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空戰是從空用機砲、短程空對空飛彈演變而來，縱然當代戰機發生近戰纏鬥的機會已相對較低，但基於戰場變化劇烈，以及戰機持續作為地面密接支援的要角，戰機仍舊配備機砲作為最後一道空中攻擊/自衛的裝備。而且，隨著機砲射擊精確度日益提高，它依然是戰機上不可或缺的裝備。

M61型20mm火神機砲

M61 20mm機砲為美軍戰機的通用機砲，於1959年開發成功，廣泛應用在美式戰機上，包括已除役的美國海軍F-14戰機，美軍現役的F-15戰機、F-16戰機、F-22戰機等。依據飛機設計的差異，每架戰機皆配置一門機砲，依據戰機的設計分別部署在左或右側，製造商為美國「通用動力公司」。

M61火神機砲大致分為兩個型號，早期為M61A1型，後期為M61A2，前者含彈藥約112公斤，後者為92公斤，配備6根砲管，發射模式為全自動，M61A1每分鐘射速為6000發，M61A2為6600發，射程約3000公尺，槍口初速每秒約1050公尺。在彈頭的選擇上，除能以空包彈作為訓練，也能選擇穿甲燒夷彈、高爆燒夷彈，以應付不同的戰場目標。

M61火神機砲的首戰紀錄為1966年7月，當時美軍一架F-105戰機以該型機砲擊落米格17戰機。根據美軍官方紀錄，服役至今，火神機砲共擊落39架各型戰機；M61火神機砲廣泛應用在美國盟邦，包括北約成員、親美國家/地區，從1959年服役至今，歷經國際間無數個空戰，也幾乎成為全球運用最為廣泛的空用機砲，雖然服役時間超過半世紀，但基於其耐用、通用性高，至今仍是美系戰機的主要空用機砲。

GAU-12 25mm平衡者機砲

GAU-12機砲同樣為通用動力公司所開發的產品，具體部署在AV-8短場起降戰機、AC-130雷霆砲艇機，機砲的口徑為25mm，總重量為122公斤，配備5根砲管，每分鐘射速為3600-4200發，能發射高爆燒夷彈、穿甲燃燒彈等。1980年代陸續部署在戰機上，成為美軍及西方盟國繼M61火神系列機砲後，運用最為廣泛的機砲。

在實際的配置上，老邁的AV-8戰機將其機砲配置在機腹下方，唯獨在AC-130砲艇機上，該機砲配置在機身左或右側，射擊時依據地面目標選擇是否要將機身側飛以供射擊。為強調通用性，該款機砲亦能配置在陸軍裝甲車上，著名的食人魚裝甲車就是以該型機砲作為防空作戰用。

GAU-22A機砲

為使新款F-35系列戰機具備近戰纏鬥能力，美製F-35系列戰機配備一艇GAU-22A機砲，配備4根砲管，射速為每分鐘2500發，最高射速為每分鐘3300發，F-35A採取內置（左側）機砲，F-35B/C受限於機體，僅能將機砲以莢艙的方式配置在機腹。

DEFA 554型30mm機砲

法國具雄厚的航太產業基礎，在戰機的研製上向來選擇自己的道路，戰機上的武裝普遍裝設在法製幻象戰機，由法國「軍備研究與生產局」研製的DEFA機砲，法國其他軍火商諸如達梭航太、馬特拉公司也獲得授權生產，1954年服役至今，該機砲已生產超過13,500門。

DEFA 554型30mm為五發輪型機砲，總重約85公斤，槍口初速每分鐘約1300發，最大射程4500公尺，單一彈箱的彈藥為125發，實際上機砲掛載在機腹下方，在不影響發動機運作、空用飛彈的射擊下，DEFA 553型機砲能獲得最佳角度進行空射或地射。在實際的表現上，法製幻象戰機因參與的空戰相對有限，故目前仍未有實戰紀錄。

DEFA791B 30mm機砲

因幻象戰機逐漸老化，法國達梭公司成功開發出新款飆風戰機，最初飆風戰機配備由GIAT公司產製的30mm機砲，該公司於2006年更名為Nexter System。從1980年服役至今，目前已衍生出兩款型號：M791、M781。

GIAT M781 30mm機砲為最新的衍生型號，總重約120公斤，長度為2.4公尺，槍口初速為每秒1025公尺，射速能依據威脅進行調整，分別為每分鐘300、600、1500或2500發，彈箱為125發子彈。

大陸軍方空用機砲系列

在90年代前，中國空軍大量接受與模仿蘇聯戰機/裝備；冷戰結束後，中國一方面走向自主研發的道路，二方面獲得俄羅斯授權成為中國製的武器，GSh-23機砲最初由蘇聯開發，後經西安與成都兩家飛機工業集團獲得授權後，其型號為GSh-23-3。

改良後的GSh-23-3機砲，口徑為23mm，子彈初速為每秒715公尺，射速為每分鐘3400-3600發，殲10戰機所配置的機砲型號為GSh-23L雙管機砲，部署在機腹中線，利於戰機對地或對空的射擊。

殲11戰機為中國空軍的主力機種，其配備的機砲型號為GSh-30-1，口徑為30mm，機砲部署在戰機右側，該砲射速為每分鐘1500-1800發，槍口初速為每秒900公尺，對空有效射程約3000公尺。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2024珠海航展展示各型航空器，除了大眾熟悉的L-15獵鷹高教機，FC-1梟龍、殲10C型、殲15T/D型、殲20型等戰轟機和電戰機，武直10型等直升機，運20型戰術運輸機外，本屆航展還有許多新奇事物，包括殲35A型艦載機、白帝乙型空天戰機、大型浮空器（空飄動力飛船）等。

2024珠海航展最耀眼的明星莫過於俄羅斯Su-57戰轟機，從俄羅斯起飛後，途經1400公里抵達山西太原，進行整補後再飛抵珠海，全程共4000公里。而俄羅斯聯合發動機公司也參展，主打177S型渦噴發動機的強悍性能。

蘇霍伊公司進行PAK-FA研究方案時，便已完成T-50實驗機，其貌似Su-27系列，但外型尺寸縮小、改為曲折進氣道和內置彈艙、沿用Su-35S的紅外線追蹤裝置/被動相陣雷達/電戰系統/座艙儀錶板/多功能顯示器等。T-50量產的代號為Su-57，並進入俄國空軍服役。在試飛過程中，T-50優異的空氣力學外型和雙發動機大推力，在次音速/超音速加速、失控螺旋狀態改出（落葉飄）等測試項目中表現奇佳，單純花式飛行表演也可勝任。相較之下，殲20型僅能表演一般常態飛行，略居下風。不過，T-50（Su-57）主要任務為制空，機動性能要求較高；殲20型主要任務為制空/對地轟炸，機動性能要求較低。

殲20型是中國現役戰轟機，航電系統包括主動相陣雷達、整合式頭盔系統、全幅觸控顯示器和語音系統。此外，殲20型還增設光電追蹤瞄準系統（EOTS）、光電分布孔徑系統（EODAS）等先進裝備，大幅增進精準轟炸目標和防衛能力。目前僅有美國F-35和俄羅斯T-50戰機配備EOTS和EODAS。本屆航展展出殲20型雙座型的模型，據稱單座型負責空優巡弋、視距外空戰等，雙座型負責對地攻擊、遙控指揮其他無人攻擊機等。

為求最佳的機動性能，成飛公司的殲10型一反過去傳統氣動力布局，改用小前翼配合三角翼的鴨式布局，並增設腹鰭翼以增加穩定性。這類鴨式布局常見於歐洲各國的戰機設計，例如前期的殲10A/S型為下鶚式進氣口，唇板有6根肋條加固，但該設計不甚美觀，且增加雷達反射值。殲10A型為單座戰機，殲10S型為雙座教練機，採用縱列雙座設計，後方機背隆起內置多餘的航電系統。除訓練外，殲10S型也可用於對地攻擊，分為前座飛行員和後座武器官。

中國81飛行表演隊現已改換殲10AY/SY型單/雙座表演機。後期的殲10B/C型單座戰機，簡化機身外觀以利匿蹤，並改為蚌式進氣口。此種設計由凸包（鼓包）配合一體成型的大型整流罩，可遮蔽發動機葉片以增進匿蹤效果，並改善超音速性能。上述蚌式進氣口也用於中國殲20型、FC-1梟龍（巴基斯坦JF-17雷電）和美國F-35系列戰機，是目前最先進的設計。

殲10B/C型的座艙罩前方增設紅外線追蹤裝置，應該是針對匿蹤目標所設計。另修改機鼻雷達罩外型，杜卜勒射控雷達換成主動相陣雷達，最大搜索距離可能增為200公里以上，持續掃描範圍也加大。若配合新型中/長程空對空飛彈使用，將大幅增進空戰性能。殲10型的固定武裝為1門23公厘口徑雙聯裝機砲，機腹和翼下掛點可攜帶副油箱、KG600/800自衛干擾吊艙、KZ900偵測吊艙、OC5雷射照明吊艙、鷹隼3晝夜瞄準吊艙、傳統鐵殼炸彈、全球定位導引炸彈、雷射導引炸彈、霹靂8B型/10型/11型/12型空對空飛彈、鷹擊91反輻射飛彈。酬載最重者為500公斤級武器系統，包括GB1/GB3雷射導引炸彈、GB2A滑翔增程衛星導引炸彈、GB3A滑翔增程雷射導引炸彈，和最新問世的GB6A動力增程布撒武器。

成飛公司已公布FC-1 Block3將換裝主動相陣雷達和攜帶雷射標定莢艙，並可使用精確轟炸的雷射導引炸彈。中國自製的LS-6制導滑翔彈藥、CM-400AKG空對地超音速巡弋飛彈、霹靂10E型短程空對空飛彈、霹靂15型中長程空對空飛彈，均陸續服役使用。未來FC-1 Block3可攜帶各種先進彈藥，任務範圍也更擴大。不過，先前FC-1主攻低階輕型戰機市場，並利用廉價優勢（1000萬美元）吸引巴基斯坦等國採購，也是當前美國F-16系列、瑞典JAS-39系列的外銷勁敵之一。若FC-1 Block3換裝上述電戰系統和武裝彈藥，其廉價優勢將不復見。

南昌洪都航空公司研發的L-15獵鷹高教機，為中國空軍新一代高教機。L-15的氣動力外型和義大利李奧納多公司生產的T-100（M-346）、俄羅斯雅克列夫設計局公司的YAK-130等高教機極為相似，均為大面積座艙罩、縱列雙座、翼身合一、座艙兩側圓滑邊條翼、主翼搭配尾翼、單垂尾、翼下兩側進氣道和雙發動機構型設計。最大不同在於L-15有後燃器，並具備超音速性能。因此，從研發初期即有高教訓練和戰鬥入門訓練二種版本。L-15座艙的前後座均配備彈射椅、並有明顯高低差，後座教官可清楚觀察前座學員操作，必要時也可接手控制。座艙儀表板有部分機械指針，並搭配二具多功能顯示器和一具抬頭顯示器。從類比模式到數位模式，讓學員熟悉傳統到進階操作，以便未來順利銜接殲10型或殲20型等先進戰轟機。L-15以訓練為主，但可轉換為輕型戰鬥攻擊機，翼下有9個外掛點、共11個掛架，可攜帶無導引火箭發射器、傳統炸彈、短程空對空飛彈和機砲莢艙等。

據中國海軍官員表示，殲15T/D型為殲15的改良版，適用於未來航艦甲板電磁彈射系統。殲15T型為艦載型戰轟機，殲15D型為艦載型電戰機，二者整體的性能和先前殲15型、殲16D型相當，但重新設計前起落架，以符合電磁彈射系統需求。為求保密，殲35A型這次只低空飛過會場，並未參展。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中國AI的DeepSeek橫空出世引發全球關注，象徵大型語言的開源模型（LLM）成為主流，嚴重威脅OpenAI的寡頭地位，再度改寫中美科技之爭的戰略布局，也讓美國國會準備祭出全新法案抵制DeepSeek，規定下載程式會被定罪，最高判處20年監禁，包含國防部、國會、海軍都將禁止使用，而親美的不少國家也紛紛跟進，但此舉真能抵擋AI技術的「開源生態」？

開放原始碼簡稱「開源」（Open Source）是指一套軟體的原始程式碼，免費公開在網路上，提供大眾使用及修改。根據非營利組織「開放原始碼促進會」（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定義，開發者揭露訓練資料的所有細節，得以讓人學習、使用和修改，亦不限制用途。DeepSeek隸屬開放的AI模型，迅速登上中美應用程式商店下載的榜首，不受封閉模式的技術限制，開源方式反而促進程式創新，降低開發AI的競爭門檻。美國祭出《2025年美國人工智慧能力與中國脫鉤法案》，要在AI領域徹底排除中國，若有人與中國大陸官方、大學或實驗室合作，可能會被指控違法。在DeepSeek深度學習「開源生態」、「AI蒸餾」背後的商業布局及中國突圍「大院高牆」下，美國還能扼殺「開源生態」嗎？ 

深度學習的「開源生態」

DeepSeek「深度學習」的應用是基於「通用人工智慧」（AGI）， 為了能讓電腦處理大量資料，加速運算並且處理複雜的指令，進而廣泛用於醫療診斷、教育輔助以及金融分析等領域，透過「多頭潛在注意力」（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MLA）技術，在核心技術上與OpenAI等主要競爭對手截然不同，以開源模式衝擊美國的AI生態。

DeepSeek還反超了傳統AI訓練的「演算至上」框架，為讓電腦可處理複雜的任務進而展現效率，它採用優化混合專家模型（MOE），啟動部分資源進行運作，不需動用全部資源。又如DeepSeek的R1模型涵蓋破億個參數，即便「腦容量」龐大，但在處理任務時無須動用全部參數，依舊可以完成指令。因此，開源模式不僅迅速省電，也替全球AI小型業者迎來全新的契機。

「AI蒸餾」背後的商業布局

《路透社》報導，DeepSeek可能基於一種借鑒美國競爭對手的「AI蒸餾技術」（AI Distillation），這是一種模型壓縮，能將一個「龐大複雜」轉移到「微小簡便」的深度學習模型。AI可在保持模型性能的情況下，減少計算資源和儲存空間，尤其適用於邊緣設備或計算資源有限的情境。DeepSeek的AI程式在全球大量下載，象徵AI技術的競爭轉向開源生態的全新時代。

開源模式寄生在美國的AI模型中「快速學習」，透過蒸餾技術「搭順風車」，進而快速提升自身的能力。Meta在2013年成立基礎人工智慧研究團隊（FAIR），遭到ChatGPT後來居上，導致進軍生成式AI採用開源模式，不僅迅速提升AI普及，也化解了自身在技術發展上的落後。DeepSeek如今也將開源程式碼分享給其他國家，不僅打破市場壟斷，同時削弱了美國領先的優勢，也在全球掀起低成本的AI模型革命。  

中國突圍美國之「大院高牆」 

美國封鎖中國 AI技術發展的「大院高牆」策略徹底失效，從晶片升級到資金來源，聚焦人工智慧的集結圍堵（大院），切畫清晰的戰略界限（高牆），從2018-2022年，不論是科技防禦，還是高規晶片出口管制，都難抵擋中國在AI科技領域的發展。DeepSeek一鳴驚人再度證明，以創新技術架構取代晶片依賴，美國即令結合地緣政治，依然無法封殺中國AI發展的關鍵一步。

中國本土AI晶片供應鏈的快速成長助長了DeepSeek的崛起，這類大語言模型以低成本運算作為基礎，例如中芯、華為及寒武紀等企業主導的國產晶片，也為AI發展提供基礎支持，美國從設備管制與材料圍堵，反而激發了中國自給自足的科技潛力。DeepSeek以軟體優化和硬體效率，翻轉晶片資源受限的劣勢，推動了一波以效率導向的技術革命，帶動全球走向AI自主的公平競爭。

根據「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的報告指出，中國已有50多家公司專注於AI模型開發，光是截至去年6月就有華為、百度及阿里巴巴等企業相繼投入，美國的AI發展主要集中於少數科技巨頭，例如Google、Microsoft及OpenAI，中國AI技術則廣泛部署，加上美國依賴少數技術巨頭進行尖端研發，也讓開源模型超越專有模型指日可待。

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積極推動科技政策，近年更提倡「數字絲綢之路」擴展技術的影響力，同時加強在半導體與雲端計算等核心領域的研發能力，凸顯戰略投資與科技自主，這不僅可提升國防安全，也是基於經濟競爭的考量。中國AI技術力爭在國際科技競爭中超越美國大隊，大陸其他科技公司也紛紛發表最新AI模型，印證AI開源生態的全面轉型。

結語

DeepSeek的出現象徵中國AI 技術正在顛覆全球科技的版圖，它的「開源生態」可說是草船借箭之策，不僅能以小博大，也替全球AI小型業者迎來契機。「AI蒸餾」背後的商業布局，凸顯美國在地企業為快速打入商業市場，反而顛覆了西方主宰AI的領先地位，掀起低成本的AI模型革命。美國在「大院高牆」的策略下，象徵科技圍堵與戰略界限全面失守，中國降低AI模型訓練跳脫高端晶片，帶動全球走向AI自主的公平競爭。

DeepSeek正在撼動科技壟斷，AI已非一國所能獨攬，非再單憑晶片驅動，開源生態意味著天下用戶將共襄盛舉。美國扼殺「開源生態」猶如蚍蜉撼樹，徒增困獸之鬥，終難改變大勢所趨。

（作者係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一年一度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又到了。自從1987年解除戒嚴以來的三十多年裡，台灣社會為了詮釋這個悲劇被撕裂成兩個對立陣營，所有真正愛台灣的朋友對這種情況都感到深惡痛絕。

今年川普再度上台，我們由美國前後兩位領導人揭底對方，看到美國如何投入大量資金，製造世界動亂的真相，也想起賴清德執政初期提出的「不可疑美論」。以下筆者試著用「疑美論」解讀當年的「二二八悲劇」。

美國的真面目最近被揭露 

2月4日公視晚間新聞報導，馬斯克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裝滿蛀蟲」，須裁撤關閉。國際開發署在美國的地位可說既富且貴，簡直是一個可以號令天下的機構；它以人道、自由、民主、多元為名滲透國際、宰制各國社會。如今馬斯克揭露其「裝滿蛀蟲」的真相，我們應該合理追問，那些應該「被裁撤」的「蛀蟲」，是否也曾來到台灣做了一些事。該署正式成立於二戰後的1960年代初，但它是一個新生事物嗎？

為了研究日殖時期台灣史與中國近代史，不能不旁及於日本史的筆者，想起大戰後盟邦合眾國的一樁悲劇。悲劇的主角名法蘭克（Frank），他是後來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1920年出生在中國的親大哥。李大使說，大哥少年時代就很有「美國本色」，1942年底畢業於耶魯大學，卻在1946年駐日期間，因「當他要離開中國時，指揮官告訴他：『你在這裡所見所聞，統統不得對別人說起。』」他退伍後想當傳教士的心靈，無法承擔那必須守密的慘事而自殺了。

那也正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年代。讓筆者想起今天的川普或馬斯克所批判的「犯罪組織」的「蛀蟲」們，是否就是當年逼迫法蘭克自殺的深層勢力？如果是，二二八悲劇是否可能是美國深層勢力的另一場設計？

台灣人曾輕易聽信美國人

美國領事柯喬治在《被出賣的台灣》書中，除了提到當時美國新聞處運來數萬份關於「美國獨立革命」的小冊子─「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他且自爆「此刻台灣的情勢─悲劇即將來臨─預示著後日波蘭及匈牙利的暴動，在那兒，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輕易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允諾及美國要來『解救』它們的宣傳。」（陳榮成翻譯；前衛，頁223-225）其大作中還提到當時台灣視美國為「神之國」；不同於「神裔」之國的日本，這些「神之國」的人在大轟炸台灣時，竟能區別日、台的住宅區。據稱也曾讓日軍擔心，台灣民眾是否可能在美軍登陸戰時起義。柯將其著作命名為《被出賣的台灣》，書中稱台灣民眾「輕易聽信美國人」，顯示他面對當時那一堆「蛀蟲」相當感慨；只是他不像大哥法蘭克的內心那樣脆弱吧。

曾任兩屆省議員與兩任基隆市長的林水木，在他寫的《大地深耕‧水牛回憶錄》（烈日春風社）中描述當年台灣的處境：「戰爭末期，轟炸更加密集，市面上已買不到糧食，我家也…逃難到鄉下投靠親友，…放學後仍不時要到田裡撿拾農家採收後殘留在泥土裡的地瓜，拿回家給母親煮熟，供全家食用，卻常因年紀小而遭人毆打、搶奪，如今想起，真有不堪回首的感慨。」他又寫，進駐基隆港的美軍「他們好像了解一般民眾的窮困，不時從船上丟下不少食物，碼頭上的民眾見狀，立刻一窩蜂似地搶拾。年幼如我，根本無法加入爭搶行列，美軍看在眼裡，就故意地把食物往我面前丟，也因此直到今天，我對美國人一直留有很好的印象。」

應清醒看待美國長期介入 

如此地把歷史鋪陳開來，難怪台灣有名嘴在談論馬斯克攻擊國際開發署時直稱，該署的功能就是早年的各種美援，到1960年代發展出來的一種與自由、民主與多元觀念共生的「犯罪組織」，只要接受美援，就會受到各種相關的滲透。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一年一度的二二八紀念日，尤其在當前的國際局勢前，我們難道還不顧烏克蘭的慘烈警惕，不顧最新資訊揭露的美國「罪惡組織」與「嗜血」，繼續「輕易聽信」美國，以及相信賴清德的「不可疑美論」。其實，我們應當藉由馬斯克的提示，回顧每一件中美近代史的往事；由1868年「蒲化臣條約」的教育互惠問題，美國軍校竟未能履約；1884年在美國人李仙得引領下造成「牡丹社事件」；1895年前國務卿柯士達擔任清廷顧問締結「馬關條約」，光緒與慈禧孤兒寡婦的愚昧；美國記者大衛生帶動當年認知的報導，有多少可信度與隱匿？1905年何以美國願以退回庚子賠款援助中國？國府如何被迫接受「雅爾達密約」；

當年美國提出五國共管東三省與之後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與今天風傳的「台積電將成為美積電」與「廢品軍購」，實在都是美國長期在內的運作，哪裡有真正的公理與正義可言！

覺醒吧！當年台灣民眾因「輕易聽信」，而造成「被出賣」的悲劇，而今面對世界局勢，吾人實在不能再「輕易聽信」美國，以免發生更大的悲劇。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

進入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周年紀念在即，但關於二戰史觀的認知謬誤仍長期存在。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流行的「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錯誤史觀，直接影響著當前的大國博弈。本文梳理比較常見的四類錯誤「二戰史觀」，分析其背後演進邏輯，並就此建議應藉著2025年紀念二戰勝利80周年之際，積極參與二戰史觀的國際輿論鬥爭，重塑中國為二戰領導國、貢獻國的歷史地位。

四大錯誤「二戰史觀」剖析

隨著美國政府將中、俄定位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美西方部分政治勢力開始著力弱化中國與蘇聯在二戰中所做出的貢獻。這種行為使得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出現「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和「日本受害論」等四大錯誤的「二戰史觀」。

一是「忽視中國說」。對於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及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西方政界和傳媒界的一些勢力採取忽視的態度和矮化的手段。這種觀點常通過將中國描繪為「被動的受害者」，而非「重要的參與者」。20世紀中期至冷戰結束後，許多主流西方歷史著作對中國抗戰僅寥寥數語帶過，甚至誤將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模糊為「軸心國受害者」或「依賴盟軍拯救的失敗國家」。作為對當代中國抗戰史觀沿革的回應，美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借題發揮，拒絕正視中國為二戰最終取得勝利做出的貢獻。

持此觀點者多認為，當代中國對自身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再次重視，是「為政治目的歪曲、改寫或在許多情況下篡改歷史」，是所謂中國作為修正主義國家，意圖重塑世界秩序計畫的一部分。如美國右派組織「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旗下的媒體，借評論牛津大學印裔英國歷史學家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正義之戰》，攻擊中國抗戰史觀是「令人翻白眼的」。其主要觀點包括「（中國政府）假定過去在正義事業中的勝利，為霸權提供有說服力的、持久的道德基礎」。

持類似觀點的組織和個人主要來自媒體、政界、國際關係等紮根於西方政治體系、「旋轉門」的領域，通常有預設的反華或鼓吹中美「新冷戰」的立場，例如美國自由基金會及2049計畫研究所主席、川普第一任總統的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

二是「西方中心說」。「西方中心說」強調二戰的決定性勝利完全依賴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力量，淡化或矮化蘇聯和中國的歷史作用。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也並未因蘇聯檔案公開、西方史學界對蘇聯二戰史的重新認識和基本肯定，而改變其西方中心、醜化蘇聯的「二戰史觀」。千禧年至今的四位美國總統中，除川普外，小布希、歐巴馬和拜登都明確在二戰相關的公開紀念場合上稱，由美國主導、其他盟國配合的諾曼地登陸是二戰的轉捩點。美國政府也長期在歐洲勝利日的紀念文章中，重複「二戰由蘇德兩國發動」 的立場，並譴責二戰後的蘇聯對東歐實施「鐵腕控制」。

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美西方傳媒界對俄不友好言論和著作的「市場需求」再次擴大，持醜化蘇聯觀點的學術著作也常被政治勢力吹捧。美國歷史學家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在2021年出版《史達林的戰爭》書中，誇張地指控史達林和蘇聯才是歐洲和太平洋二戰爆發的始作俑者。他聲稱通過「獲取俄羅斯檔案」，得以知曉史達林如何計畫蘇聯對歐洲和亞洲的「征服」、如何通過《租借法案》「剝削」蘇聯的「天真」歐美盟友。類似的著作因其順應了矮化蘇聯歷史貢獻的目的，得到大量的西方右翼組織和保守主義傾向的媒體背書和宣傳，成為反俄政治活動的彈藥，進而獲得可觀的主流學術著作的社會影響。

儘管《史達林的戰爭》的學術水準有限，被相當多的歷史學者署名書評質疑，但十分暢銷。該書購書頁面上所選的推薦語幾乎全部來自《國家評論》、《聯邦黨人文集》、《華盛頓檢查者》、米塞斯研究所等美西方保守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傾向強烈的團體和喉舌，其中甚至不乏尼古拉托爾斯泰（英國反共偽史作者、沙俄貴族後裔）等被西方學術界斥為陰謀論者的人士。

美國政府的態度，以及各種民間力量鼓吹西方中心、醜化蘇聯的二戰史觀行為，導致西方大眾傳媒也將西線作為文藝作品中二戰的預設中心，針對蘇聯在二戰中的形象採取不負責任的考據態度。例如2001年好萊塢電影《兵臨城下》（Enemy at the Gates），將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蘇聯紅軍，塑造為強迫手無寸鐵的士兵，利用人海戰術衝擊德軍陣線、肆意槍斃撤退的己方士兵，手段殘忍幾乎不亞於納粹德國，並導致後續大眾傳媒作品（如電子遊戲系列《使命召喚》、《英雄連》等），繼續複刻這些毫無歷史根據的錯誤形象。

三是「二戰六年論」。「二戰六年論」將二戰的起始時間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忽視早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已拉開二戰序幕的事實。例如，《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卷第316頁這樣說：「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進程始於德軍大舉入侵波蘭後進展迅速」。英國軍事理論家、歷史學家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一章這樣描述大戰爆發：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卻出兵越過波蘭邊境。時隔兩天，在要求希特勒撤軍無效之後，英法兩國參戰。又一次歐洲戰爭爆發了，並進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聯學術界也採取這種「西方中心論」說法。由蘇聯德波林主編的12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導言：「在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那一天，戰爭還沒有達到世界規模。然而，這次進攻又是世界大戰的開端；從這個時刻起，由於各種現象的合乎規律的相互聯繫，戰爭的規模不可遏制的擴大。因此，1939年9月1日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日子。」

簡言之，歐美史學界普遍認為二戰以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為起始，該結論被視為「權威性」的國際共識，但卻忽視了亞洲戰場的客觀存在。

從實際歷史來看，二戰是一場由德、日、義三個法西斯軍國主義與反法西斯之間的全球性戰爭。日本作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一方，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即中國的抗日戰爭，無疑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侵占中國東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國土。此後中國人民不斷掀起抗戰的浪潮。歷史事實表明，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二戰」的整體框架中不應被忽視或歪曲。

四是「日本受害論」。「日本受害論」是近年來由日本右翼勢力推動，並得到西方部分輿論支持的錯誤敘述。該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其主要邏輯在於突出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悲劇性，試圖淡化和模糊日本在對中國、朝鮮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與戰爭罪行。在關於侵華戰爭的認知上，西方部分學者認為德國的侵略行為是明確的罪行，而中日戰爭則被視為兩國之間的「爭端」。尤其是對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原因和死難者人數，西方至今存在不同程度的「冷靜質疑」。在二戰史觀的構建中，西方往往忽視戰爭的正義與邪惡之分，助長「日本受害論」的蔓延和傳播。

錯誤「二戰史觀」的現實危害

在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錯誤的「二戰史觀」呈現出多維度的態勢。從中國抗戰的貢獻在西方「二戰史觀」中缺位，到對蘇聯二戰的負面評價，甚至引發「蘇聯引發二戰」的理論爭議，還有日本右翼勢力的輿論操作，這些錯誤「二戰史觀」背後夾雜著深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對當下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家形象與地位形成嚴重干擾。

第一，警惕中國抗戰史在「二戰史觀」中的缺位。20世紀西方學術界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敘述中，往往未能給予中國應有的地位或篇幅。以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基根（John Keegan）等歷史學家編著的《國際事務概覽•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二戰史》、《二戰始末》等著作為例，從1950-2000年中國僅在零星幾段文字中提及，描述方式也常帶有負面色彩，突出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和中國軍隊的士氣不振，陷入「完美受害者」的敘事框架。中國軍民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往往被忽視，尤其是在討論日軍戰爭罪行、抗日戰爭的關鍵戰役及日本戰敗原因等議題時，中國的角色和作用幾乎未得到應有的肯定。

這一歷史敘事的缺失不僅影響各國的歷史研究，也在西方大眾傳媒中造成中國抗戰形象的文藝空白。西方民眾對中國在二戰中的立場常常模糊不清，甚至無法明確區分中國是同盟國成員或軸心國的一部分，進而影響到當前的對華認知。

第二，警惕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貢獻再認識的攻訐。進入21世紀，隨著歐美學術界對西方中心主義自我批判的興起，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中國抗戰史逐漸進入西方公眾視野。美籍華人記者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以及其研究過程中發掘或帶動《拉貝日記》、《魏特琳：南京大屠殺中的美國活菩薩》等書的熱銷和來自學術界的認可，使日本侵略者在華的戰爭罪行進入英文世界的公共記憶，同時也開啟圍繞中國抗戰的輿論攻防。除針對張純如本人的騷擾和死亡威脅外，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齋藤邦彥1998年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批評該書，並和張純如在PBS節目中激烈辯論。

齋藤及一些西方人指責張純如是「攻擊日本」（Japan-bashing），而張反擊稱日本政府對二戰罪行的曖昧態度是東亞歷史沒能和解的原因。張純如於2004年自殺身亡，在她身後，日本右翼勢力借其死亡和心理健康問題渲染其著作「誇大其詞」或「與事實不符」。2007年，《南京的真實》電影在日本上映，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據報導，這部電影的導演得到右翼媒體組織「櫻頻道」、十餘名日本議員及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支持。

2020年後，一些對當代中國抗戰貢獻持正面或中立態度的著作開始問世，但很快被衍生為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的現實闡述。歷史學家米德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2013）、《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2020）被大量來自不同政治譜系的媒體採訪。在《被遺忘的盟友》中，米德主要對1931—1945年的中國抗戰史進行面對西方讀者的闡述，同時客觀地分析了抗戰對其之後的解放戰爭國民黨失敗、當代中華民族主義塑造、東亞現代和當代國際關係等與當代政治領域的影響。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公共記憶和學界長期低估乃至無視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和犧牲：「對於西方盟國來說，中國是一個屈服者，一個跪在地上的受創民族，等待著美國人和英國人將其從日本人的毀滅中拯救出來。」然而，在《正義之戰》中，米德聚焦於抗戰研究在當代中國的變遷，認為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和新一代中國公民的誕生，中國官方對抗戰的紀念與重視逐漸上升，並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將其視為戰勝國及戰後世界政治的重要組織者，而不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歷史受害者。米德的這一論述雖揭示中國抗戰史觀的變遷，但也被有些人認為是對中國「修正主義」行為的間接批評。

此後，部分西方學者錯誤地將中國視為「歷史修正主義國家」，將中國通過重塑歷史記憶來塑造現代國際政治格局的行為，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這種批評往往忽視歷史事實本身，實際上，正如米德等學者所指出的，當代中國抗戰史觀的沿革，是中國史學上變得全球化和正常化的現象，與其他二戰交戰國對戰爭經歷的解釋之趨勢相似。因此，簡單地將中國的歷史修正稱為「歷史修正主義」，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崛起的誤解與政治打壓。這種解讀是出於保護既有國際秩序的立場，這種「攻訐」不僅曲解中國的歷史回顧，也掩蓋了西方在面對中國崛起時的戰略防範心理。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對中國歷史貢獻的再認識所帶來的偏見與誤導，防止其進一步演變為對中國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壓制。

第三，警惕西方學術界對蘇聯二戰貢獻的抹殺。西方學術界對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在21世紀以來摻雜了越來越抹殺的元素，尤其是冒出二戰源於蘇聯的說法。西方史學界最初的主流觀點是，二戰歐洲戰場在戰術層面的爆發始於德國入侵波蘭，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的犧牲和貢獻，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挽救了美、英、加拿大和許多其他國家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年輕人的生命。實際上，多數當代西方學者對於「誰贏得了歐洲戰場」的話題會傾向於支持蘇聯。蘇聯在牽制和消滅德國的有生力量和裝備、投入和犧牲的自身力量方面都遠遠大於西線。實際上，在1944年6月美、英於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前，蘇聯一直獨自與納粹德軍展開激烈交鋒，並取得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蘇聯在這場戰爭中死亡人數高達 2700萬之多，可以說，若無蘇聯人民的英勇犧牲及艱苦卓絕的鬥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及東、中歐的解放無從談起。

然而，史學界對蘇聯角色的看法轉變主要出現在蘇聯解體後。隨著俄羅斯對蘇聯檔案的公開，西方史學界部分學派認為，歐洲二戰爆發的主要責任應由德、蘇兩國共同承擔。在蘇聯解體後，相當數量的出版物通過聲稱獲取俄羅斯等國的蘇聯檔案，再次將「蘇聯負責」理論炒熱，美國歷史學者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就是一例。對此，墨爾本大學歷史系教授艾德勒（Mark Edele）的長篇書評通過交叉查證，指出麥克米金的著作「為了徹底抹黑蘇聯的戰爭努力」，無視一些第一手史料及多處對史達林具體言論的時間和動機張冠李戴。

2021年，麥克米金和艾德勒各自出版了否認蘇聯貢獻的《史達林的戰爭》，以及為蘇聯正名的《戰爭中的史達林主義》，但後者的銷量僅為前者的1/10左右。相比於前者充斥著政治遊說機構的推薦人名單，《戰爭中的史達林主義》的推薦語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各國的嚴肅學術機構和期刊，其中不乏來自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喬治城大學的教授。從兩本著作的受眾等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當代學術界傾向於認可蘇聯為反法西斯同盟做出貢獻，即使其中一部分派別可能對蘇聯是否促成二戰爆發有不同觀點；另一方面有政治力量在竭力渲染「蘇、德皆為加害者」理論，剔除二戰中非西方戰勝國的扭曲史觀，以此為美西方政界扭曲和醜化當代俄羅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政治目的而服務；這種傾向在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行中尤為明顯。

實際上，美國政府對「二戰史觀」的重塑已持續近80年，其目的在於將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主要功勞納入囊中。最早於1948年，美蘇就針對二戰爆發源頭進行論戰。美國國務院於1947年組織官員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紐約時報》合作整理了美軍戰爭期間發現的德國外交檔案，由記者雷斯頓（John Reston）統稿成《納粹與蘇聯的關係》文章，將英、法、波蘭、日本劃定為「被納粹和蘇聯密約所『背叛』的三組『受害者』」，並在盟軍與德國關於和平協定的談判結束後出版。雷斯頓除了是《紐約時報》的外交記者、主編和專欄作家外，也被後世歷史學家、同為《紐約時報》外交記者的金澤（Stephen Kinzer）認為是中情局的重要成員。

第四，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持續輿論操作。自1980年代以來，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編纂逐漸成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場域。右翼勢力試圖通過淡化或美化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為，強調日本的「自衛」性質。具體表現為將南京大屠殺表述為「南京事件」，將慰安婦的相關內容置於註腳中，或弱化「強行徵用」的表述。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進一步強化「受害者」意識，例如學生常常參觀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遺址及沖繩戰役紀念館。此外，日本在每年8月的廣島、長崎核爆紀念日、東京大轟炸紀念日及神風特攻隊紀念日活動中，經常突出其作為受害者的立場。在國際傳播層面，部分西方媒體在報導中淡化處理日本的戰爭罪行，甚至將其視為一種「無奈之舉」。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政府（其中也包括波蘭、法國等）對於矮化中、蘇在亞洲、歐洲戰場貢獻、地位及犧牲的目的性非常強，且相關輿論戰、認知戰已持續數十年之久，在可見的未來，基於美西方政府對中、俄採取的對抗性態度，其宣傳調子大概不會做出改變。

應反制錯誤的「二戰史觀」

今年二戰主要的參戰國和戰勝國勢必會舉辦各種形式的紀念、研討活動，針對各國在反法西斯、去納粹化、去軍國化、構築戰後秩序等，對當今國際秩序方面的貢獻進行闡述與回應。民間學術交流會引起公眾對二戰本身、二戰與今日國際秩序等話題的高度關注。美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也勢必會進一步嘗試弱化、矮化中、蘇對二戰勝利和戰後國際秩序構建的貢獻。在此背景下，中國應通過國際學術合作、大眾傳媒傳播、多邊國際平台利用、針對性反駁及教育與文化交流五個層面實施綜合性策略，主動糾錯四大錯誤的「二戰史觀」，以此維護自身的歷史地位和構建公平的國際歷史敘述秩序。

第一，建議強化國際學術合作，正本清源。鼓勵中國史學界通過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升抗戰研究的學術地位。例如通過出版英文專著、參與國際研討會等方式，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抗戰的史實，並邀請西方知名歷史學家參與審評，確保研究的學術權威性和國際影響力。

第二，借助大眾傳媒擴大二戰歷史真相的國際影響。針對大眾傳媒的需求，可以邀請米德等歷史學家參與對其著作的評審，以確保專業性的經歷，並結合多個領域專業人才的專長，產出具備學術、傳播雙高價值的知識產品，在充實當代中國抗戰史研究的同時，也通過譯本，向西方大眾輸出中國視角、基於中國史料的抗戰史觀。

第三，建議借力多邊國際平台，爭奪「二戰史觀」的話語權。通過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舉辦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公開展示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反駁錯誤史觀，樹立國際話語權。

第四，建議針對日本右翼輿論操弄進行國際輿論戰的反制。加強對抗戰史相關史料的整理和宣傳，對抗「日本受害論」等錯誤敘述。支持出版學術專著和製作紀錄片，通過證據鏈反駁虛假宣傳。同時，加強對日本右翼文化輸出的監控與批評，在國際輿論場揭示其扭曲事實的動機和後果。

第五，建議改進二戰史的跨國教育與文化交流。在國內外教育領域加強二戰史的普及與教學，特別是在國際留學生教育中推廣中國抗戰史課程。同時，深化與西方學術機構的合作、資助研究項目、鼓勵跨文化研究與交流，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貢獻的認知。

總之，針對以上西方流行的四大錯誤，2025年是中國採取系統性的學術與輿論反制策略的絕佳時機。在推動國際學術合作的同時，加強大眾傳媒與文化交流，以確保歷史真相得到尊重和傳播。這不僅關乎歷史問題，更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未來地位和影響力。

（作者1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2係該院副研究員，3係該院助理研究員）

2月初得知，龔忠武於1月27日凌晨在美國麻省過世。悲痛之餘，不禁想到他竟是本刊發行11年半以來第15位過世的作者。他和蔡瑋、曾宗偉、王仲孚、毛鑄倫、羅瑩雪、習賢德、龐建國、姚鳳北、王高成、李雅明、黃光國、林建山、鄭堅、邱智淵（蕭徐行）是台海兩岸及美國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在本刊發表的文章皆擲地有聲，但似都有著未能見到兩岸統一的遺憾。

龔忠武1957年進入台大哲學系，次年轉至歷史系，1966年獲全額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施華慈，專攻中國近代史。1969年通過博士生資格考試，進入撰寫論文階段，但因於1970年底參加美國保衛釣魚台運動，又擔任1971年1月28日哈佛大學保釣成立大會的主席，失去獎學金，也喪失了中華民國護照。為解決生活及身分問題，他於1975年初進入聯合國任中文譯審，直至退休。他於1981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但始終自許為「體制外歷史學者」。

龔忠武終其一生以參加保釣運動為榮，在林孝信、周本初過世後，他主動傳來追思文章，見〈記林孝信的赤子之心〉（2016/2）、〈深情追思好戰友周本初〉（2021/7）。他極重視保釣文獻的保存工作，三度主編保釣文獻選輯：《春雷聲聲－保釣運動30周年文獻選輯》（人間出版社，2001）、《春雷之後－保釣運動35周年文獻選輯》（人間出版社，2006）、《崢嶸歲月 壯志未酬》（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

2010年春天，他為編輯《崢嶸歲月 壯志未酬》來台。3月10日應我之邀出席「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成立大會」，並上台致詞。之後他提議我掛名該書的編委之一，我說無功不受祿，他則表示將我列入編委，是希望島內的「反獨促統」運動能傳承保釣的愛國主義精神。

他除了捐贈自己收藏的保釣史料給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還與吳國禎、周本初、林盛中等老保釣，促成該館成立「海外保釣運動資料收藏研究中心」。去年7月6日，他給我的最後一封email還說，他期待該中心「不只限於資料收藏，還應對外開放，讓有興趣者研究保釣運動」、該中心「應作為一個愛國運動教育基地」。

2013年夏天，他得知我有意在台灣出版刊物時，不僅述說了他1990年在紐約創辦《僑報》的心得，還強調不要小看一份報紙、一本雜誌，他們在近代史上扮演著進步事業的先鋒，尤其扭轉民意是最終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雜誌出刊後，他不僅經常傳來佳作，還介紹老同學汪榮祖教授為雜誌撰文，令我感激不已。

去年春天，他在夫人陳安理過逝後極為悲痛，我提議他回台與老友相聚，他則表示年邁體衰無法遠行。沒想到就此天人永別！嗚呼哀哉！

財政部日前公布2024年超徵稅收5283億元，創下歷史新高，也使得全台稅收連續四年超徵，累計超徵金額達1兆8707億元。國民黨立院黨團要求政府比照2023年，啟動「還錢於民2.0」，發起全民普發現金1萬元的提案。賴清德則表示，將擴大對社會投資，以因應高齡化等挑戰。台灣稅課收入占總歲入比重超過八成，因此稅收不論高估或低估，均可能會對政府預算執行造成負面影響。

預估與實徵數偏誤有後遺症

如果政府在前一年度低估了下一年稅收預算，為達成下一年度預算會計收支平衡，下一年度歲出預算數必須同額減少，如此一來，恐將影響下一年度政府整體資源配置、經濟發展與社會民生政策的推動。另一方面，若政府在前一年度編列預算時高估了下一年度稅收預算，將會產生虛增預算收入的假象，因為下一年度稅收實徵數會低於稅收預算數。

同理，政府為了達成下一會計年度預算收支平衡，下一會計年度支出預算金額必須同額增加，如此一來，亦將導致下一年度政府各部門擔心預算支出執行率過低，被審計部門要求檢討改進，而不當消化預算，像是馬路才剛鋪好柏油，隔一年又再鋪上一層柏油，或是各部門將還沒到報廢年限而且堪用的電腦、辦公桌椅設備直接報廢，再花大錢採購一批新的電腦或辦公設備，造成許多政府部門在預算執行當年年底前想辦法消化預算，可見稅收預測誤差過大對政府部門會產生不少後遺症。

超收稅會使分配款餅變大

根據財政部的資料顯示，2024年全台稅收超徵5,283億元，其中國稅超徵3,757億元。按照預算法第59條規定，稅收超收必須一律繳庫，超收的稅收繳庫後，如果全數用於還債，或將超收的稅收全數發放現金給民眾，則六都直轄市與各縣市政府從中央獲得的統籌分配稅款不受影響。但如果政府當年度超徵的稅收全數繳庫，不用來償債或以發放現金方式還稅於民，由於統籌分配稅款是由財政部撥付給受分配的地方政府，而根據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第三條規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來源包括：(1)所得稅總收入10%；(2)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獎金後的40%；(3)貨物稅總收入10%；(4)土地增值稅在縣市徵收收入的20%，若當年度出現稅收超收，六都直轄市與各地方縣市政府在下一年從超收稅收繳庫，再透過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將可以獲得較多的分配稅款。

主要稅目預估數與實徵數

一、綜合所得稅預估數與實徵數。2022至2024年，台灣綜合所得稅預估數分別為5290億、5861億、6594億，實徵數分別為6551億、7551億、8290億；2022至2024年，分別超徵1261億、1690億、1696億，超徵率分別為23.8%、28.8%、25.7%。主要是因2023年第1季與第2季經濟成長率分別只有-3.47%與1.47%，當時景氣遠不如2024年經濟成長的情形，因而產生預估數偏差。

二、營利事業所得稅預估數與實徵數。2022至2024年，營利事業所得稅預估數分別為7300億、10473億、9715億，實徵數分別為10272億、10794億、11219億；2022至2024年，營所稅分別超徵2972億、321億、1504億，超徵率分別為40.7%、3%、15.4%。營所稅為落後申報，2024年度營所稅收入主要來自營利事業申報繳納2023年度的所得稅。由於政府在2023年4至8月編列2024年度營所稅稅收預算時，低估了2024年的景氣，導致2024年超徵了15.4%，但已經較2022年超徵的40.7%明顯下降。  

三、營業稅預估數與實徵數。2022至2024年，營業稅預估數分別為4531億、4668億、5621億，營業稅實徵數分別為5140億、5335億、6237億；2022至2024年，營業稅分別超徵609億、667億、616億，超徵率分別為13.4%、14.2%、10.9%。如果銷項稅額大於進項稅額，即會產生應納稅額，就需要繳納營業稅。但當企業雇主支付房租、支付員工薪水、執行業務費用時，房東、員工、事務所都不會開發票給企業雇主，沒有5%進項稅額可以抵稅，因此有可能出現每兩個月的銷項稅額大於進項稅額，要繳納營業稅，但公司卻出現入不敷出的虧損狀態。2024年營業稅超徵率下降表示，財政部的營業稅預測模型準確度提高。

四、房地合一稅預估數與實徵數。政府為抑制房地投機，於2016年實施房地合一稅，2022至2024年房地合一稅預估數分別為276億、379億、538億；實徵數分別為553億、617億、1007億，2022至2024年分別超徵277億、238億、469億元。

2024年第3季打房奏效

 筆者發現，2024年房地合一稅實徵數，由2023年的617億元增為1007億元，主要是中央銀行在2024年9月祭出第七波信用管制，包括：(1)全國自然人第2戶購屋貸款最高成數降為五成。(2)自然人豪宅貸款、公司法人購屋貸款及餘屋貸款最高成數均降為三成。(3)新增自然人名下有房者之第一戶購屋貸款無寬限期，致使不動產持有者趕在2024年9月前拋售房產，帶動房地合一稅收大幅增加了390億元，不過，由表可知，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房地合一稅收明顯下降，顯示打房已經奏效。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在揮別「金龍」、迎接「福蛇」的前夕，1月13日已卸任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亞洲金融論壇」（AFF）發言時表示，最近數年大陸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逆風，但若以其過去10年GDP年均成長仍可達到5.9%，與相同期間美國GDP年均成長僅2.5%比較，大陸將會逐漸縮小與美國的差距，如果持續此一成長幅度，預估大陸在短期內極可能反轉超越美國。

儘管林毅夫對大陸經濟成長的預估有其基礎，筆者則認為，面對國際環境劇變，尤其川普重返白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保護主義下，大陸需要思考的並非如何提高經濟成長幅度迎頭追上美國，而是要促進民營企業發揮昔日的動能，成為創新經濟結構的重要引擎，進而形塑出更堅韌的競爭實力。

回顧過去40餘年來，大陸民營企業的投資表現在經濟升級、轉型的過程中厥功甚偉，曾經因創造「5成稅收、6成GDP、7成技術創新、8成城鎮就業、9成企業家數」等亮麗數據，獲致「56789」的美譽。

應重振民營企業投資信心

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對經濟的貢獻比重平均達到五成以上，超過消費及出口對經濟的貢獻，不僅主導了大陸經濟快速崛起，而且創下1981至2010年年均成長達到兩位數字以上。也就是說，分析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不能僅從投資對經濟刺激作用的角度切入，而必須從投資對促進經濟持續高度成長，相對於消費與出口，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進行比較。

此意味著，在大陸企業占比超過九成以上的民營企業動能，已在大陸整體經濟、就業及稅收等方面，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其背後反映的意義是，面對未來全球景氣復甦步調難以掌握的前提下，大陸若要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逐漸替代外需，拉抬經濟持續成長，讓經濟早日復甦，就必須借重投資，其中更需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投資潛力。

不過，誠如許多學者的研究調查發現，大陸民營企業近年來在經營上遭遇市場准入限制、融資信用困難、用地取得不易、保障法制薄弱等問題，造成投資明顯衰退。因此，未來如何重振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促進景氣加速復甦，是大陸政府極為迫切的挑戰。

民營經濟法制極為重要

依據大陸官方所公布的資料顯示，過去20年，大陸曾先後公布多項促進民營企業動能的措施，其中包括2005年公布的「非公經濟36條」、2010年公布的「民間投資36條」、2023年7月公布的「民營經濟31條」等。如果進一步分析可發現，這些皆是比較屬於指令性質的「意見」，而並未以「外部成長」資源，讓內部經營面臨困境的民營企業得到較完善的協助。

2024年12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的討論，才從消弭民營經濟長期以來所遭遇各種不對等或不合理權益的「除弊」，以及從增加民營企業更多經營資源，參與重要科技專案計畫的「興利」兩大功能，包括公平競爭、投資融資、科技創新、規範經營、服務保障、權益保護、法律責任等方面進行審議，讓社會期待該促進法能透過法制規範，提供民營企業更完善的保障，甚至對過去常被質疑的「國進民退」格局進行調整。

從監管轉型發揮賦能作用

很顯然地，目前大陸市場仍存在部分外部資訊不對稱、壟斷性等缺陷，未來在建立市場公平競爭上，政府部門除了應肩負政策任務外，也必須調整過去監管的心態，轉型為發揮「賦能」的作用，讓政府資源在市場公平競爭中扮演最合適的配置角色。

不可諱言，過去20餘年來，隨著大陸人均所得不斷增加，其消費動能並不至於因最近數年景氣轉緩而陷入長期萎縮，若能在政策上持續相當的溫度，將可挹注經濟成長。至於出口動能方面，因受國際環境左右，較難透過政策加持呈現拉抬作用。在此前提下，若能透過更具體完善的法制，對民營經濟的保護與發展有更加明確的規範，將會提高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進而擔任創新經濟結構的引擎。

因此，未來在活絡民營企業動能政策規劃或相關計畫執行上，除了避免政府資源偏向國營企業外，如何理順並鞏固政府與民營企業的「信賴」關係，讓中國建政以來，首部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為宗旨的重要法律落實，使得民營企業能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好處」，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潛力，同時讓民營企業與員工分享更公平的成長果實，完成「共同富裕」的理念，將是大陸加速經濟復甦、持續成長的關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月1日，川普以芬太尼問題為由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從2月4日起對所有中國輸美商品加徵10%的關稅，而中方也宣布了反制措施，中美關稅戰烽煙再起。川普為何執著於加徵關稅？中方反制有何看點？新一輪關稅戰將走向何方？

「關稅人」川普的執念

儘管主流經濟學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規則也一度被認為是國際經貿規則的變革方向，但川普對加徵關稅一往情深，甚至以「「關稅人」（Tariff Man）自詡。不過，川普揮舞關稅大棒的效果並不明顯，甚至損人不利己。例如，川普常將平衡貿易赤字作為發動關稅戰的依據，但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商品進口總額達3.3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商品出口總額接近2.1兆美元。貿易逆差達到破紀錄的1.21兆美元，增長了14%。這一數據比2017年「全球關稅大戰」未開打前上升了50%。

雖然中國不再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國，但中國對美出口仍在增加，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於2024年達到創紀錄的2954億美元。再例如，川普第一任期對華加徵的關稅中有80%-90%由進口商承擔，進口商再轉嫁到商品裡，最後其實是美國消費者在埋單。顯然，經濟因素無法解釋川普對關稅的強烈偏好，其政治動機不容忽視。

曾預測川普會在2016年勝出的大陸學者強舸在《美國困局：「新右翼」的興起與挑戰》一書中指出，密西根、俄亥俄、威斯康辛、賓州等州的藍領選民是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川普「把工作帶回美國」的主張直擊到這些選民的痛點，因此對華關稅戰的根本動因是遏制製造業的外流並促使其回流，讓川普爭取更多選票的基本路徑。更重要的是，對華貿易戰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工廠關門和工作流失的速度。川普執意發動貿易戰，讓他的「鏽帶」藍領選民相信他們「選對了人」，對川普忠心耿耿。副總統范斯的暢銷書《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講的就是美國「鏽帶」貧困白人的故事。

在此背景下，川普的第一要務就是發布《美國優先貿易政策》（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該文件第三節單獨提到中國，包括要審查中美之間有關經貿的相關協定，評估中國是否按照協定行事，調查中國是否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利的影響，並多次提到將根據調查情況採取徵收關稅等措施。該文件還提到要評估美中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打擊中國商品通過第三國出口到美國的行為、強化對華出口管制和制裁等。從這個角度看來，目前對華加徵10%關稅只是一道開胃小菜。

北京的反制有備而來

北京從未幻想川普2.0會放過中國。事實上，拜川普第一任期關稅戰所賜，中國開始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2024年1-11月，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占總出口額的14.6%，為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的最低水準；而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所占份額則下降了4.4%，至6.3%。綜合來看，對美商品進出口貿易占中國整體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已降至11.2%，創下中國進入WTO後的新低。這意味著，川普2.0對華關稅戰對中國造成的傷害，會較其第一任期減少，同時讓中方的反制也更有底氣。

因此在川普行政命令生效的同時，中方除了訴至WTO爭端解決機制，還以一套組合拳還以顏色。首先，中方對原產於美國的煤炭、液化天然氣加徵15%關稅；對原產於美國的原油、農業機械、大排量汽車、皮卡加徵10%關稅。其中，2024年中國自美進口的煤炭，約占美國對外煤炭出口總量的12.8%；原油、農業機械、大排量汽車、皮卡等是美國的相對優勢產業，加徵關稅會使其在中國的競爭力大幅下降。簡言之，中國的反制清單是經過精心盤算，目的是讓美國更「有感」。

其次，中方對鎢、碲、鉍、銦等25種稀有金屬產品及其技術實施出口管制。據美國媒體估算，如果完全依賴非中國供應鏈，鎢合金的成本上漲400%，用於噴氣發動機高溫段的鎳高溫合金的成本會增加，有可能影響包括F-35戰鬥機在內的製造成本。此外，用鎢生產的穿甲彈成本也會成倍上升。實施出口管制後，磷化銦的晶圓價格可能會翻倍，紅外成像設備的成本會上升，相關雷達通信器材的成本也會增加，美國企業需要花更多的錢去購買替代品。軍工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也已預警，F-35的光電瞄準系統，因碲化鎘供應問題可能面臨短缺，2025年第三季度產量預計會下降30%。武器裝備和零部件的生產進度，也會因材料短缺交付延遲。

再次，中方將美國PVH集團、因美納公司（Illumina, Inc.）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根據2023年的數據，中國市場占據PVH集團收入的約6%，但貢獻了16%的利潤，因此被視為PVH集團重要的增長市場。作為全球基因測序領域巨頭的因美納，曾以「供應鏈安全審查」為由中斷與多家中國生物醫藥企業的合作，該公司首席執行長泰森（Jacob Thaysen）表示，中國市場為公司貢獻了7%的銷售額，相當於每年約3億美元。自被列入清單以來，因美納的股價已下跌23%。

最後，中方宣布對美國互聯網巨頭Google展開反壟斷調查。儘管Google的搜尋引擎、視頻平台YouTube和Google Play無法在大陸使用，但Google仍向聯想、小米和Vivo等製造商提供移動操作系統安卓，還允許大陸公司在海外的Google和YouTube上投放廣告。去年12月，中方還宣布對美國英偉達展開反壟斷調查。

關稅戰將何去何從

從目前態勢來看，中美雙方在新一輪關稅戰中均有所保留，川普的行政命令顯然為中美接下來的討價還價預留空間，中方也同樣為談判埋下伏筆。正如大陸外長王毅日前在慕尼克安全會議強調的，希望中美相向而行，構建穩定、健康、可持續的雙邊關係；但美方若執意要打壓遏制中國，中方必將奉陪到底。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

「兩制」台灣方案在本質上是要實現統一後台灣地區的長治久安，這是不可迴避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要求。這就需要基於既有「一國兩制」的政策構想，並參照港澳實踐的經驗啟示，推動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有機銜接，建立起「一國兩制」下的新憲政秩序。

一、治理問題已成為今天思考台灣問題的重中之重。儘管當前台海局勢複雜嚴峻，但就台灣問題的本質而言，它屬於中國內政的本質從未有任何改變，但它也是中國政府如何對統一後的台灣進行治理的問題。事實上，兩岸統一的進程早已開啟，中國政府對台灣的治理是進行式，而非未來式。海峽兩岸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開始恢復民間往來，至此兩岸社會重新融合的進程就已開啟，這其實就是中國統一進程真正的開啟。近年來大陸對台海區域的海空巡航等動作，都是中國政府公開展示主權，以及強化對台治理的重要體現。中國大陸過去4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模式的巨大成就，客觀上也為治理台灣奠定了強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二、「兩制」台灣方案在實踐中要防控三大風險。要確保統一後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就需要防範影響統一後台灣社會的相關風險與隱患，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主權缺位風險。台灣方案的核心元素包括強調「一個國家」，「兩制並存」等，其中「一個國家」是最為核心的基礎性元素，「兩制並存」是基於一個國家的根本前提。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過程來審視，稍有不慎就可能會面臨國家主權缺位的風險，這就需要做好統一前後銜接的制度安排，全面貫徹「愛國者治台」的理念，防範台灣方案實施中的主權缺位風險。

（二）「台獨」復燃風險。雖然在台灣方案中會就消除「台獨」因素做出必要規定，但事物是發展且持續變化的，尤其是統一後中央政府對台灣的管治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所導致的治理矛盾，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干擾，不能排除在統一後「台獨」思潮，或分裂勢力再度死灰復燃的可能性。我們應做好長期同「台獨」勢力鬥爭的思想與心理準備。

（三）外部介入風險。統一後外部勢力不會自動消停，仍然會以各種形式來干預台灣問題。以美國為例，可以預見的是，即便兩岸完成統一，美國會繼續打「台灣牌」。換言之，外部勢力仍然有可能在統一後的台灣生事，企圖從根本上破壞「一國兩制」下的穩定局面。

三、強化統一後治理台灣的三個維度。首先，連接維度。兩岸分隔已經75年，雙方的差異客觀存在，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兩岸統一後，大力推進海峽兩岸的連接至關重要，這種連接包括地理上的連接，也有制度及人心、利益的連接。其次，制度維度。制度是最好的防線，更是確保統一後台灣社會長治久安的良方。從國家治理角度出發，「一國兩制」的制度化、法律化是重點方向，要使中央政府對台灣的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規可循。再次，風險維度。我們需要從風險與危機的視角出發，提高對台灣全面治理與管控的能力。

（作者係加拿大勞倫森大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