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從在中東歐地區親眼目睹東歐民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從而反思也在經歷民主陣痛與認同分歧的台灣。

2014年夏天，我訪問東歐各國約三個星期。當時中東歐各地紛紛舉辦「後共25周年紀念」，可是，自由化與民主改革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甚至出現逆退的危機。之後的三年間，我又去了兩回中東歐地區，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等，親眼看到了東歐民主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民粹主義挑戰新興民主國

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曾指出，1980年代後期以來開啟的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路徑，並不必然是一條單行道，那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民主變革並非不可逆轉。而逆轉之後的形勢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可再逆轉的。民主可能根本無法保護它自己，特別是在民主尚未深深紮根的國家。對台灣而言，恐怕亦如是。

目前所有民主化的國家多少都呈現一些重大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困難的症狀和嚴重程度因國家而異。然而，有些問題是相當普遍的：大量的民眾失去工作，失業成為長期問題；很多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逐步拉大；成千上萬的人生活困苦，而發橫財的人卻窮極奢侈。市場化與自由化的利益主要歸集於不到1%人口的金融資本所有者；而不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又造成各國內部強烈的不滿，不滿的情緒又被民主反對者和民粹政客利用了。相當多的人都轉向了極右派；那些失望者、失敗者和貧困者，受到民粹派政治人物的煽動。總而言之，對民主體制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嘗試，以及對經濟情勢的不滿，演化出一個惡性循環。這凸顯了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民粹主義挑戰和國家治理危機。

匈牙利政局整體向右轉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Mihály Orbán)在2014年7、8月紀念民主化風潮25年的活動中表示，在1980年代後半期，東歐人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念：衰敗的東歐應該接受運轉良好的西方模式。但現在才知道，原來西歐也是脆弱的。他批判西方民主體制，強調匈牙利要發展另一種特別的、民族主義的民主型態，而不是強調言論和信仰自由的自由民主。

匈牙利的反對黨聯盟於2014年8月20日批判歐爾班的講話，指責他拋棄了「構成歐洲靈魂的自由與民主」，企圖以俄羅斯普丁式的「不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綱領取而代之。「不自由的民主」指的是，雖然開始實行民主選舉，但國家整體上並未呈現充分的政治自由、人權保障、法治、分權制衡和經濟自由化；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也不充分。在2010年國會大選中，歐爾班成功領導右翼政黨匈牙利青年民主聯盟(Hungarian Youth Democrat)獲得五成三的選票及三分之二的席次，掌握政府後推動修憲，將基督教價值觀和保守意識形態載入新憲法。2014年4月，歐爾班政府再度連任，青盟和另一保守黨派在新國會199個席次中掌握了133席。這反映出匈牙利政局整體向右轉的趨勢。

2015年8月間，中東難民群聚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要求越過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形成難民危機。歐爾班政府因以強硬武力制止難民越界，遭到國際輿論指責，但歐爾班卻反向斥責願意接納更多難民的德國政府，並強調此舉將危及「基督教歐洲」的完整與安全，他並透過國會立法方式，對非法越界的難民處以監禁，以期制止難民借道過境。

親眼目睹匈牙利難民危機

難民危機暴發之際，我正在匈牙利現場。2015年9月3日早上，我從捷克摩達維亞的首府布爾諾乘火車赴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由於中東北非的難民潮已陸續經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轉而湧入匈牙利。但匈牙利政府卻以德、奧等國拒絕難民直入，必須先在第一個歐盟入境國希臘先行登記，因此拒絕難民繼續穿越匈國國境，以免變相鼓勵其他難民繼續借此一管道前往西歐，對匈牙利治安造成威脅。結果，布達佩斯的主要火車站東站均為難民所盤據，所有的國際鐵路線被迫停駛。

難民本無意留住在匈牙利，要求匈國政府允許火車直接進入奧地利和德國，但匈牙利卻不甘願成為難民借道之所，要求難民先行登記；總理歐爾班強調，難民將危及歐洲的基督徒文化根基。而德國總理梅克爾此時又宣布，願意接受80萬難民，難民心存希望，因此拒絕登記；同時也拒絕留在匈牙利的難民站。結果導致難民盤據一列往西行的火車，並占領鐵路，另外還有上千位難民決定從公路徒步走向一百多公里遠的奧地利，這是歐洲自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難民危機。

我們事先已知道情勢變化，決定提前在多瑙河畔的小鎮瓦茲(Vac)下車，接待的朋友約好在此等我們下火車。未料，近午時分，進入匈牙利邊界前，火車在斯洛伐克的邊境小鎮停駛。原本站務人員通知大家要等匈牙利的司機來接班，等了一個多小時後，才被告知，最新的決定是火車不得進入匈牙利，必須由乘客乘計程車越過邊境前往。

此時已過了12時半，我們在車站外等到1點左右，終於搭上排班的計程車前往瓦茲，近1點50分抵達，接待的朋友已先離開了。後來才知道他被告知要到匈牙利邊界的另一站等我，顯然斯、匈兩國之間的訊息有著嚴重落差。此時，匈牙利站務人員告訴我們，下一班進布達佩斯的火車還要再等兩個半小時才開。不得已之下，我們只有繼續搭計程車前往布達佩斯，行程約150公里，兩小時後才到達旅館，前後花了近5小時，比正常時間多出4倍。

由於情勢不斷變化，我們只能靜觀其變。所幸，原定9月4日訪問匈牙利憲法法院的行程繼續不變，前後晤談了90分鐘，瞭解到匈牙利的法治進程與憲政制度。而此時布達佩斯的難民已經開始分流，一部分繼續留在東火車站；一部分決定留在邊界小鎮，順著鐵路走向奧地利；另一部分則經由多瑙河上的伊利沙白大橋走向100多公里外的奧匈邊界。英國BBC和匈牙利電視台一直全程現場報導。接待我們的匈牙利朋友說：這真是幾十年未見的大變局。

東難民湧入歐洲的危機，最後終因德、奧兩國決定開放大門、接納難民而暫時得到紓解。

歐盟新成員面對民主陣痛

我從現場觀察，深一層看到了更為細緻而難解的問題，那就是歐盟的新成員國，包括希臘、匈牙利、克羅埃西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儘管已告別了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但仍然面臨國家能力的不足與文化認同的分歧。這就像目前正在經歷民主陣痛與認同分歧的台灣一樣，同時承受三大現實問題的考驗。

第一，排外民族主義的勃興與文化認同的分歧。以匈、捷、斯、波四國為例，他們均堅持文化民族主義，強調自己是基督教國家，不願接納中東和北非難民和伊斯蘭教信徒。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公開表示，只願接納難民中極少數的基督徒，而非絕大多數不同宗教信仰的非我族類。這是文化認同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

相對的，自二戰結束以來就不斷接納土耳其、南斯拉夫外籍勞工和中東難民的德國、奧地利和北歐的瑞典、芬蘭各國，卻願意基於人道主義精神，開放難民入境。而東歐這些「新歐洲」國家卻比較接近美、英當前的政治主流，強調必須以基督教文化為核心，拒絕多元文化主義，對伊斯蘭教和中東、北非人士採取拒斥的態度。換言之，這是從根源上反對一個多元族群和文化包容的歐盟。

第二，經濟發展條件的不足與國家能力的下頹。在此次難民危機中，匈牙利政府根本沒有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連調派公車、紓解滯留車站和鐵路的人流，或是提前預擬應變方案，對不涉及難民路線的其他國內班車準時開動，都完全束手無策。因此，從維也納、布達佩斯到布拉格，這一向被視為「黃金三角」的中東歐地區，交通運輸一團混亂，許多旅遊行程被迫取消，火車班表也全面延誤。我自己花了比平常多三、四倍的時間，將近13小時才離開布達佩斯，到達捷克。如果是在台灣或大陸，新聞媒體和民眾恐怕早罵翻了，但在這裡，大家卻只有無言默然以對，連抗議都不可能。相對的，大陸的高鐵、航空和其他交通運輸事業快速成長，比中東歐或美國還要便利快捷。這凸顯大陸經濟建設的成果和國家能力的具足成長，這讓中東歐人民羨慕不已。

第三，民粹主義與「不自由的民主」持續滋長。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主張維持一個「基督教的歐洲」，決定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邊界築起高牆和鐵絲網、阻絕難民進入，而且還要進一步修法讓非法移民關進監獄。但他卻忘了，匈牙利地處東、西歐要衝，20多年前，大量東德民眾借道捷克、匈牙利，進入奧地利、西德，以用腳投票的方式促成了1989年的兩德統一，進一步結束了東歐共黨統治。而今，中東難民要借道匈牙利，進入奧、德，又如何可能用高牆和監獄阻絕呢？

波蘭也成為分裂的國家

除了匈牙利，過去經濟改革表現傑出的波蘭，最近也逐漸變成一個憤怒和分裂的國家。2015年10月，右翼民族主義政黨－法律與正義黨(PiS)贏得了議會多數席位，而其競選訴求是逆轉上屆政府所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該黨很快就兌現了這一承諾，取得對媒體、司法體系和憲法法院的控制權。該黨領袖卡欽斯基(Jaroslaw Kaczynski)表示，他正在效法匈牙利的「不自由民主」模式，領導一場文化反革命。他的民族主義支持者欣喜若狂。而他的批評者則是目瞪口呆，擺出迎戰的姿態。

2016年12月，這種對立局面達到了一個新高潮，反對黨議員認為，一項限制媒體進入議會採訪的政府舉措實在太過分，於是決定圍困議會議事廳，並要求政府改弦更張。結果，執政黨議員乾脆列隊進入另外一個房間，在爭議的情況下通過2017年的預算案。而在議會外，反政府的抗議群眾試圖阻止執政黨議員離開，政府的支持者則怒斥反對派綁架了民主。

波蘭憲法法院前院長熱普林斯基(Andrzej Rzeplinski)認為，卡欽斯基讓波蘭走回威權主義的道路。波蘭現任總統杜達(Andrzej Duda)卻指責，因反對派煽動，導致社會動盪。

波蘭反對黨人士強調，他們是唯一可以阻擋卡欽斯基和一黨專政的力量，因此綁架議會、阻止議事進行是正當的。如果讓法律與正義黨完成它的四年任期統治，將會毀掉這個國家。他們標榜維護民主，但所採取的手段卻阻礙了民主的進程。對於自由派失望的人卻認為：所有政治人物，不分執政或在野，都很可怕。這對台灣老百姓來說，實在是司空見慣了。

當然，這也正是東歐新興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同時也是對歐盟能否存續的一大試煉。歐盟究竟能否統合各國的異見，超越文化認同與族群對立的分歧，讓惱人的難民和經濟問題迎韌而解，使自由民主體制能持續而非中輟，這將是歐盟能否持續的關鍵。

（作者係金門大學講座教授）

1980年代陳映真主編的《人間》雜誌率先以報導文學的形式，輔以大量的寫實照片，紀錄台灣社會底層的庶民生活，啟迪了當時眾多的年輕人，如今哲人已遠離，但其精神永存。

雖然陳映真過去十年在北京養病，但台灣有關他的相關研究及報導從不間斷，2015年4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特展「鄉土人間與台灣」也展出了《人間》著名的報導與照片，為期半年之久，可見陳映真及《人間》對1980年代的年輕人有著深遠的影響。

1989年我在輔仁大學參與原住民服務性社團，有位團長就說：「《人間》是啟發我這一生人文關懷的起點。大學時舉辦山地周，請陳映真先生來學校演講，他不嫌棄學校社團沒有經費，願意前來，記得當時聽眾擠滿了淨心堂，大家都對他的那種濃郁的人文關懷，感動地不能自已！」這位團長現在擔任華碩電腦全球副總裁，也是輔仁大學的榮譽校友林宗樑。

深入探討社會問題

1985年11月《人間》以月刊及報導文學的形式創刊，到1989年9月，總共發行47期。每期以一個專題的方式深入探討、分析台灣所面對的各項議題、中國現狀及世界發展的最新趨勢。在內容上，可以分成四大面向：

一、《人間》意圖扭轉戰後台灣歷史由國民黨政府及資產階級所建構的史觀，改以群眾的觀點出發，打造庶民階級的歷史。也由於觀念的翻轉，一群「沒有姓名」的普羅大眾成為歷史的主角，《人間》就是替有口難言、有筆難書者，詮釋社會底層人士對於戰後歷史的看法，首次以「民眾史」的立場回顧戰後40年台灣社會發展的歷程。

二、對於台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人間》從「冷戰結構」與「依賴理論」的觀點切入，結構性論述戰後台灣成為「反共親美」的基地，無論是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的成立，抑或整體的經濟建設，都是以美、日及西方陣營的需求為考量，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殖民地，也是西方國家次要及高汙染工業產品的供應地。

三、《人間》對大陸充滿了期待之情。1987年解嚴之前即以精美的圖像、感性的文字介紹當時被政府視為「禁區」的大陸，甚至以大篇幅報導台灣記者首次採訪大陸的過程，將1949年以來兩岸斷裂的歷史關係巧妙地聯結在一起。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人間》期待中共當局實事求是、公正客觀地展開調查，並對「文革十年」做出嚴肅的總結與自我批判。《人間》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精神。

四、《人間》對1980年代台灣社會充滿了批判性與前瞻性。《人間》用超過一半以上篇幅的照片、深入報導並控訴當時的社會問題，讓讀者眼見為憑。不只是報導，《人間》更積極參與、介入議題，某種程度上，將報導文字當成工具或政治信念的載體。當今的公民記者、獨立媒體討論汙染公害、山林危機，《人間》早已探討過二仁溪的嗚咽、基隆河與濁水溪的病危報告及反杜邦的抗爭和後勁反五輕的激烈過程；在司法人權議題逐步被攤開討論的當代，《人間》透過湯英伸與祁家威的例子，伸張原住民與愛滋病患被漠視與汙名化的問題。《人間》是1980年代社會運動方式的呈現，是向不公義社會發出的宏亮之音。以當今現況而言，《人間》無異扮演了「先覺者」的角色。

《人間》在第43期刊登巨大的跨頁廣告，斗大的標題寫著：

做一個開創歷史的先鋒者：為社會弱勢者出聲，為文化解放開路，為政治經濟社會力尋找人文基盤，是台灣的中國的世界的歷史的時代批判與記錄者

對於陳映真而言，《人間》就是以報導文學結合攝影為媒介，從事台灣社會現實的探究、揭發、批判與報告。《人間》最早從關懷社會底層的弱勢族群及環境汙染問題出發，檢視社會發展的歷程及挖掘社會問題背後的真正原因，但也因為社會劇烈的變動，雜誌的內容不得不有所調整，包括陳映真在內的《人間》作者群，不斷地反思將《人間》和轉動迅速的台灣社會契合，儘管事後證明，《人間》的轉型可能是失敗的，導致《人間》最後停刊，但它依舊是1980年代唯一能從台灣歷史脈絡中尋找出日後社會將面臨的瓶頸的刊物。

陳映真愛台灣無庸置疑

陳映真說，《人間》訴求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但關懷的卻是弱勢族群及社會的邊緣人；用精美的圖像印刷宣傳左派的人道主義關懷，就是運用資本主義的技巧打擊資本主義。由於陳映真最後十年在北京養病，引發有人質疑他的政治立場，但從《人間》所報導的議題及對台灣在1980年代社會運動的關注與參與，其熱愛台灣之心是無庸置疑的。陳映真的自我評價「台獨對我很有意見，可他們拿我沒辦法，他們可以說任何人不愛台灣，可他們不能說我不愛台灣，證據就是這本雜誌。」是那麼的鏗鏘有力。

陳映真、大頭，我們懷念您！我們懷念有《人間》的年代！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輔大兼任副教授）

1970年3月，大二下學期開學第一天，我就接到台大歷史系系主任陳捷先通知，要我去警總接受約談，因為上學期期末幫同學翻印了附匪學人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初版）一書。

我去了警總出入境管理室，由一位少校負責接待，因有班上同學爸爸是警總田副司令，事先打過招呼，因此受到相當禮遇，不但泡茶請我，還送我一本《查禁圖書目錄》，目的是要我明瞭哪些書是禁書，不得翻印？從此我如獲至寶，按圖索驥，四處廣搜漏網禁書珍本，迄今禁書滿房間，甚至造成書災，嚴重影響居家品質，兒女們還戲稱是「核廢料」。

康寧祥和司馬文武創辦了《八十年代》雜誌後，我在該刊登了兩篇文章：〈新偽書通考─禁書政策下的掙扎與變型〉、〈禁書大觀—30年來哪些書被查禁了？〉1981年2月，我編寫了《禁》一書，交由台北四季出版社出版，作者用內人所取的「史為鑑」筆名，還常被朋友戲稱為「禁書專家」。

1980年美麗島軍法大審後不久，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辦了《鐘鼓樓》，創刊號可以說是美麗島事件專號，雜誌還未出刊，就在印刷廠被警總抄沒，一本都沒外流。後來黃天福送了我一本校對稿影印本，我如獲至寶。不料數天後，半夜兩點鐘，十幾名員警和調查員荷槍實彈到家中搜索，說接獲情資，我家藏有幾十包《鐘鼓樓》，結果是擺了大烏龍，全是故鄉出版社的《中學生成語辭典》。當晚全家人抱成一團，戰慄發抖到天亮！

30年後，有一天約了曾任職於前警備總部的郭大哥見面，邊喝咖啡，邊話天寶，兩人相談甚歡，相互調侃，大有「白頭宮女話天寶」之嘆。與他相識在一年前的一場宴席上，互相交換名片，他當場很訝異地說：「我以前任職於警備總部，你因為印禁書、賣禁書，一直是我工作的對象！」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從此二人成為無所不談的好友。

回想大四畢業那年，我寫了一篇「閒話禁書」，對不合理的查禁制度，戕害言論、學術與出版自由，予以強烈抨擊，卻無處發表，最後黃雲（筆名黃夢冊）先生親自交給胡秋原先生，發表在1973年6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開啟我畢生研究禁書、收集禁書、抨擊書禁制度的先河，後來該文收進史為鑑的《禁》書中。黃老先生因印行五四運動史與1930年代文學史禁書，被關進牢獄中，後來還死於獄中。他自隨軍隊來台，官拜少校，卻單身終其一生，著有《名利學》一書，內容類似《厚黑學》，不知其大陸親人知其最後下落否？每想起黃老，內心不勝感傷與無限懷念。

如今已經解除戒嚴，年輕世代哪能體會當年尋覓、偷藏及閱讀禁書的辛酸苦楚？！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

光復中學學生變裝成納粹風波，駐德代表謝志偉見縫插針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藍營除要求謝志偉下台外，似乎拿不出任何對策，究竟蔣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國民黨人似乎欲言又止，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內活動變裝成納粹，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界紛紛撻伐。獨派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見縫插針的機會，其中尤以駐德代表謝志偉說「納粹陰魂還在台灣」，引起許多人的憤慨。但藍營人士除痛批謝志偉不適格，要求蔡政府應該撤換謝志偉，以及少部分人以「國府資助過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蔣介石支持反希特勒的行動」等，企圖切割蔣介石與納粹的關係之外，似乎對於謝志偉所提問題拿不出任何對策。因為，要說蔣沒有法西斯化傾向，絕不是事實。

二次下野成為法西斯開端

朱偉競博士在其所著《南京國民政府「法西斯」性質之探討(1927-1937年)》中，對此有相當完整的介紹。法西斯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為1920年代，中國人將Fascism翻譯為「泛犧」，或意譯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頑起愚」之意，這是一種對團體暴力主義的崇拜，後演譯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義」。由於法西斯主義本身缺乏深厚的理論基礎，因此初期在中國並不盛行。

而蔣介石帶領國民黨走向法西斯化的開端，就在1931年的「湯山事件」。

1931年初，蔣介石與胡漢民就是否要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起了很大的衝突，胡漢民認為：國父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全部遺教，足可作為約法，因此國民政府並不需要另行單獨制定約法，且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經決定「以國父遺教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因此堅持拒絕頒布《訓政時期約法》。蔣在幾經與胡溝通無效後，一氣之下乾脆在1931年的2月28日，以宴客之名邀請胡漢民到自己住所晚餐，胡一到，便將其移送湯山軟禁，這便是當時有名的「湯山事件」。

蔣介石非法軟禁胡漢民的行為，引發兩廣人士的憤慨，汪精衛、孫科等人另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一夕之間，全國各界反蔣勢力大集結。但當雙方鬧得不可開交時，正好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迫使寧粵雙方放下對抗攜手合作，10月14日胡漢民被釋放，結束了近8個月的軟禁，而蔣則被迫第二次下野。但蔣並不反思自己違法亂紀的行徑，卻認為「今次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所導致的。因此，如何建立幹部、組織與情報網，成為蔣介石構思的重心。

透過法西斯集大權於一身

此時，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正方興未艾，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已完成了獨裁統治，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也如旭日東升。這對清黨後黨內中心思想呈現真空狀態的國民黨產生了啟發，部分國民黨人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新的救國思想，尤其法西斯政黨對於打擊共產黨有著「卓越成效」，更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興趣。

於是在1932年，蔣批准了騰傑等人成立「三民主義力行社」（又稱藍衣社），又命陳立夫等人成立「青天白日團」（簡稱青白團），一個以軍界黃埔系為主，一個則以國民黨員為主，開始在各地吸收青年，推行法西斯活動。

力行社下轄的中華復興社所控制的「政訓研究班」，公開以《我的奮鬥》、《墨索里尼自傳》為教材。而陳立夫掌控的「幹社」，入社信條就是「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是反共救國的唯一道路」。同時對於反對者的聲音，也學習法西斯的暴力手段逼其噤聲，《申報》負責人史量才的被殺，就出自同屬力行社的戴笠之手。總之，不管是力行社或是青白團，以及相關隨附組織，目的就是透過法西斯主義，效忠、擁護最高領袖蔣介石。

對於蔣狸貓換太子用法西斯主義取代三民主義，胡漢民痛批說「最嚴重的，是專斷獨裁的軍閥—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抬頭者，篡奪中國國民黨黨權之不足，還想運用其『偷天換日』之故技，去三民主義而代之以所謂法西斯蒂主義，無論是所謂『藍衣社』或所謂『救亡社』，其擴展，雖然充類至盡，只能做到流氓式的偵探或暗殺為止」，胡認為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

只不過，胡漢民的狗吠火車起不了什麼作用，在眾法西斯團體的逐步換血下，國民黨漸漸被轉化為法西斯政黨。隨著胡漢民的逝世，以及汪精衛的遇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更在1938年的4月1日，推翻原本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不能更有總理」的決議，以文字遊戲的方式被推舉為「總裁」，徹底完成法西斯黨國的建設。階段性任務既已完成，力行社與青白團便無存在之必要，所轄青年都併入了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或是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

面對歷史才能反守為攻

獨派對藍營歷史論述的打擊方向，一為摧毀蔣介石是「人類的救星、世界的偉人」的完人形象，二為以當前所謂「民主普世價值」，來打擊過去國民黨的極權統治。藍營大多數人自陷於綠營的邏輯思維，又不願面對歷史真相，拼命想維護蔣介石的形象，導致綁手綁腳左支右絀。

要破除綠營的攻擊，首先是國民黨該自己給蔣介石一個合理的三七開，承認蔣並非完人，在許多問題上確實犯了錯誤。但蔣介石並未如納粹一般，在國內實行種族清洗屠殺政策，這與希特勒所犯下的反人類罪還差得很遠，充其量蔣只是一個失敗的佛朗哥將軍而已。

反觀，成天滿口民主人權的綠營，實際作為與暴力法西斯一模一樣，「太陽花」就是一場墨索里尼的羅馬進軍，綠營在野時說與勞工們站在一起，一執政立即背叛工人朋友的作法，也與納粹如出一轍。更不用說成天在那宣揚戰敗國史觀，根本是在為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鋪路，美化日本壓榨台灣人民的歷史，這種行徑大開人類反殖民歷史的倒車，可說是全球新納粹主義的翹楚，難怪連挪威極右翼殺人魔布里維克（Anders BehringBreivik），都大讚台灣是成功的「民族國家」，獲得這項殊榮，獨派與綠營可說功不可沒。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一般師範生總是給人保守拘謹的感覺，但台灣師範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王仲孚很不一樣。他為了匡正中學歷史教育，挺身建言又著書。他說，歷史教育關係到中華民族命運的大事，豈能掉以輕心？

王仲孚是學術界知名的中國上古史研究學者。1936年出生於山東省黃縣（今龍口市），1949年到台灣。他自台中師範畢業後先進入中小學教書，後來保送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1965年畢業後再於1970年考取師大歷史研究所，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與教學。

當時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很多的考古資料不易取得，再加上民國初年「疑古派」否定古史古書，雙重限制下要研究上古史談何容易。然而王仲孚在恩師朱雲影教授指導下，堅守上古史研究陣地，他以文獻經典為基礎，再以人類學、考古學對比研究「疑古派」觀點，探求上古史真相，著作《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曾於1997年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此外王仲孚還是位歷史教育家。明知歷史教育在台灣升學主義至上情況下是一門冷門學科，但他深知歷史教育對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堅信「歷史認同」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先決條件便是保留「歷史記憶」，這也是學校設置歷史課程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他不遺餘力地作育英才，從小學教到中學、大學及研究生，不以歷史科為「冷門」而減低歷史教學的熱誠。1983年獲聘高中歷史科編審委員，主編《高中歷史教科書》甚受好評；教科書開放出版後，由他主編的《高中歷史》課本最高記錄獲全台高中使用率達60%。

聽出李登輝心機

自1994年李登輝公開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提到「中國」這個詞總是含糊不清時，王仲孚即已警惕到「李登輝是想借談話改造歷史教育，他想以台灣史為中心教育，通過歷史教育去中國化。」

如王仲孚所預料。李登輝果然指定杜正勝推動編寫國中課程《認識台灣》，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分割開來，並且從1997年9月開始在國中教授此新課程。王仲孚說明，當時國一講《認識台灣》，分歷史篇、地理篇與社會篇；國二從1998年新學期開始講中國史；國三講世界史。美其名謂「同心圓」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先讀台灣史，後讀中國史，再讀世界史的學習程序，完全不符教育學上的「同心圓理論」。

《認識台灣》〈歷史篇〉不但把台灣史從中國史分離出來，而且「教材內容概念不清，含義模糊。」王仲孚一眼看穿《認識台灣》的爭議，例如把17世紀台灣稱作「國際競逐時期」，什麼叫「國際競逐」根本不知所云；把馬關條約後日本侵占台灣的50年改為「日治時期」，更是失去了歷史教育的立場，曾一再撰文予以駁斥。

《認識台灣》〈社會篇〉也極不專業。例如將台灣住民強分為閩南、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王仲孚認為那是出於政治目的，人工製造出來的，並非學術上的「族群」(Ethnic group)。他以客家族群為例，試問：「客家人有1949年來台，也有幾百年前來台，若按台獨人士分法，客家人算「外省族群」還是「客家族群？」

獨派掌控抗議無效

王仲孚氣憤新課本改變青少年的民族認同，提出「唯有歷史認同才有國家認同，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誤導青少年以為台灣史是我們的歷史，中國史不是我們的歷史，甚至把中國視為外國。」這是何其嚴重的問題！

不光是國中歷史課本改造的不知所云，後來高中歷史課程也令王仲孚擔憂。過去高一全年和高二上學期是本國史共三冊，高二下教外國史，高三選修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但1999年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修訂88課綱（係指民國88年）開始，高一本國史減為二冊，台灣史與中國史切開，首次成為獨立單元。

王仲孚看到的不是歷史課教學時數的增減，而是洞悉此變動意將削減中國史的教學內容。「保留歷史記憶要通過一種歷史意識，認同『這是我們的歷史』才能產生『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一旦歷史失憶，歷史認同錯亂，必然會產生對民族或國家的距離感。」王仲孚指出，「好比課文行文時自然要用『台灣光復』，怎麼會用『終戰』？怎麼會捨台灣人尊敬的孔廟不提，而選擇日本人在台留下的神社介紹給學生？」教材選擇的取向，表示了分離的、去中國化的政策。

王仲孚很清楚，任何一種觀念，一種說法，一旦進入教育體系，成氣候之後，就很難改變。自他知道《認識台灣》籌編以來，他即提出抗議，但「那時候教育部由李登輝遙控，裡面有很多獨派人士，我們根本無法制止教育部出版。其實不單是教育部，大學院校裡、行政單位、國科會等幾乎全是獨派掌控。」

「國可亡，史不可亡。」明知中學的歷史教育起了大變動卻無法導正，王仲孚不氣餒，他於1999年出版《認識台灣國中教科書參考檔》，企圖讓歷史教育界及學生知道如何擺脫綠色政治的汙染，該書出版後不久即銷售一空，再於2001年主編出版《為歷史留下見證：《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再次引起巨大迴響。

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推出過渡性質的「高中95暫綱」，台灣史在高中首次獨立成冊，脫離中國史範圍教授，之後杜正勝在教育部長任內遴選課綱委員，將95暫綱修為98課綱並預訂2009年實施。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時任教育部長鄭瑞城表示「因國文和歷史兩科有爭議，要再檢討」，宣布暫緩實施。王仲孚痛心地表示，「當初根本就應該廢除98課綱，其總綱內容不僅沒變，而且全體課綱委員都是政黨輪替前的同一批人。」

2011年，國民黨中常會有人建議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皇民化、 台灣意識等不宜內容，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合併稱為本國史，可惜最後並沒有落實。95暫綱遂沿用至2012年的101新課綱實施為止；2014年再進行微調，也就是103微調課綱。

歷史教學須有國家立場

翻看現在中學歷史教科書，很多用字從「我國」改為「中國」、秦王政「統一天下」改成「兼併六國」、「武昌起義」改成「武昌起事」、台灣「光復」改為「戰後」、「中法」戰爭改為「清法」戰爭…，這些改變，失去了國家的立場，王仲孚不以為然。

他知道有些後輩支持他，只是不敢站出來抗拒。「主張台獨的人出路很多，他們會互相拉拔。而研究生如有統派意識，論文口試就很難通過、會受到刁難，畢業後找工作也很難，給你戴上統派的帽子，一定會四處碰壁，找不到教職。這是很現實的，不能怪研究生，整個氣氛是這樣，他們不得不見風轉舵。」王仲孚指指自己說，「我也是升了教授之後才跳出來的，否則一定會被打壓，無法升教授。」

「歷史教科書本來就應該有國家立場，各國皆然。」王仲孚認為一個理想的歷史教學必須有國家民族的立場，課綱的目標不可背離憲法精神。「若依最近十多年來中學歷史課程發生的重大偏差來看，只會害台灣更走不出去。」他認為讓大家重新正確認識歷史的方法很多，比如在電子媒體開節目，以國中或高中、大學生為對象，舉行歷史知識比賽，從故事傳達歷史知識，一點一滴改變觀念；或者出版深入淺出的單本小冊子，介紹歷史人物或民族英雄，讓學生保留民族歷史記憶…。王仲孚有很多專業方法可以讓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策略，但是「現在管理台灣的人不認同中國，這些方法恐怕只能激起一點浪花，但我們還是應努力恢復正常的歷史教育。」

《美日安保條約》全名為「美國與日本之間互相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簽訂於1960年1月19日(同年5月19日生效)，宣示雙方應廣泛合作並建立軍事安全同盟，強化美日關係。

日本二戰戰敗後，由以美國為主的盟國占領統治，且被解除武裝。1951年全球冷戰格局形成，美蘇對立，韓戰正在進行，日本欲與各國簽和約，以恢復主權、重建經濟，美國則想單獨繼續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防堵共產勢力向東亞挺進，該年7月兩國簽訂《安保條約》，是為舊《美日安保條約》。該約規定美國保護日本，但美方未有明確承諾，彼此沒有諮商機制，而且諸如美軍在日本有鎮壓暴亂的權力等，日本認為其為不平等條約，要求修改內容，兩國遂重訂新約，延用至今。當年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要在國會通過條約案時，曾引發在野黨、左派、學生強力抗爭，一度有650萬人包圍國會。

《美日安保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第5條「共同防衛」：在日本施政的領域下，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可採取行動對付共同危險。亦即當美日雙方所處地區受到軍事攻擊，面臨「共同危險」時，需互相協助。

第6條「遠東範圍」：為保障日本安全，以及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美國得使用日本境內陸、海、空軍設施與基地。不僅允許美國在日本領土設立美軍基地，「遠東地區」一詞的解釋空間相當大。

1970年代，由於越戰、美國經濟衰弱等因素，美國希望日本能夠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自衛隊能和美軍共同作戰，遂於1978年11月再訂立更詳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Guidelines for U. 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指出美日在預防對日本侵略、回應對日本的武力攻擊，以及面對遠東地區衝突的合作等三個領域，得進行合作演習、情報交換與共同研究。

1997年9月美日達成的「美日安保新合作指針」進一步強調，「日本周邊」是事態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換言之，只要美國認定某事態干擾了遠東的「和平與安全」，就可依條約動用武力，日本亦需配合。

長久以來，美國藉《安保條約》施展其軍事力量，在東亞鞏固其霸權與國家利益。日本也以與美國合作為由，不斷加強軍事現代化，2015月9月解禁「集體自衛權」，也開始干預南海等區域事務。

2014年4月25日，美國總統歐巴馬訪日時，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聯合聲明，稱《美日安保條約》「包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在內，適用於所有處於日本施政權之下的區域」。儘管美國曾言不會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表示立場，但由於美國目前承認日本擁有其行政管理權，因此《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

2016年台股有兩個現象，一是外資決定台股的漲跌，二是日成交值與年成交值大幅萎縮，顯示民眾對資本市場的參與熱情降溫。放眼2017年，蔡政府能否改善經濟進而刺激台股，大家都在看。

一般來說，推動股市上漲的主要動力是成交量，也就是術語說的「天量之後有天價」。為什麼推升股市要靠成交量？因為現在大盤有千百檔股票，但每一檔股票並不是第一天上市交易，越早期的股票在過去的幾波高檔中有越多的「陣亡將士」，當這些被套牢了幾年甚或十幾年的股票，一旦有解套的機會時，想必會把握機會賣出。因此，股票套越久、沒信心的人陸續下車（賣出）後，籌碼越乾淨，籌碼越乾淨代表不需要很大的成交量就可以創造漲幅波段，但2016年12月26日在外資放年假的情況下，台股僅有318億成交值，這意味著一件事，沒有外資，台股根本就漲不動，這難道不是一個警訊？

有人把台股市場大戶不買股票歸咎為，內資與外資有不同的稅率，導致台灣的資本市場被外資所操控。這種想法嚴格說來滿奇怪的，外資在台灣市場不是一天兩天，如果過去沒有這樣的問題，那麼就算外資現在是個問題，也不意味它是主要問題，把外資當成主要問題來打，只不過是取悅台灣資本家的一種作法。

台灣錢流向股市房市

台灣市場從來不缺資金，只是這些資金一向只選擇最有效率的市場。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世界就陷入資金過剩的局面，各國央行用量化寬鬆手段刺激的經濟，嚴格說來只是一種泡沫，經濟並沒有回到正軌，資金也沒有用在實體經濟的投資，所以幾乎全部又回到金融市場之中。台灣股市沒有跌並不是台灣經濟特別好，而是沒有實體經濟可投資的市場（只剩鴻海和台積電），資金永遠只流向股市與房市兩個地方。

自2008年迄今，房價漲了多少？美國FED升息後，台灣為什麼不升息？升息不是最好的打房手段嗎？如果思考一件事，台灣的錢是不是都套在房市裡？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但房市目前顯然無以為繼，有新建好的豪宅賣了三年只售出兩戶，當初買房、養房等賺差價的人如今都被套牢，因為房屋市場也出現「追價無力」的情況，既然不能繼續看好，當然就沒有後續買盤，所以專家看跌2017年房市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台北的房價連月薪60萬的人都買不起，更何況現在只有22K。其次，政府也不敢讓它跌，因為政府自己不搞十大建設帶動內需，就只能靠房地產，低利率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蔡政府為了迎合內資而讓外資失望，一旦4,500億的外資撤離，政府不但收不到稅，也可能波及台股的動能減弱，對民調已經走空的蔡政府來說，她敢或能這樣做嗎？也因此，官員祭出了台股當日沖銷交易稅率減半這種腦殘的想法，以為這樣就可以搶救台股低迷不振的量能，其實並不見得有用。

投資學告訴我們，獲利的最佳手段是「長期持有」，雖然除了台積電、鴻海、台塑四寶之外，這種想法在台灣股市未必是對的，但當日沖銷絕對不是投資而是一種賭博，而且是鼓勵股民要賭大的。就算它能刺激些許買盤，但這種作法無非只是短多長空，這是一個財經官員該講的話嗎？

資金總要找出路

展望2017年的股票市場，讓人有種矛盾的情結。因為股票實質上漲靠的是景氣行情，但看了蔡政府過去8個月的作為，會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大概不多。目前的台股表現是延續去年的走勢，由資金行情在主導。在美股最近大漲的帶動下，除非川普上台後把中美關係弄僵了，否則在中美都有需求的帶動下，全球經濟應該比2016年要來得好些，那麼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經濟就不至於太壞。

再者，本土資金總要有去處，一坪200萬的房價只是喊好聽的，除非未來會漲到300萬，不然誰會想接手？資金總要找出路，彭准南讓年利率低到0.65%，就是告訴你存錢沒有用，投資會漲的股票市場終究是一個比定存較好的選擇。而且，可能會有人把股票上漲後賺的錢拿去買房子，那麼房市也會有再漲的本錢。這樣看來，或許不必把2017年的股市看得很壞。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中國大陸近年來掀起很多重要的稅制改革，包括營改增、反避稅條款及肥咖條款；這對數以萬計的台商將造成重大影響，除了瞭解其內容外，更必須有適當的因應策略。

所謂「營改增」是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前者為對營業額計徵，後者則類似台灣的加值型營業稅，即對增值額課徵；凡是在中國大陸境內銷售有形貨物或提供加工，修理裝配勞務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及個人，都是屬於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按規定必須就生產、銷售商品或是提供勞務過程中的增額課稅。

營改增自2011年起在上海試點4年多後，中國財政部於去(2016)年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當年5月1日起全面試點；未來稅務單位要查辦企業稅負脫逃情況將更容易。對台商而言，過去因稅率過高，勾稽鏈作用及進項轉出等因素，其對內採購大都未取得合法憑證，再則對內銷售無法開出發票；然而，實施營改增後，稅局只要掌握加值鏈中的其中一環，即可確保稅收的完整性；台商切莫心存僥倖，以免被罰。

「肥咖條款」上場

眾所周知，美國於2010年實施肥咖條款(FATCA)至去年底止共追稅一百億美元；大陸也把全境的金融機構（含台資銀行分行）當成查稅工具，稅網鋪天蓋地撒向台資銀行中國分行與眾多台幹個人。自今年元旦起，大陸各地銀行須針對非居民金融資產達600萬元人民幣者進行清查，在2018年完成後，會將資料報送國家稅務總局。

中國稅法對居民採全球所得課稅，若按《中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在大陸居住滿一年就屬於稅法上所稱的「稅收居民」，而納稅人若在1年內連續離境30天以上，就不算居住滿1年，也就不屬於居民，而稱為「非居民」；中國版肥咖條款要求銀行業蒐集非居民的金融資料，而台商派駐大陸的大量台籍幹部有很多是屬於非居民，將面臨被查稅。屆時，台資銀行大陸分行必須把所有台灣客戶的金融資料，交給大陸稅捐機關。

積極跟進反避稅風潮

「巴拿馬文件」曝光後，加上全球各國財政吃緊，查稅力道更為強勁，反避稅聲浪一時風起雲湧。其實，早在2009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就針對全球反避稅的議題先後公布「租稅天堂黑名單」、「多邊稅收徴管互助公約」、「共同申報準則(CRS)」等規範，獲得很多國家認同及跟進。其中，有關CRS中，簽署該協議國家或地區內的金融機構，一旦發現同為成員國的人民在當地開立金融帳戶，必須依規定「主動」提供該客戶的稅務資訊予當地稅務機關。

這種類似「全球總歸戶」的作法，要揭露的資訊繁多，被喻為美國肥咖條款(FATCA)的擴大版或全球版。目前已有大陸、香港、新加坡等101個國家地區加入；2018年9月參與國將首度進行稅務資訊交換。此外，鑑於跨國企業應用公司集團內母公司、子公司與分公司等關係企業，將利潤實現在低稅負或免稅的一方，以降低集團總稅負，進行移轉訂價以達到避稅目的不勝枚舉，嚴重影響各國稅收與租稅公平。有鑑於此，OECD2013年7月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共15項行動計畫，獲得G20各國領袖支持。大陸也積極展開反避稅查核，增補反避稅法規；並於2016年6月底發布「42號公告」，實施新的轉讓定價規範，這對台商將產生重大影響。

台商因應策略不可少

由於兩岸正處於冷對抗，以致於洽談多年《兩岸租稅協議》至今懸而未決，台商被重複課稅無法扣抵，加重其經營成本負擔；不少台幹還面臨「一頭牛剝兩層皮」的窘境，徒喚奈何。但面對全球反避稅浪潮及大陸稅制新變革，台商將面臨台幹跨國薪資漏報、兩岸移轉訂價、台商企業與負責人公私帳戶逃漏，以及香港、新加坡私人銀行投資帳戶等大查稅風險。CRS上路後，過去遊走跨國間灰色地帶的跨國企業黑盒子將被完全掀開，全盤透明化。

據會計師估算，若以年薪120萬台幣、即使薪資在陸港台三地各拆為40萬元支薪的台幹為例，CRS上路粗估所得稅將多繳15.79萬元，甚至可能被懷疑過去有逃漏稅之嫌；台商企業的人事成本也會加重。其次，以往台商申報移轉訂價時，將跨境利潤移到低稅率的香港以減輕負擔；或是在香港支付的高管薪資，未來都可能會被查清而失效。再者，台商若為規避增值稅，故意不開發票或將貨款移轉至海外私人帳戶，都將是大陸稅局開刀的對象，如大陸近期已對豐泰旗下位於福建的協豐及三豐鞋廠要求補稅，台商應加以警惕。

誠實報稅固然為上策，但台商仍有合法避稅的因應策略，包括盡速評估自身風險。執行面則可委託專業團隊進行公司營運模式、投資架構及風險管理，並合規申報、自動補報或補繳，且利潤應與公司運作一致。針對營改增的部分，應檢視適用的稅率內容及收齊有效憑證，以獲得減稅效益；未來亦應檢視調整集團涉及關聯交易的境外安排，降低關聯的連結；此外，亦可透過高新技術的申請及研發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減輕租稅負擔；進而建構適當的轉讓定價模組，避免成為被調查的對象；而海基會、陸委會應速提供台商相關的稅務資訊及租稅策略規畫建議，藉供參酌。當然，台灣當局若是為台商設想，「兩岸租稅協議」就不應再拖。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二八事件轉眼屆滿70周年，回顧要求平反賠償、追懲元凶的聲浪，隨著選舉及政治人物的需求而起伏操作，今年綠營又將藉「轉型正義」的亮麗符號，進一步醜化國民黨與兩蔣，但二二八有不同面相，不能只是一言堂。

台灣朝野為二二八事件哭啼叫囂衝撞了整整70年，今年二二八蔡英文或將孤注一擲討好獨派，利用川普就職滿月的蜜月期，特赦陳水扁、限制馬英九再度出境、公布追討國民黨黨產等轉型正義成效、取消總統府有關蔣介石的所有符號、嚴厲追究「否定二二八罪刑」，建立二二八的一言堂，用以彰顯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政治高度與意義。

「官逼民反」史觀可議

平心而論，二二八餘波盪漾會鬧到是非不分的程度，李登輝、陳水扁及馬英九樂於本土化的政治合唱功不可沒。自1995年開始，李登輝宣稱二二八是「外來政權」對台籍菁英精心策畫的大屠殺，每年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重溫悲情，使民眾強化二二八的記憶，牢記二二八仇恨，抵制兩岸關係緩和。如此傾斜的本土意識所產生的「去中效應」，自陳水扁上台後漸次彰顯。

馬英九自台北市長任內即對家屬展現誠意，年年含淚出席紀念活動默哀致歉，數次與家屬座談，公開推崇李扁對事件平反的貢獻，且表明國民黨對事件認錯的時間太晚，雖獲小部分家屬認同，卻加深了國民黨「自證其罪」的負面印象。70年後，沒有任何一項事實可以證明執政者蓄謀屠殺，卻為了空泛的轉型正義光環，硬要將德國納粹屠猶事件，張冠李戴到二二八，如此以恨為導向的清算，何嘗公允高明？

事件初期，陳儀的反應是妥協和解，若其本意是大規模肅清異己，決不會主動配合東北戡亂，將90%以上的軍隊調離台灣。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未發現直接證據，所以未直接點名蔣介石就是元凶，僅用隱喻筆法，以蔣介石長期掌控軍統局、中統局的背景說明，蔣確實需要負責。但所謂「元凶」，應是有計畫性地屠殺台灣人民才算；二二八起因複雜，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的文化衝突、民變反抗，致政府採取強勢鎮壓，使用「元凶」兩字指控太過情緒化。

死亡失蹤審查並不嚴格

二二八基金會的處理大致分物質賠償與精神撫慰兩個層面，自1995年起，按受難程度對受難者或其家屬發放賠償金，最高限額為新台幣600萬元，申請期限延至2017年5月23日。自1995至2015年8月為止，審理通過的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684件、失蹤類178件、其他類（包括監禁、受傷或名譽受損等）1,426件。受領賠償金人數（包括受難者本人或受難者死亡後的家屬）總計9,959人；總金額約72億750萬元。

去年2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基金會須賠600萬元給二二八期間來台失蹤的日籍男子青山惠先，由其子青山惠昭領取，創下外籍獲賠首例。二二八死亡加失蹤領取賠償總人數，至今停格在863人。馬英九及國史館前館長呂芳上主張死亡失蹤達兩萬人的落差，正好坐實確有大量姓名不詳，在台無戶籍的外省人死於暴民之手，淪為溝壑亡魂，無人追悼理睬。

二二八造成的財政損傷極大，長官公署撫恤僅及於公務員，受損公務員又以外省籍居多，且僅是救濟而非賠償，最高只有6萬元，可謂杯水車薪。

依據《二二八辭典》別冊統計，並輔以相關資料比對，依法領取補償的審查作業並不嚴格，在死亡及失蹤的800多人中，至少有5人並未受難，家屬照樣領補償金。1949年之後，因其他罪名遭槍決的63人竟也被計入二二八死亡名單。例如：蕭來福是台共早年重要成員，擔任王添灯創辦的《自由報》經理，二二八後逃亡香港。古瑞雲及蘇新回憶錄都提到他並未失蹤，但其家屬領取了他及就讀基隆高中的弟弟蕭炳煌的失蹤補償。

獲賠親屬中有百餘位提到當事人從警察局「取走」槍枝，或參與攻打紅毛埤彈藥庫、水上機場等，而遭軍警「無故」槍殺逮捕。進攻的民軍當然獲得補償，幾位在機場任職的台人喪生也申領補償，結果對戰雙方都賠。申請賠償者有直接承認參與攻擊政府機關及國軍者，或因擔心算帳，致言詞閃爍，對受難事實諱莫如深者。

許天保是空軍水上機場第9地勤中隊機械士，安徽歙縣人，1947年3月1日因保衛基地被槍擊殉職，得年41歲，安葬碧潭空軍烈士公墓第95號。有誰敢自承殺了這位安徽小兵？

二二八有不同面向

賴澤涵、馬若孟等合著的《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一書提及：魏德邁將軍並不認同副領事葛超智的報告，因為從民眾摧毀的巨大財務損失（價值10億台幣，按1947年匯率折合2億美金）和眾多死傷的外省人（超過1,000人），以及要求政府軍隊解除武裝，和任由暴動集團重建台灣政府行政組織等角度觀之，難免被視為有叛變之嫌。

究竟二二八的真相為何？回到時間坐標，更易看清事件本質。70年前的中國大地並非承平歲月。1946年12月24日聖誕夜的一起意外，竟也點燃台北街頭的示威反美，領隊者正是台大學生李登輝。二二八風波確實只是中國烽煙四起，內戰吃緊時的一個地方事件。

當夜，北京大學法文選讀生沈崇看電影途經北平東單，被美國海軍陸戰隊皮爾遜等2人架至東單操場強姦。隨後北平高校遊行抗議暴行，12月31日中共中央廣發董必武、葉劍英具銜發表的《中央關於在各大城市組織群眾回應北平學生運動的指示》，於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等數十個城市遊行抗議，進而掀起「反政府、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成為反美的導火線。

二二八不能成為一言堂

汗牛充棟的二二八相關研究，被忽略的集體見證，首推1945年10月自福建馬尾啟程，在基隆登岸的中央警校台幹班師生1,020人，他們負責接收日據時期13,000名的龐大警政系統。見證風潮初起的台北圓環第一場景中，協助緝私的4名保警就是台幹班畢業生。暴動蔓延後，奉命放棄抵抗，四處躲藏，一如其他行業的外省同胞。其中陳澤春、張毓欽兩員不幸殉職。

筆者據此做成的口述歷史《警察與二二八事件》，竟被綠營立委公開指定列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的懲處對象，增列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否定二二八罪責」，可判5年徒刑，嚴重羞辱了言論自由。

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黨產問題，反倒遮掩了不肖台民侵吞日產的真相。日本宣布投降後，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立即奉盟軍統帥之命，反覆廣播明令8月15日之後禁止一切產物買賣；但皇民份子、黑道流氓、藐視國法的投機份子，依舊配合日人逃避沒收、勾串隱匿、倒填日期偽造文書，企圖渾水摸魚，坐得不義之財。當年來台接收的官員倘若人人上下其手，試問何以台灣大戶地主無一來自大陸？又何以全省19家日產戲院，三家老闆是林茂生？

當年一份民間呈文直陳：「台人久受日敵壓榨，其受害最烈者，厥為普羅階級，其能與日敵勾結者，特殊之人物，故中央對於本省苟屬有意愛護，理應普遍救濟，將該日產售款全數撥為本省建設費用，所謂取於台灣，還於台灣。蓋政府應為萬家之生佛，不可維持少數人之不法之利益也。」這才是真正愛台灣的言論。

只有不再以悲情撩撥傷痕，不再以乩童夢囈追求台獨，台灣才會有長治久安。與其被動期待政客省悟，有識者更應積極喚醒民眾：迫在眉睫的統獨之爭，如今已非天真選項！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前副院長）

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國共內戰的牽累。其實事件的背後有政經結構巨變，包括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自東北發動侵華戰爭，殖民地台灣所承受的壓迫也日益嚴峻。無論保守或是激進，民族抵抗運動陸續都銷聲匿跡，議會路線的領導人林獻堂，在「祖國事件」之後避難東京，崇拜孫中山的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屍骨未寒，左翼的共產黨人在大檢舉令下，受逮捕繫獄天牢。

戰時體制下的艱難

人們依然說著祖先的語言，維持著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宗親社會的生活方式，在殖民統治者極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千方百計要消除台灣人對祖國的認同的時刻，這是僅存的一種消極抵抗：純樸的民族意識祖國情懷。

自1920年代以來，投奔祖國的台灣青年絡繹於途，求學尋出路，甚至共赴國難。直接參加抗日戰爭的也大有人在，台北蘆洲鄉人李友邦在福建的「台灣義勇隊」，嘉義人劉啟光在江西的「台灣工作團」，還有丘念台在廣東的東區服務隊，只是其中最為知名的。另一方面，也有在日本占領區討生活的，日本所扶持的滿洲國與汪精衛政府的官場上，都有台灣人的身影。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上海、福州、廈門、廣州等沿海淪陷區，也有台灣人充當日本軍部的爪牙，或經營妓院賭場當舖等特種行業，引起當地人民極度反感。

絕大部分只是普通的技術人員、醫生、商人與知識分子，他們是吳濁流筆下的「胡太明」，鍾理和筆下的「白薯」，身不由主地介於中國與日本之間，掙扎求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漸失優勢，以「大東亞共榮圈」宣導威誘台灣青年和原住民充當「特別志願兵」、「高砂義勇隊」，徵召大量青年為軍伕、少年工，有技能的知識分子為軍屬，更有以國家暴力強迫欺騙手段徵召的慰安婦。被日本軍部徵調至海外從軍或工作的台灣人，總數在數十萬之眾。這些年輕人的犧牲，最令人悲痛，戰爭結束後，生還者也不曾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日本對台最後的掠奪

由於戰爭的影響，台灣物資嚴重短缺，物價飛漲，早在1941年，日本殖民政府就在台灣實施嚴厲的物資管制與配給。美軍自1943年底開始，對台灣重要工廠、電力設施、港口及交通樞紐持續長達20個月的轟炸，導致全台交通與工業幾近癱瘓，生產銳減。

隨著戰事的惡化，包括柴米油鹽各種物資在內的極為嚴苛的配給制度，亦無法抑制物價的持續飛漲。在一些鄉村地區，甚至於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形態，這早在陳儀抵台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與祖國隔絕半世紀的台灣，復歸祖國懷抱之初，首先發生的聯繫竟是糧荒與通貨膨脹。長久以來，論者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夕瀕臨崩潰的經濟，完全歸咎於陳儀接收政府的無能貪污腐化，以及大陸國共內戰的牽累。事件的影響嚴峻深廣，其背後有深刻的政經結構巨變，包括中日權力移轉，台日貿易中斷，台灣和大陸又未能及時建立正規的經貿關係，還有殖民者與戰爭留下來的諸多問題。

1945年全台稻米歉收，產量不及豐收時期的一半，總督府將上半年徵收的米糧，加速運回日本土或配給日軍日僑，民間米糧極度短缺。不幸的是，1946年台灣又碰到罕見的旱災與颱風，嚴重影響米糧的收成。陳儀面對著殘破的大地，百廢待舉的沉重工作壓力，最終無法解決糧食短缺的困境，糧價大肆飛漲，經濟瀕臨崩潰。

1945年9月上旬，台灣總督府頒布命令解除戰時嚴厲的物資管制，一時間，台灣的糧食物資似乎突然變得極為充沛。事實上，當人們還在歡慶光復的氣氛中，經濟的破敗崩解就已開始。根據台灣總督府的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早在1946年初，他就預言「糧食短缺的狀態可以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治安混亂將起因於糧食不足」。

1945年9月9日，鹽見俊二得到美方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搭乘一架載滿了由日本銀行印刷的台灣銀行紙幣的專機抵台，這架飛機所運送的台幣是為總督府發放在台日本官吏的薪水與遣散費之需。總督府藉復員需要，擴大發行台幣，自投降之日至完成交接之時(1946.05.18)，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額增加了105%。手中充裕的貨幣，讓等候遣送回國的日本人能夠大量採購市場上已經短缺的米糧物資。這是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進行的最後掠奪，使得台灣的經濟陷於絕境。

血歸流、歷史和文化歸宗

儘管大戰末期日軍敗跡頻露，1945年8月15日那個昏熱的下午，台灣人對於日本投降與台灣光復的降臨，顯得毫無準備。似乎並沒有人思索「光復」的深層內涵，或是即將來臨的新情勢。單純地相信只要回到祖國懷抱，所有苦難都將迎刃而解。人們熱衷於學習國語，唱國歌，讀「三民主義」。但是，絕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於祖國的事務幾乎一無所知，特別是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長大的一代，殖民者的歧視固然激起他們的民族意識，但他們獲得祖國知識的渠道，絕大部分也在殖民者的控制下。

葉榮鐘說：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一股熱情所祈求的是血的歸流，是五千年歷史和文化的歸宗。（見葉氏〈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

如今回顧，光復當時台灣最為迫切的問題意識或許是：如何客觀面對台灣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如何有系統地深入批判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如何清理殖民教育殘留在自己身上的痕跡？

劫後餘生，過去民族抵抗運動的人士重新活躍於社會事務，政權交接的真空時期，「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發揮了一定的穩定作用。「台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營救了流落在日本的台籍日軍青年，還有身陷海南島、廣東、汕頭、廈門、福州、上海以及香港等地的台灣同胞。民意代表們認真地要執行他們在日據下所爭取不到的質詢權。當然，也有識時務者忙著接收、發光復財。文化界湧現多份報刊雜誌《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中部地區的知識份子鎮守圖書館，舉辦中國歷史文化及近代民主政治、經濟的講座，還有各種文化活動，成為當時台灣與大陸文化界的交流中心。再再顯示，歷史文化上的回歸是他們在歷史時刻的自我期許。

祖國情懷被挫傷

對祖國的滿懷期待只維持了短暫的時間，隨著經濟的惡化、社會的不安，部分接收官僚的貪婪腐敗與無知，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在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前夕，已經到了沸點。因此，一個緝菸的意外事件一夕間演成全島蜂起，此時距離台灣光復不過18個月而已。

對於出生於日本據台前後的一代知識分子而言，日據下，他們抵抗殖民統治，精神上，依恃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肯定，特別是儒家思想。政治上，追求的是西方近代議會民主政治。他們以為「光復」可以實現前半生的理想，固然過分天真，但是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的蠻橫粗暴，讓台灣民眾的祖國情懷受盡挫傷、抑忿以至幻滅。更無異全盤否定了這一代人前半生的執著與付出。這是他們在情感上萬難接受，現實中又不能不屈服的困境。

軍隊武裝鎮壓之後，「清鄉」和「自新」持續在全省各地追究事件參與者，緘口噤聲的社會表象之下仍有暗流，許多人正痛苦地再探尋台灣的出路。對國民政府絕望的廣大知識分子，轉向「紅色祖國」的號召，投入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民族解放事業。

1949年國民政府中樞遷台，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完全斷絕，蔣介石政權肆無忌憚清除政治異己。風聲鶴唳的1950年代，多少本省與大陸籍的左翼理想主義者死不得其所？又有多少人在綠島上度過他們的青春年華？

從此，孤懸東海的小島成為全球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反共陣營的最前哨基地，延續國共內戰與撕裂民族和解的悲劇。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