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深居簡出三載有餘。今年驛馬心動，於已經冷清的五四節日，搭華航班機飛往大陸，留居一個多月，謹將所見、所聞、所感略記於後，聊供參覽。

疫未盡除，榮景已見

三年前，我曾應山東大學儒學高等學院之邀訪問一年，半年後疫情突發，不能返校，留下不少衣物與書籍有待取回。從台北到濟南的班機未通，只有繞道北京。搭高鐵南下，不僅座位靠背舒適，一等座的舒適，較台灣的商務艙有過之而無不及。時速300公里，不到兩小時就到濟南西站。山東大學劉曉藝教授等人來接，入住山大學人大廈。適時參加了儒學院5月7日舉辦的紀念顧頡剛的學術會議，我做了《左傳》真偽爭議的報告。

舊友山東畫家荊賓曾要為我畫像，今始取得，神似非照相可及（見圖1）。荊家賢伉儷又邀遊大明湖（見圖2），日落西山後觀覽夜景，燈光燦爛，水波蕩漾，並於湖畔亮麗的餐廳共進晚餐。憶及劉鶚在《老殘遊記》裡說到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景色依舊，只是多了四周的高樓大廈！

中國人民大學學院

5月9日回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梁濤與湯元宋兩教授知我此行，已預約一個月的訪問，做三次學術報告。第一講是「流寓台灣的國學兩師：子老與毓老」（見圖3），講的是我的業師徐子明先生與前清皇族愛新覺羅毓鑫。後兩講分別是「中西史學的比較」、「章太炎齊物論釋發微」。

民初清華大學原有國學院，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師，然而五四之後，西化之餘，國學不再，百年之後，因改革開放後民族文化要復興，國學又受到重視。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學院自成格局，本科之外，收博、碩士研究生，我得與師生多人相識。人大教授宋洪兵主持我的一場報告，會後邀宴，談及他是王曉波的至交，無不嘆息曉波之早逝。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附近的友誼賓館三號樓住下，此一賓館實際上是一大林園，園中高樓叢立，樹木鬱鬱葱葱，我停留的那一個月天天藍天白雲，中午較熱，早晚清涼，偶有微雨，瞬間轉晴。各樓都有餐廳，早餐自助應有盡有，中午晚上有粵菜館、俄羅斯餐廳。樓外別有美式咖啡廳，出售漢堡與各類簡餐。北京市內的大餐廳包間之多屈指難數，皆座無虛席，裝飾豪華。沿街小吃館也人滿為患，消費高潮似又再起。

我除與學界朋友接觸外，也因學界朋友付帥兄的引介，認識了一些私企人物，如複製著名古今字畫的藏暉閣，邀我前往參觀，琳琅滿目，質量都不遜於榮寶齋，成品堆滿室內，可見生意興隆（見圖4）。又如年方不惑的營造商腰纏萬貫，幼妹開車到天津上大學，周末返家。再如做假髮的師傅，一次精細手工，價值約六千人民幣，禿頭者多，收入自也可觀。

十人九陽，我也陽了

我到北京後，友人都說陽過，有的還是二陽，說是十人九陽，似已流感化。我不曾陽過，雖小心翼翼，常戴口罩不誤，仍於5月18日遊覽處處人潮的圓明園，在一講堂講圓明園歷史時（見圖5）忽然咳嗽，晚間即感喉嚨癢，翌日就疼痛難忍，前往中關村的醫院就診，經CT檢查，肺上有陰影，醫囑住院。第二天已經好轉，體溫一直維持36.5，但仍需住滿一周，天天打點滴，吸氧氣，量血壓，測血糖，照顧得無微不至，七日後再照CT後出院。

未料首次住院竟在北京，也體會到此一地區醫院運作順暢有序，醫師團隊查房時，一眼望去，似乎全是女醫師，我開玩笑說：毛澤東主席說女子要撐起半邊天，貴院女醫生撐起了整個天。我的主治醫師黃雪大夫舉止瀟灑，時來查詢，親切可感，既專業又敬業。護士定時進進出出，按部操作熟練，每室三人就派有護工一人24小時照料，夜間睡帆布小床，有事隨時召喚。我原以為七天下來所費不貲，結果總共13,000人民幣。唯三餐自理，由手機向醫院食堂訂餐，每餐僅30元左右，也由手機錢包支付。

出院後，我也學會在餐廳用手機支付，甚是便捷，用手機叫計程車，很快就到，且可從手機看到來車到達的時間。如不用手機，在街頭很難攔到車。相傳大陸人手一機通行無阻，沒有手機舉步維艱，果然名不虛傳！

慕美的公知何其多

久聞公知之名，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之謂。按美西方富強數百年，亞非拉等地崇洋媚外之徒所在多見，不足為異，國人自亦難免，所謂「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笑話具見之矣！及中國崛起，民族自尊增強，但「戀外癖」終難根治，對美國尤其傾心仰慕，從美國領事館門前的簽證長隊可以知秋。即使美國要遏制中國崛起，毫不掩飾，打壓無所不用其極，國人仍然有無感者。當美國國內無端仇華，旅美華人受到各類迫害，導致數千華裔科學家的回國潮，是知尊美等於辱華！美國的傲慢自大，臥塌之旁不容他人酣睡，已昭然若揭，豈有視若無睹之理？

我有機會問一著名教授，至今尚有慕美的公知乎？不問則已，一問嚇一跳，他說還有近乎一半之多。難怪不少年輕人仰慕最親美的胡適之，更有名氣的某政論家居然主張中國毀棄核子武器，以博美國的信任，此公之愚昧無知匪夷所思，無以復加，既不知老美曾屢以核子要挾中國，更不知他有你沒有，他說西，你能說東嗎？天真得無異要將靈魂賣給魔鬼，以討魔鬼的歡心！

武統非不能也乃不願也

台灣被美國搞得兵凶戰危，好像解放軍武統有期。我所接觸到的大陸朋友，所說與官方所說相當一致：統一是必然的，但武統是不得已的下策，因不願同胞骨肉相殘也。他們不要毀台，更不要滅台，而是要收復台灣，收回一個完整的台灣。不可能嗎？俄國總統普丁已透露先機，說是無需武攻，只須包圍。

解放軍於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之際發動圍島軍演，充分證明有封鎖全島的能力。老美極不樂見中國統一，但也極不樂見與中國直接爆發軍事衝突。華府不敢與莫斯科直接交戰，豈敢與北京交戰？因為後果同樣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國政客僅以虛聲恫嚇，阻止北京武統，反見其底氣不足。北京明言維護領土完整，不惜任何代價，華府的執政者能嗎？盼美軍保台，只是萌鴻鵠將至之心耳。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黃埔陸軍官校是台灣軍事人才的搖籃，過去備受矚目，如今卻淪落至聊備一格，今年校慶三黨候選人僅侯友宜一人出席相關活動。而目前兩岸的兵凶戰危，更急得老黃埔人跳出來呼籲，切勿讓台灣作烏克蘭第二。

今年6月16日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建校99周年校慶，近百年來黃埔軍校與中國的命運，及兩岸的軍事發展、沿革息息相關。加上當前台海情勢複雜，國際勢力在此交鋒，被視為全球最危險的地區，而台灣此時還面臨著大選，因此，陸官校慶突然間成了一面鏡子，映射出不同立場的各種反應。

蔡英文未出席黃埔99校慶

1949年，黃埔軍校隨國府遷至台灣，繼續沿用其在大陸的校名「陸軍軍官學校」，並於1950年10月復校，成立第24期學生總隊，接續大陸地區最後一期的第23期。之後，兩岸先後創建黃埔校友會組織，北京於1984年6月成立「黃埔軍校同學會」，而台北於1991年初成立「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等。過去數年，台灣地區的黃埔畢業生經常出席大陸的紀念活動，今年3月也傳出台灣退伍軍人社團將號召500名黃埔校友赴大陸，參加黃埔軍校99周年活動。由於接近2024年大選的敏感時刻，國民黨擔心被抹紅，文傳會特別出面籲請退伍軍人不宜接受對岸接待，參與黃埔紀念活動。不過，在民進黨的嚇阻下，後來只去了200多人。

蔡英文自上任以來僅2016年出席過一次官校校慶，今年再度缺席，而是由國防部長邱國正赴高雄鳳山陸官營區，校閱地面部隊等續辦很傳統、制式的活動。儘管邱在致詞中提到孫中山建校的緣由、意義與目的，及蔣介石所提的「親愛精誠」校訓；在分列式隊伍中，像是在呼應美國要台灣加重備役軍人角色似的，由陸官退伍校友組成的老學長打頭陣；又有官校「黃埔、南京、成都及鳳山」等四個時期的服飾車隊，但都難掩蔡政府長期非常冷淡對待軍人的印象。

大陸的黃埔活動是由廣東省黃埔軍校同學會、辛亥革命紀念館、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等幾個單位共同主辦，「九十九載櫛風沐雨 砥礪前行共赴榮光」活動，回顧黃埔的光輝歷程，培育時代新人，賡續精神血脈。近幾年，軍校舊址紀念館加大了黃埔軍校的相關文物收藏品；已完成的藏品徵集有「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學』字出入證」、「1926年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印《廖黨代表演講集》」等，反映了黃埔軍校在廣州時期使用的徽章及相關文獻。這次校慶又獲得了《黃埔日刊》、《北伐畫史》、1926-1927年出版的《東方雜誌》、《周恩來給雲屏信劄》等文獻捐贈。活動現場還首次發表了建校99周年主題宣傳片《銘記》。

三黨候選人僅侯關心黃埔

值此陸軍官校校慶期間，台灣三黨的三位總統候選人中，民進黨的賴清德及民眾黨的柯文哲，對校慶不聞不問，兀自跑自己的競選行程。倒是國民黨的侯友宜，6月16日在張善政的陪同下，出席了桃園中壢陸官校友所舉辦的黃埔建校99周年活動，宣示明年要以總統身分到鳳山陸軍官校參加黃埔建校百年校慶。6月18日，侯友宜再出席了在台北市府廣場的「黃埔建軍建校迎百年」啟幕式，且表示會維持兩岸和平交流，秉持黃埔精神，愛國家、愛人民、不怕死、不怕難，讓中華民國永續繁榮，堅定向前走；他批評民進黨說「軍公教是米蟲」，是「軍公教警消人員無法忍受的」。

時至今日，蔡政府一味聽信美國的指導棋，搞到兩岸嚴重對立，看在老一輩黃埔人眼裡，尤其憂心忡忡。93歲的前陸軍總司令陳廷寵，過去常與大陸的退將交流，建立了不錯的情誼，也因此被蔡政府扣上「通匪」的帽子，如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趕去北京會談，為見習近平一面煞費苦心；蔡政府頓時更進退失據。陳廷寵日前接受媒體專訪時就聲明，他反對台獨，主張軍隊不要為台獨而戰。

老驥伏櫪志在兩岸和平

趁著陸官校慶，陳廷寵6月18日特別召開了「陸軍官校在台復校第一屆畢業生畢業70周年聯誼會」，宴請了同期的畢業生。他在會上表示，「我們是繼承黃埔序統的第24期，不是台灣軍校的第一期」；歷史不能改變，我們都是炎黃子孫，要珍惜現在，只要一息尚存，都要信仰、實踐三民主義。他再三強調，黃埔子弟皆應「維護海峽兩岸和平交流，不作戰爭的代理人，不要讓台灣作第二個烏克蘭」、「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是真正的中國人，不是無國籍的台灣人」。誠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統一。

黃埔陸官99周年紀念，既是為100周年暖身，更是爭取2024年各路人馬、各種意識的一面透視鏡。

6月木棉花開，驪歌響起，本來是一個歡喜畢業的季節，然而對雲林縣環球科技大學來說，卻帶著傷感。該校已被教育部宣布，將於2023學年度停招並於當學年度結束時（2024年7月31日）停辦，創辦人許文志先生在畢業典禮上沉痛地表示，「感謝教育部，毀掉了環球，毀掉了台灣的明天。

近年來屢有大專院校停招、停辦、合併的報導，截至目前為止，全台已有10幾所大專院校停招、停辦。

位於屏東縣的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於2014年2月宣布報請教育部核准停辦，是台灣「第一間停辦」的大專院校，後來屏東縣永達技術學院、高雄市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苗栗縣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台南市南榮科技大學、花蓮縣台灣觀光學院、嘉義縣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宜蘭縣蘭陽技術學院等校也紛紛停招、停辦。

另外，高雄縣和春技術學院於今年5月退場、台南市台灣首府大學在今年6月舉辦最後一屆畢業典禮，而嘉義市大同技術學院與彰化縣明道大學、中州技術學院則與環球科大命運相同，也被教育部宣布，必須在2023學年度停招，並於當學年結束時停辦（見表1）。

少子化衝擊大學招生數

一間學校要退場收掉的主客觀原因很多，然而台灣高教環境為何有這麼多私校說掰掰，約可歸因為三大要素。

一、學校財務不佳影響辦學品質。根據行政院《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明文規範相關學校一旦發生財務惡化、積欠教師薪資超過3個月等，將列入預警學校，未能限期改善則列入專案輔導學校，被列專輔的學校，若再未改善，將下令停招、停辦。

因此針對環球科大創辦人的發言，教育部很快發出聲明回應，係因環球科大財務不佳被列專輔，且狀況持續惡化無法改善，嚴重影響學校正常營運，教育部才依據退場條例提出退場審議會審議，經退場審議會決議，才裁定學校停止全部招生、停辦，相關作為皆依規定辦理。

二、少子化衝擊招生數。1983年以前，台灣每年新生兒超過40萬人，之後出生人口每年30幾萬人，2000年一度來到307,200人的高峰，後來開始下滑，2008年首度跌破20萬人大關；2010年農曆虎年166,473人，2015年回升到213,093人，但之後又逐年下降。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數據，2022年因農曆虎年僅有138,986出生人口，創統計以來新低，慘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有任何可能提高生育率的跡象（見表2）。

少子化影響學生來源，導致很多學校面臨經營困境。教育部預計自2025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20萬人，而且未來大學新生數平均每年將減少近3,000人，意味著註冊率會愈來愈低、甚至有招生掛蛋的情形發生。

廣設大學卻招不到學生

三、廣設大學是壓垮駱駝的一根稻草。當學生數減少，學校過剩的情況就會浮現，一般家長及考生選校都會「先公後私」，私立高教要承擔的退場壓力比公立大學大。

民進黨2024總統候選人賴清德日前表示，為縮減公私立大學的學雜費差距，政府自明年2月起要提供私立大學學生每年2.5萬元補助，這被人稱為「選前大撒幣」的政策，是否能改善私校招生的情況，尚不可知。

台灣廣設大學的現象要追溯至1994年的「410教改」。當時很多人「為下一代而走」，要求人人都能讀大學，而學者和民間團體也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等訴求。之後專科升格為技術學院，再改制為科技大學，使大學和學院的總數一度高達160多所。

廣設大學容易，但台灣從2000年開始出生人口就開始下降，卻沒有人嚴肅看待此後續效應。後來果然因出生率降低，讓大學招不到學生，有的學校為了招生，只好降低錄取分數，一度出現「7分就能上大學」事件。

整起事件係因台南市立德管理學院於2008年升格為立德大學，沒想到當年指考竟有考生以國文、英文、數甲、物理、化學五科成績，並在三科加權二倍的計分標準下，最終以7.69分錄取，平均每科考不到1分，讓「7分上大學」成為當年教育界熱門話題，還有人把極低分就能錄取的稻江、立德、興國、真理、致遠等五個大學戲稱為「到德國真遠」。

雖然幾年前台灣高教曾「寄希望於海外學生」，希望能爭取海外學生，特別是陸生來台，彌補入學人數的缺口，然而蔡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惡化，加上新冠疫情打擊，陸生人數直線下滑，東南亞來台就學人數也大幅減少。

私校退場的影響不容小覷

私校退場潮對整體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輕忽。首先，對學生而言，雖然繼續就學的權益被保障，然而心理層面受到的傷害與惶恐卻被疏忽了。學校停辦時在校學生會被分發到其他學校就讀，教育部也會補助學生因轉學增加的支出。就像台灣首府大學今年7月底退場，但還有80幾名大二、大三學生，依據教育部善後措施，已協調分發至正修、長榮、南台、台南應用等十幾所大學。

不過，學生雖得到繼續就學的保障，但其心理感受誰來關懷？要知道學生轉到新學校，涉及層面相當廣，例如往來交通方不方便、食宿會不會增加開銷、打工機會多不多，除了得適應新校風新老師，還要交新朋友，豈是教育部一紙公文就能解決？像去年台灣首府大學才傳出校方擬申請停辦，學生便焦急地組自救會，拉起布條高喊「捍衛受教權！堅持原校畢業！」有學生難過地說，大四畢製需要與同學合作製作大型專題，但轉學後和同學不熟，可能找不到人合作，或默契不夠，不知如何是好？

其次，退場潮將影響教育品質。不少私校本來就在苦撐，有教授一人兼任多系主任，又得肩負起招生的責任，苦不堪言。學校一旦退場，他們就面臨失業，所以每天煩惱接下來該何去何從，難免不會影響日常的教學品質。

再者，學校退場連帶衝擊學校周邊的租屋市場及餐飲業、電腦業、印刷業、服飾業，影響整體社會至。

「拒學」風暴席捲校園

6月14日，大學申請入學統一分發結果公告，2023學年度，76,112人報名，38,953人獲分發，報名分發率51.18%，是近9年新低，缺額逾1.6萬個則創歷年新高。

另外，根據教育部最近公布的「2022-2038學年度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報告」，預計自2023學年起，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跌破20萬，未來16個學年，大學一年級學生平均年減 三、四千人或 1.9%。已有專家評估，未來8年將有超過40所大專校院將退場。

更令人堪憂的是，根據教育部的統計數字，台灣高中職學生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拒學風暴。高中職休學人數從2011學年度的11,000多人，到2020學年已增加為12,000多人，退學人數從2011學年度的8,000多人，到2020學年已增加到1萬多人，總計2020學年度休退學人數已超過2萬人，其中「志趣不合」占休學人數的五成。

大學及高中職的休退學人數，為什麼在近年內持續增加？是否與大學不夠多元，以及不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或者與升學壓力、師生霸凌、僵化學習方式等有關？值得教育機關深入研究。

結語

高教退場潮、在學人數下降、年輕人拒學，遲早會成為國安危機。以台灣引以為傲、揚名海內外的高科技產業為例，未來可能面臨高階與技術性人力缺口的窘境，而各行各業搶工的情況也會更加惡化，連帶影響經濟發展，以致消費人口減少，食、衣、住、行產業緊縮，GDP成長停滯。面對此問題，台灣當局應思考如何改善辦學環境，幫助學校轉型等因應之道。。

今年5月底，台版的#MeToo事件，從執政的民進黨連續爆發多起性騷擾案開始，隨即延燒至學術界、媒體圈、演藝圈，愈燒愈烈，震驚整個台灣社會。有學者稱，這些仇女、厭女行徑是「女性主義反挫勢力的逆襲」，筆者卻認為這反映的是女性主義的缺席，而非反撲，我們的社會仍處於前女性主義時期。

台灣有性平卻無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逆襲」應是以女性主義為對象，進行反駁或攻擊，提出反對意見或不同主張。逆襲通常發生在婦運的高峰時期，例如20世紀初期美國婦運大舉爭取投票權，旗鼓相當的反女性投票運動應運而生，形成反挫。仔細檢視當前台灣社會的厭女言論和行為，例如台大學生會會長選舉，居然以「制裁台女，終結噁男」、「Ａ罩杯以下女生國防必修二學分」等作為競選政見，讓台灣仿佛回到女性主義尚未出現的年代。

台灣呈現的種種現象令人困惑。2017年全球反性騷擾運動(#MeToo)進行得如火如荼，台灣卻相對沉寂，似乎置身事外。政府常常舉統計數字宣稱台灣是亞洲性別平等第一名，難道台灣女人真的超越父權統治了嗎？

的確，台灣的性平政策是全球最積極、投入資源最多的政策，性平法律和規範在數量上超越世界各國，除了引進聯合國的消除歧視公約和性別主流化，並自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在法律方面，防治和處理性騷擾的就有三種，俗稱性騷三法（或性平三法），加上各種施行細則、防治準則，案件處理的操作手冊、處理流程等，不可謂不完備，甚至疊床架屋。推動聯合國倡導的性別主流化，也跑在全球前面：(1)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皆設立婦權會，其下各級政府設性平專案小組、訂立各項工作指標、定期開會、定期填寫各種表格呈報成果、自訂執行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接受中央和國際委員考核；(2)設立專責機構（中央性平處、地方性平辦），任用專職人員，數量全球最大；(3)全台所有公務員每年強制上性平課程。

公務員為何、為誰而戰？

可惜表格和會議雖多如牛毛、考核的分數精算到小數點，卻未能落實婦運精髓的女性主義及其基本原則平等、尊重、誠實。公務員焚膏繼晷，究竟為何而戰？更重要的是，為誰而戰？

性平會曾設定了一個具體目標：「確保台灣在國際性別評比中，居於亞洲各國領先地位。」每個人參與婦運的動機和誘因不同，對某些人而言，推動性別主流化是爭取國際支持的重要手段。性別專家陳瑤華主張：「台灣必須努力使人權、性別主流化等關鍵的基本政策和法律，帶入國際的公約和協定，接受國際標準的檢視，那麼，就算受到其他國家無理的杯葛時，至少還可以塑造出民主與正義受到蔑視的無辜形象，尋求國際公民社會的支持。」

政治學家石之瑜也指出，「台灣在國際上突破封鎖的利器之一，就是在性別議題上一馬當先。因為這足以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又讓台灣與大陸從最根本身體文化上區隔。」性別政治在平時讓位給國際政治和兩岸政治，選舉時讓位給政黨政治，在黨內讓位給威權政治，永遠有大局要顧全，致使台灣性別平等流於空洞化，甚至淪為政治正確的口號。

台灣的性別主流化推動速度極快，在實施計畫通過之前即已全面展開，短期內創造了政府對外部性別專家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似乎也沒有意願）查核專家意見的良窳，只得任其擺布。不少專家對於被操作得越來越複雜的性別也不求甚解，而選擇了最直接的宣示個人專業權威的方法，就是緊握多元性別這把上方寶劍，在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就當面喝止：「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有如《動物農莊》裡的動物們朗朗上口：「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但性別、多元性別、性別平等究竟是何意，卻從未經法律或官方正式定義，檢視各項法律、公文中使用的「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所指涉的性別內涵並不全然相同，更與聯合國、歐盟、或瑞典等國在訂立法規時，必先定義重要名詞的作法截然不同。

處置性騷擾的經典案例

台灣#MeToo最早從民進黨婦女部（今年2月改名為性平部）爆發。姑且不論民進黨成立之初以性別平等為號召，理應比其他政黨更尊重女性，婦女部的橫空出世無疑是婦運的重大成果，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及實質意義，而婦女部本身更是性別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當婦女部同仁遇到典型的職場權勢性騷擾，向主管申訴時，依法需負責防治性騷擾及糾正補救的主管，竟反過來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事後並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甚至質問受害者在被騷擾時，為何不當場跳車。

離譜的言行不僅點燃了台灣遲來的#MeToo怒火，也曝光了被掏空的性平。原來政黨婦女部的存在可能更便於打壓女性，反成了危害女性身心的工作場所。本案的主管事後還晉升民進黨副秘書長，成為視性騷法為無物的經典案例。

另外的作法則是藉處理性騷擾之名，行騷擾和霸凌之實。1997年，行政院在婦運團體的敦促下，成立了「婦女權利促進會」，推動體制內婦運。2012年起，在少數性別專家的操作下，藉著與國際接軌為名，將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為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2011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同時也發明了「多元性別」一詞，取代二元的男女，成為性平的指標。然而，由於規避了性別平等的定義，導致認知紛歧，也助長了學術界的權力爭奪。有些人握有生殺大權，操控性平專家名單，決定誰有權授課，誰必須出局。

《性別平等教育法》也創造了一批噤若寒蟬的苦主，例如該法第29條規定，如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學校可以不受理調查申請，但教育部仍接受匿名檢舉，要求某大學以性騷擾為名鉅細靡遺逐字調查授課內容，長達數年，形同文字獄。也有教授在被指控後身心受創，過世或失去教職，即使事後平反也難以彌補。

底層的覺醒與性別主流化

#MeToo最令人感動的是，數十年婦運累積的能量終於釋放出些許被壓抑的聲音，揭開了黑暗的布幕，觸動了大眾的心靈。台灣改變的時候到了，雖然遲了一點。

回想1984年，《婦女新知》雜誌即已發現大台北地區的女性有近九成曾經遭受性騷擾，九成以上的人主張強暴應改為公訴罪。但當時社會普遍以保護婦女名節為由，協助掩蓋犯罪事實，甚至安排強姦受害者（如鄧如雯）嫁給施暴者。工作場所男性吃女性豆腐更是家常便飯，似乎成了女性進入職場必須付出的代價。大家反而譴責女性主義者大驚小怪、興風作浪，破壞社會和諧。所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直到1997年才通過，《性騷擾防治法》則拖到2005年。

今年台灣爆發的#MeToo不像美國、韓國，有好萊塢的大明星、高階檢察官打頭陣，也沒有婦運團體介入，或組織大規模的街頭遊行抗議，而是個別的、年輕的、基層的男女，一個接一個，面對加害者（和組織）的恐嚇及不可知的未來，仍選擇訴說她/他們自己的遭遇，而獲得社會共鳴。筆者希望這股勇敢的、正向的能量，足以形成改變台灣社會的力量。

她/他們使我想起婦運初期，主動爭取工作權和反抗性騷擾的勇敢女性：台南第四信用合作社的曾麗蓉、台北十信的楊麗君、新埔製衣廠的彭菊英、竹東市府合作社的陳瑞貞，她們以親身痛苦經歷的職場歧視和壓迫，驗證了女性主義的父權理論，喚醒更多婦女投入抗爭和修法的集體行動，而終於催生了《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改名《性別工作平等法》）。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更不足以矯正文化偏差，法律的有效執行有賴立法精神的體現，不僅需要執法人員堅守原則，也需要社會建立共識、給予支持。

性別主流化是國際婦運的果實，但各國執政當局有不同的理解和運用，也反映出各國婦運處於不同階段。台灣避談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即便擁有龐大的行政架構、複雜的工具，只會落得徒具形式、徒喊口號，甚至反而被主流淹沒或利用。此外，性平機制為女性開了一扇門，有些人得以參與權力遊戲、晉升高位，卻未必保證她們一定會為女性群體掃除工作和生存的障礙。當下婦運團體的目標不應是加入主流，成為受歡迎的一分子，而是不畏困難、逆流而上，體現平等和尊重，去改變主流。

古典政治學家佩特曼(Carole Pateman, 1940- )對有志從政的女性提出了挑戰：在女性主義改變社會結構之前，世界仍是男人的天下，想為女人謀求改變的女性有機會做領導人嗎？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問：有機會當領導人的女性，將如何推動社會結構性的改變？

應參考非洲女性主義憲章

女性主義的出發點是批判父權，進而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其目標從18世紀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個人獨立自主，演進到20世紀末（生態女性主義）的與萬物共生，但不論何種流派，均以平等、尊重、包容為核心價值。在這樣的承傳下，非洲女性主義者的自我反省、自我勵進，值得我們注意和借鏡。

2006年，100多位非洲女性主義者簽署了《非洲女性主義憲章》，主張自己的任務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了解父權體系，在政治層面終結所有形式的父權壓迫和剝削。憲章只有5章，其中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就占了2章。在個人倫理方面，除了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權、主體性外，非洲女性主義者非常看重相互的尊重與支持、並要求坦誠討論彼此的差異。機構倫理方面，她們要求公開透明、重視專業、效率、紀律及承擔責任，以尊重和負責的態度管理、培養女性領導力，跨世代分享權力，並公平處理爭議和投訴，以理論分析為行動基礎，以實際行動連結理論，對批評保持開放態度。

這方面正是當下台灣婦運所缺乏的，由於不夠重視價值和倫理，雖然有法律、制度、訓練來防治性騷擾，但到了執行層面，卻可能被用來打壓異己、鞏固權勢或迫害無辜，而未能從根本上改造社會文化。

結語

6月9日，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立法院下個會期一開議，就會把性平三法的修法草案送至立院。其實，性別平等早已是台灣重要政策，政府為之投入龐大人力、物力，然而在性平機制的組織架構和行政工具之外，需要積極補強主責官員們的女性主義知識和倫理，方能維護決策的品質、驗證文獻的真偽，而不至於盲目聽從外部權威，被錯誤資訊引導，誤做判斷。

台灣婦運累積了半世紀以來無數女性的血淚付出，好不容易鬆動了父權，我們應珍惜此次#MeToo難得的契機，相信並貫徹女性主義的個人倫理和機構倫理，克服障礙，落實平等、尊重、誠實、公平等基本價值，真正改造台灣的父權文化。

(作者係前台北市社會局局長、勞動部性平會委員)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每人每天攝取額外添加在食品當中的糖，不宜超過22.5公克，以市售700毫升的一杯珍珠奶茶為例，每杯的含糖量就大約是61.6公克。為維護國人健康，建議政府應針對含糖飲料(Sugar Sweetened Beverage,SSB)開徵糖稅。

消費含糖飲料(SSB)排名

截至目前為止，阿根廷的SSB消費量居全球第一，平均每年人均消費155升。排名第二的是美國，每年人均消費154升，近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每天至少喝一杯SSB，導致美國罹患心血管疾病、肥胖和牙齒問題的人數一直飆升。智利的SSB消費量位居第三，每年人均消費141升，最受歡迎的SSB是可口可樂，智利民眾的健康指數也因此在下降。SSB消費量位居全球第四位的是墨西哥，每年人均消費137升，近年來已出現因消費SSB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報告。

按含糖比例課徵糖稅

糖稅又稱SSB稅，其主要用意在於藉由對含糖飲料的課稅，導正不良飲食習慣，減少肥胖、糖尿病及蛀牙，或對含糖飲料製造業課稅，以導正其降低飲料中含糖的成分，目前課徵糖稅的有英國、愛爾蘭、南非、馬來西亞、阿曼、挪威、泰國、巴拿馬、墨西哥、匈牙利與智利等50多個國家。

各國對糖稅的徵收大致可分兩種方式：一種是按比例課稅，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含糖飲料課徵50%、能量飲料課徵100%的糖稅。墨西哥亦針對飲料的含糖量課徵10%的糖稅，在維護民眾健康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其中低收入族群對於含糖飲料消費量減少了17％，高收入族群對含糖飲料消費量減少了5%，墨國每年增加約232億披索的糖稅收入。

按飲料容量課徵糖稅

第二種方式是按每毫升或盎司課徵糖稅。英國目前開徵SSB稅採兩級制，根據飲料含糖量比重向生產者課稅，不同含糖量的稅率不同，例如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8克的飲料，按每升0.24英鎊徵稅；每毫升含糖量5至8克的飲料，按每升0.18英鎊徵稅，結果其中含糖量超過8克/100毫升的飲料，平均價格上漲了0.075英鎊/升，含糖量低於8克/100毫升的飲料售價則未上漲，分級課徵糖稅導致生產商改變了配方，以降低含糖飲料的糖份比重，例如：可口可樂調整旗下飲料的含糖量，其中雪碧的含糖量從6.6克降至3.3克、七喜從10克降至7克、芬達從6.9克降至4.6克。結果，英國民眾每年從攝取的軟性飲料中，減少了約4,500萬公斤的糖分，其中標榜無糖的「可口可樂Zero」，在糖稅實施後，整體銷售額提高了18.5%。此外，市面上出售的高糖飲料比例下降了，例如超市裡所販售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5克的飲料，所占比例從49%下降到15%。

葡萄牙對含糖量每升低於80克和每升高於80克的飲料，也實施了兩級制SSB稅，導致含糖飲料平均價格，分別上漲了0.8歐元/升和0.16歐元/升。結果含糖飲料的銷售額減少了7%，尤其製造商降低了飲料配方中的含糖成分，使消費者的SSB攝入總量減少了11%。

美國也在特定地區或城市引入SSB稅。加州推出了每盎司1分的SSB稅，導致每盎司平均價格上漲了0.83美分，含糖飲料的消費量下降了21%。費城對含糖飲料（包括無糖軟飲料，但不包括果汁和牛奶飲料）課徵每盎司1.5分的稅，生產商轉嫁給消費者，導致含糖飲料的售價上漲了21%，費城超市減少了含糖飲料的庫存，增加了礦泉水的庫存。

南非政府自2018年開始對含糖飲料（天然果汁除外）徵收10%的健康促進稅，另對於每100毫升含糖量超過4克的飲料，每克徵收0.021的糖稅，課徵糖稅後，含糖飲料的價格平均每升上漲了1.006南非蘭特，南非家庭的SSB購買量平均下降29%，這些飲料中的糖消費量也下降了51%。

綜合以上可知，徵收糖稅可讓SSB生產商降低含糖成分，消費者購買含糖飲料的總量也減少了，顯示課徵糖稅能有效導正消費者的飲食習慣與廠商的生產行為。

台灣可以徵收地方特別稅

依據2002年通過的《地方稅法通則》，台灣特別稅與臨時稅屬於地方稅，是由中央立法賦予各地方政府有權利課徵。地方政府在開徵新稅前，必須先提交地方議會完成法定程序，再報請財政部備查。特別稅與臨時稅的差別在於課徵期限與稅款用途，其中特別稅的課徵年限最長為四年，臨時稅課徵最多是二年，特別稅可作為地方政府的自籌財源，臨時稅則只能專款專用。不管是特別稅或臨時稅，課徵年限屆滿仍須課徵者，均須按照地方稅法通則規定重新辦理。

筆者建議，台灣地方政府可以考慮課徵糖稅作為地方特別稅，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有財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降低消費者對含糖飲料的過量攝取，減少政府的健保給付支出。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今年無論是總合經濟量體，或是經濟發展成長速度，亞洲經濟都跑贏了西方經濟，這意謂西方要像過去一百多年來一樣，率意薅亞洲國家的羊毛，乃至制裁或遏制亞洲區域國家經濟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亞太全球最具經濟活力

5月11日，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3年整個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率，將從2022年的3.8%勁升至4.6%，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更將超過70%，而中國對全球經濟成長的貢獻也將高達34.9%，這一預估數值遠遠高過既往幾十年的水準。而亞太地區之所以能成為2023年全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主要推動力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復甦，以及印度經濟成長保持韌性。尤其，2023年中國經濟成長有望超過6.5%，繼續扮演亞太及全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

當前全球需求走弱，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西方稱霸全球的G7經濟實力已漸趨疲軟，手握西方貨幣的歐美銀行業驟趨崩解，正給全世界的經濟態勢注入了不確定性的因素。

根據IMF估算，進入21世紀以來的通常情況，中國經濟的GDP成長率每提高1%，就會帶動整個亞洲其他所有經濟體平均提高0.3%；而且與過去經驗主要是由投資需求帶出的「投資溢出效應」不同的是，今年溢出效應將更多體現於中國在消費和服務業的需求增加，而且比過去的勁道更具體堅實強烈。

中國經濟復甦正在增強

另外，根據歐洲瑞銀最新的預計，受到若干因素的驅動，2023年下半年亞洲區域經濟發展成長，應該可以超過西方先進市場經濟至少5%以上。首先是中國經濟的逐步復甦。在國民消費的強勁帶動下，今年第一季GDP成長率已達4.5%，大大超出原本的市場預期；隨著信貸需求增加，第二季GDP成長可以提升至8%，為全年成長至少6%以上提供條件。尤其令人鼓舞的是，2020年以來處境艱難的房地產市場也正在趨於回穩，3月全國住房銷售額年成長率已站上6.3%。

儘管備受地緣政治持續加劇的挑戰，但大陸整體宏觀經濟的前景持續改善，仍然吸引世人注目，尤其今年5月公布的第一季企業經濟財報頗為亮眼，而股票不到10倍的本益比估值，也對投資人頗具吸引力。截至5月中旬為止，歐洲奢侈品股和澳門博彩股等受益於大陸重新開放市場，已出現反彈。隨著中國經濟復甦的穩步推進，預計在MSCI中國成份股中的消費品、交通運輸、資本財和工業材料等市場板塊，也應該會迎頭趕上。

G7主導地位已成歷史

5月19-21日的G7峰會於日本廣島落幕，20日發布的聯合聲明表示：「我們的政策方針並非針對中國，也不是為了阻撓中國經濟成長與發展。」在會中七國領袖認知到：今天要維護西方經濟的韌性，應該採取降低風險及多元化，並減少對主要供應鏈的過度依賴程度；亦即是將以「去風險」，取代2021年拜登接續川普的「脫鉤」戰略。

就在G7峰會期間，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沃爾夫(Martin Wolf)想點醒西方國家社會，必須接受當前的新現實：「美國的單極時刻」和「七國集團的經濟主導地位」都已成為歷史；中國現在是一個全世球性的經濟大國，G7集團各方國家都必須認清現實，再次找到「通往合作」的道路。

G7國力和經濟實力遞衰

1975年，世界已開發國家集團召開了首次領導人峰會，宣告成立G7，全球人口的占比曾達15%左右，而2019年伴隨著少子化、老年化造成勞動人口減少，G7的全球人口占比逐年下降。今年G7合計人口數僅占世界人口的一成，GDP約占三成，未來還會降至更低水準。

G7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占比，40年前曾直逼七成，截至今年3月底，僅有四成不到的水準，已比金磚五國低了；相較金磚擴充至20國之後的BRICS+，G7不過僅及其半數而已。

相較之下，中國大陸的GDP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2022年中國的GDP占美國GDP的72%，2023年中國的GDP更上升為美國GDP總額25.006兆美元的77%，直逼21兆美元。

G7已喪失霸權領導力

中國大陸、印度與巴西等開發中國家崛起後，包括中俄在內的20國集團（G20）框架，也都未能在俄烏戰爭後發揮太大的緩衝作用，更遑論G7集團經濟體。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原有的國際秩序發生巨大動搖分化，更引發外界質疑代表西方威勢霸權的G7，已喪失領導世界經濟的主導作用了。

換言之，以G7集團為核心的西方國家社會已無法再拱著美國霸權，繼續以實力地位肆意主宰全世界政經外交格局的秩序了，而且更不可能擅用美國單極霸權或G7+1的總合實力地位恣意妄為，到處製造「地緣不確定性」。

當亞洲經濟跑贏了西方經濟後，美國在全球經濟社會的「孤島化落寞」，將會成為2030年代的世界經濟社會中一道孤苦的風景。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5月31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了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史蒂芬維特(Stephen Walt)的文章《停止擔心中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美國的懼中心態是不理智的，更可能自己使預言成真》(Stop Worrying About Chinese Hegemony in Asia-U.S fears are not only irrational-they’re a potential self-fulfilling)。該文反應出目前美國對中政策的幾個盲點。

第一是不了解中國的反霸思維，第二是中國崛起並沒有走霸權主義，第三美國的衰退是自造的，而非中國所造成的。也因此，維特教授做了一個錯誤和危險的結論。他以明朝為例，認為中國是霸權國家，當時對外定下了霸權規則，他並用了中國在南海的外交作例證。事實上，明朝時中國根本不是霸權主義國家，否則也不會取消鄭和大艦隊繼續遠洋探險，最後是歐洲發展出殖民行為。中國努力推動南海行為準則，更是反霸權的策略。

維特認為，中國要想成為亞洲的霸權，對他國甚至對自己都不利，而且不易成功，美國也應當不要讓中國自覺它應該走霸權之路。筆者也認為，可以用歷史和經濟理論分析，霸權最終都會失敗，但反霸權則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美國在全球各地設有軍事基地，並且與諸多國家建立軍事同盟，才造成經濟上愈來愈無法負荷，中國所做的只是在自衛，並且與鄰和睦共榮，其反霸權的成功是可期待的。換言之，維特的假設和理論不對，但他建議美國不要用霸權行動讓中國不得不反霸權倒是正確的。

維特在文中解釋了霸權主義對美國的利益和誘惑，並舉了美國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行動為例。他認為中國想稱霸，是因想避免美國打壓，也想藉霸主之利防止被圍堵，也有利於外貿。他因此建議，美國應當放緩霸權行徑，以免刺激中國。

維特本質上認為，地域霸權理論上可以，歷史則證明不會成功，法國的拿破倫失敗，德國兩次世界大戰都敗，日本帝國主義二戰大敗，僅有美國成功，那也不過是四分之一的機會。美國僥倖稱霸至今，就應懸崖勒馬。

維特認為，中國在亞太稱霸的條件不如美國，第一是鄰邦有工業強國，第二是已被美國盯上。印度、日本、韓國及亞洲國家主義皆不利於中國稱霸。他問美中到底在爭什麼？他認為美國結盟沒有錯，但應當放送正確的信息，以免中國誤判，走上德、日前車之路。

筆者認為，美國應該正確了解中國的反霸權策略，與中國發展共榮共利的合作關係，使地球上只有反霸權，而沒有霸權主義。

(作者係中美論壇專欄作者)

2023年5月27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迎來百歲誕辰。季辛吉被認為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之一，有人認為他學富五車，是傑出的外交家和地緣政治家；有些人則認為他是冷酷無情的戰爭罪犯。不論外界評價如何，他絕對是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又是一位長袖善舞的國際政治家。

作為學者，季辛吉是哈佛大學教授，著有21本書；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和福特的國務卿，他頻繁穿梭於中南海、克里姆林宮等地緣政治中心，以及中東、拉美、非洲等熱點地區，被認為是參與冷戰以來，全球權力格局為數不多的奠基者之一，是國際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1971密訪中國震撼世界    

在季辛吉眾多的事蹟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也是對世界地緣政治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他1971年7月9日秘訪北京，並安排了尼克森次年2月21日訪華，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實現了震撼世界的「跨太平洋的握手」，成就了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最耀眼的篇章。

中美關係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是當時兩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森、季辛吉等中美老一輩領導人，對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的戰略思維不斷趨近的結果。在川普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並導致中美關係急劇下墜前，兩國關係歷經50餘年風雨不斷向前發展，其根本動力就在於歷屆領導人能順應歷史規律與時代潮流，始終通過戰略溝通增進相互理解，通過互利合作強化利益紐帶，不斷拉近對國際事務和兩國關係的認知，凝聚共同發展的信念和願景，在求同存異中尋找方向。

季辛吉曾表示，1971年秘密訪華是本著「打破僵局」、「要和平而非衝突」、「從接觸中受益」的精神，希望中美雙方在會談中增進相互瞭解。「50年後的今天，美中兩國間的合作需求並沒有減少，兩國關係仍然至關重要」，這是包括季辛吉在內的兩國有識之士對中美關係的判斷。然而，中美關係正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中美關係的歷史敘事被人為歪曲，發展方向面臨被引向歧途的危險。

這些挑戰首先來自於近年來美國對華認知的重大轉變。不久前，拜登政府宣稱，「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不斷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來實現這種意圖的國家。」基於這樣的認知，美國鼓吹「對華接觸失敗論」，渲染所謂「民主與專制之爭」，大搞民主國家聯盟，試圖用大國競爭甚至對抗來定義中美關係。在季辛吉看來，「拜登的對華政策，並沒有比川普好，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的，我們的政策是宣布中國為對手，然後迫使對手做出讓步。」季辛吉認為中美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現在最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進行對話，雙方都同意將以減少爆發軍事衝突的方式來執行自己的政策。

季辛吉一直盡力為華盛頓與北京調停，在每一個危急關頭，他都提出一些戰略觀念，以度過衝突與恐懼的歷史階段。無論是作為尼克森的國安顧問，還是尼克森與福特的國務卿，抑或自1977年作為私人性質的特別居間人，季辛吉一直致力於消除中國因美國干涉其內政，而產生的那種憤慨，以及美國因中國對民族、宗教與政治異見者的舉措而產生的反感。

《論中國》是必讀之作

2011年，88歲的季辛吉出版了《論中國》(On China)，成為專家學者要瞭解中國必讀的大作。《論中國》全書結構清晰。第一章總論「中國的獨特性」，他從地理、文化、歷史等幾個方面來概括中國的特點，這些特點會從各個方面影響中國的外交決策，有關具體的影響之處和方式，在接下來的各章中分別體現。第二章開始，他按時間順序論述中國的外交進程，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千禧年結束，他介紹了每個歷史事件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博弈與變革；包括鴉片戰爭、社會主義革命、朝鮮戰爭、冷戰、中美建交、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印戰爭、改革開放。季辛吉更親歷了毛、鄧、江、胡四代領導人，他對他們的印象和評價也在書中有扼要總結。

本書有兩個突出的優點：第一個優點是，季辛吉作為中美外交破冰的歷史見證人，他擁有第一手的歷史體驗與記憶，所以其表述很有親臨其境的場景和參與感；第二個優點是，季辛吉站在國安顧問、國務卿的視角，來解讀中國外交政策，並試圖從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等多角度解構這些外交政策，他提供的這種「局外人」的視角，能看到他人無法看到的很多死角。

對於毛、周、鄧三位領導人，季辛吉給予很高的評價：季辛吉認為毛澤東的滿腔豪情會讓反對者懾服，而周恩來會以智慧以理服人或以智取勝；毛澤東說話尖銳犀利，周恩來說話鞭辟入裡；毛澤東將自己視為哲學家，周恩來則自認擅長行政管理或談判；毛澤東致力於加快歷史前進的速度，周恩來則善於審時度勢。鄧小平言語辛辣、單刀直入，偶爾犀利反諷的插話，不喜歡空談理論而著眼於實際問題。

季辛吉在《論中國》中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是一種民族文化的獨特存在，其繁榮和發展不僅增進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和利益，也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障。中美關係發展需要尊重對方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避免惡性競爭和對抗。季辛吉稱「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國對著幹」。

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季辛吉提出了理性的思考。他認為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和溝通，促進協調與合作；推動高級別接觸，增進理解與互信。其次，雙方應該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經貿合作和互利互惠的發展，建立公正透明的監管機制和合作平台，以確保合作的公平和可持續。最後雙方應樹立共同責任的意識，推動全球治理和建設。在應對疫情、氣候變化、反恐等全球性問題方面，中美兩國應加強溝通和協調，共同擔負起全球責任。季辛吉堅持認為，兩個大國的共同利益應該有可能「共同進化(co-evolution)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框架」。他展望，英明的領導人建立一個「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類似於美國與歐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體。所有亞洲國家都可以加入這一體系，該體系應當被視為聯合的事業，而非中美兩大集團競爭的場域。而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有責任去「建立磋商與相互尊重的傳統」，從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體現各國的抱負」。季辛吉以此作為《論中國》的結尾。

《世界秩序》期待建立新秩序

在《論中國》出版三年後，筆耕不輟的季辛吉2015年又出版了自己91歲人生的第17部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在書中，季辛吉指出，當今的世界秩序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從歷史上看，世界不同區域曾有各自的秩序規則—歐洲的均勢秩序觀、中東的伊斯蘭教觀，中國的天下觀，印度的歷史輪迴觀及美國的普世觀。在全球事務上，每個區域各行其道，結果導致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和衝突，因此世界秩序從未存在。

季辛吉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中美兩國國際秩序觀存在差異，但同時又具有共同點，堪稱「殊途同歸」。他在書中列舉了中美雙方的異同，但二者對國際體系都懷有愛恨兼具的心態，對此體系設計的判斷不同，卻又承擔著各自的義務。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大國，在21世紀世界體系中將發揮空前的作用，但在這方面缺乏經驗；美國在如何與這樣一個大國保持長久關係方面也缺乏經驗。中美有著相仿的幅員、影響力、經濟規模，卻有著不同的國內秩序模式。中美兩國的文化與政治背景有著重大的差別，美國的政治哲學是實用主義，中國則是從理念出發。美國從未有過強大的鄰國威脅，而中國邊界始終存在強敵。美國認為每個問題都應有解決的辦法，中國人認為每個老問題的解決都是新問題的開始。美國人追求對當前環境的直接反應和結果，中國人則集中關注於漸進式變革。美國人習於對可運作的專案制定具體議程以解決問題，中國人習於提出總原則和引導問題進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共產主義理想和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結合，而美國人對這二者均很陌生。

季辛吉認為，歷史上相互隔離的中國與美國，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進入一個共同的國際體系。中國認為中國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這個體系中受到遏制。美國也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這個體系中傳播其價值觀。這兩個大國不論是敵手或是新型夥伴，都對21世紀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由於中國迅速崛起，國際輿論常常把21世紀初的中國，比擬成20世紀初的德國，懷疑美中能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季辛吉作為來自德國的移民，對此問題尤為關注。他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雙方可能都是出於策略考慮，但這是避免歷史重演的唯一出路。其要點一是中美雙方都應吸取一戰前的歷史教訓，防止由於不斷增長的懷疑氣氛和偶發事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中美雙方的戰略家們都在援引歷史經驗和行為模式，來避免不可避免的未來衝突，他們已經認識到當時歐洲領導人無法區別策略與戰略，在軍事計畫誘導下走向安全陷阱。二是中美領導人都公開承認，雙方具有共同利益，並在太平洋地區構建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保持力量平衡、減少軍事威脅的一種方式。三是中美都在致力於構建一個建設性的世界秩序，關鍵在於雙方都不可能取得獨一無二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如同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所擁有的那種單極地位。

季辛吉所理解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大國均勢和夥伴關係的結合，夥伴關係理念應成為亞洲均勢的核心要素，並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與中國所提出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不盡相同，但他對這個全新概念的思考確實具有戰略價值，有可能改變過分依賴美國同盟體系的舊思維。

季辛吉援引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前國防計畫助理部長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註定一戰：美中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新興大國與現有霸主競爭的16件歷史實例中，有12件最後以戰爭告終，艾利森稱此為「修昔底德陷阱」。要避免這種歷史慣性，必須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礙。例如：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甚至深深懷疑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把許多美國行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國的崛起，試圖把中國永遠置於二流國家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將系統地削弱美國的主導優勢和國家安全。又例如：選擇軍事力量來追逐核心國家利益，幾乎是所有大國戰略的必備部分。雙方都由於另一方的軍事防禦而加深戰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維護國家利益也會被歸入最壞的可能性，雙方都為防止單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軍備競賽，還會由於地區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戰而捲入更嚴重的危機，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日對抗、南海爭端等等。

季辛吉指出，純軍事方式的東亞平衡，很可能導致比一戰前更強硬的盟國集團對抗。軍事因素不應被當作是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義者。在冷戰時期，雙方分界線由軍方劃定；在當代，這種分界線不應主要由軍事部署來決定。如果美國堅持在亞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也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季辛吉建議，美國應在戰略考慮中調整人權問題的優先順序，儘管不可能完全將它放棄。即使兩種觀點難以妥協，雙方領導人也有義務防止這種分歧滑向戰略對抗。

季辛吉更具體的設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決於各自在實現目標的克制程度，並有能力將競爭限定在政治外交領域，這是「不對抗不衝突」底線思維的另一種表述。類似觀點還有許多：例如他提出國際秩序觀多樣性回應中國提出的多極化世界；他提出國際體系調整回應中國提出的改革國際舊秩序；他提出國家作為國際秩序基石回應中國提出的不干涉內政和國家主權完整；他提出降低價值觀戰略內涵回應中國提出的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等等。如果中美之間就國際秩序觀達成更多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可以獲得穩定的框架結構，進而為構建中美利益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

季辛吉在書中總結道，「秩序永遠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之間的微妙平衡，亞洲的秩序必須把均衡與夥伴關係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純軍事手段來維持均勢將一步步引發對抗，靠施加心理壓力來營造夥伴關係，則將引發別國對霸權的擔心。美中兩國必須運用精明睿智的政治技巧，來找到兩者間的平衡。假如這一平衡無法實現，遲早會引發大禍。」

中美應和平共處合作雙贏

綜合《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網站報導，季辛吉在百歲生日前夕接受了多家媒體採訪，分享了他對國際局勢的最新看法。他認為，今天的世界處於一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要適應因中美競爭而分裂的世界。季辛吉指出，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始終「自詡正義」，別的國家未必認同，而中國尋求的是安全而非統治世界；美國應做的不是盲目對抗，而是尋求對話。

季辛吉說：「我們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典局勢中，雙方都沒有多少政治讓步的餘地，任何對平衡的干擾都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雙方相信對方代表戰略危險，我們正走在大國對抗的路上」。他認為「現在對和平的兩個最大威脅是美國和中國，我們有能力毀滅人類」；人類的命運取決於美中兩國能否和睦相處，而防止毀滅性衝突的唯一途徑就是不感情用事的外交，而是共同價值觀得到鞏固的「冷靜外交」。

季辛吉表明「我覺得對於世界發展來說，沒有比美中關係更重要的了，所以我經常去中國，希望為和平的世界格局盡點力。我希望中國繼續成功發展，人民生活在和平繁榮中」。他也表示，「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中美關係發展至今，不能再惡化下去了；兩國不能做聽天由命的選擇題，而應做勇於擔當的必答題；現在是時候共同構建和平共處、合作雙贏的「外交新哲學」了，這既是兩國人民之福，也是國際社會所願。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日本政府經過多年的國內外激辯，以及數位首相上台下台，仍計畫在今夏排放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儲存超過130萬噸的核廢水入太平洋，引發全球關注及亞洲鄰國緊張。

這是人類史上第一起大規模核廢水排放，爭議甚巨，其中包含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質影響人體健康等議題，在亞洲引起激辯。日本鄰國及全球環保人士憂心，將含有放射性同位素「氚」(Tritium)的核廢水排入海洋，會對全球人體健康和海洋生態造成極大的風險。

常駐日本的法國國家研究院「福島災後」計畫主持人Cécile Asanuma-Brice博士接受BBC訪談時說，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福島當地居民，特別是漁民，「對他們來說，這個決定是災難性的，也對他們的工作造成傷害。」她說儘管東京實施了積極的宣傳政策，但日本民眾仍有大約一半持反對意見。她認為，更明智的方案是繼續儲存核廢水，直到氚的放射性自然降低；「核電站周圍和其範圍之外仍有空地，可以建造新的儲存槽。」

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也強調，核廢水如何處理會對人類和地球產生深遠影響，也關乎日本漁民的生計及其他國家民眾的人權。不過，日本政府強調，已在福島核電站緊鄰的海邊，修建了一個處理及排放廢水的水道，竣工後將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檢查和確認後才會開始排放。即便如此，距離排放福島核廢水現僅一步之遙。

6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批評，日本污染海洋、損害人類共同利益，是「極其自私和不負責任」。韓國政府啟動了「國民安心」計畫，希望消除國民的顧慮，但韓國民間的反對聲音仍然很大，反對黨甚至組團赴福島核電廠考察。面對反對黨抨擊，韓國總理韓洙表態，願意親自飲用福島廠過濾後的水。港媒《南華早報》則報導，韓國民調顯示，超過85％的受訪者反對日本排放廢水；七成受訪者表示若繼續排放廢水，他們會減少食用海鮮。

台灣民進黨當局對日本排放核廢水未表示異議，原子能委員會僅強調福島核廢水會隨北太平洋洋流往東太平洋及美國方面移動，只有小部分一兩年後才會流向台灣。不過，台灣關心此事的民間政團有200多人，在日本一宣布要排放廢水後，即於6月13日上午，聚集在日本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門口，召開「抗議日本排放核廢水入海 危害食安環境記者會」，呼籲日本政府應懸崖勒馬，也譴責民進黨當局不顧人民權益，媚日噤聲，可恥之至。

七大工業國家(G7)於5月19至21日在日本廣島舉行高峰會。討論的議題包括俄烏戰爭、台海情勢、北韓核武威脅、綠能發展、經濟安全保障。峰會除了7國領袖，還邀請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韓國總統尹錫悅及巴西總統魯拉參加。會後提出「去風險」及「不脫鉤」主張。種種作為背後的算計都值得推敲探究。

美國操弄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表面上是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之間的爭戰，背後卻明顯可看到美國的身影。戰爭雖由俄國發動，但烏克蘭若是真心想要避戰，一定能找到避戰的方法，可是當俄國軍隊在邊境集結時，烏克蘭執意應戰，終使戰火點燃。而美國在背後支持烏克蘭，也成為引爆戰爭的重要導火線。

戰爭爆發後，美國聯合歐洲國家對烏克蘭提供大量軍援，目的顯然是想要協助烏克蘭擊退俄軍。但俄軍實力強大，烏克蘭僅有美歐提供的有限武器裝備，始終未能扭轉戰局。戰事持續超過一年，使得世界秩序受到重大影響，尤其是歐洲國家深受其害，法國及德國曾多次出面調停謀和止戰，可是徒勞無功。

當眾人無計可施時，便想請中國大陸出面調停。因為一來中國大陸自俄烏開戰以來一直保持中立；二來中國大陸與俄烏兩國關係一向友好，能夠得到兩國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在國際政治，或是國際經濟方面都舉足輕重。大家相信中國大陸具有影響俄烏兩國意志的政治及經濟實力。

中國在今年3月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震驚世界，也充分展現中國對國際政治已經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在眾人期盼之下，大陸在2月24日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習近平於3月20至22日赴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4月26日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並且派出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擔任特使，於5月15日出訪烏克蘭、波蘭、法國、德國、歐盟總部和俄國進行實質斡旋。

李輝在訪問結束後表示，俄方表達俄羅斯從不反對和談，烏克蘭方面也表達珍視和渴望和平，雙方並沒有關起和談的大門。中方認為，如果真想要讓戰爭停下來，挽救生命，實現和平，就應該停止向戰場輸送武器，否則只會不斷推高緊張局勢。此一主張也獲得普丁的認同。

然而，在中國大陸展開實質調停之際，美國主導的G7峰會刻意邀請澤倫斯基與會，強調美歐國家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並持續提供軍援。此舉明顯與普丁及李輝所言背道而馳，完全沒有為俄烏和談創造條件。G7國家持續增強澤倫斯基對抗俄國的底氣，目的不外乎逼迫俄國知難而退，無條件撤軍。此項如意算盤能否實現，有待驗證。

拉攏巴西、分化金磚五國

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合稱金磚五國，是美歐日以外的新興勢力。金磚五國最大的特點是，雖然與美歐日等國往來，卻不以美國馬首是瞻，甚至往往採取與美國相對的立場。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率先譴責俄國，並發動制裁。但是金磚五國相應不理，甚至與俄國暗通款曲，使美國甚感困擾。

巴西總統魯拉今年4月赴中國大陸訪問，受到高度歡迎。魯拉在上海出席巴西前總統羅賽芙宣誓就任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行長時，高聲質問：「為什麼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作結算貨幣？為什麼不是用人民幣或本國貨幣作為兌換的貨幣？」公開展現了「去美元化」的立場。魯拉的言論顯示，二戰後美國的霸權正受到挑戰，以金磚五國為首的新國際趨勢正在形成。

蘇聯解體後，冷戰結束，但世界並沒有走向多邊合作、共享經濟，而是形成美國獨霸全球，藉著石油美元及軍事優勢在世界各地進行長臂管轄的局面。在歐洲利用北約主導當地的戰略安全；在中東以軍事手段直接干預區域政治；在亞洲聯合日本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堵；在中南美洲以經濟援助掌控各國政治發展。       

開發中國家逐步興起後，開始對美國的強勢作為產生質疑，尤其是美國在若干地區直接介入當地國家的內政，顯現美國有自私的地緣政治及經濟利益考量。而美國在中東、亞西地區多年的征戰，也嚴重耗損國力，再加上國內族群衝突嚴重、社會對立動盪不安，嚴重損害美國在國際間的威信。

美國一向將拉丁美洲視為後院。但大陸在當地的經營已使諸多國家喪失對美國的向心力。巴拿馬、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先後與台斷交，與大陸建交。尤其宏都拉斯不顧美國勸阻，執意與中共建交，顯示大陸對拉丁美洲國家的吸引力已大幅超越美國。

巴西與大陸強化雙邊關係，顯示中國大陸正在逐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新目標。美國藉著此次G7峰會刻意拉攏與美國有地緣關係的巴西，目的顯然是想要遏止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拓展影響力。但巴西必然有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很可能一方面與G7國家友好往來，另一方面仍積極在金磚五國體制內強化與大陸的盟友關係。

美打抗中又和中如意算盤

G7國家在此次廣島峰會提出「去風險」與「不脫鉤」政策。這項聲明顯然是針對中國大陸而發。所謂「去風險」是指美歐各國與中國大陸往來時，不要過度依賴大陸，尤其是戰略物資，例如稀土及高科技產品各類晶片的供應鏈等。以避免大陸利用這些產品作為脅迫美歐日國家的工具。此種概念放諸四海而皆準，世界各國都應該盡力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自主性，避免受制於其他國家。

如果美歐日國家希望完全不受中國大陸箝制，最好的辦法是與大陸「脫鉤」，斷絕彼此往來。然而，由於中國大陸各項建設突飛猛進，廣大市場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使世界各國趨之若鶩。多年來美歐國家與中國大陸的往來交流已經錯綜交織，即使現在心生警惕，也不可能驟然一刀兩斷。舉例而言，根據歐盟統計局發布的資料，2022年歐盟27國對中國貿易額為8,563億歐元，較2021年增長了22.8%。大陸現為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場。另一方面，截至2022年底，中歐雙向投資已逾2,300億美元。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22年美中貨物貿易總額達6,90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占美國商品進口額近兩成。面對如此的情境，美歐國家根本無法與大陸脫鉤。於是推出「去風險」，又「不脫鉤」兩全其美的構想。近年來美國除對中國大陸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也利用政治制度的差異，鼓動歐洲及日本對中國的民主自由及人權大加撻伐。

美歐國家一方面在政治上杯葛中國，在戰略物資上擺脫其箝制，另一方面卻不放棄在大陸市場賺取利潤。中國大陸並非昔日積弱不振的滿清王朝，不會聽任西方列強為所欲為。

6月2日，第20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在新加坡舉行。中國拒絕安排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場邊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舉行雙邊會談，理由是美國不能對大陸官員一邊制裁，一邊對話。此話也同樣適用於美歐國家與大陸的政治及經貿關係。

G7國家意圖一方面對抗中國大陸，阻擾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計畫，指稱中國大陸進行經濟脅迫，另一方面卻繼續享受大陸市場提供的紅利。如此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也有待時間驗證。

(作者係退休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