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中國大陸日趨減緩，印度因先天環境則仍未脫離險境。未料，日前中印兩國在靠近「班公錯湖」(Pangong Tso)處發生邊界爭議，還爆出兩國軍人互相圍毆，雙方均有數十人傷亡。不過，中印兩國都是核武大國，雙方應不至於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

西海艦隊駐紮在班公錯湖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人數全球最多，光是地面部隊就超過100萬人，海軍將近30萬人，約有500艘軍艦，空軍亦有近30萬人，超過5,000架戰機，火箭軍是一支超過15萬人的部隊，上千枚「核常兼備」的飛彈，顯得更有嚇阻實力。

因解放軍早擁有核彈，嚴格來說，具備發動核戰的基礎，面對強國之爭，更多時刻核彈的用途只限於「嚇阻」。從過去發生在中國邊境的爭端來論，無論是和日本、越南，甚至上個世紀的印度，中國始終都是派遣小規模部隊進行作戰，更多時候仍以外交斡旋為對外主要原則。

大體上，解放軍的部隊主要分配在五大戰區，由東部、南部、中部、北部與西部戰區構成，其中西部戰區幅員最廣，占據陸軍總兵力約33%，涵蓋範圍包括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寧夏、四川和重慶，主要部隊以76、77集團軍為主，縱然裝備的更新速度不如其他戰區，但其作戰實力仍舊不可小覷，更擔負著中國西南方大片土地的安危。

位於中印邊界，西藏高原的「班公錯湖」，海拔高度約達4250公尺，長度約134公里，最寬的地點約5公里，因地勢險峻，人員移動不便，北京當局為解決邊界問題，特別在此部署著名的「西海艦隊」，雖然總數只有200人左右，但裝備齊全，完全能適應高原地區的作戰環境。

928D型邊防巡邏艇

「班公錯湖」大多屬淡水湖，加上環境不如大洋寬廣，因此適合部署巡邏艇。928D型邊防巡邏艇雖然體積不大，艇長不超過13公尺，動力以3台295馬力的柴油發電機驅動，讓整艘艇在湖面航行的最大速度約為每小時70公里，可運載10名步兵，艇上配有12.7mm或14.5mm重機槍，主要以遙控機槍為主，雖然沒有裝備反艦飛彈或其他電子作戰系統，但以其部署的地點來論，928D型邊防巡邏艇的性能已能勝任湖區任務。

鑒於類似的巡邏艇使用方便，各國雖尚未向中國採購，但根據任務需要，瑞典、美國、挪威、墨西哥與馬來西亞等國，仍配有性能雷同的艦艇，照樣能發揮「小而巧」的作戰實力。

AR500C高原無人直升機

「無人直升機」為近年各國發展趨勢與重點，中國也不例外。AR500C高原無人直升機為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所研發，已在今年5月份進行試飛，整體來說，AR500C無人直升機是在AR 500B的基礎上研發，飛行高度達6,700公尺，最大飛行速度約每小時170公里，巡航速度為每小時165公里，續航飛行時間超過5小時，最大起飛重量約500公斤，具備自動起降、停懸、視距外航線飛行的功能。

該無人機能攜帶一般的偵測設備、小型武裝，可執行電子作戰、火力打擊、運輸、通信與偵查等任務，是一款相當適合高原地區作戰的直升機。

印度軍事工業能力輸中國

印度是南亞強權，其軍隊大致上分為陸海空三軍，陸軍擁有超過100萬人，空軍約12萬多人，海軍則僅有約6萬人。然而，印度軍隊在裝備上除國貨外，也有法、英、俄與美國的裝備，這讓軍方後勤有很大的壓力與負擔。相比之下，大陸解放軍雖也有為數不少的俄國裝備，但整體上，中國的軍事工業能力遠優於印度，許多裝備的性能已能和歐美軍事大國並駕齊驅，這是印度軍方始終無法達到的水準。

印度軍隊的裝備來源很廣，因此在自製率、研發的部分，遠落後於中國，例如，印度和中國同樣擁有航母，但印度仍未擁有自行研製艦載機的能力；印度空軍雖擁有近2,000架戰機，但因嚴重缺乏彈藥，加上許多飛機未經充分訓練，長久以來，印度空軍的實力經常遭到外界質疑，甚至有軍事專家認為，一旦中印兩國開戰，印度空軍不足以撐到48小時。

中印雙方都會以和為貴

中印兩國同為核武大國，具備相互保證毀滅能力，因此沒有發動軍事衝突的本錢。以2017年「洞朗事件」為例，中印兩國雖對峙了73天，最終以和平落幕。

印度總理莫迪在2018年曾言：「中印邊境40年來沒有射出一發子彈，顯示兩國關係成熟」，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現在的中印關係。雖然兩國皆為軍事大國，人民解放軍至今為全球第三強，印度至少能擠進前十大強國，但儘管兩國有邊界爭議，但在雙方的克制與談判下，兩國並未因邊界問題引發更大的軍事衝突，這不僅凸顯中國高層的政治智慧，也顯示印度為顧及經濟發展，也不願和北京翻臉。大國處理問題的態度與方式都「以和為貴」，而台灣在面對兩岸問題時，難道不會用和平、不挑釁的手段，來解決雙方的政治分歧嗎？

(作者係中華戰略前瞻協會會員)

去年底的北京之行，終於有機會到「香山碧雲寺」，瞻仰了孫中山紀念堂中保存的孫先生三分遺囑。除一份正式的國事遺囑，孫先生還留有另外兩份遺囑：一份是給夫人宋慶齡的家事遺囑，一份是給蘇聯政府的遺囑。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辭世，19日靈柩停放於中央公園（今之中山公園），由社會各界隆重公祭，4月2日靈柩移至香山碧雲寺金剛寶座塔石券門內暫厝。5月22日孫夫人宋慶齡及親屬，在碧雲寺為中山先生殮服，復大殮於銅棺，並將中山先生原衣帽放回原殮之楠木棺中，封入金剛寶座塔石塔內。

為紀念中山先生遺體暫厝之地，國民政府在普明妙覺殿立「總理紀念堂」，在金剛寶座塔石券門石塔立「總理衣冠塚」，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重修碧雲寺後，復命名為「孫中山紀念堂」和「孫中山先生衣冠塚」，以供後人瞻仰。

中山先生紀念堂面闊五間，山墻後鑲嵌漢白玉石刻碑，大理石須彌座上雕刻有各種花紋，白底金字書《孫中山先生致蘇聯書》，正門上方懸掛紅底金字木匾，為宋慶齡手書「孫中山先生紀念堂」。正廳設孫中山半身塑像，其右有1925年蘇聯政府贈水晶玻璃蓋鋼棺，堂內陳列孫中山各個時期的照片和三份遺囑。

孫中山留有三份遺囑

給國民黨同志的遺囑由孫中山口述，汪精衛筆錄：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家事遺囑亦由汪精衛筆記：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還有一封致蘇聯政府遺書，由孫中山英文說出，鮑羅廷、陳明仁、宋子文、孫科筆記。後半段內容如下：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3月10日中午，汪精衛將遺囑和孫科的自來水筆呈上。孫中山手力微弱，顫動得很厲害。宋慶齡含淚托起他的右手腕，在遺囑上逐一簽上「孫文」二字。隨後，吳稚暉、戴季陶、邵元冲、宋子文、孔祥熙、孫科、戴恩賽、鄒魯、汪精衛、何香凝也在孫中山遺囑後簽字，以茲證明。

碧雲寺有800年歷史

4月2日起靈，靈柩由中央公園出發，護靈的軍政人員及各界群眾30餘萬人，徒步送至西直門，又有2萬餘人徒步送至西山。孫中山靈柩暫厝在西山碧雲寺大殿，直到1929年奉安南京，孫中山的靈柩一直存於西山。據說北伐戰爭期間，奉系軍閥張作霖眼見北伐軍步步進逼，疑為孫中山在天之靈庇佑，曾起毀壞孫中山遺體之念，但由於僧人悉心照料，張作霖未能得逞。

碧雲寺已將近有800年歷史，位於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北，西山餘脈古聚寶山東路。該寺始建於元代至元16年(1289)，原名「碧雲庵」。明代兩位宦官于經、魏忠賢曾重修擴建該寺。清乾隆13年(1748)修建金剛寶座塔，寺右建五百羅漢堂，寺左建行宮院，奠定今日格局與規模。

1929年奉安中山陵

1929年舉行奉安大典，靈柩由北京西山碧雲寺移葬紫金山麓中山陵。衣帽封於碧雲寺石塔中，稱「衣冠塚」。今天在碧雲寺中山紀念堂可看到一口代玻璃蓋的漆成黃色的銅棺，為蘇聯政府所贈。關於為何移葬紫金山麓，乃是孫先生的心願。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在解除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職後，曾遊南京東郊明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在今中山陵所在地休息時，見其地三峰並峙，蜿蜒如龍，山名紫金，又與先祖居住的廣東東江上游紫金縣相同，故對隨員說：「待我他日辭世後，願向國民乞一坯土以安置軀身。」

1929年5月耗資100多萬元的中山陵建成，國府決定將孫中山遺體移葬新陵，特命蔡元培、宋慶齡等赴平接靈。5月22日孫中山遺體重殮易棺，26日靈櫬奉移南下，28日安抵南京，6月1日舉行奉安大典，由蔣介石主祭。

雖歷經戰亂，江山易主，孫中山的英靈一直安息於南京中山陵。

（作者係大學教師）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不知興替而陷於認同失調，或視如備考條文，恐怕是閱讀〈出師表〉的知識短板。後人所謂讀〈出師表〉而不忠，從歷史興替來看，說的是誤讀、或不讀〈出師表〉的人格與歷史昭示。

蜀漢建興5年(227)，身居丞相的諸葛亮上表北伐曹魏。表文可分「說之以理」和「動之以情」兩大部分，前者論出師的條件，後者敘出師的緣由；後者提出「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動機，實為前者(政局安定)的保證，前後構成緊密有機的內在聯繫。

在諸葛亮看來，北伐勢在必行，這是先帝遺願和個人職分使然，是「興復漢室」義不容辭的大業。那既是丞相諸葛亮的大忠，也是後主劉禪的大孝。〈出師表〉的個人意志，遂透過亡故的劉備，而將這對老臣少主的命運綁在一起，這是「先帝」一詞頻頻出現文中的原因，既有諸葛亮的忠忱，又見他的文思。

文如其人。作為一品丞相，諸葛亮身後的田產數量與八品小吏相當，其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誠為天下人楷範。而正是諸葛亮光耀史冊的人格形象，照亮了漢末魏晉那段人心幽暗的動盪歲月，為中華民族王侯將相的歷史舞台平添令人敬重的故事。

涕泣出師為哪樁

諸葛亮身後600多年，溫庭筠過五丈原舊營址時賦詩：「下國臥龍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當年宿敵司馬懿評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明人李卓吾論諸葛亮：「六出祁山，徒自苦耳！」

諸葛亮的侷限，體現在以「北定中原」為目標，和邊緣於中原現實的相互矛盾。因此，從戰略意圖來推測，諸葛亮清醒地認識到：比之河洛與江淮，巴蜀人才與人心嚴重不繼。於是他刻意將蜀漢造成戰爭動員體制，才能極大地調度蜀地的人力與資源，以超越過去偏居西川的戰略困境。但是，陳壽師承譙周的看法，認為諸葛亮的出師北伐：「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然而，若單純將「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看作諸葛亮個人的一廂情願，則又小看這位久經政治與軍事歷練的「老臣」了。

正是在諸葛亮死後，除姜維比較突出地繼承北伐遺志且有所行動之外，整個蜀漢的國策便轉向偏安保守，政權也逐漸轉入蜀地人士的手中，這就大類台灣自上個世紀末期以來的「本土化」與「革新保台」。其實，諸葛亮臨終前也預見了蜀漢的將來：建興12年(234)，李福銜命來問北伐臥病中的諸葛亮，諸葛亮相繼點名蔣琬、費禕可繼國事，其後便閉目不再言語。

諸葛亮的閉目不言，恰恰緣於他的政治洞見：一旦北伐無以為繼，則蜀漢政權的合法性也就難以為繼，因為地理上的中原，實為政治上的天命─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這豈不像是長久失卻大陸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難以為繼、頻受挑戰的偏安困境？難怪常有人拿「中華民國」開涮，或作為自私自利的掩體來愚弄。

所謂漢祚已終，蜀漢必亡，這只是後見之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出自蜀漢的文章，執意北伐而挫敗的〈出師表〉，卻比偏安苟且而成真的〈仇國論〉更受後人褒揚；即便是台灣新課綱，也還不敢以〈仇國論〉取代〈出師表〉，這是何故？

何以對〈出師表〉無感

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生成了超邁朝代更迭的精神活性，更有超邁主權國家或政黨政治的語言和思維格局，關鍵就在於那是歷史文化。例如漢文化已成為中國人精神活性和語言自信的一部分，漢語、漢文、漢服、漢人的說法至今存在，那是中國人天命的文化概念。

天命，在地理上是大一統的中原，在政治上的表現是民心。諸葛亮志存中原，心懷百姓，而以漢室為旗幟。正因其不圖私利，蜀政得以清明，蜀人得以安康，是以屢生軍旅且赦不妄下，而百姓「雖勞不怨」、「雖死不忿」。陳壽在蜀滅晉興之後所寫的〈上晉武帝書〉，毫不避諱巴蜀遺民追思諸葛亮的事實。諸葛亮那種超越「省籍隔閡」的政治成績，實緣於他洞見和力行天命即民心的道理。

當年劉備遺命托孤時，已考慮到自己是蜀地的「外來政權」，因此，受命大臣除諸葛亮之外，還有李嚴。李嚴早於劉備入蜀，根基深厚，正所謂「本土實力派」，不得不用以平衡政局。但後來證明，李嚴與諸葛亮的北伐大計背道而馳。李嚴這一派人不明白，或不認同諸葛亮高揚「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旗幟，才能統攝蜀漢內政與民心的依存關係。

「興復漢室」才能得民心

諸葛亮病故9年後，鑒於內外形勢的變遷，蔣琬率大軍遷駐涪城：政治上「興復漢室」的旗號如故，但軍事上除姜維襲擾式的偏師行動外，已無任何「北定中原」的軍事主動。這種政治與軍事分離的戰略收縮，很像撤台後的兩蔣。遷駐涪城再過9年，費禕在漢壽開府主政，不久遇刺身亡。

從諸葛亮到蔣琬再到費禕，三人皆不偏安於成都，在政治上謹守「興復漢室」的訓條，以此贏得蜀人的認同。但這種認同也在諸葛亮身後逐漸疏離，就像台灣越來越少人相信「反攻大陸」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然而，上個世紀國府治台初期，那些清廉幹練的班底人物，如孫運璿、趙耀東、李國鼎、尹仲容等，卻是在「反攻大陸」的目標和格局下，才得以閃示的政治流星；一旦政局和人心轉向偏安苟且，則在方方面面皆會呈現日趨下流的末世圖景。這是政治大勢，甚至是一種歷史規律。

在諸葛亮病故後，蜀漢社會的矛盾開始浮上檯面。原來「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風化肅然」的盛況，逐漸出現逃稅、避役等「奸巧非一」的衰景，致使蔣琬、費禕不得不頻繁用赦，而矛盾仍然不已。諸葛亮治世「不以小惠」，「刑政雖峻而無怨者」，蜀人「咸畏而愛之」；蔣琬、費禕雖為良實人物，且因循丞相成規不變，卻以類似當今民粹主義的方法，對付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

然而，法紀鬆弛，民氣乖戾，反映的正是對「興復漢室」政治認同的瓦解。偏安則無王業，蜀漢之亡是政治大勢與歷史規律，不是蔣琬、費禕和姜維等人之過。後人緬懷諸葛亮、崇敬〈出師表〉，遠超過作為王朝正統的魏晉人物，實是以超邁朝代更迭的歷史眼光和文化思維，才能解釋的情懷。

換句話說，當「漢」成為一個民族、一個道統、一種文化和價值的代稱時，人們才能理解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身姿，成為中華兒女堅貞守護民族復興與文化傳承的形象，成為中國歷史無從迴避的天命與民心所向。人們從而理解國共鬥爭逾半世紀，矛盾深厚；但凡以中華民族前途為考量，以中國歷史文化為共同語言和價值時，則沒有不可合作的偉業。昔日大陸還尊敬兩蔣治下的台灣人，兩岸人民互稱為「同胞」，其真正底蘊在此。

在這樣的視野下，才能看出「去中國化」的卑劣下流，也才能預見「去中國化」的自食惡果─失卻歷史文化的共同語言、情感和價值，就只能是「興復漢室」的被動方，這不是「同胞」一詞在單方面消亡的後果？

蜀亡於漢滅的啟示

人固有一死，諸葛亮的「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雖然在政治和軍事上失敗了，卻在歷史文化中贏得永恆的勝利。關羽、趙雲、張飛、姜維等人，同樣是政治軍事上的失敗者，然其忠義形象卻永存於中國民間。

諸葛亮身故23年後，蜀人譙周作《仇國論》，以「因餘之國」喻蜀漢，提出「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的論斷，以貶斥姜維出師伐魏的路線。人心苟安至此，自魏歸蜀的姜維只能發出「羈旅托國」的悲嘆！然而，《仇國論》在偏安割據的歷史現場來看，無疑是站住「政治正確」的位置；六年後，譙周勸主降曹，其「政治正確」也以天命和人心說事，還外加「可獲爵土」的誘惑。

失卻漢節的蜀政與人心，一如所有偏安政權的景象，除罪、大赦、無所不為、沒有統一的信仰與價值堅守，「多元化」如所有小朝廷的末年。當鄧艾以萬餘兵力從陰平小道來襲時，劉禪的降書也疾馳奉達了。此時距離諸葛亮上表北伐已36年，歷史遺留的「因餘之國」至此結束。這也是〈仇國論〉的最終結果，而〈出師表〉則已銘刻永恆。

至於劉禪降書中自稱蜀漢諸君「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俯仰累紀，未率大教」，如此昨是今非，只是政治上的應酬話罷了；倒是「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生動刻劃了亡國君臣驚惶、恐懼的儀容，頗富有歷史啟發和現實意義。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是誰開啟、創造了台灣的文明？在高中歷史新版教科書裡，只有四頁輕描淡寫提到閩南、客家人渡海開創的歷程；而其中兩頁專講内鬥。哪有緬懷祖先，卻好的不提，只講負面、醜陋的瑣事？這難道是「外國人」寫的「台灣史」？

史學界對文明的起源有許多種學說。其中影響最深遠之一的是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挑戰與回應論」。他認為人類文明的起源，是在特定的困難情境所產生的挑戰，促使人們奮發起來，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湯恩比引述了遠古亞非草原，由於自然變化，造成人群遷移到兩河流域和尼羅河三角洲，因此開啟了人類文明。

有關歷史發展，馬克思從唯物論提出「群眾史觀」，認為人民群眾，而非少數英雄人物，是歷史的積極主體，對社會發展起著主要決定作用。這兩種論點都廣為史學界所認同。

閩南、客家開創台灣文明

閩粵沿海居民，因土地稀少、貧瘠，近代人口激增，災荒頻繁，度日艱難；乃冒險犯難，離鄉背井，聚眾渡海，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安居台灣。湯恩比的文明起源說和馬克思的群眾史觀說明並非豐臣秀吉、日本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而是閩南、客家人的移民開創了台灣的文明。

明代(1566年)，林道乾駐紮魍港3千人。1621-1646年，顏鄭魍港屯墾3萬人。荷蘭殖民；1624-1661年4萬多人。明鄭末年：康熙22年(1683)15萬人。清朝強迫明鄭軍隊、官員、家屬遣回大陸，康熙22年(1683)7萬人。嘉慶16年 (1811)190萬人。光緒21年(1895)割讓台灣295萬人。

明中葉前的漢人移民台灣

從出土文物可知，漢人移民台灣，與原住民的交流源遠流長。只是至今尚未發現在明代中葉以前具規模性的閩南、客家移民集團。可見該時期來台的移民有限，沒有可靠的人口統計數目。

明初朱元璋頒布海禁，延緩了台灣的發展。但大陸與台灣往來及來台開發的任務，轉而由民間承擔。與倭寇和西方航海的同時，大陸沿海出現許多擁有武裝和經濟實力的海上貿易集團，他們亦盜亦商，活躍海上，後被明軍所逼，轉入台灣。其中規模最大的有林道乾、林鳳、袁進、李忠、林辛老、顏思齊、鄭芝龍。

1566年，林道乾聚眾三千、巨艦50餘艘前往魍港(今北港)屯居，作為根據地。1573年，林鳳經澎湖前往魍港駐紮。袁進、李忠、林辛老也在17世紀初來過台灣。16世紀中葉開始，魍港已是海商、海盜及漁民屯居，與原住民貿易的地點。

顏鄭集團移民魍港

顏思齊和鄭芝龍原在日本經營對中國、呂宋、東南亞的貿易，亦商亦盜，後於天啟元年（1621年，根據連橫《台灣通史》又有一說謂天啟4年）率眾到台灣魍港，進行大規模、有組織的拓墾。當時台灣已有不少由福建泉州、漳州遷來的漢人，許多人趁此投奔顏鄭集團，顏鄭勢力逐漸強大。天啟2年(1622)，顏思齊去世，鄭芝龍繼承領導，劫富濟貧，安置大陸移民，開拓魍港鄰近地區(今雲林、嘉義)，深得人心，歸附者日眾，有萬餘黨徒、數千船艦，縱橫東南海上，與荷蘭人、西班牙人時戰時和。

1628年鄭芝龍就撫於明政府，實力更為壯大。崇禎初年福建旱災嚴重，鄭芝龍得到明政府的支援，招募到三萬閩南移民到台灣，給予耕牛、農具、粟、稻，令其墾荒。這個有組織、有計畫的移民規模可觀，對開啟台灣文明產生極大的作用。試舉一例比較，北美早期到新英格蘭的移民，從1620年的「五月花」到普利茅斯海岸開始，直到17世紀末，僅39,000人，但之後卻成為美國獨立建國的重心。   

可惜到了1645年清兵南下，鄭芝龍次年歸順清朝，被軟禁北京。台灣餘眾瓦解，鄭所開墾的基業被荷蘭人接收。從清代以來，顏鄭集團屯墾魍港一直被公認為「開台之始」，但在新課綱歷史課本裡卻一字未提。

西班牙、荷蘭先後來台

1626年，西班牙人占領雞籠嶼(今基隆和平島)，後占領滬尾(今淡水)，進入台北盆地，又進占蛤仔難(今宜蘭)。其後菲律賓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西班牙人放棄淡水，並調遣部分雞籠駐軍赴馬尼拉。1642年，荷蘭人進攻雞籠，西班牙守軍投降，結束了在台灣北部16年的盤踞。西班牙在台灣北部沒有太多建樹，漢人移民也很少。

1624年9月，荷蘭人入侵台灣南部，在一鯤身大員（今安平）建熱蘭遮城（紅毛城），次年在赤崁（今台南）修建普羅文迪雅樓（赤崁樓），作為貿易基地，並邀請大陸商人移民居住、招募大陸移民來台墾荒。其後繼續擴大其占領區，逐步將勢力發展到北至諸羅（今嘉義），南到阿猴（今屏東）的台灣南部領土。

1642年，荷蘭人驅逐盤踞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46年，鄭芝龍被清廷挾往北京，其開墾基業被荷蘭人接收。至此，荷蘭人占有台灣西部沿海平原，統治315社。估計當時移民來台的漢人已達四、五萬，而駐守台灣的荷蘭士兵平時僅1千餘人，最多也只短暫地達到3,500人。

鄭成功收復台灣三代經營

1645年，鄭成功開始反清復明的壯舉。1661年春，為確保海上貿易、開拓資源，乃決心收復其父鄭芝龍與顏思齊最早經略的台灣，作為繼續反清復明的根據地。是年5月攻克赤崁，圍困熱蘭遮，改台灣為東都，在赤崁設承天府（今台南），轄天興（今台南以北地區）、萬年（今台南以南地區）兩縣，並設安撫司於澎湖。鄭成功將其部眾分派各地開墾，實行屯田政策。鄭成功圍攻熱蘭遮9個月，最後荷蘭人投降，結束了在台灣38年的統治。

可惜，鄭成功5個多月後就去世了。其子鄭經繼位，任用諮議參軍陳永華主政，通盤發展經濟、擴大貿易、推行教育、發展農業，並協助原住民耕種，提高了台灣的生產力。

明鄭時期，大批漢人移民台灣。1661年，鄭成功收復台灣和1664年鄭經由金廈退守台灣，帶去的兵士和家眷約5萬人。其後估計有5萬人沿海居民冒險渡海來台謀生，加之荷蘭殖民時期已有的4、5萬人，明鄭末期台灣的漢人已達15萬。但康熙22年(1683)清廷派施琅平定明鄭，強迫明鄭軍隊、官員、家屬回大陸，留在台灣的只剩約7萬人。

清廷漢人移民成燎原之勢

清初承續明代大多時間的閉關自守，又恐怕台灣再成為「亂藪」(亂民聚所)，乃頒布法令限制大陸移民不許帶家眷到台灣。清初承平既久，人口劇增，閩粵沿海耕地有限，而台灣西部遼闊的荒地有待開墾。百姓不顧政府禁令，成群結隊，偷渡前往台灣，移民風潮成燎原之勢。

平定朱一貴後，清廷檢討對台移民政策，於雍正10年(1732)解除移民攜帶家眷及接家眷的禁令，從此漢人移民入台劇增。根據嘉慶16年(1811)的統計，當時在台灣的漢人已達194萬，比明鄭末期時增加了十多倍。到了光緒21年(1895)割讓台灣時，移民人數已達295萬。

明代直到明鄭時期，閩南、客家人去台灣屯墾聚居的地方有澎湖、魍港(北港)、大員(安平)、鹿耳門、熱蘭遮城(紅毛城)、赤崁(台南)、諸羅(嘉義)、屏東、雞籠(基隆)、淡水(台北)。清代初年又開發了艋胛、鹿港、打狗(高雄)、半線(彰化)，形成「一府二鹿三艋胛」的三個重鎮。

早期閩南、客家移民前往台灣墾荒備嘗艱辛。首先要冒險渡海，台灣海峽夏季颱風頻繁，冬季東北風強勁，渡海危險，陰曆2月、8月風浪較緩和，較適合渡海。颱風和洪水帶給新移民很大的危害及損失。瘧疾及部分原住民尚有出草獵頭風俗，這兩項也經常威脅著移民性命。早期移民的婚姻問題很嚴重，雍正10年放寬攜眷政策後，情況逐漸有改善。灌溉與水利是移民發展的要項，清代早期修建了彰化八堡圳、台中葫蘆墩圳、台北瑠公圳及鳳山曹公圳等水渠，增加了農產量，促進了台灣經濟發展。

後人不可數典忘祖

回顧早期移民歷史，始知先民創業匪懈，誠如先賢連橫所道「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至於今是賴」，開啟了台灣文明的人群是閩南、客家的先民，而非豐臣秀吉、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吾人應該多研究、多敘述閩南、客家先民的偉大創業精神，應以先人的艱辛創業為榮，並應告訴下一代真實的歷史，千萬不可數典忘祖。

(作者係旅美文史研究者)

台籍日本兵賴興煬，從左營經上海、北京到了北朝鮮的平壤、元山，日本戰敗，仍隨戰俘被擄去西伯利亞勞改三年，事後日本政府對他沒任何補償、照顧，這段歷史傷痕該去向誰討公道？

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一周才對日本宣戰的蘇聯，迅速進軍中國東北、朝鮮半島北部，搶奪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設施。隨即將這些地區，包含滿洲國、滿鐵的相關人員、軍隊約64萬日本戰俘，羈押至西伯利亞，從事伐木、修建房舍及鐵路等奴役勞動。其中有賴興煬等九位無辜的台籍日本兵，也被送往西伯利亞，進行三年勞改，1948年11月底才返回台灣。

在元山聽到日皇投降廣播

賴興煬1925年生，新竹縣關西客家人。1938年公學校畢業，即被徵召為青年軍，受基本軍事操練，以備軍需。

1937年日本對華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1941年12月更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之後再將戰線伸向菲律賓、馬來西亞。隨著戰線擴大，為填補對外擴張所需兵力，日本開始把台灣人送往前線，充當軍屬或軍伕。1942年1月，在台實施陸、海軍志願兵制度，以「志願兵」名義，開始徵兵，迫使台灣人投入作戰。

賴興煬是家裡十個孩子中的老四，1944年7月因經濟關係被迫當兵，因受過基礎教育，編入第三期海軍整備兵（只募集六期），在左營受訓6個月，1945年初隨日軍到上海從事雜役2個月，再搭火車，經北京、丹東、平壤，5月左右，與約五、六百名日軍，抵元山港附近的海軍軍港，主要負責飛機槍彈填充、拆卸及倉庫內彈藥處理。

8月15日下午約兩點，日皇「玉音放送」播出，三、四點被通知全數繳械投降。此時不少朝鮮兵逃亡返家，只有日本兵等待遣送回國。

走路搭船赴西伯利亞勞改

接著，這批戰俘帶著隨身家當，被蘇聯軍押往朝鮮的興南港。一路上頻遭搜身，值錢的東西都被蘇聯軍搶走；走不動、或孱弱跟不上隊伍者，則被蘇聯軍刺死，有的被踢到溝渠內不顧其死活。走了兩三天山路，僅以水和生米果腹，抵達興南港。原以為要送回日本，卻以凍港沒有船隻作為搪塞，將戰俘全數載往西伯利亞。他們先在海參崴外港停泊，再駛往納霍德卡港(Nakhodka)，再走3天路抵達蘇城(Suchan)，就在當地搭戰俘營，從事勞改工作。

勞改期間，賴興煬曾因胸部長膿瘡住院一個月，以及被鋸木廠的巨木壓傷、左腳脫臼等。由於醫療簡陋，僅能以簡單藥物治療，待傷略好後即要抱病伐木，沒工作就沒飯吃。那裡常遇暴風雪，還得穿著棉襖繼續工作，加上食物總供不應求，因此戰俘中餓死、病死的不在少數。

勞改依身體狀況採四種體位。甲種體位派做粗重工作；丙等者往農場栽種玉米、馬鈴薯等蔬菜，視為無法勞動的丁種體位就送回日本。賴興煬先後做了伐木劈材、挖煤載煤及修築鐵路路基等工作。與賴興煬編在同一組的台籍兵有唐中山、蕭冬。

戰俘營簡陋沒電，連洗澡都要到溪邊洗，每天領了早餐就得去工作，晚上回來才有飯吃。這裡完全不知外面情勢，只能依四季變化來推算日子。到了第三年，蘇聯軍要他們上共產主義課程，雖以日文講授，但大家總心不在焉，左耳進、右耳出。

害怕歧視不敢提西伯利亞

1948年秋，戰俘突然接獲通知可以返回日本，不久被送到納霍德卡港等待日本船隻返鄉。三位台灣人要送回家鄉，此時賴興煬才知道台灣已回歸中國，因擔心受騙，先表達願意同日本兵一道回日本。到日本舞鶴訓練營後，賴興煬才知道台灣在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有人勸他不要回台灣，他因思鄉，便和蕭冬決定回台灣，唐中山則留在日本。

賴興煬和蕭冬被送到長崎佐世保，滯留一個月，再到下關，搭乘台灣的鹽船到嘉義布袋港，隨後送到朴子的拘留所囚禁。他因沒有身分證，被當成犯人關在拘留所中，1948年11月，等身分確認後才返回關西老家。

日本政府未給予賠償照顧

返家後，台灣因國共紛爭，治安緊張，刑事警察偶爾會來家中關切，甚至暗中訪查。這段時間，賴興煬在家人的安排下成家立業，因害怕被歧視，對西伯利亞勞改的經歷避而不談。直到1987年解嚴後，他才開始參加日本海軍聯誼會等活動，初期僅閒話家常，後來開始討論向日本求償事宜。現已94歲的賴興煬，不僅至今未獲賠償，連在西伯利亞三年勞改的軍餉，也得不到補償，令人氣憤！

重返現場留下歷史見證

1945年年初，日軍已露敗狀，仍徵調台籍兵轉戰沙場；戰事結束後，有64萬日本軍人，被強行帶往西伯利亞，為蘇聯墾荒、做基礎建設。雖然後來有45萬戰俘獲釋回國，但估計仍有20多萬人死在天寒地凍的北國。這是歷史對日本發動戰爭的回報，但其中的台籍日本兵何等無辜。

台北教育大學楊孟哲教授及筆者，曾陪同94歲的賴老先生回到當年勞改的現場，走進戰俘待過的破舊屋舍，四周是五葉松、白樺樹和楓葉林，還有多處埋葬屍骨的墓地，以及日本政府豎立的慰靈碑。戰事早已落幕，但被勞改者的傷痕，仍在當事人內心深處隱隱作痛。

(作者係國父紀念館退休研究員)

最近有自稱資深媒體人的黃清龍，跑去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中心，花了四天閱覽蔣經國日記，隨後四處發表文章，宣稱宋美齡罵蔣經國賣國賊。這是無憑無據的說法，只是作者的憑空想像，有違史實。宋美齡與蔣經國二人不是親母子，多年來雙方也各有立場，但二人在蔣介石左右，相忍為國，更何況宋美齡根本沒有罵蔣經國賣國賊。黃先生捏造史實，炒作自己的名聲，動機可議。

黃清龍曾在報社擔任重要職位，僅僅用了四天時間，瀏覽蔣經國日記的一小部分，就根據政府公開的檔案史料，自己編造了一段虛構的史實。以蔣經國日記中有關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記載出發，混用其他政府史料，編造出宋美齡曾罵蔣經國賣國賊。台北媒體也跟著推波助瀾，將這則捏造的新聞，不經查證就大幅刊登出來，意圖以假亂真，汙衊蔣經國的名譽，虛構歷史。

從檔案戳破捏造歷史報導

台灣的國史館近年來曾經發行蔣經國書信集、蔣經國與宋美齡往來函電，共有上下兩大冊。這次引起造假新聞的素材來源，正來自宋美齡給蔣經國的電報內文。在1979年1月1日，美國與台北正式斷交後，2月10日宋美齡從紐約發電給台北的蔣經國。

這份電報內容分成四點。第一點引述紐約時報2月9日的報導，范錫（卡特政府的國務卿）在議會作證時透露，我方自動在華府籌備協會，接受美方強求之請，閱後驚訝不已。參議員Stone責將槍指我頭部，Helm參議員謂何能將200萬元由美國大使館交給政府機構撥給非政府機構之協會，並謂由政府對政府而竟較日本方式都不如，幸此問題尚在參院開會時，誠可否決之。

第二，日昨發現范錫竟並未向中共提及確保台灣不使用武力之問題，近日宣稱美已與有默契之謊騙，昭然若揭，令Garn參議員責詢之謂問題更是複雜。

第三，現在此間情緒友我者及非友我者，因其他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下傾向於我。為挽救誤會，負責商討者應公開引咎，向政府提出辭呈，以謝國人。如此彼等即復成民族英雄，免友人嗤笑彼輩為曹汝霖、章宗祥之流。

第四，為國家則可避免無窮後患，否則可預測者，即是形成台獨借題發揮之暴動騷亂，繼之造成之禍害美方推卸責任，托詞謂大陸用武力統一者，已非中華民國，而是台灣國也，美對伊朗之保障，乃前車之鑑，余向來對銖細末事均可採取或容納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對中華民國之存亡大關鍵，無可圓融。

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宋美齡對於台灣對美國的外交交涉，頗有微詞，但沒有賣國賊三個字，有網路文章引用2月10日的電文後，以宋美齡引用曾屈服日本壓力，在五四運動爆發時，遭到抗議學生批評為賣國賊的曹汝霖、章宗祥為例，即主張宋美齡罵蔣經國賣國賊。綜覽原電全文，不見有賣國賊三字，亦沒有宋美齡直接指蔣經國是賣國賊的文字，作者如此想像羅織，有違史實。

不滿楊西崑卻被曲解成蔣

宋美齡批評的是當時負責對美談判的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在2月10日的電文之前，1月12日宋美齡從紐約發給台北蔣經國的電文稱，據報，對方催促在15日國會開會前，須接受條件，楊（西崑）主張讓步，是否其攪得頭昏腦脹，主張退縮，若是，應請其返國述職，以資能休息。

兩份電報前後文對照，可以判斷，宋美齡對以楊西崑為首的外交談判團隊非常不滿，宋美齡批評的是楊西崑，而非蔣經國。

蔣經國身為總統，當然要為政府的外交談判負責，2月15日蔣經國回電宋美齡稱，為顧及此際中美現存關係，不惜忍辱負重，爭取時間，以其敵消我長，必要時兒實不惜一死，以謝父親在天之靈，以謝母親耳提面命，以謝我國人付託之重。

宋美齡的批評，蔣經國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兩人對外交交涉的看法不一，實屬自然，並無令人訝異之處。蔣經國也以一己的生死為保證，希望宋美齡能夠解消疑慮，畢竟當時形勢比人強，卡特政府完全不顧國會的壓力，秘密與北京交涉建交，在一場已經難以挽回的局面中，盡量爭取對我方有利的條件。

蔣宋立場不同其來有自

宋美齡與蔣經國不只是對外交看法不同，宋美齡對娘家親友的關愛，也讓她曾與蔣經國有過矛盾，宋更不喜歡外人批評她的娘家。

陳誠的日記可以看到相關宋美齡的描述，陳誠記載宋美齡批評外交部長沈昌煥是小人得志與暴發戶。宋美齡討厭沈的理由，蔣介石的英文秘書沈錡回憶錄曾寫下受蔣介石重用沈昌煥，沈常常批評孔宋兩家豪門，不為宋美齡所喜。

宋美齡對娘家親友有所偏袒，人之常情，卻在緊要時刻，引起她與蔣經國二人的摩擦。

根據國史館出版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77冊，1948年10月8日，東北戰事吃緊，蔣介石卻離開錦州，經過北平，前往上海，而不是回到南京。蔣介石到上海與宋美齡會合，10月9日蔣介石與蔣經國面談孔令侃涉及經濟弊案揚子案。蔣介石繞道上海談揚子案，可以推敲與宋美齡有關，孔令侃是宋美齡姐姐宋靄齡的兒子，宋美齡難免多加關心。11月5日，蔣介石不滿黨報對他與蔣經國肆意攻訐，毫無顧忌，此全是遭孔令侃父子所累。

孔令侃涉及弊案，讓國民政府受到媒體嚴厲批評，本案又由蔣經國揭發，蔣經國與宋美齡兩人於公於私難免有些尷尬，孔家形象引起爭議，還間接使得蔣介石取消派任孔祥熙擔任駐美私人代表，蔣介石原本希望在中國大使館之外，能與美方進行私下聯繫溝通。蔣經國揭發孔家弊案，迫使蔣介石也不得不撇清揚子案的負面形象。

國府遷台後，蔣經國在1950年代接掌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展開漫長的權力接班路途。根據美國中情局1951年12月12日的機密文件，宋美齡批評蔣經國藉總政治部控制國府，指責蔣發動對美軍顧問團的負面宣傳，企圖控制美援物資。中情局對宋美齡批評蔣經國的評論是，宋美齡為了自己的派系，也想要爭取美國的支持，宋的評論可能略為誇大。

宋美齡期許蔣經國接總統

蔣經國1978年接任總統前，3月24日宋美齡電蔣經國：汝既被徵召，不必惶恐愧汗，余曾顧慮者，乃照憲法規定，行政院長對立法院負責，乃真正施政者，而總統惟形式上之元首，汝在行政院可多為人民國家做些事，借手於人，終不如理想，歷任行政院長除父親自兼外，蒞台後陳副總統特殊情形下，兩次兼辦一段時間，餘者均感受困擾。

從這段電文，不難看出宋美齡對蔣經國擔任總統的期許，但也剴切提醒行政院長才是真正的施政者，總統與行政院長的關係，必須謹慎，否則易生困擾。

美國中情局的解密檔案中，1975年9月20日的情報簡報資料裡，曾經提到宋美齡與蔣經國從來都沒有意見一致。

宋蔣兩人雖各有立場，但在國家命運前途方面，都能相忍為國。宋美齡對蔣經國未來如何治國的關切，溢於言表。1982年8月30日，蔣經國致宋電報中稱，兒向來不存任何投機僥倖、等待畏縮之心理，亦絕無負於父親母親一貫之教誨，大人再三為黨為國，在美挽回狂瀾，乃為世人所共見共仰者，令侃、令傑兩弟，無論過去現在對黨國皆有貢獻，此則兒之所深知者，今後尤望其加強聯絡在美友人，協助政府，以增進中美之間的關係。

蔣經國在電文中，肯定孔家兩兄弟在美國協助政府外交，有如盡釋前嫌，若1979年宋美齡電文真有指桑罵槐，批評蔣經國賣國賊，何以蔣仍能推崇宋在美挽回狂瀾，世人共見共仰。蔣經國、宋美齡二人無非都是相忍為國，面對個人立場上幾十年來的小問題，在國家遭逢劇變之下，絲毫不算什麼。

作為政治家，蔣經國當之無愧，宋美齡寓居美國，並不是不關心台灣，可以稍稍推敲，擁有蔣介石夫人身分的宋美齡，不留在台灣，無非是給予蔣經國更大的政治空間，以免無謂的瓜葛，宋若留在台灣，難免會有好事者攀附周遭，要藉宋之勢，在國府內興風作浪。

宋美齡與蔣經國不是政敵

宋美齡與蔣經國有著一層親密家人的身分，蔣經國在電文中每每敬稱宋美齡母親大人，對宋美齡態度恭敬。蔣宋二人一生都對蔣中正盡心盡力，蔣經國對自己子女的大小事，也像一般家庭一樣，多與宋美齡分享。蔣孝武的第一任妻子汪長詩拋家棄子，離開台灣，這樣的家醜，蔣經國都對宋美齡一一稟告，並不怕丟臉。

1978年初，台美關係已到最後關頭，蔣孝武、汪長詩夫妻卻在此時鬧出家庭糾紛，宋美齡接獲蔣經國電報告之後，以電報安慰蔣經國，希孝武、長詩能和衷共濟，深體父母及余之心情。

宋美齡與蔣經國兩人輔佐蔣中正數十年，在國共內戰後期，宋美齡親赴美國遊說白宮，爭取援助國府對共軍作戰，蔣經國在蔣中正宣布下野後，隨侍在旁，即使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危難時刻，宋美齡還是關心蔣經國的生日，1949年4月14日，距離共軍渡過長江，攻占南京，已經沒有多少時日，宋美齡仍發電報給蔣經國，為汝生辰，余未克趕回，殊為掛念，但不久即可家人團聚，惟望珍重，為國努力。

蔣經國也立刻回電稱，年已四十，毫無建樹，無任慚愧，惟有為國努力，以報大人之恩，並望大人早日返國，團聚天倫。

共軍攻克南京後，往上海展開進攻，蔣中正也搭船趕往上海，指揮負責京滬杭地區軍事防衛的湯恩伯防衛上海，5月16日，宋美齡電蔣經國，上海恐難久守，為父安全起見，不如早赴台灣。19日，蔣經國回電，父親已離浙東海面抵台灣。

內戰戰事吃緊，宋蔣兩人仍多方協助蔣介石，即使遷台後，二人在政治上都以輔佐蔣介石為重，即使宋美齡推動成立婦聯會，蔣經國推動成立救國團，二人在國府內部並沒有激烈政治鬥爭情事。

媒體偽造歷史助紂為虐

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於1976年1月6日電宋美齡稱，回憶父親在榮總病床上，緊握我母子之手，叮兒要以孝父之心而孝母，兒心本已如此，今在父親撒手離我母子之後，益感受母愛母恩之深。就算蔣經國與宋美齡有許多政治歧見，可是在父親生前剴切地叮囑下，蔣經國對宋美齡仍保持相當尊重。

宋美齡從來沒有罵蔣經國「賣國賊」，至少在已公開的文件都沒有，黃清龍無中生有，做此嚴重人格批評，宋蔣二人都不在世，不能為自己辯護，這種文章非常不厚道。

蔣經國事親至孝，宋美齡是愛國婦人，兩人同為蔣家人，最近某些人沒有證據，以主觀臆測撰文，假借宋美齡之口，汙衊蔣經國是賣國賊，捏造歷史，居然還有媒體附和刊載，更是助紂為虐。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新冠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創了許多國家，讓人想起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疫情對台灣的影響究竟如何，可從以下列表得知一二。

2015年7月台灣訂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旨在保障勞工的工作權以及調和雇主經營權，以避免雇主無故大量解僱勞工，造成勞工權益受損。該法共有5種解雇情況必須通報政府主管機關，其中第4種情況為同一事業單位的同一工廠，僱用勞工人數在500人以上者，於60日內解僱逾所僱勞工人數五分之一，或單日逾80人。第5種情況為針對同一事業單位於60日內解僱勞工逾200人，或單日逾100人。

根據勞動部的統計資料，如表1，2019年1月至4月每個月的大量解僱勞工件數分別為14件、16件、14件、17件；2020年1月至4月的大量解僱勞工件數則分別為27件、22件、41件、56件。由2020年1至4月的解僱件數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可發現許多企業確實因不堪營業虧損而被迫縮減成本，甚至大量解僱員工。

經濟部的統計資料指出，今年前兩個月主要接單貨品均受到疫情衝擊。1月、2月中國除了網路平台銷售以外，傳統產業供應鏈生產端受到疫情直接衝擊，其中筆電、手機等3C電子產品的訂單需求減少。

表2顯示，今年2月台灣外銷訂單為286.79億元，較去年2月外銷訂單289.02億元，減少2.23億元。不過在2月以後，美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及南美巴西等國家疫情升溫，今年3月台灣外銷訂單為402.6億元，較去年3月外銷訂單385.85億元，增加16.75億元。今年4月台灣外銷訂單為385.26億元，較去年4月外銷訂單376.65億元，增加8.61億元。

台灣外銷訂單總額不減反增，主要原因是由於疫情期間，許多人，尤其是歐美國家的人們，改以自行車代步，暫時取代捷運、鐵路、公車等較容易接觸病毒的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造成台灣自行車生產接單滿檔。其二，台灣專門生產不織布的大廠，也因全球對口罩醫療用品需求大幅增加，訂單滿檔。其三，遠距視訊業者，例如遠距學習、數位學習、視訊直播等，也因疫情而受惠。

不過，大多數傳統實體餐飲飯店、旅遊交通運輸業還是受到極大衝擊，由於內需消費不足，對台灣經濟成長率的影響仍然不容小覷。政府得加緊努力振興旅遊餐飲飯店業。

(作者係網路大學校長、副教授)

「出產地標籤」早已成為世界所有產品必須標示的信息，至少要在包裝上標明。這種法律要求有許多原因，主要是為進口檢查和關稅審核之需。從貿易觀點來看，「出產地標籤」給消費者有比較不同出產地產品的機會，也讓出產地廠商有責任感和競爭心，讓產地等同於高質量。

出產地標籤代表品質

記得「美國製造」曾在多項產品，像拖拉機、卡車、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享有高品質的聲譽，其他地方製造者難以與美國的產品競爭。1950到1980年代，「日本製造」最早被人們認為是質量較差的仿美製品，後來日本產品質量越來越進步，價格也越來越有競爭力，才改變了消費者的印象。以音響設備和電視機為例，後來居上的Sony把RCA打出美國和世界市場。

當亞洲四小龍從製造業崛起，與美歐日產品競爭，他們的出產地標籤，除了因應貿易法之需，也產生了質量信譽功效。

「台灣製造」經過很多年的經營，多種食品、運動器材和電子產品等的成功外銷，才達到與「高質量」、「價格競爭力」等同的信譽。

當然，中國大陸是緊跟著的競爭者，只不過它發展進步特快，且橫跨很多製造業領域，從後面趕上歐、日、美。這是美國擔憂的原因，但保護主義絕不是一個代替競爭的辦法。

全球化淡化了出產地

當世界經濟漸漸進入全球化，
全球經濟就至少有三個理由要求在生產和貿易上做更多的合作：第一，節省自然資源和能源。第二，有效利用資金、技術和人力。第三，提高運輸貨物到市場的效率。所以，一個產品可能會在幾個不同的地方生產，然後在不同地區製造或組裝，運輸和分配到不同市場。這就意味著一件產品包含很多個不同出產地標籤，自然而然地淡化或糢糊了任何一個出產地標籤在法律、質量和價格競爭力上的意義。

生產貿易全球化，利用了資金的流動性和融合性，以及由合作產生的利益，為人類帶來不少好處。國際間的合作，尤其在國際企業的領導下，可以在製造、再製造、分配、運輸和營銷等各層次作業上增加效率，減少重複，從原料到基本元件，大量生產通用零組件，特殊製造和最後組裝等等。從生產到營銷都可以分段設置在靠近原料，或靠近人力資源，或能源所在，或工廠地段，或運輸中心，或市場附近、消費者的所在地。這些考量完全以經濟效益為原則（節省自然資源、能源對消費者有利），和為什麼消費者製造什麼產品（決定銷售管道和方法）。

可以說，「出產地標籤」的意義表面上淡化和模糊了，實際上，對生產過程、產品質量和價格競爭力仍有密切作用。尤其，有時「出產地標籤」是基於政治考量，而非經濟考量。

出產地標籤可有政治考量

自從美國把對貿易不平衡的憂慮變成對競爭伙伴施加壓力，以國家安全為由實行保護主義，全球化的經濟貿易就鬆垮和倒退了。美國單方面開啟了關稅戰，迫使貿易伙伴談判新一輪的貿易協定，包括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歐洲國家和中國。美國特別敵視大陸的「中國製造2025」。

保護主義起源於弱小或未開發國家在自由貿易市場的競爭。大的經濟體有時會容忍未開發國家的保護主義，但保護主義最終會引來報復性的保護主義，逼迫貿易伙伴走向談判，締結雙方都可接受的貿易協定。

川普上任後，即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由行使保護主義，並特別劍指中國。除了發動關稅戰外，美國對中國又發起了科技戰，禁止華為在美國銷售全球領先的5G網絡通訊產品，並且不准美國公司出售任何產品給華為，甚至包括含有「美國製造」的晶片和 IC產業中的外國產品。這項法令，完全是以政治，而非經濟觀點出發，是保護主義的極端。毫無疑問的，這會把已經繃緊的中美貿易問題提升到更複雜的層次，不僅對中美經濟，對全球經濟都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台灣面對「中國台灣製造」

台灣的民進黨政權，一直在加劇抗中的情緒，為台獨籌謀。蔡英文連任勝利後會更積極、主動地作為美中博奕的棋子。台灣禁止了任何通訊終端器材使用「中國台灣」在台灣銷售。這條例顯然是針對華為手機和其他中國產品而來，與美國一個鼻孔出氣。這將會引來中國大陸的報復，發布從台灣進口的產品必須要有「中國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 China)，方准入關。

儘管台灣財政部已於4月下旬澄清表示絕無此事，中國海關目前並未針對進口物品發布新措施。但未來不是不可能實施。而禁運所有的「台灣製造」產品，等於台灣30%的出口產品被禁，若台灣不順從，遭受的經濟打擊將十分嚴重。而且，一旦規定必須貼上「中國台灣製造」，是很容易監督、執行的。

台灣應該做出明智選擇

到時，台灣可以有兩個選擇：第一是接受一個和平的、互惠的、繁榮的兩岸共存關係，第二則是孤立的、虛幻的獨立夢想。第二個選擇對台灣民眾而言，根本不是選項。建議政客應當聰明些，放棄沒有意義且無法實現的獨立運動，並了解，與大陸14億同文化、同語文、同膚色、同美食和有最接近基因的同胞，是不可能割斷關係的。

 (作者係美國專欄作家)

鳳凰花又開、驪歌聲響起，每年此刻皆有數以萬計的青年學子步出校門、邁入社會。然而，由於近年國際經濟持續低迷，加上年初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蔓延，衝擊全球產業供應結構的同時，也波及了今年各國的就業市場。

依據台灣人力銀行的調查，今年不但是最近四、五年中畢業生職缺最少的一年，尋找工作時間將較去年增加20天，而且畢業生投入職場的比率減少14%，創下八年以來新低。

勞動部提供就業獎勵

面對就業寒冬即將來臨，勞動部為能鼓勵青年勇敢跨進職場，特別從6月15日起推動「青年就業獎勵計畫」，針對今年應屆畢業的15至29歲青年，若持續受雇於同一雇主滿三個月，勞動部將會提供就業獎勵20,000元；滿六個月，則再加發10,000萬元。亦即應屆畢業生邁入職場，上班滿6個月可以獲致加薪30,000元，預估超過11萬名社會新鮮人將受惠。

「青年就業獎勵計畫」公布後，社會各界評價褒貶不一，但在此回顧百年之前，革命先烈為追求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犧牲奉獻，篳路藍縷開創世代。相對百年之後，政府相關部門卻為甫畢業的青年出路規劃就業方案，希望他們能夠「勇敢」就業。相較之下，現代青年的志氣被環境摧殘殆盡，甚至落到需要政府給予關懷的地步，的確令人感慨。

青年就業呈現幾個指標

不過，從政府相關單位歷次的就業調查資料加以觀察，可以發現青年在就業上，其實呈現幾個值得重視的指標。

先從就業環境來說，1990年代之後，由於國際經濟型態急劇變化，台灣產業在比較利益的原則下，除了逐漸升級為技術密集之外，勞動市場結構也呈現出轉型。亦即在就業環境調整的過程中，許多廠商並非充分創造較缺技術的就業機會，而是需要具有較高技術的就業者，此讓甫畢業青年被迫接受低薪資工作，導致勞動市場呈現薪資成長停滯18年的現象。

再從就業選擇來看，解讀上述調查資料的同時，可發現青年在選擇工作上有幾個考量，包括：青年從事非典型工作者占比最多、青年非自願性失業占比高達75%以上、青年就業地點遠近是重要的選擇條件。換句話說，由於產業結構轉型，引發就業型態變化，在勞動彈性化的環境下，工作在地化選擇已成為青年未來就業的發展趨勢。

前揭屬於政府主管機關的例行調查報告，其實正真實反映出，近年台灣青年面對勞動市場所呈現的兩個現象，包括(1)隨著經濟型態的變化，加上產業結構調整，使得部分產業需有工作經驗，而導致初次尋職的青年就業不易，以及(2)少數高薪職類因特殊需求，而造成專業不足的青年就業上受到限制。

再造地方特色產業價值

在此同時，筆者認為，未來在滿足青年就業需求上，不能因仰望天邊的雲彩，而忽視眼前的美景。無庸置疑，台灣雖需要規劃推動產業關聯大、附加價值高，以中、大型經營為主，具有跨國競爭、併購的國際優勢產業發展，但卻又不能忽略可以提供青年發揮創意空間，帶動地方繁榮安定，以微、小型經營為主，存在群聚、產銷關聯的地方特色產業轉型，藉以在勞動「彈性化」的環境下，讓工作「在地化」成為青年的就業選擇。

也就是說，因城市快速發展，而遭到遺忘存在於鄉鎮部落的農業特產、工匠技藝、傳統文化、自然環境等具有地方特色的資產，若能藉由青年投入參與，連結觀光、文創、設計、行銷等元素，再加上透過創新經營、網路平台等模式推波助瀾，不但可以扭轉鄉鎮部落人口外流的現象，而且可帶來無限生機，進而再造地方特色產業價值。

地方產業可創造事業機會   

雖然地方特色產業相對於現代產業發展遲緩，但再造成長之後卻是無可取代的，也頗適合提供青年發揮潛力的舞台，創造事業機會，甚至擺脫「低薪」的夢魘。依據《商業周刊》報導，近年來部分地方特色產業透過青年投入，已重塑出許多著名實例，包括：苗栗三義的手工染整紡織產品高價出口、南投一新社區的台灣白魚復育創造倍增收入、雲林成龍村的國際環境藝術節、屏東社頂部落的國際模範生態觀光等，均為勞動彈性化環境之下，地方特色產業朝向「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而成功再造，頗值得青年參考。

坦言之，面對全球產業環境日益競爭激烈之下，青年就業不易或薪資偏低的問題，是政府無法迴避與迫切需要加以解決的挑戰。因此，筆者陳述這些事實，乃是希望政府與其盲目地撒幣補貼青年就業，不如重視地方特色經濟更需要政府積極投入資源，讓這些寶藏於鄉鎮部落的地方特色資產，成為青年發揮創意、創造價值的就業舞台，進而擺脫低薪的夢魘。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美國總動員並大肆邀集盟國配合，極力打擊中國的華為，以致國際社會普遍認為華為必死無疑。但從2018年初至今已逾兩年時間，華為並未被打死，中國崛起也未被抑壓窒息；甚至越來越多事證顯示，在這場激烈的美中科技戰中，華為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恐怕不是川普打擊華為時所料想得到的。

美發動美中科技戰

川普政府在發動「超高關稅壁壘戰爭」不到一個月後，就透過打擊華為，對中國正式發動「科技戰」。

2018年4月17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表決通過，禁止使用聯邦資金從被認定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購買網絡設備，這使得華為和中興成為禁令的頭號目標。6月15日，澳大利亞安全機構基於國安考量，拒絕華為參與當地5G基礎設施項目的招標。8月13日，川普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強化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對海外投資的審查權力，並且明確禁止任何美國政府部門使用華為與中興兩家公司的產品。11月，紐西蘭政府通訊安全局以國安理由，禁止使用華為的5G設備，以避免發生「嚴重國家安全風險」。12月1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長女，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溫哥華轉機時，被加拿大政府應美國的要求拘捕。

禁止購買華為通信設備

緊接著2019年2月11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匈牙利警告中東歐國家不要與華為合作，否則將中止與其合作。5月13日，川普下令禁止美國電信公司安裝可能構成國安威脅的外國製造設備，以有效禁止華為的銷售。5月15日，商務部把華為及70家相關企業列入「實體清單」，沒有美國政府的批准，華為將無法再向美國企業購買元器件。次日，川普簽署總統行政命令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允許美國禁止「外國對手」擁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電信設備和服務。隨後美國商務部宣布將華為及其70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未經批准，任何美國公司不得銷售產品和技術給華為公司。6月25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將華為列為美國和其盟邦的「國家安全威脅」。7月16日參眾兩院聯合提案，規定未經國會許可，川普政府不得將華為從黑名單上移除，也不得給予特殊許可。11月22日，聯邦通信委員會認定華為威脅國安，禁止美國營運商使用聯邦補貼購買華為產品。

2020年3月12日，川普簽署《捍衛美國5G未來法案》(Defending America's 5G Future Act)，正式禁止用聯邦政府資金購買華為的通信設備，其中包括禁止其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通信產品與設備，這項極具針對性的法案在川普簽署後成為正式法律。5月13日，川普宣布將2019年5月禁止美國企業使用「構成國安風險的企業」製造之電信設備的行政命令延長一年。

最新的限制預定在今年9月上路，將規定：只要廠商「知道」自己的技術會用在設計或製造華為及其相關公司產品，必須獲得特別的許可。但是，對於大多數美國廠商而言，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是否會將某一款產品／服務賣給華為使用的潛在客戶；特別是美國以外的企業也必須申請許可證，這樣強制的規定很可能逼使這些公司「放棄美國供應商」，以避免「美國政府監管」。最後受害者應該是川普最在乎的美國企業。

趕走華為=趕走製造業

儘管川普政府以安全為由對華為層層卡關，但任正非兩年多以來總是強調：川普的每一項「針對性管制」，都對華為及美國供應商造成衝擊，但對美國供應商的衝擊似乎更嚴重一些。

事實上，美國自2018年展開「政治干預經濟」以來，反而鼓勵了美國生產商將製造和開發轉移到海外。這一結果與川普極力鼓吹的「科技製造業回流美國」剛好相反。尤其是2020年5月商務部要求，任何提供華為產品的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必須申請許可證，結果不僅趕走了華為，更趕走了其他科技企業公司。

與中脫鉤將產生自殘效應

川普政府最新的「禁制華為」行動，預計將加速全球供應鏈更大範圍的「美中脫鉤」。最新的禁令已經讓一些外國公司處境艱難，其中包括華為晶片的主要生產商台積電。由於台積電代工廠使用美國的技術，必須獲得美國的許可，才能繼續與其第二大客戶的華為開展業務，現正面臨被韓國三星和中國晶圓代工廠搶走業務的風險。當美國公司在計算自己的潛在損失時，三星則企圖抓住這個機會，這也顯示韓國企業越來越願意與中國企業合作。或許正因此故，美國商務部已於6月17日允許美國企業與華為合作制訂5G標準，而華為表示願意坦誠交流。

從長遠來看，「美中脫鉤」甚至有可能使美國半導體行業從全球第一的神壇上跌落。倘若「美中脫鉤」導致美國對中國科技產品的銷售進一步受到限制，則不出幾年時間，韓國的半導體行業就能在全球市場上超過美國。川普賣力演出的「禁制華為」戲碼，最終的輸家肯定不是華為。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