基酸序列，應該是連續、線性的對應關係。然後是每3個遺傳密碼決定一種胺基酸。3個密碼的概念其實很單純，蛋白質如果用一個遺傳密碼決定一個胺基酸，ATGC只能決定4種胺基酸，兩個密碼的話就能決定16種胺基酸，但還是不夠。3個密碼會有64種排列組合，又太多了一點，因此一定會有一些胺基酸可以用一組以上的遺傳密碼定位，就是所謂的「簡併性」(degeneracy)。

生物體中遺傳密碼的運作，和人工密碼很類似。例如電腦使用0與1兩個數字組成的程式，光看到一長串的0和1，不會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要了解電腦長串密碼的意涵，就必須經過一個「解碼」的過程。於是，電腦等機器裡面就會有個專門翻譯密碼的部分，先把這些0和1換成十進位數字、再變成字母或符號，最後才知道整串密碼所代表的意思。DNA上的遺傳密碼也必須經過一個「解碼」的過程，才能知道這段密碼所對應蛋白質的胺基酸排序。這就是分子生物學的中心理論。簡言之，DNA上ATGC鹼基排序的遺傳密碼，必須先經過轉錄變成RNA(核糖核酸)，再經過轉譯變成蛋白質。不過，為什麼遺傳密碼必須經過轉錄成RNA分子，然後才用RNA分子來指揮細胞轉譯出蛋白質呢？

生物體中遺傳密碼的儲存與利用和電腦非常類似。電腦本身是一個硬體，指揮電腦做事的是電腦中的軟體程式，而這個程式資訊是存放在電腦的硬碟中。當電腦開始運作時，真正指揮電腦運作的卻不是存在硬碟中的軟體，而是從硬碟取出，存在電腦記憶體(RAM)中的軟體。硬碟裡的軟體可以進行複製，狀態穩定能長久保存。然而，為什麼電腦「當下」要進行的工作，卻不是由硬碟內的軟體直接指揮，而是必須要把這個軟體從硬碟中抓出來，擺在RAM裡面，再由RAM裡面的軟體來指揮電腦運作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電腦不是只做一件事。因此最簡單的作法，就是把「現在」要讓電腦運作的軟體擺到RAM裡面，事情做完之後，RAM裡面的軟體就不再需要，就會被清除。由此可知，儲存在RAM中的軟體程式是暫時性、不穩定的，使用完後就會被清除掉。

同理，細胞中的遺傳程式儲存在DNA分子裡，就像軟體程式儲存在電腦硬碟裡一樣很穩定，但當細胞面臨到環境的變化，就需要做出特定的蛋白質來應變。此時細胞就得決定，要從DNA中轉錄出帶了哪些資訊的RNA，去製造能應對當前需求的蛋白質。因此RNA扮演的角色，就跟電腦中RAM裡的程式一樣，是「暫時」有用、不穩定，用完就會被丟棄的。

在生物世界裡遺傳密碼對應胺基酸的關係是普世一致的。從單細胞的大腸桿菌到多細胞的人類身上，都是利用相同的遺傳密碼來對應特定的胺基酸。因此，我們不僅和猿猴是親戚，連細菌可能都是我們的遠親。1859年達爾文在他的《物種源始》書裡就提出「地球上所有曾經存在過的生命形式，都可能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

基因型決定個體的表徵

生命個體所攜帶全部的遺傳資訊稱為基因型(genotype)，而基因型決定了個體最後展現出來的全部表徵，稱為表徵型(phenotype)。但基因型與表徵型之間也不是完全對應的，表徵型同時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正常細胞的基因型有固定的遺傳密碼序列，當基因發生突變，遺傳密碼的序列產生變異，接著依照這串密碼轉錄出的RNA也會忠實地攜帶同樣變異的資訊，最後指揮細胞製造特定胺基酸序列的蛋白質時，蛋白質上的胺基酸也就出現變異，一個胺基酸的變異就可能造成這個蛋白質在結構和功能上發生巨大改變。

人類的基因體到底儲存了多少遺傳資訊？2001年人類基因體計畫的初稿完成時，就大概有了初步瞭解。2003年人類基因組定序告一段落，讓我們能清楚得知人類體內究竟有多少基因。如果把決定一個蛋白質的那一串DNA稱為一個基因，那人類基因體中大約有2萬個基因，遺傳密碼的總數大概是31億6,400多萬個。

孟子曾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從人類基因體序列的比較，對此問題可以給出一個有明確科學根據的答案：1.6%。意思就是，若將人類和與我們親緣關係最近的黑猩猩的基因體序列併排比較，兩組遺傳密碼之間的差異大約是1.6%。表示人和黑猩猩有4,800萬個密碼不同。從百分比看起來好像相差很少，但實際數字還是大得嚇人。

現在我們知道每一個人擁有的遺傳資訊都不完全相同，這個差異稱之為「單核苷酸多型性」(SNP)。人與人之間遺傳資訊的差異大概是千分之一，也就是每個人都帶了一套大約300萬個遺傳密碼的多樣性。

遺傳資訊的多樣性決定了人與人的不同。有些差異是外表一看就知道的，像是男女性別及高矮胖瘦等；另外有些差異外表比較難發現，但卻很重要，像是有人吃海鮮會過敏、有人天冷容易感冒等等。這些差異就是每個人身上攜帶不同的遺傳資訊所致，而這些遺傳密碼的多樣性，就像每個人出生時就帶的一組身分證號碼一樣，只是這組號碼有300多萬個字母那麼長。

過去我們會說每個人的體質不同，現在也許能用一個更科學的理由來回應：「因為遺傳資訊的多樣性不同」。我們未來或許可以預見這樣的景象：每個人出生時會得到一張出生證明，上面除了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外，還會拿到一張表，上面有你在生物學上的身分證號碼，以及該號碼會如何影響你的體質的資訊，同時會告知你在未來一生中可能遇到哪些潛在的危險，以此為依據替你設計一套專屬的生活型態，作為每個人終身依循的準則。對這樣美麗新世界的來臨，我們不禁要問：基因資訊到底是解放了我們？還是讓我們成了它的俘虜？

(作者係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兼任教授)

台灣中科院專案研發的天弓三型，是繼天弓一/二型之後最新服役的產品。除了陸基型版本之外，還有研發中的海弓三型，可供艦載Mk-41型垂射系統使用，堪稱一彈多用的防空系統。

天弓三型的研發歷程

中科院在研發初期，稱天弓三型為反戰術彈道飛彈(ATBM)，研發代號「層系計畫」。2000-2007年，國防部編列190億新台幣研發經費。稍後，天弓三型、雄風三型、雄二E型合併稱為「新三彈」。

天弓三型的雷達設備，換用類似愛國者飛彈系統的AN/MPQ-65機動相陣雷達車，中科院稱為「機動型中程三維相陣射控雷達」。其正式編號不明，偵測距離超過400公里。媒體報導其導引性能可同時接戰9個目標。

2008-2011年，國防部編列62.58億新台幣，進行弓三性能提升的「強弓專案」。2011年前，弓三專案研發經費已達300億新台幣。2013年天弓三型初步完成測評。官方資料稱，天弓三型的最大航速為7馬赫、機動性有50G，最大射程達200公里，可攔截定翼機、直升機、巡弋飛彈、反輻射飛彈、短程戰術彈道飛彈、無人機、匿蹤目標等。

2015年，國防部決定量產天弓三型，國防預算書的建案名稱為「陸基型防空飛彈系統」。2015-2024年，國防部將斥資748.35億新台幣採購，以取代老舊的鷹式飛彈。2018年底，台灣東部的3個鷹式飛彈連完成換裝天弓三型。2019年初，蔡英文視察花蓮空軍基地時，同時公開天弓三型的部署情況。

天弓三型的性能諸元

天弓三型的性能諸元，包括：(1)重量870公斤、長度5.498公尺、直徑0.4公尺，彈徑/彈長皆有增加，航速/射程也大幅提高。(2)提升尋標器的抗干擾性能，可同時接戰9個目標。(3)尾部的可動式彈翼，可調整飛行姿態。(4)多採用近炸(爆)模式摧毀目標，而非碰撞摧毀(hit to kill)。(5)機動型中程三維相陣射控雷達，提供目標偵測、照明、導引。

若和天弓一/二型相較，天弓一/二型採用四聯裝傾斜發射器，發射前需要旋轉調整方位；天弓三型採用四聯裝垂直發射器，飛彈發射後自行調整方位，可縮短發射反應時間。國內重要設施如新竹樂山雷達站，其防空系統包括：天兵快砲系統，負責低空防禦；愛國者三型(PAC-3)和天弓三型(TK-3)，負責中高空防禦。

此外，海弓三型(SK-3)也正積極研發中，並由中科院專用測試艦高雄艦(LCC-1)負責測試。艦橋前方配置相陣雷達模組和Mk-41垂射系統，艦橋後方配置艦用蜂眼相陣雷達和海劍羚防空系統。

據傳，天弓三增程型將大幅變更設計，改為二節式分離彈體，以增加射程和射高。其主要攔截目標將是大氣層邊緣的彈道飛彈和洲際導彈(ICBM)，堪稱台版薩德系統。不過，筆者認為，以中科院的研發時程而言，要在短時間內大幅變更設計非常困難。因此，有可能比照美國標準三型(SM-3)，在天弓三型尾部加裝火箭加力段，發射後一段時間便自行脫離，再點燃飛彈發動機。如此，便可增加射程/射高。(請參考附表)

短中長程打擊武器系統

媒體報導，蔡政府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並投資2000億新台幣研發或採購各類短、中、長程打擊武器系統，包括：海劍羚、天劍二C型(TC-2C)、面對面陸基/海基劍二型、天弓三型、天弓三增程型、海弓三型、雄風二E型、雄風三增程型、萬劍增程型、雲峰、AGM-158 JASSM等。

其中，雄風二E型的最大航速為0.9馬赫、最大射程達600公里，為次音速巡弋飛彈；雄風三增程型的最大航速為2馬赫、最大射程達400公里，為超音速反艦飛彈；萬劍增程型的最大航速為0.9馬赫、最大射程達400公里，為次音速遙攻武器系統；雲峰的最大航速為3馬赫、最大射程達1500公里，為超音速巡弋飛彈；AGM-158 JASSM的最大航速為0.9馬赫、最大射程達370公里，可由F-16V型戰機攜帶發射，為次音速反艦/攻陸飛彈。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世界各國對國營事業有「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兩種不同看法，也為此有許多抗爭。例如，2004年烏拉圭民間組織發起禁止自來水經營權私有化的全民公決，並於10月獲得通過，凸顯民營化不是萬靈丹。

英國鐵路民營化失敗收場

在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許多國家實行國有化，但1980年代到1990年代，私有化成為趨勢（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私有化的計畫被世界許多國家採用，這些計畫分成三類。第一類是1989年後東歐轉型經濟體，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進行私有化改造。第二類是開發中國家，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壓力下，進行私有化計畫。第三類是已開發國家進行的私有化計畫，其中進行得最全面且廣泛的當數紐西蘭和英國在1980年代、1990年代進行的私有計畫。

英國是鐵路運輸的發源地，鐵路系統發達，而且鐵路運輸與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不過，當時英國的鐵路仍採單一的國營體制，英國鐵路的從業員工多達十萬人，加上英國工會力量強大，工資缺乏彈性，成本居高不下，導致虧損連連，鐵路營運成為英國政府沉重的財政包袱。加上英國鐵道設施建成年代久遠，設施老舊急需更新，而當時歐洲各國早已普遍採用新型路軌和列車安全控制系統，英國鐵路系統急需安裝這些安全設備。為了避免鐵路營運虧損擴大，當時的首相柴契爾夫人毅然決定要在1997年完成鐵路民營化。

大眾原本以為民營化後的鐵路營運效率會提升，財政赤字可以獲得改善，也可將資金投入改善鐵道基礎設施。沒想到，英國鐵路民營化後的公司，並沒有把所得到的利潤用於鐵路基礎設施的維護建設，只知一味討好股東、增加股息；最終導致英國人民群起要求民營公司把路軌公司的經營權交還給政府，英國鐵路民營化宣告失敗。

電力水力油類不宜民營化

進一步觀察，為了彌補公營事業虧損，多數國家的作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採取「公辦民營」方式，也就是國營事業所有權仍歸政府所有，但是經營權由政府委託民間公司來經營，一旦受委託企業經營績效未達標，政府可以收回所有權自營，或另外委託其他民間企業經營。第二種是把政府的國營事業所有權，完全轉讓給民間公司或企業來經營。從財政收入和成本效益來看，政府應該要把賺錢的金雞母國營事業留下來，將虧錢的國營事業所有權轉移由民間企業經營。

台灣從1989年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到2021至9月止，已完成了39家公營事業的民營化，結束了17家國營事業。目前經濟部所屬事業只剩4家：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財政部所屬事業1家：台灣菸酒公司；以及交通部所屬2家：台灣鐵路管理局及中華郵政公司，共7家列為「推動名單」。

筆者認為，若台電、中油、台水的所有權全部移轉給民間企業經營，民營企業可能會為了賺取超額暴利，而恣意調高民生電價、水價與汽機車用油價格，如此一來，不僅可能造成通貨膨脹，民營化之後壟斷企業訂定的高電價、高油價、高水價，必然會影響多數中低所得階層的基本生活，造成社會不安。

鐵路、郵政民營化有隱憂

至於台灣鐵路管理局是否民營化，是爭論已久的課題。除了英國推動鐵路民營化是前車之鑑，日本民營化後的JR西日本福知山線，2005年超速脫軌撞公寓，死107人、傷562人；JR北海道更誇張，僅僅在2011年5月至2013年9月間，就發生石勝線、函館線、留萌線共計7次脫軌事故。其原因竟然是軌距檢測不確實，還竄改檢測記錄。

 目前台鐵國營事業的收入來源，除了自償性收入，例如售票和台鐵便當等收入，還包括國庫的挹注，按理台鐵應當可採「量出為入」的財政收支原則，抓緊整頓鐵道安全與車廂內設施更新維護。台鐵一旦民營化，恐怕很難保證不會步上英國鐵路民營化失敗的後塵，屆時鐵路事故恐怕只會有增無減。

同樣的，中華郵政公司應否民營化，正反意見均有。回顧2001年以前，日本國營郵政雖擁有鉅額民間存款金流可供使用，但當時日本國營郵政挹注資金彌補其他營運虧損的國營企業，加上郵政吸納大量的民間存款，排擠了日本私營銀行的客戶存款，郵政民營化的聲浪浮現。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極力推動郵政民營化，2007年日本郵政正式轉型為民營的「日本郵政」集團。民營的「日本郵政」正式接棒後，人口稀少或是偏遠地區，因不符合獲利的成本效益，「日本郵政」大量裁撤人口稀少或偏遠地區的郵局，畢竟民營的「日本郵政」是民間企業，收支必須計算成本效益，以利潤優先為導向，相較國營郵政，總覺得少了一些人性的溫暖。

(作者係台北大學退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