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即將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65歲以上）超過20%，從高齡 (14%) 到超高齡只花了7年時間，速度居世界之冠（最高齡的日本花了13年）。半世紀以來台灣人口有三大特色：高齡、少子和家戶平均人口減少。在家庭結構方面則是核心家庭日減，已不到三分之一，單身和無子女家庭超過三分之一，三代同堂僅剩一成。

戰後嬰兒潮（1946-1964出生）和1976龍年嬰兒潮除外，人口出生數持續下滑，今年龍年新生兒預估僅13萬多，比2012龍年少了近10萬人。而同時男性以較快速度自然減少，以致老年女性多過男性（1.2 : 1），越老差距越大，失智和失能女性亦越多。

男、女老年的處境有別

被稱「三明治」（上顧老下顧小）世代的嬰兒潮女性，今日已集體步入老年，除了就業與照顧的雙重負擔，也面臨較長的老年期和不健康餘命、較多獨居，75歲以上獨居老人中，女性占了六成以上。

在非正式（無酬）和正式（有酬）照顧中，女性皆是主要照顧者，根據研究調查，通常老年男性只要有妻子或女兒照顧，可以在家中享有滿意的日常生活；老年期較長的女性反而更依賴正式照顧，更願意住進機構。

台灣大多數老年人仍住在家裡，但人口和家庭結構的改變已使得家庭不再能負擔所有照顧責任，照顧重心移向社區和機構，但為避免難以負荷的高成本，不少國家（如芬蘭）近年來不得不將機構照顧保留給最需要醫療照顧和照顧密度的個人，將更多照顧責任和選擇權轉移至個人和家庭，這是高齡者（尤其女性）當下面臨的嚴酷現實。

在地老化需要有足夠人力

台北市自2003年推行聯合國所倡導的在地老化政策，加上配合《老人福利法》數度修法，大幅度提高對照顧機構人力及設備的要求，結果機構數量減少，社區照顧服務量大幅成長，居服員和日間照顧中心的數量增加數十倍，但仍趕不上人口老化的速度。最根本的問題在照顧工作辛苦、低薪，本地人即使培訓結業，領到證書，願意從事照顧工作的僅有兩成，而且流動性高，年齡也偏高。

2023年全台居服員93,000多人，45歲以上者占六成五。補救措施是從東南亞引進社福移工，而以訓練本地看護、建立完善的照顧體系為發展目標，只是達成之日遙遙無期，2023年外籍看護超過23萬。而東盟各國本身的經濟成長，以及其他國家對外勞的需求，使得台灣在國際勞工市場面對更多競爭。

除了供應端的工作條件和誘因不足外，居服員使用者亦因以下種種原因而僅短期使用：(1)所有居家服務的需求和服務調整都需經專業評估，等候費時，緩不濟急；(2)工作項目明確劃分切割，忽略照顧和家務的整體性，得不到完整的服務；(3)所有項目分別定額給付，不得調整挪用，其目的可能在保障雙方權利，但老化和失能狀態可能隨時改變，無法調整便難以彈性使用，滿足即時和迫切的需求，例如，天冷由洗澡改為擦澡，因不符規定可能導致照服員被扣點數。(4)使用者無權決定服務內容，缺少自主性。(5)若自費購買服務，價格偏高，一般家庭難以負擔。

相對於本地照護員的薪資，一般家庭比較負擔得起外籍看護。然而，雙方24 小時共同生活起居，工作和生活場所沒有區隔，需互相適應彼此的文化差異，許多家庭尚有居住空間不足的困難。在公權力不易介入私人生活，難以避免外勞超時工作、被人身虐待甚至性侵等事件。且所有雇主並非皆需24小時照料，若能改變一對一照顧的模式，分攤時數，或許可減少使用者的經濟負擔，保障外勞的工作條件。

勞動部曾試辦外籍看護外展服務，由非營利組織引進看護，提供住宿和管理，搭配本籍者至個案家中服務，試行結果使用者的滿意度高。然而，由於適用對象條件嚴格（必須通過醫院開立巴氏量表，也就是符合聘請社福外勞的標準）、機構成本和僱主負擔均過高，外勞希望有較長工時（不限每日8小時，可以多賺加班費）等原因，且有民間團體抨擊其排擠本勞就業，最終未能持續。近期傳出勞動部將再試辦較有彈性的「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結合本外勞提供鐘點服務，回應短期需求。

男女應共同承擔照顧責任

目前外籍看護男性不到1%，本籍照服員男性16%，皆屬極少數。報酬低、工作重、社會地位低，是傳統女性集中行業的特質。如果更多男性投入照顧產業或分擔家人照顧，並提升照顧工作的專業度和自主性，或許可提升照顧者的形象、報酬和社會地位，並使得照顧人力更充足，讓在地老化更容易實現。

我在加州遇到過一位專事洗澡的居服員黃小姐，一身防水配備，到工作地點先測量病人血壓、體溫，決定濕洗或乾洗。因為技術高超、指揮若定，受到病人和家屬歡迎，供不應求，她也為有此專業能力感到自豪。

人人都需要得到好的照顧，特別是在身心脆弱時。要求半數人肩負所有責任實屬不公，也無法滿足所有需求，最終剝奪了女人中最弱勢者受到照顧的權利。政策性誘導男性參與照顧，並提升照顧的價值，或許才能根本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老年人難免會發生失能和失智的問題，機構照顧仍不可或缺。允許多元模式存在，協助小型機構發展，結合機構和社區的服務功能，讓使用者就近得到照顧，而不強求所有機構變成社團或財團法人，也都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

最近媒體報導，某名醫指稱，含氟牙膏與含氟漱口水可能對腎臟健康有害，甚至標榜其為「超毒」的產品，引發民眾廣泛討論。

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多個國際衛生機構指出，氟能有效預防蛀牙。自20世紀以來，含氟產品的使用顯著降低了齲齒發生率，適量的氟是安全且有效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國家選擇在飲用水、鹽巴或牙膏中添加適量的氟。氟能強化牙齒表面的琺瑯質，使其更能抵抗酸性侵蝕，減少蛀牙風險。台灣由於自來水沒有添加氟，民眾可以通過含氟牙膏、含氟漱口水和「加氟鹽」來獲取氟。然而，少量的氟仍會存在於台灣的水資源和日常食物中，完全避開氟並非必要，也幾乎不可能。針對名醫「含氟牙膏會傷腎」的說法，專家一致認為缺乏科學證據支持。目前的研究顯示，正常使用含氟牙膏並不會對腎臟造成損害。

一、松果體鈣化與腎臟健康。名醫聲稱氟可能導致松果體鈣化，進而影響褪黑激素的分泌，而褪黑激素不足，可能對腎臟造成負面影響。但台北榮總毒物科楊振昌教授表示，目前並無任何研究證實適量的氟會破壞松果體。

二、氟的毒性門檻。氟在高劑量下確實會有毒性，但這通常發生在長期攝入大量氟的極端情況下才會發生。以牙膏為例，衛福部指出，一名20公斤5-6歲的小孩，需要一次吞下至少半條家庭號牙膏(含氟1000ppm)，才有可能達到中毒劑量，而日常使用含氟牙膏時都會吐掉，所以氟的攝入量遠遠低於對人體有害的水平。

三、事實查核中心報告。2024年6月，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就澄清含氟牙膏的安全性。根據報告，無論是含氟牙膏或漱口水在正確使用下，並不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也無證據證明它們會損害腎臟功能。

四、長期實證觀察。許多國家在飲用水中添加氟，已實行數十年之久，但並未發現腎臟病大規模增加，以每人每天喝水量為2-3公升計算，刷牙所吞到肚子裡的氟含量微不足道。因此，含氟牙膏或漱口水不可能引發腎臟疾病。

氟的使用當然應有嚴格的安全標準，例如成人牙膏通常含有約1000-1450ppm的氟濃度，屬於安全範圍。正常刷牙時氟主要停留在口腔表面，極少量被吞下。雖然6歲以下兒童刷牙時容易把牙膏吞入，但也因此，兒童牙膏的限制含氟量遠遠低於成人牙膏。

以下是對刷牙的一些建議：(1)避免吞食牙膏：刷牙後應吐出泡沫，避免吞入牙膏。家長需特別注意兒童的刷牙行為，盡量教兒童不要吞入牙膏。(2)控制用量：成人每次使用牙膏約黃豆大小即可，兒童則應減少至米粒大小，兒童絕對不要使用成人牙膏。牙膏用量過多並不會提升效果，反而可能會增加不必要的攝入。(3)定期牙科檢查：透過牙醫的專業建議選擇適合自己的牙膏，並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

總之，正常使用含氟牙膏不僅不會傷害腎臟，還能有效保護牙齒，預防齲齒。我們應從正確的資訊中做出明智選擇。

（作者係「健康Say Yes」主持人）

筆者站在蘇州火車站高鐵的月台上，等車前往杭州，遠處隱約傳來火車賓士的聲音，但很快聲音就變成了雷鳴，顯然它不停蘇州站，因為瞬息之間它就從中間的軌道疾馳而過，捲起一陣狂風，裹住了筆者身體，令人震驚，好像發生了大事一般。陣風很快就平息了，驚詫之餘，不禁自問：中國，你還是發展中國家嗎？

大陸高鐵地鐵令人驚豔     

四萬多公里的鐵道，復興號以350公里，和諧號以300 公里，動車以250 公里的時速，在鐵道上飛馳，日夜不息。全世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這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做到的？

50多個城市擁有地鐵，根據筆者在其中5個城市的體驗，除了北京2號地鐵沒有做到，可能是建造較早，其他的所有地鐵站都有升降梯、電梯和非常乾淨的洗手間。環顧世界，試問有幾個發達國家做到了？更不要提發展中國家了。

每次乘坐地鐵，看到少說也有一半的乘客，很可能高達80%的乘客，都在看手機。這可能也是世界第一。所有地鐵都有互聯網覆蓋，所以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不必擔心斷網。公路和橋樑，加上飛機場，都修得媲美世界標準，或為世界樹立了新標準。簡言之，中國，以其基礎設施建設而言，無可爭辯，絕對不是發展中國家，並且還超越了大多數發達國家。

不過，中國很謙虛，仍然堅持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官方的立場是，以人均GDP 計算，2023年中國還不到13,000美元，低於當前被認為是發達國家的最低標準：2萬美元。

考慮到中國在非常多的領域，如探月、太空船、北斗衛星、5G覆蓋率，製造飛機大炮、艦艇、無人機和新三樣等等都進入世界前沿，我們可以問：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分類，還有意義嗎？

如何定義「開發中國家」

重點就在這裡了。西方國家發展在先，所以，根據它們自己的經驗，為世界上無數的新生事物進行分類、下定義，然後據此搭起無數的理論框架。後來者向他們學習，很自然地就接受了這些分類、定義和理論架構。這些分類和定義裡面隱藏著許多價值觀，連當初制定者都不自覺，更何況後來的追隨者？例如：什麼是發達？多麼含混籠統的字眼！工業發達是發達，民主自由是不是也是發達呢？兩者是否是連體嬰呢？是不是若要工業化，就必須民主化？

坦白說，即便中國的人均GDP超越最低門檻的韓國，就會被大多數發達國家接受為發達國家嗎？恐怕未必。那時，隱含在發達二字裡面的其他意義，可能就要浮出水面了，如普選、言論自由、人權標準等。發達國家會指稱，中國非我族類！

另一方面，中國可能會繼續拒絕承認它是發達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作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一旦被視為發達國家，中國站到發展中國家的對立面，那會使中國變得相當尷尬和被動。例如：在發展中國家中，推動「一帶一路」就會遭遇較大阻力。也就是說，對中國而言，討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已失去意義，緊咬著這種西方世界制定的數字框架，不僅沒有意義，並且使我們覺得總是低人一等，因此也就跳不出西方的文化和學術框架。這不是說西方知識界蓄意用他們的框架來忽悠我們，而是說，他們有他們的局限性，而我們有責任為了自身的利益，去突破他們的局限性。這並不容易，但是，這是為了擺脫西方文化霸權，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追求獨立自主所必須做的事。

鄧小平提出實事求是

這就要談到小平同志了。是他在1978年提出「實事求是」、「發展經濟」和「走自己的道路」的偉大號召，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往何處去」的百年老問題，既不追求虛無縹緲的共產世界，也不完全回過頭去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要知道，在毛澤東死後的關鍵時刻，老黨員們還想繼續走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而年輕一代的人幾乎都認為，中國無路可走，只能全盤民主化。如果沒有小平同志，不管中國那時走其中的哪一條道路，我們就看不到在中國大地上飛馳的復興號，也絕對沒有探月的嫦娥工程，或在外太空遊弋的天宮空間站。40多年前，雖然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他堅持了「摸著石頭過河」，尋找自己的道路。事實證明，他做出了一項正確的歷史性選擇。

他停止了中國百年對理想的政治制度的追求，說「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讓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可好，去掉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億萬中國人開始發揮中華文化的底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乎，40年經濟發展的奇蹟出現了。其過程之複雜，可能幾十本書都說不清楚，不過，簡單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擁有中國文化中求上進的潛力，所以，一旦中國人不再去爭辯政治制度的問題，也不去追究如何選擇領袖的問題，只要埋頭按照自己的文化基因去做，走自己的路，就能夠走出一條成功的道路。

當然，中國仍然在這條道路上繼續摸索前進。套用一句孫中山先生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國實踐家國一體制度

這裡說的只是個人感受。筆者的看法是，幾千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家國一體，以家的結構作為國家的模型，是一個超大型的家庭結構。大家長只能有一位，不論稱他為皇上、總統、主席或總書記，他的話就是家規。毛澤東的家規極其複雜，總結起來就是階級鬥爭，把追求平等當作最終目的。他的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接下來，小平同志經過長時期思考和根據他的行政經驗，認為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而腳踏實地走自己的道路，認真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共產黨的使命，所以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中心思想。

作為一個大家庭的家長，每一位領導人都需要立家規，並且要寫進黨章，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有「科學發展」。到了習近平，他的志向遠大，一上台就對黨制定了八項規定，非常徹底地改變了共產黨在江、胡時期逐漸養成的貪腐惡習，為他的反腐運動奠定了基礎。他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告誡，標示了中共建黨之初的目標，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大陸隨處都能看到習近平制定的家規，稱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共24個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些美好的價值幾乎可以跟任何政治理想或宗教信仰結合。從中國大家庭的家長制定家規的傳統來看，這就是《習氏家訓》。

數千年以來，中國以一個獨特的文化實體存在，被一些中外學者稱之為「文明國家」。中國和一些亞洲及阿拉伯國家，例如日本、泰國、伊朗等，不是有了憲法，組成了政府，才成為國家。文明國家是一個在現代國家的概念還不存在時，就已存在的政治實體。目前，到底有多少國家可以被稱為文明國家，可能還不甚清楚，但中國肯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它的存在不局限於憲法條文，因為憲法可以隨時修改，也不限於地域差別，因為它的面積時大時小。它是被一種文化認同托住的政治實體。中國非常獨特的地方是，它是一個以家庭模式組建，以儒家思想為本的實體。

說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人民共和國，其實是傳統的大家庭制，說它根子裡越來越承繼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絕大多數的人，不論是擁中的還是仇中的，都可能不以為然。但是，筆者相信，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分類、定義和理論框架來認識自己，不要再人云亦云地去吹捧發達國家和西方的優越性。因為，從一個旁觀者的視角，「發達」已經變味了。當發達國家的人民經過幾個世紀的放飛自我、崇尚自由，已經開始選擇自己的性別了（LGBTQ）！發達，是不是已走進了一個死胡同？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台灣2023年奢侈稅較2022年增加16億元，增幅高達41.5%，創下2011年奢侈稅開徵以來的最大稅收金額。

奢侈稅對象為高價商品

奢侈品稅是對高價值、非必要的商品和服務徵收特定稅。奢侈稅的課稅項目因各國而異，但一般都是高價值商品和服務，最常見的奢侈品稅包括高價名車、遊艇、私人飛機、高端電子產品、名牌服裝、珠寶和豪華房地產。其徵稅對象都是有能力購買此類商品的富裕人群。

政府徵收奢侈品稅主要是為了從較富裕的人群中獲取額外稅收，通過重新分配財富、來促進社會公平，再通過政府將稅收用於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照顧中低所得階層，縮小貧富差距，也可抑制奢侈品的過度消費。

台灣仍維持對奢侈品課稅

目前在台灣境內銷售、產製或進口奢侈品需課10％奢侈稅，奢侈品貨物有五類，包括完稅或銷售價達50萬元家具、300萬元以上的9人座以下的小客車、300萬元以上的飛機或直昇機、船身達30.48公尺的遊艇，以及單件50萬元以上的龜殼、珊瑚、象牙等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另外，奢侈品勞務包括每次銷售價格達50萬元，且無法退還的入會權利，例如高爾夫球場、度假中心、俱樂部、聯誼會等入會費，就營業人在銷售時按售價課以10%奢侈稅。

台灣原本對「持有兩年內房地」課徵奢侈稅，但由於財政部2016年推動房地合一稅，另行頒布了「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對房屋與土地在短期持有後再出售加重課稅。為避免重複課稅，2016年起房屋與土地類便不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所列的奢侈稅之列。

觀察台灣自2011年開徵奢侈稅以來的稅收變化，2011到2015年的奢侈稅金額分別為22億、42.75億、53.18億、54億與41.9億；之後隨著2016年房地類奢侈稅停徵，2016到2019年的奢侈稅收明顯減少，分別為28.25億、23.16億、24.73億與27.34億。2020年受到Covid-19疫情的影響，台灣奢侈稅較2019年略降，剩26.53億，2021到2022年的後疫情時代，由於百業百工恢復正常營運，奢侈稅收再度增加，分別為36.16億、38.95億，2023年奢侈稅收更高達55.13億，較2022年增加16億，增幅高達41.5%，創下奢侈稅開徵以來的最高稅收，主要歸功於2022年高價車輛買氣升溫所致。

中國擬擴大奢侈品課稅範圍

消費稅是中國前四大稅種之一，主要是針對在中國境內生産、委託加工和進口規定的消費品的單位和個人，納稅人必須依照規定繳納消費稅。2023年消費稅收入有人民幣1.6兆元，占中國整體稅收的8.9%，消費稅收主要來自菸、酒及酒精、化粧品、貴重首飾及珠寶玉石、石油燃料、汽車、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錶與遊艇等類。其中氣缸容量在4.0升以上汽車的消費稅率40%最高，煙絲與化粧品的消費稅率30%次之，金銀首飾、鉑金首飾和鑽石及鑽石飾品之消費稅率為5%。

由於現行的《消費稅暫行條例》自2008年修訂至今已有16年之久，中國於2024年7月15日召開的第20屆三中全會，特別針對消費稅提出改革方向，包括擬擴大奢侈品的課稅範圍，將私人飛機、馬術、會所休閒俱樂部等高檔奢侈品，納入消費稅徵稅範圍。

美國停徵奢侈品稅

1991年美國老布希總統曾實施奢侈稅，當時規定在一定金額門檻以下的消費行為按一般稅率課稅，超過金額門檻的部分要加徵10％奢侈稅，課稅標的包括私人遊艇、私人飛機、珠寶、豪華轎車等。老布希當時的立場明確，就是認定富人購買名牌奢侈品炫富的心理，大於商品的實用性，應該要多繳稅。當年美國政府對遊艇課徵10%奢侈稅，美國有錢人便不再向美國遊艇製造公司購買遊艇，轉向到鄰近的巴哈馬購買遊艇，如此一來，重創了佛羅里達州的遊艇業，導致許多工人失業。

此外，當時政府預估開徵10%奢侈稅，在5年之內可課得90億美元的奢侈稅，結果開徵第一年卻只收到3,000萬美元的奢侈稅。因此，美國國會在1993年8月便廢除了奢侈稅。

結論

實施奢侈稅，可能導致消費者轉而選擇到較低，或沒有奢侈品稅的地區或國家（如避稅天堂）購買奢侈品。例如，歐洲的消費者會在稅率較低的國家購買豪華汽車，然後進口到本國，但為能達到「寓禁於徵」目的，對境內高價奢侈品開徵奢侈品稅仍有必要。惟在某些情況下，對於企業為商業目的購買的奢侈品，或許可以考慮不課徵奢侈稅，例如禮賓公司基於公務禮儀，用於接送客戶的豪華汽車，或高科技半導體公司因業務需要所購買的非營利性質的高價高端電腦，應可排除適用奢侈稅。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兩岸企業家峰會」在兩岸經貿互動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僅是經貿交流的平台，更可能成為穩定兩岸關係的重要橋樑。唯有以務實的態度面對挑戰，峰會才能實現長遠發展，為兩岸經貿與區域經濟合作注入新的動能。

「兩岸企業家峰會」（下稱峰會）自2013至2024年，分別在南京、台北、廈門及金門等地成功舉辦年會。2023年峰會10周年年會在南京舉行，2024年峰會年會則於12月9-10日在廈門市舉行。中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向峰會理事會發賀信，代表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共中央，對年會召開表示祝賀。峰會大陸方理事長郭金龍、副理事長張平，台辦主任宋濤、江蘇省委書記信長星，海協會會長張志軍、台灣方有理事長劉兆玄、副理事長陳瑞隆、秘書長尹啟銘等理事會成員、會員，兩岸企業家及專家學者約800人參加活動。

會議主軸及小組討論重點

峰會雖以兩岸產業合作為基礎，產業融合及打造共同市場為目標，但每年大會的主題仍有些許差異。如2024年大會主題為「打造兩岸新時代產業鏈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希冀搭建起產業鏈與供應鏈對接平台，讓供需兩端面對面交流，幫助台胞台企深入了解大陸蘊含的巨大商機，拓展大陸市場，從大陸高品質發展中切實受益。又因在福建舉行，特別重視閩台合作及融合，達成以「鏈」促融。

相關小組討論的重點如下：(1)能源及環保節能產業小組的主題為「運用能源材料新科技，共創兩岸合作好商機」。(2)資訊通信產業小組的主題為，「推動兩岸工業互聯網創新，促進兩岸產業融合發展」。(3)中小企業合作及青年創業小組的主題為「彩繪青春，色澤兩岸」。(4)金融產業小組的主題為「創新兩岸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5)現代服務業暨文化創意產業小組的主題為，「文化引領，數智創新，促進兩岸產業高品質融合發展」。(6)智能製造及裝備產業小組的主題為「推動智能製造與低碳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7)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小組的主題為「深化融合發展 共享健康福祉」。

此外，綜合小組於 12 月 7- 8 日在福州舉辦「兩岸融合，福州先行–榕台產業鏈供應鏈圓桌會」。

對兩岸經貿互動的影響

近幾年受美中貿易戰、新冠疫情及西方國家的「供應鏈去中化」下，兩岸經貿發生急遽變化。統計顯示，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地區的出口比重，已由2021年的43.9%高峰，逐年下降至2023年的35.2%，2024年1-9月僅31.2%。而2021-2023年的貿易順差亦由1046.8億美元（下同），降至1003.6億及805.2億。特別在2024年3月，台灣對美出口金額較2023年同期成長65.7%到91.2億，對大陸出口僅到79.9億，美國超車大陸，成為台灣的最大出口市場。2024年第1季台灣對美國出口達246億，超過對大陸出口的224億。而台灣對大陸投資亦降至20年來最低點，2023年的年減幅近40%，僅達30億，另對大陸和香港的出口占比，亦自2020年約44%，降至不及三分之一。反之，台灣對美國的投資在2023年成長了9倍，達96億。這顯示台灣正積極強化與美國的經貿聯繫，以擺脫對大陸市場的倚賴。

在此情況下，兩岸民間企業更需要加強合作。誠如郭金龍在2024年峰會致詞中的表示，「峰會成立以來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務實有效的工作。十年來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據此成果，未來在打造兩岸新時代產業鏈，不僅在製造業，也涉及金融、養老、文創、健康照護等各行各業能夠發揮一定的助力，對於停滯不前的兩岸經貿應該會產生正面作用。」

以下筆者對峰會提出幾點建議。

(1)兩岸合作空間仍然存在：兩岸政治關係雖面臨不確定性，但經濟互補性仍具吸引力。台灣在半導體、高科技製造領域具有技術優勢，而大陸則在資本與市場規模上具有優勢。峰會應提供雙方企業深化供應鏈合作、推進技術轉移與市場擴展的機會。若雙方能在低敏感領域找到共識，例如綠能、醫療健康照護及數位經濟，將有助於兩岸經貿。

(2)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影響合作模式：近年來中美科技戰及台灣在國際供應鏈中的關鍵角色，使台灣企業在與大陸合作時更為謹慎。美國的「供應鏈去中化」與高科技出口管制，迫使兩岸供應鏈合作需更強調合規性。

(3)新興產業的發展契機：全球正快速轉向新能源與數位轉型，這為兩岸企業合作創造了新機遇。大陸提出雙碳目標（「2030碳達峰」與「2060碳中和」），與台灣的綠能科技優勢形成互補。此外，數位經濟如人工智慧、物聯網及智慧城市建設，也可成為雙方的合作領域。

(4)從傳統經貿轉向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隨著全球產業結構轉型，峰會需逐步擺脫以傳統製造業與貿易為主的模式，聚焦於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領域。例如鼓勵台灣科技企業與大陸在新能源車、電池技術及節能減排領域、綠能科技、金融科技、智慧製造、人工智慧等展開合作，既符合全球趨勢，也能提升峰會的戰略價值。

(5)加強中小企業與地方合作：峰會應引入更多中小企業參與，並加強地方層級合作。地方經濟合作更接近實體產業需求，更能促進基層互信。例如善用福建惠台政策，加強閩台農業、漁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合作，可作為推動地方經濟整合的典範。

綜言之，在兩岸產業仍有許多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峰會未來發展應聚焦提升合作層次、擴大合作範圍及適應國際經濟新格局。在政治與經濟風險交織的背景下，峰會不僅是兩岸經貿交流的平台，更可能成為穩定兩岸關係的重要橋樑。唯有以務實的態度面對挑戰，峰會才能長遠發展，為兩岸經貿與區域經濟合作注入新的動能。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隨著1月20日川普即將重返白宮，國際社會無不聚焦於未來四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方向，在川普誓言要「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核心價值目標下，是否將呈現大幅變化？在競選期間，川普為爭取選民支持，在對中經濟政策上發表過頗激烈的「抗中」論述，但隨著即將上任必須回歸理性思維；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是否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60%的關稅。

2024年5月，與川普長期維持密切關係的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所出版的著作指出，面對中國對美國造成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採取「緩和」美中兩國緊張關係，以解決自身脆弱的問題，是美國經濟政策最重要的目標。該書更進一步說明，美國此時應該促進經濟繁榮、加強產業供應鏈安全、落實能源獨立、提高軍事力威懾等韌性，以「抵消」中國的威脅，進而藉此避免爆發戰爭。

以「緩和」美中關係為優先

從這些論述加以觀察，似乎顯示，川普未來四年任期，將選擇以「安內」優先的治理思維。無庸置疑，在經濟上，川普面對拜登政府過去四年所遺留下來許多需要克服的挑戰，包括：降低失業率、提升企業獲利率、抑制通貨膨脹、縮小貧富差距、續保美元獨占角色，以及提高儲備貨幣強勢地位等議題。

其實，觀察川普任命主管經濟事務的人事布局，擔任商務部長的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示，將會致力「重振美國製造業」，藉此降低失業率；至於擔任財政部長的班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福斯新聞專訪時則指出，提高關稅的目的是希望讓美國政府增加對外「談判」的籌碼。此意味著，川普在對中經濟政策上，未必會採取更加「強硬」的手段，而可能是選擇較為「緩和」的作法，以降低近年來美中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就是說，川普不斷宣稱，對中採取課徵關稅政策，並非希望兩國貿易再度爆發嚴重衝突，而是期待美國透過談判手段，進而從經濟上獲致最佳利益。

透過關稅迫使對手談判

回顧川普前一次執政，儘管曾經對中國進口產品平均課徵接近20%關稅，是美國平均進口關稅2%的10倍，未來若真正落實對中課徵60%關稅，將會使中國名目關稅達到80%；但檢視過去八年來，從川普至拜登政府時期對中國進口的產品，其實提供了許多豁免關稅待遇實例。因此，可預估川普再度執政，不會對全部中國進口產品要求支付額外關稅。

至於川普將會對貿易夥伴課徵10-20%的關稅，係指與美國生產同樣產品的競爭國家，例如德國、日本都與美國在全球汽車市場上呈競爭態勢，美國對德、日進口汽車的稅率，卻又遠低於德、日課徵美國進口汽車的關稅。因此，可預估川普未來將會採取「對等關稅」作為貿易談判的主軸，以消弭美國與貿易夥伴在競爭產品關稅稅率上的差異。

也就是說，川普在經濟政策上一直皆以關稅為手段。這是他重要的談判策略，若遭到拒絕，則將揮下關稅大刀，藉此達到目的。因此，最近川普公布，將會對來自墨西哥、加拿大二國進口的產品課徵25%關稅，其實這是「一種加碼的談判策略」，除迫使墨西哥總統回應外，加拿大總理也要求面見談判。由此顯示，對中宣稱課徵60%關稅，他真正追求的是重新規範美中兩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也就是調整國際社會熟悉的最惠國家待遇。

難落實對中課徵60%關稅

川普稱將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60%關稅，雖具威嚇性，卻可能無法執行。因為川普於首次總統任內，儘管每年加徵中國進口產品關稅的收入達790億美元，卻使美國GDP降低，也使得美國每個家庭平均每年增加625美元的支出。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更擔憂的是，如果川普不顧學者專家的意見，執意實施60%關稅，極可能重演1930年代國會通過《斯穆特─哈里法案》（Smoot-Hawley Act），將關稅稅率提高至60%後，導致美國社會陷入經濟成長衰退、出口貿易萎縮、失業人口增加等泥沼，最後造成全球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 

在此同時，檢視目前全球貿易結構已截然不同，最近數年歷經COVID-19經濟封鎖、通貨膨脹飆揚、美元利率偏高等衝擊，即使川普對來自中國進口的產品提高關稅，僅會讓中國輸出美國產品的金額從第一名降至第二名，中國對外貿易的金額仍會續創歷史新高，不僅全球從生產到銷售貿易連結欣欣向榮，而且促進了此一期間美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榮景。因此，川普不斷放言將對中國課徵60%的關稅，其政治性意義超過商業性目的，最終難以真正落實。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張忠謀自傳下冊1964-2018》在2024年最後一個月出版，受到台灣甚至全球科技界的矚目。該書不僅回首台積電走過的成功之路，也解答了台灣為何能培育出領先全球的企業。但是，該書停筆在2018年，似乎預言下一個世代有無法跨越的困境。

正如張忠謀過去所言，沒有經濟部長李國鼎的支持，就沒有台積電，更何況當時剛從美國回來的國科會主委陳履安反對，但李國鼎背後有蔣經國力挺，這說明台灣現代史不只是政治權力的變遷，還有治國方向的變化；領導者的決策決定了台灣半個世紀的經濟興亡，也牽動了美中的競爭。

張忠謀曾擔任台灣APEC代表，體會到全球近些年逐漸知道晶片的重要性。他直言很多領導人羨慕甚至嫉妒台灣的晶片生產，為了國安，也為了賺錢，都希望自己國家也能生產晶片，但倘若兩岸發生戰爭，台積電不會倖免，「一切都會摧毀」。

台積電生存有賴兩岸安定

從經營角度來看，張忠謀說，台積電堅守以「誠信正直」為首的核心價值，維持「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客戶信任」三大競爭優勢，如失去任何一個優勢，「都不是我們要的台積電」。台積電在和平時代沒有爭論、沒有危險，安安靜靜地作供應鏈的一員，但當世界不安寧時，也就是現在，台積電變成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

從張忠謀自傳來看，德州儀器曾是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李國鼎藉張忠謀與德儀建立了關係，李國鼎也有幸邀請到時任德儀CEO的海格底（Pat Haggerty）來台參訪，而李本人也年年都到德儀參觀，1982年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和李國鼎向張忠謀發出邀請，承諾薪水會與他在德儀時相當，但沒有成功。一直到1985年，時任工研院董事長的徐賢修才成功邀請張忠謀回台，擔任工研院院長，三周後李國鼎就找他商談，建立台積電的計畫開始萌芽。只不過，李國鼎的勇於任事樹立了不少敵人，讓成立台積電的過程一波三折。張忠謀表示，李國鼎不僅清廉且愛國，還是一個偉大的人！

地緣政治影響台積電走向

張忠謀在自傳中回憶了1995年台積電在俄勒岡州首度設廠的情形，但過去30年半導體產業見證了世界的轉變，以及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劇烈變化，「這導致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幾乎已死，雖然許多人希望一切恢復原狀，但不太可能了。」

在英特爾的帶頭下，美國積極推動半導體在地製造，以奪回半導體製造的占有率。張忠謀認為，美國半導體供應鏈不完整、生產成本高，若要推動半導體在地製造「不可能會成功」。他三年前就直言，「美國如要建立供應鏈，得花費上百億美元，但仍會發現供應鏈不完整且不可能，且會付出比現在更高的成本」，這是因為美國半導體短缺製造人力，難與世界競爭，而且美國是為了因應兩岸地緣政治風險，才鼓勵晶片業者在本地生產。

張忠謀指出，若台海無戰爭，那在美國生產晶片增加成本根本是一種浪費，而且真的發生戰爭，美國擔心的恐怕不僅是晶片問題。因此他建議，美國要打造可信賴的半導體產業，還不如好好維繫和平，而美國要想做的，台積電早就完成了。

2018年美中貿易戰剛開打時，張忠謀就表示，「貿易戰」只是美中兩大強權對立的序曲，後續還有南海及東海等爭議會一一浮現。2019年張忠謀出席台積電運動會時提到，世界局勢變化相當劇烈，已不再是「安寧世界」。

台積電在亞歷桑那州新廠舉辦首部機台進廠典禮時，張忠謀繼續發出警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幾乎已死」。2022年8月，張忠謀與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見面時說，美國要花500億美元「嗯，這是好的開始」，意思是美國接下來要花的錢更多。張忠謀也強調，即使美國現在大量投資建設先進晶圓廠，將來得要花更多錢持續更新，否則就只是單次投資；不論如何，美國若要藉補助建立自給自足的半導體產業，就他的經驗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台積電必須在台灣營運

反過來看，如果美國以為靠砸大錢，就能搶進全球最複雜的電子製造市場，那就太天真了，也犯了其他國家的錯誤。張忠謀直言，美國提高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對華為採取諸多限制措施，不僅會影響中國的科技創新進展，美國和全世界的科技創新步伐都會放緩，連5G整體發展都會受到影響，但張忠謀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很有競爭力，不過必須在台灣營運才行。

2024年8月，台積電美國經理揚言，美國廠四奈米產品良率已追上台灣，很多人質疑這是「政治語言」，對照張忠謀三年來的發言，加上他的自傳只寫到2018年，說明「蓋牌」的成份很高。但是，「奇蹟」似乎總會在台積電發生，誠如黃仁勳表示，張忠謀領導的台積電創造了三個奇蹟：一是有能力為上千家公司客製化晶片；二是同一個時間可大量生產、也能少量生產；三是能在物理的限制下，持續以驚人速度創新，「大象不只能跳舞，還能夠跳火圈」。

「能夠跳火圈」（jumps through hoops）原意是指馬戲團的動物跳過鐵圈，也就是必須克服重重障礙。IBM大企業轉型曾被公認是「讓大象跳舞」的典範，但張忠謀領導的台積電更勝過IBM。只是，美國要躍過中國大陸已崛起的這個障礙，顯然十分困難，這是張忠謀在自傳中沒有說的事。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在全世界的國家體制演進史上，曾有「兩德」及「兩韓」的特殊案例，而在中國也有「兩岸關係」（大陸、台灣）的更特殊之例。

台海兩岸於1992年11月3日由海基、海協兩會達成「一個中國」涵義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開啟互動關係的新里程。而今已逾32載歲月時光，回首來時路原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如今竟是「風雨無情」，令人感觸良多。期盼有關當局能發揮智慧，善意共構兩岸兩制的民族大融和。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生活在台灣的人其實也是傳承五千年民族血脈和歷史文化的中國人。若因政治意識形態而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加以區隔、對立，煽動族群情緒，恐將影響台灣自己內部的團結，也造成兩岸互動情感的負面效應。如果刻意強調「你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那麼，進一步的邏輯是：「孔子、孟子、李白、杜甫都是你們中國人，不是我們台灣人」，那對台灣文化評價又有什麼加分作用呢？

「中國」一辭，本是指歷史上的華夏族、漢族地區。至於一般所稱的「本土台灣人」，則是指閩南後裔，公元1661年跟隨鄭成功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移民到台灣；先祖則是源於「河洛」，亦即黃河、洛水交會的中原地帶；公元4世紀末期，因「五胡亂華」而南遷。《詩經‧小雅》：「…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禮記‧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由此可見，「中國」原是與蠻夷區隔而來，亦即跟「中原」、「中華」用辭涵義類同。

當今台灣社會放眼教育界和企業界，「中國」之名俯拾即是。例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中國鋼鐵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等。台灣目前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也是閩南話（又稱「河洛話」）或國語（北京話），以及倉頡所造之字。因此若硬要把「中國」這個名號奉送彼岸專用，豈不也與台灣現實社會的情境脫節？

2000年5月20日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總統時宣示「四不一沒有」。陸方發表聲明，指出：「一個中國原則，見之於台灣當局多年來的有關規定和政策文件，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給台灣的。」意指按照台灣現行憲政法制所體現的「中國」概念，北京當局是可以理解接受的；這也正是「一中各表」的彼此默契。

憲法增修條文前言表明：「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據此制定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暨施行細則，定義「大陸地區」為「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由此見兩岸關係確實有其古今中外所無的特殊性。更何況台灣幾乎每年對大陸有超過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總而言之，兩岸當局若能基於民心認同的統合共構概念，彼此包容各自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自可實現中華民族大融和的理想目標，互利雙贏！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兩岸統合當務之先，要從歷史教育著手，進行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撥亂反正。

近30多年，由於台灣執政當局利用教育與傳媒，進行「去中國化」的洗腦工作，成功地改變台灣大部分人民的國族認同，許多人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學歷史課綱的變革，國民中學歷史課以台灣為學習歷史的起點，一年級台灣史，二年級中國史，三年級世界史。從此台灣史單獨成冊，不再是中國的地方史或地域史。

另外，編寫《認識台灣》作為國民中學必修課本，植入日本殖民史觀，宣揚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近代化的德政。其影響甚大，據中研院與台大學者調查研究，《認識台灣》課本使用前後，青年學子的國族認同大幅改變，連一向認同其大陸鄉土的非本省族群，也因此改變對中國的認同。

接著一連串的中學歷史課綱變革，不但大幅縮減中國史篇幅，而且割裂中國史，先將明清兩朝併入世界史講授，然後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而大學歷史系也開始跟進，已有某國立大學歷史系將必修的基礎課「中國通史」取消，改授「東亞史」。中國史不僅變成「外國史」，而且因併入「東亞史」而消失了。

撥亂反正，首先要搜集各個不同書局編寫的各種歷史課本，研究、分析其內容，具體指出其不妥之處，提出修改意見。這個工作現在就應該開始做。為「台獨意識」、「日本皇民史觀課綱」張本的台灣史書寫，如否定台灣與大陸自古以來的聯繫，稱：「荷蘭人來了，台灣才誕生」的殖民史觀；又從人口激增、放足、斷髮的普遍、守時和守法及現代衛生觀念的養成等方面，片面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近代化的德政，改稱日本侵占台灣50年統治的「日據」為「日治」 等。

新課綱和課本必須揭穿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掠奪、壓迫本質。整體上，要強調兩岸人民共同努力開發台灣，促成進步，共同抵抗殖民帝國主義者的入侵，以及其成敗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中國史課本不但要列出其被刪除的重要史事，還須指出其誇大抹黑之處，尤其是近現代史的書寫；更要找出其美化歐美及日本列強侵略的書寫；並在整體上，以「多元一體」為主線，貫穿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

世界史要指出台灣現行課本以「歐美中心」書寫的缺失，新的課綱課本要平衡書寫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歷史，尤其是近代被壓迫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歷史。並在整體上，注重世界人民為和平和進步所做的努力，其成功與失敗的歷史教訓。把這些相關資料匯整，編成電子資料庫，是新課綱和新課本的必要基礎。

台灣現行歷史教科書的研究分析、撥亂反正新課綱和新課本的書寫，工作量很大，需要動員所有有志之士，這不僅要請台灣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人員參加，更需要大陸熱心歷史教學的工作者參加，這樣才有機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完成一套或好幾套適合台灣未來發展的歷史課本和讀物。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如何解決兩岸統一後台灣的「國際空間」，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通常而言，外交權是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專屬權力，雖然某些國家的高度自治地區也擁有部分涉外權力，但一般僅僅是經濟性、文化性權力，而非政治性、主權性權力。鄧小平曾說：「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鑒於台灣的特殊性，也為向台灣釋放善意，中央可以考慮統一後，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適度擴大台灣的國際參與。筆者的基本設想如下。

第一，通過在中國外交部內部設立涉台事務機構，專門負責台灣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參與。可以考慮在中國外交部內設立「台灣事務司」，該司人員構成可以部分甚至全部來自台灣；經中國外交部授權或委託後，該司可以適當身分和名義代行外交部的部分職權。

第二，動員中國建交國在台灣設立領事館。中央可考慮允許、甚至動員與中國建交的190多個國家在台灣設立領事館，以方便台灣與這些國家的僑民和商務往來，並擴大台灣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國際影響力。這一設想有助於顯著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知名度和影響力。

第三，允許台灣通過參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方式參與聯合國。中央可以考慮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中給台灣留出適當名額，甚至將占比提升至到三分之一。其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由大陸人士擔任，但副代表可以由台灣人士擔任。可以說，這將是中國作為單一國際法主體參與聯合國組織的一個重大制度創新。

第四，台灣經中央同意可以適當名義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其活動。對於不允許某些地方行政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原則上台灣不能參加。但對某些除主權國家外，也允許地方行政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央可在堅持一個中國框架下，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的加入程序，允許台灣以相應的身分和名義加入或參與該組織的相關活動。

第五，台灣可以適當身分參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其活動。對於一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中國的相應組織與有關方面達成協議或諒解，且中國的全國性組織以中國的名義參加的情況下，根據其性質、章程規定和實際情況，可以允許台灣的相應組織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以「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的名義加入或參加其活動。需要強調的是，台灣加入該類組織及參與有關活動，只能作為地區會員。

第六，台灣參加國際體育組織和活動，可按照參加國際奧委會的模式處理。中國派運動員參加1952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第15屆奧運會，但不久後時任奧委會主席艾弗里布倫戴奇把台灣列入國際奧委會所承認的奧委會名單裡，中國政府在多次抗議交涉無果後，於1958年中斷了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1979年11月國際奧委會正式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委會中的權利，同時將台灣的相應組織改名為「中國台北奧委會」。未來兩岸統一後，該制度安排不僅應繼續沿用，還可作為台灣參加其他類似國際組織的模式參考。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