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3日是父親115歲冥誕，承蒙人間出版社呂正惠教授的厚愛，精心策劃出版《葉榮鐘選集》。選集由家姊葉芸芸負責編輯，幾度討論更動終於編成《政治經濟卷》和《文學卷》兩卷。《政治經濟卷》摘選自父親全集中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和《近代台灣金融經濟史》，《文學卷》則摘選自全集其他各書，包括《早年文集》、《臺灣人物群像》、《半壁書齋隨筆》、《少奇吟草》、書信和他的自述。校稿的差事落在我身上，雖說不無意外地，當然也是義不容辭的。却也因此讓我在退休後，有機會重新細讀並深思父親的作品與思想，進而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父親。

致力於保存、還原歷史

在閱讀校稿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前半生經歷了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統治的父親，無論是在《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灣人物群像》等紀實散文，或是在《少奇吟草》的感懷詩作中，都不斷地重申日據時期日本人如何欺壓臺灣人民，處心積慮企圖消滅漢文化與漢字。而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是如何費心與臺灣總督府周旋抗爭，就是要喚起同胞的漢民族意識，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他在書中曾提到：日本費了半個世紀的工夫，終究未能同化臺人的原因，無法絕滅漢文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父親決定撰寫《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實在是認為那一段歷史如果不記錄下來，則後代子孫將永遠無法知道當時的史實。保存、還原歷史的責任變成他責無旁貸的使命。父親最喜歡的史書是《史記》，當他要寫這部運動史的時候，便參照了《史記》的架構，所以才有類似列傳的「人物群像」。很可惜，他有生之年未能完成全部的書寫計畫，以他所開列的人名，還有許多群俠列傳未及寫出。所幸他完成了《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與《日據下政治社會運動史》，也算是留下了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史記」。回顧寫作當時的時代氛圍，書中的著墨，應還有很多因禁忌而不得不割愛的，即使出版時還有執政者可以信任的四位大老「社會賢達」背書。

中國文化從未被日本消滅

記得小時候，家裡最多的就是書。到處都是書架，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比較奇特的是，書房中一個有毛玻璃合扇門的書櫃，還上了鎖，更奇怪的是，鑰匙放在哪個抽屜，全家人都知道。記得芸姐和我，每每都會偷偷地拿了鑰匙，開了書櫃，拿出其中的書籍來閱讀，趁父親還沒下班前，多看幾頁。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就是魯迅的《阿Q正傳》，之後又陸陸續續看了沈從文、巴金、老舍的作品。有一回，看得太入迷了，忘了父親下班回家了，心想這下免不了一頓責罵了。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餐桌。但是，說也奇怪，父親當晚心情特別好，並沒有責怪之意，還頻頻給我們派菜。當大家吃得很高興時，父親說了一句話：「囝仔人有耳無嘴」，並告訴我們：「你們看的這些都是禁書」。記得他還說：「魯迅本名周樹人，他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叫周作人，另一個叫周建人，可說是一門三傑。文章都寫得很好。」等我們長大懂事後，回想起來，才知道父親用心良苦，或許他是想以引起我們好奇心的方式，讓我們主動去閱讀好書，從而了解除了教科書之外，還有很多該知道的事，也開啟了我們人生的另外一扇門。

當時，我們在家裡所閱讀的書都是日據時代中央書局從上海進口的。在提到莊遂性先生創辦的中央書局的文中，父親有下列的陳述：「在輸入中文書籍這一點，對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與用中國人的眼光去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意義上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這些書和父親的手稿，我們都已經一併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除了讓有研究需要的人可以使用之外，也希望這些文獻提供見證，說明兩岸的新文化運動思潮並未被日本的殖民統治完全阻隔。

寫下日據時期的台灣史記

父親於1966年自彰化銀行退休，隨即開始著手蒐集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資料，閱讀各類參考書，積極準備撰寫《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是年他67歲。以現今的眼光可能認為沒什麼，但是，對父親那一輩人來說，早已是含飴弄孫的年紀，他却能秉持着堅強的毅力、捨我其誰的意志，歷經四年，在1970年完成了初稿，是年4月1日起開始在《自立晚報》連載。

父親辭世20多年之後，經過芸姐多年的奔走努力，過程中承蒙許多前輩與朋友的幫忙，父親的遺稿終於集結成9卷（共12本）的《葉榮鐘全集》，在2000~2002年間分三批付梓，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尹章義教授以校讎學的方法，將父親的原（手）稿、當初《自立晚報》的連載和以單行本發行的《臺灣民族運動史》等三個版本做了逐一比對，讓父親的《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得以回歸當初撰寫的原貌，並使得各版本之間的差異與演變受到檢驗，我想父親在天之靈應當有所告慰吧。

具高瞻遠矚的國際觀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這次的選集特別收錄了父親於1974年在美國旅遊探親時寫給林莊生先生的兩封信。也感謝提供此兩封信件的莊生兄，他是父親故友莊遂性的長男。父親高瞻遠矚的國際視野，他對臺灣未來的展望，以及他以新聞記者的敏感度所觀察到的見解，也因此不致於完全被掩埋。

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土頓的信中有以下一段「所謂疑慮未決之問題即臺灣將來之問題，愚對於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向無研究可謂一無所知，但對貧富之懸隔與夫特權階級作威作服之可恨則慮之再三。」信中提到針對當時的現狀，他所想像的三種方式，即國際管理、向中共認同、獨立。信中說「國際管理，照目下之國際情勢似無可能。然則獨立是否可能？因中共之強盛與中美之和解，獨立運動漸趨衰落乃有目共睹之事實。無論共管與獨立皆可信其無補於事，然則臺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以外似已無路可走，不知賢侄以為何如？『結尾說』就臺灣來說，目前唯一急務是如何由國民黨統治解放，將來之問題只好與八億之中國人民同其運命。」1974年8月12日寄自美國華府的信中說「在波士頓寫的信，是我數十年來未曾吐露過的心情，雖不免稚嫩而有意氣用事之嫌。」

在經歷了40年之後的今天，重新回顧父親這些見解，依然有如暮鼓晨鐘，對時人發出警醒之言。這也是過去為生活奔波的我，不曾細究與深思的。父親已然留給我們最重要的面對歷史與展望未來的明燈。

(作者係葉榮鐘二兒子)

雖然幾個月來，朋友們已得知林孝信（我們都稱他老林）和癌病正在搏鬥的斷斷續續報告，但是對於他過世的消息，還是令大家覺得錯愕與悲痛而無法接受。因為，我們都認為他一向健康，生活節制，每天晨跑，精神弈奕，不吸煙、不喝酒，個性樂觀進取，是對社會充滿關懷和奉獻精神的人，怎麼就真的走了！？

老林真的走了，留給親人的自是無限的哀傷，我們又是多麼感同身受。老林一生的努力和志業，從來都是為了社會的公平和國家的正義：從科學推廣、保釣運動、民主支援到深入社區大學和改革通識教育，他總是全力以赴，積極奔走。

可以說：老林是屬於大家的，因為他畢生從事的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台灣的前途，關切台灣的弱勢族群，讓台灣社會能更公平合理。

老林的人格特質主要可以歸結到兩點：個性溫厚與執善固執。認識他的人都說：「老林沒有敵人」，一個沒有敵人的人，不會去算計別人，而且必定是個性溫厚，能讓人感受到如沐春風。但另一方面，認識他的人也說：「老林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因為他認定的事情，一定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所以老林會到處串聯，誨人不倦地說明他的理念，推動他的必要之善。

老林從小學開始就和朋友去學佛，而且是星雲法師的第一代弟子，法號慈文，虔誠到打算出家。那時還去參加弘法，關心群眾生活。隨著年歲增長，人生閱歷增加，對於佛的絕對化逐漸放棄，但對於眾生則顯然依舊執著。

宜蘭初中畢業後，老林到台北以聯考第二名考上建中，我們因此而相識。老林從小就對科學有興趣，卻找不到什麼科普書籍，也許是這樣的原因，讓他在大學三年級(1965)便投身開辦《中學生科學周刊》的工作，該周刊成為後來《科學月刊》的前身，也因此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老林循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學位。他堅持科學在台灣生根的理念，以《中學生科學周刊》認識的人脈為基礎，開始串聯各地籌辦《科學月刊》事宜，踏上他的漫漫長路，並且建立了工作通報的聯絡網。1970年1月《科學月刊》在台北創刊，而一年後的1月29日，全美發動了大規模的保衛釣魚台遊行。

保釣運動開始後，學生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在美國各地大學校園出現，老林在芝加哥大學定期出版《釣魚台快訊》，與各地類似的刊物不遺餘力地宣傳保釣，批判國民政府，探討台灣問題，後來更涉及國際與第三世界相關的一些論述。在台灣問題方面，老林認為癥結在於國民黨統治階層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

老林因為參與保釣運動而上了黑名單，護照被吊銷，但以天下為己任的他仍然堅持運動，繼續關注台灣的弱勢族群，並於1979年在芝加哥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解嚴後次年(1988)，老林首次回到濶別20年的台灣，但是直到1997年他才真正在台灣定居。他回台後，把全副精力投注到教育上，辦理社區大學和改革通識教育，開啟了另一片新天地。

老林近年來又致力於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為了讓台灣的中小學教師對釣魚台的地理、歷史、自然資源、海洋漁業主權、國家主權、進而對海峽兩岸、中國問題、世界局勢，都能有正確的認識。這個項目主要是靠捐款來支持，為此，他每年在台灣、也跑到美國找當年參與保釣的人士慷慨解囊。這個項目已經持續了數年，如今老林走了，他已找到接班人，持續這個火把。期望我們大家把懷念老林轉換成正面的能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老林的理想火把繼續燃燒，照亮人間。

以下是我總括老林一生的寫照：

科月保釣民主支援通識教育五十年，

披星戴月夙夜匪懈電郵網聯志士間；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東海江山猶強占，

風起雲湧英雄老去火種傳承更爭先。

（作者係林孝信的老同學、老保釣）

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經過兩周的談判，於12月12日通過了歷史性的《巴黎協議》，195個與會國家一致同意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達到工業化前至2100年全球平均氣温上升不超過2攝氏度，並努力控制在1.5攝氏度內的目標。巴黎大會還決定發達國家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每年至少1000億美元的資金應對氣候問題，但這一數字只在序言部分提及，而未出現在協議正文中。

從上次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至今的6年間，全球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從290億公噸增加到320億公噸，上升了10%。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 IPCC)認為，要將目前全球平均氣溫維持在60.3華氏度（比工業革命前的56.7度高3.6華氏度，2攝氏度），保守估計，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年內必須比現在的水準降低40%到200億公噸，到2050年降低80%到70億公噸。在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量方面，《巴黎協議》採取的是各國自主減碳承諾，能否兌現，尚在未定之天。

減排不必然影響經濟成長

世界政治領袖之所以久久不能下定決心鼎力支持一項可行的氣候穩定方案，主要是因他們之中不少人質疑在處理氣候變化問題的同時，是否可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是否可以兼得。但是有研究表明，英國政府在1998至2008的10年間，實現了200年來最長的經濟增長期，經濟增長了28%，但溫室氣體排放卻減少了8%。目前美國經濟產量位於歷史最高點，溫室氣體排放量卻逼近20年來最低點，這說明減排並不一定會影響經濟成長。

2014年9月全球經濟和氣候委員會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孕育經濟增長新氣候經濟綜合報告》顯示，各個收入階層的國家都有機會實現實際經濟增長，同時減少氣候變化的巨大風險，需要的是堅強的政治領導力和值得信賴的連貫政策。

報告也表明，把經濟增長和節能環保對立起來其實是很片面的看法；如果大多數國家，特別是人口和GDP大國每年將GDP的1.5或2%投資到能源效率高和清潔、排放量低的可再生能源上，同時把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消費降低至35%，也就是每年降低2.2%，就有可能讓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年降低到200億公噸的目標。這種被稱為全球綠色的成長方案，也將在全世界所有地區創造出上千萬的新工作，因為，建立綠色經濟需要雇傭的工人，大大超過維持目前全世界以化石燃料能源為基礎的基礎設施。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估計，在2012年約有600萬人被可再生能源部門直接雇用。

可再生能源創造工作機會

投資到高效能、清潔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將使得處於各種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擴大工作機會。以美國為例，每年投資2,000億美元（約占GDP的1.2%）將使美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20年內下降40%，同時，淨增270萬個工作。以印度為例，每年投資GDP的1.5%到清潔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可以穩定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維持在目前的水準（按人均計算只有美國的一成），同時還可以將其經濟年增長率維持在6%，每年平均增加1,000萬個工作。以西班牙為例，每年投資GDP的1.5%，可以在20年內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60%，同時增加40萬個工作。

2006至2011年，超過四分之一的新增發電全部來自可再生能源。在發展中國家，分散的可再生能源可以為10億多無電可用的人提供電力。在巴西，風力發電是最近若干次拍賣中最便宜的新電能，比新的火力發電價格低30%。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仍高於風力發電，但其成本已經降至2010年的一半。

可再生能源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湧現，成為大規模、在經濟上日益可行的化石燃料替代品。總之，如果投資正確的話，到2030年，低碳轉型所需的淨增長基礎設施投資只需要4.1兆美元。經合發組織預測，如果按照現狀持續下去，世界人口將從2010年的70億增長至2050年的90多億，人均消費將從6,600美元增長三倍至19,700美元，而全球GDP也將約增四倍，能源需求增長80%，唯有採用全新的商業模式、產品和生產方式，才有可能保持這種規模的增長。

「一切照舊」行不通

現實的情況是未來15年內，資源面臨的新壓力，全球生產和貿易結構出現的變化，人口增長及技術的進步，已經改變了各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面臨的問題並不是在「一切照舊」與氣候行動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不同的增長路徑之間做出選擇：一個加劇了氣候風險；另一個則減少了氣候風險。

低碳增長路徑可以像高碳增長路徑一樣帶來同樣的繁榮，尤其它還能提升能源的安全性，並可改善空氣品質。數據也證明，低碳資源節約型的增長模式能夠帶來收入、工作及創新的收益。

隨著全球經濟進行深入的結構調整，接下來的15年非常關鍵。在此期間，若不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幾乎可以肯定全球平均變暖幅度很快就將會超過2個攝氏度，到本世紀末，全球變暖幅度更將超過4個攝氏度。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突破了工業革命延續下來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傳統發展觀。它要求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前提，不能以損害未來的發展為前提。人與環境，現在與未來都應該是協調的，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二者不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可以相互促進發展。人們期望巴黎氣候大會能夠達成一個強力的、持久的、公平的國際氣候協議，以增進各國國內政策改革所需的決心，提供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支援，並向投資者發出一個強大的市場信號：將氣候問題融入核心經濟決策過程，加快向低碳經濟轉型，使全球朝著穩定氣候，並創造成百上千萬個工作雙贏的方向前進。

國際協商合作的典範

有人把這次巴黎氣候峰會，視為拯救地球的最後一次機會。《巴黎協議》是在中、美、法等大國立場一致，以及國家不論大小、貧富都有發言權的平等基礎上達成的，這堪稱是聯合國有史以來國際協商合作的典範。其內容雖然不盡如人意，卻代表全球治理進入新的模式。

《巴黎協議》應在不少於占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55%的締約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書之日後第30天生效。2016年4月22日將舉行正式簽署儀式。2020年後，每5年將有一次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總盤點，以幫助各國提高其行動力度。誠如法國總統歐朗德說，「《巴黎協議》並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我們希望它善始善終。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一群絕世美女組成的朝鮮「牡丹峰樂團和功勳國家合唱團」，在12月9日前往大陸進行首次出國公演，一般政治評論均認為這是中朝關係由分歧走向解凍的開始，不料，就在12日演出當天，全團打道回府。

朝鮮這突如其來的罷演，讓全球政治評論專家的眼鏡跌碎滿地。9日大陸《環球時報》在兩團抵達北京時，還發出一篇〈中朝友好逐漸適應分歧，走向新穩定〉的社評，表示兩團來訪「不是一般的藝術交流，而是一項『大型外交活動』，這是雙方相互表達善意的特殊方式」。因此，樂團的臨時放鴿子，毫無疑問可視為嚴重的外交問題。

金正日在過世前帶著金正恩訪問大陸，受到胡錦濤正式認證為接班人，並拿到一些石油、糧食等物資。金正日2011年過世，金正恩接掌大權，大陸新領導人習近平揚棄過往「會鬧的孩子有糖吃」的思維，改採不聽話就沒有糖吃的策略，所謂不聽話，就是做核試。

這次回暖除朝鮮經濟沒有起色，金正恩不得不讓步，另外就是東亞國際關係的改變。日本與美國的關係愈來愈緊密，包括美國出售隱形戰機F35給日本、加強駐軍，同意安倍晉三修改安保法，這些對大陸固然是壓力，對朝鮮威脅更是直接在臉上劃刀。不過，就在郎情妹意下，朝鮮說翻臉就翻臉，毫不給老大哥面子，背後應有比兩國外交還重要的因素。

日本《讀賣新聞》分析：「金正恩正在研製氫彈，未能引起盟友大陸的關注和明確支持，反而提出擔憂，觸怒金正恩，才會出現臨時取消演出，緊急回國的一幕」。不過根據《環球時報》9日同一篇社評表示，朝鮮「核能力的宣示大於其真實水準」。朝鮮2013年2月12日第三次核試後，即未進一步研究第四次核試，對中共而言，只要不核試，其他都好談，《讀賣新聞》的「氫彈說」恐怕並不正確。

大陸互聯網上有各種傳言：「有兩名團員失蹤，懷疑叛逃韓國領事館」、「朝鮮要求政治局常委出席，但中方只派出文化部副部長」，是否如此？可待日後證實。

朝鮮美女走得匆促確實有違外交常軌，而日本時事通訊社指出，朝鮮駐中國大使池在龍將團員送到機場後，趕緊向中方道歉，這證明了金正恩惹事，大使得擦屁股，而金的不易駕馭也可見一斑。

中朝雖然有共同的戰略需求、地緣關係，但要老大哥無條件供應物資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女外交半途夭折的中朝關係後續發展如何？外傳朝鮮以間諜罪抓了百來個華僑，是真是假？大陸13億人在看，全世界也在看。

（作者係自由作家）

南海局勢持續緊張，中美兩國就南海島礁主權從屬的問題爭執不斷。繼2015年10月底美國派遣軍艦非法闖入中國南沙群島海域示威後，11月8、9兩日夜晚，美國又派遣兩架B-52型轟炸機由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升空，在南沙群島附近執行飛越國際空域的例行性任務。軍機儘管沒有進入任何島嶼15海浬以內，但仍收到兩次來自中國大陸地面塔台的口頭警告。

航行自由不能威脅到他國

據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發言人伊斯特本表示，中方航管人員透過無線電以英語警告B-52「已侵害我國島礁安全」，指示其改變航向，以「避免誤判」。

由於當時B-52遠離中國宣示擁有主權島礁12海浬的領海之外，因此該機飛行員答覆：「我是一架在國際領空執行合法軍事任務的美國軍機，在執行這些受國際法保障的權利時，我的行動會尊重所有國家的權利和責任。」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3日表示，中方瞭解有關情況，重申中方尊重各國依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但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航行和飛越自由為名，做違反國際法、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的行為。

事實上，中國航管人員對美國軍機的警告，以及洪磊申明中國外交部的主場，完全是適合國際法的。而美國軍機以「執行任務」為理由飛臨中國島礁上空，則明顯屬於一種挑釁行為。因為國際法明確規定，航行自由的界限是基於對島礁主權國的安全不構成威脅為前提，而美國B-52軍機飛臨南沙島礁，帶有很強的軍事目的，並且早已超出國際法所規定的航行自由的界限，是一種挑釁，因而遭到中方的嚴正警告和強有力的回應。據國際觀察站報告，就在美國機艦巡航中國南海島礁附近海域後不久，中國就在相同海域舉行帶彈戰機訓練，以此作為回應。

美國要在南海壓制中國

美國之所以最近頻頻派出軍艦、軍機在南海海空執行軍事任務，據美國國防部人員透露，主要是因為近期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動作頻繁。此外，中國在西沙群島亦有進度。永興島除陸地面積增加，殲11B戰機進駐外，根據美國衛星拍攝到的最新照片，機場跑道還完成了12個軍用機庫，可供一個海軍航空兵團的24架戰機駐紮。由於永興島離中國掌控的南沙島礁不過約1,000公里，戰機將可在永興島中轉，未來永暑礁、渚碧礁及美濟礁機場完成後，中國在南海的制空能力將大大增強。

另外，永興島是南海諸島中最大的島，也是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島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三沙市政府駐地。該島的機場距離海南島約350公里，在中國海軍航空兵駐海南的戰鬥機部隊執行巡邏南海任務時，可以作為中轉基地，大大延長了在南海上空的巡航時間，提高對南海的控制能力。永興島的機場經2014年最近一次擴建後，跑道長度達3,000米，可起降包括大型運輸機在內的各種飛機，成為中國南海重要的軍民兩用機場。

基於以上的原由，中國方面對美國軍機、軍艦巡航臨近這些島礁自然保持高度警戒，並且將這些帶有明顯軍事目的的「航行自由」和「執行任務」視為一種挑釁行為。而美國面對中方對南海的控制能力日漸提高，視為對其一貫以來的「航行自由」的一種威脅。為此，美國下決心要在南海向中國發難，一方面派遣軍機、軍艦巡航南海島礁附近海域，另一方面則在積極拉攏亞太國家，推銷其「自由航行」計畫，希望這些國家回應。不過，除日本外，其他國家並未積極回應。即便是與中國有島礁爭議的菲律賓、越南等聲索國，對美國的「自由航行」計畫也只保持一定的關注。

美國曾支持南海屬於中國

儘管如此，近期美國又不斷有高官出面否認中國對南海的領海主張。並且向台灣施加壓力，要求其對1946年劃定的南海U型線（即11段線或9段線）做出合理的解釋，實際上是要強迫中華民國政府放棄南海諸島歸屬中國的主權主張。看來，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立將會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基於此，有必要根據史實對美國高官否認中國對南海島礁有主權的言論做出反駁。

事實上，美國高官出面否認中國對南海的領海主張，完全是一種罔顧史實的無知或有意識的健忘。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在二戰結束後，冷戰爆發前，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是抱著積極支持的態度。原因是二戰期間中美兩國是同盟國，為戰勝日本侵略者，中美兩國曾並肩作戰。而在二戰期間，南海諸島為日本所占，將其納入版圖，改名為「新南群島」，隸屬台灣總督管轄。

日本戰敗，二戰結束，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須將那些通過武力占據的島礁歸還中國。於是，國民政府於1946年12月12日派出軍艦收復南沙群島，並且在太平島上刻石立碑，宣示收復南海主權，劃歸台灣省暫管。於此同時，國民政府還根據1935年1月出版的《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名對照表》繪製了《中國南海各島嶼圖》，將南海諸島分為西沙群島、東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四部分，將其納入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的版圖。

對此，作為盟友的美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收復南海諸島是積極支持的，對戰後國民政府出版的行政區域圖包括南海諸島也是認同的，原因是這些島嶼在二戰前都是屬於中國的。中國作為戰勝國，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收回南海諸島的主權也是合理合法的。這點可以美國1947年版的地圖為證。

美地圖承認南海屬於中國

今年5月間，明報（加西版）資深記者陳志強在溫哥華舊書攤發現一本1947年美國出版的《Collier’s 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的地圖兼地理詞典，該詞典中收錄的一幅地圖由Rand McNally公司繪製，其題目為《中國、法屬印度、暹羅及韓國的公認地圖》(Popular Map of China, French Indochina, Siam and Korea)。地圖將中國、越南、泰國與朝鮮並列在一起，因而此南海也包含其中。內中地圖對中國南海島礁有詳細的描述，部分島礁更明確標示主權屬於中國。比如該圖在Paracel Islands（即西沙群島）名字之下，特別加入China標籤，顯示地圖繪製者將西沙群島列入中國版圖之內。

陳志強發現該圖後，意識到此圖意義重大。由於陳在多年前因釣魚台問題採訪過我多次，知道我對東海和南海問題研究多年，尤其注重歷史地圖的收集，於是立即將此一發現電告我。據查考，繪製該地圖的Rand McNally是一家超過百年的老字號公司。該公司一直是美國地圖繪製業的中流砥柱，在地圖繪製界享有的聲譽無出其右，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因此，可信程度極高。

該地圖集內還收錄了另一幅菲律賓及南沙島礁的地圖。雖然美國與菲律賓的關係一貫密切，但該地圖繪製者對南沙島礁所標記的6個名字，沒有一個是菲律賓所起的名字。而對於其他地域的主權所屬則皆有明確表述。如台灣(Formosa)下面用括弧標注(Taiwan)，然後再加上China，表示主權歸屬中國。香港則屬英國，澳門標注屬葡萄牙，印支三國（即越棉寮）屬法國，馬來西亞屬英國。從主權歸屬的表述來看，這本美國版地圖集基本上是按戰後公認的國際秩序來繪製的，因此，它可以說是戰後（1947年）美國承認南海歸屬中國的鐵證。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伊斯蘭教以《可蘭經》和《聖訓》為依歸，教規繁多，廣大的穆斯林社群都遵奉伊斯蘭教法的基本精神：敬畏真主阿拉(Allah)和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聖訓》。

通常，伊斯蘭是指宗教，穆斯林是指信徒，信徒會戴頭巾，必須力行念經、齋戒、天課、朝聖等功德，才能得到基本的救贖。

「聖戰」(Jihad)本來係指個人心中天使和魔鬼的搏鬥，但衍伸為參加對抗美國「聖戰」而死亡的信徒馬上可獲得救贖。

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一開始，在英美傳媒界使用兩種英譯名：一種英譯名是在伊拉克和沙姆伊的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簡稱ISIS；另一種英譯名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簡稱ISIL。兩種不同英譯名的產生是由於對敘利亞及其周邊地區，阿拉伯人稱「沙姆地區」(Sham或Shaam)；英語系國家對地中海東岸則使用「黎凡特」(Levant)一詞。

不論是聯合國或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對外發言時，都稱呼伊斯蘭國為ISIL；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對抗伊斯蘭國聯盟」 (Global Coalition to Counter ISIL)也使用ISIL。但美國傳媒美聯社(AP)在2015年8月11日之後，新聞報導統一使用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簡稱IS。

台灣民眾經常以為穆斯林和回教徒不同，其實都一樣；或以為穆斯林就是IS，其實穆斯林不等於IS。對穆斯林的態度，與歐美人士兩相比較，台灣民眾對穆斯林顯得相當友善。

2015年11月24日，IS發布的宣傳影片中，放上60面對抗伊斯蘭國聯盟國家的國旗嗆聲，除了特別點名伊朗、俄羅斯、美國外，還驚見中華民國國旗赫然列在其中。影片配音者對包含台灣在內的美國聯盟國叫囂「放馬過來」，並威脅戰爭的火焰將把他們焚燒在死亡的山丘裡。

BBC立即以「台灣從伊斯蘭國獲得不想要的承認」為題做了報導，指出，退出聯合國使台灣無法獲得國際承認，令台灣民眾感到被排拒在外，但這次被IS點名又讓他們擔心。

台灣之所以被IS點名是因為歐巴馬11月22日公開提起，台灣已被美國納入對抗伊斯蘭國聯盟中，並於美國國務院網站公布，美方相關會議，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會議，都會邀請台灣參加，待遇與其他聯盟夥伴相同。

在IS公布影片後，台灣頓時人心惶恐不安，馬政府下令加強各機場港口的維安。

其實，台灣並沒有派遣或提供任何軍事支援，僅提供了約1,000萬美元，給敘利亞難民的人道援助。而且，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沒有敵人，實在沒有淌此渾水的必要。如美國需要台灣分擔國際責任，台灣或可勉力應命，但美方既未提供任何有利於台灣反恐的情資或訓練，就不應該在這種事上拖台灣下水。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2015年12月4日至5日的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大陸宣布，未來三年將在對非洲援助和經濟合作上提供600億美元的資金。台灣民眾多半認為這件事只是眾多國際新聞的花絮，較有深度的報導也只認為中國大陸對非洲國家的影響力是建立在鉅額的援助之上，或者認為這是中、美、日的競爭日趨激烈，將雙方的競爭延伸到非洲大陸的一環。但事實上，這個新聞有著台灣民眾更需要關注的焦點。

推廣不同的發展模式

就中國大陸而言，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不只是經濟上的合作，還包含更多戰略上的考量。當西方國家關注自由和人權時，大陸認為應該最優先考慮的是，提高生活標準和國家的獨立自主。以大陸媒體自己的評析，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不僅在非洲購買資源，還在銷售一種發展模式。

因此，當西方國家關注的焦點在2015年中國所提供的600億美元，認為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是靠鉅額的資金時，卻不知，10年前中國大陸在非洲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就已經超越了歐美國家。以2006年的中非合作論壇為例，中國對非洲國家所提供的經濟援助並沒有超過歐洲和美國，但在非洲國家所獲得的正面效應卻遠大於歐美國家。

以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來看，其原因是中國對非洲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而歐美國家的援助則以某些政治條件為前提。以中國傳統文化來看，更深刻的因素在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多視權力為利益的一種，而中國傳統文化則認為，權力與利益是相互支撐的關係。對於權力與利益的界定不同，正展現在雙方對於國際事務的界定。

建立命運共同體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大陸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開始快速成長，而經濟實力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資本。2002年中國政府強調國防與經濟平衡發展，使其國防實力迅速提升。2012年後新一代領導人開始走向大國外交，走向奮發有為的外交政策。

中國的崛起勢必改變21世紀的國際秩序，但能否紓解當下的國際問題，則不單取決於中國選擇哪一條道路，而是中國的選擇能不能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從2015年中國與美國重申將繼續努力構建新型大國關係，與英國決定構建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非洲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可見中國為了面對外部環境的惡化，為了爭取更好的國際支持，已不只是擴大經濟共同體的發展，而是更深入地將經濟共同體升格為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就是實現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的途徑和手段。

21世紀中國的崛起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有人把焦點放在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霸主，有人則議論中美爭霸是否會形成新一輪的冷戰格局。歸根究底，西方國家都認定中國會走美國爭霸的道路，這使得任何討論中美關係時總免不了有合作與衝突的拉扯，更可以形容是剪不斷理還亂的死結。

其實，探討中國如何取代美國，不如探討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改變原有的國際秩序結構，更有意義。前者只是討論換誰當老大，國際秩序還是一樣紛亂，而後者則是探討紛亂的國際問題是否有可能獲得紓解。當日本依然堅信軍事同盟是其安全最重要的堡壘，中國則已經提出以建設命運共同體作為解決紛爭的藍圖。

軍事同盟vs.命運共同體

台灣媒體在報導國際格局與區域局勢時，擅長解析西方國家的結盟政策及西方結盟體系如何封鎖假想敵人，卻很少有興趣探討為何在西方國家熱衷於拉幫結派的過程中，大陸始終採行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台灣媒體也習於套用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分析時事，並在引用西方媒體的資訊時，常常有意無意地將中國大陸的外交活動，簡化為拉幫結派的動作。

在這種邏輯下，2015年的國際局勢，在台灣民眾的眼裡，就浮現出一邊以美、日為首的體系，以及一邊以中、俄為首的體系，而兩個集團正在進行對抗的印象。這使得台灣民眾在面對國際事務上，常常先入為主地認為兩岸關係處於敵對狀態，台灣需要美、日的幫助。這種邏輯也使台灣民眾以為台灣只能在中美強權的博弈中被動地接受結果。

總之，在面對國際事務越來越複雜的趨勢中，台灣民眾不能對於自身命運的考量越來越簡單。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台灣民眾應嚴肅思考台灣究竟是要選擇與大陸一起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未來，還是繼續站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前線。

（作者係新北市人，現為武漢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三個公報」指的是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及八一七公報。

1960年代，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爭霸日趨激烈。美國出於全球戰略考慮，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緩和中美關係。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上海公報），開啟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美國在公報中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建交公報），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美國在公報中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表示「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同時宣布與中華民國結束外交關係，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軍隊。這表明鄧小平1975年提出的建交「三原則」（斷交、廢約、撤軍），全部都被美國接受了。

但美國並未放棄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1979年1月16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成立「美國在台協會」，台灣同意組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作為與美國的聯繫機構。同年4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簽署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該法稱美國仍將「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這嚴重違反了中美建交原則和美方承諾，當時就遭到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對。

1981年1月雷根政府上台後，美國對台軍售日益成為影響中美關係最嚴重的問題。經過艱苦的談判，中美兩國政府於1982年8月17日發表了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重申「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並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三個公報之後，中美雙方又於1997年、2009年、2011年發表三份聯合聲明，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這六份文件為中美雙方處理台灣問題確立了指導原則，使得中美關係雖時有波折，但總體保持穩定發展的趨勢。

不過，台灣問題作為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美國的政策始終存在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逐步認識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對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加強美台實質關係，利用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進行牽制。

安峰集團董事長朱安雄的妻子吳德美於12月6日去世，令人不禁回憶起1990年代的本土性金融風暴。

當年朱安雄任監察委員，後又任高雄市議會議長，吳德美任立法委員。這一對台灣政壇最風光的夫婦檔，曾經雙領風騷，縱橫台灣政壇，然而，晚景卻很淒涼，尤其吳德美至死刑期未滿，朱安雄因議長賄選案棄保潛逃，儘管該案2015年5月已過追溯期，但其子表示，父親還有其他案子仍未宣判，不打算回台奔喪。

1990年代黑金政治猖獗

1990年代是台灣政商不分、黑金政治最猖獗的十年。高雄中興銀行王玉雲、高企郭金生、台中商銀劉松藩、泛亞銀行楊天生、力霸集團王又曾、安峰集團朱安雄、萬泰銀行許勝發、台東企銀游淮銀、東港合作社郭廷才、宏國集團謝隆盛、宏福集團陳政忠、達永興集團劉炳偉，不是國民黨的中常委、中央民代，就是地方議會正副議長等。在1999至2000年發生本土性金融風暴時，這些金融機構及財團紛紛發生擠兌及財務週轉失靈的問題。

1997年東亞發生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專家克魯曼評論「政商關係」是東亞主要病因之一。因為特權壟斷經濟資源，以致缺乏成本觀念與風險意識，形成資源浪費與無效率的使用。

1999年台灣金融亂相的兩大禍源是法紀不彰與政治氾濫。政治氾濫簡單說就是「政治干擾經濟專業」與「政商關係袒護不法」。

1990年代由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為穩定政權，結合地方財團，政商關係密切，這些政商不分的財團正是1999年台灣本土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依筆者之見，當時的問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政界人士從事商業與金融業，缺乏專業能力；(2)政治考量下的政策性投資與貸款，背離了金融專業的判斷；(3)靠特權容易取得經營權及資源，成本與風險意識低；利用高槓桿財務經營，造成後遺症；(4)權貴有恃無恐，遊走法律邊緣，助長投機，終於走火入魔；(5)主管機關忌憚權貴，縱放玩火，結果玩火自焚。

安峰倒帳達344億元

以安峰集團（含峰安、安峰及振安）的朱安雄為例，當年安峰集團向某國營金融機構申貸數億元，該金融機構鑒於安峰集團經營不善，財務結構不良，只核貸5,000萬元，朱安雄董事長藉監委年度巡查國營金融事業的機會，在財政部多位金融首長及財政部官員面前，點名羞辱這位年高德劭的羅董事長。

另一例證是筆者服務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時的親身經歷。

1998年高雄市長選舉朱安雄要出來攪局，李登輝主席勸他專心經營事業。他要黨營事業財務資助，要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26億元，並向中華開發貸借30億元。當時開發內部分析安峰集團三家公司財務報表資產及營收都嚴重灌水；朱氏夫婦有挪用資金，圖利私人；且鋼鐵事業低迷不振，安峰集團負債比率過高，已無繼續經營成功的機會，建議拒貸。

朱安雄聞訊後先是怒斥中華開發前往查徵的同仁；繼而吳德美到劉泰英面前哭訴。決策高層認為，「工廠關掉關係到眾多家庭之生計，中華開發負有工業開發之使命」，妥協結果將貸款金額從30億元降為9億元。撥款一周後，安峰集團即宣告週轉不靈，朱氏夫婦潛逃海外。黨營事業加中華開發共倒帳35億多。據估計，安峰集團造成的銀行倒帳合計約344億元。

民進黨執政竟讓安鋒重整

安峰集團1999年發生財務危機申請重整。當時單單安峰公司就積欠銀行139億元，公司毛損9.1%、利息費用率高達12.4%，且集團三家公司虛開發票11.6億元，公司資產也有嚴重灌水之嫌，因此經濟部未予核准重整。稀奇的是，號稱反黑金的民進黨政府卻在2000年執政後同意安峰集團重整。不還本，也不付息，卻能繼續將公司資產租予外商代工。每月由大股東收取數千萬元代工費，中飽私囊，持續多年。

1998至1999年發生本土型金融風暴時，大家都批判那是國民黨縱容黑金政治的結果。終於2000年政黨輪替，我們又看到紅頂商人繼續成為新政府的資政與國策顧問，如林榮三、王又曾。國民黨時期為人垢病的企業紓困，到了民進黨執政，又同意安峰集團、東帝士、宏國、慶豐、長億、大穎、台鳳、桂宏、國豐等企業集團紓困，凍結了銀行債權2,200億元。

1999年這一波本土金融風暴留下4千餘億元的銀行呆帳，靠著金融重建基金及減免金融業5％營業稅才逐漸彌平。經十餘年金融整頓，金融業逾放率從2000年近10%降至目前0.35%，付出的代價不小，後世應警惕。逝者已矣，但歷史留下的殷鑒不遠。

（作者係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資深產業顧問）

近來有幾個重大的併購案震撼了台灣。其中包括了美光對華亞科的全額收購，也看到了紫光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參股。立法院日前達成協議，在經濟部未向新國會針對敏感技術、產業存續的IC設計產業，以及紫光欲入股矽品、力成、南茂等三家台灣封測廠案提出專案報告以前，經濟部投審會不得通過相關投資及併購案。看來紫光的參股案已經進入擱置狀態。為因應紫光的競爭，日月光也立即加碼20%到與紫光相同的價格百分之百收購矽品股權。

紫光參股為何引軒然大波

坦白說，美光全額收購華亞科沒有問題，日月光全額收購矽品也沒有問題，為何紫光參股25%就會釀成軒然大波？台灣未來仍會持續碰到紅色巨鱷來襲的收購問題，乃至於併購問題，這背後值得我們再三思考。

「紫光問題」從小處看，是一家企業是否讓中資入股的問題，但從大處及國家整體戰略眼光著眼，則是台灣企業、產業與對岸的競合關係，應該如何掌握分寸的政策與大戰略問題。從政府到產業界、學界、社會大眾，都該做好準備、建立面對問題時的討論共識，不要再深陷情緒與意識形態之爭了。

台灣廠商在90年代，憑藉著政府優惠信貸的支持與資本市場上充沛便宜的資本，成功地進入了幾個主要資本密集產業的國際供應鏈，例如LCD與半導體產業。初期技術主要仰賴國外技術母廠的專利授權，但高科技產業演進速度極快，產品或技術的週期往往只有幾年的光景。廠商只要一個週期在技術與產品的開發、或資本投資上被競爭者超越，就容易被淘汰，台灣的DRAM，LCD等兩兆雙星產業被韓國後來居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高科技行業要成功，資本、技術與市場缺一不可。

紅潮為何要入股台灣？

台灣廠商為何成為紅潮入股或併購的標的呢？中國長期經濟高速發展，加上近年寬鬆的信貸環境，使得大陸累積了巨量的資金，必須尋找消費或再投資的標的，因此，近年大陸的資產價格與股市均曾出現過狂飆。以紫光為例，它的PE值（股價盈餘比）達到驚人的150，換言之，其借貸利息僅為0.66%，而台灣優質公司的PE值僅為16，投資報酬率高達6.66%。這樣千載難逢的「PE套利」機會，又豈止紫光會心動而已？

併購狂潮一波波而來，其實是台灣上市科技公司的股價低於其合理價值所衍生的必然現象；也是美國與大陸對台灣資本市場上的正常套利現象。然而，美日歐、甚至大陸股市都曾在今年創下歷史新高的時候，為何台灣的股價反而被低估了？根本的原因是，台灣極可能面臨政黨輪替，而未來的執政團隊在確保政治、經濟前景與兩岸關係上，無法給予投資人足夠的信心。因此，投資人選擇退場觀望，卻提供了境外資本併購的天賜良機。

紫光案衍生不少問題

「紫光問題」還衍生其他四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一，站在矽品的立場來說，紫光最初提案的不影響經營權入股，且以較高的55元價格參股，是遠優於日月光的全額收購及45元收購價的。選擇與紫光合作，是廠商針對自身利害對所提條件進行相關評估的結果，紫光與矽品的參股條件應該是彼此的善意和妥協的結果。政府干預且強制廠商違反協商結果，並一面倒地站在另一方，其實是對市場秩序和倫理的破壞。再退一步想，矽品引紫光來與日月光進行競價，使日月光不得不提高收購價格，對矽品的股東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此，紫光就成為矽品在與日月光併購攻防時的「白馬騎士」。這在併購實務是經常可見的策略運用，政府何需干預？

第二，許多優質台灣科技公司的過半股權為外資持有，以矽品為例，逾56%的股權為外資法人所持有，卻為何不容許陸資入股？可以容許外資所持股過半，且沒有IP（智慧財產權）的疑慮，那為何純入股24.9%，且不涉及經營的紫光，會有IP的疑慮？

第三，立法院要求經濟部不得通過陸資的相關投資及併購案，明示不允許台灣公司成為陸資子公司，卻無法避免成為陸資「孫公司」的可能。然而，只要PE套利的機會仍在，透過第三地的隱性套利，陸資仍將源源不絕。如此，未來複雜的股權關係將更難稽核，也不利於健全的管理。

第四，如果報導屬實，日月光也在大陸取得極低的資金成本，顯然其能夠與紫光較勁的原因在於兩者的資金成本相差不大。然而，從大陸募得的資金最終也必須向大陸投資人負責。日月光的資金其實也應屬於「陸資」。這顯然顛覆了很多人對何謂陸資的想像。

陸資入股、併購不必擋

近來陸資已經完成一連串高科技大廠的入股或併購活動。相較於1980年代的「市場換技術」，紫光的作法可以稱為「市場換股權」或「資金換股權」，而且台企並非大陸資本的唯一選擇，比起對中國大陸嚴防死守的台灣，相對更加開放的韓國、新加坡等地的高科技廠商不失為更好的選擇。例如，星科金朋、鏡頭大廠OV科技、記憶體大廠SD、硬碟大廠WD、圖芯科技等。而英特爾(Intel)、三星等國際大廠也相繼在大陸投資，日前英特爾投資16億美元，對成都工廠的晶圓預處理、封裝及測試業務進行全面升級，並將英特爾最新的「高端測試技術」引入中國，預定將於2016年下半年投入量產。

大陸本土高科技業的崛起已勢不可擋，台灣如想要憑藉一己之力，單方面對大陸技術封鎖，既無法阻擋大陸半導體產業體系的發展，反而有可能讓自己在整個產業供應鏈裡邊緣化。

過去30年主要是產業商品的時代，廠商靠實體產品與技術競爭生存。未來卻已經成為金融商業時代，公司證券化及併購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對台灣廠商而言，除了繼續在產品與技術上創造價值之外，若沒有進入大陸的供應鏈體系，則市場展望堪虞；沒有與更低成本的資本嫁接，例如，日月光一樣進入大陸資本市場，或引入大陸的私募資本，不但容易在長期的資本支出競爭上落敗，也容易在資本市場上成為圍獵的獵物。

未來來自大陸的資本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台灣的實體經濟，會成為一個「新常態」。這對台灣其實不是壞事，不但可修正廠商偏低的價值，也可讓台灣廠商取得更好的市場機會與更低的資金成本。

操弄所謂的「趕工賣台」囈語的政客，應該看看當年「根留台灣」政策下，台灣面板與記憶體產業的覆轍，殷鑒不遠。更應該自省：其實自己才是造成併購紅潮的幕後推手。

（作者係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