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日美印澳外長「四方安全對話」在東京舉行，菅內閣對外政策輪廓和手腕首度亮相，十足是繼承安倍的外交遺產，並無新意，而任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放言高論「亞洲安全框架」，更招來國際社會的冷回應。

對甫上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來說，由於他是靠著高舉繼承「安倍政治」看板而坐上寶座的，因此外交、國防安全方面用的人全是「安倍人脈」，防衛相甚至拔擢安倍胞弟岸信夫。

北村、荒木赴美歐拜碼頭

「外交是優先順序的遊戲」。菅義偉內閣成立僅一周後，9月22-25日，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北村滋即趕緊赴美，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傳達「菅內閣會更強化美日安保，外交、安全政策不變」，強調會推動「自由開放印太」戰略，並願意在東海、南海及經濟安全領域上合作。他接著馬不停蹄地拜訪了美常務副國務卿比根(Stephen Biegun)、國防部長埃斯柏(Mark Esper)、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北村滋原是安倍第一次內閣時的官房長官。

而內閣閣員最先出訪的是外相茂木敏充，9月29日-10月4日，他連續走訪了葡萄牙、法國、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是今年G20的主席國，葡萄牙是歐盟2021年上半年的輪值主席國。茂木顯然是替菅義偉去拜碼頭，以維持日本在G20及歐盟的份量；而他與法國外長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會面時，則討論了如何實現「自由開放印太」及香港情勢。

日本對中國表裡不一

下台後的安倍日前對媒體爆料，他在川普剛當選，還沒上任前的2016年11月17日，搶先跑到紐約見川普時，手上拿著一張亞洲地圖，向川普強調，中國軍費成長速度極快，近30年約增長了40倍，他也舉了大陸擁有潛艦的數量，說大陸的「目標是在西太平洋活動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這不僅會給日本，也會給美國帶來問題。

安倍上述表現，顯然跟2017年以來他與習近平、李克強多次在中國或第三國會談時，表現出願與大陸修復關係的言行矛盾，這可看出日本對中國玩弄兩面手法，也印證國際政治「一寸之前都烏黑不明」。不過，這也浮現出，安倍對「自由開放印太」有莫大的企圖心，如今日美印澳關係更是安倍留給菅義偉的外交遺產。只是，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始終不明。

10月6日，第二屆「四方安全對話」在東京舉行，有了北村先前的表態，揹負美國總統大選壓力的蓬佩奧，更使盡渾身解數，欲藉兜成「自由開放印太」框架來為川普競選加分。因川普感染新冠肺炎，蓬佩奧取消蒙古、南韓的行程，但仍照預定訪日，可知他很在乎該框架。

蓬佩奧熱銷反中反應冷淡

蓬佩奧以冷戰時代的思維和口吻，在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大放厥詞，明講要建「亞洲安全框架」，以美日印澳為基軸，並要「擴展到其他國家」，未來就能在印度洋、太平洋建構多國間的安全架構，「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挑戰」；並在經濟、法治、保護智財權等領域上合作，結合民主國家，對抗「強權國家群」。
簡言之，即是亞洲版的北約組織。

然而，在正式外長會議上討論的議題大都在南海、網路安全方面，雖達成推動「自由開放印太」、每年舉行一次會議的共識，但澳洲、印度由於經濟需求，對批判中國相當審慎。畢竟中國是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其出口中國就占了三成以上；而中國也是印度僅次於美國、阿聯酋的第三大出口國。甚至日本也很頭痛，因日本也加入了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正在拚今年內達成協議。因此，除了防衛相岸信夫表示，希望也舉行四國防長會議之外，日本官方似乎無意炒熱此事。

再放眼亞洲，9月25日，南韓外長康京和說「安全框架不是好主意」；東協國家(ASEAN)則早就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且實際上，和睦中國的國家居多數，「框架」根本很難「擴展到其他國家」。

日本只能選擇隨美國起舞

這其中最荒謬的是，11月3日美國大選結果將分曉，就算川普連任，蓬佩奧也未必續任，如果拜登當選，則意味著蓬佩奧就要下崗，那他夸夸之言還能算數？

現今中美激烈對立，要日本採取中美平衡等距外交根本不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國防安全太依賴美國，遭美國緊緊掐在手裡，絲毫不敢忤逆；二是日本有求於美國，一直私下運作希望美國能說出「尖閣(釣魚台)主權屬日本」，兩岸中國人都必須提防。

日本被美國綁架，菅內閣不得不隨美國起舞。今年日美「自由開放印太」大戲落幕，明年有無續集，美國大選是關鍵，日本也只能靜待結果。近日菅義偉因拒聘「日本學術會議」推薦105位會員中的6位，破壞慣例，挨批侵害學術自由，越鬧越大，甚至有人轟他下台，其外交、安全尚未得分，「內憂」竟先快速竄升，這恐怕是擅長內政的菅義偉始料未及的吧。

國民黨立委提案要美軍協防台灣，可能因為年代久遠，台人對美軍駐台製造的紛擾已淡忘。1957年劉自然事件是一起因台灣當局向美國卑躬屈膝，造成的喪權辱國事件。美軍在許多海外駐地製造了許多犯罪，在越戰的殘忍暴行更是眾所周知，美軍若來台，製造的問題可能比台灣安全還要嚴重。

美軍駐日期間犯下暴行

網路上可以查看到一份1995年洛杉磯「琉球和平組織」由琉球時報整理出來的一份資料，提到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之後，美軍犯下4,700件罪刑，造成當地日人傷亡重大，這還沒有包括琉球未回歸日本之前的記錄。這些犯罪的美軍有的被判刑，有的沒有，譬如1973年4月12日，73歲婦人在海灘撿廢彈，被美軍戰車輾死，美軍認為戰車在執勤，所以美軍不用擔負刑責。1975年4月19日，兩位國中女生被21歲的美國士兵強暴，因引起公憤，美軍交給日本法院審判，但只判了6年。

好萊塢電影中的美軍多半被描述為英雄，其實這些士兵來自全美各地，良莠不齊。越戰時期美軍焚燒農民村落，欺壓無辜民眾，在梅萊屠村暴行卻被特赦。台灣人若天天幻想美軍協防台灣，可能要先想想婦女的安全，商店也可能會被這些美軍士兵偷搶。

台灣爆發五二四事件

1957年台灣發生了五二四事件，起因是美軍士官雷諾(Robert Reynolds)開槍殺死劉自然。

1957年3月20日，雷諾宣稱劉自然偷看他的妻子洗澡，他才開槍射殺劉自然，是自我防衛。但5月24日美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馬康衛，寫給遠東事務助卿羅伯森的備忘錄中稱，大使館槍殺事件發生之初的報告上寫，雷諾開了兩槍，未來可能會有麻煩，因為第二槍是在雷諾追著劉自然，已經離雷諾住宅一段距離後才發射的。也就是說，雷諾開的第二槍是從背後朝劉自然射擊，這如何能以自我防衛論處？

由於當時中美之間並沒有簽訂任何有關美軍在台地位的條約，所以美方主張由美軍來審判該案，而政府當時未爭取司法管轄權，這種自甘為美國奴僕的態度，造成整起事件擴大的重要原因。

台北的檢察官在4月9日完成調查，16日由外交部將調查報告交給美國大使館，調查報告判定雷諾開槍殺人不是自衛，是有犯意。但美國大使館卻認為此指控毫無根據，對於槍擊有關的某些情形還需深入調查，22日完成調查。隨後由美軍在5月15日或20日開始審判，最後在5月23日判決雷諾殺人無罪釋放。次日，台北民眾與學生對這項明顯不公的判決群情激憤，齊聚美國大使館與美新聞處前抗議。憤怒的民眾衝入大使館內破壞設施。

美國反怪有人策動暴亂

台北當局表面上完成調查，也認為雷諾有殺人犯意，但卻同意由美軍自行審判，終於引發群眾暴亂。根據當時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給國務院的報告，當天他從香港趕回台北，5月24日晚上7時30分仍有大批群眾聚集在大使館前，他搭外交部長葉公超的車進入大使館，遭群眾丟擲石頭攻擊，葉公超也被砸到。藍欽認為，依據許多訊息顯示，這場群眾事件是有組織的行動。但美方直到最後也無法認定到底是由誰發動，只臆測有人幕後操控。

美國的老毛病，就是從來不檢討自己的言行是否不當，發生事情後，就推給對方有反美立場。藍欽在5月26日與27日給國務院的報告稱，事件與救國團（蔣經國擔任主任）有關，有人在現場發放10元紙鈔給群眾，鼓動他們發起攻擊。

5月27日白宮國安會開會，國務卿杜勒斯認為，整起事件從一開始就有人精心策畫，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也不太積極，大使館某些機密文件被民眾取走，杜勒斯因此懷疑蔣經國在幕後主導這起事件。美方對該事件的評論，僅止於事件發生時的混亂，但對雷諾殺人這件事情本身幾乎沒有觸及。

艾森豪對雷諾自衛也存疑

不過，根據國務院檔案，華府時間5月24日一早，艾森豪總統與杜勒斯通了電話，艾森豪感到疑問，不懂雷諾在搞什麼，為何追某個人一段時間後，又開槍殺人。杜勒斯說，他也不懂為何雷諾會被判無罪，或許是因雷諾在服勤期間發生事故吧。

白宮顯然對美軍護短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說，我方當時有據理力爭的空間，但國民黨當局並未爭取在台北法院審判雷諾，而是讓美軍在台灣以軍事法庭審判該案。或許政府以為美軍自己判無罪，頂多會造成民眾反美，若政府爭取審判，反而棘手，判有罪可能得罪美方，判無罪可能自己會成為民眾抗議的對象。

另外，從5月27日藍欽拜會蔣介石的會談紀錄可以看到，蔣向藍欽抱怨，美軍開庭審判雷諾這事，沒有人先問他的意見，藍欽形容蔣談到該案時神情非常激動，蔣說，美國在中國領土進行軍事法庭審判，會給人留下治外法權的印象。藍欽對蔣表示，也許蔣是對的，但沒有其他人向他表示過這個看法。

從蔣介石與藍欽的對話，可以發現，蔣中正是懂得事理的領袖，他個人反對美軍在台灣審判雷諾，但外交部軟弱，沒有向美方據理力爭，從此留下了外國人在台灣有治外法權的歷史汙點。

1965訂定美軍地位協定

1954年台美簽訂協防條約後，針對美軍地位的談判拖拖拉拉，到了事發的1957年仍沒有解決，隔年因爆發八二三砲戰，又延誤了協商談判，1959年恢復談判，一直拖到1965年8月31日，雙方才在台北簽定美軍在華地位協定，政府尊重美國對美軍的司法管轄權，但某些危及政府安全或美軍在台犯下如殺人、搶劫、強暴等重罪時，我方有司法管轄權。經由10年的協商，政府終於收回部分的司法管轄權，讓美軍在台犯下嚴重罪行時，必須接受中華民國法庭審判。不過，該協定還是有漏洞，也就是犯罪的美軍可由美軍自行拘留看管，如美方偷偷將人運走，國府根本無權聞問。

無巧不巧，就在雷諾開槍打死劉自然的前兩個月，日本也有美軍暴行殺人事件，1957年1月30日，美國派駐日本的第一騎兵師團，在群馬縣相馬原演習期間，美軍士兵吉拉德開槍打死撿拾彈殼的46歲日本婦女。

這件事故引發美日兩國的司法管轄權爭議，雙方都主張對吉拉德有管轄權，最後美方在日方強力爭取下退讓，讓吉拉德接受了日本法庭的審理，這件事情在美國國內引起很大反彈，但事已至此，美方只能尊重日本的司法判決。

美軍駐台會影響社會安寧

放下司法管轄權的問題，這些美軍官兵也是人，年紀輕，與全世界各種族的年輕人一樣，都有犯罪的可能，更何況因為文化、語言、風俗不同，許多美軍官兵有自大心態，認為自己是來幫助他人，他人就是低他一等，態度跋扈囂張之餘，難免發生衝突，那還只是承平時期鬧鬧軍紀事件，若是在中南半島的戰爭狀態，美軍士兵屠殺無辜農民，強暴農村婦女幾乎天天上演，或是在軍事行動過程中，槍砲傷及無關軍事目標的村落，這些爛帳要找誰去投訴？

國民黨腦袋不清楚，才會以為美軍來台是安全保障，殊不知，仗還沒打，台灣老百姓就可能先吃了美軍的虧。兩岸需要的是政治談判，創造和平的條件，如貿然讓美軍來台，反而會違背當年華府與北京在建交時達成的共識─斷交、撤軍、廢約，激起北京更大的不滿，讓兩岸維持和平的條件大為減少。美方是否真敢派軍來台，願意為了台灣失去與北京的交涉空間，恐怕並非如大家想像的那樣簡單。而且，美軍來台將製造的麻煩，絕對會比維護台灣安全多很多。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自1945年4月1日，美軍在琉球本島羽具歧海灘大規模登陸開始，至6月21日牛島滿中將在司令部壕洞以手榴彈自殺為止，美、日兩國在琉球群島進行了一場長達82天的血腥戰鬥，決定了太平洋戰爭的最後勝敗，也注定日本必須吞下兩顆原子彈的苦果。

日方軍民折損20多萬人，美軍強攻猛打也付出近7.2萬人傷亡的代價，遠超過美軍攻占硫磺島及瓜達康奈爾島的兩倍，這促使杜魯門速戰速決，毅然動用剛出爐的新銳武器原子彈，遏阻了日本軍閥再發動本土「一億人玉碎」的陰謀。

美軍占領下的琉球，先由軍政府治理，再成立琉球民政府，直到1972年5月15日將琉球行政權交給日本，山姆大叔高高在上的宰制角色，一路由麥克阿瑟將軍、美國總統、五角大廈、太平洋艦隊司令、中央情報局等戰爭掮客，毫無愧疚地接力扮演。

美軍絕不輕言撤防琉球

琉球有重要的戰略位置，不論日本朝野如何批判乃至威脅，美國都充耳不聞，甚至不惜用金錢來解決。例如美軍在琉球用地有三分之一屬於私人土地，地主聲淚俱下阻街高喊「美軍滾蛋還我土地」，但這些「一坪地主」反戰者，只要美軍按年度調漲租金，就立刻鳴金收兵，靜待下一回合抗爭。無怪琉球美軍基地四周隨處可見私人土地買賣的噴漆廣告，反美也能成為投資手段，誰曰不宜？

美軍基地對琉球發展建設干擾之大，可自右圖印證。扣除紅色區塊的基地用地及訓練海域，全島菁華地段都在美軍強徵硬取行動中圍上了鐵絲網，農民只能在割裂的農地上憑核發的證件進出，一般民居則在全天候備戰的基地四周，忍受著軍機操演起降帶來的巨響，三不五時發生的軍車肇事、軍機墜毀、飛行中墜落物件、有毒物質外洩與汙染等等層出不窮的民事糾紛，根本不是一紙「駐日美軍地位協定」便可輕易彌補的漏洞。

1969年美日談判琉球移交時，美方依舊以貯存核武當籌碼，且獲日方同意：美方得在非常時期運送核武進入琉球，保有自由使用基地的「發生緊急狀況」時的地區，則列舉「尤其是朝鮮半島、越南、台灣」。

美軍常駐人數雖自1950年代的26萬人，下降至目前4萬人左右，但日本每年分擔的駐防開銷早已超過50億美元以上。剛下台的日本首相安倍可說是處理美日關係的高手，但他也只能用分擔美軍駐防經費的錢坑模式，勉強蓋住委屈。近年的反美訴求，則集中在遷移宜野灣市區的普天間海軍陸戰隊基地至邊野古的紛擾。

琉球群島只占日本全國土地的0.6%，卻在二戰之後必須承載3/4的美軍駐日基地軍事設施，全因琉球具有顯著的戰略價值。

琉球戰略地位可分兩個視角來理解：其一是以那霸市為圓心，按每500公里遞增為半徑形成的假想圈，只要守住琉球，就控制了東亞與南亞。其二是將琉球地圖橫置觀察，剛好扼守著大陸東南陸地面向太平洋的中央位置，解放軍想突破第一島鏈，得先用力撞開琉球這把鋼鎖。

美軍作奸犯科自毀形象

美軍軍紀不良並非始自今日。如果美軍只在軍營內酗酒、賭博、打架、吸毒也就罷了，偏偏還四出擾民，姦殺醜聞不斷。自1945年登陸戰開打，美軍便犯下無數強暴或姦殺惡行。

據《紐約時報》報導，受害女性竟高達1萬名。1955年9月4日發生「由美子事件」，海邊發現一名6歲女童屍體，自下腹至肛門遭利物撕裂，其後一名嘉手納基地的美國軍官落網，經軍事法庭證明確為強姦殺人犯。此後，琉球百姓再也不願將女兒命名為「由美子」。同年9月10日又發生美軍綁票強姦小二女童案。那霸警方統計，1972至2015年間美軍及其家屬刑事犯罪共有5,896宗，其中盜竊行為占50%；傷人脅迫等「粗暴犯」占18%；殺人及對女性的暴力強姦等「兇惡犯」占9.7%。

1995年，3名海軍陸戰隊員強暴虐打1名12歲沖繩少女，引起8.5萬民眾包圍縣民大會（當年琉球總人口為127萬），點燃新一波反美浪潮。之後，日美特別委員會開始著手研擬基地整頓縮小事宜。

2001年，一名空軍軍官在車廂內強暴一名20歲女子，2004年一名中士強暴19歲女性；2008年一名軍官涉嫌強姦一名初中少女；2012年發生第7起強暴案。2016年3月，一名海軍士官涉嫌強暴來自日本福岡的遊客；同年5月美軍文職人員辛扎托姦殺20歲準新娘島袋里奈，琉球社會只能循例含淚抗爭。

駐防之利無法取代其弊害

美軍長期駐防琉球當然創造了就業機會與外匯創收，但美軍自空中海上自由進出日本國土，不得不讓琉球有識之士夢想有朝一日變身為「自治州」，或乾脆建立獨立的「琉球共和國」。

沖繩戰跡國定公園係以二次大戰末期沖繩島戰役遺跡為主，也是日本唯一以戰爭遺跡設立的國定公園。轄區面積81.3平方千米，包括陸地31.27平方公里和海上50.03平方公里。1965年由琉球政府設立公園，1972年改為日本國定公園。表面上，森嚴冷峻的雕像碑柱似乎為痛悼戰爭亡靈而設，號稱「和平之礎」的黑色紀念牆，係以戰歿者名單砌成綿延的陣列，其實骨子裡更像靖國神社分館。

安置18萬戰死者遺骨的國立沖繩島戰役陣亡者之墳，1979年便已建立。1995年6月，以祈求世界和平為名，開始將所有在此戰死無分國籍的軍人和平民姓名刻記於黑牆，至2007年6月已超過24萬人。34名原台灣籍日本兵單獨立碑，卻罕見遊人為此駐足。

近年日本各都、府、道、縣分別獻立的40多座慰靈碑更隆重登場，造型各具特色，卻不見反省的文字。2016年6月25日又增建「台灣之塔」，蔡英文以總統身分落款，所謂日遺皇民的國族認同問題再添爭議。

即便岡村寧次在南京正式向何應欽呈遞降書，另在大陸15處受降分區聽命簽了降書，但日本人從不承認自己敗給中華民國，軍國主義的幽魂一直蠢蠢欲動。

針對琉球人的反戰思維，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可謂知之最深，他不但勇於揭發琉球人在敗降時集體被迫自殺的事實，更為琉球人長期受到的歧視發出不平之鳴。

日本自二戰投降滅國至今，其國力因韓戰及冷戰對峙而逐漸復甦，又因支援越戰後勤，而成為美國核子保護傘下最緊密的盟友；即便有左翼勢力持續抗爭，卻始終無法撼動安保條約下的美日父子關係。近年來白宮想方設法布局「印太戰略」及「亞洲版北約組織」，以謀對抗中國的崛起，東京政客還是只能乖乖出錢出力，扮演馬前卒。

美軍攻占琉球時，竟有多達7,400名被俘的琉球籍士兵寧降拒死。琉球人至今傷痛難忘，衷心地希望琉球能蛻變為「和平之島」，不再淪為戰火四射的恐怖鬼域。美軍究竟是琉球的俠客，還是瘟神？歷史早給了答案。

(作者係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前主任)

1970年10月號《中華雜誌》，刊登了茅漢（王曉波）與王順合寫的〈保衛釣魚台〉一文，這篇戰鬥檄文點燃了海內外風起雲湧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迄今屆滿50載。

冷戰下的台灣釣運

這場運動自美國先行，留學生串連組織了大規模集會與示威遊行。1971年4月美國國務院宣布，釣魚台行政權將連同琉球群島於1972年交予日本，愛國怒火終於燒向戒嚴下的台灣。香港德明校友會在台大貼出第一張保釣大字報，接著大學論壇社在當時的農經系館掛上巨幅布條，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揭開台大學生保釣熱潮的序幕。

那一年，台大學生組織了保釣座談會，成立了保釣委員會；更在6月17日發起示威遊行，到美、日大使館前表達抗議。這場因民族意識覺醒而崛起的學生運動，很快發展為校園民主與政治革新運動、社會服務運動，甚至發生了針對反共與愛國孰重孰輕的「民族主義論戰」，被王曉波稱為「戰後台灣校園第一次的統獨論戰」。

以美國為主的海外釣運「向左轉」，走向了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的統一運動，也促使台灣留學生重新認識中國，相關史料已輯錄在《春雷聲聲》、《春雷之後》與《崢嶸歲月．壯志未酬》等三套書中。

與此不同，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台灣保釣運動，其面貌和內涵亦相當複雜多樣，大致上可總結為素樸的中國情懷、自由民主的訴求、左翼思想的復興；同時進一步挑動了以反共意識形態為基底的台灣意識，從中國意識之中剝離出來，並刺激了國民黨內在的革新保台運動，相關史料輯錄為《尋找風雷》等6冊。

釣運是國際權力的縮影

王曉波將台灣保釣運動評價為「尚未完成的歷史」；在釣運40周年時，他更指出，「我認為保釣運動是失敗的，老保釣也是失敗的一代」。然而，在戰後思想噤聲的年代，釣魚台以蕞爾小島之姿，迸激出影響政治、社會、思潮的運動，無論其成敗，本身即體現了當時世界秩序、國際權力與區域格局的縮影。

源於1970年代初期的釣魚台歸屬爭議，涉及了戰後逐步走向單極獨霸的美國強權、戰敗成為美國附庸的日本，以及同時鑲嵌進冷戰與內戰框架的中國（北京、台北）。當時無論是美、日的蠻橫無理，或是國府的軟弱無力，又或是北京的聲明表態，既反映了政治權力的強弱與階序，亦代表著美國在戰後干預區域事務的帝國主義本質，以及中國近代歷史的命運，基本框定了海內外保釣運動的興衰。

特別是在台灣內部，這場運動以國民黨出手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劃下休止符，釣魚台既未收回，且國府的國際地位更形風雨飄搖，而內部又在蔣經國接班的布局下，偏安的國民黨進一步走向了籠絡自由派與本土民族主義者的「本土化」之路。

釣運起起伏伏，有1990年代初期的「棄釣論」，繼之則是李登輝親日反華路線，甚至主張釣魚台是日本的。其後雖有「保釣」出身的馬英九掌政，釣魚台問題卻只能在《東海和平倡議》與《台日漁業協議》之間載浮載沉。而蔡英文政府為了遂行台獨抗中路線，一面倒向美、日，從而出現了「駐日大使」謝長廷的驚人之語：「不要讓外界聯想到台灣與中國聯手」、「如果抗議，吃虧的會是台灣漁民」。而保釣運動在台灣，終究被貼上了「統派」的標籤。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經過了半個世紀，或許應該從歷史和現實出發，更為辯證地來看待保釣運動與釣島問題的發展。當然，這場運動目前看似處於低潮，但釣魚台列嶼所映照出來的政治格局，援引毛澤東的話來說，「事情正在起變化」，而變化背後的主因則來自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我們正在身歷其中、卻並不是人人都能深刻察覺到的「百年變局」，當中最為關鍵的主導性要素即「中國崛起」，令西方世界不適、抗拒、打壓。而正在進行的中美大國角力，則是此「百年變局」具體而微的展現。

美國右翼政客謀劃著「新冷戰」，以各種方式試圖推中國入坑，有貿易戰、科技戰，也有包含釣島情勢在內的台灣牌。台灣學者張麟徵認為，「這將是一場馬拉松式的強權博弈」；而朱雲漢則評估「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處於新舊秩序交替的黎明破曉時分」。無論如何，這場變局意味著戰後至今的世界秩序和格局正在瓦解，中國穩健的民族復興道路，伴隨的是美國民主的失靈與失序，特別是新冠疫情把原來模糊混沌的態勢，映照得更加光亮清晰。

台海與釣島終將塵埃落定

美國以「重返亞洲」和「印太戰略」維持霸權地位，雖然讓東亞局勢動盪不安、讓台海衝突一觸即發，但同時也凸顯了中國維護區域穩定與領土主權的能力、決心與使命。大陸官方架設的「釣魚島─中國的固有領土」網站，清楚地條列了2015年以來，中國海警編隊在釣島海域的巡航紀錄，無論日方採取了更名或修改教科書等動作，中國常態化的巡航已有力，且有效地打破了日本對釣島宣稱的「實際控制」。

50年前，釣魚台捲起了東亞的怒海波濤；50年後，釣魚台原來象徵的地緣政治載體，已經轉移到了台灣身上，一方面顯示，台灣走不出親美反共格局而不斷自我萎縮，另一方面，更揭示台灣問題已到了無法迴避的時刻。保釣運動當前在台灣雖然弱勢，但50年前其所敲破的冷戰高牆，滄桑卻不失樂觀地預示著今日的百年變局。釣運並未結束，台海與釣島終將塵埃落定。

（作者係時評作家）

1970年代初發生在台灣及北美各大學校園的保釣運動，為戰後新生代帶來了重新認識中國的重大契機。50年後，筆者想對我們的這個中國認識提供一些反思，並展望未來重新認識中國的契機。

當時保釣參與者本就懷抱著中國身分，就年齡層而言，包括讀研究所的，大致出生在1945年到1952年之間，就是屬於所謂戰後嬰兒潮世代，或稱為戰後新生代。

就台灣人而言，這個戰後新生代還代表著特別的意義，就是台灣在回歸祖國之後，他們完全接受了現代中國身分教育，有著現代中國國家觀念的第一代台灣人。為何如此說？這必須從他們上一代，也就是接受日本殖民現代化教育的長輩說起。

沒有國家觀念的乙未世代

台灣戰後新生代的長一輩，也就是筆者父母親那一代人，是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出生，權且稱之為乙未世代。乙未世代是接受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只是，他們接受的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而不是現代中國教育。

乙未世代與他們的上一代，即前清遺老、筆者的祖父母輩相比，他們是現代人。現代人的一個重要的思維特徵就是有國家觀念，比如說，中國大陸在甲午戰爭後列強逐步進逼的壓力下，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抗戰與解放，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自主地走出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就在如此奮鬥了數十年之後，到了抗戰時期，才達到高峰。

然而，乙未世代的台灣人，相較而言，卻很遺憾地沒能參加到這個歷史過程，以至於沒能養成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他們有很強的現代文明觀念，但沒有日本殖民教育裡的國家觀念，因為作為次等國民是不可能有的。

後來，日本在1930年代發動侵華戰爭時，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以日本皇民的資格來誘使台民為它而戰，雖然已經太遲，還是影響了一些人，留下禍根。

所以說日本殖民台灣50年，留下有著現代文明觀念，卻沒有現代國家觀念的一整代台灣社會菁英。接著又發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就更無助於乙未世代去重建中國國家觀念了。因此，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思想成長不能忽略的一點是，我們並沒能夠在家裡從上一代人，學習到現代中國的國家觀念。

戰後重新認識中國的轉折

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現代中國國家觀念，主要是從學校學習來的，這是台灣人重新認識中國的開始。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們在這方面歷經了三次轉折，學習到認識中國的三種思想框架，簡單說就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三套西方發展出來的現代思想；在時序上也分別開始於1950、1960與1970年代，直到現在，也基本被這三套思想所左右。底下簡單敘述這三種思想及其相應的歷史時期。

戰後新生代首先是從1950年代起，國民黨的反共民族主義來認識中國。雖然國民黨的這一套中華民族精神教育，施行在曾被日本殖民50年之久的台灣，是很不接地氣的，但是對於當年生活在沒有國家觀念、庸俗自利的庶民社會的台灣青少年而言，卻是生命成長中的第一個啟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精神初戀，是一個很給力的教育。這個力量是1963年的青年自覺運動與1970-71年的保釣運動的基礎動力。然而，在1970年代國民黨在國際上失去中國代表性之後，這套思想卻弔詭地經過改頭換面，成為分離運動的內在驅力。

接著而來的是1960年代起，美國思潮開始向台灣社會傳布，而形成的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可以概括為從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視野來認識中國。對於台灣戰後新生代而言，這是在國民黨的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之後，第二次重大的生命啟蒙，追求的不再是國族這種大集體，而是個人的發展，就是所謂的個體解放、自由民主、反國家、反威權、全盤西化等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潮。

其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殷海光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柏楊批判中國傳統的「醬缸文化」說、李敖的個性解放與青年崇拜，以及美國新聞處所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量中文圖書，用來宣傳美式民主自由、現代化理論與前衛藝術。這些話語與國民黨的民族精神與國家觀念對著幹，特別投合當時進入青春叛逆期，在苦悶的聯考教育體制下，尋求解脫的第一批台灣戰後新生代。這套可以籠統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構成了如何認識中國的強大指引，一直延續至今。

當時隨著台灣對美國的開放，歐美1960年代青年運動的各種思潮，也透過各種管道滲入台灣。雖然這些東西在少數的進步知識青年圈子起了不小作用，也引發對中國認識的反思，但是在1960年代提供給戰後新生代的整個思想氛圍的基調，還是親美反共。

台灣戰後新生代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在保釣運動與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這兩個重大事件的衝擊下，開啟了從社會主義來重新認識中國的新視野。保釣運動時期重新認識的中國，卻是文革高潮時的中國，有很多遮蔽與扭曲，但即便如此，卻再也不是用西方霸權的眼光，所謂的「帝國之眼」，來看待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歷史與自己的先祖了。

雖說這是戰後台灣青年的第三次啟蒙，但這視野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卻必須以十分隱諱與拐彎抹角的方式來表現，不像美式自由主義那樣可以公然宣揚。由於社會主義觀點只能侷限在少數圈子內，因此就一直沒能在台灣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運動。然而作為廣義的左派思潮，尤其是蘇聯垮台後，歐美流行的各色各樣西方新左思想，倒是在解嚴之後的台灣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界流行開來，並且影響到如何看待當代中國。

這三大思想框架─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正是西方現代啟蒙運動幾百年來的三大思想支柱，藉由各種政治或社會載體，影響著台灣戰後幾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認識。今天台灣對中國認識的紛紛擾擾，不管統獨藍綠，也無論政治或社會運動，基本上皆脫離不了這三種西方啟蒙思想的主導、糾結與侷限。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這些不是從自身社會產生的思想（甚至已經僵化成為意識形態），不論互相如何爭論，都在共同製造對當代的及歷史的中國的刻板印象，並進而在生活與感覺層次上，形塑對中國的各種偏見與成見。

當然在1949年跟著國民黨撤退來台的，還有從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出來的一些人物與思想，例如新儒家、一貫道及「人間佛教」的各種教團等，他們與國府的關係，除早期的一貫道外，大致相安無事。

同時台灣鄉間鄰里也還保存著日據50年劫後餘生的地方傳統文化與習俗，這一部分一直受到國民黨的忽略與壓抑。這些屬於傳統的東西，在當年追求進步的知識青年中，比較缺乏吸引力，也沒能形成具有改變社會的政治動能，因而在社會上一直有著保守的形象，被進步知青視為落後中國的苟延殘喘。

50年後的重新認識中國

可以說，今天台灣人認識中國，不脫以上這些學自西方的思想框架，以及其各色各樣的變種。這些互相糾結、彼此矛盾的思想框架，如今讓我們在面對西方強勢的話語權時，顯得捉襟見肘。說到底，這幾種思想框架本來就是西方世界，因應其數百年來自身的社會變動而產生的，只是在西方的話語與實質的霸權下，膨脹為普世價值；何況這些思想框架，面對當下西方本身的困局時也已力不從心。這些理念被拿到中國來，確實曾在特定時空下，幫忙解決了不少中國與西方現代世界碰撞所帶來的問題。

若我們用「體用」關係作比喻，這些思想畢竟只是在用的層面發揮作用，要拿這些東西來當成可以讓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體，必然矛盾百出、彼此扞格，身心不得安頓。

如今保釣運動50年了，我們也開始認識到，當這些屬於用的層次的思想框架占據了體的位置，就會變成僵化的意識形態。時代再一次要求我們重新認識中國，這即意味著，必須超克這些僵化的意識形態，而從中國自身這個體來認識自我。

多年來，兩岸已有不少人開始反思這200年來中國歷史的道路，我們顯然再次迎來了重新認識中國的契機，不再以西方的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希望能真正尋回自我，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出路。

（作者係作家、《青春之歌》作者）

發生在1970年代，以台灣、香港留學歐美的學生為主的「保釣、統運」，時間跨度達10年多，確實是中外學生運動史上不平凡的一頁。在保釣運動屆滿50年後的今天，本文旨在介紹兩岸保釣人士如何努力保存了保釣統運的史料。

保釣、統運時期，歐美各校園內的港台學生出版了很多刊物，內容涵蓋了當時運動的各個方面，包括保釣、探討台灣前途、中國統一、中美關係、世界局勢，以及瞭解新中國、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所以，此運動不止於保土，還是一種思想意識的探討與覺醒。

在那段時期，海外的學子衝破藩籬，來到大陸，間接架起了兩岸交流的管道。周恩來總理曾經四次（1971年11月23日、1972年8月28日、1972年10月6日、1973年1月4日）會見這些留學生，並譽此運動為「海外的五四運動」。

出版保釣史料彙編書籍

多年來，這些運動的刊物、海報、通知、圖書、信劄等資料一直在參與者個人手裡。1990年代，陳映真從台灣到北京時，曾和在京朋友談及這些珍貴的史料，應廣為海峽兩岸所知，才不致成為歷史的塵埃。有鑒於此，1994年12月，在美國的龔忠武、林國炯、葉先揚、胡班比等老保釣朋友，到資料收藏豐富的周本初住處，整理選取了有代表性的材料。這些素材以後經陳映真、王曉波兩位加工編輯，在保釣運動30周年之際的2001年9月，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書名《春雷聲聲》，意味深遠。

鑒於《春雷聲聲》所涵蓋的範圍略窄，2006年7月，除《春雷聲聲》原班人馬外，美國的關文亮，大陸的林盛中、筆者也參與支持，仍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春雷之後》三大冊，計2,600餘頁。此冊除刊載留學生的保釣、統運材料外，也包含了台灣社會運動的部分，如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等。

2010年，為紀念「保釣統運」40周年，除編輯《春雷之後》原班人馬外，還加入了台灣的福蜀濤、張鈞凱兩位及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同仁（見後說明），由台灣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了《崢嶸歲月，壯志未酬》兩大冊文集。

舉辦保釣運動紀念會

關於紀念會，我記得1980年在紐約舉辦過保釣10周年聚會。1995年，紐約舉辦了紀念保釣25周年聚會。2009年5月2-3日，保釣40周年時，由謝小芩教授牽頭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辦，有近百名保釣人士與會。

2010年8月21-22日，由大陸台灣同學會（成員由曾參與運動後回國服務者組成）牽頭在南昌舉辦的40周年紀念會，與會的海內外保釣人士多達近百人。可貴的是，台灣一些年輕的後繼者也參與了那次會議，可謂盛事。2019年9月22-23日，華東師範大學台籍教授林哲元牽頭舉辦了50周年紀念會，期間並出版了在南昌舉辦時的《40周年紀念會文集》，以及《5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該次紀念會結束後，部分與會者受到國台辦之邀，到北京參加70周年國慶活動。

在兩岸清華收藏保釣史料

歲月流逝，當年運動的參與者深感，散落在個人手上的資料有必要尋找永久性的保存地方。2006年8月8日，台灣同學會在新疆喀什舉辦了「保釣統運文獻資料保管座談會」，參加者17人。期間，時任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謝小芩表示該館可以承擔此重任。經過討論，雖然有些人認為台灣政局莫測，但大多願意促成此事。會後一些回台的保釣朋友，就陸續把資料捐給新竹清華圖書館。

2007年春天，保存大量且完整保釣資料的周本初，到長春吉林大學教書，他因此將其保存的資料、文獻運至長春。8月26日，筆者聯繫北京清華圖書館，希望能保存這批資料文獻。時任圖書館館長的薛芳渝立馬同意，且很快和周本初取得聯繫，達成捐贈的方案。9月29日上午10點，在北京清華圖書館舉行了溫馨感人的捐贈儀式。以後，聞訊者均樂意伸出捐贈之手，總計不下1.4萬多件（詳見《觀察》2017年8月何玉文）。其中之大宗，為2008年10月29日，運抵北京清華圖書館的龔忠武捐贈的資料文獻。

梁恩佐早年參與保釣運動，2004年過世前，特囑家人將所收藏的資料保存好，日後尋處捐獻。2008年11月3日，梁先生的保釣文獻經香港廖約克之手，捐贈給了訪港的北京清華圖書館一行，聞知此事者莫不感動。由於兩岸清華圖書館均有收藏，二館還簽有意向協議，互通收藏的資訊。

口述歷史、舉辦研討會

2008年2月26日，周本初來京和薛館長等座談保釣、統運資料整理、運用等事。薛館長建議，應開展口述保釣、統運史事，以便人們能更清楚認識此運動的詳情。從那時候開始，北京清華圖書館便開始了訪談口述的工作。期間也結合了台灣同學會的活動，並赴香港（2008年末）、美國（2010年末）進行訪談，總人數超過60多人次。這些口述經過多年的整理，形成文字稿，2020年秋出版，總計有59篇，約60萬字，取名《春雷回想》。這些口述生動地反映了當時運動的情況，極為珍貴。

為了做好這些史料的收藏與研究工作，2010年11月30日北京清華成立了「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此中心日益為兩岸人士所瞭解，參觀者不絕，包括研究這段歷史的各地學者。

2014年9月19日，此中心舉辦了「海外保釣運動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之前的2011年12月10日，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也舉辦了「釣魚島歷史與保釣資料典藏利用學術研討會」。2014年秋，北京國家海洋局協同「國家圖書館中國邊疆文獻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台灣世新大學，在國家圖書館舉辦了面向社會的「釣魚島：歷史與主權」展覽，其中詳細介紹了1970年代海外港台留學生的保釣運動。以後，此展覽在大陸各地陸續展出約60次，台灣林孝信對此展覽起了推動的作用。

2017年春，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行了關於釣魚島歷史的影片《釣魚島》，特別提及北京清華圖書館保釣資料收藏研究中心。2020年秋，為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在北京國家博物館的展覽中，展示了70年代海外台灣、香港留學生的「保釣統一運動」，以及他們衝破阻絕來到大陸，並受到周總理接見的史實。  

保釣是中國近代史一部分

以上所述，為這些年來筆者所知道、參與或推動的事情經過，包括為海外朋友所贈資料的入關，給海關總署署長寫信，說明情況，乃得允通關，以及向國家博物館籌畫展覽部門，說明1970年代保釣統運在台灣歷史上的重要性等事，就此記下，以和朋友共襄保釣50周年紀念活動。

1970年代海外保釣統運史料至此，可謂基本保存了，此誠可慰。我們誠盼此段歷史能為更多兩岸同胞所瞭解認識。這段歷史確實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兩岸關係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分。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老保釣)

1970年秋，在北美大學校園裡湧現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至今已過了半個世紀。在保釣運動屆滿50周年之際，特寫下運動中的往事憶述，以茲紀念。

參與美國的保釣運動，讓台灣留學生看到釣魚台問題是台灣問題的一部分，而台灣問題則是中國因國共內戰未完全統一的歷史遺留問題。

海峽兩岸對立分治的情況，造成海外華人的認同分裂，保釣運動自然也很快形成左右分裂，以革新保台為號召的右翼同學們成立了「反共愛國聯盟」，而認同新中國的左翼同學們則把釣運推向中國統一運動。

紐約的保釣活動很多元

為使在台灣接受反共教育成長的留學生對新中國有所瞭解，釣運時期北美各大學經常放映介紹新中國的電影。我參加了電影小組，經常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放電影。紐約市華人較多，為了擴大影響，我們常常從哥大校園出發，沿著百老滙大道路邊的燈柱和地鐵進出口處，刷貼電影海報，傅盤銘、李品、讓慶環和我負責此事。

冬天時漿糊會結冰，就改用煉乳，通常是一人提漿糊桶，一人拿整疊海報，一人用刷子把漿糊或煉乳刷在海報背面，然後將海報往柱子或牆壁上貼。由於紐約街頭常年張貼各種海報，影響市容，員警看到有人貼海報就會來阻止，我們只好刷完貼好就跑，雖然在寒冬夜晚，但回到宿舍時仍然一身是汗。

另外就是出釣運刊物，包括哥大的《釣魚台簡報》，後來的《群報》、《海內外》、《東風》、《台聲》等雜誌。為了寫文章，保釣戰友們組織了讀書會，學習馬、列、毛的著作，以及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等。

紐約的釣運朋友們還排演了五幕大型話劇《洪流》，來紀念五四運動。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園內，傅運籌、劉大任、郭松棻、李渝、陳贊煌、劉虛心等同學，也排演了曹禺的話劇《日出》。當年排練演出的場景、讀書會、刷貼電影海報、出釣運刊物等活動，數十年後仍歷歷在心頭。

學習理論找到主要矛盾

1970年代，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及於海外，「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引發美國大學生反對越戰的風潮。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園出現不少嬉皮士，他們向校方施壓；東岸也有8所常春藤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反越戰聲明。

剛從台灣到美國的我，在布朗大學迎新園遊會上，看到一個攤位賣毛語錄、共產黨宣言，幾個負責的同學身穿毛裝，胸前掛著毛主席的頭像章，極為驚訝。陪我逛園遊會的林盛中告訴我：共產黨宣言是他們大學生通識課程幾本重要必讀的參考書之一，有什麼奇怪的？從台灣反共又封閉的社會出來留學，好處之一就是能夠睜眼看看今日世界！

翻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是1926年3月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青年毛澤東的破題之語，不但是幹革命的箴言，也可視為處理各種問題的哲學指針。例如做科研時，要攻克的題目是敵人，要找的朋友是參考文獻資料，包括指導教授，同門師兄弟都是能夠相助的朋友。可以說，只有先分清敵我友，才能抓主要矛盾，進而解決實質性問題。

在美國幫助大陸貧困學生

1990年代，我去北京清華大學交流，有一次和學生處處長聊天，知道一位四川來的大一新生，因為家貧，背著兩袋花生就來學校報到了，我聽了心中十分難過，當時立下助學心願。返美後和保釣時的「愚公社」老戰友商量，加上創立托倫斯中文學校期間結識的幾位朋友，在加州立案成立了「大中華高等教育基金會」。後來又成立了「中華學社」，大家一起幫助大陸貧困學生升學，並在當地從事反獨促統活動。

過去這20多年來，我們共資助了約3千人次的大陸高校貧困生唸完大學。其實，這些年來，各地的老保釣在濟貧助學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包括北加州陳治利、王肖梅資助大陸中學生的「樹華基金會」，還有楊貴平、董敘霖資助大陸小學生的「滋根基金會」。

整理編輯出版釣運文獻

光陰似箭，不少保釣和統運的戰友先後過世了，為了把當年保釣的真實歷史記錄下來，也為了應對台灣變本加厲的數典忘祖謬論，我們開始整理編輯釣運資料。

自1995年起至2010年，歷時15年，終於完成了保釣統運文獻編輯整理工作，這是一套完整真實的釣運記錄，前後出版了《春雷聲聲》一冊，《春雷之後》三冊，《崢嶸歲月，壯志未酬》二冊，超過350萬字。我很高興「大中華高等教育基金會」贊助了《春雷聲聲》和《春雷之後》部分印刷費，更值得高興的是，自幼喜歡歷史的我，在春雷系列編輯過程中，因為負責聯絡，有緣經常向住在南加州的當代史學泰斗何炳棣請益，收穫良多，不但豐富了閱歷，開闊了視野，也解答了不少心中多年的疑惑。

經過這些年和何炳棣的互動，「中華學社」的戰友們都非常感謝何教授，也讓春雷系列的常務主編，在編輯全程中出力最大的哈佛歷史博士、住在紐約的龔忠武相當羡慕。

2003年春季，我藉教授年休去北京清華大學交流，不巧2月裡突然在廣州發現非典型肺炎病例，疫情由南方向各地擴散，清華大學實施嚴格的進出校園管制，同時通知國外來校交流的學者可以離校返家，系上由法國來的訪問學者立刻走了，我決定留下來和大家共同抗疫。我見到校園內教職員工家屬區、生活區都有街道委員會分派居民按時巡邏，管控進出校園人員，這才親自感受到動員群眾依靠群眾的力量。所以，我相信2020年新冠疫情導致武漢封城的工作是到位的，事後證明他們的抗疫工作十分成功。

關於去大陸工作，當年戰友回國參訪團帶回來周恩來總理的口信：同學想回國服務的心願，總理十分理解，但國內在文革，請大家在海外多多充實自己，將來回國服務的機會總是有的。

赴大陸講學與年輕人互動

前幾年有機會去廣州中山大學授課理論力學，剛好碰到玉兔登月的新聞見報，我上課時對同學們說，學會運用座標轉換，就可以在旋轉的地球上，跟繞地球轉動的月亮上的玉兔對話了。一位同學問：老師對玉兔登月有何感想？我一本正經地回答：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全班哄然大笑，同學們看我很嚴肅的樣子，逐漸停止了笑聲，一位同學就說：毛主席都過世幾十年了，玉兔和他沒關係啊！我回答：午餐你吃了三個饅頭飽了，你能說前面兩個饅頭和你吃飽沒關係？這時全班肅靜下來，班長忽然站起來說：我們聽說老師是個老保釣，能不能講講當年海外保釣愛國運動？我當場立刻給全班上了一堂愛國主義的課。

在中山大學授課時，我經常去歷史系和哲學系馬哲所旁聽，遇見老友陳鼓應兄，談及因海外和島內保釣而引起台大校園民族主義座談會，導致哲學系事件，後來他赴北大任教等往事。故人相逢於羊城，感慨之餘還是很高興的，那次他除應邀參加馬哲所博士生論文答辯，還給了一場專題演講，題目是「莊子的愛情觀」，吸引了幾百名中大的同學，擠得講堂水洩不通。

當代物理學泰斗楊振寧在釣運中去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為中國擁有釣魚台的主權發言，其愛國之情令人敬佩難忘。楊振寧在1970年代初赴大陸探親，返美後，在各大學校園演講祖國之旅，對台灣留學生影響很大。當春雷系列書印好後，編委們要我把書送給楊振寧，楊老師十分肯定我們整理編輯保釣統運文獻，還提到他很敬重的清華學長和好友何炳棣寫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就是一本整理自己歷史的佳例。

(作者係美國退休教授、老保釣)

保釣運動不能說成功，因為釣魚台還沒有收回來。但也不能說完全失敗，因為保釣運動至少引起了國人對釣魚台主權的重視，掀起了愛國熱潮，並且讓美國承認釣魚台的主權有爭議，要留待未來解決。保釣運動還影響了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向和民間政治運動的發展，對未來世代提供了寶貴的教訓。

1970年底，釣魚台主權的爭議浮上檯面，美國一些有不少來自台灣、香港留學生的大學，紛紛興起了保釣風潮，組織了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在華府近郊的馬里蘭大學也不例外。馬大有200名留學生，又地處美國政治中心，同學們對保釣自然特別關心。當時我在馬大讀研究所，擔任馬大中國同學會會長，積極地參與了保釣運動。

《科學月刊》與大風社

由於那時候還沒有個人電腦，也沒有網路，長途電話又很貴，1970年1月1日創刊的《科學月刊》通訊網正好起到了溝通作用。此外，大風社也對保釣運動有重大影響。大風社是1968年到1969年間，由美國各地關心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三、四十位留學生所組成，1970年正式出版《大風季刊》第一期（1971年8月出第四期後，因保釣運動分裂而停刊）。前者以發展科學為目的，後者則以討論政治議題為主，我剛好是這兩個組織的會員。

全美各地舉行示威遊行

1971年1月底，美國各地的保釣會分別在六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舊金山是在1月29日，華府、紐約、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都選在1月30日。華府的示威對象是日本駐美大使館，我忝任華府示威領隊，進入日本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在示威過程中，接受了華府兩家電視台WTTG和WMAL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的採訪。電視台在當天播出示威消息，第二天華盛頓郵報也以顯著版面刊出示威的報導。接著我把華府示威經過寫成一篇報導文章，投至香港《明報月刊》，於1971年3月第63期刊出，這篇文章為華府第一次保釣示威留下詳細紀錄。

為了擴大釣運的影響，各地保釣會決定於1971年4月10日，在華府舉行全國性保釣示威遊行。當天估計有2,500至4,000人參加。我們到了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日本駐美大使館示威。當天晚上在馬里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各地代表會議，大約有300人出席，由華府同學負責接待。

保釣運動左、中、右分裂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國安顧問季辛吉已經去過北京，他次年也要去大陸訪問，消息震動國際。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由中共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這些發展都對保釣運動造成重大影響。這段時間保釣活動非常頻繁，8月21、22日在布朗大學召開了美東討論會，9月3日到5日在密西根州安那堡，召開了全美性的國是會議。

保釣運動在1月30日遊行後，左、中、右派的分歧已經浮現，4月10日遊行前各地暗潮洶湧，安那堡會議後左右派正式分裂。12月24、25日在紐約，左派召開「中國統一討論會」。12月25到28日，右派在華府召開「反共愛國會議」。作為華府保釣行動委員會的代表和觀察員，這些會議我都去參加了。

釣運的中間派絕大多數是自由派，他們把民主自由視為最高價值，對於國共雙方都有批評。由於自由派不像左派或右派那麼極端，也就沒有自己的組織和活動，也因為覺得反正自己是多數，較少主動爭取發言權，這讓自由派成了保釣運動中沈默的一群。筆者身為保釣自由派，對此現象感觸甚深。

有幸出席了七次保釣大會

1972年完成博士學業後，受到保釣運動的衝擊，我決定立即返國，到新竹清華大學任教，成了清華工學院創院的教授之一。在清華任教三年後，我再度出國，在美國休斯研究所(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從事半導體研究，後在凱斯西方儲備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任教。十多年後，我總覺此生還是應該回國服務，於是在1989年再度返回清華大學，在電機系任教，一直到退休。

1972年初次返台，在台大校園內偶然看到12月4日有民族主義座談會，很興奮的去參加，12月11日又有第二場。我兩場都去了，無意中親歷了後來引發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兩次座談會。

從1971年4月10日晚上的華府示威檢討會、到美東討論會、安那堡國是大會、紐約中國統一討論會、華府的反共會，再到1972年兩場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我能參加這七場保釣大會機遇難得，可能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1975年再度返美之後，白天上班，晚上有些空閒，釣運中一幕幕讓人激動的畫面又浮現在眼前。1980年代初，文革真相漸為人知，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我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保釣運動寫成《惑》這本小說。先在《中國時報》海外版連載，後在台灣出版(1986)。因為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寫的較為含蓄婉轉。

為了解惑不斷學習

小說取名為《惑》，自然是因為想要表達小說中人物所面臨的幾重矛盾和困惑。最主要的困惑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社會主義這個政治理想時，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我開始比較仔細地研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包括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列寧主義、修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並著手翻譯英籍學者卡如杭特（R. N. Carew Hunt）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譯後未能出版，於是將讀書心得寫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檢討〉一文，於1981年2月起，在《中華雜誌》分四期連載刊出。胡秋原先生在編按寫道：「李雅明先生是物理學博士，曾在清華大學執教，現在美國休士飛機公司任資深工程師。他認為中共既然標榜共產主義，不能不研究它。他花了一年多時間譯完英人杭特的《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然後才寫這篇文章，對中國共產主義做一系統的檢討。文長約三萬字。本誌鑒於現在是對中共作有系統檢討的時候，故樂於刊載一個毫無黨見的科學家的研究和評論。」

大陸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速。這段時間，也發生了1978-79的西單民主牆運動、1986-87年學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等。因為關切大陸的發展，也期盼兩岸和平統一，我於是在海內外幾份雜誌陸續發表文章，包括1982年《時報雜誌》「中國如何統一」徵文得獎的〈從世界潮流看中國統一問題〉、〈馬列主義與中國的民主〉、〈關於中國和平統一的一些想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及其展望〉等文章。不過，很多文章都以筆名發表。

1980年代中期之後，一方面覺得意識形態的問題大致已有結論，另一方面覺得光陰似箭，需要定下心來寫幾本書，於是較少再寫政論文章。我先寫了幾本半導體的教科書和科普書，後因看到近年來基督教在大陸迅速傳播，覺得這可能會對中華文化傳承造成不利影響，於是先後撰寫了四本探討基督教問題的書。

保釣運動影響了我的一生

2012年後，林孝信在台灣推動釣魚台教育計畫，邀請老保釣發揮餘熱，在台灣各地的大學、中學演講。這種工作我自然義不容辭，除了講述釣魚台問題的來龍去脈，也談到「一帶一路與21世紀中美博弈」、「從五四到保釣：對於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反思」、「儒家宗教觀及其歷史使命」、「演化倫理學與儒家人性論」等。在劉源俊主持的釣魚台光復會行動論壇上，我講過「從中美日三國經濟實力論東海南海主權爭議」、「改革開放40年後中美經濟實力的比較」。

保釣運動陪伴著我度過大半人生。保釣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愛民族、愛國家的中國人，不能依從某一個領袖，不能依從某一個政黨，我們必須要有獨立的判斷，要從全體中國人民的立場出發，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依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中國人民做出些許貢獻，也才能對歷史負責。眼看中華民族復興在望，如果釣運經驗有助於國家邁向民主，完成和平統一，則此生於願足矣。

(作者係清華大學電機系榮譽教授)

時光飛逝，驀然回首，1970年代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簡稱釣運）及其後的統一運動（簡稱統運）迄今已屆滿半個世紀。回首來時路，釣運與統運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50年的歷程可謂跌宕起伏，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我始終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如今雖鬢髮已霜，但丹心難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50年前釣運的肇因大抵有二，一是那時留美華人學生多來自台灣和香港，他們普遍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民族主義情懷；二是受美國大學校園內思潮的影響，其時越戰正酣，反戰活動層出不窮，青年的社會運動洶湧澎湃，帶給留學生很大的觸動。加上對日寇苦大仇深，然而1970年，美國擬議向日本「歸還」琉球群島，竟將中國的釣魚台劃入歸還的範圍內。美日將中國領土「私相授受」，引起留美學生極大的憤慨，大家奮起想保衛中國神聖領土釣魚台。

全美各地爆發保釣大遊行

1971年1月29日和30日，全美各大城市：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地留學生與當地華僑、華人，同時舉行了保釣抗議示威大遊行。

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可說是保釣的最高潮。當天來自全美17個地區，30餘所院校，據《紐約時報》估計約2,500至3,000位留學生聚集在華府憲法大道與23街的廣場上。他們激情燃燒，一路高唱《釣魚台戰歌》、We Shall Overcome!，高喊著口號Diaoyutai Chinese Land。

日本大使館的回應早在示威者的意料中。美國國務院的回應不僅明顯地偏袒日本，而且態度傲慢，完全不理會保釣人士在抗議信中陳述的理由，這令大家深感委屈和受挫。而國府官員非但沒有表現出堅決的保釣立場，連周書楷大使都沒有出來與遊行隊伍講話，接待人員甚至說，國府沒有收到用雙掛號寄出的上千名留學生的聯名信。保釣留學生驀然發現，保釣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還有內賊。因此，演講人王春生就喊：「這樣的政府，我們要不要唾棄它？」遊行群眾都回應「唾棄它！唾棄它！」

對國府失望轉而寄望北京

遊行結束後，在馬里蘭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召開檢討會，對國府的失望及保釣運動的出路成了會議主軸。有人提出，既然國民政府不保釣，不如寄望北京政府，左右分家已初見端倪。

正在此時，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他已經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並計畫於次年訪華，打開中美兩國敵對20多年的僵局。這對保釣運動產生巨大衝擊，台灣留美學生猛然發現，北京政府已強大到美國總統必須登門拜訪的地步。「說不定北京政府能保釣」，保釣人士仿佛在迷霧中看到了一盞明燈。

當時，美國社會掀起了一陣「中國熱」。不少保釣人士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報導與書籍，很快就把保釣運動轉化為認識及認同新中國的運動。1971年暑假，威斯康辛麥迪森、加州柏克萊、德州休士頓、堪薩斯及羅德島布朗大學，召開了中西部、西部、南部和東部的「國是會議」。

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

9月3日至5日，美國勞動節，密西根安娜堡召開了「全美國是大會」，通過5項決議：(1)反對任何「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國際陰謀；(2)所有一切外國勢力必須自中國的領土、領空、領海撤出；(3)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4)反對任何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政黨；(5)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會議並決定於9月21日到聯合國示威，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至此，保釣運動左右兩派分道揚鑣。我也因為擔任921示威大遊行總指揮，而被列入黑名單，20年不能回台。

通過開研討會和主辦刊物，釣運學生經歷了覺醒、反思、批判、認同、回歸的過程。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消除了反毛、恐共、仇共的心結；另一方面，接受社會主義新中國。同時認清了只有中國統一，保釣才有實現的可能。原本只想保衛釣魚台這一美麗小島的運動，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迅速轉成認同和回歸新中國的統一運動。

1971年12月24日至25日，在紐約舉辦的「中國統一討論會」，成立了「中國統一行動委員會」。1972年冬天《歐洲通訊》成員在德國海德堡聚會，決定成立「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於1973年底在德國斯圖加特註冊為民間團體。

重頭學習台灣史了解台灣

釣運轉為統運之後，台灣問題自然而然成為保釣人士關注的焦點。安娜堡「全美國是大會」特別安排了一場有關台灣問題的討論，由我和伊利諾大學法學院的陳恒次，與時任台獨聯盟宣傳部長的羅福全對話。此後，我成為與台獨辯論的主要人選之一，主要原因可能我是保釣分子中較少見的「正港台灣人」，而且出自工人家庭，在當時屬於「根正苗紅」人士。

我雖然自台大歷史系畢業，但在大學時並未修過台灣史。為了工作需要，不得不進行惡補。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和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是我的啟蒙。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台灣叢書」、「台灣文化協會」出版的《台灣民報》，是我瞭解日據時代台灣及抗日事蹟的重要史料。這些給了我與台獨分子辯論的底氣，以及與大陸涉台單位進行交流的依據。

我歷來認為統一問題，歸根結柢是認同的問題，而認同問題就是歷史問題。基於這樣的理解，我自1977年第二次赴大陸與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交流時，就建議要著力研究台灣史，尤其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史。我強調理解和詮釋日據時代台灣史，攸關統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不論是日據初期的武裝抗日，或後來的政治運動，都彰顯了台灣同胞不愧為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時任廈大歷史系主任，留日的陳碧笙教授頗以為然。後來他寫了一冊300餘頁的《台灣地方史》。

1980年7月，廈門大學設立了全國第一所台灣研究所(2004年2月升格為台灣研究院)，我將珍藏的台灣資料悉數捐贈給它。1984年9月中國社科院成立台灣研究所。1999年4月上海在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倡議下成立了台灣研究所。此外，北京聯合大學也設立了台灣研究院。這些智庫多半聚焦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對外關係及兩岸現狀，對台灣史並沒有太多著墨。

台灣坊間幾乎所有台灣史的書籍都充斥著台獨史觀，加上民進黨當局無所不用其極地修改歷史課綱、去中國化，致使台灣年輕一代的中華民族認同蕩然無存。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唐山」的「原鄉」成了「他鄉」，甚至變成「敵國」，大陸同胞更被侮蔑為「支那賤種」。

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翻天覆地的轉變不是引以為榮的成就，而是「外來的威脅」；善意的讓利則被視為「統戰陰謀」。

改變認同才能和平統一     

兩岸統一，尤其是和平統一，不論是水到渠成，還是渠成水到，都需要時間。很多人認為，時間在大陸這邊，我則以為，固然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綜合國力將更上一個台階，美國對兩岸統一的阻力勢必隨之縮小。但以台灣人對國族認同的趨勢而言，時間拖久對統一未必有利。根據政治大學選研中心1996年和2020年的民調，自認是台灣人但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24.1%上升到67%；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17.6%下降到2.4%；自認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從66.9%下降到29.9%。而主張台獨或維持現狀者明顯上升；主張統一者顯著下降。由此可見，久拖不決，極可能會夜長夢多。

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指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台灣同胞在中國近代爭取民族解放鬥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不愧為英勇的中華兒女」。這些話表明，習近平深知建立民族認同是促進統一最主要的工作。

保釣迄今50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至今也已逾40年，作為釣運和統運的參與者，有作為，也不免有遺憾，但仍願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自勉。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老保釣) 

曾經多次寫過個人參與保釣運動的經過，在此只對釣運表示四點感想。

其一，參與保衛釣魚台運動係受到愛國意識的驅使。有些哲學家和大腦神經學家認為，人並沒有「意識」，我則認為人有意識；人的意識驅使和指導人的行動；意識由「社會建構」過程所形成；「社會存在」影響一個人的意識。

老、中、青三代的保釣人士都應該同意：我們是在國家或民族主義意識驅使下參加釣運。但如今，在「去中國化」教育下成長的年輕人，或認為「釣魚台不屬於台灣」的人，他們還會有保釣這種意識嗎？

其二，一個人的力量很微小，但在連鎖反應和共鳴作用下，個人行為可能產生類似「混沌理論」中的「蝴蝶效應」。所以，我們不要輕視個人，也就是自己，在歷史洪流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個人要藉連鎖反應和共振作用來造成「聞風而起，眾志成城」的效應，就必須透過團體和溝通過程。王曉波〈保衛釣魚台〉這篇文章是蝴蝶展翅，經過大風社、《科學月刊》和紐約市香港同學會的傳播和鼓動，產生了「保釣運動」。

王曉波和徐篤（創立大風社）、林孝信（創辦《科學月刊》）是對「保釣運動」最有貢獻的「三劍客」。上面提到的三個團體，則是使「保釣運動」在美國遍地開花的主要力量。

「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是一個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也是個人改變社會和歷史發展方向的前提。兩者雖然並不是天賦人權，但值得每個人去追求、爭取、捍衛。

其三，保釣運動有其歷史必然性。1970年9月，《大學雜誌》拒絕刊登〈保衛釣魚台〉，想來是因雜誌負責人對當時「言論自由」的尺度有所顧忌，家父胡秋原創辦的《中華雜誌》將該文在10月號雜誌上發表了。雖然即使該文未被發表，美國應該還是會有人促成「保釣運動」，但會不會有1971年那麼大的聲勢及影響，難以評估。

我同時是大風社和《科學月刊》的成員，有機會在其中穿針引線，並有幸參加釣運，應該是「歷史的偶然」。但大風社和《科學月刊》的成立，王曉波和王順寫該篇文章，以及《中華雜誌》會刊登該文，應該算是「歷史的必然」。

誠如劉源俊教授在王曉波追思會上所言，家父及王曉波都是「（中華）民族主義者」，兩位撰寫和刊登〈保衛釣魚台〉是「歷史的必然」。反之，對日本人或認日賊為父的台灣人來說，「釣魚台是日本人的」，應該也是「歷史的必然」。

其四，保護領土和人民權益是政府的職責。1971年在美國各大城市舉行的示威遊行，給了兩岸政府壓力，致使他們向美國提出強烈抗議，結果迫使美國務院改變政策宣布：1972年移交給日本的只有琉球群島和釣魚台列嶼的「管轄權」；釣魚台主權的歸屬應由當事國協商解決。

50年後，中國早已和平崛起並縱橫國際舞台。我們完成了保釣的「階段性」任務，這個棒子已於2012年交到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手中，希望他們再接再厲，完成光復釣魚台的任務。

(作者係老保釣、胡秋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