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醫師是我省立屏東農專的學長。當時的省立屏東農專(現改制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台北工專(現改制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時南北農工的兩個重鎮，為台灣培育了大量的中堅技術人才。

我與健民兄都是東部農村窮苦的學生，他在花蓮玉里，我在台東，當時窮人家的孩子都報考省立師專或師範大學，可以省下學費與生活費，東部因師資與環境關係，能考上的不多，為了能早日謀生就業，父親希望我報考屏東農專，因該校畢業就業率很高。

因南風社而認識

我考入屏東農專時，健民兄已是一個早熟的文學青年，因崇拜魯迅與賴和這兩位在兩岸被尊為文學領航者都是醫生，他在屏東農專苦讀，再考上高雄醫學院。我因在校刊《南風》與《雙週刊》上發表詩與散文，成為南風社的一員，後再主編這兩種刊物。《南風》曾得到全台大專院校校刊評審第三名，頗有水準與知名度。健民兄也在《南風》發表散文，1975年我們因南風社辦文學活動而認識，包括已畢業在彰化溪州國中任教的吳晟。

我常去高雄醫學院找他，在他的租屋處暢聊暢笑，記得他最有名的笑話是「上帝到底是什麼呢？」令我深刻印象的是他總愛彈吉他，唱那首「濛濛細雨憶當年」，我問他為什麼常唱那首歌，他說有一次被情治單位約談，當時窗外正下著濛濛細雨，他以為他出不來了，以致始終無法忘卻當時的情景。

寫下幾本台灣史著作

健民兄高醫畢業後，於1981年赴九州醫科大學牙科深造，再至北海道開業牙醫，1992年回台北開設牙醫診所。當時我還在台東從事農業推廣工作，偶而上台北，在陳映真處常與他見面，談文學與國際觀、價值觀等問題。

健民兄認真地在各地搜集大量自1945年至1949年的歷史資料，他認為從台灣光復，到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到韓戰尚未爆發的那一段時間，兩岸根本是一家親。他之後完成了數本歷史著作，為台灣近代史補上了被刻意拔掉的兩顆門牙。相信由於他的著作，那一段歷史終有一天會坦蕩蕩地呈現在台灣人民面前。

鼓勵我記錄台灣農運史

2002年陳水扁政府打腫臉充胖子，未經過深入研究與認真談判，急功近利地附從美國，以已開發國家的條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犧牲台灣的農業，在沒有配套的措施下，以粗糙手段欲消滅與接管農漁會，並要求農村金融在短期內把逾期放款降低，導致偏鄉的農民無法辦理農保、無法購買肥料與農藥，全台3萬餘名經統一考試受聘的職工也面臨失業的威脅。同時因政府大量進口美國蔬果與大宗農產品，致使台灣農產品價格平均下降二成。

農民、漁民遂自動籌資，每人500或1000元，準備到台北來遊行抗爭，我因從1987年就開始參與各次農民與社會運動，大家推選我擔任總策劃、遊行總指揮。我們組成了5人工作小組，並找到26位各縣市聯絡人，短短3個月，各縣市至少召開了千餘場說明會，終於發動了12萬人，到台北總統府前抗爭。

那段時間我不停地接受媒體訪問，並與民進黨立委辯論，贏得廣大人民的理解。最後遊行和平落幕，扁政府立即成立了農業金庫，歸還已接管的農漁會，穩定了農村金融。

我因忙於策劃與指揮，無法思考其與台灣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健民兄則一再叮嚀我，在遊行結束後，應寫成一本紀實報導的書。他用心剪貼了厚厚兩大本近一年的報刊雜誌相關報導，並以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與我簽約，預付了一筆稿費，支援我在台北的生活費。我近乎閉關似地寫了近半年，終於完成15萬字的《天黑黑麥落雨》，書名是大遊行的主題歌，由台灣民謠《天黑黑》改編的。

健民兄的驟然去世令人悲痛，自花蓮為他送行後，至今始較冷靜，蘊釀了一首詩以為紀念。

窗外

窗外

應該是南風徐徐的春望

卻一直下著秋決似的濛濛細雨

更籠罩著厚墨的濃霧

窗外，歷史的眼睛含著淚水

看著你躬著身影

伏案書寫歷史的斷章

凝視你躬著身影

在燈光下清洗我們的牙床

在燈光下研判台灣的社會性質

你用畢生的精力，用筆

撐開歷史被封閉的隙縫

填補上台灣歷史被刻意拔掉的門牙

縫補兩岸歷史的缺口。但歷史的臼牙

還反咬這後冷戰正在轉身的尾巴

政客的蛀牙帶著口臭，用扭曲的唇舌

向我們噴灑口水，口水瀰漫已淹沒一個島

島上喧囂著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民主與自由鬥魚般互咬，矛盾的殃池裡

窗外，持續下著濛濛細雨──

海峽波濤洶湧，總會聽到一聲汽笛的長鳴

或號角嘹亮的聲音──

我們知道春天真的快到了

窗外，已亮起黎明的一道光

可以看見一條被修整寬闊的歷史道路

今年10月31日是許月里女士去世12周年。筆者曾在她生前多次訪問她，聆聽她逾90年的人生經歷；對照今日綠營一股勁地仇視本是一家親的中國大陸，益發體悟到許月里及其同道的行誼與情操何其可貴。

許月里(1912-2008)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台北州新店莊赤皮湖（今粗坑里境內）。跟大多數老一輩的本省人類似，許月里日常生活幾乎全用閩南語，而日語也很溜，國語聽沒問題，說則多為簡單的短句或詞彙。

自幼反對日警欺凌台灣人

如果許月里是個乖乖牌，在異族統治期間做個聽話的順民，或許會平安地度過一生。但她天生對弱勢者具有強烈的同情心，加上擇善固執、一以貫之，堅持自己的理念，註定了她前三分之二的人生曲折、艱辛，吃足苦頭。直至1971年與昔日的同志周合源結婚後，後三分之一的人生才嚐到像個人的生活。

許月里在一本日本作者上羽修所寫《昔日追夢─治安維持法下的青春》一書裡，清晰地敘述自己小時候的一幕，「某個寒冷的冬日，父親全身濕答答地回到家裡，就算身體發抖、直打哆嗦、雞皮疙瘩豎了起來，臉上還是泛著帶點僵硬的笑容。當時家裡非常貧窮，父親開了個賣吃的攤販，由於在不能做生意的地方擺攤，被日本警察抓到，繳不起區區兩塊日圓的罰款，就被潑了一身水、凌虐一頓。父親為了不讓家人擔心，勉強擠岀笑容。那時我才7、8歲，但我知道是怎麼回事，感到非常非常氣憤，心痛欲裂，雙手緊緊握拳」。（作者譯）

她也記得，父親每次在外面聽完演講後，總是會把聽到的孫中山故事和三民主義講給她聽。

許月里10歲時進入位在台北下奎府町(圓環附近)的蓬萊公學校（今為蓬萊國小）。在學校裡，老師用日語授課，下課後同學們玩耍、打鬧則是台、日語兼用，講台語較多。後來日本在打「大東亞戰爭」、推行「皇民化」期間，學校就禁用台語了。因校內沒有日本同學，感受不到跟日籍學生的差異，況且許月里成績出色、做事認真，頗獲日籍老師疼愛。

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許月里經常看到日本警察欺負窮人、任意痛毆台灣人，連小孩子去醫院拿東西，不懂程序犯了錯，日警也會一腳踹下去，加上父親的遭遇，她年幼時即有抗日意識。

入社會即參與抗日、農運

有一天，許月里在學校打掃時，聽到別班日本女老師的小孩在罵同學是「清國奴」(チャンコロ，chankoro)，嬌小的許月里立刻上前賞了他一耳光，日本小孩哭了起來。同學告訴她，小孩的爸爸是警察，叫她趕快躲起來。日本老師知道是自己的孩子理虧，並未追究。

到了五、六年級，學校把程度好、名列前茅的學生編在一起，準備升中學考試，許月里原本也分在升學班，但因家裡清苦，只能供她讀公學校，而學校老師認為她程度不錯，將她改編入企研組，鼓勵她畢業後應考工作。

畢業前，許月里由老師推薦，和另外7位同學一起報考台灣銀行儲蓄部，只有4個名額，她考上了，一畢業就去銀行上班，3個月實習期滿轉為正職後有15日圓月薪，很多人都稱她為「女狀元」。但從在銀行工作起，許月里即開始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那段時間她常去聽左派勞工工會「工友協助會」主辦的演講，某天經人引介，認識該會創辦人薛玉龍、薛玉虎兄弟，深受兩位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又不顧自身利害為工友弟兄爭取合理待遇的作為感動，隨即加入、經常去幫忙裁切集會傳單、參加遊行，製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標語牌，而她認為，其中自己的傑作是「打倒納妾者」。

同一時期，她也參與了已分裂且成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的文化協會，為激進左派的連溫卿工作，當中學習到諸多新的思想學說，包括文協綱領裡的「提倡女權思想運動」、「改良婚姻制度」。之後她又陸續涉入農民組合等多個組織。

在1917年11月俄羅斯發生世界首次社會主義革命幾年後，日本共產黨於1922年7月成立。不少日本的勞工、農民及具有社會正義感的青年學生，都熱衷學習科學的社會主義、支持這個新的革命政黨。不過，日本帝國政府極為害怕、憎惡此一趨勢，遂稱他們為「赤」（アカ，aka，是歧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的蔑稱）並極力打壓，用「治安維持法」伺候，負責執行的是秘密政治警察「特別高等警察」，他們可以採用侵害人權的非法暴力，進行諜報偵查，不擇手段地「懲辦阿赤」。而這也很快地殃及台灣共產黨及許多抗日分子。

當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經常與日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往，因為後者也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日共和留學生用報紙把禁止在台發行的《勞働新聞》、《勞農新聞》包紮得緊緊的(暗藏玄機與記號，只有同道才知道)，寄給台灣某些特定組織參閱。許月里記得她曾經看過日共機關誌《赤旗》。

日警對台共全島大逮捕

許月里不確定父親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或農民組合，但他一直記得父親講過，這種事不能隨便對人說，包括自己家人，只可以跟同志說，走這條路的人必須嚴守秘密，如被捕，打死也不能說。父親這番話深深影響了她。

那時候，台灣民間組成了各類型的反日組織，除了文化協會、共產黨、農民組合外，還有無政府主義運動、台灣黑色青年聯盟（無產青年、黑色青年相互混合）、勞工運動、工友協助會等，他們互相支援，不少人參與多個組織，他們寫文章、辦集會抗爭、示威遊行甚至演話劇，目標就是抗日、將日本逐出台灣。

當年許多組織領導人物、活躍分子，如文化協會的林獻堂、王敏川；台共謝雪紅、王萬得及在宜蘭太平山組織伐木工人的蘇新，……，許月里都認識、接觸過，當他們是前輩或兄長。筆者隨便問她哪個人，她都能大略講述對那個人的印象，譬如王敏川「是個讀書人，聽過他用台語吟誦中國古詩」等等，她的話語簡潔鮮活，這是書籍資料裡看不到的。

許月里說「台灣農民的土地都被殖民當局以各種名義沒收了，所以台共簡吉率領的農民組合，跟日本人鬥得最凶；組合人員來台北沒地方住，就會住在我家」。

從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第六章農民運動裡的記述「昭和4(1929)年7月趙港、同年8月31日簡吉以下幹部都保釋出拘留所，樹立重建方針且努力實踐，但當時的形勢，要發展很不容易。也努力恢復新竹州以下屢屢遭瓦解的各支部，同年11月在台北成立辦事處，設在上奎府町，由張道福、許氏月裡開始處理事務，略有一些活動」可知，許月里很早就認識簡吉，並為他工作。

1930年許月里與無政府主義青年黃天海結婚，一度搬至基隆。黃是從大陸返台的讀書人，曾辦過《孤魂》、《明日》雜誌，和友人共創民烽劇團。可惜他婚後翌年即病歿。而此時期許月里也初識了當時同為無政府主義者、也參與劇團的周合源。

1931年3月下旬，日警在全島搜捕台共，就是從住在她老家隔壁的農民組合領導幹部，也是台共的趙港開始的。而趙港與許月里的父親十分要好，以致許月里的父母都曾被抓去審問，許父被關了幾個月才被放出來。該案有107人被逮捕，75人遭起訴；同年12月，簡吉發起的「台灣赤色救援會」有310人被逮捕，150人遭起訴，造成台灣民族運動後期最嚴重的人員折損。

事發後，許月里也被貼上標籤、列入黑名單，到哪裡工作，日警就找人去說許是「壞女人」，教唆台灣人修理、排斥她，弄得她哪都不能立足。

然而，殖民當局的打壓，促使許月里及其同志的革命感情更濃郁。在兩岸1949年分隔後，他們老朋友、老同志又默默地重新聯繫聚集，未料不久後即遭遇麻煩。

受「自首」友人牽累下獄

1945年日本投降後，許月里經營建材行，其時台灣百廢待舉，建材生意不錯，她的生活獲得改善。可惜1947年發生2.28事件，國民政府又特別忌憚台灣左派，認定「反日的也反國民黨」。因此，有人認為「白色恐怖」初期肅清台共，可能有參考過《警察沿革誌》。

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他在6月1日發表了自首聲明，許月里說她聽到電台廣播心裡涼了半截。她繼續做生意，暗中做一些聯絡的工作，沒想到，她的醫生朋友和女友黃查某10月告訴她，他們去「自首」、「什麼都說了」，說到許月里曾「經濟(間接)援助簡吉」、「燒黨章」、接受「和平宣言」等等。警覺性高的她明白，情治機構一定會循線追查。

同年12月4日，39歲的許月里遭到逮捕，那時她已懷孕，但她在審訊、拷打及關押過程中，都咬牙否認到底。她知道，這就像個「線頭」，她若撐不住講出來，鐵定會一個牽一個，連累一堆人，有些人甚至會被羅織罪名，而且自己承認了也會沒命。結果，她被判刑12年，因為中間出來住院生子，需補刑期，直到1963年她52歲時才出獄，期間幼子一直由她在獄中養育照顧、送小學讀書。許月里已不記得判決書寫些什麼，因後來的一場火災所有文件都被燒掉了。

走社會主義路線無怨無悔

許月里說她一點也不後悔自己選擇的道路。她說，雖然遇到諸多挫折，從日據時代到國府來台，同道中很多人半途退出或遇害，也有人因貪生怕死而轉向，甚至如蔡孝乾投降，但她從年輕時抗日，就相信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因此堅信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路線是對的。

出獄後，許月里才知道第二任先生搞垮了她的建材行，又用她的名字欠了一大筆債，她只好到工廠做工還債，不久二人離異。1967年，日據時代的老台共郭德金（曾坐日牢4年）撮合了許月里與周合源，但她堅持先還完債再結婚。周合源在抗戰時期去了大陸，光復後返台，在大同公司任職，1953年因資助簡吉、廖瑞發遭判刑12年。

周、許持續參與《夏潮》等黨外活動，為工農發聲。1988年在機場歡迎赴大陸訪問歸來的胡秋原時，周合源在演講中說「只有兩岸再統一，才是台灣真光復」。周、許終生是勞動黨黨員，也都曾是中國統一聯盟的榮譽主席。1990年代初，許月里參加促成兩岸直航請願活動。1993年她率統盟成員至桃園機場拉布條，歡迎前大陸政協副主席張克輝返台奔喪，同年12月，周合源過世。許月里一直到90多歲時，還經常出現在抗議民進黨、保釣的遊行、演講等場合上。

許月里一路走來，始終以作為中國人為榮。日據時代，她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一心嚮往台灣能回歸中國；國民政府將她送進大牢，她很不諒解國民黨，也因此曾加入民進黨，但當她發現民進黨有台獨傾向，又親美日，就毅然決然地離開民進黨。她在晚年有機會親眼目睹中國大陸的繁榮進步，別人聽不進「一國兩制」，她則很支持。

許月里這麼一位堅毅、可敬又走在時代前端的女性，台灣人豈可遺忘？祈盼歷史能還給她及其前輩、同志一個公道，也希望他們的故事能讓更多人知道。

爐灶總是善於等待

　一團火焰

以及火焰們的夢

雁陣總在夕陽燃燒時南飛

　一個念頭可以作

無限的分割再分割

　安眠吧安眠

　柴火安眠於燃燒

　門檻安然於腳的跨越

　桌上麵團安然於毀滅與

萬有生成的發酵

　所謂哭笑

  唯孤獨統治一切

　嵐霧起時

　不禁那麼短暫想起那些被潮水

　帶走的人

　已成石造的臉

　或有光無影

　或有影無光

　雁陣總在夢起時南行

竟也是一方尊嚴及啟示？

唯黑暗中亦有某種光

　亦能觸摸

　亦能在夜的果核中

　聽見一首不為走雲而轉的

浩瀚的歌

　屋宇簷喙指向東

凝視成灰燼的黑暗之光

那以美感取代真理的天堂

　滿園桃杏焚燒著

　發亮的鳳蝶翅翼撼動了

　朝陽與夕暉的草原

　寂靜而憤怒的草原呵

充滿著翅翼互相

汩摩的奇異之聲

 (作者係作家、中華金門筆會會長)

值此光復節75周年紀念日，有感於先父謝東閔一生為台灣的光復貢獻力量，尤其50年前他在省主席任內提出的「小康計畫」施政目標，恰與〈禮運大同篇〉之精髓不謀而合，期以建設均富社會，至今國人仍念茲在茲。有人問東閔先生為何於19歲時隻身離台赴祖國求學？他說：「台灣沒有光復，誓不返台灣。」

早年抗日，欣見光復

東閔先生出生於二水農家，中學求學於台中一中，因不滿日人統治，奴隸教育，羞辱台灣人為「豬仔」、「亡國奴」，以19歲之齡憤而隻身由日本轉赴上海，語言不通，人地生疏，終於考入蘇州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學系就讀。一年後家道中落，無法接濟，再轉赴革命基地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改讀政治系，並於四年級加入國民黨。之後抗戰軍興，自廣州避居香港，1941年香港淪陷於日寇，再返廣州、肇慶、柳州、桂林、福建漳州，追隨翁俊明醫師，組織台灣省黨部。

1945年5月，東閔先生以台灣唯一代表參加國民黨重慶五中全會，親見蔣總裁，被告知台灣將光復，並在中央廣播電台以閩南語，向台灣同胞廣播。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脫離日人50年的統治，重返祖國的懷抱。當時台胞600萬人結束日本統治，親炙中華文化的薰陶，其情其境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戰時台灣曾歷經美軍轟炸，高雄、東港、基隆等地幾成廢墟。因而戰後農業亟待恢復，百業重振成為當務之急。

為民喉舌，反映民意

1949年國府遷台，先總統蔣公實行耕者有其田的三七五減租，平均地權使地主轉行為企業主，成為初期台灣輕工業的雛形。

東閔先生在光復後首任高雄縣長，後接任民政處副處長、教育廳副廳長等職務，繼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協助嚴家淦省主席，奉旨將台灣省政府遷建於南投，即後來的「中興新村」。

省政府遷往中部有兩個目的：一是機關遷往中部達到平衡南北及銜接之便；二是分散機構過於集中北部的風險。同時台灣省議會亦遷往中興新村附近的「草屯」，此為東閔先生的第二階段。

1956年起，東閔先生當選省議員、副議長、議長，先後15年為民喉舌，反映民意，奠定台灣地方自治的民主基礎。

兩個時代，一個感想

1949年遷台以來，政府勵精圖治，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但在國際外交方面，仍然困難重重。1967年，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邀請國防部長蔣經國訪日，隨員有謝東閔、蔣彥士、沈琦等20位，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包括晉見日皇裕仁長達57分鐘。東閔先生在《歸返》書中有如下述說：「二度見裕仁天皇有著世事變異的感觸。」

早在1923年，東閔先生就讀台中一中二年級，4月19日下午第一次看到裕仁，那時其父大正天皇臥病在床，由他攝政，稱為「攝政宮皇太子」，特地到台灣巡視。那時台中市的6所中學學生集合在台中一中操場，排列整齊，高唱日本國歌歡迎他。裕仁站在一中2樓走廊上，觀望一陣子便離去，東閔先生遙望的僅是裕仁的身影。裕仁通過的街道，門窗緊閉，商店休業，猶如我國古代專制帝王一般。

想不到44年後，東閔先生以蔣部長隨員身分，在皇宮和裕仁面對面談話。這44年中世局變化太大，東閔先生和台灣的中國人再也不是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子民，他是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去訪問，和裕仁見面的。

在蔣部長的隨員中，東閔先生是唯一經歷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一個是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統治的時代，一個是台灣重歸祖國，國民享受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繁榮的新時代。全體中國人對日長期抗戰，犧牲無數生命財產才贏得最後勝利，寶島台灣方能重見天日，擺脫異族的奴役統治，過著幸福自由的生活。

小康計畫，十大建設

1972年，行政院長蔣經國組閣，特任東閔先生為台灣省主席，成為遷台以來首位文人主政的省主席，也是首位台籍的省主席。台灣雖經20多年的勵精圖治，國民仍屬低收入，因此，東閔先生施政目標首要在「消滅貧窮」，建立均富社會。當記者問到如何消滅貧窮？東閔先生說，孫中山先生已經給了很好的答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當年全省貧戶高達39萬人，「小康計畫」施行6年後，減為12,000人。

小康計畫的終極目標就是達到大同的理想世界。10年前我多次訪問大陸各省，當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正大力推動「小康社會」，和台灣早年的「小康計畫」十分相似。尤其安徽省政府最為積極，過去10年間，每年派人到台灣參訪，每次都超過30人，全由實踐大學安排參觀實習，從未間斷。

小康計畫的主要內容：(1)擴大收容老弱殘障孤苦無依的民眾，(2)輔導生產就業，(3)興建平價住宅，(4)成立仁愛專戶、仁愛工作隊。

由省政府協調社會處、衛生處、農林廳、水利局、民政廳、交通處、警備處等省政府一級單位參加，分配相關業務，協調、檢討、改進、修正每月或每周會報，以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和農復會的四健會合作，以及民間慈善團體合辦各種活動，也推廣到各級學校及家長會，以擴大影響力，成效立竿見影。

其他推行重點：如客廳是工廠；化雜草為牧草；農村社區重劃─草屯平林（地盡其利）；山坡地綜合開發利用─苗栗造橋養牛、種植水果和牧草，八卦山觀光果園、觀光花市；創辦鹿港民俗文物館（物盡其用）；公墓公園化─首在二水，推廣到全省，減少亂葬崗，墓園美化如公園；向髒亂噪音挑戰；民俗體育的重整─踢毽子、跳繩、陀螺、扯鈴、風箏等；推動花市花展；設立農村工業區，增加農民收益；設立南投水果酒廠。

1973年，蔣經國宣布政府興辦「十大建設」，其中由省政府執行者有四項：台中港興建、蘇澳港擴建、西部縱貫鐵路電氣化、北迴鐵路新闢。隨著台中建港，也開啟東閔先生開發西部濱海區交通網的構想。

九死一生，享年94

1976年雙十節當天，王幸男以「郵包炸彈」炸斷了東閔先生的左手，經40天療養後，於11月20日回到中興新村，繼續主持省政。

1978年5月16日，東閔先生以941票當選副總統。任內建請成立「漢學文化園區」，地點希望設在台北市松菸工廠（今大巨蛋的位置）；催生純中國式「石雕公園」（訪挪威奧斯陸有感）於觀音山。

1984年5月21日，東閔先生榮任總統府資政。卸下公職後，東閔先生退而不休，計畫以在省政時期推行「媽媽教室」、「婚姻教室」及《家庭讀本》既有的基礎上，持續推展「家政教育」以建立和樂家庭；致力辦理「推廣教育」以充實國民退休生活；在二水家鄉推動「無犯罪運動」，以建設安寧社會。

綜觀東閔先生一生，早年英勇抗日，後有機會建設台灣，他在每一個崗位上都積極為台灣同胞服務，其愛國愛鄉、認真任事的事蹟難以計算，令後輩欽佩、懷念不已，茲以為記。

(作者係實踐大學董事長、董氏基金會董事長)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認為，消費性而非生產性的舉債，會排擠民間生產性投資，因此反對政府舉債；英國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也認為，「國家若不消滅公債，公債必將消滅國家」。台灣公債情形如何，本文帶大家一窺究竟。

每人負債金額變動不大

許多人會認為台灣的債務嚴重，觀察財政部近年來正式統計資料可知，國人平均每人負擔的債務，從2012年的22.4萬元升至2019年的22.8萬元。若考慮幣值及輕度通貨膨脹等因素，其實公債這些年來的變化並不大，但是由於財政部公布的「國債鐘」(National Debt Clock)(見表一)，只包括「公共債務法」規範債務、短期債務，並未將「非營業基金舉債」、「地方政府債務」及「潛藏負債」等項目納入，這是近年來平均每人公債負擔在23萬元以內的主要原因。如果將非營業基金舉債、地方政府債務及潛藏負債等項目納入的話，政府真實負債情況又是如何，值得進一步觀察。

非營業基金舉債逐年下降

根據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非營業基金債務」餘額水位，已經從2012年的7,702億元，逐年下降，到了2019年已降至5,900億元(見表二)，由此可知，不能自行產生營業收入、挹注支出的所謂「非營業基金舉債」近年來累計餘額已明顯下降，亦即非營業基金債務餘額已有顯著改善。

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變化

近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變化如何呢，由表三可知，中央政府的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2012年為4.996兆元，2018年已經增加為5.37兆元，2019年略降至5.32兆元。整體來說，2012年與2019年的數據比較，近8年來中央政府債務累計增加3千多億元，看起來令人有些擔心，但是舉債對GDP成長，如果操作妥當，也可能會帶來正面幫助。

進一步觀察發現，如果以「中央政府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還餘額」占「當年度GDP之比率」分析，可以發現，該比率是下降的。換言之，由2012年的34%，逐年遞減，到了2018年已降為29.3%，2019年更降至8.2%，可見近年來政府控制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已經初步達到債務收斂的效果。

至於各級地方政府的「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如何呢？由表4可以發現，六都直轄市除了台北市的數據是逐年下降，其他五都的一年期以上債務未償餘額都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尤其是新北市的情形最為嚴重。新北市2012年的430億元到了2016年暴增為1,034億元，2018年略降為1,017億元，但是2019年又回升到1,024億元，地方舉債的控管不太理想。

至於高雄市，則是從2012年就已經是2,102億元，此後逐年遞增，到了2019年已經增加到了2,457億元，高雄市地方舉債的控管似乎有待改善，不過還需要觀察公共支出的成效，是否帶動地方經濟長。

最後觀察台灣各縣市政府的情形，可以發現，2012年有1,869億元的一年期以上未償還債務餘額，到了2019年，各縣市政府的一年期以上未償還債務餘額只剩1,492億元。表四資料顯示，整體而言，除了台北市以外，縣市級地方政府未償還債務餘額的負擔，要比新北市與高雄市等五都來得輕。

潛藏債務以勞工保險最多

潛藏負債屬於政府未來應支付的大額支出，或潛在可能產生的重大財務負擔，但由於未來每年仍有賦稅收入支應支出，換句話說，潛藏負債只是政府未來應負擔的法定給付義務，是以編列年度預算方式支應，因此，除非政府「付不出來」，潛藏負債才會變成真正的負債。

目前政府潛藏債務以勞工保險退休金所占比重最高，為了有效解決潛藏債務，除了台北市以外，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都需要撙節支出，嚴管一年期以上未償還債務，避免債務餘額再度暴增，以求負債比率逐年下降，這樣才不會債留子孫。

(作者係大學副教授、Economics編委)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近年受美中貿易戰及疫情衝擊的影響，財政入不敷出的問題越發明顯。地方債務風險因不斷發債而上升，台商營運也將受到影響。面對金融風險升溫，台商得做好因應策略。

因疫情稅收普遍減少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受美中貿易戰及疫情衝擊影響，財政入不敷出的問題越發明顯。據中房智庫統計，2019年所有省份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財政收支差額，其中河南差額最大，其次分別為四川、湖南、雲南、河北。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有吉林、西藏、重慶、黑龍江和甘肅。

截至今年7月26日，各省上半年的財政收入數據已陸續公布。31個省市僅有河北、廣西、貴州、新疆和青海5省實現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去年正增長，絕大多數省市為財政赤字。其中，河南的財政赤字最嚴重，達3,753.7億元(人民幣，下同)，雲南、湖北、河北、安徽、廣西五省的赤字金額也超過2,000億元。

各省稅收普遍都減少，主要是受到於新冠疫情的影響，企業大規模停工停產。其次，疫情對旅遊業占經濟比重較大的省份，稅收也銳減。

地方政府債務不斷累積

中國政府為支持企業紓困和發展，推動有序復工復產，加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允許地方政府分不同階段發債。截至今年1至7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37,586億元。其中，發行一般債券12,902億元，發行專項債券24,684億元；按用途劃分，發行新增債券28,291億元，發行再融資債券9,295億元。截至2020年7月底，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239,701億元，控制在全國人大批准的限額之內。其中，一般債務123,171億元，專項債務116,530億元(如表所列)；政府債券239,701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1,915億元。

累積今年1至8月累計，共發行地方債49,583.6480億元，包含一般債17,700.3561億元，占比35.7%；專項債31,883.2919億元，占比64.3%。

地方債風險成不定時炸彈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LGFVs）一直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關鍵驅動因素，支持了許多地方基礎設施項目。2009年，中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啟動4兆元救市計畫，地方政府紛紛通過融資平台大規模舉債、籌集資金，地方債務自此即不斷攀升。年初，中國政府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放行地方政府大搞基建，地方政府透過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向金融機構貸款，或發行債券來籌措基建資金。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估計，截至2019年中，中國大陸共有11,566家LGFVs；而且，LGFVs集中在大陸內陸的窮困省市，LGFVs所累積的債務不斷上升。而在疫情衝擊下，LGFVs也成為大陸拉抬經濟，脫離疫情衝擊的重要工具，但他們升高的債務成為經濟復甦和金融市場的不定時炸彈。至於地方債到底有多少，有以下幾種說法。

(1)中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20年8月末，全國地方政府累積債務餘額25.1040兆元，距今年限額28.8兆尚有空間，但已接近去年底24.05兆限額水準。

(2)據彭博社統計，大陸今年將有2兆元的地方政府債券集中到期，數額歷年最高，足以建蓋14座香港國際機場。累積的地方債至少達20兆，但還有數10兆的隱藏性負債。

(3)根據中誠信國際信評，估計截至2019年為止，大陸地方政府隱藏負債高達43兆，加上正式公布的債務，合計達67兆。地當方政府累積越多隱藏債務，金融市場就面臨更大風險。

(4)美國顧問公司榮鼎集團2019年底對大陸200多個城市調查發現，有20個城市債務規模是當地政府年收入的數倍。平均來看，這些城市面臨的利息支出，接近每年從銀行借款金額的一半。

(5)中房智庫分析認為，大陸地方分化非常嚴重，某個地方、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可能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疫情影響下，各級政府財政收入下降明顯，同時還要啟動大規模新基建項目，這些新基建專案的經濟效益，對於周邊的帶動力、就業和稅收的貢獻，具有不確定性。

另外，很多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活動中，採用成立國有控股企業的方式操作，比如城投公司，通過政府信用擔保或直接干預從銀行獲得貸款，或與民營企業合作，其中的隱性風險不容忽視。

對在陸台商的影響不輕

依據台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2020年1至6月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核准投資件數為245件，較2019年同期減少 13.1%，總核准金額為31.7億美元，較2019年同期成長52.5%。而台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福建省、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等地區，投資金額依序為12.04億美元、11.18億美元、1.83億美元、1.74億美元。誠如上述，大陸各地方政府財政惡化，企業融資不易，台商經營的風險增加。

其二，大陸經濟今年雖有望正成長，但相較於去年仍是明顯下行；況且，疫情尚未消失，依然會降低消費與生產活動，台商的營運必然也會受到衝擊。

其三，近年人民幣波動愈來愈大，對出口導向的台商而言，尤其是電子業，在台接單大都以美元為主，但接單後在大陸生產、當地擴產與發放股利都以人民幣為主，此時便面臨美元及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反之，對進口導向、搶攻大陸內需市場的台商而言，人民幣貶值將使進口成本提高，資產縮水，此外也會降低大陸人民的購買力，不利內需市場的發展。

其四，中國大陸正推動「大額現金管理試點」，在陸台商資金都必須通報，將迫使台商降低臨時性的大額現金提存。

其五，中國大陸積極發展數位人民幣(DCEP)，以監控掌握民間金流，而數位人民幣難以在台灣通行，到時將迫使在陸台商資金分流，而留在大陸的將受到高度監管。

其六，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後，可能將香港剔除在SWIFT的國際美元清算體系外，屆時將波及香港聯繫匯率制度；而由於台商海外資金調度不少係以香港為基地，將會受到影響；而且台灣銀行業的香港分行，將同時面臨客戶違約及美元流動性風險加大的壓力。

面對中國大陸金融風險升溫，台商宜做好因應策略。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計時，首埸辯論的激情與脫序使得選情呈現撲朔迷離，更加難以掌握。不過，從二人辯論的議題及論述可以發現，無論是誰勝出，抑制中國已是美國朝野的共識。無疑地，未來中美貿易爭端可能持續陷入糾葛，而且會從過去兩年以來「加徵關稅」，延伸為「技術圍堵」。

《經濟學人》客觀評論

然而，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川普與拜登二人都想抑制中國不久之前，英國《經濟學人》以中國「新型經濟模式」為封面故事，在文章中特別指出：「不能忽略中國正在重塑國家資本主義」。過去以來，西方社會包括美國在內始終認為，中國經濟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雖在極短時間內達到快速成長的願景，但卻是在依靠過度舉債、非法補貼、竊取智慧財產等模式下，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

也就是說，這些西方國家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臆想為中看並不中用、「外強中乾」的假象，在面對外在的極限施壓下，極易造成經濟陷入崩潰，進而迫使中國領導當局讓步，最後開放透過國家資本主義所主導的經濟體系。若從過程來看，《經濟學人》認為，西方社會包括美國所假設的邏輯是「簡單卻錯誤」(simple but wrong)的臆想。

《經濟學人》畢竟是西方社會相當權威的財經刊物，是近年來少數能夠針對現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歸納出較客觀看法的雜誌。文章同時指出，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在充斥即將崩潰的論述下，始終依據既有的條件與現實，摸索適合於自己的發展道路及步驟；尤其，近10年來，中國在推動經濟發展的思維上，在重塑國家資本主義下嘗試模式創新，以因應劇變的全球環境。

四策略推動經濟模式創新

此外，《經濟學人》在文章中更進一步建議，西方社會應該調整對中國經濟「不堪一擊」的思維，並應務實尋找一個與中國合作的空間。本文嘗試從《經濟學人》的國家資本主義論述加以觀察，將中國經濟模式的創新，歸納為以下四個重要策略：

其一，推動行政部門更高效率的法規或措施，落實於中國經濟的各個範圍。亦即因應對外開放格局之下，近年中國積極抹去繁文縟節，以打造一個能滿足商業需要的商法體系，這些可以預測，規則是促進市場機制順利運轉的關鍵，進而提高經濟生產效率的不二法門。

其二，放棄粗放與模仿代工製造產業思維，轉為從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的角度，篩選極具有前瞻發展潛力的項目，2015年所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是典型的實例。亦即國家將關注重點轉移為如何解決、打造產業供應生態體系所存在的瓶頸，而且這些產業瓶頸或在面對外國威脅下，屬於中國較為薄弱的關鍵環節，而且極易受到外國施壓影響的痛點。此意味著，中國在重要產業關鍵技術領域上，正在積極努力擺脫外國的控制，同時提高自給自足的能力。

其三，模糊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界限，促使國有企業提升效益，並允許民間投資。同時，運用私營企業在內部設置黨部組織，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戰略控制，以失信的名單制度，對行為不端的公司進行懲罰。

其四，嚴格控制經濟循環周期和債務機制，結束過度寬鬆的財政和毫無限制的放水債務盛宴。此一模式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採取的「撒幣」作法明顯不同，這些從其協助企業因應疫情實施的紓困措施可以發現，大陸已經有所撙節，不再採取「大水漫灌」模式。依據資料顯示，此次疫情所釋放的刺激措施金額規模，占GDP的比重僅有5%，不到美國的一半。

擺脫中國經濟將崩潰臆想

事實上，中國「新型經濟模式」在短期內對經濟結構的改善，已初步帶來很不錯的影響。從過去曾不斷提高的企業債務，透過政府整頓已經放緩增速；面對中美貿易爭端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下，大陸並未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或企業倒閉；國有企業逐漸提高生產效率；外國資金開始投入中國新世代高科技業等現象，我們可以看見端倪。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份額，已經從1995年的2%提高至目前的16%，加上過去一向是促進中國經濟成長重要引擎的對外貿易，在內需市場逐漸成長下，現在出口僅占GDP的17%。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占全球的份額，從1995年的2%，提高至目前的16%，尤其面對頗雄厚高達14兆美元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加上與各國的連結日益密切，未來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會不斷提高，西方社會在某些領域上，例如：產業布局、金融穩定、氣候暖化變遷、各種突發疫情因應等，勢必更加無法忽略與中國的合作。首要之務是必須擺脫中國經濟在極限施壓下將陷入崩潰的臆想。

在此同時，我們必須肯定《經濟學人》對中國「修正國家資本主義」的反思態度。雖經濟活動需要遵循市場機制及重視效率，但經濟主體是在適合中國國情之下，採取國家資本併存私人資本，兩者財產權與管理權進行有限度的交叉摻雜，以追求效率與公平為原則。不過，東西文化、歷史、制度、價值等觀念不同，西方社會對中國經濟模式創新的論述，恐怕需假以時日，始能掌握其精髓所在。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2020年3月開始，美國川普政府漸進施壓日本「脫鉤中國」，但在國家經濟利益至上的政策前提下，日本根本不可能「脫鉤中國」。

川普施壓日本「脫鉤中國」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等先進經濟國家大爆發，川普對中國進行全面性極限施壓圍堵，美中關係立即陷入空前緊張，這當然使美國在亞洲的首要盟國日本陷入進退兩難。

5月21日，中國人大決議通過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英、美、澳、加四國立即聯合譴責北京，說國安法威脅到香港的自由，破壞香港自治，違反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不過，日本安倍政府並沒有立即加入英美對中國的譴責，5月25日記者會上安倍強調，儘管美中關係緊張，但日本仍將繼續維持與兩個大國的關係：一方面強調日本與美國結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重視與中國在全球跨國治理方面合作的重要性；6月7日，也僅僅表示「嚴重關切」香港局勢，強調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重要性；日本沒有追隨歐美國家一致譴責中國，反而寄更大希望要和中國改善關係，這當然讓美國及其盟國感到大失所望。

當然，美中爭端從貿易戰、科技戰到現今全面「脫鉤中國」，勝負一時難見分曉之際，日本必須小心謹慎，不敢在中國問題的對應上有任何差錯。

1980年代，日本東芝曾遭指控違反了冷戰期間，以美、英、法、日為首的17個國家設置的「多邊出口控制協調委員會」(COCOM)貿易規範。COCOM成立主旨就是為了結合美國及主要盟國，協同一致控制向共產集團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技術，COCOM規範甚至要求檢查所有盟國的民間商業產品，是否帶有雙重用途和軍事目的，同時也採用「企業清單」方式，來限制向共產集團國家做技術轉讓。

這個30多年前的慘痛經驗，當然讓與中美兩國產業經濟都有密切關聯的日本公司，陷入莫大的兩難困境。

日本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有關應否「經濟脫鉤中國」的議題，日本政府與民間探討了很長一段時間。2012年日本要「國有化」釣魚台時，就引發了中國反彈和人民反日情緒，日本政經人士開始關注產業鏈是否過度依賴中國的問題；尤其新冠疫情爆發後，封城及行動禁制措施一度讓中國經濟停頓，更加劇了日本朝野對「過度依賴中國」的討論。川普的威脅，只是給予這項議題火上加油罷了。

事實上，從十多年前中國勞動成本快速向上攀升後，日本產企業界就已開始探討「脫鉤中國」課題，也就是想把原本在中國投資營運的生產工廠和設施向另外一個亞洲國家轉移，也就是要進行一次結構性的「供應鏈重組再造」工程，以利風險管控。當時許多日本廠商想把東南亞作為「替代性生產基地」。

不過，九成以上日本公司都強烈表示，從大陸遷回日本或其他國家，「不切實際」、「不合經濟理性」；何況要放棄「全世界最具前瞻性潛力」的中國內需市場，更悖逆了市場經濟。

日對華投資恢復良好勢頭

2019年受到川普貿易戰的衝擊，全世界貨品貿易量值都受到嚴重影響；但中日雙邊貿易仍繼續保持了3,000億美元的規模。中國連續12年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2008年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FDI保持逐步恢復的良好勢頭。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9年底，日本累計對華投資使用金額為1,157.0億美元，占中國吸引外資總額的6.1%，成為中國第一大外資來源國。同時，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份額結構中的服務業投資增多，投資領域朝多元化方向發展。

根據在大陸的日本商會201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48%在華的日資企業希望擴大在中國經營的規模，此一比例高出2015年的數據達10%以上。這顯示在華日資企業對中國內需市場保持信心，大致與歐洲企業的看法頗為近似。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迅速控制疫情，並使循環經濟在短期內快速恢復成長，保持整體經濟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國內市場湧現更多新的投資和消費成長點，對所有外資企業而言，這都意味著2020年及其後的巨大前瞻性商機。

美國優先vs.日本第一

而在同一時間，中國企業也繼續加快對日本投資的步伐，主要在製造業、金融服務、互聯網、電氣、通信、軟體等新型企業。至於日資企業的對華投資，隨著大陸國民所得水平提高，內需市場規模擴大，而新冠疫情暴發後，更加依託於國內產業供應鏈，而使中日兩國經濟產業往來更趨向多元化。尤其是，隨著中國服務產業的發展，日資企業也加強了餐飲休閒娛樂、物流運輸、連鎖超市、旅遊住宿等領域，積極開拓中國的內需市場。

安倍在中美間的謹慎外交卓有成效，對菅義偉而言，川普要日本脫鉤中國，等於是「美國優先」對上「日本第一」的「國策大競合」，相信菅義偉及日本企業都不會向美國輕易低頭屈服。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中印邊界衝突最近雖有升高之勢，但在俄羅斯的審慎安排下，經由上海合作組織框架的運作，中印兩國已開始進行一系列討論，儘管目前雙方仍各堅持己見，但莫斯科對話對中印衝突緩和之功能則不容否認，這或許是近年俄羅斯外交上的一項重大成就。

安排中印防長及外長對話

9月9日上海合作組織外長理事會會議在莫斯科舉行，議程包括反恐、反毒、資訊等議題。會議期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印度外長蘇傑生，舉行三方會談。之後王毅再與蘇傑生會面，兩人討論近月在拉達克地區持續的主權衝突，重申雙方保持外交和軍事渠道對話，承諾通過和平協商，化解邊境爭議。

在這次外長會議前5天，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及印度國防部長辛格已在莫斯科先舉行了初步會談。此外，兩國在喜瑪拉雅山的邊防部隊也進行了「軍長級」層次的會談。但這些會談並不表示衝突完全獲得解決，因為最近在拉達克邊界地區出現了槍聲，這是自1975年中印雙方達成不得動武協議以來的頭一遭。中印均將責任指向對方。

根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指出，中印發生衝突的另一地點為藏南地區，即印度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印方曾以熱線向中國政府查詢，有關5名印軍遭中方扣留之事，中方尚未回覆，惟表示中國從不承認藏南地區為印度所有。

莫斯科之前曾多次成功地協助南亞國家之間的對話，例如1965年蘇聯促成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和談。由於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的努力，印巴兩國在中亞塔什干進行會談，最後雙方同意停火。此外，莫斯科也長期協助解決印巴邊界問題，例如2019年印度政府取消查謨─喀什米爾邦的自治區地位，時任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杜沃首先訪問莫斯科，與俄國聯邦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就此問題進行討論，俄羅斯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第一個支持印度立場的國家。

美國一直希望拉攏印度，讓印度與日本、澳洲成為四國權力軸心的一員，但印度卻因不願破壞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而未加入。這充分顯示，莫斯科對話對中印邊界衝突緩和具重大意義。

中印對邊境領土互不相讓

近年來俄羅斯在外交上並無太多建樹，但這次能促成中印兩國防長及外長先後在莫斯科對話，可算是俄羅斯在外交上一項重大成就。不過，中印兩國在喜馬拉雅山區的邊界衝突並未降低。

俄國媒體透露，外長會議是由印度駐莫斯科大使館提出來的。印方希望俄羅斯出面促成中印對話。參加者包括印度外長蘇潔生、中國外長王毅及俄國外長拉夫羅夫，但正式對話時僅有中印兩國外長。稍早新德里強調不需要第三者協助解決中印衝突，美國總統川普曾表示，美方有意出面協助，但被新德里拒絕。

此次莫斯科出面協助安排中印對話極為審慎，拉夫羅夫外長在接受《今日印度》雜誌訪問時表示：「俄羅斯將採取中立和不干涉立場，除非雙方要求。」目前俄羅斯並未參與雙方對話，而是盡量從旁協助改善對話之氣氛。但如何創造良好的對話環境，主要就是俄羅斯必須採取「秘密外交」方式。不過拉夫羅夫強調，中印雙方必須都要有對話的意願，否則一切努力都是枉然。

著名的《印度戰略》雜誌編輯舒克拉(Vina Shuka)分析，目前中印談判尚未能取得突破的主因，是由於「兩國既不想開戰，又不願失去領土」。60年來的領土問題，恐怕很難在短期內獲得解決，而且最好由兩國的領導人直接進行視訊會談。

俄羅斯堅守了中立路線

9月4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與印度國防部長辛格，在出席莫斯科的上合組織、集體安全組織及獨立國協國防部長會議期間會面，也是透過俄羅斯的安排而會談。雙方曾就中印邊界衝突問題，進行超過2小時的閉門會議，但雙方寸步不讓，並不願做任何妥協。為維持公正無私的態度，俄羅斯採取中立立場，協助雙方解決彼此間的歧見，並獲得相當成效。由於俄方極度審慎，因此俄國媒體關於中印兩國防長會談報導甚少。

根據《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報導，9月6日中印兩國「軍長級」會談也在邊界地區同時舉行，目的是防止班公湖衝突事件再度發生。

8月底，中印兩國邊防部隊曾在班公湖附近發生衝突，並造成若干人員死傷。中印兩國「軍長級」會談，促成兩國防長在莫斯科先行會晤。然而在「軍長級」會談上中印相互指責對方應為情勢負責。根據印度官方說法，此次會談是中方主動要求而召開。尼赫魯大學教授孔達帕里表示，由於中國在南海、台海和東海均有問題，北京不希望同時與新德里衝突，但妥協條件應由中方提出，未來印度還可能對中國進行一些經濟制裁措施。

印度遊走在美俄之間？

辛格訪俄期間，曾與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亦古會晤，雙方就兩國的戰略合作交換意見，而且就在兩國國防部長會晤的同時，兩國海軍亦在孟加拉灣進行聯合演習，因而特別引起各方關注。

最近十幾年來，印度一直採取與俄羅斯發展政治合作的路線，不過印度內部仍有反俄勢力。如印度重要網路刊物《星期衛報》(Sunday Guardian)就對最近俄、印海軍聯合演習表示異議，並反對印度與莫斯科發展進一步關係，認為近年俄羅斯向北京一面倒，印度可以參加上合組織多邊國家會議，但前不久才在同一地點與美國聯合演習，後又進行俄印聯合軍演，似乎相互矛盾，因美印軍演很明顯具有反中的性質，則俄印軍演目的何在？但這似乎並非印度官方的立場，印度國防部長就再三強調，印度應該走中立，而非反俄的路線。

結語

自今年6月，中印在拉達克加勒萬河谷發生流血衝突後，雙方又在附近的班公湖再度爆發衝突，9月7日更發生鳴槍威脅事件，這也是45年來的頭一遭。由2017年的洞朗對峙事件發展至今，充分顯示中印邊界衝突已有再度升高的趨勢。特別是中國在面對南海、台海、東海情勢嚴峻，美國進行全面施壓之際，印度在中印邊界地區亦伺機而動。毫無疑問，北京在戰略壓力未緩解之前，新德里的威脅恐怕一時仍不會消除。

在俄羅斯的安排下，中國及印度防長、外長在莫斯科先後對話，目前雖仍各持己見，但莫斯科從中協助的功能不容漠視。近年俄羅斯在中亞、南亞國際衝突中的調人作用，與近期美國在國際上的種種作為形成鮮明對比，這或許就是中、印兩國均不願華府介入的主因。俄羅斯在此次中印對話中，採取了中立、不干涉的立場，並致力創造會談良好氛圍，功不可沒。

(作者係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美國歷任總統對南韓與北韓的政策有所不同。川普是唯一打破美國外交歷史，與北韓領導人見面的總統，而中間牽線人是南韓總統。但南、北韓會因此希望川普贏得11月3日的大選嗎？

10月10日，北韓勞動黨創黨75周年紀念日。如外界所預期，北韓依照往例舉行了閱兵式，由勞動黨主席、國務委員長金正恩主持。比較意外的是，超大新型武器，如洲際飛彈、潛射彈道飛彈等登場，讓美國和南韓跌破眼鏡。尤其，川普對此似乎非常不悅。

相反的，南韓總統文在寅表現得「老神在在」，正如一位執政黨國會議員所說，「統一後，這些武器就變成我們的了」。惟南韓新任國防部長徐旭表示，閱兵式展示的武器不比美國、俄羅斯的差，憂慮北韓可能會動武。然而，當天金正恩致詞時明確指出：只要不受外力的威脅，北韓不會主動採取軍事行動。

文、金都跟川普打過交道

近日，文在寅與金正恩獲悉川普確診新冠肺炎後，不約而同地電祝川普早日康復。目前看來，好像兩人都希望川普連任。或許因為文在寅與金正恩都跟川普打過交道，也或許二人都認為，川普不太聽部屬的忠告，事事由自己決定即可。

從文在寅的角度來看，他居間促成了歷史上首次美朝領袖在新加坡的「川金會」，功不可沒。他也一直期待「10月驚喜」能夠發生，帶來第三次「川金會」，進而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動「文金會」，恢復兩韓對話，把北韓炸毀南北共同聯絡辦事處、槍殺一名南韓海事公務員等不愉快的事一掃而光。

不喜歡川普干涉兩韓事務

惟值得注意的是，韓國人不喜歡川普干涉兩韓事務。依據9月16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喜歡美國的韓國人雖然有59%，但喜歡川普的韓國人只有17%。這說明韓國人對川普的印象不太好。10月11日《今天美國》YouTube節目主持人韓裔美國人姜惠信預測，「拜登92%會當選，他將獲得選舉人團350張票」。

當然，箇中原因很多。例如，川普喜歡用金錢衡量70年之久的韓美同盟關係，主張南韓富裕，就該多繳納駐韓美軍的分攤費用。此外，最讓韓國人不高興的是，美國的「重日輕韓」外交政策。國務卿龐培歐於10月6日訪日，卻臨時取消原先安排好的7日訪問首爾日程，完全不顧外交禮儀。

有關金正恩的立場，一般認為，金正恩認同川普的「Top-Botton」（先層峰後部屬）的談判方式。尤其，川普經常不按牌理出牌，對國際談判經驗不足的金正恩來說，是正好遇到難得的「知己」。其實，第二次在河內的「川金會」，本來可以達成「雙贏」，不幸在最後關鍵時刻，因前國家安全顧問波頓闖入會場，導致談判破裂，不歡而散。

究竟是兩韓優先？還是美韓優先或美朝優先？三邊似乎都各懷鬼胎，沒有共同的分母。這問題對文在寅來說，只有一個答案。他使出渾身解數，希望在任期內，讓兩韓早日步入雙方已簽署的合作與交流，然而，卻被美國關關卡住，從中作梗。明顯的例子是，去年南北鐵、公路開通儀式隆重舉行，卻因駐守板門店的聯合國部隊阻擋，而無法動工。

怕拜登贏要重新建立關係

對於川普連任或拜登當選，兩韓表面上維持中立。惟南韓學者憂慮，如果拜登上任，一切都要重新來。拜登對北韓的政策，恐怕會回到歐巴馬執政時期的「戰略性忍耐」，不僅美朝關係返回從前，兩韓關係的進展也會受到諸多限制。

以當前走勢來分析，若川普連任，應該會繼續堅持北韓無核化及持續與金正恩談判。但若拜登當選，他會提出什麼樣的條件當作談判籌碼，恐怕需要一段時日才能明朗化。

尤其，這段期間美中拉攏南韓從未停歇。文在寅和其執政團隊的政治理念較貼近中國大陸和北韓，公認是「反美、反日，親中、親北」政府，在南韓歷任總統實為罕見。因此，今後大陸對南韓不能僅靠「經貿」，還要積極促成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首爾，展開高層互訪，才能進一步拉開美韓的傳統關係。

近日，南韓極右媒體《朝鮮日報》的社論指出，自朴槿惠前總統答應美國在南韓設置薩德基地以來，中韓關係馬上交惡，大陸採取了經濟報復，尤其「限韓令」至今未完全廢除，讓南韓經濟損失頗重。因此，該報要求大陸高層訪韓時不要空手來。

兩韓統一似比兩岸來得快

事實上，自文在寅執政三年多來，中韓始終保持密切關係，而美韓關係則逐步走下坡。調漲駐韓美軍分攤費至今未解決之外，近日，南韓趁美國大選，要求美國將戰時作戰指揮權交還給南韓，以及早日簽署《終戰宣言》等，頗讓美國頭痛、措手不及。

最近文在寅與金正恩交換親筆信頻繁，彼此取暖熱烈。南韓政治評論家分析，文在寅與金正恩的「冬去春來」時機已不遠了。看來，兩韓與兩岸的和平統一競賽，兩韓已遙遙領先。

（作者係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