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在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任內對兩岸定位有怎麼樣的轉折？
蔣經國於1979年4月提出「三不」（不通航、不通商、不通郵）政策，1982年4月國民黨12全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1987年11月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就任總統。
李登輝執政初期，自身權力不穩，維持了國民黨的國家統一政策和一個中國立場，多次公開表示 「中國應該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沒有兩個中國政策」。
1988年7月，中國國民黨13全通過《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案；1989年6月政府開放海峽兩岸間接通話（報）及改進郵寄信件手續。
1990年10月，李登輝邀集朝野各黨及社會各界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統會），研商制訂《國家統一綱領》。1991年1月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正式成立，成為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法定機關。同年3月14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國統會提交的《國家統一綱領》，其中第一條即是「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同年5月1日，政府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7月，立法院通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國兩區」。同年8月1日，國統會在第八次會議上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指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李登輝在逐步鞏固其地位後，開始背離一個中國原則，並採取了一系列分離主義步驟，對台獨分子及其活動採取姑息縱容的態度；推動修憲；推動「重返聯合國」活動；推動「去中國化」的教改；修改中小學教科書，抹殺年輕一代的國家民族意識。
1995年6月，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在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公開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導致1995年7月、8月、11月和1996年3月，大陸方面在台灣海峽和台灣附近海域進行四次軍事演習，展現了反分裂的決心。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時表示，「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個中國內部關係。」該主張已把兩岸視為兩國，徹底背棄了一個中國原則。8月及9月間，大陸接連舉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演習，結果包括美國、日本、歐盟等130多個國家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李登輝政府也被迫表示不會依照「兩國論」修改憲法和相關法律。
隨著大陸通過強化軍事力量、加強海上巡航、促進資源開發、增進溝通協商等多種舉措維護中國南海的主權，大陸是否會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歸納起來，大陸未來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主要取決於內外兩種因素。
相關國及美日紛紛反對
在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相關國家和地區紛紛做出推測，認為大陸還將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其推測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兩點：
其一，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升級。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釣魚台主權爭端升級，照此類推，南海主權爭端升級也將刺激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
其二，大陸維護海洋主權的實力不斷增強。大陸維護海洋主權的實力不斷增強是大陸劃設東海和南海防空識別區的基礎，這既包括軍事實力的增強，也包括大陸經濟和政治實力的增強。
在做出推測後，這些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表明反對態度，意在迫使大陸放棄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為達到目的，他們一方面加緊侵占中國南海主權，另一方面還借助東協、美國、日本等向大陸施壓，渲染大陸此舉對南海航行安全的潛在「威脅」，向國際社會拋售「中國威脅論」。
美日等域外大國為遏制大陸發展，也打著維護公海航行自由的旗號，反對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之前在大陸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美國國務卿凱瑞隨即表態，「識別區不應該實施，中國應該避免採取類似的單邊行動，尤其不應在南海這樣做。」馬英九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也表示，「未來會向中國大陸反映，不要在南海設立類似的防空識別區」。
大陸始終保持一致性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的問題，2014年2月1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完全有權根據自身面臨的空中安全形勢，採取包括劃設防空識別區在內的任何措施，維護國家安全，任何人都不能說三道四。總體看，中方並未感受到來自東協國家的空中安全威脅，對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關係和南海地區總體形勢感到樂觀。」
2015年5月7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再次就這個問題做出回應，「中國擁有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權利，要不要劃設防空識別區取決於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脅和威脅程度，還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
10月18日，習近平在赴英國國事訪問前夕，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談到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南海採取的有關行動，是維護自身領土主權的正當反應；對本國領土範圍外的土地提出主權要求，那是擴張主義，中國從未那麼做過，不應當受到懷疑和指責。他又表示，中國不願看到南海生亂，更不會主動製造混亂；當前，中國正積極努力同東盟國家在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框架下，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從大陸官方最早的表態至今已有近兩年，其態度保持了一致性，主要有三點。其一，聲明行為的自主性。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大陸的權利，中國大陸具有行為自主性，不受外部因素干涉。其二，保留選擇的空間。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尤其建立在中國大陸對空中安全威脅程度的評估，這實際上也在警告相關國家不要加劇局勢緊張。其三，表明暫時不會劃設。目前大陸官方認為和東盟國家關係良好，因此暫時不會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
內部因素
從內部因素來看，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主要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實力和南海爭端的處理能力。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對劃設的南海防空識別區進行有效管治，如果不能對劃設的南海防空識別區進行有效管治，那麼劃設行為本身僅具有形式意義。因此，要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必須要有足夠實力對南海防空識別區進行有效管治。
管治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管治辦法，即針對各種情況的處理辦法；二是管治能力，這主要考驗的是大陸空中軍事實力。與東海防空識別區相比，南海防空識別區將對大陸空中管治能力和南海爭端處理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戰。這是因為：其一，東海防空識別區核心是釣魚台主權問題，而南海防空識別區核心是南海島礁主權問題，同時還涉及南海航行問題，南海島礁數量眾多，複雜程度遠大於東海釣魚台。
其二，東海防空識別區主要涉及中日之間的爭端，至多還涉及美國和台灣；南海防空識別區不僅牽涉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這些直接當事國，而且還牽涉東協其他國家和美國、日本、印度等間接相關國家，衝突的複雜和激烈程度更大。
其三，南海防空識別區將比東海防空識別區面積更大，與大陸陸地本土的距離更遠，管治難度將更大，管治成本將更高。
其四，相較於東海防空識別區，在南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台灣與大陸保持默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這既因為台灣實際控制著南沙太平島，南海防空識別區很可能覆蓋太平島，又因為島內綠營勢力重新活躍，反對兩岸合作的聲音越來越強。
外部因素
從外部因素來看，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主要取決於威脅程度。一方面，南海主權爭端正在不斷升級。在與大陸有南海島礁主權爭端的南海周邊國家中，越南和菲律賓不斷加劇與大陸爭端的激烈程度，在侵占中國的南海島礁上修築工事、增強防衛，並且非法干擾大陸正常巡護南海和開發南海資源，抓捕大陸漁民。
南海周邊國家還借助東協框架增強行動的協同性，並積極將美國、日本等域外大國引入南海主權爭端，通過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擴大化和複雜化，以遏制大陸發展。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域外大國趁機插手南海問題，對他們來說，並非意在幫助南海周邊國家爭奪南海主權，而是意在借助南海主權爭端遏制大陸發展。
另一方面，目前大陸認為南海主權爭端形勢可控。雖然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在升級，但尚未發展到不可控的地步。這就意味著，如果南海周邊國家未來繼續做出加劇南海主權爭端的舉動，可能會影響大陸對南海局勢和對大陸國家安全威脅程度的判斷，從而決定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因此，外部因素越刺激大陸，可能越會加速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的決定。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1974年3月29日陝西省西楊村，因鑿井而意外地發現秦皇陵兵馬俑，村長楊培彥因此聞名中外。然而，以《古史辨》揚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卻早在1947年出版的《秦始皇》（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一書中，就斷言墓葬裡藏有兵馬俑，不知是巧合？還是顧頡剛具有預言功力？
《秦始皇》一書第五章第二節「阿房宮與陵墓」中，顧頡剛寫道：「始皇的陵墓在驪山，在初併天下的那年，始皇就已開始了這個工程。他派人在驪山下，掘穿了三個墓道，做了ㄧ個極大的墓穴。裡邊建築得有宮室，宮室裏裝滿了奇怪的貴重的東西。史書裡還說墓裡有『百官』，這也許是早已預備好了百官俑，也許是說墓裡有百官治事的地方。墓的上頂，用天文做裝飾，墓的下層，也作成了山川地理的形勢，百川江河大海差不多都有了模型，用水銀灌在裡邊，作為永不涸乾的水。另外，他又用人魚的膏，作成龐大的燭，可以燃燒很長的時候不息。始皇是希望長生不死的。但他如果萬一死了，他還希望可以在這裡享受宮室之美，百官之奉，和奇異珍寶的占有。而且這裡上有天文，下具地理，他雖在墓裡，也好像還作著皇帝ㄧ樣。他又在墓道的通口，都設著機弩。如果有人想穿越墓道，機弩的矢就發了，可以把這人射死。這樣，可以保證，在他死後，沒有人能夠進墓裡對他或他的東西有所損害。」
這段文字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改寫的：「（秦始皇）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宫觀百官竒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己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裡，並未提及秦皇陵中藏有成千上萬的兵馬俑，而顧頡剛可是早在兵馬俑被發現之前27年出版《秦始皇》一書時，就斷言兵馬俑的存在，可惜該書1971年由台北勝利出版公司重新再版不久，就因顧頡剛身陷「匪區」而進了《查禁圖書目錄》，因此，在台灣流傳不廣，也鮮為人知。顧頡剛稱之為「百官俑」而不叫「兵馬俑」，只有這點不同罷了。
西楊村村長楊培彥有發現功勞，顧頡剛卻有預言功力。這些似乎印證了一句話：「真正通達的歷史家，具有預測人類未來的能力！」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一）
日本著名的地理學家林子平(1738~1793)，於日本天明五年（清乾隆50年）亦即1785年所自繪和出版的日本《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下稱琉球三省圖）中，把釣魚台的顏色圖成與中國相同的紛紅色，與琉球的淡茶色顯然不同，證明日人認定釣魚台是中國的版圖。
《三國通覽圖說》及其五張「附圖」，首次出版於1785年，這是曾任京都大學教授的井上清在東京大學圖書館看過的，它長54.8公分，寬78.3公分，在其中央題為「琉璃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嶋之圖」，在其左下方小小地署名「仙台林子平圖」。
這一張地圖是彩色的，從東北角日本鹿兒島灣附近，至其南邊的吐葛剌列島用灰綠色；由鬼島以南，奄美大島、琉球本島以至宮古、八重島群島等原來的琉球王國用淡茶色；西方自山東省到廣東省的中國大陸，用淡紅色；台灣和「澎湖三十六島」則用黃色。
此外，從福州到琉球本島的那覇，畫了北面航線與南面航線的兩條路線，其南邊航線從東而西有花瓶嶼、彭隹（佳）山、釣魚台、黃尾山這些島嶼，皆與中國大陸同為淡紅色。北邊航線的島嶼，其顏色也與中國大陸完全一樣。
從這一張地圖的顏色，毫無疑問地，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地理學家林子平斷定，釣魚台諸島為中國的領土，這不是文章，實沒有再作「文章」的餘地。
京都大學圖書館的谷村文庫，有兩種「琉球三省圖」的江戶時代的彩色抄本。雖然沒有說明，但一看就知道它是林子平圖的摹寫。不過用的顏色有一些不同。另外，京都大學國史（日本史）研究室還有一種「琉球三省圖」的抄本。
而且，《三國通覽圖說》早在1832年，已經由德國研究東方問題的學者克拉布羅特（Heinrich Klaproth)譯成德文出版，其附圖也使用與原版同樣的顏色。由此可見，西方人也知道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日本人把釣魚島、尖閣群島（尖頭諸嶼）和黃尾嶼總稱為「尖閣列島」，係於1900年由黑岩恒所取名。但「尖閣群島」和「尖頭諸嶼」的名稱，乃日本海軍翻譯英國海軍的Pinnacle Island而來的。Pinnacle原指基督教堂尖塔形的屋頂而言。因釣魚島東邊列岩中心岩礁的形狀是尖尖的，日本海軍即將其譯為「尖閣群島」或「尖頭諸嶼」。
（二）
日本政府一直處心積慮欲併吞這些島嶼。1885年9月23日，沖繩縣令西村捨三之第315號呈內務公文內容，告訴我們以下事實：
(1)為什麼內務省「密令」沖繩縣調查福州、琉球間之無人島？為什麼不敢公然和正式命令？
(2)文裡提到要在這些島嶼建立「國標」，即建設其為日本領土國標的問題，這到底是沖繩縣提出的，還是內務省提出的？
這兩個問題互有關連。從公文的內容來看，擬建立國標事係由內務省所提出。內務省（內務卿為軍國主義者山縣有朋）從軍事的觀點，非常重視琉球，並欲佔有其以西的島嶼，故命令沖繩縣做各種調查。惟事關國際關係，日本與清廷正在嚴重對立之時，如公然和正式命令，可能引起麻煩和爭議，因此只有「密令」。
(3)接到這個「密令」的沖繩縣，不敢以「久米赤島」等為日本領土，並將其屬於沖繩縣，因為這些島嶼，或許是《中山傳信録》（1719年清國使節徐葆光的著作）所記載釣魚島等島嶼。若是，這些島嶼，「不但已為清國所詳悉，並且各有其名稱，而為航海琉球之目標」。換句話說，這些島嶼也許是清廷的領土，所以不宜像無人地大東島那樣，做實地調查並樹立國標。
接到沖繩縣令以上呈報的山縣內務卿，還是想將其據為日本領土，為擬將此提出「太政官會議」（相當於今日之內閣會議），遂於10月9日與外務卿井上馨協議。
其文說，即使「久米赤島」等島為《中山傳信録》所說的島嶼，這些島嶼只是清國船「用於取其針路方向，並毫無其屬於清國之證據」，至於其名稱，彼與我所稱各異」而已，何況「其接近沖繩所轄宮古、八重山等之無人島嶼」，故擬做實地調查並樹立國標。對此，井上馨外務卿作了如下回答：
「有關沖繩縣擬在分散於沖繩縣與福州間之無人島，久米赤島外二島做實地調查並樹立國標一亊，以本月九日甲第八十三號商議之意，仔細考慮結果，上開島嶼接近清國之界。與前此完成調查之大東島比較，其範圍又小，尤其清國已經有其島名，近來清國報紙等，且在刊登我政府佔據台灣附近屬於清國島嶼之傳聞，対我國猜疑，並頻頻促請政府注意，此時若突然公然建立國標等，將引起清國之懷疑，故當前只擬令其做實地調查，詳細報告港灣之形狀及有無開拓土地產物之可能，至於建立國標，著手開墾，當俟他日之機會。
又前此調查之大東島事及此次之調查，不宜刋於官報及報紙，請留意。以上奉答並表拙官之管見。」
外務卿井上馨顯然不同意馬上在釣魚台等島嶼建立國標，因為生怕清廷懷疑日本具有侵占清國領土釣魚台等島嶼的野心。這等於說，釣魚台等島嶼如果是日本的領土，日本外交部長井上馨根本不必這樣小心翼翼，擔心清廷的態度，看清廷的臉色。
（三）
何況，日本政府於1891年，將小笠原群島南南西之三個無人島畫為日本領土時，其內務省曾與外務省協議，說明這些島嶼的位置，將要取的島名，取得外務省同意之後，經過內閣會議通過，並於1891年9月9日，以第190號勅令公布於政府公報（正式名稱為官報），公告其位置、名稱及其管轄官廳，同時在報紙上公開報導（《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四卷「版圖關係雜件」，《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
又，日本政府於1905年，將朝鮮鬱陵島附近之「無人島」畫為日本領土，將其命名「竹島」時，也都經過上述手續，是公開的行動（但韓國認為日本侵占其領土，現在且派警察駐紮該島，日本告到國際法院，但韓國不理）。
但是至今，日本政府於釣魚台等島嶼，卻未曾以任何方式公告過其緯度、經度、名稱及其管轄官廳。這等於說，日本從未正式把釣魚台等島嶼正式畫為日本的領土，即釣魚台等島嶼不是日本的領土。
不錯，1985年日本內閣曾經通過「魚釣」（釣魚台）、「久場」兩島為日本領土，並指令沖繩縣在該島上建立屬於沖繩縣管轄的標柱，但這兩種措施都從未公開過和公告過，迨至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卷才正式公開。
而且，沖繩縣從未在釣魚台等島嶼上建立過任何標柱，直至據說「尖閣列島」海底有非常多的石油以後，日本人為爭取釣魚台主權，才於1969年5月5日在釣魚台建立標柱。但從法理觀點來說，這不是日本的國家行為。
（四）
1970年9月10日，琉球縣政府說，這個地區「於1895年1月14日經內閣會議決定，1896年4月1日，根據第13號勅令定為日本領土，屬於沖繩縣八重山石垣村。」但這完全不是事實。「明治29（1896）年勅令第13號」從未提到釣魚台等島嶼。該項勅令第一條規定，除那霸、首里區的區域外，全沖繩縣分為五郡，沒有提到所謂「魚釣島」和「久場島」。
因此，日本外務省於1972年3月8日有關尖閣列島的「見解」，「尖閣列島，自明治18年(1885)以來，政府再三實地調查，慎重確認其為無人島，而且沒有清國統治所及之痕跡，爾後於明治28年(1895)1月14日，內閣會議決定在該地建設標柱⋯」，完全是一種官話，根本不足為信，其意圖竊取釣魚台，再明顯不過了。
由以上所述各節，證明釣魚台是中國人的領土，不是日本人的領土，是被日本人竊取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東西斷不能予以合法化，因此日本之宣稱擁有釣魚台列嶼，在國際法上，自始就是無效的。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中正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居蜜是一位傑出的華裔女性、開國元勳居正的後人、兩岸之間的文化使者，也是文獻保存的推動者，她的奉獻，使民國的歷史得以重現光芒。
在美國政壇嶄露頭角的華裔人士屈指可數，美國國會圖書館前亞洲部學術研究主任居蜜，在美國政府高層工作35年之久，2007年獲頒特殊貢獻成就獎。
居蜜是國民黨元老、辛亥武昌起義指揮者之一居正的孫女。畢業於北一女、台大圖書館系，擁有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在加州擔任大學教授；在國會圖書館任內，出版了多本有關中國文化和民國歷史的著作。
居蜜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她在大學期間，曾經到過澳洲國立圖書館工作一年；大學畢業時，哈佛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那時哈佛漢學中心主持人是費正清，她在哈佛待了七年。
197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違反「平等就業機會法」，拒絕居蜜的求職面試，經由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的判決之後，居蜜取得了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研究員的職位，創下台灣女性在美國爭取工作權勝利的紀錄。
邱彰律師去年為此事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邀請居蜜來台，進行口述歷史；今年6月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特展「她在歷史的背後中」，居蜜的故事被列為美籍華裔女性奮鬥史上成功的案例之一。
1979年，中國大陸和美國建交後，居蜜是美國第一批派往南京大學的訪問學者，由於居正生前在南京的口碑很好，居蜜在南京受到禮遇；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帶她參觀蔣介石時期的總統府，也是清代的兩江總督府；張憲文建議居蜜，將家裡收藏的居正文物，捐給南京總統府。
居蜜說，居正遺留的史料有八千多件，對於研究辛亥革命和民國歷史具有重要價值。居氏一家在抗日戰爭之後的50多年裡，一直妥善地保管這批史料。到了1990年代，她的母親徐萱女士將全部文獻帶到美國，交給居蜜保存。
2002年，居蜜到南京、上海等地，捐贈部分居正的遺物、文獻和收藏文物，並親自參加捐贈儀式。捐贈文物包括居正與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的往來函牘，于右任親筆書寫的對聯和扇面，國民政府司法院的重要文件，以及清朝乾隆年間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等。
2004年前後，居蜜又將家裡收藏的居正文物捐給南京總統府，文獻則捐給上海圖書館，並要求總統府、圖書館等單位，必須將文物和文獻編輯出版，以便提供學術研究、展覽之用。據說，上海圖書館在2002年，收了居蜜捐贈的「圖錄」（包括居正的日記、手稿、通函，和1929年入獄的信函）之後，將在今年底出版《上海圖書館庋藏居正家藏手稿彙編》九冊。
2010年到2012年間，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南京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居蜜編著的《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三冊、《 居正與辛亥革命：居氏家藏手稿彙編 》、《 居正與近代中國：居氏家藏手稿釋讀 》。
2012年9月18日，《 居正與近代中國》新書發表會在台北舉行，由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主持，南京大學副校長楊忠特別前來參加。他在致詞時表示《居正與近代中國 》一書，對於研究居正的生平和思想、辛亥革命史、中華民國史和近代法制史、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
居蜜認為，台灣的強勢本在文化，可是台灣當局近20幾年卻把自己的強勢「搞」弱了。儘管大陸在民國史方面是一片空白，可是大陸當局願意花錢，做文物、文獻的蒐集、整理、出版工作，以填補這片空白。她建議，兩岸在整理古籍、史料時，還應該要注重史料的意義、解說和詮釋。
目前，山東大學正在研究居正建構的司法體系；居蜜也與北京中國社科院合作編輯乾隆年間（1795年以前）的善本書及詮釋、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等方面的叢書，預計明年初出版。
台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既不曾翻天覆地改朝換代；也沒有創立百年基業、造福子孫。究竟原因何在？
台灣人的精神特質
一、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家族主義和祖籍意識（地域）的深厚影響。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康熙25年(1686)，清朝在台灣一府三縣開科取士，大量的寬鄉名額，吸引閩、粵兩省士人東渡求取功名，有眼光和企圖心的就參與招墾的行列。
士族群起東渡，考上秀才的到福州考舉人，考上舉人的到京師（北京）考進士，使得台灣與福州、北京產生制度性的連繫，士大夫成為台灣社會的領導階級，台灣迅速的「儒漢化」，儒漢文化成為台灣社會的穩定力量。
移民東渡，帶來家族主義和祖籍認同，產生群聚效應，以家族或祖籍形成聚落，莊社雜居。一旦利害衝突或小故生釁就分類械鬥，械鬥之後，弱勢者向同類強大聚落遷徙，各分畛域而犬牙交錯，相互牽制。
台灣在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際，必有叛民/義民；聯盟/分類；群體意識/個體利害等內在矛盾，產生機會主義和分裂作用。造反之初即盼招安授官；結盟時即存異心，故而叛服不常、盟約不堅。流傳至今，平日派系、語群壁壘分明，選舉時跳船、帶槍投靠，唯利是圖，所謂理念、信仰灰飛煙滅。
二、尚武、重商、輕人文。
台產米糖大量外銷則重商，府學生員（秀才）特設「商籍」；民變、械鬥頻仍則尚武：台灣武將王得祿(1770-1841)嘉義人，官居浙江水陸提督二等子爵，鴉片戰爭時守澎湖，殉國，贈伯爵。林文察(1828-1864)台中霧峰人，官居福建陸路提督，太平軍之役，於漳州萬松關戰歿，受封振武將軍。
台地不乏官商勾結聚斂致富之土豪而乏藏書家。國府遷台以來，輔育國家幼苗之教育體系與培養，社會中堅之研發體系，重關係而輕成就，略有成就者，學而優則仕，但求升官發財，拉幫結黨，攬權弄政。從美歐移植所謂「民主」，逾淮變枳，變成「作人民的主人」；「修憲」修成大權獨攬，「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變成私心自用；民意機關也變成利益交換的暗室。
三、 移民性格的兩極化
台灣本是移民世界，根據1926年的《台灣在籍民鄉貫別調查》，86.4%是閩南語系，客語系占13.6%。《福建通志‧風俗志》說泉州人「狂躁為能，好鬥而喜訟」，漳州人「俗好訟，喜爭鬥」，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謝金鑾，久任台灣縣教諭(1804-1822)，在〈泉漳治法論〉裡說：「易怒則不可磯；少屈抑而發之暴矣」。
東渡的移民相較留在泉、漳的留民，更不滿現實，更勇於冒險犯難，更短視、衝動，更不安份，唯利是圖的利益導向更強烈。仁義等價值早已拋到腦後而缺乏中心思想，遂出現了移民性格的兩極化。
世界各地在侵略者占領區，降附敵人的奸佞並不罕見，台灣在中英鴉片戰爭、日美聯合侵占琅橋（今恆春）牡丹社事件和中法戰爭、日本侵台之乙未戰爭和日據時代都所在多有。日據時代，在帝國主義高壓統治下，多數人吞悲而懷抱祖國之思，極少數人則依附日帝以求富貴。
光復以後，《懲治漢奸條例》不行於台灣。依附日帝得富貴者依然鮮車怒馬，聞達於國府；昔日之抗日份子則多陷囹圄。蔣介石譽辜顯榮「獨秉孤忠」；馬英九以林熊徵為抗日英雄（二人為日據時代頭號及二號漢奸，「公益會」頭領），故而李登輝自以為是皇軍，以「為祖國而戰」為榮，不足為奇。
日本視台灣為屬地，台灣人是屬民（英國視香港亦然），台灣總督府認為台灣人資質太差，不可以擔任日本軍人，只能擔任軍屬、軍伕；戰後，日本法院判決台灣人不是日本人，不適格接受日本《援護法》（退除官兵撫卹法）之援助與保護。縱使在日本軍隊裡擔任軍屬、軍伕、學生兵而滯留在日本的台灣人，必須經過歸化申請核准後，確定為日本公民，才能申請援護。
台灣人不但排除於兵役之外，也沒有參與國政權，直到1945年美軍轟炸到關東、九州和東京，3月17日，日本政府才訂定《殖民地政治待遇案》，21日眾議院才通過配給朝鮮23名眾議員，台灣則只有五名眾議員。到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前沒有舉辦過選舉，台灣人只有繳稅加捐的義務，沒有國民的權利。
光復之後，雖有所謂「民族精神教育」，但漢奸卻得享富貴、當總統，實施反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假若光復之初，在台灣嚴懲漢奸，使漢奸受到法律和道德兩方的教訓，這些人絕不敢明目張膽倒行逆施。以下試以張福祿與李登輝兩個案為例，分析台灣人的兩極面。
張福祿七修宗祠
張福祿祖籍福建泉州晉江，生於台北樹林。
張福祿的七世祖張士箱於康熙41年(1702)到台灣來，考入鳳山縣學，四個兒子：方高、高升、方遠、方大隨後也都成為台灣秀才。乾隆2535年間(17601770)，子孫六人考中舉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
追求功名的同時，張士箱也看準了台灣沃野千里而乏人墾耕的龐大利基，投資拓墾、製糖、典鋪和商業，財力雄厚。在晉江興建大、小宗祠、修族譜，在台灣捐獻改建府學孔廟、縣衙、海東書院。乾隆15年(1750)台灣知府方邦基在詳文上，稱張家為「素封之家」。
張福祿的六世祖張方大(1715~1764)在雲林、彰化置有龐大產業，捐建彰化孔廟和白沙書院，捐置宗祠祀業。乾隆16年(1751)，進墾淡水廳海山莊（今新北市樹林、新莊一帶），成為台北的開基祖。
日據時期，張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水租（張厝圳）和大租都被日本人徵收，家道中落。張福祿出生時，張家已淪為佃農，借債度日。
1930年，張福祿畢業於樹林公學校高等科，白天在樹林酒場擔任工友，傍晚搭乘火車趕到台北，就讀於專供工友進修的成淵中學，經常餓著肚子上學。1933年畢業，進入鶯歌街役場（今鶯歌市公所），1942年轉任藥品貿易組合擔任主事。次年，以歷年省吃儉用的積蓄，買回祖宅和前後的田地，1944年任台灣物資營團（光復後改組為台灣省物資局，舊址在今台北市開封街），擔任交易部輸出課書記。
光復後以六世祖之名創立方大行，從事化工貿易，稍有積蓄，再度買回祖地、整修祖厝、祖墓，捐建樹林國小教室，捐修五世祖張源清倡建的濟安宮。1954年創辦三福化工廠，由商業轉進工業。1966年增建水電解設備，踏入氣體工業。
生活稍微富裕之後，張福祿的歷史使命感更加強烈，興起了修建祖祠和纂修族譜的雄心。1976年成立「台北縣私立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把方大居捐給基金會，杜絕祖宅和祀地的變賣流失。1981年興建「張方大紀念堂」，1983年紀念堂落成時出版《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就是傳統族譜的進化版。1985年又出版《台灣鑑湖張氏族譜》。
張福祿在巴西經營有成的長子張勝凱1986年就到大陸考察投資環境，並回晉江尋根謁祖；1987年再度前往，謁拜六世祖方大公祖墓及歷代祖墳，並出資修護。1991年10月張福祿率領一個17人的返鄉謁祖團回到晉江祭祖，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於1994年起興建「開閩始祖張延魯」的大宗祠，1997年正月落成，被稱為「廟貌宏偉居閩南之冠」。
張福祿在台灣建祠修譜，在台掀起修譜、建祠的風潮。回到晉江謁祖建祠，突破禁忌，也掀起了文革之後重建祠堂的風潮。
李登輝日本人的法定棄嬰
1990年6月，筆者在《時報週刊》第278期發表〈從少年劍士到總統─李登輝成長的過程〉。
筆者是第一個從成長和歷練角度剖析李登輝的人，這篇文章引起政界很大的議論和反響，我在文中斷言李登輝隱然以上主自況，卻「充滿殺伐之氣」，「對於美國式的民主並沒有產生性靈的感受」。看到1996年之後台灣的總統獨裁制，當年稱他為「民主先生」的美國編輯，一定羞愧得無地自容。
如今看來，李登輝越來越退步，成為一個信口開河的老人。最讓黨國大老們不可置信的是，我說李登輝不但參加過共產黨，而且「李登輝和彭明敏等令國民黨頭痛的異議份子交稱莫逆，而且和在紐約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過從甚密。」
2000年李登輝卸任後，和李登輝關係密切的王作榮說，他對李登輝最不諒解的是：「第一、使用一切正當的與不正當的手段修改憲法，極大權於總統一身，在民主政治的掩護之下，成為實際的獨裁者，嗜愛誇耀權力，也玩弄權力；第二、積極推動台獨，並與日本軍國主義餘孽極右派份子緊密掛勾，盡情地侮辱中國與中國人，包括歷史與文化。」
王作榮又分析李登輝挑起台灣內部對立和兩岸對立：「李總統這十數年來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非常重大，不論是政治、社會的情況都有巨幅翻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中國化』，甚至是激起情緒對立，陳水扁的當選，實際上是李總統的力量使然。」
王作榮是推薦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人，他感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竟然變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台灣系日本人，李總統泰然接受，無一言更正。」
李登輝2015年7月訪日本期間，接受日本右翼雜誌專訪，宣稱：中日戰爭期間，台灣人身為日本人，是「為祖國而戰」，竟然以己身「皇軍」為榮，認同日本是「祖國」。
李登輝所引以為傲的「皇軍」，也只不過是被迫志願「學徒出陣」的學生兵。根據1982年2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ク第7674號」，針對「台灣人前日本兵」請求補償的訴訟判決書：台灣人不是日本人，請求補償「不適格」，原告的訴求「棄卻」（不受理）。
台灣人的兩極化
閩南語說：「一樣米飼百樣人」，同樣的土壤、同樣的時代，張福祿和李登輝為什麼如此截然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品種殊異」，而「懲治漢奸條例」又不行於台灣，既無法律制裁又無道德譴責，加以國府遷台之後，漢奸和漢奸後人，煙視媚行，逞其妖術，依舊得高官厚爵、鉅財有以致之，因而道術淪喪，民族精神蕩然，然耶？非耶？余欲無言。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
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網站公布了47個2014～2015年度新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的項目名單，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
去年6月，在大陸外交部例行的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公布了南京大屠殺將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即「申遺」）的消息，目的是「牢記歷史，珍惜和平，捍衛人類尊嚴」。
日本企圖阻止申遺案通過
在中國2014年3月提出申報到最後申報成功，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不容青史盡成灰。中國慘痛的歷史，終於變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公認的歷史的一部分。」參與這一項目申報過程的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祕書處祕書長杜越評價說。
杜越說，無論是UNESCO、參與評審的專家，還是中國，都承受了來自日本的壓力，由於日本曾經長期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在該組織裡有相當的影響力；這次在阿布達比舉行的國際諮詢委員會專家組沒有來自中國的專家，14名專家來自14個不同的國家，其中不乏與日本關係不錯的國家。
中國也在過程中感受到來自日本的壓力，日本在專案申報期間組織了千人簽名，反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日本政府也以這將影響中日關係為由，要求中國撤回申報，中國悍然拒絕。杜越認為，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名錄，意味著這段歷史會成為全世界認可和必須銘記的共同歷史。
不容青史盡成灰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占南京，在此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血腥屠殺30多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與放下武器的士兵，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在國際史學界，南京大屠殺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廣島長崎核爆，並稱為二戰史上三大慘案。
中國大陸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UNESCO世界記憶工程祕書處遞交的《南京大屠殺檔案》，包括身處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的日記，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6毫米攝影機及其膠片母片，南京市民羅瑾冒死保存下來16張侵華日軍自拍的屠殺平民及調戲、強姦婦女的照片，中國人吳旋向南京臨時參議會呈送的日軍暴行照片，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正本，美國人貝德士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的證詞，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陸李秀英的證詞，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南京軍事法庭調查罪證，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外國人日記：「占領南京—目擊人記述」。
人類的記憶應被保存
UNESCO於1992年啟動世界記憶工程，旨在通過國際合作和最佳技術手段，搶救世界上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此前，中國已有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清代內閣秘本檔、東巴古籍文獻、《本草綱目》、《黃帝內經》等9份文獻遺產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在10月13日上午的記者會上，就UNESCO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遺產一事表示，「這是在一味強調中日過去某段時期內的負面遺產」。日本自民黨隨即決定停止對UNESCO提供經費。據日本外務省稱，日本在UNESCO承擔約11%的經費，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二。
10月18日，由台灣釣魚台光復會、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主辦，新中華兒女學會及《觀察》雜誌社協辦的「乙未戰爭120周年暨台灣70周年紀念研討會」，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辦。本次會議共分三場座談，一場論文發表會，邀請到老中青三代學者及聽眾共同紀念。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次年（1895，農曆乙未年）日本逼迫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同年 5月日軍登陸欲接管台灣，但遭到全台各地的激烈抵抗，是為「乙未戰爭」。在此之後，台灣再也無此規模的武裝抗日活動。
本次研討會旨在重新審視乙未戰爭在台灣抗日史中的時代意義，並探討乙未割台對台灣社會、經濟、文化及政治造成的深遠影響。
會議上午9點準時開始，由釣魚台光復會理事長劉源俊及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謝政諭共同主持。劉源俊說明在東吳大學城中區舉辦研討會的意義，「日本人進入台北城後不久就規劃拆除城牆，殖民者必然要先破壞象徵原先統治者的東西，城牆就是重要的象徵。」他又提到，「日本殖民台灣50年後，台灣最後因其侵華戰爭失敗，回歸中國。今日能在此舉辦研討會，是拜台灣光復所賜，必須飲水思源」。
本研討會發表「台灣光復70周年紀念宣言」，提出「當前危及中國固有的釣魚台列嶼主權的導火線，正是揚言重返亞洲再平衡的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卵翼的日本軍國主義陰魂！」，並批判「環顧勝利70年後的台灣，上自中樞機關，下自學術團體，竟因主政者刻意誤導史觀，更暗自呼應獨台意識，公開擁抱出軌違法悖理的國家認同，令人痛心疾首！而甘願認賊作父者，更囂聚於國會殿堂，毫無羞愧之色；乃至在光復節前夕，全島竟幾無一絲絲追念先民為乙未割台而壯烈犧牲之嚴肅情懷！」羅秋昭教授接著做專題報告，緬懷其祖父，抗日烈士羅福星的愛國事蹟。
第一場座談邀請到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民間近代史研究者伍之璋，以及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副主席陳福裕，分別從日據時代歷史、亞太區域戰略觀點，暢談抗日史觀與詮釋。
第二場論文發表會，出過三本乙未戰爭專書的張健豐發表論文，回溯乙未割台之時全台各地的抗日歷史。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石佳音，駁斥中研院研究員曹永和的同心圓史觀，批判表面上號稱的「公正」、「客觀」就是為日本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脫罪。銘傳大學副教授駱芬美則以豐富的史料講述，1895年台灣民主國自成立至潰散前後的抵抗與轉折。
下午第一場座談由文化大學講座教授陳鵬仁，從自身經歷談台人在日據時代的生活經驗及國家認同。台灣史學者尹章義則以兩位台灣人：畢生致力於修族譜建宗祠的張福祿，與堅持認賊作父的李登輝做比較，闡述台灣人國族認同的兩極化現象。
下午第二場座談，政大日研所教授傅琪貽（藤井志津枝）以日據時期原住民的土地被支配、文化被奴役，說明原住民的「國家」記憶。專研前台籍日本兵的李展平，從台籍戰俘監視員在戰後遭到日本政府不公平的對待，切入殖民地人民對自身歷程的認識與反思。商工統一促進會榮譽主席連石磊則從兩岸同文同種，論證兩岸本一家，應共同努力讓中華民族早日復興。
本次會議共計120多人參加，會中青年學子居大半。會議最後由《觀察》雜誌發行人紀欣主持綜合討論，老中青與會者紛紛提問，顯示在混亂的藍綠政治惡鬥之外，仍有不少人關注歷史文化，對國族認同想做進一步的追尋，此次會議可謂圓滿成功。
（作者係臺灣釣魚台光復會祕書）
在台灣光復70周年之際，大陸各界通過紀念大會、圖片展、研討會等形式予以隆重紀念。
10月22日，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主辦的「海峽壯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檔案圖片展」在北京台灣會館隆重開幕。展覽分為四個部分，共有近400份原始檔案和歷史圖片，41件實物。本展曾於今年8、9月份在福州、漳州、泉州等地展出，得到社會各界的良好反響。此次進京展出，加入了《馬關條約》複製件、「五人上書」呈文複製件等一些新的史料文獻，進一步豐富了展覽內容。
23日，「紀念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大陸黨政軍有關部門、人民團體和首都各界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外國駐華使節代表共500餘人出席大會。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大會並發表題為《共同銘記歷史 共圓偉大夢想》的講話。
俞正聲表示，台灣回歸祖國，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贏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成果。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從未分裂，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全體中華兒女的神聖使命。俞正聲強調，要堅定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胞要堅決反對一切損害兩岸關係政治基礎的言行，絕不能讓來之不易的台海和平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得而復失。
大會上，陳明忠和張鈞凱也分別代表親歷日據時期的台灣前輩及台灣青年發言。
同樣是在 23日，《台灣同胞抗日史實展覽》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新落成的台灣同胞抗日史實專題展廳揭幕。展覽共分為六個部分，展出355張珍貴的歷史圖片，416件珍貴的歷史文物，大部分由台灣抗日志士後代及台灣抗日史研究專家捐贈。這些文物生動地展現了台灣同胞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氣概，同時也深刻揭露了日本對台灣50年殘酷的殖民統治。此次展覽作為《偉大勝利 歷史貢獻》主題展覽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長期展出。
24日，「台灣光復70周年的歷史與現實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兩岸50餘位學者相聚一堂，回顧70年前共同經歷的苦難歷史，探討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方向。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認為，大家能夠心平氣和來談抗日戰爭，回顧近年兩岸關係發展歷程，這是很大的進步。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童世駿表示，重新審視台灣光復70年來的歷史，不僅要緬懷先烈，更要記取歷史的經驗與啟示。
25日上午，「紀念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廣州舉行，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130餘位專家學者及新聞出版界人士參會。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在開幕式上表示，台灣光復不是和平得來，是靠億萬中國人流血流汗奮鬥得來的；無論是在歷史上或法理上，台灣都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25日，由福建電視台紀錄片團隊主創，福建電視台綜合頻道、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和海峽電視台聯合承製的歷史文獻紀錄片《台灣‧1945》開始播出。該片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台灣光復」的紀錄片，敘述1943年至1946年底台灣光復前後「籌備—接收—重建」三大階段的重要史實和代表人物的故事，深入探尋台灣回歸祖國的艱辛歷程，再現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
孫立人將軍祖籍安徽省舒城縣，1900年農曆10月17日出生在安徽省廬江縣金牛山。大陸當局已將孫將軍列為抗日英雄，並將其故居改建為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孫立人家學淵源
將軍的父親熙澤公係清朝舉人，曾任山東省登州知府，安徽省警政廳長。1912年熙澤公遷往北京，擔任中華大學校長。孫將軍以後的叱吒風雲，係傳承其父，真乃虎父無犬子。
孫將軍於1923年自清華大學畢業，以優異成績直接進入美國普渡大學。嗣感日俄窺我日亟，救國必須文韜武略兼備，乃投入美國維吉尼亞軍校。1927年畢業，赴歐美考察後返國，效命疆場。
孫將軍在美五年，受過完整的美式教育，但在立身處事、言談舉止、生活態度上，卻是堅守中華文化道統，樸實無華，始終不失書生本色。在新一軍幹部教導總隊結業紀念冊中，他訓勉同學說：「做好事、做好官、作良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他做人處事的理念及行誼，讓跟過他的部屬，莫不心服口服。
孫立人抗日戰績卓越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孫將軍時任稅警第四團少將團長，在松滬作戰時奮勇禦敵，身中13處槍榴彈彈傷，經宋子文派人護送至香港養和醫院急救，倖免於難。
1938年2月孫將軍見國難當頭，趕往長沙武漢，重整原稅警第四團的舊部。以將軍顯赫家世及學歷，感召了許多大後方的學生加入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抗戰後期，孫將軍又吸引了許多知識青年，響應政府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紛紛加入抗敵禦侮的戰場，提升了兵員素質，也打破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觀念。
稅警總團後來移防到貴州都勻、獨山一帶繼續訓練。1942年初，稅警總團改編為陸軍新編38師，孫將軍擔任師長，開往緬甸參加中國緬甸遠征軍。部隊在前方打仗，眾多軍眷及子弟留在都勻市，為了使軍眷子弟受教育，孫將軍得夫人張晶英之助，成立了「陸軍新編38師官兵子弟學校」，來台後復校改名為「誠正小學」，現改為縣立「鳳山國中」。
孫將軍不論作戰或是訓練，皆不忘辦教育的理想。他在國勢動盪、同胞顛沛流離之時，一直不忘官兵子弟的教育成長，誠乃為往聖繼絕學之偉大志業。
印緬作戰贏得國際讚譽
1941年中國遠征軍進入印緬作戰，孫將軍率新38師參加無數次的大小戰役，屢創日軍，仁安羌之戰更是近代史上中國軍隊第一次和盟軍協同作戰所獲得的勝利，同時也是二戰期間在東亞戰場打得最艱險的一次大勝仗。
新38師在極劣勢的情況下，竟以不及千人的兵力，擊敗十倍於我的日軍敵人，救出被困的英軍七千餘人，同時也救出多國記者和英美傳教士500餘人，十足表現出中國軍人的作戰精神與英勇。
孫將軍之後率新一軍，在印緬戰場上，殲滅日軍18個師團約20萬兵力，贏得國際讚譽。二戰後曾獲邀訪歐洲戰場及參訪美國，並獲英美政府頒授多種勳獎章，此種榮耀，在國軍將領中堪稱屈指可數。
1945年9月16日，日本投降，日軍在廣州舉行受降典禮，孫將軍為感念印緬抗日陣亡官兵，典禮後立刻著手籌建新一軍印緬抗日陣亡將士公墓，並親自選定廣州白雲山為墓址，讓革命先烈比塚長眠，而永垂不朽。初期以日軍戰俘承作土方工程，以勞役贖罪，日軍對此感謝孫將軍的人道待遇。
1947年7月16日，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墓碑全部落成，孫將軍親臨主持，實現了他要把印緬作戰全軍帶回來的誓言。
孫立人與杜聿明
1946年4月，新一軍移師東北參加國共戰爭，與友軍合攻四平街，久攻不下，孫將軍適奉命赴美參加聯合國軍事首長會議，經蔣委員長電召，命孫將軍火速回國，率新一軍攻擊四平街。孫將軍回國後，官兵士氣大振，未及三日即攻破四平街，繼收復長春，本擬一舉北上拿下哈爾濱，惜因與東北長官公署長官的作戰理念不合，部隊羈絆在松花江南岸，不准追擊，並被解除新一軍軍長的職務。當時眾多百姓挽留，但軍事命令徒奈何！新一軍的部隊愛民不擾民，能打勝仗，故孫將軍這一走，老百姓眾曰：國軍在東北必敗矣。
而那個心胸狹隘的東北長官是誰呢？就是將中國遠征軍葬送在野人山的杜聿明，當初由緬甸撤退，枉帶數萬大軍力主由野人山撤回中國，在深山裡兜繞了三個多月，官兵積、勞、病、苦，飽受艱辛折磨而死。這批優秀可貴的熱血青年，他們的寶貴生命，含冤莫白地被「庸將」葬送在荒涼的野人山中，誠所謂：「一將昏庸，累死三軍」，悲哉！
而孫立人將軍毅然率領新38師不經野人山撤回中國，反而轉進印度，入印後軍容壯盛，紀律嚴明，保有高度的戰力，不減軍隊銳氣。由於新38師在印度聲譽鵲起，深得盟軍尊重。此後英人特別優待在印華僑，使得他們享受到強國僑民的待遇與尊嚴。
孫將軍在作戰中絕對遵守軍人武德，他指揮作戰，常使強敵聞風而戰慄，對於戰俘更能充分發揮出俠義精神，所以被擊敗的日軍在緬甸戰役史料中尊奉孫將軍為「戰神」。孫將軍的睿智果斷是值得欽佩的，指揮作戰的應變精神是值得仿效的，領導統御戰術思想是值得深研的。
孫立人遭不白之冤
1947年9月，由東北長春新一軍幹部教導總隊甄選400人來台作為新軍練兵的基礎，以陸軍訓練司令、陸軍副總司令名義在大陸各地招考流亡學生和知識青年來台成立入伍生總隊，在鳳山成立第四軍官訓練班，在屏東成立女青年大隊。
孫將軍看到部隊中有很多未成年的小孩，就把孩子們調到一起，成立幼年兵總隊，施以文武教育，這印證了孫將軍「先訓幹部，後訓士兵」的建軍理念。在六年的時間裡，他訓練了一支精粹勁練的國軍勁旅，金門古寧頭大捷中的201師輝煌戰果就是最好的證明。該戰役穩定了國民政府在台灣的勢力。
孫將軍是一位能練兵、能帶兵、能打仗的國際名將，其戰功為萬世所景仰。歷史是一面鏡子，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時間是公正的審判者，孫將軍在志業未竟之際，遭逢不白之冤，從1955年被軟禁長達33年之久，其部屬亦有300多人受到牽連下獄。
孫案終於平反
1955年8月，孫案發生不久後，由陳誠等九人組成 「九人委員會」負責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孫將軍下屬郭廷亮涉嫌軍事政變，他應負責任，乃被判處「長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不過，監察院同年由國民黨籍監委陶百川、無黨籍監委曹啟華、蕭一山、王枕華、余俊賢等「五人小組」自行發動調查，報告認為孫將軍無罪。2001年1月8日，監察院通過決議，稱孫案乃「被陰謀設局的假案」。2014年7月，李炳南等監察委員公布對當初「九人小組」調查檔案的報告。調查結果認為，蔣介石曾直接對孫案下達許多指示，這個案件是利用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反共意識抬頭的機會，設局將孫將軍軟禁，以免蔣介石權力遭威脅。
1988年5月孫將軍恢復自由，1990年在台中寓所病逝。
孫將軍對國家、對台灣的忠貞情義，應永為國人所景仰，其被冤屈公案，亦可為後人借鏡。
孫將軍蒙冤期間，生活拮据，以養雞、種菜、賣花維持生計，同期與台南張美英女士育二男二女，幸兒女成材，皆獲博士、碩士學位，所謂浩然正氣，福傳後世也。
孫案迄今已歷50餘年，當年我等熱血青年，如今皆已白髮蒼蒼，垂垂老矣，半生戎馬，奉獻國家，無欲無求。為期後人認識孫將軍對國家的貢獻，爰由孫將軍昔日新一軍幹部教導總隊第九期同學，集資恭塑孫將軍銅像乙尊，恭立在台中市孫立人將軍紀念館，供後人瞻仰追思。
（作者係陸軍退役少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